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务分类文编卷三十一

译《时务分类文编》卷三十一

策议类

问：自前明以来，屡次出现倭寇警报，近来又觊觎朝鲜，切断我国左臂。考察中国的兵力与财饷，是日本的数十倍，如今应当紧急筹划的，有几条计策？英、俄调停的说法，还可以依赖吗？各位学子多年研读实用之书，请各自陈述所见，写于篇章之中。

高铎

历来国家没有百年不用兵的，并非喜好谈论用兵。天下极其广大，人心极其险恶，我方即使包容无外，每日相安于无事之天，对于那些狡猾地想要逞强、逐渐挑起事端的人又能怎么办呢？所以，军队是用来惩一儆百、平定动乱以达成治理的，是王者不得已才使用的。日本疆界在朝鲜，元明以前不太知名，自从元朝开国在此丧师，才开始有轻视中国之意。明朝末年猖狂，于是不可制服。近来又违背盟约挑起事端，窥探我国东边道路。只有朝鲜确实是东边道路的门户，而中国将其作为屏障。日本想要成为中国祸患，必定从朝鲜开始。朝鲜有难，中国断难坐视。不论朝鲜果真能够自守，日本人固然没有利益；即使不幸失守，中国兵多粮足，百倍于日本，兴起重兵以临之，挫败日本，恢复高丽，在中国自有制胜的权柄，在日本难道不是自找麻烦吗？然而论当今形势，则有不可不审察时机而行动的情况。因为救援朝鲜的军队，利于速战，不利于持久。持久则军费每日消耗，士气将不锐利，这是应当筹划的第一点。吴淞、台湾等处的险要海口，预设重兵，不让敌人趁机闯入，导致生出事端，这是应当筹划的第二点。将要交战之际，各省酌情调集的军队，先令其在朝鲜附近驻扎，以备接应，这是应当筹划的第三点。既与之交战，再酌情发兵若干，绕海向东，直接攻打日本都城，使其首尾不能自顾，又估量中途形势，设置奇兵以扼制它，所谓出其不意，攻其无备，这是应当筹划的第四点。日本如果负固不退，必定有所倚仗而不恐惧，那么就更加修习武备，整顿军容，凭借全胜的威势，一鼓作气攻下它，使它不敢仰视中国，这是应当筹划的第五点。成算在胸，鞭挞四方，正在此举。那英、俄两国，还以调停的说法进言吗？他们所谓的调停，无非是首鼠两端罢了。而这次战役，打败日本即以安定朝鲜，安定朝鲜即以自安，台、闽、江、浙等处的安全，并以此向其他国家显示强大。所以中国不想打败日本则罢，中国既然想打败日本，应当决意言战，不要说兵凶战危，俯就和平协议，以受西方人的迷惑，并且以受西方人迷惑者，反而使西方人认为中国易于受惑。

问：自前明以来，屡次出现倭寇警报近来又觊觎朝鲜，切断我国左臂考察中国的兵力与财饷，是日本的数十倍如今应当紧急筹划的，有几条计策英、俄调停的说法，还可以依赖吗各位学子多年研读实用之书，请各自陈述所见，写

叶尔昌

私下认为今日事势，可以战，可以和，断然不可以不战而和。进言者都主张作战，并且说和议的过失。于是看到以往缅甸、越南的战役，西方人藐视中国已久，怀蓄义愤，都想要一战而甘心。以日本这个东隅小国，在明朝屡次成为边患，改朝换代后慑于中国全盛，不敢侵犯边境将近百年。于是过去侵犯我台湾，夷灭我琉球，已在中国包容之中，现在又暗中唆使叛党，在朝鲜挑起事端。朝鲜是东三省的门户，京畿地区的屏障。朝鲜失守，则东三省危险；东三省危险，则京畿地区受惊扰。中国在听到消息之初，应当急忙加兵朝鲜境内，立即将叛党剪除。渡过朝鲜的军队，就应当急忙拦拒海口，扼守险要，以切断其援助，并乘日本人听闻动乱的惊急，指挥朝鲜军队协同攻洗，所谓迅雷不及掩耳，兵机贵在迅速就是如此。失去此事机，徘徊观望，于是导致敌人伺隙而撤兵的议论，反而由英俄发出，不待日本人回戈，先传我军卷退，他们进于是中日人的计策，占据韩国都城，封锁海口，我军坐困，这是天下所共愤，而当权者所隐忧的。以中国版图，古所未有，日本藐小三岛，不过如中国两三个行省。以兵力论，日本平日陆营正军只有六万多，事急征调也只有二十多万。中国则各省练勇防营不下二百多万，李鸿章淮兵尚在部下，又得到左宗棠、张树声所遗留的关外骁卒，加上北地所招募的人，都善战敢死。合之绿营守城各军，又二百多万。日本兵船也不过二十多艘。中国水师铁甲木质兵舰，北洋得到十八艘，南洋得到十三艘，而镇远、定远其体制极大，尤为日本人各舰所未及。近日人虽然购买定造巨舰，也须明年告成，鞭长莫及。至于以财饷论，计算日本国库现存银不过八百万元，合年终地丁、关税等项盈余六百万元，并将铁路、火车等项折售，也只千万元之多，其种种借钞虚架筹款很艰难。中国则内府素有余储，千万立办

译裕，总计其数量何止亿万万，加上各厂屯储的火药堆积如山，以充实军中足以相互支援，那么就有数十倍的富余。面对区区一个小岛国，有什么害怕不能攻克的呢？这样作战是可以依靠的了。作战应当筹划的，有三点：一在于主将亲自出征。前次聂、两军，各自统领偏师，导致小挫。现在刘铭传担任东三省经略，黄翼升担任长江防御，二人都是中兴时期的老将，兵法经验丰富却未立即任用。如果让他们进剿，远方的人不会畏惧，我私下认为应当命令他们统领大军压境，凭借李鸿章的威望，亲自督率各军，不畏惧艰险，直入东京，军队正直士气壮盛，使敌人望风而败。这是搏鸡而用全力的方法。二在于兵道的扼守要害。考察地图，派一支部队从凤凰城出击，捣毁其前方；派一支部队从登莱堵塞其海口；派一支部队从吴淞袭击长崎；派一支部队从台湾进攻横滨。再派战船在各海口游弋，切断其归路。这是控制敌人并扼住其咽喉的方法。三在于轻装部队的攻击松懈。日本人驻扎在朝鲜的战船有十一艘，那么留守的人必定很少。虽然沿海各口设有防禁，不过是虚张声势恐吓。又见中国习惯于和议，于是侥幸图谋在此时达成和诚，反其道而行之，表面上与它谈和，暗中率领军队掩袭其国都，采用孙膑救赵攻打大梁的计策，那么日军反而顾不过来。即使有狡诈的计谋，也必定窘迫而无法施展。这又是攻击其不备的方法。有了这三点，加上防守严固。像台湾、闽浙、吴淞这几处，防御得当，使日本兵船不能驶入其间，并且遏制日本间谍在内地者，不得与本国通信。这样的策略就很好了。至于英俄调处是否可靠，不可靠？先前在撤兵之际，效果已经可见。明智的人应当以此为鉴了。

译问：北洋海面已经结冰，要防备倭寇南下，南洋海口非常多，应当扼守的要地是哪里？南洋的兵船向来薄弱，应当补充购置的方面有哪些？台湾是固定的物体，敌人在边界之外，它就无用；船是活动的物体，利于迎击和追击，所以船就像翅膀和脚，而管驾者又是船的主宰。北洋的管驾者都出自学生，但临阵很少见效，这是什么原因？有利的器械首先推重火器，泰西制造最精良的，有几家使用的弹药，假设有二十六生和十七生两种，用开花弹发射，弹重和药重各应该是多少？试列举如下：最远射程五十里，用来攻击距离我方二十七里的船，应用什么角度能测算出来呢？炮弹穿透装甲的深度，看它的重量和积聚力量能推算出来吗？明朝戚继光是剿灭倭寇的名将，他所撰写的《纪效新书》，有可以行用于今天的几点？各位学生通晓中西学问，请各自罗列回答，不要隐瞒。

詹贵桢

●有之回答说：不防备意外，不可以出兵。现在北洋海面已经结冰，防备倭寇南下，南洋海口非常繁多，几乎有防不胜防的地方，应当守卫那些险要的区域罢了。台湾长久以来被洋人垂涎，以及浙江的定海、舟山，福建的厦门，广东的虎门，都应当重兵扼守。琼州地势贫薄，不太值得羡慕。以长江来说，吴淞口是各国商船往来的要路，或许不敢侵犯，应当防备的又在陆岸，江阴、通州、镇江各口，急切应当设防。而崇明孤悬海外，倭寇最容易侵犯，幸好那里沙浅，船只不便往来，而且靠近内地，四处受敌，不是倭寇想要得到的。只是恐怕一旦得到崇明靠近各岸，倭寇必定直接从陆地进犯，未免望风惊溃。为今天计，凡是附近崇明各处，不更是防务所应当急办的吗？那么请再谈谈防御器具。南洋兵船向来薄弱，因为不是铁甲船，又因为训练不精。管驾者是一船的主管，强则船强，然而人们知道管驾的强系于船，不知道管驾的命依于人。如果能够百发百中击退敌人，那么船强而管驾也可以保全。北洋管驾者都出自学生，而临阵很少见效，其原因在于胆怯，实际上也在于驾驶方法，方法不精，如果精于驾驶方法，那么管驾有所依靠，胆气自然壮大，怎么会立刻被敌人乘虚而入呢？以船厂来说，泰西制造精良的如阿模士脱郎及乌里志英的大厂，克罗伯德的大厂，又如马替尼、格林尔、舍克润、斯那登、飞尔等厂家，数目不一，满目繁多。必须使用弹药，假设有二十六生和十七生两种，用开花炮发射。二十六生应用开花弹一百六十七启罗，炸药七启罗，又八五药裹四十八启；十七生应用开花弹五十启罗，又八炸药四启罗，又二药裹十二启。查一启罗合中国二十六两四钱六分七分，推算二十四生开花弹一百十八启罗又六，炸药七启罗，药裹二十七启；二十一生开花弹七十九启罗又六，炸药四启罗又七五，药裹十九启。既然有了弹药，就可以攻击敌人了。又如最远射程五十里，用来攻击距离我方二十七里的船应用什么角度？方法有二：一是十六度二十分，一是七十三度四十分，以最远射程为一率，半径为二率，距离敌船的里数为三率，求得四率为倍角正弦的一半，即得角度。炮弹用来攻击敌人，而炮弹穿透装甲的深度，看它的重量和积聚力量。因为炮弹有轻重，比较它的迟速就知道它的力量如何？称为重积力法，以炮弹初始速度的平方数与炮弹重量相乘得到的数为实，以每秒钟地心吸力九迈当八零九六七倍的数为法去除，即得全重积力。然而炮弹的轻重大小不同，而其每生周重积力相同的，那么穿透装甲的厚度也大致相同。至于《戚继光纪效新书》对于今天所用的各种方法都没有详细记载，然而所载兵法有可以行用于今天的。如练习胆略一条，用兵以精神为主，有了胆量心就安定。如严明赏罚一条，赏罚严明则军心信服而尽力图报。如《孙武子》心背一条，那么左右前后不乱。而参通变化以应对仓猝两条，尤为用兵的妙策，可以仿行。至于斟酌损益，在于主帅的权衡。兵法既精，更得到船坚炮利，管驾得人，那么直捣扶桑，指日可待，难道不伟大吗！

长江防守议

沈长明

长江天堑，古时候所称。说它的险要，然而有险而不能利用，险与无险相同。《易经》说王公设险守国，孙子论兵，特别重视地形。所以凡是山川形胜，关隘要区，为我方与敌方出入必争之地，兵家应当亲身经历目览，思患豫防，设置哨所守卫，然后以静制动，以逸待劳，使敌人不敢正视，那么确实能守而后能战。考察现在长江远近各口，广泛设置炮台，不是不棋布星罗，希望凭借抵御，然而终究难以恃以无恐。姑且不论地势的险夷，炮台堡垒的新旧坚脆，遇事尚待讲求。而只以上下游江面相距动辄千里

译专门依赖炮台排合轰击，也有鞭长莫及的地方。因为避实击虚，是兵家的常法。凡是无炮台的地方，尤其应当防备敌人攻击我方不备之处。如果缺乏陆营精锐部队来弥补其缺陷，选择地点抗拒防守，这是给敌人以可乘之机。万一敌人从偏僻小道登陆，那么正路的兵力难以支撑，而沿江的炮台岂非形同虚设？这就是说，凡是长江的险要之地，都应当扼守占据，不可拘泥于旧有的见识，受限于成规。

我私下考察长江的大势，必定以江阴为界，分为上游和下游。江阴以下，以沙洲为险要；江阴以上，以山势为险要。沙洲险要之地，就是长江口南北洪、白茅沙的南北水道；山势险要之地，就是江阴、镇江直到江宁等地。而谈论防守的大局，则下游比上游更为紧要。为什么呢？下游如长江口南北洪，是南洋的外门户；白茅口南北水道，是内庭；上至江阴等地，则是堂室深奥之地。譬如人抵御贼寇，如果不早点在户外抗拒，而放纵他们进入内庭直达堂奥，不是太危险了吗？这就是说，属于下游首先扼守的关键之处，务必尽力防御，万万不能使外人得进雷池一步，否则长江全局难免震动。

为什么说长江口南北洪是险要的呢？考察江口分为南北洪，双流入海。中洪最狭窄，而南北岸沙洲暗处都极难测度。向来轮船驶至，总须慢行。如果布置重兵防堵，并有浮台发射快炮，那么敌船受到的打击必然很多，势必难以飞渡。这是下游沙岸的第一险要。南洪入江的路，有吴淞口、南石塘两处，正处在首冲位置。除了现在已设置炮台外，尤其需要密布鱼雷，增派铁甲船，伺机抵御敌人，以巩固长江的门槛，从而制胜全局。只是北洪岸上原本缺乏防守，倘若敌舰乘隙驶来，凭借什么来控制抵御呢？查当崇明六十港到对面铜板暗沙极浅的地方，中洪大约宽七里，实在是北洪最狭窄之处。如果增置活动炮台并派遣防勇抗拒防守，以切断来船的路，那么这确实是北门的钥匙。至于狮子林是江口南北洪总汇所在，现在已有防备，可以不必赘述。

为什么说白茅口南北水道是险要的呢？考察白茅暗沙的南水道，在极狭窄处，仅宽半里；白茅暗沙的北水道，查在崇明的施翘河以西，对着老鼠暗沙，其最狭窄处大约宽七里，这是下游沙岸的第二险要。如果屯兵抗拒防守，上下援应，那么又扼住了一重关键。再如南岸白茅口狭窄之地，与崇明的施翘河斜对，必须设置守卫，以与河西的兵势相互掎角，避免孤立，这确实是筹划防务者所应当考虑到的。

译如今逆流而上，到达江阴等地，就是上游山势险要的地方。像江阴的西山，镇江的圌山关，江宁的乌龙山，都是如此。为什么说江阴西山险要呢？查考西山在江阴，最占据地形优势，而西山那些同属一体但名称不同的地方，如鹅鼻嘴山、小角山、腰山小角山嘴以及大石湾、小石湾、仙人桥各处，只要扼守这些地方，都足以制敌死命。查考鹅鼻嘴山下，江水环绕，是长江的咽喉要道，山上冈路颇为漫长，可以移驻营勇，排列火炮，一旦有警情，上下游都能任意回旋攻击。再查考小角山次顶，颇为占据本山的便利地形，将防线迁徙至此，专门攻击下游附近，成效尤其显著。因为它的山势下临狭窄江流，与鹅鼻嘴山的山冈没有太大差异的缘故。为什么说镇江圌山关险要呢？查考圌山关在镇江，最当冲要之地，而只有东路更为吃紧，因为它俯临太平洲、吴家桥夹江，都是敌人可能偷渡的路径，必须安排战艇在江面游弋巡逻缉查，使关上重兵得以扼守要口并攻击偷渡之敌。依附于圌山关的，有五峰山，东面也是扼守要处。其次如象山、焦山，都能钳制江势。查考象山东面一里左右，正处在江流向东南转向的地方，如果屯兵防守以防敌船向上游窜扰，那么向下可以攻击丹徒口，向上可以攻击焦山门，敌人势力无法抗拒。查考焦山东面直到焦尾圩岸尽头处，也能望见下游丹徒口以堵击敌船。但是焦山虽然凭借居中制胜的优势，却屹立在江心，屯兵防守终究不容易，不如象山有后路，便于储存粮饷设置防线，选择此地以扼住咽喉、居高临下，可以规划大势。至于都天庙各处，也因为防备得力，可以不论。为什么说江宁乌龙山险要呢？查考乌龙山所处江面也狭窄，山势恰好面对大江，以本处下游来说，还有大河口向东一里左右的青山营嘴，与北岸三江口向西相望，该江面仅相距十里，除了设立炮台外，适宜增置水师战艇、陆营防勇在此屯驻护卫，内外拒守，那么敌人必定不敢冒险深入，这里是金陵的外门户。以本处上游来说，有草鞋夹隘口，这是省城的内门户，仍然适宜增调水师竭力防御，那么江防大概可以倚仗稳固了。长江数千里之遥，节节防制，都难以迟缓，既然从长江口与吴淞、崇明等地依次进行防击堵截，不要重蹈外户不闭的覆辙。由此而到江阴，到镇江，到江宁，果真具备重重关隘，那么从江宁再向上游，又何难首尾呼应、声势联络，立于不败之地呢？况且防守之道，利用险要固然是重要举措，而能够利用险要的原因，在于部署得当。我认为长江下游各隘口，贵在设立炮台防备敌人，兼贵添购铁皮快船与敌人追逐争衡，作为炮台的羽翼而交相为用。长江上游各隘口，除了炮台外更适宜参用战艇，相机堵截抗拒，随时接应，分散攻击、合围包围，没有都被敌人摧毁的道理。不被敌人摧毁，敌人就会受困。如果江岸上尤其需要有游骑驰援，形成掎角之势，那么沿江铁路的兴建，又难以迟缓了。希望当权者审察常态与变局，观察治乱之机，思考在无形之中消除祸患，务必在事发生前图谋，时机啊不可错失！不要说长江是天堑，敌人难以飞渡。

弭盗议

孙时勋

议论说：从前宋均树立德行，猛兽不进入他的乡里；卓茂善于教化，蝗虫不进入他的境内。那些盗贼也是人，平息他们有方法，难道不容易平息吗？于是有事先平息的，如殷宗隐藏、安抚人、谋划人，周公敬重怨恨你、辱骂你的人，以至于司关掌管讥察，司寤掌管夜间警戒，这是有事后平息的，如渤海卖刀买牛犊，交趾诛杀首领而解散群众，州村设置鼓，新郑团编为义营。此外放纵盗贼以祸害百姓，勤劳百姓以剿灭盗贼，只是滋生盗贼罢了，哪里谈得上平息呢！现在百姓之所以成为盗贼的原因有三：一是饥民，二是愚民，三是奸民。饥民寻求食物，愚民寻求福分，奸民寻求利益。他们起初都产生于有所躲避、有所羡慕，而探究他们情势的最终结果，则有可以返回的，有不可返回的。可以返回的，是饥民；而不可返回的，是愚民、奸民。为什么呢？饥民成为盗贼，并非有什么大的欲望，是被口腹驱使，不得已而出此下策，丰收年之后，势必幡然归田。平息他们的方法，在于开垦荒地，使散勇游民得以自食其力；年成歉收则发放仓粮来赈济他们，那么盗贼就止息了。只有愚民追求福分没有满足，奸民追求利益没有止境，所以相继在法度之外猖狂。他们的心容易陷入而难出来，容易聚集而难分散。所以平息他们的方法，也不止一种。从前张敞在冀州，探查隐秘揭发潜伏，全部斩首其首领，这是以诛杀作为平息。张刚在广陵，亲自前往贼垒，任由部众所去，这是以解散作为平息。虞诩在朝歌，设立三科招募壮士，那些作奸犯科的人，借给他们耳目而联结为爪牙，这是以任用作为平息。诛杀他们，是国法；诛杀不胜诛杀，应当论情。解散他们，是国恩；解散不可解散，应当论地。至于任用他们，以不可测度的恩惠施行不可测度的法度，必定衡量那人是否可用而后

译使用他们，又必须衡量我方能够驾驭他们之后才去使用。然而大奸之人可以使用，小奸之人不可使用；大奸之人见识谋略超过常人，小奸之人反复无常没有定准，这又应当在诛杀与遣散之间加以斟酌权衡，或许盗贼就可以平息了。如今在大军征战之后，游荡的兵勇已经很多，流离失所的人又众多，希望有关部门多加留意并筹划此事。

译废除书院中时文诗赋，改习有用之学的建议

叶尔昌

中国选拔人才，在于科举科目；培养人才，也在于书院。科目用来提拔人才，书院用来研习学问。前朝法令，特别重视八股时文，本朝沿袭这一制度，又增加了诗赋。二百多年来，人们谨守奉行，父亲教导儿子，老师传授学生，从未有人说过它的危害。为什么呢？因为科举不考时文诗赋就无法晋升，书院不考时文诗赋就得不到津贴。大概是因为贪图利益而忘记了危害，已经很久了。

当今天下，日本在东面横行，欧洲各国在西面环伺，各自凭借奇技异能，以及国家的利器，在天下争夺优势，而中国坐受困窘，没有一个应变御敌的人才。这是时文诗赋造成的弊病。时文诗赋，是小技艺。过去从事这些的人，根基在于六经，辅助以诸子百家，并非没有名臣大儒从中产生。现在从事这些的人，不知道孔孟是什么道理，不知道程朱是什么学问，只是每天从事于吟诵诵读之中，不过是糟粕罢了，皮毛罢了，哪里值得珍视呢？

读书人所珍贵的，是承担天下的重任，挽救朝廷社稷的倾覆，周知世间事务，通盘筹划时局，大有经世济民之才，大有阅历经验。时文诗赋有什么建树？有什么担当？又怎么能得到人才呢？科举考场且不说，即使书院至今弊端丛生，参加考试的人只务求贪多，一人兼作数卷；阅卷的人顾虑情面，评判文章不完全秉公。老师主持的课程，不是出自门下的人不能获得前列；官员主持的课程，候补人员轮流阅卷，甚至自作自取。这与振兴文教、惠及士林的初衷大相违背，辗转相误，歧路又生歧路。在书院肄业的人，即使侥幸考中一第，出任地方官职，对上不知道如何宣谕下情，对下不知道如何抒通民意；否则就勤勉穷年，老死窗下。弊病如此，怎么能用药石治愈呢？

杀人者只害一人，而时文诗赋直接害千万人。一人受其害，还含着不白之冤；千万人被其害，竟然无法解除终身的困惑。唉，太危险了！中国之所以自我削弱，在于此；外人之所以窥伺，也在于此。过去大禹时洪水为害，周公时夷狄为害，战国时杨墨为害，汉唐时佛教道教为害，现在的时文诗赋不亚于这五种危害。不废除还等待什么呢？

过去有人上书建议停止科举、改革时文，高论宏议，最终搁置不行。原因有三：一是拘泥于国家旧例，二是当权者不忘自己的出身，三是士人习气难以挽回。现在想要突然收回已经放开的缰绳，立刻返回已经驶过的船桨。形势确实有所不能。现在的计策，暂且从书院开始。逐渐废除，就各省书院，扩大斋舍，放宽录取名额，优厚津贴奖赏，使入院的人专门讲授有用之学，各习一业，而时文诗概不发题。上洗一代沉冥晦塞之气，下振诸生委靡颓废之风，从此开始。

所谓有用之学，固然不是仍然沿袭中国的旧法，也不是仅仅模仿西方的新法。仍然沿袭中国的旧法，弊端在于一成不变，刻舟求剑；仅仅模仿西方的新法，弊端在于步武外裔，变夏为夷。这是两失。必须兼综中外之法制，略无偏重偏轻之见，只怀至公至大之心。所谓穷则变，变通，通则久，神而明之，存乎其人。现在建议设置十二斋。

一曰宋学斋，性理之学，异教争鸣，借此延续道统一线。

二曰掌故斋，考据之学。

三曰治事斋，政事之学。

四曰时务斋，经济之学。

五曰天算斋，数理之学，兼以绘图。

六曰舆志斋，《大清一统志》五大洲舆地图，参考各国沿海险要及日本地理。

七曰西学斋，语言文字，兼以翻译。

八曰军事斋，孙吴兵书，历代兵法，参考德意志之军政。

九曰商务斋，土产丰，耗市价低昂，参考英吉利之商务。

十曰律例斋，《大清律例》《万国条约》，参考法兰西之律条。

十一曰格物斋，电学、化学，参考矿学。

十二曰制造斋，诸样机器，参考工程。

以上十二斋，有的用于性命身心，有的用于民生国计，有的用于筹笔輶轩，有的用于强兵富国，以及识别道里冲要，明法令异尚，至于辨别材土，制造器物，都是有用的学问。每斋聘请一位老师统领，必须选取中外的宿儒，不可让浅薄的人滥竽充数。每斋选取二十名学生学习，必须选取聪颖的子弟，不可让顽钝的人充数。住斋的一百二十名有津贴，不住斋的一百二十名无津贴。津贴：上舍十两，中舍六两，下舍四两，不这样不足以养活其身家。奖赏第一名六两，依次递减，俭少不足以资其鼓励。屡次列高等者，又必思为出身之地，既然给予科举资格，又给予差使，务必使所学展所用，不使所用非所学。凡是学成之士，一概发给凭证。如上列十二斋，只令专精一学，督抚司道见凭证而任用，贵绅硕耆也可借凭证而推荐。像这样，可以没有荐举之误，可以没有冒替

译这是（旧制）的弊端。如果新法施行已久，使人们知道废除旧制是正确的，而领悟时文诗赋是错误的，那么将会看到人才涌现，人才大量涌现；用人才来选拔人才，人才就会越来越多；用人才来培育人才，人才就会更加层出不穷。人才既已兴盛，那么驾驭四海，统领五洲，不过是举手投足之间的事罢了。然而究其根本，必须以真诚之心去做切实之事，否则房屋虽然改造了却仍然不是干燥爽快的居所，琴弦虽然改调了却依旧没有新的声韵，一种祸害刚去除，另一种弊病却暗中滋生，哪里能防备得尽呢？说起来并不困难，做起来却非常艰难，这正是我所期望主管此事的人谨慎商议的。

译前代制定制度，本意是让百姓愚昧无知，如今反而因此自我损害。这是因为闭关锁国与开放互市，时势已经大不相同了。既然文明之光已经开启，却仍固守旧规，这正像梁武帝崇尚佛教一样，怎能抵御外敌呢？如果真能按照您的建议，在全国推行，不出十年，人才必定兴盛。贾谊当年痛哭流涕，长声叹息，怎能呼唤九重天门向天子禀告呢？兆鋆注

时务论

姚模

宣扬仁义道德来教化百姓，是夏商周三代以前的古老法则。凭借富强的手段来巩固自身，是三代以后的时代要务。所谓时务，就是审察当时的权宜之计，并把它作为首要任务。依据权宜之计来治理天下，或许难免与古法相违背，但在无法实行古法的时候，不得不进行变通，这是因为时代不同啊。我朝兴起于长白山，定都中原，闭关自守，足以称得上富强。自从粤匪（太平天国）挑起事端，外国人乘虚而入，通商贸易，利益源泉逐渐流向国外。所以中兴以来，国家日益贫困，百姓日益困窘。虽然仿效西方方法，在各直省设立制造局，在南北洋创建海军，电报线路四通八达，铁路轨道连接贯通。当权者认为从此可以富强自固，却不知道强大寓于富裕之中，富裕然后才能强大。中国虽然有求强的方法，却没有致富的途径，终究没有切中时弊，所以最终不能自强。如今中日已经议和，天下稍得安宁，国库却更加匮乏。士大夫们振作有为，确实也认识到时务不外乎富强这两件事。富裕则财物充盈，运用不竭，可以造船制械，选拔将领训练士兵，自强的道理就在富裕之中。强大则发愤图强，说战就能取胜，说守就能稳固，别人不敢欺侮，就可以长久保持富裕。然而以当今的时务来说，其中重大而紧要的有三点：一是广泛储备人才以资助富强，二是开发矿产振兴商务以达到富裕，三是精研制造修整军队以达到强大。天下的百姓，士人占四分之一，农工商占四分之三。在衰微的时代，这四类人中，过分偏重士人。古代所说的士人，才能具备六艺，学问贯通天道人事。现在所说的士人，并非真的能读书研究治国安邦的策略，只是学习八股文作为应试之用。集合千万有用之才，沉溺其中，直到白头仍未停止。如果能把钻研诗文的心思，转而用在技艺上，那么做出的成就应当可观。现在英国、美国的人，已经从事于此，而掌握技艺的都是愚钝粗鄙之流。让愚钝粗鄙之流与西方人比拼技艺，理应落后了。所以想要广泛储备人才，首先要效法“立贤无方”的原则。古人做学问不拘泥于一种格式，德行成就为上，技艺成就为下，看其本性所接近的，分门别类，各自发挥所长来激励他们，那么天下就没有被废弃的人才了。天下不少方言同文等馆，现在适宜推广增设农事院，专门教授种植灌溉的方法，种桑养蚕的事宜，旱田如何培植，荒地如何开垦，哪些作物适宜干燥潮湿，哪些作物适宜寒冷温暖，详细审察并教学，等他们学成之后，再让他们招募百姓开垦种植未开发之地，国家轻征赋税以鼓励，这就是古代重视农业的意思。又设立艺学馆，教授格致、制造、测量、航海等各种方法，以及力学、声光、化学、电学等学问。学成之后，由官方调选，充当官办厂局的办事人员。如果能新创一种物品，准许在十年内独占其利，他人不能争夺。等他们学成，让他们自行设厂制造，并让商人携带到各地销售，这又是工艺与商务相关联之处。至于士人，则废除八股文而用策论考试，或者学习各国语言文字，以备外交之选；或者学习礼乐刑政、文书钱粮，以备县令之职；以及天文、地理、算学、医学等，等他们学有所成，就用科举的方法考试他们，比八股文好多了。这样那么四民各自精通自己的职业，有用的心思才力不至于被浪费，二十年后人才必定蒸蒸日上。亚欧两洲的百姓是天下最聪明的，中国的人才未必逊色于西方，所以说：广泛储备人才以资助富强，是时务之一。

人才已经储备，然后可以谈富裕，可以谈强大。财物用度不足，不可以治国。西方各国凭借矿务商务作为利益源泉，我们中国地方数万里，难道缺少矿质吗？只是没有开采罢了。煤炭铁矿应当开采，查考经典，考证会典，参酌时势，都应当举行。《周礼》有“玉人掌管金玉锡石之地，按时开采”。会典十七卷说：“凡是五金矿产，是器物使用所必需的，那些藏于山岩土石之中的叫做矿。”平民入山开采，以维持生计。以当今的事务来说，制造局需要煤炭多，火轮舟车需要煤炭多，制造军械机器需要铁多，铁甲兵舰需要铁多，以及各种物品需要五金的尤其多。由此看来，煤炭五金矿开采刻不容缓了。现在除了云南的他郎、贵州的天旺以及开平、建平等矿已经开采外，还有兴义的水银矿、册亨的雄黄矿，广西、云南、贵州出产黄金、赤金、白金、锡、铅、铁、汞、丹砂、雄黄，山西、四川、广东也出产赤金、锡、铅、铁。如果在未开采的矿场招募商人开采，国家征收轻税，那么民间财富丰足而国家赋税充裕。况且现在患贫，尤其应当开采，不然就像守财奴，把银子窖藏起来不取用，担忧贫穷有什么益处呢？至于通商出口货物，以丝茶为

译大宗，近年丝茶两业商业状况严重恶化，如果能够紧急加以整顿，那么商业就会日益兴盛，财政用度就会更加充足，然后再广泛购置铁甲军械，作为自强的计策，这是致富的当务之急之一。拘守古代法则的人，不能用来谈论当今的事。当今的水师应当使用轮船，这是古代所没有的。轮船坚固且行驶迅速，不畏惧风浪，但害怕搁浅，所以水师也应当分别论述。水师有三类：一是海洋，二是长江，三是内河。海洋应当专门使用轮船，长江也应当使用轮船并辅以中国船只，内河则仍然使用中国船只，根据地理情况制定适宜的措施，作为战守的准备。既然已经开采了五处矿山，材料用度已经充足，完全可以增广战船和武器。至于选拔将领的方法，就像武举考试应当把弓箭改为火枪，再从武备和水师学堂中选拔优秀人才，驾驶、管带等职务各司其职，让他们游历各国，考察那里的风土人情，以及战守的方法，陆军也是如此，十年之后自然会有起色。武备既已修治，国家就会强盛，这又是当务之急之一。综合这三者，得到人才而国家富强，发愤图强成为雄主，强大的邻国就不敢欺侮。至于可以实行的新法还有很多，关键在于执政者要透彻了解当前急务，根据时势制定适宜的措施，就可以了。

译养兵说

卓焌

曾经听说军队可以百年不使用，却不可以一天不准备。准备军队的道理，以养育士兵为优先。如果不知道如何养育士兵，到了用兵的时候，仓促招募，当时所招收的，都是市井中无所事事的游手好闲之徒。不必等到临阵，他们畏缩逃亡的情形，就已经可以断定了。然而养育士兵的方法，不仅仅是养活他们的身体，必须先养育他们的心志。养活身体，不过是丰厚他们的饷银，使他们内心没有后顾之忧，衣食大致充足。他们临战之时，果真能够冲锋陷阵，为国家效命与否，还不可知。只有养育他们的心志，才能意志坚定、气度沉稳，忠义奋发，即使刀山火海、斧钺刑具摆在面前，也甘愿承受如同品尝糖饴一般。养育心志的方法，是怎样的呢？主将平时抚养周到，与士兵同甘共苦，有功必赏，有罪必罚，不偏私亲信故旧。凡是赏赐，务必使实惠到达士兵手中，而不存有侵吞克扣的念头，这是用钱财足以使他们心服的方法。临阵之时，身先士卒，谋定后动，不轻易将士兵置于死亡之地，所以士兵都依赖主帅而不恐惧，这是用谋略足以使他们心服的方法。心志既定，那么军队之中，就像身体指挥手臂，手臂指挥手指一样，无往不胜。对于士兵来说，既没有挫败的担忧，对于将领来说，又将获得爵位俸禄的赏赐，这不是两全其美的方法吗？如果平时不知道养育和使用，那么招来就来，罢免就赶走，士兵也知道朝廷并不是恩养我，只是用来应付一时的紧急，而我也只是姑且用来解决一时的困窘，上下离心，即使有百万军队，也像没有人一样，怎么能得力呢？所以我认为用兵的人，贵在养育士兵的心志。

拿破仑第一论

叶尔昌

上天之心厌恶杀戮，天道喜好报应，自古以来英雄相继兴起，而说可以凭借武力征伐来经营天下的，未曾听说过。项羽百战百胜，最终却困于乌江；法国拿破仑屡次征伐必定攻克，却再次遭遇退位废黜。他们的成败，大概大致相同。查考拿破仑生于乾隆年间中期，幼年沉默寡言，才识超群，稍长议论风生，令人震惊听闻，从士兵下级起步，趁着共和党之乱，屡次建立武功。议员巴尔拉推荐他为次将，委任他平定叛乱的事务，从此声望逐渐显赫。击败奥地利、攻破意大利，进攻埃及，法军所到之处，勇气百倍。后来改国为首领，政治和民望日益归附，于是在仲华拜〇之年，进登帝位，多么兴盛啊！从此志向想要驱使天下，席卷全欧，连年消灭日耳曼，攻破普鲁士，讨伐西班牙，进攻葡萄牙，拒绝英吉利，在俄罗斯逞志。等到一千八百十三年冬天，讨伐俄罗斯的战役，深入俄境，俄国人自己烧毁莫斯科城来引诱敌人，于是落入他们的计策，以至于率领数十万大军，不是冻死战死就是被俘虏殆尽。大概自从拿破仑用兵以来，未曾有过这样大的挫败耻辱。因此声威不振，欧洲各国趁着他们屡次失败，进兵巴黎，元老院逼迫拿破仑写下退位书，废黜后居住在厄尔巴岛。几个月后复位，又与英国战败，被英军装载到别的舰船上，流放到圣赫勒拿岛，被监禁将领所凌辱，愤恨惋惜而死，又是多么衰败啊！兵器是凶器，战争是危险的事，喜好兵器的人不吉祥，好战的人必定灭亡。假如拿破仑在登上帝位后，收藏铠甲收敛兵器，对内让百姓休养生息，对外安抚各国，制定长治久安的策略，他的功业难道不伟大吗？不采取这个计策，却拘泥于常胜，玩弄兵器不止，蹈袭项羽的覆辙，忘记武力征伐作为后世的警戒，这就是废黜流放的祸患到来的原因。有人说：凭借汉高祖的贤能，在马上得到天下，仍然想要在马上治理天下，又何必责备拿破仑呢？况且拿破仑用兵如神，推诚待人得到士人，人们乐于为他所用，他在国内制定的民法，法国人无不敬重拥戴。拿破仑功名虽然不能善终，也是一世的豪杰啊！评论的人或许引用拿破仑作为欧洲玩弄兵器者的殷鉴，然而看他在再次退位时，不忍心酿成内乱来祸害生灵，就已经深深领悟穷兵黩武的错误，与项羽说“天亡我，不是作战的罪过”相比，难道还有区别吗？

致知格物论

周振祥

天下的事物与我心中的道理本来相互依存，我心中的道理与我心中的知识确实相互因果。自从《大学》格物致知的篇章亡佚，谈论事物的人说法不一，各家对格物的解释也不一致，于是有人把事物当作善恶的事物而说格物是招引它，有人把事物当作物欲的事物而说格物是去除它，这是支离破碎的说法，不是通达的论断。所谓事物，就是事理，兼括表面和内在、精微和粗浅，就其中的道理推演，一个事物就有一种知识。格一个事物不难，随着格物就随着知晓，随着知晓就随着贯通，万物也就是一种知识，即使格万物也不难，随着格物就随着知晓，随着知晓就随着贯通。只看我的知识是否知晓罢了。如果真诚地保持虚灵不昧的本体，而推究其神明不测的作用，知识进入事物之中，事物所到的地方，都是知识所到的地方，而事物没有隐藏的形状；知识超越事物之外，知识所到的地方，就是事物所不到的地方，而知识没有停滞的机巧。天下没有不可遮蔽的事物，也就没有不可遮蔽的知识。因此，被事物所束缚而格物，其知识在于接触事物，接触事物则知识日益明了；不被事物所束缚而格物，其知识在于穷尽事物，穷尽事物则知识日益神妙。知识与事物融合，一个本源散为万千差别；事物与知识融合，万千差别统归一个本源。起初，知识都周遍事物的数量；最终，事物都进入知识的境界。探究细微以寻找隐奥，深入以达致远，精细地搜求天地鬼神的秘密，粗浅

译认识鸟兽草木的名称，其表象体现在日常饮食起居之中，其内里蕴含在性命伦理的开端，没有不能推究的，没有不能知晓的。即便是当今西方的天文算术、测量技术，以及气象学、力学、化学、光学等各类学科，也可以由此追溯其源流并穷尽其究竟。如果仅仅把“格”理解为去除，那就是脱离事物去追求认知，我担心这种冥思静坐、空想观照的做法，正是异端清静寂灭之习产生的根源；如果把“格”理解为招致，那就是拘泥于事物去追求认知，我担心这种广泛搜集、旁征博引的做法，正是俗儒词章训诂之学产生的根源。脱离事物的人，探求其内里而遗弃其表象；拘泥于事物的人，得到其粗浅而遗弃其精微。用这种方法去探求格物致知的学问，与真正的道理就越来越远了。曾子若有灵，也一定会痛恨这些人胡乱地创造解释。朱熹将“致”解释为推究到极致，将“格”解释为达到对事物的认知，也就是“知所先后”中的“知”，以及“物有本末”中的“物”。认知如果不推究到极致，那么事物的条理就不能贯通；事物的条理如果不贯通，认知也必然不能贯通。事物如果不被推究，那么事物的条理就不能通达；事物的条理如果不通达，认知也必然不能通达。不能通达、不能贯通，那么表里精微与粗浅的要旨也必然不能明了。这样，本来具有的认知就不能达到极致，对事物的认知就不能推究透彻，又怎么能称之为“致知”呢？又怎么能称之为“格”呢？如果程颐和朱熹复活，他们会如何看待这种说法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