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务分类文编卷九

译《时务分类文编》卷九

河工 水利 海防

水田

汤蛰仙

东南地区花费数石的代价才能完成一石漕粮的运输，朝廷又花费数石的代价来漕运一石粮食。即使冯蠵切和（指河工治理得当），黄河与大海风平浪静，但国家财政有限，民力也有限，每年竭尽搜刮，也常常处于供给不足的局面。何况天灾流行是代代相传的常态，倘若东南地区遭遇大旱无收，又该怎么办呢？补救弊端的人于是提出漕粮折银的策略，以根本重地却张口依赖商贩供给，一旦像婴儿断奶一样失去来源，后果不堪设想。对于万世的长远计策，我私下认为应先发展水田，后实行漕折。提倡的人说得口干舌燥，记录的人写得手生老茧。只是中兴以后，国家元气严重凋敝，稍有扰动恐怕难以承受。连年收成不好，物力匮乏，大规模兴办恐怕难以成功。现在有一个事半功倍的策略，希望朝廷多次颁布明诏，不损害户部一文钱，水田可以兴办，漕折也可以实行，没有比这更便利、更紧迫的事情了。南漕四百万石，如果每亩收获二石，需要水田二万顷，粮仓就不会枯竭了。直隶行粮的地区，共有六十四万余顷，这只是其中的二十分之一。现在不敢强迫当权者经营尚未完成的水田，而敢请求当权者整理已经形成的水田。明朝以前所形成的水田，暂且不提。恭敬考察雍正三年，怡贤亲王奉命督理直隶水利营田，不久成效显著。当时分为四个局作为大纲，查京东局共营田一千一百四十二顷 thirteen 亩，京南局共营田二千一百八顷五十亩，京西局共营田二千二百六十六顷 seventeen 亩，天津局共营田四百八十七顷 forty-three 亩。在此之前，康熙年间有镇臣蓝理在天津垦田二百顷，均见于《畿辅通志》。乾隆九年，巨鹿知县详报建闸引水，使四万余亩咸地变为良田，秋季庄稼丰收。刘于义在《南府水利疏》中计算得到四百余顷。乾隆十年以来，阜平县农民获得稻田八十余顷。《畿辅安澜志》记载，咸丰年间，僧忠亲王督兵驻守大沽海口，在咸水沽营田三千五百 forty 亩，葛沽营田七百五十亩，泥沽等地乡民自行开垦稻田多顷。同治十年，三口通商大臣奏报得到田四十二三顷，乡民所垦的多顷尚不在内。光绪初年，淮军统领周盛传在津东兴农镇以下营成稻田六万亩。又有文安县水退可种稻的一百二十余村。光绪七年，直隶总督李疏报得到六万亩，即六百顷；一百二十余村，以每村十顷计算，必有稻田一千二百余顷。这些都是成就昭然，按图可索，比较而言。直隶已经形成的水田，不下万顷，即使逐渐有废弃的，七八千顷难道还不可得吗？不必每亩收获二石，只要每亩收获一石有余，一百万石粮食，难道难以得到吗？光绪九年，户部奏复招商局运米定价，每石银四钱三分，一百石即需运费四十三万，这也是不小的费用。可否命令直隶总督及顺天府尹，将以上已经营成的田地，现在民间佃种的尚实存多少顷亩，查明上报户部？秋季收获时，或由户部库银，或由直隶库银筹垫款项，令仓场侍郎将直隶所获粮食全部购回，就近运入粮仓，一百万石也可以，数十万石也可以。漕折按照这个数量，一转移间就归位了。总之，种一顷田，就得一顷粮食，得一顷粮食，就折抵一顷漕粮，折抵一顷漕粮，就减少一顷漕粮的费用。在直隶购买运输，与云帆海舶来自东吴相比，哪个节省，哪个耗费？一定有人能分辨。国家计策与民生，暗中蒙受其福。实行几年后，或者民众自行兴起，或者官府推广，顺应形势加以引导，全境都可以兴办。京畿地区幸运，东南地区幸运。唉，漕运无论河运海运，国家与民众都遭受无穷弊病。以有事为幸，进入其中安坐而侵吞肥利的狐城兔窟，衣食于此的，只有不肖无耻的官员胥役罢了。朝廷如果一定拘泥于旧习，永远为这些人留下蛀虫的洞穴，而不怕以国家和民众来偿还，难道不是没有审时度势、分清缓急吗？何况前代贤哲营田的遗制，正渐渐面临灭绝。如果再不加清理，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形势不至于良法美意扫地无遗不止。谋国者高瞻远瞩，不惜倾全力以取法西方，何不也在根本之地加以注意呢？

水利

陈次亮

渔阳之地，古称沃野千里，是适宜种植水稻的地区。秦汉时期阡陌既已开辟，沟渠逐渐荒废。中间经历丧乱，百姓鲜有遗存。简陋因循，完全丧失了古意。干旱时赤地千里，水涝时洪水滔天。土地日益贫瘠，百姓日益贫困，财力日益匮乏。元代郭守敬倡导近畿水利之议，明代徐贞明论述，更加阐明。本朝怡贤亲王以皇室贵胄身份，尽心民事，所垦水田二万余亩，成效显著。只是因为豪强兼并，风气游惰，粗疏灭裂，畏惧辛苦。地方官只顾及眼前，不规划长远，说北方土壤纹理直，南方土壤纹理横，诡说虚辞，迷惑视听。导致贤王苦心经营的事业，最终半途而废。林则徐在论漕务疏中，有所谓本原中之本原，即京东

译水利之事就是这样。军队兴起之后，淮勇分驻在天津和沽口，开始在五河下游开渠种稻，地方生机勃发，每亩收获十锺。不到十年，每年获得米五十万石。每到春夏之交，秧苗青翠，柳树碧绿，江南的风景仿佛就在眼前，土地的肥沃适宜种稻可想而知。只是各河上游尚未开浚，三十六淀的旧迹完全湮没，积水的大洼地，每年都有水患，议论减免赋税和赈济灾民，没有一天不在进行，而十六年、十九年这两年尤其严重。朝廷施予宽宏的恩德，四海之内竭尽运输之力，丰收之年仅够维持稀粥，荒年不免有死亡。地力不能充分利用，水利不能兴修，民生日益困顿的原因就在这里。

应当仿照天津的办法，沿着五河向上游，开渠建闸，官府支付地价，每年收取租金，而仍然让原业主作为佃户。距离河流十里以内开垦水田，种植方法得当，旱涝都有准备。十里以外，百姓愿意自行开垦的，也允许引渠水灌溉，逐步推行，自下而上，并重新开辟各淀，使容纳水有地方，蓄水也有资源。田间小沟与河流相连，井然有序。所需的经费，则逐渐改为漕粮折色来承担。如果每年南漕一百多万石，开办之初，先由户部通知各省，将十万石改为折色，另行封存储存解交给直隶总督，专门用于水利营田。第二年则改折二十万石，逐年递增，期望十年之内，百万南漕全部改为折色，而水利就建成了。

此后沟渠四通八达，水旱无忧，每年所收较南漕应当超过一倍，这项漕折就可以移作他用，专门解送京城，其中有五种利益：积水有处可归，而干旱不构成祸患，何至于灾荒接连出现，耗费大量筹款议赈的麻烦，这是第一利。南漕转运十石只到一石，漂失侵盗，每年都有听闻。海路战事，时常担心阻塞。现在数百万石米，近在眼前，则缓急有资，而战乱之心不启，这是第二利。百姓作为官佃，每年有收成，豆麦杂粮，余利丰富。而且官田之外，都将开渠种稻，效法南方，数千里郊野顿时成为沃土，这是第三利。营田水利，量须增加官员，而自漕督以下，一切官吏兵丁均可裁减，国家每年节省百余万金，这是第四利。畿辅地区每年增加三百万石米，用来供养兵民，收入何止千万？南漕改折及所省水脚的费用，也不下千万金，朝廷每年增加二千万金，而顺直成为富庶之邦，江浙免除转运的劳苦，这是第五利。

或许有人为此曲解，说运夫失业，担心引发事端；南米不销，将忧虑腐烂变质。难道不考虑此时河运只存十分之一，滋事者是谁？洋米浸灌海疆，数量颇为巨大，游惰之夫可以改业，而三江两湖的米可以轮船飞挽，接济粤闽，正是圣王通变宜民的妙用，又何必怀疑呢？

译水利

汤蛰仙

道光三年，江西巡抚程含章奉特旨入京署理工部左侍郎，督办直隶水利事务。起初人们认为他是非常之人，必定能建立非常之功，等到读了他的《山右集》中记载的关于北方水利的论述，才知道程含章对于水利并没有独到的见解。我敢将他所说的“六不便”，一一驳斥其迷惑之处并补救其弊端，使世上议论直隶水利的人不被异说所迷惑，期望在林则徐十二议之后有所勉力。

程含章第一点说：天时不便，西北雨水太少，栽插过时，秧苗容易老化，这似乎有理。难道没听说过兴修水利，正是为了补救雨水不足吗？沟渠是为了蓄水，河流是为了引水灌溉。如果说秧苗必须依赖雨水，那么西北的天时或许确实有不便之处。但如果秧苗得到水就可以栽插，那么直隶境内的七十二处泉水，一经引导即可到达，即使说处处都适合种稻也是可以的。

程含章第二点说：地利不便，东南土地坚硬容易蓄水，西北土地松软容易渗漏，挖掘加深又苦于挑浚，这似乎有理。难道没听说过石景山、庄头有个姓修的人，能在沙石上铺土，引水造田吗？蠡县有富人凿井灌溉农田，这在乾隆九年御史柴潮生的奏疏中有记载吗？《畿辅安澜志》记载修本是山西人，讲述他的方法尤其详细。在此之前人们不知道罢了，本朝的掌故也没有学习涉及吗？既然沙石可以培土灌溉，何必担心土地松软？凿井不怕烦劳，何必谈论挑浚的困难？灌溉使土地湿润，松软的土壤实际上会被淤积填实。河岸决口处变成肥沃的土地，南方人用淤泥肥田，关键在于如何去做罢了。如果说直隶向来没有水田，西北的地利或许确实有不便之处。但如果曾见过房山、涿州、文安等地满眼绿油油，俨然像江浙一样，那么直隶本是《禹贡》中冀州的区域，田地中等，赋税上等。现在即使风土适宜不同，也不应该悬殊到这种地步。

程含章第三点说：土俗不便，北方百姓不愿意吃稻米，也不愿意种稻，因为劳苦比种杂粮多几倍，而收获反而不如杂粮，这似乎有理。难道没听说过东南四百万石的漕粮都是稻米吗？年年空船返回，从未听说因为北方百姓不愿意吃稻米，漕粮就腐烂变质了。朝廷的正供依赖这个，官商的饮食依赖这个，说稻米不能换钱是错的。西北的土俗或许确实有不便之处，但如果稻米可以换钱而不愿吃稻米的人，必定没有不愿得钱的，那么直隶的稻米并不强迫直隶百姓自己吃，只要能得到像漕粮那样数量的稻米，东南折抵的银两都归直隶百姓所有，即使只有一半也不被轻视，这是两全其美的。而且有杂粮而不愿吃稻米，倘若赤地千里，杂粮大歉收，稻田有河有井还可以中等收成，知道直隶百姓正愿意稍缓片刻免于死亡，必定不会舍弃稻米而忍受饥饿，说我只吃杂粮不吃稻米。

程含章第四点说：人情不便，稻田工作较多，不像杂粮那样可以粗疏耕种收获，雇用南方人而寄居者心中先有猜疑，而且农闲时工作不常有，这似乎有理。难道没听说过一个人不耕种，或许就会受饥，而懒惰的农夫按法律应当惩罚吗？说南方人种稻田都是神农、后稷天生授予不可企及的。西北的人情或许确实有不便之处，但如果分秧布种、除草等事，只要得到南方人引导就可以学会，那么直隶熟悉水田的人所在多有，就近学习了解养苗状况非常便利，并且可以不需要南方人了。

程含章第五点说：牛种不便，购买价格昂贵，水草不便饲养容易死亡，这似乎有理。难道没听说过汉代赵过担心牛少，所以平都令教百姓用人拉犁，多的每天耕田三十亩，少的也每天耕田十余亩吗？说田地没有牛就不耕种是错的。西北的牛种或许确实有不便之处，但如果田地只要有东西耕种而不拘泥于牛，西方多用马耕，现在西北也有马和驴骡助耕的，而且西方人新创耕田机器，小的每具不过百金，十倍人力，天津有制造局照法制造，万金可以成百具，林则徐的民间通力合作，可以没有不耕种的土地，为我百姓兴大利，朝廷想必不会吝惜这点钱。

程含章第六点说：器具不便，水田农具繁多与陆地不同，北方木铁难购，水火材料不齐，南方工匠也迁地不宜，水车是必需之物，分寸稍差即不合用，这似乎有理。难道没听说过雍正时怡亲王督办营田，不到几年成就六千余顷，成规具备吗？说那时不耕种收获不除草翻地是错的。西北的器具或许确实有不便之处，但如果那时曾用过器具，断无水火木铁南北也有变化，像橘枳那样能改变的道理。西方新制不仅有耕田机器，其他撒种除草收割、汲水也无不用机器进行，全力购造，突然恐怕来不及，可以逐渐完成。

举重大之政，须待时机，所以阻挠者众多；居高明之地，最系观听，所以惑人较易。程含章固然以治水闻名，而对事理如此昏暗，我不知道他是畏难而文饰呢？还是拘泥于旧习而未化呢？现在不必与他远征邃古、缒索幽微，即使夫妇所与知能者，重言以申明之，作为尸高位而易言者儆。

卫屯

汤蛰仙

河运、海运都危害国家，都残害百姓。只要整顿水田，讲求采买，建造木路，没有不可停罢的。现在河运只有十万石，有时截留备振，而各卫所劳费无已

译搁置不议，司农寺徒然仰屋兴叹，又能做什么呢？《会典》记载：直隶四所，山东六卫二所，江南 nineteen 卫，江西三卫七所，浙江四卫一所，湖北湖南十一卫，都是沿袭明朝的制度设立的。明朝时〇秉令充军，本朝则专门令其漕运，每名丁役给船一艘，每艘船给田产供养，共有四十三卫十四所，船只五千余艘，每艘船以百亩计算，田亩可达五百万亩。各卫所由知府〇秉管辖，应当责成他们检齐原册，核实查清田亩实数上报兵部，胥吏有欺诈勒索、隐瞒不报的，罪无赦免；盗卖私典的，严厉追缴。恐怕引起纷扰，令承役丁额中有因山川变迁、营建庐墓而改变的，予以剔除，以符合实用。湖南凤凰、永绥、乾州三厅的苗屯，按例将卫丁改为屯丁，免除其漕运任务，令其耕种所授之田作为屯田，征收屯租，每亩征收谷一石，每石折银五钱，比起钱粮稍重，比起苗屯已轻，比起民租则更轻，只有民租的三分之一了。五百万亩田每年可收入白银二百五十万两。其中通州、武清、宝坻、香河、束鹿、永清六州县旧设剥船六百余艘每艘给地一顷，共六百余顷，如果免除其剥运任务，可以一并改为屯地，每顷每年征收麦五十石，每石以三万计算，直接解送通州粮仓，可以替代三万石的米折漕粮，数量相当。此外，黄河有官剥船，山东闸河内外民剥船，直隶有官剥船凡给田的都征收谷，给地的都征收麦，将此事委托给州县办理。那些不武不文的守备、千总，是丁役的蛀虫，是官府的冗员，淘汰他们，不要冗杂合并，罢免漕督及运河同知、通判、县、闸官，彻底清除庸碌之人的巢穴。所有漕标弁兵并入镇标，仿照洋操训练，成为大枝，以加重南北枢纽的地位。各牙门都变价〇〇〇为民居，汇总收入储存等待兵部调拨，专门用于海防，谋求自强，不要挪作他用。

译分河

汤蛰仙

光绪十一年，黄河水患极其危急，朝廷因为钱塘人张公贤简，任命他为广西巡抚，命令他迅速前往山东督办黄河工程。今年夏季五月，又调任他为山东巡抚。皇上倚重张公治理黄河更加专一，黄河等待张公治理的情况尤其迫切。张公已经全面巡视了黄河的上游和下游，深知南河恢复故道的不便，于是提议减少三分水流进入南河。凭借张公忠诚赤诚的自我标榜，皇上又如此倚重他，难道不是一时之间举足轻重的重臣吗？把邻国当作沟壑来排涝，这种念头坚决不存在，这不过是浙江东部见识浅陋之人的看法罢了，脚未曾踏上黄河岸边，所论述的黄河概况，大都是道听途说，钻研陈旧的书本，只有一孔之见，怎能应对全局？然而愚者千虑，或许有一得之见，就像果核卡在口中，吐出来才痛快，况且庆幸遇到集思广益的时机，像我张公这样却不完全倾吐诚意，作为对水流治理的辅助，简直是自绝于义，所以敢把我的全部见解陈述给执事。我私下认为南河固然不可恢复，即使修筑堤坝来分流，也不可行。虽然说分流，但东河只有十分之水，减少三分，依然是巨大的洪水。南河则不得不做十分充分的预备了。河南、山东每年耗费巨额国库资金，所费无法估量，为了整个水流考虑，这也是不得已的办法。现在把三分水分给南河，难道听任它自行流动自行停止吗？即使闸坝足以依赖，点滴不多，恐怕伏秋大雨，蒙山、沂水、汶水、泗水同时并注，已经苦于拍岸盈槽，再增加三分水量，只有四处溢出罢了。将要仿效两省一律修防吗？由民间办理则非常之原，百姓恐惧；强行命令从事，祸患何可言说？由官府办理则必须把咸丰年间裁撤的厅汛各缺重新恢复，这是给河工员弁多设一个营私的窟窿，司农财力不足，万万不能用有限的国库资金注入无底的漏洞。分流的困难，这是第一点。黄河与运河同时治理，自古就难以做到，然而不便置运河于不顾。把黄河十分之水注入东河，漕运船只停泊尚须等待汛期渡河，如果再减少三分水进入南河，大汛时的奔腾未必减少，而漕运船只的浮送更担心不如从前。将要恢复运河所有闸坝、引河、灌塘的成法，那么在修防南河堤岸之外，又须筹措一笔巨款。与张公所说的工省费轻，未免自相矛盾。分流的困难，这是第二点。况且所谓三分，也是大概的说法罢了。即使以志桩明确尺寸，如果所分的是漫水进入东河，对大局没有很大裨益。如果必须等待稍微分走主流后才关闭闸口，万一牵动中洪全流逼注，启闭或许来不及应对，仅仅准备容纳三分水的河槽，却注入全河之水，这是拿着洼尊想要承接万斛泉水啊。江淮地区将变成鱼鳖之地吗？分流的困难，这是第三点。然而还尚未考虑闸坝不能修筑的问题。寻常的水闸、堤坝，唯我欲为河，这不是北条最大的吗？靳文襄，我朝以治河闻名的人，实际上开始修筑徐州上下毛城铺、王家山、龙虎山等地闸坝九座。没过多久，随即被泥沙淤积废弃，而乾隆二十一年陈世倌上疏议论其谬误，嘉庆二十年黎世序上疏议论其耗费。以靳公所不能效法者，而一定要追随他的车辙，萧规曹随，似乎不如这样分流而修筑闸坝难以修筑，这是第一点。况且堤坝先在基址，审察清楚了。靳公所修筑而随即废弃的堤坝，都是在两岸石骨坚土所在建立坝基。现在干河口一带层层淤积层层沙，既无土，哪里有石？坝基万万难以落实。即使排钉桩木，勉强建立基址，而河溜如箭，所向披靡，况且沙土松软，基址容易动摇，桩木得力甚微，冲击必在意料之中。分流而修筑闸坝难以修筑，这是第二点。查沿河护堤护滩，必须修筑扫坝，仅用来挑开水流使其远离，不是用来抵御水流冲击。而洪流啮蚀、蛰陷、漂失，防不胜防。虽然石坝较土稍坚，正因其坚硬，恰好激起水流的愤怒。况且横截中流，承受的力量不止倍蓰，摧毁情形何堪设想。分流而修筑闸坝难以修筑，这是第三点。恢复黄河故道有三难，我张公自知且自言之矣。想要分流，必须先修筑堤坝，二者也各有这三难。谨就我张公所说的难处，从而引申之。对于张公的话，我还有所怀疑。张公说汉代黄河决口于千乘、德棣，河水分为八支，没有黄河水患数百年，这是分流的明显效果。张公也想过景帝分东河为八之初，未分南东为二吗？古代没有两河分流的，自金章宗明昌五年，即宋光宗绍熙五年，黄河决口于阳武故堤，灌封邱而向东注入梁山泺，分为二派：一由北清河，就是大清河入海；一由南清河，就是泗水入淮。开始张公还认为当时的糜烂为不足，而以分河为上策吗？他日后悔莫及矣。周公告诉成王说：“狂夫之言，圣人择焉。”这是我所期望于我张公选择的。十二年七月初旬至山东将谒。钱塘张公不果有，人持示公所上分流折，因为此言以贽，意必大忤张公，谓各抒所见可与言河，招入幕中，是为受知始，体例与其余不符特仍其旧，以识渊原所自。

东河

汤蛰仙

我曾经议论南河不可恢复，分河不可行。有人说：“那么将

译像田蚡、李寻、解光、关并以及侯方域所说的那样，用不治理的方式来治理，任由黄河溃决泛滥四处横流而不加以处置吗？”回答说：“唉！这是什么话！治理黄河确实没有完美的策略，但竭尽人力或许可以挽回天意。现在拟定探求源头的策略三条，救急的策略三条，维持长久的策略三条，以贡献我千虑之一得。”南河向北迁徙，铜瓦厢决口处，上下游河面宽度达到十里。它决口流入大清河时，河面宽度仅一里左右。愚笨的人也知道它无法容纳。况且一条淮水，还有射阳、白马、洪泽、甓社、宝等湖泊作为它的蓄泽；一条江水，也有洞庭、鄱阳作为它的蓄泽；而黄河唯独没有蓄泽，这就像把愤怒的马放在槽中，却希望它不越出槽外，可以吗？我见到现在治理黄河的人，都合力于下游，却不知道在上游经营，这就是所谓的图谋近利而被远虑所遮蔽。黄河发源于大敦脑儿，就有牢兰海、蒲昌海作为它的蓄泽。从蒲昌海潜流三百多里，到积石山才进入中原，本性原本驯服。等到从河曲向南进入龙门，直到黎阳，两岸大多有大山夹峙，中间有砥柱山阻隔，到五户滩水流受阻一百二十里，越曲折越狭窄，越狭窄越湍急，那地方的坡度很大。山西北境河底高出海面可达三千五百尺，向南流入河南境内，只高出海面五百尺。上游水流湍急，所以挟带泥沙而行；河南境内逐渐平坦，则水流逐渐缓慢而泥沙沉积逐渐增多。大禹治理的黄河故道自大岯以下，向东北进入内黄地界，与漳水等水流汇合，有黄泽来蓄水。又向东北进入巨鹿地界，就是《禹贡》所说的“至于大陆”了，又有大陆泽来蓄水，比黄泽更加深广。这样大禹治理的黄河凡是两次拓宽其气势、两次澄清其泥沙，然后分作九条支流流入大海。只有能够平息黄河的怒涛，才能控制黄河的命运。大禹做了两次，现在一次也没有。大禹有两个蓄泽，而黄河又分作九条支流，现在只有一个。即使想要不决口，怎么能够不决口呢？大禹治理的黄河已经迁徙两次，不能恢复两个蓄泽的旧貌，计策只有效法运河水柜的意思，为黄河谋划水柜，那必定另外设立两个蓄泽吗？况且以东河来说，河南境内是上游；以整个黄河来说，陕西是上游。汉武帝时齐人延年请求将黄河迁徙到塞外，确实没有考察支流与干流的形势。我私下认为迁徙到塞外是不可以的，在塞外设置蓄泽则是无不可的。黄河流经河套地区时，已经不是康熙以前的旧河道，却从不造成灾害。在河套内外，因为平川广阔，水可以自由流动。那里的河流有月儿海、葫芦海、北海子、川海子鸳鸯湖、咂把河、又罕脑儿可可脑儿、圁水、紫河、鮧鲍河、石崖河、长盐池、红盐、旧花马池、佛堂沟、野马弯、那诺井。就近引水疏浚，分流减弱水势，汇聚归入蓄泽，左右水流宽缓而不紧迫，自然不能合力注入龙门了。善于防范流寇的人，必定不等到他们逼近壕沟城墙才开始对阵，他们必定在境外就加以防范，这很明显。黄河进入河南境内而折向东流，流寇已经到达近郊了。查曹州府境内二百多里，下到安山，是古代的巨野泽，南北二百里，东西一百多里，就是宋代的梁山泺。自从汉代元光年间开始，直到宋金元，直至我们朝代，凡是黄河决口流入大清河，无不浸灌在这里。现在请求将浅的地方加深，深的地方更加加深，在南边筑堤，以免侵犯湖运。北面与河流相互吞吐，自然有消纳的好处。如果担心水流缓慢容易淤积，那是没有理解潘季驯束水攻沙的宗旨，不知道蓄水正是为了蓄沙。沙留在蓄泽中，水仍然注入黄河，水柜实际上就是沙柜。

译如果像史起引漳水灌溉那样有利，像贾让开渠那样有策，从此以后，名声和业绩就断绝了。黄河自河道与汾水、涑水等汇合，秦地泾水、渭水等与豫地汇合，东面所汇合的水也大多可以疏浚渠道、修筑堤堰，开凿水井、挖掘池塘，即使有不方便之处，通过沟渠疏导，应当没有不能兴修水利以扩大农田的。总之，上游多消泄一分，下游就少淹没一分。种植谷物之外，兼且鼓励种植杂粮，以供给食用，树木又能透水透气，竹子、柳树容易种植容易生长，每年收获其利益尤其便利。黄河使用特恐道旁之舍不成畛域之私难化是非，特遣一行水使者，几乎不足以一事权而肩重任。这三者，探究源头的策略看似迂阔而实际上恰当。电报的风气逐渐开通，应当请求迅速扩展连接。黄河自龙门向南抵达潼关，其气势正盛，适宜在风凌渡以及陕州城外的万锦滩、巩县的洛口，各自就在旧有志桩的地方驻扎专员。汛水大涨某日增长若干，飞报河督东抚，以便提前运输储备物料作为抢护的计策。凡事预先准备就能成功，有准备就没有祸患了。大抵水势上涨的时候，不是风雨之日，就是昏暗之夜，人固然不能忍受艰险，眼睛又看不见眉睫，漫溢多在这个时候。可以在上海各购置电气灯数具，每当出险紧急，怎么能选择物料一不应手就误了全局？可以再购置活动铁路数里，并机器小车全套，豫境分设厅汛，东河则分上中下以三道员总其事。每厅汛每总办各自领取电灯一二具，铁路二三里，哪里紧要就载送到哪里，夜间照耀如同白昼，转运土料十倍于寻常，对于修守工程必定大有裨益。万一决口，电灯、铁路可以汇送两坝以资助夜间作业，以快速运料则完成事情必定容易。这三者，救济紧急的策略看似琐碎而实际上重要。源头既已探究，紧急既已救济，于是进而与之谋划持久。说：试轮机泽之容有尽，渠之分有限，一石水六斗泥，日积月累，没有止境。如果不是每年疏浚，建立恒常法则，黄河仍然不能治理。泽也，河身也，自河入海的海口也，都适宜用轮机从事，不草率，不欺饰。假使禹时的两个泽地得到轮机以每年疏浚，黄河至今不改也可以。假使一改东河而铁门关海口得到轮机以每年疏浚，海口至今畅通也可以。黄河的淤积，必定自下而上，黄河的决口，也自下而上。试看南河的决口，康熙、雍正时多在安阜，乾隆、嘉庆时在桃宿，道光时在徐邳丰沛。比铜瓦镶决口，则又上而在兰仪。黄河流入大清，从前决口多在利津。光绪十一年，孙家门口、杨家林、大码头、赵王河堤、玉府河先后漫溢，而赵家庄而溞沟决尤巨，已上而在长清、齐历之间。恐怕不数年而害仍上中于豫境。前事之不忘，后事之师。世变日新，轮机日巧，混江龙铁篦子等具，其刍狗。轮机之制，详冯桂芬《抗议》兹不赘曰。复柳埽，古皆用柳作埽坝，无用者。欧阳元纪贾鲁治河，用柳与草而已。明代的埽都用柳，若则韧不如柳，而柔不如草自田文镜始以用见之章奏，现在沿用之，而縻埽之费，曾不能埽之用。沿堤埽坝鳞次栉，埽愈多任务愈坏，亦可以思故矣。黎襄勤改用碎石，栗恭勤改砖。唯溜为埽御撞力甚，埽前往往淘深三四五丈，砖动卸，不如柳之耐久。盖大脆水易腐，砖石太坚激水怒。治河方略曰：埽必柳而草三，柳多则重入底，然无草又疏漏，故必骨以柳而肉以草。改用柳，虽出新意，实本古。但使埽坝得力，自然修有资矣。曰：改海口，人未有尾不鬯，而咽喉、胸膈、肠能一无张闷、欧吐之病。铁门虽有铁板沙，泰半河流之淤，海潮之顶托，蛎房苇根之蟠结，唯已经三十余年，成，诚未易以人力猝拔。尝访土著之耆民，河堧之老，佥偁利津草头以下迤之洼拉，又迤之韩家垣，皆天然河槽，向渔船从二口出入河海，而韩家垣门较宽较深，实较便。无之牙错，无田庐之毗连，因下之势而利导之，南北岸各堤七八里，即可紧接大堤。他务未遑，而海口一改，窃可为东境谋数十载之安矣。这三者持久之策，似缓而实急。若主乎数策之首，贯乎数策中，善乎数策之后，则莫要于用，莫要于用猛。不独治，治河尤甚。东境见定岁六十万两，豫省尚不止数。夫使任事各员弁实用实，涓滴是〇帚公、宣、来福，当亦易易。无缺以苞苴而得差，以竿牍来，及

译那些在河工中钻营的人，在其中建起窝点，便纵情歌舞、荒淫放荡地互相取乐，安然自得不以为耻，泰然自若不以为非。他们看着国库被搜刮殆尽，百姓流离失所，却毫不在意，心里毫无忧喜之感。近来国力日益匮乏，河工积弊深重，比起南河兴盛时期已经减少了不少，但弊端依然如此严重。朝廷知道这些弊端，并非不加以关注，而是以军功作为赏罚的标准。然而我看到那些官印堆积如山、印绶垂挂累累，把河工当作升迁捷径的人，摩肩接踵、络绎不绝。因为工程延误而被摘去顶戴、革职留任，不过是例行公事；一旦合龙成功上报，就能恢复原职，并且给予优厚奖赏，摸摸私人的钱袋又更加充盈了。并非没有规定保固期限来责令赔偿修缮，但今天合龙的地方叫李家庄，明天就决口了，于是就近用地名改叫张家岸。部臣依据河臣、抚臣的话来决定赏罚，河臣、抚臣则凭自己的喜怒来决定赏罚，这种局势如果不发展到只有可信的奖赏而没有必然的惩罚是不会停止的，难怪黄河会决口，更难怪有人故意让黄河决口了。我私下认为，河工官员一旦延误工程，就按惯例处罚，并规定此后不得再参与河工事务，人们知道没有复职的路径，利益窟窿容易倾覆。以上各种弊端或许能稍微遏制一些？否则，惩罚他们，反而等于奖赏他们。唉！如果真的能得到治理郑国的子产、治理蜀国的诸葛亮、治理秦国的王猛那样的人，善于用人，善于用严猛的手段，那么黄河不求治理也会自然治理好。虽然如此，难道只是东河这样吗？难道只是治理黄河这样吗？

译这是第十二年，我进入钱唐公的幕府之后，才撰写了这篇文章。钱唐公看了之后，说其中虽然有一些夸张的言辞，但切中要害的地方确实有独到的心得。第十三年秋天，郑工发生决堤，于是我将这篇文章装入信封，呈送给河南巡抚倪豹岑中丞，电灯和铁路的建设都采纳了我的建议。而韩家垣海口的工程，也在第十五年秋天上奏请求改移。因此记下这些，时间是光绪十六年正月。

北河

汤蛰仙

北河第四十八

光绪十六年夏季六月，听说直隶省的五大条河流同时泛滥，这是几十年未曾有的灾患。皇上日夜忧虑辛劳，百姓流离失所，我因此彷徨不安，连连叹息。常常半夜听到风雨声，睡下后又起来，在房间里来回走动好几次。家人偷偷观察，问是什么事导致这样，我也无法自我解释。五大河指的是永定河、滹沱河、清河以及南运河和北运河。我平时就关注河防事务，近三四年南北奔走，稍稍窥见了河流的情状。每次在尖宿停留时，必定寻找老百姓和河兵，与他们上下议论。有时他们感到厌烦痛苦，我也不立刻让他们离开。因为如果不了解当前情况的症结，即使守着旧书典籍也是徒劳。我敢根据北河的情形，参酌东河的治理方法，分条拟定七件便利可行的事情，都是急切且容易实施的，可以付诸实行。至于开垦水田，仓促之间无法办到；清理淀泊，按定理来说是不必多说的。暂且搁置不谈。

第一件是逆河。直隶省大小七十多条河流，只有位于永平、遵化、蓟州境内的，在山海关内向南流入大海，其余的都总汇于天津东北的三坌口，通过海河入海。现在督臣因为海河容量不足，在光绪七年于静海的靳官屯另外开挖减河六十多里，让南运河另辟途径入海，不与天津河一同注入。又在天津城东永定河、清河、滹沱河、北运河交汇的陈家沟开挖河道一百多里，使四大河直接到达北塘入海，这与雍正三年上谕引导浑河另由一道入海的遗意，以及方苞在东淀南面另开一河，曲折斜入丁字沽，距离三坌口海河十多里入海的成议，暗暗符合。过去只有一个出口，现在有三个，适宜分流疏导，水势就可以平缓了。然而连年水灾，如今尤为严重，而且海河以上患水溢，海河以下又患水干。光绪初年轮船可以由大沽直接抵达紫竹林，近来有时只能抵达北塘口，或者仅仅抵达塘沽，有时枯水停泊在大沽不能入口，船只不能直接进入可知，水也不能顺畅流出。河水流出，潮水涌入，河势弱而潮势强，顶托倒灌，请问有尾闾淤塞而胸腹还能如常舒展的吗？人们都说想要治理直隶的水患，没有比扩大海口更好的了；扩大海口，没有比减少入海的水量更好的了。现在换一种说法：减少入海的水量，没有比深入海口更好的了，这就是大禹治理逆河的意思。那么是束水不暇而分流呢？光绪七年督臣奏言，在天津东面的兴农镇到大沽开创新河九十里，上接南运河减河，又在减河两旁各开一条渠，兴农镇以下又开横河六道，层层挖沟引水。读了这些才恍然大悟于海口受病的由来。我私下认为三坌以上适宜分流，三坌以下适宜合流。大禹将河流分为九条，是分流；同为逆河，是合流。合流是为了抵御潮水，那么出口的水就能迅速挟带泥沙而去。靠近海口左右越是分流水流越缓，水流越缓越容易淤积，越淤积越容易决堤，海口生病而全河都生病又有什么奇怪的呢？有人说：天津大沽是天险，逆河就顺势加深，水能流出，敌人也能进入。设置险阻守卫国家是可以的，因噎废食是不可以的。而且险要在曲折而不在于浅。咸丰十年寇乱气氛恶劣，到了臣子不忍言说的地步，难道是因为深挖海口导致的吗？由此可以知道该做什么了。

第二件是改河。直隶七十二处泉水，以五大河为纲，五大河又以永定河为纲。永定河本来不是巨大的积水，石景山以上两山夹流，不需要堤坝。卢沟桥以下，自从康熙三十七年，直隶巡抚于成龙因为浑河冲毁半壁店，靠近他的祖坟，上奏改道，向东从永清朱家庄汇合狼城河，注入西沽到达大海，这是筑堤的开始。既然已经开了筑堤的先例，不能不就病用药。雍正三年，怡贤亲王因为在郭家务开挖，向东开挖下流的长河，引导归入东淀然后注入河头。乾隆十六年，又由冰窖改道开挖进入叶家淀，二十年又由贺尧营改道开挖进入沙家淀。河流屡次迁徙，堤势越来越宽，于是以北堤为南堤，在北面另外筑堤。其间从王庆垞到王后店，相距大约五十里，为上中下三浤。大致道光二十二年以前多沿着南岸而行，二十三年以后随即迁徙随即淤积，互相作用。到同治初年，水沿着南堤，仍然走道光二十二年以前的道路。北堤六工以下斜筑套堤，加上草坝，逼迫水向南，下浤就废弃了。光绪七年，现在的督臣说必须挑去二百多里中浤一二丈的积沙，才能顺轨。十四年按照议定挑挖，一面出土作为南堤，又逼迫水向北，上浤也废弃了，只留下中浤一条路，来束缚两百年屡次迁徙屡次淤积的浊流。不等到今年夏天决堤造成巨大灾害早就知道这是失策了。督臣又说，以南堤为北堤而改道，让南面另外筑南堤来阻挡，似乎已经明知改道的好处，却最终说土方

译不知凡几。一切闸坝物料工用器具，以及借用旗人百姓田地等项所耗费的费用，也是无法估量的。小心谨慎地顾惜巨额公款，不肯孤注一掷，这并非不是体察到任用官员办事的苦心，然而越是顾惜反而越是耗费，白白让根本重地多遭受一年的淹灌，也就多损伤一年的元气。康熙十四年兴修这项大工程，不致力于改变河道，而只致力于疏浚河槽，议论的人对此多有惋惜。目前紧急商议补救措施，如果不实行总督大臣所说的改变河道使水流向南，不把南堤当作北堤，而在其南侧修筑堤防，那么仍然按照康熙三十七年初次改道时的河身来改定罢了。旧的河身不过流淌了三十年的河水，也不过积聚了三十年的淤泥。三次疏浚后的河槽至今比旧河身高出，计算起来不下数丈，况且河槽的宽深本来就比三次疏浚后的河槽加倍。趁机顺势引导，从冰窖以上开堤放水，水势如同倾倒瓶水般迅猛，事情疏通后河流比较通畅。那堤防工程以南堤作为北堤，只是凭借原有的基础进行增培，容易取得成功。即使土方量又有什么不可预知的呢？那应当接续修筑的南堤，长度不过百里而已。现在以堤底宽十二丈，堤顶宽六丈，高为一丈来计算，按照章程三七收坡，长一丈，需要土方九十方，一百八十丈，需要土方一万六千二百方，十里一千八百丈，需要土方十六万二千方。综合上方和下方的土方，酌定兼筑的价值，每方以三百文制钱作为平均数，共计四十八万六千千文，每两银子以一千五百文制钱作为平均数，共计银子三十二万四千两。用土方修筑堤防，十里旧河身再去除这十六万二千方的淤泥，黄河安澜的福泽可以确信无疑。从一年兴办工程来看，所花费的似乎很多；从多年工程震动来看，所节省的实在很多。至于工料等项费用几何？况且调派兵勇辅助工程，有成例可以援引，多调各军尤其可以节省。至于借用民地尤其容易解决。从前改南为北，并没有借用的成例，今天弃北改南，何必无事自扰？即使有田地，不是旗人百姓私自占有的吗？占垦至今已经足以显示皇上的仁德，正无需拨补价款购买以赏赐盗贼。重臣谋划国事，断不会吝惜支出，也不畏惧困难，坚定意志举行，数十年可以安居乐业了。

译第三点说治理源头：永定河之所以不稳定，是因为它没有固定的河道，因此其他河流也都不稳定。虽然有人提议改道永定河的旧河道，但很难找到有大力气的人来完成。请让我说说容易做到的方法：永定河发源于山西太原的天池，潜流到朔州马邑雷山的南面，叫做金龙池，浑黄的泉水涌出。有桑干山，也叫桑干河，向东流过大同古定桥，到达宣化府保安州土木堡，经过沿河口西山十八盘岭，进入宛平地界，向东南流到京城西四十里的石景山以下，没有山峦夹持，水势开始受阻，久而久之便肆意泛滥。大概到了卢沟桥，水色最为浑浊，水流也最为湍急。加上沙土松软漂浮，涵洞容易堵塞，闸坝容易倒塌。没有哪一年不治理，也没有哪一年不出现水患，人人都只治理下游而不治理源头。现在提议在金龙池泉水涌出的地方进行治理，又在怀来、保安、宛平、石景山等地进行治理，分流减水，不让它们合力向下注入卢沟桥。上游多分流减少一分，卢沟桥以下就少漫溢一分。虽然我没有亲自站在〇〇上游来观察阴阳形势和泉水流向，但其中的道理是显而易见的，可以推知。

第四点说每年疏浚，捞泥挖浅，有民工有船只，东北的河道也是这样。然而河道官员利于堵口，利于筑堤，名声和利益都集中在这里，其他事务无暇顾及。上级以此例考察下级，说“挑挖如例”；下级以此例上报上级，也说“挑挖如例”。曾没有人去水边询问，而那些民工和船只的费用，已经化为乌有了。假如“挑挖如例”所去除的泥沙，已经抵不过淤积的泥沙，何况是用虚文应付呢？七年督臣的奏折中，已有使用西洋机器船挖浅的说法，现在可以移用，或者添购几艘，或者命令天津扈从制造局仿造几艘。就在防营驻扎的地方，靠近河流的就负责疏浚河流，靠近淀泊的就负责疏浚淀泊，靠近内外海口的就负责疏浚海口。责任明确，赏罚得当。天下没有没有泥沙的水，只是浊流挟带的泥沙越多，千流万派最终都流入大海，大海都要变成桑田了。治理而不疏浚，与没有河道一样，反而不如没有河道。这是每年疏浚的适宜之处，是实事求是的做法。

第五点说栽柳种树的好处，人人都详细说过，而柳树尤其方便。河道用柳树，容易生长，不挑剔土壤肥瘠。柳树容易长大，不需要培土灌溉。明代平江伯陈瑄，开始在堤边种柳树。靳文襄治理河道的十六项建议中，第十三项就是栽植柳株。康熙二十年，南河开始种官柳。二十六年以后，南河用的柳树大半由官柳供给。直隶应该在各个堤岸种柳株，冻饿的遗民，不堪重扰，全部由官府来做。种柳树不像其他树木，必须分秧播子才能成活，只要剪下柳枝分行插下即可。堤岸顺逆都能成活，以成活的多寡来考核官员。凡是树木都依靠水土之气生长，水土之气遇到树木就能通达，可以暗中消解水的怒气。树根盘结，可以稳固堤岸。堤岸必须镶埽，如果用柳树代替，尤其有利而无害。明代都用柳埽，每高五尺的埽，草占十分之六，柳占十分之四。柳树少也用芦苇代替，没有不用的。柳木质重，压埽着力，又耐久，自从改用柳树后，就没有几年不换的埽，从而有了引溜生工的隐患。《治河方略》说：柳树遇水则生，草入水则腐为土，性质适宜，而且节省费用容易办理。乾隆十九年，江督尹奏报河工料物，柴柳排在其次。现在做埽的人，只知道柴而不知道柳，穷变通久，一举手之劳罢了，却没有人兴起这个大利益，难道治理河道的人，也难以与他们谋划开始吗？还有话说，美国人义德治理密西西比河时，曾用柳树作为堤防之法，用机器在堤岸打桩，桩各相距二三尺，中间用柳枝或苇箔等物编勒成片。水位稍高时，水流被桩阻挡，虽然有透出桩外的，怒势已经消减。泥沙一遇到柳苇，尤其容易沉降，尤其容易黏附，不只是让河流自己筑堤。这与明代大臣刘天和六柳说编柳漫柳的方法暗合。都水官员何不试行之呢？

第六点说沟洫。沟洫本来是地方长官应该做，也能做的，只是不肯做罢了。各河虽然远有来源，但雨水节节增加的也不少。岸旁田地没有沟洫来蓄水，所有雨水就近就下，以河流为壑。然而雨水只有这么多，沟洫多蓄一滴，河身就少注一滴，这就是平地的减河。乌程沈梦兰的《五省沟洫图说》，其制度其利益，详尽无遗。陆世仪、汤世昌、胡宝琚、方观承、陈宏谋，也撮举纲要，不必赘言。有志者取而行之，治理北河可以，治理东河也可以。

第七点：精简人员治理河道，事情重大，全力细心，缺一不可。必须随时随事，将全河情况储存在心中，寝食以之，然后耳目手足所能及的，以经验而明；即使耳目手足所不及的，也不受欺蒙。禹，圣而神者也。八年栉风沐雨，才告平成。直河虽然只是一隅，但由督臣统领，遇事委托给司道，司道委托给厅汛。这是北河特别以厅汛治理，期望厅汛与神禹媲美，可以吗？然而又不允许执此为督臣的过错，即使督臣治理河道，也未尝不经营以出之。

直隶总督是外臣之首

译天下有重大的政事，朝廷时常咨询询问。所属的吏治、军政、洋务、海防等事务，错综复杂，如同三十根辐条共同汇聚于一个车毂。即便是精力充沛、五官并用的人，也苦于应付不过来，更何况是在百战之后，带着七十岁高龄的暮气呢？近年来每当发生堤防溃决，总督大臣按惯例请求议处，河道官员必定被摘去顶戴，厅汛官员必定被革职或留任，勉强将缺口堵合，便算各自完成了任务。所以，对于不可预测的灾祸没有惩罚，而对于既定的结果却有赏赐。虽然管仲、诸葛亮那样的贤才也不足以取得成效，因为京畿地区二百多里的河流，却与豫东两千多里的黄河同称为难以治理。治理的方法，难道都是冯蠵那样的不仁吗？现在如果像雍正年间那样特设水利衙门，万万没有这样的财力，而且容易开启州县推卸责任的弊端。不如特别简选一二品大臣一人来直隶督办，其余事务仍由原任官员负责。州县厅汛官员，道光三年曾由程含章署理工部左侍郎办理直隶水利事务，先例尚存。治理水患本是工部的事，从六堂中派出一人，部务绝不会废弛，而河工有望得到修补。况且东河由巡抚大臣兼管，南河也可以责成巡抚大臣，而将河督调来直隶治河，调动也很方便。总督大臣兼管多年，情况不能说是不熟悉，与他共同商议，成规既已打破，筹划自然容易。以此来拯救沉溺之民，以此来重视京畿边疆，直隶省或许能有转机吧？书生之见，深知短浅，但关系到大局，先忧后乐我私下有志于此。姑且随意说说罢了。

译河防

陈次亮

黄河造成祸患，在中国由来已久。虞舜朝廷分设官职，大禹担任司空。此后历经两千年，黄河没有大的祸患。沟渠排水系统废弃之后，田间道路开辟，水利设施遭到埋没，黄河的祸患因此加剧。汉代时黄河多次改道，百姓流离失所。天子亲自修筑宣房宫堤，随后设立河堤使者，用来堵塞决口。此后历代相继都有黄河祸患，有时也设置官员管理，但事情过后就撤职，没有设立专职官员。河道设有专职官员，实际上是从明朝开始的。到现在五百年，河防最为重要，黄河祸患也最多。那时百万担南粮漕运，全部依靠河运。黄河决口则运输受阻，黄河平稳则运输畅通。其危害如同腹心，相互联系如同手指和手臂。京城仰赖粮食供应，无可奈何。到了本朝嘉庆、道光年间，每年修缮费用高达三四百万，没过几年就决口，堵塞决口的费用，动辄千万两银子。耗尽天下的力量来治理黄河，而黄河更加横溢溃决四处泛滥而无法治理。河官办事有效还是无效，也是显而易见的。而且不仅无效而已，不设置官员黄河尚且可以治理，设置官员则黄河必定无法治理。为什么呢？国家每年修缮的费用，决不如堵塞决口时丰厚。朝廷诏令发放的粮饷，远远比不上分赃取利的丰厚。同一件事，同一个案件，河官从中获取巨大利益。河兵、河夫从中获取巨大利益。河南参与其中的官员绅士从中获取巨大利益。沿河售卖草料的百姓从中获取巨大利益。来往的绅士商人从事贸易借贷从中获取巨大利益。工部审核报销的官吏从中获取巨大利益。河督爵位高、官阶重，受恩深重，怎么忍心用有限的国库资金，供给无休止的侵吞渔利？然而违背众人独自行动，稍微改变成法，则谣言随之而来，弹劾接踵而至。导致决口的事，并非一两个人耳目所能防备。堵塞决口的功劳，也并非一双手脚所能承担。上报盈余时，道台府台则指责责任可分；导致决口时，兵夫则罪责有所推诿。决口时被革职，合龙时必定恢复官职，好官安然无恙，依旧我行我素而自身肥家富。所以每当决口，只有上级官员日夜焦劳，农民在中间仰屋兴叹，亿万百姓在下面愁苦，而当事的官员绅士吏役，都在河边欢欣踊跃。想要求得黄河治理，如同抱着柴草去救火，有什么益处呢？应该一律裁撤精简，改归地方官兼管，革除每年修缮的费用，免除讥讽处分的条例。决口就堵塞，否则就算了。治理黄河的根本，在于开凿沟渠，多则水有容纳之处，伏秋汛期的涨水就会减少。治理黄河的末节，在于种植树林，茂密则堤坝可以长久保持，霜汛期的波澜就会安宁。这两者都不是河官所能做的。地方官则擅长做，也不是河官所愿意做的。地方官中贤能的人，则勇于去做。明朝的弊政，没有像河防这样养痈遗患的。而有的人希望每年修缮费用稍微减少，对漫口担忧夸大，在其中调停，因循旧习不改，怀私心牟利的人，更加严重。那么为什么不拿设置官员以后与未设置官员以前比较祸患哪个更多呢？拿每年修缮费用丰厚时与每年修缮费用吝啬时比较忧虑哪个更大呢？利弊可否的数目，将不辨自明。如果在嘉庆道光年间提出这个建议，那么朝野上下必定哗然驱逐他，不认为他是狂人，就认为他是说胡话。现在自从铜瓦厢北岸决口，黄河祸患稍微缓解已有五十年，防河费用已经减少已有四十年，河运改为海运，正供依旧没有缺少的已有三十年。黄河流入山东，而山东本来就没有专门设置河官；河南的河官依旧，而郑工决口夺溜南趋的情况也依旧。上天给予更新的机会，复古的契机，扫除万口的肤浅言辞，清除两朝的积弊，节省国家百万金的浪费，免除民间亿万百姓的沉溺灾祸，以继承我们神禹两千年的盛绩，大概就在这里吧？大概就在这里吧？

论西伯利亚水利

黑龙江是俄国的险要之地，也是西伯利亚运输的道路。因为西伯利亚的殖民，专门依靠黑龙江、乌苏里江及耶亚河作为通商之路。然而这些河道，每年干涸枯竭，而且黑龙江下游消融很慢，来往的船只有的几个月不能航行，这是令人遗憾的。又如悉尔格河、乌苏里河以及黑龙江上游，水浅很难行船，而且黑龙江口也水浅不能进入大船，所以不得不谋求疏浚河底。自从一千八百八十六年以来，特别对该江行驶的船舶抽税，用来充作疏浚的资金。其税银每年约一万二千卢布，从以前经营的迹象来看，这些税银不足以经营完善，只是先探测江底危岩怪石而清除它们而已。然而东方大局日益紧急，河路的开通更加不容迟缓，所以西伯利亚铁路委员稽查在千八百九十三年七月三十日具状，获得支出七万卢布，委托工部大臣踏勘自木古尔福士盖到哈巴尔弗思苦，约一千七百九十俄里（一俄里相当于中国二里），详细考察行船的便利与否。自贝加尔湖上米尔士维亚到黑龙江上游铁路，以及自维而拉而士得古港到哈巴尔弗思苦，全部考察所查有两件大事：一、铁路竣工之日轮船来往黑龙江以连接西伯利亚铁路，其利害如何；一、转运贝加尔铁路工程所需材料是否便利。于是工部采纳这个建议，在千八百九十四年派遣踏勘委员到黑龙江，举荐工程师

译伯尔士多尔维士担任长官，被授权用两年时间完成此事，并负责稽查应用的工程及监督的方法。一千八百九十四年之前，黑龙江水道已经由黑龙轮船公司及采金公司有意经营，政府也曾协助他们经营以促成此事。过了二十多年，也未曾留意于改变航路的事情，只是固守旧状，沿用古老形制的小轮船，所以运费也很昂贵。然而当权者也逐渐知道应当更新，于是与当地富人商议，重新兴办黑龙轮船贸易公司，给予保护让他们经营悉尔格河、乌苏里河，并且确定黑龙江船只往来的期限，在一千八百九十四年开办。目前往来各河的船只，共计有轮船五十艘，小船五十七十三艘，而所载货物有九十三万二千普特，一普特相当于日本四贯三百六十一目六分。追溯一千八百八十六年，往来的轮船只有三十七艘，搭载货物只有四十八万普特。两者比较，其进步已经不少了。况且新轮船公司既与旧公司相竞争，于是运费的价格也降低，计算乘客票价大约只有旧时的三分之二，运货价格大约只有旧时的三分之一。至于文武各官兵、士兵、囚徒及移民往来所收取的费用，不过只有旧时的三分之一。

译起初，旧公司成立时，政府曾与其签订条约，国家每年拨付固定款项，保障其利息。而国家征调兵勇，都由该公司负责运输。到了此时，条约期限已满，而新公司恰好成立。旧公司抗议说：“条约既然期满，国家保障利息的银两既不再支付，那么运送兵勇的事务也应当更改章程”，颇费了一番商量。于是新公司刚刚成立，而继续修建西伯利亚铁路的提议尚未完全确定，所以政府与该公司签订条约，每月开行三次，但这还不足以应对今日的需求。黑龙江等地兴旺之快，实在出乎意料。将来西伯利亚铁路西部线与黑龙江中部地区一旦连通，如果黑龙江上的船只往来次数不多，那么对沿线的商务将造成很大阻碍，作为政府不可不留意。如今在这条江上往来的船只虽然增加不少，但其经过的地方也更加广阔，所以仍显不足。计算现在的船只数量，仅够搬运西伯利亚铁路的材料之用，至于搭载旅客、运输兵员、装载货物，则已日不暇给，这方面的损耗已经不少了。这是因为铁路工程的进展反而阻碍了黑龙江地方兴利。当今之计，应当两途并进：铁路事务局在黑龙江另设轮船，用于运输铁路材料，待铁路建成之后，这些船只转卖给陆军省也可以，或者供黑龙江沿岸海关使用也可以；而公司的船只专门用于搭载旅客和运输货物，以增加此地的繁荣，这是上策。近来松花江航道已经开通，大能辅助黑龙江的航运，使其更加扩张。俄国船舶通行松花江的权利，基于《爱珲条约》第一条，而确定于《圣彼得堡条约》第十八条。至于其行船章程，中国政府向来借口商议未定，拖延不理。俄船往来松花江的关系，谁不知道？松花江是俄国制造物品的销路，谁不知道？又是西伯利亚铁路货物集散之地，谁不知道？然而去年俄国驻京公使用好言斡旋，中国政府于是允许其航行该江得以自由。于是俄商得以溯江而上抵达三姓、伯都纳等地，购买牲畜、谷物及其他货物。

东部西伯利亚通行内地的小轮船，其便利已经如此了。如果开放其沿海各港，直接通航海外，那么利益更大。仅就义勇舰队一事，就可以证明。起初，黑龙江商民想要进入俄国购买货物，必须二三个月才能到达；自从义勇舰队开通后，五十天或七十天即可抵达彼地。又以前从莫斯科运载货物，经西伯利亚到达乌港，需要一年或两年；如今两个月就能到达。所以黑龙江地方的人民，以前因为转运不便，不得不购买外国高价之物；如今往来容易，可以购买俄国低价之物，获得的利益已经不少了。况且义勇舰队开通，对乌苏里移民之事大有裨益，萨哈连岛的殖民可以增加，乌港可更加繁盛，而这些各地方的事务也更加巩固，其利益确实很大。

义勇舰队开通，虽然非常便利，黑龙江地方也因此逐年繁盛，但其措施仍有不完善之处，主要有几点：一是运费过于昂贵；二是每月开行没有定期；三是轮船速度很慢；四是装载货物的办法条规不明，没有与黑龙江轮船公司交接货物的成约；五是除乌港之外，没有在黑龙江沿途的要地设立分局。这些都是该舰队未能尽善的地方。然而当权者也很知道这些弊端，有革新的意思，在1894年增加航海次数为一年十二次，去年又改为十六次，又削减运费十分之一，又增加乌港分局常年经费，在尼古拉弗思苦、哈巴尔弗思苦、布列斯特等地设置分局，可谓努力谋求改善了。然而还有几件事应当办理：一是让黑龙江地方官员与该舰队悉心经营，务必使阿的士与黑龙江两地商务逐渐发达；二是缩减该舰队春季休航时间，待乌苏里铁路到达哈巴尔弗思苦开通，每月一次定期航海；三是让该舰队与黑龙江轮船公司气息相通，以联络商务；四是建造轻便的巡洋船，从大洋黑龙江通航至尼古拉弗思苦及哈巴尔弗思苦之间，使得军事商务两得其利；五是从乌港至阿可子思苦及哈唔萨喀等处，以前每年开行两次，如今应当增加次数，使得这些荒芜偏远之地可以日渐繁荣。

黑龙江地方商办的航海公司，以西伯利约弗公司为佼佼者。该公司海外航路，往来于朝鲜、日本、中国各港者八次，于鞑靼海峡者七次数，于乌港及彼得帝湾内各港者百次以上。前年，哈比尔阿也曾租用该公司船只，航海两次。各公司勤于其事，确实无可非议，况且西伯利亚铁路既已设立，其气象已不同于往昔，那么该公司的业务也应当更加扩充。只是政府与该公司所定的条约，运费过于昂贵，对于该地方的利益

译这是两者不能相容的情况。总之，西伯利亚铁路的工程人员，认为这仅仅与陆路交通大有关系，却不知道东方的航海事业也因此而繁荣兴盛。这是俄国人扩张航运、在日本海等地设置商港之所以刻不容缓的原因。义勇舰队的办法虽然值得称道，但不能仅仅依靠这一条途径。况且现在的船只数量，也无法与其他国家抗衡，所以作为俄国人，应当迅速等待西伯利亚铁路竣工之后，不仅要注意陆上事务，而且必须在海上争夺霸权。至于设置商港这件事，前年已经经过考察稽查，那么实际施行，应当不久就会实现了。

译海口

陈次亮

黄河的水浑浊浩大，水流湍急。一石河水里，泥沙就有几斗。河水流入大海之后，急流减缓散开，泥沙停滞积蓄并下沉。海水深而咸，含有盐分和碱分。早潮晚汐，海水逆托着泥沙向上浮动又下沉。沙子越积越高，盐碱越凝结越厚。经过风吹日晒，坚硬凝结得像金石一样，宽广得像山丘一样。海口既然变高，河身也随之变高。积沙越来越多，洪流日益缓慢。两岸堤坝束住水流，郁结喷涌无法宣泄，即使想不改变河道也不可能了。几百年来，黄河从江南的徐州入海，云梯关外几百里的坚硬石块，都是淤泥堆积，经过海潮顶托，盐碱凝结而成的。靳辅以前的制度，使用混江龙、铁篦子随着水流往来，取得了很大成效。某位河督吝惜费用裁撤了这些工具，过了几十年就突然在铜瓦厢发生决口，河道改向北流，直到今天将近五十年了。西方人写的《海道图说》记载，英国兵船探测山东海口，铁门关外几百里，都属于淤泥。河水浅薄，深度只有几寸。淤泥日益加厚，海口日益增高，不到百年，将成为云梯关的后续（即重蹈云梯关的覆辙）。治理黄河的书籍，多得堆满牛车，然而疏浚海口的说法，以前从未听说过，实在是因为大水滔天，风浪难以预测，面对大海感叹，人力难以施展。如今海船往来，万里之外的东瀛，已如同杯勺之间那样近。挖泥机器，用力少而见效多。应当由山东巡抚置备夹板船两艘，小轮船两艘，挖泥机船八艘，从海上施工，对准河身，逆流而上，疏浚河道中央深槽八十丈。夹板船相对停泊，作为工人食宿的地方。机船根据情况，就浅处或深处，自行决定制造，挖取泥土运上来，倾倒在海中，逐渐疏通，越移越近，务必使河道中央深槽的水深经常超过几丈。聚集水力来冲刷泥沙，借助机轮来激荡水流，终年疏浚，不分春秋。对于海口以内的河身，则参用混江龙、铁篦子的方法，用一百艘船随流往来，因势利导。役工的薪俸必须优厚丰富，每过五年，考核其功过，加以升迁提拔。疏浚河身，挖深海口，治理下游。下游既然治理好了，那么整条黄河就会通畅，水患自然稀少。万里中原，永远免除像鱼一样遭殃的叹息了。有人说：山东固然曾经购买过机器船，但船轻力小，挖泥不多。在天津试用的时候，已经不合用，能怎么办呢？不知道外国的江河，除了密西西比河以外，长度没有超过五千里的。黄河流长源远，计算里程有八千里，必须参酌中西方法，增加马力，浅的地方挖掘，深的地方冲刷。以精心持守，以定力坚持，得到一寸就是一寸，得到一尺就是一尺，然后才能每天都有功效。《尚书》说：“鲧堵塞洪水，九年功绩没有成功。”孟子说：“禹疏通九条河道，疏通济水、漯水而注入大海。”所谓堵塞，就是筑堤堵塞的意思；所谓疏通，就是挖深贯通的意思。现在议论的人，都知道贬低鲧而赞扬禹，厌恶鲧而喜好禹，然而所效法的却是鲧。穷尽天下的力量去做的，是堵塞。难怪天天治理黄河而黄河越来越不可治理了。撤除河防，裁减河费，精简河官，用不治理的方法来治理；疏通它，导流它，尽力开凿沟渠，来削弱它的势头；教导百姓种植树木庄稼，来清理它的源头，这样治理黄河的能事就完毕了。

时务分类文编卷十

洋税 厘金 钱粮

税则

陈次亮

税则是国家自主的权利，不是其他国家所能把持和越权干涉的。西方各国，即使弱小如瑞士、丹麦、比利时，最弱最小的如塞尔维亚、门的内哥罗之类，只要还能守住其国家，那么税则的轻重，没有不由国君自主决定的。哪一项应该增加，哪一项应该减少，只需要提前一年通知各国，各国在那里经商的人，顺从地没有异议。各国派驻其国都的使臣，也唯唯诺诺没有异议。即使赋税繁重，商旅裹足不前，也只有委婉地商量，暗示其更改，从来没有用武力相威胁，降下国旗离去的事情，这是西方的惯例。既然已经与其国家商议，受到其保护，分享其利权，自然应该静候征收，缴纳赋税，这是人情天理，不可以凭借势力强迫别人做难以做到的事。中国在道光年间，勉强达成约定，情况隔膜，错误地将税则载入条约。条约所载的，是两国的公共权利，大权倒持，授人以柄，九州之铁铸成的错事竟然成了，这不仅是中国所未曾听闻的，也是西方人所没有预料到的。日本与西方立约，遭受同样的弊端。十五年春，日本更换条约，日本使臣秘密商议中国，共同商议变更。曾纪泽听说后很高兴，急切想要趁机改定，而总理衙门不明操纵，畏难苟安，拒绝采纳。所以日英和约只增加了一条，说：“日本如有急需，可以酌情增加进口税，只是不得超过价值百分之三十。”他们改了而我们仍然不改。西方各国，上下一心，保护商民，无微不至，而在税则一事上，暗中掌握轻重的大权。他们的出口税一定很轻，那么成本不贵，本国商人获利就多。他们的进口税一定很重，那么物价过高，本国百姓喜爱外国物品的就少。至于像印度的茶，美国的布，税都免除征收，以扩大销路；湖丝进入美国，价值

译一百两货物征收六十两的税，这是保护富商、体恤商用的深远用意。中国却不是这样，出口税沉重，除此之外还千方百计地搜刮；进口税虽然轻，其他物品仍然有各种手段逃避，导致华商假冒洋人牌号、三联税票在江河间泛滥，国家财政和百姓生活都受到损害，却仍然因循守旧、畏惧退缩，夸大地谈论怀柔政策，如果不这样做，就会像驱赶鱼入深渊、驱赶鸟入丛林一样，把华商都逼成洋人，事情就不会停止。有人说：“想要更改税则，各国不听从怎么办？”这没有什么可担忧的。规定十年换约，本来考虑到双方都有不便之处，现在三联单进口税对中国非常不利。既然有换约的权利，就有更改章程的力量，这是可以坚持的公理。中国的商务，英国人占十分之七，其他国家共占十分之三，那么最重要的是英国。俄国窥伺朝鲜，祸患日益紧迫。英国人联络中国与它交好，日益敦促应该订立密约相互援助，并且公开商议更改税则，英国顺从，其他国家怎么有不顺从的呢？这是可以凭借的私交。善于解牛的庖丁，用没有厚度的刀刃切入有间隙的地方，顺着筋骨缝隙劈开，像泥土一样堆在地上，而刀刃像刚从磨刀石上磨出来一样锋利。他之所以能做到这样，一定有他的方法。掩耳闭目，闭口不言，等待别人来发起这件事。这本来就是大利所在，怎么会自己招来祸患呢？

译洋税

汤蛰仙

中国向百姓征收赋税，依据古代十分取一的制度，实际征收的往往还不及此数；关税和厘捐，比起田赋来更是减少。这都是为了替百姓保留元气，所以务必从轻征收。西方国家对百姓征税，对进口货物征收重税以遏制外国商品流入，对出口货物征收轻税以畅通本国货物出口。大体上以百分取二十作为通行的税率，有的征收百分之三四十，有的征收百分之五六十，多的甚至征收相当于货物本身的价值。如果与某国存在仇怨，便用重税来困窘该国的商人，那么加倍征收的情况在道光二十二年就已出现。当时我与英国在江宁签订条约，以百分取五作为税率。咸丰八年，桂良等人与英、法、俄、美在上海签约，税率仍按之前的议定，这都是因为不了解西方进口税率的沉重，又拘泥于清初广东所收洋税仅及百分取二的额度，于是轻率地答应下来，铸成了大错。外国商船因贪图利益而聚集，中原地区却像竭泽而渔般被搜刮。如今急切商议改变策略，但已歃血为盟，不便反悔；如今若不图谋变通之计，漏损哪有穷尽？其间我曾反复考量时势，斟酌情理，思考补救的办法。修改条约而加重税率，形势上固然万万行不通；遵守条约而重新核定税率，道理上必定应当允许。查进口各类货物，除洋药外，棉布和洋纱是一大类别。光绪元、二年不过二千万两上下，到十四、十五年已增至四千万两上下。现行税率，布每匹纳税银二钱，色布每匹一钱五分，花布每匹一钱，扣布每匹四分。虽然说是百分抽五，但按市场价格计算，实际上仅相当于百分抽三四而已。洋布如此，其他货物可以类推。请向各国使臣声明，旧约中原本有“照时值估计”的条文，同时饬令总税务司按照各种货物的确切价格进行估算，依照百分抽五的约定厘定为固定税率。以近年每年税收一千四五百万两核算，溢出一成，即可增至一百四五十万两。我们既然不能行使修改条约加重税率的权力，我们就没有理由不保持如约收税的利益，又有什么可嫌可疑而畏首畏尾的呢？况且雪茄烟、皮酒，西方人征税高达百分抽六十，抑制末业的意思，他们自己也明白。这些货物进入中国，因为是食物，按例免税。近来内地嗜好雪茄的人一天比一天多，西方人贩运的也一年比一年广。其他纸墨、衣服、毯子、金银器皿、饼类等项，向来都是免税的，现在不妨与他们商定多寡。如果是携带作为服用，额定若干数量，超过此数的就征税。按国际公法论，关于国使纳税的规定有说：“自用家用各物进口，可以不令纳税，这是公使才被允许享有的权利，领事以下应当无不令纳税了。”又说：“按现在通例所免进口税，已有定数，如果超过此额，仍应照所超过的数额完纳，这是国使且有额定之税，领事以下更应当有额定之税了。”援引此说来反驳他们，各国公使即使能说会道，又有什么话可说？溢出的税款，也必定不会少。同治八、九年间，镇江关康税务司曾有对洋烟、洋酒征税的请求，而赫德驳斥说：“如果不是损害中国以利于外国，我不相信。”又有加税的说法在此：中国之所以被各国要挟，弊病在于条约中的“利益均沾”一语，于是导致连鸡瘈狗，牵率而来，谁生了祸端，至今成为障碍。现在商议因所梗而通之，中国的利益，各国共同占有，长久占有而不让中国共同占有吗？反而不让中国自己占有吗？光绪六年十月，招商局和众轮船运货到美国，海关对我征收百分之十的税，该国虽然随即饬令商部查核偿还，最终没有成功，其商人尤其咬噬我们，致使我们损失无数。百分抽五，只来不往，合乎礼吗？不合乎礼吗？西方人不愿意中国运货到他们那里，也是预先担心喧宾夺主。先前英使威妥玛因为我拟抽收洋货厘税，竟纠集十余国公使聚集京城，肆意要挟，他们正喋喋不休地请求减税，我们反而贸然议加，几乎像是与狐狸谋皮了。查西方外交，有此款受损，而举他事之有权利者来抵偿的，现在且不必明言加税，而先想一个抵偿的说法。同治十二年十月，法国与缅甸约定货税百分抽五，不得偏重，缅甸人在法国经商者也如此，缅甸能从法国得到，中国应当没有不能从西方得到的，请商洽各国使臣，此后中国商船运货前往各国，也援引百分抽五的约定，以免歧异，以照平允。明知他们不肯画诺，而正以此折服他们，坚持持守，随即征示进口加税抵偿的意思。各国与其坐听中国商船往彼减税，从而明显揖让开门之盗，不如允许中国各关加税，而仍然养内地之痈。不得于彼，聊得于此。这种以拒为钩的策略，似乎可行。倘能照鸦片之税厘并纳，百分抽二十，可岁溢出三四千万；次加至百分抽十，亦可岁溢其半；即加抽一成二成，亦于饷需有益。无论防海备边藉资挹注，而所以扼洋货而保无形之利权，尤不可以倍蓰计。嗟乎！有可据之理而昧之，愚也；有可蹈之瑕而失之，怠也。前此草草定约，是一误矣；今不因所误而谋万一之补，捄几何不

译这是第二次错误啊

译税务司

陈次亮

天下的事情，利益所在的地方，就是权力所在的地方，不可以轻易假手于人。然而有那些不是我们同族的人，长期借用权力而不归还，盘踞在要害职位，根基深厚牢固。海关和厘金税收，每年收入三千万两，朝廷仰仗他们的鼻息来决定财政的盈亏。他们拉拢同党数百人，耗费工资二百万两，逐渐暗中操纵朝廷议决，公开掌控国家外交。偶尔有人侵犯他们的利益，立刻就会招致颠覆失败的祸患。吨税数额达到百万，这本是国家自有的利源，他们却一意把持，据为己有。浮标灯塔，是航行海上的耳目，他们也习以为常不加察觉，全部拱手交给外人。他们家产的富庶，足以匹敌一个国家。用西方二十四字母来计数，每个字母代表一百万，已经数到两周，这些财富都诡异地寄存在他人名下，运回本国，阻挠税收法规，偏袒西方商人。邓承修提议增加一名税务司，他们就借其他事情来排挤他。曾纪泽想取代他的位置，他们就制造谣言来倾覆他。外表看似忠诚，内心却怀着鬼蜮之心。英国打算授予他出使的职务，他却请假回国，秘密请求改授他人。诡计阴谋，无法窥测其边际。英国君主授予他男爵爵位，功劳在于那个国家，事情就可以知道了。最近在越南、西藏订立通商条约，扶植他的弟弟，希望稍微效劳出力。他死后，其弟世袭他的官职。西方人进入中国，尊敬畏惧服从，视他们如同天人；看待中国官吏则轻蔑如草芥。英国人占据印度，起初也是在沿海通商，设立一个公班衙，代理税务。后来因为细微小事，就挑起战争，随即占据海关来供给军饷。相持十年，印度人兵败乞求和谈，而沿海肥沃之地全部被他们占有。现在的总督衙门，就是以前的公班衙。大抵印度的土地广阔，与中国相当。英国虽然一战战胜他们，但兵力不足以分守各地，于是挑选国人中狡猾奸诈的人，表面上任用他们，暗中掌握利权。一旦失和，那么昔日同舟共济的人顿时成为敌国。英国的转运不竭，而印度的声气不通，束手归降，无法抵抗。所以公班衙，是灭亡印度的关键。现在印度的旧主，困守在穷山之中，贫困艰难，反而被他们役使。英国人每年供给八千圆的俸禄，来供养他的家庭。身辱国亡，真是可悲可惧啊。波斯、埃及、土耳其等国，任用西方人，没有不是大权旁落，日益侵削的。国家旧制，对臣下的控制非常严格，却唯独对一个西方人，倚任多年，毫无疑虑。中外大臣都尊敬信任他，没有一个人深入窥探他的隐情，这又是什么原因呢？应当命令使臣与英国政府商议，总税务司的职务，添派一位清正的大臣，公开给予褒奖封爵，暗中收回权力。各关税司的扦手，选派稳重干练且精通西文的华人，共同任职其间，恩赏三年工俸，作为教习费用，一年后全部更换为华人。至于那个总税务司，则颁给俸禄，宠以名爵，衡量情理，期望必定成功。此时英国畏惧忌惮强大的俄国，尚不敢公然与我为难。议论的人常说西方人弊端少，华人弊端多，而华人的薪俸没有一项能与西方人相比，薪俸优厚，身家重要，严查慎选，却说华人一定不如西方人，没有这样的道理。议论的人又担心西方商人狡诈强悍，不服盘查，不知道税则提单都有定式，持平核实，他们自然无话可说，反而免除华商报关时横遭摧残侮辱，日本的事情，就是明显的证据。自古以来，没有堂堂大国，将利权永远交给异国人的，如果不趁此时改弦更张，他日偶尔有责难之言，明显蹈袭印度覆亡的覆辙，万里海疆，拱手让人，济济公如何向天下后世解释呢？

增加税则论

中国政府向来重视农业而轻视商业。之所以轻视商业的原因，认为商贾贩卖的货物，不是人们必需的物品，于是轻视这个行业而加重税收。试问天下如果没有商人，谁来买卖土产？没有人买卖土产，那么中国将如何清偿债款而购买军火呢？那么增加税收的办法，如果不问商人，将问谁呢？商人固然不可轻视。如果与熟识的商人商量，他们一定会说：增加进口税，豁免出口和陆地各税，从而鼓励工业。中国各省的收入，各自归各自使用，其收入都是货物经过各省应偿还的内地税。中国的厘金，如果与欧洲各国的奥格曲劳税、进城税相当，本可以不涉及争端。而西方人现在所争辩的，是货物运到某省自应缴纳捐税，而所经过的各省不得抽厘。这一层按照现行条约，实在属于应该争辩的范围。所有内地半税，则凭此即可逢卡免厘，方法也未尝不好。如果华官果真能遵照办理，西方人自然没有闲言。只是各省往往故意刁难怎么办？中国政府向来办事，为西方人所深知。名义上虽然出示颁告各省，实际上并不想让他们照行。此后不论何时更改税则，西方人情愿按价格每百加抽若干，存在驻京使馆作为抵押，以抵充华官应抽的各税款项。

中国旧章，货物由此至彼通商口岸，除了支付出口税（其实并不出口，不过是换船而已）外，尚须另加半税，称为子口半税。所抽数目与内地半税相同。这项子口半税，如果作为内地半税，西方人尚可满意。只是在支付出口税时，又须另加子口半税，实属太过苛刻。将来更换税则，该项子口半税应当立即删除。

货物抽税之法，

译所谓“不可按货价”，就是指按照货物价值每百抽若干的意思。但必须根据货物的种类分别制定税率，使得应当缴纳的税款数额，各商人能够自行核算，不至于遭受中国官吏欺骗蒙蔽的弊端。例如，各商人想要将货物运往某地，应当缴纳多少内地半税，一计算便知，那么官吏就无法施展他们的伎俩。中国人做官，是通过捐纳；填补空缺，是靠贿赂。经手的款项，上下层层侵蚀，这是意料之中的事，弊端层出不穷，最难防范。所有商贾应当缴纳的税款，按照以前的办法，自己计算缴纳，虽然不能完全杜绝勒索的弊端，也未尝没有万一的补救作用。中国的进口税，不难增加到值百抽十五或二十，其中两成作为关税，两成半作为内地半税，另外两成半交存驻京使馆，均由海关分项照章征收。鸦片应当与其他货物分别另行办理。这种货物，即使中国按照价格增加到值百抽五十，西方国家也不会过问。印度政府鸦片一项，年收入五六千万英镑，中国也应该允许其分享利益。况且这种东西有害无益，并非中国所必需。加上中国既然自己种植，英国如果不产生嫉妒，关系本来可以像印度那样独占其利。再则，货物进口，如果按照上述办法，各项增加税收，那么进口的货物价格昂贵而销路减少，应当足以弥补中国银钱流往外洋的漏洞。

译中国如果按照上述办法征收，所获得的税款，比以前可以增加两到三倍。但是，增加进口货物的关税，尤其必须先有实施增加的方法。这个方法是什么呢？就是畅通出口货物。对于本地税，中国无论怎样征收，西方人都不会干涉。应当争取的是，货物从中国此处运往彼处，只需申请内地半税执照。该项半税在某地缴纳后，其余各地不得再行征税。几年前，法国、意大利等国从中国购买蚕种，自行养蚕缫丝，借此获利。如今，意大利、法国等国缫丝的利润，已被中国分去。因为中国现在能够自行缫丝，只出售所缫之丝，不再出售蚕种，这对中国大有裨益。因为缫丝所需的工费，并非由中国支付，而是由购买这些缫丝的国家支付。如今出口的缫丝，如果能做成织绸用的丝，那就更进一筹了。如果由织绸用的丝再织成丝绸出口，那就尽善尽美了。

中国丝业的兴盛，正如同茶业的衰败。茶业衰败的原因，是因为中国不能争夺机器的便利，以及印度工价的低廉。这里（指印度）制茶使用机器，出口没有关税；那里（指中国）使用人工，且征收重税。谁优谁劣，自然不必多说。茶业既然败坏，所有以前的茶商都必须另行改行；那些没有行业可改的，就沦为游手好闲之徒。中国如果仍然昏昧不觉悟，不迅速将土特产格外减轻税收，使无业之人容易谋得工作，那么内乱的祸患必定比现在更严重。这种内乱，欧洲很少发生；而中国则是这里刚平息，那里又兴起，将要忙于弹压都来不及，哪里还能整顿商业呢？

本地制成的货物应当如何征税，与这项修改税则自行另行商议。根据中国官员的看法，各种货物都应当纳税，制成的货物怎么能独自免除呢？只是棉花、蚕茧如果不出口，向来不纳税。如果把棉花、蚕茧制成的货物，即须像棉纱、丝绸进出口一样一律征税，未免过于苛刻。况且制造货物所用的原料，已经在出产的地方缴纳了内地税，并从该地发出时按规定缴纳了半税，按理不应再另行征收。如果一定要另行征收，所定的税率也必须比外洋运载进口的同类货物较轻。因为本地制成的货物向来没有捐输的说法，再加上棉花制成的棉纱，与蚕茧制成的丝绸物类不同，税率应当有轻有重。所有制成货物应当征收的税，应当由熟悉情况的人斟酌妥善确定，才能彰显公允并宽裕国家用度。

论中国税务盈亏

译法国拉卢士所著书

中国的内政，我们西方人向来不知道详情，比起文学工艺来更难了解。西方人关于中国教务、政治等书籍，虽然有译文，但未探求其奥秘。然而既然得以入门，就像钥匙打开门闩，先路已经引导，而后西方人能够了解中国政治的，从此开始了。中国地大物博，分为二十一行省，这边是疆界，那边是边界，界限分明。北京政府只遵守原有的惯例，拥有专管的权柄。欧洲必然出现的中央政府，在中国则分散并分属于各省，以至于中国之大，竟然成为一个权力不专属的国家。然而中国主权最为尊贵，曾见各省督抚获罪受惩治很严厉，或者被都察院、御史奏请立即罢免。各省督抚有管辖一省的，有兼辖两省的，其管理的权力也很重大。督抚的权力可以调兵，可以征收税饷供本省使用，而将盈余解送户部。户部收取每年的收入，储存在府库中，那么可以说各督抚对于户部就像属国向大国进贡一样。按照这样执行，中国的财富分散在全国，而想要权力不旁落，大概很难了。中国各省税额轻重不一，收税的方法尤其不一，想要考察中国民间财赋的多寡以及国家征税的出入，似乎散漫无据。中国收税也分两种，一种是明收的税，一种是暗收的税。明收的税最多的是地丁钱粮，是国家收入的一大项，如同回回、印度、爪哇等地的例子。国家自以为是地主，而实际上地主的权力不在国家而在农夫。因为农夫受田耕作，本有地主的职责，而与国家无关。中国农务最为讲究，农务之所以日益兴盛，是由于耕种足以自给。地丁按照土地的肥沃贫瘠摊算，每一法亩，每一万方步相当于一法亩，纳银一佛郎五生特到五个佛郎。对于肥沃的土地仅缴纳这个数目，从法国看来已经觉得太少了。有一法亩的土地，中国农夫已足以一家自给，这土地的肥沃程度如何呢？地税虽然轻，但足以敷国家每年的用款。有人说，为地主出地租的人大约有七十五兆之多，地租越多，地力越耗尽，而为地主的人也就越多了。英法两国拥有巨资作为地主的人最多，中国不仅没有这种人，而且境内荒芜未开垦的土地还不少，山地出产的物质，西方国家向来作为地主的利益，中国则储存起来以待将来。中国尚用旧法，地丁银可以用粮食抵交，翻阅清册，大半都是以米折银。所交的米，如果公中不用，那么官府可以发售。中国的税，大半出于

译地丁税方面，西方国家有家具税，中国还没有这样的先例。听说游历的人说，中国人在农业上日益尽力，而对于工艺反而似乎不太在意。中国的税收都责成给一个总负责人，用这种方法可以避免偷税漏税的弊端，然而偷税漏税的情况也时有发生。比如官员乘坐的船只按规定免除查验，这就是偷税漏税显而易见的例子。欧洲的家具税，中国虽然没有，但有一种税却与欧洲的商税相同，只是数额很少罢了。

译论中国税务盈亏

译自法国拉卢士所著之书

暗税有三：一是内地货物税，二是盐税，三是关税。内地货物税名叫厘金，数额巨大，统一由一人承包征收并解送，每年限定缴纳银若干万两。承包征收的人从中牟利，成为一大笔收入。这种承包征收的方法，中国以前也有实行过的，比如鸦片烟税由四人承包，十年间每年缴纳饷银八十五万两，就是这样。至于盐税，在中国早已存在这一款项，收入也极为巨大。盐这种东西，销路最广，西方各国都将其作为财政收入的一大来源，与中国没有不同。关税分为两种：一种是内地未通商口岸的税，归中国地方官自行征收，如今的子口半税就是如此；另一种是通商口岸的税，由外国人协同收取，如今的各海关洋税就是如此。海关的税收，占税收总额的百分之八十，点滴归公，是中国最可靠的款项，外国国债多以此作为抵押。中国在国库空虚时，常常大开捐纳之例，名器日益泛滥，这也是筹集军饷的一种手段。大概中国每年进项共有七十九兆五十万两，收现银的税约六十六兆四十万两，以货物抵银的税约十三兆十万两，每年互有增减，不能一概而论。然而以中国如此之大，仅征收这七十九兆五十万两的税，实在不算多。至于官员的贪污中饱，吏役的剥削侵蚀，数额不少，则又不在这统计之内了。中国官员数量约有三万名，以四亿人口而有这个数目，本来不算多，但官俸微薄，不足以资助办公，不能养廉，怎能洁身自好？因此贿赂公行，饮食不洁，都由此而起，俨然如同分内应得的款项，成为津贴的一大来源。中国物产丰富，人口众多，与印度相同，终究不能与欧洲相比富，至于工艺就更不用说了。五金煤矿的开采才初见端倪，只有农业这一门，中国向来考究，日渐好转，但各省荒田尚多，地力终究没有完全发挥。中国人情能忍受劳苦，但所求不多，稍有盈余已足以自给，广泛经营产业的富人，中国尚不普遍，人数虽多，较之欧洲仍有远不如人的遗憾。然而想要改变，也并非非常困难。改革政治以端正民心，发明新学以开发地利，庶几可以图谋富强，还足以与西方国家比权量力。中国向来没有国家银行，但民间的银号钱铺、当铺、典当，已经不少。因为没有极大的买卖，欧洲人在中国，趁机兴起，从而成就事业的颇多。但中国人极愿与西方人合资贸易，使用洋商牌号的日渐增多。中国钱铺出票不少，但流通范围不远。国家使用纸币，仅在1858年粤寇作乱时实行过一次而已。

至于国债的多少，约有三十兆两。其中向外国借的，都由西方国家的银行经手。第一次借款在1874年，日本侵台之役，中国向汇丰银行借银六十二万七干六百一十五磅，每百磅利息八厘，十年还清。第二次借款在1877年，也由汇丰银行经手，借银一兆六十万零干四百七十六磅。第三次在1881年，借银四兆三十八万干两。第四次借银二兆两，利息每年均为八厘。中国国债的弊端，一在于利息太多，二在于限期太快。利息必以八厘为率，限期要么十年，要么六年半。如期偿还，永无短缺。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在海关洋税项下支付，所以能如此迅速。中国之所以借洋债，是因为国库不足。然而国库不足，不是因为政府积蓄太少，实在是因为外省开支太滥。外省督抚平日用所收钱粮供本省之用，而库款短缺，饥荒频繁，于是不得不筹借洋债了。考察洋债的借贷，始于1874年日本侵台之役，开始与英国银行借债。1885年，法越之战和约达成，而中国财政告急，渐成弩末之势了。中国古代钱法有三品，叫金，叫银，叫铜。后来因为伪造者多，于是废弃不用，现在所行的只有钱这一种，用铜及锡铸成，圆形中间穿绳，以一千枚为一贯，重法平四个吉尔格郎。各地钱法也不统一，有以九百六十作一千的，有以九百八十作一千的，至于京东一带竟以三百三十三作一千，名实不符如此。银数论两，每两折合钱一千五百文。银价各省不同，市井之徒因得以从中垄断，奇货可居。未通商之前，每银一两贵至大钱三千文，后来因为中西互市，钱价才开始跌落，这也是市面的一大转机。至于墨西哥洋钱这一种最为通行，专门铸造此洋行销，以供中国之用，每年进口数以千百计，实为中国极大的漏卮。中国亟宜自铸银圆，以挽回自有的

译利权，这虽然与税务没有直接关系，但因为它关系到国家生计，所以在此加以论述。

译英国领事论中国厘金弊病

英国驻扎福州的领事在今年西历三月呈报该港口的贸易情况，现将他所论述的厘金弊端摘录如下。

中国商业大约有四种人能从中获利，即销售者、经营者、财政官员和税务官员。西方国家收税的人无关紧要，而中国收税的人往往由大员担任，不能轻视其征税之法，只责成厘金委员每年上缴一定数额，所有盈余不妨公然中饱私囊，因此税负重而经费繁杂，而国家所得的利益反而不足。听说厘金所收的款项，百分之七十作为经费，此说未免过于夸张，但也并非没有根据。查访福州各征税局，互相比较，都认为自己征收的数额不足，其征税的地方有四处。

一是海关。凡各国及中国的轮船进出口货物，应由海关征税。所征之税，除茶叶外，尚不沉重。查茶叶每征收银二两五钱，在1858年时，茶价每五十两原本不过值百抽五。现在茶价降至十五两，所征之数已从值百抽五，增加到值百抽十六分半了。印度锡兰茶叶出口，一概免税。中国茶叶日益衰败，也未尝不是重税所致。

二是大关。凡中国帆船所载之货，应在大关纳税。该关年收入十万两，其中木料占三万两。中国商务不兴旺，不仅因为征税太重，实在是由于忌惮海关所致。要除此弊端，唯有使用中国轮船专门航行于内地各口岸，分运往来，以及华洋轮船进出口货物。日本照此办法，已有显著成效。只是轮船所载之货，向来由海关征税，若是这样，则中国官员不能饱其私囊，所以各省都屡次阻挠此议，不仅仅是福建一省。

三是厘捐局。厘金起初是为了助饷而设，如今则依赖它来输送藩库。福州总局年收入七十万两，全省总计不下一点二亿两。凡国内所产及外洋进口的各种货物，无一能免除苛捐杂税，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幸好华人驯良，所以能忍受这种屈抑罢了。然而已有因此酿成事端的。侨居福州的西方人，都认为厘金不便。洋商字号都在闽江南岸，凡货物运至北岸城内外者，均须缴纳厘金。如此做法，明显违背条约，因为《南京条约》内载明福州作为通商口岸的缘故。其不便之处尚不止厘金而已。因为货物到达本埠者，海关不准请领半税执照，此事已经禀请驻英使臣与总理衙门理论。只是此项厘金与大小官员均有关系，想要立即废除，中国官员必竭力辩驳，难以办到。○茶叶厘金，名义上每征收银二两二钱，实则须加额外费用，共约二两八钱。查该厘金分为五项：曰原税银六钱，曰厘金七角，曰捐费七分二厘，曰助饷银六角二分八厘，曰银色二钱，合计二两二钱。之所以要将该厘金分为五项的原因，还请去问那些中间人。○以上厘金之外，茶叶从福州以北各处运来的，尚须加征渡厘；从西边来的，加征善举银三钱。因此茶叶厘金总共或许尚不止二两八钱。若将茶叶价格每作为十五两，则从中国出口时所需各项厘金连同出口税，即算五两三钱，已按照价值值百抽三十五分了。○有人问茶商为何不请领半税执照？若请领执照，茶叶由内地运至福州，每只需纳税银一两二钱五分。回答说本地采购及种茶之人畏惧官员驳斥斥责，洋人又爱莫能助的缘故。

四是陆地税。总局设在省城，分局共七处，年收入三四万金。中国商业受损之处有二，即转运困难，而税政败坏罢了。除弊之法，说起来很容易，实行起来却艰难。至于整顿水路转运，尚属容易办理，只要允许本国轮船在内地航行，其对沿海各处的裨益，已非浅鲜。尤其应允许小轮船在闽江一带往来，此事应当可以成功。因为本埠官员听说广东珠江及长江一带均有轮船往来运货，颇有效仿之意。现有商家禀请包办，若批准所请，官府可收取执照费，商务可推广，诚是一举两得。只是陆路转运，一时恐怕难以整顿。

增加税则论

中国所借洋款均照金价合算，如今想要修筑铁路以及将军务时所遗留的水陆各军另行整顿，处处需要款项，债台又必添筑一层。就现在已借的洋款计算，仅利息等费用每年就需要二亿英镑，添办军械所需至少又须三亿英镑，共计五亿英镑。此款中国将如何筹划？若仅增加进口税，所计似乎未尽完善，要非畅行出口货物不足以济事。因为仅增加进口税的收入，不足以偿还利息及购买军火之用。中国无论进口何物，不是用金购买就是用货交换。若用金购买，则中国所纳之税向来收银不收金，两不相抵；若用货交换，则所征土产之税愈重，出口之货物必愈少即进口之货物亦愈减。兹请试言之故：

译凡是国家用度所需，各国都向百姓征收赋税来拨付，唯独对于出产的物品，如果征税过于苛刻，那么百姓种植预备用于出口的物品必然会减少。有人说：中国征收的土产税银正好可以运往国外，用来偿还利息并购买军火，这话确实不错。哪里知道所生产的货物因为税重而无法获利，即使是国家依靠出口来偿还利息的货物，百姓也一定会改种其他作物，而其他作物在欧洲价格低廉，不适合出口。况且出口货物的价格并非由中国自行决定，必须由与中国争夺利益的各国来决定，也就是说，该货物在中国时的价格，也是由与中国争夺利益的各国能够出售的价格所决定的。如果中国因为税重想要提高货物的价格，而这种货物在与我国争夺利益的各国只卖八十金，那么中国的货物只能随之而变得便宜。因此，中国的货物价格不能自行决定，而是由与中国争夺利益的各国能够出售的价格所决定。既然如此，那么所借洋款的清理方法，关键就在于畅通出口货物而阻滞进口货物罢了。

译中国请求增加税则之事，主要有两点：

西历七月二十二日，门哲士商务公所在开会时，将香港公所五月十六日的来文呈交会议讨论。该文中写道：李傅相前往欧洲，主要意图是寻求通商立约，希望各国允许增加进口税则。该公所的意见认为，增加税则尚属可行，但必须妥善制定章程。所有内地各税，包括半税，尤其需要一律豁免，并请求豁免切结，以担保其严格遵守而不违背。至于税则应如何修改，颇费斟酌，深切希望税则未改以前，英国政府务必让与此事有关的各公所陈述意见，这尤为重要等语。门哲士公所商议后，决定上禀询问外交部：中国政府是否有增加税则的请求？并将先与与此事有关的商务界人士深思熟虑、审慎处理，然后再答应增加税则，这样才为公私两便这一节，一并附陈说明。

又

凡是办理外交事务，百姓原本可以参与知晓，然而前两年突然进行变更，实在令人诧异。回想英国与日本更换条约，名义上是更换，实际上是新立了一个条约。该条约与侨居日本的英国百姓人人都有重大关系，而政府并没有事先与在日本的英人商量清楚。因为此事早已答应，并且将实情告知百姓，百姓不愿，已经无可挽回了。如今中国申请更改税则，以便稍有盈余，归还债款，而办理此事却已有新的方法了。因为沙列不雷侯爵告诉李傅相说：“政府虽然认为加税之事尚属合理，但必须先与上海及各处商务公所商量妥当后，才能允可。”等语。如此做法，实属理所应当。昔日政府办理外交事务，百姓茫然不知头绪，而事情已经定局；现在居然也允许百姓在其中发表意见，只希望商务公所及商务总会各自陈述其想说的话。

陈侍御璧请仿行印税折

陈璧

奏为筹饷之术已穷，请求仿行印税之法，以筹集巨款而救济时艰，恭敬上折仰求圣鉴之事。私下认为，和议确定后，户部竭力筹饷，每年有定额的款项，只有扣除廉俸一百二十余万为一大宗。裁减合并折漕未能立即实施，盐斤酒加抽无几，捐输已成弩末，息借又作罢议。计算每年增加的支出，将近二千万两，这是所筹得的未及十分之一二。而善后各项大事，陆续等待办理，都不容迟缓。在此想要寻求每年筹集巨款，确有把握，不损害商人、不骚扰百姓的策略，就只有仿行印税一法而已。查印税创始于荷兰，盛行于英吉利，如今则通行各洲，没有国家没有的。称之为印税者，大概是让民间购买国家所制的印花，粘贴于各项契券字据之上，作为纳税的证明。其制造的方法，应在京师设厂，并采购制纸、制印两种机器，雇佣工匠制造。其纸中间藏有纹理，其印细极毫厘，以杜绝伪造。如果一时开厂未成，可仿照日本造钞的例子，让英厂暂时承揽办理，严格订立合同，防止偷漏。等到官厂能够制造，即自行办理。其施行的方法，应取各国税则参较，详细制定章程，务必简便，先行颁示天下。然后于各省省会城普遍设立督销局一所，作为总卖印花纸的地方。将此项印花转发民间，各市镇铺户代为零售，每百两中铺户应得一两，官府收取九十九两。其稽查的方法，应严格制定漏税私逃的罚款律例。凡一切契券字据不粘贴印花者，皆作废纸，事发照例议处罚款。遇到诉讼，官府不予受理。印花既粘于纸，应立即勾抹，以禁止再用。其有已粘而未勾抹者，也进行议处罚款。凡印税的大致情况如此，因为此税取自买主，而责任在于卖主，所以毫不扰累。加上所取极微，而罚则极重，所以百姓都容易顺从。核算其情形，实属有利无弊。如今英、俄、德、法诸国，此项每年征收皆约一万万至二万万，倭国土地最小，也征收二千余万。如果以中国之大，仿而行之，开办之初，不妨宽松，百姓觉得便利，必将竞相趋向。大约计算每年所筹集的，当不少于一万万，那么不仅洋债易于清还，从此罢抽厘金、停止捐纳，举数十年想要去除而未能的弊端，一旦廓清。全局转机必在于此了。自我朝丁赋并完，取民之轻，不仅千古所无，实亦万国所未有。民智逐渐开启，没有不知道外国租税之苛重的。如今即使加行一印税之法，臣敢断定其相安无事。伏愿我皇上决断施行，即饬令总理衙门转电出使各大臣，将各国现行印税律例章程详细翻译一份，并取现用各种印花列粘于册，注明使用方法，限期快马奏报进呈御览。然后发交户部迅速筹划兴办，不过一年可以试行，既缓解目前之急，又去除从来之弊。臣确实私下见到时艰日益紧迫，不宜拘守成法，所以选择各国通行有效尤为易举者，恭敬陈述于我皇上之前。是否有当，伏乞圣鉴训示。**谨奏**

钱粮

汤蛰仙

三代以下有国者的

译征收赋税于百姓，没有哪个朝代能像我们朝廷这样公平。定都之后，彻底废除了明朝末年那些盘剥百姓的政策，秋粮夏税都有固定的标准，又多次商议减免、免除和赈济，深恩广布，史书上记载不绝。二百多年来，百姓本应有所好转，但凋敝的状况却与前代无异，朝廷千方百计的养育之恩，抵不过贪官污吏千百倍的搜刮。愚昧的百姓，怎能从这严密的罗网中解脱出来呢？官吏用来控制百姓，以及百姓害怕官吏的原因，就在于“抗欠”二字。百姓难道都是不贤良的人吗？我没听说过像汤斌那样正直的巡抚、陆陇其那样清廉的县令，会以“抗欠”的罪名来治百姓的罪。我也曾在乡试中举，在高级官员的幕府中做了三四年，一定是官吏所指为“绅户”的人。全家八口的生计，全靠读书写字维持，按规定可以免税，根本不存在“抗欠”的事，但每次一想到要进城，就身心战栗，从未敢仰望坐在大堂上的官员的脸色。百姓也是普通人，有着同样的情感。对于国家规定的正税，谁敢犯下大罪呢？现在不能因为汤斌、陆陇其那样的清官，就苛责官吏在钱粮上必须廉洁自守，因为以前也不敢把官吏看作鬼怪，只是希望他们在征收钱粮的过程中，能够顾及名分、遵循名义，这里有两条策略。钱就是钱，粮就是米，本来无所谓银。自从改征折色（将实物折合成银两）之后，有了耗羡，有了耗羡就有盈余了。之后有了平余，有了平余就有多余了。盈余是百姓的盈余，多余是百姓的多余。如今盈余既已归公，红册、串票、禀报都以银两核算，形势上不能轻易改变旧制。只是自从海禁大开以来，东南各省不知道有银，只知道有洋银罢了。乡下的愚民既然不知道有银，自然不知道银价，更不知道洋银折算成银两的价格。官吏虽然按惯例张贴告示，但那些负责核算的胥吏、带征的差役，他们的手可以上下其手。更严重的，有漏催、捺阁（故意拖延）、大头小尾（账目造假）等弊端，层出不穷。况且现在哪有官吏不随意更改银价的？胥吏差役一气呵成地迎合，于是非掠夺不止，不满足不休。滚单由单，大率如同具文，即使有执行的，也只记载银两数目，百姓仍然茫然不知，白白耗费一层单子的费用罢了。应当在开征时，由督抚在省城核定银价，下达给府，届时由府发布大字告示晓谕，没有繁文缛节和套话，简要地说：“某年某月某州或县完纳粮米制钱若干文准银一两，每两加耗羡平余若干文，如例。”百姓一目了然，官吏没有丝毫损失，而民间受益不少。清朝初年制钱一千文准银一两，通商后银价昂贵，一两银高达一千七八百文，近来西方通行金镑，银价日益贬值，每两只换制钱一千三四百文。以我们浙江来说，各州县的粮价每两多在二三千文上下。难道耗羡每两要加到一千几百文吗？还是耗羡之外还有耗羡，平余之外还有平余呢？大概还是按照银价昂贵时的标准来折算制钱，又从中取盈。百姓生活困苦，反而不如四川加收津贴、酌情摊派捐输，还说是上报朝廷充作军饷。所谓顾及钱粮名分的，就是这一点。况且“抗”，是百姓所没有的，官吏所厌恶的；而“欠”，是百姓所有的，又是官吏所喜欢的。寅年的粮在卯年才完纳，称为陈粮，完纳时要加收三四成不等，稍微拖延，就由凶悍的差役拿着票子来到家里，说是垫付完纳，嚣张跋扈，随意吞噬，竟然有加倍收取的。至于酒食膏秣（吃喝打点）就更不用说了。百姓因为万不得已而欠粮，一定是特别无力的人，隔了一年却多取他们的钱作为虐待。起初是剜肉补疮，接着是卖儿贴妇。这就是孔子之所以对猛虎发出感慨，柳宗元之所以借捕蛇来讽刺的原因。

译官府只向百姓征收粮食，却不区分是新粮还是陈粮，竟在盈余之外一再加征。百姓身上的脂膏有限，而那些磨牙利爪的官吏却索取无度。那些狡猾的人纷纷脱离百姓身份去当差吏，愚蠢的人则沦为盗贼。事态逐渐发展到不可收拾的地步，官吏们赤身而来，却装满钱袋，带着妻儿离去。朝廷因此遭受无尽的祸患。这种弊端，东南各行政区域多有存在。虽然属于私自加征，但根基深厚，地方大吏以此贿赂上级，京城官员以此引诱下属。谁能替百姓揭开这层黑幕呢？即使皇帝下明诏严查私加之弊，地方大吏也用“查无此弊”一句话搪塞，差吏们依然安然无恙地戴着虎皮帽（指继续为非作歹）。现在请求皇帝严令布告全国，官吏若有将陈粮加价征收者，查实后杀无赦，垫付完税者予以斥责，弊端或许能稍加革除？若非私自加征，也应迅速更改法令，不要加重百姓困苦。尤其奇怪的是，朝廷有大庆典，或遭遇大水大旱，必定颁布蠲免缓征的诏书，必定写上几千字。皇帝谕令部议督抚的奏折，累牍连篇。无论愚昧的百姓不懂，就是略识几个字的人，看不了几行，也搞不清首尾。大抵城门通衢，不得不张贴一两张。若乡野僻静之处，从未见过誊写的诏书。并非没有规定报贴地点的命令，而是上报与张贴相差悬殊。地方大吏忙着吃肉都来不及，哪有空做这种例行公事呢？以后凡遇恩诏誊写，应令督抚不要总刻一张通令所属，而应按应蠲免缓征的州县分别刻印。约略说：“某年某月某日奉旨，为某庆典全免某府厅州县某年粮米。”若是因水旱灾害，则将“庆典”改为“水”或“旱”，若是减成征收，则将“全免”改为“免几成”，缓征也照此办理。寥寥数十字，没有多少刻印费用，而实惠能惠及百姓的就多了。遇到流民抵境，也简要告示。私加少了，正额税收就足了；诏书简明了，百姓耳目就多通了，我所希望遵循钱粮名义的，就是这个。其他如设立柜台以杜绝弊端，但发票不及时，百姓苦于等待而荒废了正业。分设柜台以方便百姓，但局费苛索，百姓苦于骚扰而多生事端。地方大吏对百姓，一说是“民情刁悍”，二说是“尽法惩创”，而对差吏则只说“也有不合情理的，有可原谅的”。差吏何其幸运，百姓何其不幸啊！然而朝廷也并非不考虑差吏营私舞弊的问题。款项繁多，张居正的一条鞭法，海瑞的格眼册，成法都在，为什么亏空的人接连不断呢？这是因为伎俩有内溃外溢的情况。于是严格交接的惩罚，管府有结报却贿赂买通，接任者有结报却请托情面。亏空被抄没的多，等到死后，寓所没有寄放财物，原籍没有产业房屋，入官的只值几十两银子，竟成了铁板钉钉的文字。难怪差吏怡然自得而无耻，泰然自若而无忌呢！近年御史刘恩溥奏请实行征信册，专为清理百姓欠款起见，实则与江苏巡抚丁日昌的词讼册，同为意美而法未尽善。一言以蔽之：装点一案未结，而词讼册所载确凿；一文不欠，而征信册所载欠款累累。派委员去查，查的人也是差吏。抵其官署酣饮赌博，用舟车送行，而查报册载完全相符。这有什么益处呢！我认为如今差吏的病如痼疾，不用峻削的药方，断断不能奏效；百姓的病如元气不足，投药无益反害，只应当静养其元气。慎重选拔清廉勤勉、顾全名节的督抚，那么贪吏自然望风改过。兴利不如除害，增令不如省文。清理钱粮的积弊，已是当务之急。

厘金

陈次亮

光绪十五年的恩诏说：“厘金一事，是朝廷不得已的措施。目前海防未撤，难以立即议裁。将来物力稍丰，就应当奏请停止。”等等。伟大的王言，洞察民间疾苦，保全大局。而中外官吏安于常规习于故套，不能仰体圣上仁慈，剜肉补疮，日益严重。并且增设比较之法，变本加厉，以至于今天。军兴之时，东南十省如兽惊鱼烂，赋税收入不足以供应开支。怀着崇本抑末的心思，作为筹饷练兵的策略，权宜立法，取济一时。然而事端一开，有增无减，商情困苦，市场萧条。承平四十年，而元气终究不能恢复。厘金的弊端，至此极点了。现在的论者，往往说按理应当裁撤，而形势上万万不可裁撤。或者提出调停两可的说法，认为本朝宽大，永不加赋，弊民酌增厘金，以济国用，似乎可行。不知道加厘的名目美于加赋，而弊民的实质甚于加赋。不通商或许可以不裁，通商之后则断断乎其不可不裁。为什么呢？赋税出自土地，取之于民的究竟有多少？况且按亩加征，无需增设一官一役，百姓输出一钱，朝廷即获得一钱之用。厘金则不然，百物滞销，四行百业俱困。天下设卡数百，置官数千，增加差役数万，猛如虎，贪如狼，磨牙咀嚼，择肥而噬。小民椎心泣血，膏血已枯，国家所得不及一半。自从有了比较之说，可增不可减，网罗遍布，违额取盈。所谓弊民甚于加赋的，就是这个。洋货入口，一税一半税之外，毫无稽阻

译西方商人偶然到来，便趋附讨好都来不及，所以对待外人如此优厚。本土货物则口口声声地稽查，层层关卡地征税，声色俱厉，千方百计地阻挠刁难，严重时甚至施加鞭打。所以对待本国百姓如此刻薄。狡猾的商人便借洋商的牌号，倚仗它作为护身符，三联税单充斥内地，厘金局对此无可奈何。依靠洋人就能生存，否则就是死亡；冒充洋人就能平安，否则就是危险。像聚集的鸟雀和深渊中的鱼一样，不把百姓全部驱赶去依附洋人就不会停止。况且洋货日益便宜，土货日益昂贵，如川流海溢般泛滥，有识之士为此寒心。这就是所说的通商之后不能不紧急裁减厘金的原因。有人担心厘金一旦裁减，国家用度不足，这也是没有从全局出发统筹考虑的结果。天下厘金每年大约二千万两，除去洋药并征的八百万两，实际计算有一千二百万两。太平时期，地丁银每年四千万两，总计可以征收九成。自从有了厘金，不过只能征收七成罢了。由此可见天下的财富，只有这么多。这里有所盈余，那里就有所短缺。地丁银暗中减少了八百万两，国家每年只多得到四百万两的用处罢了。却放纵猛虎噬咬百姓，使万民愁苦怨恨，这是为什么呢？应当下令从某年某月某日开始，天下的厘金统一减少一成，而烟酒、洋油、洋布、落地税统一增加一成。刊印誊写诏书广泛晓谕，分年递减，以十年为期，撤除关卡裁减差役，让百姓休养生息。那四项落地税，责成地方官员征收。增加到十年后，恰好与厘金相抵，国家用度不枯竭，国家根基不动摇，而民气日益舒缓，民心日益稳固了。不致力于此，却只是小心翼翼地召集各关卡的吏役，告诫他们，约束他们，而比较考核的文书，每天责成他们做搜刮民财的事，每天给予他们搜刮民财的权力，却谆谆告诫他们说：“你们吸食百姓的脂膏，不要伤害他们的性命。”这能做到吗？这是国家存亡所系，人心向背所关，千钧一发，不绝如缕，那些公忠体国的君子，千万不要认为这是迂腐之见。

译包厘

汤蛰仙

在当今时代，如果还认为厘捐可以不停止，这是不顾国家的根本，是狂妄无知的人；如果轻率地认为厘捐可以立即停止，这是不审察国家的缓急轻重，是迂腐的儒生。自从粤逆（太平天国）蔓延，大量招募勇营，军饷需求无法接续，乌程诸生钱江才向雷侍郎以諴提出征收厘捐的建议，在扬州属县施行，随后各省也相继实行。等到巨寇被平定，而善后事务、海防、洋务，到处都需要厘捐的收入，反而更加严密，哪里还谈得上停止征收？因为每年的收入非常巨大。如今官吏每年上报其征收数额，计算极盛时期可得二千万两，近来也可得一千五六百万两不等。这个数目与各海关的洋税相当，户部拨给各省的协饷，督抚的外销款项，几乎与正规赋税没有区别。于是每年有考核，每季有考核，甚至每月、每旬都有考核，公家多一分比较，商民就多几分剥削。不肖的官吏、差役，反而借此谋取非法利益，朝廷只是白白地积聚怨恨罢了。同治年间曾颁布上谕，各督抚体察情形，酌情保留大宗，撤去分局。但就我们浙江而言，三十年来只有增设的分局，从来没有裁并的关卡。皇恩不能下达，不也是奉行者的过错吗？天下的事没有只有利没有弊的，也没有只有弊没有利的。厘捐是利益的渊薮，也是弊端的渊薮。种种弊端，并非没有经过言官弹劾，户部通令官吏严厉禁止。无奈委员既没有原思、吴隐之那样的廉洁，又假手于差役，这类人尤其甘愿充当卑贱的役夫，为虎作伥，必定没有奉公守法的人。贪财的根源，牢固不可拔除；牟利的手段，层出不穷且愈发奇特。恐吓刁难，敲诈商民，商民敢怒不敢言，满腔郁气，大则暗中酿成水旱灾害，小则明显激起仇视对抗。近来银根溢出流向外国，小民的生计日益窘迫，难道还能承受这种竭泽而渔的做法吗？现在在停与不停之间斟酌，不如采用包办的方式。每逢贸易兴盛的地方，设立分局并安置委员。方法不妨仍沿袭旧制，只是不向行商征收，而向坐贾征收。并不是行商完全不征收，而是由坐贾代为征收。行商而委员只向坐商征收。不论城乡市镇集市，凡是出产货物，必定有行栈铺户为其存贮发运。旧章规定甲货每年征收若干，乙货每年征收若干，厘局必定有底簿可查。试着召集经营甲乙各货的行栈等，令其认定捐数，稽查抽取。如同烛光照亮，数目无从蒙混。不由官府直接征收，只由坐贾总其成，超出定额的就听之，为百姓稍留元气；不及定额的则责令补足，这样国家用度就有保障了。商民既不被恐吓刁难敲诈所累，扬帆任意离去，不问去向。只有各海关应纳的洋税，仍令照章报完；而内地各局的司事、差役，以及分卡船只的一切浮费，都可以节省，利国利民，没有比这更有利的了。所不利的，只有不肖的官吏差役罢了。而且官府也没有不利的地方，差事照旧，薪水无恙。虽然不容许额外贪取，但没有稽征的劳苦，没有起解的差别，只是按时向行栈征收数目并缴入省局，简直一举手之间事情就办成了。那些土产运往他处，不经过行栈的，十不过一二，可以免除就免除。因为厘捐本是朝廷万不得已的政策，宁宽勿刻。否则就近有殷实的人家，无论绅商，也可以令其包认捐数，如行栈等浮费既一切节省，则匀算上年比较而减少认捐的额度，令包办者有微利可沾，谁不乐于从事？查光绪元年，广东按察使招商黄巨源包抽全省洋药捐厘，每年认交洋银四十二万元，以五年为限，每年递增二万元。七年，两广总督奏定新商李玉衡自六年接办，每年包收洋银九十万元，年限同洋药。既然洋药可以包，为何百货不可以包？广东可以包，各省为何不可以包？一定要节节稽征，为不肖者留下这个窟穴，令商民侧目而视，小心翼翼，这也太令人困惑不解了。至于所有洋货进口与运入内地，仍由海关按照条约征收。但条约所载，都是指行商而言。如果已经运抵中国，由华人出售，即为华货，责令包缴厘捐，华人有什么理由推辞？洋商又有什么理由推辞？将来改约时，似乎可以声明此意，定为洋货内地抽厘的准则。过去英国公使威妥玛、德国公使巴兰德企图罢除洋货抽厘，列举中国厘卡舞弊的一两个小节，联合要挟。如今自包办之法实行，而厘卡没有弊端可舞，西方公使没有借口可借。现在在上海如糖、如绸等行业，已有分设商董依法包征的，朝廷如果推广此法，商议并实行，财政幸甚，商民幸甚。

盐捐

汤蛰仙

有盐的省份，叫长芦、两淮、两浙、福建、广东、山东、河东、甘肃、四川、云南。盐的产地，有的在海中煮，有的在池中煎，有的在井中汲，有的在卤水中结，有的在地上刮，有的在风中凝结，有的在水中凝结。盐的运输，叫商。有票商、引商、甲商、经商、商垣、商岸。商盐聚集的地方，叫埠、叫所、叫栈。盐的仇敌，叫私。有掣私、私垣、私邻、私漕、私船、私营、私商、私功、私枭、私以私召，私大都官私，而从事私盐的人至焉。

译不仅分司、监掣以下的各官有私弊，即便是盐政、运使、盐道，他们的陋规节寿，何尝不是私弊？缉私能缉办商人的私盐，能缉办吗？商人的私盐能缉办官员的私弊，能缉办吗？官员的私弊能缉办，那缉私的官员，他们的私弊又能缉办吗？掌管盐政的人，只是喋喋不休地以“私盐”为借口，急急忙忙地把缉私当作上策，约束越多，头绪越繁杂，奸邪弊端越多，那些在盐政中沾润获利、像水银泻地般无孔不入地钻营的人，私盐依然盛行如故，税收依然短缺如故，几乎可以说盐政没有好办法了。

盐税制度历代有同有异，一代之内也有同有异，天下各地有同有异，一省之内也有同有异，不外乎归结为归州县征收、归关榷征收、归委员征收、归商人征收。如今天下归商人征收的占十分之七，归委员征收的占十分之二，归州县征收的占十分之一。于是商人有利可图，州县有利可图，委员有利可图，那些奔走于商人、委员、州县之间充当帮凶、诱饵的人，也没有一个不获利的。所不利的，只有朝廷和百姓罢了。

李雯本着刘晏“一税不复问”的意思，说：“天下没有私盐，天下都是官盐。”顾炎武极力称赞他，冯桂芬则痛加驳斥，说：“天下都是官盐，天下也都是私盐。”李雯的说法拘泥固执，而冯桂芬的辨析才是正确的。现在有一种说法认为：“天下没有官盐，那么天下也就没有私盐了。”为什么呢？人的性命依赖谷物，身体依赖盐，一顿不吃谷物就会饿，一顿不吃盐就会生病。盐产自水中，就像谷物产自田地一样。远古时代没听说过耕种天下的田地才开始缴纳粮食，为什么一定要运销天下的盐才开始缴纳盐税呢？管仲独占盐利，是为了使齐国获利。后世大一统，却只谋取一隅之利，可以说是不会效法管仲了。

如果让这种利权旁落而横溢，百姓拿出十分之十的财力，却只有一分进入国库，其余九分一半被侵吞，一半被虚耗，官员像渔夫一样掠夺，吏员像割肉一样搜刮，胥吏侵吞，差役侵蚀，兵勇耗费，私枭瓜分，商人垄断，国家怎能不贫困？百姓怎能不困苦呢？

我的策略应当打破旧框框，应当撤除藩篱，应当抹平界限，用州县征收但不让州县直接征收，用商人征收但不让商人直接征收，只保留运使或盐道总管其事，所有官吏、胥役、兵勇、商人全部予以铲除，私枭也不去，而是变通盐钞、盐粮的意思，可以仍然按人口定额，暗中采用守望保甲法。这源自《周官》的名称，始于王安石，现在改用这种方法，由州县划分城乡村镇，编定户口，每年每人缴纳一百钱，称为盐捐。十口之家捐五钱，两口之家捐一钱，一口之家免捐，按季度征收解送。婚嫁生卒时增减人口，以实际抵销现有额度为止，不再追加，定为永久法令，以示限制，以广布皇恩。

人人允许煮盐，人人允许贩盐。将征收款项的十分之一给征收者，一半给运使盐道，一半给州县，招募人代征。应征者令其就所划分的户口应缴岁捐，先存入盐库。于是没有中饱私囊，没有积压，经征多少，存库就有多少。万给千，千给百，有十分之一的利润，没有不应征的。有多人应征的，所存所征所给全部均分。征收者由州县直达运使盐道，积弊清除，巨额资金聚集了。

或许有人担心零碎，户捐千钱的，季度几百钱；户捐百钱的，季度几十钱，琐碎得很，怎么符合政体呢？不知道粮食从合以下有勺、抄、撮、圭、粟、颗粒、黍、稷、禾、糠、粞，银子从分以下有厘、毫、丝、忽、微、纤、沙、尘、埃、渺、漠、逡、巡、灰，琐碎的超过几十钱的也有，分开来就是零碎，合起来就是大宗了。

译如今天下有二十三个行省，统计人口有四亿多人，每年征收百钱税可得四千多万，减去一半，两千万是可以确定的。扣除四百多万后，没有冗杂费用，相比原来的税额已经翻倍了。有人担心，加税如果不加在粮食税中，而是加在粮食税之外，虽然都是加税，但骚扰严重，怎么对得起民心呢？殊不知人不能废除食盐，人也不都拥有粮食，贫富都能均摊，哪里会有骚扰？况且百姓怨恨的是盐价贵。现在盐产地近则煮盐方便，盐产地远则贩运方便，仅仅每年捐出一点点，没有严厉的惩罚，没有严格的界限，万万不会有盐价贵的祸患。加上这正好有利于百姓。有人担心，竭泽而渔漏到海里，劳苦于寇盗，困于刻剥，怎么对得起物力呢？殊不知产盐的地方，每斤盐不过三四钱，官府和商人接连运输，层层加价，导致额外费用滋生，成本加重，售价上涨，远的地方甚至每斤盐要七八十钱。邻近的地方，每斤盐也不下十余钱。查核定额盐引共五百五六十万，四川没有定额，云南没有盐引，都按斤计算，共以六百万引平均计算，统算正税、杂税和夹带盐引，以每引四百斤为中等数量。天下每年销售盐斤以两千四百亿计算，每斤以四十钱为中等数量，天下每年销售盐钱以九千六百万计算。现在既然一切扫除，四川平定陆路夷人，盐像流水、像泥土一样，即使盐场极远的地方，只加运费，也不过每斤十余钱，并按户每季捐税计算，每年还能给百姓节省两三千万钱，这是救济他们而不是困迫他们。有人担心，偏枯，没有商人，那些居住偏远、乡村偏僻、地方凋敝的地方，谁来贩卖？阻碍严重，怎么让百姓吃淡食呢？殊不知利益所在，人们像鸭子一样趋之若鹜，像刺猬一样聚集，现在那些偏远偏僻的地方，也有肩挑小贩，老弱之人不完全依靠盐店。商贩不到的地方，附近一定有镇集，一定有盐店。海禁大开，西方国家没有没有华人的，熙熙攘攘地前往，都是为了利益，难道中国土地反而因为偏远偏僻而遗漏利益吗？天下有蚂蚁却不肯依附膻味的人吗？天下有能赴壑的人吗？没有。有人担心抗税欠赋，粮食税自古以来相承，抗税欠赋而且累累不断，非常之原，黎民畏惧，狡诈强悍，怎么对付逋负呢？殊不知粮食税每亩数百钱，十亩数千钱，重担连稍有能力的人都难以承受。盐捐则是十口之家每年五百钱，每季一百余钱而已，轻担分则容易举，百姓即使无良，十口之家每季吝惜这一百余钱，必定没有的事。有人担心滋事，煎盐丁、船夫、捆运役、缉勇以及大枭小贩，忽然失去生计，难道甘愿空腹？勾结严重，怎么对付走险的人呢？殊不知没有官盐，没有私盐，不是没有盐。煎盐丁、船夫、捆运役、枭贩的生计，依然如故。况且荡荡夷庚，没有私禁，没有私赂，生计将更加兴起。只有役缉勇无所染指，无所诈索，然而如果一定要坐享其成，确实不容易效仿。他们的策略如果肯稍微勤动手脚，可以煮盐，可以贩盐，断断不至于众人皆乐，一人向隅。那么定额仍按人口，为什么不并入地粮呢？不见山东沿海登莱各郡正在实行的吗？而另起炉灶说，这里有深意。盐是大利益，一并入粮，不久盐利就隐藏了。粮食有负欠有蠲缓，盐就随之，朝廷能做无米之炊吗？大兵大役，哪个朝代没有？一定有进献榷盐策略的人，捐成正项，势必捐外加捐，这是一加，再加。不如专立名目，便然则即使不以州县运盐，为什么不以州县征课呢？说：我不敢让州县像魑魅一样，而清端陆清献不常见。钱粮事体大，虽然革除追缴籍没，但侵挪者交错，所以州县以督商征，不以州县征。商人则存库可扣，解缴则根簿可核。州县即使贪货，也穷于技了。那么既然以商征，为什么不即以商角〇羊呢？说：为了资撙节，商角〇羊必须另筹差，必须另拨护，擅此利薮，州县不参与，于是寻找商隙，于是掣商肘，多方亟肄，以为商难，将要征无可征，解无可解。况且商有弊，混商有延误，将要藉州县近察之时促之，也互相为制。虽然，以二三千年相沿袭，以几分合正闰相承蟺，以国朝二百四五十年损益，以商鞅之断，以孔仅之材，以桑羊之心计，以刘晏之廉能罔不因弊拯弊，拯弊生弊，不曾闻改弦而瑟，不曾闻换局而碁，而忽发此狂议而忽敶此妄策，而革之如此锐而言之如此易。疾行必无善步，促柱必无不中声，必府怨，必集矢，必无成，必大错而后悔。顾理不可夺即论不可移。易象至蛊，败坏极了，而曰振民。今盐之败坏一蛊象也。蛊则振之，穷变久，此其时哉！此其时哉！

鱼课

汤蛰仙

古代国家用度简单，不必全部取自百姓，而自足，所以川泽之利，让百姓自己经营，以营其业而赡其生。等到春秋时期国家用度不足了，筦子以齐为海王之国，富饶鱼盐蜃蛤，因而笼而归之官，霸齐国。中国应该略师其制，以收鱼课。

译东南是水乡泽国，没有地方没有水，没有水就没有鱼。春天水势正盛，在其中蓄养鱼苗；秋天凉风送爽，一寸长的鱼苗已长到一尺。计算其母子数量，一年之间可以获得十倍以上的利润。豪强百姓，将其作为世代产业，沿江沿海，不待蓄养，鱼利更加丰饶。不肖的管辖官员和汛地武弁，对渔船征税以自肥。现在不必特意设立专官，徒增烦扰。汉武帝时，官府曾亲自捕鱼，鱼可饬令各州县，就所属的陂塘、湖泊、江河、海口，一一清理，水粮税极微，一概予以免除，另外酌情规定。此处水利可获得鱼多少，官府提取几成，作为鱼课。有人包认，在头一年年底就预先缴纳，以免拖延。积少成多，每年增加巨额款项。百姓既然豪强，损失十分之一二，暗中加以裁抑。如果担心琐碎有碍政体，试以古《周礼》为证：从周官渔师的详细记载到《曲礼》中关于舟鲛的职守，从青齐海租的增加始于汉宣帝，事情并非不可行。再证以今美国每年获得鱼约值银二千八百万两，美国北部每年获得鱼约值银一千五百万两。美国学者茅尔赉的地志说：漆昔比克海湾鱼蜃的利益，全国依赖它，每年交换的金银与加利福尼亚金矿相当。按加利福尼亚即旧金山，美国的鱼利难怪居世界首位。法国及挪威每年获得鱼约各值银一千二百万两，英国每年获得鱼约值银多则二千五百万两，少则两千万两。如果不是由官府稽核，怎能知道其成数？中国如果参照各国数额取其折中，提取十分之一二作为鱼课，已是大宗收入，难道因为小民抱怨，就因噎废食吗？况且文王的政令，关市不征税，与泽梁无禁令，一并垂为法令。现在不仅关市有税，又设立厘金关卡来梳理，似乎稍严。泽梁的禁令也无碍于救时的权宜之策。明明有自然之利，却拘泥滞涩而让货物滞留于地，急切地担忧无米之炊，这与不知结网而徒然临渊羡鱼有何区别？

译烟税

陈次亮

鸦片流毒中国，是天意使然。英国的国家财政依赖鸦片税收，想要印度不种植鸦片是做不到的。中国的士人百姓有一半嗜好鸦片，想要华人不吃鸦片也是做不到的。道光末年，曾经试图用严刑峻法来禁止鸦片。假如当时不焚烧鸦片，就不会开启战端；不开战端，就不会开放通商口岸。猛虎在山，人们不敢采集野菜，或许上天厌恶战乱，深重的忧患从此消弭，也未可知。然而我们不了解对方的虚实，防备也不严密，形势显露且处于劣势，受制于外国人，于是导致祸患如海溢川流，至今愈发猛烈。闭关绝市，永远没有期限，事变接连发生，追悔莫及。所以说这是天意。但是天意注定胜过人力，人力也注定能胜过天意。顺应天意而天不违背的，是君主宰相用来扭转国运的方法。此时讨论鸦片禁令的有两种说法，都是对的，也都是错的。近年来，各省种植罂粟的田地，西方也有善士设立社团禁止鸦片，而英国人因为土药盛行，相继借口我们不自己禁止，却要求别人先禁止，这是不可能的。主张禁烟的人，想要先用严法禁止中国，然后用公理责难外国，他们的论点正确，考虑长远。但是禁止的情况依旧，种植和吸食的人依旧。即使中国果真能禁止不种植，而印度能否禁止还不可知，只是让洋药畅销，每年增加亿万金钱，白白浪费。近来则一切放宽法令减少禁令，听任其自种自吸，视而不见听而不闻。土药的产量日益增多，洋药的输入日益减少，就眼前来看，也足以稍微收回利权了。将来必定达到无处不种、无人不吸的地步，精华暗中枯竭，织机上的丝线全部用空，如水越来越深，如火越来越热，沉溺酣醉而固结不解，不可能有尽头。所以弛禁的说法可以暂时应急，但不能传给后世。势头的积累，祸患的形成，不是一朝一夕的缘故，它是逐渐发展而来的。事情由逐渐发展而开启，应当逐渐禁止。逐渐禁止的方法，非重征其税不可。积累巨额款项，既可以筹措海防经费，预计将来，又可以消除隐患。重征而百姓不敢怨恨，严管而法令必定能执行。富人不在乎细微的差别，而穷人每天想着节约，让天下人都知道鸦片是累赘，时间久了，厌恶它、苦于它，或许已经吸食的人可以戒除，而没有吸食的人不想吸食呢？有人说：现在洋药征收厘金和税，费尽口舌；土药按亩加税，白白骚扰百姓，怎么办？鸦片这种东西，要么在内地种植，要么从外洋贩卖，市场交易销售必定有地点，应当商议落地税，无论洋药土药，从某年某月开始，一律加倍征收，满五年，再加一倍，不断加征，以禁绝为期，隐匿者有死刑，偷漏者有惩罚，坚持既定见解，不被流言动摇，仍然从中提取一成，设立戒烟局，广泛筹备医药，详细制定章程，以不禁的方式达到禁止的目的，到三十年时税加六倍，其昂贵与黄金相等，百姓知道趋利避害，而烟害可以永远除去了，这是《易经》中“随”卦的道理，必定要循序渐进。

时务分类文编卷十一

农政

陈次亮

区田的方法，传自伊尹，分行播种，浇水施肥，像种蔬菜一样，一亩的收获，可以达到三十倍。后来仿效实行的人，有的有效，有的不太有效，有的加倍收获，有的数倍，十几倍不等。由此可知土地的肥沃贫瘠，收获的多寡，都看人工的勤劳懒惰来决定。所谓上等农夫能养活九人，次等养活七人，最下等养活五人，粗疏马虎，绝无侥幸获得丰收的可能。精心耕作，必定有丰饶的收成。这就是盘庚之所以告诫懒惰的农夫，后稷之所以开创农业基业的原因。当今万里疆域，幅员日益广阔，勤劳劝农很久了，没听说山泽贫瘠土地的百姓，还在观察雨量晴雨，胼手胝足地劳作；至于平原肥沃土地，愚钝懒惰的农夫，每年仲春按时播种，不培土不施肥，不耕不耘，任其自生自长，潦草地收割。水旱听天由命，肥沃贫瘠听地由命。年成好就温饱奢侈，年成不好就流离失所，百姓没有安居乐业的念头，人们很少有生活的乐趣。曾经疑惑古人巡视耕种收获，兴发补助，为什么如此纷繁杂乱不怕麻烦呢？莫非扰民太甚！现在才知道民性本愚，民情好逸，农业的懒惰，世道的忧患，上下都担心不足，于是荒政兴起，赈灾开始，扶伤救死，苟且修补，饥寒垂死的百姓，能活下来的有多少呢！中国的农政，除了《齐民要术》外，很少有专书。乡村老农，占卜岁年，偶尔有传习。西方以商业立国，而人口稠密土地狭小，农政也用心研究，农事有书，植物有学问。近来更分析土质，辨别精粗，所以能百产繁荣，亩收十倍。所检验的各种土质外，植物所绝对不可缺的有三种：碱、磷、钙。碱是草积水酝酿而成；钙就是中国的石灰，有从山上取得的，有从地下取得的，有骨角制成的，有螺蛤壳化成的。磷则是海岛鸟粪所含最多，中原地区获取不易。然而骆驼马人畜的粪便，皮毛骨革及腐草败木之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