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务分类文编卷二十六

译时务分类文编卷二十六

日本新政论

美国人观察日本情形记

美国学者蒲尔达

美国著名学者蒲尔达想要考察日本的贸易状况，于是游历该国，观察其景象，并将所见所闻刊登在本国的某家报纸上。他说：“日本在十五年前，计算其进出口货物的价值不过六千五百万元，到了1895年，即去年，进出口货物的价值实际统计为二亿六千五百三十七万二千七百五十六美元，与十五年前相比，增加了两亿元。再详细区分一下，日本出口到美国的货物价值五千六百万元，出口到法国的价值二千二百万元，出口到中国的价值九百万元，出口到香港的价值一千八百万元，出口到英国的价值八百万元。由此看来，日本生产货物的一半被美国购买。然而在前年，日本从美国购买的货物价值仅九百二十三万三千六十美元，从英国购买的货物价值五千三百五万五千二百二美元，也就是说，日本将从美国获得的货款转而购买英国的产品，这也是说得通的。”

日本产业的发达，真令人震惊。譬如江河冲决长堤，千里横流，直接涌入欧美市场。在过去，日本出口的货物，只有少量的生丝和茶叶而已。然而在今天，则种类繁多、数量巨大。至于绢巾，也是近年来的出口重要商品。现将1887年至去年，日本出口的绢巾及生丝的实际数额列于左侧如下：

绢巾

生丝类

1887年

一百一十四万六千二百八十美元

十三万五千二百二十二美元

1888年

一百二十三万三千八百二十七美元

二十五万八千零三十三美元

1889年

二百一十万四千四百五十九美元

六十二万三千四百五十六美元

1890年

二百五十一万六千九百四十六美元

一百一十六万七千八百六十八美元

1891年

二百八十一万一千八百二十美元

一百七十六万三千七百一十六美元

1892年

三百四十九万四千四百一十七美元

四百四十三万四千零七十八美元

1893年

三百八十九万九千六百四十六美元

四百零七万四千九百九十三美元

1894年

三百六十二万八千一百二十八美元

四百三十九万九千四百九十四美元

1895年

五百三十九万九千九百五十五美元

九百九十九万七千八百四十六美元

可知日本出口的生丝类占十分之七，绢巾占五分之三。在十五年前，日本的丝比意大利的丝差好几个等级，如今则采用近代机器，名声显赫，足以证明日本工人的知识和技术的进步了。又看日本火柴的出口，在1884年不过二千七百九十一美元，到去年则有四百六十七万二千八百一十一美元了。试问其销路：英属印度三百一十八万八千七百一十六盒，一盒装一百四十四个；中国四百四十万一千四百五十一盒；香港八百九十万零四百四十二盒；美国两万盒；以及澳洲的布里斯班也有销售日本产火柴的说法。日本工业近来突飞猛进的是棉纱纺织及织布业，自从这一行业进步之后，日本不仅减少了外国棉纱的进口，而且有向外国出口的趋势。就像前年出口到中国的获得五百五十万美元，出口到美国的获得一百万美元，也不算少了。试再将日本近年所纺纱的锭数按年列于左侧如下：

1891年，即明治二十四年。

纺锤总数三十一万七千零九十五个。

1892年，即明治二十五年。

纺锤总数三十三万八千三百零八個

1893年，即明治二十六年。

纺锤总数三十四万零二百五十五个。

1894年，即明治二十七年。

纺锤总数四十七万五千九百九十二个。

1895年，即明治二十八年。

纺锤总数五十三万一千七百五十七个。

到了前年年底，其数量增加到六十三万二千零三十个。目前的增加量，其中计算为三十五万二千四百二十七个。以此推算到今年年底，必然超过百万个纺锤，是可以预知的。至于百万个以上，是否还有增加，根据左侧表格中纺纱工人的增加，并且参考男工、女工以低廉价格服役的情况，可以知道其大概了。

1891年

男工二千五百三十九人

女工五千三百九十一人

1892年

男工四千零八十九人

女工一万零三百三十三人

1893年

男工五千零五十一人

女工一万四千二百四十六人

1894年

男工六千一百六十四人

女工一万九千二百八十四人

1895年

男工八千一百二十九人

译女工二万六千九百二十九人。

工价以东京为最高，男工一天平均二十三钱，女工十一钱八厘。

大阪男工一天平均十七钱，女工十钱。

至于在上海和日本两地设置纺缫工人，哪里的利益更大？

这也是商务会可以探讨的题目。

英国领事向本国报告说：“上海有容易获得棉花的便利，而且比日本人工价低廉。

虽然智力稍显不足，但有力气、忍耐力和驯顺等优点，足以压倒日本的纺织业。”

然而我看到的却与此不同，中国工人的驯顺程度不及日本，

从檀香山制糖业现在排斥中国人而雇用日本人，就可以证明这一点。

况且工价也未必低廉。

加上日本议会最近已议定完全免除棉花进口税，

那么日本的纺缫业大概正蒸蒸日上，不知能达到何种境界。

查日本货币一钱约相当于中国制钱十文，此稿未完。

译美国人观察日本情形记

美国学者蒲尔达

我抵达日本，并非为了考察其政治状况如何，而是想要视察其产业状况如何。日本的产业实在是我国的强劲对手。我国除了蚕丝之外，没有能够杜绝日本商品输入的工业，其势头滔滔，如同洪水倒流。然而我国输入日本的商品非常微薄，相互比较，不过像九头牛中的一根毛罢了。争夺利权，实在令人担忧。曾经考察日本十年以前纺织业的产值不过五万元，经过十年到一千八百九十五年，其数额竟达到二千三百万元，比十年前几乎超过四十倍。如火柴这一项，十年前价值不过六千元，而前年的输出额已有四百七十万元。日本近来以低廉省俭的工业品输入美国，简直像潮水汹涌，无法禁止压制。又日本缫丝业的兴盛，超过美国人。如绢巾一类，数年以来日本输入的有一亿枚。查这些绢巾，日本女工每天五钱的工资就可以制造出来。其他如粗毡及席子之类，价格低廉工效节省，美国也比不上。计算前年输入的达到七万元了。经营商务的人，能不预先防备失败吗？

况且我们西方是文明的国家，每天以智力互相竞争，所以不能没有争雄竞长的志向。我国只知道将华人驱逐出境，而对于日本却视如云烟过眼，实在令人不解。查日本从事机械行业的人已有一百万，近来操作雇佣工人何止过半？至于利用最新的机器，任意织纺，则成为我们的劲敌，不用智者就知道。而且各公司所雇佣的女工，都努力从事，不敢抱怨劳累，乐于工作劝勉做工，尊敬君主亲近上级。日本在东洋崛起，不是偶然的。

论日本应当广泛扩充海军

译自东京日报

日本建国，雄踞海岛，当今形势，各国逞强，互不相让。然而想要保持国威，不使失坠，固然以扩张海军为当务之急。西方某人持论说：“日本战后经营，厉兵秣马，可以说是很好了。只是先整顿陆军而后海军，很难理解。为什么呢？虽然陆军有像虎像貔一样的勇士，如果水师不精良，器械不完备，怎能调遣多才多艺的人，在海表称雄呢？”日本增加陆军，无需顾虑，所顾虑的是增加轮船，操练水兵，足以与西欧抗衡罢了。近来如委内瑞拉共和国邀击英国人，阻止其深入，德皇高兴，因此致电给共和国说：“贵国携带万里之粮，率领疲惫的士兵，面对新战马，然而还能斩将夺旗，追击败兵，消灭擒获其首领，确实值得称赞。”英国听说后，感到国家的侮辱，痛心盟国的欺凌，于是挑选舰队游弋非洲。在这个时候，张拳弄爪，怒目圆睁，气势不可遏制，大军一旦出动，势如燎原，大概想要用一支箭来惩戒德国的无礼。看他们防微杜渐，不遗漏细微之处，昔日人委托制造两艘铁舰，英国就想全部购买以逞其志。唉！英国海军虎视全球，不是一天了，然而还增加战舰，锻造兵器，有履虎尾、行春冰的恐惧。确实因为五洲大地，没有战舰不足以称雄疆场，执掌盟主。日本海军不如英国的精良，战舰不如英国的众多，而且国力能够支撑，尚不检阅劲旅，添造钢甲，多么糊涂啊？有人说：“扩充海军，各国猜忌怎么办？不如停止吧。”唉！这简直是杞人忧天。各国日夜所谋划，早晚所策划，都想追随大国的富强，侦察异邦的机密。况且海军与国家命脉相关，怎能轻视呢？为日本考虑，如果能先本后末，革故鼎新，将来北面震慑俄国，西面控制英国属地，就在这举动了。希望勉励啊！

日本大臣新政

译自东京日报

本月十二日是新内阁传谕各县官员的日期，这一天，东京永田町总理大臣松芳伯爵的官舍车马盈门，巡街捕快比平常加倍，钟鸣十下，各县官员的随从鸣鞭到达。各位大臣除了黑田伯爵外，以及各部司官，也都先后前往拜谒。松芳伯爵登上讲坛倡导说：“我蒙受厚恩，被任命为总理重任。而战后应办的紧要事宜，定议不久，初办诸事棘手，其困难之处，只有内采众人的意见，外察各国的虚实，务求办理合宜尽善尽美。我向来不才，害怕不能胜任，只有努力奉公，希望回应君主的至意。在议院中，只有同心协力，以沟通上下的实情。日本外交颇为和睦，和好自须永远敦厚，商务尤其应当鼓励，权利也必定推广。所有未改的条约，急图更换；更换之后，尤其必须明确章程，使之严格遵守施行，这样前功不白费，后效可实收。”

陆军是巩固国家根本的急务，而推广兵制，尤其必须量入为出，先看国家的收入如何。只求富强，必定从广设学校，鼓励人才开始，所以想要增加兵制，非兴办学校、重视工作三者并行不可。

日本定制，报馆本来有自主之权，百姓聚会应有发言之便。这两者，政府自当遵照办理，妥善

译作为保护。所有章程中繁琐的地方，都应当立即删除，另外改为简明扼要，使得各部门容易遵照办理，不至于彼此误会而产生矛盾。凡是用人行政，必须考察贤良与否，这样才能让贤能的人处在职位上，而不贤的人远离朝廷。曾经听说上面怎么做，下面就跟着怎么做，官员如果不能约束自己，怎么能治理别人？因此，如果不是洁身自爱的人，就罢免官职。

译如今政府办理政务，最感棘手的，恐怕就是理财吧？国家固然不能不谋求振兴，但振兴也必须从节省做起。以国家的收入来确定支出，那么收支自然就能平衡了。

战后应当办理的事务，想要一下子完成，谈何容易！如今与各国通商，入不敷出，加上国内灾祸频繁发生，人力财力双重损失，受灾之严重，确实是几十年来所未有的。照此情形，想要谋求前进，其艰难程度，是显而易见的。如果不是官员和百姓齐心协力，难以成事。希望各位同胞朋友，不要把这话当作空谈，各自尽到自己的职责，以开辟利源而巩固国家根本，那么我对大家寄予厚望。

再说战后，国库的窘迫，也是历来所未有的。各部所需的款项，共计三百一十兆元。前任度支大臣知道难以筹划，上奏请求辞职。而支出突然增加巨大数目，这固然不只是前任度支大臣难以筹划的问题。照国库目前的光景，各部所需的款项，难以如数拨付。如今日本已经向中国索取了赔款二百兆两，如果再商议借洋债，深恐有损国家体面，步东方小国的后尘。至于向民间借款，或者另外增加赋税，也不是好办法。当今之计，只有将各部所需的款项削减到二百四十兆元。战后所确定的用款，原本是以鼓励农业和工业，能够开辟利源为根本意愿。各位竭力整顿工业，以弥补国家巨大的用款，从而仰承朝廷的深切用意，这更是我所深深期望的。

美慑日强

日本东京古城贞吉译

《美国公论报》刊登了某位美国人的来稿说：“中日激战以来，谈论日本货物繁多，人们议论纷纷，但很少能抓住要领。有人说：日本货物的竞争，完全不值得害怕，不过是党派在平地上掀起波澜，煽惑人心，拉帮结派打击异己，以此来图谋总统职位罢了。有人说：称日本货物竞争值得害怕，起源于英国。英国担心日本人将在中国兴起纺缫业，必然侵夺其利权。英国防微杜渐，让政府知道掌握银货的重要性，商务值得忧虑，所以波及美国。争论纷纷，大多都是空论。我曾经游历这个国家，请让我倾吐所听到的，以供参考。”

日本商业起色，美国人怀疑日本贸易增进及日本货物竞争值得害怕吗？试看美国报纸所记录的，棉花、席子以及纺绸等物，市场上畅销的，都是日本商人制造的。还有刷子及牙刷之类，其制造精致巧妙无与伦比，不亚于美国；至于其价格低廉节省，美国人尤其比不上。难怪其商务日益好转。查去年外国贸易总额计二亿九千六百万圆，与前年相比，实际增加了三千万圆。它虽然是小小的三个岛屿，难道可以像鸿毛一样轻视吗？

日本工业情形。查日本内地的情形，纺车织机星罗棋布，十户人家的小镇，机械工人不停止工作。近来日本商务，以纺缫为一大宗。从前一千八百九十五年，从事这行业的人连同男女工人仅七千九百三十三人，到去年已有四万人了。其机械的精巧，工人的组织，比起欧美毫不逊色。将来亚洲中纺缫业的枢纽，一定归于中国和日本，这是毫无疑问的。日本工业的枢纽，在大阪。大阪的盛衰，是日本所系系的。居住在大阪的有一千六百万人，不用担心佣工不足。况且靠近良好的港湾，一叶扁舟即可航行，有中国和朝鲜可以转运货物，又西伯利亚铁路竣工之日，可以借道运输制品到伦敦。况且澳洲邻近，贸易毛丝本来就容易，欧美的利权不难被其夺取。

日本人自我估量。美国驻东京公使及外国驻神户、横浜商人等说：“目睹日本的情形，还说货物竞争不值得害怕，实在很难理解。”商战与兵战相同，日本商人能知己知彼，百战百胜，发挥其全部伎俩，何难剥夺欧美的利权呢？从前日本各郡商业公所人员相互会议，兢兢业业讲求农业和商务，凡是位列次官，如中国侍郎那样尊贵的人，也亲自前往讲解。响应迅速，是有原因的。

日本民众剽悍。日本人不仅性情凶猛强悍，而且其制造也很精工，所以每次购买新式机械，随即就能熟练运用。凡是格致艺学，都舍弃旧的图谋新的，蒸蒸日上。如邮政、电报、电话各节，都在大阪创设。市场货物行情，早上发出晚上到达，全国都称赞其便利。将来百废俱兴，蓄养精锐，然后在四方施展志向。我担心欧美市场也会遭到蹂躏。那些糊涂的人，还说货物竞争不值得害怕，是不了解日本的情状罢了。因此列举几条，以引发美国人的深思。

日本度支

译《美国公论报》

英国驻日本使臣将日本预算国用报告本国外部大臣说：日本今年预算一千八百九十六年至一千八百九十七条用度，因为前两年的事端，所以与往年不同。其大旨是增加兵力，鼓励工业，以及扩充学校等事。该国的用度由司藏大臣，即中国的户部，分为三类，如下。

一、办理额外军款，二、支用中国赔款的款项，三、妥善确定国内进出各款项。

查第三类所估计的进项，连同中国赔

译款项四十余兆元在内，总计一百三十八兆元，支出项一百五十二兆元。与去年相比，收入项仅增加四十七兆八十万元，支出项却增加到六十二兆七十万元，因此收入不足以弥补支出，短缺达十四兆元。这是因为军务以及随时借款都需要支付利息，水陆两军既已扩充，国内工程的开销也大幅增加，仅这两项借款的利息就需要八兆七十万元。水陆两军的常年恩俸，官兵阵亡或受伤致残，或年老退休，国家必定厚赐银两，称为恩俸，此项也增加了一兆二十万元。支出项增加，确实是由于这些原因。其中增加的水陆两军费用，已经议定，海军在未来七年之内共批准开支九十四兆元，陆军增加四十三兆元。再鼓励各项工业，整顿学校规章，以及创设炼钢厂等各项费用，共增加一兆元。又推广邮政增加九兆元，修理堤防及办理一切政务共也增加一兆五十万元。至于所估算的收入项，除赔款及津贴戍守威海卫的军费外，尚余九十七兆二十万元，即为本年的收入。这已比去年增加了七兆元，但收入仍然不足以弥补支出，计算下来仍短缺十四兆元。由国家制定法律加征税收来筹补，此外另有收入如中国赔款及发行保单之类，作为额外用款。所制定的办理新税的法律称为注册律、生意律、加酒税、日本黄酒律、官办烟草律，国内所种的烟叶全部由政府收购发售，称为官办烟草律。

译百姓日渐富裕，这样的收入应当可以增加，不会损害民众利益。查得注册税定于今年四月施行，官办烟草定于1898年开办，酒税则从明年起增加。

新税的数额，据财政大臣估计，1896年可收入3亿10万元，1897年16亿元，1898年26亿元。烟酒税不在这笔收入之内。前文报告称预算中常规国家开支短缺14亿元，政府已经另行筹款，再加上收入16亿81万730元，如下：注册税总计3亿10万7222元，官员捐资建造兵船的款项1万9802元，互相周济的捐款1980元，工程借款总计8亿37万4500元，去年收入支出后的结余5亿30万7226元。总共合计16亿81万730元。

上述收入，除了拨付给政府所请求、已经君臣核准应当办理的各项事务，另外需要费用2亿80万9939元之外，其余的14亿7091元，用来弥补估计短缺的开支，就可以使收支相抵。所谓应当办理的各项事务，就是鼓励航海、造船等技艺，以及创办烟草业、增设小学、教师薪水等各项费用。

1895年至1896年的收入共计9000万元，40多亿元的赔款不在其中。

1896年至1897年，共计1亿3846万1537元。

1895年至1896年的支出，共计8861万5385元。

1896年至1897年，共计15193万8461元。

又查额外费用，海军省、陆军省（省即衙署）增加的款项最多。现请将这两省的经费，分别详细陈述如下。

陆军省：设置炮台2亿11万3568元，制造连响枪32万6087元，建造部队营房41万207元，测量费用18万3910元，建造房屋1亿94万8664元，制造军火1亿500万元，扩充部队军火厂1亿5万4732元，临时建造办公用房费用12万4188元，共计19亿26万1180元。

海军省：建造兵船已定购6亿45万940元，机器工程51万8074元，建造房屋费用8万869元，修船6万470元，试验火药1万438元，建造挖泥船1万6300元，派遣机匠出国费用1万2045元，测量费用4万6675元，扩充水师2亿19万2709元，共计29亿39万2750元。

设立铸铁厂，以及西京大学校，又推广外国贸易，以及研究养马的重要方法，都拟定了办法。

铸铁及炼钢厂在本年预算簿中拟有设立炼钢官厂的章程，其详细情况如下：厂房须在今年四月动工，1899年完工，地价准拨30万元，填地费用10万元，房价估计56万元，分四年拨付使用。厂中准派官员82名，每年薪水共45000元，工匠等工价共46万4070元。该厂初开时可出货6万吨，此外这项事业尚须派遣博士前往外国学习，并购买机器，将来四年经费定为4亿9万5793元。

扩充水师陆军，扩充水师自今年四月起，除正在建造的船只外，将来七年之内预算需要94亿77万6245元。本年所需的2亿19万2709元中，其中1亿274万9467元作为添造新船的款项，7亿74万7529元添置军火，1亿75万9298元用于造船坞等工程。所有添造的军火须于1901年一律完工，共需33亿75万1163元。修造船坞等工程于1902年完工，共需13亿87万507元。添造各兵船也于该年完工，共需47亿15万4576元。

陆军本年及将来五年扩充条陈所需的43亿32万9412元，分别开支如下：设炮台及该炮台所需共计14亿7万1894元，工程及号衣等费用17亿34万2070元，制造军火8亿48万6766元，扩充军火厂2亿94万9107元，营房47万9000元。

原书缺第八叶

原书缺第九叶

原书缺第十叶

575元，总共43亿32万9412元。

陆军营中所需总数，连同前文扩充经费在内，共计181亿52万2672元。

译六年之内，内台所需共计四兆八十九万五千五十三元。

军火一项，将来七年共准开支九兆二十五万七千八十八元。

本年及将来三年盖造房屋及铺垫一切，计需一兆七千三十二万四千八百九十元。

厂中工房，连同东京大两处新造房屋及设机器所在内，需用二兆九十四万九千零七元。

又，本年至九百五年海中测量费二十七万三千八百九元。

译某报馆记者与伊藤问答节略

译自东京日报

日本首相伊藤侯爵，是日本的奇人。昔日日本是诸侯割据的国家，如今却变成了拥有鱼雷、铁路、电报的地方，这都是因为伊藤掌握权柄、富有才干，鞠躬尽瘁，才使得国家达到这样的境地。我曾与他相见，现将谈话记录如下。

伊藤首相身材矮小，相貌温和善良，穿着礼服，通晓英语，说话谨慎而有选择，口中常含着卷宗，一刻也不间断。日本除了君主之外，只有他最为尊贵。初次看他，并不知道他是最高级的官员。伊藤担任首相已有多年，他办事以和谐为贵，以稳重为主，为人尤其能够见机行事，有决断而不轻率。听我叙述生平后，得知伊藤首相曾多次游历英国和德国，研究欧洲各国的立国政治之法。他初次回国，就主张维新，谋划废除藩国，既已制定新的政令法律，又另外创立水陆军事制度，因此能够平定萨摩之乱，更改与各国的条约。上次军务，由伊藤首相主持，尤其功勋卓著。

问：国家不推崇宗教，能否自立？伊藤首相说：“我国文人学士，以探究事物原理的见识为本，无论什么宗教，都允许在国内通行，我甚至鼓励它们。但就立国而言，并非不推崇宗教不可。探究事物原理，远远胜过信奉鬼神、天主、耶稣、佛教等，这些只是异端。国家的病源，有人说日本应该奉基督教为国教，我因为国政的缘故，本来也认为是这样。但士人认为改变宗教没有益处，也不是没有见解。日本不相信有上帝的说法，几乎全国都是如此，而我不为此忧虑，是因为这无害于人心。凡是人只要有学问，必定能修身养性，大概士人所信奉的神道教所说的‘心正之人，神自会保护他，无需祈祷’就是此意。总之，对于传教一事，无论是本国的僧道，还是西方的教师，我都一视同仁。只是日本自维新以来，儒教所重视的孝悌之道，被废弃而不讲，深恐留下后患。而日本大学校向来不讲宗教，这是我感到犹豫的地方。”

问：日本自采纳西法以来，对国家确实有益吗？伊藤首相说：“未必尽善尽美，将来的益处，不及已经过去的益处多。我国人民对我国不满意的地方很多，过去生活颇为节俭，近来却愈发繁杂浩大。仅仅谋生就已经不容易，但就国家而言，终究是有益的。治理国家的道理，务必追求日新月异，蒸蒸日上。日本过去像在梦中，现在才醒来，才知道自己在地球各国中的形势了。”

问：上次军务对日本有益吗？伊藤首相回答说：“三十年前美国内乱平定之后崛起于世界，日本也是如此。最可喜的是，军务之后教育盛行，贫穷的人都知道有事之时不识字不行。因为那时随军出战的人，能识字的，寄家信必定详细叙述亲身经历的事；不识字的，没有一个字可以借以通音信。现在各地竭力扩充学校。至于日本办理外交，见识也扩大了，并且知道东方政事与欧洲关系密切。所有欧洲各国议论东方时势，对日本尤其紧要。这次军务，俄国干预，就是明显的证据。俄国如此做法，使我知道各国忌惮日本，以及各国彼此相忌的态势，更应随时留意。日本起初以为德国必定不帮助俄国，哪知出乎我的意料？这件事日本很不满意，固不待言，而又力量不相抵，不敢与之计较，惟有忍气吞声。像这样，各国的新闻馆还说日本与俄国合谋图谋太平洋，这真不是我敢知道的。”

问：俄国铁路将修到中国，您的意见以为如何？伊藤摇头说：“俄国吞并中国，将来在所难免。只是吞并中国之后，俄国将在天下无敌。”日本不是好事的国家，即使在高丽而言，也求无事。只是外国在该国的举动有不利于日本者，我只是阻挠而已。近来我国内政颇觉纷繁，下议院有‘凡政事办理不善处，责成内阁’的议论。过去只有国君所为，内阁承担；现在反对党欲将君主与议院会同议办各事，如有不妥，也只问内阁。这是下议院与内阁故意不合，若始终如此，日本将步英国之后尘了。内阁的权力操自上议院，该院成员分五等：一、亲王，有公举权；二、公侯爵子，继承其职位；三、伯子男，由各该爵挑选数人，派充七年；四、钦命之员，不是有官职就是有威望，派充七年；上议院的事，实际上由这些人主政。五、各邑有地产的贵族所派各员，也充任七年。我身为上议院长，国政全由我出。只是我自问，我的主意，日本维新太快则达不到目的，非循序渐进不可。日本《梅尔报》主笔，名叫白林克雷，最了解日本，曾说：‘将西方只知有己的见解，与东方所重视的无我之道，合并施行，或许可以吧？’凡是有己无人的私见，一个人做尚且不可以，何况一个国家呢？日本短处很多，但以百姓而言，尚能戮力同心，不至于有人无己，这固然是天下所共知的，尤其是我私下庆幸的。

论台湾财政

日

译本文学士阪谷

学士阪谷论道：“台湾是个小岛，地处温带，土地肥沃深厚，人口混杂众多，财政这一方面，不可不加以重点整顿。如果不这样，开支匮乏，又怎能开拓疆土呢？”英国是天下强国，凡是它的属地，没有不仔细核算统计，以收取统治权力的。这是因为英国岛屿生财有道，不需要依赖本国供给。如果法国则相反，所以虽然疆域增加，但本国却更加贫穷，不如英国那样富强。难道是因为英国精巧而法国笨拙吗？将其他岛屿的货币征收上来输送给本国，按照自然道理，难道可以说是公平的吗？那么我国疆域内的人民，难道可以随意轻取或重取吗？难道可以随意要求他们缴纳贡赋吗？所以征收属地的税收，并不是为了供给本国，也不是为了其他目的。那么台湾的财政，难道可以不衡量其收支吗？根据明治二十九年的调查，该地面积二千六百平方里，人口三百万，年收入六百六十万圆，而年支出二千零八十万圆。比较人口，每人年收入二圆二十钱，年支出七圆二十钱。由此看来，想要台湾财政收支平衡，不知要等到什么时候呢？试看北海道及冲绳的实际情况：北海道面积六千平方里，人口三十七万九千人，年收入九十七万圆，年支出三百六十万圆，那么每人年收入当为二圆五十钱，年支出当为九圆五十钱。又冲绳面积一百五十平方里，人口四十一万九千人，年收入四十八万圆，年支出三十一万圆，那么每人当年收入一圆十钱，年支出七十六钱。就这三个地方而言，能达到收支平衡的，只有冲绳，而台湾和北海道则未能达到。冲绳土地开发，人口富裕，台湾和北海道没有这种情况。台湾全年收入六百六十万圆，一半来自鸦片的收入。然而鸦片害人，不可胜数，应重申禁令，拯救百姓。严禁鸦片，本是地球上的公理，何况这些百姓已经全部隶属于我国版图呢？那么对于今天的计划，应该扫除恶习，用鸦片的资金广泛种植物产，这确实是当务之急。再说，人民是国家的根本，台湾百姓三百多万，不仅是国家的根本，也是财政的根本。就近来情况而言，所谓国家的根本、财政的根本，只是有名无实。一旦想要收支平衡，怎么可能做到呢？所以台湾的要务，一在于兴办学校，一在于管理财物。懂得这两点，就能名利兼顾，使百姓归于正轨。从前台湾隶属于中国时，也不依赖本国供给，那么今天难道应该采取不同的做法吗？如果治理台湾的费用，项目有三：一是行政费，二是守备费，三是拓垦费。行政费，是因为事务繁杂，需要很多；守备费，是为了补充军队，防备意外；拓垦费，是为了运输器物，开垦土地耕种。行政的费用，为何要依靠常年收入？这是当务之急；守备的费用，为何不关乎战争防御？浪费不得过度；拓垦的费用，为何台湾赋税日益增加，动用国库以开辟未来的利益源泉？然而支出日益繁多，那么财款容易枯竭，自然应当预先权衡利息。台湾税收不断增长，不需要智者就知道，然而如果不计算收支的盈亏，只是增加经费，不免成为财政的失误。理财之道，治国与治家相同，索取极尽细微，使用如同泥沙，对事情有什么益处呢？况且台湾人民日益繁多，懒惰不齐，那么财赋这一方面，最容易枯竭，而且百姓依赖国家供给，其力量必然有限。现在台湾人口三百多万，以本国计算，每人每年供给约二圆，就全台湾而言，不过六百万圆；以每人三圆计算，也只有九百万圆。如果只管理租税以图谋利源，虽然有好的方法，恐怕难以平衡每年的收支，所以在租税之外，另寻善策，应该建立官营产业之法，以滋生财源。从前英国特别将经营土地的权利交给公司，所以在节约经费一事上，颇收实效。英国疆域日益开拓，未尝不是由于政策的好啊！否则，为何幅员广大，雄踞地球呢？日本既然拥有全台湾，土地广阔人口众多，可谓美好，然而在治理的方法上，也不无遗憾。为什么呢？台湾割让之前，农工商贾的行业，日本未能全面考察。如果筹划不善，必然使本国永远断绝雄心。再说，财政是政事的枢纽，枢纽的发动，关乎荣辱。所以掌握枢纽，然后措施从容。台湾离本国如此近，土地人民如此丰富，加上四面环海，防备容易周全，却竟然使财政废弛，国用拮据，不是太荒谬了吗？那些掌握大权的人，何不依据地球理财的书籍，古今得失的原因，深思精研，以求实事求是呢？

译论日本经营台湾

译自《西捷报》

日本人将经营台湾视为战后头等要务，政府新设拓殖务省，隶属南部局，以掌管台湾政务。又设立台湾总督府，任命总督，赋予其管辖全岛的权力。总督府内设立民政、军务两局，分别掌管文治与武备。设置台北、台南、台中三县及澎湖岛厅，负责地方治理。然而一年以来，产业未能兴起，交通不便，官员也未任用得当，土匪屡次作乱，有的肆意掠夺，使良民困苦不堪。以当前情形推断，若不全力以赴进行整顿，是无法成功的。

台湾之地，汉族与原住民杂居，汉族狡黠，原住民愚钝，统治之难，中外皆知。中国向来因难以治理，将其置于教化之外，未曾加以教养，一旦纳入日本版图，便期望在朝夕之间取得治理成效，我知道这是很难的。然而施政已有一年，仍见土匪蜂起，这难道可以说掌握了统治之道吗？就像香港作为东方繁华都会，回想1841年割让之初，荒凉寂寞不过是个海盗巢穴，英国人得到此地后扫荡流寇，使这块贫瘠红土孤岛，达到今日的兴盛。如今的台湾，与五十年前的香港，固然不可同日而语。台湾人口三百余万，土地肥沃适宜农耕，商业工业也已显现兴盛，当地人虽然蒙昧，却不像香港土贼那样凶悍，那么开垦拓展的事业似乎应当比香港更容易谋划。得到此地一年多，一切未见就绪，在位者，难道对英国人没有惭愧之心吗？因此各大报纸纷纷鸣鼓指责政府无力、总督无策。虽然如此，空言指责无益于事，今日谈论台湾，不必讨论应当经营的理由，而在于讨论如何经营的方法。我有浅见，敢坦诚陈述一二。

经营台湾的策略，固然不胜枚举，但最紧迫的是开通交通之利，使日本内地与台湾之间频繁往来。如今日本内地人在本岛的，除文武官员外，究竟有几人呢？这寥寥数人的商人，岂能垄断全岛的利益？他们带来的货物，既然转卖殆尽，而又没有再次输入的途径，物价于是飞涨。销售货物的人，担忧谋生困难，感叹行路艰难；而居民也失去了物资来源，将相继陷入困穷，无法再着手于事业。今日实情已如此，此后可以推知。现在日用之物，都依赖外国供应，也是无可奈何。开拓殖民的事业，固然等待日本人渡海移居才能成功。谋生困难，行路艰难，像这样谁还愿意冒着暑热疫病而喜好进入此地呢？那么开通交通之便，不可不急于办理。

现今航行本岛的，只有大阪轮船公司的船，数量仅三只，每月往返三次。有的从神户出发，经由马关、长崎、鹿儿岛、冲繩、八重山，抵达基隆；有的经由鹿儿岛、大岛、冲繩，抵达基隆。此外虽有陆军省、海军省所管辖的船舶六只往来，但不准搭载平民私货。平民想要渡海及运送货物，不得不依靠这三只船，其交通之不便，可以想象。现在应当增加往返本岛的船舶至六七只，每月以十次开航往返，这样就能使彼此交通没有不便了。况且本岛位于波涛积水之中，风浪时常发生，尤其应当选择大船，从二千吨至二千五百吨。这样就能使前往台湾的人航行无艰，居住台湾的人衣食不缺，百货自然运输往来，如同邻居一般。前往居住的人日益增多，而事业也随之兴起了。

既然开通了海道的便利，那么本岛沿岸行船也应当急于办理。基隆、淡水至打狗沿岸，共二百四十余海里，为首要；澎湖一带次之；再直至澳门、香港，则不仅沿岸一带蒙受其利，也足以惠及全岛及澳门。况且能使茶、砂糖、樟脑等经由澳门、香港及安平、打狗输送到日本内地及欧美诸洲的，都经由日本轮船公司所管辖的欧洲航路及美国航路。那些从澳门、香港地方输送到台湾的货物，也归日本人管理，这是莫大的利益。行驶这些沿岸航线的船，不必用二千吨以上的，在千吨左右即可。

船政既然已经大兴，那么不可没有泊船避风的港湾，因此修筑船坞是急务。这不是旦夕就能办成的，所以不得不急于动工。经费虽然巨大，但为了开辟全岛利源着想，难道应当吝惜财政支出吗？至于修筑哪个港口，或先修哪个港口，以及工程费用需要多少资金，如何筹办，则等待当权者的谋划与工程师的商议了。

上述说法是从海道方面考虑，而陆路更为重要。那么贯通本岛南北，设立一条铁路是第一要义。铁路之急需，人人皆知。只是官办、民办，时常见到异议。本岛铁路适宜官办，这是我们一贯的主张。然而正值国家多事之时，恐怕经费不足，不必固执官办的见解，只须设法立规，归由商办，又划分若干区域，明确约定若干年竣工，哪个区域的工程，若干年完成，以及哪个区域的工程最为紧要罢了。

虽然开辟了铁路，而其他道路未通，那么铁路也不能获得大利。现在应当以铁

译道路作为基础，作为主干，而无数道路纵横交错于左右，一概加以修筑，务必使其平坦，使旅客及货物容易直达停车之处。这样，铁路既与马路相连，而陆上汽车又直接连接海上轮船，于是四方交通十分便利，而秘密运输鸦片到本岛的事，自然也就断绝了途径。

译既然海陆交通便利，有利于行旅往来，也方便货物运输。至于通报快捷，全靠电报，那么本岛与日本之间，沉设海底电线是至关重要的。如今虽然日夜想着整顿一切，但南岛风浪无常，土匪也时常出没，仅靠一条电报线来了解情况，颇为令人担忧。况且商业逐渐兴盛，市场行情等事务也需要快捷，因此增设海底电线以弥补不足，刻不容缓。

至于整理地方，更是行政的实务。如今设立的总督府，威权过大，府中的官僚直到各县的巡捕，都由总督决定任免升降，而知县毫无权力，只能听从总督的命令行事，这并非委托重任、亲近百姓的正确方法。经营新获得的土地，不应只崇尚法制，而应让官吏各自发挥才能，宽严并用，以收揽民心，这才是行政的首要原则。因此，知县不可不慎重选择人选。既然选定了合适的人选担任地方行政长官，就应赋予他们权力，使其才能得以充分发挥。如今政府不吝惜将极大的权力授予总督，让生杀予夺大权集于一人之手，是不想用内地的条条框框来束缚新政。总督对待知县，也应当如此，让一县的政务由知县总揽完成，而总督不随意掣肘。县内的僚属，由知县自行征辟和任免，总督只需掌握纲纪，严格考核监督，以追究其治理成效，这就足够了。如果这样，知县的职位责任重大，有才能的人愿意就职，才能不足的人就无法滥竽充数了。

破除中央集权的弊端，实行地方分权的实质，知县又选对了人，大概能取得治理成效吧？然而，管辖范围过大，而僚吏很少，守兵不足，巡捕寥寥无几，在这种情况下想要取得治理成效，形势上是做不到的。试看台湾的土地，其面积几乎等同于日本的九州岛，人口号称三百万，而今天只设置了三个县。有高山族人的顽固冥顽，有汉族人的狡诈多变，加上语言不通，交通不便，又气候炎热，种种困难。想要克服这些困难，推行地方的善政，岂是容易的事？所以私下议论，认为应当增设几个县，分管各地，并增加守兵和巡捕的人数，使臂膀和手指相互连接，知县的耳目无处不达。如果有违背法纪的行为，就能直接纠正。况且如今配置宪兵和巡捕，也不得其所。据我们所知，警戒市街用宪兵，而巡捕大多派驻村落，这难道不是本末倒置吗？守兵骑马带枪，威武雄壮，非巡捕可比，应当派往偏远村落以应对突发事件。如今反而反其道而行之，岂不是徒生事端吗？

日相伊藤论台湾

伊藤在巡视台湾后，回到东京。东京的人士在江头龟清楼盛大设宴，请他演说所见。伊藤兴致勃勃地选择言辞说：“承蒙厚意，万分感谢。只是我在该岛时间短暂，公务繁忙不容久留，且道路不便，疫病猖獗，所以对一切情况未能深入了解。不过此次奉命，原本是为了研究该岛的新政，耳目所及，有很多想与政府疆臣商议的地方，敢向各位说说。”

如今想要整顿台湾，必须以增进国力为第一要义，因此振兴工业、商业最应留意。至于其风土、物产、习俗以及地理、山河的形势如何，不必论述。想要了解，或者通过书籍，或者通过新报，都可以得知其要点。现在概括来说，气候温热，各位是知道的。正因为热度如此之大，所以物产如此丰富。然而其中农业并未兴盛，以全岛来看，已开垦的田地不到三分之一，其余还是荒地。所以我认为开始经营之初，唯有开矿和农业吗？至于工业的盛衰，也看农业和矿业是否兴盛，现在教化未开，民风愚昧，不知能兴起何种工业。

至于海陆运输的便利，确实是当前的急务。运输不便，而希望各种事业经营兴起，也是困难的。全岛港湾能停泊巨船的，虽然只有两处，但环岛沿岸都可以行驶小船。如果能在陆上开通一切道路，那么各种事业经营就会便利，可以增加利益，这是肯定的。

台湾现在的商业，专门在于转贩农产品，各位早就知道了。比如茶、砂糖和樟脑三样，确实位居出口货物之首。米、盐也生产很多，其他杂粮虽然各地都有，但不过够岛民日常食用而已。至于采矿一事，中国政府常留意经营，但规模狭小，不像我国运来机器广泛开采，所以计算一年所产出的数量不算很多。全台矿产现今虽然探寻未遍，开采未悉，难以向各位详细报告。但以现在各地所有金矿、煤矿被经营者立论，大体也可以概见。各位应当仔细调查，然后从事于此，那么利益必不少。至于农业一道，以前更多缺失，如今应当开垦荒地，并且讲求改用农学的新法，都是急务。如今台地农产一年有两度收获，而比较其所收的粮食数量，不过与寻常一熟之田相等，这是什么原因呢？耕耘的方法不精，施肥的物料不足。此岛本来富有水利，到处

译这里有很多水田，如果能把内地的耕田方法移用来耕作和施肥，那么它收获的丰富程度，哪里可以估量呢！

译台湾今日的商业完全掌握在中国人和欧洲人手中，而厦门港口实为关键所在。此地所产之物多经由厦门、香港转运，如今茶叶十之八九转销美国，砂糖也多输入日本。内地的樟脑在香港市场定价，而其出资本及经营贸易之事皆由中国人及欧洲人承担。故此岛现虽已纳入日本版图，但商业实权不在日本人之手，大概是因为得土未久，施设犹有遗漏吧？我国富有的绅士们应当奋发努力，着手于各种事业，以掌握商业实权为目标。我回国后也应当与执政大臣及总督共同商议振兴之道。总之，政府与工商各有分工，政府务必整顿政治而不欲插手工商各种事业，只让工商经营各尽其力，政府助其成功罢了。至于具体条目自属官员职守之事，不可以明言。但政府的主导原则大体如此。垦务大臣及台湾总督所见也与鄙见相同，故富有的绅士们若能不惜资本，以全副精神经营此岛，兴起各种工业，这正是政府所期望的。政府也欲为诸君谋划保护利益之道，必有所施设。以现时形势观之，虽时有台湾民众聚众啸聚，但随起随灭，本非所虑，况且有兵力也有警察力量，保护民业有何难呢？今既获得此地，却说不能尽其地利，谋求其发达，则不独污辱邦国的荣光，恐怕也有浪费金钱之讥。政府急于整顿该岛，有刻不容缓之势，所以不得不期望于富有的绅士们，而保护利益之法也更宜急切推行。

论日人经营台湾

译自东京日报

台湾僻处南海，气候炎热，多瘴疠之气。内地人想要渡海经商者，皆畏惧疫病，消磨了壮志，所以必须先以讲求养生护身之道为主。统计日本人民，百人中有疾者只三人，而台湾岛百人中有疾者常四人。由此看来，一旦摄养得宜，本岛变为无瘴疠之地了。

如今治理台湾的人，皆隔靴搔痒，因为言语不通。所以以使岛民学习本国语言为急务，设立国语学校，派人前往教导。大概岛民之所以屡次违背我们的教令，皆因不知我们的意思；其所以不知我们的意思，也是因为言语不通。正因为言语不通，所以他们违抗我们，我们又不能晓谕他们，只有强制而已。于是他们视我们为暴虐、无道，形体屈服而内心不服。间或有奸诈之徒，或虐待他们，他们不知申诉之道，隐忍饮泣，自以为不幸罢了。如此则两情不相通，于是相率背离我们。欲使统治得宜，令人畏服，必须以教习国语为入手。且两地通商，也必借助语言以悉知情意。只是他们尚不解文明为何物，则宜广泛启发其才智，以诱励其德操，这又不可迟缓了。

财政亦要改善振作。按本年预算，度支于本岛地租、制茶税、糖税、樟脑税、盐税、海关税等及其它，有六百六十八万两千二百三十六圆的岁入；而岁出则有一千零六十二万一千五百七圆。以入抵出，实际不敷三百九十三万九千二百七十一圆。如果加上军事费用，则本岛支出的更多了。如果理财之政无所改作，则得到此岛不能开辟利源，反而使国家受害。虽然本岛并非新开之地，不像英国人经营香港那样是无人之地。如果税法得当，决无使国家受害之理。如今虽新税法未定，也应当沿用旧税法而慢慢思考改革。如今却漫然废止，我不知道他们是何居心。为今之计，但看旧税可恢复则恢复，新税可兴起则兴起，只宜斟酌尽善，不可草率以招致人民的疑惑。

殖产兴业的要务，在于先理财政，开拓利源。台湾并非新开之地，所产之物日益增盛。以出口货物言之，茶、砂糖及樟脑最为兴盛。统计明治十五年出口茶十二万二千七百三十担，至十八年增至十五万余担。十五年出口赤色砂糖五十万八百七十六担，至二十八年增至六十七万余担。十九年出口白色砂糖五万七千七百二十九担，至二十八年增至六万三千六百九十担。十九年出口樟脑一千三百三十四担，至二十八年增至三万九千五百四十三担。茶多由厦门运往美国，砂糖多由香港、安平、打狗（今高雄）运往日本内地，樟脑多由厦门运往欧洲以上诸物比较，樟脑一项十年间增至三十倍，推想后来也当不少。茶及砂糖若栽培制造并采用新法，其所增当多。其它如米、如金、如麻、如煤、如硫黄，开采之以充国家之用，这是政府所当务之急。我国内地人民也宜共同集资，共同出力，以助其增进。若一人之力不能承担，则合设一大公司，或开银行为融通资金之机关，设立保

译设立保险公司以防范意外。至于鼓励航运、保护其事业，则是台湾总督的责任、拓殖务大臣的责任、政府的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