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务分类文编卷七

译时务分类文编卷七

吏治

名实

陈次亮

国家兴盛，已有二百八十多年了。法律日益修改而日益精密，法网日益张开而日益严密，文书日益堆积而日益繁杂。内外官吏谋求私利、搞弊端的办法，也日益趋向而日益巧妙。祖宗的典章制度，并非不好；所秉承奉行并操持的人，并非不详细且不明察。然而那些大奸大恶之徒，规避责任、迁就情面，表面上装作奉公守法，却没有办法禁止他们。那些平庸懦弱、鄙陋的人，随大流进退，窃取俸禄、保住职位，虽然没有功劳，却也好像没有过错，却没有办法督促他们。如今海禁大开，时势变迁，一切因循苟且的行为，先朝所未有的束缚阻碍而不能实行的，却没有办法调整他们。在这个时候，主张守旧的人，深闭固拒，尊崇自己而压制别人，事变既然已经到来，却茫然昏昧，束手无策。主张维新的人，不深入考察中国的人情与国家创立制度、彰显功用的本意，又张皇失措、震惊惊讶，想要一切都舍弃自己的主张而跟随别人。他们的用意似乎都是对的，但实际上都是错的。守旧不能图谋革新，不可于是习惯于粉饰太平的说法，迟缓沉重、拖延迁延，苟且偷安于朝夕，任凭外人凌侮剥削，却装作不见不闻，上下互相蒙蔽，内外互相推诿，养痈遗患，将祸患移给后人。敌寇就在门口，却归咎于气数命运，这是那些大臣们从容窃据高位、自私自利、图谋便利的人所做的事，而国家能依赖什么呢？而对天时人事又有什么益处呢？那么用什么来对待他们呢？也只有综合考核名与实罢了。法律中应当遵守的，谨慎地遵守它，实际考核守法的效果，不必见到异象就改变。法律中应当变革的，尽力变革它，实际责成变法之功，不要等到事后才后悔。迂阔疏远的议论，试着在临事时必定穷尽；夸诞虚妄的文辞，验证时当场就会遁逃。不修饰言辞来欺骗世人，不违背众人来徇私于人，不早上下令晚上就更改，不回避困难而追求容易。上天有非常之变，必定产生非常之才，变局不会凭空产生，人才不会每代都出现。如果能够预先洞察征兆，招揽并得到他们，策划并任用他们，给予时间，专任其责任，不恤细过，不听从浮言，用言语来敷陈奏事，用功绩来明察试用，用车服来酬庸，运用精心，持守定力，以成就宏大事业，以奠定稳固基业。内政既已修明，外忧自然平息了。只是人情，纵然不贪求功劳，没有不想远离祸害的；纵然不竞争于荣利，没有甘愿蹈入危亡的。所担心的是，文法束缚牵制，是非混淆杂乱，导致贤者实心任事，日日处在荆棘丛生的境地之中，办事一旦不当，而那些保全自身、保护妻儿的臣子，安坐徐行，却挑拨离间、寻找短处，那么劳臣士气沮丧，志士心灰意冷，想要求国势不卑微，人才不疲敝，民情不背离且叛乱，这怎么可能呢？醋酸而苍蝇聚集，木头必定先腐烂，然后虫子才滋生。凭借城墙的狐狸，处在堂屋的麻雀，不足以与他们谋划大事已经很久了。所以得到人才则治理得好，得到人才而不能尽其才，则仍然不能治理得好。任用贤才不要有二心，去除奸邪不要有疑虑。用重赏来鼓励功绩，用明罚来讥讽罪过，使天下人清楚地知道意向所在。悬挂一个标准作为招引，然后风化可以开启，治平可以达到。内忧外患，不足以平定了。

尊相

汤蛰仙

曾经读书观察唐虞时期的君臣，都俞吁咈，君主对臣下如此，臣下对君主也如此，未曾不感叹他们感情之亲厚而情谊之深切。三代以后，君主日益尊贵，臣子日益卑微，然而往往视宰相地位的重轻为时局的治乱，以宰相的贤否来观察政事的得失，历代都可以考证。自从前朝设置大学士，宰相的名号就去除了；从我朝设置军机处，大学士的名号也还存在了。汉、唐、宋时期，宰相遇到灾异就请求避位，遇到变故就请求避位，如今为什么没有听说有这样的事呢？难道不是任用的人不专一，而接受任用的人也安然处之而不自我怀疑吗？军机大臣没有固定员额，起初不过一二人，近来甚至增加到五六人不等。回答拜坐议论，这种礼仪已经遥远；见面必定跪拜匍匐，惊恐不敢出气。不是窥探意旨来决定可否，就是拘泥成例作为依据。无论大利大弊，即使是寻常一件事的兴废，也是唯唯诺诺，害怕先发制人，没有一人肯承担辛劳，敢执掌罪责，徒然让君主宵衣旰食、忧勤在上，没有人辅佐赞襄。这确实是黄宗羲所说的“开府之记室，而城社既凭，威风福泽自恣”，大学士中不在枢垣任职的，反而需要仰仗他们的鼻息了。谁为朝廷调和阴阳呢？如今将一切铲除旧制，那明治维新岛国的纷更，确实不足以效法，但其振作之意则锐利了。我私下认为应当保留军机处，而特设宰相一人、协办一人，来统领他们。每次奏事，宰相、协办拜舞完毕，依次就坐，凡事都经过裁定而后请旨施行。选拔宰相的方法，应当参考国初会推以及泰西议院的大略，选择吉日，请皇上御正殿，令阁部院寺科道不分满汉见任额外官员齐集阙下，每人书写京外三品以上大员，秉持文武资质，洞悉中外，能任宰相、协办者各一人投入匦中，只是不得书写本署堂官，以防结党。汇总而校对，恭候宸断，所有差使一概不派及，使他们可以专心致志，平章军国大事。原定俸禄太薄，不足以犒劳车马，酌情增加，这样则体统尊贵，责成专一，利当兴，兴之弊当替。

译代替天子在上垂衣拱手，亲信贤臣在下辅佐，难道都是宰相吗？这是依靠宰相来彰显政令的纲领，使国家稳固其栋梁，纲领举起而后才能涉及具体条目，栋梁树立而后才能涉及椽子。对于富强的策略，何不端正衣冠拜见而商议呢？

译部臣 汤蛰仙

夏商周三代以后的人的才能，远远不如古人，但对他们任职的提拔，反而比古代快十倍百倍。唉！强迫人们去做不擅长的事，却要求他们迅速见效，这难道不是方形的轮子却要求车子转动便利吗？后来主管六部的人，我感到困惑。他们耳朵不像舜那样灵敏，眼睛不像重瞳那样明亮，却将一切朝廷典章、国家旧制以及关乎民生的大政，不害怕让一个人经历多次试用，不惜让一个人突然承担重任，往往早上刚掌管铨选，晚上就兼任刑部，刚主管农政，又兼任礼部。有的人刚掌握该部的大要就离职，有的人甚至没掌握该部的大要也离职。那么官职不过是他们暂时寄居的地方罢了。有住在旅店的人，天黑休息，天亮离开，询问他住宿主人的姓氏，尚且不能回答，何况问其他事情呢？于是司员们尝试投机取巧，吏胥们舞弄权术而法令败坏。因为司员必须在部里待久了才能主持政务，而吏胥更是世代子孙在其中盘踞。即使部臣具备超常的才力，也不容易在短时间内穷尽利弊，想要不成为傀儡的人很少了。我私下想到，天下二十三个行省的命脉，由中枢掌握而汇聚于六部。自雍正七年设立军机处以来，其大臣必须由皇帝特简，大半曾担任过军机章京，因为他们驾轻就熟。现在部臣也应仿照办理，担任长官的人历任内外官职，是国家珍宝，我料想他们不会再存有肥瘠之见。应请求凡是官至侍郎，就与最初授予的部务始终如一，不要早上任命晚上调动，以简化文书，以长久掌握事权，以节省奔走，使心思专一而不杂乱，精神分散而常能供给，条例章程因长久而熟谙。即使有狡猾的司员、贪婪狠毒的吏胥，都不敢以身试法。这样之后部务才能治理，这样之后外政才能肃清。至于三四品以下的京官与大小外吏，或照例铨选，或权衡人与地的匹配，固然不便十年不调，也不宜一年九迁，但不必像部臣那样始终如一，还有什么顾虑难以施行呢？

考绩 陈次亮

京察大计的典制，仿效虞舜朝廷的三年考绩，周官的六计。上廉主要在于激励贤能，警戒贪墨，罢黜昏庸。其方法并非不好，用意并非不美。每次所举荐的人，大抵是奔走勤劳，循资按格，虽无大错，实则寸功没有，甚至属托徇私，不以为怪。京官盼望得到外放的路径，外任倚为升迁的阶梯。其考语则以七八个模糊响亮的词语，以免驳诘，说必须这样才简洁概括。六曹案牍积累如山，一事之出入极微，辩难往还至数十次而未止，而唯独对于国家巨典，人材进退之所关，却厌恶其繁，务为至简之文，以蒙蔽上下之观听，这是为什么呢？其所弹劾的人，京官则是一二老病之辈，外官则是三五微末之员，也用几句话概括，完全不指出其不谨不职的实迹。幸好军兴之后有明保密保以激励贤才，有年终密考到任随时甄别的文书，以警戒不肖，而京察如故，外官的大计几乎如同赘旒，这是为什么呢？荑稗不去，则嘉禾不蕃；赏罰不明，则人才不奋。不明着其贤否功罪的实迹，则视听不肃，而趋向不专。京官之趋公勤慎者，只可谓之无过，必有明敏练达之才，足以纪纲庶务，识大体，定新规，清积弊者，而后可入荐章。劣迹昭著者弹劾之，虽未有劣迹，从不入署办公以及庸懦笃老无能者，均令回籍候补，而京曹之滥竽者少了。外吏之折狱催科无枉无误，仅可谓之无过，必有教民养民之实政，兴大利，除恶害，吏畏民怀者，而后可登荐录。贪虐无理者弹劾之，历时已久，无所短长，或老邁昏庸者，亦令开缺回籍候补，而仕途之窃位者稀了。考语之下，必列举其功罪的实迹，不厌繁重，不惮详明，爵人于朝，与众共之，这样之后爱憎无所容，天下晓然于是非去留之间，而薄海之人心一振。至于京察的一等，大计的卓异，不拘额数，惟在得人，既已得之，则简便放升迁，勿稽岁月。京察的四等，大计的六法，苟其应劾，不许徇私宽厚以要名实比。周以上事也，其罪均也，罚罪劝功，循名責实，以京察大计为主，佐以密考、保举、甄别、嘉獎四端，而后仕路可清，人才可出。夫用人为行政之本，而吏部为用人之枢纽，既已限以年资，拘以格式，籠天下智愚賢不肖于掣签按轮之中，独这京察大计，考绩兴贤，犹有古人遺意，而亦循章按例，故事奉行，用以既不考其真，课之又不求其实，何怪貪庸塞路，豪杰灰心，敌伺于门，民輕其上，成一疲弊尪羸之世宙，而不救药也。亶聪明作元后，元後作民父母，在一转移间而已矣。

停捐 陈次亮

鬻爵之令滥觞于秦，而导源于汉。历代以

译近来，对于捐纳一事，有人主张实行，有人主张停止，有人主张暂停，有人主张开放，议论纷纷，不能得出一致的结论。大体而言，在太平盛世，必定慎重对待官位和爵禄，不轻易授予他人。只有在衰微之世，因苟且偷安、勉强维持，不得已才采取这种办法。然而，民生日益艰难，吏治日益衰败，风俗日益浇薄，国家财政也日益匮乏。从古至今，这是无法改变的规律。

本朝在乾隆、嘉庆年间，因战争和河工事务，财政偶尔短缺，偶尔开放捐纳，事情一过就停止，不超过一年，而且仅授予虚衔，不捐卖实职。朝廷上下都以此为深耻，视其为隐忧。民间知道这种机会不易得到，也不会长久，因此也踊跃缴纳。不久就超过了预期数额，国家财政充裕，民心安定和谐。盛世开放捐纳，其效果就是这样。

咸丰初年，广东匪徒作乱，征集军队、转运粮饷，天下骚动不安。广泛劝募捐输以资助军需，与厘金两件事成为筹饷的主要来源。到了云南、贵州各地的捐纳，已是竭泽而渔，成为弩箭末端的微弱之力。接着又有山西、河南的海防、郑工以及江浙、山东、顺天、直隶各地的账捐，名目繁多，屡次变更，不一而足。捐纳的条例日益扩大，而捐纳的数额日益减少。内外等待补缺的官员增加到数倍，甚至数十倍，处境艰难困顿，无处容身。等到得到一个缺额或差事，就残酷贪婪，务必填满自己的私囊。想在其中找到贤能的人，十个人中难得有一个。即使想找到安分守己、尽职供职的人，十个人中也不超过两三个。

每天教导他们廉洁，还担心他们贪婪。现在聚集无数虎狼，让他们饥饿并放纵他们，去吞噬百姓，弱小的百姓如何能承受？这是严重损害吏治的第一点。

乡间的无赖之徒，玷污了士大夫的行列，想专心务农而心里不愿意，想加入工匠行列而情感上不能忍受，想做商人却没有钱财，想跻身士大夫阶层却没有学问。于是凭借捐纳凭证专横跋扈，在乡里横行霸道，欺凌愚弱以获取衣食。那些狡猾且稍有靠山的人，则借贷取息，奔走四方以求衣食。地方官吏也辗转援引，设立许多局卡司事的名目，作为安置这些人的方法，使天下凭空增加了数百万游民，祸害国家、损害百姓，孜孜不倦地谋取私利。一个游民得利，而受害的良民就有千百个。一个游民得利，而接踵成为游民的人又不止千百个。细流不断，已成江河，后患到来，哪里能承受？这是严重祸害民生的第二点。

有人说：如果停止捐纳，国家用度不足，为什么不采取其他措施？近年核查户部捐纳的实际收入，海防实官这一项，每年合计户部及各省藩司所收总计不过百万两，而天下每年的收支不少于万万两。譬如一个家庭，每年有万金的利息，那么节省这区区百金是非常容易的，即使另外筹措，事情也不难。然而大臣不说，小臣也不说，坐视民间日益凋敝，刑罚政令日益松弛，朝廷永远背负恶名，国库永远没有盈余。谁掌管财政？谁执掌权柄？莫非是爱惜自己的身家性命，而不暇再担忧国家大事吗？

应当规定期限停止捐纳，对阻挠实官捐纳的人予以诛杀，对拖延的人予以惩罚。赈灾捐纳四项，事情一过就停止，不允许稽留，以致滋生弊端。此后即使有灾荒歉收或突发事件，只允许另行筹措，不得轻易请求开放捐纳。毅然决然，不被浮言动摇，不被众议干扰。十年之后，民心稍定，仕途稍清，天下难道没有好转吗？如果放任自流而不回头，坚持错误而不终止，因循守旧而不断绝，实在不知道祸患将落到什么地步。

译停捐

汤蛰仙

捐纳制度，难道滥觞于商鞅赐民爵位吗？后来演变为卖爵。汉武帝时又命令出资补任官吏，于是逐渐蔓延沿袭成为今天的捐例。在当时，捐纳尚不如今天这样泛滥，危害也不如今天这样严重。而司马迁作《平准书》，一处说“郎官选拔衰败了”，一处说“吏治更加败坏，不经选拔而多商人担任了”，一篇之中，多次表达这一意思。唉！难道不是因为弊端一旦开启，突然难以闭塞，而天下后世的国计民生，将遭受其毒害而无穷无尽吗！我朝嘉庆、道光、咸丰即位之初，就首先停止捐例，本来就知道开捐并非历代圣主的本意。后来因为天下多事，于是停停开开。光绪四年奉诏永远停止捐纳实官，五年五月就一律截止。民间下层士人拍手称快，向上颂扬我皇上至仁、至明、至勇，一举废除二百多年来不得已的政策，罢除而去之，这使得士人品行清正、名器贵重了。九年法国人无理挑衅，沿海戒严，于是开了海防捐例。十三年黄河在郑州决口，改归郑州河工，今年工程竣工，仍归海防，并非没有一年期限届满的说法，恐怕逐年奏请展期，而海防一天不能松懈，捐例也就一天不能停止。有力者子弟成为卿大夫，争占垄断地位；无力者借贷容易聚集，反而辗转索取足额。宦途之中，畸形丛生，无所不有，没有不按例行的。即使是正途保举，藏纳污垢的，也不少，终究以从捐例进来的为多。朝廷收取点滴之利，导致百姓吮吸膏血来偿还，知道我们的君主宰相未曾不洞察其弊端。只是这项款项指定拨给海军衙门使用，那么剜肉补疮，未尝不是谋国的苦衷、救时的权宜策略。然而如果海军没有其他专门协款，仰赖捐例，捐例如果确实是海军的岁饷，那就可以。查海防捐例年收入不过数十万金，仅仅海军岁饷的十分之一，以户部开源节流，以中国地大物博，区区数十万金，应当不至于另外难以筹措。不明白朝廷何苦开此捷径，海军衙门又何乐专此恶名呢？这项捐数，阎相国说在户部时详细知道，铜局每月收入，出于封衔贡监的占十分之七，出于实职官阶的占十分之三。现在各省接连请求推广赈捐抵票减折揽捐的人，下至仆役，劝办的局所，纷如列肆。封衔贡监以及翎顶各项，悉数被侵吞。人情避多就巧如赴深谷，如丸走斜坡，即使是贲育也难以挽使他们回转。各大吏又创设特折保奖之例，无论俊秀初次报捐，与被谴责不准捐复，加倍捐复的，只要按各项八成银数，托词报一经具请，就以各班特用，而且可以统压八成辇金，早晨到晚上就登上仕版。凡是实职仍归海防报捐的，不过是特虮虱般的杂职罢了，其对海军无益，是理所当然的。人人以官为市，不待补缺署理，只要差委稍优，略一侵吞，就超过捐数。各省各局林立，已在光绪十四年户部的奏疏中见到的，不堪列举。如果不为调剂属员，何妨全部裁撤？如果没有捐纳这一途径，何烦如此调剂？起初因为度支不足而开捐例，后来反而因为开捐例而度支更加不足。明着剥削民脂民膏，暗着亏空国计，享微利而蒙大害，士人混杂，名器泛滥，还是弊端中浅显而易见的。敢请明诏中外，毅然决然，永远停止捐例。有继续请求的，以违制论处。所有每年数十万金的捐项，或许不便立即归于无着，可令各省关就外销内销各筹提一二万金，专解户部已偿抵。虽然财力到处支绌，但于无名费用略加节省，何至于区区之数就苦于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况且各督抚，彼说请停分发，此也说请停分发，也并非不知道捐纳的危害。现在所筹无几，而可赞成朝廷永远停捐的美政，相信无不乐于从事。这样则不虚悬捐可立即罢除，否则仍前滥不顾其后。旧例未闭，新规复开，十羊九牧，官多民少。唉！天下到了官多民少的地步，那还能设想吗？

三署

陈次亮

明朝的灭亡，是由于流寇。天下军情万变，事务隶属兵部，牵制稽延，动辄超过岁月，以致将士解体，一蹶不振，以至于灭亡。本朝入关，庙算优长，鉴于明朝覆辙，雍正年间特设军机处。以捷报武功，文德震古烁今，自汉朝以后未曾有过。咸丰同治以后，泰西各国立约通商，交涉繁多，动辄担心开衅，于是设立总理衙门以讲信修睦，通好联交，在樽俎间折冲，胜过十万军队远矣。光绪建元，法越之事起，兵船十数艘，狙击海疆，去则难追，来也叵测，福建船只尽毁，台湾将领危急。于是议建海军，以联络将士，保卫京津门户，巩固江海藩篱，因时制宜，惩前毖后，先发制人胜算，事有必至而理有固然，不是一孔之见愚儒所能横生诋议的。只是在创始之际，都认为是权宜立制，日后终当减裁，所以草创规模未遑深计

译枢密院的体制屡次经过修改，精密严整肃穆，积弊已经清除，只是定额缺员不多，不纳入京察考核，章京传补之后，仍然需要兼任本署职务，早晚都在办公，勤劳没有闲暇，精力有限，思虑不能专一，恐怕不是慎重处理枢密院事务的方法。至于总理衙门和海军衙门，虽然是由新近创设，然而前有千古，后有万年，从轮船、铁路、电信这三件事来看，从此万国通商将会一成不变，敦守信义，不能没有使节的往来，建立威信消除祸患，岂能缺少战船的巡弋？天意所至，人力所通，断难隔绝市场闭关自守，仍像从前那样，那么暂时设立的制度将成为永久的章程，怎么可以因循陋习、就简行事，仍然沿袭旧规，导致事务混乱、人心侥幸呢？枢密院的汉人章京自广东捻军兴起以来，已经增加了两个缺额，仍然应该稍微增加，每班十人，使得军务繁忙时，不至于疲于奔命。章京的定额缺员略仿各部院卿寺，从三品到六品分职正名，依次递升，不要兼任本署职务，在京察考核之年拣选得力者两人，列为一等，内升外转，确定资历等级。总理衙门的名称应该称为外部，现在堂官众多，意见参差，反而滋生杂乱，甚至互相推诿卸责，应该以三人或四人为定额，简选曾经出使过的人担任，慎重选拔章京，编立定额缺员，也加入京察考核，以重视考成。海军衙门的新章程尤其多有迁就，也应该设立各缺纳入京察考核，参用汉人官员，略仿枢密院、总理衙门的章程办理，平时职掌应以海图、防务、军饷章程、兵制为四大类，设立专门机构，分门别类，如同网在纲上，有条不紊了。这三个衙门，是制敌的关键，也是自强的根本。必须斟酌古法、参照今情，明确制定体制，然后官职有定，民众不疑。着一朝平定乱世的经略，开启万世同文的治理。《易经》说：穷尽则变，变则通，通则久。《传》说：用心不分散，才能凝聚精神。《诗》说：勤勉我们的君王，纲纪四方。又说：有诚心地手持斧钺，如火焰般猛烈，就没有谁敢违抗。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译鬻爵

汤蛰仙

官职不可买卖，即使是流外官的品秩，也足以危害百姓。爵位不妨出售，即使是最高等级的头衔，也不会损害政体。韩文懿曾依据商君让百姓凭爵位享受礼遇的遗意，提出抗礼转售的说法。冯桂芬依照此说，来议论改变捐纳条例。这并非没有筹饷的苦心，但最终没有付诸实施。即使实施了，恐怕所得也很少。我私下有一种变通以尽获利益的策略，一是出售封爵。唐宋时期开设的国公、侯、伯、子、男等封爵，如同汉代的关内侯，又像如今的虚衔顶戴，在仕途上的人很容易得到。本朝五等爵位的荣耀，对于同姓宗室容易获得，而对于异姓则很难。开国二百五十多年，异姓中分封茅土的人，在名册中寥寥无几。即使是到了人臣地位的极点，如果没有军功，没有特别的恩宠，也很少见到。寻常的绅士百姓对此艳羡，更不用说了。如今实官的危害像那样，而捐纳款项的枯竭又像这样。不如以出售爵位为法令，恢复旧例，在五等爵位中按等级递减。花样既然新颖，礼数也与众不同。或者是老迈废退的大官，或者是殷实富有的绅士商人，听说后兴起，缴纳钱财的人必定众多。这不仅是与公卿抗礼，即使召见他们到便殿以宠幸他们，又有什么不可以呢。只是那些还在仕版上的人不能援引此例，因为因公晋升交接有违礼仪规定。所收取的钱财不可估量，对急需大有益处。所花费的只是一纸名义，对实际并无损害。谁说这不适宜呢？二是出售女爵。考查《周礼》天官有九嫔，掌管女学。汉代制度有内起居注，魏国有女尚书，齐国有女侍中。古代本来就有让妇女担任官职的，后世轻视女子，女职就荒废了。近来只有西方各国男女并重，各国女学林立。英国大学男女一律入学考试，德国生女儿八岁必须入学，否则惩罚其父母。美国女教师女学生多达三四百万人，女学可以说是兴盛了。然而中国扶阳抑阴，内外界限如同秦越一样遥远，万万不能突然授予女官让人惊骇耳目。但是女子中志向显扬，乐于表现的人，必定不缺乏。只是授予她们爵位，似乎也有古代依据。可以撰写一品至九品女爵的名号，从而出售。或者直接用夫人到孺人的爵位，以便按例出售。有想要封赠其父母、伯叔、兄嫂、公婆以及丈夫的人，按照其品级仍然给予大夫、郎中的封号。计算下来，对名器并没有轻慢亵渎，而对财政大有增加。与捐纳实官相比，冒着不好的名声，却只收取有限的利益，危害不是明显可见吗？

保举

汤蛰仙

如果让执掌保举的人与捐纳的人相比，人们必定认为保举胜过捐纳。然而哪里想到保举中的营私舞弊，几乎有捐纳的十倍百倍之多呢？人如果有钱财可以捐纳，有粮食可以缴纳，必定略有身家的人。不然，即使勉强聚集而成，乞贷以补足，他们向百姓索取偿还，确实不可计数。而朝廷毕竟收取其数千百金的利益，还可以说得过去。至于保举，巧取方便到了极点。在京城内，协办大典大工有保举，纂修校订档案册籍有保举，水局抓获盗贼有保举，不仅裁撤纂修堂司有保举，胥吏也是这样。在外地，军功前敌有保举，而文案粮台也是这样。河工抢险掌坝有保举，而采购运输支发也是这样。出洋有保举，而内地文报也是这样。海运河运边防薪水既优厚，保举尤其容易。其他凡是地方分内应办的事，官吏也动不动以保举请求。请求十次而批准也有九次。然而还说是亲身从事其事。甚至有挂名而保举的，有空名而顶替保举的。那些亲身从事其事而得到保举的，未必不是靠贿赂而成，未必不是靠人情列名。如果是挂名空名的，其弊端还需要问吗？不是不区别等次，核实删减，而是等次就是等次那些贿赂嘱托不齐备的人。删减就是删减那些关节所达不到的人。为朝廷爱惜名器的是谁呢？况且保举人员按规定归入候补班，捐纳如果不是八成以上的人，都不足以望其项背。既然可以不花一分钱，又可以优先占据班次。于是纨绔子弟每每猎取显要职位，车夫马夫也混迹于绅士行列。谚语说：鱼多水浊，官多世乱。如今有缺位的官固然多，而无缺位的官更多。我简直不知道混乱将止于何处了。大吏是天子的股肱。一旦涉及私意而保举的流失，反而不如竹签抽签那样公允。这难道不是贾谊所痛哭流涕长太息的事吗？而有人说：从道员府尹到州县，有到省城的甄别，有新章的考试，依次而来，仍然可以淘汰去除。然而我出生以来，凡是看到官吏甄别到省城人员的考语，无不说是：操守廉洁才能出众，可以补用繁缺。无不说是：年壮才明，可以本班序补。不久那些被称为操守廉洁的人因行为不端而败露，才能出众的人因软弱无能而败露。同样是高官，为什么彼此考语不同，前后互相矛盾？解释说：既然开了捐例，一到省城就严格考试而斥退罢免，如果不是朝廷示人以信的道义，为什么专劾专保而歧异的人也比比皆是呢？推荐弹劾各分恩怨，颜回和盗跖于是没有定评。即使台臣偶尔揭发其奸邪，而朝廷寄信责令查办，不是说事出有因，就是说查无实据。大概庇护的科臼已经牢固而不可破。《左传》说：“国家的败坏，由于官吏邪恶。官吏失去德行，是因为宠爱贿赂彰明。”古今大概同此感慨。而有人说：“循案甄别弹劾，庸有不足恃者。若保举，

译请求登记姓名并推举为人才，这必定是极其公正明察的，没有人敢在其中徇私舞弊。”殊不知小范围通达则小范围保全，大范围通达则大范围保全。说近日那些特别上折奏保的人，必定比寻常情况格外优异。我们欺骗谁呢？况且自从恩诏中有起用废置官员的条款以来，那些一直不被任用、不允许捐纳复职的人，都接连不断地被起用。不说是他们的情状可以原谅，就说是他们的才能值得爱惜。如果真的可以原谅，为什么之前一直不任用？如果真的值得爱惜，为什么之前不允许捐纳复职？那也不过是保荐他们的人认为他们可原、可惜罢了。虽然按规定必须引见之后才能录用，我不理解朝廷全都按照所请的那样执行，竟然好像大吏可以凭券计算一样。这岂不是把权柄交给了保荐的人，导致外重内轻，难道不需要防范这种趋势吗？然而有人说：“姓名事先咨报吏部，吏部事后核议，所保荐的应当不会虚假。”

译姓名是否咨询，仍由保举人决定，执政者不过多了一层文书罢了。如果吏部所议的堂司，只问条例是否符合，而胥吏只问贿赂是否充足，这种弊端列举不尽，习以为常也就不足为怪了。这比不咨询、不议论的情况，好多少呢？有人说：保举不实，有严厉追究举主的条例。据我所知，保举人员失败的人，多到脚碰脚。因公罪被免职的不论，明明是私罪而吏议牵连举主的，又有谁呢？那么自从四岳推荐舜以来，保举制度沿用至今，现在要废除它吗？回答说：废除怎么可以！但不废除而实际上废除则不行。请求以后凡在京城供职，确有功劳的人，仍按旧例办理，只不准一事两保。如一部书的编纂，往往过半就保举，完成又保举，这种急躁求进没有比这更严重的。各馆誊录供职的人与水局员绅，必须实在到职才予以甄别。那些雇人代劳、行贿的人，都严厉剔除，定为法令。在外地凡寻常功劳，如曾领取薪水，一概不准保举。食禄必须忠诚，误公斥责不贷。功劳既然是寻常的，定额给的薪水似乎也足够了。凡列为异常的，其实有情有贿，往往藏身其中，但不便因噎废食。请求严旨申明连坐的条例，不可仍前姑息。立法严，用法更要严，雷厉风行其威风，执行其法令。各大臣或顾虑及剥肤之痛，慎之又慎了。所有特折保举，不得以笼统语言欺骗掩饰，必须实在指明所长何事，所擅何能，仿照会典御前考察的条例，就所指明者询问事情考察言论，分别批准驳回。确有管葛之才，曾史之洁，确实不妨破格超擢。如兵刑不知钱粮，不对，只问举主。所虑皇上万几少暇，奏对自有体裁，不便过于繁琐。圣人为天下得人，应当不惜稍烦宸虑。况且特折奏保的人，不是日不暇给，为什么不可以呢？如认为重难行，则请如冯桂芬所议，以小人保大人，以众人保一人，似乎足以破除藩篱而杜绝徇私。虽然，简牍之私容易断绝，人心之私未易断绝。必须干断操于上，太阿慑于下，大法小廉，而后不以私害公。从前祁奚举午，吕端举夷简，古今认为大公。如果现在的举主都像祁奚、吕端，所举的人都像午与夷简那样，那么鄙言确实过于计较了。

员

汤蛰仙

宋苏辙有言说：“天下危害财的有三，曰吏，兵，费。我认为兵是胫臂之疾，吏是腹心之疾。费之糜于兵的十分之一二，其糜于吏的十分之八九。两害相比，则去其重。吏之如今日，大概是急则治标的时候了。以目前仕途之猥杂，即使果如鄙议，变考试，停捐例，也只是疏通其流，而尚未清其源。积薪之势已形成，不可遽变。京员一向号称清苦，额外尤甚。近如阁、部、院里、监、科、寺，其额外之员，凡是例得以资进者，层污垢，肩背相望，充满于司署，充塞于衢巷。将补缺吗？终身无望。将差委吗？匀派不其黠者勾结胥吏过财法，其稍知自好的面墙荷荷，甚至衣食不能自给。这也大可哀了。虽然此辈不量而入，戚本自诒，然而朝廷不几乎为阱于国中吗？若吏之在外省，病视京员尤甚各省近年纷纷以停止分发请。光绪五年，贵州巡抚岑毓英疏有云：“整顿吏治，必须先遣散员。”可谓扼要之论。查贵州额定正印七十三缺，佐杂九十三缺，当时候补人员统合例不合例计之，已壅塞至千余人。以边瘠之省，而蓄虎狼其中，吾民有几许脂膏常供若辈吮吸呢？边省如此，腹地可知；瘠区如此，肥沃之地尤甚。自发起初，夷各省差委人员无所谓例，近来渐次厘定，委缺必须合例，而差事则各省尚沿其疾也。或干谒流于是省而官，或会计书启于是省而官甚或贸易长随于是省而亦官往往所得之差反踞合例者之上大都非显者之枝裔，即大吏之私人不暮夜之苞苴，即要津之竿。根蒂固则有恃不恐，去来轻则无弊不行为坐使合例者向隅已久，侧目已久偶然轮委到班朘削，也因而愈甚吏之疾有不敢尽言，不忍尽言者今请明谕中外，吏之以军功捐例进的，酌留各缺各差一二倍人员以供策略，尚有正途考取等项，自足收指而襄治理其余名次较后之员，给咨回籍以免一官为累，沈滞他乡仍仿大挑截留之例，俟该班列到额时，内由吏部，外由督抚发文咨取，朝廷庶不失信于人外省有并未引见验看而禀到的，无论正杂，宜一律停罢差委已奉檄视事者，立予撤换，限半年或一年，由各员请咨赴

译有的引见查验，有的分发注选。超过期限逗留拖延的予以驱逐，毫不迟疑，没有每月拖延的情况。如果堂官、督抚执意委派差事，必定依赖熟手，必定选择有才能的人。担心留下的人不能胜任，便试探询问：此人在未到任之前情况如何，此人去世之后情况如何？公忠体国的大臣，必定不会存有这种私心，来阻挠新政。听候差遣的人数既然精简，上司的耳目容易周全，流品不分而自然澄清，捐例不停而自然停止。否则，按例甄别弹劾的人少，不如破格提拔的人多，内外人员蜂拥而至，只依靠处分，那么条例的高低便操在胥吏手中，却想要官场的秩序清明。这难道不同于手持一筐土去阻挡洪水，却强行要求整条河流安定、水流平缓吗？

译限制仕途

汤蛰仙

仕途到了今天，几乎真的成了后来居上的积薪之势了！中外的臣子官员，第一句话说是疏通，第二句话还是疏通，可是内部未必疏通，外部已经拥挤了。一个未必通，九个已经被挤掉了。反复思考，还有最简便而最紧急的策略，在于第一是限制年龄。古代四十岁才出仕，不只是为了加深历练，也是为了抑制急躁的竞争。七十岁退休，不只是为了休养精力，也是为了让出贤才的道路。现在则是刚成年就争着早日显达；生命将尽，还像夜间赶路一样忙碌。官职只有这么多，来的人非常多，有什么奇怪层层污垢的呢！顾炎武说应该定为中制，二十岁才允许应试，三十岁才允许做官，确实是谨慎的。那些六十岁没有官职，七十岁占着位置不干事的人，应当淘汰他们。乾隆二十二年规定部员五十五岁应当详细甄别，三十三年改为六十五岁以上，只要切实执行，不要稍有偏袒。可以吗！头发脱落牙齿松动还热衷于做官，这不是天下最庸俗最愚蠢可怜而不足惜的人吗？第一是退休，不管做官多少年，有退休的就听任。明洪武十三年命令文武官员六十岁以上的都听任退休，给予诰敕。顺治时命令三品以上可以自陈请求罢退。目前仕途如此壅塞，应该更加推广这个意思，变通这个例子，来崇尚廉洁退让。在入仕时担心有冒充，也不得不多加文书约束。如果退休则印章早晨上交，官服晚上脱下，交接清楚，还有什么可求的？增加考核增加文书，繁琐的例子这是做什么呢？如果担心规避，断没有规避的人能胜任其职的。如果怀疑他饱食终日这种贪图利益的人，将驱逐他还来不及，难道因为他的口袋没装满而故意留着他吗？现在的制度年龄不到不允许退休，于是没病却说有病，而且不是继子却说出继，没亲人却说有亲人，说因为降服，因为终养。近日做官的甚至有长生母的称呼，听闻骇人极了。那么不如明确听任他们退休更好呢？唉！自从选举的制度废除，而牙牙学语便以黄金屋、万钟粟引诱他们。没做官时像饿蝇慕膻，做了官像驽马恋栈，率天下人而尽扫帚于顽钝无耻。病先入人心，患卒中家国。那些纷纷议论疏通的人，如果得到这两个说法而治理，难道是难进易退的意思吗？

公法

陈次亮

古代有帝王，神灵首出，刑罚威严庆赏，用来维持天下的平衡。自从王迹衰微，圣人不作，高兴就赐玉帛，愤怒就用兵戈，天下混乱，日趋于乱。五霸于是假托仁义，挟天子以令诸侯，仗义直言，四海也暗中受其福。这是泰西公法所由滥觞。到了战国之时，上无王，下无霸，纵横捩阖，彼此以诈力相高。秦人积蓄累世的威势，凭借河山的险要，鲸吞蚕食，远交近攻，连接百万的军队，战必胜，攻必取，六王被俘虏，并入咸阳，而天下的生民将尽。现在的世道，是七雄对峙的局面。力量不足以服人，凭什么屈万方之智勇？德行不能冠世，不能持四海的平衡。德行，力量，相互依靠而成，也相互资用。然而天下万国，众暴寡小，事大役强，百年以来，尚不至于兽骇鱼烂，则公法所保全的不少了。考察公法初兴，始于奥都维也纳之约，英吉利救邢存俨然主持牛耳之盟，接着法国的巴黎继之，德国的柏林又继之，俄罗斯的贪婪凶猛不减强秦，而英国君臣的远虑深谋，不同于楚怀王的愚暗。近来泰西智士对公法讲明切究，刻有专书，总署同文馆教习丁韪良好几次翻译。只是近年有大交涉，西人就说奥都之约，中国没参与，那么公法之行中国也不能援引。这是谬言，也是欺论。美利坚、日本诸邦，都没参与这个约。理之所在，以势为衡，今天下的强国，只有俄罗斯可以敌，俄罗斯只有英吉利，水师虽然强劲，陆兵尚单薄。其在欧西，过去与法国交欢，现在结援于德国，俄人低头闭嘴，于是改道而想从珲春出。日本地小民穷，想致富强，还需岁月。亚洲可以拒俄的，只有中国。英国与中、德之交不绝，那么四海升平的局面，即使再过几百年也可以。知道大局安危所在，那么衡量时势，可以不用尊己而卑人。知道中国关系不轻，那么改易约章，也不必畏难而自阻。应该将公法这一学问，设立专门，援古证今，折中至当。中国道咸之际，当权者不明外事，开始欺敌而败，最终听任客人所为，太阿倒持，授人以柄，渊鱼丛雀几乎，兆已形，安可不据理援情，力图补救呢？揣测西人的隐衷，在当日，则担心中国过强，强则绝市闭关，将迫逐之不及；在今日，又担心中国过弱，弱则强邻密迩，以肉喂虎，彼之祸害随之。虽有智慧，不如乘势；虽有镃基，不等待时。伺闲以批之

译顺应时势来引导他们。有明白道理却未能立即付诸行动的人，却没有不明白道理却能行动的人。纵观全局，洞察外部情况，谁说人才济济的天朝不如小小的日本呢？

译派遣人才

陈次亮

孔子说：“自身行为有羞耻之心，出使四方，不辱没君王的使命，可以称为士了。”又说：“熟读《诗经》三百篇，把政务交给他，却办不通；出使四方，不能独立应对，虽然读得多，又有什么用呢？”知道外交使节这一职位，在《周官》中被看得很重，必须理论与实践兼备，原则与变通都具备，有大过人的才识的人，才能胜任并感到愉快。春秋时代，季札、晏婴、叔向等君子，都以风流文采，照耀当时，修好结盟，暗中维系着国家的轻重。等到汉武帝商议开辟西域，张骞凿空西域，博望侯封侯，跟随的官吏士卒，都争相谈论外国的奇怪事物和利害关系，互相夸耀，说得大的授予符节，小的作为副使。外国逐渐厌恶轻视，就断绝食物供应，来困辱他们。汉朝使者缺乏物资，争相说外国军队弱容易攻击，于是有了乌孙、大宛的战争。出使的人没有才能，是边境战祸由此开启的原因。唐宋以来，夷狄与华夏交替强弱，金银丝绸书信表章，也关系到国家体面。本朝出使泰西，始于图理琛的出使，但意图主要在于安抚藩属部族，使者所到之处，仅到达里海之滨，还没有到达俄国首都彼得罗堡。同治以后，五口通商，使者往来，遂成惯例。在外交场合周旋，难道说没有人吗？但同等看待，终究觉得他们气势旺盛而我们气势衰弱，他们势力伸展而我们势力屈辱，这中间有大弊端，不可不考察。他们的使者，都考察事情的始末，慎重选择贤才，深知彼此的情形，熟悉世界大势，一件事的听从违背可否，心中确然有见地，一身利害死生，漠然不放在心上，以保护商务，以张大国家威势，以侦察敌情，以敦厚和睦的情谊。而我们派遣的使者，有的书生迂腐，不通晓外情，有的新进浮夸，不熟悉政体，加上当权者节省经费，参赞任用私人，不是以寒酸简陋开启轻视的端绪，就是以浮薄开启侵凌的渐端，名实都丧失，威势日益摧残。纠正这种弊端的，就闭门谢客，一无事事，拖延三年，坐等保举升迁，尸位素餐，白白耗费巨款。如果责备他们不能尽职，就推托给兵船没有到达，党羽太孤单。难道不想想他们的使臣，又何曾轻易调动兵轮，轻开战事呢？自古以来，出使的艰难，没有比现在更甚的了。而我私下观察出使的各位大臣，在河上逍遥，没有比这更容易的了，唯独为什么呢？应当命令内外大臣保举使才，必须兼采著作、策问考试，以检验真才，参赞随员关系也重，预先命令中外保举贤员。定期考试录取的人，总理衙门记名，使臣按名单拣选人员，奏调不得偏袒亲故，任意滥竽充数。三年后，核算功绩，随员可以升为参赞，参赞可以放为出使大臣，出使大臣可以进入总理衙门。心力专注，而以一次考核为基础。使臣的职任，应当仿效泰西申举、周礼小行人的职位，辨别事物回报使命，广泛翻译西书，以周知天下的变故。上尊国家体面，下培养人才。等到返回国家的时候，都是能济世安民的良佐了。否则因循苟且，年复一年，徒然开启侥幸之门，谁承担重任的寄托？远方的人嘲笑，强敌生心。求其熟察外情，不辱君命，像曾纪泽这样的人，有几人呢？兵法说：“知己知彼，百战百胜。”传文说：“兼听则明，偏听则暗。”老成谋国的人，可以思考了。

刑法

陈次亮

五刑的制定，始于蚩尤。自从尧舜禹汤文武以来，历代都有增减。《周礼》大司寇掌管建立国家的三典，以辅助君王刑罚邦国，诘问四方。司刑掌管五刑的法律，以判定万民的罪行。然而五禁五戒以防其犯罪，三刺五听以察其冤屈，三宥三赦八议以宽其刑罚。刑罚不是先王所能废除的。然而《吕刑》具在，荆宫墨劓，其罚有三千，三族九族的诛杀，千锾百锾的罚款。自从汉朝以后，历代增加禁革，所存的只有斩绞军流而已。颇疑五刑五用，过去重现在轻，律例相沿，不宜增减了。泰西古制，放火害人者烧死。夜间抓获穿墙挖洞者格杀勿论。奴婢犯窃，投县崖，一马一牛，都科以死罪。现在一切除去，即使罪至叛逆，也只绞死。确实因为断的不可复续，死的不可复生，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没有中外古今的区别。只是彼此相比，仍觉得西方轻而中国重，每有交涉，动辄引发纷争。泰西领事诸官于是得以操会审之权，不再以与国相待。日本东瀛小国罢了，而西方人在那里经商的人，低头服罪而无辞。国家体面所关，不是小事了。我私下认为中西刑律各有所长，应当斟酌其中，变通尽利。大概刑罚过重，不足以禁暴除邪，徒然断绝人为善的路罢了。西律有古意尚存者三事：一是监禁作工。《周礼》司寇以圜土聚集教化罢民，害人者置于圜土而施职事，以明刑耻之。西制罪人入狱必习一业，男执技艺，女督缝纫，工资本人得一半，一半充公用，出罪之日则资本俱足，学业已

译监狱高墙，暗无天日，囚犯身穿赭色囚衣、身系黑色绳索，凄惨地遭受拘禁捆绑，狱卒凶狠胜过虎狼，污秽之气蒸腾酿成瘟疫，这不符合人道，是不可以不禁止的。

第一，轻罪者服劳役。《周礼》规定，有罪者坐在嘉石上示众，在司空手下服劳役，重罪者服劳役十三天，坐嘉石的时间依次递减，劳役期分别为九月、七月、五月、三月，由乡里担保，则宽恕并释放他们。西方国家的罪犯都被督管去从事营建、开垦等各种工程，劳役有期限，不费力就能聚集人力，而国家财政的节省已经很多了。

第二，缴纳罚金赎罪。用金属罚金作为赎刑，记载于《尧典》。自从罚金制度被禁止后，反而成为贪官污吏借机勒索的资本，表面上坚持执行，暗地里却放纵犯罪。上级官员如何能察觉呢？西方国家轻罪缴纳罚金，轻重有差别，用来修理街道、清洁道路，根据案情定罪，将私利转化为公益，这是不可以不效仿的。

中国有一项变本加厉且首先应当限制的事情，那就是笞杖。笞杖的制度，仿效“扑作教刑”，立意未尝不好，但沿袭已久，酷吏借此杀人，多有轻微过错或无罪之人，立刻死在杖下的，似乎应当严加禁止约束，明确制定章程，不要让无知百姓横遭冤屈酷刑。

如今刑部尚书，对于重罪多主张平反，而对于轻罚未曾用心考虑，鞭打、枷锁与死亡相近。天下最可怜的是轻罪者；而天下最容易受虐待的是愚昧百姓。刑罚禁令不彰显，司法官员不举发，只有明智公正，择善而从，这是我所期望于视民如伤（爱护百姓如同对待受伤者）的君主和宰相的。

译保甲

陈次亮

天下辽阔，人口众多。古代的圣人，把天下看作一家，把中原百姓看作一人。如果不清楚知道户口数量的多少，风俗气质的刚柔，士农工商各自从事什么职业，东西南北各地居民居住在什么方位？就会茫然无措，纷乱不安，就像马没有缰绳，船没有船桨，怎么能驾驭繁杂事务而举重若轻，将天下运筹于掌中呢？所以保甲制度，是上古三代遗留下来的规范，是各种事务的纲领，也是万事万物变化的开端。汉代黄老之学盛行，高谈清静无为，废除度量衡，赋税徭役繁重苛刻。等到唐代，改为两税法，元明以来，统称为地丁税。本朝免除丁税，取消徭役，厚养民生，利用资源，人口日益繁衍。嘉庆年间，天下户口数量已超过三万万，这种广生厚养的恩德，是自古以来未曾听闻的。战乱兴起以后，潜伏的匪患尚未清除，朝廷屡次下令臣工大力推行保甲，以切实核查民数，暗中杜绝奸邪之人。然而这只是一纸空文，终年往复，稽查督促，徒有虚名，只增加了供给的烦扰，极少有真正执行的实效。那些名城大镇，耳目众多，只是挂上门牌，应付差事。至于穷乡僻邑，江边城市，山间城镇，则寂静萧条，从未有人过问。即使派遣官员督办，下发文书严催，也不过是差遣衙役，徒增骚扰累赘。致使先王的良好制度和美好意图，反而成为里正衙役贪婪索贿的资本，积弊深重，无从挽救。保甲只是其中一个方面罢了。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在于亲近百姓的官员玩忽职守、辜负恩德，不能尽心处理民事。固然如此，也由于各省地方官管辖范围太宽，而辅助治理的人手不足，不得不将权力授予吏役。虽然设有丞尉等职，只知营私舞弊；也有监司等官，徒增牵制。加上三年任期届满，调动频繁，另有升迁途径，不熟悉治理情况，政令无法推行。这就是为什么内外官员勤勉地日日思考如何治理，而天下却愈发难以治理的原因。只有设立乡官，保甲才能推行，十家五家编为保伍，户籍的准确数目可以一目了然，奸邪之人的潜藏踪迹可以一查就获。至于兴办养育、建立教化，形成风俗、感化百姓，都如同网有纲目，丝有条理，有条不紊，井然有序。那些地方长官，只需总揽其事，仰仗其成效罢了。国家的恩泽不会壅塞不通，官府的文书得以迅速执行，恩惠可以下达，疾苦可以上达，怎么会出现官位高悬、情势隔绝，上级想办一件事而旷世难成，下级想诉一句话而终身难达的情况呢？所以常说，如今的弊病，百姓仰望官员如仰望天空，僚属仰望上司如仰望天空，臣邻仰望宫阙如仰望天空。就像患有呃逆，胸膈不通；就像患有痿痹，气息微弱。以致外敌肆意侵犯凌侮，朝廷有心尊王攘夷，却缺乏手段。如果君臣同心，宫府一体，上下一心，像身体指挥手臂，像手臂指挥手指。汇聚中国四万万人的精神才力，共同谋划自强之策，即使吞并四海也不难。还害怕什么英俄？担忧什么船炮？惧怕什么阴谋秘计联合图谋我国呢？

巡捕

陈次亮

阅读《周官》一书，就知道古代圣人为天下谋划，细致入微。西方巡捕的设置，虽然类似古代的虞衡官，现在的快役，但抵御祸患，意图美好，方法良善，清洁街道，追捕盗贼，日夜不停，站立在路途旁，号令严明，规模整肃，风气清廉，弊端绝迹，井然有序。统领他们的，只有几个西方人，十几个印度人罢了。而华籍巡捕上千人，都谨守规矩，不敢越轨，只是因为办事没有偏袒庇护，俸禄有盈余，赏罚之法得以施行，重视身家性命，贪婪之性全都转化为廉洁能干。那么说华人果然不如西方人，是荒谬的。租界虽然说是夷场，本属于天朝的土地，现在包探穿着西服，领事管理民情，国体逐渐衰微，华人屡遭屈辱。那个东洋小国，尚能自治其民；南台一隅，也能独行其意。而上海、汉口等通商大埠，却因循苟且，长期让外人窃据事权，权柄倒持，关乎观瞻，这几乎不能说是小事了。至于京都，是车驾所在的重地，万方教化的源头，近来却强横横行，道路污秽，西方人甚至刊登在日报上，说天下最不洁净的地方，莫过于中国的京城。仅这一点，就足以让万邦之首蒙羞，被远方的人嘲笑，辱国已深。然而在太平时期，步营街道，每年耗费国库数十万金，由提督总兵统领，由御史部属管理，加上府尹、京县正副指挥等官员，星罗棋布，十羊九牧，责任不可说不重，考虑不可说不周，而百弊丛生，徒然耗费国库，没有一个人能履行其职责，这是因为事务没有专人负责，废弛已久，管理不得其人。同治初年，五城增募练勇，粮饷较厚，训练较严，捕盗精干，颇得其力，救火之事，尤其奋往直前，政令在于得人，成效已经如此显著。可惜人数尚少，难以周全覆盖罢了。改弦更张，请先从京师开始，酌情增加练勇名额，参仿巡捕章程，疲弱不堪的番役，应立即裁革，街道的费用，要杜绝侵吞。内城责成金吾卫，不可以其他官员兼任；外城责成御史，不宜一年就更换。编立门牌，疏通

译疏通渠道，街道必须整洁，稽查必须严格，谨慎选拔贤能之人，务必清除冗杂滥竽充数之辈，互相纠察纠正，不允许徇私包庇，偶尔出现弊端，就惩处其主管者。官俸不足以维持开支，向百姓征收点滴捐税归公，仅够使用即可。施行一年，政令大行其道，然后详细制定规章条例颁布。在天下通商各口岸推行，巡捕也都改由华人担任，考察他们的侦察职责，非常类似古代虞人的职务。一个在郊野之外，一个在都邑之中。近来游勇和会匪在各省，往往聚集众人制造事端，骚扰民间。偶尔出现疏忽，动不动就劳师动众动用兵力。用保甲制度来稽查，用虞衡制度来防备，用巡捕来守卫。扩大工商的利益来养活百姓，兴起教化养育的方法来感化他们。积恶之人无处藏身，百姓日渐向善，却不知道这是执政者涤除旧日积弊，焕发出新的治国方略。那些海外各国，心存窥伺之意，有的刚进入国门就暗中消声匿迹了。《诗经》说：“周朝虽然是旧邦，但它的天命在于革新。”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译养廉

陈次亮

先王以盛大的宴飨来供养贤人，以优厚的俸禄来鼓励士人，那些遗留下来的制度已经无法详细考证了。自秦汉以来，古时的意旨已经丧失，然而制定俸禄的方法，从中二千石直到百石，仍然比现在高出十倍。唐代在京官员的俸禄之外，还有职田，沿袭到宋元时期，赏赐仍然优厚，所以居住在台省（中央机构）的官员，都将外任视为贬谪。自古以来，俸禄微薄，实际上是从明朝开始的。然而当时日常使用的各种物品，有一半是由官银供给的，价格比现在贵十倍百倍。历经二百八十余年，贫穷匮乏的祸患未曾听说过。本朝沿袭明朝旧制，一再削减，直到今天，大学士的俸禄仅三百两银子，米仅数十石，抵不上古代一个微小官员的俸禄，不够当今一个月的花费。康熙、雍正、乾隆、嘉庆年间，物资丰富，依靠借贷资助，尚能勉强支撑。衰败到现在，更加难以自给自足，贤能的人依靠门人的馈赠，不贤的人勾结地方官吏收受贿赂。在部里吃饭则彼此分肥，在工程中则互相染指，公私上下，牵萝补屋（比喻勉强维持），都像是不可告人的事，而死后凄凉，有时连丧葬的费用都没有。郎中以下的官员，更加贫困艰难。刚入仕途时，就依托亲朋，奔走四方去借粮；做官之后，就营求夜间行贿，盼望外任如同登天一样困难。户部陕西司专门掌管汉官俸禄，每季发放的只有十万两银子，从一品到九品，兼及步营京府，总计不下数千官员，分配这区区一点钱，怎能让人吃饱？现在各省购买一门克虏伯大炮，需要费用十五万两银子，以国家分田制禄的宏大规划，养士尊贤的重大典制，转移来购买一门大炮尚且不足。被外夷嘲笑，被四海轻视，庸人头痛，豪杰灰心。好比养马的人吝惜草料，急切地收紧缰绳并加鞭拉缰，要求马匹奔跑，劣马或许低头顺从，至于像千里马那样，追逐闪电、追赶狂风，就会跳跃着远去了。用小猪和酒来祭祀破车，难道能成功吗？雍正年间因为地方官吏贪污，已经增加了养廉银。京城米珠薪桂，比别处贵百倍，表率天下，关系更加重大，认为应该参照雍正年的成例，所有京职一律增加养廉银：大学士、都统、尚书比照总督，侍郎、副都统、内阁学士比照巡抚，三四品卿监院寺比照布政使、按察使，翰詹科道比照道员，部属翰林比照知府，中书各小京官比照知县，通满汉总文武，按品级定额，以此作为差别，务必周全丰厚，没有遗漏也没有滥发。度支的费用不过每年增加数十万两银子，而士气因此得以伸张，积习因此得以改变，然后以操守来要求他们，以职事来考核他们，以才能来考察他们，有功劳的进用，滥竽充数的退下，失职的斥退，受贿的诛杀，掌握赏功罚罪的权力，免除外重内轻的祸患，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向百世昭示，整顿四方纲纪，万变之源，开端于此。有人说：阎敬铭掌管户部时，不是有过津贴的议论吗？当时酌情提取闲散银八十万两，但出纳吝啬，不公不普。中法战争爆发，转移资助军资俸饷，事后再作罢论。名称不正，谤议随之，私意褊狭，强分高下，缺额可以裁减而俸禄不可裁减，官员可以节省而俸禄不可节省。持平核实，援引成案定章，在于识微见远的君子。

行取

陈次亮

现在的京官，职事清闲简略的就不说了。国家政事分寄于六官，翰林储备公辅之才，察院担任纠弹之责，制度不能说不完善，综理不能说不精密。然而大半是恩荫子弟和书生，刚抛弃诗书就亲近吏事，所学非所用，所见非所闻，不熟悉民情，不谙练政体。其中上等的人留心案牍，务求掌握地方官吏的短长，烦苛刻核以博取高名；其次的人随队随行，无所可否，视书吏的意指为从违；下等的人则贿赂公行，与吏分肥而上下其手。所以格式如印板，条例如乱丝，只能困住贤豪，便利昏庸，利于宵小。秦国以文法治天下，历经汉、唐、宋、明，直到今天，本朝准古酌今，尽美尽善，但长虑却顾，实无一事可为趋利避害，亦无一事不可为。所谓徒法不能以自行。地方官吏中愚笨的人，谆谆然为国为民，却被认为迂腐怪异，既触犯禁令，旋即被弹劾；狡猾的人，兵刑钱谷一切不知，只孜孜于差使缺分的肥瘠，瞻徇请托，避重就輕，不转瞬而大利收矣，美官得矣，而对民生国计有什么裨益呢？他们对京官，表面尊敬而内心鄙视，表面亲近而内心疏远，说他们像饿虎，喂以肉而事已毕；像痿躄人，掩其耳目而惟所欲为。京官也务于案牍之间，寻行数墨，锱铒计较，以相钳制，彼此各挟一相欺相轧之见，急急忙忙各为其私。这就是为什么日务富强而日趋贫弱，日求振作而日事因循。历代职官内外迁转，没有截然分为两途的，现在京职日盼外任，而没有一外吏愿为京员，外重内轻已成痼习。明朝有钦取行取之法，均中外之势，

译沟通上下之情，用心极深而见识极远。虽然到了中期之后弊端偶尔滋生，但可以采取“被热汤烫过就吹凉冷粥”的谨慎态度，却不可采取“因噎废食”的极端做法。此时内外官员的俸禄应当均衡，想要避免牵制隔阂的担忧，必须恢复钦取和行取的制度。三品以上官职空缺，由军机处查取京内外各大员的姓名，统一开列名单等待简拔，根据才能任用，不存成见。外任官员也不得像那些来京另行简拔的官员那样中途请求退职。四品以下在京考察中评定为一等的官员按惯例简拔任用，而外任官员从知县以上，保举卓异者，由吏部带领引见，京城与外地的官职空缺一律升迁选补，资历高低没有偏颇，都依据劳绩名次的先后作为区别，使外任官员不轻视京官，而京官熟悉外务，通晓条例案例，不再以苛细阻碍任事者的决心，见解明达通畅，不再以迂腐固执牵制当权者的行动，如同良医治病，标本兼治，如同大匠衡量木材，轻重完全相称，留任者与调任者各自秉持公忠，宫内与宫外都成为一体，上维系国家根本，下通达民间情况，这才是治理国家、保全社稷的重要方法。

译乡官

陈次亮

顾炎武曾说：“夏、商、周三代以后，朝廷内外，大官过多，小官过少。县丞、县尉等职位低微、俸禄微薄，多设一个官职就多一个蛀虫。”于是有了增设乡官的提议。这话多么正确啊！即使圣人再世，也不能改变这个观点。以京城官职为例：管理宗室事务的有宗人府，宗丞、主事可以裁撤。政务根本有军机处，内阁从大学士到中书，十分之八可以裁撤。銮仪卫、三院可以合并到内务府，各部的郎中、主事十分之七可以裁撤。都察院的巡按既已撤销，给事中、御史十分之六可以裁撤。设有奏事处，通政使可以裁撤。按惯例不立太子，詹事府可以裁撤。太常寺、光禄寺、鸿胪寺可以合并到礼部，大理寺可以合并到刑部，大仆寺可以合并到兵部，会同馆、四译馆可以合并到理藩院。其余事务稀少简略的，都可以酌情裁撤。地方官吏方面，总督和巡抚同城，可以裁撤其中一个。布政使司的钱粮、按察使司的刑名、善后、牙厘、发审等局都可以裁撤精简。府有知府，州有知州，厅有知厅，县有知县，而同知、通判、州佐、州判、经历、县丞、主簿、县吏目都可以裁撤。河防漕运可以全部裁撤，盐务可以裁撤一半。那些贤良的人自然安于清贫，有官无官都一样；不贤的人则诡诈奸贪，制造事端骚扰百姓，一心填满私囊，吏胥差役像老虎一样猖狂，这实在毫无意义。我认为应当斟酌古法、参照今情，一切裁撤合并。各府州县则仿照外国议会的制度，由百姓公举乡官，每乡两人，一正一副，年龄必须满三十岁，财产必须达到一千金，然后出示公告晓谕，在交通要道放置投箱，为期三个月，选择保举人多的人任用，优厚给予俸禄，宽裕设置办公场所，推举贤能者一人作为首领，开会散会都有定期，每任两年，期满再行选举。邑中有重大政务或疑难案件，就聚集商议；兴办养育教化、兴利除弊，有益于国计民生的事情，就分工负责，不苛待百姓，不违抗官府，不扰乱政令。贪婪专横固执的人，官府可以随时撤换，发令重新选举。如果县官贪婪暴虐，大失民心，全县乡官也可以会同前往省城向大府禀报，查有实据，按例撤换每次所保举的乡官，由县官造册申报大府，转报吏部，在朝廷授予爵位。每到年终，县官考核其功过，登记在册，上报大府。两任无过失且实惠及民的，督抚调取查验，保送引见，授予亲民之官。乡民请求挽留的，准许其再任，任满事毕，然后请求咨文。乡举里选，已经很久不施行了。现在考察乡评，以观察其平日品行；试用政务，以锻炼其才能。民间疾苦，周知无不尽心的，为国家培养人才，这是第一善。官与民，向来多有隔阂，寄耳目于胥役，徒增骚扰的担忧。现在以本地绅士办理本地事务，百姓在开始时推举，则必能顺应民意；官府考核其成效，则不能违抗国法。为民间谋求福利，这是第二善。现在的县令，相当于古代的百里侯。监司的耳目难以周全，吏役的爪牙四处遍布。用来养民则不足，用来虐民则有余。既然设立了乡官，暗中相互制约，不必树立旌表善行的木牌，就可以警戒贪婪邪恶，这是第三善。设官本是为了百姓，自从分隔情义。百姓视官如天帝，官视民如草芥。乡官由百姓推举，则恩泽可以下达，民情可以上闻，不必询问风俗、陈诗，就能尽通壅蔽，这是第四善。所担心的是，不贤的官绅互相包庇。然而得人则治理，自古如此。此法如果实行，利多弊少。人同乡里，事由公举，任期两年。大吏可以用刑罚警戒，小民可以加以责备。人有出身的希望，自然应当顾惜声名。事情须众人商议而行，怎敢公然怀有私心？所谓有大利益而无小害。裁减冗费，斥退闲员，化无用为有用，一转念间，而政无不举，事无不成。国家根本得以培植，民心得以巩固，风气相同道义一致，风俗美化推行。进入末世苟且的规矩，成就上古雍和的治理，必定从设立乡官开始。

翰林

陈次亮

翰林科目始于唐代，历经宋、金、元、明，直到今天，其途径广泛了，所得的人才众多。而截然与部属分为两途，则是从明朝中期开始。国家沿袭不改，二百多年，其界限更加严格，其流弊更加严重。原本分途的意思，不是说部属的人才一定不如翰林，也不是说一定要尊崇翰林而不让他们再做部属。部属日常亲近吏事，案牍劳累身体，担心他们局限于繁杂苛刻，不再能规划远大。翰林则清苦力学，每日阅读中秘之书，以涵养其天性，而储备其远大的志向，而主持衡校士子的大典，就交给他们。询问事务考核言论，用意极为深远。然而因循日久，忘记了本来，迂腐之士刚入翰林院，就庞然自大，不谙典制，不识古今。每日孜孜不倦地耗费精神于楷书试帖之间，以此作为终南捷径。部曹各职目，以粗官他日出身，加民或秉钧当国，对于民间情伪，政事废兴，一切茫然不知如何处置。此前三

译每逢六年一次的京察大比，庶吉士仅有十余人，编修、检讨等官多达百人，而能获差遣的人众多，不能获差遣的人稀少。内外官员一致推崇这种清贵显要的选拔，被选中的也大多能博通古今，名副其实。如今每逢庶吉士散馆，数十人在馆，多则三四百人，能获得差遣的仅占四分之一。人员素质混杂，升迁转任难以预期，攀附营求，自招轻蔑。至于考选御史获得京察优异，过去鄙夷不屑的人，现在却像追逐猎物一样趋附，反而不如部属升迁较快，尚且靠结交费用来补贴衣食。即便在部属之中，难道缺少明达通晓、考究古制的士人吗？只是因公文事务繁忙，直到太阳偏西还无暇顾及，一旦做了官吏，这件事就荒废了。翰林因过于安逸而不了解典章制度，部属因过于劳累而荒废学业。对于古人“敷陈奏对以言，明察试用以功，做官有余力则学习，学习有余力则做官”的意思，两方面都妨碍了，两方面都失去了。应当变通旧制，使翰林和部属同等升迁。庶吉士散馆之时，主事奏请留任之日，都加以考试，重视引见。翰林可以做部属，部属可以进入翰林。郎中、员外郎、讲读等官，也可以按品级升迁。编修、检讨升为六品，与主事同阶，所给的俸禄和廉俸不分高低，不得以词林旧例阻挠新章。交部议行，永远作为定例。天生圣哲，自古罕见，天下人才，大多由学问而成，由阅历而出。而强邻逼近，世变日多。守旧者，迂阔而远离实际；图新者，偏激而不明要领。非常之事，必待非常之人来做。京师是四方的表率。翰林、六部，是人才的渊薮，朝章国故的总汇。使他们相互观摩，互为出入，知今者鉴古，博古者通今，本末兼该，精粗一贯，以考察众理而应对万事，经纬八表而驾驭四方。而寻章摘句的余风，入主出奴的陋习，也不禁而自革，不言而自化了。《诗经》说：“周王长寿，难道不造就人才吗？”又说：“济济众多士人，文王因此安宁。”说的就是这个意思。

译【例案】

陈次亮说：则例，是治理国家的工具。用来统摄万事，使之整齐有序并加以约束，从而使整个社会达到太平治理的状态。然而，存在成案，是因为道理上尚有不安之处，情理上尚有未协调之处，事情与形势有所不同。各位大臣审慎衡量其中差异，根据时势斟酌，上奏确定后遵行的，就是成案。本朝圣明君主相继在位，沿袭明朝旧制，增减折中，缺失的予以补充，冗杂的予以删除，窒碍难行的予以去除。既精当，又详细，既明确，又完备。然而，法律一旦制定便不再改变，而事情却层出不穷、无穷无尽。国家承平将近三百年，六部积存的公文堆积如山，汗牛充栋，则例只有一种，而分歧的成案却很少，有的两三个，多的甚至成百上千。衙署狭小，没有地方容纳，狡猾的吏员便挑选那些出入悬殊较大的成案，携带回家，登记记录，装入箱子收藏起来。即使是才华出众的人，即使白头到老担任郎官，也不能列举出某条则例之外还有多少成案。司员如同旅店过客，来来去去，而书吏却长期任职，没有变动。一件事，按则例应当驳回，书吏受贿后毫无困难，能找到一个可以核准的成案来证实；一件事，按则例应当核准，书吏索要贿赂未遂，也毫无困难，能找到一个可以驳回的成案来倾覆它。即使长官精明敏捷过人，也不能完全按照自己的意愿行事，便不核准也不驳回，改为“行查”，辗转拖延，永远没有完结之日。成案之外还有成案，分歧又生分歧，这些人动不动就以皇帝谕旨为借口，暗中施展要挟贪婪的计谋，他们所持的理由有据可依，所说的话合乎情理，堂官和司官不得不委屈自己而顺从他们。贪欲的沟壑填满后，驳诘才停止。师徒传授，根基牢固，根源深厚。谚语说：书吏的权力重于宰相，并非虚言。即使事后觉察，他们早已远走高飞；即使秘密拘捕囚禁，罪行也仅限于徒刑杖刑，而且有“与受同科”的法律来钳制众人。寻找旁证无从下手，想要严办也无法做到。地方官吏深知其中的隐情，所以每年都有馈赠以保平安，每件事都有陋规以节省案牍。甚至预先请示他们的意图，先授予章疏，狼狈为奸，营私枉法，使得国家财政和民生状况不堪询问。即使有忠诚刚直的疆吏，也只能痛心疾首而无可奈何。纵然有精明强干、明察秋毫的部臣，毅然遵循则例而不遵循成案，然而各部不能统一，各司也未必同心。往复稽延，动辄获咎。分肥者更加助长其气焰，附和者夸大其词。不久便又恢复原状。这就是玩弄法律、舞文弄墨，积重难返的原因。吏胥数万人，十之八九是富人。大兴、宛平聪颖的子弟，都学习做吏，而参加科举考试的人很少，如同晨星般稀少。我认为应当通令六部堂官，广泛选拔贤能之人，增修则例。在则例之外，荟萃各案为《例案》，折中为一本书。以则例为纲，以成案为目。与则例相同的予以删除，虽然不同但无大出入的也予以删除。那些必须保留的，分类分门，附载于后，不需要详细完备，只取简明。书成后请旨颁行，限定截止日期。所有积存的成案一律焚毁。从内府各曹司到京内外大小衙门，各存一部。或准或驳，都依据则例及此书。书中没有的，随时上奏确定。继续援引成案，或者起初隐藏、后来拿出的，杀无赦。此后朝野上下，整齐划一，一切基于大公。即使有神通广大的奸邪之人，也无从下手。那些书吏只提供书写计算、奔走服役罢了，又有什么可担心的呢？如今太平日子久了，世变日益纷繁，旧案万不能全，新章又经过多次修改，交错混杂只会迷惑耳目，拘泥牵制反而误事，正好成为奸人借口的缘由，阻碍贤者竭尽忠心的道路。积弊既去，美利乃兴。展示至公，操作至简，掌握机要，遵循规矩，决断疣赘，溃破痈疽，然后天下之大，万机之繁，才可以治理。

【胥役】

陈次亮说：自从胥役盘踞要害职位，天下的良民就少了，不肖之民就多了。自从要害职位重用胥役，天下的良吏就少了，不尽职的官吏就多了。凡事利与害常常相互依存，法与弊常常相互积累。只有胥役，是因法而生弊，有百害而几乎无一利。表面上断绝他们向上的希望，暗中授予他们作恶的权力，苛刻地给予他们养赡的费用，宽泛地展示他们贪婪的道路。即使有聪明洞察之人，也无法照见暮夜之中的奸邪；纵然极其廉明，怎能缺少爪牙的作用？官司有更替，吏役没有去留。官府各有责成，吏役暗中相互勾结，铲除他们不能，革除他们不得，更换他们却依旧如故。如同附骨之疽，割除后再次发作；如同凭城之鼠，攻击它立即危险。文法的弊端，到此极点了。那么，吏役竟然不可用吗？也不是这样。治理的方法，有三条：一是严定限制吏役。就像造箭的人惟恐箭不伤人，豢养吏役的人如同养虎狼，惟恐他们伤人。人多则稽查难以周全，人少则防范容易严密。如今六部的散吏，每署多达数千人；州县白役，大县一千余人，小县也有数百人。这些人虎视眈眈，追逐不已，日思致富，却没有一门技艺可以保全自身。他们所获取的财物，不是百姓的脂膏，就是公家的库藏。应当申明旧制，酌情定额，奸胥蠹吏，立即删除。违者追究本官罪责，参处不贷，那么人数减少而党类逐渐孤立了。二是优给工食。那些吏役也是人，饿了想吃，冷了想穿，父母妻儿，上要奉养，下要抚养，而每年给予的工费不足以供给

译几天的饭食，不从中舞弊，怎么会不冻饿而死呢？如果用严酷的法律来约束他们，他们将会找借口推脱。应当筹措闲散款项，优厚地供给工钱和伙食，务必足以养活他们的家庭，然后严格制定规章，杜绝勒索。再有犯法的，处以极刑，这样法令就能施行，而生命也就被重视了。第三是酌情给予出身。旧制中吏员每年都有考核，自从捐纳制度广泛开辟仕途后，道路壅塞，选拔补任没有期限。应当让公正的人得以保荐为乡官，酌情衡量才能，授予闲散职务。只有差役贱隶，是人们所不齿的，所以虐待百姓最为严重，而积弊也最深。应当挑选安分守己、干练事务的人，或者赏给顶戴荣耀其身，或者咨送勇营补给粮饷，如果有劳绩，一律保荐升迁。这样上进有途径，人们就会想着自我奋发了。减少他们的名额，抚恤他们的家庭，加重他们的奖赏，严格他们的惩罚。那些吏役，向来知道国法，也具备人心，却说他们放纵冥顽，仍然像今天这样索贿营私，祸害百姓、损害政事，是没有这种道理的。有人说：吏役是官府的耳目爪牙。减少他们而政务殷繁，担心多有纷乱；民情刁钻强悍，将开启抗命违逆，该怎么办？凶猛的鸟成百上千，不如一只鹗。现在的吏役，处理事务则能力不足，违法乱纪则有余；诬陷良善是他们的长处，缉捕暴徒是他们的短处。严格稽查、慎重选拔，兴办事务、劝勉功绩，既然已经厚待他们的薪俸，又加以提拔了。那么十步之内，必定有芳草；灵泉嘉木，不挑剔土地而生长。谁说文书小吏之中，就没有杰出英奇之士呢？

译盗工

汤蛰仙

如今试着对人说：“开放海禁，大利在于中国”，人们必定捂住耳朵快步走开吗？还是会冷眼嘲笑，指斥这是疯话。自从通商以来，西方的公使聚集在我的京城，他们的传教士蛊惑我的内地，他们的商人遍布并繁衍在我的江海各港口，他们的游历官员和儒生穿梭于我二十三行省的各郡县。所征收的洋税，仍然是从自己身上割肉，自己吃剩下的残羹，却还认为有利可图，如果不是中西人士中的奸邪之徒从中游说，难道会有这种事吗？然而人们只知道旅居在华的西方人很多，却不知道旅居在西方的华人也不少；人们只知道西方人谋取中国利益的多，却不知道华人谋取西方利益的也不少。唉！对于当今的人，揣度当今的局势，即使是尧舜那样的圣明智慧，秦始皇、汉武帝那样的雄才大略，也万万不能闭关拒客了。我私下揣测天意，将要由联合走向大联合，特意打破封闭的锁钥，铲除界限，为我圣清开创中外大一统的格局，这不仅仅是为了消除我华夏与满族的祸患罢了。况且在此讨论我国治理盗贼的刑罚，有很大的变通余地以尽获利益：在泰西各国，土地稀少而空旷，乐意招募华人去做佣工。广东、潮州、泉州、漳州等郡从事“猪仔”贸易的人，贩卖一个佣工获利银数十圆不等。中国地广人多，盗案在五大洲中居首，中兴已久，而各省多遵循就地正法的惯例，那些遭受重刑并上报刑部的，每年仍以万计。现在请求抓获盗贼并审实后赦免其死罪，在脸上刺字，不让他们与良民混杂。参照五年间所立的英法招工二十四款，以及光绪三年所立的西班牙招工十六款，可由总理衙门与各国公使再次商订。此后需要招工可以通知中国，应当命令地方官吏代为招募，而就把这些盗贼交给他们。让盗贼从死变为生，他们离去就像流水转丸一样迅速，在各国可以节省每人几十圆的费用，岛上的耆老视利益如生命，自然乐意从事，不用担心他们像投奔北方那样不受接纳。这有五利：第一，首犯就戮，盗贼虽然咎由自取，但大半是饥寒所迫，开此一面，或许能广施皇恩。第二，猪仔禁令虽然严厉，贩卖依旧，如果不中外共同禁止，禁令如同没有一样。桑给巴尔贩卖黑奴，各国商议阻止，英国人甚至集资数十万来赎买，随即革除了这一弊端。猪仔以澳门为渊薮，然而贩卖者与洋船交易，有洋员逐一仔细盘问，愿意去的才载上船，否则不接纳。贩卖者常在盘问时掩饰掩盖，所以没有一人能逃脱。夷人并非没有好生之心。如果由中国代为招募，就申明猪仔之害，互相盘问就没有空子可钻，招工馆设在我沿海各郡，仍有弊端混淆。那些身无分文的人，不妨碍招工，何必另费巨资，做这种违背条约、伤害生命的举动？猪仔之害不禁自绝。第三，既然各国请求我国代为招募，预先声明，不得无故驱逐客人，写入条约，那么美国、秘鲁、古巴等国驱逐华工佣的苛政就无从实施。天下事坚持到最后则劳苦，而在开始时谨慎则安逸容易。第四，这些人适宜处死已久，悍勇鸷猛的本性已成，未必在那里甘愿受约束，能忍受工作，即使鞭打凌虐至死，也只是多延残喘，我们无所顾惜。悍厉的魂魄，结成戾气，其应引发的旱涝疾疫，夷人自当承受。幸好仇敌嫁祸于敌，这也应是义士所愿出的。万一鞭打凌虐，激而生变，以盗贼的身份去盗各国，诛锄芟夷，敌人遂从此多事。第五，盗贼也有道义，其中多有枭雄桀骜之人，如果能号召联络，远则如髯客据有扶余，近则如刘义崛起于越南方，且予以牵制，正可用作臂指。夷人轻视侮弄诸夏到了极点。现在海军粗略整顿，船坚炮利，正好趁借宾定主之机，天道好还，乘隙蹈瑕，期望收扫穴犁庭之捷。时机与事态相合，长钢舰鼓行而西，间谍依靠盗贼，犄角依靠盗贼，环绕地球而囊括之，尽归我有。从此披戴我的衣冠，同我的文轨，奉我的正朔，而圣清巍巍的功德超越三古，震慑万里。传说：“投之于四裔以御魑魅”，《大学》说：“迸诸四夷，不与同中国”，这必定是神农以前相传的旧制，那时中外本合，有大法者之海外毋污我中国净土。唐虞以后画境自治，至禹时还有传闻，所以铸鼎时说这样的话。不然，《大学》为孔门遗书，不应该三代及周朝曾无此制，而无稽如此。我朝损益唐律所，罪疑唯轻，军流极边者至新疆黑龙江而止，然而仍与同此中国，有何魑魅可御？只是以邻为壑而已。我私下认为军流各犯，也不如纵之海国之为符契经训也，敢以此质之祥刑在抱者。

罚锾

汤蛰仙

自从周穆王制定罚锾以济国用，人们都议论罚赎是衰世的政令。我私下认为并非如此。赎刑明确记载在《虞书》中，先王在五刑之外，必定制定五罚。微妙啊！大概是用罚来补救刑罚的穷尽，而不是用来宽纵刑罚的罪责啊。刑罚只是残害肢体罢了，财物是人所喜爱的，如同性命一样。罚的痛苦且深入骨髓。现在要说刑罚及于肢体的重呢？还是刑罚及于性命的重呢？明律继承唐律，国朝又增损之。五刑皆有赎法，而有应赎……

译不应允许赎罪。这不仅体现了仁爱的极致，也尽到了道义的责任。只有那些允许赎罪而不施加刑罚，且案件由州县自行审结的，仅在地方上有大型工程时，才用罚款来弥补经费。州县必须请示后才能执行，不得擅自动用劳力。这难道是为了防止富人侥幸免罪，而州县将公家的钱财中饱私囊吗？州县官员确实大多不贤良，但既然已明确规定了准则，有罚款必须上报。如果有侥幸免罪的情况，那些地位高于州县的官员，不难查访实情并予以核查，用州县所罚之人的钱来处罚他们也是可以的。天下是由州县累积而成的，朝廷既然将百姓的生命托付给他们，却又时时怀疑他们出卖法律，这怎么可以呢？州县所审结的案件，大半也是以笞刑、杖刑、枷号来议定结案，不能说案件由上级审定而判处斩首或绞刑，还有赎罪的法令；案件由下级审结而判处笞刑或杖刑，竟然没有罚款的法令，这难道不是轻重失当吗？并非不知道富人会侥幸免罪，那样就会积累金钱如斗，随心所欲，而穷人都被密网所困。然而如今天下富人免罪的情况也屡见不鲜，有的因情理免罪，有的因贿赂免罪，但一旦免罪，犯罪的事实就彻底洗清，无法再追究，那么为何不让他们通过罚款免罪，而他们的罪行仍然昭示于众人呢？况且那些败坏士绅风气的人，品行低劣的读书人，往往仗着有护身符，遇事兴风作浪，欺压善良懦弱的人，如果剥夺他们的特权，罪行又不至于如此严重，而又因为笞杖刑罚不适用，从而宽贷他们，那么法律就被他们所屈服，善良懦弱的人蒙受冤屈而无法昭雪。他们之所以遇事兴风作浪，大抵是为了谋取利益。如今利益无法谋取，反而要向官府缴纳所有钱财，夺去他们赖以生存的钱财，又在众人面前揭露他们的罪行而无法掩盖。他们的亲戚尚且私下议论说：“某人曾被罚款了。”他们的子孙隐痛地说：“祖先曾被罚款了。”南山可以移动，此案不会轻易翻案，即使是惯犯也会因畏惧法律的严峻而回头，侥幸脱罪后也不敢重蹈覆辙，这可以说是罚款作为制止犯罪的妙用。况且近来的吏治也极其污浊，各类人竞相进取，人人皆可做官，猎取官职。稍有符节不夺，不满足十分之一败坏其一，只是降低品级、削去官职就罢了，而这正好满足了他们饱食扬名的便利。不如严厉予以罚款，一旦事发，搜刮而来的钱财，仍然要倾倒而出。即使是生性如鬼魅般贪婪的人，因畏惧利益不能最终享受，徒负贪墨之名，自然会收敛爪牙而不敢逞强，这也是整顿官场秩序的一个助力。请旨命令朝廷大臣，赎罪的法令已经明确，载入律例不再议论。凡是案由州县直接审结的，不论职官平民，按照赎罪法酌情减轻论处罚款。原告应受罚的，按照诬告加等律加倍处罚。州县每月造册上报，以备核查。现任官员有应议罪的，处以罚款，如乾隆以前河工、城工的例子，不能仅以降低品级、削去官职了事。因为可以赎罪的少，可以罚款的多，罪行已定而可以赎罪，反而开启他们侥幸免罪的念头，诉讼一旦虚妄就立即罚款，反而足以遏制他们的嚣张气焰。《周礼》中大司寇命令诉讼者缴纳束矢钧金后才受理，这是刚诉讼时就已显示罚款，诉讼结束后再罚款，还有什么可怀疑的呢。现任官员有可罚款的，尤其应严格执行我们的法律，在国家军需费用上毫不宽贷，不可苛细计算，而且刑狱简约，官场常规肃然。唉，如果不是通达治体、了解民情真伪的人，有多少人会讥笑这是像鹰击毛鸷那样凶狠呢！

译求是斋《皇朝经世文编五集》第八至九卷

时务分类文编卷八

兵政 台 海军

兵制

汤蛰仙

如今天下谈论时政的人士聚集在一起谈论军事，众口一词地称颂兵农合一的政策，热度丝毫没有减退，唉，这是道听途说的言论啊。兵农分离的弊病，不过是士兵不懂农业，农民不懂军事；兵农合一的弊病，不至于让士兵不懂军事，农民不懂农业就停止。管仲是天下的人才，首先通过连乡、轨、里等编制将兵农结合又分开，从而成就事业。其后历代兴起又变革，大多通过改变兵员的多寡来收取利益。确实是因为积习已久，突然改变，那么精神耳目会为之振奋，不久暮气就会侵染，习气就会禁锢，逐渐就衰败了。周朝的制度，天子有六军，共七万五千人；本朝禁军自前锋、护军、步军、神威、健锐、火器等营，计算下来不少于十四五万人。周朝的制度只是加倍，应当是虎豹在山中，樵夫不敢砍柴了。为什么咸丰庚申年（1860年）的战役，在八里桥一败涂地，竟然不能坚守一天呢？没有别的，有士兵但不训练与没有士兵相同，虽然训练但不专精与不训练相同。各兵大多以旗籍为界限，以家庭为营地，忙于米盐琐事，眷恋妻儿。即使是短途差事或近处戍守，与家人分别，泪水数行流下，而指望他们激发同仇敌忾之心，这大概是跛脚的人去追赶骏马一样。况且旧制度详细规定弓箭，简略对待火器。即使每天操演，已恐怕不足以制胜，何况只是虚有其名呢？苏轼说：“事情平时不讲究，难以应对突发情况。”如今前车之覆，后车应当借鉴。我私下认为所有禁军，必须让他们一律改练枪炮，仿照明代于谦十大团营的制度。十三门、四正、四隅各营，按万人计算，隶属伍符的士兵必须宿营。旗员事务太简单安逸，那么淫乱之风自都统以下，竟然可以裁并一半，而特设禁军提督一人，从曾经经历过战阵的现任提督中提拔，务必寻求熟谙韬略的人，否则聘请著名的外国将领一人来担任帮办，不要按惯例用纨绔子弟不懂军事的人充数。营阵、沟垒、测量、跳跃等技术，每天必须操演一两个时辰。每月则由提督会操一次，用春秋两季操演的惯例定期两次，由提督奏请皇上亲临大阅兵，以重视军政。务令士兵习惯、将领熟悉兵器、耳目习惯金鼓、进退习惯步伐。那些旧式鸟枪、红衣大炮等生锈涩滞不适今用，全部去除，不要保留。《会典》记载火器营每月在四、九等日演炮，二、七等日演鸟枪，初六、十六二十六等日校射。现在急切地罢免校射，每营分定洋枪兵的数量，专门负责其技艺，各因勤奋而精通，并裁去各火药库，另在京城设立制造厂，以重视军火，以便接济。除了各营万人外，遇到缺额，逐渐裁减多余人员，把节省下来的钱匀给各兵，并用来资助制造，希望门羽林军如火如荼，建立威势消除祸端，那么九鼎之势就重了。外省驻防旗营攻习枪炮，同样至于绿营的制度，以前名将劲旅四处出击平定，难道不相望于册籍，极一时之盛吗。等到粤寇自金田首起，流毒半天下，而绿营无将无兵，难道是今昔形势不同，而勇怯之情不同吗？防御不预先准备，仓促抽调，即使是孙武吴起也束手无策。于是紧急招募，改练军队，人人视绿营不足以抵御寇盗。视绿营如枝指，如缀旒，认为绿营不足以抵御寇盗，而足以骚扰百姓，厌恶它如毒螫，如猛兽，大有想要剜去它以为快的意思。招募久了沾染深，那么招募的军队也是绿营；练兵久了弊端聚集，那么练兵也是绿营。长江水师曾彭赓续成之，等到自身就滋生流弊，拘泥于眼前的利害，而不衡量利害的由来，这也是清议者的通病。

同治六年德国军官西铎，光绪六年德国军官瑞乃尔，都提议请中国及时采仿德国制度，改练陆军，指陈详尽。无奈积习已久，势难骤更。现在将弊病去除太甚的，方法期望容易实行，不如仍用绿营遗制，选择历代之所长而舍弃其短，斟酌兵勇之所利而铲除其弊。不过二十年，也能使圣清富强。这个提议很奇特，而其道理很平常。大要有四点：一是合营为练。中兴以来，如浙江、直隶河南、湖南、山西均有整顿额兵的案例，然而多以练兵来弥补绿营的穷困，并不就绿营来弥补绿营的穷困。也知道绿营之所以穷困，不训练确实使之吗？自乾隆增兵，嘉庆道光咸丰递有减损，现存额兵五十五万，每省少则两万，每府少则两千。应当仿照汉代郡国都试及魏六军、隋十卫西魏及唐府兵的略法，一府为一大营，不论存城、塘、汛、战兵、马兵、守兵，什者五之二者一之半归府操练，半留塘汛逻戍，并暗中变通汉唐番上旗兵换防的意思，半年更替，劳逸代任，整散相济，那么额兵就是练兵了。二是以文制武。自来文武分途，没有像本朝这么严重的。只有督抚节制提镇，粗存相维之意，然而也只是名义上而已。学士大夫中那些趋利忘义的人交错，又何况那些健儿悍卒呢？将领只知道刻剥士兵，士兵只知道自营其业，上下交征，而

译绿营操练的方法已经荡然无存了。汉代由州郡掌管军队，其大旨可以效法。对于归入府营操练的士兵，命令副将、参将、游击每日亲自管理；每十天则由府级官员会同检查；对于归入塘汛巡逻戍守的士兵，仍责令早晚操练；每月初一，则就近前往各州县会同驻守城池的士兵，由州县官员督同营中武官严格检阅，不允许荒废。然而还担心府、州、县官员顾虑地方事务，没有空闲处理军务。查各省道员共一百多个缺额，除去粮道、盐道以及兼任关税征收的巡道不计，其余守道、巡道还有九十个多缺额。巡道大多兼任兵备道，但权力没有专属，不仅不过问军务，即使民事也不过是例行公事、照章转办，只是在府、州、县之上安然无为、敷衍塞责罢了。现在应当不分巡道、守道，都兼任兵备道，并且特别提高其制度地位。各府营所训练的士兵，每季由各道会同各镇检阅并决定升降。所有营中事务，由镇将和道员商议，大致由道员主持政务，向上通达提督，再上达总督、巡抚，这样层层制约，军营常新。汉代的都试，是太守、都督的职责，而县令、县丞、县尉都参加，是为了让上下互相监察。凡事只要我想做，私弊就会百出；彼此互相制约，将领武官即使天生贪婪，而文官牵制他们，那么侵吞冒领就无法得逞；即使性格放纵懈怠，而文官督促率领，那么操练防守必定尽力，在调遣稽核之中，寓含训练军队、揭发奸邪的作用，大概就不会有虚报兵额冒领军饷的现象，也不会有耗费军饷的冗兵了。第三点是削减兵额、增加军饷。人们舍弃家业而加入军队，是想得到军饷来供养自己罢了。然而招募勇兵每月发给银三、四、五、六两不等，而绿营地马兵每月只有二两，马匹饲料费一两一钱，战兵每月只有一两五钱，守兵每月只有一两。即使不扣除成例，让饥饿疲惫的士兵去建立破敌立功的功绩，不仅是形势上不可能，情理上也不合适。从天下大势来看，偏重于海军，既然已经设立铁路将要建造，沿海可以交给海军，内地可以依靠铁路调动。如果风气柔弱的省份，靠近省城腹地的郡县，不妨多削减其兵额。统计下来，每十人削减二人，还剩下精兵四十四万；每十人削减四人，还剩下精兵三十三万，应当不至于贻误辖区防务。以马兵、战兵、守兵三者平均计算，每削减一名，每月军饷二两，每年得二十四两；削减十万名，每年可增加军饷二百四十万两。每名每月供给米三斗，按规定折银三钱，每年得三两六钱，十万名每年可增加军饷三十六万两。所节省的军饷，用一半津贴轮流到府城操练的士兵，用一半筹备船只，那么士兵以轮流操练为乐事，军营自然由弱转强，而且名义上兵额没有减少，而将领武官私下克扣的，实际上也不少于十分之二或四。

译如今凭借明确的诏令裁减一二十万人，而各项事务都追求实效，那么三四十万实际额数的将官士兵就没有可以私下克扣的空间了。与其保留五十五万的虚额而在应对变故时毫无准备，哪如保留三四十万的实额从而巩固边防有所凭借？这不需要有智慧的人来阐述了。我因为裁减士兵而联想到州县的民壮，也可以一并商议裁减。各州县定额设置的民壮，综合繁简平均计算，每处空缺大约有三四十名。条例规定每名供给工食六两银子，人即使非常廉价，断没有每年六两银子就能存活的人。州县如果不是侵吞公款，就只留备几名用来供应差役传唤而已。我私下认为，那些半年轮回到汛地的人，既然商议由州县督同操练，可以就近拨给一二十名，而将民壮全部裁撤。一个州县每年节省二百两银子，计算州县共有一千四百多处空缺，每年可以节省三十万两银子。综合一个府折合八个县作为中等数目，拨给定额士兵一二百名，仍然以半年更替的方式，不要造成偏废。这也是有益无害，一举手就能做到的事情。

第四点说裁减将弁以供养士兵。提督、总兵职位责任较重，不敢商议裁减。副将空缺较少，不必商议。往下是参将、游击、都司、守备、千总、把总，除了名粮之外，每年领取廉俸、马干、薪红银两大致如下。一个参将或游击足以供养士兵二十名，一个都司或守备足以供养士兵十名，一个千总或把总足以供养士兵五名。《会典》记载参将、游击五百三十七个空缺，都司、营守备一千二百五十个空缺，营千总、把总五千一百七十一个空缺。如果删减合并，每十个裁去一个，对营制没有损害，而每年可以节省银子十余万两。制度改变没有太多好处，军饷不少。有的用大官衔兼任其职务，有的用同哨假借其权力，出现空缺不补，不几年事情就办成了。如果一定说这么多定额没有一个可以裁减，不应该绿营败坏到如此地步。如果认为裁撤定制不方便，难道绿营和防勇一起供养反而不认为不方便吗？总之，训练勤奋那么市井的乌合之众可以使用，制度繁多那么纵容松弛的弊端可以破除，军饷增加那么感激奋发的精神力量可以兴起，分开那么像棋子星星一样分布，合起来那么马匹奔腾士兵饱足。以上四个要点，不超过十年，规制大体确定。一个府能训练士兵数千人，一个省能训练士兵数万人。一个府有警报，邻近的府支援它；一个省有警报，邻近的省奔赴它。围攻作战防守，四面响应，迎击尾随追击，全面剿灭随指挥调度，没有不如意的。根基牢固，就在于此。于是商议撤除防勇，于是谋划去掉勇营。各省现有的防勇，将近三十万人，每年耗费国库一千万两。几百万两与绿营相当，中兴三十多年的年度开支，几乎无法支撑了。况且盗贼混迹其中，会匪隐藏其中，名义上保卫百姓，实际上骚扰百姓。如果再不为他们安置，竭泽而渔，情势显露力量不足，怎么设想？撤除去掉，依次治理。那些名册上记载年龄超过五十岁的遣散他们，计算当时可以去掉十分之一二。所有截留的空缺，一概不再补充。大约五年可以去掉一半，十年那么不撤除也就撤除了。各道既有练兵遣散勇营，不敢蠢动。铸戟归农，地利全部开辟。朝廷每年节省这一千多万两的巨大国库，采用西学，整顿海军，斩断匈奴的手臂，悬挂郅支的头颅，系住颉利的脖颈，囊括五大洲而拥有它。以上恢复神农氏以上的大九州，我们国家大一统的规模，难道不足以震惊当今而超越古代吗？

勇营

陈次亮

如今各省留下的勇营，大抵是当年的精锐士兵，百战后的幸存者。然而年轻的变壮年，壮年的变老年，老年的死亡，辗转招募补充，游手好闲无赖之徒混杂其中。统领各员，以缺额为惯例，侵吞军饷为能事，应酬奔走竞争，取悦当权者。勇丁也有很多游惰习性养成，沾染嗜好，逐渐与营兵没有区别。自从天津淮军、新疆湘军、长江水师三支大军之外，各省零星几营驻防边远，疆吏的耳目达不到，将领的习气更加深厚。器械腐朽低劣，勇丁很少，或者毫无纪律，酗酒渔色，散处在民间。大吏偶尔有访闻，或者将要更调，就借端规避，百计弥缝，务必满足私欲而后已。有见识的人说不出三十年，勇营的弊端将有更甚于营兵的。方今天下外患接连发生，内忧未止，厘金不减，捐纳不停，这项军饷每年耗尽度支的一半，民力尽竭了，国计空虚了。各弁勇挥霍的资金，都是四海穷民的泪珠膏血。想要免除这种弊端，必须兵农合一，远查古代制度，近考泰西参保甲团练的规制，恢复里连乡的方法，所有次第附见其他篇章。只是强敌在门，诸夷环伺，不能一天忘记战争，即不能一天没有士兵。定额士兵必须全部裁减，那么营勇不可以不训练。那些大队屯驻的地方，边防海警日有所闻，统帅多是忠勇之才，士卒有奋扬之气，互相比较便于稽查，偶尔有风谣事难掩饰。跳梁小丑征调搜索，器械使用必须极其精坚，兵马务必期待强壮，还可以不用过度忧虑。所忧虑的是零星营队分驻远方，将士未必贤能，人数未必真实，所担任的是搜捕弹压，所处的是闲暇宽闲，所与居住交往的是耕夫贾竖，筋弛骨惰，终年嬉游。偶尔遇到操阅的时期，雇佣市人滥竽充数。开始是一个营作俑而波及各营，继而是省效尤而逐渐达到各省。所以勇丁

译士兵，分散开来就软弱，聚集起来就强大，训练他们就勇敢，放纵他们就怯懦。应当严令边防大臣随时抽查检阅，不要徇私情，不要一味宽容，事先告诫训诫，事后核查考核，以期士兵都切实有用，军饷不白白浪费。至于疲惫虚弱的士兵、涣散松懈的军营，可以裁减的就裁减，可以撤销的就撤销，仍然普遍命令各营统领将领随时宣讲圣谕中劝善的要点，以及教忠教孝和兵法各类书籍，使他们既有勇气又懂法度，都明白大义，没有战事时保护百姓、缉捕盗贼，随地都可以相安无事；有变故时同仇敌忾，随时都可以奔赴危难。培养他们的气势，调和他们的内心，劳苦他们的身体，统一他们的力量，训练他们的技艺。他们的才能人人都共同誓守公忠，天天像面对大敌一样，坚定如山岳，屹立如长城。这就是百战百胜的精锐军队，也就是同心同德的保卫卫士。用来防守就稳固，用来作战就强大。这就是王者用来禁止暴乱、树立威势，有所征讨却无需真正交战的原因。

译民兵

陈次亮

国家每年支出的费用，没有比军饷更大的了。强兵与富国，这两件事是相互妨碍的。《周礼》中司马的职掌，《管子》中内政的篇章，是寓兵于农的开端。唐代的府兵制，最接近古制，但没过多久，又变得衰弱了。后来的人纷纷招募士兵，几乎耗尽了财政的力量。寻求一种既不损害国家，又能充足兵源，按日计算就能见效，经历长久而没有弊端的方法，大概只有西方的武备院吧？在中国道光初年，法国皇帝拿破仑第一，凭借枭雄的姿质，占据强盛的气势，善于布阵作战，像老虎一样窥视欧洲。普鲁士的君臣，一战就被他俘虏，索取战争赔款，割地求和，然而限制普鲁士养兵的数量，不得超过一万。普鲁士国王任用贤相俾斯麦，在全国广泛设立武备院，人人都当兵，士兵都进入武备院，训练三年，才可以参军。十年作为战兵，十年作为守兵，老弱病残、孤儿按规定可以优待免除。所以普鲁士战胜法国，征调达到三百万人，法国国破王擒，一蹶几乎不振，军事谋略，天下称颂。平定法国后军队回国，于是成为永久制度。不久法国效仿它了。不久意大利、奥地利、俄国、日本也效仿它了。法国想要报复普鲁士，意大利、奥地利防备法国，而俄国和日本也特别效仿它，他们的意图都在于中国。他们的战事日益增多，习兵的人数日益增加，而我们却掩耳盗铃，不以为意。将来边疆有事，铁路一旦建成，一方面转运军饷、征召士兵，源源不断；另一方面左支右绌，岌岌可危。不必等到双方交战，胜负的关键就已经决定了。中国赋税收入超过万万金，供养勇丁和士兵占其大半，民力已经枯竭，兵备仍然空虚，江海防务，仍然没有把握。虽然留下的多是百战精锐，镇压民变则有余力，再过二十年，年轻的变老，老的死去，游手好闲的无赖混杂其中，弊端更甚于绿营。即使外患不发生，天下的士兵已经疲惫不堪，想要急忙裁汰，外人的窥伺难以防备，想要敷衍应付，内地的运输已经困顿于此，而筹划两全之策，不如参用保甲、屯田、团练的意思，仿效西方武备院而适当变通。中国人口繁衍，天下第一，一百人中，取一人当兵而已，用之不尽。应当详细考察德国规制，沿边沿海，广泛设立学堂，参酌中西，聘请教官，学成后编入兵籍，拨归勇营，弁勇有缺，依次充补。仍将边海商民等人设立屯长，按时训练军装器械，由公家提供，事毕缴还官府，以防生变。才能出众的，奖励虚衔。有事时调集重操，给予俸饷，使他们自己战守，统由地方牧令督率管理。一旦开战，以勇队为战兵，练队为守兵边疆省份数量多，腹地数量少，优免的规定不妨稍宽。等到规模大体确定时，将绿营制兵全部遣散，勇队中疲弱的也可以酌情裁减。国家每年节省千万金，而兵数日益增加，饷数日益减少。无事之日，仍可扛着农具耕种；有事之时，不至于驱使市井之人作战。即使将来精兵死亡，老将凋零，而继起有人，熟悉战阵，即使强邻逼近，大敌围攻，又有什么可担忧的呢？措施得当施行，所操持的简约，而所达到的广泛，说的就是这个。

额兵

陈次亮

国家太平之时，绿营额兵六十多万，年饷两千多万两，占天下财赋的一半。粤捻事变起，溃散逃亡，战不能胜，守也不固。各统帅知道他们难以依靠，于是改为另募勇丁。湘军、淮军风起云涌，举不过十余年，已奏报平定。胜负的关键，优劣的数目，不必等智者而后知了。事变平定后，各省额兵死亡殆尽，或裁或减，或改为练军，核算现存不及其半。然而兵饷仍需一千五百万金，加上勇饷三千多万，总计每年需要五千万金以上。民力枯竭了，而兵力仍然不可依靠。国计贫困了，而国势仍然未必强大。想要将勇丁遣散大半，无家可归，既念及前劳，又担心后患，况且他们历来经过战阵，终究胜过羸弱疲敝的绿营。如果营兵则安家业，长子孙，即使全部裁撤也不担心他们生变。光绪初年，言官条陈，于是有裁兵之议。阎敬铭总领户部兵部，锐意举行。然而内而曹司，外而疆吏，都借口驻防不足，塘汛无人，文报难达，往返驳诘，旷废岁月，裁兵不及千人，节饷仅超过十万。良法美意，仍托为空言。事情不易举，而弊端不易除。像这样，现在的营兵都知道他们无益了，不知道他们有害。一乡一邑，恣睢暴戾鱼肉乡民，会城势聚，兵多则动不动挟刃寻仇，聚众滋事。私斗则勇，公战则怯，即使补充精勇，不几年又属疲羸。即使调为练兵，刚归标又成怯弱。纵使不能为乱，不至于厉民，让国家长养这数十万无赖之人，长糜这千余万无益之费，做什么呢？而想要裁竟不能裁的，则因为军兴以来，有功将

译士兵都填补额缺，每个军营都有克扣军饷的现象，每件事都有潜规则，文书吏员和武职军官相互勾结分取好处，瞻前顾后、徇私顾虑，顽固的积习已经形成。所以那些不想裁减的人，不是为了士兵，而是为了将领；不是为了公事，而是为了私利。想要裁减营兵，就必须裁减将领，并将勇营的统领改任为提督、总兵，营官改任为副将、参将、游击、哨官，改任为都司、守备、千总、把总等缺额，上奏请求补授，扼守要害驻防，公共经费和养廉银务必优厚。训练军队取得显著成效的，准许编入勇营，其余绿营的定额士兵，限期按期全部裁撤，或者缺额不再补充，逐渐删减，限定十年，必将减尽。塘汛的文报事务，责成驿站差役办理，仍然创设书信馆以加快邮传。制定决议并坚持执行，不要被流言所动摇。阻挠者治罪，执行不力者处死。淘汰弱兵保留强兵，根据名义追究实际。对上缓解国家财政困难，对下有益于民生。免除户部尚书仰屋兴叹的窘境，杜绝日后纷争的祸患。这真是一举而多得的好事啊。

译遵议武营扣饷缺额罪名折，同治二十二年六月初二日。

松溎

经筵讲官降一级留任刑部尚书大臣松溎等谨奏，为遵旨议奏之事：内阁抄出浙江道监察御史彭述所奏“武营扣饷缺额积弊已深，请求严定罪名”的一折。光绪二十二年四月初一日奉到上谕：御史彭述所奏“武营扣饷缺额，积弊已深，请求严定罪名”一折，着刑部议奏。钦此。抄出到部，据该御史原奏中说：私下认为，自强的计策，确实以讲求武备为优先。听说各营扣减军饷、名额不足，各地常有发生，云南、江南、安徽、奉天、广西等省份，已经由该将军、督抚先奏明在案，有的请求革职永不录用，有的请求革职，有的请求降调。这些将军、督抚体谅时局艰难，极力整顿，固然已经破除情面。那些原本请求降调，奉旨改为革职的，皇上权衡极为恰当，尤其令人钦佩莫名。还有进一步请求的，近来将领中提督、总兵居多无可再升，于是断绝了上进的志向，空缺较少，任命颇为困难。虽然官职已至一二品，但未经任命，他们若不以此为荣，即使任命有期，而俸禄收入不如统领收入多。所以有补缺多年，并非得力统将，却仍留任带防营的，如卫汝贵那样，无非意在留恋职位以求满足，欲壑纵有发觉之日，革职永不录用，也好像不自顾惜。况且一旦有警，既短少兵勇的军饷，又属于名额不足的营队，驱使他们赴敌，兵勇必定心怀怨恨，不愿竭力保卫其主。即使临时补足，未经训练，见敌必逃，统领势孤，恐怕不能自保。平日扣饷缺额，罪行只是革职永不录用，还可以坐拥厚资，对于忠勇廉洁的统将固然明白效忠之意，那些贪婪而扣饷缺额的人趋避极熟，饱食则思飞扬，反而以永不录用为得计，以致提督、总兵以下以及身为统将的文职官员不知自爱的，也不免如此。所以上年虽有云南奏报的案件，而江南、安徽、奉天等省份相继发生，今年广西又相继发生。云南虽有曾绍梅等人，而张以仁相继发生；江南虽有冯士元，而沈茂胜等人相继发生，刘祖贤等人又相继发生；安徽虽有周云田，而徐思忠等人相继发生，都是因为惩治从宽，不足以儆戒一人而警戒百人。当此时势万难之际，外部强敌环视，要挟甚多，内部回匪未平，偏灾时见，皇上宵衣旰食，一刻难以安宁。统将帅师徒饱私囊，不仅度支奇缺，军饷浪费可惜，如果遇到紧急，尤其关乎大局。所有武营扣饷缺额等弊端，相应请旨饬令刑部严定罪名，此后如敢再犯，按律惩治，以肃清军政而儆戒效尤等因奏。奉谕旨，着刑部议奏。臣等查律载：“管军官吏冒支军粮入己者，计赃按窃盗论。”注云：“取之于军，非取之于官也。”如果军队已逃散，不扣除而入己的，以常人盗官粮论；如果承委放支而冒支的，以监守自盗论。又例载：“盗窃漕粮数至一百石以上者，判绞监候；又监守盗仓库钱粮入已，数在一千两以上者，判斩监候。”各等语。这是管军官吏冒支军粮及承委放支冒支，与军队已逃散不扣除而入己，分别取之于官、取之于军，按例以常人盗、监守盗计赃，判以斩绞监候，律例各有治罪专条文职身为统将及武职将领，有犯扣缺额等弊端，一经审实，即按照律例分别科判，无虞轻纵。

现在据该御史彭述奏，武营扣缺额，罪止革职，永不录用，惩治从宽，不足以儆戒一人而警戒百人，请求严定罪名以儆效尤等因。查近年来，各路统带、管带兵勇员弁扣缺额等弊端，确实不少。该御史奏请严定罪名，大概因为时势多艰，此弊不除，一旦有警报，驱使他们赴敌，势必各怀怨恨，不肯竭力，自系为大局攸关，力求整顿起见。只是定例管军官吏冒支军粮及承委冒支，与军队已逃散不扣除入己，分别取之于官、取之于军，按以常人盗、监守盗计赃判以斩绞监候，立法已属详尽，全在各督抚及各路统兵大员认真稽查，有弊端必究，有犯必惩，自足以儆戒贪婪而惩治玩法。如果徒事瞻徇，不肯切实究办，即使冒充军粮各律例，也成虚设，再行严立科条，也恐有名无实。追溯查此等案件，自光绪十一年以来，仅有已革台湾道刘璈一案，系监司大臣兼统营务，因冒支公夫月饷、虚开招勇船价，经钦派大臣审明计赃照监守盗仓库钱粮例判斩监候在案，此外并不多见。即使偶尔弹劾不以为拟请降调，就以为革职永不录用，从无按照律例定拟之件，确实有如该御史所奏，于军营关系殊大。臣等公同酌议，与

译另外制定新章，怎比得上申明旧例？相应请旨饬令各省督抚及各路统兵大员，此后若遇武营克扣军饷、数额短缺等弊端，一经查实，即依照律例根据赃款数额分别定罪，不得以革职留营及永不录用等说辞含糊结案，以清除积弊、整肃军政。再者，此折于四月初三日抄出送达兵部，一并声明，所有臣等议奏的原由，谨恭敬地呈递奏折上奏，请旨。

译湖北兴办洋操的奏章、公文及章程

张之洞

整顿军队、修明武备，是国家的重要典制。利益在于能够取胜，不以向他人学习为耻。南皮人张孝达制军（张树声），回到湖北总督任上后，将随他从南京带回的外国军官，编组为护军前、后两营。现将关于设立洋操的奏折，以及原禀和章程抄录如下。

奏为湖北省设立洋操护军两营及工程队，酌情仿照直隶武毅军的饷章练习洋操，并裁撤旧营以抵充饷项，恭敬上奏陈述，仰求圣鉴的事。

臣张之洞先前在两江总督任内，曾奏明将护军前营调来湖北教授洋操，以开启风气，所需饷项由湖北裁撤旧营来抵充，奉旨允准，钦遵办理在案。今年正月回任后，与臣继洵（李鸿章）仔细商议，即将该护军营中练熟的勇丁分为前、后两营，招募勇丁补足两营的定额，以便转相传授。遴选委派游击衔、尽先补用的都司张彪担任前营管带官，世袭一等轻车都蔚、四川补用的将官岳嗣仪担任后营管带官，督率操练；并委派德国驻京公使推荐的德国将领贝伦司多尔夫担任这两营的总教习，选拔招募天津、广东武备学堂的学生担任分教习，专门研习西法马队、步队的阵式技艺，枪药弹药的装卸运用，机器原理法则，营垒、桥梁、道路，测量绘图等事宜。这两营的月饷，即裁撤湖北原有的武防旗、武刚右旗、镇南前旗这三旗的饷项来抵充。至于所裁撤的这三旗，此前已奏明在案。

臣等私下认为，湖北地处上游，值此局势紧急之时，从前绿营、勇营积习已深，骤然难以振作，计议只有改练洋操，才足以开启风气并逐渐形成劲旅。只是饷项难以筹措，一时不便立刻训练多营，只得就现在饷力所能及的范围，先训练两营及工程队一哨，再图扩充。查洋操饷项，以江南的自强军最为优厚，湖北难以仿行。只有直隶提督聂士成新训练的武毅军三十营，采用淮军旧制改练为洋操，饷章比江南节省，尚可斟酌仿照变通办理。

查武毅军共三十营，步军营制，每营营哨官五员，勇丁五百名，夫役一百八十名，每月支给薪饷银二千八百九十二两二钱，另外加上柴草银一百六十两，车驼运载等项银一两，而三十营随军办理文件、巡查等项，每月共需一千八百两，每营应摊派六十两，总计薪饷各项，步队每营每月共摊支银三千二百一十二两三钱。又直隶督臣原奏声明，使用西法操练，如有变通增添款项，随时奏报咨文，断非三千二百余两之数所能完全包揽。

湖北现在仿照德国军制开练洋操，每哨须增加副哨官一员，又须设立排长以总司口令，设立枪匠以修理枪械。兵丁的衣履须统一规格，以严肃军容。朝夕操练，又须远出登山涉水所需的衣履，自然较寻常更为耗费。而勇丁人数不准一名缺额，勇丁又不准整天不操练，自然不能不加以体恤。旧章中营哨官的薪费不多，往往借长夫的饷项来通融津贴。衣履须由兵丁自备，往往导致参差不齐、破败不堪，对军容大有损害。现在整顿军制，事事均须核实款项，又不便多支。反复思考，只有将长夫这一项暂行节省，将长夫的饷项移作增添官弁薪费，以及添设副哨、排长、枪匠、鼓手号手，并官弁兵丁衣履之用。

至于工程队一项，查外洋军制，凡是造桥、修路、筑垒等事，一概由工程队担任，又须枪法、阵法无不通晓。这项工程队兵兼有步队的长处，应与正兵同等重视。现在酌情设立工程队一百人为一哨，即由前营营官兼管，无需另设营官。其中的木匠、铁匠、砖石匠、编篱匠、结绳匠等，首领比照步队之目、马步队之副排长，其余与他哨相同。官弁的衣履也由官方制发，另外增加刀斧、锹锄等器具。

计算前营步队三哨、马队二哨，每月支给新饷、衣履等项银二千九百四十八两；后营步三哨、马队二哨，每月支给薪饷、衣履、喂养银二千八百九十四两八钱；另外工程队一哨，每月支给银五百八十一两六钱。统计两营一哨，每月共支给银六千四百二十四两四钱，与武毅步军两营的饷数恰好相符，毫无出入。以上饷项均自今年二月初一日起支给。至于华洋教习的薪资不在前项饷内，也与武毅军相同。此后如有应行变通旧制、必须增添款项之处，仍仿照武毅军的奏案，随时奏报咨文，饬令善后局司道筹议具详前来。

臣等再次核查，所裁撤的武防三旗共计一千八十人，而护军马、步两营及工程队一哨，计弁勇一千人，马百余匹，人数大约相等。只是因为改练洋操，朝夕操练，无论寒暑无间，较寻常防营最为劳苦，而官弁等人督率教练，以及工匠修整枪械，各有专责。其人数不得不酌情增加，且弁勇操练跋涉，衣履靴袜较费，均须分季由官方制给，不仅仅像防营那样在成军时给予号衣一次而已。所以必须增加薪饷，方才……

译足以激励他们的廉洁勤勉。现在仿照直隶武毅军新练洋操的饷章，参用德国军制，详细斟酌核定，不仅勇丁名额没有一名短缺，此次章程所拟各项细微之处均归于实用，不蹈袭军营中贪漏的陋习。所有加派的副营官、副哨官、排长、枪匠等，每月大约需要薪水银四百余两；又由官府供给两营一哨弁勇的衣操费用，每月摊派银四百两，这些都是必不可少的开支。这些费用都是从武毅军奏定的长夫口粮、委员薪水、柴草运载等各项中节省变通而来，改为以上各款，并不另行开支，以期在不增加饷银的情况下能多收实效。总之，这两营一哨的饷章，其间开支名目虽然与武毅军略有差异，但支饷的总数正与武毅军步队两营相符，不让稍有出入。至于湖北省所裁撤的三旗饷项用于抵支，略微有些不足，应当从其他项目中节省以补足。将弁勇的饷项以及华洋教习的薪费详细章程已咨呈兵部备案，所有湖北新设洋操护军营裁撤旧营以抵支，并酌情仿照直隶提督聂士成新练洋操武毅军的饷章变通办理的各项缘由，臣等谨共同上奏。恳请皇上圣明鉴察，敕令兵部立案施行。谨奏

译委办洋操提调、分省补用知钱恂禀报。

私下认为，宪台从江南奏调来鄂的护军前营，已经分为前后两营，选补新勇，每日操练，但薪饷章程尚未厘定。先前奉宪台谕令，指出江南新创的自强新军饷糈较厚，湖北难以仿行；北洋所练的武毅全军，采用淮军旧制，改练洋操，应当可以仿照办理，命令核议等因。查淮军旧制，步兵营每营官弁勇丁五百员名，长工一百八十四名，大建月支薪饷白银三千零十两四钱，外加柴草银一百六十两者，共月支银三千一百七十两四钱。

武毅军步兵营每营官五员，勇丁五百名，长工一百八十名，月支薪饷银二千八百九十一两二钱，外加柴草银一百六十两者，共月支出银三千零五十二两二钱，而随军处理文件、巡查等项另行开支，总计已在三千二百两以上，又声明西法操练如有变通增加款项，随时奏报咨文，则断非三千二百两之数所能涵盖。

一切湖北现仿德国军制开练洋操，每哨须多设一名哨官，又须设排长以总司口令，设枪械匠以修理枪械，士兵衣履须统一，以肃军容；而朝夕勤练，又须远出试操，登山涉水，所需衣履自然比平常费用高。又哨官既无贴夫名目，则薪俸不得不适当增加，以养其廉。经卑职会同管带护军前营都司张彪、后营参将岳嗣仪悉心商酌，唯有将长夫一项删除，以夫饷分摊，作为添设哨官、排长、枪械匠、鼓手及官弁兵丁四季衣之用，极力节省计前营队二哨步队三哨，每月支出薪饷衣等项银三千一百四十六两八角；后营马队二哨步队三哨，每月支出薪饷、衣、喂养银三千零八十五两，核计均在三千两以内。

固较江南自强新军饷项为少，即较武毅军饷项亦属减少无增。至于工程队一项，武毅军每营奉裁长工六十名饷项，移作工程队之用，原本为节省起见。查外国军制，凡军中工程，除挖战壕、跪沟皆由步队任役外，其余建桥修路筑垒等事皆由工程队负责，工程队又须于步队枪法无不通晓，是此项兵丁兼有步兵工程二技之长，并非专晓工程不晓步兵，宜与正兵同等重视。

今遵谕旨，酌设工程队一百人为一哨，拟由前营之官兼管俟将推广再行添设营官其木匠首、铁匠首、石匠首，编篱结绳匠首，比照队之目、马步队之副排长，余与他哨相同官弁衣亦与他哨相同，另加刀、斧、锹、锄等项器具，共月支银七百两一钱。统计队马队、步队、工程两营一哨薪饷衣杂用，每月共计银六千九百三十一两九钱，中外教习薪资不在内，亦与武毅军同。

伏查洋操规制严肃，其劳苦加倍，常营不准一名缺额，不准经日不练，务洗寻常军营积习，故官不加优异不能责其必廉，兵不曲加体恤不能责其必勤向章营哨官薪费不多，每借长夫饷一项通融津贴，兵丁衣履未有专款，每致参差破败。现在整顿军制，事事均须核实，而款又未便多费，再四思维，与其借长夫饷名目挪作他用，何如实支实销昭示大信，是以将原定长夫饷一项节省删除，即将此款分作官薪费以及添设排长、枪械匠、鼓号手并四季衣履一切等用仍核与淮军旧章、武毅新均不逾越。此系为整顿洋操起见，其他营不得援以为例。所有遵议洋操薪粮章程，另缮清单恭呈鉴核，是否有当，伏候批饬祗遵。除禀报抚宪外，为此具禀恭请钧安，伏乞垂鉴。

两湖总督部堂张批：“该提调所拟护军前后两营洋操、马步并工程队薪粮章程，仰北洋善后局迅速妥议详复核办，仍候巡抚部院示。缴禀折钞发。”

湖北创办洋操奏章公牍章程

谨将酌拟护军前后两营洋操、马步及工程队薪饷章程开呈“宪核”，计开：

护军前营队二哨步队三哨

营官一员，每月薪水银五十两，每月五十两。

每月公费银一百五十两，每月一百五十两者。

副营官一员，每月薪水银三十两者，每月三十两者。

办理文件、巡查医官、经理军装各员，每月薪费银六十两者，每月六十两者。

以上营官及办理文件等员薪费，每月共二百九十两者。

队两哨计十八尊

正哨官二员，每员每月薪水银二十四两者，每月四十八两者。

副哨官二员，每员每月薪水银十二两者，每

译每月二十四两。

总弁一名，每月薪俸银二十四两，每月二十四两。

译目兵三名，每名每月饷银七两二钱，共计每月二十一两六钱。

护勇十名，每名每月饷银四两五錢，共计每月四十五两。

什长十六名，每名每月饷银四两八錢，共计每月七十六两八钱。

兵丁一百六十四名，每名每月饷银四两二錢，共计每月六百八十八两八钱。

伙勇十八名，每名每月饷银三兩三錢，共计每月五十九两四钱。

拉车马六匹，每匹每月喂养银三兩，共计每月十八两。

马夫二名，每名每月饷银三兩，共计每月六两。

上述事项，拉车马匹目前操练暂配用六匹，以资节省。待出征时再行请派：五生以上口径的火炮，每尊配马六匹；五生以下口径的火炮，每尊配马四匹。运送弹药的车马，也在出征时根据数量多少，再行请派。

以上马队两哨的薪水和喂养银，每月共计一千零一十一两四钱。

步队三哨

正哨官三员，每员每月薪水银二十四兩，共计每月七十二两。

副哨官三员，每员每月薪水银十二兩，共计每月三十六两。

正排长一名，每月薪水银二十四兩，共计每月二十四两。

副排长九名，每名每月饷银七兩二錢，共计每月六十四两八钱。

鼓号教习一名，每月饷银十兩，共计每月十两。

鼓号兵七名，每名每月饷银七兩二錢，共计五十两零四钱。

正枪匠一名，每月饷银十二兩，共计每月十二两。

副枪匠一名，每月饷银九兩四錢，共计每月九两四钱。

护勇十名，每名每月饷银四兩五錢，共计每月四十五两。

亲兵六十名，每名每月饷银四兩五錢，每月二百七十两。

什长二十二名，每名每月饷银四兩八錢，共计每月一百零五两六钱。

正兵一百五十八名，每名每月饷银四兩二錢，共计每月六百六十三两六钱。

伙勇二十六名，每名每月饷银三兩三錢，每月八十五两八钱。

以上步队三哨的薪饷银，每月共计一千四百四十八两六钱。

制办官弁兵丁冬夏衣战靴共四百九十六份，马夫不发给伙食，勇丁两份算作一份。每名每月摊派银八錢，共计每月三百九十六两八钱。

上述事项，除营官、副营官外，自正、副哨官以下，一律发给操衣和战靴。

以上前营马队两哨、步队三哨，统共每月支领薪水、饷银、衣物、战靴等项费用银三千一百四十六两八钱。

护军后营马队两哨、步队三哨

营官一员，每月薪水银五十兩，共计每月五十两。

每月公费银一百五十兩，共计每月一百五十两。

副营官一员，每月薪水银三十兩，共计每月三十两。

办理文件、巡查、医官、经理军装等各员弁，每月薪费银六十兩，共计每月六十两。

以上营官及办理文件等员的薪费银，每月共计二百九十两。

马队两哨

正哨官二员，每员每月薪水银二十四兩，共计四十八两。

副哨官二员，每员每月薪水银十二兩，共计二十四两。

正排长一名，每月薪水银二十四兩，每月二十四两。

副排长四名，每名每月饷银七兩二錢，每月二十八两八钱。

兽医一名，每月饷银八兩，每月八两。

兽医药料，每月支银三十兩，每月三十两。

什长十名，每名每月饷银四兩八錢，每月四十八两。

马兵八十四名，每名每月饷银四兩二錢，每月三百五十二两八钱。

伙食十二名，每名每月饷银三兩三錢，三十九两六钱。

马一百匹，每匹每月喂养银三兩，每月六十两。

马夫二十名，每名管五匹马。每名每月饷银三兩，每月六十两。

营官配给马干二匹，正哨官每人配给马干二匹，副哨官每人配给马干一匹，共八匹。每匹每月喂養银三兩，每月二十四两。

上述事项，“营官等马由自备，但月给马干銀两”。

修补鞍辔、马嚼、马掌、马槽等，每月支银四十兩，每月四十两。

以上马队两哨的薪饷、喂养、鞍辔、药料银，每月共计一千零二十七两二钱。

步队三哨

正哨官三员，每员每月薪水银二十四兩每月七十二两。

副哨官三员，每员每月薪水银十二両，每月三十六两。

正排长一名，每月薪水银二十四両，每月二十四两。

副排长九名，每名每月饷銀七兩二錢，每月六十四两八钱。

鼓号教习一名，每月饷銀十兩，每月十两。

鼓号兵七名，每名每月饷銀七兩二錢，五十两零四钱。

正枪匠一名，每月饷銀十二兩，每月十二两。

副枪匠一名，每月饷銀九兩四錢，

译每月九两四钱。

护勇十名，每名每月饷银四两五，每月四十五两。

亲兵六十名，每名每月饷银四两四钱五，每月二百七十两。

什长二十二名，每名每月饷银四两八，每月一百零五两六钱。

译正兵一百五十八名，每名每月饷银为四两二钱，每月共计六百六十三两六钱。

伙勇二十六名，每名每月饷银为三两三钱，每月共计八十五两八钱。

以上步队三哨的薪饷银，每月总共为一千四百四十八两六钱。

制办官弁兵丁冬夏衣物及战靴三百九十九份，马夫不供给伙食，伙勇两份算作一份。每名每月摊派银八钱，每月共计三百十九两二钱。

上述事项，除营官、副营官外，从正副哨官以下，一律发给操衣和战靴。

以上后营马队两哨、步队三哨，统共每月支取的薪饷、马干、衣物、战靴等项费用银，共计三千零八十五两。

工程队一哨 营官 副营官

上述事项，目前工程队暂设一哨，无需专门设立营官，由前营营官兼管，待将来扩充时，再行请派营官。

正哨官一员，每月薪水银二十四两，共计二十四两。

副哨官一员，每月薪水银十二两，共计十二两。

木匠头目一员，每月饷银七两二钱，共计七两二钱。

铁匠头目一名，每月饷银七两二钱，共计七两二分。

砖石匠头目一名，每月饷银七两二钱。

编篱结绳匠头目一名，每月饷银七两二钱；共计七两二钱。

什长八名，每名每月饷银四两八分，共计三十八两四钱。

正兵八十名，每名每月饷银四两二分，共计三百三十六两。

伙勇十二名，每名每月饷银三两三分，共计三十九两六钱。

护勇六名，每名每月饷银四两五分，共计二十七两。

刀斧锹锄筐担等项工匠，需要使用器具物料。每月支银一百两，共计一百两。

上述事项，此项专为操练所用。出征时需用器具物料很多，届时再行请备。

制办官弁兵丁冬夏衣物、战靴一百零六份，伙勇两份算作一份，每名每月摊派银八钱，共计八十四两八钱。

以上工程队一哨统共每月支取的薪饷、器具、衣物、战靴等项费用钱，共计七百两零一钱。

一、擦油料每尊每月给银三两

一、账房、马棚照章，每六个月更换一次。如果将来仿照西式设立兵房，则此项即不再开支，只支岁修之费。

一、马匹倒换，随时核实报补，但仍不得超过旧章。每百匹按年换三十六匹的数量。

一、号衣、战靴、鞍衣、洋鼓、号角以及洋式锹、锄等项，按照初成军例制给一次。

总办湖北善后总局为遵议详复事，案奉宪台批，委办洋操提调度、分省补用知府钱恂呈报遵拟护军前后两营洋操薪饷章程序由，奉批该提调所议护军前后两洋操马步并工程队薪粮章程，令北善后局迅速妥议详复核办，仍待抚部院批示缴。禀折抄发，又承抚宪批同前由，奉批据禀及清单均悉，令善后总局会同营务处饬候督部批示缴。折存各等因，奉此查看清单开列，护军前后两营分设马队二哨、步队六哨，又另设工程队一哨。按照淮军及北洋武毅军及德国洋操章程折中定议，加给哨官及增设员弁薪水、勇丁衣靴等项，删去原设长夫口粮，并不支取柴草银两，核算大建月尚应支银六千九百零六两六钱，系属实用实销，所拟定甚为周妥。只是查淮军章程，步队每营大建连同柴草支银三千一百七十两零四钱，其中工程队北洋武毅军是从各营内抽拨长夫腾出夫银作为饷银，不另开支。若以两营核算，则每大建月仅支银六千三百四十零八钱。现该守所拟每月支银六千余两，计须多支银五百六十五两零八钱。虽然洋操系属创办，但数额较大，以后造销恐怕遭到部驳，本司职道等公同商议。所有派设哨弁及加给薪水，是从夫粮中匀拨，应即照准其所定制备各款。似觉稍多。拟请将勇丁衣靴项原拟每名每月给银八钱，核减二钱；马队药料项原拟每月给银三十两，核减十四两；修理靴马掌项原拟每月给银四十两，核减十六两；工程队修整制办项原拟每月给银一百两，应改为按季度给领一次。合计每月可节省银二百九十六两四钱六分。此外尚应增银二百六十九两三钱四分。较之北洋武毅军奏定加支文案员薪水，尚觉不甚悬殊。但这系防营洋操，将来如有调遣长夫、柴草，仍须酌发。自当随时详细请奏咨，以便造报。至于修建兵房、倒补马匹每月需擦经费，以及成军初次应领各项，核与旧章相符，自应如禀办理。所有遵令核议缘由

译是否有妥当之处，按理应当详细禀请宪台俯赐查核批示，以便遵行。除了向抚宪详细禀报外，为此详细禀请照此施行。再，原折中所列饷银数目，将分散的合并为总数，前营计算少支银二钱，工程队计算多支银二十五两五钱，应当立即更正，一并陈述明白。必须呈递正式详文。

译两湖总督部堂张批示，如详文所陈办理，除已发文命令护军前后两营遵照办理外，仰该衙门立即转行遵照办理，仍等候抚部院批示后缴销。

商战论

钱塘汪康年撰

国家立于地球之上，都依靠战争来维持生存。依靠战争来自强，没有不兴盛的；依靠不战来自逸，没有不灭亡的。战争的工具有三种：用教化来夺取民心，用军队来夺取土地，用商业来夺取财富。因此，在通商之前，商人与商人各自为战；通商之后，则联合一国的商人去与别国的商人相战。那么，商人运筹谋划，与别国计较细微的利益，就如同他们披甲执戈为国家在疆场上效力一样。他们的货物就是他们的兵器，他们的资本就是他们的粮草。国家对待将帅士兵，必定要丰厚他们的粮饷并给予他们精良的武器，难道是偏爱这些将帅士兵吗？因为这是关系到一国存亡、百姓生命的大事，不敢不谨慎对待。现在农夫尽力耕作田地，或者种植材木以产出地下的物产，然而如果没有商人，就不能运输并送达远方。工匠选取五行之精制作器物，如果没有商人，就不能在市场中展示以获取他人的钱财。况且商业之事，常常是长期的；军事之事，则是暂时的；商业之事繁杂，军事之事简少；商业所前往的地方多，军事所前往的地方少。军队，是预备而不一定使用的；商业，是没有一天不使用的。那么，国家应当重视商业，难道不是非常重要吗！

商业所获利的，在于货物精美，资本轻便，路程快捷，销路广阔，仅此四点罢了。然而这四点，如果没有国家加力辅助，就不能成功；不实行激励劝勉的法令，不制定专利的条例，不严禁假冒品牌的禁令，货物就不能精美。银行不设立，税则不减免，借贷的法令不制定，资本就不能轻便。铁路不开通，轮船不普及，内地不通畅，盗贼不制止，路程就不能快捷。不在各国及其通商口岸设立公使领事，不能用轮船载货运送到其他大洲，不能用兵船护卫，不能用全国的力量保护，销路就不能广阔。像这样，全国的商人不过持守旧法，走迂回曲折的道路，而在本国境内等待销售，想要谋求商务远远超过别国，能做到吗？

西方国家商业极其兴盛，是因为他们保护得非常有力。保护的方法是什么呢？就是使他们便利，使他们有权力罢了。因此制定钱币样式及金银铜三种货币的价格，开设官办和私人的银行，制定汇票使用条例，减轻出口税。凡是税收不与物价相称的，可以随时更改制定。开通铁路，行驶轮船，凡是前往别国的，可以装载本国的船只并用兵轮护卫。又制定开设公司的条例，制定专利的条例，严禁假冒品牌的禁令。这些都是为了使商人便利。允许商人设立市馆，作为议论贸易和确定价格的地方。又允许建立商会，使得能够制定禁止他国货物进入的法令。他国的货币不得流入内地，或者担心阻碍本国货物的销路，就加重进口税；担心阻碍本国的工业，就减轻进口税。这些都是为了使商人有权力。所以西方商人到达各国，所求必定得到，所谋必定实现。正是这个缘故。

使商人便利，使商人有权力，这是为了保护商人。即使严厉治理商人的禁令，剔除商人的弊病，这也是为了保护商人。西方国家治理商业，凡是商家的账册及存货底单及进出款项的账簿，都有一定的程序，每年呈报给官府，以便稽核。凡是商人的章程，必须向官府申请，官府允许实行，必定全力保护。他们行使银行票据及保险的方法，都有固定的章程。至于如果不得已而倒闭，官府稽核其剩余财产并使其分摊偿还，不得有所偏袒。又制定破产的法令，凡是破产者，不得列入同类之中。如果有意欺骗，或者经商不合法度而导致他人财产损失，官府可以依法严厉惩治。店铺伙计侵吞主人财产的，都严厉惩治其罪行。像这样，所以商人都很慎重，不敢做坏事，而彼此能够相互信任相互保护。

现在我国与西方国家交往以来，军事上屡次作战却一次也没有胜利，条约屡次订立而权利却日益丧失。西方国家的货物销售，每年数以亿计，而那些有害无益的物品，虽然混入却没有人能够禁止。财货日益流失，财源日益枯竭，然而幸好商人能够忍受艰苦，节俭勤劳，与西方人相搏相持，虽然不能完全抵销，但还能得到五六成。而福建广东民众在南洋及美洲澳洲等地从事工商的，每年寄回的银两，又能得到二三成。所以中国虽然困乏，尚能支持，而国家关税也依靠它来充盈。而且救济饥荒就向商人募捐，抵御敌人就向商人募捐，有大工程大役事又向商人募捐，而回报的款项尚不在此列。那么商人确实没有辜负国家啊。

唉！中国商人的困境，到今天已经极点了。一、不铸造金币，又不制定使用银币的制度，导致遭受西方国家镑价亏损；二、银钱价格高低不定，导致商人有遭受暗亏的忧虑；三、各省平色千差万别，导致遭受钱庄压价克扣的亏损；四、借贷抵押及存款都没有固定的法令，使得商人运作不灵活；五、不明确允许商人建立商会，导致商人没有自主的权利；六、不设立市馆，以确定随时公平的价格；七、各业所立的行规，不与官府相通，官府可以任意废除

译八、不设立专利条款，导致商人不敢投入巨额资金创办新产业；九、不严厉禁止假冒品牌，使得优质与劣质商品得以混淆，投入巨资者未必能获利；十、没有专门处理债务违约的章程，导致遭受损失者无处申诉；十一、对故意破产及设计欺诈者，不能依法彻底惩处，导致市场严重败坏，而奸诈之徒仍能公然在官府与商人之间穿梭；十二、凡是伙计亏空主人资财，官府不能严厉惩治，导致拥有资财者不敢放手经营；十三、没有水火保险行业，使得商人无法保全其资财；十四、不能加重进口税而减轻出口税，使得中国货物能在各国畅销；十五、不修建铁路，不广泛设置内河轮船，导致行程迂回曲折；十六、没有直达欧美的轮船，使得货物得以运往他国；十七、各国未设立领事，没有军舰航行于外洋，使得在各国经商者得不到保护。如此则内外颠倒，便利与否截然相反，中西贸易互换，困厄本国商人而便利西方商人，没有比今天更严重的了。

译然而人们还说：力量不足，无法推行；财力不够，无法办理；国家权力不足，无法从西方国家那里获得。自秦汉以后，政治崇尚宽简，如果一定要让细微琐碎的事务都有专门的官员治理，恐怕反而会造成弊端丛生，这确实是实情。但是，为什么出口货物的税收不能减轻呢？厘金局约定等到军务结束后就停止征收，现在已经超过了约定的期限，难道不能裁减吗？人们又说：赔款正紧迫，兴修工程正耗费，国家用度正匮乏，不是减轻徭役和赋税的时候。但是，难道不能改革其制度，合并征收机构，让商人能够走便捷的道路吗？如今厘金关卡像织网一样密集，同一段水路要抽收十多次厘金，查验票据也要十多次；同一批货物的税，在未制成材料时就征收，在制成器物时又征收；物价高低不一，而税率却一成不变。有的起初只值一百抽五，后来变成抽三四十。各局的兴衰不定，而税额却只增不减，导致有强行征税以凑足额度的弊端。尤其奇怪的是：一个国家之内，各省的章程不统一；一省之内，各局的章程又不统一；同一个局，前后的章程又不统一。至于多少起征以及何物免税，都没有一定的章程，所以尺布斗粟从未获得豁免，日常用品从未见到减免。甚至管理厘金关卡的官员，超额完成就得到奖赏，亏缺额度就受到责罚；每年增加就留任，每年减少就撤职。像这样，难道能不剥削民脂民膏，额外搜刮以填满额度，来迎合上级的意思吗？凭借各省督抚的明察，难道不知道这些却因循守旧不变吗？一是苦于没有安置冗员的地方，二是外销的款项没有开支来源。唉！国家得到一二，却让民间损失千万；不允许公开征收却允许暗中索取，这确实不是好的计策。

但是，这还是由上级制定，以备国家之用，商民不敢怨恨。假如承办的人员能够体谅朝廷不得已的苦衷，秉持最大的公正，绝无刁难，那么商民还不至于太困苦。然而负责此事的人，大都是负债累累、积蓄财富，千方百计求得这个职位。打算借此还清债务，打算借此发家，哪有空闲顾及别的？所以他们控制商民的手段，到了不忍心说的地步。有收钱放行的弊端，有大头小尾的弊端，有收钱减少货物计量的弊端。这还只是损害国家而不损害百姓。至于银子要补水，铜钱要补串，罚款没有限制，稍有不如意，就踢坏货物来恐吓。新鲜的水果故意翻动以要挟，甚至故意栽赃伪洋货而迫使商人调换。而且，商人守候在关卡前，故意延迟开启；商船趁着潮水，故意停留；疾风暴雨中，故意拖延滞留。商人的钱财不顾，商人的身命不问。因此，厘金的收入，上级得到一分，下级得到九分。这九分中，官员才得到二三，办事人员得到三四，而巡丁则得到五六。放纵千百只虎狼去追逐羊兔，怎么会不一起毁灭呢？而想要他们能取胜获利吗？况且中国以前是官员剥削商人而商人困苦，现在是官员侵吞商人而商人更加困苦。庄子说：“牧马的人去掉害马就行了。”孟子说：“百姓想要的就给他们聚集，百姓厌恶的就不要施加给他们。”商人选择利益，不需要官员教导。现在的经商，应该用新法求利，商人也深知这一点。道理在于端正商法，保护商权，便捷商路罢了。现在谈论治理的人，动不动就说应该沟通官商之气，应该融合官商之情。于是有“官督商办”的说法，有“官商合股”的说法，有干脆夺取商人的事务归官府办理的。凭借官员的积威，商人怎么能和他们辩论？于是豪强狡猾之徒，用中国的官权来实行西方的商法。官本则抬高物价以抵除成本，而没有人过问；商本则暂时用微薄利润来羁縻，而没有人敢参与。于是用倾诈阴险的品行，笼络捭阖的手段，尽取天下的利权归于一己，而商人更加困苦了。

束缚勇士的手脚，而让他与人争斗，能行吗？给勇将戴上枷锁，拴住健卒，而让他们与人作战，可以吗？现在把商人置于牵制拘束的境地，压抑的地方，想要他们能与各国的商人竞争取胜，这就像向南走却把车头向北一样。凭借中国的商人受中国的法律，从理论上讲，本来应当全部亏损，无法牟利了。但是环顾华商，也有凭借日积月累的努力而获得财富的。大概华商本性节俭刻苦，不多求利，不敢效仿西方人的奢侈，所以拾遗补缺，稍微能跟在西方人后面，而且还有意外的幸运。大概法律不近人情，于是主管官员有执行法外之意而暗中减少货物价值的；又有因为比较严格，两卡争夺厘金，因而减少厘金来招揽商人的；又有船户与官吏勾结，或者减少名数，或者常年包贿若干以漏税的；又有依托官船、试船夹带以谋求免税的；又有悬挂洋旗、依托洋人报关以逃避苛政的。唉！让商人在那里失利，而在这里得策，这难道是谋国者所忍心听到的吗？那么，今天想要振兴商务，必须从设立商部开始，必须从裁撤厘金、合并征收开始。

英法水战论

法国人爱密尔·屠卜曾在本国海军担任少佐，退役后新著一书，论述英法水战胜负如何说：“法国与英国不幸而在海上交战，想要势均力敌，只有用民船助战来制约英国的商轮。但是民船助战一例废除而不实行，约法曾允许从

译这正是我拍着大腿长声叹息的原因啊。英国拥有铁甲舰七十二艘，除去鱼雷艇不计，还有稍次的兵船二百二十艘。即使德、意、奥三国严守中立，法国得以与俄国海军合力对抗，也不过只有铁甲舰七十九艘、快船九十七艘罢了。况且德、意、奥三国协助英国，是意料之中的事，果真如此，那么俄、法海军与之抗衡，尚且是一比十的劣势。再加上天下地势适宜的地方，如芝伯里、塔毛尔、苏伊士以及新加坡各港口，都由英国掌控。法、俄海军如果在英国宣战前未能合谋协助，开战之后必然无法彼此接应。虽然平时看似无事，但一旦有事，法国海军必定与之交战，绝不会重蹈俄国1854年及德国1850年的覆辙，因畏惧而不敢出海，致使敌人盘踞海面，坐失良机。以上固然都是英国的长处，现在请说说它的短处。英国致富的方法，是将所需原料从外国输入，制成货物，然后再装载出口销售。国内维持生活的食物，也依靠从外国进口。考察百年前英国土地所产，完全足以供应本国之用，近来却无法自给，其原因有二。

译一千八百五十四年，英国人口统计仅有十六兆人，到一千八百九十四年则增加到三十九兆。如果英国的海口被敌人封锁，那就和城池被围困没有区别，民众受到的祸害将随着人口增加而愈发严重，恐怕比围城更甚。

过去重视农业的人，如今却抛弃农业转而从事纺织工艺了。在俄土交战时期，英国种植小麦的田地计有一兆六十万汉克台（二英亩半为一汉克台），现在不过五十六万汉克台。前后比较，仅占该国国内消费量的百分之五。因此，一千八百八十七年进口食物的费用高达三千三百兆佛郎克，一千八百九十五年又增加到三千九百兆佛郎克之多。由此看来，如果运输粮食的英国船只被敌人截住无法进口，英国人难道不会全都饿死吗？

行军电线

电报是行军所必需的，除了便利商务外，尤其必须设法推广，以备收发军信之用。这就是美国军队中讲究设立随设随卸的电话的原因。他们试验的是不通电的磁碗以及电线、电池之类，而其中最重要的是不用电杆的电话。

凡是不用电杆的电话，其最关键之处在于用脚踏车来收放电线。经过仔细研究，已经掌握了要领。美国陆军配备了一辆脚踏车，装有线盘，能够自行行动并盘绕电线。这台机器在坦格塞斯省山安托尼屋地方，由陆军大佐汤姆孙创造。起初因为收放电线速度缓慢，后来加速后放线颇为灵敏。放完线后，人下车，转向归路，开车返回时行走速度很快，完全沿着路中间收回，线盘搅动非常均匀。虽然车子有时偏离原路几尺，但电线的拖拽力并不构成危害。以前收线时，因为盘上的线增多，盘搅动得越快，现在已有方法抵消这种影响。其放线和收线的工作大约需要两分钟，盘绕的电线长度约为一英里的三分之一。这台机器除了试验收放电线外，也曾用来收发报。

德国人黎屋甘姆，现住在伦敦，发明了一种电话，也是用脚踏车安置电线作为军用通信工具。有两到三个盘线鼓，鼓的直径约四寸，每个鼓盘绕一英里细钢线。车轮与电具相接，人上车后，轮子转动，将鼓上盘绕的线铺设在地面上。线放完后，有钟自动鸣响。如果要发电报到某处，坐车的人只需下车，将所带的泥棍插入地下，即可通信。其安置电线的机具重七磅，电线每英里重十磅。

测炮线镜

新出的海军测炮线镜，是由某两所书院的山长白亚和斯曲劳特制造的。此镜已被英国海军部采用，德国、意大利、土耳其、瑞典以及智利、日本、巴西、阿根廷、利比里亚等国的海军，有的已经配备使用，有的正在试验。英国阿姆斯特朗公司专门代理各国购买测炮线镜，已将此镜配备在公司制造的吉野号、白兰号、哥爱号、开来达号、飘爱诺司号、爱立司号这三艘快船中。其测量方法是：将远处的物体用两面反光镜照出两个影像，再使这两个影像透过两块水晶，照射在另外两面反光镜上，以便测炮线的人观察。一个影像露出上半部分，一个影像露出下半部分，所以测炮线的人只看到两个半角。想要将这两个半角合并为一个全角，只需使用三角晶代替某个半角，那么炮线的远近就可以通过三角晶查出来了。

墨力那药弹

法国秋波地方使用墨力那炸药弹轰击拉甘立肃号船的船壳，其试验的详细情况，主管官员不愿公开宣布。据《泰晤士报》所说，被派去试验药弹的委员，已于六月二十四日完成工作。此次没有使用七寸四分口径的炮，而是使用步哥特号船上的六寸三分口径炮，所发射的墨力那药弹共六发：第一发没有什么效果，第二发在船内炸裂，炸毁的物体升空后落入海中，第三发威力最猛，炸裂时白烟弥漫，船只无法看清，颇有失火的景象。试验发射完毕后，委员检查损伤处现已大致完成。少佐屠卜克认为检验发射药弹的情况应当保密不宣，所以记录非常简略。据报纸报道，七寸四分口径的墨力那药弹击透二寸九分厚的哈味钢后，还能继续炸裂等等。近来屡次检验药弹，大概是有原因的。查盖肥地方还在试放包裹着药性最猛的大开花子炮弹，屠君认为盖肥所试放的炮弹终能收到实效。

俄国添兵论

俄国在太平洋的举动，耗尽了精力，有心人能不担忧吗？英国和日本将与之争衡呢？还是听任其自然发展呢？俄国运船在一周内所载往海参崴的士兵，经过新加坡的有四千人。其驻防东西伯利亚各营的士兵数量，以往估计为十万名，过去没有这么多，现在不久就会达到这个数目。只是其增加陆军的原因，必定有其关注的地方，不是企图吞并，就是从事恫吓，以逞其心中所欲罢了。其驻东方海军已经非常雄壮，又有增加的说法。现在请列出其兵船，即驻东方兵船中坚固锐利者如下：

一等铁甲舰尼苦辣，吃水八千四百四十吨，装甲厚度

译十四寸口径的火炮，架设了五十二吨重的两尊，十九吨重的四尊，六寸口径的八尊，又配备十二尊，以及机器炮八尊。

译两艘最著名的巨型快船，卢立格号，排水量一万九百吨，装备八英寸口径速射炮四尊，六英寸口径炮十六尊，四又四分之三英寸口径炮六尊，此外还有较小口径的速射炮十八尊。其装甲防护厚度为十英寸，每点钟能航行十八海里。英国海军军官对其战斗力评价不一：有人认为英国名为格兰夫登号的快船足以与之抗衡；也有人认为除非有像申秋令号那样坚固精良的船只，且由驻东方的英国提督坐镇，否则不足以战胜它。意见分歧竟至于此。

三、爱特密尔那基毛甫号，排水量七千七百八十二吨，于一千八百八五年建造，装甲厚十英寸，配备八英寸口径炮八尊，六英寸口径炮十尊，其余为较小口径炮。

四、巴米阿得阿属乏号，于一千八百八十八年建造，排水量六千吨，与英国的恩配里欧司号相似，只是船身稍小。其最精良的火器为八英寸口径炮二尊，六英寸口径炮十三尊。

此外还有铁甲舰及快船数艘，三等兵船九艘，鱼雷艇及反鱼雷艇数艘。如今据《泰晤士报》刊登的路透社电报称，俄国今年秋天将派遣铁甲舰一艘，头、二等快船六艘，鱼雷快船二艘，三等兵舰六艘，以及鱼雷艇七艘，由提督阿雷格袖甫统率，驻扎太平洋等地。这说明俄国还需要增派舰船。有人说俄国将派遣的海军，或是替换目前驻扎在太平洋的兵船，因为俄国在东方修理大型铁甲舰向来不便，这是一种说法。有人说该电报若解释为增派头等快船二艘、二等快船一艘，加上目前驻扎的海军，则阿雷格袖甫所统率的兵船数量也符合电报所载，这是另一种说法。有人说另派的海军必定全部是新增的防御力量，这又是另一种说法。如果第一种说法正确，恐怕并非如此，因为兵船换防向来没有全部更换的先例，那么未来的海军实力必然比现在更强。如果第二种说法正确，该电报的意思也可以这样理解，那么俄国将加强其兵力，太平洋不久必将戒严。如果第三种说法正确，那么俄国将有大的举动了。俄国兵船如果真的增加这么多，那么日本海军即使把八岛、富士两舰也算在内，也不足以抵御；即使英国目前驻扎在东方的海军，也难以抵挡。那么英国如果不迅速增派兵船，太平洋将归于俄国，香港、印度将受到震动。所有在中国海面的商务，也将因此停止。幸好俄国增加的兵力过于雄厚，英国海军部不会忽视，其设法增派船只相抗衡，必定不会拖延，这是意料中的事。太平洋将来或许由日本管辖，目前英国决意主导，明年开春后将看到太平洋海军云集，其兵船之多，除了地中海外没有能与之匹敌的。

台

陈次亮

明朝一代的边防，东起榆林，西至宁夏，首尾长达万余里。修建碉堡，转运粮饷，征调军队，天下动荡二百多年。君臣上下，勤勉不懈，日理万机，都是为了防备蒙古。本朝入关以来，大漠南北的各汗王、宿卫、姻亲，都成为臣仆。穷边绝塞的险阻，都被平定。内外安宁，不见战事。到了道光、咸丰以后，西方各国叩关通商，军舰络绎不绝，窥伺东南，以兵威胁迫我，以教人诱惑我，以商务侵蚀我。边疆大臣鉴于前车之鉴，购买船只、制造器械，建立海军，广泛修筑炮台，以图自守，规模大致具备，但国库已空。从金复到琼崖，首尾也长达万余里。边境烽火久已平息，而海禁随即开放。内患刚平，而外忧正盛。天下的祸患，常出于防备之外，这不是虚言。但纵观大势，展望未来，恐怕中国的大患，仍不在水上，而在陆上；不在东南，而在西北。为什么这么说呢？西方人初入中国，本意重在通商，海道往来，军队难以长期驻扎。如果不是因利乘便，那么割据之事，终究有所畏惧而不敢做。只有陆路土地相连，转运既方便，得寸进寸，得尺进尺，逐渐剪除我的羽翼，逐渐窥探我的腹心，蚕食鲸吞，以兵力胁迫。如今俄罗斯属地与我接壤的，自黑龙江到西藏，绵延数万里。英国人的印度紧邻四川、云南，法国属地的安南接连广西、广东。过去如同胡越般遥远，如今近在户庭。过去远隔关山，如今亲如唇齿。他们正急切地开山修路，行驶火车，以通商为名，以用兵为实质。所谓项庄舞剑，意在沛公。应当命令沿边各将军、都统、督抚大臣，亲自巡视边疆，考察险要之地，酌情派遣勇队，增筑炮台，参用西方的塞门水泥，结合中国的三合土，经营建筑，务必精细坚固。驻扎精锐部队，守卫洋兵，火药库务必谨慎防范，高垒深沟务必联络。德国北境与俄国相邻，近年修筑陆路炮台，高坚巩固，应当派遣人员游历测绘精确地图，互相印证参观，务求完美。然后选择后路扼要之处，先修平路作为营地，修筑铁路的基础，与武备院相辅而行，战守相互支援，缓急相互救援。开辟地利，教养边民，设置重关险隘，因时制宜。古代筹划边防的人，不担心敌寇进犯，只在于我有应对之策罢了，不以和

译喜好安逸是可以依赖的吗？只不过在于我有准备应对罢了。先动手就能制服别人，后动手就会被别人制服。西伯利亚铁路修成之后，东北和西北的边防就危急了。那些俄国人，如同虎狼一般，在这里经营了两百年，耗尽全国的财力来图谋实现野心。他们的土地东边连接大海，北边靠着冰洋，这项修路的费用，如果不向中国索取补偿，还能向谁索取呢？如果还有人轻信甜言蜜语，把这事置之度外，那就是朝生暮死的菌类不知道黑夜和白昼，蝉不知道春天和秋天。大腿手掌间的婴儿，哪里值得和他们谋划大事呢？

译慎战

陈次亮

洋务没有作战的方法，只有防守罢了，只有议和罢了。战争所图谋的，不过是土地罢了，人民罢了，否则就是财利罢了。泰西各国相距七万里，即使扫荡庭院、挖掘洞穴而得到它，又怎么能守住呢？那么土地是不可贪图的。衣服饮食，语言嗜好，全都不同，性情刚强，极难驯服，那么人民是不可掠夺的。训练军队、制造器械，耗费万千，纵然战胜索取赔偿，而所得抵不过所失，那么财利是不可图谋的。只有俄国与中国疆土毗连，然而偏僻遥远、荒凉寒冷，大半是不长草木的沙漠，胜利了也没有所得，如果有失败，其祸害不可估量，如果没有积怨深仇，为什么一定要出于战争呢？有人说：通商这一事实，蛀蚀中原，奋力作战驱赶他们，以逐渐恢复闭关绝市的旧制，为什么不可以呢？不知道这在道光以前还可以说，如今轮船、铁道、电报通行，奇巧的器械和构思日新月异，我国的虚实四海周知，区区一国的军队，怎么能抵挡七八个大国的环攻而轮番进犯？所以在咸丰、同治以后就不可以说了。况且通商的局面，他们固然有利，如果得其道而施行，我国又何必没有利呢？海关的税收二三千万，对国家有利；纱布杂货日常所需，对百姓有利。如果真能通商惠工，务农殖货，用拥有的交换没有的，使出入之间足以相抵，而贫民中向来没有生计的，还可以依靠它作为海外的出路，又为什么一定要出于战争呢？又有人说：战争不是中国所能停止的，不能战就不能守，而且不能和，所以以战为守，以守为和，战争不是中国所能停止的。不知道战、守与和名义上分为三，实际上是一体的。如今当权者讲求战备已经很详细了，南洋的海军已经体现在治台三策中了，陆路的防守也散见于台湾、铁路等篇章中了。如果能依次施行，那么猛虎在山，野菜无人采摘，他们不敢战，我们不想战，海宇承平的局势，应当不止百年。只是担心那些一孔之见的陋儒，少年新进之人，张皇轻率，好大喜功，认为海外小夷有什么见识，我用奇谋秘术引诱他们落入圈套，然后随心所欲，而没有能力抵抗。不知道泰西各国纵横四海，用心专一而经历的事情多，我们只需用诚意感动他们，用实情应对他们，用精深坚确的气概持守，用忠信明决的精神坚守，自立于不败之地，然后慢慢观察他们的变化就可以了。不考察这些，却想用私智小数轻犯他们的锋芒，能发动而不能收场，能前进而不能后退，那些不致断腿折足的人有多少呢？等到行事一旦不当，就使那些保全自身、保护妻儿的臣子引为口实，怕蜀地如怕虎，避事如仇敌，任凭他国的轻侮侵凌，不敢出一句话来相抗，甚至在必争之地必拒之，求必不能从之，事情都先意承志，委屈自己而顺从他们，忍辱包羞，形势成为坐困。隐忍与躁进相交，误操与放纵皆非，无己与徇人俱失，为什么呢？那就是掩耳盗铃、不明事理，不谙中外情势的人，决不足以筹划交涉，商议边防。这其中经权常变的适宜，缓急后先的次序，千端万绪，移步换形，希望与天下有心人共同印证罢了。

论希土交争实兆欧亚战祸

粤中渔鼓

近年来，欧洲人士无不私下自危，常说欧洲战祸的兴起，已经显露征兆。留心国事的人，于是创立弭兵之说，实在想要未雨绸缪，消患于无形，并非没有缘故。俄国图谋印度利益，向东则铁路已成；法国念及德国仇恨，向西争夺则两府思复；英国既添兵增舰，想要保护商权；德国也虎视鹰瞵，只求开辟海口。因此英德联盟而法国恐惧，中俄修好而英国猜忌。如果一旦不谈玉帛，有事于疆场，共同逞强船坚炮利的雄威，必将见到尸横遍野、血流成河的惨状。识时俊杰，早已无需占卜了。只是各国引弓欲发之时，又正值保泰持盈之日，少有与国不和调。纵使或怀新仇，或忆旧怨，也防备师出无名，未敢轻于一试。而争战的苦痛，今昔天渊之别。曾考察同治十三年，德国进攻法国，每分钟发射十余枪；光绪三年，俄国进攻土耳其，每分钟发射三十余枪；至于前年日本侵犯我国，每分钟发射多达六十余枪。器械制造越精，则伤人越多。这主要是因为火器盛行以后，日新月异。于是德国有得来斯枪、毛瑟枪，法国有沙士枪，英国有亨利、马梯尼枪，美国有哈乞开司枪、林明敦枪、秘薄马地尼枪，俄国有俾尔达枪；而近来英国的黎姆斯枪尤为精良。火炮除了克肤伯炮、嘉立炮外，近来有毒开花炮、空气黄药大炮以及暗炮台、水底自行船、机器飞车、防弹戎衣、测炮子表。至于日本，也能自制苗也理枪。因此普法之战，师丹士蔑战役，一天死亡十万余人；土俄之战，加布里战役，一刻钟死亡三万二千人。三十年来泰西记载，死于兵祸的民众二百余万。亚欧强国，鉴此前车之鉴，纵然有争城掠地之心，尚未忍心甘为戎首。没想到在平地掀起风波，流毒祸

译对于苍生而言，这开启了两个州征战的基础，就像如今希腊与土耳其的争端一样。这虽然出乎人的意料，但也在我预料之中。土耳其自从被俄国打败后，国土分崩离析。以现在的人口和土地来考察，不过是一个弹丸之地的小国罢了。它之所以还能巍然屹立在欧亚之间，是因为英国人在远处保护它。然而，英国难道对土耳其有深厚的爱意吗？不过是因为土耳其邻近黑海，足以制约俄国。如果俄国的军队和船只出动，企图图谋欧洲西部，必须经过土耳其的君士坦丁堡海峡，也就是博斯普鲁斯海峡。海峡西边的人称之为金角湾，号称天下第一都城。英国和法国曾经与土耳其约定，如果俄国的兵船出黑海侵犯友邦，土耳其依据国际公法遵守中立惯例，不允许其偷渡过峡，就发射炮火攻击它。海峡两岸都有炮台，可以相对轰击，而且礁石众多、水流湍急，船只只能一个接一个地通过，不能并排航行，这是上天设置的险要，用来限制俄国的。但现在情况完全不同了，俄国的船只已经出黑海了。土耳其政治纲纪废弛，人心思乱，杀害教民的案件每天都有听闻，仅凭这一点，已经是走向败亡的道路。英国和法国都对土耳其感到厌倦，土耳其的国家社稷变成废墟，不难立刻看到。更何况俄国怀有对土耳其的怨恨，已经不是一天两天了，现在怎么有幸借助希腊之手，作为先导？俄国将振臂而起，以吊唁百姓、讨伐罪人为名，想要颠覆土耳其，易如反掌。土耳其的君主如果臣下有像申包胥在秦庭痛哭那样的人，一定会向英国请求援军。那时英国联合德国、意大利、奥匈帝国、日本来抵御俄国，俄国联合中国、法国来自卫，先侵犯印度以分散英国的势力，接着又借中国用兵来扰乱英国的商务。局势像这样，将把俄国怎么样呢？这场灾祸如果形成，不仅对希腊和土耳其没有好处，也是两个大洲的祸害。考察土耳其旧时有精兵六十万，一向信奉伊斯兰教，每当开战，一定让牧师给他们喝符水，使他们勇往直前，即使枪炮也不能击中他们。但现在已经完了。有人说希腊也是小国，而且与土耳其是唇齿相依的国家，羽翼尚未丰满，不敢侵犯别人的土地，莫非是被俄国唆使，让它作为前驱，以开启欧亚的战祸吗？这没有明确的证据，怎么能随意揣测，转而向那些通晓时局的人请教，以观察后来的发展，来验证这种说法。

译查土希（土耳其）近来因宗教不和引发争端，两国都秣马厉兵，局势即将决裂。右边这篇论述是广东渔鼓投稿的文章，洋洋洒洒，审时度势，不是熟悉欧洲时局的人写不出这样切中要害的话。为此记下几句，以表达钦佩之情。

海军

汤蛰仙

光绪十四年四月，醇亲王奉太后懿旨前往天津，编定北洋海军，中外人士都为此庆贺，认为中国振兴的契机，就从这里开始。在下学识浅薄却妄加议论，还有九条遗留的意见，敢逐条列出，供高明者参考。

一曰戍守巨文岛，即云龙岛。西方人称为哈密敦，是朝鲜全罗道岛屿的首位，逼近仁川，距离我国烟台八百多里，是天然的险要之地。去年俄国占领了朝鲜的永兴湾、鹿岛，英国害怕俄国独占太平洋的利益，势必会向西进发，于是占据巨文岛并驻军防守。后来因为我国的缘故，将此地归还给朝鲜，可以说是双方都失去了它。我私下认为北洋应该匀派几艘兵轮前往驻扎，就在英国驻军的地方修筑炮台防守，远处与珲春的重兵遥相呼应，近处与旅顺、大沽、威海互为犄角之势。朝鲜本是我国的属国，我国既然可以在其国都驻兵，为什么不可以驻兵在其海岛？一来保护濒临危险的朝鲜，二来防备俄国入侵，三来遏制日本的横行。奕碁（围棋）中有一步看似无关紧要却关系全局的棋，说的就是这个。

二曰划分三洋海军的体制，众人论述都很详细，尤其著名的是左文襄公请求分为十军。如今北洋大臣与前侍讲学士张佩纶意图在七省分别设立，但统归于北洋。然而北洋从山东境内的青沈峰起，长达一千二百里，到达辽东的北半洋山，又有一千三百里，到达义州边界鸭绿江毗邻朝鲜的地方，虽然地域广阔，但还算接近。北洋大臣坐镇多年，部署应当已经完备。然而如果是南洋，则从广东乐会县毗邻越南的边界起，长达八千七百里，到达江南金山卫的三姑山，又有一千七百里，到达安东卫石臼所的边界。绵延超过万里，敌人的踪迹飘忽不定，可以随心所欲。我国的海口众多，防备过多难免力量分散。敌人虽然是客军却像主人，我国本来安逸却变得劳苦。南洋大臣由两江总督兼任，路途遥远则谋划不及，隔着省份则联系不畅。法国人的鲜血，福建、广东都特派军务大臣，鞭长莫及的态势，很明显了。况且香港、九龙，英国早已租借，突然遇到海战，从广东进入福建、浙江的水路，敌人可以扼守截断。广东海防向来分为东、中、西三路，现在应该沿袭旧制，只是增设兵轮，改建海军，以虎门提督担任广洋提督来节制，作为自我巩固的计策。广东督抚同城治理，选择一位忠实懂军事且通晓洋务的人担任海军衙门帮办大臣，与福建、浙江声气相通，不要使两者脱节。两江总督担任南洋大臣如旧，福建、浙江都隶属他，都免除临事临时简派仓促造成失误。况且体制新定，辖区切近，责任更加专一了。

三曰改设提镇，北门锁钥，海军以北控南，这是上策。北洋既然驻有提督，南洋虽然一水可达，但没有专员来管理督率，操练必定不认真。想要另设专阃（高级将领），又担心费用巨大。台湾是天南第一重地，西方各国所注目，日本人尤其日夜想着它。现在请求仿照北洋已定的海军办法，将厦门提督移驻台湾，以加重行省的分量，改为南洋提督；而将台湾的总兵移驻厦门，改为南洋左翼总兵，或者改为南澳总兵，在形势上也合适。闽安、漳州、潮州、金门、南澳、台湾、澎湖、厦门等地的兵轮，各自就近归属。江浙的冲要之地，没有比定海更合适的。近翼镇海，远控上海。原定设的定海总兵，现在请求改为南洋右翼总兵。崇明水浅沙阻，虽然险要但不重要，吴淞是上海的保障，狼山、福山是长江的外门户，石浦是南田的口门，金塘是舟山的车（疑为“枢”或“车”之误，指关键），都应该用兵轮分泊并隶属。所有浙江提督，参照河南、山东等省的例子，裁撤归巡抚兼衔，这样南洋大臣与台澎提督一呼一应，闽台江浙处处扼守要害，无懈可击。定海港湾纷歧，选择地点建筑船坞，尤其称便三洋。胶州一湾可以屯兵可以停泊，上顾旅顺，下趋江浙，都是一两天即可到达，也是天然的船坞。大体军队以海命名，自然应该常年驻船，随时操演，常像敌人到来一样。每月各由提督、总兵校阅一次，每季一提督所属会操一次，每半年各由提督咨会南北洋大臣及广东帮办大臣校阅一次，公定升降，不徇私情，而抽调其半数在三洋更替，避免划分界限，这样才能得到文武相维的意思。有海军衙门总其成，也没有十羊九牧的忧虑，可分可合，亦散亦整，能战也能守，常山蛇首尾相顾的态势形成，这样将士以波涛为席，技艺因练习而更加精湛，未雨绸缪，敌人因震慑而自我收敛了。

四曰：编练南洋军队。北洋既然已经编定，此外还没有成军的迹象。谋国者通盘筹划，断不至于只固守堂奥，不顾藩篱。目前广东虽然有广甲、广元等船，福建虽然有穹甲、福胜、建胜等船，但船只数量不多。如果台澎则只有飞捷一艘往来其间，似乎成军尚需时日。江南地大物博，已成的兵轮并

译其实力并不亚于北洋舰队。像南琛、南瑞、开济、寰泰、保江、保民、镜清、测海、龙骧虎威、策电、飞霆这些船只，仅就已知的情形来说，已经足以编组成一支庞大的舰队。无奈两江总督虽然兼任南洋大臣的名号，拥有帮办海军的职衔，却只负责调度军饷，没有闲暇去督促操练。掌管舰船的官员大半是娇生惯养、乳臭未干的纨绔子弟，不知道枪炮是什么东西，也不明白操练是怎么回事。偶尔遇到出航巡逻，最远也不过到达陈钱、马迹岛就停止了，虚张声势，上报任务完成。所用的火药大多由私贩和游勇勾结销售，剩下的或者倾倒进深水之中，又有谁会去水边过问呢？光绪十年驰援马江之战，五艘船抵达石浦，突然遭遇法国战舰，望见影子就逃跑了，反而把敌人引到了镇海口前，失败的教训可以引以为鉴。尤其令人痛心的是，连年停泊在上海，将领和军官十有八九驻扎在岸上，士兵们依次登陆，车马往来不绝，有男女欢爱的喜悦，却没有三军将士的警惕。老子说：“两军相争，心怀哀戚者获胜。”像这样沉溺于嬉戏淫乐，简直可以说有军队和没有军队一样，有轮船和没有轮船一样。从前沈文肃公上奏认为南洋兵轮在上海会操，在江南一隅算是适中，但在南洋大局来看则偏重一方，这已经是先前的错误了，千万不可再犯后来的错误啊。

译第五，储备将领人才。一名将领的勇敢或怯懦，关系到一艘船的存亡，一支军队的成败。湘军、淮军的将领，不宜直接担任长江水师的将领，也不宜从外国人员中挑选，从渔船民中选拔，从海滨招募，从学堂训练，或从出洋学生中培养。大体上，其他事务不可被资历所误，海军反而应当以资历为限，除非在海战中建立奇功者，必须按次序升迁提拔，借此加深历练。质朴为上，巧诈为忌；胆识为上，技艺为辅。光绪三年二月，西方报纸记载：德国太子的次子，名叫亨利，拟定在西方四月前往兵船参加考试，将担任低级军官。其他如英国国王的次子，俄国国王的弟弟、三子，都学习海军。凡是水手、轮机员、船长的能力，都具备于一身，重视海军到了这种地步。知道了西方各国所以强大的原因，也就知道了将领人才所以储备的原因了。

第六，更换战船。江河中有长龙、快蟹、舢板等船；外海中则有红单、米艇、拖罾等船。（这些船）固然指望不了它们抵御强敌，即使用来追捕洋盗，往往也落后于人。何必苦于用有限的国库资金，供养无用的战船？现在沿海水师，必须趁机全部裁撤，挑选其中精壮者，改归海军。即使是长江、内河，也必须依次裁撤，而适量制造浅水兵轮，往来迅疾。大约计算，一艘（兵轮）足以抵得上十艘（旧）战船的用处。无事时巡逻操练，有事时侦察传递、转运物资。所有裁撤水师后原有的陆地衙署，变卖所得收入充入军饷，大有裨益。而且可以杜绝水师驻扎陆地的弊端，不仅外侮可以抵御，内忧也可以消除。

第七，筹划游兵。三大洋（北洋、东洋、南洋）都有正规军。按地域分泊，按制度操练，按期更替。有警报时各自防守，如果没有游兵来支援，就像血脉不能流通于全身，恐怕会阻塞而生病。三大洋应当各拨出一艘钢甲舰，两艘快轮，每年必须前往黑海、红海、地中海巡行一周，既借此练习风涛沙险，也借此考察欧洲等洲及亚洲西北各国的险要地势和风土人情。西方有保护商船的军舰，我们可以变通其意；有观战之行，我们可以步其后尘。巡洋的期限，最少以六个月为率，每年更换一次。万一海况不靖，预先归泊港口外，以免被敌人拦截。哪个大洋吃紧，就可以迅速前往支援，或夹攻，或尾追，或包围剿灭，务必让敌人前有顾虑，后有忌惮，自然不敢任意纵横，而我们就能收到横渡大海的战功了。

第八，翻译洋号。近来北洋军制，多聘请外国人员作为教习，所演练的鱼贯、雁行、斜雁行等阵法，既然使用洋操，自然不能使用洋号。然而兵法是诡道，胶柱鼓瑟，必然不协调。我们的分合可以预测，起止有定数，敌人可以随时改变号令来欺骗我们、困住我们。英国水师学堂的战阵暗号，著有专书，不时改变。现在应当急忙将洋号翻译成清语，或汉语，这样操纵在口，变化随心，敌人自然难以预测。我们的分合、起止，使敌人的耳目被我们所迷惑。

第九，剔除积弊。中国人的力量和财力，哪一样低于岛夷？都是因为积习所误。以至于人力都竞相用于奔走钻营，财力都因侵吞渔利而匮乏。海军尚未一律编定，而积弊先形成了。人人都说船坚，人人都说炮利，而船是否坚固、炮是否锋利，只有购买制造者自己知道，只有临阵交战时才知道。验收者按惯例查看一遍，未曾饮过池中之水，却认为能从皮毛洞见其症结吗？于是货物以假乱真，价格以少报多，而户部搜刮而来的人，这些人却装满口袋离开了。光绪七年八月，柏林报纸记载：中国使馆在德国购买克虏伯旧式及毛瑟枪，都是德国不再使用的式样，并购买奥地利旧式洋枪及次等火药。学习夷人的长处，未必足以制服夷人，现在使用夷人的短处，却说将用来制服夷人。我们正竭尽全力图谋前方，敌人已在旁边冷眼嘲笑。招致侮辱、损害威望，都是这种营私舞弊、无耻之徒造成的。为什么斧钺不利呢？西方船只从前都以大为上，近来各国舍弃大取小，改大为小。况且中国海军以防守为主，大不如小，而且大不如小便宜，大不如小快速。光绪六年戈登的书详细论述了这一点。虽然船坚固了，但驾驶不灵，坚固也是瑕疵。即使锋利了，但演放不准，锋利也是钝器。有船而没有用船的人，有用船的人而没有监督用船的人，难道说只要把船列在前敌，敌人就会望之而退吗？购买者相望于道，而船政制造各局的弊端日益增多。三年一次的例奖，上自督办，下至学生，从未听说因浪费公款、误工获罪的，难道从事各局的人，都像原思那样廉洁，像公输般那样巧妙吗？有赏而无罚，偶尔发现也徇私隐瞒，难怪求强反而弱，讲富反而贫。岳飞之所以思念不爱钱的臣子，杜甫之所以有廉耻将的咏叹。现在中枢所谋划，官吏所经营，策士所陈述，都急于筹定经费，改定兵轮，昂首马首，难道足以完成海军的续成吗？我独自忧虑沿海七省筋疲力尽地成就它，而未受其利，先伏其害。没过多久，徒然在海上添了一个绿营的弊病渊薮，那么内外都疲敝，元气索然。时事何堪设想！我的忧虑不在海军

译（前事）未能完成，反而转向海军即将成功之际。

译论海军

英国人勃来西所著的《水师岁纪》，每年出版一册，详细论述各国的军事力量，确实是军事家的重要著作。如今一千八百九十六年的岁纪新近编成，其中多有值得英国人留意的论述，其体例也有更新。从前每年所载的船舰数量，只列出英国与法国、俄国两国的比较，现在则德国、美国的举动，以及其他某某等国，都有成为英国敌国的趋势，所以表格上所列的比较不得不更加详细。试着综合论述一下：英国有铁甲船四十四艘，法国二十三艘，俄国十艘，意大利十五艘，德国十四艘。将俄国、意大利、德国三国的船舰与英国相比，英国还多两艘；将法国、俄国两国与英国相比，英国多十一艘；将法国、俄国、德国三国与英国相比，则英国少三艘。至于用于边防的船舰，英国尚且感到落后，因为英国只有十三艘，而法国有十六艘，俄国有十艘，意大利有十五艘，德国有十四艘。如果论及快船，则英国多了。计算包甲快船，英国有十六艘，法国、俄国各九艘，意大利有一艘，而德国没有。头等快船，英国有十一艘，法国、俄国各两艘，意大利没有，德国有一艘。二、三等快船，英国有五十一艘，法国有十艘，俄国有三艘，意大利有十六艘，德国有三艘。巡探用的船舰，英国有十九艘，法国有十二艘，而其他国家都没有。通过比例来观察强弱是可以的。只是俄国有一种民间轮船，装有军械，可以当作二等快船使用，而勃来西的书竟然遗漏未提。因此缘故，所比较的在中国海面各国的兵力，也不完全符合实际。另外，书中也有许多推测之语，比如称英国在东方海域的水师足以抵挡法国、俄国两国，也只是根据数量而言。如果真打起来，胜负的结局未必能完全掌控。至于将今年英国水师与九年前相比，则进步极大。因为一千八百八十七年英国只有铁甲船二十艘，现在已增加了二十四艘，而且样式也远胜于从前。又在那年有失事的“惟多利亚”号船，号称最有力量，当时评论者多认为船身太大，不适于使用。那时又建造了“劳亦耳”、“瘦勃伦”一类船，派令备调，这些船均吃水一万四千一百五十吨。还有“迈者斯铁克”一类船，近年建造的方法，也标新立异。这些船比“劳亦耳”、“瘦勃伦”大八百吨。至于交战时的力量，则“申秋夹令”号船比起“惟多利亚”号船，虽然吨数相同，但实际上有长进。然而进步最多的，尤其在于不包甲的船。一千八百八十七年的清单，总共只有一百二十二号，其所列的船，现在大多没有了。今年的清单，又有新名一百三十艘，不仅数目大大增加，即使为了交战考虑，则本年单上所列的快船与从前铁甲船相比，尚且超过它们。那时最大的快船有两艘，一名“夏”，二名“应康”。当时“夏”船得名，是因为与“湖安斯恰”交战，当时最实用的是“西负伦”一种船，现在所造的船则远超过“西负伦”了。现在的快船，除“栾波”一类二十一艘外，尚有一艘名“怕复耳”，一名“太尔卜尔”，一名“勃雷克”，一名“勃来痕”及“安得加”一类的著名快船，都推陈出新，将来日新月异，不知止境。今年英国朝廷决定建造新式铁甲船五艘，又头等快船四艘、二等三艘、三等六艘、灭鱼雷的船二十八艘。合计此前决定建造而未完成的船，凡在船厂现造的船，统计头等铁甲船十三艘，其中八艘去年决定建造未完成，今年又拟造五艘，其余类推。头等快船十艘，二等快船十六艘，三等快船三艘，灭鱼雷船四十八艘，共计九十四艘。新增兵力如此，无论何时发生军务，都可以有备无患了。然而英国既然这样经营，各国也不敢袖手旁观。

论中国再兴海军之得失

英国名士不雷尔作《中国再兴海军得失》一篇，刊登在某日报中说：“中国在中日战争之后，还没有摆脱旧时的妄想，仍然想要恣意操纵海上的权力，于是购买铁甲战舰，又想要委托英德造船公司建造坚固的舰船。现在我以公平无偏的心为中国谋划，认为不必采取这种下策。这样做不过是浪费国家钱财，把利器送给敌人罢了。为什么呢？东方今天的和平局面，必定不足以维持十年。而这十年内，中国所训练的海军，还不足以抵挡欧洲诸国中最弱的一个。那么训练这支海军做什么呢？况且中国未来的危险，不在海上而在陆地，所以为中国谋划的人，没有必要把国家钱财掷于防御海岸之事上就算得当。如果花费巨万资财来建造战舰，不过是重蹈黄海、威海的覆辙罢了，又有什么可取的呢？”香港《日报》评论说：“不雷尔的议论固然恰当，天下无论什么样的国家，如果其地势已经沿海，那么陆军、水师必定不可以偏废。中国又怎么能例外于这个常理呢？”不雷尔的意思，大概是说危害中国的必定是俄国人，等到西伯利亚铁路竣工之日，俄国人的战马将风驰电掣般地蹂躏中国。然而俄国陆军的勇猛固然令人震慑，其海上的

译势力也是不可不畏惧的。俄国太平洋舰队已经气势汹汹，又得到法国作为羽翼，法国凭借海军在中华海域称雄，出没横行，必定会像东京往日发生的那样，这是毫无疑问的。况且欧洲局势暂且不论，今日中国最痛恨的，是日本。如果不重新振兴海军，那么一旦两军相遇，胜负之数在未战之前就已决定了。如果说担心重演黄海、威海的惨败而废弃海军，那么中国陆军又何尝不是被日军击败呢？总之，中国不振作，全在于根本之处，政治衰败，上下隔绝，如果不整肃官吏的操守，振奋人心，那么战舰有何用处，兵团有何益处？虽然天天谈论军事，反而只是为敌寇提供兵力和粮食罢了。世上有通达事理的人吗？他一定能穷究根本、知晓变通，从而对中国大有造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