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务分类文编卷二十九

译最终导致分崩离析。等到祸乱的征兆已经显现，却将责任归咎于气数的偶然。执政者不能养育百姓，百姓穷困到沦为盗贼，那些掌管百姓的官员，难道就束手无策而不为他们想办法吗？顺应时势而获利，即使有可休息之处也不应安逸，为政贵在顺应时势，治国之道适宜通达变通，即使圣人再次兴起，也不会改变这句话。

译教养

陈次亮

上天生育百姓并为他们设立君主，国家设置官吏，是为了百姓。夏商周三代以前的治理，君臣上下急切地把教化养育作为首要任务，治理天下如同治理一国，治理一国如同治理一家，在井田里种植桑麻，教导百姓种植和畜牧，养育百姓的政策如此详尽。设立庠序学校，反复强调孝悌之道，教化百姓的事务如此完备。到了秦朝以后，违背百姓意愿以顺从自己的欲望，用天下人来奉养一人，担心百姓富裕而获得人心，就致力于使他们贫穷；担心百姓聪明而制造事端，就致力于使他们愚昧；担心百姓强壮而作乱，就致力于使他们弱小。先王教化百姓、养育百姓的方法，被抛弃得唯恐不干净，认为从此以后没有人能危害自己。肆意残暴，不久就灭亡了。汉朝兴起后，放宽法令、减少禁令，效法黄老清静无为的思想，与百姓重新开始，但古人的良法美意，没有一样留存下来。从此以后，循良官吏的治理，隔世才遇到一次，颁布的条令告示，只是虚文具文。当世所称道的能吏，竞相以催缴赋税、审理案件为擅长，偶尔有尽心民事的人，就被上级牵制，被同僚嘲笑，被众人怀疑，不列入考核成绩，不登上推荐文书，牵制他的手脚，必定等到事情败坏才罢休。不贤的人专门揣测职位的肥瘦，以图饱私囊，贤能的人也只求案牍清楚，以规避处分。对于设置官吏为了百姓的本意，上下安然，早已忘记而且习以为常了。有人说：治理百姓的方法，廉洁清静不扰民就够了，教化养育做什么呢？却不知道民情可以一起完成乐事，难以一起开创事业，只能顾及近处而不能顾及远处，只能顾及私利而不能顾及公义。不是不知道勤劳四肢而种植五谷，水利沟渠，防备旱涝，不是一人一家之力所能做到的，没有人来督促，就会废弃而不修。不是不知道崇尚礼义而尊敬圣贤，偏僻穷困的地方，见闻孤陋，或者中等家产的人，无力聘请老师，没有人来倡导，就会废弃而不学。这就是饥荒接连发生，流亡载道，百姓愚昧，刑罚增多的原因，没有其他缘故，只是教化养育的方法丧失了而已。又因为补助没有方法，粗疏草率的祸患增多，土地贫瘠，山林川泽没有禁令，砍伐渔猎的时节失当，物力耗尽；百姓习惯游手好闲，不讲究法律条文，盗贼增多；士人有秀良，亲近老师、结交朋友的没有资财，贤才稀少；工匠贫困匮乏，器物粗劣；商贾愚蠢，货物钱财日益减少。不教化不养育，使中国贫穷，使中国愚昧，使中国弱小，暴秦的祸患深了、远了、烈了、酷了，无以复加了。应该详细考察古代制度，参考自古至今养育百姓、教化百姓的方法，分门别类，明确制定为法令，命令各省地方官切实奉行。借以残害百姓、肥己私囊的人，加重治罪。三年考核，列入考核成绩，仅仅折狱、催缴赋税，只能免过。必须有教化养育的实际政绩，才能登上卓异的榜单。虚应故事的人，以违反制度论处。《传》说：“上面有所喜好，下面必定更加厉害。”君子的德行像风，小人的德行像草。齐心协力，坚持十年，人才不日益增多，民生不日益富裕，国势不日益强盛的，从来没有过。

论使用机器的方法，必须明白其原理，然后才能知道其利弊。

历来有机械事务的人，必定有机巧之心。西方人的百工技艺，每出于机巧之心，用机器代替人力，虽然资本较大，但见效快，获利厚，所以泰西各国无不崇尚。轮船有机利于水，火车有机利于陆，枪炮有机械，水雷有机械，电报电灯在战守中有机械，浚河挖泥有机械，锯木截铁有机械，镕冶铸炼有机械，造纸作炼糖磨面有机械，缫丝轧花纺纱织布，无不有机械。凡是利于人们日常使用的，都依赖机械求其功效。近年以来，中国仿行西法，一应机器逐渐兴起，开办的初心，聘请西方人为师，西方人熟悉其事，未必人人都明白其原理。如仆亲身目睹，有可以举出来告诉人的，略而言之。光绪初年，日本人因琉球难民之事，在台湾的打狗琅峤兴兵，当时宫保沈文肃为台防大臣，福建也戒严整顿防务，特设水雷局，招收聪敏学生二十人，聘请英国教习柏专敬，教授诸生电报水雷各法。仆恰好在该局担任支应兼教的职务，柏教习常在江中演示放水雷，或试验电气水雷信子。凡是电气水雷，必用两条树胶连接电池，使一个推力阳电直达信子，一个吸力阴电由信子回电返回电池。机关刚一按下，电气透至信子的端部，白金丝桥炸药处，信子随即燃烧而电发。一天，柏教习想减少一条，认为电也能到达，却不知道电气有去无来，就失去了循环的道理，不符合阴阳交感之道，信子就不燃烧。仆因此对他说：“应该仍然用两条，使电有归路，才能依法燃烧。”开启试验，果然如此。癸未甲申年间，两广办理越南边防，赶造广西一带电线，监工大员为余澄甫观察、王锦堂军门下，此时军书旁午，早晚赶工。总广州局务者为周少逸观察，仆则留局差遣。查看电线自广东省城，经肇庆，

译沿着梧州，逆流而上经过浔州、横州、南宁，到达龙州，以加快军报的传递。还没到梧州，有个封川江口，水流一旦进入江面，绵延千里，源头来自湖南境内，水势非常湍急。而越南龙州的水、云南百色的水、桂林柳州各条江的水，都经过梧州府境，汇聚到江口，合流奔向广东，最终流入大海。查考江口水势湍急、沙石滑溜，加上上游山洪时常暴发，竹木堵塞江道顺流而下，推压电线，不到二十天，电线就断了两次。经过外国工匠马生、葛莱生先后修复完成。葛匠修完后，来省城被调往福建工程。我曾向周君建议说：“听说封川江口水势非常湍急，逆流而上几里，两岸有山，每岸各增加几十根电杆，让电线跨越水面飞渡，以免除时常断线、时常修理的忧虑。”周君认为正确，与葛匠商量。葛匠说：“这次刚由我修好，非常稳固，心里不想改动。”周君将情况上报督办盛杏荪观察，盛杏荪发电报命令葛匠务必迅速照改，以免阻碍军报。于是命令我陪同葛匠带齐杆料奔赴江口进行改造。等到我们抵达江口的前一夜，电线已经第三次又断了。葛匠也深感惊异，于是我们共同勘察地势，在北岸半山腰立杆，南岸江口地势较低，使用七丈长的杆子，江面一里多宽，用七号电线横江飞渡。江中往来的船只桅杆风帆也不受影响。自从改造之后到现在，没有损坏断线，电报畅通无阻。以上两件事足以证明，西方人从事这项工作，未必人人都明白其中的道理。

译再说两广地区靠近热带，雷电之气比北方猛烈，霹雳往往一声，劈坏电杆三五根到十余根不等。我于是推想上海制造局的高烟囱，是用铁条引电，以免被雷击。西式楼房三四层高的，也用铁条露出屋顶，也是引电的意思。我认为应当在电杆上逐根相间钉一条铁条，名叫避雷针。上端高出杆顶五寸，下端入地一尺多，不与磁碗传电的部分相连，那么遇到雷雨交作之时，空中的电气散漫迸流，随针入地，电杆就不会被击毁了。我把这话告诉周君，周君与总局商议后采用，这个方法才开始在两广实行。现在各省电杆一律使用避雷针，每年节省更换电杆的费用确实不少。像这类事情，又应当随时根据情况变通。推及其他机器，从事其事尤其贵在明白其原理，高明的人应当不会把我的话当作荒诞不经。电报、铁路，关乎国家军政，其权力不便完全授予商人，所以定为官商合办。其他机器如缫丝、造纸，广东的顺德、澳门、佛山等地都是商人自办。上海缫丝仅有洋商创办，轧花、纺纱、织布或是官商合办，或是华商集股兴办。近来又有洋商也打算集股开办，而甬江湾头的轧花机器则是华商绅富创办的。现在又增设纺纱机器，无非是推广机器的利权，聘请西人做总管机器的师傅，又聘请通晓西语的人做传话的，还想聘请识洋文而略知机器的人做副手。然而轧花机器的名目较少，而纺纱机器的名目繁多，必须找一个识洋文而明白机器名目的人做机器库房的执事，才知道某件属于某用，专门负责收发之事，这样就不会杂乱无章了。又须派一两个识洋文洋话、年少力壮的人跟随西人安设机器及运用等事，使他们知道西人调度的方法，久而久之熟能生巧，可以代替西人的职务了。而其关键尤其贵在有一个能察明事理的人，将各种机器如何安设，如何连贯，如何运用从安设机器之日起到开工纺纱成工之日止，每天按照西人布置一切的方法，详细登记，汇集成书。又进一步推究其蒸汽力的大小，运动的迟速，出货的精粗快慢，考察其原理而分别记录，精益求精，大概对大局有裨益。这是遗貌取神，不仅是求貌似的好方法。而西人用机的奥秘全部宣示。他们虽然想隐秘其诀窍以傲视我们，也可以不用担心了。又听说该局与所聘西师订立合同十二年。并派十二三岁幼童十余人赴外洋机器厂学习各种方法。等学成收回听用。确实称得上考虑周全细致。方法好而意图美。从小学习，其周全合乎规矩，曲折合乎方矩，即使登峰造极，也只不过成为洋匠而已。而对于机器之所以然的原理，仍然未必真的明白。一定要先求粗通中国文理，子弟年龄在十六至二十岁为度，派赴外洋机器学堂学算法，学画图，学机器制造及运用之法。这是上乘功夫，一经学成，则机器举动的能事已尽。然后收回局中以供职，使游刃有余。当局董事诸公，不知有曾见及于此否。近来听说纱局外洋所购机器运到，不日即将开办。适与友人论及，妄为局外之谈，而拉杂记之如此。

造就人才与制器利用同原论

甘溪瘦腰生稿

衣服我知道它是为身体谋划的，鞋子我知道它是为脚谋划的，水上有船，陆上有车，我知道它们是为承载重物、到达远方谋划的。西方国家的衣服、鞋子、船、车，制度虽然稍有不同，然而各自适合其用途，则没有不相同的。取西方国家的衣服、鞋子、船、车，用中国制度稍为变通，也未尝不适合。而使用西学，为什么独独不然呢？衣服、鞋子、船、车，是小事。人如果有身体，而能不谋划衣服；有脚，而能不谋划鞋子；有承载重物、到达远方的事，而能不谋划船、车，才可以鄙夷西学吗？为什么？现在天下，是一个通商的天下，也是一个战争的天下。通商的地方，需要的是制造之学、开矿之学，这是大端，否则不合用。战争的地方，需要的是阵图之学、测量之学，这是大端，否则也不合用。人只要辨别所学是否合用就可以了，怎么能因为它是西学就另眼相看呢？现在试着就浅而易见的事论之：市间通行的叫洋纱、洋布、报时表、报时钟，以及一切淫巧奇丽的玩具，既然已经通商，就不能因为它们是西制而禁绝，而士君子也未尝因为它们是西制而唾弃，大概是因为它们适于用。因为适用的缘故，而销路日益广阔，中国也就有仿而行之者。各物虽由西法衍生而来，其适用则与西制无异，只看到获利，未见受害。我纵然不仿制，民间日用都取自西国，不成为极大的漏洞吗？卓识者有鉴于此，因小及大，于是有矿务、制造、织布、电线各局的设立。路过其门的人，只看到其规模宏远，而不知其几乎耗费多少经营。其创建之初

译哪里曾经没有人从中掣肘呢？等到大功最终奠定，又只见他们获利，不见他们受害。先前那些作梗的人，如今也降伏心意来顺从，这又是为什么呢？实在是因为各局设立以来，有功者都恰好合乎实用罢了。我过去说八股文误导人，实在是因为八股文不适用罢了，哪里曾说圣贤的经典著作都应当束之高阁？议论的人不仔细考察，于是有怀疑我言论过于激进的。通晓经书是为了致用，现在擅长八股文的人，他们果真能通晓一部经书吗？八股文的兴起，使得经书与八股文判若两途，它们之间的差距不能用道里来计算。又八股文的优劣，也只凭功夫深厚、修养到家，而那些牛鬼蛇神般的人考中不知有多少，侥幸在乡试中举了，侥幸在春闱又考中了，没有不自以为迎合时势有利的，洋洋自得地口与心商量，说某人在八股文、诗赋、试卷折页等方面都有独得的秘诀，如果任用我，拿出我的剩余本领，已经足以震撼世人、惊骇世俗，哪里是心满意足自问，不知道自己应当居于何等地位？等到朝考之后，就有内用、外用、词林三条出路，其中内用归入部属的，仍然须重新学习部务；外用归为知县的，仍然须重新学习吏治，下至胥吏，不能凭借昔日的八股文、诗赋、试卷折页来傲视他们，成名必定在中年，此前的心血消磨终究无用，此后的年华有限，而衣食的谋算又将兴起消耗其有为的心志，于是平庸的人就终身埋没了。那些得以进入词林的，长安居住大不容易，意在得到差事，试差不能丰收，六年才得一次试差，尚恐不够旅费，学差不是有大力气的人背负着去追求不能如愿以偿，曾见有十年不得一次差事，金钱耗尽、皮衣破旧，不得已去就任几两银子的教读馆的，近来甚至有前五科的老翰林请求以知府外用的某某，又有由部属考取军机处榜下，不愿进入词林，改回原班的，我的族兄某，此人本科会试魁首，覆试一等第二名，殿试二甲第三名，词林可以说是稳操胜券，竟然放弃而不取，词林的不被看重，或许也是变通科举的征兆吗？由翰林外放为道台、知府，总在二十年以外，部员外放也是如此，既然外放了，任内一切大多不是平日熟悉的，不得不仰仗幕友，间或有力图振作的，而他的年纪已经老了，旁观者从而计算他的一生，由生员、监生而举人而进士，而或为词林，而或为部属，而或为道台，而或为知府，所经历的环境如梦如幻，又从而考察他的所学，由考卷而墨卷而诗赋试卷折页而部务而吏治，所学的技能又杂而不纯，这样的人对国家无益，是明显的，对国家无益就是无用之人。

译想要成为一个有用的人，必须从幼年学习开始。必须从幼年学习开始，不练习科举时文，才敢以此告知天下所有的父兄，他们的子弟在十五岁以前，应当读经读史，以明白训诂的源头，掌握治理国家的关键。十六岁到二十岁这五年间，或者专门研习一部经典，或者研习外国语言文字，或者研习测量，或者研习地理，或者研习阵法战图，或者研习制造，或者研习各部门政务，或者研习吏治。五年之内必须精通一门技艺，不能只是浅尝辄止、好高骛远，也不能夸耀繁多、追求奢华。这样，二十岁以前最宝贵的心力，大概不至于虚耗。

有人可能会说：“你既然用实用的学问勉励世人，极力劝人废除科举时文而学习外国文字、测量、地理、阵法战图、制造、各部门政务、吏治，假使天下人从现在起都按照你的期望去做，难道不是很好的吗？只是这与科举应试不符怎么办？”如果与科举应试不符，那也就是无用的学问了。我听到这话，连连点头表示赞同，于是默默筹划，妄加议论，因而转了一个话题说：“科举时文可以废除，但科举制度不可废除。”这是什么意思呢？我提议以后的科举稍微变通旧制，改为两类，各自根据所学的内容，出三道题目和两道策问：题目一是史学；二是商务；三是备荒；四是货币法；五是田赋。考中之后，凡是学习西方学问的人，派遣到各书院、各学堂担任教习，经过三科考试后，允许担任乡试、会试的同考官，各局总办以及出洋随员、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章京，都从这些人中选拔。那些研习本国各部门政务的人，则分配到各部任职；研习本国吏治的人，则外放使用；那些经学专门名家的人，则进入翰林院，不必论其书法好坏。至于升迁的法则，较以前设法疏通，临场时申明禁止夹带私带的禁令，以期选拔出真正的人才。赴部投卷时，按规定应当声明所习何艺，或者兼习某艺，注明在卷面上。像这样不过稍微变通成法，而选拔一人就能得到一人的用处，利益实在不小。

至于武试中的弓箭刀石，也不合用，有人请求改为枪炮，这与我的意见相同。我还有请求，学习武艺的各童生应当先编入军籍，或者归入海军，或者归入陆军，任人自己选择，聘请明师加以教导，必须学有所成，才由营帅发给文凭，试赴平日与兵丁一样操练。三年一科，名额仍同旧制。在战事发生时，就挑选那些识见和技艺都优秀的人，派充千总、把总等职务，纵然仓促成军，也与一无可恃者不同。另外再加以限制，不在海军出身的人不得担任战舰管带，不在陆军出身的人不得担任陆军统领。制度既定，不担心天下人不归顺我的范围。各省书院书馆，也必定顺从风气，蒸蒸日上。以我看来，中国人民的心思才力，原本不弱于西方人，更自从半世青灯黄卷，多年康乐无事，而朝考夕稽，披吟不辍，好学的笃实，于此可见一斑。即使就我们广东而言，一位先生坐拥讲席，或者数千余人，或者数百人，或者数十人，称为大馆，文风之盛，超越前代。倘若兼习西学，不出十年，必定有可观的成就。纵然不能驾凌西方人之上，也足以勉强固守我们的疆土。值此时事紧急，立论者总须实事求是，不宜拘泥古法、空谈虚言，无裨实用，这很没有意义。

停止捐纳，废除厘金，确实是正本清源的论调。我岂不知，但现在国库支出不足，既然不能在捐纳、厘金之外，为国家另外创立筹饷之法，停止捐纳、废除厘金，不如暂且延缓，留作后图。孔子是顺应时势的圣人。又听说，识时务者为豪杰，时势的意义，太大了！再者，此次急于议和，实在是因为旅顺、威海先后失守，北洋没有险要可恃，海军战舰又片帆不返，日本寇势将骚扰我的京城，侵犯我的南洋。当时都城戒严，也已经数月，兵连祸结，几乎没有结束的时候。皇上怜悯百姓性命，厌恶战争凶险，于是不得已而下诏议和。现在和局大致安定，恢复海军自然是重要图谋。昨天我以此言说，幕客某人听到后脸色大变，说以前白白浪费千百万库银，前车之鉴不远，一误岂宜再误。滔滔清谈，实在让在座的人变色。我沉默很久，等到他话说完，微微叩问他说，战争是天下常有的局面。王公设置险要来守卫国家，自古如此。现在一旦挫败之后，不思再举，既不设海军，那么炮台也可以不筑，这与开门揖盗有什么不同。推而广之，制造、矿务、织布、电线各局，无一不是西学，逞其雄论，凡是已经成立的，都无不可以裁撤更改，更不用说已经建成但未扩展的铁路了。持论虽然别有见地，但如果不合用怎么办？客人无言以对，我也拂袖而入。

虽然如此，恢复海军固然是重要图谋，如果不变通科举，造就人才，他日有利器而无用人。客人的话不幸而中，一再今日说西学必不可行的人都有借口，此后就没有一人敢再以改习西学的说法进言，而我的道路就孤立了。念及此，不觉心冷如冰，为之掷笔三叹。

英国人论述机器不宜进入中国

某白人信函后，即以“白人”二字署名，故照书来函

译关于进口制造机器之弊端，现在特别照录如下。

译领事派扣先生的意见，最远先生所说的话非常可信。最近他在《太母士报》上发表的《中国度支论》，经伦敦《东方报》摘登，已在第七期报纸中照译了。文章末尾所说的话，尤其足以看出他考虑深远、思虑周密、忠心耿耿。商务公所派遣的特特先生，如果能仔细辨析派扣先生的论述，不顾一己私心，而为国家公共利益着想，那么我对特特先生寄予厚望。

他在文章末尾说：“英国商人初闻普遍征收进口税的办法，必定认为利少弊多。实际上，除了匹头（布匹）进口应另行拟定妥善章程，以免被中国本地纺织的布匹所困外，其余不必过分担忧。”等等，这就是保护英国工业的意思，也是保护英国工业的要领。中国现在打算将所有纺织局制成的货物，一律按价值百分之一十一征税。特特先生奉命不能答应，实在令人叹息。如果能答应，不仅无害，而且对英国所织的匹头大有裨益。可惜上海西方商人的爱国之心，已因金价昂贵而消磨殆尽。他们所争的进口机器，无非是因为中国工价较廉，利己而损害英国工人罢了。这类股东只求私囊充实，至于中国税则整顿与否，更是他们不考虑的。过去上海西方商人争请中国务必准许机器进口，我全面核算，常认为这种请求是浅见。欧格纳公使卸任回国时，途经上海，也说机器进口恐怕不是西方国家的福气。

英国所供养的水陆各军，专为扩充及保护工业起见，花费巨大。现在如果把我英国向来制造的东西，让所有人都能制造，来夺取我的利益，这是自找灾祸。机器固然准许进口了，但如果没有人工进口又怎样？中国工价之低廉，对亚美利加及澳大利亚各地的危害，难道不是人人都知道的吗？唉！那些私心利己之辈，或许不知道他们的行为将对英国工业造成巨大危害；等他们知道了，再想补救，恐怕已经晚了。

自从中国开设工厂以来，意大利各厂失业的工人以百计。况且西方商人在中国设厂的章程尚未妥善确定，等到确定时，恐怕中国官办各厂已捷足先登，夺取进口货物的利益，这尤其不可不预先筹划。西方商人现在想在中国自行制造，所有从前辩论中国官办织局所织的布有害于英国匹头的地方，现在绝口不提。要知道中国多织一匹布，我国就少销一匹布，销路受阻，出货必然减少，将来船运受亏，暂且不谈。我国所有各厂不久将要停闭，导致工人无处谋生。

现在为了保护工业起见，对于中国拟议的税则值百抽十之议，应先行答应。我希望议院工业委员从速商议，否则德国制造的货物夺取英国人的利益，英国人深感忧虑。难道华人制造的货物唯独不足以成为英国的祸患吗？有一件事，请让我陈述，足以证明我的话不假。这次准许机器进口到中国，实际上是日本代替各国获得的利益，而日本人并未在中国开设工厂。推究其用意，日本人认为与其在他国设厂受他国控制，不如在本国开厂自行制造更好。其用意甚好，其忠君爱国之心尤其可嘉。

按西方人嫉妒我们兴起机器以夺取他们的利益，他们的话是这样的。而中国人还有认为机器不应兴办的，难道是想保护西方商人的利权吗？唉！

驳斥英国人论机器不宜进入中国

英国某先生来函，驳斥某白人所论机器进口之弊，现在特别照录如下。

上月二十九日，贵报刊登某白人请特特先生及各英国商人于纺织局一事，务必不顾私心而为公利的一封信，看其前后论述，大意是中国多织一匹布，英国就少销一匹布，所以英国人如果能不求利己而损害本国工人，未尝不是英国工业的幸运。论述如此，其不实之处已可概见。现在试加申辩明白，以开启该白人的蒙昧之心。

凡是叙述一件事，无论白人、黑人，必须先知道此事的实情，才可论说。而信中提及中国现拟将所有纺织局制成的货物，概按价值百分之一十一征税，特特先生奉命不能答应等语。该白人如果再稍加查访，必自知其言错误。特特先生此次北上，专为条约应得的厘金利益，并请中国对于开设的厂局应抽的税务，须中西一律，不得厚此薄彼，妨碍厂局盛行之势。特特先生此行仅为这些罢了。这一层该白人查访不确，暂且不谈。他所论“东方英国人如果不与兰甘斯夏工人争利，则工业可保。英国人即使不与之争利，难道能保证他国之人也如此吗？”日本纺纱工业共设厂七十处，难道能为英国人而停工吗？印度一国，其他属地的印度暂且不谈，即使是英属的印度，难道能不与我们工人争利吗？至于我说向来制造的货物，现在让所有人都能制造，以夺取我的利益等语，尤为不解。当今之时，没有机器、不争利，就不行了。无论制造何物，必以人地两宜的国家获利最多

译这已是定论。即使是极正直的人，也不能改变我的说法。再次为了保护英国工业着想，应当对中国提出“值百抽十”的征税建议，先予允诺等语。中国制造的货物，固然已经通过重税来保护我们的工业了，但日本及东方其他国家制造的货物又该怎么办呢？假如英国人果真不在中国开设工厂，人们也不敢急于追求财富，但既然这件事有利可图，难道能阻止华人设立机构、开办工厂吗？

译英国人在即将制定棉花章程时，如果不从中谋取利益，其他国家的人未必不会争先恐后地取胜。英国人之所以致富，是因为争夺贸易中应得的利益罢了。白人难道还不懂得这个道理吗？况且兰甘斯夏的工人既然都是英国国民，即使情况稍有改变，也一定有他们谋生的办法。

日本在上海设厂的计划，已经中止了一层。白人真是错上加错了。日本并非不知道在上海设厂获利丰厚，也曾想过要举办，但因为俄国究竟有何动静，尚未深入了解，通商条约也还没有议定，目前受到官员的约束，暂时不开设。现在特君所供职的差事，凡是与我有关联的，也就与日本人有关联。如果能够办妥，如愿以偿，日本人效仿实行，也是意料中的事。

教民

陈次亮

我曾经拿西方的书籍来阅读，虽然见识有深浅，翻译有优劣，但其中都蕴含着极深奥的数理、极显明的道理、极精微的义理。那些庸俗浅陋恶劣、一无可取的东西，不过是教书罢了。阅读《旧约》、《新约》等篇章，知道西方宗教的源流，实际上根源于墨子。“摩西”是“墨翟”的转音。出埃及，是躲避秦朝的事情。由此可知，“爱人如己”，就是“尚同兼爱”的心意；“七日拜天”，就是“天志法仪”的论调；“衣衾简略”，就是“节用节葬”的规矩；“壁垒精坚”，就是“备突备梯”的旨意。《经说》上下篇，是光学、重学的宗源。句读旁行，是西方语言文字的始祖。那天堂地狱的说法，原本不是《明鬼》等篇章的内容，而是窃取佛教的残余，用来震惊世俗，以扩充其“无父”的度量，不害怕自弃其宗亲。大概墨家被排斥于儒家圣门之外，辗转迁徙流入西域，那些怀抱器物远行的人，于是携带着中国的典章文物一同前往。近年来法国借护教为名，乘隙阴谋入侵他国，像越南、马达加斯加那样，全国都是教民。法国人振臂一呼，叛乱四方兴起。这在欧洲和中国，也都是如此。只是中国圣教昌明，流萤火炬的微光，见到太阳便自然熄灭，离开高树而进入幽谷，稍有知识的人所不做的。他们所得到的，都是顽钝无耻之徒，借此作为逃避罪责的巢穴。那些牧师神父，又不问是非曲直地加以庇护，于是使得朝廷和民间上下，听到声音就畏惧厌恶，看到影子就讥讽弹劾。他们结党作恶，更加坚定；积蓄愤怒，愈发严重，于是各省教堂的案件，往往败坏决裂，不可胜数。水清就洗帽带，水浊就洗脚罢了，这是自找的。所以通商，是西方人的智慧；传教，是西方人的愚昧。想要借传教来蛊惑中国，那是愚昧中的愚昧。那位教王也知道这一点，他说：“中国教民在归入法国保护之前，人数超过百万，自从法国以护教为由，动辄以兵威相挟持，导致教民人数骤减五十万。”于是商议哪国的教民，就归哪国保护。法国也因教事挑起争端，德国领土缩小，国王被囚改为民主，各国都认识到教民的害处，一并严格制定限制，禁止他们滋事侵权。教王的首都意大利，趁机收复，防范稽查等举措，拘禁囚禁，教焰衰落到了如此地步。而中国官吏，还以昔日的教民看待他们，这哪里不同于害怕虎豹的人见到虎豹皮而神魂惊恐呢？应当汇总查考各国的限制之法，斟酌情势，择善而从。简要列举，有四件事：一、入教的民众应当核查确切人数，教堂教产在何地何名；二、日后入教的人应先报告所在地的官吏，以便保护；三、教堂之内谣言纷纷兴起，应允许外人游历观看，并由官吏查察，那么疑谤自然平息；四、遇到诉讼之事，教民应与普通百姓一律对待，不允许擅自使用西方礼仪，导致成为众怨所归。以上四点，杜渐防微，确实有深意，而地方官吏确切知道人数，也可以思患预防，避免事变既成，办理起来诸多棘手，所谓击中要害则首尾呼应。至于人心的向背，教务的兴衰，有非人为而为，非人为而致的情况。那些泰西各国的君臣，本来也不能强制他们的民众。而中国是神灵首出的邦国，教化盛行的地方，难道能凭借威势驱赶，强行使不齐者齐吗？横逆之事来临，以理遣责，以情晓谕。那些嚣张坏事与畏缩无能的人，都没有认识到因物因心的妙用罢了。

教民

汤蛰仙

西方宗教传入中国的，罗马旧教叫天主教，堂内设立十字架，传教者称为神父；路德新教叫耶稣教，不设十字架，传教者称为牧师。礼拜宣讲，以财物为诱饵，大致相同。大概其源头是一，即天主教。议论的人有的痛恨它太过分，说它比洪水猛兽还要猛烈，是泰西散布的间谍，是中国附骨的痈疽。著书立说以驳斥它，张贴揭帖以辱骂它，这种心情不能说不苦，但他们的见识却浅薄。有的话说得太容易，说传教的多是法国人，可以请求各国劝阻阻止，不要在中土滋蔓，这样既可以节省洋商的供给，又可以裁减兵船的保护，每年节省数百万库银，而中外可以永远保持通商的局面。这种愿望不能说不奢侈，但时机尚未到来。天主教法国人为多，传教于中国的各国也不少。天主、耶稣虽然略有差异，但传教以

译与我相争，并没有两样。况且在泰西，民众与教派或许还有分别，到了中国，西方人看待传教士也如同看待同族同类。狐狸与兔子之间的交情，西方人早已听得熟稔了。斥责他们、辱骂他们，这就像吐唾沫想抵挡猛虎；劝诱他们、阻挠他们，简直如同跟狐狸商量要它的皮，这怎么可能成功呢？我私下认为，泰西有传教士，也就像中国有老佛（佛教）、回回（伊斯兰教）一样罢了。泰西本来没有我们五帝三王、周公孔子相传的教化，那么他们信奉他们所信奉的，本来就是适宜的。如果中国以修道为教化，如日中天，老佛、回回尚且不足以排斥我们的教化，天主、耶稣难道就足以排斥我们的教化吗？然而如果认为不足以排斥我们的教化，就漫无限制地放任，坐视其溃决，那也不可以。中国不知道在细流初起时就堵塞它，明末人士的过错，也是多次这样做的。现在既然已经汇成江河了。康熙八年，只允许西方人在京师自行信奉其教，不得在中国直隶各省传播，开设教堂的有禁令。雍正、乾隆、嘉庆各朝屡次申明严厉禁令，到了道光二十二年，与英国在江宁订立条约，有保护传教的一条，这是放宽禁令的开端。然而只是保护传教的人，并没有保护信奉教的人。道光二十五年，耆英总督两广，为法国人请求在海口设立天主堂，华人入教的听凭他们，这是允许入教的张本。然而只是在海口，并没有波及内地。咸丰八年，法国条约第十三款规定，凡是进入内地传教的人，地方官务必厚待保护；凡是中国人愿意信奉天主教而循规蹈矩的，毫无查禁，这是信奉教者的护符。然而只是不禁止循规蹈矩的信教者，并没有一并禁止不循规蹈矩的信教者。同治九年，刑部删去了传教治罪的旧例，而续纂新例，大书特书写道：“凡是信奉天主教的人，他们集会礼拜诵经等事，一概听凭他们方便，都免除查禁。”于是堤防大溃，中国二十三个行省都将有教士的车辙马迹。而从总理衙门直到州县的官吏，都疲于奔命了。载入条约，是不得已的。即使听凭他们方便，也就听凭他们罢了。纂入条例，这难道不可以停止吗？传习的人既然一天比一天多，猜忌必定一天比一天深。教堂的案件层出不穷，恐怕波澜腾沸，正没有停止的时候。查同治十年，总理衙门与各国使臣商议办理传教章程八条，实在是巩固堤防的策略。可惜被美国使臣驳回了。有人因为条款多而难以实行，那么第六条尤其当务之急。可以仍然用这一专条与各国使臣商议，令他们各自命令其教士，将所有中国信教的人，一一罗列姓名、籍贯、年龄相貌、三代家世、职业，随时造册送给各领事，就近转送各州县，以便无事时查考，以便有事时保护。表面上借保护的名义，暗中收取稽核的实效。借其名义，那么我们的说法容易让人接受；收取其实效，那么其流弊逐渐平息。光绪元年，总理衙门回复美国公使说：“民教不和的原因，都是因为教堂中人不安分守己，倚仗势力欺凌他人。等到惹出事端，又常常欺骗蒙蔽教士及值班官员，以致积怨成仇，往往激成重大案件。”那么信教的人不仅不利于中国，即使对教士也有很大的不利。即使中国没有清查的议论，各国公使也应当为教士预先谋划。大概中国稍知自爱洁身的人，势必不肯落入圈套。信教的人不是奸民就是无赖。教士口里虽然不说，心里却看得清清楚楚。中国怀疑而忌恨他们的，没有不说是：“诱骗污辱妇女，迷惑拐骗幼童，符咒蛊惑，挖眼剖心。”我知道教士或许不至于做出这种事，然而敢相信信教的人一定不做出这种事吗？即使教士相信信教的人，也一定不做出这种事吗？

译中国原本就有白莲教、无为教等邪教，以共享财物、共享妻妾来诱人，种种作恶，本是他们的惯用伎俩。传教士兼收并蓄，唯恐有人不入教，从未有过不能入教的人。礼教所谴责的人，聚集在中国，用来传教并作为逃亡者的巢穴，借习教之名犯下罪恶。这简直是传教士授人以刀杀人，却又甘愿代为抵偿，恐怕也违背了天主耶稣的初衷了。又何必奇怪我国百姓普天同愤，想要将刀刺入传教士的腹部以报仇雪恨呢？传教士豢养的习教者，每月只给几两银子，并不能将教民全部豢养。无业游民，什么坏事不做？传教士本可以在编查户口时，严密侦察。当时有如光绪二年皖南案中惑乱民众的白会，温州案中谋逆的施鸿鳌，这些人如果举发并报告给官府，使我国无论智愚、贤不肖都家喻户晓西教的郑重。情况如此分明，那么百姓与教民永远相安无事，既为传教士防备无形的牵累，也为中国省去无数的纠葛。不过花费一张纸墨的代价，动一下手脚的劳力，对传教士大有益处而没有丝毫小损。各国公使谅必不会坚持认为不可，否则动不动就寻仇，必定导致民教两败俱伤才停止。天津教案、澳门教案两败俱伤的惨痛教训可以借鉴。况且按照列国年度统计政要表，各国教民的数量清晰明了。光绪十三年西报记载，在中国传天主教者：法国四百人，意大利八十七人，比利时、西班牙各二十九人，德国十四人，共五百五十九人。在中国传耶稣教者，今年（光绪十五年）西报记载：英国四百九十八人，美国二百四十五人，德国与其他国家联合立会者四十九人，自立会者四人，其他国家联合立会者四十一人，共八百三十七人。他们的教民每年可以统计，而我国的教民却茫然不知。无论各省保甲制度只是徒具形式，还是为民为教按图索骥进行查核。既然我们自己不如查核他们，就没有借口推诿。确实想要彻底了解底细，没有比这更便捷的办法了：一是由传教士造送清册，从此习教者一旦出事，就可以按图索骥，不再像以前那样隐匿在教堂、放纵在海外的弊端。所以由中国州县查造，不如由传教士查造事半功倍。已习教者借查核加以约束，未习教者因查核而疑虑退缩，是不禁自禁。久而久之使他们安分守己。数十年数百年后，中国也不过在佛、老、回教之外，多出一个西教的名目罢了。何必张皇失措呢？雍正八年，采纳闽浙总督觉罗满保的奏请，将传教士安置在澳门，拆毁天主堂改为公署。同治九年，德法战争，法国撤回了保护罗马教主的军队，帮助意大利攻占罗马。德国首相俾斯麦，遏制教徒，屡次发文各国一体裁抑。法国本是教主的帮凶。光绪二年，西报记载法国自实行民政以来，其议院深恶教人，比德国更加严厉，传教士的气焰将稍为平息。从天意人事来看，我国五帝三王、周公孔子相传的教化，必定有中外同文、通达四海的一天。如果就当前局势谋划补救，对于传教士，则谨守条约，申明谕旨，以诚相待，与之相忘于江湖，只要民教略有交涉，就容易商办。其中有精通富强方略的人，还可以引为楚材晋用，姑且等待接替的人选，罢免辞退也不晚。对于教民，上策是教化他们、供养他们以清除根源，下策是只以清查作为补救措施。鲁莽的人只想凭借一时的意气，就想着让人家离开、拆毁他们的居所，正好招致泰西各国的矢石，给朝廷留下后顾之忧罢了。

时务分类文编卷三十

〇事

为伍星使期效说

五羊爱余生

伍秩庸，京官，特授为出使美国、日本、秘鲁、巴西各国钦差大臣。这是凭才能结得主上知遇，不像其他人那样侥幸进身。凭才能提拔任用，就应当以才能见长。苏味道那种模棱两可的作风，切莫沾染。中国的时势，发展到今天，可以说是难以言喻了。凡是涉及外交的开端，多有难以言说的隐情，稍显强硬，就会引起嫌疑。大概是因为积弱之余，容易被外人轻视，明知理亏在对方而理直在我方，也不敢与之争辩，不得已而委曲求全，便涉及将就妥协。如果习以为常，国势还值得询问吗？那么与之对抗吗？又自知力量薄弱。那么与之断绝关系吗？又恐怕转生事端。如果真的这样，那么左右为难，该怎么办呢？这不是齐楚那样的大会，而是郑卫那样的小成罢了。不遇到盘根错节，无法辨别利器。伍星使在此，可以展现才能。他的方法是什么？就是内不失去自己，外不失去别人，取得持平，在宴席间折冲御侮，就是这样。好事与怕事，同样是惹事的阶梯，都不是长久之策。伍星使深谙阅历，对泰西律例烂熟于胸中，不是那种躁进之徒，仅得皮毛就夸夸其谈称为通达洋务的人。在他在本港署理巡理府的时候，已可见一斑，审理民案，舆论一致称赞，西人不认为有私心，华人不认为冷漠，这是他的心公正。当他做律师时，曾有与他因诉讼事务而争辩的人，胜负本是常事，等到署理府篆，未曾介怀，没听说在此稍雪夙恨，这是他的度量宏大。不因为有所凭借，就安于小成就。

译毅然向北游历，于是被傅相赏识，可见他见识深远。心地公正就不偏袒，气量宏大就能包容，见识深远就能找到折中方案，凭借这些出使外国，他远超常人。西方各国互相争夺霸权，最终却能相安无事，共同维持太平局面，为什么呢？大概是因为受国际公法的约束，所以不敢率先挑起战端罢了。如果在嫌隙即将开启的时候，本着公法的原则，按照惯例与之争辩，认为可行就坚决执行，认为不可行就气势先衰。中国即使不崇尚武力，或许也能遏制强邻轻视欺侮之心，所担心的是似是而非，被人屈服，就不敢辩驳，自我气馁而勉强顺从。过去事事依循旧例，甚至导致分裂，坐受此弊而伍星使本来熟悉惯例。他少年时研读律法，壮年时成为大律师，阐明精微，已窥见堂奥，如果有疑难之事，争执之端，一定能按惯例与之言说，止息干戈而敦厚邦交之坚固，可以事先预言。从前子产治理郑国四十年不被兵祸，难道有别的法术吗？大概是因为善于辞令，而子羽又有辩才，所以强者不敢欺侮，愿意与他通好。小国尚且能这样，堂堂大国，难道还坚守周室未衰的旧规吗？伍星使能不吝啬他的才能，善于审慎反思，一定能知彼知己，早早弥合缝隙。中国虽然大，可以有所作为却事事落后于人。自从嘉庆道光以来，被外人侮辱的事情，口不忍说，笔不能尽。兵力人谋，都不可依赖，所依赖的是使者有言辞，惯例不可废弃罢了。得到伍星使而谨慎持守前后，师法桑隅，希望弥补抵任之后，须将华人被土人虐待之苦，解救倒悬，急忙调剂，以免损伤国体。同样是做客，他们对待他们的客人，则极力保护；即使游历内地，也预先禁止子民，务必使相安，以怀柔远方。而我们到他们那里做客的人，则被定罪为争食，既拆毁房屋，又杀害生命，惨酷情形，哪有超过古巴之乱的？而中国的使臣领事，都置之无可奈何。如果换作他们来做，恐怕西方轮船环集东海，西方人的一屋一舍还要赔偿赏赐，华人的性命资财连粪土都不如，衡量情理，未见公平。想伍星使习见熟闻，应当也有感于心，而为之变通其道。计算此次出使之缺有三，而伍星使独自担当此任，大概是朝廷知道我国百姓在外受困以此最为严重，所以派他去做福星吗？伍星使体国为心，应当默会此意。现在事权已属，自可措施经纶，宽裕于平时，功德及于海外。我不禁代为旅居外国者欣慰地说：华人的起色，应当从伍星使此行开始。

译查伍星使跟随李傅相在北洋办理洋务重要差事，对于一切睦邻修好的道理，早已看得清清楚楚。此次持节出使外国，必定能够和睦邦交，增添光彩。右边是五羊爱余生来稿论述中，期望效法星使的意愿既迫切，那么对星使的期望之心也就非常重。圣人说过：“出使四方，不辱没君王的使命。”星使努力啊！

英文宜通行地球说

格致学家新有所发现，必定用本国文字记录，自以为不忘根本，却不知这正好足以自误。近来文人向来认为使用英、法、德三国语言应当无处不通晓，却不知这还不足以备用。意、希、荷、俄、奥等国的文字中，颇有值得研究的学问蕴藏其中，而这种学问只有通晓方言的人才能得到。惠尔斯英国西部扶持其应废而不用之本国土语，被有识之士排斥在教化之外。爱尔兰人有勉强西南各省地方官使用该岛土语的，诸如此类，不胜枚举。各国方言于是互有差异，而以一人之知识，学习各国语言，没有不徒费工夫而毫无实际效果的。要除此弊病，只有在本国土语之外，加习通行的语言。所谓通行的语言，如古代的希腊文，如后来的拉丁文，又如较为近代办理交涉所用的法文，而天下通行的语言尤为当今之急务。数年之前，即一千八百七十九年，有名希雷忧的人创造一种地球通行的文字，称为馥兰迫文，其方法最简便。希君在十年之内撰写《馥兰迫文法书》，所用语言共二十种，用馥兰迫文发行的报纸也有二十种，并且有以此文书写商务信札及发电报的用途。此文后来被禁止，于是兴起。一国的语言，即是一国权势所依赖的。英国官场模棱两可，虽未能对此有所预见，但英国商务事业远大，颇有挤出他国语言使其不得通行于地球之势。考察西半球的美国，不仅通行英语，即使日到美国各港口的洋人，无论籍贯属于何国，不先通晓英语是不行的。若在美国之外，再就英国各处新疆所使用的英语而言，习说英语的地方，其广阔可知。那么天下通商的语言及各国交接的语言，为何不早日以英文为主？想到这些，确实令人诧异。虽然如此，国中的商务及国势的富足，其增加快慢，将来若仍能如当今情形，那么英文终必成为天下通行的语言，这是意料中的事。

查英文之所以不能通行的原因，是英国官场及腐儒自我阻碍。凡遇可用英语之处，任其自然，坐失良机。譬如在埃及不用英文，而以法文、阿拉伯文代替。查埃及先前有美国人教读的学校，加上英国商务的畅旺，埃及本已通行英文。后来改习法文，实在是英国办理交涉的人造成的。而五十年内法国在埃及的势力就衰落了，将看到以法文行于埃及，实在不是好的计策。又查英文阻碍不得通行于地球的原因，其弊病在于拼法。而腐儒在考试之时，尤其必须严格讲究其无音字及不合理的拼法，使没有漏字的错误，不也太过分了吗？那么他们必定效仿阿赛克秘得门、秘得门在一千八百九十年前后，撰写缩字法书一百五十种。英美各国记者用秘得门缩字法记事者，十之有九。其方法与法、德、意、荷、日本及西班牙各国文字最适宜。现在地球各国用秘得门缩字法的，不下五十万人。问：难道一定要用秘得门缩字法吗？答：实在不必。如果文人学士能在拼法上稍加变易，删减拼法中无音的字，那差不多就可以了？不然的话，平民中有语言文字不合拼法的，纵容他们这样而不视为俗陋，那么英文拼法就不能字字有音，而在拼法的道理上差不多就接近了。再则拼法如果允许宽泛，那么东西两半球已通晓英语的人，乐于遵从宽泛方法的，其数目必定能过半。考察古时希腊在寻常文字上又加上字音轻重的撇画记号，英文何不仿照此法而改革？曾听说有英吉利人游历爱尔兰省，因不谙人名字音的轻重，以致言语不通，弊病在于无字音轻重的记号。那么何不于屈劳基达人名、于爱雷人名各字加上一撇，以区别字音的轻重？又何不于寻常脱夫西语（意为“韧”）及伯雷克西语（意为“瘟疫”）各字加上重音的记号？不然就照最简最便的方法仿而行之，在文法书前篇注讲一节，使容易解说，也未尝不可。所担心的是说话的人谆谆告诫，听的人却漫不经心，官员及文人仍然置若罔闻。而美国国内无论何国之人，均用英文。英国若不以简便的方法改革，而改弦更张，恐怕美国将自行其是了。

论莺粟始末弊端

小亚西亚亚洲之土耳其之栽洋药也，始于

译雷所著的药书，足以窥见其渊源流变。又由回回人带到东方。查考阿拉伯人在麦加回回教祖时期，商业贸易已经相当发达。书中记载的内容，似乎并非没有根据。只有英国人格兰伯劳士德通晓汉语，在八百五年随俄国使节来到中国边境，被阻止而中途停止。查得著名的止痛药叫细里阿该的，就是洋药。西历一千六百六十七年，中国已有此药，是希腊国进贡的。回回教与希腊教人向来积怨不和，进贡的使臣必定是与回教为敌的人。考察甘伦希腊古医名药书所载的渥诺依爱高司，一个字的含义是解毒药，即医治被毒物咬伤的药。所谓毒物，就是蛇虫和四足动物。这是用洋药制成的。所谓细里阿该，是从希腊开始的。此后布斯也制造它。国内市中朝制药材的人，或在街上，或在铺内，将干苦洋药用手牵磨成粉，和糖使其合乎口味，就是这种止痛药。那么唐书第五页一百九十八篇所载一千六百六十七年有洋人以药进贡，大概就是这个药吧？果真如此，那么进贡的不是阿拉伯使臣，实是希腊使臣。

译鸦片在中国盛行，是在希腊使臣来到中国之后的一千多年。富人吸食它，危害还比较浅；穷人吸食它，那么全家衣食的费用，都供给一个人的口腹之欲。但瘾一旦形成，就不能不吸，因此厌恶鸦片的人，没有比吸食者更甚的了。然而鸦片留下的祸害，还有比这更严重的。这种祸害在不知不觉中发生，中国人未曾留意。现在暗中吞服鸦片自杀的人，日益增多，应当紧急设法阻止。欧洲出售毒药，本来有限制，中国零售鸦片，道理相同，也应当制定章程以示限制。

中国人口太多，贫困逼迫人的情况，不知有多少，困苦忧伤，突然萌生短见，暗中吞服鸦片，数不胜数。父亲吸烟连累他的儿子，丈夫吸烟连累他的妻子，烟瘾已成，虽然活着如同死了，服用鸦片自杀的人有之。家中贫寒，夫妻反目，对上无法侍奉父母，对下无法养育子女，前途茫茫，吞服鸦片丧命的人又有之。年幼女孩受人虐待，因而吞服鸦片的也不少，其中被买去充当娼妓的，祸害尤其严重。苏州某甲专门购买女孩，教习筝琶，逼迫她们做娼妓，一天不知何故，某甲发怒偏责那个女孩。其中三个女孩愤恨得不想活，私自得到鸦片，煎汤各喝两杯，等到发觉时，两人虽然得救活过来，一人却毒发身亡。这三个女孩年龄约十岁。近来镇江吞服鸦片的案件也层出不穷，当地绅士鉴于此，曾经拟定条陈：凡是购买鸦片，如果不是两人一同前往烟店，不准出售；又吸烟人购买鸦片，如果不带烟灰以显示有瘾的证据，不准与之交易，大意如此。联名请求镇江道发布告示照此执行，道台接到后命令府县回复了。大概吞服鸦片自杀的人多，是由于卖烟毫无限制，确实无疑。执政者如果能发布告示规定限制，未必没有万一的补救。

治始于道路说

新会梁启超撰

进入它的边远地区，看到杂草丛生、荆棘刺人，进入它的都城，看到水土恶劣、尘土掩埋、低洼潮湿、泥泞不堪、土地像鼠穴一样，那么即使是愚昧幼稚的人也一定会说：这是岛夷野猺，可以说是闭塞不开化的国家了。进入它的边远地区，看到空旷平坦、四通八达，隧道轨道修整清洁，进入它的都城，看到大路纵横交错，车辆可以并排行驶，城墙环绕、沟渠排水，宽敞整洁，井然有序，那么即使是愚昧幼稚的人也一定会说：这是著名的都城、治理良好的国家，可以说是开化的国家了。这并没有考察风俗的淳薄、民智的开通与闭塞、物产的丰歉、法令教化的优劣。然而注视着它的废墟，游览它的街市，就相信那里的人没有精英，工匠儒生没有杰出人才，百户万货衰败，法礼政治松弛萎靡，呼喊着把它当作蛮夷之地，称为简陋的国家。像这样是什么原因呢？回答说：草木的肥沃与贫瘠必然表现在枝叶上，身体的充实与疲惫必然显露在面部，道路本来就是国家的枝叶和面部，哪有叶子枯萎、面部憔悴而不知道树木贫瘠、身体疲惫的呢？又听说，细微的变化起源于点滴，风气的教化建立在切近之处。凭借眼睛所看到的，脚所踏到的，气息所接触到的，出入所行走的，从王公贵人一直到平民奴隶，没有一天不在其中驰骋行走。所谓切近的地方，即使室内庭院也不过如此。室内庭院荒芜污秽，即使是疲弱懦弱的人也会努力起来清除它。那些习惯居住在门庭杂乱冗杂而不以为恶的人，他的长辈一定会责骂他，外人一定会诽谤他，说：这是不治的败家子。而对于室内庭院稍远一点的地方，就任由其荒芜堆积、污秽壅塞，因为沾染习气，顾虑不会触动耳目。切近的地方，松弛废弃尚且如此，这还能说国家有人治理吗？偏僻边远的地方，物力凋敝，或许不能胜任整治罢了。中国本是文明古国，而且人口四万万，又是地球上所谓人口繁盛的国家。然而城市之间，狭窄低洼停滞，车毂相撞、人流拥挤不能转身，而且粪便污秽堆积的地方，腥膻气味聚集的地方，污垢破旧物品丛集的地方，抛弃堵塞、蒸腾郁积，动不动就像山丘一样。更严重的，蚁穴泥泞，道路渗水潮湿，三大市场的街道杂乱堆积瓦砾，这也与物力凋敝的边远地方有什么不同呢？然而还可以借口说是省会遥远。至于京师内地，这本来是天子居住的地方，所谓首善之区。这本来是辇毂之下，而百官诸侯王趋附侍奉、鳞次栉比聚集的地方。然而它的道路荒芜，几乎像沙漠。大风扬起尘土，污秽掩埋，白天昏暗。积秽没踝，积水妨碍车轮。白天的道路上，甚至用粪便尿液作为便利。臭毒郁蒸，形成瘴疠。每到夏季酷暑，死亡的人不知几十万人。这本来是行路之人掩鼻的，外人之所痛心的。而那些重臣巨公，以及分管守卫这片土地的人，熟视无睹，安然不怪。这是我大为困惑不解的。他们对此漠然，并非一定乐于安于这种状况，只是认为琐碎龌龊的事情，不值得忧虑。治理国家的大计，不在于此罢了。

然而我听说治国者的话：工匠营造都城，中间的道路宽九轨，环绕的道路宽七轨，郊野的道路宽五轨，一定不使它狭窄低洼。郊野的庐舍通达国道到四方，一定不使它隔绝。靠近郊外及郊野，住宿休息的井树，一定不使它荒废。舟车车辆交互行驶，一定不使它壅塞。合方掌管通达津梁，一定不使它陷败。

译禁止在马路上驰骋，禁止抄近道翻越，必定不让其扰乱秩序。季春时节开通道路，必定不让其成为障碍。按时平整路面，必定不让其出现洼坑不平。雨后及时清理，必定不让其积水污浊。治理国家、规划田野，对此如此急切，何曾轻视或懈怠呢！我又从古代史官那里听说：殷代的制度，在公共道路上倾倒灰烬就砍断他的手；周代的制度，在边境树立标志以标明道路。那些有利于民众的事情，难道没有比这更大的吗？然而古代的圣明君主却必定以此为急务。如果古人都是愚笨的人，那还可以理解；如果古人稍微懂得治理国家的道理，怎么可以轻视或懈怠呢？〇〇〇蜀〇犬古代圣明君王对此如此急切，西方的新政，难道不是显著地取得了富强的效果吗？他们修路的制度是：拓宽路面以消除拥挤阻滞，中间高四周低以排泄积水，疏通沟渠以洗涤污垢，每天用车辆碾压以平整不平之处，车马行人分道以解除拥堵，引水喷洒以清除尘雾，再点燃电灯以照明，巡逻捕快以维持秩序，禁止丢弃粪便污秽以保持清洁。他们的街道制度，也可以说是精密周全了。古今相隔千余年，而西方的新政竟然与古代圣王的旧制没有多少差异，这难道不是有国家的人所急切关注的必定不能遗漏这最切近便利的措施吗？西方人通商我国，他们在租界内的道路整洁，也是如此。我们游览那里的人，无不赞叹他们政治的修明，而对于与我们切身相关的举措反而吝惜地置之不理，这有什么不同于喜欢租赁房屋的人只清洁走廊厅堂却让正室污秽杂乱，却坐视不管而无计可施呢？为什么不借鉴前代的制度和邻国的政令来观察呢？没有比这更荒谬的了！况且那些所谓坐视无策的人，也不过是说工程繁重难以承担，款项巨大难以筹措罢了。顺应人心所乐，兴办民生大利，事情是很容易推行的；划分土地进行管理，各自修缮所管辖的区域，责任是很容易明确的。中国贫民穷苦饥饿，谋生艰难，就把修路的费用作为养活民众的资金，以工代赈，效果是很容易收到的；禁止倾倒堆积污秽，法令是很容易执行的；时常修缮整理，后续是很容易接上的。况且国家也曾每年拨出内库银两百数十万来修路，然而中间被官吏侵吞，因循守旧粉饰太平，每天把黄金扔进无底洞，哪里比得上彻底革新，切实收到前代民众利用道路的益处，而完全去除堵塞污秽和瘟疫的危害呢？有这样的巨大利益，关系到国家体制，即使勉强筹划，也应当去做，何况修路本来就有常规款项，节省几年的虚耗就足够了？荀子说：“凡是利多而害少的事情，就去做。”商鞅说：“利益不到十倍，就不变法。有百倍的利益，而更没有任何危害，那又何必畏惧而长久不做呢？”运输粮食、调动军队、通商贸易、便利运输、赈济灾荒、考察官吏、开通风气、互通有无，铁路的利益，已经知道了，也说了筹集巨款专门办理，却反而对于这贴近民众的重要图谋，习以为常不加考察，有几〇〇〇款项推说难以筹措，这难道不是只见远处而遗漏近处吗？效法商周的古制，就近采纳西方的新政，对内消除壅塞污浊的积弊，对外避免邻国的恶意讥讽，民生因此得利，国体因此尊严，政治因此修明，富强因此奠基，一举而具备多种善政，确实没有比这更切近便利的了。《尚书》说：“王道广阔平坦”，又说：“王道平坦通达”，大概确实如此，王道必定先要这样，然后才能展现广阔平坦的教化。

译仓储

水旱灾害，是天灾；用来救济的方法，则是人事。古时候，耕种三年余出一年的粮食，耕种九年余出三年的粮食，用三十年的通融来制定国家的用度。堤防沟渠，事先加以防备；储备粮食，事后加以救济。因此，请求开仓放粮后，灾祸的征兆便暗中消解。年成有丰有歉，而百姓没有流离失所的，确实是有其方法的。自从汉代以来，常平仓、义仓、社仓的制度，规制非常详细，救灾救济邻里，大致保留了古人的用意。朝廷折中古今，爱护百姓，整顿仓储，年年增加，而对于北方省份尤其用心。实在是因为水利长久荒废，转运不便；北方人愚昧懒惰，不懂得积蓄。丰年丰收，粮食多得狼藉满地；等到偶尔遭遇饥荒，就束手待毙，或者流离迁徙，散落到四方。如果不平时有所预备，就不足以救济灾难抵御祸患。捻军之乱，城池沦陷，所过之处一片狼藉。旧日的仓储，全部遭到焚烧抢劫。自从晋豫大旱，直到山东、顺直接连发生水灾，商议赈济、商议减免赋税，几乎成了惯例。上面截留漕粮、发放国库银两，再三进行；下面查户劝捐，有增无减。恩惠是恩惠了，然而相隔千里，转运艰难。已经死去的百姓，难道能复活吗？如果每个县都有数万石米，用来立即救济饥民，那么防患于未然，保全的生命就更多了。何至于一个省份报告歉收，天下就骚动不安呢？况且天灾没有定期，而赋税有固定的额度。接受救济的人没有实际的帮助，而施予救济的人却显露出疲倦的神色。万一力量衰竭难以穿透，鞭长莫及，那么将来灾民百万，填满了沟渠壑谷，生计就断绝了。想到这些，哪里能设想得出。谈论今日的救荒，铁路实在是重要的图谋。然而议论已经难以调和，财力也苦于不足。没有办法，那么恢复常平仓、社仓的旧制，来暂时救济眼前吗？北方土地，土质深厚，所以种植收获容易丰饶；北方土地，气候干燥，所以收储可以持久。管理核实，官员不如乡绅；散放得当，银两不如米粮。建仓的地方，应当根据户口的多少，酌情给予变通借贷的资财，可以提取赈款中的盈余，稍微加以补助。况且老鼠是微小的动物，还知道积蓄粮食来抵御冬天；蜜蜂是微小的昆虫，尚且懂得采花来酿蜜。难道人类的智慧，反而比不上昆虫吗？并且应当劝谕民间，思患预防，各自谋求积蓄。丰年要忧虑歉收，吃饱时要忧虑饥饿。丰年粮食堆积，不要让它狼藉浪费；仓库充实，门窗要严密防备。如果民间有三年的储备，那么朝廷就没有一朝的祸患了。有人说：“仓储的说法，看似正确实则迂腐，所谓老生常谈不就是这样吗？”却不知道方法没有古今之分，对症就有效；射箭没有巧拙之分，射中靶心就神奇。近年来筹款赈济募捐，艰难啊，辛劳啊。水旱偏灾，是常有的事。不筹划一个善后的良法，那么呼天抢地，这样下去哪里是尽头？救济众人广施恩惠，尧舜都感到困难。以积蓄储备为经线，而用水利作纬线；以仓廪为主，而用火车为辅。正本清源，取多补少。中原万里，即使终古无灾也是可以的。

和籴

三代以前，吴、楚、荆、蛮是边远之地。北方物产丰富，土地肥沃，家家自给自足，不需要仰赖东南。直到商君变法，秦国兼并天下，接连经历战乱，地力逐渐贫瘠，百姓逐渐贫困。汉朝兴起，漕运山东的粮食来供给关中，然而中原仍然富庶。自从刘石构乱，历经十六国，魏、齐、周、隋二百多年，中原的文化典籍渡江南下，荆、扬、益三州的水利农田反而保留了古人的用意，北方省份流离于兵火之中，丧失了圣哲留下的规矩，扫除殆尽。唐朝才开始漕运江淮的粮食来救济关洛，宋朝也疏浚汴渠，漕运荆扬的米粮来赡养开封。元、明以来，海运河运交替兴起，劳费糜弊，直到今天，万里馈粮，如同婴儿等待喂养。海船则担忧漂没损失，河道则苦于沙淤，设置官员数百员，役夫数十万，总计一石米，花费十七八两银子才到达京师，漕仓弊端丛生。等到发放俸禄军饷，陈米红米腐朽，能吃的不能吃的各占一半，卖给米店，只值一两银子。国家花费十七八两银子的东西，而它的用途只值一两银子，用一两银子可以购买的东西，却仍然固守旧法，不惮花费十七八两银子通过艰苦险隘的道路运来，劳累还有谁超过呢？笨拙还有谁更甚呢？弊端还有谁更深呢？自从商局开设，轮船通行，改为海运，虽然有费用损失，每石不足十两银子，它胜过河运，无需再计算决定了。有人还为之曲解，一定要让朝廷虚耗国库银两，得不偿失，并且长期留着这数十万运夫游手好闲，在中原倒行逆施，这究竟是什么意思？以我管见推测，不仅河运万万不必恢复，即使海运也可以不必再实行。元、明的君臣，孜孜不倦，汲汲营营，穷尽天下的力量，建立官署设置军队，轮流督运，难道是喜欢劳苦吗？只是官府上下仰赖南漕，唯恐它偶尔不能到达罢了。现在轮船转运，绝迹飞行，山东到天津，一天；奉天两天；江苏三天；浙江四天；福建五天；广东六天；不分昼夜，不畏风涛，电报飞驰，刻期可达。时势变迁如此，却仍然拘守元明的旧制，安于常规习于故套，徒然饱食官吏而损害国家，

译这没有可说的。根本的长远打算，自然应当以京畿以东的水利建设为重要规划，即使费用巨大、工程繁杂，不能立即全部实施，也可以先将南方漕粮的轻赍等项统一改为折色（银两）解往京师，而统筹计算每年所需的平价粮食在天津采买，或者也可以逐渐改变，每年改折二十万石，计划用五年时间完全削减南方漕粮。内部如仓场，外部如漕运的各官员，酌情保留一两名，其余一律裁撤。每年所节省的费用，应当也不下一千万两银子。偶尔遇到灾荒年份，或者正值战事，完全可以在事前发电报命令采买并运往京城，消息灵通，必定不会有阻滞。至于粮食店铺抬高价格囤积居奇，以前或许偶尔有这种情况，如今海运畅通，电报四通八达，只要有微小的利润，不超过五天富商大贾就会云集天津，何必担心物资匮乏、担心贫困，私下里过度忧虑呢？又有人怀疑仓匪和漕工这类贫民无处谋生，必定会作乱，难道不想想咸丰、同治年间停止漕运将近十年，这些匪徒也安分守己没有闹事吗。自古以来，没有因为顺从奸民一己的私利，而阻挠国家百年长远大计的。

译游历

陈次亮

当今世界，是一个维新变革的宇宙。古代谈论天象的人，通过占星观测日月，计算岁实和岁差，但不到百年，往往就出现许多错误。如今有了地球自转的理论，才知道数百颗行星都环绕太阳运行，而肉眼所见的恒星其实都是太阳。于是古代的方法全部废弃，千年的疑惑，一下子豁然开朗。太阳到达历元，没有细微的误差，这是天文学的新成就。古人面对大海向海神祈祷，往往说海与天相通，方丈、蓬莱等仙境，辗转附会。如今则五大洲鼎立，无数岛屿星罗棋布，轮船往来，如同门户开方，计算里程清晰明了，如同掌纹一样清楚。乃至南北洋，古人足迹未到的地方，也能开凿险阻、深入幽暗，穷究其根本，这是地理学的新图景。古代时候，搜集神灵怪异，夸大神仙灵异，荒诞不经，本来不足为据。如今则轮船铁路，简直像是缩地成寸的神方；电报气球，就是补天的秘术。一盏灯如月亮，光照百城；两种气体驱动轮子，力量超过万马。以至快枪、巨型铁舰、鱼雷，无坚不摧，无处不达，权力等同于造化，功绩胜过鬼神，这是人事的新方法。古人取用五行百产来利用，适宜百姓，说“天没有废弃的材料，地没有遗漏的利益”，其实并非如此。如今则提炼养炭气体，考察原质的构成，水、土、木、金，全部分解，哪里还有耳目未曾发现的东西，山川没有不泄露的宝藏。动物植物、飞禽走兽，观察形态声音的变异；金石骨角，化腐朽为神奇。修订山经地志的开创，格物致知的学问，这是物产的新原理。此外，精心思考奇异器物，日新月异，深远无尽，不知道极限在哪里。追溯其灵奇变化，怀疑是鬼斧神工。等到慢慢观察，则高大以下为基础，宏大由细微起始，浅尝到深造，都有阶梯可循。极尽人工代替天工，广泛利用地利穷尽物性，这难道是海外小国所能做到的吗？那么是谁做的呢？回答说：是天做的。天想要开辟万国大通的局面，而道路遥远，山川阻隔，没有这些不足以快捷往来，供给日常使用。更新的气运，天确实开启了，谁说人能遏制它呢？只有中国局限于旧闻，坐受其弊，拍胸顿足，空谈而已。即使有明智的人，仔细考察情况，变通以尽利，不久就遭到众人的怀疑和诽谤，矛头指向他自身。自恃以前的错误，不警惕以后的祸患，议论的混乱，家国的安危，都系于此了。应该明确告知近支王公及中外大臣，有能追随张骞、乘筏出海的人，官府供给资斧，允许他自行陈述，预先由总署照会各国，送迎接待回国。后来阅历有收获，量才使用，给予事权。其中有壮志年华，愿意留下学习的，也资助其费用。至于四品以下的文武官员，有想要出洋游历的，先由长官考验，如果学识通达敏捷，也准许给予资斧，但必须计算日期往返，以示限制。如果愿意留下学习，并给予半费，随时由使馆稽查，以广泛培养。当日俄国沙皇微服到英国，亲自进入海军学习三年，回国后水师雄武，与西方抗衡。日本东瀛小国罢了，通商五十年，而制造器物训练军队，显著富强之效，难道其才智远过华人吗？因为其国亲王大臣游历各国，具有心得。后来总揽枢要，同心同德，百废俱兴，所以西方人敬重他们，而华人畏惧他们。必定喧哗地说：“我大国也，彼小国也，既不能命令，又不接受命令，刻舟求剑，胶柱鼓瑟，不思改变图谋，他日必有先受其祸者。”所以公忠体国的君子，不可以不知道天意。

虞衡

陈次亮

听说九官分职，益担任我的虞官。周朝的道路像磨刀石一样平坦，像箭一样直。三代以上，沟渠桥梁，街衢道路之事，都有官员掌管，就是所谓的虞人。百姓的本性，自利自私，只顾眼前，不知长远计划，没有官员督促率领，必定不能整齐划一，经营治理。确实如此！如今驿站水利，也有兼管官员，但文书空存，没有能履行其职责的，以至于京城内外，杂草满目，尘埃蔽天，桥梁废弛，沟渠湮塞，丘陵荒芜杂乱，如同远古未经开辟一样。至于四通八达的街市，狭窄闷热，酿成疾疫。干旱则风沙卷地，涝灾则泥泞载途，城邑都这样，北方尤其严重，这不是用来严肃中邦体制，壮大万国观瞻的。而且虞政的修与不修，就是商务兴废的原因，也是国势盛衰所系的。西方各国，街衢整洁，道路平坦，日月修治，不敢废坠，宾客有归家之乐，百姓没有致病之因，严肃清明，宛如古意。那些旅居中国的人，也依照其国制，设立工局，整理清洁，坦然有序，荡荡翼翼。旁边的中国城镇，虽然肩摩毂击，人物殷实，但广狭平陂，未免相形见绌，这是因为古制沦亡，没有专官隶属的缘故。西方人说修路一事，与商情的向背，地面的兴衰，暗中维系。每在海滨广漠，自辟一条路，不到几年，商旅纷至，自成村落，而道旁之地亩骤贵至数千百金，树木茂盛，气象一变。才知道西方现在的制度

译（此乃）决定遵循上古的遗规，不能固守后世因循苟且的风气，坐视让远方之人讥笑。应当考察往昔虞衡官的职责，兼考近来颓废的原因，参酌中西制度，权衡古今利弊，设立官员督理，就地筹款捐输，专门委派一位工部侍郎主持此事。街道以京师为主，而后逐渐推广到各军州；道路以交通要道为先，而后逐渐通达荒僻之地。区分主干与支路，根据山川形势审度轻重，权衡缓急，而桥梁沟渠、堤防林木等一切便民的政策，都可以会同地方长官处置经营。这既是通商铁路的初步基础，也是水利驿传的实际效用。旧有的官员，多半被当权者侵吞渔利，应当责令追偿，以弥补根本上的不足；酌情向商民收取，点滴归公，以够用为度。从此以后，逐年增修，筑路的基础应以电报线路所经之处为准，纵横经纬，绘图测量，步测如章亥般没有差错，关山河流不再阻隔，那么积习的颓靡都将改变，而新政的推行也就并非难事了。有人说：道路险阻艰难，是为了限制战马的奔驰，如果加以修治，祸患将更加急迫，该怎么办呢？不知道天子若有道，四方夷狄都会来守卫。当日粤捻匪横行，何曾因为险远崎岖的山路稍微阻挡了往来的踪迹？堵塞自己的门庭来抵御盗贼，这是愚者不会做的。民情所不便利的，日后必有使之便利的人，千万不要畏缩不前、迂腐行事，给后人留下话柄。

译赛会

西方人的心机算计，真是精巧啊！他们维持商业贸易的方法，真是周到啊！起初，没有比开设博览会更紧迫的了，这是为了开创先例；随后，没有比减免出口税更重要的了，这是为了巩固后效。天下人的才能、力气、智慧，不能没有高下差别，这已是很久的事了！上等的人，独具智慧巧思，自己开辟新的领域，变化神奇，适宜百姓使用，是天生就懂得的人；中等的人，亦步亦趋，效法前人，遵循规矩法度，不超出范围，是学习后懂得的人；下等的人，则愚笨无知，安于愚昧弱小，贪婪懒惰，与猪狗为伍，是被人役使的人。如今中国、西方、日本，滔滔众人大多属于中等人；那些南洋、印度、非洲的种族，则是下等愚昧的人。然而上等的人，穷尽思虑，内心劳苦；中等的人，继承前人的成果并加以提高，事情就轻松了。所谓博览会，就是互相验证、参观，用耳目代替心思的作用，这是让百姓轻松获利的方法。五大洲的风土各不相同，万国的物产各有差异，万种宝物、五金、六谷、百果以及草木、鸟兽、羽毛、皮革之类，丘陵川谷中昆虫飞禽走兽等类，寒带、温带、热带所适宜生长的，山民、泽民、海民所获得的，广泛搜集，荟萃于一堂，从而审查其优劣，辨别其美丑，适时决定取舍，决断遵从或背离。有一样东西不知道，是儒者所耻的；多才多艺、博学多识，就能因此成名。假使古代圣人有知，也应当以此为极大的快乐！如今各方和会，四海大同，以有余换不足，取多补少，穷尽山川的宝藏，天地不能隐藏其光辉；扩大亿万人的见闻，圣哲不能私藏其学问。时代更替后，新的都变成旧的，变化的都成为常态，阻塞的都变得通畅，分离的都合为一体，百姓日常使用却不知晓，举世习以为常而不觉得奇怪了！所以说：这是天意啊！西方的博览会，每五年或十年举行一次，振兴商务，不遗余力。日本也仿照设立农桑、工艺等会，阐明并深入探究，国势日益强盛，民生日益富裕。中国丝绸茶叶的利益，都被他国掠夺，反而将罂粟花引入内地，海防、制造讲求了五十年，仍须倚仗洋人，狼狈相依，像盲人依靠向导，如果不加以转移和变化，恐怕知道并不难，实行却很难。后人看现在，也像现在看过去一样！应该详细考察各国设立会场的制度，先在上海、汉口等港口筹试举办农桑、矿务等会，以鼓励民间。等到东省铁路建成后，就在天津购地建房，综合中西，设立一个博览会，皇帝亲自莅临。重视这件事，中外的金石、古玩、名画、法书，以及山海的珍奇、工艺的器物，都可以入会。购买者议价，参观者取资，设立会场的费用，预先筹措，专门会议散后，储存为博物院，作为后人考察借鉴的资料。此后逐渐推行，每几年举行一次，以开风气，以开拓利源。至于各省的赛会、迎神，虽然也是乡傩遗意，但作为无益之事，动辄引发争端，不如用这个来替代它，使百姓有取法的资料，四海没有长久遗留的利益损失？如今的议论者，动不动就用奇技淫巧来诋斥西方，而朝廷和民间上下，所使用的触目皆是西方的物品，不禁感叹不作，仰赖人力，耗尽财力，坐以待毙，堂堂大国，被日本所窃笑。这又是为什么呢？

编审

如今天下的大患，只有一个游民罢了。《尚书》说：“百姓是国家的根本，根本稳固，国家就安宁。”《周礼》中大司徒掌管建立国家的土地图籍，以及人口数量，以辅助君王安抚国家。古代圣王治理天下，必定先知道版图户口的实际数量，以适时调节增减，平衡盈虚，这是教养兴起的缘由，也是贡赋的来源。我的夫子之所以背着版籍，而后世的编审之事就由此兴起。三代以后，爱护养育百姓的政策放失无存，赋役征徭烦苛贪婪暴虐，于是编审这一方法就成了积弊聚集的地方。本朝意在体恤百姓，将丁税并入地税，司农的版籍日久湮没，于是没有土地的百姓，大半都是惰民、游民，也就是被抛弃的百姓。国家不再征收赋税，官吏不加收容抚恤，听任他们自生自灭，自去自来，没有再有过问的人。有的死于疾疫，有的转死于沟渠，有的卖身为僧尼，有的流落为盗贼。等到积重难返，刑罚杀戮增多，桀骜狡黠的人趁机而起，斩木揭竿之事就发生了。然后大举讨伐，像除草杀禽一样，虽然不久就平定，但伏尸百万、流血千里的，都是不教不养的穷民。天道好生，忍心吗？不忍心！于是肃清未久，游民熙来攘往，又复盈千累万，难以计算。散勇会匪，乘机构煽，江湖中的伏莽，等到几十年，人口更加繁衍，其患害不堪设想。即使侥幸弥缝无事，他日敌国伺机而动，出百万金雇募并训练他们，投以利兵，置于前线，所向还有坚城吗？内忧外患，令人寒心啊。防范的方法，没有比保甲更好的，没有比垦荒开矿、通商惠工、广设善堂、增建学校更重要的。而正本清源的至计，尤其以编审户口为要图。必须确切知道

译只有探明百姓遭受疾苦的根源，然后才能筹划施行的治理方法。我认为应当详细考察中国西方编户齐民与审查登记的制度，权衡利弊，参酌取舍，明确制定章程，与保甲制度并行实施，颁布于天下，先从通商各口岸开始，逐渐推广到内地各城市，将有无产业的民众细细区分开来。有产业的人从事什么职业，能否养活自己和家人；无产业的人年龄多大，家中几口人，靠什么谋生，有什么技艺。主管官吏每年稽查核实，然后因地制宜，兴办养育教化，劝导他们从事劳动，分配给他们闲置荒地，隶属矿产官员统领，由虞衡长官负责，根据他们平素熟悉的技能，使用他们容易掌握的能力，由贤能之才督率他们，以事业来考核他们。这样生产的人多，消费的人少，劳作的人勤勉，使用资源的人从容。这就是《周官》《王制》的精髓，也是治国平天下的宏大纲领和主旨。只是百姓本性愚昧，而民情喜好安逸，官民之间隔阂深远，而吏役的弊端众多。如果不汇聚天下之力，实行保甲制度，设立乡官，聚集起来稽查他们，劝导引导他们，整顿他们，整齐他们，纲举目张地管理他们，条理清晰地治理他们，想要使他们不越出规范，周全成就而不遗漏，能做到吗？推行这件事，不是靠一双手脚的辛劳；成就这件事，不是靠一朝一夕的功效。应当在国家闲暇之时，做出如修补门窗般的预防之计，养痈成患，好战不祥。爱护百姓、研习大道的君子，应当事先预防，事后谨慎。

译用恩义来联结，用诚信来取信，仅此而已。父母对于子女，在家时看待他们如同平常，等到他们外出经商四方，就会远远地送到门口，倚靠门栏盼望，叮嘱他们的行装，告诫他们小心风霜，难道是轻视在外的人而厚待在家的人吗？这是因为外出与居处的情况不同啊。如今我的百姓，被拐卖贩卖而去，既然不能在事先加以防护，带着资财归来，有时反而在事后遭受摧残，这还谈得上什么爱民如子呢？应当在香港、澳门以及各通商口岸设立总局，进行稽查和保护。出洋谋生的商民愿意出洋谋生的，到总局报名，官府提供船费，与所前往的国家订立合同，按比例扣除工资，议定年限。如果有生病、年老或长期请假想回家、无力自行脱身的，允许在当地提交呈文，由领事知会，各总局代为安排让他们回国。怀挟重资想要回归故里的，入境后到总局报告说明，发给护照，命令所在地的官吏特别加以扶持。有欺凌敲诈勒索的人，从重治罪。这样，远行异国，就不担忧资财的艰难；返回故乡，就能享受田园的乐趣。那些现在在各岛屿做工经商的，也应当考察他们生计的盈亏，观察他们风俗的好坏，审查他们的人口，联络他们的性情，禁止他们的奢侈淫逸，消除他们的疾苦。然后天下百姓才会一心向往，仰慕道义，官府才可以增设，政教才可以逐渐推行。

译渔团

陈次亮

当法越战争刚刚爆发之初，负责事务的官员有筹办渔团的提议，有的人铺张扬厉，好像师船不值得深深倚仗。只有这沿海百万渔人，熟悉风涛，四面围攻，出其不意，足以作为制胜克敌的方法。议论虽然很多，最终没有头绪，拖延了几个月，而和议达成了。接着有熟悉外邦局势、熟稔海上情形的人说，大海风潮，如雷轰霆击，人力到此就穷尽了。西方人巨大的坚固船只，以铁网、鱼雷、快枪、电灯相互辅助，早晚严密防备，行驶如飞，智勇无处施展，追击不能赶上，泰山压卵，抵挡就会粉碎。兵法说：“置之死地而后生”，还有可以生存的指望罢了。既然已经决不能生存，又怎么能一概要求他们去死呢？所以渔团这件事，用来防备寻常海盗，或许可以收到铅刀一割的功效，而不是用来对付今日的海军、泰西的强敌的。这两种说法，都是对的，又都是不对的。渔团，应当在平时编查，而不能在临时取办；应当以防范奸细、断绝接济、禁止登岸为功效，而不能倚仗它来抵御外侮、攻坚克敌。为什么这么说呢？那些渔人，都是中国的百姓，他们畏死贪利的心，也和常人一样。平时把他们置之度外，一旦有事，突然想要把他们编入军队，放在前线，驱赶到枪林弹雨之中，即使黄金满前，白刃在后，还有畏缩躲避来不及的，难道区区一纸公文就能激发他们的忠义之气吗？然而渔人虽然卑贱，终究还是中国的百姓。却任由他们流荡而没有归宿，散漫而没有纪律，存亡众寡，没有了解端倪，合天下万邦，也没有像中国这样粗疏阔略的，何怪他们通匪济贼，唯利是图，不知道自爱呢。应当命令沿海各省略微仿效保甲制度，查办渔团，选拔正直的人作为首领，妥善筹画经费，谨慎选拔贤能官员，购置枪刀，督率训练，检阅操练完毕，将武器缴给官府，为首的人给予月饷，海波平静，各自谋生。等到战事已经开启，就纠集壮丁，驻守当地，仍然拨付国库恩恤以结其人心，使得命令下达如流水归海，不至于临事惊慌，徒增惊扰罢了。泰西各国相距七万里，调动一个士兵的费用需要数百金，常常用利益引诱贫民，冲冒锋刃，无知的百姓，受其指使，自蹈死亡。现在教练而稽查他们，那么诱胁的源头可以断绝，这是防范奸宄的第一点。海舶薪粮虽然具备，但新鲜蔬菜淡水必须购买。陆地上的居民，查禁既然严格，那么取携就不方便，以断绝接济，这是第二点。中国百产具备，无需向外求取，所以封锁港口，不足以困住我们。只是海疆万里，口岸繁多，处处设防，兵力有所不能及。相持既久，他们将要登岸攻城，渔团伺机，焚烧船只以断绝归路，进退两难，必有戒心，以禁止登岸，这是第三点。这三点，都是利用他们的长处，来弥补陆师海军的不足。这些人生长在海边，时间久了，难道没有杰出的人才，乘隙立功，以获取富贵吗？如果突然要求他们忘身殉国，冒险冲锋，那么舟舰的大小悬殊，器械的优劣相差数倍，势力的强弱天壤之别，性命如鸿毛，轻于一掷。即使重赏之下，也未必真的有勇夫。何况拿着斗酒豚蹄，而祝祷篝车并满呢？所以渔团，可以倚仗又不可以倚仗，不可以倚仗又可以倚仗。不思考利益而思考危害，不用于战而用于守，不用短处而用长处，在器使因材的道理上，思考就超过一半了。

自立

陈次亮

近来中国整顿海防，当道的用心，也可以说是勤勉且真挚了。福建的船政，开始于前；北洋的海军，随后兴起。各省机器制造局，水师武备堂，铁舰、水雷、快枪、巨炮，开船坞，广筑炮台，亦步亦趋，应有尽有，这是强兵的实效。近日使命往来，见闻更加开拓，知道工商两事确实是泰西立国的根本。于是轮船、商局、江海通行、电报公司，水陆联接，开煤、炼铁、织布、纱，部拨二百万金作为东省铁道每年的费用，这是富国的基础。只是官商各局仿效西法，而管理一切，统用西人，完全不思考教养华人以逐渐收回权利。日本，东瀛小国罢了，通商三十年，就把西人能做的全都学会了，把华人不能做的也都学会了。堂堂中国，有器物没有人，就将蹈印度、波斯、土耳其的覆辙，日后的隐忧深患，正渺茫不知道最终会怎样。现在的议论者，总是说华人贪诈脆弱，不如西人坚忍而有恒心，上下一致贬低华人而推崇西人。华人不可用，难道就可以长久使用西人吗？他日有事，那些西人，果真能尽力保证他们没有二心吗？不可理解罢了。现在华人喜欢谈论洋务的，大率轻薄嗜利，忘记本来，而读书明理的人，或许漠然不屑。用我的下等马匹对抗他的上等马匹，不及他，是应当的。在这里就认为中国竟然没有上等马匹，是谬误的。应当在沿海各埠广泛设立工艺学堂，选募聪颖纯正的

译生童，分门学习。南北洋海军、招商、铁政、织布、纺丝以及官商制造各局，都应当抽调专人设立学堂，教练人才，以储备日后的用途。至于商务一事，西方人善于心计，讲求整顿，已经历多年，他们的防范周全，考虑周密。只是他们的土地狭小，物产逐渐稀少，而中国百宝充盈，蕴藏而未开发，只需谋求在我方，开矿殖货，通商惠工，拿出我十分之一的储备，就足以供给他们的需求并满足他们的欲望，所谓自己开辟财源的就是这个意思。洋货物美价廉，确实有利于民间日常使用，符合人情便利，即使是圣人也不能挽回。如果由内地官商购买机器自行制造，官府加以保护并减税以抵御其输入，那么西方人奢华服用的巨大利益最终将被我方夺取，所谓自己节制外流的，就是这个意思。然而国家立于天地之间，必须有赖以立足的根本。贯通古今，通达内外，没有信用就不能立足，没有道义就不能行事。如今中国上下之间，互相猜疑逃避，不是一朝一夕的缘故，这是逐渐形成的。作为百姓的统治者，自己处于不诚信的地位，却希望百姓信任自己，怎么可能得到呢？彼此不信任，却希望事情有所成就，也是不可能得到的。因此，好大喜功，没有益处；钩深致远，没有作为。教育英才，转变风气，疏通壅塞蔽障，保护商民，那么丰足财富、和睦民众的规划，就是对外治理、对内安定的关键。在根本原初的地方寻求，在至简至易的地方归结。也就是所说的反求诸己罢了。

译审机

陈次亮

在当今谈论洋务，对于我方而言，不过是致力于根本罢了；对于对方而言，不过是审察时机罢了。就像善于下棋的人，有先手之利，争夺则胜，不争夺则败；得到则安，得不到则危。中国几十年来，屡次失去先机，但事端即将酿成时，往往有上天眷顾的幸运。有天津一案，法国君主遭擒；有伊犁一役，俄国沙皇被刺；有马江一战，法国将领孤拔伤亡。事情并非预先谋划，而时机却恰好吻合，冥冥之中，仿佛有暗中主持者，不能不说是上天特别厚待中国。只是事势的到来，哪有穷尽？人力不能不竭尽，天功不能屡次贪求。利益相同则互相争夺，祸害相同则互相救助，这是常情。所以公法，是讲理而不是讲势力，讲公正而不是讲私利，讲常规而不是讲变通。如果有可伺机的空隙，可乘的便利，那么〇敌人固然贪图重利，即使是友邦也会起兵端之心。如五国帮助土耳其攻打俄国，名义上很美好，但《柏林条约》签订后，俄国割占其北部，英、德、奥、意割占其南部，致使土耳其在欧洲再无寸土。法国与越南之事兴起，局外道义上不应偏袒，但英国灭掉缅甸，日本骚扰朝鲜，趁人之危，公义何在？这就是所谓利益相同则互相争夺。俄国人蚕食鲸吞，贪婪无厌，借助公法，如虎添翼。英国在南洋，屡次让出商埠，以讨好德国，巨文岛、西藏之事，凭借兵力已经占据却甘愿让给中国，那是他们环顾欧亚两洲，考虑到未来的大援助，除了中国和德国无人能胜任罢了。这就是所谓祸害相同则互相救助。西方所擅长的是政治，中国所擅长的是教化，道与器不同，体与用有别，互相观摩，互相补救。我私下认为，西方人忠信明决，确实是立国的根本，但三纲不明，五伦败坏，那么日后动乱的隐患，就是衰败景象形成的缘由。君主是臣子的纲常，古代有明确的训诫，西方人倡导自主之说，把君主当作棋子，〇那些贤明的尚且遵守旧规，不肖的则人人想自己夺取。像巴西等国，彼此相攻，大乱正盛，隐忧未除，这是没有君臣伦理的，不足以达到太平。《尧典》说：“能够彰明崇高的德行，来亲近九族。”中国敬宗尊祖，永远保佑后代。西方人父子兄弟之间不互相救济，所以经商各埠的人，几代之后不知道自己是谁家的子孙，不到百年，已经多混杂不清，这是没有父子兄弟伦理的，不足以保存种族。《孟子》说：“不孝有三种，没有后代是最大的。”乾坤定位，丈夫是妻子的纲常，西方人重女轻男，贫穷者不能娶妻，又害怕家庭拖累，绝不把没有后代放在心上。虽然现在人口繁衍昌盛，但日久终将衰歇。这是没有夫妇伦理的，不足以繁衍后代。这两件事，事态尚远，而自由之说这边倡导那边附和，流弊已深。唯独俄国君主屡次濒临危险，毅然不为所动，担心日后欧洲变乱，俄国人乘隙兼并，那么粮饷充足、兵精马壮，灭了西方之后，必定窥伺中国。元太祖的往事，足以让人寒心。幸好英、德两国思虑深远，极力排斥这种论调，既然开设议院，稍微平息民心，倡导联邦合纵的谋略，作为防患于未然的计策。兵法说：“知己知彼，百战百胜。”智者能在祸患未萌时预见，明者能在危险无形时避开。在群雄并立的时期，稍有长短，立刻分出优劣。如果没有超世之才，绝人之识，运用法则而不拘泥于法则，制服别人而不被别人制服，那么在刚柔轻重之间，必有毫厘之差而千里之谬。茫茫天地，志同道合者何人？旷世英雄，如今有几个？这就是鲁女杞人之忧，之所以扼腕叹息、心中不安而不能停止的原因。

圣道

陈次亮

《尚书》说：“上天保佑下民，为他们设立君主，设立师长。”自开天辟地以来，神灵首出，而设立君主的，是黄帝。他治理世间约二千五百年。如今中国四万万民众，都是高阳氏的后代。其后尧、舜、禹、汤、文、武，圣贤相继兴起，南北东西，敬畏神灵服从教化，享受和乐饮食恩德。到了春秋末期，诸侯凭借武力互相攻伐，天下混乱不堪，日益趋向动乱。上天在那时，诞生一位孔子，以布衣之身担任师长。他称颂先王，祖述宪章，垂范教法。与门下三千弟子，七十位贤人，删定《诗》《书》，订正礼乐，系联《易》象，修撰《春秋》。虽然西狩获麟，困顿终老，但大成至圣，天下尊崇。从孔子以来，到现在也二千多年了。然后地球万国，光气大通，象数从西方传入，又回归中国。言论淆乱急切，等待折衷，必将有圣人出现，将黄帝、孔子合为一人，做到政教同源，君师合德，巍巍翼翼，炳炳磷磷，那为期应当也不远了。西医花之安，是德国的耶稣教徒，在广东居住四十年。对中国圣人的书籍，熟读深思，确实有心得。曾说天下最大的，是三种教：天主教、天方教及儒教。其信徒都达万万人，其传播都达数万里，其意图都是劝人为善罢了。但天主教有旧教，有新教，教内教外，界限分明如鸿沟，袒护同教之人，排斥异己，为争教而战

译杀人满城。天方教的用心，尤其凶狠残暴。只有中国孔圣人的教化，至大至公，不迎合也不排斥，有责备贤者的说法。即使文章冠绝当世，也不能逃脱清议的严厉。愚夫愚妇，目不识丁，偶尔有一点长处，更是赞叹歌唱而不能自止。这是教内教外没有分别的。设立教化是为了便利世人，现在不仅不便利罢了，还逞一时之忿，丧失自身并连累亲人，上逆天意，下残害人命。我私下认为五百年后，圣教将在地球推行，而天主教、天方教终将衰微断绝，而不能自我振作。那些教化人的，他们的言论却如此。我私下曾纵横宇宙，上下古今，而深思其中的缘故。中国的道教，印度的释教，日本的神道教，这是亚洲的宗教。阿拉伯的回教，泰西的火教，天主、耶稣、希腊各教，这是欧洲的宗教。都有本体而没有实用，或者只有自我而没有他人，甚至倚仗权势作威作福，权力等同君主，像耶稣基督就祸及自身，穆罕默德则行不义之事，杀害无辜，弑君夺位。至于老庄、释氏之类，则是心神游于世俗之外，使在上位者抛弃国家，在下位者抛弃家庭，率领天下人走向虚无寂灭之中，而人类或许几乎灭绝了。圣人的心，就是天心；圣人的道，就是天道。只有我们孔圣人的教化，与人无患，与世无争，拥有众长而不稍陷于空寂。得到它就治理，失去它就混乱，包容万善而不稍借重威权，没有始终，没有成毁，没有边际，没有端倪。上天如果不希望万国百姓永生并育，长治久安，也就罢了。如果天道好生，人心思治，那么除了我们中国的圣教没有别的途径了。应当趁此时机，上下同心修明学校，广泛采纳泰西制器尚象的道理，强兵富国的本源，使天下万世之人不能议论其迂阔疏漏而功效微薄，精粗一贯，本末同归，那么我们黄帝的子孙，孔门的弟子，将广泛推行于四海，充塞于天地之间，成就古今大一统的宏大规划，开创亿万斯年同文同轨同伦的盛业。多么美好啊！擦亮眼睛等待它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