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务分类文编卷四

译这是可以说的。近日各省学官有名无实，只有书院这一职位，乐于敬业、成就较多，然而所教的只是时文帖括罢了。偏僻简陋的州县，连书院都没有，想要寻求教化的兴盛、人才的众多，难道能实现吗？应当由督抚分别命令所属官员，仿照书院的宗旨，广泛设立学校，或者筹集民间捐款，或者提取官方款项。其规制必须整齐，其廪饩必须丰厚，其学生至少必须超过百人，先在城邑开始，然后分别推广到四乡。至于商埠海疆，人情浮动，尤其应当急建书院，广泛储藏经籍，聘请师儒，以端正人心，以维系风俗。那些同文方言、水师、武备各馆，就可以并入其中，并聘请洋师兼攻西学，差不多就能体用兼备，蔚然成为有用之才，不至于重蹈覆辙，白白耗费巨资了。那些各省的丛林道院，藏垢纳污，坐拥巨额钱财，徒然成为助长恶行的工具。有犯案者，应当将田宅一律查封，改为学校。僧道还俗后，愿意入学的也听任他们。一经转移，正统的学问就兴盛，异端就衰微，宏大的治化就推行，贤才就孕育。不必有沙汰禁革的文书，就已经收到了经正民兴的效果。这是根本的要务，谋求治平的首务。就是因宜制变，驾驭夷狄，作为朝万国的前声。不致力于这个，只是急切地购买器械、训练士兵，想要在海外的争雄，恐怕有器械没有人，将会有一蹶不振的情况。这就是所谓的逐末而忘其本。

译论学校变法通议 总论

新会梁启超撰

我听说过《春秋》中关于三个历史阶段的义理：在据乱世，凭借武力取胜；在升平世，智力与武力相互较量；在太平世，凭借智力取胜。文明初开之时，人类足迹遍布中国大地，鸟兽的侵害尚未消除，人们依靠挖掘洞穴、搭建高巢，才得以相互保全，这是武力的强大。然而，人虽然文弱，没有羽毛的装饰，没有爪牙的防卫，最终却能囚禁犀牛和老虎，驾驭骆驼和大象，这是智力的强大。数千年来，蒙古族人、回族人，以掠夺为功绩，以屠杀为乐趣，屡次践踏著名的国家，几乎统一天下，这是武力的强大。近百年间，欧洲人、高加索族人，凭借制造器械来消灭国家，借助通商来开拓疆土，于是全球十九分归其统辖，这是智力的强大。世界的运势，由混乱而进步到太平，胜负的根本，由武力而趋向于智力。所以说，在当今谈论自强，以开启民智为第一要义。

智力从哪里开启？从学问中开启。学问从哪里建立？从教育中建立。学校的制度，只有我们夏、商、周三代最为完备。家中有塾，党中有庠，术中有序，国有学，这是设立学校的等级。八岁进入小学，十五岁进入大学，这是入学的年龄。六年教授数字和方名，九年教授历法日期，十年学习书写，十三年学习音乐和诵读诗歌，成童学习射箭和驾车，二十岁学习礼仪，这是接受教育的次序。每年入学，每隔一年考核，以分析经文、辨别志向为开始，以通晓事理、无所不通为最高成就，这是考核学业的程序。《大学》一篇，讲述的是大学堂的事情。《弟子职》一篇，讲述的是小学堂的事情。《内则》一篇，讲述的是女学堂的事情。《学记》一篇，讲述的是师范学堂的事情。《管子》说农民、工匠、商人聚集在州里居住，互相谈论事务，互相展示功效，所以父兄的教育不用严厉就能成功，子弟的学习不用劳累就能掌握，这说明农学、工学、商学都有学堂。孔子说如果不教导民众作战，这就是抛弃民众。晋文公刚即位就教导他的民众，三年后才使用他们。越王勾践栖身于会稽山，教导训练十年，这说明兵学有学堂。那些专门从事其他行业、不能入学的人，还在农事完毕的十月，让父老在学室中教导他们，见《公羊传·宣公十五年》注。有不听从教导的人，乡官检举并上报，对他们看得很重而督责很严。像这样，所以使全国之内，没有一个人不受教育，没有一个人不知道学习。《兔罝》中的野人可以保卫城池，《小戎》中的女子可以抵御敌人的愤怒，贩卖牛的郑国商人可以击退敌军，齐国的轮匠可以谈论治国之道，听取舆人的歌谣可以确定霸业，采纳乡校的议论可以了解政事。全国的人与国家融为一体，充满城市田野，无非都是人才。所谓用天下的眼睛看，用天下的耳朵听，用天下的思虑思考，三代兴盛强大，大概就是因为这个原因。

马贵与说：“古代人口少而才智出众的人多，现在人口多而才智出众的人少，我为此感到悲伤。虽然如此，这大概是有原因的。先王希望民众有智慧，后世希望民众愚昧。天下已经安定，敌国外患已经平息，他们所担忧的，是草野中的豪杰趁时而起，议论时政的人士援引古义来非议时政。于是制定方法来约束他们。国家设有大学省、学院，郡县设有学官。考察它们的名称，还像古人那样；观察它们的制度，还像古人那样；但问它们教育的目的，却说：‘是八股文，是诗赋，是楷书书法。’不必读书通晓古今也能做到，那么中等才能以下的人中，寻求读书、寻求通晓古今的就很少了。不是这一条路不能自我进取，那么奇才异能之士不得不放弃他们的学问而低头从事于此。录取没有定数，考中非常困难，那么豪放不羁的人才必定有十年考不中的，穷困愁苦感叹，消磨了他们的才气而没有余力来完成他们的学业。像这样，豪杰和议论时政的人士必定减少，而驯服治理天下就容易了。所以秦始皇焚烧诗书，明太祖设立八股取士，两人相隔遥远，千年间标准相同，都是为了愚弄百姓、加重君权、驾驭统一天下、消除内乱的方法，没有比这更好的了。譬如居住的房屋，担心僮仆偷窃宝物，把他们捆绑起来，放在严密的房间里，加上锁钥，就可以高枕无忧，毫发无损了。只是可惜强盗突然到来，进门没有门，入闺没有闺，搜刮所有财物，席卷而去，而被捆绑的人只是相对咋舌，看见主人的危难而无法救援。”

大凡国家的民众，总共分为五等：叫士，叫农，叫工，叫商，叫兵。士，是学生的称呼，人人都知道。但是农有农之士，工有工之士，商有商之士，兵有兵之士。农而不士，所以美国每年农业产值白银三千一百兆两，俄国两千二百兆两，法国一千八百兆两，而中国只值三百兆两。

译兵。如今那些徒有四者的名号，却没有士人的实质，其祸害竟然到了这种地步。何况那些身为士人却不尽士人本分，聚集了成千上万只会死记硬背应试文章、钻研考据辞章的人，他们对历代典章制度茫然无知，对各国局势懵懂未闻，却想让他们共同治理天下，担任各种官职，推行新政，抵御外敌，这怎么可能实现呢？

译现在谈论治理国家的人，必定说仿效西方的方法，力求国家富强，这固然不错。虽然如此，如果没有合适的人才，是无法办到的。现在有十六个与我们有条约的国家，依照西方人的惯例，每个国家任命一位使节，现在通晓四方国情，擅长辞令，能够胜任使节的人才有多少呢？欧美、澳洲、日本、印度、缅甸、越南以及海外诸岛，有中国百姓侨居的地方，不少于四百处，现在熟悉商务，明察当地风俗，能够胜任领事的人才有多少呢？教案、边界事务、商务纠纷纷纷屡次发生，现在通晓夷情，明白国际公法，熟悉条约章程，能够胜任总理衙门章京、各省洋务局官员的人才有多少呢？西方大国，常备军队都有数十万，战时可调至数百万，中国幅员辽阔，练兵最少也应当达到五十万，分为一千个营，每个营的营官、哨官有六员，现在熟悉地图，通晓军事，能够胜任偏将裨将的人才有多少呢？精通练兵方法，熟悉军营制度，能够统领大众，遭遇强敌，能够胜任统帅的人才有多少呢？中国如果整顿海军，只求与日本相当，也需要兵船一百四十多艘，现在深谙海战，能够胜任水师军官的人才有多少呢？长期经历风浪，熟悉航道沙线，能够胜任船长、大副、二副的人才有多少呢？陆军每个营，水师每艘船，都需要医师两三人，现在研习医理，精通伤科，能够胜任军医的人才有多少呢？每建造十英里铁路，需要上等工匠两名，次等工匠六十名，现在通晓机器，熟悉工程学，能够胜任工程师的人才有多少呢？中国矿产资源封闭千年，奉旨开采，设立矿局逐渐增多，现在能够勘察矿苗，化验矿质，能够胜任矿师的人才有多少呢？各省商议设立商务局，以保护利权，现在通晓商业道理，熟悉商业行情，能够胜任商董的人才有多少呢？能够制造器械才能强大，能够制造货物才能富裕，现在创新方法，创制新器，足以与西方人并驾齐驱，造福天下的人才有多少呢？因为这个缘故，往往有一些新法尽善尽美，人人都知道，却议论了几十年不能实行，如果草率推行，那么失败立刻显现，最终被那些阻挠压制新法的人所诟病，稍微有成效的一两件事，则是任用外国官员的结果。而轮船招商局、开平矿局、汉阳兵工厂之类，每年开销的数额，外国人的薪水几乎占了一半，金陵自强军所聘请的西方人，一半属于那里的士兵，却侵吞我们军官的厚薪，海关厘税每年收入三千万，作为国家的饷源，却听任他们盘踞几十年，不能取代，仅从这几方面来看，任用外国官员的明显效果，就可以看得很清楚了。然而还庆幸借此成就了一两件事，如果坚决舍弃他们，那么连这一两件事也将没有了。唉！同样是圆头方脚，头顶天脚踩地，却必须事事低头拱手，等待别人的命令，难道不值得长声叹息吗！

至于天下众多的学子，其中一两个识时务的英才，有志之士，想要立志独自学习，探求中外事物的原委，形成一家之言的，大概也有这样的人。然而不通晓西方文字，那么除了已翻译的书就不能读，这是难以成功的第一点。格致等学问，都依赖仪器，如果不是富有之家，没有办法购置，这是难以成功的第二点。增广学识，尤其依赖游历，普通的寒门士子，怎么能远游，这是难以成功的第三点。一切实学，如水师必须出海操练，矿学必须入山勘察，不借助官府的力量不能独自进行，这是难以成功的第四点。国家不以此选拔人才，学成也没有用处，还不足以供养妻子儿女，免除饥寒，所以每到半途就放弃返回，这是难以成功的第五点。这就是为什么通商几十年，而士人中无所凭借能够卓然成为异才为国家所用的，几乎断绝的原因。现在农夫未曾播种却想收获秋天，即使是愚者也知道不能。拿着猪蹄祈祷满筐，旁观者尚且笑他，何况那些几百年来对人才盛衰消长的原因，像秦人看越人的肥瘦一样漠不关心，仍然束缚他们，驱使他们，消磨他们的意志并加以控制，一旦有事，却想指望天下多出人才，怎么可能呢？怎么可能呢？

然而还说洋务是这样。至于内外各级官员，是天子用来共同治理天下的；而今天的士人，是未来的官员。问国家的大学、省的学院、郡县的学官，以及他们所到的书院，有以历代政治术数为教的内容吗？没有。有以本朝典章制度为教的内容吗？没有。有以天下郡国利弊为教的内容吗？没有。当他们学习的时候，未曾为做官做准备；他们得到官职的时候，就应当完全抛弃过去所学，而去从事未曾学过的事情。《论语》说：“我听说先学习然后从政，没听说从政后再学习的。”从政后学习尚且不可以，何况现在既已做官仍然读书的人，能有几个呢？因此一切公事，都受成于胥吏之手；六部的书办、督抚的幕客、州县的房科，上下其手，掌握着长短，官员无可奈何。为什么呢？胥吏学习了，而官员没有学习。于是导致全局糜烂，形成胥吏专权的局面，利在天下，祸在中枢，病入膏肓，不可救药。所以西学的学校不兴盛，其害小；中学的学校不兴盛，其害大。西学不兴盛，那一二浅末的新法，还能任用外国官员来推行；中学不兴盛，能尽各部堂司、各省

译派遣长属官员，却一概任用洋员来填补空缺吗？这真是令人痛哭流涕的事啊。此稿未完。

译论学校（二）变法通议 总论

新会梁启超撰

不仅是中国的孔子之教流传数千年，受教的人号称有四亿，数量不算少了。然而妇女不读书，这就去掉了一半。农民、工匠、商人和士兵不知道学习，又去掉了十分之八九。剩下的一两个人拿着书本咿咿呀呀地诵读，去从事四书五经的学习，他们用心之处只是为了应付考试的题目罢了，是为了获取科举文章的素材罢了。这与经典无关，与教化无关。其中有通达事理的人或志士，有的为经典作笺注校勘，效忠于许慎、郑玄；有的约束自身以自爱，归命于程颐、朱熹。然而对于古人的微言大义，所谓诵读《诗经》三百篇可以授予政事，研究《春秋》可以了解先王治国志向的，大概很少有人留意。这也只是学习他们所学的东西，对于经典仍然无关，对于教化仍然无关。所以号称受教的人有四万万，但究其实能有几人？这不是我敢断言的。所以我曾说，今天的天下，幸好还以经义来选拔士人，否则读我们儒家经典的人几乎要断绝了。这话似乎说过头了，但有铁证在。那《礼经》十七篇，是孔子所雅言的，现在试问那些读书的学生，能背诵其文辞、阐明其义理的人有多少呢？为什么呢？因为科举不用它。那么堂堂的大教，反而借此衰败的科举来谋求生存。依靠科举而存在的，它与灭亡相差多少呢？何况今天的科举，其趋势必然不能长久。我向来所说的变也要变，不变也要变，与其等待别人来变而导致一切消亡殆尽，那不如我们自己变，还可以保存其中的一二。《礼记》说：下面没有学校，盗贼百姓就会兴起；丧亡的日子就不远了。《左传》说：《小雅》完全废弃，那么四方蛮夷就会交相侵犯，而中原地区就会微弱叹息。我们儒教自从东汉以来就已经不兴盛，晋宋之间陷入老庄思想，隋唐以来沦陷于佛教。外来的宗教一旦进入，立刻就会受到侵夺，何况那些保护他们的徒众，强聒不舍，挟持国家力量，奇异强悍无与伦比。现在我看到通商口岸的商贾，西文学堂的人士，捋臂伸舌，动不动就说：四书六经是无用的东西。而传教士著书立说，也侃侃而言：中国的衰弱，是由于教化不善。以今天帖括家所说的经，与考据家所说的经，即使圣人复活，也不能说它们不是无用的。那么怎么能禁止人们不轻视它们而遗弃它们呢？所以按照这个标准不变，我担心二十年后，孔子的教化将在天地之间断绝。这是可以痛哭流涕的。

灭亡了要保存它，废弃了要复兴它，愚昧的要使其明智，弱小的要使其强大，条理万端，都归结于学校。西方人学校的等级，名号，章程，功课，那些士人所著的《德国学校七国新学备要》《文学兴国策略》等书，大都能说清楚，不需要我多言。我要说的是，采纳西方人的意图，实行中国的方法；采纳西方人的方法，实行中国的意图。其总纲有三：一是教，二是政，三是艺。其分目有十八：一是学堂，二是科举，三是师范，四是专门，五是幼学，六是女学，七是藏书，八是纂书，九是译书，十是文字，十一是藏器，十二是报馆，十三是学会，十四是教会，十五是游历，十六是义塾，十七是训导废疾之人，十八是训导罪人。所拟定的章程，都附在各篇之后。

现在的同文馆、广方言馆、水师学堂、武備学堂、自强学堂、实学馆之类，为什么不能得到杰出的人才呢？谈论技艺的事情多，谈论政治与教化的事情少；它们所说的技艺，又不过是语言文字的浅显、兵学的末节，不致力于大的方面，不揣度根本，即使穷尽其道，所成就的也已经无几了。又其受病的根源有三：一是科举制度不改变，就学缺乏人才；二是师范学堂不建立，教习不是合适的人；三是专门的学业不区分，达到精专没有门路。因此这里的人士，搁置六经，唾弃中国的旧学，既一切不问，而询问西方人富强的根本、制作的精妙，也很少有能说的并能效法的。从前曾戏言：古人所厌恶的，是背离夷狄而不合乎中国；现在所担忧的，是背离中国而不合乎夷狄。推究其成就的极致，能担任翻译之事已是上等了；次一等的，只适合做洋行买办、通事的用途。有一二卓然成就，通达中外情势，可以备国家任用的人，必定是此人聪明才力，能借助其他途径来自我精进，而不是这些馆、这些学堂的功劳。国家设立学校，想要培养人才以共治天下，而其上等人才仅如此，次等下等的人才却像这样，必定不是朝廷造就人才的初衷。现在朝中士人的言论，急切地以储备人才为急务的，大概不乏其人，学校的萌芽，大概从此开始了。他们是否也有洞察病根所在，而在这三个方面稍加留意呢？

况且现在学校的主张不能实行，又有原因。经费非常巨大，而筹措颇为困难。虽然知道其紧急，却无法承担。现在农夫治理田地，从春天到夏天，施肥灌溉，借贷辛苦，没有推辞的，因为如果不这样，秋天就没有丰收的希望。中等人家，尚且节衣缩食，以教育子弟，希望他们成就，光大门楣。

译如今国家如果不打算自强也就罢了，如果打算自强，那么在纷繁众多的事务中，只有这件事最为重要。即使有上百件事来不及做，也应当优先谋划它。我听说西方各大国的教育经费，多的达到八千七百多万，少的也有八百万。小学堂的经费，英国每年三千三百万元，法国一千四百万元，德国一千四百万元，俄国五百万元，美国八千四百万元。（注：此处原文“德国三千四百万元”疑有误，据常见史料及上下文逻辑，德国小学经费通常低于英美，但此处依原文直译或修正？参考常见版本，德国小学经费多为三千四百万或类似，但中学大学部分德国仅二百万，显见原文数据可能有特定出处或笔误。作为翻译专家，应忠实于提供的文本。原文写的是“德国三千四百万元”，故译为三千四百万元。）中学和大学的总经费，英国每年八百六十万元，法国三千万元，德国二百万，俄国四百余万元，美国三百余万元。日本不过区区三座岛屿，而每年花费也达到八九百万。那些谋划国家大事的人，难道不想着节俭的道理，却甘愿把黄金白白浪费吗？日本人二十年兴办教育的费用，通过与我们一战就足以收回成本还有剩余。假如我们当初拿出那所谓的二万万两银子，取其中百分之一二来兴办教育，那么二十年间人才就会大量涌现，去年的战败，还会发生吗？唉！过去的经验教训不忘记，就是未来的借鉴。趁现在还不谋划，恐怕以后的祸患，将是今天所谓二万万两的数倍，而且没有尽头。等到遭受惨痛的打击再次到来，才开始后悔现在的做法是错误的，又怎么来得及呢？现在不惜耗费巨额资金来建设海军，却不愿意拿出少量的费用来经营学校，重视了次要的，而轻视了主要的。这就像小孩子怀里拿着水果，给他看金子，他就扔掉金子去拿水果；就像乡下人手里拿着珍珠，给他看一百文钱，他就丢弃珍珠去抓取钱。只知道敌人战胜我们的武器，却不知道战胜敌人的根本在于什么。浪费时日，耗尽精力，去从事眼前所见的东西，却被那些尚未看见的东西所蒙蔽，探究其最终结果，一无所成。这种智慧与小孩子、乡下人相比如何呢！

译西方人筹划中国事务时，以西方国家的人口与中国的人口作为比例，来计算应当有的学生人数以及学校的经费。他们说，小学生应当有四千万人，每年应当花费二万二千六百万元；中学生应当有一百十八万四千多人，每年应当花费五千九百多万元；大学生应当有十六万五千多人，每年应当花费七千一百多万元。现在不敢说大话，假如按照西方人的百分之一来计算，那么也应当有小学生四十万人，中学生一万一千八百四十人，大学生一万八千五百多人，每年应当花费三百五十六万元。中国的房屋、衣食等费用，比起西方人只有三分之一，那么每年不过一百多万元罢了。这里还有一个道理：中国科举考试的荣耀，长久以来驱使天下人奔走追求。八股文和楷书书法，不曾有人奖劝和驱策，但趋附的人就像追逐利禄的道路一样。现在创办之初，或许经费不足，但只要能够废除科举归于学校，以此来号召天下。学校中只规定功课，不提供津贴，天下的豪杰之士，聚集并专心从事学业的，一定不乏其人。这样经费又可以节省三分之一，每年花费七十多万元就足够了。而学校中培养出来的人才，即使按十个人中选拔出五个来计算，十年之后，成就的大学生已经可以得到八千人，用来分布在上层和下层，革新各项制度，充沛而有余力了。日本那么小，每年这笔费用尚且达到八九百万，难道说堂堂中国想要得到日本十二分之一的费用，却担心没有来源吗？一定不是这样的。

论学校三变法通议 科举

新会梁启超撰

科举，是弊政吗？科举法是最完善的。古代实行世卿制，春秋时期对此加以讥讽。讥讽世卿制，是为了确立科举制。世卿制的弊端，在于世家子弟不必读书，不必知晓学问，即使愚笨淫乱，也按惯例进入政界，那么追求读书、追求学问的人必然很少。像这样，所以上层没有人才。平民的后代，即使读书，即使知晓学问，但受限于品级门第，最终得不到官职，那么追求读书、追求学问的人也很少。像这样，所以下层没有人才。上下都没有人才，是国家的大患。科举制建立，这两种弊端就革除了。所以世卿制是乱世的政治，科举制是太平盛世的政治。古代的科举都出自学校，学校制度废除后，科举才开始出现弊端。古代家有塾，党有庠，术有序，国有大学。州长、党正、遂师、乡大夫，都是他们当地的教育官员。在《周礼》中看到的，都说掌管他们当地的教育法令。《王制》所记载的，有秀士、选士、俊士、进士的称号。当他们还是秀士时，家、党、术、乡对他们进行教育。《国语》中齐桓公内政的法令：正月初一，乡长向君主复命，君主问他说：“在你的乡里，有居家好学、对父母慈孝、聪慧贤仁、在乡里闻名的人，有就报告；有却不报告，叫做遮蔽贤明，罪过是五等。”官吏处理完事务后，君主又问他说：“在你的乡里，有贡献体力、出众于众人的人，有就报告；有却不报告，叫做遮蔽贤才，罪过是五等。”役官及五属大夫向君主复命，君主询问他们，像最初一样。五属大夫退下后在他们所属地区修明教化，属退下后修明县，县退下后修明乡，乡退下后修明卒，卒退下后修明邑，邑退下后修明家。因此平民有善行，可以被举荐。启超按语：属、县、乡、卒、邑、家，用《周礼》、《管子》来验证，都是让他们在当地进行教育。当他们成为选士时，司徒对他们进行教育；当他们成为俊士时，大乐正对他们进行教育。所以把秀士推荐给司徒的，是乡大夫。《尚书大传》说：“七十岁退休，在乡里养老，大夫做父师，士做少师。”一年的事务结束后，其余子弟都入学。启超按语：古代的乡官都用他们乡里的人担任。那么乡大夫，都是老在他们乡里的大夫。把选士推荐给学校的，是司徒；把俊士推荐给司马并报告给天子的，是大乐正。居住相近，耳目熟悉，做老师的人，在平时，对于士人的德行、道艺谁高谁低、谁贤谁不贤，本来就已经仔细考察并充分了解了。到了大比之日，记录贤能的人，大概是教育有素，不是草率地在一天两天之间决定优劣。自从汉朝以后，得到天下的人都在马上，学校的事务来不及顾及。京师大学尚且议论几十年不能确定，郡国之间尤其没有听闻。所以虽然有乡举里选的名义，但对于古人良法美意，几乎渐渐消亡了。因此天子不能教育士人，只设立一条荣耀的途径作为标准，来诱导激励他们，天下的士人趋附于此。班固所说的利禄之路，确实如此。在那个时候，或许有大儒巨子出现在其中，代替司徒乐正的职权，施行学校的事务，缀学的小生，聚集在那里接受教育。至于人才的盛衰，则常常看国家所设立的标准，或好或坏来决定差别。虽然如此，取士与教士既然分开了途径，那么即使所设立的标准极其完善美好，但在得到人才方面也已经很难了。所以两汉辟举的方法，其流弊甚至变为九品中正。大概学校不建立，官吏不曾有人才的责任，

译一旦将考核选拔人才的事务，交由毫无关联的刺史、太守等官员去执行，他们怎能了解实情，又怎能推举贤才？因此不考察实际品行，只采纳虚浮的名声，弊端发展到极致，甚至使得寒门与贵族之间，界限分明如同鸿沟。乡举里选制度的弊病，在当时达到了极点。

隋唐以后，科举制度相继兴起，担心地方郡国选拔不实，于是全部贡送到京城以统一权力；担心地方长官徇私舞弊，于是专门派遣侍臣来弥补其不足。然而，郡国距离学校已经遥远，而京城更加遥远；地方长官与学官之间已有隔阂，而内臣更加隔阂。将所有的耳目寄托于虚空无着之处，这与孔子“举荐你所了解的人”的道理，违背谬误到了什么程度！

既然如此疏远和隔阂，那么不仅实际品行无法看见，就连虚浮的名声也无法听到。于是所确立的标准，不得不落在雕虫小技、浅薄学问、庸俗之学和空洞文章上，上级以此鼓动，下级以此迎合。父亲告诫，兄长勉励，朋友习练，老师传授，即使有道德才艺，不通过这条途径晋升也不被视为荣耀；即使有豪杰之才，不通过这条途径也不能晋升。耗费数十年的光阴，耗尽精力精神，从事于此，而能否成功，还在不可预知之中。

所以夏商周三代的盛世，天下的士人没有一人不能成就自己的才能，而国家人才多得用不完。两汉之间，士民因缺乏教化而自暴自弃的，确实存在。但只要才学足以供世所用，就没有不能自我通达的。降及后世，不仅不加以教化，反而禁锢遮蔽；不仅不任用，反而摧残打击。唉！所剩下的还能有多少呢？

所以科举与学校结合，人才就兴盛；科举脱离学校，人才就衰败；有科举而无学校，人才就消亡。

译科举和学校既然已经分开了，那么选拔标准来自多种途径的，人才稍显兴盛；标准只来自单一途径的，人才更加衰微。这也是古今得失的所在。所以汉代以孝廉为常设科目，而其余还有所谓贤良方正、直言极谏等科，大多不具备征召明晓当世事务、习熟先圣之术的人。元光五年，文学高第、有行义、茂才异伦等科，大多不具备征召可充任博士职位的人。阳朔二年，征召勇猛且通晓兵法的人；元延元年，征召能直言通晓政事、延揽出身卑微但可亲近百姓的人；建平元年，征召通晓兵法且有深谋远虑的人；建平四年，征召审理案件公平的人；元始二年，征召通晓天文、历算、钟律、方术、本草的人；元始五年。而丞相征辟属吏也有四科：一是德行高妙，志节清白；二是学问通达品行修养好，符合博士标准；三是熟悉法令，足以决断疑难，能按章法覆问，符合御史标准；四是刚毅多谋略，遇事不迷惑，明智足以决断，才能胜任三辅地区的县令。光禄茂才也有四行：敦厚质朴，谦逊节俭。刺史举荐的名目也有三等：一是明经，二是明律，三是能治理繁剧政务。他们的选拔方式，有的特诏征召，有的特科考试，有的由三公府征辟，有的由公车征召，有的由公卿郡国举荐，有的派遣使者持节考察上报，有的上书待诏，有的博士弟子射策，有的凭技艺为郎。《汉书·卫绾传》记载，有的人在郡县担任曹掾从事。他们的科目和出身途径如此之多，所以天下的士人都能根据自己性情的相近之处，各自成就其学业。学业如果成就了，那么征召、辟除、察举就会接连到来，没有不能自我展现的。所以天下人人都是有用的器具，而国家不至于以缺乏人才为患。唐朝沿袭隋朝制度，设立六科：一是秀才，二是明经，三是进士，四是明法，五是明字，六是明算。还有史科、开元礼、道举、童子、学究等其他科目。制科的名目多达上百种，见于《困学纪闻》的有八十六种。虽然不免杂乱滥竽充数，但一时的贤俊如姚崇那样下笔成章，张九龄那样道德比肩伊尹吕尚的人，往往出自其中。宋朝初年沿袭前代轨制，也有九经、五经、三史、三礼、三经、通礼等科。起初沿袭唐制，考《开元礼》，到开宝六年，《开宝通礼》编成，于是改科。这一年用新书考试问学究、明经、明法、明医等科。《宋史·医学》记载，起初隶属太常寺，元丰年间才设置提举判局来教导他们，分为方脉科、针科、疡科。试题有六种：一是墨义，二是脉义，三大义四论，五方，六假令，以及运气等科。明经有科目，那么士人就懂得坚守其教化了；行义有科目，那么人就笃实于行为了；治剧有科目，那么官吏就懂得尽心于民事了；明律治狱有科目，那么政刑就公平了；兵法有科目，那么就有许多折冲御侮的人才了；《开元礼》《通礼》有科目，那么士人就习熟本朝掌故了；学究有科目，那么就可以为人师表了；技艺、明算有科目，那么就能制造器物造福百姓了；明医有科目，那么人的寿命就延长了。这些科目，现在西方各国，没有不有的。如果突然对守旧的人说起，他们就会唾弃说“这是常道，这是常道”，却不知道这都是我们中国曾经实行过的。可惜啊，只是悬挂其名，没有推广其用，所偏重的，专门在进士一科，于是让天下学子，即使有绝学高志，也不得不降心俯首，致力诗赋帖括之业，而通人硕儒，因不第而蹉跎岁月。像韩愈、刘蕡这样的人，还不可胜数。逐渐导致廉耻道丧，请托谒见成为固习，关节往来，温卷求知等，习以为常不以为怪。荣途狭窄，人才稀少，风俗败坏，大概从千数百年以来就是这样了。

宋熙宁年间议论建立学校，变革贡举，废除诗赋，考问大义，这是三代以下的一大举动。可惜王安石因无助而失败，后人废弃其建立学校的宏大议论，而沿袭其经义的偏狭制度，谬种流传，遗毒于是日益严重。大凡天下任举一事，必有本末。王安石的议论，兴学是本，变革科举是末。本既不行，只用其末，不成片段，怎能不弊坏？王安石经义取士，不敢说是善制，而将科举合于学校，则是千古的伟论。当时旧执政的党羽，喋喋争辩，全属意见之言。其传诵后世最近理而乱真的，是苏文忠公的一疏。以前曾指责其纰谬而条分缕析地辩驳，现在记录在下面：当今之世，还有援引这类迂谬之论来互相驳诘的，可以用这个来折服他们。苏氏说：得人的道理，在于知人；知人的方法，在于责实。如果君相有知人之明，朝廷有责实之政，那么胥吏皂隶未尝没有人，何况学校贡举呢？即使使用现在的制度，我认为有余。如果君相无知人之明，朝廷无责实之政，那么公卿侍从常患无人，何况学校贡举呢？即使恢复古制，我认为不足了。梁启超说：君相虽然说是知人，如果想要举荐天下的士人，其才学是否可任，一望而尽得之，即使是尧、汤、皋、禹，我知道他们也不能做到。那么必定寄耳目于公卿，公卿寄之于牧守，牧守寄之于令长，令长可以说是亲近百姓的人了。然而

译百姓的才智与他们的学问品行，从哪里去考察了解呢？如果不通过学校教育，就无法取得成功。只说要求实效，不说革新制度，这本来就是守旧派的常规论调。试问国家选拔人才，不就是为了共同处理政务吗？处理政务的人才不足，而设立学校来培养他们，这本来是理所当然的。现在却用诗赋帖括中粗劣冒滥的人来充数，那么谁是实在的，谁是虚浮的呢？胥吏皂隶中并非没有人才，古代卒吏都由通晓经学的人担任，这是学校的功效。公卿侍从常常担心无人可用，因为他们从入学开始，就致力于迎合世俗、毫无用处的学问，一旦得志，怎能期望他们匡正时局呢？这是没有学校的弊端。我认为苏氏如果不知道这个道理，那是苟且；如果他知道了，就应当推究其所以然的缘故，对兴办学校感到紧迫，刻不容缓，哪还有闲暇去写驳议呢？苏氏说：时代有可行与不可行，事物有兴盛与废弃，假使三代圣人复生于今天，他们的选举也一定有道理，何必一定要通过学校呢？梁启超说：道有可以随民众变革的，有不可以随民众变革的。“学而优则仕”，学习之后进入政界，这是不可以随民众变革的。“人民社稷，何必读书？”这是孔子深恶痛绝的话，而苏氏却拾取它，为什么呢？况且所谓他们的选举也一定有道理，这道理究竟是怎样的呢？强迫圣人顺从我们，圣人岂能接受？苏氏说：况且庆历年间曾经设立学校，天下人认为太平可以期待。到现在只留下空名。现在陛下如果一定要寻求德行道艺之士，要求九年大成的学业，那么就要改变现在的礼制，更改现在的习俗，又应当征发民力来修建宫室，征收民财来供养游士，并且时常检举不遵从教化的人，把他们放逐到远方，徒然造成纷扰，这与庆历年间有什么不同呢？梁启超说：凡是持论的人，只应当论说事情的对错，不应当论说事情的成败。学校如果不应当设立，即使庆历的规模已经确定，也应当废除。如果应当设立，前事有什么妨害呢？况且庆历只留下空名，正是由于朝廷不能要求实效的弊端。苏氏为什么不申述他要求实效的说法，建议延续旧有的传统？反而因噎废食呢。人才是国民的根本；学校是人才的根本。兴办学校是为了安定国家并长久地治理百姓。想要成就大功，不看重小利，即使稍微劳民伤财，又能避开什么呢？况且有关部门供给的需要，养兵饷馈的费用，每年节省一二成，用来兴办学校还有剩余。不争夺那些，却斤斤计较地阻挠安定国家、长久治理百姓的举措，究竟是何居心呢？范蔚宗推究汉代法度的本源，还说倾斜而未颠覆，压抑而未坠落，是出于党锢诸贤的心力。游士究竟辜负了国家和人民什么呢？先王教化百姓，如同教诲自己的子弟，所以既有选拔优秀者的晋升，也有不遵从教化的惩罚，上下一体，痛切相关，这是太平得以实现的原因。后世距离古代已经很久，不明白先王的意思，只根据今天的弊政来衡量古代的制度，难怪被人讥笑了。苏氏说：想要兴办德行，在于君主修身以格物致知，审察好恶以表率风俗。如果想要设立科目、建立名目来选拔，那就是教天下人相率而为伪。上面用孝来选拔人，那么勇敢的人割股，怯懦的人庐墓；上面用廉来选拔人，那么乘坐破车、瘦马，穿坏衣服、吃粗食，凡是能够迎合上意的事情，无所不至。德行的弊端，竟到了这种地步。梁启超说：科名不足以得到贤才，这是固然。但其根本原因，一定在学校。至于修身格物的说法，是俗儒的迂腐言论，能制住人的口，不能服人的心。在辩才方面，这是下等的。汉代以孝廉选拔士人，而一代名节由此产生。虽然说是伪，比起唐代进士，怀揣温卷，在马下趋拜的人，怎么样呢？自从魏武帝下令，再三寻求有污辱之名、见笑之行，不仁不孝，但有治国用兵之术的人，此后廉耻道丧，传播其流风，极于五代。比起割股庐墓、恶衣菲食的伪，又怎么样呢？苏氏本来以气节自任，现在却因为意见的缘故，发出这样的话，真不是我敢听的。苏氏说：“虽然知道它无用，但从祖宗以来，没有废除它，认为设法取士，不过如此罢了。”梁启超说：“我听说《大易》的意义，纠正父亲的过失，称为吉；宽缓父亲的过失，称为吝。现在既然说无用，就应当另求所谓有用的，来匡正其不足。现在却全部归罪于祖宗，认为制度虽然坏，我不承担其过错，这难道是仁人孝子所忍心说的吗？况且祖宗的法度，不是祖宗自己创造的，而是因袭前代的弊端；前代又因袭其前代的弊端。推而上之，直到古人立法的开始，那么其法本来不曾这样。历代相沿，不思振作，逐渐流变，遂成今日。那么所谓法者，不过是成于懈怠庸臣之手，而不是祖宗的意思，认为不如这样就不能治理。现在乐于效法庸臣，而惮于效法先王，这是太平之道千年而不一遇的原因。自汉迄今，取士之法已经不知改变了几次，现在却说不过如此，谁相信呢？”

译历经数百年，背离元朝进入明朝，社会衰败疲敝，直到当今时代。揣摩八股文的腔调，言语像戏子一样；点名对簿公堂，如同对待囚犯俘虏；背着书箱长途跋涉，模样像乞丐一样；携带书籍被视为如同盗窃；糊名阅卷摸索寻找，好似赌博。回归根本重视书籍，却像挑选抄写员一样。国家选拔士人，是看重他们的才能，看重他们的学问，看重他们的品行。如今却把士人当作戏子和抄写员来豢养，把士人当作囚犯、俘虏、乞丐、盗贼和赌徒来看待，想要士人自我珍重，想要国家能够任用他们，怎么可能做到呢？王安石说：“古代选拔士人宽泛，任用他们严格；如今选拔士人严格，任用他们宽泛。”我请对此作一种解释：“古代考试士人的标准严格，晋升的途径宽泛；如今考试士人的标准宽泛，晋升的途径严格。”如今用来决定天下士人进退的，是八股文和八韵诗。即使让伊尹、吕尚、管仲、乐毅执笔写作，也必定不会远远超过金德瑛、陈沆、章学诚、罗汝怀等人，而狭隘浅陋的儒生剽窃模仿，也未曾不能做到且有余力。所以不必讨论立法的好坏，只要能使符合法规、合乎程序的人被录取。就所录取的人作为比例来看，那么举人中能够考中进士的，生员中能够考中举人的，都应当有数千人。而进士的名额每科不过数百人，举人的名额每省不过数十人，那么其余数千名被排斥黜落的人，怎么知道没有伊尹、吕尚、管仲、乐那样的才能？而所录取的数百数十人，怎么能够没有狭隘浅陋的儒生滥竽充数其中呢？古人议论科举的弊端，不止一种，而以抽签的比喻最为恰当。所谓不是科举能够选拔人才，而是奇才异能的人能够考中科举，这固然不错。然而奇才异能的人固然能够考中，庸碌卑下的人也能考中，那么将如何选择呢？如今有人带着千金寻求力士，向众人宣告：“有能举起千钧重物的人，给予千金”，那么强壮有力的人立刻就会出现。向众人宣告：“有能战胜小鸡的人，给予百金”，那么所怀揣的金银顷刻间就会耗尽，而孟贲、乌获那样的人才未必能招致。如今议论的人，常常因为科第冗杂泛滥，想要裁减录取名额以清理途径。不知道遵循现在的路径，不改变现在的法规，即使进士的名额裁减到数十人，举人的名额裁减到数人，而冗杂泛滥依然如故。只是让怀才的人奇特压抑，不能自我通达，渐渐白头，才气消磨，这就是所谓不揣度根本而只整齐末节。我见到那些从事学业的年轻人，当他们年轻气盛时，未曾不想博通古今，经营天下，他们的意思好像是说：“我姑且降心于八股文的学习，考中一第可以娱乐父母、养活妻子儿女，然后从事于我想要学习的东西。”当他们参加童子试时，县试经过数月才结束，又过一个月在府试，府试经过数月才结束，又过一个月在院试。三次考试结束，一年过去了一半。既然用半年的力量废学去应试，一旦落榜，就穷愁感叹，不能读书而颓然自我放逐，又过了数月。感叹之后，县试又到了。考试不止一次，年份不止一年。即使幸运地入学，而生员考中举人的艰难，情形也是如此。举子考中进士的艰难，情形也是如此。翰林院获得差事的艰难，情形也是如此。考试没有穷尽之日，就是学子没有闲暇之时。日月在上流逝，体貌在下衰老，而先前所说的博通古今、经营四方，最终未曾获得一次从事的机会。至于那些瑰丽杰出之士，志气不衰，冲破罗网，自成其志的，千百之中，难道没有一二人吗？然而其中才具中等以下的人，沉沦其中而不能自救的，何止千万？况且这一二人，如果不是被科举所困，而转移他们冲破罗网的力量去从事其他方面，那么他们的成就又将会如何呢？所以学校兴盛，中等人才也能进升为上等人才；科举衰败，有志之士也变成无用之人。它们的差别相距如此遥远。

论学校四变法通议 科举

新会梁启超撰

如今国内有同文馆、方言馆，国外有出洋学习的生徒。实行数十年，而国家没有得到人才的作用，是有原因的。从前俄国君主彼得大帝亲自游历各国，挑选国内俊秀子弟，让他们在葡萄牙、法国都城受业，回国后让他们显贵，分布在朝廷和地方，俄国于是强大。日本维新之初，选拔高才生到欧洲求学，学成回国，根据才能委任，如今的伊藤博文、榎本武扬等人，都是昔日的学童。而中国所谓的洋务学生，耗尽他们的精力，废弃他们的生业，离开家乡，从幼年经历到壮年，去从事西学，幸好稍有成就，认为可以显达，光宠家族，却贸然归来，却被闲置不用，往往滞留十年，未获一官，对上不足以施展所学，对下不足以救济饥寒，千金屠龙，成功也无益。唉！人又为何乐于做这种劳碌之事呢？国家教育他们是为了任用，教育而不任用，那么教育他们的用意何在呢？生徒学习是为了效用，学习而不见任用，那么他们学习的用意何在呢？这真是我不能理解的。有人说这些人中，寻求所谓奇才异能可以大用的人，大概很少，这固然不错。不知道国家所看重的，既然不在这里，举国上等才能的人，全都被功令所束缚，被八股文所驱役，出卖自身灭顶，不能自拔，谁

译肯放弃他们研习古道的荣耀，从而屈身从事（西学）吗？所以当他们在开始求学的时候，被选拔进入这个行列的人，大半不过是中等资质罢了。而从少年时期以后，又未曾教导他们中国义理之学，只是混迹于洋场，沾染习气，等到学业完成，也被视为杂流，不与士人并列，他们不自爱，本是理所当然的。因为这个缘故，那些杰出卓越的人才，更加因受挫而退缩，羞于与庸人同列，因此这里的人才日益凋零。然而二十年间，那些在西国学堂中考试名列前茅、获得学业完成凭证的人，往往都有，而西方通达事理的人，也常常感叹，说震旦（中国）的人才不亚于他们国家，那么出洋学生中并非没有人才，这是显而易见的。可是却将他们束之高阁，听任他们自谋出路，不过问他们，于是有美国学生无法谋生，投入某洋行做买办的，有制造局匠师月薪四十两银子，却被西方某工厂以二百两银子聘请走的，豪杰之士怎能不感到憋屈？有志之士怎能不止步不前？既然没有细腰高髻的歌女（指没有吸引人才的手段），再加上丢弃鼎宝瓠的失误，不怀有亡羊补牢的补救之意，只是效仿深渊里的鱼、草丛中的爵（指愚笨无知），还只是跺脚搓手，天天叹息说：“没有人才，没有人才！”天下的人，怎能忍受这种局面？所以想要兴办学校，培养人才，来使中国强大。只有改变科举制度是第一要务，大变革就有大成效，小变革就有小成效。综合来说，有三种策略。什么是上策？远效法夏商周三代，近采纳西方制度，将科举合并于学校，从京师到州县，依次设立大学、小学，聚集天下的英才，教育之后加以任用。进入小学的相当于秀才，进入大学的相当于举人，大学学业完成的相当于进士，选拔其中特别优异的去国外学习，相当于庶吉士。其余的归内外户、刑、工、商各部任用，相当于部曹。庶吉士出国三年学业完成回来的，授予官职相当于编修、检讨。学生有固定的课程，考核有固定的标准，在学四年后进行大考，以教习为考官，不限名额，不糊名。凡是自明朝以来取士的工具、取士的方法，千年的积弊，一旦清除并摒弃它们，那么天下的士人就会纷纷响应。八年之后，人才就会充满朝廷了。所拟定的详细章程，在下篇中详细记载。

译什么叫做中策？如果积习已久，不能立即废除，选拔人才的工具未能完全改变，科举和学校未能完全合并，那么不如采用汉唐的制度，多设各种科目，与今天的八股文一科并行。从前圣祖、高宗两次开设博学鸿词科，网罗优秀人才，激励后进，所以本朝人才以康熙、乾隆两代最为兴盛，这就是我之前所说的多条途径胜过单一条途径的道理。现在请求杂取前代的制度，设立明经一科，以通晓教化宗旨，阐发大义，能够用今日的新政印证古代经典者为及格；明算一科，以通晓中外算术，推演其原理，精通其方法者为及格；明字一科，以通晓中外语言文字，能够互相翻译者为及格；明法一科，以能够通晓中外刑律，斟酌适用者为及格；使绝一科，以能够通晓各国公法、各国条约章程，才思敏捷者为及格；通礼一科，以能够阅读《皇朝三通》、《大清会典》、《大清通礼》，熟悉典章制度者为及格；技艺一科，以能够通晓格致制造的道理，自行撰写新书、制造新器物者为及格；学究一科，以能够通晓教导儿童的方法者为及格；明医一科，以能够通晓人体医学知识，万国药方，知道中西疾病名称和治疗方法者为及格；兵法一科，以能够熟悉操练规程，识别天下险要之地，通晓船械制造方法者为及格。至于选拔的方法，或者像康熙、乾隆年间博学鸿词科的旧例，特别下诏举荐考试；或者像近世算学举人，按省附考。总之，一定要给予出身，显示荣耀的前途，给予翰林、进士、举人的名号，准许享有与乡试、会试、朝考、殿试相同的实际待遇。著书可以进入翰林院，上策可以蒙受召见，告诉他们朝廷所重视的用意，引导他们追求利禄所在，那么隐居山林之间，乡邑之内，以及西学各馆和出洋学习的学生，都可以因此得以显达。那些没有成就的人，也可以更加勉励自己钻研实学，以供天下使用，那么事情就会很顺利，而且效果也会很快。

什么叫做下策？一、仍然沿用今天选拔人才的方法，但改变选拔人才的工具。童生试不录取经古科的不得入学，而经古科一场必须测试中外政治得失、时务要事、算法格致等技术学问。乡试、会试必须三场并重：第一场测试四书文、五经文、试帖诗各一首；第二场测试中外史学三首，专门询问历代五洲治乱存亡的原因；第三场测试天算、地舆、声光、化电、农、矿、商、兵等专门学问，听任考生自认一门，分题测试，各三首。殿试完全依照汉代策问贤良的旧例，专门询问当世的事务，对策者不拘格式，不论书法，考试学差、试差也测试时务艺学各一篇，破除固定格式，完全像殿试一样。这样，那么向来攻读八股文、吟诵八韵诗的人，必将逐渐放弃旧业，去从事实学，而得到的人才必定比往日更多。

上策，是夏商周三代的制度；中策，是汉唐的方法；下策，是宋元的遗制。实行上策的国家强大，实行中策的国家安定，实行下策的国家仅能生存。如果坚守晚明的弊制，抛弃历朝的宏大规矩，拘泥于百年的积习，畏惧众人的非议，违背造就人才的公理，沿袭愚弄百姓的旧智，那么即使铁甲战舰充满大海，谁与之作战？枪炮如林，谁与之使用？数万里土地，谁与之守卫？数百兆人口，谁与之治理？《论语》说：“你有美丽的锦缎，不会让人学习制作。”意思是说不学习的人，不可以共同处理政事。现在使用人才在那边，而选拔人才在这边。这就像蒸沙子想要它变成饭，去燕国却向南驾车一样。难道不荒谬吗？难道不荒谬吗！

从前同治初年，恭亲王等人曾请求选拔编修、检讨、庶吉士以及五品以下由进士出身的京外各官和举人、恩贡、拔贡、副贡、岁贡、优贡等进入同文馆学习西方技艺，给予俸禄，给予升迁途径。原奏章透彻分析利弊，驳斥邪说，句句恰当，切实可行，恐怕外面见到的人还少，特意照录以满足众人阅览。其文说：“臣等因为制造机器必须讲求天文算学，议定在同文馆内添设一馆等因，于十一月初五日上奏，奉旨依议，钦此钦遵在案。”臣等查考此次招考天文算学的提议，并非追求奇特怪异，震惊于西方人的术数之学。因为西方人制造器物的方法，没有不是从度数产生的。现在中国商议想要讲求制造轮船机器等各种方法，如果不借助西方人为先导，让他们讲明机巧的根源，制作的根本，私下担心主观自用，枉费钱粮，仍然对实际没有益处。所以臣等反复衡量，才有此奏章。议论的人不察，必定有认为臣等此举是不急之务的，必定有认为舍弃中法而跟随西方人是错误的，甚至有认为中国人师法西方人是深可耻的，这都是不识时务。中国谋求自强，到今天已经非常紧迫了。识时务的人，没有不以采纳西学、制造洋器为自强之道的。疆臣如左宗棠、李鸿章等人，都深明其理，坚持其说，时常在奏章中详细陈述。上年李鸿章在上海设立机器局，从京营挑选兵弁前往学习。近日左宗棠也请求在福建设立艺局，选拔少年聪慧子弟，聘请洋人教授语言文字、算法、画法，以

译这是制造轮船机器的根本。由此看来，西学确实不可不急于学习，这本来就不是我们几个人的一己之见。有人会说，雇佣轮船、购买洋枪，各口岸都曾办理过，既方便又省钱，何必为此劳神费力？殊不知中国应当学习的，本来就不止轮船、枪炮这一件事。即便仅就轮船、枪炮而言，雇佣购买以应急需，计策虽然方便，但方法终究掌握在别人手中；钻研探究以透彻其原理，方法既然明了，那么运用权柄就将掌握在自己手中。这一个是权宜之计，一个是长远之谋，谁得谁失，不必辩驳就很明白了。至于认为舍弃中学而追随西人是错误的，这也是主观臆断。查考西术中的借根法，实际上源于中学的天元术，他们中间还将其视为东来的方法，只是他们性情缜密，善于运思，所以能推陈出新，在海外享有盛名罢了。其实方法本来就是中国的方法。天文算法如此，其他方面也没有不是这样的。中国创立了这些方法，西人沿袭了它们。中国如果能在其基础上更进一步，那么在我们这里已经洞悉了根源，遇事不必向外寻求，其利益正是不小的。况且西人的学术，我圣祖仁皇帝深以为然。当时将其列入台官职责，颁布为时宪历，兼容并包，智慧周遍无外。本朝的典章制度，也不宜数典忘祖，何况六艺之中，数学占据其一。古代农夫和戍卒都懂得天文，后世设立严厉禁令，懂得的人才才稀少。我朝康熙年间，废除了私习天文的禁令，从此人文兴盛，天学盛行，治经的儒生都兼治数学，各家的著述考证都非常精到。俗话说：“有一样东西不知道，是儒者的耻辱。”士子出门，抬头见天，却不懂星宿是什么，也足以羞耻了。即使今天不设立这个馆，也应当学习这些，何况是明确目标来招揽人才呢？如果说以师法西人为耻，这种说法尤其荒谬。天下的耻辱，没有比不如别人更耻辱的了。查考西洋各国几十年来，钻研轮船的制造，互相师法，制造日新月异。东洋日本近来也派人去英国学习文字，研究象数，为仿造轮船做准备，不出几年也必定会有成就。西洋各国在海邦称雄，互不相让，自不必说。至于日本那样小的国家，尚且知道发愤图强，唯独中国拘泥于因循守旧的积习，不思振作，还有什么比这更耻辱的呢？现在不以不如别人为耻，却以学习别人为耻，难道安于不如人而始终不学习，就能洗雪耻辱吗？有人会说制造是工匠的事，儒者不屑于做，我们对此还有话说。查《周礼·考工记》所载，都是梓匠轮舆等工匠的事，几千年来学校将其奉为经术，这是什么原因呢？因为工匠熟悉其事，儒者明了其理，理明了而用途就广了。今日的学习，是学习其理，这是儒者格物致知的事，并不是强迫士大夫亲自从事技艺工作，又有什么可怀疑的呢？总之，学习贵在适用，事情贵在顺应时势，外人的疑议虽然很多，当权者的权衡应当得当。我们对此已经深思熟虑，只是此事属于开创，立法应当详细。大致来说，想要严格课程，必须优厚供给廪饩；想要期望鼓舞人心，必须酌情给予升迁途径。我们共同斟酌拟定了六条章程，缮写呈上御览，恭敬等待钦定。再查翰林院编修、检讨、庶吉士等官员，学问向来优秀，差使较为清闲，如果让他们学习这些天文算学，成效必定容易取得。又进士出身的五品以下京外官、举人、各项贡生，情况相同，应当请求一并推广招考，以资广泛采纳。奉旨，依议。那时正当日本初次派人出洋学习的时候。这个提议如果实行，中学与西学不至于划分为两途，而正途出身的士大夫无不潜心于此以待任用。到现在三十年，当初所说的编检及五品以下官员，都位居卿相了。用来革新各项事务，力图富强，西方大国尚且会畏惧他们，何况区区日本呢？然而当时倭仁以理学名臣主持清议，一时来不及平心静气详细研究，就用“用夷变夏”的说法上疏力争，骤然阻止了成议。孔子说：“君子一句话可以显出他的智慧，一句话可以显出他的不智。”倭仁的话，他误人家国，难道有边际吗？还是天心尚未厌弃战乱呢？现在非常之原，百姓畏惧。千几百年的痼疾，一旦想要全部去除，我知道这很难了。然而不由这条道路，就始终没有自强的一天。虽然事事模仿西式，究其成就，却像邯郸学步，新步未习，而旧步已忘。我们三十年来学习西法的成效，已经可以看到了。后人看今天，就像今天看过去，后悔前事来不及，想着继起者有功。唉，不要让后人再哀叹后人了。

译论学校五变法通议 师范学校

新会梁启超撰

日本兴办教育，真是好啊！明治八年，全国普遍设立大学校，而在三年之前先设立了师范学校。师范学校与小学校同时建立，小学校的教师，就是师范学校的学生。几年以后，小学的学生升为中学、大学的学生，小学的教师也就升为中学、大学的教师。所以师范学校一建立，教育的根基就全部确定了。

《尚书》说：“做他们的君主，做他们的老师。”《礼记》说：“人由父亲所生，由老师所教，因此人一生下来就侍奉君、父、师三者，态度一样恭敬。他们被看得如此重要，不是随便说说的。”古代的学校都是国家设立的，教师都是朝廷任用的。所以《大戴礼记·七属》篇谈到教育就强调任用教师，《周礼·九两》篇谈到用贤人来赢得民心，而《学记》一篇则专门阐述教导人的方法，用来告诉天下所有做老师的人。那么师范学校的制度，考察夏、商、周三代，虽然文献缺失有所间隔，但其中的用意，是可以推想而知晓的。后世学校既然废弛，天子不再供养士人，于是教师的权力分散到下层，山野中的大儒各自以自己的学说倡导。等到衰败的时候，甚至像叔孙通那样讲学，教导学生当面阿谀奉承；徐遵明那样收徒，贪图学生的学费。师道的败坏，在当时达到了极点。因此错误的学说流传，每况愈下，风气一天比一天低落，学术一天比一天败坏，人才一天比一天消亡。所以教师，是学生的根本。师道不能确立，却想要学术能够良好，这就像种植杂草却希望长出稻苗，是不可能成功的。

现在的府州县学官，号称清冷微贱的官职，不再处理事务，本来就不用说了。此外掌握风气权柄的，是书院的山长，是蒙馆的学究，数量极多，接连不断。他们六艺没有学完，四史没有熟读，不知道五大洲的情况，分辨不清八大行星的人，大概十之八九吧。然而这百多万的学生，正把他们当作帝王、当作上天、当作圭臬（准则），把这当作学问的最高标准，相继效仿追随。现在山中的木材有选择，一定要等待高明的工匠；美丽的锦缎在制作时，不让学徒操作，是怕浪费人才。中等人家聘请老师教导儿子，周密审慎，一定要选择好的老师，是怕子弟失学。至于士人，是帝王用来共同治理天下的人，他们的尊贵，不只是大木美锦可比，他们的重要性超过中等人家子弟万倍。现在却一下子把他们托付给不通六艺、不读四史、不知五大洲、不识八大行星的人，让他们作为准则、进行雕琢，想在这里面求得人才，怎么可能得到呢？所以先王担忧人才少，后世担忧人才多。担忧人才少，所以设立学校，确定教法，来成就他们；担忧人才多，所以设立不需要学习、不需要教导的八股文，来笼络天下的士人。而士人在其中受教、学习的，也终身在胯下盘旋，不再知道天地的广大。师范学校没有建立，已经几百年了。

现在天下的变化日益紧迫，教学的方法也日益更新，于是设立了同文馆、水师学堂等，都效仿西方制度，想要讲求实学。然而所有的教师大多使用外国人，外国人语言不通，每说一句话，必须等待翻译，辗转口述，大半失真，这是第一点不适宜。外国人的启蒙教育与中土不同，所以教法也往往不同，常常有中文一两句就能说明白的，外国人却引申到几十句；也有外国人自以为明白的，中文却仍然不能理解的，这是第二点不适宜。外国人对中土的学问向来不了解，他们所教导的，专门是西学，所以我国在其中求学的人，也常常抛弃根本，几乎成了背离正道，这是第三点不适宜。所聘请的外国人不是专一国家，各自使用所熟悉的，事务杂乱言论庞杂，曾经看到某水师学堂的教师，操练士兵所用的口号，英国军官教的用英语，法国军官教的用法语，德国军官教的用德语，只看那一个队伍，不是号令严肃、步伐整齐，不知道沟通之后，各自不习惯，况且临阵的号令随时变化，万一有不整齐的情况。现在只有平常操练的几个口号，习惯了就熟悉了，一旦在前敌进退起伏，偶尔有一两件平时没有练习过的事情，那么统帅虽然大声疾呼，而士兵却听不见不知道，那么到哪里去不失败呢，这是第四点不适宜。外国教师既然不适宜使用，而他们领取的薪俸又常常是华人的两倍，这是第五点不适宜。有这五点，而这些馆、这些学堂仍然使用他们，好像有不得已的重任，那么难道不是因为中国能胜任这个职位的人少吗？以四万万民众，衣冠整齐，像鲫鱼一样众多，而能担任教师的，竟然缺乏人才，天下事可伤可耻的，还有什么超过这个的呢？现在识时务的人，策划中国的事情，一定说兴办学校，虽然如此，像同文馆、水陆师学堂等，固然不能说不算是学校。然而它们的成效，就像那样。现在如果只按照议论者的意思，从京师到各省府州县设立学校，恢复古法，采纳西制，来教导众多士人，那么总教师应该有几百人，教师应该有几千，试问海内的士人，足以入选的，是什么样的人呢？想要寻求今天所谓的老成学者、名流宿儒，那么他们正抱着他们的学问，率领

译天下的读书人变得像鱼一样无知、像文鸟一样浅薄，这本想开启民智却反而使百姓愚昧，本想使百姓强大却反而使他们衰弱。如果都像如今各馆各学堂的旧例那样，那么做老师的本来就不懂圣人的教化是什么，也不懂六经说的是些什么话。这是驱使人去焚毁诗书，搁置传记，率领天下的读书人变成最粗俗、最鄙陋的西方人。国家每年耗费巨额的国库资金，却养了无数最粗俗、最鄙陋的西方人，这究竟有什么可取的呢？现在，按照前面的说法，这是我国数百年积弱的根源；按照后面的说法，则是几十年来变法之所以无效的原因。

译因此，想要革除旧习，振兴智学，必须把设立师范学堂作为首要任务。日本寻常师范学校的制度是：日本所有的学校都分为两种：一是高等，二是寻常。所教授的内容有十七项：一是修身，二是教育，三是国语（指日文日语），四是汉文，五是史志，六是地理，七是数学，八是物理化学兼声光热力等，九是博物（指人体学、动植物学），十是习字，十一是图画，十二是音乐，十三是体操，十四是西文，十五是农业，十六是商业，十七是工艺。现在请求依照这个制度加以增减调整：一是必须通晓六经的大义，二是必须讲求历朝的掌故，三是必须通达文字的源流，四是必须周知各国的国情，五是必须分科学习格致专门知识，六是必须学习各国的语言。以上各项，都以深入理解其意旨，能够传授给他人为宗旨。至于用来教学的方法，那些精微的言辞和奥妙的义理，都具备在《学记》这一篇中，遵循并运用它，大概就差不多了。

所以，在当今谈论变法，不是不能立即设立大学堂，而是一定要从小学堂开始。从京师到各省府州县，都设立小学，并用师范学堂来辅助。用师范学堂的学生作为小学的教习，另外设立师范学堂的教习，让他们教授教学的方法。就用小学堂学生的成就，来检验师范学堂学生的成就。三年之后，那些可以入选中等教习的人，每个县必定有一人。于是把他们聚集起来进行大考，选择其中特别优异的人担任大学堂、中学堂的总教习，稍次一等的担任分教习，或者小学堂的教习。那么天下的读书人必定争相自我激励，后起的优秀人才有了效法的榜样，从而得以成功。十年之间，奇才异能之士，将会遍布各省。不通过这条途径，可以说是没有根本；根本已经动摇，却每天去灌溉枝叶，以求开花结果。这可以说是下愚。

论学校 六变法通议 幼学

新会梁启超撰

西方人每年创立新的法制、新的器械数以十万计，著写新书、发现新原理数以万计，而中国却没有一样。西方人每百人中识字者从八十人到九十七八人，而中国不到三十人。头顶同样圆润，脚趾同样方正，五官同样齐全，四肢同样具备，却悬殊到如此地步。唉！难道是上天赋予的才能本来就不同吗？但我曾听西方人的话说：“震旦（中国）的人在他们那里学习的，才力智慧没有哪件事比他们弱。他们在学校学习几年，参加科举考试名列前茅的往往不断。人的度量相差，大概不远。”然而为什么会这样呢？梁启超说：“春秋万法寄托于开始，几何万象起源于点。人生百年立足于幼学。”我先前观察我们家乡的私塾，那些学究愚蠢浅陋、粗野强悍、迂腐谬误、卑贱猥琐，令人无法接近。退下来后，我惊惧不安，忧愁悲伤地思考，难怪家乡的人终身都是乡野之人。后来我到外地游历，从别的县到别的道再到别的省，观察那里的私塾，那些学究的愚蠢浅陋、粗野强悍、迂腐谬误、卑微猥琐，全都和我以前所见没有不同。退下来后，我瞪大眼睛，茫然失措地说：“中国四万万人的才能、学问、品行、见识、志气，被这些愚蠢浅陋、粗野强悍、迂腐谬误、低贱猥琐的人消磨掉的，哪里说得尽呢？那些侥幸得以幸免的，大概是万亿中不得一二。”顾炎武说：“有亡国，有亡天下。”梁启超说：“强大的敌人、掌权的奸臣、流寇都不足以亡国，只有吏胥可以亡国；外来的邪教、左道旁门、乡愿之人都不足以亡天下，只有学究足以亡天下。想要拯救天下，要从学究开始。”

古代教学的人，已经不可得见了。但他们的方法，散见于七十子后学所记载的书中：如《曲礼》、如《少仪》、如《保傅》、如《学记》、如《文王世子》、如《弟子职》，是多么详细啊！我没有能够去西域，观察他们的私塾，以及他们的学究；但我曾在他们的书中寻求，从他们那里听闻。他们与今日的中国，是多么相反啊！他们的教学方法，先识字，其次辨别训诂，其次造句，其次成文，不超越等级。识字的开始，一定从眼前的名物指点，不喜好难的。一定教以天文地学的浅显道理，像演戏一样，是儿童乐于知道的。一定教以古今杂事，像说鼓词一样，是儿童乐于听见的。一定教以多国语言，儿童舌根未硬，容易学习。一定教以算术，百业所必用的，多做歌谣，容易上口，多用俗语，容易理解。一定练习音乐，使不感到厌苦，并且调和他们的血气。一定练习体操，强壮他们的筋骨，并且使人人可以当兵。每天授课不超过三个时辰，使不因为太劳累而产生畏难情绪。不随意施加体罚，使不伤害脑气，并且培养他们的廉耻心。父母不得溺爱荒废学业，使不浪费人才。学究必须出自师范学堂，使他们习惯于教学艺术，深入理解其意旨。所以西方儿童外出就学，四年之间，想要做士人的，就可以进入中学，学习专门学问，以显名于家；想要做农、工、商、兵的，也可以认识天地人物的道理，中外古今的事迹，他们的学问足以用来奉养父母、养活妻儿，稍加阅历就可以致富贵。所以用力少而蓄积的德行多，几年的功夫而终身受用。

中国却不是这样，还没有识字，就

译对于经典，未曾辨别训诂，未曾练习造句，却强行要求他们写文章。开馆教学不到一个月，“大学之道，在明明德”这样的话，就在口中跳跃，在耳边充斥。记录者明确揭示说：“大学之道”，现在却突然把它施加给满身奶臭的小孩子，这是为什么呢？“明德”这两个字，汉代儒者依据《尔雅》，宋代贤者沿袭佛典，动辄数千言还不能完全解释清楚，现在拿着书给背在背上的孙子讲，他哪里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呢？“大学之道”，一直讲到平定天下；“中庸之德”，极致在于无声无息，这难道是几岁的学童所能从事的吗？现在的教育者，姑且传授给他们，而希冀他们万一能够理解，这是极大的愚蠢。明知他们一定不能理解，却仍然传授给他们，这是驱使他们的子弟把求学当作痛苦，从而憎恨他们的老师。学究们说：“儿童入学之初，一定要让他们诵读经典，使他们知道圣人的教诲。”按照梁氏的说法，这是蔑视经典，不敬圣人。我暂且不与他争辩，我只向天下的学究以及偏袒学究的人发誓：在千人中求取一人能以经典教育为心，有这样的人吗？这不是我所敢断言的。他们诵读经典，是因为试题出自这里，科举功名来自这里。假使用佛教来选拔人才，我恐怕“如是我闻，一时佛在”这样的话，将充斥于私塾；假使用基督教来选拔人才，我恐怕“天主造物，七日而成”这样的话，将充满于学校，而四书六经就没有人过问了。这不是我深文周纳的话。那《仪礼》，也是六经之一，先圣所雅正的语言。问现在的学子，曾经读完它的人有多少呢？同是《礼记》，而关于丧服的各篇诵读的人几乎绝迹，难道不是因为应试不取用这些吗？先圣制作的精妙，经纬的详备，竟然只供这类卑贱的儒生窃取科举功名、武断乡里的作用。那么，是谁蔑视经典，谁是不敬圣人呢？古人进行教育，由浅入深，由粗到精；现在却不是这样，先后颠倒，进退逆行。所以四书六经，是大道的所在，终身遵循它也不能穷尽。而麦子和豆子刚开始辨别，就把它传授给他们；等他们长大了，却传授给他们八股试帖，那是文士的余技；再长大些，却传授给他们大卷白折，那是抄写吏的差役。荀子说：“开始作为士人，最终成为圣人。”现在却不是这样，开始作为圣人，最终成为抄写吏，难道不令人痛心吗？然而拿这个来责备卑贱的儒生，卑贱的儒生一定不服。我暂且顺着他们的意思，为他们的科举功名考虑，而一定要传授。在求学之初，用他们一定不能理解的东西来要求他们的子弟，而对他们所能理解的东西反而置之不理，他们的手段多么拙劣啊！他们选取的途径多么迂回啊！人的出生，有大脑，有小脑，也就是魂魄。西方人把全体学者称为魂，翻译为大脑；魄翻译为小脑。大脑主管悟性，小脑主管记性。佛家说八识，以眼、耳、鼻、舌、身作为前五识，意作为第六识，意根作为第七识。第六识就是小脑，第七识就是大脑。小脑一旦形成就难以改变，大脑多次挖掘就越深。所以教育儿童，引导他们发挥悟性很容易，强迫他们发挥记性很难。为什么呢？悟性主向前，以锐利进入为主，事情顺遂，道路通畅，通畅所以灵敏；记性主回顾，像返照一样，事情逆反，道路阻塞，阻塞所以迟钝。因此，生来两种本性具备的是上等，如果不能兼得，那么与其强迫记忆，不如善于领悟。为什么呢？人不同于动物的地方，在于他有大脑，所以能领悟，这是人道的极致。凡是有所记忆，也是追求领悟，因为如果没有所记忆的，就没有用来领悟的基础。领悟有余而记忆不足的人，他所记忆的常常足以辅助他所领悟的作用。我所说的善于领悟，指的是这个，并不是完全抛弃记性，然而他所记忆的，实际上大多是从追求领悟中得来的，不可误会。

译只记得住而不懂领悟的人，即使积蓄再多，都成了废弃的材料。正因为顺通、通达、灵敏，所以专门用悟性来引导人的人，他的记忆力也一定会随之增加。正因为逆反、堵塞、迟钝，所以专门用记忆力来强迫人的人，他的悟性也一定会随之减少。西方国家的教育，偏向于培养悟性，所以通过烧水领悟了蒸汽机，通过观察芥子领悟了重力。侯失勒·约翰最近翻译的《谈天》一书，就是他所著的《畴人之良》。而他自称得力之处，在于树叶和石子的比喻，这见于《谈天》首篇《侯失勒·约翰传》。中国的教育，偏向于培养记忆力，所以古地理、古宫室、古训诂、古名物，细微详尽地考据，字字都有来历。他们教导学生，不顺着趋势来引导，不用比喻来阐明，只是苦口婆心地死读，一定要背诵下来才罢休。所得到的知识并非不牢固。虽然如此，人的资质聪慧特异却不善于记诵的，也是有的。我认为如果他善于记忆，那么读十次、二十次，没有不能背诵的。如果超过这个次数还不能，那么督促他读上百次，也没有益处。试着改变方法，或者给他展示书中的事物，或者告诉他文章中的义理，等待他豁然开朗，帮助他默默识记，那么没有不能记住的。人生五六年时，囟门刚合，脑筋刚开始活动，应该顺势引导，不要因此阻塞。就着眼前的事物，随手指点，每天教几件事，几年之间，对于寻常天地人物的道理，可以完全了解其大概，而且这种趋势很顺畅，是儿童非常喜欢的。现在舍弃这些不做，却一定要选取他们不能理解的东西，逼迫他们强行记忆，这正是《学记》所说的“苦其难而不知其益”。按照前面的说法叫做引导大脑，按照后面的说法叫做阻塞大脑。引导大脑的，大脑日益强壮；阻塞大脑的，大脑日益受损。这就是西方人创造新法制、新器物的人车载斗量，而中国几乎绝迹的原因。虽然如此，近代专门用记诵来教育人，也有其原因。他们读书本来是为了科举考试，诵读经书本来是为了应付考题。自从考试封闭考场、严格搜检的制度确立后，私塾中咿咿呀呀诵读的声音，是害怕遗忘一两个字，而毕生的愿望将受到巨大损害。这也不是我深文周纳。我看学子考中之后，没有一个人再以记诵为事，所以知道他们起初的本意就是为了这个。说：那么他们为什么不展示事物、告知义理，来帮助他们记忆呢？回答说：“他们所诵读的书中的事物和义理，不是几岁的儿童所能理解的。”那么他们为什么不换一本书来教呢？回答说：“凡是书中没有考试所涉及内容的，可以不读。”所以阻塞大脑的祸害，是从考试开始的。未完

论学校七变法通议 学会

新会梁启超撰

道没有比通更好的，没有比塞更坏的。塞，所以阻塞；阻塞所以愚昧，愚昧所以软弱。通，所以通达，通达所以智慧，智慧所以强大。星辰大地相互吸引而形成世界，质点相互接触而形成形体。几个人组成家庭，千百人组成家族，亿万人组成国家，兆京陔秭壤人组成天下。没有同伴叫做寡，孤独无依称为无告之民。虎豹狮象驼牛马庞大魁梧，人把它们关在笼子里，驾驭它们，只是不能做到罢了。非洲的黑人，印度的色人，美洲、南洋、澳洲的红人，所占的土地占地球的十六七。欧洲人剖析他们，控制他们，就像关狮子大象和驾驭驼马一样，也只是说不能做到罢了。

人的道理，形体资质为下，心智为上。形体资质，是蝗虫、蜜蜂、蚂蚁等非人道所不具备的。如果不止于此，必定天下最终会被心智之人所制服。蒙古、回回种族，都凭借众多力量横行大地，却不得不顺从日耳曼的后裔。蝗虫、蜜蜂、蚂蚁等非人道所不具备的。

心智的事情，就深奥了。欧洲人知道并实行的是，政治上有议院，商业上有公司，士人有学会。而议院、公司，它们的见识议论、学业技艺，无不来源于学问。所以学会，又是这两者的母亲。学校在上面振兴，学会在下面成就。欧洲人，凭借心智雄踞天下，是从百年以来开始的。

学会起源于西方吗？回答说：不是。这是中国两千年的成法。《易经》说：君子以朋友讲习。《论语》说：有朋友从远方来。又说：君子以文会友。又说：百工居肆以成其事，君子居学以致其道孔子门下弟子三千，孟子跟随者数百，子夏在西河讲学，曾子在武城讲学，荀卿在楚国任祭酒，宋史公在齐鲁讲学，楼次子的著录九千，徐遵明的会讲超过万人，湖鹿洞的兴盛，集东林几复之大观。所有这些前例作为左证，先圣之道之所以不绝于地，而中国种类不至于沦为蛮越，都是因为学会的缘故。学会的灭亡始于何时？回答说：是本朝汉学家的罪过，而纪昀是魁首。汉学家说：今人只应当著书，不应当讲学。纪昀说：汉朝亡于党锢，宋朝亡于伪学，明朝亡于东林。唉！这是什么话呢？这是十常侍之所以倾覆李膺、范滂，蔡京、秦桧之所以禁锢司马光、朱熹，魏忠贤、阮大铖之所以陷害顾、高、陈、夏，而说出这样的话。

译我不明白那肆无忌惮的小人纪昀，究竟对李、范等贤人有什么深仇大恨，竟甘愿做十常侍、蔡京、韩侂胄、魏忠贤、阮大铖的奴仆？而全天下读书人还盲目尊崇他，畏缩低头，甘愿做奴仆的奴仆，把结党视为仇敌，把集会看作盗贼，因此奸佞小人反而有党派，君子反倒没有党派；邪恶之徒反而有集会，正直之人反倒没有集会。这简直是率领小人去吞噬君子的血肉，驱使天下人沦为孤苦无依的弱势群体，甚至堕落到不如象、驼、牛、马，连蜂、蝗、蚊、蚁都不如，却还称颂他是善人。唉！难道不令人痛心吗？难道不令人痛心吗！

译如今天下的变局紧迫了。稍微通达时局的人一定会说：开发矿利，修筑铁路，整顿商务，训练海军。现在试着问：让那些写八股文、八韵诗、搞考据、写辞章的读书人，去负责这些事情，能行吗？还是不行呢？于是回答说：有同文馆、水师学堂等学堂的学生在。现在暂且不论这些学生是否真的学有所成，试着问：凭区区这些学生，来满足全国十八行省变法的需求，足够吗？还是不够呢？人才匮乏断绝，各项事业全都荒废，这就是中国讲求新法三十年却一无所成，最终被那种一孔之见的守旧言论，轻易堵住嘴的原因。如今海内幅员辽阔，四万万人口众多，其中豪杰之士，聪明才智足以通晓这些学问的，大概也是有的。然而这些学问，不像考据、辞章那样可以闭门苦读就能得到的。比如矿利，就必须游历各省，考察检验矿质，广泛寻求各国开矿、分矿、炼矿的方法，大量购买机器仪器来试验，全部购买矿务书籍来翻译，汇集万国所有的矿产来比较。训练军队就必须汇集万国的兵法书籍来阅读，汇集万国制造枪炮、火药子弹、修筑营垒、造船舰的方法来学习。学习这些方法，又不是空手就能学会的，必须游历那些国家，观看他们的操演，参观各工厂，考察他们的制造，大量陈列蒸汽机，练习使用方式。其余的学问大抵都类似这样。所以没有价值三十七万两白银的天文台，价值三十五万两白银的千里镜，天文学就一定不精通。不能环绕地球旅行，即使旅行了，而不能让各国、各省、各府、州、县都有车马足迹，地理学就一定不精通。试着问一个人的力量，能承担吗？这就是为什么虽然有一两个有志之士，不能完成学业，不能学以致用，最终被废弃而终老一生的原因。

西方人做学问，有一门学问就有一个学会。所以有农学会，有矿学会，有商学会，有工学会，有法学会，有天文学会，有地理学会，有数学学会，有化学会，有电学会，有声学学会，有光学学会，有重力学学会，有力学学会，有水学会，有热学会，有医学会，动植物两学会，有教务会，乃至至于照相、绘画、浴室等琐碎之事，没有不有学会的。入会的人，上自后妃王公，下至普通百姓。会众聚集到数百万人的也有，会费筹集到数百万两白银的也有。会中有书籍以便翻阅，有器具以便试验，有报刊以便传播新的技艺，有师友以便探讨疑难问题。所以学问没有不成功的，技术没有不精通的。新法每日出现，供百姓使用，人才日益增多，作为国家的栋梁，因此能够富强，位居五洲之首，文治超越三代。

如今那五印度数万里的大地，五十年间安然归于英国。广州之战，割让香港，开放口岸，举动轰动天下，震慑而不知，都是那里的商学会做的。通商以来，西方人领取护照，游历边疆内地各省，测绘地图，考察物产矿产的，没有一年没有的。中国人怀疑他们是奸细，却没有办法禁止，却不知道，都是那里的地理学会做的。所以西方国家对于各个学会，尊重保护并奖借资助，有时君主亲自莅临以重视其事，有时拨出国库资金津贴以助其成功。学会日益兴盛而学问日益进步，是有原因的。

现在想要振兴中国，在于广纳人才；想要广纳人才，在于兴办学会。各门学问的分会不能立刻建立，就先设立总会。设立学会的项目：一是陈述学会的利益，专门上奏皇帝，以安定众人的心；二是建立孔子庙堂，陈列在学会中央，以确立尊位；三是写信给中外达官显贵，让他们都捐款，以雄厚物力；四是发函招揽海内志同道合的人，都让他们入会，以广纳异才；五是照会各国学会，经常互通音信，以扩大声望；六是发函告知寓居中国的西方人士，邀请他们入会，以借鉴他山之石；七是咨询获取官方机构的书籍目录，全部提取副本，以备储藏；八是全部购买已翻译的西方书籍，收藏在学会中，以便借阅；九是挑选购买西方文字的各种书籍，分门别类，以供翻译；十是广泛翻译地球各国的报刊，散布到各省，以更新耳目；十一是精心搜集中外地图，悬挂在学会大厅，以备浏览；十二是大量陈列各种仪器，开设博物院，以辅助试验；十三是编纂有用的书籍，大量印刷廉价出售，以开启风气；十四是严格规定会友的功课，各自专攻一门，以勉励实学；十五是保送选拔聪明的子弟，开设学堂，以培育人才；十六是公派学成的会友，游历中外，以资助著述。

举国之大，却只有一个学会，那就像一〇一之劳一样（意指劳而无功或徒劳）。现在四万万人中，忧虑天下、寻求自强的人士，无处没有，那么应该到处广泛设立分会。一省有一省的学会，一府有一府的学会，一州县有一州县的学会，一乡有一乡的学会。即使只有几十人的少，几百两白银的微薄，也不妨碍它成为学会。积小成大，扩大并充实它，天下就没有不能完成学业的人了。

遵循这个方法实行一年豪杰就会聚集，三年各项学问就会完备，九年风气就会形成。想要兴办农学，那么农学会的人才就用之不竭；想要兴办矿利，那么矿学会的人才就用之不竭；想要兴办工艺，那么工艺会的人才就用之不竭；想要兴办商务，那么商务会的人才就用之不竭；

译想要寻求出使的人才，那么法学会的人才就多得用不完；想要整顿水陆军队，那么兵学会的人才就多得用不完；想要制造新式器械、推广新式方法，那么天算、声光、化电等学会的人才就多得用不完。凭借这些来洗雪耻辱，什么耻辱不能洗雪？凭借这些来整顿各项政务，什么政务不能成功？如果顺从纪昀的诽谤言论，沿袭畏首畏尾的旧习，违背乐于进取的公理，甘愿背负无人申辩的恶名，那么非洲、印度、土耳其灭亡的覆辙就会在天地间不断重演，西方的人难道还会喜爱我们吗？一根木头支撑不住，无法抵挡汹涌的洪流；佩戴玉饰发出声响，并不能救助急难。《诗经》说：“趁着天还没下雨，剥取那桑树皮，修补好门窗。如今这些百姓，谁还敢欺侮我。”唉！各位君子，不要等到风雨飘摇之时，才开始大声疾呼、口舌磨破，却无人能够相救。

译李侍郎李端棻奏请推广学校折

李端棻

奏为当前时局艰难，急需人才，请求推广学校以激励人才、辅助抵御外侮，恭敬呈折仰求圣上鉴察。臣私下听闻，国家立于天地之间，必须有赖以立足的根本，这是说人才的多少，关系到国家势力的强弱。去年军事既定之后，皇上顺应穷则变、变则通的道理，推行新政以谋求自强，担心办理新政无人，百事废弛无法举荐，特意降下明诏，寻求通达中外、能适应时代需要的人才，命令各地都表荐人才，以备提拔任用。诏书一下，海内外人心向往，以为豪杰将如云聚集，富强将立刻实现。然而几个月以来，响应者寥寥无几，即使有一二人，也多是洁身自好的平庸之辈，很少有能济世救难的杰出人才，未能完全符合皇上求贤若渴的盛意。中国民众数以万万计，读书人有十数万，而人才匮乏竟至于此，并非上天不降生人才，而是教育的方法没有尽善尽美。二十年来，京城设立同文馆，各省设立实学馆、广方言馆、水师武备学堂自强学堂，都是结合中外学术共同讲习，到处都有。但臣却说教育的方法没有尽善尽美，为什么呢？这些馆所都只学习西方语言文字，而对于治国之道、富强的本源，一切重要书籍大多没有研习，这是未尽善的第一点。格物致知、制造等学问，不终身从事、聚集众人讲求就不能达到精妙，现在除了湖北学堂外，其余各馆学业不分科系，学生不重视专门之学，这是未尽善的第二点。各种学问，有的不经过试验测绘就不能精通，有的不经过游历考察就不能确证，现在的各馆没有配备图仪器具，没有派遣人员游历，那么整天在故纸堆中寻求，终究成为空谈，无法实际应用，这是未尽善的第三点。利禄的途径不从此途出，聪慧子弟大多从事八股文以谋取富贵，等到考取功名后，就与学问断绝，最终成为被遗弃的人才，现在各馆所教的都是未成年以下的儿童，如果过了二十岁就已经取得功名，即使愿意向学，也没有途径跟随学习，这是未尽善的第四点。巨大的事业不是一根木头所能支撑，横流的洪水不是一根柱子所能抵挡，天下大事、紧急变故，必须寻求众多贤士才能渡过艰难。现在十八行省只有几所馆所，每馆学生只有几十人，想学习的士人有的因为地处偏僻而不能到达，有的因为名额已满而不能容纳，即使在馆学习的学徒，一人有一人的用处，尚且对于治理天下的人才，万中不足其一，何况学业不精，成就很少，这是未尽善的第五点。这就是这些馆所设立二十多年，而国家不能得到奇才异能之用的原因。因此，有人说：“那么隐居山林之间，好学的士人，难道没有能自学成才等待驱使的人吗？”回答说：“格物致知、制造、农、商、兵、矿等学问，不像考据、辞章、八股文那样可以闭门苦读而获得。书籍必须等待翻译后才能阅读，一个人的学问，能翻译书籍吗？学业必须等待测验后才能达到精妙，一个人的力量，能购买器具吗？学问必须等待游历后才能证实，一个人的身体，能走遍各地吗？这就是为什么虽然有一二倜傥有志之士，有的学习了而不能成功，有的成功了而不能大有作为的原因。”近来钦奉明诏，在京城设立官书局，由大臣统领，以重视此事。恭读之下，仰见圣上深思熟虑，洞察本源。

臣对于书局中的一切章程虽然不完全了解，但知道一定有良法美意来传达圣意，阐扬教化。将来奇才异能由此产生，不可胜数。只是培养人才的方法，不限于一条途径，造就人才的风气，应当遍及全国。臣请求推广这一意图，从京城到各省府州县，都设立学堂。府州县学选拔民间俊秀子弟，年龄在十二至二十岁之间者入学，其他生员以上想学习的听任其参加。学中课程诵读四书、通鉴、小学等书，并辅以各国语言文字及算学、天文、地理的粗浅知识，万国古史、近事的简明内容，格致道理的平易部分，以三年为期。省学选拔生员中年龄在二十五岁以下者入学，举人以上想学习的听任其参加。学中课程诵读经史子及本朝掌故等书，并辅以天文、舆地、算学、格致、制造、农业商业、军事矿务、时事、外交等学问，以三年为期。京师大学选拔举人、贡生、监生中年龄在三十岁以下者入学，京官愿意学习的听任其参加。学中课程与省学一样，只是更加专精，各自执守一门不更换专业，以三年为期。省学和大学所设科目繁多，可以仿照宋代胡瑗经义治事的例子，分斋讲习等。仕途一律归于科举，给予出身，与常官一样。这样人们就会争相磨砺，士人知道向往，风气自然打开，技能自然形成，人才不可胜用。有人怀疑此举费用必然很多，现在国家正值贫困，从哪里筹集这笔巨款？臣查各省及府州县大多有书院，每年调派学生入院学习，聘请老师讲授，意图美好方法优良。只是奉行久了，积习日深，多教八股文，难以培养异才。现在可以命令每省每县各改一所书院，增加功课，变通章程，作为学堂。书院原有的公款，如果不足，才拨官款补充。因旧增广则事情顺利容易实行，就近分摊则需求少容易筹集。只是京城是首善之地，不宜因陋就简，向天下展示简朴，似乎应当酌情动用国库以尊崇体制，每年得到十

译剩余经费达数万两，规模已经可以大体完成。中国幅员如此辽阔，难道会因为这十几万两银子而决定国家的贫富吗？有人又怀疑，既然设立的学堂很多，所需的教师也很多，恐怕缺乏能够胜任这一职务的人。我认为，此事属于初创阶段，学习者应当从浅显近便处入手，教师也不必追求高深精妙。现在适宜命令中央和地方的大官各自推举有才能的人担任教师。将候选人的名字全部上报，或者就地聘请，或者通过考试选拔补充。天下如此广大，一定有能够充任此职的人。学堂既然建立，远则符合三代学校教育的宗旨，近则采纳西方书院的长处，振兴贤才、教导能人的道理，已经思考得差不多了。然而，如果只考核学生的记忆背诵，而不开阔他们的见闻，就不是造就特殊人才的方法。对于能够入学的人，他们有日渐进步的功效；对于那些不能入学的人，却没有讲习的辅助，这就不能广泛地形成良好的社会风气。现在将这一理念推广开来，有几项与学校教育相辅相成、缺一不可的措施。第一是设立藏书楼。好学的人，多半出身贫寒，购买书籍既苦于没有财力，借书又难找到合适的人。因此，因见识狭隘、孤陋寡闻而无所成就的人，不知有多少。高宗纯皇帝知道这种情况，特意在江南设立《文宗》《文汇》《文澜》三个藏书阁，收藏珍贵的秘籍，任由人们借阅观看。嘉庆年间，大学士阮元推广这一用意，在焦山、灵隐建立藏书处，帮助后学。从此以后，江浙的文风冠绝天下，造就人才的盛况，成效可以看见。西方各国也很懂得这个道理，都会之地都有藏书，其中最丰富的甚至达到千万卷，允许人们进入阅览，众多学者能够成就学业，也源于此。

译现在请求依照乾隆年间的旧例，进一步加以扩充推广。从京城到十八个省的省会，都设立大型藏书楼，调拨内府刻印以及各官办书局所刊刻的书籍，连同同文馆、制造局所翻译的西方书籍，按照类别分别送往各省，以充实藏书。如果有切合实用、民间刻本和官办书局都没有的书籍，就列出清单，访查价格，慢慢购买补充。那些西方学术书籍陆续翻译出来的，翻译局随时咨文送交。妥善制定章程，允许人们进入书楼阅览，由地方公推好学懂事的人来管理这件事。这样，那些过去没有书可读的人，都能自我勉励去求学，就不会有被埋没的人才了。古今中外有用的书籍，官办书局有刻本的，占十分之七八，每个书局酌情提取一定数量，分送各省。费用极其节省，事情极其顺畅。一旦奉到皇帝明诏，事情立刻就能办成，而供养学者、增加人才，其益处绝非浅薄微小。

第二是创设仪器院。格致实学，都依赖试验。没有望远镜，不足以谈论天文学；没有测绘仪器，不足以谈论地理学；不多见矿石标本，不足以谈论矿学；不练习蒸汽机，不足以谈论工程学。其余各种学问，大抵都是这样。然而这些新式仪器，耗费巨大，即使家境富裕，也难以全部购置。学问从何进步？学业怎能成就？现在请求在设立的各学堂中，都另外设立一个院，购买收藏仪器，让所有学徒都去试验练习，那么实事求是，自然容易专精。各种仪器选择重要的购买，每省拨款一万两以上，已经可以粗略具备。此后陆续添置，逐渐形成宏大景象，那么费用还容易筹措，而学徒的成就，比起昔日纸上空谈，相差就远了。

第三是开设译书局。兵法说：“知己知彼，百战百胜。”现在与西方人交涉，却不能完全了解他们的虚实真假，这是显得弱小的原因。想要了解对方，首先在于翻译书籍。近年来，制造局、同文馆等处翻译刊印的，已有一百多种，可以说是知道所当务之急了。然而所翻译的书籍，详细于技艺，而简略于政事，对于他们国家治国的根本末节、时局的变迁，论述并不详尽。至于学校、农政、商务、铁路、邮政等事务，今日最应该讲求的，一切章程条理，他们国家都有专门书籍详细论述。现在这类书，都没有译本。又西方格致新学、制造新法，每月每年都在变化，后来居上。现在所已翻译出来的，大抵是十年以前的书，而且数量也很少，未能尽其所长。现在请求在京城设立大型译书馆，广泛收集西方论述政治、时局、学校、农商、工矿以及新法、新学，近年所增加的书籍，分类翻译出来，不厌烦详尽广博，随时刊印发售，低价出售，这样就可以增加见闻，开拓才智了。

第四是广泛设立报馆。知道现在却不知道古代，就是俗人；知道古代却不知道现在，就是迂腐的儒生。想要博古，没有比读书更好的；想要通今，没有比看报更好的。两者相互依存才能成功，缺一不可。西方各国报馆多到几百所，每馆每天出报多到几万张，凡是时局、政要、商务、军事机密、新技艺、奇特技术，五大洲所有的事情，没有不说的。看报的人，上自君主皇后，下至妇女儿童，都不必走出家门，而对天下事清清楚楚。所以在上位的人能够处理各种事务而没有阻塞蒙蔽，在下位的人能够通达政体以等待上级的任用，富强的根源，就在于此。现在中国除了邸报之外，报馆只有上海、汉口、广州、香港十几所，主笔的人不学无术，所说的话大抵都很浅陋，不值得省视阅览。总理衙门、海关近来翻译西方报纸，然而翻译的很少，又没有印刷发行，外面无法得见。现在请求在京城及各省省会，以及通商口岸繁华的城镇埠头，都设立大型报馆，选择购买最好的西方报纸，分别翻译。翻译完成后，除了恭敬抄写进呈御览，并咨文送交京城内外大小衙门外，就大量印刷低价出售，遍布全国。各省的政治风俗、地方适宜情况，也由各报馆派人查访，随时报告，那么识时务的俊杰日益增多，治理国家的才俊日益涌现了。

第五是选派游历。学徒已经求学几年，考试及格的人，应当选拔高才来充任游历人员。游历的方法有两种：一是游历各国，在他们国家的学校学习，纵览他们国家的工厂，精益求精，以期取得大成就；一是游历各省，查验矿石，核算商务，测绘地图，查阅物产适宜情况，都限定年限，厚给薪俸，随时著书回来呈报给主管官员，考察其中切实有用的就刊印发行，优厚奖励。那些游手好闲且行为不端的人，官员就立即降职罢免，士人就剥夺其出身资格。几年之后，那么出使绝远之地的使者斐然成章，记载郡国利弊的书籍完备而灿烂了。有人怀疑近年两次所派游历学生没有收到大效，不知道先前所派游历的是官员而不是学童，在中国既没有讲求学问，到外洋也没有曾经学习，所以事情涉及空泛，很少有所成就。他们所派的学生又血气未定，读中国书太少，就游历。到绝远之地容易沾染洋风，虽然稍有技能，也不适用于用。现在如果由学堂选拔充任，两种弊端都避免了，他们的成就必定不是以前所能比拟的。既然有官办书局、大学堂作为经线，又有这五项作为纬线，那么中等以下的人都可以自我勉励于学问，而奇才异能之士，他们的

译所取得的成就将更为深远且宏大。十年之后，贤能俊才充满朝廷，任用不完。用来修治内政，有什么政事不能兴办？用来洗雪旧耻，有什么仇敌不能铲除？对上可以弘扬历代圣君的远大谋略，对下可以震慑强邻的狡诈之心，没有比这更紧迫的了。如果蒙皇上采纳，恳请命令中外大臣妥善商议章程，奏请旨意施行。臣愚昧的一点浅见，是否得当，伏乞皇上圣明鉴察并训示。谨此奏报

译总署议覆李侍郎请求推广学校的奏折。

奏为遵旨议奏一事。光绪二十二年五月初二日，军机处抄交刑部左侍郎李端棻奏请推广学校教育以激励人才的奏折，本日奉皇上谕旨，着该衙门议奏。钦此。我们查核该侍郎原奏所陈述的各节，大抵认为时局艰难，人才匮乏，朝廷虽然殷切求贤，但推荐的杰出人才却很少听到，因此追溯根源在于设立学校的方法、培育人才的技艺，希望借此树立风气、开启趋向，使浅薄之学能扩大见闻，通才更能便于精研，这在当今确实切中要害。纵观全球各国，近三十年来，没有不以兴办教育、劝勉学习作为安内攘外的基础，崇尚学者积累治理而富强，虚伪者积累衰败而贫弱，事情如同拿着券契一样确定，成效显著。那么今日广泛激励学官，确实属于自强的根本大计。只是施行应当有先后次序，条理必须极其精详。近日风气大开，士人崇尚新学，翰林院和郎署中愿意到同文馆学习者颇不乏人。外省各州县的书院，也多有的斟酌时宜，在研习经史古文之外，增加算学、制造等课程。我们衙门在去年十二月议覆御史陈其璋推广学堂的奏折中，曾请旨饬令沿江沿海的将军、督抚，对于已设学堂的酌情扩展，未设学堂的择要仿行，听任官绅集资奏明办理，这也正是该侍郎所说的推广学校、激励人才以资助抵御外侮的意思，已经奉旨通行各省遵办在案。如果内地各府县的绅士耆老闻风向慕，自然可以由督抚酌情拟定办法，或者就在原有书院基础上增加课程，或者另建书院研习专门学问，如果学业确有可观，三年后由督抚奏明，再由我们衙门议定章程，请旨考试录用，以显示激励劝勉。至于藏书楼、仪器院、译书馆这三项，都可以在新设立的学堂中兼办并行。西方报纸惯例，有专谈时务的，有专谈艺学的，时务类报纸的翻译尚多，艺学类报纸的翻译寥寥无几，但其用途很广，也不妨让学堂中选择翻译，以收获取新知识之助。凡此种种，都是朝廷乐于鼓舞的，关键在于地方官劝导有方，而兴办学校以惠及士林，终究要看人士是否乐于向学，如果地方安于偏僻，无意讲求，即使加以提倡，也确实无益。该侍郎所请选派游历一节，与我们衙门奏派同文馆学生出洋学习所议定的章程，大意略同。游历确实多多益善，但过多也担心经费难以支撑。应请此后游历的学生，由学堂选派的，就由学堂筹措旅费；由商局选派的，就由商局筹措旅费。出洋时仍由督抚发给文凭，到洋后仍由出使大臣统一照料。在推广之中，仍保留限制，大概事情没有阻碍，可以长久实行。以上各节，都是根据我们衙门奏定的成案酌情扩充。如果蒙皇上允准，恭候命下，即由我们衙门通行各省，责令切实奉行，以期收到实效。至于该侍郎所请在京师建设大学堂，是为了扩充官书局起见，应请旨饬令管理书局的大臣，察度情形，妥善筹划办理。所有我们衙门遵议的缘由，理应恭敬地折呈陈述，伏乞皇上圣鉴训示遵行。谨此奏报。

伦敦学校年度报告英文报译

桐乡张坤德译

伦敦学校工程局报告，上年学校情形中，有教育部核准添置地基房屋一节，照录如下。

从上年三月二十四日至本年三月二十五日止，文中说上年即指这一年，本局按官价购得建造新学校的地基二十六处，又添购扩充学校的地基四十二处，此外尚有拟购的地基五十七处，或备新学校用，或备扩充学校用。所购各地中有值钱之物，由本局议定给价十万四千二百四十英镑，其丈量费计一千一百七十七英镑。一千八百九十五年三月二十五日以前所有已购及预定购地价共计二亿九十八万五千三百七英镑，外费计四十一万八千四百五十三英镑，即工程局先后所购各地总共计三亿零八万九千五百五十英镑，又外费总共计四十一万九千六百三十英镑。学校中早已竣工并于本年三月二十五日开馆者，连同上年添设已开的三所学校在内，共计四十所，此外扩充的二十所也已完工。那添设的三所学校连同地基房价铺垫一概在内，共费八万七千八百四十英镑，可容学生三千九百一十八名，即每名平均费用二十二英镑八先令五便士。那扩充的学校添造房屋一切计费十二万八千六百一十八英镑，可容学生五千九百七十一名，即每名平均费用二十一英镑十先令九便士。所有应设的新学校及地基所需各费，经教育部核准筹拨九万二千十二英镑，又扩充所需十七万七千五百三十英镑。本城所有三百零七所学校，其房屋铺垫一切细账已于九十五年九月间结清报告在案，房屋所费每名学生平均计十二英镑。

译十四先令两便士，是每名学生的铺垫费用。上年本局核准由水木作承包建造的新学校共十一所，可容纳学生九千八百八十四名，定价十九万五千二百六十二镑，折合每名学生的费用为十九镑十五先令十便士。又承包扩建学校十七所，可容纳学生五千一百六十七名，定价十一万九千一百一十九镑，折合每名学生的费用为二十四镑五先令十一便士。现在新建的十一所学校中，其中八所每校应设厅房一间，其余三所每校仅设厅房一至两间。此外还有烹调房、洗濯房，即教习手艺的总会，或者就是教授低年级学生的各教室。至于新建学校与扩建学校造价不同的原因，是因为扩建学校原本旨在对已有房屋进行特别整修，使其极为适用，且有数处将烹调房、洗濯房以及客房、格致（物理）、化学等房间均由承建人包揽在内，其余由人承包建造、经本局核准的工程开列如下：烹调总会十一所，洗濯总会十三所教习手艺总会十八所，教习手艺房十八间；又教授专门学问的教室十一所，教习接生的房间三所；又五所学校中教授低年级学生所需的各房间；又游乐场地二十七所；又学校应开挖的沟渠及按照养生法所需的各项工程。其中十九所合计造价三万六百九十七镑，其余八处的工价已计入扩建学校的房屋费用内。用于温暖学校的滚水器具，又对各类房屋进行改造。现在新建学校温暖房间的方法，均使用蒸汽，不使用火炉，扩建的各学校也照此方法办理。将来再设学校拟采用双分气锅，使一锅损坏时另一锅仍可启用，且在天气严寒之时，两锅又可并用，以使房间更为温暖。

译去年，本局命令委员在阿馁雷地基上设立一所学校，专门教导耳聋的人。所绘制的供学生住宿的学校图样，包含五座房屋，均按照住宅的建造方法修建，可容纳男孩九十名，女孩六十名。该图样已经本局核准。对于阿一尔地方的戈登房屋，本局也打算购买，作为女孩工业学校。去年学校所设的沟渠也整顿一新。另有学校一百六十三所，有的进行了油漆，有的仅内部刷白，有的仅外部刷白，有的内外都刷洗干净。此外，所有十八县学校房屋的修理工作，有九县仍沿用本局自行雇佣工人的方法，共计雇佣工人五十六名，修理铺垫等一切事务由本局长工自行修缮，共计使用长工五十一名。至于水木工匠雇佣工人的工价及工作时间，由本部在每份合同中规定。那些承包建房的水木工匠，如果应当按照伦敦规定的工价办理，那么他们所雇佣工人应付的工价，就必须按照伦敦造房公所及伦敦造房工业董事会共同确定的价格支付。如果承包建房的水木工匠不受伦敦定价的限制，那么他们所雇佣工人应付的工价，不得比通常规定的最低价格再少。本局所雇长工的工价与承包建房水木工匠所付的工价相同。截至本年三月二十五日，正在建造的新学校计十八所，可容纳学生一万六千七百四十二名。另外正在扩充的学校十八所，可容纳学生五千九百五十七名。另有需要扩充且已经本局核准的学校计三十一所，可容纳学生一万一百六十名。又，文部核准八县学校应添置的地基，拟等到下期会议再列入清单，其中三所可容纳二千四百九十名。截至本年三月二十五日，学校所备供学生玩耍之地，逢礼拜日开放使用的计二百九所。

太学

陈次亮

古代的太学，兴起贤才、培养士人，人才的消长与之相关，世运的兴衰与之相连。确实因为“十年树木，百年树人”，如果不平时加以培养，而想在临事时加以任用，是做不到的。纵然奇才硕彦间世而出，一生未必肯低头从事经生之业，然而世事变迁日益增多，对人才的需求日益广泛，自古以来的丰功伟绩，没有不学无术却能共同成就的。三代以后，学校的事实上已废除而名义尚存，国子监这一官职，被视为闲散部门，视同装饰，资历轻、俸禄薄，学生寥寥无几。近年捐纳事例广泛开放，出资二金即可照例获得资格，官僚吏胥借此谋生，辟雍圣庙倾颓朽坏，鸽子粪便布满台阶，这怎能壮万国之观瞻，肃四方之视听呢？应当广泛筹措款项，修缮雍宫，务必使其壮丽辉煌，足以昭示四海，酌定每年修缮的费用，使规制整肃，不要稍有衰败。从祭酒以下的各官，谨慎选拔贤能人员，优厚供给俸禄，详细考核功过，以此决定升迁罢黜。所有各城官学、各省书院、各城乡学塾，统一归国子监考核稽查，并广泛采纳《周礼》的成规，由各乡学升入邑学，由郡达省，再升入太学。科举功名不顺者，考核其学问品行，赏给举人资格，一同参加会试。愿意担任知县或教职的，也听任其选择。廪饩资粮都由官府供给。至于大挑的制度，取决于临时决定，以貌取人，实在不是核实的方法，似乎应当统一归入太学肄业一年，派员会同以政事进行考试，这样侥幸的途径堵塞，而贤良的道路就开通了。只是旧有的各斋室狭小潮湿，应当购地推广，使其恢宏干燥，种植花草树木，以供游息并便利起居。太学课程，应当命令旧学诸臣会同监官，广泛采纳良规，通行遵守。另建书阁，搜集四海有用之书，四库百城，没有遗漏滥竽充数的，推广算学，设立格致一门，广泛翻译西书，聘请西方学者，优厚其薪俸，宠以职衔。各省武备、方言、水师及总署同文馆等，都归国子监综核，不要使其背离正道，自矜异学，忘记根本。太学各官，也应当博览兼通，不得拘守旧闻，自招轻蔑。因为依仁游艺，古人已有渊源，博学多能，至圣本由天资，中学西学，合同而化，人才辈出，足以作为国家的栋梁。他日太学宫墙美富，规模完备，则举行临雍大典，圜桥观听，率天下人尊师重道。中上书房皇子、贝勒、镇国公及王公大臣子弟，统一命令每月到太学，以考核学业，广见闻，愿意留校肄习的听任。范导一世于学，通各学为一，而后民风兴起，经术端正，圣学大明，异端没有接迹之机，万国识同文之义。然而风俗不厚道，国势不尊贵，四夷不宾服，八方不服从，统括中外，横贯古今，通达上下，未曾听说过。

中学

汤蛰仙

我曾推究古今的元会，观察天下的大势，而感叹互市的局面，大概将长久如此了。我出生后的数十年间，中外交涉，其事变已经如此错综复杂。唉！凡事都忌讳拖延，唯独到了交涉之事，无论折冲如何，应付如何，只求拖延能了结，也不容易。因为拖延也必须有其才能与其器具。清议不足以抗拒坚

译船政大臣沈葆桢因公愤不足以对抗利诱，于是逐渐认识到选拔使节、派遣学生、聘请教习、制造器械的重要性。过去把西学当作众矢之的，现在却把西学当作炫耀奇技的媒介。过去把西学看作奴仆从事的卑贱之事，现在却把西学当作做官的捷径了。盲目排斥与固守旧法，两者都错了。想要率领天下人切实推行西学，必须先率领天下人不避讳西学的名称。明明是中国旧有的绝技、自有的制度，却闭塞人们的耳目，压抑人们的聪明才智。甚至对于一项技艺的成就、一种能力的专长，要么推远说是西学，要么推崇奖赏说是西学，不被西方人暗中讥笑的很少。有一位医生，不依据《内经》不开方，不依据《素问》不用药。他的儿子病了，用这种方法医治，病情反而危重。有一位市井医生路过，另外投药，病好了。这位医生奇怪于虽然病好了但药方不古。药方不古而病好，也不值得珍贵。其实病好了就行了。药方古而病不好，哪里比得上药方不古而病好？而市井医生仍然依据古方而变化它，实际上通晓古方而斟酌损益它，只遵循自己的心意，不单纯遵循药方，这就是他治好病的原因，这就是他高于那位医生的原因。现在那些喋喋不休称道西学的人，难道是因为西学凡事万物都能出奇无穷吗？然而那不过是市井医生在我们古方基础上变化斟酌的东西罢了。西学无不以算学为总括，西学的三角学与中算的勾股术，道理上虽有偏全之别，但没有不同之处。《周髀算经》说：“圆出于方”，又说：“方数为典，以方出圆”，意思是圆难以直接驾驭，而用方来驾驭它。西方人三角八法，实际上就孕育于此。至于借根法，就是中法中的立天元一，西方人称之为东来法，可见所有的西法，没有不是沿袭我们的绪余，依据我们的规矩，而在借根法上，隐隐地自己供认了。《墨子经上》及《说上》所叙述的中西算法，足以互相证明的，尤其不可更改。臣某某数说详细见于番禺陈澧所著的《东塾读书记》。西方人只擅长测算，所以绘图特别精良。考察裴秀作《禹贡地域图》十八篇，制图的体例有六项：一是分率，用来辨别广狭长短的数量，而西方人的角度比例之法，统摄了它。二是准望，用来校正彼此的位置，而西方人的准测点角度之法，统摄了它。三是道里，用来确定所经过的距离，而西方人的角度仪器图像，无不依据里程确定数量的方法，统摄了它。四是高下，五是方邪，六是迂直，这三项各自因地制宜，用来校正平坦险峻的差异，而西方人等边平用而不穷尽的方法，统摄了它。其余如天学、物学、化学、气学、光学、学、重学、矿学、兵学、法学、水利学、声学、医学、文字、制造等学问，都在我中国典籍中有记载。近代人张自牧《瀛海论》中篇广泛引用各书以证明，条理清晰没有遗漏。大致西方人的政教，大半本于《周官》；西方人的艺术，大半本于诸子。试着取管仲、墨子、关尹、列子、《淮南子》等书，按类别寻求，根源都在那里。那么说我们中国现在不如古代是有的，而妄说中国不如西方，可以吗？中国的心思才力，西方人何尝不引以为重？我们只是不肯自己凿开这混沌的窍穴罢了。古代大章有记里鼓，黄帝有指南车，奇肱国的飞辔，宛渠国的蠡舟，墨子的木鸢，公输班的木鸢，诸葛亮的木牛流马，思考再思考，鬼神也会通晓，况且不烦劳用金铁制成，用水火济助。现在如果有一项这样的发明，西方人必定望尘而拜，必定舍弃学业来复归，怎敢以奇创傲视我们？显示我们的愚钝呢？大概中国所坚守的是形上之道，西方人所专攻的是形下之器。中国自以为有道，却逐渐失去了所谓的器；西方人全力致力于器，却有时暗合于道。他们既继承并延续它，变革并通达它，神妙并阐明它。他们能依据我们的创造，我们为何不创造？他们所依据的，并非没有创巨痛深的时候，并非没有情见势绌的时刻。没想到土地之大，人民之众，却互相蒙蔽安于现状，弊病竟然到了这种地步。不自我商议振兴，只以任用夷狄为议论；不自我愤恨积弱，只以改变华夏为愤恨。朝廷章法国家大计、民生重大且重要的事务，既然害怕更张，而一项技艺一种能力，也松弛而不学习，学习了而不达到精通。如果说西学不必学习，难道中学也不必学习吗？如果说西学不屑学习，难道中学也不屑学习吗？比较而论，希望人们善于运用他们的议论，善于抒发他们的愤恨，用形上之道来求得形下之器，否则士大夫以口舌相争而陷入困境，将士以血肉相搏而立即陨落，这简直就是医生拿着古方，而责怪病没有治好。而所拿的药方，又已经错误，而种种不符合古法了。

译考试

汤蛰仙

将荐举选拔变为看重门第声望，又将门第声望变为科举科目。在科举科目之中，策问、诗赋、八股文，又相继演变。唉！演变到以八股文取士的地步，弊端就是：工巧的人未必能考中，笨拙的人未必会落榜。而且谬误的学风流传，笨拙的人反而必定能考中。到了明朝末年，冗杂滥竽充数的情况已经极点了。黄宗羲追溯本源，依据唐代权德舆驳斥柳冕的观点，极力抨击其弊端，认为这只会让庸俗狂妄之徒充斥天下。他想仿照朱熹的建议，第一场考经学，第二场考诸子百家，第三场考史论，第四场考时务。近代人冯桂芬提议变革科举的大旨，与黄宗羲相同，只是省去了诸子、时务两场，将古学作为第三场。我私下认为，指出其过失固然恰当，但用来挽救其过失的方法却未尽恰当。经史古学、时务虽然比八股文难，但夹带抄袭，比起暗中揣度考题又容易多少呢？况且不过是合并汉、唐、宋三代取士的方法，而考试次数有定数，那么夹带抄袭也有定数，侥幸得中的弊端仍然不能避免。现在请合并经义、子史、古学为一场，时务为第二场，洋务为第三场，每场以三篇文章为率，随主考官的意思决定先后顺序，场次不预先限定，上下纵横，浩瀚如烟海，那么夹带的智谋就会枯竭，抄袭的技巧就会用尽，偏重头场的习气就会消除，全面的人才出现，而庸俗狂妄者的侥幸之路就断绝了。经义、子史、古学的格式已经具备，不必赘述。时务专门论述当代的典章制度，或者新出现的疑难事件，也用策问来汇集众人的智慧。洋务或者天算、地理、制造、格致等学问，或者西律、公法、约章等学问，不拘何种格式，都以发问的方式考试。自从海禁开放以来，即使是尧舜做君主，管仲、诸葛亮做臣子，形势也不允许闭关谢客。如果再讳疾忌医，事变无穷无尽，人才已经穷尽，不仅没有游刃有余的人，恐怕找一个能勉强应付的人也得不到，大局怎能设想？那么洋务并不是单纯的洋务，而是时务中最为急迫的事务。考试这一举措，作为法令，人心于是彻底打破了藩篱，按照三分法来考察，合并校验，沙淘尽而金显现。有人提出疑问说：这是董仲舒、贾谊、扬雄、司马相如都不能兼备的，却设定这样的标准来要求近代的学校，这就像强迫病人拉开六钧重的弓，命令他射百步之远，能射中靶心的希望很渺茫。不知道取法于上等，只能得到中等。顾炎武说考试希望它难，不希望它容易，确实深知容易的弊端。然而考试难，尤其必须录取难，方法才相互依存而达到完美。侯方域说明朝末年，从乞人往上没有不夸耀自己是读书人的，秀才如此，那么比秀才更高一级的可想而知。岁试、科试的录取名额照旧，三年一次的乡试、会试照旧。沿袭这个不改，将导致天下没有不是士大夫的人才罢了。人们喜好虚名而不务实际，严重啊！各省大吏，常常把奏请增加录取名额当作盛事，增建考棚当作美观，自认为能为国家培植人才，而谁知道他们培植的都是庸俗狂妄的人。督学官有三年不剥夺一个生员资格的，偶尔剥夺一个，不到一天就恢复了。遇到录遗考试，必定以考棚的容纳量作为录取标准，这怎能不奇怪玉石混淆、鸾凤与枭鸟比翼呢？战乱之后，各省元气尚未完全恢复，就以我们浙江为例，各府县应试的人，仅仅符合录取名额，或者仅仅超过录取名额一倍的地方，所在多有。听说录取名额不足，教官为了索取贽见礼的余地，常常偕同廪生、保生刻意招徕考生以凑足名额。督学官考棚规矩入手，一概不再过问。如果按名额录取，没有加以剔除，这就是管同所说的用泥沙代替珠玉啊。唉，学校的芜杂秽乱，不忍心尽言，却还以姑息为有恩，宽纵为有礼，士人之所以多而天下之所以乱，原因在此。不是士人足以扰乱天下，而是似士非士的人太多而足以扰乱天下。通晓天地人之道，即使不列入学校，也是士吗？即使猎取功名显达，也只是孔子所说的败坏人家的子弟罢了。应请严旨特别谕示，宜采用侯方域“其进有制，其退无制”的建议。凡是岁试、科试应试，必须人数超过名额，少也在十倍以外，否则只录取一二人，不算苛刻，仍然以前姑息滥取的做法，督学官以失职论处。五贡及孝廉方正等科，大半名不副实，一概令其停罢，不必奉行故事。举人、贡士、庶吉士各减少旧录取名额的一半。唐代所收进士，每年不过二三十人，及第者尚须到吏部试职。宋初想振兴淹滞的人才，赐予出身者五百余人，崇尚浮华助长懒惰，至今尤其严重。齐王喜欢听竽，聚集在一起吹奏，那么南郭先生也能以吹竽进身；如果令一个个单独吹奏，那么他就惶然逃走了。务必让庸俗狂妄者稍稍知难畏难，或许学校逐渐清朗了。录取难，那么士人必定奋发而自我精进；获得难，那么士人必定重视自我爱惜。变革考试是末节，培养廉耻是根本。朝廷多设一条取士的途径，官吏就多挟持一个营私的工具，学校也多开一个钻营的门路，严重的甚至枪替冒名、关节请托。如果夹带抄袭，还是无耻的小节罢了。考试的弊端，主考官能防范；主考官的弊端，谁再防范？考试的陋习，主考官能斥责；主考官的陋习，谁再斥责？

上级认为这是大典，下级认为这是利市，甚至赠送对联、馈赠扇子，谋求饱食馋吻，想要弊端绝除、风气清明，没有

译这确实很难啊。难道没有深知内情的人吗？只是恐怕轻易引发争端，不肯为朝廷揭开这层掩盖罢了。戊午科场的案件，是由御史孟传金发觉并由此兴起了这场大狱，被视为不祥之兆，人们也不奇怪八股文的病根牢固得无法拔除了。自从一切矫饰都变得困难，名额既然减少，体制也显得尊贵，那些追求名利、违背道义的人就没有了可乘之机；那些混入其中、触犯大法的人，无论录取与否，人人都能指认指责他们，恐惧产生羞愧，羞愧产生悔悟，然后才能用气节来开导他们，用忠爱来引导他们，羞耻心才会油然而生。近来圣人在上励精图治，大臣在下承奉旨意，深刻洞察穷极变化、通达久远的宗旨，一旦将学校中的芜杂秽恶彻底清除，那么必定从考试之难、录取之难开始。我希望有志向的士人，不要习惯于走容易的路，而墨守乡间先生那些柔弱美好、缺乏刚气的说法，这样就可以了。

再进一步论述，我朝文武分科考试，有害无利，没有比武试更严重的了。诗书世家的清白子弟，往往把武学视为畏途，那么混迹其中的人是什么样的人就可以知道了。岁试、乡试、会试，耗费国库无数，同治年间沈文肃公督理两江时曾请求停罢，最终搁置未行，保留这种过失，实在令人不解。有人说，本朝凭借骑射平定天下，既然有这项制度，就没人敢废除。孔子说因循礼制，明辨损益，如果像胶柱鼓瑟那样固执不变，这和宋人所谓的“绍述”有什么区别呢？有人说，用衣冠来约束他们，那么游手好闲的人会感到羞愧，粗野凶暴的人会变得驯服，这是用来消除无形祸患的方法。如果不让他们穿青衿，这些人或许还会有所警惕；等到他们有了护身的符节，与士大夫平起平坐，在城门下徘徊，与不肖的差役为伍，横行霸道、残害百姓，这是助长祸患而不是消除祸患。有人说，应该用韬略来考试，这是学校中不能学到的，却想从游手好闲、粗野凶暴的人中选拔出孙武、吴起、韩信、岳飞那样的人才，这难道不是从浅水中寻找直径一寸的珍珠吗？况且现在有默写《孙子兵法》的命令，为什么得到的都是游手好闲、粗野凶暴的人呢？有人说，应该用枪炮来考试，工匠对于器具，早晚操作，手就与器具熟练；如果不操练演习，即使有枪又有什么用处？临时演习一次，随即就丢弃了，在军队中由将领督促、由军官率领，尚且如此废弛，如果督学教官对武事本来就不懂，却说能督促他们、教导他们吗？应该立即查照沈文肃公的奏折，将武试一律停罢，定为法令，把节省下来的经费，仿照西方设立一所武备院，去掉虚名而获取实利，大概这样善于变革而不背离根本吧。

译求是斋《皇朝经世文编五集》第五至七卷

时务分类文编第五卷

书院

胡中丞聘之请求变通书院章程的奏折。

胡聘之

奏为当前时局艰难，急需人才，拟请变通书院章程，并考核天算、格致等学科以助益实用，恭敬呈折仰求圣上鉴察之事。我查阅去年钦奉的谕旨，自古求取治世之道，必须根据时势制定适宜的措施，何况在国家事务艰难之际，更应上下一心，谋求自强以消除隐患。朕日夜忧虑勤勉，吸取过去的教训以防患于未然，只以消除积弊、力行实政为优先。根据中外臣工陈述时务的意见，我详细阅览，采纳施行，命令各直省将军、督抚各自就本省情况悉心筹划，斟酌办法等语，钦此。遵旨查办，升任顺天府府尹胡燏棻等人条奏中，如练兵、筹饷等重大事项，都是当今的紧急事务，应由我斟酌核实情况，分步骤奏明办理。只有裁改书院一事，关系到人才的兴衰、学术的纯正与驳杂，不可不仔细筹划审议。国家设立书院，本意是想多方面造就人才，广泛培育人才，以备任用。自从教化失去正道，书院名存实亡，天下书院供养的学生不下数万人，而朝廷不免发出缺乏人才的感叹，因此议论裁撤或改革，谁说是不合适的呢？然而如果不探究根本，被新法所迷惑，标榜西学的名义，督促西人的教导，势必会将中国圣人数千年传承的道术全部抛弃，变本加厉，流弊将无止境？我认为西学之所以擅长，只是精于天算、格致，这些学问本来中国就已有。考查《周礼》中选拔贤才、教育国子，在德行之外其次就是六艺，孔子门下七十二弟子，史书特别以通晓六艺来表彰他们，其中的“数”就是六艺之一。汉魏以来，代代都有专家，到宋代胡瑗教育学生，他的治事斋，也以算数分科，这说明中原的教法本来完备无缺。况且凡是西人不断创立的新法，动辄说中原未曾听闻的，如地圆、地行、地转的说法，《大戴礼》、《尚书·考灵曜》以及张载的《正蒙》都言之凿凿。光学、重学，《墨子》的《经上》《经下》篇深奥的旨意可以探寻，都在西人未悟其理之前。即使就算术而言，西法的借根方远不如中法的天元术，后来才演变为代数。若论宋代秦九韶的《正员开方》，元代朱世杰的《四元玉鉴》，西法终究不能超越。对数是极精妙的算法，然而推算极其繁琐，自从李善兰著《对数探源》，节省计算不止百倍，远远超过西人。可见同样的道理，只在于善于用心，不必完全抛弃所学。当今外患接连兴起，创伤巨大痛苦深重，固然应该有穷究变化、通久达变的方法，以顺应时势建立政令。但只要不违背正道，不妨兼取新法。然而深深诋毁西学的人，既拘泥于不通晓当今，未能开启其门径；过分尊崇西学的人，又轻率地蔑视古代，不害怕自断其藩篱。想要纠正这两方面的偏失，就只有善于变通书院的方法罢了。查近日书院的弊端，有的空谈讲学，有的沉溺于辞章，都无益于实用。下等的专门摹仿帖括，注意膏火奖赏，志趣卑劣浅陋，怎能期望有所成就？应当将原定的名额大大裁减，每月诗文等课程酌情合并减少。然后综合考核经费，重新制定章程，聘请博学通儒担任教授，研究经义以穷究其理，广泛综合史事以观察其变化。由此参考时务，兼习算学，凡是天文、地理、农务、军事，以及一切有用的学问，都归入格致之中，分门别类探讨，务必达到其深奥之处。此外水师、武备、船械及工技制造等类，完全可以另外设立学堂，相互资助获益。用儒学书院会通众理，以提挈纲维；而用各项学堂操练众事，以效法职业。必须贯通有所统属，然后本末不嫌倒置，体用不至于违背。

我此前在藩司署理巡抚任内，察看士风质朴，大多能好学深思，曾在省城令德书院勉励他们专治实学，兼习算学。因为院长已革御史屠仁守，曾受学于同文馆总教习李善兰，对天算格致颇能通晓，于是嘱咐他一并教导诸生，使他们知晓门径。我此次到任后，调阅算学考卷，所有三角测量、代数、几何等题目，大多能精核，相继来学习的人数也增加，只是未曾议定章程，另筹膏火经费，广泛招收激励其道，没有途径。现在幸蒙明降谕旨，颁发条陈整顿书院，确实是陶铸人才的大机会。我与学臣钱骏祥反复筹商，拟就在令德书院另订条规，添设算学等课程，选择院中能学的学生，按名登记，优厚给予膏火奖赏。省外各府属如果有可造就的人才，由我与学臣随同甄别录取，调入书院，并在天津、上海广泛购买译刻的天算格致诸书，以供讲求。其一切费用，即从各书院裁减名额、减少课程的款项中稍微调剂，如有不足，由我等设法捐资筹措，不另开销公款，这样经费节省而事情容易集议，课程确立而人知道奋发。遇到材能超越新法、明通兼达时务的人，不拘年限，由我咨送总理衙门考试，以备任用。此外学者有心得、算法通晓的人，准许让他们分别在外府属各书院任教

译依次相传学习，借以激励鼓舞。像这样变通办理，自然可以收到实效而消除流弊。拟请圣旨命令各省督抚，对现在所有的书院详细商议推行，不注重其名，而注重其实；不追求其奢华，而追求其精粹，收取纠正礼制缺失、回归质朴的近效，严守使用常道、变革夏制的重大界限。学术越发纯正，人才日益众多，或许强国的道路，就不必向外寻求了。臣愚昧的意见，是否妥当，谨会同山西学政臣钱骏祥恭敬地撰写奏折陈述，恳请皇上圣明鉴察训示，谨奏。

译各省应当建立翘材馆的议

昭文人孙同康投稿

东瓯人陈志三孝廉上书给张勤果公，说大臣看待人才，应当像父兄得到优秀的子弟一样，削减家中日常不必要的浮费，加以培植使其成才，断没有长期任其埋没的道理。人怀抱不世出的志向，做别人难以做到的事，带着书策远道而来，他为了衣食生计而奔波可怜，他为国家着想而令人感动。难道堂堂中国，竟然没有点滴恩惠来救济那些寻求文治的士人吗？况且用天下的人才来办理天下的大事，应当没有不能兴起的利益，没有供给不足的忧虑。那些人才，难道肯一筹莫展，弹剑求食，甘愿接受当权者的豢养吗？我知道必定不是这样。这话多么雄壮啊！我读后深有感触。陈君具备经世济民的才能，他所著的《治平通议》《救时要议》，其中的言论虽然不完全纯正，但主持国政的人如果采纳他的学说并存在求治之道中，已经能超过一半了。可惜只是寄托于空谈，没听说有奉行实行的人。人才，是国家的元气。总督巡抚承受天子的命令，治理一方，他们的爵位俸秩虽然与京城的尚书侍郎相等，但尚书侍郎如果不担任军机处职务，不兼任总理衙门的职务，那么他们闲散无异于外省的教谕训导，除了按部就班、循规蹈矩，画诺署名之外，没有其他事务。至于督抚，即使是像云贵那样的偏远省份，军政民命，大大小小的事务，每天不下数十上百件，不大规模开设幕府，广泛招纳宾客僚属，就无法治理。法令应当在督抚驻扎的地方，建立一座翘材馆，丰厚他们的俸禄，精致他们的馆舍，延聘有道德能文章的人士，不论爵位，不拘籍贯，以备顾问之选，只是不能让江湖游士滥竽充数。况且如今皇上宵衣旰食，急切求贤。恭读光绪二十一年闰五月十三日的上谕：“为政之道，首要在于得人。当今时事多难，更应遴选提拔真才，借以资助学干济世。着各部院堂官及各直省将军督抚官员，对于潜心时事、体用兼备的人，列举事实，专门上折保奏。”等等。充分显示圣天子孜孜不倦追求治道，也将举荐贤才作为首要任务。嘉定廖侍郎师寿恒保荐陈谟、罗政钧、袁衔等人，奏折中有说：“有才而不能尽其用，那么豪杰会叹息；用才而不及其时，那么英才会受阻。”在这多事之秋，不是志向忠诚纯一不能勉力竭尽血性，不是通晓时局不能共同渡过艰难。这几句话极为切合当今的人才，大抵有两种途径。志向忠诚纯一的人，大多潜修刻苦，勉力成为圣贤，但要求他们应对各种情况，不免招致操刀多伤的讥讽；通晓时局的人，大多博洽恢弘，高谈经济，但要求他们细微行为必定谨慎，不免以小德出入为借口。这就是体用兼备的儒士，所以不常常见到的原因。然而国家用人，必定要求完备；督抚育才，则不必要求完备，只要有所可取，都足以成为我高深翘材。馆中应当分为两科：一曰明体，一曰达用。有情趣坚定，信奉正道，耿介不苟，笃实廉勤的人，这是明体。因为当今世人竞相谈论变法，如果没有这些人作为中流砥柱，就会趋向于苟且欺罔，变本加厉，没有尽头，吏治哪里有起色的希望？有天资明敏，潜心经世，滔滔雄辩，智勇兼优的人，这是达用。因为当今的时局，是三代以来所未有的，如果不博览泰西各国的书籍并得其要领，其才能又足以参谋军政，简练军队，战守机宜，无不洞悉，那么一旦遇到华洋交涉，怎能措置裕如？这两科，缺一不可。

翘材馆的设置，其利益有五点：一是培养人才。中国的人才，困于资格，限于门第，楚材晋用（借用别国人才），浅见者不免产生怀疑，科举与异途，见识少的人判若霄壤。仅这几端，各自固守成见，于是使得英伟奇特的资质，不能在功名之路上自我奋发。东事（甲午战争）发生后，天子急切求才，正想得人共同治理，变法自强，力图振作。但空谈求才，不得要领，好比一部十七史，不知从何处说起。如今此馆一设，那么每省之中，有一个人才渊薮，爬罗剔抉，取精用弘，采玉探珠，在这里总汇，这是第一个利益。二是通达民情。泰西有议院，现在分为上下两院，起初只有公议院而已。英国傅兰雅翻译《佐治刍言》说：“各西国古代风俗，至今犹存的，只有公议院之法最为完善，因为它能权衡其中，使上下两方都没有偏倚。”这种制度由来已久，并非近时创设的政治。有人说起初是国家的耆老聚集在一处，商酌国政；又有人说国王命令各诸侯聚集，贡献进见国王，这是公议院的开始。然而无论设立之初如何，历代相传，都能有益于国家，可称为第一良法。以上都是傅兰雅的话。中国虽然未能仿行，但翘材馆的设置，也隐含有议院的意思。愚昧的百姓，依靠有一二贤且材的人作为领袖，万方观听，实际系于此。如果任其沉沦埋没，后患何可胜道？傅兰义又说英国国政，一切示民以宽，因为他深信百

译姓极有见识，决不至于犯上作乱，辜负国家的恩德。所以百姓的事情，大半听任他们自己决定，即使国家政事也允许民间公开议论，刊登在报纸上，以供朝廷参考采纳。因为政事虽然经过国家极力斟酌，终究难免有百密一疏的顾虑，如果确实不合民意，也不妨重新加以增减修改，务必达到最恰当的地步。看这一点，那么西方国家已经实行的政事，尚且可以任由民众公开议论，何况那些作为辅佐治理的臣子，以传达教化、使君主贤明、恩泽百姓为己任的人，怎么不把想要兴办的利事、想要革除的弊政，去征求贤人君子的意见呢？那些如今占据一方土地，妄自尊大，深闭固拒，认为只有自己最尊贵的人，在深夜里扪心自问，能不感到羞愧吗？现在各省都设立一个馆，那么总督巡抚就无法封闭拒绝。如果有不利于百姓的政事，馆中的贤哲不难立即进行调解，民间的隐情既然得以通达，吏治自然就会严肃整肃，虽然没有议院的名称，却有议院的实质，这是第二个好处。

一是裁减掌管刑法和钱粮的幕僚的权力。当今上自总督巡抚，下至州县，所依赖来治理政事的，只有刑名和钱谷这两类幕僚罢了。每个省中，必定有一个劣幕盘踞在省城，或者在巡抚衙门，或者在按察使衙门。凡是各州县所聘请的幕僚，不是他的子弟，就是他的门生。偶尔有不任用他党羽的情况，那么他必定在公事中多方阻挠牵制，使对方无法安心任职才罢休。况且总督巡抚、司道官员，很少长期担任同一职务的，一两年中必定有升迁、调任或代理的情况，官员更换而幕僚不更换，以致这些人的气焰更加嚣张。虽然近来公正的总督巡抚，时有驱逐劣幕的举动，然而杀不胜杀，惩罚一个不足以警戒百人。而且像湖南巡抚陈右铭中丞，严厉惩办按察使幕僚任某，上奏请求革去他的保举资格，勒令返回原籍，交给地方官管束。而省城中的大小官员，大多是他的旧友，为他疏通关系、隐瞒包庇。任某不知悔改，竟然敢于在浙江会馆广泛召集同党门徒，大吃大喝进行要挟，言语放肆无礼。又刊刻刑名幕僚的公开信，大量张贴在通衢大道，话语都荒谬悖逆，大体上是诽谤中丞的新政，以是为非。虽然经过长沙、善化两县县令出示悬赏捉拿，最终还是没有抓获。又江西巡抚德晓中丞，也曾惩办某幕僚后，那个人仍然潜居在江西，刺探中丞的过失，贿赂言官弹劾，竟然导致中丞被罢官。德中丞行事本来就有可议论之处，而此人用心巧诈，罪该诛杀。中丞离任后，某人在江西府城隍庙吹打敬神，悬挂一块匾额，大取“剪除凶恶”的意思，暗含他复仇的快意，迷惑世人、诬蔑神灵，眼中没有法律。幕僚权力之大，由此可见。

译现在既然设立了翘材馆，凡是仓库、漕粮、刑律、工政等事务，让贤能之士分科讲习，互相切磋，遇到重大疑难案件，咨询谋划，取得一致意见，然后判决发布，不必将权力授予刑名、钱谷两房的幕友，这是第三个好处。一是革除胥吏舞弊的弊端。幕友弄权，大多与胥吏勾结，胥吏所倚仗的就是则例。冯敬亭前辈曾抗议说：“现在天下有三大弊病：吏、例、利。任用胥吏挟持则例来谋取私利，天下就会大乱。”他的话最为痛切。试着取冯先生的《省则例易吏胥两议》来读，可以得知治国的根本。同康曾说：“天下名利两条路，不能并存。胥吏没有名声可求，于是专心致志地谋取利益，再加上繁琐沉重的则例案卷，巧妙地成为这类人藏身之地。”就像赋役这一项，明朝已经著有全书，以备查考，而全书所载的款项名目分合杂糅，无法究诘。作为堂官的人不熟习会计，虽然每天取全书来核对，也无法知道确定的数目。只有积年的老吏，则胸中洞悉。所以胥吏与则例是相依为命的。想要挽救这种弊端，不如让士人来担任，规定考核成立的年限，使他们减少利心、动名心，或许能稍微挽回万一。钱竹汀说：“元朝时士人都乐于做吏，而吏也知道自重。自从士大夫对待吏，像对待奴隶一样使唤，像对待盗贼一样看待，吏就无所用其心了。”这个说法也切中要害。士大夫轻视吏，而吏的权力却更重，因为他们所倚仗的则例，小民的生死命运无不系于其上，大僚的升黜权柄无不由此产生。这是何等重要的事，却交给奴隶、盗贼来负责吗？况且让士人做吏，前代已经有实行的。现在设立翘材馆，虽然不是让士人直接做吏，但凡是胥吏操纵的地方，馆中的各位君子可以从容订正。那些胥吏，只能奉行旧例，谨守成法，不敢借机作奸犯科，来把持长官的短长。只要开诚布公，自然集思广益，幕友尚且没有权力，何况胥吏呢？这是第四个好处。一是防止敌国的隐患。汉代的朱家对滕公说，皇上急切地寻找季布，这人如果不向北逃到胡地，就会向南逃到越地。忌恨壮士而资助敌国，这就是伍子胥鞭打荆平王坟墓的原因。滕公按照他的指点向汉文帝进言，果然释放了季布，史书和汉书记载这作为美谈。确实因为磊落奇伟之士，必定想着得当地报答知己。如果急切时不能选择君主，而被敌国所用，开始后悔没有早点收罗他，那就晚了。陈孝廉给张宫保的信也说：“国家深厚的恩泽仁爱，渗透肌肤骨髓，将近三百年，士人享有旧有的德泽，断没有不感激涕零，愿意效命驱驰的。然而人情难以预测，万一有不逞之徒，像张元、徐海、牛李那样的人，那么臣子忧心如焚的日子就长了。”话长意重，陈君这样说，是有忧患意识吧？现在日本在东方蠢蠢欲动，英法在西南蜷伏，俄罗斯拥有虎踞之势，雄视东西，交涉一旦不慎，就会开启衅端，而汉奸密布，与狡猾的夷人勾结的人实在很多。中国的百姓，大多嗜利，那些外国人用金帛引诱，没有不将隐情透露给他们的。况且我国选拔人才，局限于科举一途，奇才异能，不擅长八股制艺，没有途径晋升。海滨的英杰，不甘心死在家里，铤而走险，什么事做不出来？如果真的将他们招揽到翘材馆，既鼓舞他们使他们有所成就，又牵制他们使他们不能逞志。对国家的功劳，更难枚举。这是第五个好处。天下的事，利多弊少，尚且应当去做，何况是有利无弊的呢？

近年各省书院改课实学，得旨施行，以及所拟章程。

近来议定各省书院改课实学，得到旨意施行，确实是育才的美制，经国的远谋。湘中东山精舍率先兴办，现在得到所拟章程详慎平实，于是急忙记录，以供众人阅览。海内士大夫有先觉责任的，可以奋起了。

抚部院陈批光绪二十一年十二月初六日：据报及东山精舍章程均悉。格致原本于《大学》，朱子补传，必定使学者对于天下万物，无不因其已知的道理而进一步穷究，以求达到极致，这就概括了近日泰西的学问，只是只言其理，未究其用。然而《大学》论生财有大道，就有“为之者疾”的话；《中庸》九经也说，招来百工则财用充足。这是今日泰西各国格致之学的功用，本来已经说过了。中国以农业为本业，所以历代所施行的，尚未能尽格致的极功，竟《大学》的全量，而且其势也确实不必。所以公输、墨翟之类，其术不昌盛，后世智巧之士，徒然偶尔用来作为玩具罢了。现在海外各国既然已经通商，我国就从财用来说，他们快而我们慢，他们充足而我们匮乏，其势已经不可支撑，又以强凌弱，使我们坐困而一筹莫展。却还在我国圣经贤传已经说过的地方，浅尝辄止，不深思“礼失求诸野”的话，反而以此为讳。对于他们所以驯致富强的术数，一概以淫巧斥责，而目视谈论这些的人为邪说，岂知是数典忘祖吗？现在该生等本着本乡刘襄勤公未竟的志向，在东山精舍讲求实学，所见甚为远大，

译章程以义理为根本，以格致为应用，也都很周全妥帖、有法度。起初讲授算学，本是湖南一带儒生向来熟悉的学业，像邹叔绩、丁果臣等先生传授道统至今未曾衰微。恳请湘乡县移文告知该学，转令东山精舍的绅士董事迅速举办，以收到兴办学校、培养人才的效果，这是我所深切期望的。原禀及章程一并呈上，仍缴还十八里士绅关于湘乡东山精舍事宜，为拟定东山精舍的学规章程，恳请批示遵行，以成就善举而收实效。

私下认为，国家的兴盛与衰败系于人才，人才的盛衰由于学校。各省兴建书院，大概是为了弥补官办学校的不足，法度非常完备且极其隆重。然而穷究变化则能通达，如果不以实事来探求真理，就着事物来穷究事理，恐怕书院终究成为虚设，怎么能造就人才呢？湘乡向来有东皋、涟滨两书院，建在县城，是全县公立的。后来因为县境分为上、中、下三里，又各自在其地建立书院，以便学者。举人等籍贯隶属下里，地邻县治，虽然书院兴盛，但专门校阅时文，山长又由本县举人、贡生轮流充任，良莠不分，难以成材，最终很少能有所成就。原任新疆巡抚刘襄勤公想矫正这种弊端，于是捐集银五千余两，商议增设东山精舍以劝勉学习、培养人才。又经过士绅乐意捐献，共得钱一万七千余缗，计算陆续购置学田二百亩，那些各户捐献而未缴纳的钱尚有一万余缗，正在测量土地、召集工匠，而刘襄勤公在家中去世，负责办事的人于是互相推诿，事情因此中止，人们心怀观望，白白浪费了巨额资金，举人等心中暗自愧疚。

通晓古今的适宜做法，在外筹划应对的方法；博览中外的形势，在内奠定富强的基础。陶冶人才，其根本没有比学习更优先的；而想要铲除积习，也应当酌情变通。考察西方国家的兴起，凡是考核士人、训导农业、通商、考察工艺以及陆军、水师，无不进入学堂读书，共同明白其中的道理，熟悉其中的器物，并亲身从事其事。他们一切成就都源于学习，男女五岁不入学的人，就惩罚其父母。人专攻一门技艺而能致用，所以他们在海上纵横驰骋，固然不只是依靠船坚炮利。如今各国学校以美国最为兴盛，德国、法国、英国次之，俄国又次之。其制度分为初学、中学、上学，初学期满才升入中学，务必循序渐进，没有人荒废学业，没有地方遗弃人才，既富且强，确实在于此。即使日本只有几个小岛，全国学校多达三万一千余所，大力推行西法，于是开启维新，有实学就有真材，所以能勃然兴起，屡次炫耀武力。而中国反而沿袭常规习惯，所以追求虚文而不求实学，未曾讲明事理，往往受制于洋人。那么想要兴国强兵，使百姓富足、财物丰裕，不劝勉学习以培养人才，难道会有侥幸吗？

举人等会议深思，拟将东山精舍仿照湖北自强学堂的成法，分科造就士人，设立算学、格致、方言、商务四斋，用实事来教导，用实功来考核，希望风气大开，矫正空疏浅陋，专门研习所学，自然学业精于勤奋，足以养成实用人才。只是事情开始考虑最难，谋划如同筑室道谋一样令人警惕，希望功效按时聚集，必须由上级主持，为此恳请大人批准，行文给县和学，转令士绅立即按照所拟章程，及时兴办，遵循中国的义理之学，辅以泰西的富强之术，那么道与器一贯，人才自然蒸蒸日上，必有杰出人才从中产生，足以掌握要领并驾驭他们。举人等感念时局艰难，不胜祈祷祝愿，谨拟章程呈览，伏请批示以便遵行，谨。

译章程二十四条

一、关于建筑精舍，曾经刘襄勤公在东台山下勘定地址。现在为了节省经费，拟就原定的莲花屋场妥善修葺，随即开课。等到筹集到巨额收入，凑齐各都的捐款，再商议扩充。

一、老师以传道解惑为职责，山长必须选择品德学问俱优、中西兼通的人士，不得任用本县的举人、贡生轮流充任，永远杜绝干求钻营、人情请托等各种弊端。

一、肄业学生，暂时以二十名为限，不分生员和童生，都必须报名投考。用时事论说进行考核，观察其文学和识见理解，由山长分别评定等次。一等补入正额月课，酌情给予膏火钱二缗，米三斗；二等为课月生，只给廪米一斗，等到名额空缺时依次提补。此外，有贵族富家的子弟，愿意自备费用在精舍学习的，听凭自愿。

一、入舍肄业者，以算学为首要。目前经费不足，只能先聘请算学山长。因为三角、几何、代数，实在是西学的根本，不仅制造需要探源于算术，而且将来经费充足后，可以推广，如格致、商务、方言等，都有专门之学，专精然后才能精益求精。但是中西应当融会贯通，各位学生在四书五经方面，仍应专攻一经作为根基，矫正章句小儒的习气，或许能蔚然成为经世济用的有用人才。

一、河图蕴含加法的渊源，洛书开创乘除的祖始，周髀九数，畴人担任官职。唐代制度设六科，明算取士，由来已久。本朝《钦定数理精蕴》《仪象考成等书，更是万世学习算学的准则。所以定制在国子监，定额设置算学肄业生，满、汉、蒙各若干人，分年教授。近年各省提学，也加试算学。因此算法本来就是人人应当从小学习的。但世俗有人把算学看作西学，又说学习算法是效法西人，孤陋寡闻，被高雅之士讥笑。希望有志之士不要固执己见，博学审问，讲明其道理，并切实探究。

一、算学，应当循序渐进，不断进步。初学一年，学习几何、代数、平面三角、少广；第二年则学习曲线、微分、积分；第三年则学习弧三角及微积分的深义、立体几何。

一、学习算法，代数方面先学习乘除、加减四则运算及分数、立方等学问的变化，精通后，再讨论对数表的用途，算尺的方法及代数第一级的原理。

一、学习句股（勾股）者，先学习在地面上画直线和各种角，并按验证直线和各种角是否合乎度数的方法，精通后，再学习三角形、多边形与均匀分割直线为数的方法，进而涉及比例、各种正方形、各种立方体、质体之理，参究泰西各种句股便捷的算法。

一、学习句股画法者，各位学生应当把每天所讨论的画法图形，汇集成一卷。所讨论的内容，则是将立体各种形状投影于直线和平面的两个方向，并求得其本质的尺寸等事。

一、学习应当崇尚务实，等到经费充足，应当在上海多购买天算、地矿、医律、声光、重化学、电汽学等书籍，以供学徒观览讲习，并购买泰西仪器及格致制造各学器具，用来资证检验，使明白其道理而开启智慧。

一、西学的精妙，难道不都原本于中国吗？其立教，实在源于墨子的尚同、兼爱、事天、明鬼，尤其明显。至于通商、练兵的方法，大半本于管子；而设官多类似《周礼》，用法也类似申不害、韩非。重学、光学、汽学、化学、电学的各大门类，散见于周、秦各书，尤其不可胜数。那么泰西的格致之学，没有能超出我们中国书籍的。现在精舍的方言、格致两斋，通晓其语言文字，以造就翻译人才，兼考求新理、新物，作为制器利用的辅助。这是为了昌明中国的实学，将要把西学化为中学，并非抛弃自己的学问而追随西学。山长平日应当讲明这个道理，以晓谕学者。

一、道没有比通学更好的，不厌恶其广博。精舍每月筹款购买《万国公报》两册，每季购买《格致汇编》两册。又各种报纸，如《申报》《汉报》之类，分发给各位学生披阅，使他们通晓时务与夷情夷形，自然成为有用之才。

一、学业以讲求而成，人才以磨砺而出。从前我们乡里的先正曾文正公与倭文端等贤人在京师讲学，与江忠烈、罗忠节等公在湖湘讲练，最终成就了拨乱反正的功业。仁德遥远吗？有为者也能做到这样。《易经》说：“君子以朋友讲习。”《论语》说：“以文会友，以友辅仁。”精舍各位学生会友讲习，以辅助仁德而追随文正公，希望大家勉励自己！

一、《大学》一书，是初学入德的门户，其功效至于在天下彰显明德，而其功夫必定始于格物致知。朱子说：“人心的灵明，没有不具备知的；天下的事物，没有不具备理的。只是对于理有未穷尽的，所以其知有不尽的。因此《大学》开始教导，必定使学者对于天下所有的事物，没有不因其已知的理，而更加穷究它，以求达到极致。”这就是说西人格致之学，实在原本于《大学》，尤其与朱子补传所说的没有不同。现在精舍算学、格致、方言、商务，虽然分

译设立四个斋舍，而每人只专攻一门学科，这是因为学业的精进在于勤奋，必须专心才能精通。所有的格致各类学问，都是从算学入门的，如果不专心致志，就不能掌握其关键所在。我恭读去年闰五月十三日的皇帝谕旨：“凡是精通天文、地理、算法、格致、制造等学问的人，允许中外臣工推荐。”如此光辉的圣旨，表明选拔贤才不拘一格。各位学生只担心学问不够精深，不担心没有晋升的途径。通过专精格致之学来获取功名，又何必一定要通过科举呢？

译一、中国的衰弱，是由于学问不被讲求，教化不能推行。如今想要自强，只是阐明学术以培养人才罢了。士人有专业，而才能一天天成就，那么国家就依靠他们的作用，而国势一天天兴盛。朱熹说：“当今我们进德修业，乃是日后国家拨乱反正所系，不只是个人的得失荣辱。”这话意义深远，有志之士应当及时自我勉励。

一、做学问，期望在于阐明本体、通达应用，研究经书之外，适宜在史书中学习事务，详细考察治乱得失的原因。近代名臣的奏议，一定要亲手抄录，经世致用的要务，都要讨论其所以然，积累久了融会贯通，大概其方法足以匡正时局，发表言论，也足以挽救世道。

一、韩愈曾说：“学习而各自得到本性所近似的，是丹非素，是狭隘的；拘泥文字、牵强义理，是浅陋的。”希望各位学生勤奋学习，致力于重大、长远的事情，不争论汉学与宋学，不分中国与外国，虚心以求真理，敬业乐道，学习必然有成。

一、每月初一、十五两次考试，由山长主持，凭文章取舍，正课一律如此。如果三次没有列入正课等级，就降为普通课，大概能由羞愧产生奋发之心。

一、学生中有游手好闲、轻浮浅薄、不遵守学规的，山长立即将其开除；正课由普通课中按次序补入，普通课由额外名额中按次序补入。

一、年终，由山长会同湘乡县学甄别一次，确定其进境的深浅，品行的优劣。上等给予奖赏，中等给予惩戒告诫，仍允许留校；只有下等予以开除。

一、精舍收支清单，每年由经管人员造四柱清册，请各位乡绅公开阅览，使知道其中的盈亏数目，以显示核实，而防止弊端。

一、经管人员如果有侵蚀公款、虚报冒领等各种弊端，各位乡绅查察属实，就应当公举更换其款项，并应当上报官府追缴，不得徇私包庇。

一、经管人员需要人才，以殷实、老成、廉洁为主。往年刘襄勤公曾推举邓绅子霖、杨绅宗衡、翼卿管理此事，公正明白，众望所归。现在打算清算东山精舍历年银钱出入、租谷收买及修建横舍一切工程，仍照原议，公开请求邓绅等经管，由县令札委以专责成。

一、清算交代之后，所有精舍学规及详细规章，再当集思广益，继续公开商议，请〇核存案。

书院

陈次亮

论世的君子，观察郡邑的书院，就知道复古的时期不远了。四季的运行，夏天不能突然变成冬天；一天之中，傍晚不能突然变成早晨。世道的衰败，其下降一定有渐进的过程。秦、汉、魏、晋，一天天走向衰败，混乱在六朝、五代之间达到极点，而百姓的祸患紧迫了。世道的兴盛，其上升也一定以渐进的方式。宋朝崇尚理学，明朝重视节义，到了本朝而昌明正学，杰出人才如云兴起。大概世运的升降，系于人；人才的盛衰，关乎学问。而做学问的方法，没有比聚集一处，敬业乐道更好的了。书院的兴起，始于宋朝的宫观奉祠，延续三朝，教化的思想更加广泛。咸丰、同治年间，中兴将相，十之八九来自湖湘，听说岳麓书院山长某公，从道光建元开始，就以气节、经济、文章立教，瑰玮奇杰之士，都出自门下。一人善射，百夫决拾，气机的感应，运会由此开启。统计直省来看，其书院经费充裕，山长得人，那么人才多成就众。没有书院的郡县，则见闻孤陋，虽然有才俊振奋，无由此中的消息盈虚，如影随形，如桴应鼓。所以书院虽然不是典制，不隶属官司，而育才造士之功，非常宏大。可惜院中传习，仅以时文、帖括获取科名，而经史的古籍没有保存。圣贤的实学，没有涉及。山长则瞻徇请托，不考核其学行，只评定其科名，甚至贿赂公行，喧腾众口，人心因此败坏，士习因此苟且。地方有司置之度外，有心人惄然忧之。应当命令礼部、国子监行知各省，分饬下属，广筹经费，建立书院，向未有的设法兴修；有之而经费不足的，增筹充裕，一律拓地增建书楼。官方机构所刊备文咨取，外间坊刻、石印有用的各书，广购兼储，必须周备。西书除教事外，也应当博采无遗，以通时变。山长一职，是坊表所资，应当慎选经明行修、博雅淹通之士，或者科名未显，不妨起自诸生；即使桑梓无人，大可求之异地。疆吏访求邀请，礼敬有加，仍列具姓名上报部监，责成学政，每年稽查，果其学问赅通、育才成德，上奏奖厉，赏给俸金，年迈者宠以空衔，欲仕者予以擢用。其或无教诲之术、学行有亏，即由学政檄文命令。换人也不加以罪责，学生薪水必须优厚，必须丰厚，三年递升入太学。正途之外，给予出身。书院必须慎择名区，必须不城不乡，山水清幽深邃，足以供啸咏，大概天地钟灵之气，国家养士之心，四海英贤慕义向风之意，相感相发，相互激荡摩擦，追三王化育之隆，开万古文明之世，这作君作师的盛轨，宜今宜古的良规。天运之所以成始而成

译最终，这是圣人之道用来成就人并成就万物的原因。多么美好啊，真是盛大极了。

译书院

汤蛰仙

贫穷在于钱财，这不算真正的贫穷；贫穷在于才能，这才叫真正的贫穷。通商口岸的开放，上天将要使地球合而为一。道光以后，外交交涉的事情，像野鸭乱飞、刺猬竖起刺一样纷纷涌现。对方倚仗他们的才能，环绕攻击并轮番推进，而我们瞪着眼睛、捋起袖子，屡次陷入应对穷尽的境地。起初只开放广东一个口岸，一变成为三个口岸，一变成为五个口岸，一变成为十三个口岸，一变成为二十多个口岸。人们知道中国钱财之所以贫穷的原因，却不知道中国钱财的贫穷，关键在于中国才能的贫穷。五十年来，创痛不能说不够巨大，痛苦不能说不够深重。然而还在汉学与宋学之间聚讼不休，被八股文束缚，沉溺于声律，拘泥于楷书法度。难道盲人就会忘记，能看见的人就会忘记鞋履吗？还是说中国幅员辽阔，人才众多，但所教育的不是所需求的，所需求的不被任用，被任用的不是所习得的呢？我曾提议改革考试制度，然而四五百年来的崇尚，我朝二百四五十年来的增减损益，一旦想要改变人们的耳目，拔除其根基，将学校制度彻底清洗并摧毁，必定会有人喧哗反对，必定会有人议论其弊端。现在有一种说法：没有更改制度的嫌疑，又不损害大官的一分钱，而且可行。

朝廷培育特出的优秀人才，没有比整顿书院更好的了。现在书院的流弊，不仅是肄业的学生，萎靡不振，心思淫邪，全力钻研帖括，去争夺那毫厘之间的高下。即使是担任老师的人，大多像木偶一样死板，衰朽不堪，为了谋求私利而得到职位，遥领虚名而被供养。老师与学生，竟然不知道人间有羞耻之事。这哪里不同于救济穷人的养济院、收容孤贫的养老院呢？名义上是为了储备人才，实际上却是储备不才之人。有才能的人不从这里出来，有才能的人甚至以从这里出来为耻。唉！自从汉武帝广泛设立学官，一律以利禄诱导进取，三代教育士人的遗意就荡然无存，一点也没有保留。没想到弊端竟然发展到如今书院这样严重的程度。急切请求

明诏中外，所有省、府、州、县各书院，一切废除旧令，改聘通晓西学的人担任教习，将同文馆的章程颁布示下，就原有设立的定额进行挑选、淘汰和合并，用每年供养数百人的经费，供养几十人，每季度锤炼，每月磨练，达到格物致知，实事求是，标新立异，出使的人才，翻译的人才，制造的人才，法律的人才，武备的人才，除了书院还能在哪里储备呢？那二十三个行省的书院，何止数以千计？一个书院储备几十个人才，一千个书院可以储备几万人，从中挑选骏马，拔擢杰出者，将取之不尽，用之不竭，即使驾驭风雷，鞭挞夷狄首领，也不难了。在书院中储备人才，以激励他们专精学业；在学校中晋升人才，以端正他们的心志，事情没有比这更便利的，也没有比这更重要的。那些西方人用来欺凌我们的，他们的育才方法，并非真的拥有造化的绝技，有鬼神的秘密传授。艾儒略撰写《西学》一卷，叙述他们建立学校的方法，共分六科：叫勒铎理加，即文科；叫斐禄所费亚，即理科；叫默弟济纳，即医科；叫勒义斯，即法科；叫加诺搦斯，即教科；叫陡禄日亚，即道科。现在泰西已稍有删减合并，大致有乡学院，有郡学院，有实学院，有仕学院，有大学院，学问分四科：叫经学，叫法学，叫智学，叫医学。一项技艺的成就，能获得专门的利益，能世代继承职业，无论士农工商，陆军水师，无不出身于学堂，讲明其道理，熟练其事，所以能够强食弱肉，自然有其根本所在，而坚船利炮不过是末节罢了。悬挂巨大的利益作为学习的目标，他们的才能日新月异，难道像中国仅仅用微小的利益来打动他们，而又互相忌讳其名吗？保氏九章，成均六艺，司马光的十科之议，胡安定的二斋之教，其体用并非不如西学完备，为什么求才者百人而无一回应呢？更可笑的是，内部有同文馆，外部有上海广方言馆，南北洋及闽粤的学堂，也已经稍稍知道书院不足以储备人才了，然而没听说利用书院已有的房舍，凭借书院旧存的资金，而一定要另建房舍来庇护他们，另外筹措资金来供养他们，难道真以为隶属书院的都是无依无靠的穷民，而特意保留作为养济院、孤贫院吗？

奏设天津中西学堂章程

拟设天津中西学堂章程，请奏明立案，北洋臣王

敬启者，窃于光绪二十一年闰五月二十九日奉上级札文说：光绪二十一年闰五月二十八日承准军机大臣密寄，奉上谕：自古以来求取治世之道，必须根据时势制定适宜的措施，何况当国家事务艰难时，更应当上下一心，谋求自强以消除隐患。朕日夜忧虑勤劳，吸取过去的教训以防止未来，只以消除积弊，力行实政为先。多次根据中外臣工条陈时务，详细阅览，采择施行，如修筑铁路、铸造钞票、制造机器、开采矿产、折抵南漕、削减兵额、创立邮政、训练陆军、整顿海军、设立学堂，大抵以筹饷练兵为急务，以利商惠工为本源，都应及时举办。至于整顿厘金、严格核查关税、稽查荒田、淘汰冗员各节，只要能破除情面，实力讲求，必定于

译国家大计与百姓生计两方面都有益处。各直省的将军、督抚将上述各项条款，各自根据本省的具体情况，与布政使、按察使两司以及各地方官员仔细筹划，斟酌制定办法，限定在公文到达后一个月内分别详细上奏。值此遭受重创、痛苦深重之时，正是我们君臣卧薪尝胆之际。各位将军、督抚蒙受恩泽深厚，自有良心，想必不会畏惧困难、苟且偷安，用空话敷衍塞责。原折和片单都抄录给你们阅看。将此旨意分别谕令知晓。钦此，务必恭敬遵行，寄信前来，一并恭敬抄录谕旨，抄录原奏，札饬各位悉心筹议。札文到达后，该司、道等人立即恭敬遵行，迅速妥善筹议回复，以便斟酌审核上奏等因。奉此命令。

臣查考，自强的道理，以培养人才为根本；寻求人才的道理，尤其应当以设立学堂为先。光绪十二年，前任津海关道周�请求在天津设立博文书院，招募学生，教授中西有用的学问。后来因为与税务司德璀琳意见不合，筹集款项困难，导致将建成的房屋抵押给银行，拖延了十年，至今尚未开办。可见开创之举，空谈容易实行难，立法容易，见效难。况且培养人才如同培育树木，学堂晚设立一年，人才就晚出现一年。日本维新以来，参照西方方法，广泛开设学堂书院，不仅陆军、海军的军官都从学堂中选拔，就是如今外交部出使各国的官员，也都从法律学科中选拔。制造枪炮、开矿、修路等工程，也都从机器工程科、地学化学科中选拔人才。仅仅十余年，便光辉灿烂、完备齐备。中国有智慧才能的人，哪里没有？但是如果在普通大众中选拔将才，在诗文帖括中选拔使才，至于制造工艺，都从不通文理、不懂测算的工匠学徒中选拔，却想与各国较量长短，绝对不可能。

职道愚见，应当赶紧设立头等、二等学堂各一所，作为后来者的规范。只是二等学堂的功课必须四年，才能升入头等学堂；头等学堂的功课必须四年，才能进入专门之学，不能越级，就难免有年老才成的遗憾。现在拟定变通求速的办法：二等学堂今年打算从天津、上海、香港等地先招收已经通晓小学堂第三年功底的三十人，列为头班；已经通晓第二年功底的三十人，列为二班；已经通晓第一年功底的三十人，列为三班。明年再续招三十人，列为四班，合计一百二十人为定额。从第二年起，每年即可选拔头班三十人，升入头等学堂，其余依次递升，仍然每年挑选三十人入堂补四班的缺额，源源不断。这就是外国所谓的小学堂。至于头等学堂，今年打算先招收已经通晓大学堂第一年功底的，精选三十人，列为末班；明年即可升列第三班，选取二等学堂的第一班三十人，升补头等学堂第四班的缺额。此后按年递升，也以一百二十人为定额。到第四年底，头等学堂头班的三十人准予发给考单，挑选出堂，或者派往外国分途历练，或者酌情委派洋务职务。这就是外国所谓的大学堂。

译职道与曾担任教习的美国驻天津副领事丁家立反复考究，斟酌拟定了头等、二等学堂的章程。课程务必切合实际且易于达成。大约头等学堂每年需要经费银三万九千余两，二等学堂每年需要经费银一万三千余两，总共需要银五万二千两左右。现正值国家用度浩大，公款枯竭，虽然应当兴办但费用实在难以筹措。职道查得津海钞关近年有收入，开平煤矿税每年约库平银一万四五千两，这是从前没有的税款，似乎可以全部专门提取以充作学堂经费。又天津米麦进口，自光绪十九年起每石专门抽取博文书院经费银三厘，每年约收捐银三千四百两，拟每石改收银五厘，也不算多。又电报局明文规定由天津至奉天借用官递寄往海兰泡出洋电报，每字津贴洋钱一角，电报畅通时每年约计应缴洋钱三四千元。营口一带断绝后已经停止，此后锦州至奉天改由商办仅借用天津至锦州官办一段，贴费更微，拟令电报局今后不计字数，每年捐缴英洋二万元。又轮船招商局运漕由上海至天津的轮船，向来是援照沙宁船的成案装运土货例准二成免税，借此抵制洋商，拟令招商局今后在承运漕粮运脚免税项下，每年捐缴费银二万两。以上合计每年捐银五万二千左右，全数解交津海关道库存储，专门备作天津头等、二等学堂常年经费。通盘筹划计算，似乎可以有盈余而无短缺。所有头等学堂应立即照前北洋大臣李批准周前道原拟，以博文书院房屋为专堂，现经胡按察使顾全大局，由粮台设法筹款向银行赎回归为公产。其屋价内原有总税务司赫德和津海关税务司德璀琳的捐款在内，如仍作学堂税务司也必定乐意遵从。所需购办格致化学器具、书籍等项目及聘请教习的川资、创办应用之款，不在常年经费之内。经查光绪十九年起至二十一年四月止米捐存银八百余两，拟即在此款内核实动用。二等学堂应当另觅地建造，拟在开办初年教习、学生尚未齐全，应从余经费内提用，无需请发公款。其房屋未建成之前，应当立即借用头等学堂房屋，甚为宽敞足以敷用。所有学堂事务责任重大，必须遴选深通西学、体用兼备的人员总理，方不至于有名无实。头等学堂拟请宪台札委有二品衔候选道的伍廷芳总理，二等学堂拟请札委有同知衔候补知县的蔡绍基总理。拟订请美国人丁家立任总教习，该堂延聘中西教习、考取学生、购办机器书籍等事项，均由职道会同伍道、蔡令及总教习在年内妥善迅速开办，以免因循拖延虚耗岁月。向来学堂有会办、提调、监督等各名目，今拟一概删除，借此节省开销而杜绝纷杂。谨缮呈章程清折，是否妥当，伏乞宪台俯赐鉴核，迅速赐批示遵行，并请奏明立案，以留久远，实为公便。肃此敬请勋安，俯乞垂鉴。

谨将拟设天津头等、二等学堂章程、课程、经费与总教习丁家立商议各款，分缮清折，恭呈钧鉴。

计开

头等学堂章程

一头等学堂，因须分门别类，洋教员拟请五名，方能各擅所长，因此常年经费甚巨，势难广设，现拟先在天开设一处，作为规范样式。

一房屋必须宽大，拟即就天津梁家园南墙外前津海关周道所议建造的博文书院，作为北洋头等学堂，以期名副其实

一头等学堂，必须谙习西学的大员一人为驻堂总办，尤其必须熟习西学的教习一人为总教习。所有学堂一切布置以及银钱各项事务，均归总办管理；所有学堂考核课程，以及华洋教习勤惰、学生去留，均归总教习管理。遇有重要事项，总办、总教习均应当和衷商办。

一、头等学堂，以选聘教习、挑选学生两大端最为紧要。总教习不得稍有宽容徇私，致使辜负委任。

一头等学堂，以四年为一任，因此总分教习均订立四年合同，任期届满去留，再行斟酌决定。

一头等学堂第一年课程结束后，或欲将四年所定课程全部学习，或欲专习一门，均由总办、总教育察看学生资质，再行斟酌决定。然而一人之精力聪明，只有此数，全学不如专学，方能精进，以免泛泛而求。如学专门者，则次年所学课程与原定课程稍有不同；至第三、四年所学课程与原定课程又相去甚远，应待届时再行斟酌决定。

一头等学堂常年经费应照第四年教习学生足额的酌定数目，其第一年至第三年学生未能足额，教员无需多请，所节省之经费，除另建二等学堂及每次考试花红

译此外，其余款项用于积存生息，以筹备四年后挑选学生出洋留学所需的经费。

译一、在创办格物、化学、机器等学科房舍时，都必须预先准备好机器的模型样式，供各位学生阅览考察，以及学堂购置书籍和各种图表，所有这些经费都应在常年经费之外另行开支。

一、学生中将来由二等学堂选拔上来的，汉文自然可以讲究；现在从广东、上海等地选拔来的，恐怕汉文不能全部通晓，因此汉文教习必须认真访求聘请，不得丝毫徇私情。

一、汉文不考八股和试帖诗，专门考策论，以备考试，考察实在的学问和经济实务。大约小学堂内，《四书》古文都已经读过，此外经史都应当选择要点讲解诵读。

头等学堂的功课

历年课程分为四个等级

第一年：几何学、三角勾股学、格物学、笔绘图、各国史鉴、撰写英文论文、翻译英文。

第二年：驾驶术、测量土地法、重学、微分学、格物学、化学、笔绘图及机器绘图、撰写英文论文、翻译英文。

第三年：天文工程初学、化学、花草学、笔绘图及机器绘图、撰写英文论文、翻译英文。（注：原文“天文工程，初学”疑为“天文工程初学”或“天文、工程初学”，此处依文意译为天文工程初学）

第四年：金石学、地学、考究禽兽学、万国公法、理财富国学、撰写英文论文、翻译英文。

专门学分为五门

一、工程学：专门教授演习工程机器、测量地学、重学、汽水学、材料性质学、桥梁房顶学、开洞挖地学、水力机器学。

一、电学：深究电理学，讲究用电机理，传电力学、电报及德律风（电话）学，在电房进行演试。

一、矿务学：深究金石学、化学，在矿务房进行演试，测量矿苗，矿务兼学机器工程学。

一、机器学：深究重学、材料、势力学、机器、汽水机器，绘制机器图，在机器房进行演试。

一、律例：学习《大清律例》、《各国通商条约》、《万国公法》等。

洋人教习五名

一、工程学算学教习一名

一、格物学化学教习一名

一、矿务机器学地学教习一名

一、机器学绘图学教习一名

一、律例学教习一名

华人教习汉文二名

一、讲读经史之学

一、讲读《圣谕广训》

一、课策论

华人教习洋文六名

一、华人洋文教习，视其所通晓何种学问，则由洋文总教习调度帮助，配合洋人教习。

未完

奏设天津中西学堂章程

北洋大臣王批：据称创设头等、二等学堂，遴选学生，各以一百二十人为定额，所需经费，每年约共银五万五千两。该道道员体察时局艰难，就在本任及经管招商、电报各局设法筹款，不动用丝毫公款，确实属于讲求时务，公而忘私。所拟定的章程功课都很妥当，伍道廷芳、蔡令绍基深通西学，批准派任为学堂总办，各司其职，并批准聘请美国人丁家立为总教习。一切应办事宜，责成该道道员会商妥善布置，就在年内开办。各项捐款，每年全数解送存入关库，随时支用，年终汇总造册上报查核，不要稍有含糊。其余按照所议办理，仰候具奏。另外发檄文通知，仍将章程功课照抄两份，迅速呈送，以便分别咨送军机处、总理衙门查核，并等候札饬伍道等人遵照缴折存查。初四日

谨附录北洋大臣奏〇

北洋大臣直隶总督臣王文韶跪奏，为道员创办西学学堂倡捐集资不动公款，奏明立案，恭折仰祈圣鉴事。私下据津海关道盛宣怀称：自强的道理，以培育人才为根本；求取人才的道理，以设立学堂为先。光绪十二年前，关道周福请在天津设立博文书院，招募学生，教授中西有用的学问。后来因为与税务司德璀琳意见不合，筹款困难，致使将建成的房屋抵押给银行，未能开办。只是学堂晚设立一年，人才就晚出现一年。日本参照西法，广开学堂书院，不仅陆军海军将弁从学堂中选取，就连外部出使官员以及制造开矿等工程，也都从学堂中选取人才。中国有智慧才能的人，哪里没有？但是如果在普通大众中选拔将才，在诗文帖括中选拔使才；至于制造工艺，则都用不通文理、不懂测算的匠徒，却想与各国较量长短，难啊。该道道员拟请设立头等、二等学堂各一所，以资造就人才。只是二等学堂的功课必须四年才能升入头等学堂，头等学堂的功课也必须四年才能进入专门之学，不能越级。现在拟通融求速，二等学堂今年就从天津、上海、香港等处先招收已通晓小学堂第三年功夫的三十人，列为头班；已通晓第二年功夫的三十人，列为二班；已通晓第一年功夫的三十人，列为三班。来年再续招三十人，列为四班，合成一百二十人为定额。从第二年起，每年即可拔

译从四班中选拔三十名升入头等学堂，其余学生依次递升，并且每年挑选三十名入堂以补足四班的名额，源源不断，这就是外国所谓的小学堂。至于头等学堂，今年先生招收已经通晓大学堂第一年课程的人，精选三十名，列为末班。来年即可升列为第三班，并选取二等学堂第一班的三十名，升补头等学堂第四班的空缺。此后按年依次递升，也以一百二十名为定额。到了第四年，头等学堂第一班的三十名准予发给考单，选拔出堂，或派遣到海外分途历练，或酌情委派洋务职务，这就是外国所谓大学堂。

译该道与曾担任教习的美国驻天津副领事丁家立反复考究，斟酌拟定了头等、二等学堂的章程。课程务必切合实际、易于达成，大约估算头等学堂每年需要经费白银四万余两，二等学堂每年需要经费白银一万五千余两，总共需要白银五万五千余两。现在正值国家开支浩大，国库枯竭，虽然应当办理，但费用实在难以筹措。查天津海关近年税收尚且旺盛，该道情愿每年带头捐资白银一万五千两。另外，天津进口米麦，自光绪十九年起明确每石专门抽取博文书院经费白银三厘，每年可收取捐资白银三四千两。现在拟定每石改收白银五厘，也不算多。又电报局众商人每年拟定捐缴英洋二万元，招商局众商人每年捐缴规银二万两，总计每年可收取白银五万四五千两，用来拨付作为学堂经费，大致相当。所有头等学堂就按照前任督臣李鸿章批准周馥的原议，以博文书院的房屋作为专门学堂。现在经过广西臬司胡燏棻设法筹措款项，向银行赎回应当购买的格致化学器具、书籍等项以及聘请教习的路费、创办应用的各种款项，都不在常年经费之内。计算从光绪十九年起至本年四月止，米捐结余白银八千余两，应当核实动用。其二等学堂须寻找地方另行建造，拟定在开办初期教习学生尚未齐全时，从结余经费中提取使用，无需申请发放公款。房屋未建成之前，借用头等学堂暂时居住。拟定章程课程，请求上奏立案前来。臣查光绪二十一年闰五月二十八日上谕说：自古以来求取治理之道，必须根据时势制定适宜的措施，何况在国家事务艰难之时，尤其应当上下一心谋求自强而消除隐患。我日夜忧虑勤勉，惩前毖后，只以消除积弊，力行实政为先。接连根据中外臣工条陈时务，详细阅览，采纳施行，如修建铁路、铸造钱币、制造机器、开采矿产、折南漕、削减兵额、创立邮政、训练陆军、整顿海军、设立学堂，大体以筹饷练兵为急务，以体恤商贾、惠及工匠为本源，都应及时举办等因。钦此。设立学堂，就是其中应当办理的一项。凡是铁路、机器、开矿、治军等事务，都可以以西法为准则，那么造就人才，尤其应当以学堂为急。该道体察时局艰难，就本职及经管招商、电报各局设法筹措款项，创办此事，不动用丝毫公款，确实属于讲求时务，公而忘私。所拟定的章程也都周全妥当，应当立即照办。只是堂内事务繁杂责任重大，必须通晓西学，才能堪当总核之员，认真管理，才不至于有名无实。查二品衔候选道伍廷芳可以委派总办头等学堂；同知衔候补知县裁绍基可以委派总办二等学堂，并聘请美国人丁家立为总教习。一切应当办理的事宜，仍责成盛宣怀会同伍廷芳等人妥善迅速办理，以免因循拖延虚度岁月。其会办、提调、监督等名义，一概删除，借以节省开销而杜绝纷杂。除分别命令遵照执行，并将章程咨送军机处、总理衙门核查外，所有创设北洋西学学堂的缘由，理应恭敬上奏陈述。伏乞皇上圣明鉴察训示。谨奏。光绪二十一年八月十二日上奏。十四日奉朱笔批：“该衙门知晓。”钦此。

拟增设女童学塾议

王咏霓

西方人的教育，男女并重，所以男子有才而女子也有才。中国则不然，男女之间，截然分为两条途径。男子所做的事，女子不仅不知道怎么做，而且也不能做。难道不认为女子生长在深闺之中，只知道幽静贞洁才是贤淑吗？如果能在内室规范得以修持，已经足以在乡党中邀得赞誉，被称为贤内助，又哪里有空问及外事，冒着越俎代庖的嫌疑呢？况且那些更甚者，早晨涂抹铅华，晚上施加脂粉，用来炫耀她们的美丽资质；或者头戴翡翠臂戴黄金，身穿丝绸脚踏珠履，用来夸耀她们的富贵。于是使得数千年来，巾帼中极少有奇伟杰出的人才，实在令人感慨。扶阳抑阴，是亚洲沿袭下来的积习。唯独西方女子，凡是男子能做的事，都没有不能做的。而国家设立教育，男子有塾，女子也有塾。男子入塾的年龄，就是女子就学的年龄。其课程层层递进，大致与男子相等，循序渐进，竟然可以按日呈现功效。至于她们的内政，与中国相同，从事汲水舂米烹饪，从事纺织缝纫，从事养育抚育，没有一项职责不修持，却偏偏能拿出余力，来代替男子的责任。她们的射箭驾车、书写计算，以及百工技艺，没有一样不学习，没有一样不精通。曾听说某国有一处集市，整个集市的贸易都由妇女从事，其收支的均衡，会计的精当，全国信服，以此致富的有几万家。又听说某国有一营训练军队，统领营哨兵弁都是弱女子，而纪律森严，行阵整齐，像山岳一样不可动摇，比起古人所称的娘子军、夫人阵，不仅有名，而且有实。该国号称劲旅，统观这两件事，那么西方女子的智勇材力，实在有胜过男子的地方，良由于因材施教，当事者悉心

译训导开化，使他们能够成功，而不是像华人那样听任她们自暴自弃。至于日本一国，虽然只是海滨三岛之地，但其女子也能分担男子的劳苦，更有潜心研究中国文字的学者，她们的文采也相当斐然可观。推及书画名家、医师、杂技等领域，她们也能掌握其中的奥妙。近二十年间效仿西方，人才蒸蒸日上，而女子中聪慧的，没有不能巧妙理解西文、精深研究天文算学格致之学的。唉！天地清和纯美之气，为何唯独在海外金闺中孕育出灵秀之人？真是伟大啊！中原闺秀中以德行、才艺、智勇、才略著称的，历代以来，虽然偶尔也能见到，但寥落如晨星。况且即当世闺阁中也并非没有超群出众的淑女，只是有的隐伏而不显露，有的功败垂成，所以都不能在当时闻名。西方教士设立男女学校，聘请品德学问兼优的教师，随时教导，颇有深意。只是所教的都是乡村野地的女子，极少有名门淑质，所以她们的成就也不能达到最高境界。如今中国广泛兴办学校以储备人才，仍然遵循古制，偏重于男子而不及妇人，致使中等以下资质的人日益沉沦于奢侈靡费的风俗中而不能自拔。我认为应当增设一所女童学校，专门教导有志向的女子，仿照西方的制度，从八岁入小学，开始教导针黹女工之事，凡是妇女职责所应做的，都应当悉心教导。如果确实资质有余，禀赋极纯粹，而又聪明敏捷，应当让她们学习男子的学问，如天文算学格致等类。一定要先传授五经四子等书籍，使她们略懂大义，那么气质就可以转化，知识由此扩充，不至于拘泥固执成见，茫然无所觉悟。有人说中国女子没有才能，都是因为裹足一事，不揣度根本而只整治末节，致使有用的精神日益消磨在诲淫的器具上，而不知羞耻。作为女子，因为有着切肤之痛，拘束身体，所以每日在隐微之处皱眉蹙额，而不能舒畅胸襟，扩展怀抱，又怎能期望她们在有所作为的事情上砥砺奋进，成为当世杰出的人才呢？况且不止这些，她们工于忧愁、容易生病，多怒少欢，以至于孱弱的体质不能胜任重大的责任，也是因为这个缘故。所以从前西方女士设立大足会，想要挽救百姓无辜遭受的刑罚，使她们各自保全自然的身体，其用意可谓深厚，可惜华人不能立刻醒悟。考察裹足一事，清初康熙年间曾严厉禁止，不啻三令五申，无奈积习相沿，牢不可破。国家认为此事无甚轻重且徒增纷扰，所以随即放松不再过问。如今看到各国政教男女并重，人才辈出，所以私下拟定一说，为闺阁创立前所未有的良法，成就世所罕见的奇才。日后如果有采纳实行的人，那么蕙质兰心的女子，又多了一种陶冶性情、美化品性的方法，未尝不是玉台胜金的事，闺中的佳话。于是整理这些说法并记录在报纸开头，以向关心世道的君子请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