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务分类文编卷二

译贫穷的国家是日渐衰退的。不贫不富的国家，既不想进取也不愿退守，最终也必然归于日渐衰退而后才停止。宇宙间生成的事物，本来就没有长久而不败坏的，国家也是如此。钱币是用来计数的，用以衡量物价的贵贱，从而调剂有无、促进流通。然而在百年以前，观察国家贫富的人，总是以金银的多寡作为标准，这是错误的。钱币虽然可以统摄万物，但万物也可以制约钱币。人们看到钱币珍贵，于是认为万物没有比钱币更珍贵的，除了金银之外就没有别的财富，以至于在理财用度、内政外交方面，上下都沾沾自喜，每天只想着积累金银。哪里知道财富产生的根源，以及国家富裕的关键，在于此而不在于彼呢。如果一味追求得到它，反而可能会失去它；这里刚刚聚集起来，那里或许就散失了；想要取得它，必须先给予它。如果没有通达事理的人，怎么能知道其中的奥妙呢？这就是《富国策》这本书之所以不能不写的原因。

译三要

生财的方法有三，一是天时，二是地利，三是人功。天时的作用隐微而难以阐明，请先谈谈地利。地上的利益，就是五谷、百果、鸟兽、草木以及飞禽走兽、潜游动植物等万物；地下的利益，就是五金、煤铁、药石等各种矿产。地上生长的东西无穷无尽，地下蕴藏的东西也无穷无尽，但能产出以供天下人取用的却是有限的，这就是所谓的自然之利、不竭之源。然而，虽然地利丰富，但取材并加以利用则完全依赖人力。比如煤产于山中，是天生财富聚集的地方，如果没有人力开采并运输，它的利益最终将被废弃在地里。即使开采并运输，仅靠人力，手脚的力量必然有穷尽的时候，那么取用的只是一半，废弃的也是一半。机器的应用兴起之后，山川的蕴藏才能被制造出来，虽然精巧，但没有铜铁就不能制成，所以地利与人功是相互需要的，也是相互补充的。虽然如此，用物来制造物，物必然有来源；用工来制造工，工不能没有食物。因此，事先筹划，平时积累，本来就有在地利、人功之外的因素，那就是资本，尤其重要。资本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从地里长出来的，用一句话概括就是：节约下来的剩余。这并不是说有了剩余就有所得，有了节约就有所成。地利所生产的，或许经过几十上百人的劳作才能供人使用；人功所产出的，或许经过几百上千道工序才能看到成品。比如农夫在田里辛勤耕作，从耕田除草播种到秋天收获，必须经过几个月的时间。在这几个月里，难道能空腹等待新谷成熟吗？所依赖以维持生命、供养生活的，本来就是去年剩下的粮食，通过节约来供给今年的使用。农夫是这样，推广到工匠，推广到商人，又何尝不是如此？然而天下的人，往往明白农业而不懂工匠和商业，这是为什么呢？地利，是生财的方法；人功，是取财的方法；而资本，是节约财富的方法。这就叫做三要。

人功

一根纱、一块布，物品极其微小。然而种植棉花的是美国；纺纱织布的是英国；购买并穿着的是印度、中国、日本等国。计算其路程，已经环绕地球一周。棉花在美国，开始耕种，接着播种，最后收获，然后轧去棉籽，打包，用车船运输，从内地到海口。美国人的劳苦费用，已经不可胜计了。从美国到英国，隔着三万里的海程，不能直接渡海，英国人于是造船去迎接，起初用帆船，后来用轮船，成千上万艘船，桅杆相连进入港口。又必须有搬运的人夫，堆积的货栈，车船运输，从海口到内地，进入织布、纺纱各厂。蒸汽机一动，万千轴轮灵活运转，工人上千，往来如蚂蚁。经过十五道工序制成纱，经过二十四道工序制成布，然后打包，捆扎。车船运输，又从内地出海滨，装载上轮船，进入地中海，穿过苏伊士运河，四万里到达印度，又二万里到达中国、日本，那么英国人的劳苦费用，又当如何呢？区区纱布这样微小的物品，其工序繁杂且巨大如此。其他的百货百物，可想而知了。工序虽然极其繁杂，费用虽然极其巨大，但上下勤勉努力，齐心协力，不曾厌倦，这是因为亿万百姓度日谋生所依赖于此。然而人功生财，有可见的，有不可见的；有相关的，有看似不相关的。万物生于天，出于地，聚集于人，成于众人。人不能创造万物，就像天地不能聚集万物一样。谷子和麦子，是天所生，地所出，种植、收获、舂捣、磨碎、烹煮，做成饭和饼，用来充饥饱腹，这是人的作用。无论是农、工、商，这都是生财的显然可见的部分。用农具耕种，用釜甑做饭，农夫有所不能做的，那么帮助农夫耕种的，都是生财的人。饿了必然想吃，冷了必然要穿，工匠有所不能提供的，那么帮助工匠制作的，都是生财的人。道路往来，车船转运，商人有所不能兼顾的，那么帮助商人流通的，都是生财的人。不仅如此，那些修路的兵夫，巡街的捕役，听讼的官吏，守港的兵船，乃至轮船、火车、邮政、电报、银行之类，以及各种格致、化学、重学、光学、电学、地质学等类，都是为了弥补农工商的不足，兴办大利，消除大害，以永远保护农工商各业，从而坐收无穷的大利。这种生财的功效，看似相关，又看似不相关，看似可见，又看似不可见。比如乡里的启蒙老师，不知情的人认为这是浪费钱财，实际上妨碍工作，非常严重。如果说启蒙老师也是生财的人，谁会相信呢？等到出来从事农工商各业，就知道识字读书的人比不识字读书的人所得的工价必然更丰厚，那么所生的财就在人身上了；所制成的物料必然更精良，其价格必然更高昂，那么所生的财就在器物上了。如今通商万国，机器盛行，无论大贾巨商，都必须通达古今中外人情政俗的大概，才能独操胜算。即使下至小贩，一材一艺，如果不通晓书算，几乎寸步难行。智慧聪明，没有老师不能开启，没有学习不能显现。那么劳力者是生财的末节，而劳心者是生财的本原。而且人之所以

译能够成就大功、建立大业的人，依靠的就是这种精神意气。如果只是潦倒颓唐，那么所有的念头都会化为灰烬，所有的事情都会像瓦片一样碎裂。西方国家实行七日安息制度，通过踢球、放鹰、游览花草园林等活动，供人游玩隐居，以此陶冶志气，涵养心神，使得全国上下的人都能从容宽舒，都享受到生活的乐趣，然后才可以考核他们的勤勉与懒惰，要求他们发挥功效，这就是所说的“让他们劳作而不怨恨”。这种看似无端浪费的行为，似乎对创造财富有害，但实际上却是创造财富的根本所在。虽然都是浪费，但有益与无益是不同的。天下不可能没有游手好闲的人，游手好闲的人不可能没有浪费。比如东方各国修筑寺庙道观，举办赛会迎神，僧侣道士这类人，敛财中饱私囊，不耕种却有饭吃，不织布却有衣穿，他们所花费的都是农工商辛勤劳作所创造的财富，却不能自己生产任何物品来补益世用，这在创造财富方面有害无利，有过无功，实在是国家和民众的大害。然而，即使是有益之人，也往往有无益的浪费。比如个人的服饰器物，亲戚朋友的应酬，婚丧嫁娶时奢侈攀比，玩赏喜好时崇尚珍奇，究其根本，对自己没有益处，对他人也没有益处，只是因为习俗沿袭、性情偏嗜，负担越来越重，想停止却做不到，这就是所说的“时间久了就难以改变”。想要使国家富裕的人，要审视劳力与劳心的大小，辨别有益与无益的不同，在创造财富的大道上，思考就超过一半了。

译资本

所谓资本，是指积蓄储备而言，并非专指金银钱币。凡是平日预先储备，用以作为生财工具的东西，都算是资本。如果拉住农夫问他：“你有多少资本？”他会回答有多少金钱，但这并不一定都是金银。他是把田地、房产、器物等类加总起来，得出的这个总数罢了。只有具备这些，才能成为优秀的农夫。新谷已经收获，今年的收入要准备明年的支出，不能不卖掉一部分。如果用在有益的地方，那就是资本；如果用在无益的地方，那就不是资本。有人问：“卖掉谷物换成金钱，用来供给日常耗费，这金钱不也是人的资本吗？”他们不知道，喜好这种无益的耗费，是浪费；从事这种无益的劳作，也是浪费，两者都不是资本。比如用千金制作一套衣服，用百金摆设一桌宴席，食物吃完就空了，衣服破旧就丢弃了，使用者和售卖者都是浪费罢了。假如把这千金百金拿出来，投入到农、工、商各业中，那么早晚都能滋生出财产，成倍增长且无穷无尽，而且所支付的工钱，所雇佣的工人，又多得数不清，贫民借此奔走谋求生计，这样使用者和售卖者都有大益。所以，资本是指节俭结余后，使彼此都获利的东西，而不是藏起来不用，或者使用不当的东西。能够滋生财富的，叫做资本；不能滋生财富的，就不能叫做资本，这是大概的原则。所以用财之道有三种：既能养活百姓，又能生产物资，致力于农工商根本行业的，是上等；虽然能养活人，但不能生产物资，用于建造亭台、挖掘池沼、土木工程等的，是次等；既不能生产物资，又不能养活人，花费在衣食玩好器具上的，是下等。有人问：“国家趋向节俭，如果导致财源阻滞，为什么不不如展示奢侈，让钱币流通，让小民也能各自谋求生计呢？”所谓节俭，并不是像守财奴那样吝惜钱财、聚敛钱财，而是把钱财用在有用的地方，那么财产就会增加，流通就会更广，生计就会更宽裕，贫贱的百姓都能借此节省劳力、舒缓体力。所以，田具牲畜，是农夫的资本；机器工食，是工人的资本；金银钱币，是商人的资本，这些都是通畅的，不是阻塞的；都是积蓄，不是藏匿。资本分为两种，叫作暂本和常本。暂本是针对眼前考虑的，消耗容易，筹措容易，滋生也容易，但收效迅速而微小；常本是针对持久考虑的，消耗困难，筹措困难，滋生也比较困难，但收效大而长久。比如农夫的耕作除草施肥，是暂本；开渠建堰，就是常本。工人的粮食供给，是暂本；机器就是常本。商人的货物，是暂本；行栈舟车，就是常本。在暂本之外，还应该有常本，以备意外之事，不时之需，以及日后推广扩充之用。人们只知道暂本，不知道常本，这是因为见识能力有大小，心计有深浅罢了。暂本改为常本，没有比手工改为机器，舟楫改为轮船，车马改为铁路更大的了。将要改变的时候，大家都担心工商失业，然而虽然消耗巨大，弥补却更加丰富，国家富强百姓均富，依靠这个作为生财的根本。而在开始的时候，明智的人还私下怀疑，惶恐忧虑。后来才知道天地之理，层出不穷，拘泥于一隅，怎么知道大局？知道一点不知道一点，改变一点不改变一点，其不能抵挡是肯定的。天下的事，知道就要真知，改变就要彻底改变。如果像中国那样，把吴淞铁路购运到台湾，听任其霉烂，江河虽然广阔，轮船有准行，也有不准行的，机器厂听任别人设立而自己却不设立，那么就会偏枯昏乱，百弊丛生。不改变固然不行，改变了最终也没有利益。这就叫做不知道根本。

分合

地利、人力、资本，是生财的三个要素。然而滋生的力量，有多寡大小的区别。英国有几个郡，物产极其丰富，过去沦为沼泽之地，荒凉如废墟，后来凭借智巧改变，贫瘠的田地变成了肥沃的土地，这是地利因时而异的情况。同样是收割稻粱，英国人一天的工作量抵得上俄罗斯人三天；同样是建造铁路，英国人一天的工作量抵得上法国人两天，体质的强弱，技艺的优劣，与此相关，这是人力因地而异的情况。地利有所阻碍，用机器来开拓；人力有所穷尽，用机器来补救；时日耗费过多，道路艰险遥远，用机器来疏通加速，这是资本的区分因地因时而异的情况。美洲密西西比江岸边一片平原，小麦产量丰富，运到欧洲售卖，运费重利润微薄；瑞士群山多产大杉，空谷中的朽木，无人过问，自从轮船铁路通行后，这两种物品都卖出了高价。澳大利亚的草场，羊群繁殖，皮贵肉贱，还像废弃物一样，等到工人云集，肉价顿时高涨，这是地利因人而区分的情况。人力中善于做事的叫做勤与巧，性情专一，各国都不如英国，勤勉是天生的，而巧妙关乎学习，同样的肥沃田地，美国产在苏格兰南部的，比英格兰的价值更高，是因为苏格兰人好学。农夫读书识字，那么智巧由此产生，耕种收获加倍，田价昂贵，昂贵源于佃户，农业尚且如此，工商更可想而知，这是人力因学而区分的情况。总计英国一年所生产的物资，几乎冠绝地球，如果不是机器盛行，即使倾尽全国之力去做，也不能达到一半。所使用的器具越精巧，

译所获得的利益越丰厚，用我的多余来弥补别人的不足，也用别人的多余来弥补我的不足，即用机器的多余来弥补土地资源和人工力量的不足，那么资本就因器物而得以分配。针这种东西极其微小，制作一根针，总共要经过八十道工序才能完成。用钢铸造针材，切割得合乎标准，磨尖针头，穿孔针鼻，经过打磨使其锋利，整理好并捆扎起来，让一个人同时承担多种工序，即使是极其灵巧的人，一天也只能做成二十根针。现在将工序分开由不同的人承担，每天每人可以做成五千根针，速度加快了二百多倍，那么增加的利益也达到二百多倍。这其中的原因有三：专心致志而不分散，熟练了就能产生巧思，这是第一；不更换工具，不浪费时间，这是第二；各自凭借个人的智慧创造新机器，事半功倍，这是第三。况且工匠的技艺有精粗之分，那么他们的工价也不相同，以制针为例。制针的工序，儿童和妇女都能胜任，但制造钢针非良工不能胜任。每天的工价从六钱递减到五分。如果让一个人来做，既要追求精细又要兼顾粗糙，即使一个人的力量能抵得上十个人，那针的价格仍应是现在的四倍，举一根针为例，其他情况也就可想而知了。这就是分工的精妙之处。机器代替人工工作，而每一台机器必定有专门负责的人。纺织棉花，经过二十四道工序才能做成布。美国造船，机器、铁工、木工分别由专人管理，工程进度迅速，几天就能完成。那么机器的长处在于精细和快速，而之所以能精细能快速，是因为其作用在于分工。然而，能够分工而不能整合，是不行的。整合有同合，有异合。同行业相互补充，多人合作，如修筑一条路、开采一座矿、建造一座桥，齐心协力，众人抬举容易成功，这就是所谓的同合。不同行业相互补充，事先没有商量却恰好相互成就，如种棉、纺纱、织布、制衣经历多种工序才能制成可供穿着使用的衣物，缺少其中一事，工程就会半途而废，这就是所谓的异合。那么创造财富的道理完备于分工与整合，而能够分工能够整合的道理，没有比通商更重要的了。英国人游历天下，开垦荒地开辟土地，一个人的产出不足以供给多块田地，这是充分利用地利。修路疏浚渠道，先开设互市，这是畅通人工。建立商埠，轮船铁路纵横交错，这是积累资本。每占领一块地方，不过几年就迅速达到富庶，就是这个缘故。新金山（澳大利亚）金矿大规模开采，人们争相前往。有人怀疑矿利虽然丰厚，但垦殖业将会衰退，然而没过多久，各种物资丰富充盈，农业也变得更加兴盛。散布内地的黄金，招来天下的货物，维多利亚郡于是能与欧亚著名都市相抗衡。它迅速兴起就是那样。印度是古代的大国，只是因为民众习惯于游手好闲，道路不通，运输艰难阻碍，这个郡的粮食不能救济那个郡的饥荒。英国人占领它几十年，只有沿海地区还出产棉花、罂粟，其腹地荒凉杂乱，好像古代从未开发过一样。它难以兴起就是如此。同样是英国属地，同样是英国人，难道是对澳大利亚厚待而对印度薄待吗？还是治理印度笨拙而治理澳大利亚精巧呢？三大要素不全备，分工整合的形势就不同。查考这本书写于几十年前，如今印度铁路四通八达，运输灵便，北印度的茶叶利润远远超过中国，中印度的棉花能与美国相抗衡，大概是运用了这本书的理论，竭力经营，才达到如此繁盛。以现在的眼光看，难道澳大利亚能比得上吗？地利和人工的进步，实在不可不追求啊。

译用爱力来扭转国运说

钱塘汪康年撰写

国家，是什么呢？是因为它能够自我完善和巩固。物质微粒相互接触而形成物体，如果没有受到空气的侵蚀改变，且微粒没有分离，那么同类的物体必然没有能够损害它的道理。就像金属类一样，必定已经生锈腐蚀之后，才会被同类的金属所残损，否则必定要有刀刃才能锤打锉磨它。就像木料类一样，必定已经腐朽之后，才会被同类的木料所残损，否则必定要施加削切才能锤击它。只有国家也是如此，与其他国家共同立于地球上，却唯独被其他国家所削弱，那一定是它的本质内部已经出现了分离。内部分离，是什么呢？就是失去了爱力。那些起初互相遗忘的，最终会互相断绝；起初互相亲爱的，最终会互相成就。因此，农民与农民互相亲爱，就会通力合作，互相告知，凡是播种辨别土壤，都可以用新法来实行了。工人与工人互相亲爱，就会在店铺里完成事务，互相劝勉，凡是购买器具制造物品，事事都可以仿制了。商人与商人互相亲爱，就会聚集资金容易广泛，谋划事情容易成功，凡是公司行栈，可以像树林一样林立了。士人与士人互相亲爱，就会比较得失，互相指示善恶，凡是购置书籍设立学会，可以同时兴起了。官员与官员互相亲爱，就会互相告知好的法令，互相补救过失，凡是兴利除弊的事情，可以一天之内就实行了。地方大员互相亲爱，就会在救灾捕盗、设立防治水患的政策上，不分界限，而彼此间形迹隔阂的看法可以完全消除了。士兵与士兵互相亲爱，就会胜利时互相谦让，失败时互相救援，而失散队伍抛弃军队的事情可以避免。将领与将领互相亲爱，就会在进退攻守上，互相应援，而没有彼此不顾的祸患。如果上级只爱他的下级，那么恩威并用，下级必定不忍心蒙蔽上级。官员只爱他的百姓，那么宽严相济，百姓必定不忍心憎恶地看着官员。将领只爱他的士兵，那么赏罚公平，士兵必定不忍心轻易抛弃将领。况且用全国的爱力来爱戴君主，那么君主就愈发尊贵；用全国的爱力来爱护国家，那么国家就愈发巩固。进攻就能攻克，作战就能胜利，防守就能保全。互相亲爱之后才能互相成就，互相成就之后才能互相巩固。所以爱力是产生强盛的原因。

如果要追求国家的强盛，必定要寻求器械的锋利，士卒的勇敢，将帅的威武，粮草的充足。但是这四者，都是强国的次要事务，不是根本事务。鹰的勇猛，在于嘴爪。然而如果把嘴爪安在燕雀身上，必定立刻失去它的勇猛。这是因为嘴爪是对的，但使用这些嘴爪的主体不对。鹰的整体，本来都与嘴爪相称。犀牛的凶猛，在于牙齿和角。然而如果把牙齿和角安在麋鹿身上，必定立刻失去它的凶猛。这是因为牙齿和角是对的，但使用这些牙齿和角的主体不对。犀牛的整体，本来都与牙齿和角相副。那么不依靠整体的爱力来产生强盛，而只追求在整军经武上强盛，能行吗？项羽百战百胜，但最终被汉朝所灭，这是因为项羽的爱力不如汉朝。窦建德、王世充等人，不是不足以抵抗唐朝，但爱力不如唐朝，所以最终被唐朝兼并。所以英国的保守党、自由党，用心不同，但它们作为英国的一部分是相同的。美国的共和党、民主党，议论不同，但它们想要使美国富强是相同的。普鲁士已经衰败却忽然兴起，法国将要灭亡却又重新振作，这是因为国势虽然衰微但爱力依旧。正因为互相亲爱，就必定寻求互相生存的方法。寻求互相生存，就必定寻求自强之道。因此，农夫背着畚箕拿着铁锹的时候，工人审视曲面形势的时候，商人经营奇货计算利润的时候，虽然各自经营私利，但心思所关注的，都在于国家。即使是雇佣贩卖这样微小的人，也不敢把国家大事放在后面。于是必定思考如何扭转国家局势，必定思考如何改革政治法律，必定思考如何监察当权的人。像这样，即使想不强盛，也不可能了。

所谓互相亲爱，不仅仅是互相亲爱而已。有互相亲爱的心意，那么做事互相劝勉，利弊互相告知，进退互相协助，艰难阻碍互相扶持，过错互相隐瞒，善行互相称颂，得到互相庆贺，失去互相怜悯，成功互相期许，同类互相援助。像这样，不期望成功而自然成功了。所谓互相遗忘，不仅仅是互相遗忘而已。有互相遗忘的心意，那么做事互相阻碍，利弊互相隐瞒，进退互相干扰，艰难阻碍互相倾轧，过错互相揭发，善行互相诬陷，得到互相厌恶，失去互相庆幸，成功互相嫉妒，同类互相疏离。像这样，不期望断绝而自然断绝了。那么考察成功与失败的原因，审察劝导的适宜之处，有国家的人应该遵循什么呢？

中国接连遭遇艰难阻碍，却仍然安然没有振作的意思。议论的人说是因为坚守旧法，说是因为多有掣肘，说是因为意见分歧。我认为这是由于不互相亲爱。做官的人认为“我只求敷衍塞责，终身不失去官职罢了，哪里顾得上其他”；士人认为“我精通科举文章，就足以自我进身，何必劳心于其他学问”；商人认为“我得到了新法，应当用来自利，为什么公之于众人”；认为“有便利的方法，应该秘密不告诉别人”；富人认为“他人的危急，与我无关，何必劳心为他人”。因此通商几十年来，坐视强族逼近，国势危险，利权全部丧失，却没有共同谋划一件事，特别创立一项事业来开创维新的景象。公司屡次创立却屡次失败，商会虽然有却如同没有，至于学会、公会，则尤其没有见到端倪。西方人的事情，都依靠众人的心力而后才能成功，

译然而中国却绝对没有能够汇聚众人的心力来成就一件事的情况。唉！这是爱力的丧失，人心的消亡啊。人心既然已经消亡，想要谋求国势能够振兴，又将凭借什么呢？

译如今，中国百姓不能在故土安居谋生，流离失所漂泊海外，侥幸得以立足，却又得不到保护，有的甚至被其他国家侵夺，这样就会失去对海外侨民的爱护之力。编入户籍的百姓，赋税从未拖欠，平时官吏侵扰过度，饥荒时却听任他们流离迁徙而无人过问，这样就会失去对国内居民的爱护之力。工商业者凭借他们的技艺谋生，但厘金税收没有固定的章程，保护没有固定的法规，导致亏损破财无数，这样就会失去对工商业者的爱护之力。名册在军队中的士兵，无事时只挂名领饷，有事时就被驱赶上前线，退伍后听任他们流离失所，甚至沦为乞丐盗贼，这样就会失去对军人的爱护之力。读书人求学求官，然而录取泛滥而入仕的途径狭窄，有人穷困到老无法生存，这样就会失去对士人的爱护之力。选拔优秀人才派遣到海外资助他们求学，学成后却不再过问，让他们在他国谋生，这样就会失去对学者的爱护之力。曾经凭借钱财捐纳获得官职，然而屡次更改选拔任用官员的方法，又不考虑如何维系他们，导致无法养活一家老小，这样就会失去对入仕之人的爱护之力。在朝廷任职的人，既然已经委任他们事务并给予官位，然而俸禄不足以供养他们，使他们不得不另谋生计，这样就会失去对在朝官员的爱护之力。因此，有权势的人专门欺瞒侵吞而不顾念上级，富人怀抱金钱等待寇盗而不肯资助军需，士人以不干预外事为贤良，百姓以苟且免祸为得计，甚至邻居互不相识，听到北方饥荒寇乱而南方却在享乐，贫贱之人听到富贵者倾覆，便引以为庆幸，同国之人相待竟然如此。环顾全球各国，没有像这样的。

爱护之力深厚的，先爱护自己国内的人，国内之外是华夏，华夏之外是夷狄，这是《春秋》的大义。所以《春秋》对国内的大恶加以隐讳，国内大夫去世记载日期，都是为了区别于国外。孔子说：“不爱自己的亲人而爱别人，叫做违背道德。”那么，不爱自己国家的人而爱别国的人，难道不也是违背道德吗？然而今日的事情，与此不同。西方商人缴纳正税，百分抽五，华商缴纳厘金，则有例内的追索，有例外的苛求。西方人日常用品都不纳税，华人仿造，反而接着征收。华船悬挂洋旗，遇到关卡无人敢过问；华店使用西方商号，即使违禁越制，也无所妨碍。华商委托西方人报关，就没有滞留之苦；反之则刁难勒索，苦状难以言表。聘请西方人士，不惜重金；礼聘华人，即使才技相当，也必定减少他们的俸禄，降低对他们的礼遇。向西方商人购物，任凭他们索取，不敢讨价还价；进入华人的店铺，则百般挑剔，一定要压低价格、克扣价值才高兴。甚至有人等待他们亏损而希望他们贱卖。像这样，是驱使全国的人产生外心。有了外心，就没有内心了。

用这种涣散离心的人心，却想要成就大事，这必定是只有一个人能做的事，才能成功。如果多到两三个人，就不能成功了。再多到千百人乃至亿万人，就更加不能成功了。现在假使开设行栈、建立公司，都是千人以上；训练军队、整顿捕务，都是万人以上；设立学会、建立议院，都是亿万人以上。然而让彼此不相顾念的人来处理，即使明确制定规章，选用贤哲，也必定在顷刻之间变故纷起。局内人互相嫉妒，局外人互相猜疑阻挠。开始时意见各执，接着彼此倾轧，最终推诿避嫌，而把正事置之不理。用于军事则不威武，用于财政则不富裕，用于商业则不能扩充，用于工业则不能创新。为什么呢？因为他们不相爱。不相爱，就相争，正自顾不暇地互相败坏，哪里有空考虑集合成事呢？那么，有国家的人，必须施行爱护之心，尽到爱护之实，以产生相爱的意念。于是互相切磋更加密切，互相依附更加坚固，可以致富，可以致强。除了这样做，还能怎么办呢？

中国自强策上

钱塘汪康年撰

事情发展到今天，危险紧迫到了极点。被日本挫败，被俄国逼迫，被英国侮辱，教案蜂起，回民叛乱蠢动，兵变、民变之事层出不穷。而瓜分中国的说法，西方报纸屡次刊登，西方人屡次谈论，即使最愚笨的人也知道危险。然而朝廷没有确定的策略，中外没有确定的议论，旧弊没有一项清除，新政没有一项颁布，那么不是安于不作为，就是认为没有办法。安于不作为，那就不必说了；认为没有办法，还未必如此。中国在今天，就像一只羊处在老虎之间，还不足以让老虎动其牙爪。然而老虎不立即动手，是因为群雄并立还没有归属，所以难以发动。又无故杀害人命，破坏商务，也是西方人所不愿意做的，所以还在迟疑等待。我们如果能够自我振作，那么西方人对我们的态度，也就像他们对日本一样。只有我们永远不自我振作，那么他们只怕被别人得到，必定争先恐后地夺取。那么，我国振兴的政治，如果不从今天开始，就来不及了。中国利益中应该兴办的、弊端中应该革除的，谁不知道呢？而最终没有定论的原因，大概是依靠弊端获利的人太多，必定多造谣言来扰乱，多出办法来阻挠。大概不是不明不强的祸患，而是由于权力没有归属，那么

译没有地方可以发挥光和力量。本朝继承明朝之后，鉴于专权、结党营私带来的祸患，所以执政的大臣名义上称为军机大臣，人数众多而权力不统一，只能在皇帝面前唯唯诺诺，而不能坚持自己的主张；只能恭敬地拟写诏令，而不能自行发布号令。既然如此，如果想要集中权力来处理各种事务，除了设立宰相没有别的办法。但是，如果今天突然设立宰相，我私下担心只会带来牵制阻碍的痛苦，而没有行使权力、做出决断的效果，那么如果不先设立议院是不行的。有人会说：设立宰相就不免有专权的顾虑，开设议院则权力在下层，而且分散而不集中，只会滋生议论，对办事不利。不知道有了议院与宰相相互制衡，宰相就不能专权。议院的人很多，而且有议事和推举人才的权力，却没有执行事务的权力，即使权力在下层有什么害处呢？又即使议院的议论不统一，按照西方的惯例必定选择多数人的意见来遵从，有什么嘈杂混乱的祸患呢？况且任何事情刚开始实行，必定多有疏漏，关键在于随时审查纠正罢了。至于成熟的规则，西方的议院章程可以选择实行。至于开办维新政治，有三大要点：第一是统一天下的舆论。现在天下的舆论极其不统一，政府不加选择地使用它们，有时早晚更替，有时南北不同，必须确定一种标准以便施行。第二是安慰天下以及各国的期望。维新政治，如果中国期望它而得不到回应，就会离心；西方国家期望它而得不到回应，就会轻侮。应当明确诏告天下，说明舍弃旧法、采纳新法的缘故，并与各国订立保障太平的条约，并方便地给予他们权利，同时聘请他们的贤才豪杰，与他们共同制定法制，这样中外才开始有更新政治的希望。第三是安定天下官吏士兵的心。维新政治实行，那么宗室、旗人、冗员、士人、胥吏、士兵都有失去位置的忧虑。开始时用言语煽动迷惑，继之用全力阻挠。应当预先筹划安置的方法。宗室、旗人，除了做官当兵之外，或者给予他们利益，或者放松对他们的禁令防范。新改设的官职，除了总理之人必须提拔任用有才能的人，其余仍然由旧官按照班次递补。学校新设，必定十年后才能选拔任用，那么以前的士人在十年之内，仍然可以补授官职。胥吏、士兵被淘汰剩余的人，可以补充各种差役。这样，那么各人没有失业的忧虑，也就没有阻挠新政的祸患了。然而这只是谈论开办的大要，而没有涉及所实行的具体事务。

译中国自强策中

汪康年

中国自古以来独立于亚洲之中，而周边各国都视其为蛮夷。历来以君主权力为核心，以保全世系、繁衍壮大为宗旨。因此，其治理多采用禁止、防范、遏制、压抑的制度，而少有开拓、扩充的意图。君主担心臣下侵夺自己的权力，所以不让他们拥有丝毫的实权；担心臣下结党营私，所以务必拆散他们的党羽，牵制他们使他们不能实现自己的志向，禁锢蒙蔽他们使他们不能充分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用天命来恐吓他们，用鬼神来威慑他们。臣下承奉君主，以掩饰粉饰为能事，以敷衍塞责为工巧，以趋利避害、推诿卸责为机巧。对于百姓，只以压制、欺骗、恐吓为事，不再有诚意来相互信任。所以官吏习惯于舞弊混事，百姓安于刁钻顽劣，士人变得浅陋低劣，士兵惯于哗变溃散。那些平民百姓都以闭门不出、不问世事为秘策，以积累财富留给子孙为得计。所以上下最大的弊病，不出四件事：一是徇私舞弊，二是厌恶正直，三是崇尚虚浮，四是沉溺安逸。这种风气沿袭久了，全国百姓都失去了自主的权利，没有相互协作的心意。上下隔绝，彼此疏离。百姓视君主如陌生人，视同国人如路人。百姓的软弱与离散，本是君主所希望的。积累至今数千年，反而遭受了巨大的祸患。那么，到了今天想要极力扭转数千年的积弊，以求与西方人抗衡，也只有恢复民权、崇尚公理罢了。对于官员，要裁减冗职，删除礼仪官，使官员各有其事。对于教育，一定要让人学习有用的学问，不要误用他们的聪明才智。对于选拔人才，一定要让所学与所任之官相符，不要任用非所学之人。对于升迁补缺，一定要依据本职，不要让人早上在此职、晚上又换彼职。对于用人，要厚待其俸禄，有过失则责备，有故旧则斥退，勤奋则升迁并逐渐增加其俸禄，终身没有失业的担忧。对于制定法律，要依据罪行来判决，务必追求可行，不要有虚设的法律，不要有难以执行的条例。对于惩处罪犯，要侦查严密而处理宽缓。对于审理案件，要查清罪行并详尽听取言辞。对于向百姓征税，要各按其资产比例纳税，不要本末倒置，不要苛索。对于理财，要使财物归于实用，不要浪费于虚文，不要漏入私囊。过去重视文治而轻视武备，现在一定要使文武并重；过去优待文士而轻视吏治，现在一定要以吏治为急。裁减繁重以求迅速快捷，去除虚文以责求实效。删去矫揉造作、不实的言论，斥退虚伪无理的事情。崇尚创作而轻视安闲，崇尚变革而轻视守常。以能开辟利源为能，以能创新学问为优。百姓的性情一定要追求宣达，士人的士气一定要追求振奋。过去不让百姓参与国事，现在一定要让他们参与。共同治理，过去让百姓安于愚弱，现在一定要使他们极其明强，务必使内部的权力，处处足以与外人相抗衡。像这样，或许可以侥幸与各国相持。然而这只是说了治理的宗旨所在，而没有说具体的办法。

中国自强策下

汪康年

请说实话，谈谈办理的方法。现在让君主赫然震怒，下达明诏告知天下力图自振的原因，并让士民中聪明秀异的人互相推举为议员，让他们到京城进入议院。同时让中外大员中三品以上的都进入上议院。议院建立后，就设立宰相来总管内外事务，设立户部来掌管财政收支，设立刑部来掌管天下的狱讼及巡捕事务，设立商部来振兴商业，并掌管税则及考察工作物产的事务，设立农部来教导种植，设立外部来办理外交事务，设立兵部来掌管军事，设立工部来掌管营造事务，设立邮政部来管理道路、河渠、铁路、轮船、邮递事务，设立民部来掌管各地地方事务，设立海部来掌管海军事务，设立教部来掌管学校事务。等到议员推举确定后，宰相则由宰相自己选择任用各部大臣及各省的长官，又各自推举其属官，而都由议院决定。十年之后，议员及各官员都从学校中选拔，如同西方国家的做法。在京城设立吏治局，征召天下的贤能官吏，让他们学习治理方法后分派到各省，以教导各地方的官员。十年以后，也都从学校中选拔。各省提督、镇将由兵部选拔，而提督、镇将又依次选拔其属官。十年之后，才开始从水陆武备学堂中选拔。外部及出使大臣必须选拔精通西文、通晓西事的人，十年之后才开始从使才学堂中选拔。京城设立各种学校，精选中西的能者教导，以依次推广到各省府州县。十年之后，才开始从师范学堂中选拔。宰相与各大臣既已推举确定，就派遣使者与各国订立力保亚洲太平的条约，而大力改革上下内外的体制，务必从简从易，全部去除趋跄拜跪的礼节，恢复设立宪报馆。凡新政改革的意思及中外交涉的原因，都记载在各种振兴的政事中，乘时并举，且停止捐纳、裁减冗员，裁撤调济安插的途径，废除资格班次的说法，既然没有无事的官员，也就没有无官的事。局中的人可以因官职施展其才能，局外的人可以因事务责求其效果，那么职责就没有不举的了。一事一官既没有旁贷的方法，一官一事又没有丛脞的顾虑，那么人就勤于职守了。在事的人有治事的权力，事外的人有监察的权力，而又有议员来钳制他们，有日报来揭发他们，那么官邪就平息了。厚待俸禄而革除陋规。入官之日，给予装钱；辞官之日，给予恩俸。或者给予终身

译（恩惠）或许能惠及子孙。办公有经费，上任有旅资，那么人们就会崇尚廉洁了。改革衙署的制度，加快咨询的法规，削减应酬的繁琐，删减迎送的礼节，那么官员就会办事敏捷、勤于考察了。在省、府、州、县各级都设立议员，用来与官员相互制衡，官员不能独断专行，那么百姓的困苦就能缓解了。根据事务的需要来设置官员，根据官员的职责来设立学校，根据学校的内容来确定选拔标准。入仕之后，没有罪过就不被罢免，心意不被歪曲，耗费人才不会虚掷，人们没有失去依靠，官员不轻易改变方针，那么人们就知道专心学习自己的专业了。选拔人才的途径多样，学堂从都会一直设立到州县，从州县一直延伸到乡里，没有人被废弃不用，才能没有滞留不用的情况，那么人们就会勉励自己求学了。厘定文字，使其归于浅显易懂，多撰写教化的书籍，使人们容易理解，并设立义塾和教堂来教育平民，那么普通人都可以读书明理了。凡是刊刻书籍，由官府批准或驳斥，那些便于使用的书籍准许其享有专利，那么实用的书籍不久就能得到了。

译严格户籍登记，确立乡里制度，产业、生死、婚姻必须登记，禁止零散户口，城镇没有混杂居住的隐患，乡里没有分散居住的忧虑。又设置巡捕，并设立包探，那么逃亡者就能清除，奸邪之人无处藏匿了。法律公平，没有偏颇，重罪绞杀，轻罪禁罚，那么罪行容易审理，案情容易查明了。刑官审理案件，不兼任其他事务，又有会审来察验虚假诬陷，有律师来伸张辩解说理，没有刑讯逼供的痛苦，没有牵连拖累的祸患，那么冤滥就止息了。官吏都有俸禄，差役都领取报酬，既然没有借口的资本，就没有贪婪受贿的弊端，这样诉讼就容易处理了。有不听从教化的人，终身禁锢，触动他的羞耻心，严格禁防，那么人们就耻于做坏事了。平整道路，疏浚江河，铺设铁轨，开通电报，招引商人来完成，借债来补足，而且路灯、自来水到处设立，使往来便捷，消息灵通，那么用兵、赈灾、经商、旅行就方便了。开采矿务，设立银行，然后铸造金银铜三等货币，统一其轻重，又制造钞票而禁止兑换银钱的店铺，以便流通，税收饷银出入一律使用。三年之后，估计新币已经充足，就全部禁止旧钱，那么钱法通行而人们使用方便。制造钞票，设立银行，端正税则，严禁中饱私囊，那么国家用度就可以充足了。设立商部，制定商制，严格赔偿的法律，确定诈骗的条款，废除厘税的苛政，快捷水陆交通，考察研究各国的物产，勘察各地的工情，内江外海，准许轮船行驶，能纠合公司的奖励他，商人成本重的允许其专利，那么商业就受到鼓励了。能效法西方制造各种物品的赏赐他，并允许专利，能用新法制造器具的给予功牌，那么工业就受到鼓励了。税收以资产计算，富人多缴而穷人少缴，税收以利息计算，商人多缴而农民少缴，蓄泄有资财，种植有方法，那么民众就勤于农田了。停办无用的武试，开办水陆学堂，命令凡能武艺的人不与平民同列，那么人们就竞相习武了。精选士兵而厚发军饷，严格训练而重视防备，年老退休则终身供给粮食，战死则抚恤其子孙，那么士兵都能作战而平时不敢滋事。防兵遍布水陆，兵将都由考试确定，平时调遣的方法，确定临事招募的方式，炮械必须精良，雷舰必须完备，医药必须充足，兵法既熟练，军律尤其严厉，那么武备就严密了。厘定祭祀典礼，公私无名的祭祀全部停止，一切虚妄术数的学说都不允许施行，那么邪说止息而正务兴起了。设立报馆以传达民间隐情，凡中外交涉、选举、狱讼、报销事务，全部由官府刊登在报纸上。新理新法及一切民间事务，及其冤屈压抑，无不可登报，那么上下之情就通达了。确定平民的等级，以有才能的为上层，有职业的次之，游手好闲的为下层，那么民众就勤于所从事的事了。又设立舆图局，以测量全国形势；设立翻译馆，以收集各国书籍；设立制造军火局，以供给军用。这样实行十年，国家因此富强，军队因此强大，才可以收回已丧失的权利。废除租界的法律，改进口税，制定管辖外国人的制度，而与西方国家相抗衡。至于施治的适宜，叙次的方策，新旧交替的法度，应当等到办理时商议，不是一时所能决定的。

论中国求富强宜筹易行之法

钱塘汪康年撰

现在如果一定要筹划全局吗？那么必须官员同心，士人同志，工商同法。这只会滋生议论，而积久不能成事。现在如果一定要正本清源吗？那么必须设立议院，确定官制，全部改革政法。这又只会滋生议论，而积久不能成事。小水相汇，并非想要成为大河；然而成为大河的道理，就在这里了。众声相和，并非想要成为巨响；然而相和已经很多，就成为巨响。治水者顺流，伐木者披枝，事情本来有由散而后得整，由流而后及源的。现在天下虽然不能一旦更变，然而内之部院，外之督抚监司，本来就有在其职权所能及，幡然图谋更变的；其郎曹守令及其居乡绅士，也有在其力量所能堪，而毅然以成事为己任的。现在姑且不说高远的话，但就各人愿力所能及，随其事之大小难易，而合力图谋，那么谁知道数年之后，维新的盛业不在此奠基呢？

今日振兴的策略，首在培育人才。培育人才，就必须革新学术。革新学术，就必须改革科举，设立学堂，建立学会，建造藏书楼。然而改革科举，必将官制政法全部改革，不是朝夕所能期待的。西方学堂的制度最为完备，有大学堂、中学堂、小学堂，而军事、海军、医生、律师又各有专门学堂，另有师范学堂以教导教师。其学堂规制，大的工费达数十万镑，小的也数万镑，聘请教师购买书籍的费用与此相当，这必然不是一时之力所能举办的。西方各种学问都有学会，大概因为讲学的人多，所以学会可以设立。西方的藏书楼，藏书达数十百万卷，备有各国文字的书。这三者都是兴国的盛举，而不是今日所能实行的。今日的事务：一

译设立小学堂，堂中聘请一位教西文的老师，聘请一位教算学的老师，聘请一位教中文及各类初学书籍的老师，让有成才愿望且愿意学习的人进入其中。

开设小学会，凡是士子想要研究时务、政法、算学、地理的，可以各自联合成立一个学会，购置学会中应用的书刊，每月聚会数次，三人以上即可创办，逐渐增加人数。

建立小型藏书楼，各州县应当凑集资金购买中西各类学问中切要的书刊，放置在楼中，派人掌管其目录，愿意学习的人可以前往阅览，但限制阅览的时间。

各地的书院应当兼试时务与艺学，不能写作或写作不当的，不得排在前列。

凡是才华出众却无钱读书的人，可以用公款资助他们，学业有成后就派遣他们到海外，以拓宽他们的学识。

应当多撰写问答体的各类启蒙书，用图解使观看者容易理解。

应当多翻译西方人专门学问、政法方面的书籍，由浅入深，并且多翻译章程类的书籍，以便模仿施行。

应当采用西方的幻灯法讲解各类学问，使人乐于观看且容易理解。

以上这几项，从普通百姓以上就有可以做的事，而官员和绅士也可以各自在其权力所及的范围内去做，这些不需要巨额资金，不必耗费精力去争论就可以实行。

译振兴的关键，还在于使财富充足、用度丰裕。要使财富充足，就必须振兴商务；要振兴商务，就必须确立商业政令。改革税则、建立公司、铸造金币、设立银行、修建铁路。然而确立商业政令，必须由朝廷采纳西方方法，设立商部大臣。无论改变旧有的成法，不是一时所能实行的，况且如果立法不完善，或者得不到合适的人才，就会更加滋生弊端。西方人的税则，出口税轻而进口税重，这不是当今国势所能实行的。仿照西方方法铸造金币，确实是当今提振商务的重要举措。然而事情既然是创举，而且国家赋税收入支出的方法将因此全部改变，也难以仓促办成。设立银行可以掌握利权，充实商业资本，但事情也极其浩大。铁路既然开通，那么中原的物产就可以全部运出，路程快捷，转运便利，但这不是短期内能等待到的事情。建立公司则资本雄厚，布置周密，可以与西方商人竞争。然而华人自己经营的居多，很少能共同协力。以上这几项，都繁重而难以推行，不能必定在今天就实现。当今的事务，应当筹划商人能够自行运作的方法，各业能够自我振兴的途径。第一，应当设立商会，凡是通商大埠作为商务聚集之地的，应当设立总商会，专门考察研究商务盈亏的原因，并筹划变革的策略。而各业又各自设立分会，凡是美好的方法一定要学习，那些弊病弊端一定要全部去除，这样货物容易销售，西方人就不能压制勒索了。第二，应当仿照泰西制造各种物品，在本国销售，使财富不外流，并且可以逐渐行销到各国。第三，应当挑选中国物产中西方人乐意使用的，精工制造，以便营销。第四，应当制定专利法，使创造者不至于有白白耗费心血的担忧。第五，凡是新制造的物品，应当减轻其厘金税。第六，应当由商会派人考察研究各地的物产。第七，应当设立商务报刊，专门报道以上各项事务。然而商业繁荣流通，靠的是货物。而货物如果不是人造的，就是地产的。那么不讲究农业和工业，只追求商务，岂不是舍本逐末吗？所以应当设立验工会，凡是通商大埠应当设立验工会，凡是制作精工超过其他店铺以及能自创新物的，给予奖励，或许授予专利。又设立务农会，凡是农桑、种植、畜牧之事悉心考察研究，辨别土地适宜种植的作物，寻求繁殖的方法。以上两件事可以随地设立，有所收获就刊登在商务报刊上。各州县推行，各省推行，不出几年物产就会丰饶，利源就会推广了。以上这几件事，人人都可以做，事事都可以做，不需要过多依赖上级。也不受外部牵制，如果实行几年，没有不见到富庶效果的。

至于抵御外侮，尊崇国家主权，就必须讲求军事装备。然而整顿水师陆军，聘请西方将领，训练洋操，购买船炮，这些都是国家的大事，不是普通人应当参与的。如果改革武科举，那么改变旧制，难以期望顺利推行；绘制地图，那么费用繁多不易实行，普通人可以讲求的，第一，应当设立兵学会。凡是向来负有材勇之名的人，应当加入这个学会。会中应当购置各式枪炮及武备书籍，以供考察研究。第二，应当多翻译书籍。第三，应当挑选精细的人，专门考察研究修造枪炮的方法，或者直接进入西方国家的著名工厂学习。第四，应当挑选有谋略的人，专门考察研究西方人行军步伍、阵型的方法以及号令、击刺技巧。第五，应当考察研究中国沿海内地攻守险要的地方以及敌人进兵的道路。像这样的事，如果以精心毅力去实行，大的固然可以储备将帅之才，小的也足以防备一方的祸患。这是在位卑者都可以勉力去做的。

况且这三者，固然不是烦劳难行的事，然而旧习不除，那么即使有良法美意，也一定受阻而不能实行。中国的旧习，喜欢夸耀自己的事情，而很少考察外情，一是认为中国的旧法已经很好了，二是认为自己的行事已经很好了，这样忠告就听不到，无从取法正道。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喜欢听谄媚之言而讨厌逆耳忠言，不知道得到谄媚越多，受到的蒙蔽也越严重。第三点，做事懈怠，而别人成功，看到他人有所作为，就用私意排斥诋毁，甚至甲做事乙就斥责，乙做事甲又斥责，最终一事无成。第四点，意见各自坚持，互不相让，宁愿败坏成功，不肯迁就。第五点，事后议论，并非没有正论，等到见到当局者，心中不以为然，以及于理不合的，都置之不言，而专门使用揣测迎合的说法。第六点，看到别人得到利益，就想排挤，看到别人失误，就想推卸躲避，不相扶救。去除这六种过失，应当推崇五种善行：第一，虚心听取；第二，广泛采纳直言；第三，互相扶救；第四，议论列举要以事实为依据，不得用私意诋毁；第五，做事一定要成功，不得有所畏惧，而又必须建立简明的法规，以免迂回曲折以求快捷，以惩罚迂缓，勤勉做事以防废弛，限定时刻以确定作息，那么大概各项事务都能举荐，而功效就可以看到了。

盛京卿宣怀自强大计举要胪陈奏折附片二件。

盛宣怀

奏为自强、大计应当举其要务，谨就管见罗列梗概，恭敬上奏仰求圣鉴事。自从海防之事兴起，中外上下竞相谈论自强，正直的言论和美好的谋略每天都有进献。去年经过与日本的冲突，忠臣志士更加感慨于强弱利钝的原因，想要全部吸取欧洲的新法，改变华夏的旧习。朝廷深思远虑，举其大者远者，

译于是有了创办南北铁路的举措。然而臣认为，铁路是用来加速军队征调、畅通利益来源，作为自强手段之一的，并非主干铁路建成之后就可以坐等国家强盛。西方各国运用全国的才智来振兴农业、商业和手工业的利益，正是依靠全国的商业力量来供养水陆军队，保护农业和手工业。因为国家没有军队就不强大，必须有精兵才能应对征调，所以应当练兵。军队没有军饷怎么训练，必须振兴商务才能扩大财源，所以应当理财。军队和财政如果没有合适的人才，即使天天谈论练兵、天天谈论理财，最终也没有可用的军队、可依赖的财政，所以应当培养人才。臣近日蒙受召见，陈述了浅陋的忧虑，随后军机大臣又奉旨传询，让我倾吐如管中窥天般微小的见解，由此仰见圣上兼听各方意见、观察细微言论，臣不揣愚昧，谨就这三件事为皇上条分缕析地陈述。

译第一，练兵的关键。中国夏商周三代实行兵农合一，唐宋以来则专门采用招募制，士兵与百姓长久分离，各国都是如此。近年来，东西方各国的兵制，都由募兵制转而实行征兵制，这是时代变迁的趋势，中国难道能独自不这样吗？然而今天既耗费千万两军饷来供养无用的绿营兵，又耗费千万两军饷来供养有用的练勇。太平天国和捻军平定二三十年后，所谓有用的勇兵，一旦临敌，其误事程度与绿营兵等同。在战事发生时各地临时招募，仓促成军，臣亲眼所见，很多人连枪都拿不稳、不会射击。这是因为募兵这一制度，无赖亡命之徒兼收并蓄，来源无法考察，这是弊端一；少壮时从军，衰老时被淘汰，离去后无处归宿，这是弊端二；听到警报就增加招募，如同驱赶市井百姓，不加以训练就视为抛弃，这是弊端三；战事平定后遣散，多成为盗贼，从而给百姓带来祸害，这是弊端四。近来议论裁减绿营兵，但减兵不能减官；议论建立西式操练，但军饷沉重不能多练。况且勇兵的军饷与绿营兵的军饷不同，新勇与旧勇的军饷也不同，军饷厚的不免相互夸耀，军饷薄的自甘废弛，军制越发纷乱，军饷越发短缺，士气越发衰弱。现在除京营外，各省实际存在的绿营兵和练勇有八十多万人，更新而不剔除旧的，没有这样的财力；制定兵制而不统一，不是善于治军。应当将天下划分为十个镇，海疆边疆为重，内地偏僻地区为轻，坚强朴实的地方多征，富庶柔弱的地方少选，参照西方方法，简练新兵三十万人，根据各镇形势轻重差别，兵员多少征选，户籍可查，没有犯罪记录，年龄在二十岁以上、二十五岁以下，体质身干合格者，录为常备兵，进入军营教练，为期三年，退为预备兵，也为期三年，退为后备兵，也为期三年，退为民兵，为期五年，除去兵籍。自预备兵以下，平时在家务农，有事时依次征集。预备兵每年一次召集屯营，与常备兵联合操练；后备兵每年一次召集，由地方官使其演习，都根据路途远近发给路费。民兵不集合操练，在籍者都免除本户的徭役。每年十月，由各镇挑选派遣选兵官，分赴各地，会同州县检验合格者登记在册，随时征召充任。常备兵中壮年者入营而老年者退籍，老年者退而壮年者又复入营，历经三年，一个兵的军饷得到两个兵的使用，历经六年，一个兵的军饷得到三个兵的使用，九年以后每年定额三十万。万人之饷常得一百二十万人的使用，兵皆土著游惰，不记录其利，这是一利；更替进退，家庭可归，这是二利；事至征召，人皆练习，这是三利；事毕归农，不流为匪，这是四利。各镇营制军饷统一，各营枪器械统一，全部废除绿营勇营，用其每年军饷三千余万两，练常备兵三十万人重订军饷章程只求核实，不必过于优厚，每年大约不超过二千万两，其余用来准备洋教习薪水，预备后备兵调操路费，以及酌情保留绿营的军饷，计算没有不足。此事为强弱关键，即使增加筹款也应当做，况且就军饷练兵尤其难以迟缓，但坚持贵在坚定，实行宜于渐进，或许每镇先练三分之一，练成后再行添练，以达到足额为止，裁革绿营兵勇也如此。至于绿营向来有城守防汛的责任，护饷解犯等差事，或许酌情保留若干，属于州县，如同各国警察巡捕的意思，而责成整饬，自然没有偏废的担忧。应请特别简选知兵重臣会同兵部户部查明兵员军饷数目，并采用英德俄法美日诸国练兵的方法，决择参酌厘定章程奏准施行，永远作为定制。

第二，理财的关键，理财有两个含义，开源节流尽在其中了。现在扩大制造，兴办矿政，以开源。纱布各厂，成本沉重，不足以抵挡洋产；五金各矿，收效迅速，不足以救济急需。现在合并局卡，裁减冗费，以节流。减并者，百分之一无裨益于国计的大节；裁减者锱铢，何当中饱之巨？说常用，则岁出岁入不相抵；说通商，则输出输入不相抵；说洋债，则竭内外之力而更无以相抵。想要求国家富足，先不要损害百姓；想要收取商利，在于挽回外溢。加税之事议未就绪，听说西方人以厘金为词，窥探我国用度不足，必定不能停收厘金。应机决策，莫若直接免除天下中途厘金，加关税为值百抽十，让彼方无所借口。厘金既免，即仿行西方印税之法办理。得当计，加收之关税，新收之印税，合计应当倍于厘金。而免厘则出口土货易于流通، 加税则进口洋货或稍清减، 取益防损، 利在无形。所谓足国而不病民، 且阴以挽外溢之利者، 此也。西方人聚集全国之财، 为通商惠工之本، 综其枢纽皆在银行。中国亟宜仿办، 毋任洋人银行专我大利。中国银行既立، 使大信孚于商民، 泉府因通而不穷。仿借国债可代洋債، 不受重息之挟制، 不吃镑价之亏折。所谓挽外溢以足國者، 此其一也。墨西哥国以九成之银铸

译钱币流通，国内用我九成的银子，每年损耗以万亿计算。近来中外臣工大多议论自行铸造银元，广东、湖北、北洋、南洋相继铸造，重量轻重，全都符合墨银标准。臣愚昧地认为，国家货币制度从古至今，都有各自的制度，跟随他人脚步，是各国所没有的，既然不能废除两制改用元制，各库房收支仍需元宝，必然导致无银可铸。查光绪十二年十月海军衙门上奏请求将应发放的南北洋经费及东三省饷项，都按二两平核发，这是饷需改用京平已有先例。现在适宜在京师特设银元总局，以广东、湖北、北京、上海为分局，开铸银币，每枚银元重京平九成银一两，再酌情铸造金币及小银钱，使大小币值相互权衡流通。凡是支出款项都使用官铸银币，各省关卡收纳地丁、钱粮、盐课、关税、厘金都只收官铸银币、元宝、小锭，一概不准使用其他。只是收款仍照库平十成银计算。库平比京平，规定每百两加平六两。十成银比九成银，每百两应加色十两。除去各库房上兑津贴银一两，规定每百两加色九两。如果应交库平足银一百两，实际收银币一百十五元，没有轻重高下的区别，没有减平扣色的弊端。简易合理，妇女儿童都难以欺骗。每年度支八千余万两，户部大约可盈余平色银一千二百万两，比起向来各省拨解平余多收，应当不少于千万。所谓挽回外流以充实国家财政的，这又是其中一项。此外商务大小事务繁多，设施有序，应请求特别选拔通达中外商务的大臣，专门掌管商政，会同户部，效法邻国，切实施行。兴起商学，鼓舞工艺，利源不外流，财富藏于商人，百姓君主谁不富足，国家何愁不强盛。

译第一，培养人才的要点，西方国家人才兴盛，都出自学校。然而考察他们所设学校的等级、入学的年龄、课程的次序，以及农、工、商、兵无不设有学校，往往与《曲台礼》、《周官》、《左氏传》、《公羊传》以及管仲、墨子等诸子的学说相符合。大概是因为没有人不学习，没有事情不教导，根本在于夏、商、周三代学校的制度。只是中国距离古代已经久远，逐渐流于形式，而西方学校暗合道的精妙，从而迅速达到富强，更加可见古代圣人的道理，大用就有大效，小用就有小效，虽然文字轨制不同，但都不能超出这个范围。近日刑部侍郎李端棻上奏推广学校的折子，洞察根本，应当被采纳。我私下认为各府、州、县骤然难以设立学校，应当命令各省先设立一所省立学校，教授天文、算术、舆地、格致、制造、汽机、矿冶等学问，而以法律、政治、商税为重要内容。先设立一所武备学校，教授筑垒、测地、枪炮、制造、弹丸、发射、队列、分合、马骑、控御等学问，而以军法、军事机密、有勇知方为重要内容。在下者的趋向，完全看在上者的任用与舍弃。同文馆、广方言馆、出洋学生，耗费不少，而得到的人才不多。文科的八股试帖，武科的弓刀石，不需要督促责备，而没有不致力学习的，这是明显的证据。现在不能全部改变科举制度，似乎应当专门设立一科，裁减天下的广泛名额，作为新学的进阶，明确制定法令，使文武学校毕业的人都有正当的出身途径，与科举仕进齐平，那么听到风声就会兴起，学校如树林般众多，人才自然不可胜用。应当请求特别简选通晓时务、学问品行都卓著的大臣，专门掌管学政，会同礼部、兵部，提纲挈领，一新海内的观听，有志之士不奋发于有用之学的，是没有的。

以上三点，参酌欧美致富致强的方法，实际上不出《圣经》中足食足兵的谋略，推行实施，关键在于知人用人罢了。所担心的是拘泥于旧制，难以变通；又或许感慨于物极必变，意在振兴，但更担心天下督抚心志不齐，难以统筹全局。恐怕年复一年，外人虎视眈眈地看着我们，一无可恃，肆意提出他们的要求，得寸进尺。没有军队就不能保守利权，没有军饷就不能充养兵力，两者互相牵制，甚至洋债不能再借，边疆土地不能自保。到那时才后悔，七年之病，不蓄三年之艾，大概已经晚了。自古国家政事的张弛，强弱的关键，都系于君臣的谋虑，一转移间，效果立刻显现。臣只认为国耻不可忘，邦交不可恃，恳愿皇上鉴察前人的覆辙，审察宇宙的大势，发愤自强，毅然决断，不要敷衍畏难，不要被疑议所迷惑。王大臣等都公忠体国，卧薪尝胆，共同赞襄圣明的谋略，国家富强，军队强大，远方的人自然归服。这是天下臣民伸长脖子踮起脚跟等待的。臣管见所及，谨冒昧陈述，伏乞皇上圣鉴训示。谨奏。

再，银行起源于西方，其大旨在于流通一国的货财，以应上下之需。立法既优于中国的票号、钱庄，而国家任保护其权利，无旁挠，所以能维持不敝。各国通商以来，中国人不知务此，英、法、德、俄、日本的银行乃推行来华，攘夺我国大利。近年中外士大夫灼见本末，也多建开设银行之议。商务枢机所系，现在又举办铁路，造端宏大，非急设中国银行，无以通华商之气脉，杜洋商之挟持。议论者说国家银行应当全发帑本，简选大官通行钞票，由户部造发，如英、法等国，财赋都出入于银行，这是户部的外府。然而中外风气不同，部钞殷鉴未远，执行官府之制度，运贸易之经纶，恐怕窒碍滋多，流弊斯集，或致委重西人，取资于洋数千万金，咄嗟立办，他们的言辞很甜，但权力在他们手中，利害之数未易计度。臣只认为银行是商家之事，商人不信任则力量不合作，力量不合作则事情不成，想要慎始而图终，必须积小以成大。拟请简派大臣，遴选各省公正常实之绅商，举为总董，号召华商，召集资本金五百万两，先在京都、上海设立中国银行，其余各省会各口岸依次添设分行，照西方商例，全由商董自行经理。臣前在上海与开设粤、闵、浙、沪、江、汉各海关官银号的绅商候选道严信厚议及银行之事，严厚顾全大局，情愿以其独开之银号并入公家之银行，使其气局宽展，并仿照汇丰银行规制，以精纸用机器印刷银票，与现银相辅而行，按存银之数定印票之数，以备随时兑现。各省官府向银行借贷，应照西例，由总行上报户部批准，以何抵还方能议定合同。欧洲国债数千百万都由银行筹办，印发借券，应收年息归银行取付，大信不渝，集事自易。此后京外拨解之可交汇，以省解费，公中备用之可暂存，以取子息，官造银

译元尚不能通行尽利的原因，可以通过银行进行转运输送，上下官员得以坐收平色之利。银行用人办事，全部以汇丰银行的章程为准则。汇聚天下的商业力量，来创办天下的银行。只要华资银行多获得一分利润，就从洋行收回一分权利。并且依照西方惯例，等到有盈余利润时，酌情提取捐税归公，预先制定章程，遵守规定。商民既得到便利，国家便暗中获得利益。等到将来官商互相信任，内外政治法律变通以获取最大利益，再筹划设立国家银行，与商行并行不悖。希望尽早看到措施，以免空谈无补。谨附片陈请，恳请圣上鉴察训示。谨奏

译再次派遣使节而不辱使命，专门应对交涉而能胜任，如果不是饱学之士，就不能承担这一重任。近来环球通商，使节往来不绝，泰西各国来华的使臣，大都能尊崇君主、庇护百姓，能够履行他们的职责，虽然他们倚仗国家势力，但他们的才能和品行大多有根本。日本维新不久，观察他们派来的人，也往往追随西方人士的脚步。中国派遣使节与邻国交往，时间已经超过二十年，同文馆的培育不能说不够殷切，随使人员的阅历不能说不够广泛，然而仍然不免有缺乏人才的感叹，为什么呢？难道不是孔孟义理之学没有奠定根本，中外政治法律的道理没有通达大体吗？虽然娴熟语言文字，仅仅等同于小技艺，可观但不足以成就远大事业。臣去年在津海关道任内，筹集款项设立学堂，招收选拔学生，聘请中外教习，分别教授天文算学、地理、格致、制造、汽机、化学矿学等学科，禀报直隶总督王文韶奏明开办。今年春天，又在上海捐资购买基地，禀明两江总督刘坤一，筹集款项商议建立南洋公学，依照天津学堂的制度并加以增减，等筹办就绪，再当奏明。综合这些学业，收效都在十年之后，况且诸生从孩童时期选拔，没有一官半职的品级，既然不能变更科举制度，即使学业有成，也难以骤然获得显赫提拔，而朝廷急需重要人才，缓不济急。日本明治初年，在麑岛、马关战事中屡次失利，各藩都选择派遣藩中优秀人士，丰厚他们的资装，到外国求学，现在当权的人大多出自这一途径。拟请采纳这一用意，在京师和上海两地各设立一达成馆，选取已成材的人士，专门学习英语、法语语言文字，专门考核法律、公法、政治、通商等学问，期望三年之内，都能通晓门径，掌握大体。请命令出使大臣奏调随员，全部从两馆选取，等到达外洋，让他们向名师求学，在大学考试，历练三年，回国之后，对内如总理衙门章京，对外如各口岸关道、使署参赞，都不是这些人不能担任，资历声望既已显著，也就是出使大臣、总理衙门大臣的人选了。入馆的方法，两馆各以三四十名为限额，京官选取翰林、编修、检讨、六部司员，外官选取候补、候选的州县以上、道府以下官员，命令京官四品以上、外官三品以上各自举荐所知之人，出具切实的评语保送，由特简的学政大臣考取后分发到京师、上海两馆。常年经费，聘请洋教习以及馆舍膏火奖赏、书籍、食用等各项，每年两馆大约需要银两十万两，请由臣在管辖的招商轮船、电报两局内捐资筹集解送接济，以报答设立馆舍之地。京师由专司学政大臣酌情决定，上海附属于南洋公学详细章程。等奉到圣旨后，由专司学政大臣核定奏报咨文照办。此外臣还有陈述：孔子门下以德行为首要科目，西学以修身为根本，必须先端正坚固，才是办事的人才。没有中国士人能够担当重任远行，保送的人必须以志向操守坚卓、器量见识深稳为目标，不要被声名气望所震动，不要被私人关系所牵累，大概这样行事有耻，就可以出使四方。这是内外各位大臣所共知的，而在臣这里特别担忧过虑的。谨附片具陈，伏乞圣上鉴察训示。谨奏

振兴中国三大纲论

薛福成

听说观察国家形势的人，在于财用的丰缺、人才的盛衰罢了。财用为什么丰足？能够效法善政，那么财用就充足。人才为什么兴盛？不拘泥于资格，那么人才就涌现。中华是亚洲的大国，文明昌盛，光耀寰宇，而泰西各国往往为中国所借鉴的，实在是在振兴自强的计策上，未能纲举目张。现在一个国家，就像一个人一样，铁路是筋骨，银钱是气血，邮驿是一呼一吸，往来的通道。人没有这三者，怎么能成为人？国没有这三者，就不能成为国。试着详细陈述：一、铁路应该开筑。从我皇上登基的第六年，与俄罗斯争夺伊犁的条约，海内戒严，诏书询问方略，刘省三爵帅首先上奏请求开筑铁路，而合肥伯相覆奏，也深深赞同。当时刘云生参议，从出使日耳曼回到朝廷，上疏力争，于是罢免了这一提议。唉，迂腐儒生不足以商议大事，真是这样啊。考察火车的创造，比轮船晚，嘉庆五年，德微的首先制造，道光七年，斯提反笋父子造成，西方人见到很多利益，互相效仿羡慕，日益富强。而我们中国则一说，一人阻止，千百人坐误，因循到底如何？然而也想想英国人的铁路从印度到达缅甸，缅甸难道是终点吗？法国人的铁路从西贡到达东京，东京难道是终点吗？不到六七年，缅甸的铁路竟然到达马白关，越南的铁路竟然到达镇南关，关门之外，绝足飞行。而我们的铁路，筑还是不筑？与我们最近的，莫过于俄罗斯。考察西伯利亚铁路图说，从打穆斯到额尔库特斯为第一段，从伯喀尔湖到纳尔嗔斯克为第二段，从乌苏里到浦潮斯德为第三段，限定五年完工。又说从俄京圣彼得堡到浦潮斯德凡十五日，浦潮斯德，就是现在的岩杵河。这是八九年前的事。现在日本兵

译在平定战乱之后，听说俄国正在满洲修筑铁路以通达东方。俄国对于吉林、黑龙江两省的企图，曹述杰在《八十五条》中已经论述得很详细了，不必再赘述。我国要想巩固根本，那么辽东和陇右的铁路就必须优先修筑。要想贯通南北，那么从清江浦到北通州的铁路就必须优先修筑。要想振兴商业，那么从湖襄到成都的铁路就必须优先修筑。至于沿海通商各口岸，适宜修筑铁路以连接内地的，应该也不在少数，这就要看关心时务的人了。

听说工程专家说，铁路工程概括起来有七项：一是勘测确定铁路的走向方位，二是削平凸起、填平凹陷，三是开凿山洞，四是建造桥梁，五是铺设铁轨的方法，六是制造火车头、货车和客车的方法，七是管理铁路并获取利润的方法。后来火车盛行，新式技术日新月异，即使有很多弯道、斜面以及上下坡的地方，都不影响行车，那么第二项削平凸起、填平凹陷的工程就可以省去了。

铁路的轨距也不像英国的大铁路那样，铁轨间距为七尺；如爱尔兰各地的铁路间距为六尺二寸，英国普通的铁路间距为四尺八寸，其他国家也大多如此。有的地方铁路间距只有三尺或二尺半，甚至二尺的也有。铁路间距越宽，车子行驶越平稳；如果铁轨间距相同，那么所有的车辆也可以通用。起初使用的铁路铁轨，每英尺不过十二磅，后来逐渐加大到每英尺二十四磅、二十八磅不等。有人推算，每辆火车头行驶一百八十里，损耗铁路铁轨二磅有余；又每运送货物一吨，行驶一百八十里，损耗铁路铁轨一两半。所以在车辆频繁经过的地方，铁轨必须经常更换新的。

火车也有几种：快车是给送信和办理要事的旅客使用的，票价昂贵；普通的客车分为二等和一等，行驶稍慢而票价也便宜；还有运货的车是最慢的。火车行驶的地方，大多设有旁路，以便让慢车在旁路避让快车通过，然后再继续行驶。铁路的变化到了极致，就有海底铁路、地下铁路、架空铁路、空中铁路、钢丝悬挂铁路等，种种不同。

泰西的铁路由股份公司创办，中国向来归官府办理，但不如左文襄公主张归商人办理的计划好，而官府负责弥补不足、接替空缺，不徇私情，每一分钱都归公，不用私人办事，事事力求完美，这样计划就成功了。至于利弊，之前格致书院的课艺中虽然有很多过激的言论，但也已经一一论述过了。

如果由急到缓，依次施行，又在各地的书院、学堂以及出洋留学的学生中广泛培育，仔细甄别选拔，不崇尚虚文，务求实际效益。不出几年，就能得到人才并加以治理，使火车、铁路的各种机器以及机器润滑油等都能在国内工厂制造，不再依赖外国，财源日益丰溢，国势难道不会蒸蒸日上吗？

译第二，银钱应当鼓铸。中国宋唐以前，上下通行的货币，全都使用铜钱，未曾使用白银。《汉书·食货志》记载：“秦统一天下后，将劣币定为二等，而白银不在其中。”《自唐之世惟岭以南金银为货币》，《宋史·仁宗纪》记载：“景佑二年，下诏各路每年输送铜钱，福建、两广地区都用白银，江东地区用绢帛。于是出现了用白银折抵铜钱的情况。”《金史·元光二年》记载：“宝泉局几乎不再使用，哀宗正大年间，民间只用白银进行交易，这是上下使用白银的开始。”明宣德五年，有白银三十二万二百九十七两作为年度定额，以此作为标准。九年闰七月戊寅初一，再次开放福建、浙江的银矿场。这一年采纳的白银已达六万七千一百八十两。本朝顺治六七年之间，海禁尚未设立，看见市井贸易大多使用外国银钱，各省流行，随处可见。至于铜钱，是历代通行的货币。考察古代，铜钱的轻重向来不同。重的如吴国的“当千”、蜀国的“直百”、晋国的“比输”、梁国的“两柱”；轻的如汉代的“榆筴”、魏国的“鹅眼”、宋代的“綖环”、隋代的“皮单”。管仲说：“百姓嫌钱轻，就铸造重钱来流通，称为母权；百姓嫌钱重，就铸造轻钱来流通，称为子权。母钱与子钱相互权衡，以平衡万物的价值。”究其根本，物价腾贵，而民生日益困顿。本朝立法公正无私，设立宝源、宝泉两局，铜质精良，康熙、乾隆年间铜钱重量均为一钱四分，其惠及百姓的意图可谓深厚。然而白银日益短缺，铜钱日益减少，这是什么原因呢？议论者每每归咎于白银泄漏到外洋，铜钱销熔于私铸，却不知道是因为鼓铸未能得当。恭查《大清会典》，以一万二千四百八十串为一卯。宝泉局每年铸造铜钱六十一卯，得到铜钱七十六万千二百八十串，遇到闰年加铸四卯，得到铜钱四万九千九百二十串，用来发放军饷。凡是直省奏请开铸的，则有直隶、山西、江苏、江西、福建、浙江省、湖北、湖南、陕西、四川、广东、广西、云贵十四省。光绪十二年，杨昌浚上奏说：“福建铜钱改由机器局筹办，当时本因宝福局停铸很久，改为储存军装，请求在船厂设炉鼓铸，借助轮机以节省人工，原本不是定例。”但这已成为机器鼓铸的先兆。有人又说广泛设立纸币以救济银钱的不敷，然而纸币有几种弊端：一、伪造者多；二、不能持久；三、难以零找；四、一旦有外变，即难通行各省及外洋吗？用贮藏来救济银钱的不敷，是可以的；想要专门依赖它来开掘利源，则不可以。推究银钱的根本，在于开矿。我朝不讲求矿学，已经很久了，往往以矿洞老化、山空为由，一疏奏了事。即使有矿苗显露，质地精良，或受限于时论，或拘泥于风水，因循坐误，实在可惜。假使深明化学的人，深入测算，严立章程，招商开办，然后购买外洋机器，设局铸造，应当可以取之不竭，用之无穷。考察铸造金银铜三种全套机器的价格，约九万二千余元，专铸铜钱全套机器的价格，约四万五千余元，铜钱锅炉需用煤炭，约一万四千三百五十四磅，以及置局采银、采铜铅等，不过三十万。如果担心资本难以筹集，不妨向商人借贷本金，保证生息，按期拨还，那么即使百万，也没有困难。先前上谕南北洋沿海繁庶地方，招集资股分铸大小银钱，以救济圜法的不敷。草莽之臣捧读之下，每每感慨我皇上乾纲独断，不惑于言论，仿照西法，开掘利源，不遗余力。阅读上年《申报》，有已筹集三十万，在福建厂购置机器设局开办，又分局于上海，招股开办，明春可以开炉，每日可出四五万元等语。事情历经岁月，未知究竟。但只要各省都权宜办理，照章开局，那么一天的产出，可得百万元，那么银钱有不充盈，府库有不充满的吗？

第一，邮政急宜整顿。驿站传送的设立，有冲要之地，有偏僻之处，所以供皇使出行，臣属朝贡的方国，携带奏章的员役使用，称为驿站，仅供本州县驰递，称为递马，又称为里甲马。驿站每州县，或设两处，或设三处，额定马匹六七十不等，递马则不过数匹而已。《后汉书·舆服志》，驿马三十里一置，《史记》记载田横乘传前往洛阳，未到三十里，到达尸乡驿就是如此。《唐书·百官志》，凡三十里有驿。白居易诗：“从陕到东京，山低路渐平，风光四百里，车馬十三程。”就是如此。古人设置驿站之多，所以行进速度快而马匹不疲敝。后人为了节省费用，历次裁并，甚至有七八十里一驿的。如通州路河驿四十里，到夏店驿五十里，到蓟州渔阳驿，现在将夏店、公乐两驿合并于三河，那么一驿就是七十里了。又何况

译怪马匹倒毙而官员逃跑吗？不止如此。在交通要道，大军的轮换调动，差役的奔波往来，京城官员的食宿安排，络绎不绝，定额银两不够用，势必向户部申请增加，每年耗费无数金银，这就危害国家。大帅、高官、悍差的健卒，逞威横索，地方官员虽然竭力奉承，却仍遭怒骂、鞭打、侮辱，无所不至，这就危害官员。驿站中的额外开销日益严重，正常供给不足，不得不借支，借支不足，不得不摊派。本该由官府雇用的船只，改由百姓雇用；本该由官府办理的车马，改由百姓办理。骚扰搜刮，这就危害百姓。国家受病，官员受病，百姓受病，想要寻求妥善处理的办法，实在不容易。

作为差役，有奉钦命办理公干的大臣，有朝贡的藩属使节，有进京觐见或赴任的督抚、提镇以及巡盐、监税的部院台卿，这称为大差。有奉命星夜疾驰、紧急公文飞递、限期到达的，称为紧差。有承接舍斋奏章、佐僚代捧庆贺、大计表册的，称为小差。怜悯劳苦、抚恤死者，允许给予邮骑的，称为散差。官员则发给勘合，役卒则发给火牌。勘合的廪给按人员计算，火牌的口粮按份额计算，而水驿的船只、陆驿的夫马，则遵照户部填发的数额。

作为驿役，有官坐、紧差、小差、散差、包马等不同类别。作为驿差，有总理、兵房、马牌、牧马夫、背包、送差、打听、官报等职位。至于额外差事，有上司的纸牌，有封存的协济，额外的累赘，有过站的越站，额外的苦处，有马匹的多索，各项的苛求，种种不一。

西方各国，陆地上有火车，水上有轮船，设立官办信局，公私信函都可以邮寄，根据信函的轻重、路途的远近，收取信资，设立信部官员来管理，数万里之遥，定期到达，从未遗失，而且收取的费用特别低廉。日本仿照实行，名叫邮使。中国为什么不兴起这样做，使其与电报互为表里，也可以与铁路相互维持，而裁减下来的车棚马匹就可以转为军前之用。不仅大江以北多驰骋之士，大江以南也有善于骑乘之用的人了。

有人又说，驿务的兴废，系于总理是否得人，得人就驿务兴，不得人就驿务废。然而想要让他与本官休戚相关，诸事不欺瞒，难；第一，支销用度，账目分明，难；第二，应差马匹，酌量分拨得当，劳逸适中，难；第三，看待驿中马夫，宽严并用，情理法兼施，使人心悦诚服，难；第四，行为老成，专心办公，不结交浮华浇薄、赌博、娼妓、酗酒之人，难；第五，这样一个人，不斤斤计较，难吗！

直隶巡抚王登联想要改革驿务，上疏条陈，对于越站、枉道、滥费、蒙混、假公济私等弊端，既洞悉利害，而除害的方法，也确切不移。然而以光绪九年甘肃驿务计算，关内外共设马六千三百五十多匹，夫三千六百多名，牛五百多只，有牛夫拉车马一百五十匹，有马夫，每年需要工料站价银二十五万七千多两，粮料草束在外。一省如此，各省如此，那么每年所需不止六七百万。既然费用如此巨大，却让弊端丛生，饱了吏胥的口袋，又有什么可取的呢？

所以想要整顿驿政，不如专门设立驿务大臣，采取各国成法实行，并且让他兼理铁路电报。铁路电报这两者，是相互扶持而行的。邮政的兴旺，也基于铁路电报。现在电报已经实行了，尚未广泛实行的，只有铁路罢了。如果广泛招引商贾来修筑铁路，直通内地，那么驿递难道不会四通八达吗？这三者都是我国当前的急务，而其关键在于得人，得人的方法，在于推广学校，设立书院，不拘资格。我皇上兼采刍荛之议，日新又新，凡在臣民，无不拭目等待。

译中国富强的策略，应当推广西学，讲求实际，严厉清除欺骗蒙蔽的言论。

曾纪年

如今天下都在竞相谋划富强，国家不止一个，策略也不止一种。然而已经富强起来的国家，固然没有不根据时势和地域制定适宜措施的，以此来获取富强的成效，起初并不是仅仅依靠空谈、虚设形式就能做到的。但是此时中国的富强策略，也应当急切地讨论其适宜之处了。富强，是过去的中国所不崇尚的，却是现在的中国所想要谋求的。它的策略在哪里呢？回答说：生活在当今的时代，却复古道的做法，不是识时务的人谋划富强的方式。策略在于通过中学来寻求西学并加以推广。然而近来谈论西学的人，也确实不少了。起初学习他们的语言文字，接着学习他们的饮食嗜好，最终学习他们的车马宫室，把这当作推广，其实是舍本逐末。于是学习根本的人，又把招股开矿、设关征税当作致富的方法；把造船制炮、开筑堡垒当作自强的基础。最终，学习致富的人，没有得到物产的利润，先丧失了开办的资本，反而更加贫穷；学习自强的人，没有得到器物的精良，先遭受了浪费的祸害，反而更加衰弱。这样虽然有了推广西学的虚名，却没有推广西学的实效，又怎能责怪那些不明西学的人，动不动就借口说西学不适宜呢？要知道西学中固然各有其实际内容存在，只是中国谋划富强的人，都不肯实事求是，所以虽然每天看到西学的推广，却始终没有利益可收罢了。必须对西学中的实际内容，每件事都加以讲求，才不违背富强的本旨，也不失推广的初心。我在此得到两条策略，一是尽地利。地中有天然的财富，地外有人为的财富。推究寻求，财富本来没有不可以逐渐获得的。学问可以局限于此吗？为什么说天然的财富呢？地中的煤、铁、金、玉就是这样。如果不研究其原质矿苗的根本，只延请洋匠来钻挖，这就像把珍宝藏在家里却不认识，反而雇佣仆役代为搜寻一样，怎么可以呢？策略在于应当先设立矿产学堂来加以讲求。什么构成了这些物质？什么导致了这些物质的变化？必须对其流动凝结的渊源、变化细杂的道理，讲求不厌其精详，然后见到矿苗就知道确实可以开采，如同从口袋里取东西一样，不必仰求外人，自然能得到取之不穷、用之不竭的富厚了。为什么说人为的财富呢？地上的灌溉、蓄积、建造就是这样。如果不考察土地疆域的情形，只运来洋货来敷衍了事，这就像抛弃田产在野外而不治理，反而向市场置办食用一样。怎么可以呢！策略在于应当先开设生理学堂来加以讲求：飞禽走兽、动植物如何使它们繁衍繁荣？铁路桥梁如何使它们快速通行、便利渡越？必须对其种类质性的配合、工程物料的经营，讲求不遗漏其巨细。然后开垦土地、增强国力，如同赶集一样容易，不必从异域取材，自然能得到无利不兴、无废不举的富饶了。

二是尽人事。人有应当使其体质心性强健的，人又有应当使其工艺材力强健的。推究寻求，强盛也没有不可以变法而成就的。学问可以局限于此吗？为什么说体质心性的强健呢？人的刚健坚定就是这样。如果不明白柔弱颓靡的原因，只用医药来补救，这就像拔苗助长，却忘记了培植涵育的功夫一样。怎么可以呢！策略在于应当先设立养心学堂来加以讲求，革除缠足伤肝的恶习，妇女得以保全完好，那么所生的男子都可以雄壮魁梧。除去吸烟丧志的浇薄风气，武夫固然血气充盈，即使无力的文人，也无不精神振作，这是可以知道的。必须对其卫生保命的源流、感动奋兴的机会，讲求不惮其烦琐。然后朝廷和民间上下积健为雄，不必救弊补偏，自然改变其强盛的气象了。为什么说工艺材力的不强呢？人的聪明作用就是这样。如果不辨别兴衰治乱的原因，只模仿洋法来试行，这就像给猴子戴上帽子，难以使用鼓励扩充的方法一样。怎么可以呢！策略在于应当先设立争胜学堂来加以讲求，悬挂特赏来奖劝制造，其精美将无物不有，而且多加人一等的新奇。设立重赏来经武整军，其操练无时无刻不在进行，而且得到高人一筹的智勇。必须对其出奇制胜的器具、防守战攻的经略，讲求不嫌其精深。然后货物兵民天下无敌，不必劳师袭远，自然形成其强盛的大规模了。然而用这些话来说中国富强，就能收到实效吗？回答说：还不可以。因为中国虽然已经讲求实学，但还有败坏蒙蔽的积弊未除。纠集难成的股份来欺骗殷实之家，增加额外的厘金来欺骗商民，办理无用的军械来欺骗君主，创建不济的水师来欺骗朝廷。甚至兴修水利治理河流，却挖决堤坝以行其奸，既浪费了国库资金，又滥占了名位。救济饥荒办理赈灾，却虚报以成其残忍，既侵吞了公款，又纯粹盗取了虚名。筹划军饷开设捐纳，计臣便中饱私囊

译如果政令偏私，百姓就会更加感到匮乏。增建军营招募勇丁，那么各地都是乌合之众，即使有千军万马，又怎能成为真正的军队？没有不欺骗的，没有不蒙蔽的，用欺骗世人的手段来窃取名声。政治施行蒙蔽视听、堵塞明察的教化，富裕既无指望，强大又怎能期望呢？回答说：欺瞒蒙蔽到了这种地步，如果不严厉地加以清除，就不能成功。清除官府办事假手于吏胥的弊端，凡是各种工程的兴建，都按照西方公司的办法分别设立。疏浚大河就允许收取船费，建造桥梁就允许收取渡资，修筑铁路就允许出售车票，凭借民众生财致富的大道，开辟各地便利的大型工程。朝廷没有每年每月固定的财政支出，百姓有耕种九年剩余三年的积蓄，国家不担忧贫穷，而百姓都储藏财富，得到西方学问的实际利益，或许中国就没有贫弱之忧了吧？清除兵制上动不动就依赖招募的弊端，一切军事事务，都模仿西方的团练制度分别防守。在山林地区，将猎户和矿丁，派遣营官编入军队；在江河海洋，将渔船和渔场，拨给兵船训练成水师；在城市地区，将本地居民和外来客民，借助武官训练成精锐部队。在安居乐业的民众中，寄托抵御灾害、保卫国家的骨干力量。军营中没有年老体弱残疾者充数，民间有杀敌立功的忠义之士，国家不担忧软弱，与百姓都自我强大，效仿西方学问的实在之处，或许中国就有振兴的机会了吧？所以我说道：中国富强的策略，如果不推广西方学问以讲求其实用，并严厉清除欺瞒蒙蔽，那么最终就会不合时宜罢了。

译论强

郭宗宪

如今那些拍案叹息、激昂陈词，宣讲西学、谈论洋务的人，难道知道五十年来西方人孜孜不倦所追求，近处可以保全自身、治理生计，远处可以造福百姓、治理国家的一件大事吗？达尔文是英国研究动物植物的学者。他继承家学，年轻时周游世界，凡是品种奇特、性质怪异的草木禽鱼，收集得极为丰富，他穷尽精微深远的思虑，历时数十年写成一本书，名叫《物种起源》。自从这本书问世，欧美两洲几乎没有人不读，而西方的学术政教因此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评论者说达尔文的学说，在使人耳目一新、改变思想观念方面，甚至超过了牛顿的天文数学和格物致知之学，这大概不是过分的赞美之词。他的书论证阐述明确，条理清晰，符合人心常理，大意是说物种繁多，起始于一个本源，它们日益纷繁、月月变异，大体上受天地牵制，以及所处环境形势的不同，于是导致彼此差异极大，几乎不可能再归一。然而这些都是后天的事情，是顺应自然而逐渐形成这样的。书中提到的内容，只有两篇特别著名，西方博闻之士都能说出。一篇叫“争自存”，一篇叫“遗宜种”。所谓“争自存”，是说人类和万物在世上，杂乱地共同生存，共同享受天地自然的恩惠，相互接触、相互竞争，人与人、物与物，各自争夺以求生存。起初是物种与物种争夺，等到形成国家，就是国与国争夺，而弱者应当成为强者的食物，愚者应当被智者役使。等到能够生存并繁衍后代，必定是那些强悍忍耐、杰出勇猛、敏捷灵巧聪慧，以及与时令、地利和一切形势最相适应的人。况且争夺之事，不一定非要动用爪牙、施行杀戮，习惯于安逸的人让他去承受劳苦，习惯于山地的人让他去居住沼泽，不到两代他的种族就灭绝了。争夺生存的事情就是这样罢了。所以每当有太古时期最繁盛的物种，风气逐渐改变，经过几百年或上千年，消磨殆尽，以至于没有遗留，就像卵学家所见的古禽古兽那样。这不仅禽兽如此，草木也是这样。不仅动植物如此，人民也是这样。人民本来就是动物的一类。达尔文总括所有生物并提出宗旨，论述其大概，又有斯宾塞，也是英国人，尊崇他的道理而大力阐发人伦之事，把他的学问称为“社会学”。为什么？荀子说过，人之所以不同于禽兽，是因为人有能力。凡是人民相互生育养育，交换事务、互通功效，推演到兵刑礼乐之事，都是从这种能力产生的，所以斯宾塞取这个“能”字来命名他的学问。概括他所论述的条目枝节，与我们《大学》所说的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事，有不谋而合的地方。只是《大学》引而未发，语焉不详。至于斯宾塞的书，则精深微妙，丰富奥博。他特别坚持一个理论、论述一件事，必定以物理为根基，征引人事，推究其开端于最真实的本源，探究其极致于不可逃避的效果，然后才停止。而对于一国盛衰强弱的原因，民德醇厚或浇薄、凝聚或离散的理由，尤其反复强调。对于五大洲的治理，从野蛮未开化到号称最强的国家，指责批评，十之八九都详尽无遗，唯独对中国的治理沉默不语。这也是对于他所不知道的，就采取存疑阙如的原则。斯宾塞耗尽毕生精力，经过五十年才写成书。全书之外，杂著丛书，又有十多种。有叫《劝学篇》的，有叫《明民要论》的。因为卷帙不繁而诵读的人特别多，《劝学篇》是劝人治学的书。它的大意是说天下沿流溯源、执因求果的事情，只有在学问上最难。有国家的人施行一项政策，颁布一道命令，其本意是为了规范百姓，本意是为了拯救弊端，而所期望的往往不能实现，而所不期望的常常突然到来。等到时间长久而曲折多，利害繁杂变化，于是就有不可探究明白的。所以不明白学问的道理，不仅遵循旧章的人不对，而改弦更张的人反而更加错误，因循守旧和粗率冒进二者必居其一。为什么呢？因为格物致知的学问不先行，偏僻的情欲未去除，受教条束缚、拘泥于狭隘，产生邪念危害政治，本来就没有不误导人家国的。所以想要治学，而且必须先从事于各种学问。不学习数学、逻辑学，那么他的心不足以察明不可逃避的道理、必然的规律。不学习力学、化学，那么不知道因果功效的相互产生。力学就是所谓的格致之学，化学就是所谓的化学。逻辑、数学、力学、化学四者已经治理好了，然而心的作用仍然在少时审慎而在纷乱时迷惑，在近处明察而在远处迷惑。所以不学习天学、地学、人学，就无法穷尽事理的悠久博大与繁杂变化。而这三者之中，人学尤为急切。为什么呢？所谓国家，本来就是积累人而形成的。不精通其部分，就无法看见其整体，况且一个国家的形成建立，其间体用功能，实际上与生物的一个身体没有不同。大小虽然不同，但官能治理相互对应。所以人学，是进入德行的门径。

人学又分为两类，叫生学，叫心学。生学，论述人类生长养育繁衍的大法；心学，谈论百姓知行感应的秘密机制。大概一个人的身体，其形体和精神相互依赖以发挥作用，

译所以一个国家的建立，也是力量与德行都具备之后才能生存。而一切政治的实施，以及国家强弱盛衰的特点，都如同佛教所说的“循业发现”那样（由业力决定显现）。这本来是有其根源，并且承受其蕴藏之力的。只有数学明确显著，然后才能从事其他学问，学问治理好了然后才能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用来维持世道、保护百姓，从而一天天达到大治且德行馨香的极盛状态。唉！美好啊，完备啊！自从有人类以来，没有像这样美好的了。即使是周文王生在现在，也不能舍弃这种道理而去谈论治国。唉！中国到了今天，其积弱不振的形势，不需要聪明人就能明白了。深深的耻辱，是没有可以隐瞒的。日本凭借寥寥几艘战舰的水师，区区几万人的军队，一战就剪除我最亲近的藩属国，再战就使陪都戒严，三战就夺取我最坚固的海口，四战就覆灭我的海军。如今议和不成，京城附近甚至有早晚受到警报的危险了。这就是百姓不懂军事，而将帅缺乏人才啊。从前天子曾经赫然震怒，想要有所改革。但是内部从殿阁宰相，直到六部九卿；外部乃至二十四行省的总督巡抚将军，竟然没有一个人足以胜任抵御外侮的任务，深山猛虎，只是空谈罢了。像这样，还能说国家有人才吗？战争持续仅仅超过一年，公私却都已穷困潦倒，除了洋债之外，还不能不骚扰百姓，这是财力匮乏而蹈袭前明灭亡的覆辙啊。一个国家就像一个身体，击打头部四肢都会响应，刺中腹部全身都知道灭亡。而南北虽然同属一个君主，彼此却俨然像两个界限，京城震动了，四海却安然无事，看待国家的颠危就像秦越两地人的肥瘦一样无关痛痒，这是君臣民势离散，而相爱相保的情义淡薄啊。将领平时不讲究战术，士兵平时不训练，器械平时不储备，一旦有紧急军情，像蚂蚁一样聚集屯驻，授予外洋的快枪机炮，就格格不入不会操作，堵塞损坏，所以使用起来，反而不如简陋迟钝的抬枪。而愚昧的人不知道，于是得意洋洋地说：“这是内地的利器。”又有人以为我练习一种枪有准头，就可以掌管三军的命运，并且大肆宣扬这种话来威慑敌人，这种见识还值得和他谈论今天的军械吗？还值得和他谈论战阵的事情吗？总督称为制军，巡抚称为抚军，都是将帅。他们占据那个名位，不练习那些事务，竟然如此。十年来，朝廷缺漏的政事也已经很多了。那些在朝廷谋划、辅佐上级发布命令的人，与下级从事行贿受贿的污浊行为，作为天下的标准。并且厚颜无耻地说弊端，本来就是中国用来养育天下的。这种话如果是对的，那么中国全都成为盗贼才停止。即使目睹非常不道的政事，也说我对我的君主已经无可奈何，或者被天下后世所共同谅解。而且这几位公卿，又不是不知道与乱臣贼子同流合污没有不灭亡的。正如息夫躬所说：“用狗马的寿命来保全眼睛所见，只是侥幸希望在我身上没有亲眼见到罢了。”而国家亿万年的基业因此危殆，不是他们所顾虑的。而谁说这些区区小事还不足以剩余呢？至于所谓天子顾问进谏的臣子，对于时事时势，国家视为存亡安危的关键，都茫然无知，无异于盲人捕风。他们对于外洋的事情固然没有责任，奇怪的是，对于本国本朝以及其职分所应知应明的事，也不曾稍加留意。而一考察其情况，实在是故意有所议论，就胡言乱语，传闻远方，只供人嘲笑；有所弹劾，就道听途说，矫枉过正，诬蔑他人，气盛而违背常理。朝廷几十年的任事，在京城几百里之内，对于他们的长短功罪得失是非，昏然毫无所知，只是崇尚喧哗自鸣忠直，而一时的舆论也以忠直称颂他们。这些都是文武百官，天子在紧急时刻所依赖以求安定的，他们的人才又如此。至于其中趋时的人，自命为俊杰，就矜夸其浅尝辄止，夸耀为独得之秘，只取外洋的似是而非来扰乱君主的聪明。而尤其不肖的人，就窃喜世事的纠纷，又想要借此来求利，求才急切就可以侥幸而骤然升迁，兴作多就可以居间而自肥。凡此种种，都是今天逆耳的忠言，还是鄙人丧心病狂的一言呢？既然在位之人的人才已经如此，意欲沉废伏匿于草野闾巷之间的人才，转而寻求，则消乏雕亡，存一二于千万之中，即使说没有，也无可厚非。神州九万里之地，四百兆之民，这空旷的只是土地荒芜罢了，这熙熙攘攘的只是人满为患罢了，还自认为我们是冠带之民，灵秀所钟，孔孟所教，礼义所治，难道不惭愧而不知耻吗？

译疆土之事，你进我退，战败哪里值得悲伤？现在暂且不论古代，就用近代的事来阐明：1870年，德国难道没有败给法国吗？不到三十年，雪耻复国，蔚然成为强国。1871年，法国难道没有败给德国吗？不到二十年，救治创伤，扶助伤员，竟然号称富强。评论时势的人，说它比拿破仑时代更加强大。既然这样，战败又哪里值得悲伤呢？真正可悲的，是民智已经低下，民德已经衰败，以及民力已经枯竭罢了。即使有圣人执政，如果不是经过几十年上百年，使沿海百姓都知道亡国的危险，上下同心同德，彻底铲除弊病并激励鼓舞他们，终究不足以有所建树。而岁月漫长，四邻虎视眈眈，恐怕还没有来得及有所作为，就已经成为印度、波兰的后续者。难道要等斯宾塞的理论还没有实行，而达尔文的道理先被信奉吗？这未必能够如此。我们这些人自身尚且不值得吝惜，那我们的子孙和中国的种族该怎么办呢？唉！天地父母，山川神灵，请不要诱导这些下等百姓，使他们都能奋发图强！听到前面言论的人上前问我：“先生的话，真是忧虑得如同杞人忧天啊！”如今异族成为中国祸患，不是从今天开始的。从夏商周三代直到汉朝南北对峙，互相争斗，各有胜负，虽然时常受到侵犯，但对大局没有损害，本来就不用说了。魏朝纲纪废弛，发生五胡乱华，黄河以北沦陷于游牧民族手中，将近几百年。在这个时候，百姓哀痛，枕着兵器睡觉，不得喘息，几乎没有幸存者，损耗殆尽。在唐朝得以休养生息，人口众多，国家富足。到了唐朝末年，宋朝始终，遭受的祸患更加猛烈。金国女真更加强盛，接着成吉思汗崛起，震撼欧洲，忽必烈汗接连吞并宋朝，统一华夏，向南囊括印度，向北到达俄罗斯，疆域之大，古代所未有。然而国土沦丧，不到百年，长城以南又回归汉族统治。到了本朝兴起，辽东圣哲诞生，百姓革除明朝弊政，恩泽深厚，到现在已经三百年了！这些都是自古以来的事实。其间朝代更替，不过是一个姓氏的废兴，而人民还是这些人民，文化教化还是古代的文化教化。既然这样，即使现在不忌讳损益，也可以知道众多百姓，难道没有同类而您却对达尔文的邪说感到惊恐吗？一说是他们无法自我生存，二是担忧他们无法留下后代，这与众人熙熙攘攘，正登上春台，而您披头散发发狂，白天看见鬼魅有什么区别呢？如果不是这样，为什么言论如此怪诞不经？难道不考虑旁观者的讥笑吗？本朝恩泽深厚，基业方永，天命未改，民心所向，事情万万不会到这种地步。深重的忧虑正是为了启发圣明，何必直接这样说呢？况且您没有看到回部的土耳其吗？处在俄国和英国之间，领土日益缩小，其逼迫可谓到了极点。然而没有听说它竟然亡国灭种，四分五裂，这又是为什么呢？请您想想，物极必反，强者死，穷困者势必将反转。天道剥极必复，就像翻手一样容易。怎么知道现在所谓的强邻，不会先笑后哭，而您为君主担忧、自我损害的行为，不会先俯身哀悼而后仰头祝贺呢？我回答说：是的。客人用来消除我疑惑的话，可以说非常透彻了。虽然如此，希望私下里让我为客人深入阐明。像客人这样，确实是所谓明于古而暗于今，得其一面而失另一面的人。暂且不论客人所指为异族的人并非异族。天下之大，种族有四种：黄、白、赭、黑。北到西伯利亚，南到中国海，东到太平洋，西到昆仑山，是黄种人居住的地方。他们为人，高颧骨而浅鼻子，长眼睛而头发浓密。乌拉尔山以西，大秦旧地，是白种人的产地。他们为人，紫胡须而蓝眼睛，高鼻梁而眼眶深陷。越裳、交趾以东，东绕吕宋，西到印度，其间多岛国，则是赭种人的百姓。而黑种人最下等，则是非洲及赤道附近各部，所谓黑奴就是。现在的满、蒙、汉人都是黄种人。由此说来，中国，自古以来本来就是同一种族所统治，而没有曾经沦陷于非同类。区分开来，正是由于所见狭隘罢了。

那三代春秋时，徐、燕、越、吴、楚国、闽、濮、胥、戎、狄等，又哪里足以作为典范呢？即使如客人所说，客人还不知道种族之间强弱的原因有二：有勇猛强悍、体格高大的强，有道德智慧、技艺智谋的强。有以质朴取胜的，有以文明取胜的。以质朴取胜的，是游牧射猎的百姓。他们的国君和百姓上下，截然像一家人，忧愁就互相救助，危难就互相奔赴，生聚教训的事情简单而不详细，骑射驰骋，像云一样聚集分散，毡裘肉酪，养生的器具，更加有力耐寒，所以他们这种族，乐于战争而轻视死亡。有魁梧杰出的人约束并驱使他们，他们的势力可以强大天下。虽然强大了，但没有进入教化阶段。至于中国的百姓，则进入了教化阶段，是文明取胜的国家。耕种凿井，养蚕织布，城市乡村居住，于是有刑罚政令礼乐的治理，有学校教育的教化，分工交换，士农工商四民才区分开，他们的文章法令之事经历变化而更加繁多，积累久了更加丰富。

译养生送死的物资，没有不具备的。君臣上下的名分，没有不明确的。冠礼、婚礼、丧礼、祭礼等礼仪，没有不举行的。因此那里的百姓，苟且偷生而畏惧法律，治理他们如果得其道，就容易互相安处；如果失其道，也容易日益败坏。所以等到其弊端显现时，往往转而受制于质朴胜过他们的人。然而这里安富尊荣、声名文物，本来是游牧射猎者内心羡慕而远远赶不上的。所以他们进入中国后，虽然名义上做了君主，但传了几代之后，他们的子孙，即使有祖宗遗留的严厉告诫，也不能不厌恶劳苦而追求安逸享乐，抛弃淳厚的德行而沾染浮薄的风气，违背天性、放纵情欲，忘记了自己所受的教化，那些不逐渐被同化而与汉人风俗一致的，大概已经很少了。苏东坡的话说得好：“中国以法取胜，而匈奴以无法取胜。然而他们的无法，起初用来治理自己则绰绰有余，等到已经进入中国做了君主，就一定不能抛弃中国的法律而用无法来治理，于是陷入法律的束缚中而同受其弊端。”这就是中国之所以经历多次被战胜而常常保持原状，而其教化反而日益扩大，其种族反而日益繁衍的原因。为什么呢？事物本来就有无形相胜而亲近者反而被胜的情况，常常亲身经历其境而不知道。所以听取客人的话而详细审视，说异族常常受制于中国，可以吗？不能说异族制服了中国吧？然而到了如今的西洋，则与这断然不可同日而语了。那西洋，无法与法并用，而都有胜过我们的地方。从自由平等的观点来看，他们抛弃忌讳，去除烦苛，决断壅蔽，人人得以实行自己的意愿，表达自己的言论，上下之势不相悬殊，君主不很尊贵，百姓不很卑贱，而联结如同一体，这是无法的胜处。从官员、工匠、商贾章程明确完备的观点来看，人们知道各自的职责，不督促也能办好，事情无论多么细微无不具备，进退作息没有失掉节度，无论远近，朝令夕改而人们不以为烦，这是以有法取胜。他们的百姓高大勇猛，已经胜过我们了，而道德智慧术数知识比较而言，又是我们百姓所必定不及的。所以凡是所谓耕种、凿井、陶冶、纺织、种植、畜牧等，以至于官府、刑政、战斗、转运，凡是用来保护百姓、养育百姓的事情，其精密广远，比较中国所有的所为，其相差的程度，有说出来而不能相信的。而且他们做事，又一一都本于学术，他们的学术，又一一求之于实事实理，层层积累以到达至大至精的境界，大概很少有一件事可以空谈而不能实行的。推求其原因，大概他们以自由为体，以民主为用，一洲的百姓分散为七八个部分，争雄并长以互相磨砺，开始于互相猜忌，终于互相成就，各自竭尽智虑，今天不同而明天更新，所以能以法取胜而不致受法的弊端，这是他们可畏的原因。中国之法与无法相遇，所以中国常有以自胜，如今他们也以其法与吾法相遇，而吾法却颓堕腐朽，瞠乎其后了，那么彼法日胜而吾法日消了。这就是从前之所以有四千年文物然而不终日的感叹的原因。这难道只是客人所非常痛恨的吗？石介有言：“我难道是狂痴的人吗？只是天下事既然如此了，那么怎么能塞耳涂目不为我的同胞垂泪哭泣而一同引导他们呢？”况且客人说错了，我所说的无以自存，无以遗种，难道一定要死到国量平泽若蕉那样才算是这样吗？只是让他们常常做君主而我们常常做臣子，他们常常为雄而我们常常为雌，我们耕种而他们吃果实，我们劳苦而他们享受安逸，作战则我们居先，治理则我们居后，他们将会把我们当作天地的罪民，说这种族本来不足以自由而自治。于是束缚驱驰，奴役而虏用我们，使我们的民智无由增加，民力无由奋起，这是愚昧的人长为此困苦无聊的众而已。像这样，那么去无以自存，无以遗种。其间相差多少？不然，难道不知道不至于无类吗？那黑人与红人，且常存于两间了。何况四百兆的黄色人种呢？百姓本来有其生，也不如其死；其存，也不如其亡，贵贱苦乐之间，不同罢了。而且物之极，必有其所由极；势之反，必有其所由反。善于保持其强，则强者正所以长存；不善于用其柔，则柔者正所以速死。那《周易》否泰的数理，老氏雄雌的言论，本来是圣智者的妙用，微权而非无所事事，等待其自至的说法。无所事事而等待其自至的，正是《太甲》所谓“自作不可活”的意思。天本来不为无衣者寒，岁也不为不耕者饥。客人也知道吗？

译至于土耳其之所以尚能存在，是因为他们的穆罕默德原本就把敢死作为教义，用武健严酷的方法来驯服百姓。所以文化不足而质朴有余，智谋权术虽然无可称道，但勇猛强悍胜过军队，尚足以自立。所以虽然夹在两个强国之间，灭亡的危机还没有到来，然而日益侵逼、日益削弱的情况下，所剩下的也仅仅是一点点罢了。如果我们中国，连军事的事情都没有学过，又怎么能够用土耳其来自我宽慰呢？虽然如此，假使现在有人愤恨中国长期贫困衰弱，捋起袖子说：“为什么不让我来治理？让我来治理，就可以立刻实现富强并淳厚风俗。”那么他的方法是什么？回答说：“中国之所以不振作，不是法律不好，问题在于执行不力罢了。”祖宗的成法都在，我将遵循使用，并且加上实力。于是督责的政治实行，检举揭发的事兴起。像这样期待十年，我知道中国的贫困和衰弱还和以前一样。为什么呢？天下的形势就像水往低处流，已经浩浩荡荡形成江河了，却想阻挡它让它倒流，使它停留在山上，这是人力所不能胜任的。又有人说道：“法制是圣人的草狗，一旦陈列就不能再用了。天下的形势已经日益趋向混同，我想要富强，西洋富强的政治在那里，为什么不跟随采用呢？”于是他在朝廷上，建立民主，开设议院；在民间，合并公司，使用公选，训练全国的军队以抵御外侮，增加百分之二十的赋税以满足用度。像这样也期待十年，我知道中国的贫困和衰弱会更加严重。现在人的身体，懒惰就会衰弱，勤劳就会强壮，这是常理。但如果让病人每天从事跳跃跨越的活动，只会加速他的死亡。中国本来就是病人，而且有些事情不能自己行动。苏东坡知道这一点，他说：“天下的祸患，没有比上面作为而下面不响应更大的了。上面作为而下面不响应，那么上面也将穷尽而自行停止。”锡彭塞也说：“富强不能强求，只能导致它，要种植适宜的东西，触动机关，培养根本，保卫成长，使它的效果不期待而自然到来。”现在民智已经低下，民德已经衰败，民力已经困乏，有一两个人认为能早晚之间做到，是没有道理的。为什么呢？因为有一倡而无和。所以虽然有好的政治，没有人能实行。好的政治像草木，放在地上能生长壮大，一定是天地人三者与它相合，否则立刻枯萎罢了。王安石的变法，像青苗法，像保马法，像雇役法，都不是法律不好，意图不美。它们逐渐导致大乱，是因为不知道当时的风俗人心不足以实行这些政治的缘故。而糊涂的人看到弊端就诋毁法律，所以内心不服，因而党争纷歧，直到亡国才停止。而后世于是小心翼翼地举变法为戒，这也是不通晓事理了。如果说现在的情况确实不同，那么请不要谈论那些大而难明的事，就用一件小事，众人共同看到的来证明可以吗？从前有西洋人游览京师，看到我们的贡院，笑着对向导说：“你们中国在这里选拔士人吗？比起我们国家的监狱，不如它那样低湿污浊，不足以饲养我的狗马。”这是极其不恭敬的话，但也指出了事实。现在无论开辟整治道路墙壁，作为选拔士人的地方，上面的人也有不能做到的。费用无处得出，这是第一。幸好费用得出了，而承办此事的官员胥吏不贪污侵蚀而能用到工程上的有多少？那些土木工匠不偷工减料的又有多少？幸好官吏廉洁工匠完备。将来戴着席帽进入这里居住的人，知道这是上面的深恩，士人的公利而爱惜保全，不肆意毁坏瓦片粉饰墙壁以求快意的，又有几个人呢？那么几科之后，又将不能用来饲养狗马，那么这件事，确实不如不整治更好。这虽然是一件事，而其余可以类推。凡是做这些事的，都是士大夫。士大夫，本来就是中国的优秀人民，是百姓的表率，圣贤的训诫，父兄的告诫，对他们来说是最深的。他们的行为如此卓越，那么对于农工商贾以至皂隶舆台，又有什么说法呢？曾经见有人因为僧徒的滥恶而诋毁释迦，现在我也因为士大夫的不肖而诋毁周公孔子，认为他们的教化进入人心太浅了。正因为进入人心浅，那么周公孔子的教化确实有未尽善的地方，这确实是推脱不了的。为什么呢？中国名义上使用儒术三千年了，却只成就了这种互相攻击、互相感应却不相得的百姓，一旦外患突然到来，就糜烂废痿，不相保持，最终，甚至无法自存，无法留下后代，那么他们的道有什么可贵呢？然而这只是我发愤的过激之言，而不是事理的真实。

孔子说：“人能弘扬道，不是道弘扬人。儒术不能实行，确实是从秦朝以来愚民政治的过错。由此看来，那么趁现在谋求自强，不标本兼治，确实是不行的。不治理标，就无法挽救眼前的溃败；不治理本，那么即使治理了标，不久也将自行废弃。标是什么？收揽大权，训练军备，像俄国所做的那样。至于本，也就是在民智、民力、民德三者上加以注意罢了。”

译果真能使民众的智慧日益开启，民众的力量日益振奋，民众的道德日益和谐，那么朝廷即使不去治理那些表象，表象也将自然确立。为什么呢？因为争夺生存、想要繁衍后代，本来就是民众从天性中获得的，不用教导就共同愿望的。古语说：“同乘一条船遇到风浪，即使是胡地和越地的人也会互相救助，就像左右手一样。”只是担心船上的人全都缺乏了解风浪水性、使用船桨的知识，那么船必定会倾覆。如果有船夫掌舵指挥，大难就能渡过了。既然如此，这三者又以开启民智最为紧急。因此，富强的政策，不外乎是利于民众的政策，但必须从民众能够自我获利开始。能够自我获利，自然就能自由；开始能够自由，自然就能自我治理；开始能够自我治理的人，必定是能够宽容、能够运用推己及人原则的人。如今中国人与人交往的情况，实在难以言说。只知道损害别人来为自己谋利，却不知道彼此都不受损而共同获利，这才是最大的利益。所以它的弊端，导致上下都不能自由，都没有办法自我获利，富强的政策也就无法在其中施行。如果强行推行，最终必定会自我废弃。自从海禁开放以来，中国仿行西方方法的事情也不少。总理衙门是第一，船政是第二，招商局是第三，制造局是第四，海军是第五，海军衙门是第六，矿务是第七，学堂是第八，铁路是第九，纺织是第十，电报是第十一，出使是第十二。这些都是西方最美好的制度，致富强国的关键，但换个地方就不好，好像灭亡又好像存在，有淮南之橘变为淮北之枳的感叹。公司，是西方的强大力量，而中国两个人联合财力就只是互相欺骗罢了。这是什么原因呢？因为民智不足以与之匹配，而民力、民德又不足以承担这些事，所以如此。颜高那样的弓，由基使用它，能退避千人；如果有孩童懦夫拿它玩耍，那就只是折断膝盖罢了，折断手臂罢了。这就是我说自我废弃的道理。唉！外洋的物品，来到中国而日益广泛蔓延的，只有鸦片这一种罢了。为什么呢？因为像磁石吸针、水乳交融一样。我们民众的天性，本来就有与之相互吸引、相合而不可解开的因素。只有知道这一点，然后才知道在当今时代，挽救中国极其困难；也只有知道它的困难，然后做事才能依据天理，劈开大的缝隙而引导大的方向。至于民智如何开启，民力如何增厚，民德如何彰明，这三者都是今天最迫切的事务，本来将有等待之后才说。

译民富而后国家富强说

王咏霓

所谓富强，就是先使民众富裕，然后国家才能强大。富裕是强大的根本，强大是富裕的效果。只追求效果而不追求根本，这就好比倒退着行走却想前进，爬树却想捉鱼，不能说不辛劳且疲惫。但最终既不能前进，也不能得到想要的东西。所以想要追求强大，必须先追求富裕。自古以来，没有富裕却不强大的，也没有强大却不富裕的。考察历代史册，当国家运势强盛的时候，国库充盈，财政宽裕。用兵作战不担心粮饷匮乏，有所作为不担忧经费难以筹措。这样的军队，不用则已，一旦使用必定有功；这样的事业，不做则已，一旦做起必定成功。等到国家运势衰微的时候，国库空虚，财政枯竭。军队不能不用，却担心粮饷不足；事情不能不做，却担忧经费太缺。因此士兵心思混乱，民心不稳固，所到之处溃败；事情虽然想做，有始无终，难以取得成效。国势衰弱，外患接连不断，几十年后，国家大事几乎无法问津了！唉，真可怕啊！有人怀疑：国家运势强盛时，就富裕；国家运势衰弱时，就贫穷。贫富随着国家运势的转移而变化，难道不是这样吗？其实并非如此。有若回答鲁哀公说：“百姓富足，君主怎么会不富足？百姓不富足，君主怎么会富足？”《尚书》说：“百姓是国家的根本，根本稳固国家才稳固”，这是人人都知道的道理。既然百姓是国家的根本，哪有百姓贫穷而国家不贫穷，百姓富裕而国家不富裕的情况呢？这是自然的道理。古代圣明的君王深知其中的缘故，透彻理解其中的道理，所以日夜忧虑操劳，无非是为了让百姓富裕。君主和宰相所议论的，无非是百姓的事务，寻求让百姓富裕的方法。因为百姓富裕了，国家也就随之富裕，不必去计较国家是否富裕。然而有国家的人，不任用谈论利益的大臣，为什么呢？因为不任用搜刮百姓钱财、掠夺百姓利益来使国家富裕的人，但实际上从未不任用开辟百姓利益、增加百姓财富的大臣。开国创业的君臣，没有不知道的。所以国家富裕且强大。后世的君主和宰相，有的不明白国家富裕源于百姓富裕的道理，比如汉武帝用兵缺乏钱财，桑弘羊创立了低价买入高价卖出的方法，称为均输。于是商人不再经商，盗贼大量滋生，几乎导致动乱，百姓因此贫穷，国家也中途衰落了。宋朝王安石用理财的说法误导宋神宗，设立三司条例司，推行青苗法等，派遣几十批使者走遍天下寻求利益，百姓因此困苦疲敝，宋朝国运中途断绝。我们清朝武功超过前代，使用军饷银。也不知道有多少千万，比如大小金川之战，军饷用到七千万；川楚之战超过一亿；平定准噶尔和回部之战三千三百多万；缅甸之战九百多万；收复南安之战费用也达到百万以上。而雍正年间户部库存六千多万，乾隆初年除了因用兵动用外，还有两千四百多万。国家支出虽然巨大，但国库的储备从未短缺，这是什么缘故呢？难道不是因为当时百姓家家给人足，又得到了理财的方法吗？自从道光、咸丰以来，内寇外患接连发生，直到没有停止的时候。国家财政支出超过收入，而主管财政的官员筹划不免捉襟见肘。再加上海军的费用，练兵的费用，各省制造军火的费用，采购枪炮军械的费用，这些都是以前没有的，近几十年间新增的支出。而现在又有赔偿日本一项高达数百兆之多，这又是几十年来没有的，自从今年议和后新增的支出。虽然如此，国家府库告急，而百姓如果富足，不难振臂一呼，巨额资金就能聚集。无奈民间十室九空，对上侍奉父母对下养活子女都恐怕不够，因为穷困而成为盗贼骚扰各乡，因为游手好闲而图谋不轨，随即触犯法网。即使家境稍微宽裕的，也不过是免于饥寒冻馁罢了。如果有数千金、数万金的产业，往往很少见到。当今世道，士大夫中关注时事的人，竞相谈论富强，但最终没有获得富强的效果，没有其他原因，是因为百姓贫穷。当今的急务，想要追求强兵，暂且不必专门致力于枪炮，而先追求富足；想要追求富足，暂且不必先追求上层的充盈，而务必使我们的百姓富裕。我们的百姓既富裕又丰饶了，国家哪有不富裕的呢？上下都富裕，却说国家不能强大，我不相信。有人又说西方国家的富强在于税收重，所以国家用度充足而士兵精良武器锋利。却不知道他们的税收重，并非无节制的征敛。他们的议院中人为百姓广泛开辟利源，振兴商务，于是依靠商业来供养军队，即依靠军队来保卫商业。所以税收虽然重而百姓不怨恨，也没有因为税收重而百姓贫困，反而日渐富裕。我们中国如果能够振兴商务，广泛开辟利源，使百姓既众多又富裕，而在上位的人善于管理，自然税收逐渐增加而国家用度充足。这样之后追求士兵的强大，武器的锋利，没有不成功的。如果不是这样，只追求赋税的旺盛，必然难免横征暴敛的行为，这是自取困顿的道路。这就是古人所说的“言利之臣”，怎么可以呢？

自强

陈次亮

自从黄帝以来，重视贤才，积累圣德，文章功业，震动古人，照耀今人。到了秦朝，天下的祸患紧迫了。先王的典章制度，经过春秋战国之乱，大半

译夷。等到秦始皇兼并天下，商鞅、李斯推行变法，焚书坑儒，用来愚弄百姓，于是这些典籍彻底消亡殆尽，百分之一百都不留存。上天怜悯这种情况。在这中间，诞生了一位孔子，效法并传承祖先的制度，删定《诗》《书》，确定礼乐，彰显纲常名教的大义，以此来维系天道，端正人心。然而，名物象数的繁杂，属于器物层面，但道也蕴含其中。中原发生大乱，持有这些器物的人无处安身，辗转迁徙到西域。那些罗马各国，即《汉书》中所称的大秦，在秦汉之际，崛起于葱岭以西，得到先王遗留的残余就足以纵横四海了。经过两千年，长期借用，终究不能不归还原主。只是水路陆路的行程，超过数万里，隔绝遥远而没有途径自行沟通。上天于是更加借助他们的火器、电报、火车轮船，长驱直入中国。中国无法禁止。这是上天降祸给中国吗？实际上是造福中国。上天厌恶中国吗？实际上是爱护中国。譬如我有奇珍异宝，遗失在道路上，拾得者秘藏不拿出来，也是人之常情罢了。现在他们每天用言语试探我，每天用势力挟持我，好像唯恐我不接受一样。我拒绝得越坚决，他们想要归还给我的愿望就越强烈。万物各有其主，这是上天安排的。他们虽然想自私地秘藏，却有所不能。如果我们最终拒绝他们，就是违背天意。违背天意，没有比这更不吉祥的了。君子观察到这里，就可以明白中国应当变革还是不应当变革了。形而上的叫做道，修养道叫做教。从黄帝、孔子以来，直到今天，未曾废弃。这是天人的极致，性命的本源，千万世都不能有所改变。耶稣是什么人？天主是什么教？难道想用那些来替代这些吗？形而下的叫做器，这是道的粗略表现，是先王遗意所保存的地方。经过秦始皇酷烈熏灼，流迁到西域的，上天将要把器物归还中国，而用道在西方推行，表里精粗，交换后退，这是人情所便利的，也是天意所开启的。即使圣人再生，难道能违背人情，违逆天意，盲目独行，傲然不顾吗？所以知道那些事物本来属于我们，就不必刻意标榜异同；知道西法本来出自中国，就不必一概拒绝。然而接受它就富裕，不接受就贫穷；得到它就强大，得不到就弱小。这是什么原因呢？说是天意。那些发表迂远空疏言论的人，不了解对方，不了解自己，不了解当今，不了解古代，不了解人。不了解天，却嚣嚣然说：“我是大国，他们是小国；我是中国，他们是外国。”不看看东南各国已经发生的事吗？缅甸、越南、琉球，是不变革的国家，它们的灭亡转眼之间就发生了。日本是变革的国家，至今仍然存在，而且强大富裕。暹罗、朝鲜，是想变革而没有变革的国家，它们的形势岌岌可危，好像活不过一天。这话虽然小，可以比喻大事。空谈无补，实际丧失容易危险，霸术的终结，王道的开始。君子不观察当今，而观察古代；不向人寻求，而向天寻求。知晓细微征兆就是神妙，深重忧患开启圣智。而一切窗下书生的议论，都可以平息了。

译富强策上

江建霞

洪维我国家深仁厚泽，远迈汉唐；创制规模，迥超前代。朝廷励精图志，不尚虚文，因时制宜，贵在求取实际成效。国朝发祥于辽东，定都于燕京，凭借历代圣主的德威，使文明轨制远播四方，天下大同、疆域之盛，千古未有。十八省之外，又有东三省及内外蒙古，散布于北方；新疆回部盘踞于西域；至于青海、西藏，无不归入典籍版图之中。东至于吉林的三姓，西至伊犁、喀付噶尔岭的西南，南至于广东的万山崖，北至于唐努乌梁海、托罗斯岭。纬度则自赤道以北十八度起，至五十三度余止；经度则自京师偏东十九度起，至偏西四十六度止。南北相距七千余里，东西相距万余里，截长补短，大约可得五千万方里。开拓疆土如此之大，即便称雄于欧美两洲的各大国，也无法与我相比。虽然俄罗斯横跨亚细亚、美利加两洲的北境，北至北冰洋，南界瑞典、普鲁士、奥地利、土耳其、波斯、回部、外蒙古、黑龙江及英属美洲等地，囊括不毛之地与肥沃土壤，绵延二万余里，然而其地一半属于寒带，冰雪凝积，长达半年不消，开垦缺乏肥沃之地，种植穷尽灌溉之法，所以一切宝藏物产及土地肥瘠，远远不及温带、热带之地。况且地广人稀，户口萧条，犬吠之声四境不闻，没有人家烟火的往往长达几千里。因此疆土虽然比中国大出一倍，其利益恩泽反而远远不如中国。

基础宏大者事业必昌盛，根本稳固者枝叶必繁茂。中国北界寒带，南接热带，论天时则气候和煦，雨旱适时，飓风虽有，也不成灾，偶尔遭遇风潮，尚能抵御，严寒既少，酷暑亦稀，那么天时又如此适宜。论地利则肥沃土地万里，沃野遍布四方，地震之灾罕见，火山之祸不生，财利集中于东南而西北稍逊，那么地利又如此美好。虽然连年山西、河南、广东、山东、顺天、直隶、奉天等地水旱灾害相继发生，有人说这是天时地利的不齐，而知道人力有所不足，关键在于兴修水利。水利一旦兴修，水道即可通达，如逢大旱，那么向来储蓄而不干涸的水源可以由此注彼；若遇大水，那么宣泄之处没有壅塞，可以旁通曲达，像这样还会有水旱之患吗？至于百姓之众，则统计省、府、州、县的人丁册籍，核算计算，大约可得三百余兆。全地球人民的总数，也不过一千三百余兆，而中华一国竟占全地四分之一，那么人民又如此众多。若论宝藏土产，则地大者物必博，各种金属矿藏，遍野蕴蓄；又珍宝、水银、丹砂、玉石，藏于云贵；珍禽、香木、玳瑁、明珠，出于两粤；湖丝、鲜果，生于浙闽；珍药、异材，产于川蜀。其他如茶叶、麝香，繁殖于两江、两湖；以及皮、参、羊、马、骆驼之类，都尽享北庭、西藏之美。又有千百种大宗货物，如豆、谷、棉花等，也莫非是我中华自然的地宝。那么物产又如此丰盛。

凭借三百余兆的民居，五千万方里的土地，又有如此的天时、地利、物产，无论立国之深浅，开辟之早晚，只要加以生聚教训，也不难家给人足。像这样就没有不富且强的，没有不富强甲于天下的。四洲的人民，都不禁引颈盼望说：亚洲声名洋溢的是中国；有子惠诞保的是中国。多么兴盛啊！行将进入太平盛世，百姓仰慕义理，顺从风向，教化而显著，全都归顺了。那么我们中国之所以为中国，应当如此。中国人之盼望中国，也无不如是。然而往年的战事，当时被西方国家所轻视；今日之用，又崇尚西人而告贷。为何竟不如泰西各国之富且强呢？然而富强者自富强，贫弱者自贫弱，这是普天下所共见共闻的。富强固然不需要告知而后知，贫弱也难以隐瞒而不使之知。追溯自康熙一朝，休养生息六十一年，以保全我黎民，日益富强。直至雍正、乾隆时，富裕特别显著，四海安宁，不仅仓廪丰实，府库充盈，而且有广东的洋商，各省的盐商，财富比肩王侯者，指不胜屈。嘉庆、道光初年，尚称富足，虽然不如前时之盛，尚未有如今日之窘迫。然而今日之贫，所以也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由来渐矣。道光中叶，海疆战事兴起，元气已伤；待到末年，太平天国起义，天下骚然，风气为之一变。自此用度多于前，费用浮于昔时，担忧空匮，不免入不敷出。夫多难所以开邦国，殷忧所以启圣明。虽然利钝存于天，而转移在于人，关键在于权衡时势，不泥古之道，善变今之法而已。然而当今之时，处今之世，议今之势，筹划富强之策者，无不说道：军饷不可不充裕，矿藏不可不开采，鸦片不可

译不可不禁止，荒地不可不开垦，商务利权不可不夺取，税务偷漏不可不杜绝，船舰不可不坚固，枪炮不可不锋利，水师不可不训练，制造不可不讲究，铁路不可不修筑，敌情不可不侦察，国际公法不可不熟悉。凡是关系到富国强兵的方法，都不可不一一考察探求。虽然如此，如果不参酌新见解并加以折中，势必连旧有的规章也一无所得。无论所考察探求的，未能真正与西方各国并驾齐驱，即使确实有成效，也不是探究本源、巩固根本的长治久安之策，如同纸上谈兵，只是空谈罢了。只知道考察探求，却不知道根本和枝节、精要和粗疏在哪里，是没有用的。万事没有没有根本的，而在治理天下的大事上，难道没有根本吗？知道了根本，源头就可以追溯；追溯了源头，事情就有条理；有了条理，就能分清先后；先做该先做的，后做该后做的，事情就没有难成的了。所以富有根本，强有根本，根本是首要的，这是人人都知道的。它的根本是什么呢？主要有两个要点。

译富强策中

江建霞

第一，富强的根本在于，财富必须有来源，疏通源头，水流自然深远；从上层到下层，国家用度自然不缺乏，百姓家中积蓄日渐增多。创造财富有三条途径，第一是应当优先开发矿业。追溯开发矿业这一行当，始于《周礼》中的“矿人之官”，是中国历来就有的。秦汉以来，矿业管理日益松弛，史书中很少记载。到了宋明末年，矿业突然兴盛，于是朝廷派遣使者四处奔走，扰害居民。开矿的利益尚未完全获得，办矿的祸患已经滋生。人们只知道开矿没有益处，却不知道是筹办的方法不对。至于本朝的矿业，虽然不是很兴盛，但也并不少。有的由官府办理，有的由百姓开采。大的方面，国宝兵器依赖它；小的方面，器皿杂物也用它。如吉林、蒙古的金银矿，云南、贵州、两湖的金银铜铁铅锡各矿，太原、潞安、九江、漳州的煤铁银锡各矿，这些都是向来开采以供给使用的。近几年来，矿业更加兴盛，然而其流弊也更加严重。聚集数千户股东，汇拢几千万两银子，居然聘请外国技师来办理的，数不胜数。像长乐、鹤顺德的铜矿，锦州、池州的煤铁铅锡等矿，一旦破产，殃及旁人，各地市场大半因此一败涂地。当时，受害的以上海一隅最为严重。因为上海是万商云集的地方，购买股票的人较多。然而商贾遭受这种损失，元气大为耗损。商贾贫穷，农民和工人也贫穷。有子说：“百姓不富足，君主怎么能富足？”这难道不是在于办理的人是否得当吗？现在的计策，务必应当重整新规，彻底消除旧弊。过去有的允许百姓开采的，现在一概归官府办理。对于百姓的恒产不能夺取的，也可以斟酌使用，使百姓不失去恒心。官府办理的方法，应当先将各省直隶的矿地，凡是有利于转运的地方，都可以先行开采。转运容易则费用少而利益多，其他不利于转运的地方，可以逐渐开拓扩大。于是将各省的矿业，责成各省的疆吏，专门聘请外国矿师，勘察地形、探寻矿苗，选择人选委任，慎终如始。虽然设立一局、建立一厂，但担任其职的人，也一定要选择公正清廉、干练知耻的官员，以重视这件事，不能凭私情阿附之见，将国家大事视为草芥。倘若一不小心，沽名钓誉之流乘机滥竽充数，还自诩熟悉洋务，通达各国语言文字，其实胸中并无实在的经济才能，大半是希图利禄之辈，这类人鄙劣不足以任事，这在于当权者审察并谨慎选择罢了。至于开采所获，除供给各口岸制造局及轮船一切应用外，完全可以出售给其他国家以充实国库。每年汇总账册报销，务必实事求是，点滴归公，不要留下邻国嘲笑的话，大概不出三五年，财富就可以立刻得到。如果能够切实奉行，那么将来推广得越广，尽数发掘蕴藏，应当不止与西方各国抗衡。这是创造财富的一个方面，所费尚少而获益良多，在目前容易做到的，这是智者的谋略。所以开矿应当优先进行。第二，荒地应当优先开垦。从东三省蜿蜒向西，到内外蒙古一带，那里多产皮货及东珠、人参等物，只是沙漠辽阔而土地贫瘠，五谷不甚兴旺，间或也有肥沃土地可以耕种的，但终究不如西藏、伊犁那样容易耕种奏效。嘉峪关以西，一望平原，千里迢迢，地势较东南为高，凿井汲水，往往深达数十丈，而近海的地方低，远海的地方高，这是地势的定理。然而论纬度还在赤道北五十度内，还可以种植。考察西方国家垦地有良法，能使贫瘠的土地变成肥沃。土壤的贫瘠，大抵是因为地势高而水壅积在上方罢了。土面的水既不流通，那么草木失去滋养，谷物蔬菜不生。补救的方法，只要选择向来肥沃的区域，先广泛种植大树，让树根向上吸水，由此逐渐推广，将贫瘠转为肥沃。然而根据各地土性适宜而种植，不让其荒废如同石田，可以吗？高源下湿，弃置荒芜的，内地各省各处都有，又不是关外平原旷漠可比。开垦既快，招徕也容易。如果真的能实心筹划，加意经营，那么又有什么难如坻如京，满篝满车，来显示其收获之丰富呢！善于农务的人，务必期望天下没有不耕种的田地，百姓中没有失业的人，大概仓廪充实而知礼节，饱暖充足而知廉耻，这是想要抵御外敌必须先安定内部的一条计策。获利较开矿为少，然而所费则更微了。所以垦荒也应当优先进行。第三，养蚕种桑应当优先推广。详细考察植物的道理，桑树是赤道北二十度至五十度界内的树，所以养蚕尤其适宜于温带。蚕的习性，喜欢和煦而厌恶阴寒，畏惧暑热。蚕所适宜的，桑树也随之，这是造物自然的玄妙。如陕西、甘肃、两江、山东、山西、河南等处，都属于桑土，适宜养蚕，应当请求下令地方官，急忙告诫百姓，广泛种植桑树，取其叶来饲养蚕，缫丝出售给其他国家，从而厚待民生。百姓是国家的根本，根本稳固国家安宁，说的就是这个吧？只是现在所卖给西方人的

译丝的生产，大半属于湖州一郡。虽然苏州各镇的木渎、横泾、光福、胥口等地，有很多养蚕的人家，但总计起来也不及湖州一郡的七分之一。苏州各镇，西方人只是设立机构收购蚕茧，其中的利润尚且微薄。考察湖州一郡，在同治九年，将生丝卖给西方人，获得洋银三千二百零二万元。这仅仅是湖州一郡的蚕丝收入罢了。如果各府都如此，那么十倍百倍于现在的年收入数额，又哪里能估量呢？近年来欧洲各国既然已经仿效实行，都取得了成效。据查光绪九年，欧洲的养蚕业非常兴旺，大概是因为那时正值天气晴朗、空气清新，风温和暖，所以收成特别丰富。因此西方人都很高兴，而日本独自效仿西方已久。西方人收购生丝，夺取了我国的利权。在当今中国自我变革之际，就应当推广种植桑树、饲养蚕，使生丝产量日益增多，这是当前的急务。况且蚕在谷雨之后日渐增多，计算从蚕初生到采茧缫丝，不过四十天，事情就已经完成，花费少而获利丰厚，有什么不可以做的呢？所以养蚕是应当首先推行的。以上开矿、垦荒、养蚕这三者既然兴起，财自然就会产生，百姓富裕而国家也就富裕。以此来说强盛，强盛是可以依靠的了。

译富强策下

江建霞

第二点，强国的根本，在于选拔人才的制度，首先应当变革科举法令，务必以实学为首要。本朝崇尚古制、重视文教，沿袭前代的旧例，以八股文设立科目来选拔人才，从生员到进士，大率都通过这一途径进入仕途，不是这样就没有进身的门路。议论的人认为这种制度有两个好处：一是能够提拔贫寒之士，因为骄奢生于富贵，所以富贵人家真正的才子往往很少；而经过磨砺才能成为杰出人才，所以贫寒人家的大学问家往往很多。所以古人从平民中延揽英才，招贤的旌旗，常常招致到草野之中。二是能够阐明文教，使边远山区和沿海地区的百姓，都进入义理圣贤的学问。推广开来，学校中有美好的声誉，芹藻生出清香，笙声和谐如鹿鸣，人才如蒿草般聚集，一时在朝廷上济济一堂的人，无不修身于家而献才于朝廷，言语有内容而行为有恒常，所谓经世济民的才能就寓含在文章之中了。然而古代用九种算术来任命官员，众士用五种材料来分派职事，考察前代的艺文，在经史之外，列有兵书、算数、技艺等各种韬略，用来广泛搜求和考察，这些都是实用的学问，圣人所不废弃的。三代盛世，数理之学与义理之学并重，所以足以通晓经书并加以应用，各自发挥才能。近世迂腐拘谨的士人，往往食古不化，而局限于方域，拘泥于见闻，每当谈及富强的道理，以及兵算格致之学，就茫然不知如何回答，或者反而轻视鄙夷它，说这些有什么值得学的，这真是井底之蛙、夏生秋死之虫的见识啊。人们如果探究其由来，西方国家的船为什么坚固？为什么锋利？士兵为什么训练有素？器械为什么精良？船不能自己坚固，必须有制造坚固船只的人，船才开始坚固。推而广之，锋利的兵器、训练的器械、精良的装备，无一不是由人造成的，这没有别的，只是精通算学和格致罢了。格致虽然借助算学来阐明其精微，算学也依靠格致来实现其应用，二者缺一不可。如果造船不明白算学和格致，就会不懂动重、金木涨缩等道理，而造出的船一定不坚固；驾驭船只不明白算学和格致，不能向上测量经纬，向下应对海道，又不知道水的阻力大小，风的旋转顺逆，以及浪的起伏高低，就可以测量水的深浅，如果不是这样，即使有坚固的船，也不能发挥坚固的作用。至于使用枪炮而不明白算学和格致，那么抛物线的低昂，距离的远近，火药的多少，以及空气阻力、风差等道理，都无法知晓，即使有锋利的武器，也不能发挥锋利的作用。以前只有克虏伯炮最称猛烈锋利，于是越出新意，近年来又有阿姆师脱，即线膛来复弹，有鸡心形的弹头，使弹丸出口后旋转前行，直而又准，既减少了风差，也没有空气阻力。尾部设有里数表，更觉得灵巧无比。现在天津、上海各厂都制造这种武器，其器械确实精良了。然而有一种武器就有一种武器的特性，有一个人就有一个人的用法，这尤其在于平时试演，熟悉利弊，大概临到使用的时候，胸有成竹。这就是《火器说略》所说的“久而习之，神而明之”的道理。去年秋天吴县叶君子成依据抛物线的道理，思考出一种方法，拟在枪杆旁添加直径五寸的半周一片，以及一根活动的垂线，让士兵人人都知道弹线的方向，而在平时打靶的功夫可以节省大半。至于水师，则完全在于驾驭船只。两道明驭船之法则，临敌善于躲避；熟用之法则，施放可以击中敌人。于是寻求水师的强大，其道不远，否则即使有强大的军队，也终究无用。其他如制造一道，对于算学格致更是片刻不能离开。比如铜铁的涨缩，建造舟车、修建铁路等，必须预先知道；水有压力托举之力，建造水柜、修筑塘堤必须预先明白；气有厚薄之分，建造风雨表、轻气球、蒸汽锅、吸气筒等，依靠光线的远近而产生比例，斜直而有角度，制造各种望远镜及回光透光镜，依靠重心的偏正，吸力的大小，制造助力器及各种汽机依赖它；电分阴阳干湿，也有浓淡推引，制造电线、水雷等使用它。如果只知道它应当如此，而不探求它为什么如此，那么凭什么推陈出新，超越西方人之上呢？考察西方各国对于算学格致，从乡村到城市到都城，国家都设立官办书院，国人无论贵贱，从七八岁开始，照例进入附近的塾所学习，意图美好而方法优良，因此奇器巧技层出不穷，这是西方国家强大的原因。中国地广人稠，如果振奋心思才力，超越西方国家，有什么难的呢？天下有万古不变的理，没有百世不变的法。现在的计策，不如将算学、天文、舆地、兵法以及水火电重气光声化矿医等学问，创设特别科目，以广泛选拔真正的人才，或者在院试及乡会试时，与经古科并行取士，将八股文作为次要技艺，大概科举法令变革而真正的人才就会涌现。上面有所喜好，下面必然非常盛行。所谓八股文，乃是文章的偏技，文字中最坏的部分。八股文拘束人的见识，禁锢人的性灵；算学格致启发人的智慧，激发人的巧思，二者究竟谁得谁失？唯独可惜算学等书籍，只有在上海一隅施行，不远。国家所设的翻译馆，也仅有上海制造局一处而已。其他如福州、金陵、天津等处，虽然各有机构，却没有翻译书籍的。所以无论是名都大会，还是僻处穷乡，即使有好学之士，一时也难以购求。想要变革科举法令，应当

译首先请求命令各省地方长官，在各府州县都设立官办书局，专门搜求实学各类书籍，同时延请通晓格致之学的士人，从而引导开导他们。由此使家家户户都知道，彻底扫除往日迂腐萎靡的习气。有人说：“这样虽然有了应试的人才，却没有主持考试的人，该怎么办？”回答说：“福建船政局、上海方言馆、北京同文馆，通过教育和培养，已经历了很多年，其中难道没有值得观察的成效吗？虽然有人声称官办学校的学生学问不够渊博，器量格局大多狭隘，不足以承担衡量人才的重任，然而一旦他们脱颖而出，怎么知道不会有瑰丽奇特、光明磊落的人才来顺应提拔重用呢？”所以强国的根本在于改变科举法令，这是应当立即优先推行的。根据上述论述，富强的根本都已经得到了。过去借用人材和到外国购买器械，向邻国借贷，现在都可以不需要了。过去轻视我们的人，现在就不敢轻易冒犯了。想要禁止鸦片虽然属于填补空虚、堵塞漏洞的一种方法，但危害已经很久，就像身体虚弱、病势深重，如果不先服用补药，就不能施治其他药物。有人说开辟修建铁路，流通各种货物，陆地也能获得厚利。不知道这利益固然丰厚，确实足以使国家富强、百姓富裕，但如果不是大规模筹划资金来兴办大工程，就不行。将来依次推广到各地，也不算晚。《大学》说：“万物都有根本和枝末，事情都有终结和开始，知道什么是先什么是后，就接近正道了。”如果不致力于这个根本，只是斤斤计较地追求富强，似乎不是应当优先做的。当权者何不反过来寻求根本呢？

译富强求源说

沈敦和

想要建立极其深远宏大、利国利民、古来未有、旷世绝无的功业，即使是世上那些志向思虑远大、见识高超的人士，怀着百折不挠的决心，秉持至死不忘的信念，也不是朝夕之间就能期望成功的。为什么呢？因为一个人的力量有所不及，一个人的财力有所不足，能够成就这种功业的，大概只有君主和宰相吧？君主和宰相富有四海，能役使百官，如果奋发图强追求富强，他们的百姓难道不会像风吹草倒一样顺从吗？在这个时候，那些所谓志向思虑远大、见识高超的人士，看到在上位者每天都在兴办有利之事，革除弊端，谁不愿意竭尽所能来报答国家，成就非凡的功业呢？如果并非如此，那么贤人退隐而小人得势，天下事务安排无方，因循守旧粉饰太平，有利的事业不兴办，存在的弊端不革除，有的人为了保全自身窃取俸禄，占据职位却无能办事，有的人贪婪鄙陋胡作非为，盘踞在重要职位上，以至于万民失去生计，强邻虎视眈眈。在这种情况下想要治理好国家并在海外扬威，怎么可能做到呢？所以我认为，想要谋求富强，首要在于得到合适的人才。如果不是这样，那就是不寻求富强的根本，而只追求富强的末节。比如开筑铁路等富强策略，必须有人出来经营管理，才能完成这美好的举措，达到最佳的治理效果。如果管理者不是合适的人选，只会扰害民生，侵蚀国家财政，即使让他们的欲望得到满足，对于国家大事终究也无济于事。愚笨不肖的人身居要职，想要让他们遵循旧制尚且不容易，怎么能再指望他们谋求创新呢？所以当今中国想要谋求富强，首先有两个难点：一是君主和宰相是否真的想要谋求创新，二是管理者能否得到合适的人选。这两个难点中，后者尤其更难。因为中国用人看重名声，限制资历，所以那些身居高位却无谋略的人很多，滥竽充数占据职位，而世上那些具有奇特才能和异能、愿意出来为世所用的人士，因为不肯钻研科举应试之学，导致没有晋升的途径，只能隐居山林，无法实现志向。等到看到国家事务纷乱繁杂，也只能握腕叹息，自叹无法报国罢了。因此，科举制度的设立，是国家用来选拔文人的，而不是用来进用奇异之士的。如今想要谋求富强，应当先把人才作为根本，寻求人才的方法，应当让天下那些怀抱奇思异想的人士，各自施展奇特的才能，首先发表正直的言论，呈报给各地书院的山长，山长加以测试，如果属实就记录他们的名字，如果不实就摒弃他们。记录名字的人以备朝廷需要时征召，用这种方法储备人才，还担心没有人才吗？如果连鸡鸣狗盗之徒都不遗漏，那么沧海一珠之类的人才不就更容易得到吗？朝廷既然知道天下的奇士很多，而能够合力任用他们，就一定能努力谋求富强，各种有利事业都能兴起，这就是所谓得到人才而成功就容易了。如果有这一条，那么在下面的人知道朝廷没有断绝英雄归附的道路，也一定能够争相磨砺自己，成就一门技艺，以便在快捷的途径中求得功名，天下两全其美的事，还有什么比这更好的呢？况且人与事相合，就一定能够胜任其职，那么上面所说的两个难点也就合而为一，富强的基础就在其中确立了。

求是斋《皇朝经世文编五集》第三至四卷

时务分类文编第三卷

学术

妇学

陈次亮

《易经》说：“乾道生成男性，坤道生成女性，各自端正性命，保持和谐。”所以古人设立教化，男女并重，从未在其中有所偏颇。我国不讲究妇学已经很久了。古代的女史、女祝各有职业，大致像男子那样专精技艺并坚守官职。至于妇德、妇言、妇容、妇工，这是所谓的通才之学。大概从编户齐民以上，直到天子，没有不习礼仪容貌的，而冠礼、丧礼、祭祀等礼仪，后妃、夫人、内子、命妇都有职事。如果不是平日研习，临事时怎能合乎规范？所以说言语和容貌这两方面，实际上兼有诗礼的内涵。妇工所职掌的，如女红、中馈、蚕桑、纺织之类，所包罗的尤其广泛。这三者具备，而德行就蕴含其中了。刘向说：“古代人生下孩子，选择那些宽厚仁慈、温和善良、恭敬谨慎且少言寡语的诸母，让她们做孩子的老师。”保姆在女职中地位最低，必须由臣妾以下的人担任，而上面所说的，则是世人推崇的仁人应有的仪容。古代的保姆贤德到这种地步，难道是天生如此吗？她们之所以能这样教导，一定有方法。所以《尚书》称颂厘降，《诗经》以《关雎》为首。夏朝的兴起，得益于涂山氏；商朝的兴起，得益于有莘氏。建立周朝京城，她们与十位乱臣并列。太姜、太任开创了教化，太姒、邑姜继承了美德。《周礼》中的内宰，用阴礼教导六宫，用妇职教导九御。从宫廷内部，直到街巷之内，没有不接受教育的，也没有没有老师的。所以在家是贤女，出嫁后是贤妇，生子后又成为贤母。这就是三代以上教化盛大和谐，而贤哲大量产生的原因。后世妇学失传，那些聪慧懂文的女子，有时反而成为女德的拖累，于是因噎废食，禁止她们读书识字，逐渐导致骄纵放荡、偏狭任性、胡作非为。自从南宋以来，缠足之风盛行天下，等到四五岁就加以束缚，终身跛弱，如同废人。不符合标准的，父母和国人引以为深耻。如果推究这种心态来求学，那么四海之内都是才达之选。西方风俗，凡是女子纺绣、工作、艺术都有女

译女塾的教育，与男子大致相同，法度制度井然有序，完全保留了古时的意旨。因此，女子出嫁之后，都能辅助丈夫、教育子女，从而治理国家、整顿家庭，这是使国家富强、军队强大的根本策略。中国有四万万人口，妇女约占一半，如果她们只是安居饱食，无所用心，无论游手好闲的百姓充斥天下，即便仅从一家来看，也已经有一半人成了被废弃的无用之人了。更何况年幼时失去教育，习惯与本性由此形成，起初以淫邪、卑贱、妖媚、蛊惑为擅长，最终变得暴戾、奸诈、贪婪。作为妻子，承受这些弊端；作为母亲，子女效法其恶劣之处，人心日益淡薄，风俗日益败坏。这种危害深入到幽深隐秘之处，永远没有尽头。应当严禁缠足，用象征性的刑罚来治理，命令各省郡县就近筹款捐资，广泛增设女塾，分门别类，聘请女教师。女子从四岁到十二岁，都可以入学。才德兼备者，立法赐予物品，准许终身佩戴以表彰她们；贫穷者，为她们选择贤良的配偶以奖励她们，使朝廷与民间上下之间，风气蔚然兴起，成为良好的风俗。这是正本清源的重要方法，也是长治久安的基础。王道不外乎人情，《中庸》从夫妇之道开始，希望不要怀疑它迂腐疏阔而缺乏成效。

译培育人才

陈次亮

天地孕育人才，却无法使其自行成就，必须由国家加以培养，然后人才才能取之不尽、用之不竭。而当今的洋务，开启了古今未有之大变局，是耳目未曾经历过的。想要闭关锁国、断绝贸易却做不到，正担心各国合纵连横的威胁。况且他们船坚炮利，国富兵强，穷尽了五行百产的精华，用尽了墨守输攻的巧技，即使穷尽一生，也已苦于无法穷究其理、耗尽其中奥秘。再加上文字不同，语言不通，书籍需要反复翻译，道理难以轻易通达。固守旧闻的人，固执己见而不改变；学习新法的人，浅尝辄止而自满。因此，虽然通商派遣使节，风气逐渐开通，虽能稍微熟悉其情形，终究未能完全通晓其关键要害。那些广东、福建的市井商人，懂得西文，通过捐纳粟米补授官职，身居重要职位，而这类人对中学和西学都茫然无知，遭受“折足覆餗”（比喻因不胜任而招致祸患）的讥讽，难道能避免吗？而且他们的心志未必可以信赖。即使他们忠诚不二，也已经使国家蒙受耻辱了。想要纠正这种弊端的人，又深恶痛绝，想要一概摒弃他们，自以为秉持公正正道。然而人的性情各不相同，嗜好欲望不同，驾驭不当，猜忌嫌隙就会产生，挑起战争、招致祸端，其罪责是相同的。曾国藩对此有所洞察，在同治初年，创立了派遣留学生出洋的建议，由卿贰级别的高官统领，将他们安置在庄岳之间，认为这样可以事半功倍。然而孩童年纪幼小，尚未熟悉书本算术，懵懂无知地出洋，虽然涉猎西学，仅属皮毛，却先已厌薄中朝，沾染异俗，这不是立法不好，而是所派遣的人没有选对。应当由各省学政挑选聪颖的学生，年龄在二十岁以内，通晓古今，识大体，而且身体强健，能忍受辛劳的人，询问其父母及其本人意愿，厚给资遣，送交总署使臣持节，带领出洋，以十年为期，分类学习，仍然每天用半天温习经史，期满回国，考核有成，赏给官阶，加快其升迁调动，分别拨给总署、海军、商部及南北洋大臣，量才使用，授予事权。愿意参加科举或艺学科考试的，赏给举人资格，一体参加会试，这是一条途径。中国海疆各港口，英文、法文的馆舍，密集如星罗棋布，仅仅学习语言，未曾学问，以致习尚奢靡，性情嚣张，成功的可以充当翻译，失败的流为匪类，中西之间游手好闲无业的人，混杂其中，作奸犯科，无所不至，这是人心的败坏，风俗的忧患。应当在各港口一律增设书院，聘请中西资深学者主持，薪俸必须极其丰厚，规模必须宏大壮观，斋舍制度参仿华洋风格，由海关道主持其事，所需经费，酌情从关税房租中抽取，大约捐百分之一，已能敷用。学业完成后，咨送京师，考录用补官。比出洋学生低一等，愿意应考艺学科的，赏给生员资格，一体参加乡试，这又是一条途径。大抵当今万国通商，是千古非常之变。既然有非常之变，必然产生非常之才，没有非常之才，不足以应对非常之变。在平日加以培养，在清门中加以选拔，广博其才能，端正其志业，以澄清流品，以严肃观瞻。开辟这两条途径，坚持二十年，那么奇才硕彦应运而生，万里中原媲美隆盛的三古。我国家亿万载无疆之业，由此开始，即使全地球大一统无外之规，也由此开启了。

西书

陈次亮

文字的兴起，始于中国，辗转流传，逐渐到达泰西。如今在埃及尼罗河畔发掘出的古墓古城，石碑石上所刻文字，大类中国古时的虫鸟篆书、钟鼎铭文，会意象形，宛然可指。而意大利两千年前被火山湮没的城市房屋，街衢大多同于华夏制度，并有乐器用铜铸造，其声凄壮高清，如同中土的画角。然而泰西古名国如巴比伦、马其顿、波斯、埃及、希腊等，都在葱岭的西南，声教所及，自东而西，各国交替兴盛衰落，迭相雄长，也自东而西，追根溯源，没有疑义。只是古籍保存不全，书缺有间，其踪迹尚有可考的：如浑天说，仿自《周髀》；借根方称为东来法；火器的制造，西人有在元朝做官的带回去，精益求精，遂称无敌。自电报、印刷诸法，均源于中国而泰西更精巧。至于政令的严整，务农殖货，端重富强，连乡轨里，日图兼并，则是管子的霸形。教法的混同，传道拜天，自忘祖考，磨顶放踵以取悦路人，则是墨家的兼爱。昆仑有黄帝的宫室，推度当日万国来同，本无中外之分。兼之洪水之说，中西记载相同可知洪水泛滥，彼此人民遂相隔绝。直到秦始皇焚书坑儒之后，必有名儒硕彦怀抱典籍向西而去，致使海外诸邦制度文为反而保存了古意，礼失而求之野，长期借居而不能不归。近年使命往来，见闻日广，中国聪明材智之士，也知道读书稽古，师夷长技以制夷，然而画革傍行，不识佉卢之字，京城内外同文馆习洋文者，又复闇于大体，忘记本来，因此通商用兵垂数十年，想要求得一缓急可恃之才，而竟不可得，都是

译由于通晓学问的士人不懂西方语言，轻浮浅薄之徒又鄙夷中国法度，像曾纪泽那样兼通中西、融会贯通的人才，大概极少听闻。想要通晓外务，应当翻译西方书籍，秘密诏令出使大臣，广泛进行翻译。西方各国出使的任务，一是修好邦交，二是侦察敌情，三是保护商民，文书案卷日益增多，职责非常重大。中国除了美国、日本、秘鲁之外，欧洲各港口本来很少中国商人，新设立的海军威势难以远及，使馆为了节省经费，闭门谢客，信息交流不通，对各国政治和军事机密多有隔阂，保护商民和侦察敌情无从谈起。使者悠闲度日三年，坐着等待保举升迁，难免遭受滥竽充数、尸位素餐的讥讽。使馆的翻译人员，兼备中西学识，获取该国藏书十分便利。如果将此事责成各位使臣，督促率领参赞佐理人员，专门翻译有用的书籍，提前上奏说明，给予优厚的奖叙，勤勉者奖励，庸碌懒惰者罢免。这样既考察了通才，也避免了浮泛滥竽的进呈，然后发给各省官办书局刊印颁布。西方也有善本单行本，藏在秘府之中，必须通过外交照会，才能搜求得到。西方人高傲自负，既然在彼国增添光彩，又喜欢邦交日益融洽，应当没有不欣然传授的。分门别类，弃短取长，经费无需另行筹措，名位爵禄无法被滥竽充数者窃取。开创古今同文之治，培养国家平定祸乱的人才，这就是所谓举一反三，事半功倍啊。

译洋务

陈次亮

经传上说：“对于万里之外的国家，王者只以宾客之礼相待而不使其称臣，为什么呢？因为威势有所不能施加，力量有所不能到达，形势有所不便，即使政令也无法推行。”泰西各国距离我们七万里，那些往来通商、市场喧闹的人，只是为了利益而来，我们以宾客之礼对待他们，把他们视为敌国，这是合乎情理的，也是合乎道义的。西方人的文章制度整齐严肃，值得观览，不像戎狄那样愚昧蒙昧、未开化。他们的陆军和海军精锐强大，少有匹敌，不像苗猓那样聚散无常。自古以来，各种夷狄扰乱华夏，像这样拥有显赫的声教文物，而且井然有序的吗？从来没有过。况且相隔数万里之遥，海洋风潮险恶，要经过好几个月才能到达，即使作战必胜，进攻必克，怎么能像汉武帝那样清扫巢穴，在海中歼灭他们呢？由此可知这是必然做不到的。他们能够来，我们不能去；我们虽然不去，仍然不能禁止他们不来。那么，今天讲求信义、修好和睦，互通使节、联合交好，背叛就打击，归服就宽恕，通商与用兵，慢慢等待他们疲敝，这是合乎道理的，也是顺应形势的，都是所谓建立在天地之间而不违背，质问鬼神而没有疑虑，等待百世后的圣人也不会迷惑的。纵观历代王朝全盛时期，并非没有敌国外患。然而经略宏图远大，四海周知，如同日月交替照明，天下没有人看不见。等到衰微的朝代，偶尔有边防事务，务必掩饰粉饰，我听说有命令，不敢告诉别人，因而内政不修明，外部纷争更加严重，朝廷和民间上下互相蒙蔽逃避，以至于灭亡。谚语说：“讳疾忌医，不死也危险。”纵观古今，就像蓍草龟甲占卜一样明确。这都是沿袭秦朝灭亡的旧习，想要完全愚弄百姓以图一时之济，哪里知道想要掩盖反而更加明显，积累细微成为显著，事情多有疑似，反而激起敌人的野心，使用权谋机变，更加开启欺诈，百姓没有信任就不能立足，军队取胜在于和同。那勾践尝胆卧薪，生聚教训，如果不是举国臣民一心一德，怎么能兴起越国而淹没吴国呢？这话虽然小，可以比喻大事。而今天，礼仪敦厚和睦，聘问往来，虽然有跋扈的形势，还少有凌夷的渐进，没有叔侄表文的耻辱，没有金缯岁币的要求，在近今是创见的文章，考察古昔也是寻常之事。又加上轮船铁路，是天意必然要通行的，海错山珍，是人心乐于使用的，再加上电报音讯飞驰到达，日报畅行，早上说一句话，晚上传遍四海，竟然还像听到雷声就捂住耳朵，自以为隐瞒得最深吗？有见识的人嘲笑他们。认为应该一切显示大公，持守大信，明确告知中外，都让他们听闻知道，无事时谨慎遵守约章，坚持和议，如果有无故的凌侮，就同心协力，与天下共同打击他们。这样之后，是非众人知晓，下面少有离心；视听没有疑虑，事情没有掣肘。至于操纵的方法，战守的时机，应该先发制人，自然应当秘密。这又岂止是洋务一端而已？改变权宜的制度，成就久远的规划；摒弃迂远空谈，确定折衷的方法。持平核实力量，策划富强，积累财富，致力于农业，招抚携贰，怀柔远方，可以使拿着木棍就能抵挡各国的坚甲利兵了。

西法

陈次亮

今天的洋务，没有比通商更重要的，而暗中与商务相互维系的事情有几件。第一是消防。西方人救火的器械，非常精巧，水龙会的资金，出自商人捐献，早晚防备，如同面对大敌，警钟一响，就风驰电掣，神速无比，万道瀑布飞空，立刻扑灭。现在京津各处，都设立了水会，火灾日益减少，只是内地还没有通行，火灾时常听说肆虐，损伤财产，烧死人民，每次遇到大灾就损伤元气，这是消防不可不修明的。第二是保险。海天万里，大船航行，风暴沙礁，偶尔遭遇沉没，资本百万，尽数流失，一蹶不振之后，大多难以恢复，于是有了水险保险。通商大埠，地基昂贵，房屋像鱼鳞一样密集，普遍使用煤油，容易引发火灾，千门万户，一把火就都空了，于是有了火险保险。商民贫富不齐，孤身一人，关系重大，或者有死亡疾疫的事情，平时没有积蓄，妻子儿女不免饥寒，于是有了人寿保险。都是长年累月所费不多，偶尔有不测就可以赔偿，沟通万姓的有无多寡，来抚恤受灾的穷民，仁术仁心，惠及而不耗费。只是中国知道保险的利益，不建立保险的实行，于是使极大的利权操在外国手中，这是保险不可不讲的。第三是自来水。大城市，住户过于稠密，污秽熏蒸，动不动就形成疾病，偶尔或者引发大火造成祸患，虽然有救火的器械，大多苦于取水无处。西方人在大泽深山，设立自来水管，相距几十里，引入室内，水洁净泉水甘甜，取用极其方便，万一有火灾变故，就打开水管套上皮条，万道泉源，用之不竭，这是自来水不可不推行的。第四是煤气电气灯。烧煤积气，引来点燃灯，彻夜光明，明朗如同白昼。电气灯，是用煤气发动机器摩擦生电，晶莹像月亮，照耀街巷，宵小无处藏身，贸易因此增添色彩。或者放在工作大厂，那么一天得到两天的工效，兼且操纵由人，永远没有火灾隐患，这是煤电灯不可不设立的。这几件事，举其大的方面，都是济人利物，意美法良，为将来万国大通

译日常所需之物。中国人少见多怪，疑虑阻碍种种，最终没有详细考察成熟规范、内心通晓其意的人。现在的议论者动不动斜着眼看它说：这是西方人，这是西方方法，却不知道西方方法中好的可以实行，西方人中狡猾的可畏惧，厌恶西方人却连带排斥西方方法，迂腐拘泥，固执浅陋不知变通，坐井观天，最终导致自我困顿的，是愚昧。喜好西方方法却连带任用西方人，懒惰因循，不能振作，开门请盗，受制于人的，是谬误。只有兼采西方方法，然后古今的变局不能扰乱；只有专用中国人，然后中国的利权不被夺取。折衷来制定，分别来观察，奋迅来谋划，审慎来施行，那么中国的富强，就像翻手掌一样容易。

译图籍

陈次亮

古人读书，左边是图，右边是史。《周礼》中规定，大司徒掌管天下的图籍，地图这一项，是治学的头等大事，是治理国家的根本。君臣上下都珍视它、重视它，讲明它并深入探究它。边疆险要之地，用来谨慎防守；京城、城邑、河流、道路，用来施行治理。文字所不能表达清楚的，用图来阐明；图所不能穷尽的，用论述来记载。一个地方，一件事物，一样物品，都有总图，有散图，有分图。远方的人阅览它而没有隔阂的忧虑，日后查阅它可以避免遗忘。千里的关山，如同亲眼目睹；各地的疾苦，都能上达天听。甚至名物象数的细微之处，也各有图说。师生传授，一看就明白。学者展开图，知道名称，详察方法，事半功倍，得心应手。图的作用，真是伟大啊！如今户部曹司的图籍，没有一样留存。山海经地志，首先附图说，但疏漏错误、简陋粗糙，沿袭旧例，无可依据。以古今声教文物昌盛的大国，图籍却如此缺乏。那些海外小国，反而能以其所长傲视我们。西方人游历内地，自带仪器，所到之处绘制地图，山川道路、高低远近，生长在那片土地上的人尚且茫然无知，而西方人却计算里程、划分区域，了如指掌。隐忧深患，路人皆知，当权者却漠然不以为意。为什么呢？法国败于德国，是因为德国宰相俾斯麦，事先微服私访法国，深入探查测量，随地绘图。战事既开，某水某山，某村某镇，法国人不熟悉的，德国人都知道。走小路快速进军，攻其不备，法国一蹶不振，直到今天。广东捻军之乱发生，流毒天下，各位立功的将帅，无不精研地图。近来沿海船政制造各局，每一艘船都有精密的图。学生们也有很多精研测量，兼通绘画的，这也是风气逐渐开通的一个证明。我认为应该命令海疆督抚，保送精通测绘的学生，集中考核，派遣人员筹措经费，秘密前往沿边沿海，仿效西方方法，分别绘制精密审慎的地图。图所不能涵盖的，附加说明，关隘险要，必须详细明了。边海绘制完毕后，然后逐渐推广到内地。有旧图的，摘出其中的错误而改正；向来没有的，另绘新图，都附上论说。地方官提供资助保护，也不得生事扰民。督率的人员，必须深明大体，不得苟且简略，不许张皇失措。测绘有成，准许按照异常劳绩保举奖励。精密地图两份，一份存于户部，一份贮存在枢垣，这样敌国环伺窥探，有备无患，战守进退，一望了然，即使是腹地，方舆大川广谷，什么弊端应该革除，什么利益可以兴办，也条理分明，历历在目。这对于边防治法的益处，不是浅薄的。至于现行各项事务，除了章奏之外，也必须绘制图说，奏上听闻，将其一份咨送各部枢部，也随时标记收藏，以备检查，不可偶尔遗失。展开图来搜索，依据籍册来查考，精密就不会遗忘，明了就不会昏暗，严密就不会疏漏。相信耳闻，不如征验目见。万物殊异而本源相同，万端头绪而纲领一致，万里之遥如同在一室之内，这是持平核实，治国平天下的要领。所谓五寸的规矩，可以穷尽天下的方形。

华人宜通西文说

华伯衡

有了言语然后才有文字，言语是用来表达人的意思的，而文字又是用来表达言语的。韩愈所说的言语中精炼的为文，就是这个意思。凡是国家的大事，治理百姓的法制，以及忠孝节义，正直的言论和名言，无不凭借文字而布于天地之间，流传久远。伟大啊，广阔啊，文字对世间的益处，难道有极限吗？天地间万事万理，能够垂范亿万年而不废弃，可以与天地同休的，只有文字吧？所以地球各国，古时没有轮船帆船，也没有火车铁路，道路不通，商业不兴，各自尊奉自己的君主，各自养育自己的百姓，彼此不相往来，然而没有国家没有文字。其文字制造的方法虽然不相同，但情通意达以利于使用则是一样的。如果有一个国家不知道文字的利益，只知道用言语通情达意，过去的事情用结绳来记录，那就不成其为国家，而是野蛮的野人，不识不知的生番了。由此可知，日月所照耀，霜露所降落的地方，无论东海西洋，岛屿僻壤，不产生人则罢了，如果有人，就一定有言语，有言语就一定有文字，这实在是天地自然的道理。我们中华文字起源于仓颉，三代以来，其方法更加精密，其用途也更加宏大。承载圣人之道的是经，记录国家之事的是史，诗用来言志，歌用来永言，下至庄骚词赋古文时文等，无不各有体裁，各有规模。学者专心研求，耗尽一生精力，还有不能得其奥妙的。唉！中华文字的精深富丽，恐怕其他国家没有能比得上的。虽然如此，中华文字以象形、谐声、会意为主，而西文则源出于拉丁文字，即古罗马国的文字。考察其成字的方法，用二十六母字相并成声，可以千变萬化至于无穷。天下万事万物都依靠二十六字母书写，其连合的方法或二三

译字，或五六字，间有七八字至十余字的，于是用这些连合的字来调音定音而成为语言，积累语言而成为句子，又可以审察其声音而创造新字。又有一种阿拉伯数字，如同中国的号码字之类，西洋各国因为使用方便都通行使用，它的数字不过九个，然而从小数直到亿万数，只用这九个数字就无穷无尽。书写文字都是横行读法，从左到右，以左边的页面为起始，与我们中国文字从上到下读法，从右到左，以右边的页面为起始的，正好相反。然而比较中西文字的难易，则是汉字难而西文易，为什么呢？汉字一字一音，而且书法又各不相同；西文则只有这二十六个字母，其声音也不出这二十六个字母的范围。华文从上到下，笔画不能相连；西文则从左到右，一个字可以一笔写成。华文与言语截然不同，而西文中浅显的部分就是言语。因此西方国家的儿童不过读书几年，就能阅读浅近的书，又能运笔写书信、论说等。我们中国如果不是极其聪颖的子弟，没见过读书几年就能阅读书籍、写书信论说的。由此可知中西人并非智力有差别，实在是文字有难易的不同。只是天地不能永远不变，东西洋不能永远不通。西方人来华，也是顺应天地的自然规律。

译自从通商以来，我们中华人士看到西方国家富强，器械精良坚固，天文、地理、格致、制造、算学、矿学、化学等领域，无不研究得精深详尽，穷究事理深奥，不免心生欣羡。然而有志于学习西方学问的人，有的浅尝辄止，有的泛泛涉猎而不专精，有的只学到了皮毛而未明白实际效用，最终没有谁能成就一门技艺与西方人相抗衡，这是为什么呢？因为语言文字不通，所以即使他们所说的极其浅显、极其明显、极其详细、极其细微，我们仍然茫然无知，终究感到隔阂而不能融会贯通，抵触而不能抓住要领。虽然有翻译这一方法，但也属于绕道而行，不能直接快捷。翻译，就是用外文译成中文。几十年来，京师同文馆、上海翻译馆以及各省教会翻译的各种西书，不下数百部。有志于学习西方学问的人可以购买这些译出的书籍来阅读，依照其中的方法来尝试研究，似乎与阅读西文原书没有区别。然而这其中大有分别，用西文翻译成中文，是不得已的办法，聊胜于无罢了，而且也不能完全准确，不过是一鳞半爪而已。西方事物的名称，往往是中国所没有的，而文辞语气等，又与中国文法截然不同。因此翻译的书籍，常有辞不达意的弊端，似是而非的毛病。而西方国家研究各种学问的书籍，何止数千万卷？现在所翻译的不过万分之一罢了，怎么能抓住要领呢？学者仅仅知道万分之一，却想要扩大见识，增加学问，不也很难吗？唉！当今的学者致力于科举之学，而没有闲暇顾及洋文，或者视洋文为异端而不屑于研究，殊不知当今时代，无论西学不能不讲，就是一切中外交涉之事，也日益繁多。如果不通晓洋文，怎么能周旋于其中呢？我因此知道洋文必将盛行于中国，这是时势使然，我们顺应时势而采取适宜的做法即可。虽然如此，从事西文西学，固然是知微见著的人士，识时务的俊杰，但必须以本国学问为基础，然后才能融会中西之学，贯通中西之理。如果沾染浮薄少年的习气，略识洋文，略懂西语，就得意洋洋地向世人夸耀，认为中国文字学问不足取，学习不必知晓，抛弃如同弃置帽带，视同多余无用之物，那就不是我敢认同的了。

海图

陈次亮

海洋也是大地所包容的。自古以来，有地图，却没有海图。浩瀚的大海滔天无际，没有人知道它的尽头。于是十洲三岛等各种虚幻奇异荒唐的说法便产生了。西方的智者，凭借舟船的优势，航海向西，既发现了美洲南北两洲并加以开辟，又迁移国人去充实那里。雄心未已，沿海南下，于是横渡太平洋向西，经过日本、中国到达印度，才知道大地整体浑圆，山海高低深浅，实际相互依附，被大气所摄持，在天空中旋转。这是万古圣人未曾开启的秘密钥匙。近百年以来，富商大贾络绎不绝地往来，一叶扁舟即可渡海，几乎如同家门出入。又有深思绝妙之人，创制火轮船车，天马云也难以比喻其神速。从此海天万里，平坦广阔，环绕地球一周的航路，接连不断。即使是博学善辩的人，也不再相信古书而怀疑当今；即使是跛脚的人，也能穷尽深远。近来西方各国的地图典籍日益增多，而中国明智的人士，也刊行了《瀛环志略》《海国图志》，广博了，昌盛了，美好而完备了。我们何其有幸生在这个时代，得以见到古人眼睛所未见的，听到古人耳朵所未闻的。只是中外各种书籍，仅详细记载了概况，至于风潮的变化，沙线的迁移，岛屿的纷繁歧异，路程的曲折，北斗星辰的隐现，炎热与冰海的往来，验证以天文，征引于物产，偶尔有军事行动，则电报飞速传达，片刻不超过，转运粮饷征调军队，如风驰电掣。如果不平日加以考察，怎么能应机立即奔赴，履险如夷？将九万里之遥，了然于胸如同指掌吗？所以英法等国创设海军，就把考察海图作为首要任务，兵轮巡视，鱼贯蝉联，所到之处记录见闻，测量度数，研究异同，分析分合的原因。当权者集思广益，聚集起来考察，如果偶尔有偏差，就告知军民以便趋避，日省月试，每年考核成效。考察如此详尽，防备如此严密。这就是他们纵横四海，凌驾万国的保证。有的人仅仅在船坚炮利上寻求，也是末节了。中国对于海道向来未曾用心研究，不仅浩瀚重洋莫测边际，即使海疆附近十里百里之间，也像盲人走路，不知方向。他们明白而我们蒙昧，他们智慧而我们愚笨，他们处处畅通，我们动辄受阻。何须等到两军相见，血肉横飞，然后才知道卵石不能相敌呢？现在已幡然改变计划，仿照设立海军铁舰、鱼雷，规模略备。只是考察海图之举，寂然未有所闻。应当由出使大臣访求精图，详细翻译，仍令海军提督督率将佐，加以讲求，由粗及精，自近而远。勤勉者奖赏，怠慢者惩罚。仍仿设练船，考核成效。他日推行渐广，测算

译更加精进，不仅能在胸有成竹，人才也应当辈出。否则，他们日益进步而我们日益退步，他们日益强大而我们日益衰弱，巧妙与笨拙相差悬殊，胜负差距巨大。即使再经过几十年、几百年，只怕后人看今天，也就像今天看过去一样。谁不是人的儿子？谁不是人的臣子？君主和父亲的病势已经很深重、很危急了，却还自高自大、意气用事，坐视国家危亡，还夸夸其谈地自认为既忠又孝。千年之后，人们会怎么评价他们呢？

译日本名士论经济学

日本人田口

日本名士田口论述经济学，即中国所谓的富国养民策略。他说：世人谈论经济学有两种谬误见解，一是交易说，一是社会论。交易说有什么谬误呢？回答说：交易之道既能利己，也能利人。如今渔夫多获鱼，那么与之交易的农夫也必定有利可图。富人货币丰饶，那么借贷者也能凭借微薄利息沾受其恩惠。就像俳优、乐师、雕刻匠，技巧各自达到精妙，那么观赏聆听的人也能享受其乐，这就是利益。交易双方互有利益，固然毫无疑问，称之为真理格言是可以的。然而衡量于国家事务，则不能没有疑惑。有人说：我国贫弱，若与富国交易，则必有损失。有人说：我国技术拙劣，若与技术精巧之国交易，则必招致亏折。有人说：我国机器不周全，若与多用机器之国交易，则必被压倒。有人说：进口常超过出口，而金银向外流出，那么国货终将凋敝。这难道不是一个大谬误吗？为什么这么说呢？回答说：譬如属地与本国交易而互有利益，人们不怀疑。城邑与四方边境交易而互相利益，人们也不怀疑。然而至于贫国与富国，技术拙劣之国与技术精巧之国，多机器之国与少机器之国，互相交易，难道有不利益两国而只利益优势国家以损害劣势国家的道理吗？世人怀疑这是真的。如主张金本位制、保护关税等政策，见第十一册麦肯锡的论述。大概就是因为这个谬误见解。意思是世人没有探究交易利益双方的深层道理，以致有此谬论。所以初学经济学的人，应当先排斥“交易利益优者而损失劣者”的谬说，不在心中留下芥蒂。为什么说社会论是谬误呢？回答说：人既然建立社会，就一定有社会的公共事务，就像道路、桥梁、堤防水路、诉讼、防备等，也是必不可少的事情。如果做这些事，又不可没有征收赋税的方法。意思是太古之人，独自栖居，自己建造门前的道路、桥梁、水路等，又自己防盗贼，不需要出租税来做这些事，大概也就足够了。等到人口繁衍，家家户户相连，城乡交通随之增加，于是与其自己修路架桥，自己防盗贼，不如出公租公税来支办，更为方便有利。从此以后，社会日益兴盛，以至于人人同住高楼大厦之中，像蜂窝一样。至于在房内取暖降温，在房内点火等，也共同一致办理，也未可知。这是社会的振兴，必不可免。世人妄言人人有自主之权，然而做这些事，固然不触犯人人自主之权。如果把那社会的公权当作杀人的私权，大概也是谬误见解。近来谈论经济学，有称为历代史学派的，看其宗旨，大概是想广泛收集实事来阐明真理。所以他们论述交易，谈论社会，也不出此方法。广泛收集事实以供旁证参考，是好的。然而人事纷杂，本来不纯一，想要说保护关税有利，那么收集事实大概也不难。只是初学的子弟，只务多读，疲耗精神于知晓事实上，成为没有定见的人，最为可病。这些人动不动就说：“要看国情与时势。”又说：“理论虽然正确，无奈不符合事实怎么办？”如果问其原因，就说：“国情不同，时势不同。”唉，这是什么话！有原因，必有结果，理论不符合实际，是理论不精深。然而那么尽力使其精深就可以了。如果只说这种漠然的话，以暧昧其说，这大概是不懂学问的人。

时务分类文编卷四

学校

陈次亮

古时候，有家学，有乡学，有国学。夏朝叫校，殷朝叫序，周朝叫庠。学校是三代共有的，都是用来阐明人伦关系的。虽然有世子庶子那样的尊贵，仍然与平民并列。即使是最愚昧最卑贱的人，也能自达于天子。所以学校，不只是规范天地，成全万物，减少刑罚，停止战争，也是用来联结上下为一心，合并君民为一体的。士人不学习就无法兴办礼乐，建立制度，开创太平。农民不学习就无法辨别豆麦，区分肥瘠，尽地力。工匠不学习就无法区分美恶，审察良劣，制造器械。商人学习就无法察知时变，精通核算，增殖货财。因此游手好闲的民众多了。那些异端邪说就能乘虚而入，迷惑世人欺骗百姓，严重时流为盗贼，暴戾恣睢，白昼横行，在街市上掠夺人。所以如今疆域比古代广阔，如今人口比古代繁多，而民众却古代智慧如今愚昧，世道却古代治理如今混乱，难道真是如今不如古代吗？这是学与不学的区别罢了。通商六十年了，泰西各国的文物制度，条理分明，有先王遗意。奉命出使游历的人，众口一词。就以工商两件事来说，工匠方面他们精巧而我们拙劣，商业方面他们富裕而我们贫穷，比较对照优劣立见。难道真是中国不如西方吗？也是学与不学的区别罢了。如今不如古代，还可以说；中国不如西方，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