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民　　　汤蛰仙卷三十　事

译因时变法论 信侪稿

变法议 闲鸥

变法 汤蛰仙

论不变法之害 阙名

论变法不知本原之害 阙名

覆友人论变法书 汪康年

译论及治理国家的方法，如果依据已有的成法，并根据时势进行增减调整，那么推行起来就能迅速见效。岭南仙桥稿五集勘误表求是斋《皇朝经世文编五集》皇朝经世文编五集序

近来风气大开，朝廷与民间上下都讲求西学为当今的紧急要务。国内名人采集辑录西书刊行于世的不计其数，都足以启发心智，改变风俗教化。只是西方国家重视商业，与我们中国重视士人，这一原则是始终一贯的。近来明确规定章程，乡试、会试三场改为策论，也是以士人为四民之首。民心的趋向，必须先以士人为倡导表率，才能统一民心而实现治理之道。然而向来所辑录的各书，其中谈论西方方法的，仍然用中国的观点来谈论西方方法，而不是用西方人的观点来谈论西方方法。我是乡间迂腐的儒生，目光短浅，哪里知道天下之大，有不尽在故纸堆中所能知晓的呢？庚寅年，我跟随薛叔耘星使出访英国、法国、意大利、比利时等国，依附他人而获得微名，并非我所敢奢望的。只是同往游历，才开始得以开阔眼界。凡是所见所闻，都援引笔录下来，以充实行囊。航海回到家乡，闭门检阅，汇集成书。虽然不敢独自秘藏，当作破扫帚那样的珍视，还等待向有道之人请教，以求得良玉般的切磋琢磨。没想到刚刚整理定稿，索取观看的人日益增多，几乎把门槛都踏穿了。于是又增加了一些论述，付印石版，以供同好者阅读。命名为《经世文编五集》。虽然不敢与贺长龄、葛士濬两位先生媲美，确实因为书中收录的内容，那些见于言论的，都足以推行于世。从前太史公说：“我想记载空泛的言论，不如记载行事那样深切明显。”我的志向与此相同。博雅君子，体察我的愚昧并教导我。良工之手，必定没有废弃的材料；草野之人的进献，未必没有符合我一点心得的地方，用来匡正我的不足。海内的文人学士，会允许我吗？

光绪壬寅九月，鸿雪斋主人撰写并书写。

皇朝经世文五集例言

一是本书仿照贺氏、饶氏、盛氏所辑《皇朝经世文编》之后，又有葛氏续编的辑录，前后四刻本自成体系。从清初到光绪戊子年，采集名臣奏议、名士著述，凡是有关于世道人心的，已经具备。相继编撰，并行于世。凡是讲求经世济民之道的，没有不每家置备一编的。甲午战争以后，朝廷与民间上下，没有不讲求西学的。本书搜罗新政时事，共三十有二卷，分门别类，内分三十余门，再细分为目：曰富强，曰校学，曰议院，曰学术曰吏治，曰农桑，曰算学曰舆地等，汇为一编。其中矿务、邮政、铁路、银币、商学、工艺等门类收录较多，只是学识浅薄，失当之处必然很多，请读者谅解。

一是本编选取近来中西名人的新著，谈论西方事务的书籍如《富国策》《富强策》《庸书《危言》等二十余种，并各国日报论说，采集摭拾奏议策论，以及算学舆地，凡是有关世道人心的，搜辑无遗，相信留心经世之务的人，会先为此感到高兴。

一是本书所辑录的都是近译新政切要之书，或者海内名人新著罕见之本，与贺氏、饶氏、葛氏所编正续《皇朝经世文编》《盛世危言毫无雷同。

一是本书三十卷，系杂事。因为来稿稍迟，各卷均已裱糊较齐全，不能补入，故另为一卷。

一是本书，数百万言，选订参考，实在不容易。虽然历经晦明风雨之劳，不无亥豕鲁鱼的错误。请读者鉴谅。

光绪壬寅七月朔日

蛟川求是斋主人谨识

求是斋《皇朝经世文编五集》卷一-二

时务分类文编卷一

叙

蛟川求是斋校辑

王星使柔远记，或作《国朝柔先记》。

王之春

先王的训诫，是炫耀德行而不炫耀武力，止戈为武，安民而和众，所以崇密降于因垒，有苗在舞阶归服。虽然近在要荒之地，只要表示怀柔之意，哪里会远离声教，必定施加挞伐之威？我国家文德广布远近，驯服四荒八极，八殥八弦。凡是山经地志所不能详述，大章竖亥所未能步测的地方，没有不经过多次翻译进献珍禽，关口进贡猛犬的。牛羊称为唐帝的畜牲，进献燕支作为汉宫的颜色。畏威怀德的有数十国，薄来厚往的有两百年。等到光丰以来，大肆要求，说汉朝谁与我大，称兵对抗，竟违背颜面行列。圣心深切保民戒惧，深恶黩武，含容如地覆帱，开辟天准予通商，重新订立条约。因所利而利之，视不胜犹胜。有人说担心滋蔓难图，植荆受刺，说其他族群的逼处，乃是异种应当铲除。不知道魏绛和戎，实为深沈的至计；赵范挑徒，孟浪而贻忧。景延广剑诩横磨范文虎舟矜远泛，最终祸延君国，倾覆全师。凡是这些前车之鉴，堪为因鉴。或者又说虎欲虽逐，象猛可驯，既然悔罗而输忱，不必操之以蹙，又效逆而犯顺。何可示之以柔，归罪于始事之人，责难于养痈之后？那么同舟无共济，只手何以挽狂澜？

译澜？各位亲信大臣发表直言，阐明杀身成仁、探究当时局势中当权者苦心的真相，不被当时舆论所理解，如今得以自明。现在回纥接受盟约，契丹结为友好，双方以玉帛相见，敦厚盘石之谊得以修好，固然不必有杞人忧天般的担忧，也不必延续江统《徙戎论》的主张。然而扬汤止沸、抱薪救火，恐怕粗疏冒失的人希图侥幸以谋求功名，畏惧退缩的人只是因循守旧而贻误大事。不惩戒过去的错误，怎能挽救将来的祸患？否则仅仅学习佉卢、拉丁的文字，只通晓象译、狄鞮的语言，于是将中外交涉的事务，委托给粗俗的商人去沟通，正好与之结下祸缘，动辄招致罪责。因此搜集整理旧有的典籍，考证过往的事迹，从定鼎（清朝建立）开始到同治年间结束，仿照《资治通鉴纲目》编年的体例，就中外交涉的开端详细清晰地编排次序，著成此书。使得始末能够完全看清，得失可以相互印证，希望以此暗中消除隐患，实在有难以抑制的苦衷，想要使善于约束磨砺的人，或许对国家的长治久安有所裨益吧。

译光绪六年，岁次庚辰，仲夏月上旬，臣王之春恭敬地撰写序言。

俞太史《柔远记》，有的版本题为《国朝柔远记》。

俞樾

昔日道光年间，有一位大臣叫魏源，写了一本书叫《圣武记》。从开国之初用兵的次序，到康熙年间平定三藩之乱，再到乾隆年间平定回部，都记载得详尽无遗，叙述皇朝武功的强盛，用来传示后世，其用意极为深远。如今光绪朝，又有一位大臣叫王之春，写了一本书叫《国朝柔远记》。从顺治朝直到同治朝，关于中外交往的机宜，以及通商的始末，凡是用来控制四方、安抚万国的内容，都包含在内。与魏源的书相比，其用意尤为深远。然而魏源的书当时已经风行一时，而王之春的书知道的人还很少。我私下里拿来阅读，不禁感叹道：上天之所以宏大覆盖无所不包，而我国家之所以能长久驾驭远方，将天下融合为一家的原因，大概就在这里吧？晋代皇甫谧在《帝王世纪》中说：“自神农氏以上，有大九州、柱州、迎州、神州等；黄帝以来，德行不能及远，只在神州之内分为九州。”这种说法，儒家学者或许并不深信。等到佛家的书出现，四大部洲的说法兴起，更是儒家学者所不谈论的。然而自从西方各国与中国相通，那么海外五大洲，即欧罗巴、利末亚、阿细亚、南北亚墨利加、墨瓦蜡泥加固，都是舟车所能到达、人力所能通达的地方。由此推论，佛家所说的四大部洲可信，神农氏以上的九大州也可信。至于神农氏以上，如天皇、地皇之类，固然遥远荒僻难以考证，而伏羲建都于陈，神农也建都于陈，后来又建都于鲁，典籍中有证据，学者也都相信。那么神农氏以上统治大九州的，都是我们中国的圣人，而四方蛮夷没有参与。天下大势，合久必分，分久必合如今远方的人前来欢悦，视道路如同咫尺，这是分裂后重新统一的征兆。或许我们中国将有伟大的圣人，将统一大九州并统治它，以恢复神农氏以前的旧制吗？世人只看到他们心计奇巧、器械精良，凭借他们的长处，侵犯我的边疆，于是惴惴不安。

认为中国不能成为国家，却不知道治理。天下有根本有枝节，那些心计的奇巧、器械的精良，是上天确实开启的，让他们得以与中国相通，这些都是枝节。至于根本，则本来在我们中国。在孟子时代，有善于作战的人，有联合诸侯的人，有开辟荒地、经营土地的人，人人都认为得到了富强的策略，也就像现在西方国家的心计奇巧、器械精良，即使是孟子也无法超越他们。孟子则用一句话驳斥他们说：“何不回归根本呢？”所谓回归根本，没有别的，就是减轻刑罚，降低赋税，使士人都愿意在他的朝廷做官，耕者都愿意在他的田野耕作，商贾都愿意在他的道路上经商，邻国的百姓都仰视他如同父母。像这样，在孟子时代不过是朝拜秦楚、统治中国，而在今天即使统治大九州并作为君主，也不难了。我地位卑微不足以窥测朝廷的德意，然而私下里看到圣明的天子精心求治吏治，勤勉体恤民间疾苦，一旦遇到水旱灾害，地方官吏还没来得及上报，玺书已经先下询问，可以说抓住了根本。将来恩德广布恩惠深厚，使东西洋都在庇护之中，以恢复神农以前东西九十万里、南北八十五万里的盛况，这一编书，不就是它的开端吗？所以我才说：与魏源的书相比，其用意更加深远了。

光绪十一年乙酉年秋季八月，臣俞樾恭敬地撰写。

彭刚直《盛世危言》

彭玉麟

《盛世危言》一书，是香山郑陶斋观察所著。陶斋原名官应，年轻时倜傥有奇志，崇尚气节。庚申之变，目睹时局艰难，于是放弃科举学业，学习西方人的语言文字，隐于商贾之中，每天与西方人交往，足迹遍布天下，考究各国政治的得失利弊。凡是有关于安内攘外言论的，随手笔录，积年累月，写成若干篇，都是时务切要的言语。识时务者为俊杰，反之则是俗吏迂儒。在当今的时势下，强邻日益逼近，俨然形成战国局面，即使是孔孟复生，也不能不因时而变。我曾读《春秋》，知道当时的君主宰相无不周知各国山川险要、风俗民情、君臣贤否，每日寻求富强之策，不以资历限制人才，这与今天泰西各国没有什么不同。我朝怀柔远人，海禁大开，也应该知道某国为何兴盛，某国为何衰败，知己知彼，洞见本源，才有着手之处，岂止是崇尚皮毛、购买船炮而已呢？我天性木讷，不懂洋务，如今阅读此书所说的中西利弊情形，了如指掌，其忠义之气洋溢于行间字里，实在契合我的心意，所以写下几句，极力劝他刊行问世，以期与海内各位公卿采择并力行之，将看到孔孟之道风行海外，无不尊敬亲近，他们的器物，我们能够制造，日新月异，自然国富兵强，四方蛮夷宾服，怎么不可以将此书作为保证呢？

译啊！甲申年冬天，衡阳人彭玉在海南的军营中。

译李肃毅先生《格物入门》序

李鸿章

汉代司马氏以“本隐至显”和“推见至隐”这两种方法来解释经典，我曾经参究考察其中的道理，知道《大学》中关于“格物”的学说，必须兼有这两层含义才算完备。从古至今，解释“格物”的有七十二家，主要宗旨不外乎“穷至”和“扞御”这两者而已，由于各自坚持己见、排斥异说，于是形成了聚讼纷纭的局面。自从西方学术兴起，“格物”的学说又发生了一次变化，各种学说融会贯通的契机，大概就预示在这里了吧？世间谈论《易经》的人，以“理”为主宰，以“气”为流行，以“数”为对待。西方学术，则用“默达费西加”（Metaphysics，形而上学）来说明“理”，用“费西加”（Physics，物理学）来说明“气”，用“玛得玛第加”（Mathematics，数学）来说明“数”。利玛窦来到中国，开始有了《名理探》和《几何原本》这两本书，大概其中一本说明“理”，一本说明“数”，都依托于“界说”（定义）作为开端。我查阅《后汉书·马融传》的注解，“界”就是“限”的意思。《易经》说“艮其限”，“艮”卦的大象辞说“思不出其位”。《大易》训释“艮”为“止”，《小尔雅》训释“格”也为“止”，可见“格”与“界”这两个字的训释本来是可以互通的。如果用西方学术中“界”字的含义来解释《大学》中“格”字的意义，那么界限以内都是应当穷究透彻的，界限以外都是应当抵御排斥的，两家的学说就没有必要纷争不休了。西方人毕生致力于象数器物的细微之处，志向专一没有旁骛，他们论述形而上的道理虽然与汉宋诸儒不同，但如果认为他们在形而下的学问上完全不符合圣人“格物”的宗旨，那是不可以的。丁总教习冠西是远方的杰出人才，主持京师同文馆的教学，能够阅读经史百家的书籍，如今研究格物之学，用“入门”来命名他的书，这大概还蕴含着“界说”的微妙旨意吧？门以内有户庭、有台阶、有厅堂深处，都是等待穷究透彻的。门以外有里巷、有城墙、有郊野，都是用来资以抵御的。从厅堂深处到达郊野，这就是所谓的“本隐而至显”，是向外的事情。从郊野到达厅堂深处，这就是所谓的“推见而至隐”，是向内的事情。冠西的书，以力学、水学、汽学、音学、热学、电学、光学这七种学问为经，以问答为纬，循环辨析疑难，自设主客，事情本于眼前，解释出乎意料之外。论述“气”的书，是通过试验来获得以资推测的。如果说地心引力是从苹果坠落领悟的，而牛顿的运动定律是从蒸汽膨胀力推导的，瓦特的蒸汽机由此制成，这固然都是“推见至隐”的事情。其他的，比如借用水力来压制钢材，利用气力来扬起浮球，琥珀吸引芥草，是电学的起源；炉鼎烧炼水银，是化学的开端。光学能使微小变得巨大，使遥远变得亲近；音学能传播到极远的地方，使短暂的停留成为常态，这些又哪一件不是基于变化不居、周流六虚的道理来开物成务、利用厚生呢？于是将要怀疑鬼神而夺取造化，如果说这不是“推见至隐”的功效，怎么能达到这个境界呢？当学者专心致志独自探索，默默讨究潜在搜寻，如同禅宗的入定，儒家的坐忘，即使说这是以“扞御”作为“格物”，也是可以的。等到深入事理内部，如兔起鹘落般迅速，这与朱熹所说的“穷至”有什么不同呢？我高兴西方学术的“格物”之说并不违背我们儒家的道理，所以阅读《冠西之书》而发出我的感叹。又听说，西方学术所谓的“斐录”（Philosophy，哲学）、“所费亚”（Sophia，智慧），极其精微且广博，这里只是具备初步的急就章罢了。《冠西》一书诲人不倦，西方学术的堂奥必定还有更深的内容，留待后来的书籍来阐述吧。

郑观应《盛世危言》自叙

郑观应

《中庸》说：“君子而时中。”孟子说：“孔子，圣之时者也。”“时”的意义，真是伟大啊！《易经》说：“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虽然有智慧，不如顺应时势；虽然有农具，不如等待农时。所以“中”，是圣人效法天地、成就始终的根本；“时”，是圣人参赞天地、不遗漏也不过度的准则。“中”，是本体，是根本，所谓不变的，是圣人的常道；“时”，是“中”的运用，是末节，所谓变化的，是圣人的权变。没有本体，凭什么立足？没有运用，凭什么推行？没有常道，凭什么安守常规？没有权变，凭什么应对变故？六十年来，万国通商，中外急切地谈论维新，谈论守旧，谈论洋务，谈论海防；有的崇尚古代而贬低当今，有的追逐末节而忘记根本。寻求那些能洞察本源、深明大略的人，能有几个呢？孙子说：“知己知彼，百战百胜。”这话虽然小，却可以比喻大事。我虽然不聪明，幼年涉猎书史，长大后从事贸易，愤恨外国人的要求，惋惜朝廷的失策，于是学习西方语言，渡过重洋，每天与那里的士人交往，观察他们的习俗，访问他们的政教，考察他们风俗利弊得失盛衰的原因，才知道他们治乱之源、富强之本，不完全在于船坚炮利，而在于议院上下同心，教养得法，兴办学校，广设书院，重视技艺，区别考核，使人尽其才，讲究农学，便利水道，化瘠土为良田，使地尽其力，建造铁路，设立电报，减轻赋税，保护商务，使物畅其流，凡是主管其事的人，必定精通其事，做文官的，必定出自仕学院，做武官的，必定出自武学堂，有升迁而没有调动，各自擅长所长，名副其实，与我国取士的方法不同。张靖达公说得好：“西方人立国，具有本末。虽然礼乐教化，远远不及中华，然而他们驯致富强，也具有体用。育才于学堂，论政于议院……”

译在议院中，君主与民众融为一体，上下同心协力，注重实际而戒除虚浮，谋划确定之后才采取行动，这是它的根本体制。轮船、洋枪、水雷、铁路、电报，这是它的具体应用。中国舍弃了它的根本体制而只追求它的具体应用，无论怎样竭力追赶，常常也无法企及。即使铁甲战舰成行，铁路四通八达，果真足以依赖吗？然而我们

译国家深厚的仁爱与恩泽，当初制定制度，可谓尽善尽美。没想到如今海禁大开，局势如同列国并立，风气一变，竟到了这般地步。《易经》说：“先于天时而动，天也不会违背；后于天时而动，则顺应天时。”懂得进退存亡的道理而不失去正道的人，大概只有圣人吧？近年来，当权者讲求洋务，也曾制造枪炮，设立电报，修建铁路，开采矿山，纺织布匹，以此兴起而应对时局。只是所使用的机器，所聘请的工匠，都来自外国，上下因循守旧，不知变通。德国宰相俾斯麦说我国只知选购船只，不重视技艺学问，不振兴商务，尚未懂得富强的根本，这并非虚言。那些长期居住在中国的西方人，也曾著述《局外旁观》《中西关系论略》《中美续论》《四大政》《七国新学备旨》《自西徂东》等书；日本人在论述中外交涉时，更有《隔靴搔痒论》十三篇。事情繁杂，言论庞杂，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既然四海相通，各国使者四方到达，联系交错，日益增长，想要事情不繁杂，是不可能的。异族杂居，尊重听闻，习以为常，他们指责我们固执，我们嘲笑他们拘泥，想要言论不庞杂，也是不可能的。虽然如此，众人反对的观点，必定有可取之处。江海不因浩瀚而拒绝细流，泰山华山不因极高而推辞泥土。如今假使天下之大，万民之众，凡是有心的人各自竭尽智慧，凡是有口的人各自发表言论，等待朝廷采择，不必追究言论出自谁人之口，只问其对时务是否有益，这也应该是盛世所不禁止的。我从前与中外通达事理、富有智慧的人交往，常在酒酣耳热之余，侧面听到一些论述，多关乎国家安危的大计，而且时常阅读中外日报，所论安内攘外的道理，触动心怀，便随手记录，历年已久，积累若干篇。还担心选择不够精当，论述不够详尽，等待向高明之人请教以决定取舍。而朋友拿着稿子离去，随意交给报馆及《中西闻见录》，曾将全部作品邮寄到香港，向王紫诠先生请教。没想到竟然刊印出版，随即听说朝鲜、日本也重印了，私下恐惧丑态无法隐藏，僭越且招致责难，又请沈谷人太史、谢绥之直隶，将原稿三十六篇删并为二十篇，仍取名《易言》，将杞忧生改为慕雍山人，意在期望再见到雍熙之治。到现在十九年，时势又变，屏障尽撤，强邻日益逼近，西藏、朝鲜危如累卵，而我国工艺的精湛、商务的兴盛，远远落后于日本，感怀时事，耿耿于怀，不能释怀。自顾年老才庸，略懂易理，也急于独善其身，潜修韬晦，于是检查旧箱，将先后论述洋务的五十五篇，请家玉轩京卿、陈次亮郎中、吴瀚涛县令、杨然青秀才先后参定，交给刻工，定名为《盛世危言》。自知愤激之词，难免狂悖僭越之罪，而且管中窥豹，蠡测大海，也难免举长略短，遭受舍己芸人的讥讽。只是圣明君主在上，广开言路，举贤进良，直言无隐，私下愿将自己比作敢谏之木、进善之旌，使人人洞悉外情，事事讲求利弊。如果蒙当代巨公体谅我杞人忧天的愚昧，纠正其偏弊，因时而善用，积习逐渐消除，风化大开，华夏有磐石之安，国运绵延无疆之庆。谁说空谈不能付诸实践，而牛溲马勃，不也是治国者所储备的良药吗？

杨楷洋药茶丝分类表叙

杨楷

如今君子议论洋务，必定说谨守条约。唉！也曾想过这条约，究竟是何时订立的呢？是在道光、咸丰末年，中国人才凋零的时候。当时既忙于抵御外侮的方法，更不懂外交之道，应对失当，开启灾难，招致祸端。西方人看待中国，大概如同婴儿，恐吓他就停止，给他食物就高兴，诋毁狎侮，玩弄于股掌之间，听任他们随心所欲。于是禁令荡然无存，利权尽失。他们在中国不能得到的，是天限定的。凡是可以凭借力量做到的，无不满足他们的欲望。而尤其有害的，莫过于禁止设立公行，名义上允许洋商进入内地购买土货一事。物产之乡与市场之地，价格常常相差数倍，这是商贾的利润。现在却不是这样，洋人得以携带重金到内地采购土货，直接运往海外，于是商贾无权，囤积贩运的利润尽失。从前胡光墉曾凭一己之力，大量囤积生丝，与洋商争夺一日之胜，所以光绪初年丝利大增，出口丝价曾增至三千余万，市局因此大起。自从胡光墉失败后，丝市遂坏，计算五年以后，每年丝价约减少七八百万不等。西方各国常年全力维持商务，而国家用度即取自商业，所以商富而国无不富。中国在物产之利上，听任其自盈自绌，即使外人剥蚀侵夺也不稍加顾惜。假使有一个胡光墉与之相持，不仅不能维持而已。等到他失败后又摧折他，以至于死。一个商人不足惜，这可为国家大计忧虑。中国设立轮船招商局二十年来，收回运载货物的费用不下三四千万，洋商起初曾降价与我

译争夺胜局，接着因为亏损不断，于是订立协议确定价格，不再互相谦让。评论者说，如果中国多拨出漕米资助招商局，并让它进一步降低运费，几年之后，洋商日益败落，而招商局就能独占运输的利益。由此说来，招商局能够侥幸自立，与胡光墉一败涂地，难道不是国家能否维持的验证吗？如今丝茶之利日益消减，当权者曾深深担忧，但导致日益消减的原因，至今天下人还不清楚。有人说西洋各国广泛种植茶树桑树，讲求制茶缫丝的方法，致使中国的利源逐渐减少，这话看似有理实则不对。查考光绪元、二年间，丝茶出口的货物，比起三四年以前，有增无减，那么并非销售运输不畅是显而易见的。而核算其价值，过去是十，现在不过六七。物价贵贱的权力，如果掌握在洋人手中，即使亏损殆尽，也不能满足他们的欲望和供给他们的需求，这哪里会有尽头呢？现在应当筹拨公款，招集散商，仿照招商局的章程，设立官办丝茶局，由官员督办，在产丝茶的地方分设子局，按时采购。洋商在内地置货，虽然不能禁止，应当参照西洋税则，按价值百分抽二十的比例征税。凡是茶叶、丝茧等货物，先在出产之地，一律加重捐税项目，大约相当于其额度，而秘密免除官局加捐，特别规定高价收货，以增加洋商成本，而为小民谋利。厚积资本，广泛囤积，全力与之抗衡。华商出洋贸易，只有日本载入条约，而其他各国没有，应当行文给英、美等国，推广约章，指定口岸，各自由驻洋公使查照西洋各国交涉通商的一切章程，分别妥善商议办理，务必使轻重一例，以显示公允。派人分别到各国，设立货栈，自行运载丝茶等货物出洋，随地售卖，或许可以杜绝洋人垄断之心，而尽通商贩运输之利。这是商务得失的关键，国家强弱贫富的契机，应当尽力谋划的。改变公行的名称而能收到其效，洋商进入内地置货而不能独占其利，没有违背条约而能恢复已失去的权力。为今日计，确实没有比这更好的了。

译杨楷《杂货衰旺提要表》序

杨楷

中国疆域的广阔，不过占地球的五分之一，而人口的数量，却常常达到天下的一半。百姓朴实勤劳，克制嗜好欲望，耐寒耐暑，雇佣费用低廉，从事各种工作，依靠人力而不担心不足。自从西方各国竞相崇尚机器，泄露天地的奥秘，穷尽奇巧，向中国夸耀。他们制造器械的精良，常常以一人之力兼有数十人的功效。而西方人之所以不畏惧这样做，大概是因为他们土地广阔而人口稀少，不竭尽全力经营不足以争夺一时的优势。大抵西方人依靠机器，中国人依靠人力，两者并存，不可偏废。中国如果确实能去除两方的短处，汇集两方的长处，就可以成为天下第一强国。为什么呢？战舰的精良，器械的锋利，采炼金属的技术，这是西方人的长处。中国如果不打算学习就算了，如果打算学习，没有不能做到的。至于人口众多，工价低廉，这是中国天然拥有的优势，他们即使强烈想要做到，也无法得到。计算十年来，通商百货兴衰的数量，大抵使用机器的方面他们获利，使用人力的方面他们亏损，这是一定的道理。中国丝绸和茶叶的利益，洋人常常艳羡，却始终不能夺取，这是什么原因呢？凡是栽桑养蚕、采茶等事情，都需要使用人力，而机器无法接近的地方。上海洋商设立公司，用机器缫丝，然而核算他们产出的货物，与中国缫丝的数量相当，但成本过重，利润更薄，这也是机器有时不如人力的验证。这在于加以体验罢了。人力所不能达到的地方，即使使用机器也可以；那些可以用人力完成的，即使不使用机器也可以。而中国最应该讲求的，在于整顿商务。《周礼》中司市的官员，治理市场上的货物、六畜、珍奇异物，使有利的兴盛，有害的消亡，靡费的减少。西方人在通商口岸，必定设立博物院，凡是金属矿产、珠玉珍宝、山海珍奇以及鸟兽鳞介、农圃果菜之类，近到百工技艺、饮食服用之物，无不罗列陈设，又时常设立赛奇会，荟萃财货，使百姓家喻户晓，趋向他们所利的，避开他们所不利的。西方商务的兴盛，大概由此而来。中国应该仿效这个意思，命令郡县各自汇集本地的物产，上报给上级官员，按时考察物性，比较技术，精益求精。再命令驻外公使各自在所驻国家，购买当地出产的各种物品，带回中国，选择地方存储，凡是外洋的风土物产以及一切制造的技术，都审察其得失利弊，详细参证，分别仿照办理。通商的道路，日益推广，上下同心，大小合力。孔子说：“一年就可以初见成效，三年就有成就。”请以此话作为把握成功的凭证。

庸书序

宋育仁

列举一件事的得失利弊，剖析引导而理解，可以谈论政事了；但不足以谈论全局的得失利弊。列举全局的得失利弊，剖析引导而理解，可以说懂得政事了；但不足以谈论中外之间的得失利弊。列举中外之间的得失利弊，剖析引导而理解，可以说明白政事了；但不足以谈论古今的得失利弊。知道全局的得失利弊，然后才可以知道中外；知道中外的得失利弊，然后才可以知道古今；知道古今的得失利弊，然后才可以谈论全局的得失利弊。综合全局，衡量中外，贯通古今，这样谈论政事的人，可以将政事施行于实际。天下的说法说：今天的弊病在于崇尚文辞，文风败坏，确实是这样；今天的弊病在于轻视技艺，工艺粗劣，确实是这样；今天的弊病在于轻视商业，货物滞销，确实是这样；今天的弊病在于缺乏财富，国家贫困，确实是这样；今天的弊病在于废弃武备，军纪松弛，确实是这样。今天如果去除文辞而重视技艺，厚待商业，致力于财富，重视武备，富强立刻见效。天下争求富强的人，每天用心追求而没有止境，就认为能够成功。综合全局的人，就像拾起契约数牙齿一样，未能权衡中外啊。天下的说法进而说：今天的弊病在于法网严密而法律逃避，就议论更改其苛细；在于官员冗杂而俸禄微薄，就议论平均其俸禄；在于学问平庸而选拔泛滥，就议论改变其选官制度；在于上级蒙蔽而下级壅塞，就议论疏通其上下沟通。今天如果更改律法，厘定官制，兴办学校，实行议院，整齐划一立刻见效，富强容易实现。知道治理根本了。然而更改律法，厘定官制，兴办学校，实行政院，如果不向先王取法，必定以外国为师。外国的治理果真胜过先王的法度，即使师从外国也无妨。先王的法度如果包容外国，数典忘祖，那又做什么呢？师从外国而不损害先王的政事，无妨；损害先王的政事，妨碍圣人的教化，以遗忘中国的根本，那又做什么呢？知道中外而不通古今的人，就像今天去越国而昨天到来一样。如今中国混乱的事情，堕入昏暗之中，而互相以貌饰逃避，确实不能自欺欺人说是为了中国的缘故。以四海为镜而利弊清晰，就知道如何自治。然而我曾经跟随使节出使泰西，观察其政事引导整齐，而风俗却鄙陋悖逆。那鄙陋悖逆的，是戎狄旧俗，未进于文明，而其治理整齐的，是得到先王立政的意思，不如诸夏灭亡了。称颂先王被世人诟病，认为迂腐。

译如果做法宽泛，远离实际事务，那么就要以四海为镜鉴；以四海为镜鉴而有得有失，那么不如考察先王的制度。中国数千年的基业，开创于尧舜，集大成于孔子。先王的政治制度，完备地记载在孔子的著作中，作为万世制作的典范。秦朝废弃先王的道统，愚弄百姓以便利法吏。汉朝虽然稍微恢复经学，但政治规范已经定型，博士们模棱两可，不敢正面驳斥。六经治理天下的根本法则，逐渐流变为文章辞藻和科举程式，人们只学习书本而丢失了其精神实质，学术日益粗疏破碎。等到他们从政时，舍弃经术而向吏胥学习。在上位者察觉他们确实无能，就抛弃士人阶层而专门任用市井商人。更加向外驰求，对内不敬，只把征收关税当作富国的方法，制造船舰器械当作强兵的手段。好像除了这些国家就无事可做，哪里知道如果不修治内政，国家就无法立足呢？而那些见识浅薄、迎合世俗的人，正固执己见、保守残局，极力维护积弊，天下人纷纷喧哗说没有人才，却不知外患的到来是由于内政不修，人才的匮乏是由于学术衰败。设立学校、选拔士人、用人行政，这些事同出一途而不可分离，分离了就茫然不知方向，贤与不贤混淆而世间没有是非，是非混乱而国家没有刑罚奖赏，刑罚奖赏不施行，官政废弛，民间没有教化培养。既然如此，那么不必谈论洋务，只谈论治理内政罢了。

译治理内政的人，如果不遵循孔子的言论和先王的政令，又能归依什么呢？如今设立学校、选拔士人，以孔子、先王的道理为名号，而在用人行政时，却不以此考察其实效，那又是为了什么呢？陈次亮，在农部任职，对经世致用之学造诣深厚，既考证古代，知晓其本源，又长期在枢要机构任职，通晓当世事务，广泛咨询采纳，遍历沿海大港直至香港、澳门，又旁考西方书籍，甚至涉及翻译语言，明察细微，感念时局变迁，于是探究综合古今中外全局，发愤著成《庸书》内外篇共百篇，言论综合名与实，所以以“名实篇”作为首篇。他在审查官员、治理百姓、兴办学校、管理财政、平定律法、治理军队、筹划边防等方面，反复探讨古今盛衰的原因，中外名实的类别，治理与动乱的条理完备无缺。而在风化这一治理的根本上，尤其恭敬地加以注意。开始于自强，终结于圣道。自强的言论简约：形而上的称为道，形而下的称为器。器是道的粗浅痕迹，是先王遗意所留存的地方。经过秦朝酷烈政治的摧残，它消亡并流传到外域。上天将把器归还中国，而让道在泰西施行，表里、精粗交换位置而后退。圣道的言论说：应当趁此时机，上下同心，修明学校，广泛采纳泰西制造器物、崇尚象数的道理，强兵富国的本源，使天下万世不能议论其迂阔疏漏而少有效果。孔子的书，谈论政治的占了一半以上。《周官》治理内政，《春秋》治理外务，先使百姓富裕而后进行教化，由军事而回归礼制，那么哪一方面不完备呢？难道真的迂阔疏漏而少有效果吗？后世想要凭借私人的智巧，背离先王历朝的有效经验，也可以在今日再次引以为鉴了。那么，舍弃孔子还有什么方法？舍弃六经还有什么向善的途径呢？自叙中引用苏轼的话说：“谋划国家大事的人，要确定方向；确定了方向，得失的辨别就明确了。哪有建造房屋却向路人征求意见，在喧闹的市场中不能胜过往来异议的情况呢？”外患与内忧，常常相互因果而积累，不必谈论外交，只谈论内政罢了。明确政令刑罚，兴办教育养育，管理财政治理军队，现在固然有这些名目，却从未有其实效。谈论内政的人，也只是审察名与实罢了。审察名与实的实效，也只是用人罢了。通过言辞来陈述，通过功绩来明察，这是圣人用来审察名实而兴盛各种业绩的方法。所以百篇中谈论治理的内容完备，而以名实为枢纽。就像网有了纲绳，有条理而不混乱，只有通达的人知道通而为一才是对的，不刻意使用而寄托于平常，旨意就在这里吗？没有不通而为一而足以谈论治理的。如果能够早日见到施行，举荐并实施，与天下人重新开始，合力共同缓解国家步履的艰难，消除叹息的灾祸，或许会有好转吧？光绪二十二年夏四月，宋育仁恭敬地作序。

《庸书》内外篇自叙，有的版本作《庸书》内外篇叙。

陈次亮

孔子说：“君子的品德像风，小人的品德像草。风吹在草上，草必定倒下。上面有喜好，下面必定更加严重。”宋朝臣子苏轼说：“谋划国家大事的人，要确定方向。那么天下的治乱安危，就取决于君主意向的确定了。”六十年来，万国通商，当代才俊贤能竞相谈论洋务，而持正守旧的人士，又深居简出，以坚决拒绝、绝口不谈西方事务为高尚。君子求之于己，小人求之于人。内政清明，那么外忧自然平息，不谈外务确实是正确的。而现在那些矫健自命为正人君子的人，大抵是拾取修补，敷衍粉饰，列举细枝末节，网漏吞舟之鱼。等到事变来临，辱国辱身，茫然不知所措。有能够兴利除弊，后乐先忧，默契天意，修明祖制以实不以文，不效法其形式而效法其精神的人吗？没有。那些号称通晓洋务的人，又以柔顺为能力，以周全包容为尺度，以张扬退避为功劳。谈论交涉，就在言语文字交际应酬之间讲求，委屈自己伸展他人，以苟且求得无事；谈论海防，就小心翼翼地耗费精力财力于利炮、台垒、鱼雷、铁舰之类，每年挥霍千万国库资金，以苟且侥幸于一时。抛弃其精华而取其糟粕，遗漏其大体而袭取其皮毛。朝野上下，喧哗嘈杂，想要寻求一个缓急可倚仗的人才，却竟然找不到。满朝聚讼，筑室道谋，内政外交，都没有实际效果。天下人也相互诟病而厌恶，非议而讽刺，抵触而排斥，争辩不休而混乱。而举世民穷财尽，风俗败坏，深患隐忧，深远地不知道最终会怎样，那么上面意向不定，而下面奉行并挟持的人，大概也不能推卸其过错吧。外患与内忧，事情常常相互因果，形势常常相互积累。当循生迭起，庸人痛心疾首，束手无策，而豪杰之士不世出的英才，正借此对镜参观，一试其应对错节盘根的利器。为什么呢？树木必定先腐烂，然后虫子才会滋生。那么外患的到来，必定是因为内政还有所欠缺。外安必定有内忧，何必释放吴国作为外惧？那么内忧的潜伏，正可以倚仗外力以暗中维持其终结。君子观察此前议约的不当人选，与今日伏莽不能为患，其原因就清楚了。现在的外患，惠及我中国的，还不止于此。有东西，古代有而现在没有的，他们全部归还；有事情，他们明白而我们蒙昧的，他们捧出展示给我们。我有百姓不能自养，将酿成刀

译军队遭受疾疫，他们招致它却让它离去，这就像是海外的尾闾（排水口）。我有利益却无法自行兴起，最终被弃置在土石荒草丛中，他们引诱它却让它开启，这就像是迷路时的向导。那些损害我的，其实也是有利于我的；那些新奇的道理，都是古代圣贤遗留下来的。既然如此，我用来应对他们的，不必谈论外交，只谈论内政罢了。内政在哪里？核实名实，严明政令刑罚，振兴教化养育等几大要点罢了。然而其中也有分别。东南多水，通商的国家中，英国最大。他们正独占重洋的全部利益，依靠中国作为奥援，几十年间保持没有战事。我只需振兴商务，开拓利源，拿出土地所蕴藏的财富，与他们竞争互市罢了，没有多余的事了。现在整顿海防，纷纷扰扰、不嫌麻烦的，都是虚设的器物罢了。西北多陆地，紧挨着我的只有俄罗斯。他们的父子祖孙、君臣上下，正同心同德，得到一寸是一寸，得到一尺是一尺，窥探我的堂奥而破坏我的藩篱。他们不敢明显挑起争端的原因，是距离遥远，转运艰难，所以四处观望犹豫，还在等待时机罢了。近年俄罗斯在泰西黑海的出口，屡次被英德遏制，不得不改道向东，所以竭尽全国的资金，经营西伯利亚的铁路。这条路建成后，不仅朝鲜、东三省不能安枕无忧，就连内外蒙古以及连接新疆、西藏的地区，都日日处于风声鹤唳之中。而蒙古各盟沉溺于黄教，如同强弩之末，连鲁缟都难以穿透。北省荒凉，严重依赖东南的接济。军队不是仓促所能训练的，粮饷不是朝夕所能筹措的，将来祸变发生，所产生的情况会有超出寻常意料之外的。那么怎么应对呢？回答说：设置镇守，兴办屯田，开设铁路罢了。

译如今，对方边境自行修筑铁路，我无法禁止。我方修筑道路、增设屯田，对方也无法禁止我。如果铁路已经建成，兵力已经充足，那么我方的一举一动，西方邻国都会有指责之言。想要谨慎巩固边防，就担心开启边衅；想要听任其侵犯掠夺，就是拿肉去喂老虎。肉吃完了，而它的欲望还没有满足。过去经过百战艰难才得到的土地，如今一旦因循守旧就抛弃了，罪魁祸首，怎么向天下后世解释呢？所以，在对方铁路将成未成之际，自强的先着，挽救败局的权宜之计，全在于此了。

难以做到而可贵的，是时机；稍一放松就消逝的，是机缘；可以直行也可以弯曲的，是道理；可以得到不可以失去的，是形势。如今谈论洋务的人，兢兢业业于海防，却不知道根本在于商务；急切关注东南，却不知道要害在于西北。不知道，不能称为明智；知道却不说，不能称为忠诚。纠正这种现象的人，掩耳闭目，激发为孤愤，卓然自命为吾道的干城。然而他们所学的，不过是科举文章、试律、楷书罢了；入仕之后，终年勤勉的，不过是文书、钱粮、公文往来、期限集会罢了。不知道古代，不知道现代，不了解自己，不了解对方，自恃意气，却不知道国事不可以侥幸尝试；自求名声高扬，却不知道天意不可以空言挽回。即使事势不同，以一死报效国家，又有什么补益呢？富贵利达之心，身家子孙之念，难道有侵蚀其心而夺其气的吗？激进与随俗都生病，通达与闭塞都不对，守旧与图新都失误，而天下之大，万民之众，从内到外通晓时务的人，仿佛没有一个人，那么胶固而不通，优游而不断，虚浮而不实在，偏倚而不周全，不明白本末、始终、缓急、先后的次序的人，决不足以转移时运，宏大救济艰难。

我束发读书，留心当世的事务，从童年到弱冠，听长老讲述庚申之变，也常常流泪叹息，深恶痛绝。壮年奔走四方，周历金、复、登、莱、江、浙、闽、粤沿海诸要区大埠，登上澳门、香港之巅，观察其形势，探听其情伪，详察其战守进退分合的原因。然后又广泛采择已翻译的西书，广泛征引华人的游历出使者，参稽互证，通晓其统宗，然后知道内与外，没有外不是内的，一与二，二与一。不揣固陋，撰写此书，内外百篇，略明其旨。区区之意，所望于当世公忠直谅，读书明理的君子：去掉其矜情，及其骄气，各竭其耳、目、心、思之用，识大识小，博通今古，统持全局，以宏其志业而定其指归。那么无内无外，无古无今，无人无我一以贯之罢了。《南华经》内篇说：“唯达者知通为一为是，不用而寓诸用。用的就是通，通的就是得，适得而几矣。因是而已，而不知其然，谓之道。”这是长治久安的根本计策，招携怀远的先声，就是居中驭外、西被东渐的权舆嚆矢。

我朝厚泽深仁，沦浃于斯世斯的民者，至闳且久，方今圣明在上，爱养黎元。各省水旱灾害频发，帑截漕有加无已。湛恩汪洋，洋溢寰区。民气强了，邦本固了，天眷隆了。及此时，综而理之，会而通之敷而宣之，举而措之，如丝就绪，万变而不纷；若网在纲，有条而不乱。国于天地，必有与立。虽然有良法，不能自行。得人则治，失人则混乱。自古以来，未有能易之者也。易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先天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知进退存亡而不失其正的，大概只有圣人吧？《尚书》说：“知之匪艰，行之维艰。”《诗经》说：“予其惩而毖后患。”又说：“亹亹我王，纲纪四方。”孔子说：“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也。”这就是愚诚所为穆然以思，复不禁殷然以待者也。谨叙。

汤氏《危言》序

陆学源

岁旅疆梧大渊献，源钱塘张公行水泲南，识蛰仙于其幕中，时人材雾集多盛饰，边福独蛰仙敝衣冠，柴立其闲，岸然不屑也。起初与他交往，木强若不可合，渐而窥及肝胆，雪白无城府。每与源言天下大计什九败坏于奢，奢斯贪，贪则无耻，而贫且弱矣。慷慨叹息，冀本所锲苦自立者以厉世摩钝。余谓蛰仙殆有得墨之道者欤？居无何别去再〇于辇下，蛰仙气愈颛，识愈员，慷慨叹息于天下也，亦愈亟。闻礼闱已高列矣以三艺逾限，横被彻抑，识与不识者争惜之。蛰仙阳阳如平时谓佹得而无以报塞不如佹失之少臧吾拙也出都后寄〇是编则皆耳熟之泲南者世之须才亟矣才如蛰仙手是编以应宰物者之求如在握

译就像镜子悬挂在厅堂，那盈亏好坏的细微之处，连一根毫毛的差错也无法隐藏。况且他向来秉持卓越独特的节操，大的方面能包罗天地四方，小的方面能震动百里之地，知道一定有显著值得记载的事迹。其他部族逼近居住，像鹰隼一样瞪眼、像猫头鹰一样窥视，等待我们的瑕疵以求满足他们的欲望。我们沉醉于众人的梦话，上百次都不加指责反省，已经不能胜任了。脉动亢奋兴起，袭用三代以来的表面文章，未能平息四方边远地区的骚乱，又足以胜任吗？按顺序推行这些措施，作为穷尽变化、通达长久的开拓之路。光绪年间旅商横摄提格五月，归安陆学源记。

译重译富国策

通正斋生

英国人斯密德撰写了《富国策》一书，西方国家的通达人士像珍藏拱璧一样珍视它。李提摩太翻译叙述《泰西新史》，推究英国富强的根本，追溯其起始便源于这本书。因此想起十五年前曾见过总理衙门同文馆所翻译的《富国策》，言辞旨意平庸浅陋，平平无奇，没有什么奇特之处。后来因为学堂议定兴起，翻译抄录欧美各国的课程，从小学进入中学，再到大学，那些条理贯通综合汇总的地方，都以《富国策》为归宿，它就像总纲之学。此外，天学、地学、化学、重学、光学、电学等，就像分支之学。于是想到西方人分析事理颇为精微，难道有五个六个大国，成千上万的学子心中思虑、口中诵读，勤勉地奉为指南的，反而如此肤浅不值得观看吗？恰好有朋友从南方来，精通西方国家的语言文字，下榻住在我的寓所，饭后闲暇之时，早晚畅谈，于是谈及泰西的各种学问。朋友说，欧美各国以富强为根本，以权利为归宿，他们的得力之处实在在于《富国策》这本书，阐明了其中的道理，并用格致各学来辅助，于是得以纵横四海。《富国策》确实是天下的奇文，这话与李提摩太相同。不久借得了西方人的《富国策》原文，与同文馆翻译的中文互相参校，才知道原文宏大奔放、广博辩丽，文品介于管仲、墨子之间，而译者抛弃了精华，保留了糟粕，名言精理，百不存一。大概因为西方人不甚通晓中文，中国人又不甚通晓西方事务，虽然面对面，却像隔着十重浓雾，所以破碎鄙陋到了这种地步。翻译人的工巧与拙劣，文笔的优良与低劣，对中外古今关系极其重大。中国所流传的佛经三藏，义理蕴藏精深，难道都是佛陀原文吗？实在是六朝隋唐以来，通达的人才借由大手笔来发扬光大罢了。然而谈论性理、谈说空无，对天地民物有什么益处呢？如今西方佛国第一次被天方（伊斯兰教）消灭，第二次被蒙古消灭，第三次被英国兼并，庄严七宝千余年来，早已属于他人了。中国人士起初沉沦于清净无为，再被虚无主义迷惑，三代古时的遗规几乎扫地殆尽。《富国策》以公义化解私欲，以实学挽救虚浮，以真知破除虚伪，真是起死回生的良方。三十年来仅仅因为译者不工，上等智慧通达的人才弃之如敝屣，又怎么能谈得上效法呢？中国自古以来，圣人的著作和明君的阐述，政教所遗留的，尽善尽美，唯独这寻常日用保富生财的道理，经过秦火而完全失传，虽然管仲、墨子等书尚存，但规制或许又被霸术所排斥，以兼爱之说来怀疑，圣道益发高深，圣心愈发晦暗，这就是堂堂大国之所以日益贫弱、受外人侮辱的原因。于是依据原本，请朋友口授，用笔记录下来。虽然未必完全吻合原文，但也大致可供观览了。天下的事，知道并不难，实行才艰难。西方人知道了就实行，勇猛精进，所以能坐致富强。如果用读佛经的方法来读它，用谈性理的方法来谈论它，我知道它一定不合。然而西方人法制的善处，虽然多有暗合的人，可惜没有天生的圣人共同走上大道，所以保富的方法，仍然属于偏颇而不完备，驳杂而不纯粹。所谓知道进取却不知道退守，知道生存却不知道灭亡，知道得到却不知道丧失，先天而行天不违背，后天而行奉行天时。知道进退存亡而不失其正道的，大概只有圣人吧？光绪丙申年小阳月，通正斋生翻译叙述完毕。

西学书目表序例

新会梁启超撰

我已经为西书撰写提要，缺少医学、兵政两门，尚未完成。而门人陈高第、梁作霖，我的弟弟梁启勋，写信询问应该阅读的西方书籍以及阅读的先后顺序，于是我为他们制作了四卷书目表，一卷札记，展示给他们。附带一篇序言说：伟大啊圣人的道理！孔子到周朝，求得一百二十国的宝书。圣祖仁皇帝御纂《数理精蕴》，润色西方数学，置于卷首。高宗纯皇帝钦定《四库总目》，凡是翻译出的西方书籍，全部予以著录。先圣后圣，他们做的事不同，但准则是一致的。唉！广博宏大深远，没有能超过的了。海禁既已开放，外侮日益紧迫。曾文正公在江南开府，创建制造局，首先把翻译西方书籍作为第一要义。几年之间，完成的有一百种。而同时同文馆以及西方人士在中国设立教会的人，相继翻译记录，至今二十多年，可读的书大约三百种。从前纪文达撰写提要，说《职方外纪》《坤舆图说》等书籍，是依仿中国邹衍的说法，夸饰变幻，不可究诘。阮文达撰写《畴人传》，说第谷的天文学上下位置颠倒，动静倒置，背离经典违背正道，不可作为准则。如今五洲万国的名称，太阳地球的位置，西方人五尺高的孩童都能说出。如果两位公爷确实是近代的通达之人，而他们的智慧反而低于西方人的学童，为什么呢？这是因为书籍的完备与不完备啊。大凡有生命的种类，越是愚昧粗野的，他的脑气筋越粗，他所知道的事情越简单；越是文明的，他的脑气筋越细，他所知道的事情越繁杂。禽兽所知的最简单，所以虎豹虽然凶猛，人能关押它们；野人所知的也简单，所以苗黎番回虽然强悍，人能制服他们。智愚的区别，强弱的根源啊。如今用西方人的声光化电、农矿工商等学问，与我们中国的考据词章帖括家言相比

译比较起来，他们所知道的简单与繁杂，相差又能有多少呢？《兵志》说：了解自己也了解敌人，百战百胜。别人正天天在我们的旁边窥探伺机，细微曲折的情况，虚实的状况全都暴露无遗，而我们却还空虚自大，安然高卧，不仅不能了解敌人，而且连自己也不清楚，坐视被侵犯欺凌，本来就是理所当然的。所以国家想要自强，以多翻译西方书籍为根本；学子想要自立，以多阅读西方书籍为功绩。这三百种书，选择其中精要的部分来阅读，对于世界变迁的国土、迁移变化的原因，可以大致有所听闻了。况且我听说英国大型图书馆所藏书籍，共有八万多种，现在所翻译的，不过是九牛一毛。西方国家的各种法令号令，完备而灿烂，实在是治理国家的根本，富强的缘由。现在翻译出来的，为什么如此稀少呢？那里的学术技艺，日新月异，越变化越向上，新的出现，旧的就被废弃。现在各书翻译完成，大都在二十年前，那里的人看这些书，已经认为是陈旧的言论了。而用来告诉我国所谓的学士大夫，他们反而惊讶为前所未见，或者瞪大眼睛改变脸色，好像不愿意相信。唉！难道人的度量相差很远吗？还是引导他们没有掌握正确的方法呢？

译凡翻译出版的书籍都分为三类，第一类是学术，第二类是政治，第三类是教育。现在除了教育类的书籍不予收录外，其余各类书籍分为三卷。上卷收录西方学术类书籍，其类目包括算学、重学、电学、化学、声学、光学、汽学、天学、地学、全体学、动植物学、医学、图学。中卷收录西方政治类书籍，其类目包括史志、官制、学制、法律、农政、矿政、工政、商政、兵政、船政。下卷收录杂类书籍，其类目包括游记、报章、格致总论、西方人的议论著作、无法归类的书籍。

明朝末年及清朝初年，利玛窦、艾儒略、南怀仁、汤若望等人因精通历法而被提拔任用，他们所著的书籍收录在《天学汇函》《新法算书》中的，有一百多种。此外，制造局、益智书会等处翻译印刷但未完成的书籍，也有一百多种。自从通商以来，中国人撰写论述西方事务的书籍，其中切实可读的，也有几十种。将这些书籍搜集荟萃，编为一卷。

西方学术类书籍的分类最为困难，因为一切政治都源于学术，所以政治与学术不能分开；不通晓各类学术就不能成就一门学术，不综合各项政务就不能推行一项政务。因此，某门学术与某项政治的各个门类也不能分开。现在为了便于学者研究，强行加以区别。如果有一本书可以归入两类，则根据其侧重点来归类：例如行军测绘不列入兵政而列入图学，御风要术不列入天学而列入船政，化学卫生论不列入化学而列入医学，就是这样。又如电气镀金等书原本可以归入电学；脱影奇观、色相留真、照相法等书原本可以归入光学；汽机发轫、汽机必知、汽机新制等书原本可以归入汽学；现在都归入工艺类，是因为工艺类的书籍无不推究本源于格致之学，不能全部取回各自原本的类别。又如金石识别，似乎适宜归入矿学类，又似乎适宜归入地学类，但两者都不妥当，所以归入化学类；海道图说，似乎适宜归入地学类，又似乎适宜归入海军类，但两者都不妥当，所以归入船政类。这些门类的划分也颇费斟酌，但终究难免受到牵强的指责。然而自从《七七录》到《四库总目》，其门类的分合、归部的异同，通达事理的人尚且非议，争论至今也没有完善的方法。这件事的困难，由来已久了！海内贤达之士，如果能加以教诲，那是何等的幸运！

门类的先后顺序，西方学术类，先虚后实。因为有形有质的学问，都是从无形无质中产生的。所以算学、重学排在首位，电学、化学、声学、光学、汽学等次之。天地人合称全体学，物称动植物学等再次之。医学、图学完全属于人，所以排在最后。西方政治类，以了解各国情况为第一要义，所以史志排在首位。官制、学校是政治的源头，所以次之。法律是用来治理天下的，所以再次之。能够富裕然后才能强大，所以农政、矿政、工政、商政依次排列，而兵政排在最后。农业是地面的产物；矿业是地下的产物；工业用来制作，制作这两者；商业用来流通，流通这三者。这是这四端的先后顺序。船政与海军相关，所以附在后面。

已翻译的书籍中，中国官方机构所翻译的，兵政类最多。因为过去的人认为，中国各方面都胜过西方人，不如的只有军事而已。西方教会所翻译的，医学类最多，这是因为传教士多从事医学。制造局最重视工艺，而工艺必然基于格致之学，所以格致类书籍虽然不够完备，但大致可见。只有西方政治类书籍翻译的很少，官制、学制、农政等门类竟然没有完整的版本。现在仍然列为一个门类，是因为根本所在，不可不讲，列出类目以等待日后的补充。

目录的惯例，标注著者姓名。现在标注译者，不标注著者，是因为重在翻译。翻译书籍通常是一人口述，一人笔录。现在许多书籍只标注一人，原本没有同时标注两人，所以沿用旧例。名字跟随主人。

收藏家最讲究善本，所以各家书目对于某朝某地的刻本极为讲究。现在所列的都是新书，极少有其他版本，但仍详细列出，不过是为了方便购买阅读，与古人的用意略有不同。注明在某某书中的，是没有单行本的。注明《格致汇编》本、《万国公报》本、册《时务报》本的，下面不标注本数价值的，也是因为没有单行本。

古书使用卷轴本，所以标注卷数。后世装帧形式已经不同，却还沿用旧名，非常没有意义。所以现在一概标注本数，不标注卷数。

目录学家都不标注价格，因为重在收藏，不需要这个。现在为了方便购买阅读，所以参照各省官书局的惯例，详细列出价格。标注若干两、若干钱的，是银价；标注若干千、若干百的，是制钱价格；标注若干元、若干角的，是洋银价格。制造局、同文馆、天津学堂的书籍，一概依据原单；私家刻本及西方人士自印本，依据格致书室的清单。制造局的书籍有原价、减价、重减价，格致书室的清单所列制造局的书籍，依据其减价的价值；现在所列的，是其重减价的价值。减价与重减价的比例，大约如十与八。

表格下方加识语，表格上方加

译这些圈点标记，都是为了方便学者购买阅读而设置的，体例是否典雅规范，并不在意。可惜我学识浅陋，未必恰当。希望世间的君子们，能够予以纠正。

译附卷所收录的，是通商以前传入中国的西方书籍，大多谈论天文历算和宗教教化两个门类。现在除了关于宗教教化的书籍不予著录外，其余各类书籍无法按类别区分，所以以著书人来区分。

附卷所收录的，中国人论述西学的书籍，搜罗得特别狭隘。那些海内通达事理的人，或许有写成书但未刻印的，或者刻印成书而我未曾见过的，应当不少。我见识浅陋，知道这是孤陋寡闻造成的。至于市面上通行的版本，有抄袭前人、割裂原著来成书的，那是市侩为了牟利而做的，见闻广博的学者不屑一提，一概不予著录，以示严谨，并非遗漏。

中国人论述西学的书籍以游记为最多，其余各种也不能按类别区分。现在借用佛经中区分“人”与“非人”、化学家中区分“金”与“非金”的例子，区分为游记类和非游记类两个门类。

近代有些人把翻译的书籍归入自己著作之中，不标注“译”字，我都一一疏通证明，仍然归入译书表中，不援引“名从主人”的例子。

表格后面附有札记数十条，是过去回答学生提问的话，谈论各书的长处和短处，以及某本书适宜先读，某本书适宜缓读。虽然不够详尽，初学者看了，也可以了解入门的路径，所以借用“过而存之”的意思，附在末尾，名为《读书法》。博雅君子，想必不会讥笑。至于我那些粗浅的意见，则详细记载在我所著的《西书提要》中，这里不能多说了。

西书提要农学总叙

新会梁启超撰

议论的人说中国以农业立国，西方以商业立国，这是不对的。欧洲每年国民财产收入，总共得到三万一千二百二十兆两，其中农田价值占一万一千九百三十兆两，商业价值仅一千一百二十兆两。那么欧洲商业虽然兴盛，其利益不过农业的十分之一罢了。种植带来的财富，美国最为丰富，每十方里的产量可以养活二百人，而化学家认为如果能充分发挥土地潜力，每十方里的产量可以养活多达一万六千人，比美国现在的产量增加十多倍。而美国的产量比欧洲还增加一倍有余。那么今天欧洲的农业，简直是萌芽中的萌芽罢了。中国的农业又远远落在欧洲后面，如同三十四与十二的比例。西方人说如果按照欧洲普通农业方法的产量推算到中国，每个县每年可以增加白银七十五万，推算到一个省，十八个省会怎样呢？推算到十年百年，又会怎样呢？况且中国距离赤道近，热量充足雨水充沛，使用同样的方法，收获又可以比欧洲更丰富。如果推演到极致发挥土地潜力的方法，又会怎样呢？所以中国的祸患在于不致力于农业罢了，如果真的致力于农业，难道还担忧贫穷吗！现在谈论治国的人，大多谈论强兵而很少谈论致富，即使谈论富国的人，也多谈论商业而很少谈论农业，舍本逐末，难怪日益贫穷，日益衰弱。西方人谈论农学的，国家有农政院，民间有农学会，农家的言论汗牛充栋，中国完全没有译本，只有《农学新法》一书，不到三千字，本来不能自成一类。现在特别设立这一门类，采集《格致汇编》中与农学相关的，补充说明此事，作为切要之举，等待后来的君子继续翻译大部头著作，使它们汇聚成卷。

沈氏音书序

新会梁启超撰

国家凭什么强大？民众智慧了国家就强大了。民众凭什么智慧？天下人都读书识字，民众就智慧了。德国和美国，他们民众一百人中识字的大约有九十六七人。欧洲其他国家也是这样。日本一百人中识字的大约有八十多人。中国以文明著称于五洲，而一百人中识字的不超过三十人。虽然说是学校不兴盛，又为何差距如此悬殊呢？我同乡黄公度先生说：“语言与文字分离，那么通晓文字的人就少；语言与文字结合，那么通晓文字的人就多。”中国文字有一个字兼有几个读音，那么辨别读音也难；有一个读音对应几个字，那么选择字也难；有一个字包含几十笔画，那么识字也更难。《日本国志》第三十三卷。唉！华人识字稀少，不也是因为这个吗？梁启超说：“天下的事理，有两种：一是质，二是文。文，美观而不实用；质，实用而不美观。中国文字偏向形体，适宜于通达事理的学者笺注词章文家的言论。外国文字偏向声音，适宜于妇女儿童日常饮食质实家的言论。”这两方面相对立，不能互相否定，不能互相战胜，这是自然的道理。况且现在的文字沿袭自数千年以前，未曾改变，篆书、隶书、楷书、草书写法略有差异，不能说文字改变了。而现在的语言则自数千年以来，变化成千上万，无法计数。用多变的东西与不变的东西相遇，这就是文言分离的原因。古代妇女的歌谣编成诗章，士大夫的问答写成辞令，后人都认为这是文字极美的表现，却不知道这些都是当时的语言。哪里存在分离呢？孔子在楚国，翻译十二经，见《庄子·徐无鬼》篇，《诗》、《春秋》、《论语》、《孝》，齐国的儒生、鲁国的儒生各自用他们的口音诵读，也像英、法、俄、德各自用他们的土音翻译西方经典

译又哪里存在文言分离的情况呢？后来的人抛弃当时的语言，不屑于使用，一味推崇古文，所以文章典雅、训词深厚，堪称五洲之冠。然而专门研究古文的学者，有的甚至穷尽老死、耗尽精力，也不能通晓小学（文字音韵之学）；而在山海偏僻之地，百户人家的大族中，懂得读书的人往往已经断绝了。因此，中国的文字能够上达于上层社会，却不能下达到下层百姓。大概文言分离的危害，始于秦汉以后，距离古代越久，分离越远，学习文章越难，并非自古就是如此。西方人既有希腊、拉丁文字可以考证古事以等待上层人才，又有英、法、德各国的方言可以沟通今事以普及下层百姓。如果西方学者只使用希腊古字，而不借助现在的方言，那么西方文言分离的情况，必定与我们相同，而识字读书的人之多，也未必比中国有所增加。考察古今变化的原因，认识离合兴起的根源，审察中外的差异，知晓强弱的本源。于是通达事理、有志之士，急切地将谐声增文作为世界的一件大事。我所听说的，有刘继庄先生，有龚自珍先生，颇有论述创造，然而世间没有流传。我的老师南海康长素先生，认为小儿初学说话的声音是天下共同的，选取十六个音作为声母，自己制定凡例，嘱咐他的女儿编纂。我未能听到。而在朋友中，湘乡的曾重伯先生，钱塘的汪穰卿先生，都立志于此业，都未成功。去年从《万国公报》中见到厦门卢戆章先生的自述，共几千字。又从达县的吴铁樵先生那里见到蔡毅若的快字，共四十六个声母，二十六个韵母，一个声母一个韵母相配成字，声音区分方向，笔画区别粗细。这大概是西方报馆用来记录议院言论的东西。我对万国文字一无所知，音韵之学未曾入门，茫然无法揣测各位先生的长处。然而私下里很高兴，从此我们中原的文字在文质两方面，可以不偏废，文言合一，而读书识字的有智慧的百姓，可以日益增多了。沈学，是吴地人，没有字，精通西文，研究名理，十九岁著书，五年书成，名为《盛世元音》。他自己说：“用十八个字母可以拼切天下的声音，想学这门技术，半天就可以通晓，其简易程度在五大洲一切文字之上。”他认为卢先生的方法拘泥于古，不如自己。我告诉他蔡先生的法则，说笔画区分粗细，不适于使用，方法不严密，也不如自己。我没有见到卢先生的书，蔡、沈两家的方法相同，大概都出自西方人，或许沈先生更加神而明之，有所独创吗？然而我学识浅薄，终究无法揣测各位先生的短长。沈先生因为年少潜心绝艺，想用所学改变天下，常在西方人安息日在海上的一林春茶楼，带着技艺等待来者并传授给他们。这大概也有古人强聒不舍的风范吧？沈先生嘱托将书录入报纸中，他的文笔未尽雅驯，质朴家的言论本来就是这样，不能苛求完备。至于他的言论多有透彻犀利，是前人没有说过的。唉，不能说不是一位才士。已经先登载原序，与法则等待另外的简册。世间的君子，或许愿意听闻吗？

译变法通议自序

法律为什么一定要变革？凡是存在于天地之间的万物，没有不变化的。昼夜交替变化而形成一天，寒暑更替变化而形成一年。大地初生之时，炽热熔融的物质经过层层累积变化而形成地球。海草、螺蛤、大树木、大鸟、飞鱼、飞鼍、有袋类动物、脊椎动物，彼生此灭，交替更迭变化而形成世界。紫色血液、红色血液在体内流淌，呼出炭气吸入氧气，时刻连续不断，一天之内发生千次变化而形成活人。假如说不变，那么天地和人类就会同时消亡了。所以，变化是古今共同的真理。贡赋和助耕的制度变革为租庸调，租庸调变革为两税法，两税法变革为一条鞭法。井田制下的兵役制度变革为府兵制，府兵制变革为骑兵，骑兵变革为禁军。学校选拔人才的制度变革为推荐征辟，推荐征辟变革为九品中正制，九品中正制变革为科举制。上下千年，无时无刻不在变化，无时无事不在变化。这是公理本来如此，并非人为造成的。那些主张不变的人，动不动就说要恪守古法，恪守古法的人哪里知道，从太古、上古、中古、近古直到今天，本来就已经经历了成千上万次的变化？今天被他们视为古法而坚守的东西，与古人的本意相比，相差岂止是可以用里程来计算的呢！现在，自然的变化，是天道的规律。有的变化带来善果，有的变化导致弊端。有人为的因素在其中，那就是智者所应当审慎对待的。古语说：“学习的人向上通达，不学习的人向下沉沦。”治理国家也是如此。如果随波逐流，听任事物自然演变，就会日益趋向弊端；如果振奋精神进行整顿，斟酌权衡以通晓变革，就会日益趋向善治。我考察古代历史，一个朝代接受天命，确立法制制度，几代以后，他们的子孙所奉行的，必定与其祖父有所不同。然而君臣百姓上下却视而不见，认为我们今天的法律，是祖先用来治理天下并取得成功的，就安然守旧，因循守旧而不加考察，逐渐迁移变化，百事废弛，最终导致疲敝不堪收拾。后来兴起的人审视其弊端并进行变革，这就成为新的王者了。如果他们的子孙能明白这个道理，自己审视弊端而自己进行变革，这就称为中兴了。汉朝和唐朝的中兴，正是如此。《诗经》说：“周朝虽然是旧邦，但其天命却是新的。”意思是治理旧国必须使用新法。这件事非常顺理成章，其意义极其明显。有可以施行的时机，有可以借鉴的方法，有不得不推行的形势，有不容稍缓的原因。那些主张不变的人，仍然说守古、守古，坐视因循废弛而内心毫无触动。唉，这难道不是大惑不解的人吗！《易经》说：“穷尽则变革，变革则通达，通达则长久。”伊尹说：“采用新的，去除旧的，疾病就不会存在。”夜里不点燃蜡烛就会昏暗，冬天不穿皮衣就会寒冷，过河却乘坐陆上车辆就会危险。这是显而易见的。而服用旧药方的人会死，现在专门标举这个意义，大声疾呼，上承《尚书》中土训、诵训的遗风，下依《易经》中蒙卦讽谏鼓动的义理，说话没有罪过，听到的人足以兴起，写成六十篇，分为十二类，了解我或怪罪我，我都无话可说。

盛世元音原序

吴沈学来稿

今天议论时事的人，不是主张恢复《周礼》的古制，就是主张更新西学。所说的虽然不同，但志向是一致的，没有不以变通为念的。比如官制、兵法、农政、商务、制造、开矿、学校教育，我认为变通文字是最先要做的。文字是智慧的器具，承载古今言语和心思。文字的难易，是智慧愚钝、强弱区分的根源。上古结绳记事的时代，文风尚未开启。黄帝垂衣裳而治，制定形象、数字和器物，以便利民生。仓颉创造六书，以代替结绳，文物逐渐昌盛明达了。籀文、篆书、隶书，字体代代变化，历经数千年，几乎完全丧失了造字的精髓。大体上是删繁就简，畏难趋便，然而这也是人性使然，事理必然如此。大清历代圣君统治天下，风气大开，汇聚万国的冠冕服饰，沟通五洲的轮舶舰船，达到自古未有之世界，开启自古未有之变局。中外相比，中国简直像是羲皇上人，最欠缺的就是文字这一学问。这是因为西方使用拼音文字，而中国使用象形文字的缘故。自从仓颉造字至今，四千五百多年，分部类的方法有三种：一是事类，二是音韵，三是笔画。字部多至五百四十四个，少也有二百一十四个，共计字体四万九千多个。士人常用的只有四五千字，如果不诚实地研读十三经就不能聪明，没有十几年的功夫是不行的。人生可用的时间有几次？因为花了十年读书的人少，融会贯通古今、横览中外的人更少。既然文事衰微，外患频动，在这痛巨创深之际，没有不想自强图存的。我私下认为自强有三条：一、欧洲列国的强大，罗马失道，欧洲分裂为列国。列国之所以强大，是因为有罗马的拼音文字。人们容易读书，就容易明白道理，道理明白了利弊就清晰，上下同心，讲求富强。二、美洲的强大，其所以强大，是因为欧洲人迁徙到那里，大多是读书的种子。如今达到富强，与欧洲并驾齐驱的，也是拼音文字的作用。拼音文字容易表达彼此的心意，上下没有隔膜。三、俄国和日本的强大，俄国沙皇彼得幼年学习欧洲一切富强之事，铭记于心，记录于书，登上大宝之位，新政隆盛，今天下畏惧它。日本通商二十年，奋然兴起，是因为勇于学习，上下都以吕方美兴为志向，今天下敬重它。这两个国家的自强，其势头是由上借助本国拼音

译翻译《太西富强书》，让百姓诵读，这是为了推行切音字作为富强的源泉。中国人居住的地方占天下的三分之一，人口众多，理应采用更便捷的识字方法。否则，众多的人都是愚昧无知的，虽然拥有耳目，却如同没有见闻。统计华人有三四亿，每年出生与死亡相比，百人之中多出一人，一年增加三四百万，十年增加三四千万，这就相当于多了两个省份的人口，如果不迅速谋划，如何教养？变革文字则学校容易推广，人才得以崛起。有人说：切音字易于书写和阅读，这是道理。唯独象形文字依靠眼睛识别，切音文字依靠耳朵识别。眼睛识别没有耳朵识别那样广远，耳朵识别没有眼睛识别那样恒久。利弊相互抵消。我说：象形文字恒久，难道是因为它的形象吗？字形代代变迁，靠意会的居多，想要真正恒久，非图画不可。文字不是图画，每个字都有读音。汉文用偏旁来解释字义的，如“部”与“格致”大相矛盾，不足以作为意义。考察字义的来源，只有三种：详见《文学、性理篇》。既然字义有三种来源，怎么知道不能用法则来形成呢？详见《书法篇》。字音有六千二百八十种不同，单音详见《反切篇》。这比字义重要，何止千倍？西文不注重字义，只以字音连缀成句读，通行天下，足以证明字音胜过字义。字义难以承载，字音汉文读音随地而变，意义却很少变化。字音能完全承载字义，观看《西字汇》可以证明。因此，切音字不仅广远，而且能恒久。

译有人说：“那么，借用别国的切音字来拼读中国的语音，可以吗？”我考察到中国方言最多最乱，欧洲方言差异不大，尚且不能统一拼读各自形成字母。英文不拼读法语音，法文不拼读俄、德、丹麦语音，它们的字母也不能互通。欧洲人常常商议合并几国语音使其文字统一，直到今天也没有成功。他们的书写也并不简便，几十个字母中有将两三个字合并为一个字母的，三仄四声模糊不清，声音不如笔画清晰，又因音变不如使用象形字方便。虽然书写阅读较难，但意义尚易辨别。中国同音异义的字很多，使用切音字在理上是不可行的。有人说为了富强计，不在于另创新字，一切效法西方，用洋文的用洋文，用汉文的用汉文也可以。我认为想要深入通晓格致之学以求富强，必须兼通汉文和洋文。完全驱赶国人学习洋文，势所不能，必定依赖出洋的人翻译书籍，翻译语言，用汉文注释传授给子弟。然而汉文不能标注西文字音的情况很多，而且快慢脱节，轻重失序，处处都是如此。汉文一个字随着方言不同而读音各异，想要它对后学有利，能做到吗？这是生为华人，想要兼通几国文字，必须从在私塾中开始，想要精通一门技艺，能做到吗？我担心中国风气一变，好逸恶劳之心产生，利弊之见明了，因为洋文比汉文书写阅读容易，利用广泛，不到百年，读汉文的人就没有了。国家一旦有变更，将像丢弃破鞋一样抛弃汉文。这样则富强未得，中国的方言灭绝了，中国的文字废弃了。上以埃及、巴西为鉴戒，下以印度、日本为鉴戒，千古的精英尽失，实在令人叹息。那么汉文在当今，有不得不变的趋势，又有不能立即改变的情况，该怎么办呢？天下没有不可探究的道理，没有不能做的事情。我阐明体用之理，得到《盛世元音》十八笔字母，可以公之于天下，能拼读天下语音，兼分文理，音同义异的字，用来翻译汉文、洋文书籍，音义不差。以十八笔为阶梯，八下钟可以尽学写读之快，省制作之美，具备古今未曾有的优点。一年全国都能诵读有用之书，三年地尽属有用之人，得到文字的快捷方式，作为自强的源头，同文之盛，大概将要看到了。

时务分类文编卷二

[富强]（生财）

总论

天下万事万物，没有没有道理的。浅薄的人看到浅显的道理，深刻的人看到深刻的道理。浅薄的人不可以和他谈论深奥的道理，就像深刻的人不可以和他谈论浅显的道理一样。富国之学，以美好的利益惠及天下。想要天下人人都能知道，能实行，就必须从浅显的开始。斯密、德者，是英国人。首创这门学问，命名为《邦国财用论》，说的是富国，实际上是说富民。因为财用是人生衣食的来源。百姓如果没有财用，国家怎么能有财用呢？所以百姓的财用是国家财用的根本。财用在天地之间，其途径也非常广阔。凡是人所吃所用的，有无多寡，盈虚缓急，或者充足或者不足，彼此交易而退的，都可以称为财。天空的空气，是人生呼吸所需要的。得到它就能生存，得不到它就死亡，有什么比这更宝贵的呢？然而取之不禁，用之不竭，别人不缺乏，我也不多余，不可交易的，不是财。水这种东西，没有地方没有，没有人不用，按理水也不是财。然而在大都市，地狭人稠，雨水不足以供应使用，就必须借用人力来运输，水也就成为财了。英国安威耳山，名泉出处，一渠之水，便宜得和天空空气一样。等到运到伦敦，迁移十几里，纽利佛自来水公司就依靠它作为致富的来源。所以天下的财，没有固定的，看天下人的用与不用而已，看所用的有无多寡盈虚缓急而已。贫富的不齐，不只是国与国如此，即使在一国之中，现在和过去也不同。英国人昔日的贫穷，和今天的土著一样，土地还是那块土地，百姓还是那些百姓。以现在和过去相比，如同天渊之别，为什么呢？英国所依靠以致富而保富的，是煤铁，纺织，工艺物产。过去有这些财而不知道使用，不能使用，所以缩手缩脚千年吃穷。然而几十年间，风气大开，穷人突然变富，那么过去的英国人愚昧，而现在的英国人智慧。造物生财，不局限于一方，本来没有限量，而取财、用财、理财的方法，则看国家的教养来决定盛衰。没有中外古今的区别。有富国，有贫国，有不贫不富的国家。起初百姓，猎兽而食，一变而为游牧，再变而为耕作，而教化兴起，而政治建立，文明昌盛，彪炳寰宇，这就是所谓的富国。蛮夷的风俗，以佃渔为生；沙漠的百姓，以游牧为业；或者草衣木食，或者穿着毛皮帐篷和毡裘，荒忽往来，自生自灭，这就是所谓的贫国。东方各国设立长官治理，聚族而居，遗留的风俗流风，最接近古代。只是安于常规习惯旧俗，不知道变通，地产虽然丰富，人力未尽，这就是所谓的不贫不富的国家。这其中各有其所以然的原因，不可不考察。天下的事，不进则退，富国追求进步不止，所以能日益达到富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