时务分类文编卷二十四

译这也是英国人从大局出发必然要争夺的地方。如果与暹罗秘密订立盟约以保护它，英国人一定会高兴而顺从我们。暹罗境内华人最多，妥善筹划保护事宜，坚持这一立场有充分的理由，采取行动也有正当的名义。暹罗人知道有两个大国的援助，更加会奋发有为，稳固地自立。此后像朝鲜这样的国家，也不敢因为屡次抛弃藩属而轻视中国。既巩固了边疆，又彰显了威望，在吉凶祸福面前共同承担，声援不孤单，用力少而成效多，花费小而保全的大。这是有志之士所会振臂奋起、积极响应的。

译台湾

陈次亮

“四维”的说法，有先后次序而没有轻重之分。然而上述各条，似乎对东南略写而对西北详写，这是为什么呢？实在是因为几十年来海疆多事，耗尽了江湖间的物力，凝聚了朝廷的精神，筹款练兵，购买船只、建立基业，已经穷尽了思虑，谨慎地巩固边防，江海防务已非昔日可比。只是台湾一地，是东南七省的屏障和门户。台湾安定，那么东南半壁江山就全部安定。现在已经在台湾开设府衙、建立军府，改为省会，安抚番民、编入户籍，用官府治理，但在初创之初，其制度规范还有值得讨论的地方。古语说：“不忘过去的经验，可以作为后来做事的借鉴。”此前法国与越南失和，敌国兵船纵横海上，船坚炮利，窥伺台湾疆域，告急的文书紧迫如星火，而沿海各总督、巡抚都借口肩负封疆重任，前往救援的人寥寥无几。这不仅是船械不精良，也是因为界限观念尚未消除。台湾好比嘴唇，海疆好比牙齿。台湾如果真的失守，那么沿海各省难道能有一天的安宁吗？应当将台湾一省归南洋兼管，并隶属海军，作为海军提督驻扎的地方。凡是海防要事，江浙闽粤各总督、巡抚都必须通报协商，使各省的兵力、军需了然于心，而且平时消息不隔绝，战时臂膀手指相连，怎么会响应不灵，还担心坐困愁城呢？这是应当改革的第一点。台湾地势，环抱如屏风，保障东南，大可应援各省。敌船虽然强悍，但进退两难，无暇回顾，怎敢深入内河，自取被聚歼的灾祸？英国海军大队必定驻扎在距京城百里的立物埔，以收夹击之效，而孤悬海上，也是兵法所说的“置之死地而后生”。台湾的气象格局尤其广阔深远，只是四面环海，没有轮船不能往来，没有铁甲快船不足以应对时机、摧毁敌人。必须建立船厂，与福建船政、南洋、广东机器各局联为一体，自己熟练制造，自己学习驾驶，使海边百姓凭借风涛而后通商惠工，无事时获得转运的利益，储备材料制造器械，战时发挥搏击的长处。这是应当改革的第二点。台湾一省，长约二千里，从山到海，宽处百里，窄处不到一里，十几个州县依山靠海，初创规模，终究嫌狭小。应当将沿海与内地隔绝的岛屿，如广东的琼崖，福建的金门，浙江的玉环、舟山，江苏的崇明等处以及附近零星小岛一律划归台湾，设立四个镇，互为犄角。各岛土著编立渔团，可以开垦的招募百姓耕种，分别远近设置厅、巡治理。既免去了海盗藏身之处，又杜绝了敌人割据的可能。在台湾则扩大了疆域，在各省仅仅放弃了一处贫瘠地区，得失无关紧要。有了防备水道，不愁不熟悉；荒地不愁不开垦；顽民不愁不收敛。这是应当改革的第三点。这三点确定后，又能兴利除弊，安抚百姓、抚恤番民，筹款练兵，占据险要、扼守要害，那么东南一面就像长城一样屹立，万里疆界，可以保百年无事。所以海军的设置，北洋、南洋就足够了，何必三支并建，竭尽财力经营？在军需奇缺的时候，做这种迂阔难成的举动呢！

南洋

陈次亮

现在筹划海防的人，不必急于顾及西洋，筹划控制南洋就足够了。明成祖的时候，就能看见万里之外了。当时西方商船刚刚得以深入探索印度，泛海向东，而中国的宝船已经在爪哇、渤泥等岛震慑兵威。整个明朝二百多年，畏惧神威、服从教化，朝贡不衰。到了明朝中叶以后，才开始乞求澳门土地，窃据台湾，作为巢穴。西方人中聪明的，也能凭借巧思奇器直达京师。然而这些如疥癣之疾、虮虱之臣，毫不足以为中国增添或减少分量。进入者为主，出去者为奴，也是当日显赫的声威，有所震慑的缘故。本朝威武所加，偏向西北，而东南沿海除了台湾一岛外，都置之度外。各岛夷人隔绝重洋，无所归命。西方人等待很久，才渐渐施展鲸吞蚕食之心，倚仗其珍珠、木材、香料、珍奇物品的丰富，运售到中国。所以南洋是西方人的外库。中国抛弃它，然后西方人得以窃取它。议论的人总是说泰西各国相距七万里，隔着重洋，即使鞭子再长，也打不到马肚子，却不知道他们的精神命脉都在南洋。如果能逐步挽回，凭借海外的华人逐渐收回权利，那么因地制宜、因势制变，这些敌人已在掌中了。控制的方法，有四项策略：一是设立官府，新加坡领事权轻望浅，往返请示命令，动不动就花费几十天，而距离广东东部的航程不过三天，应当在那里专门驻扎使臣，管理各岛华人交涉事务，各埠都设立领事隶属于他，所需经费，全部由内地筹给。二是保护商旅，商旅聚集的地方，不可没有官员管理，尤其不可没有军队保护。南北洋海军应当每年巡视，仍允许各埠保举商董捐置兵船，以顺应民情，以壮大国势。三是建立学校，人必须读书明理，而后聪明通达，不甘受制于他人。西方人在属地

译那里的百姓都受到压制勒索，也就没有人能自行解脱。应当由国家在每个商埠拨付几千两官银，创建书院，广泛劝诱中外富商大贾捐资助学，教授中西学问，慎重选拔山长，严格制定课程，由领事等官员主持管理。第四是举荐贤才，人口多达数百万，优秀人才，难道说没有吗？只是上位者没有加以鼓励，所以他们埋没不出罢了。书院就读的学生，应当仿照内地岁试、科试的做法，由使臣兼管学政，选拔补充博士弟子员，录取送往考场，官府提供路费，愿意参加艺学科考试的随他们去。如果确实对中西各学融会贯通，使臣保送进京，破格提拔任用，那么边远山区和沿海之地就没有被遗弃的人才了。西方人阅历丰富，狡诈奸猾更甚，居住在那里的华人，固然不容易立刻摆脱束缚，归入我们的管辖。然而各国人口不繁盛，势力相当，想要兴盛商埠，必定要使用华人。所担忧的是，西方人都有学问，而华人没有学问，所以最终被人役使。每年花费数万两银子，来招揽海外的英才，以应对欧洲的变局。将来必定会有杰出的人才应运而生，成为海上的屏障，来护卫中国。所以大海是水域，西方人是造桥的人，华人是问路渡河的人。南洋是东西方的枢纽，也是未来大一统的开端。

译合纵

陈次亮

林则徐的话说得太好了：“英法等国不值得忧虑，最终成为中国大患的，恐怕是俄罗斯吧？”文忠公的话，大概接近圣人了。虽然如此，事情常常相互关联，危害看似相等，但其中自有缓急轻重的差别，不能不仔细审察。英法等国侵害中国，起初就像蚊虫叮咬，扑打不掉，抓挠不得；后来就像痈疽疮疡，吸取人的膏血聚集在一处，时间久了就使人消瘦疲惫，饮食锐减，治疗的方法，应当先扶持元气，然后逐渐下刀针。即使日久失治，导致危殆的原因，也应当是在精气消亡之后才发生，务农殖货，通商惠工，是水土粮食的真正源泉，是元气得以日复一日恢复的根本。那俄罗斯则是虎狼，吃人不知满足，连四肢百体都要吞下，想求得片刻的延缓死亡都不可得，它对我而言是心腹之疾，侵入脏腑，潜伏在膏肓，进入得深，发作得骤，七天不出汗不下泻，生命就倾覆了。只是俄罗斯进入中国二百多年，恭敬顺从谦和柔顺，与其他国家不同，等到五口通商的事件，才开始表面上安居闲暇，暗中谋取私利，后来乘中国广东捻军交战混乱之时，开始割占珲春，占据伊犁煽动高丽，最终没有明显地对抗我国颜面行事，难道俄罗斯人的性情果真与英法不同吗？陆路相隔遥远，运输艰难，力量达不到，形势不方便罢了。那泰西各国，在道光以前，没有轮船的日子，乞求恩准互市，像刺猬一样伏在澳门，又怎敢像今天这样桀骜不驯动辄要挟呢？所以轮船铁路，是缩短距离的神方，补天的妙术，给咆哮的猛虎插上翅膀让它飞翔。俄罗斯人蚕食鲸吞，见利忘义，他们对中国有什么爱惜？只是能好好保持初衷罢了，所以西伯利亚铁路的工程不成则已，成了必定失败，以前的盟约必定攻击中国，这是毫无疑问的。秦国称霸西戎，东面以临天下；俄罗斯背靠北海，南向以争中原，先后道理相同，如同符节相合。所以俄罗斯，是今天的强秦。德国宰相俾斯麦说：“俄罗斯土地像长蛇，绵延三万里，荒远寒冷贫瘠，是别人所抛弃的，而西边是欧洲，东边是中国，都是富庶的名邦。就像秤一样，轻重相等，俄罗斯得到中国必定消灭欧洲，得到欧洲也必定兼并中国，只有东西合力拒绝并堵塞它在内部，才能永远保持大局的平衡。”英国君臣深深窥探到这个意思，水师铁舰，随着所向而夹击它，但是陆兵不多，必定结援他国。欧洲靠近俄罗斯，足以敌对俄罗斯的只有德国；亚洲靠近俄罗斯，足以敌对俄罗斯的只有中国。所以德国与中国相距七万里，而唇齿相援的局面，是天定的。德国联合奥地利、意大利以保卫国土，中国联合日本以保卫高丽。俄罗斯人在西方用兵，那么德国联合奥地利、意大利抵御它，而中国攻击它的后方；俄罗斯人在东方取道，那么中国联合日本攻击它，而德国捣毁它的空虚。英国用海军在中间游击，水陆相互资用，首尾相应，那么笼中的虎兕即使永远不再出来，也可以了。这话说得对啊，是泰西的苏秦啊。只是德国、英国、奥地利、意大利各国都已经订立密约，有事相互救援；而日本、中国仍然相互猜忌，不思抵御外侮，只担心内部争斗。俄罗斯人倾尽一国的资金，急切地希望铁路早日建成，以图一逞。不预先谋划合纵，怎么足以力排强秦？形势所成，了如指掌。中国西方的智士所见略同，理有固然，事有必致。六国已经完了，后人哀叹它，希望不要让后人再哀叹后人了。

法美

陈次亮

愚蠢啊，法国人！在中国同治末年，其国王拿破仑第三挟持屡胜的威势，凭借全盛的形势，因小嫌微衅，凌侮德国人。德国国王威廉第一及宰相俾斯麦，君臣同心，上下一心，起倾国之师，联合南北德意志三十六邦的民众，三次战斗而进入其险阻，覆灭其军队，俘虏其国王，围困其都会。法国势孤力屈，羞愧地订立城下之盟，所赔偿的军费高达十五万万。到现在二十年，法国人搜尽赋税，一心筹饷增兵，不遗余力。只是因为奥地利、意大利合纵，南北联邦一国的军队，恐怕不是它的对手，并且因为以前坐视，深怨英国人，环顾欧洲，没有强大的俄罗斯不足以作为自己的帮助，于是引虎自卫，曲意联欢，以为将来法国攻击南方，俄罗斯攻击北方，俄罗斯擅长陆路，法国擅长水师，夹击它角力一战而胜，就可以随心所欲，纵横四海了。却不知道德国与法国是唇齿关系。俄罗斯之所以低头闭嘴，不敢在欧洲逞志，是因为土耳其作为东边的屏障，德国作为西边的遮蔽罢了。德国如果真的灭亡，那么北方一面绵延数千里，紧与俄罗斯相邻，水陆交通，于是有防不胜防的形势，这固然是欧洲大局的忧患，又难道是法国的福气吗？千金的堤坝，溃于蚁穴；一时的愤怒，忘记自身及亲人，法国可以说是天下的大愚了！狡猾啊，美国人！自认为地处另一洲，国势安如磐石，君民倡导自主之说，想使天下都跟随它。公法规定两国相争，道义上不应偏助，只有美国常常暗中接济，倚仗作为牟利的图谋，所以泰西各国并力防俄，而美国则运输售卖军装以

译助长他们的恶行。朝鲜这个国家，是东海的屏障，五百年来隶属于中国，仰仗中国的庇护，美国却独自怂恿朝鲜人追求自主，脱离中国的控制，俄国使者欣然与之互相操纵摆布。朝鲜不能自主，已经很久了！不归属中国就必然归属俄国，朝鲜既然落入俄国手中，必将开放通商口岸驻扎军队，以掠夺东南洋的利益，那么猛兽就会跑出牢笼，人们产生警惕之心，而美国独自获利，像渔夫一样坐观鹬蚌相争。所以美国人是天下的狡猾之人。只有愚蠢的人自以为狡猾，而狡猾的人也未尝不是愚蠢的。战国七雄中的齐国，距离秦国最远，当时还谈论东帝西帝，安然无忧地不参与各国的忧患，等到燕赵都灭亡了，齐国也接着被灭，险远之地不可依赖，就是如此。俄国如果吞并各国，那么东海与西海，只是一片水域相连，轮船往来不超过十天，那美洲南北两洲，又怎能置身事外、清静无为，像桃花源那样避世呢？所以法国人是愚蠢的，美国自以为极其狡猾，但究其实质，也是愚蠢的。只是德法之间的深仇已成，无法化解，想要他们抛弃嫌隙、修好合作，同心协力，此时扭转局面，实在不容易。美国长期安逸，习气渐深，党派纷争，已有尾大不掉之势。法国贫穷而美国富有，法国强大而美国软弱，法国乐于战争，而美国畏惧兵戎。必须深入了解敌我双方的情形，才能周全地制定防范措施。安抚法国要缓，驾驭美国要急，制约美国要用刚硬，战胜法国要用柔和。向西结交德国英国，向东联合日本，掌控全局，然后徐徐确定指挥策略，即使执掌盟主之位主持四海的盟约，也是可以的。如今却把它们混为一谈，只说是洋务罢了，只说是西方人罢了。虚实不知，真伪不辨，是非颠倒，轻重混淆。在群雄角力的时候，事态到来，间隙不容头发插入。却用疲弱的劣马，与良马并驾齐驱于中原，没走几步就颓然跌倒。怎么能与之较量长短呢？

译葱岭

陈次亮

葱岭，是天下的中心。大致的地球形势，略像人的身体，美洲位于大地的背部，落基山贯穿南北，如同脊骨一样。东西两洋，则是腰部和背部。中国像肝脏，欧洲像肺，印度像心脏，包裹着的澳洲、非洲像两只脚，南洋万岛则是肠胃和膀胱。以当今的大势来看，葱岭以南属于英国，以西属于俄国，以东北属于中国。这三个国家，都是地球上最大最强的国家，关系到天下全局的安危。中国古籍所传说的昆仑山，有黄帝的宫殿，是当时朝会万国诸侯的地方。《山海经》《穆天子传》所记载的灵奇幻异，不可穷尽，传闻说法不一，固然难以完全相信，推测也必定有遗迹可考，以至于夸张附会，时间越久越失去真实。佛经中说须弥山位于天地之中，是日月升起和落下的地方，山顶有池名叫阿耨达，东西南北四条水从这里流出，这就是四海。西方旧约中，亚当之子孙放纵无度，上天降下洪水淹没人民，有个叫挪亚的人喜好行善，天帝预先告知他期限，于是造方舟带着眷属躲避在喜马拉雅山巅，所以万国九州得以留下遗种。这座山在印度以北，天下的山没有比这更高的。那么昆仑、须弥、喜马拉雅，都是葱岭的不同名称，是四海汇聚的灵枢秘纽。除了美洲、澳洲之外，天下山的脉络由此分开，万水的源流由此引导，环绕山的部落有十几个，都刚劲勇猛，喜欢凭险固守称雄，只是他们的势力断而不连，散而不聚罢了。葱岭的东北，是新疆南北各城。它的东面，是青海及旄牛徼外的各个番族。它的东南，是前后藏及哲孟雄、白布等国。这些都是中国屡次朝贡不畏险远用兵力得到的。它的南面是五印度，西南是阿富汗，都属于英国；它的西面是克什米尔，西北是塔什干、敖基发等回部，都属于俄国，并峙连衡如同鼎的三足。近来巴马一战，中国尽力与之争持，俄国人微微露出意图，想借道窥视印度。那么西海、南海虽然海船可以通行，但陆路必争之地，进战退守的要区，必定在葱岭这一隅之地，这是毫无疑问的。应当由新疆、青海、四川、西藏各督抚大臣，专门派遣可靠人员探测绘图并附说明，务必得到真实地形，何处可以屯兵，何地便于转运粮饷，何险应当防守，何利必须兴办。属部如何？招徕番民，如何保护？都需要拨给专款，给予护兵并赋予事权，放宽时间期限。上报枢府，奖赏其成功，那么万里边陲，就像在沙盘上聚米一样清晰，制服俄国、英国的凭据，都可以一览无遗了。至于西南、西北的边防，有与此互相阐明的，已记载在前编的末尾。只是考虑到葱岭居高临下，可以自守，也可以攻人。失之毫厘，谬以千里。一方之地，好比一个人，君主安然，百体服从命令。捷足先得，祸害也随之而来。将来必定有控制昆仑，鞭笞四海，长驾远驭，继承黄帝开创王会图景的人，必定会执持眼前短浅的议论，认为荒远辽阔，置之度外。我私下担心举足之间，便有轻重之分。先机已经失误，后悔又怎能追回？不止像河伯被海若嘲笑那样罢了。

筹暹

汤蛰仙

光绪十一年春三月，彻底在越南谅山获胜，军队因此与法国议和，英国人窥探到我容易对付，于是当年十月占据缅甸全境，而将其君主放逐到印度。唉！自从同治末年，日本侵犯台湾，光绪五年吞并琉球，而我隐忍不与计较，彼此蚕食，起视南洋受中朝恩泽的，只有南掌因海路稍远，仅存英国势力。自从缅甸的铁路到达那里，其余只剩暹罗一隅，而英国也割占了其槟榔屿，法国已在其边境建立巢穴。江南天省如果越过美江，左边折向下湄南河，与我云南一苇可航。北门的掌管，法国已掌握，左有缅甸右有越南，车轮又去曾不转瞚。成为法国的臣属，尚待智者来说吗！中国知道这样，如果坐视其灭亡，那么字小之谊，也自断臂指。想要先发制法，以振奋渑池之翼，无论新为法国所创，力量固然不及，而且想要保护暹罗一隅，以屏障南洋，丸泥封函谷，人们知道这是困难的。策划的人有人说：暹罗本来隶属我们，王会者袖手以待覆亡，可以讽劝它像吴越归宋那样方便。有人说：既然接受其贡品，应当谋求庇护，防患未然，可以像秦国设郑戍那样，而以庆军保护朝鲜的方式来保护它方便。我私下认为暹罗与朝鲜藩服相同，形势不同，朝鲜依我肩背，前既以全力争势，不得不用保护它的方式保存它。暹罗与我辽缓，不便以全力争势，不得不用它的方式保存它。既然不能严闭门户，而终被其寇掠，不如洞开门户，而释其觊觎。大概暹罗与缅甸的金边犬牙相错，邻近印度，暹罗如果折而入于法国，英国也有所大不利。请与英法德美等国约定：缅甸越南的事已经罢了，即使暹罗我也不欲私为己有。今令其为自主之国，而保护的责任，敢与诸国共担。开埠通商，各国

译总之，出其不意地打破英法的阴谋，使他们感到羞愧并满足愿望，对于意料之外的好事他们必定欢喜。夷人虽然狡猾，但终究也是人，既羞愧又欢喜，必定会遵守约定。这一计策对中朝有五大好处。暹罗自光绪初年以来，时常派遣使者出访欧洲各大国，但始终不能独立自主。一旦得到宽厚的政治，欣然跻身于世界强国之列，他们拥戴我中朝的意愿必定更加坚定。查暹罗物产丰富，米粮尤其胜过其他国家，光绪七年正月才开始设立电报，十月便派遣亲王泼里斯丹出使奥地利购买大量军械，这并非不可富强，西方报纸如此记载。美国驻暹罗领事论述其正王朱拉隆功能通晓英法语言，喜爱阅读别国史书，大权亲自掌握，喜好振兴国家经济，百姓都爱戴他。假以时日，如同日本的明治维新，足以自立，我朝可以借此拓展南洋的势力范围，巩固西藏和云南的屏障，这是第一利。如果最终无法感动他们，那么暹罗就已经背离我朝了。朝贡或许到期不至，旅居该国的华人，每三年按规定缴纳人头税，必须在手腕上刺字作为凭证，如果假托为香港、新加坡、澳门等地的籍贯则可以免除，以上国的侨民，反而不如西方国家的逃犯，他们既然将自己排除在我朝之外，我朝就应将其疏远，不要庇护异己之人而树立怨恨的旗帜，这是第二利。签订条约之后，各国互相牵制，将来法国如果挑起事端，不必等待中朝请求，英国就可以率领各国来遏制它，就像执行柏林条约遏制俄国以保全土耳其一样，英国人作为掎角之势，我只需作为法国和奥地利的角力者即可，不必耗费全部力量，这是第三利。通商没有阻碍，各国虽然从暹罗获得利益，但实际上深深感激佩服中朝，怀念我的友好之声，施惠而不费，这是第四利。避开实力对抗而获得美名，洞察先机而杜绝后患，他们因为我处理交涉熟知情况，不敢说秦国无人，稍微收敛鬼蜮伎俩，和好长久，这是第五利。否则深闭固拒，我方视暹罗为附属，法国早已倚仗暹罗为外府，一旦越南部署粗略完成，强弩一发而暹罗就像鲁国的薄绢一样脆弱。中朝集中精锐前往，但主客形势不同，劳逸态势悬殊，即使鞭长莫及马腹，即使及得了，而我朝一旦南顾，俄国人乘机议论其东边边境，日本又未曾一天忘记朝鲜，多方面误导我，合力图谋我，防备多则力量分散，顾此则失彼，为了暹罗这样的小地方而疲于奔命，兵家所说的必定失败，那么只能袖手旁观，眼睁睁看着它灭亡，徒然后悔谋划不周罢了。

译保朝

汤蛰仙

战国时期之所以有秦国，是因为韩国遏制它，使它不能肆意进行蚕食；等到韩国并入秦国，其他六国也就随之灭亡了。如今天下人都把俄国比作秦国，而朝鲜也是古代三韩之地，名称不谋而合，上天或许是在以此大警示众人吧？那么朝鲜的存亡就值得深思了。俄国没有在东地中海得逞，便向东扩张，它像鹰鹗一样窥伺朝鲜，把朝鲜视为喉中的骨梗，一定要探取并剔除；把朝鲜视为砧板上的肉，一定要攫取并吞食。除去朝鲜不仅仅是除去朝鲜，吞并朝鲜也不仅仅是吞并朝鲜。朝鲜知道这一点，日本知道这一点，西方各国也知道这一点，难道唯独我们中国不知道吗？然而穆麟德在前失败，德国在后重蹈覆辙，谋划保全朝鲜、抵制俄国，该怎么办呢？有人说：朝鲜本来就是我们固有的领土，两难之间却不夺取，留着让其他民族饱餐虎口，哪如我们自己夺取呢？封朝鲜的君主，保留朝鲜的祭祀，将朝鲜的土地设为郡县，违背条约不予计较，招致敌寇不顾后果，成就大事不拘泥于小节，这是隐忍的策略。有人说：小国依附在天子之下，寻求庇护，我们应当怜悯体恤；朝鲜进贡，我们应当保护，替朝鲜承受敌害也是理所当然的。然而朝鲜是我们的朝贡国，不是属国。万国公法规定，属国可以设置官吏来管理其政事，朝贡国只是奉行正朔、称臣而已，国事不越权干涉，这是窒碍难行的策略。有人说：朝鲜的开化党遍布八道，内联西方而外附我们，如果让他们反噬，可以令朝鲜自主，推而远之，不要让小小的朝贡关系拖累我们的全力，或者让它成为半自主的国家，与西方及俄国、日本共同保护，使其加入国际公会，各国都能通商，投骨于地，群犬争食，俄国虽然强悍也不能独自吞食，然而不应当在甲申之变时乘势而行顺水之舟。如今事定数年，忽然拱手让给开门揖盗之人，这是迂腐的策略。中国不自我残害同类，不自我破坏法度，不自我撤除藩篱，隐忍、窒碍、迂腐的策略，都不出于此。有人说：不如亲近日本、便利日本的议论，朝鲜贪婪且迷惑，可以让他们告诉日本说：俄国是虎狼之国，朝鲜持亚洲全局之重，俄国人全力占据永兴湾、鹿岛，随即收敛翅膀退去，并非对朝鲜有爱，是明显的，是惧怕中日联合拒绝他们。如果朝鲜早晨并入日本，俄国知道中国必然不相救助，晚上就会派军队加于日本边境，这样日本就成了朝鲜的大敌。如此则日本或许警惕地领悟唇齿相依的道理。然而日本自从明治维新以来，高掌远跖，志向不在俄国之下，见我们不足以巩固同洲的情谊，既悬挂琉球作为左翼，急切想占据朝鲜作为右翼，只看见螳螂，没看见拿着弹弓的人，恐怕日本甘愿做黄雀。这是似是而非的策略。有人说：不如联合英国便利。英国戍守巨文岛而归还，说我们没有与其他国家亲近，亲我。俄国横跨三洲，而其势力偏重于西方，觊觎土耳其而英国两次遏制，觊觎阿富汗而英国骤然夺取，怨恨很深。可以让他们告诉英国说：“俄国不忘大国，大国向来熟知。如今俄国用谋划土耳其的方法谋划朝鲜，用谋划朝鲜的方法谋划我们。大国的商埠甲于海内，而尤其以在中国的为正宗。俄国与我们有事，商务就减少了。如果乘势出太平洋而趋向印度洋，向西向西方各国，也对大国有很大不利。”如此，则英国或许幡然醒悟，发挥犄角之用的作用。然而英国保存土耳其，也只是执行柏林条约来嫉妒它，凭借法国、奥地利等国的众多来震慑它，并不想轻易挑衅强大的俄国，未必立刻为我们挑起兵端。况且甲申开化党之变，日本使臣竹添进一郎主持，实际上是英国使臣阿苏敦唆使。日本的变法，事事模仿英国人，其勾结非常紧密，拒虎而引狼，不是好计策。这是权变的策略，似是而非的策略和权变的策略不尽可用，而我们的使臣如果能有剥肤见骨的警惕之心，如果能有顾全大局获得英国力量的能力，不可用而不必不用，姑且用它来树立声援，暂且用它来便利部署。英国、日本果然就范，俄国应当不敢轻犯众怒。况且西伯利亚铁路修筑了，工程未完；百姓迁徙了，边境未实。趁此时机，朝鲜应当自我谋划，我们应当谋划朝鲜以自我谋划，我们与朝鲜不得不联合英国、日本来共同谋划。仅联合日本不足以防御俄国，联合日本而兼联合英国，防御俄国且暗中制约日本，处理目前而策划危如累卵的朝鲜，既然不便推为半自主来保全它，不得不以联合英国、日本为中策。其上策则没有比自强更急迫的，否则奄奄不振，而徒以虚名争夺朝鲜为藩属。光绪二年，日本与朝鲜约为平等，而我们听之任之。十一年订立进兵必须互相知照，而我们允诺，已经明显授给日本人口实。恐怕俄国祸患还远，而日本急切不能选择，且先发制人，真是淮南子所说的两鹿在兕旁了。唉，可忧虑啊！

防俄

汤蛰仙

俄国蓄积着对我的不满。顺治初年，其东部已经暗中占据我的雅克萨等地，骚扰我的猎人。康熙二十五年，都统公彭春等率领大军大举进攻，归还了侵占的土地，俄国大为震惊。如果乘势痛加剿灭，大加蹂躏，将罗刹全部驱赶至外兴安岭之外，我们于是挖岭防守，岂不痛快？仁爱天地齐量，侵犯就讨伐，言语屈服就赦免。二十八年，与俄国订立尼布楚条约，俄国伏伏帖帖不动数十年。此后就成为边患，直到咸丰十年，窥探我东南多事，

译英法从内部侵犯，请求用枪炮交换我国黑龙江以北、乌苏里江以东的地区，我们犹豫不决，坐受商鞅式的欺诈，所割让的土地实际达二千七百里。于是卧榻之侧，让他人酣然入睡了。然而其东西方向的西伯利亚大漠荒凉寒冷，尚未用全力去经营。自从俄国想要夺取土耳其以通达地中海，而英国阻挠它；想要得到阿富汗以通达波斯湾，而英国又破坏它。于是彻底改变方向，舍弃西方而全力向东发展。光绪三年，在珲春设立船厂；四年，在库页岛设立轮船公司，驾驶船只的水手都调派兵船将士充任。六年，用英国和德国的船只各三艘运载军械到珲春口，又增设黑龙江镇守将军，商议修筑炮台。七年，迁移两万五千户百姓到黑龙江，开垦新地。这是有所逼迫而做的吗？为什么如此急切呢？敌人有百年的计谋，而我们连早晚的谋划都没有，难道听说过勇夫重视紧闭门户的道理吗？况且俄国在欧亚连接处的铁路即将建成，又命令其黑龙江总督钩罗夫伯爵、西伯利亚总督依苛纳奇夫督办里海至珲春的铁路，限定五年完工，计算从俄国首都彼得堡到达珲春，共二万八千华里，而十五日即可到达，几乎如同缩地成寸的法术了。长期积蓄风力，扶摇直上，鼓行向东，如狂风，如闪电，如瓶水倾泻在高屋之上，如骏马冲下千丈陡坡。现在试问两人搏斗，有心者会跌倒吗？无心者会跌倒吗？庆幸敌人尚未行动，应急忙奋起直追，这是我们朝廷卧薪尝胆的日子，这是我们将士枕戈待旦的时候。以我愚昧浅陋在河南进行评议，俄国如果蠢蠢欲动，必将被牵制在西方，而将精锐全部集中于东方。新招募的兵吏多是湖南人，拘泥于湘军旧制，帕米尔又位于边境缓冲地带，动辄引发流血争斗，应选择懂军事懂洋务的湖南人来安抚他们。东三省是根本重地，亟需重金投入设防，拟定为有形的策略。四无形之策四，

译第一，重视训练军队。光绪十一年已任命穆图善为钦差大臣，办理东三省练兵事务。索伦劲旅的遗风，应当还有留存。军队组建不久，穆图善便突然去世。近来听说精锐部队也稍显衰退。定额兵员不足，大半用老弱的旗兵以及外来的游手好闲之徒充数，弊端与内地的营练相同。只有练兵的名义，没有练兵的实效。敌寇大概已经轻视我们了。应当改选像穆图善那样忠实奋发的人担任此职，或者暂时聘请懂军事的外国人员，专门负责教习，以获取客卿和蕃将的好处。京城是国家的肩背，山海关是藩篱，将这把锁钥交给怯懦无能、只知享乐的肉食者，让狸猫拉车，羊儿驾车，难道能胜任吗？吉林的珲春河以东，已经划为俄国边界。如今那里建立了重镇。我方在喀伦三十里处只有一个土堆，虽然设立了副都统，但驻防的兵力尚且单薄，似乎不足以资控制。俄国如果偷越黑顶子，向南就可以陆路进入朝鲜庆源府的庆兴一带，向北可以抄珲春的后路，切断我方吉林、宁古塔的援兵。珲春将腹背受敌，那么珲春的重兵台应当增建。黑龙江的要害在于爱珲。如今三姓、宁古塔、珲春刚刚分布有防军，爱珲则未议及。俄国如果由额尔古纳河顺流而下至爱珲登岸，十二里就是黑龙江城，向西南行三百七十里就是墨尔根，再走四百三十里就是齐齐哈尔，即黑龙江省城，总共十九驿一千三百四十里，也就是吉林平原旷野，骑兵可以直达。那么爱珲的重兵台应当设立。精练骑兵以辅助步兵，添练冲锋队，都是不可缺少的。

第二，建立江防。俄国在库页岛的根基已经稳固。东西相对，越过混同江口而入。江口既然已划为俄国边界，那么吉林与黑龙江隔绝，而黑龙江就需戒严了。向西南沿江至松花江，那么吉林与宁古塔隔绝，而伯都讷、三地就疲于奔命了。黑龙江、松花江分流而至三姓，东北边界合流为混同江。应当在此驻扎水师，停泊战舰，北与爱珲，南与珲春的两大镇水陆互为犄角，以备堵截，以树立声援。查顺治十年设立吉林水师营，康熙十三年将吉林水师营移至黑龙江。昔日只防备敌军顺黑龙江而下，如今必须更防备敌军逆混同江而上。水师的重要性，不用智者都知道。

第三，建造木路。形制利害另详铁路篇。东省物力匮乏，铁路不能建，也不必建。自以木路最为适宜。仁宗御制文集说：“窝集东至海边，接连乌拉、黑龙江一带；西至俄国，丛林密树，鳞次栉比，阳光罕见。如松柏及各种大树，都同类相聚，不杂其他树木。”恭敬地按：乌拉即吉林北境，窝集即大山老林的名称。东方甲乙属木，木材不可胜用，也是理所当然。建造道路的材料占一半，人工占少一半，木材节省方便，国库支出减少而工程迅速，日月之间就可以完成。天津至山海关的铁路，已由总理衙门奏议兴筑。出关后可以用木路接铁路三百一十里，而至奉天的锦州。东南由营口近绕牛庄，既重视海防，也顾及商务。向东越过海城、辽阳，共五百八十里，而至奉天府。再向东八百四十里，而至吉林。北面是乌拉、拉林、阿勒楚喀以及黑龙江属下的呼兰。向北偏东是三姓，尚非首冲之地，力量难以立即达到，暂且缓议。向北偏西是伯都讷，沿茂兴站，由黑龙江省而至爱珲，以连接两省如指臂般的关系。黑龙江省西北四百八十里是呼伦贝尔，再西北二百二十里就是额尔古纳河接俄国边界。呼伦城也应当用木路通达，以作为节节扼要、面面响应之计。然而还担心俄国由库页岛南绕十八小岛，向西窥视朝鲜，以牵制我方。由吉林东行六百四十里至宁古塔，再三百六十里至珲春，中间多险阻，必定木路建成则一呼即集，以待应朝鲜作夹击之计。并东南自万鹿沟出三坌口，直趋海参崴，使俄国的水师自顾后路，而不敢专意于朝鲜。我方北洋海军又逆巨文岛而应之，合并东北为一气，统辖三省为一局，兼水陆为一军，形成常山蛇阵首尾相顾之势。鄂伦猎户、吉林马贼、黑龙江金矿匪徒，或招抚成军，或制服使其隐匿，尤其容易。

第四，保护界碑，《柳边纪略》记载康熙年间立有威伊克山界碑，有人怀疑《一统志》及《盛京通志》都不记载此山，碑也不足以作为依据。仁宗威棱震慑黑龙江的西北境，既然立有格尔必齐河、额尔古纳河界碑，没有理由东北隅绵延数千里，竟然没有一块碑，那么在威伊克山顶勒石是必然的。何秋涛说后来黑龙江将弁畏惧其遥远，不再巡历，所以至湮没失传，这话确实如此。俄国狡猾而又贪婪，趁条约移动界石，是他们的惯技，往往在几十年前埋下祸根，而在几十年后找借口。日本人说俄国人的界石载于车上有碑，尚且想强词夺理；无碑尤其便于觊觎。如今日益紧迫，不是一朝一夕的缘故了。库页岛混同江口是大护沙，国初明确隶属吉林，后来被日本窃占，名叫唐太岛。光绪

译起初，俄国用古利力岛交换了库页岛，改称萨哈霖岛。日本人随后大为悔恨，而清朝中那些自诩能干的官员，却喋喋不休地夸耀库页岛的形势险要，难道不知道土地已经归属俄国了吗？该岛位于吉林以东二千里处，由三姓副都统管辖，如果巡护认真，岛屿仍可为我所拥有，混同江口一路便可减少防备，出奇兵可遏制日本，驻正兵可保卫朝鲜。如此天堑，却坐视强敌占据而竟不察其时代变迁，这难道不是贾谊所说的令人痛哭流涕的情形吗！咸丰十一年，成琦会同俄国官员在珲春上下建立了八处木制界牌。光绪十二年，勘界大臣吴大澄上奏，据黑龙江将军依克唐阿函称：从珲春河源到图们江口五百多里，竟然没有一个界牌，而且俄国在黑顶子地方增设卡兵，接通电线，有长期占据不还之意。俄国官员舒利经呈出大小图稿，说“一个界牌对应一个界牌的图”等语。仅仅三十年，界牌已查无踪迹，不知这三十年来将军、都统所负责的是什么，是谁做的，谁听任其如此？既然没有界牌，不得不使用俄国地图作为勘定的依据，这可信吗？不可信吗？难怪他们要拿着把柄来动摇我们了。如果不说是以前的将军、副都统玩忽职守、辜负皇恩，是说不通的。现在请求确切绘制与俄国分界的地点，无论是立牌还是立碑，各自绘制各自的地图，送交总理衙门备案，并重申每年巡边的命令，必须将界牌或碑以及中间的鄂博一一勘验，不要沿袭更换木牌、敷衍了事，只用“边界清静”一句话来搪塞。严旨追究丢失界牌的将军、副都统的罪责，以警示其他人；寸土尺天，都是我们自己的。咸丰十年的请求，也是我国东北隅没有边界而开启的库页岛，大错已经铸成。朝廷还能容忍这些人，几乎败坏国家大事吗？惩前毖后，这是亡羊补牢的最重要计策。这四点，是从有形方面防范俄国。

译第一是兴办边疆屯田。屯田政务是东三省最紧迫的事务，并非从今日才开始，也不待我多言。像富俊、孙嘉淦、松筠、柴潮声、舒赫德、范咸、梁诗正、英华、沈桂芬、文绪等人，对此都已论述得非常详尽。早先嘉庆十九年，吉林双城堡已兴办屯田；后来光绪四年，黑龙江呼兰河也兴办了屯田。移民的便利条件、屯垦的规章制度，都有现成的成法可以沿袭，有档案可以核查，只要坚定意志推行，切实认真兴办。无论是安置京旗官兵，还是拨给旗员土地，或是招徕外来百姓，总之都能救济军饷、充实边防，这是无需多言的巨大利益。因为屯田政务与边防建设，自古以来就是互为表里的关系。

第二是绘制地图。从咸丰五年到光绪七年，俄国调查亚洲地理的人多达三百二十三人，这在俄国副将物奴谷所著的书中可以看到，这些人大多由国家派遣，也有商民团体集资分赴各地测量探访。因为西方各国常有地理学会，所以深入中国内地如同进入自家厅堂，其国家和民众都急切地寻求地图知识，唯恐落后，这确实是深知首要任务啊。俄国在黑龙江、吉林两省到处交错分布，因此对我东北边疆尤其关注，而且出入不受限制，对我国土的广阔与险要地势已了如指掌。现在请求命令各部院研究地理的学者，分别前往内外兴安岭以及俄国的哥斯冈、札德加两部，并北至尼布楚城左右，名义上是游历，暗中测绘地图，越分越细，越绘越详。与我东省交界以及外蒙古新等地尤其不可忽略，由分散测绘到汇总整合，由官方刊刻地图，广泛流传，务必使东省的将官士兵人手一册，都如同亲自到过那些地方，对军事大有裨益。光绪十三年曾派遣官员游历西方，将熟悉西方各国情况，既然已有出使西方的参赞随员，又再设立此项，是重复多余的做法。俄国与我相邻处于亚洲，是切肤之患，却不诊断其地理位置如何，反而高谈阔论去追求西方，岂不是遮住眼睛睫毛却想看清千里之外吗？

第三是安抚蒙古。内蒙古共有二十五部，合计五十一旗，都在漠南，地处要害但不处于交通冲要。外蒙古喀尔喀四部：车臣汗部在东路，共三十三旗；土谢图汗部在北路，共二十旗。这两部都北接俄国边界。三音诺颜部在中路，共二十二旗；札萨克图汗部在西路，共十八旗。这两部都隔着乌梁海与俄国边界相隔。土谢图汗部从库伦到恰克图与俄国互市，这里尤其自古就是漠北用兵之地。各部长久沐浴在德化之中二百多年，理应没有别的顾虑，但他们依傍在我肘腋之间，作为我的唇齿，一旦内部发生变乱或外部遭受祸患，他们就会乘机而动，因此应当更加信任他们，更加亲近他们，务必使其他民族无法离间他们，无法煽动他们，这样东省的西北才能像磐石一样安稳。

第四是推广行省制度。吉林、黑龙江是陪京的外围屏障，清朝初年因为国家刚刚平定，所以东北边疆重地都由满族官员治理，以巩固根本。光绪元、二年后，奉天、吉林先后仿照内地实行民官治理，黑龙江也应当一体酌情设置郡县佐贰官职。徒为民害的职位不必设置，所有三省满族官员，如奉天将军、府尹已经行使督抚职权，此后都应当参用行省督抚提镇制度，满汉共同治理，借此打破旧规，不至于再犯以前岛屿毁约那样的错误。况且东方是天地灵秀汇聚之地，依山傍水，历来以形势险要著称，断无土地空旷、人口稀少、长久荒寒的道理。蛰伏久了必然伸展，简陋到了极点必然文明，用行省制度治理，武功、文教、商务相辅相成，土著居民可以开拓性灵，流动人口必然增加户口，不久东北之地将成为文明之邦，而外夷自然慑服不敢轻举妄动。这四点是无形之中防范俄国的措施。

虽然俄国图谋不逞，但如果论及英法焚烧我的圆明园、胁迫我通商、掠夺我的缅甸和越南，日本觊觎我的台湾、占据我的琉球，他们的图谋不逞更甚于俄国。我即使不为防范俄国考虑，四面都是敌人，难道还能对根本置之不问吗？

夷势

汤蛰仙

听说夷人没有亲情，只亲近势力。如今通商的国家很多，但关系我轻重利害的，其大势可以简要说明。俄国的强悍，天下人都知道。它在西方不得志，将在东方逞强，却不知道东方首先引发事端的，必定是日本。日本因为东边三岛被俄国逼迫，如果不损害别人来使自己受益，将无法片刻生存。日本人对此算计得很清楚了。我国是地球上的大国，外表庞大而内部空虚，推翻它的力量相对容易，而且足以博取盖世的名声。其君臣性格阴险鸷猛、善于谋略、喜好战事，他们能蛰伏不动吗？不过日本人过去也曾想亲近我国，以巩固亚洲。自从崇尚西法以来，与我张弛不合，意见屡次相左。甲申年的变故，虽然勉强顺从，将来决裂，必然在朝廷引发血腥争斗，必然牵涉到俄国。日本意图损害清朝，就是损害我国，却正好让俄国趁机坐收渔翁之利，那么我国受损，日本最终也自损，局势本来就很明显了。英国以三个岛屿控制五大洲，商埠属地纵横七万里，用海军将它们连接起来，大有常山蛇阵之势。议论的人说我国应当亲近的，没有比英国更合适的了。最近英国正掠夺我的缅甸，窥伺我的西藏，急切地想要扩展印度的两翼。它之所以与我周旋，并非爱我或畏我，而是为了扩展自己的商务，也忌惮俄国和法国联合议论它。它的海军一旦不能连接贯通，寸寸断烂，那是意料之中的事。中国俗商重视农业，轻视商业，所产米麦不够口粮，虽然货物钱财充足，也必有饥饿无法进食的时候。英国急切地在印度……

译所谓度支（财政），不仅仅在于财赋的来源，也有关乎国家根本的长远计策。况且通商贸易，英国和荷兰是首要的国家，而鸦片更是带来无穷祸害。即使俄国在东方强大，必定损害英国在太平洋的商务，触动英国并非无人应对，谁能保证他们不会谋划割据南洋并加以防守？难道认为亲近英国，英国就会为我牵制强敌吗？美国位于北美洲，处于地球的另一面，人口繁衍、教育训练，以积蓄其全部力量。如今它已经在东方开拓商业利益了。一旦英国衰败，美国未必会恪守华盛顿总统“孤立自守”的遗训，将会出来执掌西方世界的领导权。咸丰八年签订的条约中有“调处相助”等条款，美国从未傲慢地对待中国，因此美国可以亲近。然而它与我们既最近也最远，痛痒既然不相关连，休戚又怎能与共？况且近来它严厉驱逐华工，勇于违背国际公法而不顾，形势上已经疏远排斥我们，为什么要亲近它呢？公正素来显著因而可以亲近的，只有德国。东西两面同时行动，力量相互抵消，可以遏制日本萌芽，折断俄国的锐气。事情确实容易，然而德国与法国互相防备，也互相牵制。德国君臣正闭关休养生息，寝食之间不敢忘记法国的报复，却又与奥地利合意，将其作为不测的防备。而且德国对中国的商务，无论是不及英国的十分之一，还是远远落后于法国、美国等国，都急切想在我们这里谋求一个立足之地，亲近它正好是引水入墙（自取祸患）罢了。法国是庆幸我国衰弱的国家。台湾的血战，谅山的失败，有积怨在。近来法国正与俄国结盟，法国经营云南、四川，俄国窥伺东三省。违逆它则发怒，固然难以触犯；亲近它则（后果）难以预料，尤其不可测度。考察外国的形势，既然没有可以援助的；而考察我国的形势，又没有可以倚仗的。盗贼已经挖穿墙壁直接闯入，而主人还蒙着被子熟睡，打着呼噜声，可以吗？

译大体上，中国的痼疾，总是因为自己看得太高，看待外夷太低。并不是不知道中国自开天辟地以来，就是伦理万物的宗祖，文化轨制的源头，是千圣百王所继承阐述的。但是天下像赤县神州这样的大地有九块，中国只占其中一块。五大洲的格局，邹衍在数千年前就已经揭示给人看了。大概在神农氏以前，本来中外合称为大九州，这在《周礼·职方氏》的疏证中可以看到。尧的时候洪水滔天，治理不到远方。舜才开始在中国境内划分为十二州，这样华夏与夷狄的界限就截然分开了。局势没有绝对的强弱，强弱是由人决定的，自己软弱即使身为华夏也不能变强，自己强大即使身为夷狄也不能变弱。《春秋》中杞国使用夷狄的礼仪，就被当作夷狄看待；知道礼仪就提升它。现在华夏与夷狄的界限已经铲除，不可能再恢复，却还在士大夫的心中划分界限，这难道符合《春秋》的本意吗？在明朝以前显赫的夷人，距离现在已经很远了。本朝定鼎之后，杰出的人物交错出现。彼得罗俄国幅员辽阔，派遣使者去荷兰学习水师技术，学成后回国复位。兴起罗刹，比起赵武灵王的胡服骑射，其勇猛或许更胜一筹。英国的威廉三世、乔治一世、二世、三世几代勤于政事，日益富强，拿汉朝初年的文帝、景帝等几位君主来相比，又怎样呢？华盛顿是美国的奇人。起事比陈胜、吴广更勇敢，割据比曹操、刘备更雄强，血战八年，平定国家却不僭越称帝，不传给子孙。虽然当时的情势或许有不得不实行民主的原因，但仅从动机来看，也几乎接近尧舜的禅让了。法国的拿破仑确实无道，但用兵如神，所向无敌。当他灭掉荷兰，夺取葡萄牙，兼并意大利、瑞士、日耳曼等小部，夺取奥地利所属之地，进逼并包围其都城时，其意气之盛，难道不称得上雄壮吗？虽然最终身败名裂，也差不多像项羽、苻坚那样，是仅次于他们的豪杰吧？德国的威廉一世，卧薪尝胆，攻陷法国都城以报仇，节衣缩食，有卫文公布帛之风的节俭。而且与宰相俾斯麦、大将毛尔凯始终相互保全，那长颈鸟喙的勾践、文种逃亡、范蠡灭族的度量，相比起来难道不远吗？日本是个小国，明治维新后改变制度，不惜打破旧有的冠冕制度，其变本加厉，可以议论。但其发奋图强，未尝不值得忧虑。莫非是秦始皇复活了吗？不然为何兴起得如此迅猛？其他如意大利、奥地利与德国结盟以巩固势力，像比利时、荷兰、葡萄牙、瑞士、瑞典、丹麦以及欧洲南北各国。亚洲新建立的国家，各国都讲求格致之学，谋求生存，也没有不以人的强弱作为局势强弱的依据。虽然将来可能会有更迭盛衰，必然有人起来逐鹿中原，但近来与我们关系不大，也就把它们排除在外了。唉，局势是没有定数的！开始既然看得外夷太低，最终必然看得外夷太高。等到看得外夷太高，而外夷看待我们甚至不值一哂，将不留余地让我们生存了。这是局势造成的，也是人为造成的。在国际公法中虽然有均势的说法，因为彼方独强，此方独弱，但对于我们中国来说，只怕不够弱。说夷人对中国贪图互市，不贪图土地，这大概是拘泥于局势的人说的话。堂堂大国，却去求亲于夷人，是可耻的；求亲于夷人而夷人不亲近我们，其可耻又该怎样呢！斡旋时局的人，如果真的根据彼此的实力仔细审视，也可以震惊恐惧，奋起行动了。

先王治理天下，出于公心，所以致力于治理事务；后世治理天下，出于私心，所以致力于防止弊端。致力于治理事务的人，虽然不免有小弊端，但利益所在，常常足以掩盖弊端；致力于防止弊端的人，一个弊端没消除，百个弊端已经兴起。就像修补漏水的房子，越补越漏；就像缝补破旧的僧衣，越补越破。致力于治理事务的人，用人得当，就治理得好；用人不当，就混乱。致力于防止弊端的人，用人不当，弊端更多；即使用人得当，事情也治理不好。从秦朝到明朝，将近两千年，法律禁令日益严密，政治教化日益衰微，君权日益尊崇，国威日益受损。上自各级官员，下至亿万百姓，游荡在文网的束缚中，习惯并安于其中，驯服并顺从，静止而不能行动，愚昧而不能明智。历代的民贼，自以为得计，变本加厉地推行。等到最终，有不受节制，超出所防范围的事情，两件事：一是夷狄，二是流寇。这两者一起，如同热水浇雪，于是导致灭亡。于是过去用来防备别人的，恰恰成为自我损害的工具罢了。梁启超说：我曾经读史，鉴察古今成败兴废的道理，没有不忧愤悲伤的。古代长官有辅佐没有副职，所以能尽其权，专其责，易于考核政绩。《王制》《公羊传》《春秋繁录》所描述的官制，都是这样。只有《周礼》说建立正职，设立副职，所以既有冢宰、司徒、宗伯、司马、司蔻、司空，又有小宰、小司徒、小宗伯、小司马、小司空、小司空。凡是正职都是卿一人，凡是副职都是中大夫二人。这是现在制度中一个尚书两个侍郎的来源。《周礼》是伪书，误导了万世的人。汉代九卿，还沿袭这个制度。汉晋之间太常等还没有少卿，北魏太和十五年才开始有。后世害怕一部之事

译一人独揽大权，于是既设有尚书，又设有侍郎，再加上管理各部门的官员，计算一个部门竟有七位长官，每个人都无权，每个人都无责。防范确实严密了，然而彼此不互相牵制，就互相推诿，没有一件事能够办成。古代大国方圆百里，小国方圆五十里，各自亲近自己的百姓，而上统于天子，诸侯所治理的地方，就像现在的县令一样。汉代仍然用郡来统领县，而郡守直接通达天子。后世担心亲近百姓的官员权力过重，于是设立监司来防范他们；又担心监司专权，于是设立巡抚、巡按等官来防范他们；又担心巡抚、巡按专权，于是设立节制总督来防范他们。防范确实严密了，然而郡守县令竭尽心力来奉承长官，还担心不能得当，没有空闲顾及民事。剥削百姓的脂膏，作为长官的贿赂，虽然残害百姓但职位却稳固。古代任命官员，各自推举自己所了解的人，对内不回避亲属，对外不回避仇敌。汉魏之间，还保留着这种用意，所以左雄在尚书任上，而天下号称用人得当；毛玠、崔琰担任东曹掾，而士人都砥砺名节。后世担心选拔人才时的请托，吏部徇私舞弊，于是崔亮、裴光庭制定了按资历年限选官的法令，孙丕扬制定了抽签选官的法令，防范确实严密了。然而奇才不能进用，庸劣之人不能退黜，那么考核政绩的制度就废弛了；不替人选择适合的职位，不替职位选择合适的人，那么吏治就败坏了。古代乡官全部任用本地人，《周礼》《管子》《国语》都详细记载了这一点。汉代掾吏、县尉都由本地人担任，京房传记载：“京房担任魏郡太守，自己请求允许任用其他郡的人。”可知汉代掾属没有不任用本郡人的，京房的这个请求乃是打破常规，大概是让耳目相近，督察容易得力。后世担心他们舞弊，于是隋代改革选官制度，全部任用其他郡的人，然而南方人选南方，北方人选北方。北宋政和六年，下诏知县注选，即使很远，也不超过三十驿，三十驿是九百里。明代君主和宰相认为这还不够，于是创立南北互选的法令，防范确实严密了。然而赴任的人，动辄数千里，必须举债才能到任，不贪污就无法生存。不熟悉当地风俗，听不懂当地语言，政权所寄托的多在狡猾的胥吏身上，而官员只是挂名的傀儡。古代公卿自己设置室老，汉代三府开门征辟士人，九卿、三辅、郡国都自己署任官吏。《顾氏日知录》说：“鲍宣担任豫州牧，郭钦上奏他举措烦苛，代替二千石署任官吏。”由此可知署任官吏是二千石的职责，州牧代替尚且被认为是烦苛，现在由天子代替，难怪事务繁杂而职责不能履行，所以手臂和手指互相驱使，情义相通。后世担心他们结党营私、收买人心，于是所有命官以上都由吏部任命，防范确实严密了。然而长官和佐官不熟悉，耳目不真实，有的长官有善政却无法奉行，有的小吏有奇才却不能自我表现。

译古代用人，都让官员长期担任同一职务，像分封制下的世袭卿大夫，更不必说了。至于其他一般官员，有的终身担任一个职位，甚至由子孙继承。直到汉代，还保留着这种用意，所以称职的郡守县令，皇帝用玺书褒奖勉励，有的屡次升迁到九卿高位，最终也不调动他们的职位，让他们熟悉当地情况，从而完成他们的功业。后世担心任职久了会产生弊端，于是规定几年一任的制度，又频繁调动，适合在南方的派往北方，通晓礼制的派去掌管刑法，防范确实严密了。然而有时想办一件事，没完成就离任了，那么这件事就废弛了。每换一任，必须经营多年，才能再办一件事，事情没完成就离任，像最初一样，所以人人不能承担责任，而那些盘踞不去、世代从事这项职业的却是胥吏，于是吏有权而官无权。古代国家有大事，与平民百姓商议，汉代也有议郎、议大夫、博士、议曹，不管具体事务、不值班，让低级士人议论国政，我另有《古议院考》详细论述，这是为了沟通下情，巩固国家根本。后世担心百姓讥讽自己，蔑视这种制度，废除这些官职，防范确实严密了。然而上下隔绝，民心涣散软弱，外患一来，没有人能挽救。古代三公坐着议论治国大道，他们的权力重大，地位尊严。三公，是一个丞相两个太师。汉代制度，丞相用人行政，无所不统，君主世袭，而丞相传贤，由丞相行政，用来补救家天下制度的弊端。后世担心丞相专权对抗君主，逐渐收回权力给尚书，逐渐收回给中书，再收回给侍中，再收回给内阁，逐渐改变名称为尚书令、侍中、左右仆射、中书侍郎、门下侍郎、平章政事、同三品、大学士，逐渐增加人员为二人、四人，乃至十人，逐渐设立副职为同平章事、参知政事、协办大学士，他们的地位日益卑微，权力日益分散，于是宰相成为天子的私人，防范确实严密了。然而政令没有出处，官员充斥朝廷，只是供人画诺，推诿拖延，百事杂乱。古代科举都出自学校，教导他们就是老师，任用他们就是君主。汉、晋以后，还采纳虚名声望。后世担心士人沽名钓誉，官员徇私舞弊，于是用帖括、诗赋来束缚他们，进而实行院试、搜检、糊名、誊录、回避。至于试官，本来是天子近侍亲信之臣，在朝廷亲自考试，然后派出，但使命一下，就严密封锁他们的住宅。所到之处严密封锁他们的寓所，出发时严密封锁他们的舟车，像囚禁重犯，防范确实严密了。然而暗中摸索，抽签赌博，驱使人们不学习，引导人们无耻，而请托舞弊的弊端，终究没有断绝。古代的学者，以文章会友，师儒之官，以道德赢得民心。后世担心他们聚众发表清议，于是以会党的名义警告，严禁讲学，防范确实严密了。然而儒生不谈道，独自学习孤陋寡闻，人才凋零，士气不昌盛，只是让肆无忌惮的小人借此名义陷害君子，实行一网打尽的计策。古代疑难案件，广泛与众人共同审理，将法律悬挂在象魏，百姓都阅读它，使知道而不触犯，并能伸冤。后世担心百姓狡辩赖账，端坐公堂以震慑他们，陈列榜文以胁迫他们，防范确实严密了。然而刁悍豪强更加借此吓唬小民，懦弱善良的人常常因此丧命，狡猾的胥吏附会例案，上下其手，邪气充塞而无人能纠正。古代天子按时巡视，与国人交往，君主对臣子即使地位低微，也回拜。汉代丞相拜见天子，天子从座位上起身，在车上也下来，郡县小吏常得召见。后世担心天泽之分不严格，深宫紧闭，不是执政大臣无法得见，防范确实严密了。然而生长在深宫，不闻外事，见到贤士大夫的时候少，亲近宦官宫妾的时候多，那么君主德行必然昏庸。上下离心，君主视臣子如犬马，臣子视君主如外人。各种政务，没有不这样的，即使更换几个仆人，都难以办成。

悠悠两千多年，莽莽十多个姓氏，谋略之臣比比皆是，掌故之书充塞屋栋。总结立法的根本，不出这防范弊端的一心，谬种流传，遂成通理。把谨慎安静当作美德，把好事喜功当作恶词。圆滑的人有功，刚直的人必有缺憾。在官者以保住俸禄职位为第一要义，读书人以束身自好为第一流。根本既已动摇，末节也随之。所以谈论开铁路，一定说恐怕妨碍舟车之利；谈论兴机器，一定说恐怕夺小民之业；谈论振商务，一定说恐怕败坏淳朴之风；谈论设学会，一定说恐怕助长标榜之习；谈论改科举，一定说恐怕打开躁进之门；谈论铸纸币，一定说恐怕蹈宋元覆辙；谈论采矿产，一定说恐怕成为晚明续集；谈论变武科，一定说恐怕民挟兵器作乱；谈论轻刑律，一定说恐怕民藐法纪滋事。坐此一念，百事不兴。譬如惊病，自惊自恐，废寝忘食；譬如痿病，不痛不痒，僵卧床榻以待死期，岂不奇怪？岂不伤心？防弊之心，从何而起？回答说：起于自私。请谈公私之义。西方言论说：人人有自主之权。何谓自主之权？各自尽其所当为之事，各自得其所应有之利，公莫大焉。这样天下就太平了。

译防止弊端的人想要让管理者有权力而被管理者没有权力，把每个人自主的权利都收归到一个人手中，所以说是自私。虽然如此，权力是兼管事务和利益而言的。假使一个人能够承担天下人应当做的事，那么就让一个人独自享有天下人应当得到的利益，君子也不认为这是过分。先王知道这是做不到的，所以说“不担心财富少而担心分配不均”，又说“君子有推己及人的准则”，这是说公正才是美好的。土地是由人聚集而成的，国家是由权力确立的，所以权力完整的国家强盛，权力缺失的国家遭殃，没有权力的国家灭亡。什么叫权力完整？全国的人各自行使他们固有的权力。什么叫权力缺失？国内有的人有权力，有的人不能自己拥有权力。什么叫没有权力？不知道权力在哪里。没有权力是怎么产生的呢？回答说：起初，想要用一个人来夺取众人的权力。然而众人权力的繁杂和巨大，不是一个人的智慧和力量所能承担的。既然不能承担，那么那些权力将会散失堕落而最终不能由自己拥有。虽然如此，以前众人所失去的权力，也不能像原来那样重新得到。于是乎就不知道权力在哪里。所以防止弊端的人，开始于争夺权力，结束于推让权力。什么叫推让权力？天下有事情，上报给天子，天子说“讨论后上报”，这是把权力推让给各部院；部院讨论同意，发文给地方长官，这是把权力推让给总督巡抚；总督巡抚颁布给下属，这是把权力推让给州县；州县下达给官吏，这是把权力推让给胥吏。一部的事情，尚书侍郎互相推让；一省的事情，总督巡抚互相推让；一国的事情，君主百姓互相推让。争夺固然不可以，推让也不可以。争夺的人损害别人的权力，推让的人损害自己的权力。争夺的人占一半，而推让的人占一半，这就叫权力缺失；全国都推让，这就叫没有权力。自私到了极点，甚至导致没有权力。那么防止弊端是为了什么呢？我请用一句话概括说：“因为怕噎住就停止吃饭的人一定会死，因为防止弊端就废弃政事的人一定会灭亡。”

译论中国参用民权的利益

钱塘汪康年撰

中国谈论治国的人说：“不过是君主治理百姓罢了。”到了西方，出现了民主国家，又有君主与百姓共同主政的国家。中国的儒者，没有不感到惊骇和奇怪的。虽然如此，这有什么值得奇怪的呢？古代谈论治国的人，没有不向下顾及百姓的。因此《尚书·洪范》说：“谋划要征询普通百姓。”《吕刑》说：“皇帝亲自向下询问百姓。”《周礼·小司寇》掌管外朝的政治，招致万民来询问。朝士，左边设九根棘木，孤、卿、大夫的位次在那里；官吏在他们后面。右边设九根棘木，公、侯、伯、子、男的位次在那里；州长、众庶在他们后面。孟子说：“国人都说贤能，然后才任用他；国人都说不行，然后才罢免他；国人都说该杀，然后才杀他。”其他见于经典中的例子，多得无法一一列举。可见古代治理国家，未曾不想与百姓共同治理。只是有人担心权力下移。不知道在君民共主的国家，凡是国家有大事，都交给议院，由议院商议，由君主决断并执行。如果君主有不同意见，可以要求复议；如果议论不能定案，可以更换议员。这样大权仍然掌握在君主手中。有人说：“使用民权，那么奸诈狡猾的人就会得志，豪强横行，混乱将不会停止。”不知道百姓只能推举优秀的人才进入议院，而不能肆意实行自己的意志；议员只能议论事情，而不能一定使其实行。有什么肆意横行的呢？有人说：“权力在上，则集中；权力在下，则分散。分散就不能治理国家。”不知道议员虽然人多，但必须精选；议论虽然杂乱，但必须选择多数意见。精选就少错误言论，选择多数就愿意执行的人多。这三种情况都不足以值得忧虑。

况且在当今参用民权，有三大好处。从前西方君主权力过重，所以民权伸张而君权稍减。中国君权逐渐丧失，必须民权恢复，君权才能行使。为什么呢？中国虽然法制禁令号称出自君主，但前代的君主，深恐后世子孙不懂事理，或者有恣意暴横的事情发生，所以再三申明，凡事必须以先代为法则，不得专断改易。所以举措一律按成例，大臣都奉行；文书百官有司，都依据旧例决断。而熟习成例的官吏，却能暗中操纵长短。所以国家的大权，上不在君主，中不在官员，下不在百姓，而唯独掌握在官吏手中。官吏志向在于获取钱财，传给子孙，起初没有大志向，所以枉法营私，弊端丛生如毛发，好的法律和美好的意图，都消亡灭绝。而且不只是这样。君主独立在百官和亿万百姓之上，那么聪察不能下及，力量也有所不及，所以财务账目隐瞒侵吞，上面不知道；刑狱判决偏差，上面不察觉；工程粗劣破败，上面听不到。屡次告诫徇私，下面徇情依然如故；屡次命令廉洁，下面贪贿依然如故；屡次命令守法，下面作弊依然如故。诏书严厉急切，官吏表面好像恐惧惶恐，但最终没有丝毫悔改，还能说君主有权吗？只有参用民权，那么千耳万目，无可蒙蔽；千夫所指，无处逃避。令行禁止，只听从上面，虽然说参用民权，但君权的行使，没有比这更好的了。况且百姓没有权力，就不知道国家是百姓共同拥有的，而与上面疏远；百姓有权力，就百姓知道以国家为事，而与上面亲近。大概人之所以相亲，是因为事情共同谋划，情感相互连接，志向相通。如果君主高高在上像天，百姓微弱像草芥，百姓认为天下四海都是君主的物品，我们只是君主的奴仆罢了。平时政事举措，漠不相关，一旦变故发生，就相继抛弃离去，只知道责怪君主不能保护自己，而不知道为君主尽心竭力。只有与百姓共同治理的国家，百姓与君主，声气相接，亲爱之心，油然而生。所以西方国家的百姓，见到君主就脱帽行礼，每次饮酒都为君主祝福，国家有大事就起来谋划。大概必须让百姓共同快乐，然后才快乐；让百姓共同担忧，然后才担忧，这是必然的道理。至于当今的国家形势，那么民权的实行，尤其应当急切，因为用君权与外人对抗，力量单薄就容易被人挟制，用民权与外人相持，力量雄厚就容易应对。西方人与中国通商，动不动就挟制我国君主的权力来控制我们的百姓。中国想要拒绝，那么我们的权力不足；想要以百姓为借口，那么中国长久没有民权的说法，无法措辞。所以增订条约，不征求百姓意见就擅自答应；索取租界，索取赔款，也不征求百姓意见就擅自给予。其他一切有损于国家、有损于百姓的事情，都任凭西方人所欲，应声而答。官吏奉命行事，只怕不够快。于是百姓轻视西方人的剩余，转而轻视官吏。天下的权势，出于一人则弱，出于亿万人民则强，这是确定的道理。况且各省的人，让他们谋划事情，那么气势聚集；否则就分散。让士人、商人、平民都能考虑国家的危难，那么百姓明智；否则就愚昧。那么变分散为聚集，变愚昧为明智，非用民权不可。这难道有什么妨害吗？我看到古制恢复，那么主权尊贵，国势巩固。

俄国将军论中国财政

俄国军官铺加脱氏

俄国陆军少将铺加脱氏论中国财政说：“我曾经游历中国，观察其地势

译考察风土，查察物产，上天赐予的丰饶，未曾不赞叹其为天下之雄邦。倘若一旦踏入其境，有谁不点头称是呢？虽然如此，通过征调国库的收支来查考其财政，与往昔所揣测的颇为不同。如地方的财力、贡赋租税的实情，几乎不见有什么可称道的。即使身居高位的官员，能深知每年收支多寡的，也很少。论及其财政，也不合规矩，杂乱而不统一。因此政府所定的年度预算，并非全国核算，只是由各地方官员制定罢了。地方官员对职权界限漠然不明，所以他们每年核算收支的权力，也往往过大。为什么呢？中央政府指户部而言，不规定地方每年收支的制度，以显示命令由地方官执行，只凭地方官上报每年的收入饷需，预先核算，转解中央政府，以供其使用。但这预先核算的，虽然依据往年政府所规定的标准，但此标准必然随岁月变更，所以近时的财力已非往昔可比，极为变化纷纭。因此想要知道中国近来有何种财源，其耗费的去向如何，以及地方官有何种权力而如此专断恣意，很难求得解答。虽然如此，试概括列举国库财源约有三种：一是直税，西方人说税法有直税、间税两种；二是厘金税；三是间税。什么是直税？就是地租和丁税。当今世纪，西方人以百年为一世纪，现世纪即西历一千八百年的初年，十八省地租的预算为三千四百万两，米粟为四百万捆，每捆相当于一百斤。自从发匪扰乱，田园荒芜约三分之二，从此贡赋租税忽然衰减，余害蔓延，遗留祸患给国家，财富实在不薄。虽然直隶省未遭战火，也逐渐受到余祸的影响。一千八百七十八年，即光绪五年，国家需用为一百三十万两，当时苦于没有这笔资金，才收到租税六十万两罢了。从此逐年渐有起色，如今才开始收到往年年度预算的数额。至于其赋税租税及征收方法，没有一定的规则，而纳税者唯独中国人民。至于蒙古民族，特别令其免税；居住在满洲的民众，以兵役代替纳税，这是大概的情况。另外纳税的土地分为三种：一是民田，是百姓私有的；二是屯田，在蒙古伊犁及满洲等处；三是学田，附属于学校。除这三种外，还有几种田作为国库的收入：一是前明时藩王所领有的土地，以及建国初圈给八旗将校以缴纳贡赋租税的土地；二是善堂经费所用的土地；三是专属佛教寺院的土地；四是备荒歉之年救济穷苦农民的土地；五是祠祭用的土地，以供祭祀典礼准备牺牲的费用。在这些土地上设立等级，分上中下三等，以定地价而斟酌赋税收额。然而农民缴纳贡税，严苛烦重。纳税的方法，或用钱，或用米麦菽高粱干草（即饲料）等物。知县制作户口纳税名簿，详细记录管辖土地及地质高低收获谷粟等情况，上报长官，而总督据此核定税额。然而这些名簿极多虚构，想要得其要领，几乎不容易。十八省中，如河南、江西、湖南及湖北四省以钱纳税；江苏、浙江、安徽及山东四省以天然产物纳税，如谷米之类。其余十省兼纳天然产物及钱。距今一百六十一年前，谕令确定丁税数额，纳此种税者皆是小农。往年查实为二千八百九十二万人，每人纳税数额约二十文，然而其能纳税者约三百十八万余两。一千八百七十八年中部地方人民曾征收钱三百十二万六千九百两，禾谷三千九十六万六千八百余担。厘金税的名称，实在是在每两中千分而取其一。当发匪践踏之时，国内骚乱，百姓不安其居，田野荒芜，秋收不丰，贡税收入大为衰减，国库困乏日益严重。于是创立厘金税制。当时抽取商贾售卖货物的税，千分取一，其本意在于备军国之急需，并弥补地租收入的不足，所以又有军税之称。揣测政府当初之意，必非想要永远施行于后世。然而收入颇多，实为国库的一大饷源，所以至今仍未改变。试列举一千八百八十九年地租并丁税及厘金税的总数如下。按表中所列的分数核算，合数殊不符合，因为原本报告如此，姑且保留原样。

译直隶省，一千二百二十五万四千三百七十二两。

江苏省，六百四万二千六百七十二两。

湖南省，二百六十九万二千二百五十二两。

湖北省，三百九十八万五千九百五十六两。

广东省，六百七十一万二千五百三十三两。

广西省，三百二十八万七千一百六十二两。

山东省，四百万九千三百三十八两。

山西省，七百四十三万六千九百一两。

陕西省，五百八十一万九百九十七两。

甘肃省，三百四十八万一千七百八十三两。

四川省，三百五十七万一千二百五十八两。

江西省，五百九万三千七百九十五两。

福建省，三百九十二万一千一百四两。

河南省，五百八十一万三千二百八十六两。

浙江省，七百六十六万一千一百三十七两。

安徽省，三百四十四万六千七十六两。

云南省，三百七十六万九千四百九十四两。

贵州省，二百八十七万六千六百四十一两。

台湾省，三十六万五百四十九两。

合计九千一百二十八万五千三百九十八两。

直接税的项目，大致如上所记载那样。至于间接税，以海关税为第一，即在通商各埠口岸设置税关，凡是出入海口的船舶所搭载的货物，一律抽取税款。昔日中国被英法联军击败，想要筹集赔款给两国，于是创设海关，制定税法，以充作国家用度。自开埠七年，才还清赔款，税关的制度便延续至今。

俄国将军论中国财政

俄士铺加脱氏

其次作为国库财源的，是盐税。中国制盐，是政府独占的行业，将全国分为七个区域。每个区域所制的盐，必须在区内使用，不允许向其他区域运送。国家设法严禁，又命令官吏管理买卖、征集等事务，并且监视奸商盗卖。然而盗卖的人很多，这些官吏与地方行政官不相统属，直接隶属于盐政及盐运使。现在请概述盐政区域：直隶省及北部边境一带为第一区；陕西省及湖南省一半为第二区；江西省、江苏省一半及其附近为第三区；浙江省、江苏省大半为第四区；福建省及附近为第五区；广东、广西一带的省份及江南、云南一半为第六区；接近西藏西部边境一带为第七区。不论海水、盐井、沼泽湖泊所产出的盐，都有定价卖给官吏。至于其数量及授予接受该盐的方法，似乎未曾设立什么制度。盐运使在制盐地建立仓库，以方便盐商。盐商，如果不是向盐政委员及巡抚准领盐商凭证，不得自行经营盐业。然而想要获得准许，必须缴纳一万两至一万五千两银子作为定例。每年根据准许盐商的多少，限制制盐的数量，以期不过多也不过少。盐商已从政府购得盐，想要任意定价，仍然不能自由搬运，销路都等待政府的命令，才能转卖给店铺商人。政府既然独占盐业的利润，所以一千八百八十九年收入三百八十四万五千一百二十四两。又在内地各所设置的税关，通十八省有三十三处，一切货物经过此关都要缴纳课税，其数额也决不减少，也与盐税不相上下。一千八百八十九年所征课税实为三百六十六六万六千八十两。除了这些之外，也没有更显著的财源。其余还有商业税，每年二十万六千九百两；茶叶税，每年十六万二千一百七十七两；盐田租赁税，每年一万二千七百九十两；渔业税，一万三千三百七十两；营业税，五万四千八百三十两；兽骨税，五万三千六百四十二两；官房租赁税，五千一百二十两；家畜即各家饲养牲畜贩卖税，七千五百七十两；仓库税，五千五百五十两。抽取航海权税三千二百两，其余各种杂税每年十四万四千三百六十九两。这些税银数额未详，俄国将军依据什么核算呢？凡是各种可以资助国库收入的财源，就是这样罢了。

然而还有一种买卖无形物的税。第一是八旗营军属继承宗家权力的税，每年实为八万六千三百五十八两第二是捐纳官衔阶级及贡监，虽然平时不施行，然而一旦有军需之急，或有天灾地害，农民贫困，就以捐官为常例。其捐纳的方法，大概是衡量所需银子的数量，又确定某省某官分发施行。在一千八百八十六年，福建洪水泛滥，淹没沿岸田地，中国政府捐纳官衔及贡监者一百六十九人，从六月起到九月止，其所收入实为五万四百四十五两统算这些所列的间接税，实每年三千一十万七千九百六十二两。如果加上直接税，则国库岁入所收实为一亿二千一百三十九万三千三百六十两。再加上那些自然产物贡税，宜参看

译第十二册《中国边事论》。每年共计三百九十六万六千八百十二担，一担相当于中国的一百斤，那么其数量也就非常巨大了。各省百姓缴纳这类贡税，必须运送到天津和通州，然而运送的费用高达七十一万五千六百四十七两，这也是由百姓出资承担的。各省设有布政使掌管土地田赋之事，向管辖内的百姓征收各种税收，以筹办地方财政。因为国家财政由户部统揽大纲，若是地方财政，则由各省总督管理稽查。但是皇室开支并不从户部寻求财源，而是另外制定制度，其数额每年为一百零五万六千两。另外，满洲每年进贡貂皮一万二千张，如果没有貂皮，就用其他兽皮代替。人参一百四十斤，珍珠一千颗。制定这些贡赋制度，是在距今很久以前的事了。皇室开支逐年增加，因为难以供给，于是发行各种银券作为补充。在1866年为三十万两，到1888年则达到六十万两。此外，皇室牧场散布在满洲和蒙古等地，那里饲养的牲畜有：马十万匹，骆驼七千匹，绵羊和山羊二十万只，有角的牲畜如牛等一万二千头。皇室开支虽然拥有这些财源，但一旦遇到突发性的费用往往会出现。如果在这种情况下被迫依赖国库，倘若国库无法补充，就会在各省加征赋税，例如新建颐和园以及皇帝谒陵。所花费的资财，都是由国库支付的。有时各省督抚因事上报，或者督抚进京自行捐款，或者捐助营造等费用，这些银两数额无法考证。又遇到突发性的开支，有时突然命令百姓集资，例如举行庆典的时候，就实用这个例子，集资筹办，得到了五千万两。

译论中俄专约

桐乡张坤德译自《日日新报》

中俄新约所订各款，本馆已于本月二十八日刊登供大众阅览。足见在亚洲办理外交交涉，非倚仗威势不可。有人坚称此约不足凭信，大概是不愿轻易相信其为事实罢了。驻京各国公使近来如何联络？俄使甘雪尼与法使夕辣尔特近来是否有玩牌之事？本馆未接北京来信，不知详情。依理推测，两位使臣应酬必定如何呢？回答说：日益以威势吓唬中国官员。英国外交部智慧不足，愚昧有余，言语发出威势未必随之，否则就是不言语而其立意不以威逼中国已很久了。驻京英使见外交部不欲生事，只从事恐吓，不展示威势，说与不说等同，于是便不说。这就是英使无所作为的原因，也是英商不满意的原因。总理衙门若不知其懦弱无为，也就罢了；而伦敦的麦格利（中国使馆所聘参赞）必会透露实情，发电报告知总理衙门。实情已显露，即使吓唬也无益。最不幸的是，外交大臣沙列不雷年老，固执己见无所作为，又不准别人做他所不愿做的事。德皇年幼无知，帮同俄、法索取交还辽东，无理取闹却不承认过错，致使如今有进退两难之势。东方之事与英国大有关系。前外交大臣劳斯勃雷曾仔细探访并研究此事，确实洞悉其隐微之处。若非国内有人为难，早已功业有成。按劳斯勃原本为自由党领袖，近来遂辞职，其受难之甚可知。外交部次官对东方之事，亦颇关心，可惜不能得到上级赏识，未能进谏。俄、法的举动遂无他国干预之患，这就是其要求多端的由来。现在请谈谈俄国要求的好处。俄皇素以弭兵为怀，如今新皇也以无事为主，顺从父意。东方耶稣教民，俄皇一向以保护之责自任，而阿米尼亚人惨遭杀戮，俄国坐视不救，恐怕稍涉干预，土耳其必亡，瓜分难以均平，致启争端。其与法国联盟，也意在牵制，使无兵事。因此俄国不欲东方有事，与其力保欧洲升平，并无两歧。总之，俄国目前确求无事，有事必定在西伯利亚铁路告成之后。所求利益皆不靠干戈，而靠恐吓得来。好啊，其运用恐吓之策。日本逼迫退出东三省，明显知道法德虽未必真能以兵力助俄，但三国联盟声势可畏。日本正值有事之后，水陆军空虚不足，唯命是听，这是其智慧。中国与俄订立新约，也是迫于俄之威势。其实中国若不允俄所求，俄也未必立即决裂，而俄之深谋，人们每每无法揣测其威势之所以得力。至于夕辣尔特自补銮美亚前驻京法使之缺后，为法国谋划如何？但看法国驻东方水师情形，其也善于用威势，可知。如今中俄新约既以威得之，必以威行之。年内俄国或仅享利益之名，未必立即收利益之实，而约内所订东三省各项，名义虽属华，实际已归俄。订造的铁路，十年或三十年内，谁能保证中国必购回呢？西伯利亚铁路接至旅顺，对俄国固然便利，将来既成之后，若俄国只派兵保护，并不阻碍英国商务，对英也尚无大损。然而俄若照约在胶州建设水师机器厂，对英关系尤巨。而观其近来纷纷告诉人中国将以胶州为水师集泊所之说，实则是俄自有意举办，明显了。将来俄国若与水师强国有事，俄能占用旅顺口、大连湾等口岸，事固紧要。若此约仅系开端，将来另有所图，则事倍紧要。德皇前曾明确说，不论何国割分中国，德国必求其所应得之分。而法国已将中国西边及西南地区划为己有。俄国不欲瓜分中国，其意向与英相合。今立此约，虽不分而实已分，亦可见其存心之深。将来中国果为各国所分，作史者必定记载说：“瓜分之日，始于俄国钦差甘雪尼驻北京之时。”这是我私下认为甘雪尼所不应取的。

中国不能维新论

中国欲求维新之道，必从裁撤都察院及翰林院开始。既撤除，然后削减总督之权，或直接废除总督名目，仅设巡抚即可。迁都之说，一千八百八十年戈登之意以南京为妥。我却认为汉口与强邻相隔较远。由汉口至广东，尤应修筑铁路。至于边防，似乎可不设水师。若设水师，徒然耗费国库，以供敌人反戈之用。因为创建水师，只需十年功夫，而建成者不及十年，恐怕东方复有事故。虽用之于至弱之国，恐怕也不能取胜。当今之急要，唯有训练陆军吗？虽然如此，中国又哪里值得谈论维新呢？此说似属过激，确系实情。若不安维新，则凡遇不论如何凌辱

译对此，也只有忍耐承受罢了。有人问：如果寻求俄国的保护，其余联盟中的法国和德国，必定会跟随俄国在后面袒护我们，那么中国大概就有希望了吧？回答说：寻求保护是否可靠，暂且不论，那寻求保护所付出的代价又该如何呢？俄国的做法，是将中国视为如同属国一般，这对俄国来说是合适的。中国寻求俄国的保护，其事的耻辱，其势的危险，比起战败于日本明火执仗的交战来，又怎样呢？这本来不需要聪明人就能知道。俄国认为中国衰弱对它有利，英国认为中国强大对它有益，这是确定不变的道理。至于训练军队，想要收到实际效果，不将权力交给带兵的人是不行的。而想要中国官员分权给别人，不又是难上加难吗？琅威理训练北洋水师，就是明显的证据。谁能保证中国旧有的弊病不会再次萌发呢？以上两篇都是英国报纸上的言论，因此照原样翻译出来，以显示外人窥探我国意图的情况。至于这些言论是否正确，读者自然能够辨别，不需要再多说。

译中国度支论

桐乡张坤德译自《英报》

李傅相此次来英，其主旨在于请求英国朝廷增加进口税则，以缓解紧急开支并充实国库。中国所借外债，共计三亿八千六百零一万英镑，约合华银二百三十一亿六十六万两，均以关税作为抵押。仅计算利息，每年就需要一千七百二十二万三千六百五英镑，约合华银二百三十四万一千六百三十两（注：此处原文数字换算似有讹误，依原文直译）。查一八九五年各海关收款，计银二十一亿三千八百五万三千八百九十九两，大约相当于所需利息银数的两倍。至于日常国家开支，除赈济灾荒、平定内乱、治理黄河等意外款项外，供养旗兵的经费为七亿两，内务府经费为一亿两，喀什噶尔、精奇里、甘肃、齐齐哈尔、满州、天津、云南及广西等边防军费为五亿两，再加上黄河岁修费用二亿两，共计十五亿两，折合二千五百万英镑，并不算多。所征收的厘金足以抵补这笔款项，厘金局实际收入不止于此，大约可达三倍，至少也能达到一倍。可惜盈余全部落入官员私囊。所谓厘捐，即内地各项税收，是对各国商务阻碍最大者。

地丁税每年本可征收三十亿两，但除去因旱灾、水灾而豁免的部分外，据官方报告，岁入最多不过二十亿两。这项地丁税，官员多征至五倍、十倍不等。曾有御史屡次上奏朝廷，西方游历各省的人士探听此事，一致认为所奏属实。多征的款项被各省政府侵吞，是因为养廉银微薄；又被仆役、衙役剥削，是因为薪俸微薄所致。

盐税收入比厘金更为巨大，几乎与地丁税相当。其弊端也比厘金、地丁更为严重，所收款项被侵吞得更多，解入国库的不过十亿两，大概仅占实际征收数额的十分之一。其余巨额款项，又被办理盐务的上下人员中饱私囊了。前述盐税、地丁，目前西方人无法得知详情。等到国库极度匮乏时，中国将有不得不整顿之日。因此，为英国计，不如听其自然，我们既不稍加干涉，则各省大员无所顾忌，属员没有怨言，也就没有与洋人为难的意思了。论及地丁、盐税，应当如此；至于厘金，现在有一办法，事半功倍，不仅能加倍增加国家收入，还能推广各国商务，既对洋商极为便利，又对华民大有益处。至于该办法中妨碍大小官员利益的部分，另有其他款项予以补足。方法是什么？曰：允许增加进口税，如果不能按现行税则加倍，或者增加三分之一，或者四分之一，也可以，同时彻底废除中国现行的厘金。此事易于推行，洋药（鸦片）的处理办法就是明证。一八八七年，我国允许将洋药的重厘一律改归海关总收，所有少量的进口税仍照数缴纳。如此办理，该项税收顿时成为巨款，一八九一年竟收到六百二十万两之多。这既可见此设想之法易于举办，也足以证明清廷如有意禁止厘金，也不难立即革除。因为自该项税银改归海关之后，所有厘金局与洋药为难的情况绝无所闻，即使有一两位总督受人蛊惑，偶尔为难，总理衙门立即发电制止，这些都是确凿可考的。

英国商人初闻此法，必认为利少弊多。实际上，除了匹头（棉布）进口应另拟妥善章程，以免受中国本地纺织布匹的困扰外，其余不必过虑。只是所增加的税款将来制定章程时，西方人必须有权主持，使得内地日后如有抽税情况，我们仍有办法阻止。如此则中国东西南北旧的禁令废弛，各国商务无不上升。商务兴盛，则国富民足，而各国驻京使节与总理衙门也可免去许多口舌之争，岂不是一举而多得吗？

增加税收所得巨额款项，应提出各省向来岁入的十五亿两，以弥补其所损失的利益，则各省官员不仅不以海关为敌，反而将以海关为知己。若能照此办理，也未尝不是中国兴利除弊、整顿度支的一个方面。

中国实情

译自《富强报》

中国，是一个东方的病夫。其麻木不仁，已很久了。然而病根之深，自中日战争后，地球各国才知晓其虚实。《西伯雷斯报》素以见闻最准确自居。从前说中国强甲天下的说法，欺骗谁呢？欺骗上天吗？而中国则向来不欺骗我们。其政治败坏，并非一朝一夕，只是未见激烈战争，所以没有泄露罢了。英国爵臣名华尔司雷者，向来认为中国兵多将勇，深恐西方国家被黄种人消灭，现在已洞察实情，可以高枕无忧了。

有人说：“中国之势弱了，变法之时晚了，但国家不至于灭亡。”此说虽然迂腐，但相信的人却不少。为什么呢？因为其立国长久，土地广阔，历经风波，一旦说其必然不能崛起，似乎于理不合。然而要知道，立国虽久，而朝代屡次更替？况且开国以来，其国运之衰，未有衰于此时者。凡是势力在此处可以合成一物的，改易他处即可分散。

译这种东西。曾听说深海之底有奇怪的活物，从海中捞起后，不仅不能养在浅水之中，而且因为水的压力不如从前沉重，便分散凋落。中国建立国家，怎么与此不同呢？昔日时势聚合而成一国，今日时势为何难以不分散呢？中国作为国家，今昔没有不同，而在与各国交涉方面，则截然不同了。然而中国却说：“时势可以改变，国政则不必改变。”固执到如此地步，再有四五个大国叩击其朽坏的大门，门虽然紧闭而不被打开的，几乎没有希望了。中国政事的危险，本来不用多说。如果寻求补救，还来得及挽回，所需要的只是时间罢了。拖延岁月，中国朝廷大臣向来擅长此道，每做一件事，互相推诿，犹豫不决，瞻前顾后，最终一事无成。中国的振兴，决没有日子了。自从和议达成到现在，已经一年半了。中国如果能够自我振作，谁又能阻止它呢？虽然说成就大业者，两年之内时间尚短，难以收到成效，但振作的开始，期望在两年内，时间也不算少。总之，中国如果知道事情不可迟缓，迅速向天下展示舍弃旧法、采纳新法的举动，两年之内必定有可观的成就。然而现在可观的成就是在哪里呢？哪里有维新的契机呢？铁路开始修筑但里程很短，学会创立但不久就中止，陆军固然整顿了，水师固然商议兴办了，然而从开办到现在，绝无长进，只有整顿的名声，而没有变法的实际，又有什么益处呢。

译中国应当办理的事务，耗费时间太久，即使是能人，也难以保证一定能够达成；所需的工程太过巨大，即使竭尽心力，也难以保证一定能够完工。比如修筑铁路、建立陆军、准备水师、改革币制、讲求实学、设立邮政、消除官场的积弊、实行监狱的新法，以求跻身于文明国家之列，这些方面百中无一具备，估计国运已尽，势必被瓜分割裂，强大的各国将取而代之。

西方各国中，与中国成败最有关系的，大概只有英国和俄国吧？而英国和俄国并不希望瓜分中国。等到形势逼迫不得不瓜分时，英国又非得获得最大的一份不可，那么希望瓜分份额均匀的想法，也就难以实现了。现在英国与中国通商应得的利益，与其他各国共享。如果真要进行瓜分，那么按照适宜税则所获得的利益，除了所得的那一份仍可照旧执行外，其余的必然难以维持原状。这就是英国不希望瓜分的原因。俄国则志在鲸吞，想要兼并中国，求得大一统，虽然尚未立刻得手，但视中国为固有之地，倘若其他国家多得到一寸土地，俄国就少得到一寸。这又是俄国不希望瓜分的原因，也就是各国之所以犹豫观望、暂时等待的原因。各国相互牵制，互不相让，那么中国进行维新，设立学校、兴办工业所需的时间，或许还能有所补救。总之，北京执政的大臣，如果真把清除旧弊、推行新政作为紧急要务，即使局势岌岌可危，也还不算晚。

论中国将来情形

桐乡张坤德译万国公报

中国地大物博，是天下最有作为的国家。最有作为却不去作为，那么它将来与各国关系的深远影响就不小了。有人说中国将采纳西方人苦口婆心的劝告，仿照西方方法，革新除旧，不也可以吗？我说不是这样。我国如果相信你们所说的，准备办理却无不失败。中国正处于酣睡之中，虽然偶尔翻身，但绝不会立刻醒来。以维新而论，中国如果没有外人逼迫，想要它发愤振作、自我更新，绝对不会有这种事。这个论断我们英国如果能早一天领悟，那么我们在东方的利益就可以少损失一分。以中国各直省来说，无论是最弱小的西方国家，想要分得一块，都易如反掌。我们英国的办法，只有内部不允许其作乱，外部不允许他人侵伐，并且让各国知道，英国虽然不想得到中国，也不允许其他国家瓜分其十八个行省。英国如果一方面保护中国，使其不分散，一方面逼迫中国开放其本有的利源，效果会如何？虽然难以预言，几年之后，其他不可期望的事或许能达到。商务兴盛，则是意料中之事。中国即使各处都有铁路，其改革图治，也万万不能像铁路那样迅速。只有国家既富裕，道路既畅通，民众的知识既增长，风气逐渐开通，必定会有人起来实行。只是担心时势变迁，我国的责任繁重，不能退后，只能前进，届时主持的权力转入我们手中。中国人民都是我们的子民，他们长期被腐败政治所困，一旦变法，勇往直前，响应如神。不久将看到长江之上，议院遍布，政治一新，蒸蒸日上。等到英国衰落之后，中国正当兴盛之时，不也有作为吗？不也有作为吗！以前麦考雷说：“踏勘伦敦败绩的，必定是新西兰人。”我认为蹂躏我们英国首都的，大概是华人吧？总之，中国现在所做的事，不参用西方方法不足以弃短取长。如果真照西方方法，就可以变成最强无敌的国家。蒙古的人，又可以率领军队西征，像古代阿提拉征讨法国和意大利一样。但这都是推测之词，至于东方最大的国家，究竟会如何结局，真的难以预定。

挟制中国修理北河论

北河淤塞的情形，中国大小官员听任其自然发展，置之不理。本报已经论述过多次，无奈说话的人谆谆告诫，听的人却漠不关心，而事情关系到各国，不得不重申以申明之。

天津湾决口后，领事和税务司屡次请求修理，但地方官并没有设法堵塞河道，于是情况一天比一天坏。现在北风即将大作，东边河水较深，恐怕会更加淤积变浅，必然导致本地浅水船只也难以行驶。而天津商务全靠这些船只往来载运，到时候不知地方官有什么好办法来挽回。天津塘沽一路两处，都没有合适的存货栈房，如果不使用河道，即使将所有火车专门走这条路，也不够天津口岸转运之用。

中国真是无法治理的国家。在这里居住越久，就越知道其缺乏作为的证据。王制军有心治理河务，曾答应设法整顿，但他的属员能否不阳奉阴违，还难以预料。即使认真从事，今年也已经太晚，来不及办理了。有人说迟迟不办的原因，是因为高粱收成在即，治河所需高粱收后再办，可以比较便宜。唉！奇怪啊！当初决口时，如果立即办理，只需要几棵树、两千袋土、一个营的士兵，派遣能干的官员督率，认真从事，此患早就消除，难道不是节省数十万金吗？又知道中国不能一概而论，如果早办好，就没有机会可以侵蚀作弊了。这就是迟迟不办的原因。

漕米船卸货回南后，河道是否浚治堵塞，漕运总督就不再过问了。查北河所有铁路经过的桥，曾经该督

译整顿拆桥之事。如果能把拆桥的心思用来治理北河，还担心什么办不成呢？无奈他们又不肯办理，这条河如果不加以整顿，天津所有的商务必将化为乌有。如果想要整顿，不强力逼迫政府不足以成事。中国现在谋求修改税则，如果不先把吴淞和北河治理妥当，就不会与他们商议加税的事。各国公使及各商务公所，如果以此为难中国，事情就没有不成功的。我对此寄予厚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