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宗宪皇帝上谕八旗卷五

译上谕：这个贼人在三天之内被捕获，非常值得嘉奖。类似这样的事件，你们衙门应当记入档案。今后凡是在十天之内捕获贼犯的，你们衙门把存留的银两拿出来赏给，以示鼓励。官员的记录虽然由兵部按例议定并发给，你们衙门也应当设立册籍。今后凡有记录一次、记录二次的，都要清楚存记，以便查考。又听说夜间行走的人，手里拿着一张纸，口称传事，就允许他通行。这样一来，不肖之徒用欺诈手段蒙混，也不能确定。着立即传谕八旗都统大臣：如果有夜间传唤的事情，必须使用印文，或者使用参领、佐领的钤记关防，才允许通行；如果没有凭据，就按犯夜罪逮捕审问治罪。将此遍行晓谕，绝不可轻易放过。这样，夜间行走的人自然就会受到禁止。特此晓谕。雍正五年三月初六日奉 上谕：兵丁们遇到喜事、丧事，已经都加恩赏给银两。看来大臣、官员中，有家产丰裕的，也有家计艰难的。遇到喜事还可以应付，若遇到丧事，在仓促之间必定窘迫无措。今后八旗大臣、官员中，如果遇到丧事，有愿意借银的，着户部借给四个月的俸禄，到下一季度扣除。如果还未扣除之前因事被革职，除世袭官员外，仍命令其赔补；如果病故，着立即赏给，免令赔补。户部取用库银，恐怕一时不能立即取得，可以先把旗下赏给兵丁的银两发出，再向户部取库银垫补。特此晓谕。雍正五年三月初八日奉 上谕：士子读书应试，必须专心讲习，才可以希望取得成就。八旗举人、生员中，有在护军中任职行走的，朕想到他们用度艰难，恐怕因此分心，所以雍正元年特加殊恩，命令他们退回，仍然赏给钱粮供养，使他们能够专心读书，勉励上进，或许国家可以收到得到人才的好处。如今已经三年多了，其中或许有年老力衰以及不肖之人，只领取钱粮而无意上进，白白耗费国家钱财，也未可知。如果不加以考核，区别勤惰，就无法鼓励人才。着查弼纳、查郎阿在八旗考试之后，查明八旗满洲、蒙古举人、生员和汉军举人的人数，请求题奏考试。考试官将应当列出的人员开列出来，请派人带领，分别评定等第，并检验他们品行的优劣，具奏上来。特此晓谕。雍正五年三月十一日，领侍卫内大臣公马尔赛等奉 上谕：你们传谕给八旗管兵的大臣等，凡兵丁中有能够使用硬弓的，着各自量力使用，不可勉强。朕认为六力的弓和十二力的弓一样看待，恐怕兵丁们不知道，胡乱勉强使用强弓，以致受伤，也不能不谨慎。将此交给八旗及包衣佐领各有关主管大臣，务必遍告兵丁，使各人知道。特此晓谕。雍正五年三月十五日奉 上谕：今后八旗把有记录的官员在年末汇奏时，只命令当月的旗将记录写入案呈具奏，其余各旗不必把案呈写入。如果是特别奉谕赏给记录的，着照常汇奏。旗下应当给予记录的，命令各旗大臣在奏事方便时奏报，年末再汇奏。特此晓谕。雍正五年三月二十五日，镶白旗护军统领哈岱等将挑选的护军校等带领引 见，奉 上谕：副护军校常永，人很得用，补授三等侍卫。遇到本旗应当升迁的缺出，着带来引见。凡下五旗所挑选的侍卫、蓝翎侍卫，遇到本旗有应当升迁的缺出，如果本旗内有胜过他们的人，就按本旗办理；如果没有胜过他们的人，着向领侍卫内大臣处行文咨询取用，带领引见。特此晓谕。雍正五年三月二十五日，领侍卫内大臣公马尔赛等奉 上谕：朕听说兵丁有人服药后强行使用硬弓。如果想学习使用硬弓，也应当从容练习，逐渐增加弓力，怎么可以随便服药？恐怕不知道药性，会有人因此受伤。而且硬弓在马上很难使用，学习它有什么益处？弓力达到六力以上就足够了。今后想使用硬弓的人，不许服药，着严行禁止，并将传授药方的人查访捉拿。凡肯服药使用硬弓的，都是有心上进的人，如果因服药发生差错，反而导致损伤，岂不可惜？强健的人才十分难得。你们传谕八旗都统、前锋统领、护军统领等，命他们晓谕管兵人员，再由各人把此事依次传告所管兵丁。特此晓谕。雍正五年三月二十六日奉 上谕：凡大学士等所奉的朕之谕旨，必须呈给朕看过，然后才能发出。至于各部院衙门记载朕的谕旨，这是最为重要的。朕的谕旨都是斟酌事情的适宜与否，详细剖析情理。各部院堂官的才智，哪里能够把它完整记载？如果只略记几句话，却不详细说明事情的始末缘由，那么不了解此事的人，绝不能完全知道原委，关系十分重大。今后各部院衙门凡是奉到朕的谕旨，都必须呈览后再登记入档。至于八旗都统奏事时所奉谕旨，有的应当钤印传示，有的应当口头传告，有的是泛论，也有的根本不是朕的谕旨而被诸臣误记。像这样不论是否应当登载档案而一概登记的情况，一定是有的。着管理旗务的诸王、都统等共同把记档的谕旨查看一遍，其中记载错误妄谬的，究竟是什么意图？今后八旗大臣所奉谕旨中，凡是应当传示的，都各自呈览后再钤印传示。特此晓谕。雍正五年闰三月二十九日奉 上谕：听说八旗考试的举人感念朕的特别恩典，因为今年是朕五十万寿，特意在京城寺庙设置经坛，以表达颂祝之意。这种做法非常虚妄。朕统御天下，勤勉求治，凡所行之事，只以遵循义理为根本。确实，义理所在，就是

译天意所在，感通默应，快如影响。如果朕所做的一切都合乎义理，那么问心无愧，就可以对越神明，至于舆论是否颂祝，都可以不必过问。假如所作所为不合义理，即使有繁琐的祝祷祈福仪式，也正是所谓得罪上天，便无处祈祷。朕警戒勤勉、战战兢兢的心意，没有片刻能够放下。举人是平日读书明理的人，应当效法古代圣贤，怎么可以做这种世俗荒诞虚妄的事情？况且朕正想到士子中贫寒者很多，回乡路上缺少盘缠，所以赏给路费；如今却把钱花在无用之处，更加不能体察朕的心意。倡导这件事的人，必定是惹事浮夸之辈，本应查出究问，但想到群情踊跃、听到风声而附和的人很多，姑且免于深究；所设经坛立即禁止。朕又听说各省督抚因为朕今年五十万寿，想购买搜求珍玩之物作为进献，这种做法尤其不可。地方大吏偶尔进献本地物产，不过是借此表达瞻仰之意；朕酌量收纳后，又随意分赐廷臣，也是用来联结君臣上下的情谊。如果今年也只是按照每年惯例备办，还可以准许奏达朕前；如果另有供玩赏的物品，一概不看。朕仰赖 皇考的福庇，在藩邸居住数十年，积存的器物玩好颇多。等到即位以后，看见宫中传留下来的古玩器皿，大多是质朴之物，实在没有奇异罕见、别人少见的东西，说给别人听，也令人难以相信。与朕藩邸所藏相比，尚且有所不如。朕对此深感惭愧。当年二阿哥在东宫时，广泛收藏奇巧珍贵之物，数量是 皇考宫中所有物品的数倍。朕仰念 皇考恭敬俭约的至高德行，实在可以垂示万世作为法则。朕钦佩服膺的诚心深入内心。越发觉得二阿哥的所作所为可轻视、可鄙弃，人人都应当以此为鉴戒。朕既然深知二阿哥的错误，如果朕此时又留心玩好、广泛收受进献，将来贤明而有见识的子孙难道不会把这看作朕自身的累赘吗？朕打算等有空时，把宫中所有物品，无论是 皇考传留下来的，还是朕在藩邸旧日收藏的，都一一分析、标记清楚，以说明 皇考的俭朴德行，使世世代代的子孙都知道。又怎么肯多收玩好，来增加朕心中的惭愧呢？况且朕所见过的东西很多，诸臣即使竭力购买搜求，也不能超出朕所见过的范围，不过是在市场上浪费资财，让小人获利罢了。对朕有什么用呢？朕整顿吏治，命令督抚诸臣共同勉励廉洁操守；即使酌量给予公费，也不过供给日常用度，哪里还有余钱搜求玩器？如果转而向属员索取，就又会开启下级官吏逢迎奔竞的苗头，难道还希望他们秉公督察、整顿官场吗？朕心中只把百姓安定、物产丰足看作美好，把荐举贤能看作尊贵。督抚等如果秉公考察官吏，真心为国，施行一项有利于百姓的政令，胜过进献世所罕见的珍宝；荐举一个可以任用的人才，胜过进贡价值连城的宝物。当年 皇考五十万寿时，朕再三恳请举行庆贺，因为触怒皇考而没有得到允许；后来皇考答应，也像是由于朕强行请求而不能仰承得到 皇考的欢心。如今朕五十岁生日，亲自举行这些事，心中实在不安；至于 设置经坛、建立碑亭等事情，在 皇考当时十分鄙弃、厌恶，只是见诸臣恳求得很恳切，才随便听任他们举行。这些是朕所深知的，而其中群臣的隐情却在于 皇考实在不能深知朕。朕居于皇子、臣子的地位四十年，对臣民百姓的情形都是亲眼所见。因此不肯再替内外诸臣遮掩。你们都应当共同体察朕的心意，恭敬遵从朕的谕旨，竭尽诚意，摒绝虚文。努力，努力！特此晓谕。雍正五年四月初六日 召入办理旗务的王公大臣等奉 上谕：骁骑校赫伦泰首先揭发行贿之事，实在值得嘉奖。朕特意加以表彰鼓励，赏银一百两，记录功劳一次。像这样有关赏罚的事，你们八旗大臣应当向官兵等广泛传谕。施加恩赏和给予处分，并不是只为此一人而设，而是要让众人知道什么是善，都仿效去做；知道什么是恶，都受到惩戒而不去做。如果不明白地晓谕众人，那么人们又凭什么互相勉励行善、以作恶为戒呢？今后凡属恩赏和处分的事件，都着令有关旗分咨送当月旗，由当月旗遍传八旗。其余由部院办理的案件，已经结案。案件中凡恩赏、处分涉及旗务的，也着令咨送当月旗，由当月旗传谕八旗，再交给各该参领、佐领等，将施行恩赏、处分以及一切禁约的缘由详细宣示，使人人都明白遇到什么事情就应得到什么赏罚。这样人们自然都知道勉励自己行善，也可以避免诬妄捏造的议论。若你们奉行此事时不留心、不加勉励，不向兵丁遍行传谕，朕将向你们所管旗分中的官员或兵丁询问传谕的内容；如果有人不知道，就可以看出你们没有尽心办事了。特此传谕。雍正五年四月初八日，大学士、九卿等奉行。上谕：近来听说外间有议论，说塞楞额署理山东巡抚事务，既称赞他精明，又讥讽他严刻。这些话都是因为塞楞额到任以来确实认真办理了几件事，使那些小人不能随意谋取私利，所以他们故意编造这种话，远近传播，想让塞楞额听到后懈怠整顿积弊的心意，也想让众人听到后，阻碍他们急公效力的念头。试问塞楞额所办理的事情，件件都有事实可指，哪一件过于严刻？比如山东当日捐纳的羡余银两，原由各官分用，黄炳议定要在蒋陈锡一人名下追缴，塞楞额奏请分别查核，以清理多年未【原文未完】

译结的案件，这可以说是严刻吗？何国宗等奉命差遣到山东，他们支用的盘费全都属于地方公项，塞楞额负有查核责任，不得不据实奏报，这也可以说是严刻吗？济南仓谷减价平粜以救济贫民，经历石为壎却任意滥卖给图谋牟利的人，塞楞额加以防范、弹劾并追究，这也可以说是严刻吗？葛斗南详细奏称盐院马立善有索取盐商银两的事情，塞楞额奏报请求防范，这也可以说是严刻吗？苏努的儿子鲁尔金是犯有重罪的人，如今免死安置在山东，却竟敢纵容家人出入而无所顾忌，塞楞额略加管束，这也可以说是严刻吗？山东亏空流抵一案，辗转拖延多年没有结案，塞楞额请求将经手官员中的现任者在任内追缴，候补者在补官之日追缴，革职、告休、病故者则恳请皇恩豁免，这也可以说是严刻吗？况且朕以公平之道任用人员、处理政事，臣下如果有严刻之心，朕没有不洞察并切实加以训诫、命令他们悔改的，又哪里肯容许臣下行严刻之事呢？即使只举朕近日政事中的几件来说，李卫奏报李维钧把仆妇收为妻子一事，朕认为处理过于苛刻而不合大体，便谕令部里不必议覆，这还可以说朕喜欢严刻吗？傅敏奏称，湖广盐规银两先前已经由杨宗仁裁减，后来任职的各官却暗中收受，部议请令逐一查究，朕下旨从宽免究，这也可以说朕喜欢严刻吗？赵宏燮名下应追缴的银两尚未完纳，该抚石文焯请求革去他的儿子的世职，以便严行追缴，朕特意下旨豁免，这也可以说朕喜欢严刻吗？陕西省违背旨意捐解俸工银三万余两，该抚请求从胡期恒、诺穆浑等人名下追出并入官，朕认为这项银两既然不给原官、原役发还，就不必再行追取，这也可以说朕喜欢严刻吗？凡文武官员起初被弹劾时，革职发审以及审查后没有情弊的，主管部门往往以已经革职、无需再议为由具奏，朕都再三详察，恩准他们开复，这也可以说朕喜欢严刻吗？四川省教官胡镕等误把生员登记进病故册内，该抚请求将教官革职究问，朕查明其中没有弊端，特予宽宥，这也可以说朕喜欢严刻吗？兵部议称，大同、太原二镇防汛兵丁如果有酗酒赌博的，将专汛兼辖等官定为革职、降调，朕推原情由、衡量事理，特意命令改为较轻的处分，这也可以说朕喜欢严刻吗？又如兵部因为都统绰奇等人的奏折漏列姓名，拟将都统绰奇、副都统马兰泰、董吉纳三人革职，交刑部办理，朕认为议处过重，特地下旨严加责备，这也可以说朕喜欢严刻吗？范时绎办理南汇县失盗一案时，因文武官员所报人数不相符合，便以知县故意减少盗案数目的罪名题请革职，并将臬司一并弹劾，朕认为失盗之初哪里能够确定人数，便谕令详细查明，这也可以说朕喜欢严刻吗？又如吴礼布弹劾误班的章京夸岱、弹劾误班的侍卫，朕都曲体他们的情由而宽恕过失，这些都可以说朕喜欢严刻吗？其他与此相类似的事情，多得数不清。朕曾说过，治理天下的原则，在于恩法并用，务必做到公平。所谓公平，就是圣人所说的因事物实际情况而处置，所以说它严厉不可以，说它宽松也不可以。像有人说塞楞额精明严刻，这四个字本身就互相矛盾：既然说他精明，那么所惩治的人就一定罪当其罚，怎么又能讥讽他严刻呢？如果做人臣的废弃国家法令，以博取宽大之名，听信没有根据的话，于是改变平素供职的原则，那么因循苟且，国家的事情必然废弛；而编造浮言的人将自以为得计，更加肆意施展伎俩，永无止境。朕因为偶然听到这些言论，所以指出其中的实情，晓谕你们知道。特此传谕。雍正五年四月初八日奉行。上谕：从来治理政事，关键在于得到合适的人才。

译《尚书》说：‘田野之间没有被遗漏的贤才，天下各国都安宁。’ 贤才得到选拔任用，在位的人多了，就能分担谋划、效力供职，各项政务自然能够得到治理，百姓无不受到他们的恩泽。朕即位以来，特别留意从各处广泛寻求人才，凡是延请访求、选拔任用的办法，无不备至。对于现任官员以及候补、候选、科目出身的各类人员，常常特令推荐、遴选并召见，广泛开辟登记任用的途径，希望收取群臣共同谋划的力量。又想到各省设置学校，本来是为了培养人才，于是命学臣保举贤能，上报朝廷，以备任用。然而各直省学臣所举人数不多，有的又草率敷衍，不能符合真正得到人才的要求。十户人家的小邑，必定也有忠信之人。古代选用人才的方法，只是由乡里推荐、里中选拔，这符合三代的制度。如今各直省府学、州学、县学的贡生、生员，多的有数百人，少的也不少于一百多人，其中难道没有品行淳厚笃实、喜好修身自爱、明达通晓的士人吗？着令州县官会同各该学教官，在府学、州学、县学的贡生、生员中，将在家孝顺友爱、行为端正方正、才干足以办事而文章也值得观览的人，秉公确实查访，每所学校各推荐一人，于今年冬季以前申报该上司，再奏闻请旨。其中如有偏僻遥远之地，中学、小学确实没有可推荐的人，令知县、教官出具印结，由该督抚查实后奏闻。朕因为要广泛招揽人才，才举办公推贤才这一久已废置的典制，是为了黜退浮华之士而资助实际有用的人才。州县教职等官，是一方的师长，选拔贤能、推荐人才本是他们的专责；如果敢有轻忽之心，虚应故事，滥荐不合适的人，定照玩忽职守的条例革职。如果徇私接受贿赂，则还应加重治罪。八旗的满洲、蒙古、汉军，也照此例办理：将品行端正、通晓汉文的人，着令各佐领各推荐一人；如有佐领找不到合适的人，也要出具印结，令该都统汇总后奏闻请旨。这样才能使潜心修养、笃实行事的士人得以显露，国家也能收到得到人才的成效。特此传谕。雍正五年四月初八日，大学士、九卿等奉行。上谕：今天是佛诞日，恰好遇到西洋国使臣上表祝贺，两件事正好相逢，所以趁朝廷群臣奏事的空隙，偶然把朕的意思宣示传谕，你们都知道。过去僧道之家极力诋毁西洋教，西洋人又极力诋毁佛教、道教的错误，彼此互相讥讽，指责对方为异端。这些人的见识，都是把与自己相同的视为正道，把与自己不同的视为异端，并不是圣人所说的异端。孔子说：‘攻击异端，就会造成祸害。’孔子难道会把凡是与自己不同的都一概斥为异端吗？凡中国、外国所设立的宗教，使用它却不遵循正道，反而成为危害世道人心的东西，都是异端。比如西洋人崇 尚天主，天凭借阴阳五行化生万物，所以说万物的根本在于天，这就是主宰。自古以来，难道有不知道敬天的人吗？难道有不敬天的教吗？像西洋教敬奉上天，和我们有什么不同呢？如果说上天转世化成人身来救度世人，这种荒诞的说法，就是借上天的名义蛊惑狂妄愚昧之人，使他们都跟从自己的教。这就是西洋教中的异端。朕认为西洋立教之初，创教之人受到本国人的敬信，或许尊奉他如同尊奉上天。假如说立教之人竟然自称为天主，这是理所不可能的。释氏原本以清净无为为根本，以明心见性为功夫，所以说自我修养、自我完善的方法，没有比这更好的。如果说一定要蒙昧君臣之义，妨害父子亲情，抛弃伦理纲常，一同归于寂灭，又妄谈祸福，煽惑凡庸之人，借佛门为名，暗中藏匿奸邪，这就是佛教中的异端。儒者遵守先王之道，诵读圣贤之书，广大民众都把它奉为榜样。假如有人把《诗经》《尚书》当作猎取功名的工具，把科举视为广泛结交、传播声气的途径，或者逞强传播流言邪说，扰动人们的听闻，擅长编写艳词淫曲来动摇人们的心志，这就是儒学中的异端。就巫师、医生这两类人来说，虽然圣人并不抛弃他们，但他们也接近异端。不过巫师用来祭祀神祇，医生用来治疗疾病，都是不可不用的。至于乡村巫师诱骗人们做坏事，庸医损害人的性命，这就是巫医中的异端。难道能因为其中的异端有害于人，就连药物也不用了吗？不只是这些，即使一件器物、一种物品本来都是为了备用，如果放置不得其宜，或者破损而失去原有形体，也就成了异端。孔子生病，子路请求祈祷，孔子说：‘我已经祈祷很久了。’子路的祈祷属于异端，孔子的祈祷才是正道。同一件事，其中的是非邪正却有分别。正确的、正当的就是正道，错误的、邪曲的就是异端。因此，所讨论的只在于是非邪正之间，不在于人与人、教与教表面上的异同。天下中外设立宗教的本意，没有不是以忠君孝亲、奖励善行惩罚恶行、戒除淫邪和杀害、明白自己的本性、端正人的品行为根本事务的。最初创立宗教的人，自然不是普通凡俗之人，必定有可取之处，才能让人长久奉行。到了后来的末学和后人，把教义敷衍得支离破碎，产生种种不合道理、违背常理的说法，于是才成为异端。这和宗教本身有什么关系呢？中国有中国的教，西洋有西洋的教。

译西洋的教，必定不能在中国推行；同样，中国的教难道能够在西洋推行吗？像苏努的儿子乌尔陈等愚昧违法之人，背弃祖宗，违抗朝廷，甘愿遭受刑戮也不顾惜，难道不是怪事吗？西洋所谓天主化身的说法，尤其荒诞虚幻。天主既然在天地之间发号施令，又何必寄托形体于人世呢？如果说奉行天主之教的人就是天主的后身，那么穿尧的衣服、诵读尧的言语的人，难道都是尧的后身吗？这实在是极其悖理荒谬的说法。西洋人精通历法，国家任用他们；况且他们的国王仰慕道义、表达诚意，恭敬修治职贡，几十年来海洋安宁，这些善处也不可抹杀。古代人尊崇信奉佛教，只要佛教所说的就听从，所以为了约束蒙古，喇嘛教也不能轻易抛弃；而无知之人动辄妄生疑议，只是见识浅近狭隘罢了。总之，天下的人存心不公，见理不明，常常把与自己相同的看作正确，把与自己不同的看作错误，于是互相讥讽诋毁，几乎如同仇敌。他们不知道人的品类不齐，习俗风尚也不一样，既不能强迫他们彼此不同，也不能强迫他们彼此相同；而且各自都有长处，也各自有短处。只有保留其长处、舍弃其短处，知道其短处而不埋没其长处，彼此才能相安，人人都能发挥作用，这才符合圣帝贤王明达通晓、公平博大的道理，才能成就和谐大治的天下。特此传谕。雍正五年四月十三日，管理旗务的诸王以及满洲文武大臣等奉行。上谕：自古以来，人生在世以节俭为根本。节俭就不至于陷入困穷，浪费奢靡就必然挨饿受冻，这是必然的道理。本朝满洲人一向性情淳朴。每逢出兵、行围，都是自己备办物资，从不误期，生活各自足用。近来满洲等人不善于谋生，只依靠主上发给的钱粮度日，不知道节俭，任意追求奢靡。朕时常把满洲等人的生计挂在心上，从前多次下旨，恳切地训谕他们，但兵丁等人相互感染，形成风气，仍然没有改掉浪费的习惯。看来满洲等人不知道节俭，很多人因为口腹之欲而卖掉房产。比如兵丁等人每顿饭都一定要吃肉，市场上的肉一斤，价格可以抵得上吃几天粗粮。用高价买肉来吃，那么一个月所得的钱粮不过多吃几次肉就全部用光了。而且口腹之欲哪里有满足的时候？每天吃肉的人，猪肉吃腻了，又一定想吃别的滋味。这样每月不计算收入和支出，随得到随花费，以致失去生计。又把每季发给的米石不想着储存备用，只图几天吃肉，违背禁令，以低价全部卖掉，用来买酒买肉，吃喝到一点不剩，于是全家贫困。到了那时想吃却没有粮食，想穿却没有衣服，饥寒交迫，却还自我夸耀说我从前吃过美食，穿过漂亮衣服，并不醒悟自己之所以陷入贫困，正是因为美食和漂亮衣服。何况饮食都是由习惯养成的，即使吃美食，也不过是吃饱一顿罢了，其他并没有什么好处。如今肉价每斤值一百文，贫困的人仍然勉强买来吃。如果大家稍微知道节俭，不天天买肉，肉价自然会平稳下来，就可以用低价买到。况且兵丁等人难道能够天天吃到美食吗？到了吃白饭的时候，无法下咽，必然又免不了皱眉叹息，因为【原文未完】上天所赐的饭食，却不能高兴地吃，反而因为没有肉而怨恨，必然会使灾祸降临自身，减损自己的福禄。如今汉人谋生，还知道节俭，即使富裕人家，每天吃肉的也很少。贫困的人每天谋求食物，只能勉强填饱肚子。如果满洲等人果真能够节俭，各自按照自己的身份和能力办事，在肉食上节约，每顿饭只吃蔬菜，把每月所得的钱粮少用一些而留下余钱，日子久了形成习惯，生活自然富足，产业也可以建立起来。或许有些不肖之辈不守本分，任意挥霍，既然陷入贫困，只希望得到恩赏；从前【原文未完】皇考在世时，怜念兵丁在军中效力而负债，曾经发放国库银五百四十一万五千余两，一家所得的赏赐都达到数百两。这样的赏赐，没听说兵丁等置办产业、使生计日益改善的，全都被任意花费在衣食上，只是让经商的人得到利益。一两年之间便荡然无余，心性更加奢侈，而生计比从前反而更加窘迫。后来又发放国库银六百五十五万四千余两，赏赐兵丁等人，也和从前一样，立即花费殆尽。朕自即位以来，【原文未完】除特别举行的赏赐外，朕还多次赏给兵丁一个月的钱粮，每次所需银两达三十五六万两。这些银两一到兵丁手中，也不过任意花费在饮食上，不到十天就全部化为乌有，又有什么补益呢？况且国库中的钱财都是国家的正项收入，是天下百姓的膏脂，怎么可以无缘无故滥行赏赐，使数百万的国库财物受损，只供他们几天口腹之需呢？如果不让满洲等人无论得到多少都随得随花的恶习改掉，朕即使有施恩的意愿，也不能实行，你们难道不知道吗？兵丁等人如果真正明白朕训谕的意思，诚心遵行，痛改任意挥霍的习惯，都崇尚满洲节俭的风气，节省用度来谋求生计，那么生活自然能够过下去，朕加恩赏赐时，众人也可以长久共同得到恩惠，安然乐业。如果承蒙上天眷顾保佑，众人都努力遵守朕的谕旨，感戴欢欣，经常自我激励，等到各人的生计都得到满足时，才会知道朕爱护养育满洲人的恩情是多么深切。至于人的荣辱都取决于行为，并不在于衣服饮食；可是习俗既已奢侈，人们不把任意花费、过度消费看作错误，反而把节俭谋生的人视为吝啬而讥笑他们，这都是平日的坏习惯已经形成，以至于难以改变。

译如今要使众人如同刚从梦中醒来、刚从醉中清醒，警惕地省悟过来；如果众人都鄙薄那些越分妄费的人，奢侈的人也一定会自行停止。即使王公大臣等，也应各自遵从俭约，作为下属的表率。上面主管的人这样做，下面的兵丁等人必然都会效法并知道改正；即使一时不能全部改掉，彼此互相劝勉，实行日久，自然可以挽回这种恶习。兵丁等人如果都知道俭约，节省钱粮，预先筹划将来建立产业，那么风俗渐渐形成，生活富裕，就不至于有穷困的忧虑了。朕最关切满洲人，他们是国家的根本，不是其他人可以相比的。朕对这一点知道得很深，哪里有不加以教导的道理？而且朕自即位以来，众人有议论朕过于严厉的，这也是因为朕想让众人痛改恶习，趋于善良，停止奢靡，使他们知道节俭，教育众人使其能够维持生计。凡是朕考虑到的地方，都申明禁令，而不肖之徒不能任意行事，所以便妄加议论。比如朕曾下旨禁止饮酒，酒并不是好东西，饮用过多就能扰乱性情，因醉后斗殴而遭受罪责的人往往有之。酗酒的坏处，没有人不知道；把它禁止，可以说是严厉吗？朕又曾下旨禁止赌博，因为赌博而破产的，不只一人；从来没听说有人靠赌博致富。即使赌博能够获胜，这种损人利己的行为也绝不可能带来真正的益处，而且条例中本来就有治罪的规定。朕只是想使众人不至失去生计、不触犯罪责，所以才禁止它，这又可以说是严厉吗？朕又曾下旨禁止到园馆游逛。奢侈的人邀请宾客前往园馆，一次就花费数金；兵丁等人有什么产业，能够这样过度花费，又靠什么生活呢？如果把这些银两节省下来养活妻子儿女，足够支用一两个月。这只是想停止他们的妄费、使其生计宽裕，所以才禁止，这又可以说是严厉吗？朕又曾下旨禁止斗鸡、斗鹌鹑、斗蟋蟀之类的游戏。这些都是无用之物，一旦沉溺其中，就荒废正事，只是浪费心思。即使家道富裕的闲散之人，也应学习文武技艺；如果沉溺于这些游戏，使自己被斗鸡、斗鹌鹑等物役使，又有什么益处呢？把这些游戏当作赌博工具，以致败坏家产，其害处更甚于赌博。这只是想让满洲等人停止无益的游戏，习惯于行善，所以才加以禁止，这又可以说是严厉吗？朕又曾下旨禁止讹诈盗窃。讹诈盗窃之事，善良的人绝不肯做，都是狂妄混乱之辈所干的事；朕只是想使恶人知道警戒，使善良的人获得安宁，所以才禁止，这又可以说是严厉吗？朕又曾下旨禁止雇人代替自己当差。兵丁等人既然身为士兵，领取钱粮，就应当服役办差，学习劳苦，这些都是他们分内应当做的事；遇到事情理应向前，努力当差，练习各种事务。可是有些不肖之徒安于懒惰，用银钱雇人代替自己服役，既耽误差使，又招致罪责，养成懒惰习惯，耗费钱财，毫无益处。把这件事禁止，又可以说是严厉吗？朕又曾下旨禁止兵丁任意卖米。发给兵丁等人米石，本来是想让他们供养全家老幼；可是有些不肖兵丁只想着吃用高价的好东西，把所得米石低价卖掉，以至下个月就缺米。这只是想让旗人全家不至于缺粮，所以才禁止，这又可以说是严厉吗？朕又曾下旨禁止放印子银、坐扣钱粮。这些借放印子银的人，既然把银子借给兵丁，就每月把钱粮全部扣下，任凭兵丁家中有什么急事，也不肯在一个月内放宽，白白让放银子的恶棍得逞，对兵丁毫无益处。禁止借放印子银，只是想让兵丁等人得到利益，这又可以说是严厉吗？朕又曾下旨禁止典当钱粮米石。钱粮米石是兵丁一年到头赖以生活的东西，可是有些不肖之人赌博挥霍，以致拖欠债务，无力偿还，便把钱粮米石低价典当给别人。如果实行禁止，兵丁每季得到米、每月得到银，就足以养活妻子儿女。这只是想使满洲等人不至于饥寒，所以才禁止，这又可以说是严厉吗？朕又曾下旨禁止铺张喜庆等事，不许任意浪费衣服，各自按照品级服用。尊卑贵贱各有等级，服饰器用都有规定，越分使用，不但没有益处，家产也会耗费在无用之处。奢侈的人既然受到禁止，守本分的人自然不会勉强仿效。这只是想让众人停止浪费的习惯，使生计宽裕，所以才禁止，这又可以说是严厉吗？朕又曾下旨禁止使用黄铜器皿。制钱是国家的国宝，因为黄铜价格昂贵而对众人没有益处，所以实行禁止。如今钱价已经平稳，众人都得到利益。这只是想使兵丁用银兑换钱时能够多得一些，所以才禁止，这又可以说是严厉吗？朕又曾下旨禁止因公摊派。兵丁等人只依靠每月所得的钱粮养活妻子儿女，可是有些无耻的主管官员假托公事摊派钱粮，兵丁必然因此受累。这只是想使兵丁等人都能完整领取应得的钱粮，所以才禁止，这又可以说是严厉吗？朕又曾下旨禁止钻营请托。请托钻营必然导致违背道理、触犯法律，不仅是非颠倒，而且不肖之人不过侥幸于一时，最终也不能逃脱罪责。这只是想革除弊端，使各项事务归于正理，所以才禁止，这又可以说是严厉吗？朕又曾下旨禁止臣工贪污渎职。官员既然肆意贪婪，下面的人必然陷于穷困，不仅玷污官箴，而且还会触犯国法。如果臣工都能廉洁，属下就能得到许多好处。这只是想使各人遵守官箴，所以才禁止，这又可以说是严厉吗？朕又曾下旨禁止要结朋党。结党之人，就是国家的乱臣贼子；如果不严加禁止，一旦事情败露，必然导致许多人被杀戮。如果众人知道畏惧，果真能够悔改，不但可以保全自身，也能保全全家财产。这只是想晓谕众人停止结党的习惯，以免遭到诛戮，所以才禁止。

译这又可以说是严厉吗？凡是朕所禁止的事情，全都是为了兵丁等人的身家生计。其中哪一件事不应该禁止？而且这对朕自身有什么妨碍呢？众人虽然产生怨言，朕仍然这样反复不止地训诲。众人都应当体察朕的苦心，怎么还能再有怨言？这都是不肖而狂妄混乱的人不能任意行事，便妄称法令过于严厉罢了。那些守本分、畏惧法令、方正的人，法令即使严厉，对他们又有什么妨碍？况且这些禁令，全都是 皇考从前所禁止的事情，并不是朕创始的；只是当时的臣工没有真心奉行，也没有开导训谕所属之人，所以各种恶习没有能够完全改掉。如今朕特意为了兵丁的生计，不时命令王公大臣教导他们节俭、禁止奢靡，反复恳切地训诫；而王公大臣和官员中能够体察朕的苦心、用心奉行的，不过十人中有五人，其余大半仍然不能使朕满意，无知之人于是议论说朕过于严厉。假如大臣等都遵照朕的谕旨，竭力严加训饬，那么奸恶之徒又不知道会编造什么妄言了。如果想让那些人称朕为宽仁之主，有什么困难呢？只要不加管教，任凭他们酗酒赌博、出入园馆，以及种种浪费妄为之事都能进行，那些人必然会称朕为宽仁之主。然而这不仅是朕不能满足他们不肖的心愿；如果坐视满洲等人逐渐流落到没有衣服粮食、毫无颜面的地步，即使国家竭尽全力供养他们，也不能完全达到朕的心意，实在是朕不忍心、形势上也绝对不允许。朕如今因为兵丁吃肉的缘故下旨训诫，想来无知之徒必然又会说：既然已经禁止我们穿纱帛、饮酒醴、进入园馆、使用铜器、卖掉米石，如今又禁到连肉都不许吃了。这样的妄言势必会有，但朕也只是笑着听罢了。说到底，不过是顽劣无知的人肆意怨谤；稍有知识的人，必定会因为朕挂念他们的生计，甚至训谕到饮食这样细小的事情，而心生感激，绝不会有怨言。况且这些无知愚昧的话，和孩子怨恨父亲、老师管教严格相类似；等到长大成人、做官时，才知道父亲和老师严格教育的恩德。如今难道能因为一两个愚昧之人的妄论，朕就不加教训，任凭他们陷入困窘吗？即使这些奢靡顽劣之徒心怀怨望，如今看到朕为了他们的生计再三开导训谕，如果能够反复思考，也可以改变不肖之心而趋于善良。你们应当仰体并切实副顺朕极其挂念满洲等人生计的深意，各自把所属官兵和闲散人等的情理讲清楚，不时详细加以训诫。特此传谕。雍正五年四月十五日，管理镶红旗满洲都统事务的多罗果郡王允礼等，因为宁古塔防御出现员缺，将该将军保送的骁骑校阿什泰拟定为正选，本旗前锋校五雅图拟定为陪选，带领引见。见奉【原文残缺】上谕：将拟定为陪选的前锋校五雅图补授为宁古塔防御，赏给银五十两。今后八旗在黑龙江船厂等处出现员缺，如果从京城补授人员前往，不必论其品秩，都照此例赏给盘费银五十两。特此传谕。雍正五年四月十五日，漕运总督张大有因为他的侄子张景澍补授为江川县知县，具本谢恩。承蒙恩旨，奉行【原文残缺】上谕：朕任用人员，随其才干而使用，完全秉持至公，从未因为大臣的子弟而有所偏向。可是大臣等常常因为兄弟、子侄以及同族之人得到选用、升迁，便具奏谢恩，这是把国家任用人才、授予官职的公事，看成了私人之间感恩戴德的私情。愚昧无知的人或许因此妄生疑议，而且恐怕不肖子弟自以为有所倚仗，产生放纵肆意之心，这并不是教导他们的办法。朕正在禁止天下的夤缘请托，像这样顾念、照顾子弟的意思，正是开启夤缘请托的端绪。况且人的品行贤能与否，很难保证可信；父子之间尚且有休戚相关的感情，自然会遵从父亲的教训，其余族党之人，往往表面相合而内心疏离，何必为了这种虚文而互相牵累呢？只有各人努力尽到自己的道义，才是最好的办法。今后大臣等父子因受恩而得到任用，可以具奏谢恩；如果因为叔侄、兄弟、族党之人得到选用、升迁而具奏谢恩，一律着令停止。特此传谕。雍正五年四月十九日奉行。上谕：昨天鄂尔泰、杨名时因为黄河水清而具本庆贺，并感谢加级的恩典。两人的奏本都不合定式，经通政司题参。朕对鄂尔泰免予查议，对杨名时则交部议处。两人犯的是同一种错误，奏本又在同一天进呈，而朕下达的处分却不同。外间的人必然私下议论，认为朕有所偏向。他们不知道，朕待人一向完全出于至公；考察一个人必定看他的平素表现，不会因为偶然一次过错而掩盖他平日的众多善行，也不会因为偶然一件善行而遮盖他平日的众多过失。过错有的是有意造成的，有的是无心失误，朕无不设身处地加以体察；有的过错虽小但情由不可宽恕，有的过错虽大但情由可以原谅；即使同一种错误，在那个人身上不可原谅，在这个人身上却有可原谅之处，朕也都竭尽心力详细察看。总之，事情来到面前便顺应处理，要看当事人自己的所作所为；朕总不预存成见，所以看似没有固定标准其实有固定标准，看似有固定标准又并非一概而论，这就是所谓因事物实际情况而处置，只是以至公之心施行最恰当的道理。鄂尔泰公正忠诚、以国事为重，他所办理的事情、陈奏的话语，全都出于至诚恳切之心，把这作为侍奉君主之道。这样的纯臣，即使在史册中也不多见，所以对他奏本中的小小格式错误，朕不但不忍处分，甚至不忍交给部议。至于杨名时，巧诈求取声誉，结党相互欺瞒，从来没有诚心办事，完全没有亲近君主、爱护国家的心，与鄂尔泰相比相差极远。如今如果因为宽恕鄂尔泰，就连杨名时的过错也一并宽免，那么赏罚就不符合朕公平对待臣下的原则，反而失当了。朕恐怕庸俗之人不知道朕的心意，妄生疑议，所以特意晓谕你们知悉。内外诸臣如果想求得朕的恩典、躲避朕的惩罚，总在于平日自己的作为。如果是公正忠诚、以国事为重的臣子，即使朕有时没有明白地赏罚分明而颠倒了是非，上天昭昭在上，也一定会明察无误。自我反省的道理，希望大家共同勉励。特此传谕。雍正五年四月二十一日，三法司衙门将持刀刺死住在乡里的镶黄旗闲散人方冬魁的顺义县百姓张四拟定为绞刑，具奏后奉

译上谕：方冬魁是旗下闲散人，而居住乡间的旗人必定是懒惰无用之人，按理应安分守在家中。如今因为饮酒醉倒，见张四没有让座，便依仗强力辱骂殴打，以致张四情急之下用刀刺死他。过去住在乡间的旗人依仗强力欺凌百姓的很多，从方冬魁这件事就可以看出。着令免除张四的死罪，枷号两个月，责打四十板，从轻发落，以此作为旗人不讲道理、恃强凌弱、欺压百姓者的警戒。着令通行晓谕八旗以及各处屯庄居住的旗人，使他们全都知道。特此传谕。雍正五年四月二十三日奉行。上谕：治理天下的道理，在于任用人才。今天刑部堂官塞尔图等保举一名笔帖式升补主事，朕问他在刑部办事几年，他们回答说：‘在部里三个月。’朕又问保举他的理由，他们回答说：‘因为他坐台十二年，所以举荐他。’朕命令内外各衙门遴选人员，原本希望官职得到合适的人选，人员也能胜任其职，使吏治、民生都收到实际成效。况且刑部关系百姓性命，朕尤其谨慎重视，只怕用人不当，使刑罚偶然失去公平，违背大和而枉屈国法，这个意思是满朝都知道的。若大臣等能够体察朕意，秉公去私，那么所举荐的人都能称职；不但国家事务都能办理妥当，而且众人受到观感和鼓励，尽心守职，贻误职守、空占官位的弊病以及钻营侥幸的弊端都可以革除。如今塞尔图等把朝廷量才授职的制度，看成了徇私用情、博取人情的地方；这种事不过使受益的一人心怀感激罢了，想要对国家有益、使众人产生奋发之心，怎么可能呢？朕曾经为了吏治招揽人才，而诸臣推荐人才时，有的称赞其文学优长，有的称赞其在家孝顺友爱。文学优长的人，也只能 【原文未完】〔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人〕 那些担任翰墨文书职务、在家又孝顺父母、友爱兄弟的人，国家自有表彰褒扬的典章。如果因为他们某方面的长处而任用其短处，岂不是因其短处反而连累了他的长处吗？天下人没有不诵读、效法孔子的。试想孔子治理鲁国三个月，鲁国便大治，那么孔子难道没有切实的政绩惠及百姓吗？朕治理天下，施赏用罚，全都秉持至公之心。该赏而赏，对朕来说并不是额外施恩；受赏者也不必心存私人的感激。该罚而罚，对朕来说并不是逞威；受罚者也不应心怀怨望。凡是因受恩而产生感激的人，也就是因受罚而产生怨恨的人。施恩后喜欢别人感激的，就是用罚后害怕别人怨恨的。那么，若喜欢别人感激，就会天天施恩；若害怕别人怨望，难道就要把法度置之不用吗？孔子刚开始执政时，尚且有讥讪他穿麛裘的非议和出于爱憎的议论，这些话哪里足以作为凭据？连大圣人孔子都不能避免，何况其他人呢？孔子说：“不如乡里善良的人喜欢他，不善的人厌恶他。”既然如此，天下这么大，不可能没有不善之人，也不可能没有怨望之人。得到不善之人的憎恶，难道反而更足以彰显我的善政，表明我执法公平吗？况且古人说：“任劳任怨，不仅不躲避别人的怨恨，而且以一身直接承担，不推诿给别人。”凭朕的才智，又处在至尊之位，若加以润色粉饰，使天下人人歌颂，乃是很容易的事。然而，朕不肯用虚假来博取名声，不肯用优柔寡断留下祸患，也不忍心这样做。父母对待子女，从来没有只养育而不教导的；不教导子女，也不能说是真正爱子女。朕看天下臣民，都是自己的赤子，怎么忍心抱着苟且姑息的想法，而不以正道教导他们呢？塞尔圗等身为大臣，是百官的表率，如今却抱有卑鄙狭隘的见解，既想用私恩买取人情，就必然回避嫌疑和怨恨。像这样买恩避怨的念头，完全是私心，也正是作威作福的由来。这种风气绝不能助长，所以特意发布宣谕，命内外臣工都以此为戒。特谕。雍正五年四月二十九日，管理旗务的王都统、内务府总管等奉 上谕：直隶州县缉拿逃人和盗贼，往往追查到内府庄头家中，但庄头等人加以包庇，不让捕役进家搜捕，以致直隶逃人、盗案始终不能根绝，这都是由于内府庄头藏匿的缘故。再者，八旗在屯居住的人，多是没有进取心、懒惰轻浮之辈，闲居在屯而不守法度，竟有窝藏逃盗、欺凌百姓、好事妄为的。对于这类内府庄头，以及在乡屯同民人杂居的旗人，如果不严加约束，必然会胡乱滋生事端。八旗都统、内务府总管等应行文通知直隶总督和巡察御史：今后内府庄头及居乡旗人的家中若窝藏逃盗，地方官差役搜捕时有抗拒的，就把窝藏者一并逮捕审究。若有人不守本分、酗酒闹事、胡作非为，该地方官立即详细报告总督。若是旗人，由总督移文通知所属旗；若是内府庄头，移文通知内务府。该旗及内务府对于应当办理的立即办理，应当逮捕押送的立即逮捕押送。总督移文交办的事件，每月汇总题报一次，以备朕询问。移文给你们办理的事件，若有迟延以致贻误，将治你们的罪。若地方官徇私隐瞒，不向总督详细报告，或已报告总督而总督不移文通知各主管部门，被巡察御史查出后题报，将不详细报告的州县官和不移文的总督一并严加议处。巡察御史徇私隐瞒，不予查究，或被其他案件揭发，或经朕查访得知，务必重重治罪。这样立法，内府庄头和居乡旗人就都会知道警戒，畏惧法律、安守本分，直隶地方窝藏逃盗的弊病便可清除，对居乡旗人和百姓也大有益处。特谕。雍正五年五月初四日奉

译上谕：以前织造等衙门进贡的物件中，进呈御用的绣线黄龙袍，增加到九件之多。又看见灯帏上有加绣防纹作为装饰的，朕心里非常不高兴。近来已经对此加以训诫。最近因为端阳节，外面进献的香囊、宫扇等物中，有的装饰华丽、雕刻精巧，这些都是花费在没有益处的地方，开奢侈风气的端绪，朕深恶而不取。向来外省诸臣凡有进献土产，朕留在宫中使用的，实际需要并不多，常常随意赏赐给诸王、内外大臣等，以推广恩泽。像黄龙绣缎一类，既不能赏给诸王大臣，只能收藏在宫中。其余华美灿烂的物品，朕使用时心里尚且觉得不安；若赏给诸王大臣，他们也会觉得不合分际，这岂不是把费用花在无益之处吗？何况朕的本性一向确实不喜欢华丽奢靡，一切器具只以雅正洁净、适用为贵。朕这种节俭爱惜的心意本来就是自然如此，并非勉强做出来的。数十年如一日，凡外臣进献的物品，只要在市价之外适当增加一些工价，使它稍稍不同于市肆所售之物，就足以显示诸臣恭敬的诚意。何必一定要制作得过分精巧，才显得有诚意呢？工匠制造物品，喜欢求新猎奇，没有止境。看见一种美丽的式样，起初便争相仿效，后来必定还要争奇斗胜，互相夸耀，这就是雕饰文采、编织彩绣的风气。古人之所以斥责这种风气为奇异邪僻，难道可以引导他们这样做而不防止其逐渐蔓延吗？治理天下的道理，最重要的是敦厚风俗；敦厚风俗的办法，必须崇尚节俭、革除奢侈。如果诸臣进献的物品把奢侈作为崇尚，又凭什么教导民间节俭朴素呢？朕观察士、农、工、商四种行业，除士以外，农最为重要。士、工、商人都要依靠农民供给食物，所以农业是天下的根本事业，工商业都是末业。如今如果在器用、服饰、玩物上争相崇尚华丽精巧，必然要大量使用工匠来制作。市肆中每增加一个做工的人，田地里就少一个耕种的人，这就是追逐末业被古人轻视的原因。况且愚民看见工匠所得利益多于种田，必然群起趋向做工；做工的人聚集增多，制造的物品必然增多；物品多了就不容易卖出，必然积压，价格也会降低。这样，追逐末业的人多了，不但有害于农业，也有害于工商业。百姓舍弃小利而趋向较大利益，所以追逐末业容易，致力于根本却困难。如果做官的仓促用法律约束他们，必定不合他们的真实意愿，形势上也难以实行。只能平日留心，时时劝导，使百姓知道本业可贵，又训诫乡里，崇尚朴实，制作物品时不要追求华丽精巧。这样日积月累，就会形成风俗。虽然不必使做工的人全都回归农业，但可以避免务农者相继转去做工。至于士人所从事的，在于读书明理，以供世用，所以居四民之首。然而父兄教导子弟，也应看他们的才质如何。如果确实聪敏、诚实谨慎，可以期望有所成就，就应让他们入学成为士人。如果是愚钝浑浊、中下等资质，读书难以通晓，就应及早令其改业归农，让他们尽力耕种田亩，作为奉养父母、抚育子女的资财。实在担心有些人读书不能成才，却又粗略认识几个字，终日荒废游荡，必然导致非分妄为、逾越礼法、触犯法律。这是徒然羡慕读书的名声却不得其道，其伤害农业、损害根本尤其严重，也不可不知所警戒。朕深深推究人情物理的根源，知道奢俭这一端与民生风俗的关系极其重大，所以希望内外臣民都贬斥奢侈、轻视末业，专心致力于根本。人人都使自己的生活更加厚实，端正自己的品德，那么天下就能共同享受太平之乐。古人说：“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如果知道奢侈是取得的使用效果少而耗费的人力多，节俭是取得的使用效果多而耗费的人力少，那么由奢入俭正是人人都很容易实行的事，不能说难。朕亲自以身体力行作天下的表率。诸王、内外大臣、文武官员以及乡绅富户，都应深切体察朕的心意，恭敬遵行朕的谕旨，希望共同勉励，不要把它看作具文。特谕。雍正五年五月初九日奉 上谕：制钱是国家的财宝，也是军民生活中的重要用品。然而每年鼓铸，钱文的数量却没有增加，钱价也没有平抑。必定有奸诈虚伪之徒，希望借此获利，销毁制钱，制造器皿出售。因此特意降下谕旨，禁止制造和使用黄铜器皿。也许有无知之人，不明白朕爱惜军民的至深用意，不懂这是有益于众人的举措，反而妄加议论，说朕要把他们使用的铜器一概收缴禁止，这种人未必没有。禁止这种黄铜器皿，并不是内府有需要，也不是为了给制造器皿的地方使用，更不是无缘无故收禁，而是特意要使钱价平稳，以资助天下军民的生计。以前各省解送铜料，并不是由本省把铜运来，而是带银到京城买铜后交纳。奸诈之徒想获利，有的销毁制钱卖给他们来交纳；有的则销毁钱币，制造黄铜器皿出售。如果不是这样，钱文为什么没有增加？如今顺治年间的钱币总也没有了，即使康熙年间铸的钱也觉得很少。由此看来，奸徒销毁制钱的情况十分明显。朕曾多次降谕防范，近来步军统领衙门抓获一伙销毁制钱的人，如今内务府衙门又抓获一伙，和朕所防范的完全相符，众人也都明白了。但这些还只是小伙，必定还有大伙尚未被捕。他们或者被捕，或者因恐惧而停止，只要没有再销毁制钱的人，钱价自然就会平稳。雍正元年因为铜少、钱价未平，朕就想禁止制造和使用黄铜器皿。隆科多上奏说，如果禁止黄铜，恐怕会造成纷乱，而且无法实行，朕认为他说得对，所以没有下令施行。如今禁止黄铜器皿还不久，已经觉得钱价逐渐平稳。从今以后不过几年，钱价必定平稳。等到军民生计收到成效时，众人才会知道朕为军民禁止黄铜的本意。把这道谕旨遍行告知八旗、五城和内务府。特谕。雍正五年六月初八日奉

译上谕：仓场的米粮是国家的第一要务，关系极其重大。试想这些米粮，民间输纳是多么辛苦，官员征收解送是多么劳累，粮船运送到京师又是多么艰难；每一颗每一粒都应当爱惜，不忍轻视忽略。朕为这一件事，日夜焦虑劳苦，时时再三切实训诫。并且曾降谕命令修理仓廒等处，不惜多费国库银钱，务必使其完好坚固，这是臣民都知道的。托时陈守创身为仓场侍郎，本应体察朕心，尽心办理，使仓廒坚固、天庾充盈，不致霉烂，这才称得上胜任其 职务。昨天朕特意派大臣等前往查看，却见京城、通州各处仓廒屋瓦渗漏，墙壁损坏的十处有八九处，所储米粮渐渐潮湿霉烂。如此珍贵如珠玉的米粮，却被当作泥沙一样抛弃，忍心害理，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如果不严加稽查，就无法警戒怠忽、清除弊端。京城十仓，每仓由都统或副都统各派一名御史，不论满汉，每仓各派一人专门负责稽察。米粮出入、支放、奏销等事务不必由他们管理，仍归仓场侍郎管理。房屋渗漏、墙垣损坏、仓内铺垫以及匪类偷窃等一切情况，都交给派出的都统、副都统和御史稽察。查出问题后，立即通知仓场侍郎。如果仓场侍郎等不马上妥善办理，竟敢拖延，就令派出的都统、副都统、御史上奏报告。倘若有应查出的问题而没有查出，所缺少米粮应赔偿的数目，就由仓场监督等官和派出的都统、副都统、御史分担赔偿。通州三仓也依照此例，交给通永道、通州副将稽察；失察而分担赔偿的办法，也依照京仓执行。特谕。雍正五年六月十九日奉 上谕：都统、副都统等引见人员时，往往进退参差，队列不整。朕已经教导指示约二三十次，而希尔根、范时防这次实在是有意违抗、玩忽，并非寻常失仪可比。希尔根着革职，从宽留任。至于范时防，他是年羮尧门下的鹰犬，年羮尧曾称赞他的才干品行超群，满汉官员无人能与之相比。等到年羮尧事败，他在案件中牵连范时防的地方很多，朕都没有追究，还念及他是勋臣之后，仍授予都统的重任。料想他一定感念朕的深恩，努力图报效命。可是多年以来，朕看他办事昏庸，奏对糊涂，竟没有丝毫可以称道的效力之处。揣测范时防的心意，或许因为朕处治年羮尧而心怀不满，不肯勤勉；也或许他的才能本来就不够，过去只是善于谄媚，所以年羮尧过分吹捧他，到了今天才完全暴露本质？范时防革去都统职务，在侍卫处行走，令领侍卫内大臣请旨办理。朕并不是因为偶然一次失仪就处分大臣，特意降下这道谕旨让众人知道。特谕。雍正五年六月二十一日，刑部议定将拖欠钱粮超过期限仍未交完的四格房产入官，拟处枷责，具奏后奉 上谕：四格既然有可以抵偿的房产，对他的枷责准予宽免。今后凡入官房产变卖所得的价值，如果超过原来所欠的数额，该旗查明后，应把多出的银两发还本人。特谕。雍正五年七月初四日奉 上谕：今天旗中大臣奏称，马武的家人普大藏匿隆科多的银两，拟处枷号、鞭责等刑。隆科多的银两与马武的家人有什么关系，竟敢公然替他隐匿？该旗只拟以枷责结案，明显是顾忌情面、徇私。朕已经下令改拟后具奏了。你们如果说马武生前效力多年，想为他宽宥，也只能施于马武本人，怎么能连他的家人也免罪呢？从前朕多次降旨，命文武大臣严格约束家人，不许他们听任朋党谋划、结党串通、滋事胡为，反复训诫了再三，无奈这种风气浸染已久，积习还没有完全革除。凡是旗人，一旦列入大臣行列，就有一个出名的管家，在内外传播消息。诸大臣的管家便在同类人中辗转纠集，彼此邀请饮酒看戏，结党营私，又百般引诱各自的主人，使主人加入他们的党与，往往大体都由此开始。加入他们党派的，就在自己主人面前称扬赞美加入其党的主人，使各自主人也互相交好结党；不加入他们党派的，就在自己主人面前离间陷害不属于其党的主人，使各自主人也互相倾轧结仇。家主如果确实念及家仆出力，想给予抚育恩养，也只应在家门之内特别优待，何必纵容他们结党营私，反而以他们的好恶作为自己进退的依据呢？这样一来，大臣等不是驱使奴仆，简直是被奴仆驱使了。况且纵容奴仆在外招摇滋事，实在可耻，怎么反而把它当作荣耀？等到劣迹败露，你们被他们牵累，究竟又何苦这样做呢？家仆结党虽属小事，但这种风气关系重大。今后文武大臣等要严格约束家仆，切实稽查，务必使他们各安本分，不许纵容结党。倘若仍像从前一样玩忽，不加严禁，以致再次有人结党滋事、胡作非为，经朕听闻，必将这些恶仆立即正法。着通行传谕八旗以及内府佐领，使人人都知道。特谕。雍正五年七月初四日奉 上谕：齐苏勒、嵇曾筠在奏报伏汛的奏疏中，称颂的话都有“洪福齐天”“河伯效灵”等字样，朕敬 畏上天、祭祀神明，态度至诚至敬；像“齐天”这样的字样，实在违背事理。即使是“效灵”这样的字样，朕读到时心里也不安。今后内外臣工的奏章中，一律禁止使用这类祝颂的话。特谕。雍正五年七月初五日奉 上谕：昨天塞尔圗等议奏隆科多、菩萨保违法一案，荒谬到了极点。塞尔圗一向滥交朋友、滋生事端，凡是重大案件大多有他牵连，如年羮尧、蔡珽的案件，他都受到牵连，朕都从宽没有深究。如今他又袒护隆科多，徇私枉法，情由和弊端都十分明显。这种违背道理的事情，难道还能在朕面前欺骗蒙蔽吗？凡是当日

译圣祖仁皇帝屏弃不用的人，如阿其那、鄂伦岱、噶尔弼、法海、额尔金、能泰、塞尔圗等，朕即位以来，想到他们都是经历熟悉政务的人，所以重新任用，希望他们能够洗心革面，洗刷前罪。哪里知道他们愚昧到底、秉性不移，有了过错却不知道改正，受了恩惠也不知道感激。任用不久，各种事情便败露，触犯王法，仰可见 皇考识人的英明，洞察他们隐秘细微的本性，早已预知他们一生的结局。像这样愚昧到底、秉性不移的人很多，难以一一列举。朕识人的能力，实在比不上 皇考的万分之一，内心一直惭愧而敬服。如今因塞尔圗一案，把朕心中惭愧的地方 谕令诸臣知悉。特谕。雍正五年七月初十日奉 上谕：七月初一日，朕曾颁发谕旨说：“自古以来天人感应的道理，如同影子和回声一样迅速。凡地方发生水灾、旱灾以及灾异，都是由人的作为造成的。或者朝廷政事有所缺失，或者督抚大臣没有尽到职责，或者郡县守令任用不得其人，又或者一乡一邑之中人心虚伪、风俗浇薄。这几方面，都足以干犯 上天的和气而招来灾异。因此朕谆谆训诫，反复三令五申地颁发谕旨，即使日夜操劳时，也没有片刻不深深警惕。然而天下极大，百姓极多，考察官吏的责任，没有比督抚更重要的；亲自接近百姓的官员，没有比守令更重要的。如果地方有司官果真把百姓看作子女，与他们休戚相关，平时教化引导得当，和百姓同忧同病，那么民气舒畅，乖戾之气自然消除。假如偶然遇到雨旸失时，也能替百姓请命，虔诚祈祷，自然可以挽回灾害。感动上天的意旨，招来祥和，就会出现像张堪任内麦子一茎两穗、鲁恭任内蝗虫不入境这样的祥瑞。史册所记载的，都确有其事，也确有其道理，并非虚妄之言。近来朕看见有司官平时不能充分实行爱护养育百姓的道理，民生不富厚，民俗不淳朴，已经足以向上干犯 上天的重大谴责；遇到水旱灾害时又漠不关心，不知悔过自省，即使举行祈祷，也不过是勉强做些形式来敷衍塞责。甚至有不肖官员，只怕上报灾情、蠲免赋税会使自己得不到火耗羡余，因而隐瞒不报；又有的人自己原本存在亏空，反而希望借水旱灾害得到赈济，以便抵销亏空，而百姓一粒粮食的好处也没有得到。像这样存心行事，竟把民生疾苦视同陌路，民气郁结而不能舒展，又凭什么消弭天灾、招来丰收呢？朕作为天下之主，凡百姓生活的安乐忧苦、吏治的好坏得失，都是朕自身的责任，也难以推诿给臣工；何况臣工的是非，就是朕的是非，朕又怎么能够推诿呢？如果说可以推诿，那么近在京畿地方，也是府尹、刑部的责任；如果说不能推诿，那么云贵边远地方的事情，也应当是朕视同京畿、一体办理的事情，怎么能分什么远近呢？任用和考察官吏有各自的层次：朕考察任用的是督抚，督抚考察任用的是有司。如果督抚任用不得其人，是朕的过错；有司任用不得其人，是督抚的过错；至于地方百姓不能治理，以致发生反抗、抵御祸患灾害的事情，那么过错就全在有司了。治理政务的道理在于得到合适的人才，而任用人的办法，只能广泛采集舆论。然而如果只把舆论作为依据，那么像裴度、张楷，人人都称赞他们秉公持正、谨慎平和；到了近日江西亏空完全暴露，种种弊端都是裴度、张楷任内的事情。他们从前肆意施展奸巧欺诈，苟且因循，给地方留下祸害，罪行实在难以宽赦。至于河南巡抚田文镜，还算有天理良心，反而被防尽的李绂、谢济世等人诬陷为贪婪。这样不辨公私、颠倒是非，实在令人叹息流泪。朕治理政务五年，像这样的事情多得无法列举；只说田文镜、裴度两人，便可明显看出舆论不足以作为依据。舆论既不能完全凭信，那么人的贤能或不肖，又从哪里知道呢？只能先试用他，看他日后的表现，这就是古代圣人所说的“明白考察其功绩”。如果试用后称职，难道不是朕心中所乐意的吗？倘若试用后不称职，自然应当迅速更换，哪有劣官已经败露，还可以姑息留任的道理？可是无知小人不明白朕进退人才的苦心，动辄发表轻率议论，私下议论谁该去谁该留，这实在是愚昧至极。田文镜任职五年，朕因为他对地方有益，多次想任命他为总督，还不忍心让他轻易离开河南省。裴度任职期间毫无善政，朕受舆论蒙蔽，姑且留他任职到三年，以致江西吏治败坏到这种地步。直到现在朕还后悔没有早日罢免他，这还可以说朕用人时轻率决定去留吗？做督抚的，应当体察朕考察官吏、安定百姓的苦心，竭诚秉公为国，率领百官，使地方有司都能真正尽到做百姓父母官的职责。这样上下同心，官民一体，和气便能带来祥瑞，吉庆美好之事日益汇集，断不会再以旱涝为忧。今年春天，直隶地方有几处雨水不足，朕心中忧念，片刻不得安宁，降旨询问；总督宜兆熊、刘师恕却坦然奏称：“今年有闰月，此后下雨也不算晚。”朕已经降旨严加责备。存有这样的怠忽之心，怎么能够感召上天呢？上天的和气。从前雍正二年春天，河南地方少雨，田文镜上折奏报，言辞意旨恳切，忧虑百姓的心情流露在奏章字句之间。朕看了奏折深受感动，竭诚祈祷。就在他的奏折到达京城的第二天，河南便下了大雨。朕先前也曾明确谕示，从此以后连续三年，河南省都获得丰收，连续几年谷子一茎十三穗，麦子一茎三穗。可见至诚可以感通上天，没有不应验的。凡封疆大臣，都能这样存心，地方断没有不受福泽的道理。田文镜应当加以特别恩赏，以奖励忠诚任事的大臣，着加兵部尚书衔，授为河南总督，总兵以下听他节制。这是特别恩典，不作为河南省的定例。朕认为各省地方最重要的事情，没有超过水旱灾害的，应当把它定为地方官的考核事项。除直隶玉田、宝坻等地，江南泗州、盱眙等地，湖广江陵、沔阳等地，广东围基等地，都靠近江河，一向称为低湿之地，像这些地方难以定议之外，其余地方官员如果政治不修、教化无力，以致民气不能舒畅、灾异出现，或者只顾自身私利，隐瞒灾情不报，应当如何严加处分，着大学士、九卿详细议定具奏。

译这样，人人就会知道敬畏 上天、勤勉为民的道理了。自古以来，有善于治理的人，却没有一成不变、自动奏效的治理之法。朕所降谕旨，反复叮咛，无非是深切挂念民生；但必须奉行得当，才能收到实际成效。比如社仓一事，朕多年来屡次降旨，只能劝导百姓自行办理，不能用官府法律强行约束。以前杨宗仁在湖广，急于推行，州县官便迎合他的意思，勉强实行。近来竟有官吏侵吞挪用这项米谷，这就是奉行社仓所产生的弊端，并不是朕的本意。又如民间向来多在肥沃土地上种植烟叶，以图获取厚利。朕担心他们荒废农业，便谕令有司善加劝导，使他们知道务农为本。谕旨已经说得很明白，并不是强迫他们立即改业。如今听说有人竟把民间已经种下的烟叶拔掉；这时既不能种植五谷，已经种下的东西又被丢弃，岂不是农业和末业两头都失，大大违背朕爱护养育百姓的本心吗？朕所降谕旨明白周详，奉行者却错成这样，都是愚昧无能的官员不能领会圣意，而且远乡偏僻之地没有得到普遍晓谕，这都是地方大吏疏忽的过错。把这道谕旨遍传直隶各地，务必使远乡僻壤也都知道。今后凡是朕命令遍行晓谕的旨意，倘有遗漏、没有宣示到的地方，经朕查出，一定严加处分。这就是初一日所降的谕旨。然而几天以来阴雨连绵，不见放晴，朕非常忧虑恐惧，虔诚地自我反省。仔细思考近来任用人才、处理政务的地方，自问还可以心安；或许是因为前日颁发谕旨，想把地方水旱灾害定为有司考核事项，这件事有所不妥，所以 上天显现天象来表示这个意思吗？把水旱灾害作为考核事项，不必定为成例。大学士、九卿不必议奏，着将前后降下的谕旨汇写在一处，再次通行，并令大小官员各抄录一份，存放在官署中，用来自我警戒反省，也使他们知道朕敬 畏上天、时刻警惕的至深用意，希望与内外大小臣工共同勉励。其余仍照前谕办理。特谕施行。雍正五年七月十九日，办理旗务的王大臣等奉 上谕：近来接连下雨，想来八旗兵丁的房屋、墙垣必定有倒塌损坏的。你们从户部库银中拨银赏给满洲旗下各佐领，每佐领一百两；蒙古、汉军人数较少，蒙古旗下每佐领七十两，汉军旗下每佐领五十两。上三旗包衣佐领浑托和以及五旗诸王的包衣佐领，都照满洲旗下的数目赏给。诸王浑托和属下的人不必赏给。把所赏银两交给各该佐领，由他们查验房屋墙垣倒塌、应当赏给的人并予赏赐；如果该佐领下没有房屋墙垣倒塌的，就均匀分赏。特谕。雍正五年八月初六日，领侍卫内大臣公马尔赛奉 上谕：善于骑马射箭人员的额数不足，你们挑选时，应在年轻大臣、官员以及宗室公以下的宗室成员中，选取其中优秀的。没有佩戴翎顶的人，准照十五名善射者的例，允许佩戴翎顶。特谕。雍正五年八月二十七日，八旗佐领奉 上谕：八旗人员是国家的根本，关系极其重大，对他们的养育和教育不可有丝毫懈怠。佐领是统辖一个佐领的人，使佐领下的人都不失去生计、不沾染恶俗，养育他们、教导他们，使他们趋向善道，没有比佐领更重要的了。你们理应为国家竭力，端正自己、率领众人，教育所管辖的佐领下人。佐领中有原管佐领、世管佐领、公中佐领。原管佐领是 太祖、太宗时期，你们的祖先有的率领部属归顺，编为佐领，命其管理；有的因战阵有功，获赏人口，编为佐领，命其管理。虽然这些是你们原管的佐领，但佐领下的人同样都是满洲，其中还有跟随你们祖先为国家效力、获得世职者的子孙。你们理应把他们视如骨肉，使他们有所成就。如果自以为是原管佐领，就把佐领下人当作奴隶一样欺凌轻贱，那是非常不合道理的。你们如果倚仗势力作威作福，心怀私刻，行事不公平，违背朕保护赤子的心意，岂只是国法不能容忍，也会败坏你们祖宗辛勤劳作建立的基业。世管佐领也是因为你们的祖先曾为国家效力，或者人才可用、善于管理，所以命他们管理佐领，于是世代相传直到你们这一代。你们理应爱惜并训诲佐领下人，努力尽到职责，为国家培养人才，念及你们祖先的辛劳，以永远保住世代管理的佐领。至于管理公中佐领的人，正因为能够处理佐领事务、教育佐领下人，所以才选任他们管理，更应当教育约束佐领下人，使他们趋向善道。你们这些佐领如果果真抒发诚心，为国家效力，端正自身、持守操守，把佐领下人看作手足，诱导扶助、训诫教导，诚恳深切，那么佐领下人没有不成才的，佐领中的事务也没有办不好的。佐领管理佐领下人，与州县管理百姓没有不同。州县所辖地方有的超过百里，有的将近二百里，户口百姓不少于数万人，征收粮税、审断诉讼等事务繁多，尚且能够为地方兴利除弊、惩恶劝善，使百姓各自安享生计。拿佐领与州县相比，实在容易得多。一个佐领下的满洲人多不过二百人，少的只有七八十人，计算户数不过四五十家，世代居住在同一里中，谁安守本分、节俭生活，谁违背道理、奢侈浪费，谁孝顺父母、友爱兄弟、勤奋学习，谁胡作乱为、滋生事端，想来没有不知道的。管理佐领的人，如果对佐领中善良的人加以奖励劝勉、优待，并加以荐举鼓励，那么善良的人会更加乐于行善，众人也都会受到鼓舞而奋发，努力行善。对其中品行恶劣的人，也应当像对待子弟一样，开导训诫；第一次教导不改，第二次就斥责羞辱。果真这样爱惜并训导他们，即使是最愚昧的人，也一定会从心里醒悟，认为这样反复教诲自己，都是为了自己好，必然悔改前非而趋向善道。倘若有人天性顽劣，即使教诲仍执迷不改，就应申报详报给参领、都统等加以惩戒，或者送交刑部治罪，以警戒众人。这样，佐领下顽固强悍的人都会害怕，不敢作恶。管理下属的人不能避免有人怨恨自己，但只应当对佐领下奢侈的人训导，使其节俭；对懒惰的人勉励，使其勤于办公；对顽固强悍之徒一概不徇私纵容。即使一两个无知的人起初难免心怀不满，时间久了自然会明白之所以这样做，正是为了造就他们，使他们能够维持生计，自然会渐渐知道感恩戴德。如今佐领中有些不肖之人，自恃身为佐领，欺凌虐待佐领下人，不论是非，任意胡作非为。有些昏庸懦弱的人，假托自己乐于成人之美，把佐领事务全都推给骁骑校，任由其胡作非为。有些懒惰的人，对本应亲自教谕佐领下人的事情，自己完全不去办理，视为具文，只交给领催转相传达。有些贪婪卑鄙的人，不知道爱惜佐领下人，反而贪图小利、刻剥他们，这样佐领下人怎么会心服？怎么能够成才？所以朕如今特意命令每个佐领设置一名副佐领，协同佐领办事，同心协力，把佐领下人教育约束好，希望对事务有所帮助。倘若副佐领目中没有佐领，不问事理，肆意妄为，也不合适；若有这种人，该佐领立即详细申报都统。若佐领与佐领下人结党，目中没有副佐领，蒙混作弊，副佐领也立即详细申报都统，不可彼此顾及情面、徇私包庇。你们要把朕的训谕牢记在心。佐领、副佐领，对于佐领下的一切事务，都要秉公办理，一心和睦协同，只求合乎道理，各自尽发诚心，教育约束佐领下人，禁止胡作乱为、赌博、酗酒之徒，不使他们触犯法律、扰乱纲纪；严厉训诫懒惰的人，使他们勤劳奉公；劝导奢侈的人，使他们崇尚节俭朴实、安守本分、维持生计；勉励他们学习文武技艺，以助成朕乐于培养八旗人才的深意，使所有佐领下人都能成才，风俗淳厚美好。这样便能把无穷福泽延续给子孙，也能保证我朝亿万年长久安定、长治久安的宏大规划不衰。你们各自都应努力。特谕。〔原文数字、纪年保留：百里、二百里、二百人、七八十人〕

译雍正五年八月二十八日奉 上谕：“朕深切挂念百姓的依靠，今年命令各省通行耕耤礼，为百姓祈求年成和谷物丰收，希望得到 上天垂鉴，雨水阳光应时和顺，内外远近都获得丰收，而且各处都产出嘉禾。〔原文数字、纪年保留：正五年、八月、二十八日〕 以昭示祥瑞的应验。其中尤其罕见的，是京师。借田中的谷子，从一茎两穗直到一茎十三穗；御苑中的稻子，从一茎两穗直到一茎四穗。河南的谷子，多的达到一茎十五穗；山西的谷子，长到一尺六七寸有余。又有畿辅二十七州县新开稻田，共计四千多顷，约收获禾稻二百多万石，禾苗茂盛、谷穗饱满，而且有一茎两穗、三穗的奇异现象。朝廷大臣一致说：“嘉禾是自古以来从未有过的，水田则是北方新近出现的。”他们多次上词陈请，朕已下令交付史馆。朕想到古代把《豳风》描绘在宫殿墙壁上，是用来记载重视农业、以农为本的心意；如今朕又看到 借田和御苑中的谷稻出现多穗，正可用来彰明上天垂鉴、雨旸时若的祥瑞。河南、山西以及畿辅各地的嘉禾，也足以说明上天的垂佑。如今朕特意将此意〔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尺、万石〕 上天特意赐下嘉谷，养育万民；谷粒坚实，品质优良，确有明显的征验。朕恭敬承受这一祥瑞，感激欣喜，命人绘制图画，颁发给各省督抚等官。朕并不是夸大此事，把它当作祥瑞；朕是以诚敬谨慎之心，仰仗上天鉴察诸臣，以恭敬谨慎的心意感召 上天和顺，这是朕所希望的。从今以后，观看这幅图，更要加倍警醒，以修养德行作为事奉神明的根本，以勤劳治理百姓作为建立政事的基础。这样将会年年庆贺丰收，百姓歌唱安乐富足；那么设置这幅图，也未必没有补益。特此谕告。雍正五年九月初二日奉到 上谕：百姓日常生活所需要的东西中，制钱最为紧要。朕特意为了便利百姓，屡次颁布谕旨加以防禁，严禁销毁制钱，并命令京城以及各省督抚驻扎的省城，不许铸造黄铜器皿。三品以下官员和兵民等，不得私自使用。这是朕希望钱币充足，使百姓容易谋生，并不是朕自己有所需用。朕已经恳切详细地谕告过，不止一次两次，天下都已经明白了。京城如今正在奉行，钱价已经觉得稍微平稳。可是近来听说各处督抚驻扎的省城铜器店里，仍然有很多用黄铜铸造器皿的，显然是各督抚在奉到朕的防禁之后，没有切实执行，只是用告示晓谕，拿空洞的文书来掩饰罢了。朕时时恳切谕告内外诸臣：如果朕所颁布的防禁有不便于百姓之处，就应当据实陈奏，请求放宽禁令，绝不可表面奉行、暗中违抗，失掉为政的体统。各省督抚等，难道没有听见吗？况且朕从前因为钱局铸钱的数量日益增加，而钱币却日见短少，便明确知道有销毁制钱铸造铜器的弊端。后来果然在京城内多次捕获销毁制钱的奸民；钦差官员到甘肃地方，也看见有毁钱铸器的人，与朕所料完全相合，那么黄铜器皿必须严禁，这已经很清楚了。省城是督抚驻节之地，耳目最近，政令容易施行，不像偏远乡村那样难以查察。如果真正用心遵奉，实在是容易的事。朕为了制钱筹划操劳，日夜焦心；各省地方官办理运输铜料，也很费心经营，跋山涉水，历尽辛苦，然后官局才能铸造钱币，供百姓使用。铸钱如此艰难，奸诈之徒却贪图钱财利益，竟然把已经铸成的钱再次销毁，侵蚀国家、危害百姓，还有什么比这更严重的呢？所以禁用黄铜，是为了堵塞毁钱的源头。可是督抚害怕一两个违法贪利工商的怨恨，背弃朕的旨意而轻视百姓的生计，这是什么心肠？现在特意再次加以训诫，各省督抚务必切实奉行。朕将派人到各省查访，如果仍像从前那样疏忽，一定严厉处分督抚。至于黄铜器皿，也不是人生绝对不可缺少的东西；铁、锡、陶、木等可以代替铜器的东西很多。朕以前颁布的防禁已经很明确，何况交给官府仍然可以得到价钱，又有什么不愿意做的呢？但从前曾斟酌规定三品以上官员可以使用黄铜器皿，现在仍然觉得滥用的人很多，今后只有一品官员家中的器皿允许使用黄铜，其余一律禁止。若有藏匿私用、不肯交给官府的，一概按违禁论处。中外臣民，都要知道朕的意思，不得忽视。特此谕告。雍正五年九月二十八日，防军统领博尔屯请示：由侍卫补授的副防军防领，是否应当佩带翎饰，请 防具上奏，奉到 上谕：八旗中由侍卫官员、防军校补授的副防军▯领，一律命令佩带孔雀翎。特此谕告。雍正五年十月初五日 召入议政王大臣及九卿等，奉到 上谕：“隆科多所犯四十一款重罪，实在罪不容诛，但是 皇考升遐那天，召朕和诸位兄弟以及隆科多入见。当面颁下

译谕旨，把帝位交给朕；这是大臣中承受 遗命的人，只有隆科多一人。如果因为罪行而杀他，他虽然合乎国法，朕心里却 有所不忍。隆科多忍心辜负 皇考和朕对他深厚高大的恩典，肆意做违法之事。朕起初既错误地加以信任，后来又没有严加禁止约束。如今只有由朕亲自承担过错罢了。至于隆科多负恩而狂妄悖逆，以至于臣民共同愤恨，这是他自己造下的罪孽。皇考在 天上的英灵一定会明察一切，默默地诛罚他。免去隆科多的正法，在畅春园外附近的空地上建造房屋三间，永远监禁。他的家产何必没收入官？他应当追缴的赃银数十万两，用来抵偿追赔的款项还不够，命令交给所属旗分，按数追缴完毕。他的妻子儿女也免于发入辛者库。岳兴阿革去官职，玉柱发往黑龙江当差。特此谕告。” 雍正五年十月初六日，前锋统领伊尔登、鄂善等奉到 上谕：补授防军校、骁骑校的候选人员名单中，如果有人在引见时患病，可以稍微等候。如果拖延日子太久，就把他的姓名写在绿头牌上，列入引见人员之中，并说明病情原由，一并具奏。这样人员就不至于积压了。把这道谕旨传达给八旗都统、防军统领等。特此谕告。雍正五年十月十八日奉到 上谕：近来看到满洲人中会说蒙古话的很少，即使蒙古旗下的人，善于说蒙古话的也少。把这件事告诉各主管人员。能够说蒙古话，对学习清话也有好处；这件事也要让领侍卫内大臣等知道。特此谕告。雍正五年十月十九日，领侍卫内大臣公马尔赛等奉到 上谕：八旗防军统领、都统、副都统等所挑选训练的防军马甲，都不肯让鸟枪营挑取。他们不知道，正是因为这些人训练有成，才进行挑选；如果训练不精，人家哪里肯挑选？只应在挑选以后，把训练日期的长短登记在档案中。如果你们训练的人被挑中的多，朕询问时可以陈奏。今后你们训练的人，照常挑取。八旗鸟枪、长枪营的防军马甲，命各营大臣六人分别各训练一旗。其余两旗，也命令平均分为六组。这样分别训练，就可以看出你们教练成果的优劣了。大臣中如果有人因出差或有事故，即命一人暂时代替他训练。每旗再派章京二员，合在一处训练兵丁。这样就难以分别他们教练成果的优劣。把各营兵丁也分为两组，命他们分别教练。至于当差行走等事务，仍然一起管理。特此谕告。雍正五年十一月初八日奉到 上谕：我认为汉代史书开始记载地理，大概本于《禹贡》《职方》的遗法，分条记述郡县，登记户口，用来详尽考察各地的风俗教化。如今各省都有地方志，唯独八旗没有记载。我朝建立制度，满洲、蒙古、汉军都隶属于八旗。每旗从都统、副都统、防领、佐领直到领催、闲散人员，在体制上尊卑相承，在形势上如臂使指，规模宏大，条理精密，超过前代，怎么可以没有著述来记载它的盛况？其中杰出人物层出不穷，建立伟大功勋和丰厚业绩；至于忠臣、孝子、义夫、节妇以及潜藏的德行和幽微的光辉，足以作为人伦表率的，更是数不胜数。如果不为他们采集汇编，怎么昭示于无穷后世？朕想要加以论述编次，汇编成《八旗志书》，近年来正在恭敬修纂。《圣祖仁皇帝实录》如今已经逐渐告成，就命各位总裁官主持此事，选派满汉翰林分别纂修。满洲、汉军中有通晓汉文且学问优长、能够担任纂修的人，无论进士、举人、贡生、监生，以及闲散人员等，都命所属旗的都统、副都统保送，但不要徇私滥荐，不要不切实际地应付，辜负朕慎重修撰著述的至意。特此谕告。雍正五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奉到 上谕：历来满洲人才强健，弓马技艺勇力，自古很少有人能够相比，这是天下共同知道的。以前命八旗查得亲军、防军中能开八力以上硬弓的，现在有一万八千多人。昨天朕在瀛台考查天下武举骑射以后，命八旗硬弓手一百人在众人面前试射。他们使用的弓，有十八力的，有十六、十七力的，其余也都在十三力以上，直到十五力不等；举重若轻，动作从容而合乎规范。众武举见了，都惊异地认为这确实是从来没有见过的。朕心里非常嘉悦。能开十八力弓的，赏银一百两；十七力的，赏银九十两；十六力的，赏银八十两；十五力的，赏银七十两；十四力的，赏银六十两；十三力的，赏银五十两。他们的技艺勇力超过众人，是尽心学习的结果。朕之所以深加嘉奖，是希望他们受到鼓舞振作，专心向上，竭诚努力。众人不可因为这次加恩，便都以弓力相争崇尚；今后以十五力为限，不许再增加，总以诚心演习、达到精熟为要。把这道谕旨通告八旗，使他们知道。特此谕告。雍正五年十一月二十六日奉到。上谕：旧例，执纛都用左手。今年有少数兵丁不知道这个旧例，竟用右手执纛。把朕这道谕旨应当传示的地方，一律传达知悉，并令登记档案。各省满洲驻防将军那里，也要全部通知，令其登记档案。特此谕告。雍正五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奉到。上谕 坛 坛庙祭祀是关系礼典的大事，理应洁净斋戒。听说大臣官员在斋戒处饮酒嬉戏，实在有失敬谨之意。理应派官员稽察。今后派监察御史二员、各部院衙门司官四员、每旗派贤能旗员一员、内府官员二员、三旗侍卫二员，前往 坛内严格稽察，查出后立即具奏。斋戒临近时，把旗下大臣的职名开列具奏，朕酌情派遣。至于旗下大臣，都有统领兵丁的责任，祭祀前一天不必前往。坛内斋戒时，要在各所属旗衙门斋戒到第二天早晨，预先前往。又，天坛内有放鹰、打枪、成群饮酒、嬉戏的人，命礼部、太常寺严行发布告示禁止，并且不时派司官前往稽察。如有这类人，立即严加逮捕，交给有关部门治罪。特此谕告。雍正五年十一月二十八日，领侍卫内大臣公马尔赛、尚书特古忒奉到

译上谕：“马、骆驼折臕的方法最为重要。折臕得法，马、骆驼就不会跌倒、跛行，而且臕也很健壮，容易保持不瘦。如今看到拴养马、骆驼的兵丁等，大多不知道折臕的方法。因此特意把拴养马、骆驼的折臕方法开列记录，宣谕众官兵。众官兵务必各自用心学习。”特此谕告。雍正五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奉到。上谕：恩赏银两，是朕特意施行的恩典。喜事还可以稍微迟缓，丧事却不能耽误。如果有冒领的人，既要治罪，仍然可以扣除他数月的钱粮。又听说有人让官马驾车，官马都有火印，你们应当加 强严禁，朕也派人稽察。特此谕告。雍正五年十二月初二日奉到 上谕：紫禁城内当班的章京、兵丁等，都是饭后换班，命令每天赏给一次饭食。这一餐饭务必使其洁净、温暖、丰盛、可口；按照一次饭食的定额，再增加半份来置办。监管和做饭的人，如果有从中侵吞的，命令严格稽察，严加惩治。特此谕告。雍正五年十二月初四日奉到。上谕：凡奉防记名、命令补用骁骑校的人等，不应当在其他佐领名下的缺额中拟定正选。今后骁骑校有缺，如果本佐领下有应当补用的人，就立即开列；如果本佐领下无人，或者因为本佐领的骁骑校不能办事而被革退的缺额，再把记名人员引见。特此谕告。雍正五年十二月初六日奉到 上谕：治理国家的道理，首先重在得到合适的人才。朕即位以来，早晚勤勉不懈，广泛咨询访察，希望得到人才来治理各项政务。内外臣工保举的人员中，秉公推荐、足以任用的，固然不乏其人；但徇私滥荐和苟且塞责的，也相当不少。比如前年命各省督抚、藩臬分别秘密推荐 属员一人，王朝恩、王景灏所推荐的，却十分庸劣。又比如命督抚等保送所属武官，督抚中竟有人不加详细慎重考察，只把防游等申送的人直接呈奏到朕面前；也有人是督抚想推荐某人，便向两司授意，两司想推荐某人，又去请教督抚。像这样草率办事，拿古人所说“以人才事奉君主，以公正忠诚报效国家”的道理来衡量，难道不是相差太远了吗？朕考虑，推荐人才关系国家，是辨别人才、任用官员的重要途径。推荐对了人，政事没有不治理好的；推荐错了人，弊端就由此产生。孟子说：“树立贤能，不应拘泥于任何条件。”孔子说：“举荐你所知道的人。”考察圣贤的话，就知道求得人才的道路应当扩大，以便广泛搜罗；各自推荐自己所知道的人，这样或许可以收到明察真知的益处。现在特意谕告内外诸臣：京官从翰林、科道、郎中以上；外官从知府、道员、学政以上；武官从副将以上；旗员从防领以上，都命令每人各推荐一人。满洲官员保举满洲人，汉军官员保举汉军人，汉人官员保举汉人。文职官员也可以保举武职人员，武职官员也可以保举文职人员。在满汉文武人员中，可以是现任官员，也可以是候补、候选人员，也可以是进士、举人、贡生、监生、廪生，或者山林隐逸之士；务必是有谋略、有作为、有操守，品行和才能足以供国家任用的人。每个人都要秘密封缄奏折，交给奏事人员转奏。外官则派家人携带密折送到京城，交奏事人员呈进。即使是亲戚、子侄等，也可以据实推荐上奏，不必因为有嫌疑而回避。但是京官如尚书、侍郎，外官如督抚、提镇、两司，都是朕已经深入了解并选任的人，不必列入推荐名单。奏折中只须开列本人的官衔、姓名，注明被推荐人的官衔、考语，不必用歌颂圣上的繁琐文辞来敷衍粉饰。这是朕广泛寻求俊杰人才的苦心，希望贤能人才不断涌现，朝廷中人才充足，使各项官职都得到适当的人选，各项事务都能办成。凡负有保举责任的人，不得顾虑私人交情，不得接受他人托请，不得相互商议，不得轻信传闻。十户人家的小邑，必定也有忠诚守信的人；一个人一生之中，难道会没有一个自己熟悉而深知的人吗？何况你们既然列身朝廷士绅，享受国家的爵位俸禄，朕又推心置腹，把举贤荐能的美好事务交给你们；如果仍然怀藏私心，滥荐不合适的人，夜深扪心自问，还能把自己当作人吗？况且朕看人，往往能够洞察隐微；将来考察你们所推荐的人，就可以知道推荐者心术的公私、见识的明暗，朕也不会让诸臣得以施行私情。命内外满汉文武官员遵照谕旨执行。特此谕告。雍正五年十二月初八日奉到 上谕：今后获罪革职的人，经朕重新加以任用，就等于已经无罪。承袭官职时，照常把他们的儿子开列出来；把这定为成例。传谕八旗，登记档案。特此谕告。雍正五年十二月十三日奉到 上谕：家谱中写明“现管佐领”的字样很好，把这件事告诉八旗大臣等。今后都命令照此缮写。特此谕告。雍正五年十二月十三日，上驷院将防草夫六十一名押解送钱粮，他们在返回的空车中拾到一个元宝，不敢动用，呈报所属衙门一事，具奏奉到 上谕：这名防草夫役在自己的车中拾到银两，没有自行隐瞒，立即报告，实在值得嘉奖。立即把这锭银子赏给他，并把这件事通告八旗，使大家都知道。特此谕告。雍正五年十二月二十日，前锋统领达福等奉到 上谕：稽察兵丁，是非常好的事情。都统拉锡掌管正白旗时，特意派二三十人稽察匪类，大有成效。后来补授镶白旗都统，仍然派二三十人命他们稽察，也觉得很有益处。你们八旗都统、前锋统领、防军统领等，也应当把各旗中可信任的章京、兵丁派出去，命他们不时稽察。如果本旗的人在其他地方被人捕获，你们也一定会获罪。要把你们派出的官员等严加晓谕，使不肖匪类有所畏惧，也知道悔改。再命旗下大臣一员轮流值班，总管稽察事务。把这道谕旨告诉各位大臣。特此谕告。雍正五年十二月二十三日奉到。上谕：“长枪营兵丁也命令学习鸟枪，但长枪不可荒废。特此谕告。” 雍正五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奉到

译上谕：今后召入旗下大臣时，满洲大臣就在满洲大臣中排列班次；蒙古大臣就在蒙古大臣中排列班次；汉军大臣就在汉军大臣中排列班次。特此谕告。《世宗宪皇帝上谕八旗》卷五 《史部，诏令奏议类，诏令之属，世宗宪皇帝上谕八旗》钦定《四库全书》《世宗宪皇帝上谕八旗》卷六 雍正六年正月二十日，防军防领郎坤因为奉到 命廷臣各自保举一人，奏折中引用诸葛亮误用马谡等话。具奏，奉到 上谕：朕正因为知道识人的困难，才命令诸臣每人只保举一人。如今如果一定要胜过诸葛亮的人才可以保举，那么胜过诸葛亮的人，郎坤自己应当知道。诸葛亮任用的人，满百上千，却因为误用一个马谡，就给他加上“不知人”的名声，这实在是荒谬的议论。郎坤从哪里抄得《三国志》小说，就想在众人面前显示自己与众不同，竟敢在朕面前沽名上奏，实在可恶。命有关部门严加审讯议奏，作为这类怪异狡诈之人的警戒。特此谕告。雍正六年正月二十七日奉到 上谕：“律例的制定，是详细审察事理、衡量斟酌到最恰当之后才确定的。审理拟定罪案时，应当引用哪一条，就引用哪一条，绝没有轻重任意决定的道理，也没有同时处在两端、含糊其辞的道理。常常看到外省本章以及法司议覆疏中，往往先引用一条条例，又说不便照此治罪，接着再引用重罪来定罪，把这两种说法都写进一份奏本中；这就是臣下善于营私的陋习。有的人把严苛的名声推给上级，因而这样说；有的人希望得到法外恩典，侥幸求得开脱，因而这样说。这些都不是审判案件公正明确的正道。从前已经下谕禁止，然而去年冬天刑部的本章中，仍有这种陋习。审理案件的道理，贵在做到公平；掌管刑罚的官员，关键在于执行法律。如今一项罪行却引用两条法律，这就是法律没有确定标准，案件也不能得到公平处理。难道这符合朕明辨刑罚、辅助教化的至意吗？今后如果再有同时引用两条条例的，外省督抚、提镇的本章，命通政司驳回，并把原由具奏；三法司的本章，命内阁驳回，并把原由具奏。如果所犯的罪应当引用轻法，却故意按重罪定罪，也难逃朕的洞察。执掌法律的臣工，都要敬畏遵守，不得忽视。特此谕告。” 雍正六年正月二十九日奉到 上谕：值班侍卫和守卫防军等，与其白天长时间闲坐，不如学习清语。近来看到新挑选的侍卫、防军等，放弃应当学习的清语，反而用汉语彼此戏谑，实在很不合适。而且满洲人都是 太祖 太宗 世祖 圣祖皇考遗留下来的，朕心里难道不爱护体恤吗？当年的老资格大臣等，总是把培养造就后进作为自己的责任，常常用学习满洲本业、努力上进的话时时教导他们。如今兵丁在值班的地方互相戏谑，实在不是好的学习风气。今后应当各自加倍努力，革除习气，把清语、拉弓以及相扑、骗马等技艺专心致志地学习成功，这确实是你们晋身的阶梯，国家也能收到得到人才的成效。特此谕告。雍正六年二月初四日 谕告诸王及满汉文武大臣：诚亲王允祉平日贪图财利、营求私利，诈骗贪赃累累。经过户部及管理该旗事务的果郡王等秉公清查，允祉不知羞愧，反而上折在朕面前申诉。朕召他进来询问说：“果郡王办理镶蓝旗事务，毫不徇私，完全出于公心，你反而说他不对？那么真正用心为国的人果真错了吗？”又说：“你说他和你不合，他果真和你不合，你又是从哪里知道的？”诚亲王奏称：“听巴颜德说的。”朕询问巴颜德时，巴颜德没有静听朕的话，轻率地回答说：“完全没有这回事。”臣 并没有对诚亲王无端说过一句话。诚亲王又反复支吾，奏称是听苏白赫说的；苏白赫则说是听巴颜德说的。色穆德二人怒色显露，仍不断怨恨诽谤果郡王及都统绰奇等，说话非常无礼。在旁的诸王大臣亲眼看到这种情形，异口同声具奏，请求把他们交给有关衙门严加议处。朕命他们明白回奏。如今他们已经递折回奏。朕看前日巴颜德的情形，仓促慌乱而毫无条理，絮絮争辩，必定有与此事相关的地方；他亏心而狡辩，显然毫无疑问。命革去官职，与苏白赫一同逮捕审问。都统绰奇办理此事不徇私情，非常值得嘉奖，命有关部门议叙具奏。副都统常在也是办理旗务的人，如今诚亲王只怨恨绰奇，却不涉及常在，可见他只是知道畏惧诚亲王，而不把国家的事情放在心上。常在平日专门务求取悦众人，把公事全都置之不问。他受到朕深厚的恩典，与众人不同，理应感恩图报；如今行为如此，实在是负恩，不加惩治就无法作为负恩失职者的警戒。命革职，拿交刑部治罪。” 王大臣关于允祉奏折的议奏，以及他回奏的奏折，暂且收存；等斋戒日期过后，王大臣等会同刑部，把镶蓝旗满洲都统议奏中所涉及的述舒齐式等人，以及永泰家人保德等，彻底审究清楚后一并具奏。奏报时，把这两份奏折请旨。特此谕告。雍正六年二月初五日奉到 上谕：果郡王为人非常正直朴实、谨慎，品行卓然。朕即位以来，命王办理理藩院及三旗事务多年，王立志忠诚，丝毫不顾及自己的私利，坚持正理，一概不徇私情，辅佐朕躬，确实称得上笃实恭敬。王患有虚弱疾病，虽然偶尔在家调养，但一切交办的事务仍然尽心办理。就是近日议奏诚亲王一事，也不是平常人所能做到的；况且从前对待隆科多也不屈服退让，非常值得嘉奖。与诚亲王对待隆科多相比，年羹尧越礼致敬，做出谄媚卑污的举动，差别哪里只是天壤之别。如今承受我 圣祖皇考六十多年的统治，至圣至神、恩泽遍及天地，使天下共同享有太平，本来不必像过去诸王那样在战场上效力。朕认为，如果能够尽心为国，极其忠诚，谨守臣子的恭敬顺从之道，与捐弃身躯、舍命冒着刀刃相比，这样的人更加可贵，这件事也更加困难。命将王晋封为亲王，作为朕的子弟以及世世代代子孙的表率。有关一切典礼，命有关部门查照先例具奏。特此谕告。雍正六年二月十二日奉到

译上谕：今天正白旗蓝翎侍卫拉克新在警跸处侍立时不恭敬，本来想把拉克新逮捕交给有关部门治罪。询问得知他是由防军补授的，是个粗鄙无知的人，于是宽免他交部，罚俸一年作为惩戒。把朕这道谕旨告诉防军统领、防军防领等，让他们不时训谕。防军等即使平时独处，也应当恭敬谨慎。如果能够长久养成习惯，那么无论在哪里都会恭敬谨慎。特此谕告。雍正六年二月十九日，江苏巡抚陈时夏恭敬报告：松江府华亭县地方出现甘露，呈现祥瑞，奉到 上谕：据奏，松江地方 上天降下甘露，该省臣民都认为是朕的功德感召而来，异口同声颂扬祝贺等语。甘露的祥瑞，记载在礼经中，自古以来都称为吉庆；如今承受 上天恩赐，如果不把它当作祥瑞，就不是敬重承受 上天赐予的恩惠。不过这次甘露没有出现在宫廷苑囿，而出现在松江，想来是因为江南地方官员有惠及百姓的政绩，或者当地百姓风俗良善，有能够上感 上天心意的地方，所以赐下这种祥瑞，昭示众民。朕深深替该地庆贺。如果官民等把美德归于朕，朕不敢承受。只愿该地官民绅士承受 上天恩赐而更加努力，恭敬治理这片土地的官员更加厚实地实行教化养育之道；居住在这个地方的人，更加笃定忠孝之心。吏治清明，民风淳厚，那么 上天眷顾保佑，赐福就会到来，这正是朕深切的愿望。努力吧，努力吧。特此谕告。雍正六年二月十九日，宗人府衙门将管理内务府事务的和硕庄亲王议处一事具奏，奉到 上谕：宗人府把庄亲王允禄议处一案具奏，尚书查弼纳等也牵涉在内。像这类事情，如果各衙门都各自具奏，朕应当如何办理？把这件事交给大学士等，传谕各部院、八旗。今后凡是这类事情，命各有关衙门议定后交给通政司，由通政司汇总在同一天具奏。特此谕告。雍正六年二月十九日奉到 上谕：“从前斋戒的日子，都不谢恩。今后凡是斋戒日，朕赏赐克食、茶以及赐大臣等入座，都不必谢恩；即使向朕献茶，也不 必行礼。特此谕告。雍正六年二月二十九日奉到 上谕吏、户、兵、刑、工五部堂官：如今你们都各自尽心履行职责，辅佐政务，共同努力，发誓勤勉谨慎，端正自持，剔除徇私舞弊，杜绝请托，实在值得嘉奖，朕深为赞许。大臣如果果真廉洁自守，日常用度必定稍有不足。朕因为国家政事需要借重大臣的力量，却使他们分心于家庭生计，心里不忍。五部大臣中，除派往外省署理印务的人以外，俸银、俸米命令加倍发给；署理的大臣也照此赏给。如果遇到罚俸案件，朕额外发给的俸禄不必列入议处。特此谕告。雍正六年三月初二日奉到 上谕：朕看福建巡抚常赉奏称，罗源孝子李盛山割肝救母，母亲病愈后，李盛山因伤势过重去世，请求加以旌表。有关部门议论认为，割肝是百姓轻视生命的愚孝，从来没有旌表的先例，应当不准施行。朕想到割肝治病，事情虽然不合常理，但他迫切救母的心情实在难得，深为怜悯，已经加恩准许旌表。朕曾读韩愈的文章说：“母亲有病，只应停止一切事务，煮粉、服药、用药石来治疗，没有听说要损伤肢体来供养母亲。如果不伤害义理，那么圣贤应当带头去做了。”又读朱子的书说：“割股本来就是不对的；如果出于诚心去做，又不求别人知道，也还差不多。”如今竟有人用这种事情来求取声誉，前代儒者论述此事已经很多了。本朝顺治年间定下成例：割股有时会伤害生命，卧冰有时会冻死，恐怕百姓仿效，因此不准旌表。伏思我 世祖章皇帝 圣祖仁皇帝统治天下，建立教化、彰明人伦，与人为善，而对这一条例谨慎给予旌表，实在是天地爱惜生命的盛大仁心，也是圣人觉醒世人的最高原则。把人的生命看得最为重要，不能因为愚昧而错误地伤害；想到孝道极其广大，也不能把毁伤身体当作正理。制定法律、留下训诫，其中确实有深意。但过去地方官府从来没有把圣贤经常之道与国家爱护养育百姓的心意，明白地晓谕开导普通百姓，所以愚夫愚妇为了救亲而牺牲自身、为丈夫殉死而丧命的，往往有之。既然已经发生了这种事情，如果不予旌表，恐怕无法彰显他们的苦心、慰藉他们的幽魂。因此几十年来，虽然定有不予旌表的条例，却仍然允许把事情奏报上来，并且有在通常规定之外得到恩典的；由此可以看出 圣祖仁皇帝怜悯下层百姓的 圣心确实如此周详曲折。《孝经》说：“人的身体、头发、皮肤，都是从父母那里接受来的，不敢毁伤，这是孝的开始。”孟子说：“侍奉什么最重大？侍奉父母最重大。守护什么最重大？守护自身最重大。”这些话都是说，子女的一身是父母遗留下来的身体，即使一根头发、一根手指，也不能偶然有所损伤，以伤害父母所赐予的身体。孔子说：“父母只忧虑子女的疾病。”父母疼爱子女的心，无所不至；子女偶然生病，父母尚且因此忧虑，假如有不肖忤逆的子女，父母还会宽恕怜悯他，那么纯孝子女的父母，对他们的怜爱又会怎样呢？如果因为自己患病，导致子女割肝割肉来充作饮食、调和汤药，即使子女没有受伤，父母的心也绝不可能不惊惧忧惨、忐忑不安。何况因此伤害生命，又哪里是父母忍心听到的呢？父母有病，固然是子女应当尽心竭力的时候，但孝道有很多方面，实在不应在一件事情上以献出生命、牺牲身体来尽孝。孔子说：“父母活着时按礼侍奉，去世后按礼安葬，按礼祭祀。”这说明人终身对父母如同幼儿仰慕父母的诚心，本来贯通百年而没有间断。

译子女的一身，承接先祖、启迪后代，所承担的责任非常重大；如果在仓促之间舍生丧命，忘记宗庙祭祀延续的重要性，恐怕不能算作孝。况且子女对于父母的亲爱本出于天性，如果能够尽到至诚纯孝的实际，即使父母病得很重，也可以呼告祈祷，努力省察自身的过错，发誓愿意做一个正人；这样一定能够感动天地、感动鬼神，哪里需要割肝剖股来作为使人复生的良药呢？家庭中的行为，只在于至诚至敬、善于体察父母的心意，不必在日用人伦之外做出惊世骇俗的事情来标榜奇异。至于妇女从一而终的道义，既已嫁人便不改变，这是天下的正道；其中节妇、烈妇也有不同。烈妇以死殉夫，慷慨地跟随丈夫到地下，固然是常人难以做到的，但烈妇难，节妇更加难。因为殉死者是在一时之间作出决定，而守贞者必须经历丈夫死后长久的岁月；殉死者献出生命便结束了，守贞者却要备尝各种艰难。而且烈妇殉节舍身，其中情形也有不同：有的是迫于贫困，除了守寡自全之外别无计策；有的是出于激愤，来不及考虑日后的事情。她们不知道丈夫死后，妇女应当尽的职责更多：上有公婆，就应当奉养他们，代替儿子尽孝；下有后代，就应当教育他们，代替父亲尽责。其他如修治祭祀用的苹蘩、料理家业等事务，难以全部列举，怎么能用一死就完结自己的责任呢？所以节妇的旌表，记载在典章之中；而烈妇不在定例之内，确实是因为烈妇舍弃生命，与割肝、割股的愚孝相类似。假如仿效的人多，伤害生命的人就会增多，这是居上位者所不忍心看到的。从前从未普遍晓谕，朕现在特意颁布这道谕旨，命地方官府广泛宣布，务必使偏僻荒村也家家户户都知道，让愚昧百姓都明白：孝子、节妇各有正常的常道，而保全生命才是真正的正理。这样，人伦之地都符合中庸之道，也不辜负国家教养、怜悯和保全百姓生命的恩德。如果训谕之后，仍有人不爱惜生命，走向危亡，朕也不会一概加以旌表，以造成民间激烈的风气，助长愚民轻生的习惯。要好好想一想，要好好想一想。雍正六年三月初二日，刑部等衙门奏报：罪犯范骧改名捐官赴选，抽签选得武强县知县，照例治罪，奉到谕旨。上谕：范龙骧是因犯罪被押解回原籍、不得出境的人，竟敢改名捐资取得官职，到吏部参加选任，蔑视法纪，实在可恶。着革去官职，发往三姓地方，给披甲人为奴。互结之事极为重要，如果这样轻轻处置，互结就会有名无实了。至于参加互结、候选知县的詹来音等四人，结党包庇匪人，串通作弊。这些欺骗、违法、无耻之徒，怎么能让他们与居民一起列名朱批？着从川陕调回，一律革职。雍正六年三月初六日，太医院奏：八旗内务府各处高墙当差的医士，应当轮班更替，奉 上谕：你们议定的意见是对的。但你们说所用药物由医士置办，实在不合适；应当在你们衙门统一领取，并由衙门支出、奏销。医士两年更换一次，时间太久，半年更换一次才对。例如内府当差医士，半年后轮到镶黄旗；镶黄旗当差医士，半年后又轮到正黄旗。这样九处只需五十四个月，就能轮转一周。如果确实勤劳用心，你们再另行议定考核奖励，具奏上来。另外，本旗当差医士现在负责医治犯人，倘若犯了大病，所用药物已经见效，病人也愿意继续服药，却恰逢换班，恐怕耽误病情。遇到这种情况，着医士呈报本处管事大臣和你们衙门，准许两旗负责巡查执勤和换班的人一同诊治。等病人痊愈后，具结存案，不许再往来诊治。至于小病，不得援引此例。特此谕令。雍正六年三月十二日，管理旗务王大臣等奉 上谕：你们八旗补授护军校、骁骑校时，应在本佐领内选十人，照常拟定一名正选、一名陪选，带来引见；其余八人作为预备。如果拟定的正选、陪选中没有可用之人，朕就阅看预备的八人。如果本佐领内没有可用之人，而是在该旗选取补授，仍按常规拟定两人引见。特此谕令。雍正六年三月十五日，护军统领塞尔弼带领护军参领雅图及所属护军等，成群前往园馆之处，具奏奉。上谕：无故出入园馆，每天沉溺于酒，这是极其卑鄙鄙陋的习气，只会白白耗费钱财，改变人的气质，妨碍事业、耽误公事，引起争端，败坏品行，丧失廉耻，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朕担心旗下年轻人无知，逐渐染上这种习惯，自己陷入连过错都不知道的境地。朕屡次降谕告诫，命旗下大臣等勤加训诫这些无知之人。倘有顽劣、邪恶、无耻而不知悔改的人，立即具奏。于是有几位真心想成就旗人的大臣，特意派官兵稽查。后来各旗大臣等想要图谋塞责，也相互仿效派人，不过是虚应故事，反而觉得这是多此一举。朕身为天下之主，尚且不求安逸，每天从早到晚亲自勤于政务。八旗大臣等理应仰体朕教育满洲官兵的苦心，公同一心，勤加教训，严格约束，何必计较旗分、甲喇而彼此区别对待？你们都是旗人，凡遇到不肖之人，就应一概查拿，这样他们知道稽查的人多，自然会戒惧并思改过，难道还会有不能整顿的道理吗？如今大臣等并不留心严查，各自划分旗分，各自只管本旗地方，虚应故事，姑且派官兵遇到本旗不肖之

译人便拘拿一两个，以图塞责；遇到别旗的人，就说与自己无关，于是置之不问。又有下属官员将这类不肖之人抓获，禀报大臣等，大臣反而不高兴，认为何必多事。等到由别处具奏，便只把责任推给下属官员，与大臣等毫无关系，哪有这样的道理？如果确实是大臣等查拿并具奏，就理应治下属官兵的罪。大臣平日根本不把事情当回事，事情发生后却想治罪责罚下属官兵，可以吗？不但治罪责罚不可以，就连严厉斥责也不可以。况且雅图带领所属护军成群前往园馆，已经有好几次了。护军等到护军统领塞尔弼面前控告大臣等时，大臣们都装作不知道。如今经塞尔弼具奏，朕已经降谕命令查办，他们却把那天当值稽查的官兵奏请治罪，以此推卸大臣们怠惰玩忽的责任，实在无耻到了极点。镶黄旗三旗的大臣等，着罚俸一年。此事本应将八旗都统、步军统领、步军总尉等一并治罪，这次暂且宽免大臣等。雅图是护军参领，属于护军统领的下属，按理应先治塞尔弼的罪。但塞尔弼既然已经具奏，也着宽免。今后再发生这类事情，朕只追究大臣等。你们所说的官兵中有不应责罚他们的情况，朕也另降谕令说明，并传示八旗和包衣佐领。特此谕令。雍正六年三月二十三日，正白旗满洲都统穆森等，将该旗 盛京兵部郎中通济的家人王六首告其主人隐匿税务余银一事，具奏，奉 上谕：通济的家人控告主人隐匿税务所得银两。如果通济没有缴足正额而藏匿银两，这是通济辜负国恩，那么他的家人控告就是对的。身为职官，既然辜负国恩，家人控告他又有什么不可以？如今通济并没有亏空钱粮，他把税务所得银两隐匿起来、没有全部上报，虽然属于不合理的事情，但也是旗人相沿已久的愚昧陋习，十个人中有七八个如此，并非只有通济一人。这些积恶的家奴，往往设法卖身给监收税务的人，跟随对方到任所，借主人私事敲诈银两，强迫对方把自己放出。主人害怕他控告，只好将他放出。既然放出后，他又再请求监收税务的人把自己收为奴仆。这种恶奴诱骗、胁迫、索诈的习气，绝不能助长。况且凡人没有辜负国恩、触犯法律，即使恶奴以家务琐事控告他，哪里有治其主人罪的道理？通济并未亏欠税额或其他钱粮，又给了王六银两和卖身文契，王六仍不知足，他诬告主人的意图已经完全暴露。着将王六拘禁，由该旗行文通济，把从前王六讹诈通济的各项款项和恶迹逐一问明，届时严加审讯。将此谕令遍行告知八旗。特此谕令。雍正六年三月二十五日，管理旗务王大臣等带领外省补授官员等引 见，奉 上谕：今后白都纳、吉林乌拉、黑龙江等处补授世袭佐领时，遇到应当承袭佐领之人年老而不能办理事务的，也照京城的例子，另行派人署理。应当承袭佐领的人和应当署理的人，一并送来引见。将此事着该部转行各该将军等知悉。特此谕令。雍正六年三月二十六日奉。上谕：朕阅看律例旧文，在《名例》中载有“八议”条款，文字是：议亲、议故、议功、议贤、议能、议勤、议贵、议宾。这是历代沿用的条文，流传已经很久。我朝律例虽然完整记载了这段文字，但实际上从未按照此例施行，其中自有深意，不可不察。之所以载入而不实行，也不可不明白。设置刑罚，是奉行上天的意旨惩罚罪人，是天下最公正、最公平的事情，不容许因个人意愿而轻重失当。如果对于亲属、故旧、有功、有贤德等人的犯罪，故意曲解法律以表示优待宽容，那么就等于可以任意升降刑罚，法律也不再固定不变了，还能称得上公平吗？况且亲属、故旧、有功、有贤德等人，有的因效力宣劳而受到朝廷倚重宠爱，有的因功勋之家、外戚而受到国家优待尊崇。他们既然不同于普通人，就更应当节制行为、谨守法度，秉持礼法、遵守义理，作为士民的表率。如今却不知道自爱而触犯法律，这是违背义理、招致罪过，不能同那些无知百姓因不明事理而误犯相比。倘若执法者又曲意为他们开脱，凭什么惩罚恶人、劝勉善人？如果所犯之罪确实出于无心，情节又有可以宽宥之处，那么临时酌情处理，特别加以恩典，也未尝不可。如果预先把它规定为法律，就是在亲属、故旧、有功、有贤德等人尚未犯错之前，便把他们当作不肖之人对待，名义上说是从宽，实际上却是极端轻薄。况且让他们倚仗有“八议”条款，任意作恶而毫无顾忌，必然有人主动触犯大法而无法制止；这又是用宽容的空文反而把他们推入罪过。这种姑息迁就的爱护，更不能称为优待抚恤。如今修订编纂律例，各条都务必详细斟酌，以求最为恰当。唯独这“八议”条款，如果一概删去，恐怕人们不知道它不合道理、会妨害法律，所以仍命令载入，并特意颁布谕令告诫，使天下人明白此条法律不可作为遵循的准则，也使亲属、故旧等人各自知道警惕，慎重地不去触犯法律。这就是朕慎重体恤刑狱的深意。特此谕令。雍正六年四月初三日，镶蓝旗满洲都统绰奇等，因该旗原任尚书赫硕塞所欠钱粮不能缴纳，议定将他的侄子、孙子等人的俸禄钱粮各扣一半，共扣二十二年以偿还欠项，请 具奏，奉 上谕：欠缴钱粮的人不能偿还，如果要扣他的兄弟以及族中兄弟、子侄的俸禄钱粮，必须分别询问他们是否自愿。把愿意代为偿还的情况在奏折中说明。因为欠缴钱粮的人平时如果确实资助过他的族人，等到本人欠缴钱粮而不能偿还，他们理应替他偿还。如果欠缴钱粮的人平时根本没有资助族人，族人又不愿意替他偿还，强令他们代偿可以吗？将此事遍谕八旗大臣知悉。特此谕令。雍正六年四月十二日，管理旗务王大臣等奉

译上谕：本月初九日，朕彻夜听到有人燃放爆竹，想来都是恶乱党和内地遗留下来的不守本分的奸人，妄自散播谣言，想借燃放爆竹来动摇迷惑众人罢了。都统高其佩听到爆竹声，立即传令该旗兵丁；他们因为不能及时整齐集合，一度甚至不知所措，但兵丁们却全不在意，毫无惊慌，越发显出众人的心志坚定。朕深感欣慰。这些妄造谣言、心怀叛逆意图的奸人，不过是白白抱着惭愧和愤恨而已。像这样不忠不孝、妄图作乱、应当诛杀的人，难道还能违背 上天而实现他们的私心吗？他们最终都只会一个个触犯法律，遭到诛杀而已。兵丁们虽然不把这事放在心上，视为笑谈，但这也不是好习惯。兵丁都是在旗当差、仰赖钱粮生活的人，凡事都由护军参领、佐领、骁骑校等层层传达。如今他们竟不听上官传达，反而轻易听信私下胡乱传播的谣言，哪有这样的道理？即使听到谣言，也应当向主管官员询问清楚这些话从何而来，以便遵照执行。却不考察真假，一听到就轻信并跟从，这也实在不是好习惯。今后凡遇一切事件，凡是未经主管官员传达而私下胡乱传播的，听到后立即确实记下传播者姓名，向各主管官员详细询问事情的虚 实以及消息从何处传来。能够这样办理，像这种妄造谣言的奸逆之徒自然会害怕，妄念也会全部消除。兵丁绝不可轻信私下胡乱传播的谣言，更不可互相跟随而行动。若仍有人轻信、传播谣言，并附和着去做，务必查出，从重惩治。特此谕令。雍正六年四月二十日奉 上谕：开原城守尉骚达塞奏请训示。城守尉的职分还没有到可以请训的程度，却请求请训。近来常见有超越职分请训的人。今后除督抚、布政使、按察使、提督、总兵等官准许照常请训外，其他职分未到而请训的官员，着停止请训。如果奉有特别谕令，就不必论其职分。特此谕令。雍正六年四月二十日，步军统领阿齐图奉 上谕：朕曾降谕，命令严格禁止旗人出入园馆。出入园馆是极其鄙陋的习气，只会白白耗费银钱、改变人的气质，理应严禁。如今听说旗下大臣派人进入园馆内抓人，这只是肆意妄为、扰民劳众罢了。确实想抓获，可以等他出来时再抓，也可以记住他的相貌和身份，传唤来惩处，这些都无不可。如果直接进入园馆抓人，就会妨碍园馆经营，也会使众人惊扰。将此详细告谕八旗大臣等，今后断不许这样做。特此谕令。雍正六年四月二十八日奉 上谕：旗下开户之人和奴仆一类中应当发遣的，给披甲人为奴。因为这类人原本是由奴仆开户、成为另户之人，而所犯的罪又卑污下贱，如偷盗之类，当然不能与本来就是另户的人一例办理。从前降谕已经说得很清楚。如今李国臣原本是职官，既不是开户之人和奴仆可比，他的案情和罪行也与偷窃等下贱罪行不同。刑部议定发往荆州给兵丁为奴，实在不合适，也不是朕从前降谕的本意。李国臣着发往黑龙江当差，不必给兵丁为奴。特此谕令。雍正六年四月二十九日，正黄旗汉军都统等将偷卖纸牌的人抓获，具奏，奉 上谕：对于藏在偏僻地方赌博以及偷卖纸牌、骰子的人，如今各处正在缉捕。如果有无知之人不去访查缉捕，反而借此为由，擅自进入店铺搜查，骚扰、勒索商人，或者进入民家，声称缉拿赌徒而肆意妄为，朕绝不宽恕，必定治罪。将此遍谕八旗大臣等知悉。特此谕令。雍正六年五月初一日，江苏巡抚陈时夏题报：松江府知府周中鋐等督率修筑险要河工，被水淹死一事，奉 上谕：松江府知府周中鋐、山清里河营把总陆章，因为督率民夫填筑堤埽而船只倾覆，溺水身亡，实在令人怜悯。应当加恩抚恤的地方，着查照条例具奏。周中鋐平日做官很有政绩，如今被水淹死，更令人惋惜。陈家渡堵筑险工时，陈世倌与周中鋐等同时在船上，陈世倌为躲避危险登岸，周中鋐、陆章二人仍留在船中，于是船翻覆而溺亡。大凡臣下办理公务，大臣差遣属员，都应当悉心斟酌，只求有益于事情，不可以自身冒犯不可预测的危险。如果急忙前往而不加详细谨慎，倘有疏忽，不但关系国家体统、伤害自身性命，而且公事也必然因此迟误，这不是急于办好公事的正理。就如乌蒙的凶悍苗民，虽然已经招抚，野性尚未改变，与禽兽没有区别。云南副将郭寿域轻忽对待，只带四五十人深入贼巢，完全没有防备，以致被害。这与周中鋐的事情相类似，对公事没有益处，反而足以耽误公事，都是所谓愚忠，是圣人所不取的，大小臣工都应引以为戒。特此谕令。雍正六年五月初一日，福建陆路提督石云倬具奏：巡抚常赉的家人越礼妄为，奉 上谕：常赉的家人放肆妄为，石云倬据实具奏，实在值得嘉奖。这关系国家体统，不能说是苛刻琐碎的小事。如果大臣们都能这样存心，尊奉法度，不把国事当作与己无关的事情，不贪图博取个人宽厚的名声，直言不隐，那么家人、胥吏中的不肖之人都会知道畏惧，不敢越礼犯分、公然肆意妄为。内外大臣官员都应效法。常赉的家人张二等，着该督严加提审、拟定罪名。常赉本人也交该督严密查察，议定后具奏。特此谕令。雍正六年五月十八日，左翼护军统领等带领补授护军参领、护军校的人引 见，奉 上谕：副护军校、副骁骑校等，因为年纪壮健、可以效力，所以授予升迁的阶阶并加以补用。凡遇到应当升迁的缺额，如果说他们现在是副护军校、副骁骑校，是兵丁的长官，只带领他们来引见，那么过去曾在军中效力、尚未衰老的人必然会受到壅滞。今后遇到升迁调转的机会，一并选拔带来引见。将此晓谕前锋统领、护军统领、八旗都统等知悉。特此谕令。

译雍正六年五月二十五日奉 上谕：今后当月旗所奏折中，不必把当月大臣的职名列在前面，仍按照管理旗务王大臣等的品级开列。从前有这样具奏的，一律着令更改，并登记备案。特此谕令。雍正六年六月初四日奉 上谕：八旗缉获逃犯和赌博之人，按照旧例都送交刑部治罪。八旗所奏的事情不多，今后除缉获逃犯和赌博之人仍照常送刑部治罪外，在该旗奏事的日期，将案情一并补行奏报。将此遍谕八旗大臣等知悉。特此谕令。雍正六年六月初五日，刑部将违禁私卖牌、骰子的董五拟定罪名，具奏，奉 上谕：董五等是严禁赌博以后第一次犯法的人，着宽减其罪。应当充军发遣的，枷号、责打后结案；应当杖责流放的，杖责后结案。该部斟酌轻重发落，并将他们的姓名登记在档案中。如果再次违禁，严加治罪。本案各犯供称，骰子是本京制造出售，纸牌是外省人贩卖。如今该部却没有议及如何追究制造、贩卖赌具的地方。今后京城有人犯赌博罪，务必严查出在何处制造赌具、何人贩卖，并治罪。主管地方官和督抚一并处分，作为定例。特此谕令。雍正六年六月十三日奉 上谕：外省将军训练兵丁，很知道努力，也严格约束，因此近来兵丁都知道安分守法，也能熟练骑射武艺。但驻防兵丁经常买当地百姓为仆人，其中有很多匪类，往往倚仗旗人身份惹事犯法。将军等有人密奏此事，来京陛见的副都统中也有人因朕询问而据实陈奏，朕对此知道得很清楚。既然是兵丁，理应随时随地勤苦操练，才能日渐强壮勇敢，怎么可以忘记自己的职分，蓄置许多使唤之人，图谋安逸便利呢？兵丁赖以生活的，只有粮饷。仆从多了，所需衣食也增加。一个人所得的粮饷，怎么能养活许多人？计算兵丁所蓄仆役男女数人，已经足以多买人口，只会白白耗费产业，有什么益处？况且如果是良民，哪里肯入旗为奴？那些入旗为奴的人，有的在当地惹了事，想图谋报复；有的赌博、饮酒、懒惰、无赖，不从事本业，贫困难以度日，只求勉强糊口；有的是大盗，害怕被捕；有的涉及人命，逃避追捕，想借此藏身。这些人，兵丁怎么能得到他们的力量？何况把犯法为盗的人买来做奴仆，一旦被发现，必然连累自己。这些都是兵丁愚昧无知，只贪图价格低廉，妄想多买奴仆，却从未考虑养活他们的艰难以及受到罪责牵连的后果。奴仆中善良的人，可以酌量留下以供使用；其余匪类，可以索回原价放出，或者卖给没有仆人的人，这样或许容易养活，既能发挥作用，又不至于受到罪责牵连。着行文各省将军、副都统，通行晓谕，严禁兵丁收买百姓为仆。今后如有违犯谕令的人，着该将军具奏处理；如果隐匿不报，着地方大臣官员密奏。倘若地方大臣官员也串通徇私隐瞒，经别处查出，将主管大臣官员和地方大臣官员一并从重治罪。特此谕令。雍正六年六月十三日奉。上谕：看来旗人家中仆人逃亡的很多。从前在盛京时，满洲人的仆人跟随主人上战场，就奋力向前；到了营中便汲水做饭，夜里放牧马匹。那些才干稍好的人，甚至有跟随主人建立功绩的。况且从前满洲人的性情刚烈，仆人遇到做得不对的地方，也免不了挨打受骂。但家中仆人不但不知道逃避，完全没有怨言，只是一心效力。到了进京以后，虽然逐渐习惯安逸，但这种习气还算良好。如今经过多年，竟抛弃这种美好习惯，都仿效汉人家的仆人，不肯实心效力，只想侥幸取巧，学习欺诈虚伪，稍有不如意，就想逃避。况且你们逃走后能到哪里去？一旦被缉捕，有的发遣，有的刺字。这不但一生没有脸面，还会给子孙留下羞辱。为什么不效法你们祖父从前的行为和美好习惯，反而效法汉人家仆的恶习？你们虽然是仆人，也是别人家的儿子。倘若都能对主人竭诚效力，哪有不爱护养活你们的道理？今后凡是做仆人的，理应改过自新、向善，永远戒除逃亡的恶习。如今满洲人等不能仿效从前满洲役使仆人的方式，只要稍有不合心意，就加以责打、侮辱、折磨。如果仆人中确有酗酒妄为、与人争斗、不守本分、肆意作恶作乱的，固然应当责罚处置，但也应当立即发遣，何必留在家中？如今主人不能使他们衣食丰足，又任性折磨，稍有不如意就责打，完全没有爱护养育的意思。仆人心中因此不服，加上经受不住责打，便立即逃亡了。做家主的，应当使仆人衣食不缺，体恤差使他们，务必合乎情理。仆人中明白大义、有知识的很少，稍有不善，理应开导教育，使其悔改。如果有坚持作恶、始终不改的人，又何必屡次打骂，不如把他卖掉，岂不是更好吗？你们不按道理差使、教训，只知道折磨，因而使仆人心中不服，难道可以说全是仆人的过错吗？有的人让仆人替自己做违法作弊的事情，仆人受到胁迫后，主人又害怕他告发，竟把他锁禁，想置他于死地。怀有这种暴虐的心思，又怎么能使仆人感恩戴德、留恋主人？况且主人这样做，仆人不去告发，只图逃避，也还算是有人的良心。满洲人等如果能够善于养育仆人，那么平民尚且会有人愿意投到旗下做仆人，为什么不致力于招收平民投旗，却反而折辱旧仆，逼得他们逃亡？如今旗下仆人一年之内逃亡的竟达到四五千人，不知道你们感到惭愧还是不惭愧？朕实在替你们感到羞耻。今后满洲人等要痛切改掉役使仆人的陋习，善加抚育，使他们不至逃亡；等到子孙都从中得到益处，也就是造福之事。将朕这道谕令遍传八旗官兵以及家中仆人等知悉。特此谕令。雍正六年六月十六日奉

译上谕：各省亏空赔补的款项，如果该员任所没有完纳的定例，就在其本籍、本旗追缴变卖，仍命令解交原省，以补原来的亏空。应缴银两有多有少，少的还要承担行李、舟车费用，多的又有路途疏失的风险，往返解送，实在有许多周折。况且各省布政司库都属于国家公帑，本来没有区别。今后凡属在旗、在籍追补等款项，官员交纳时，在籍者就在本省布政司衙门呈报交纳，由布政司收足后存入库中，等候拨用，并申报巡抚。巡抚将所收数目报明户部，由户部行文通知应当接收的省份。在旗者就在该旗呈报，由该都统咨送户部查收，户部行文通知应当接收的省份。这样官员赔补钱粮就可以就近完纳，免除运输烦劳，实在是节省便利。着该部遵照谕令通行。特此谕令。雍正六年六月十八日奉 上谕：如今听说各都统凡遇到议处之事，有的徇私包庇，有的从重拟罪，绝不寻求中正之道，私下还对众人说：“我们宁可从重拟罪，皇上自然会从宽处理。” 等朕从宽处理、下谕宽免他们，他们便说是因为我们从重议拟，才得到从宽结案；这样把施恩归于朕，却仍使人感激各位大臣。朕若下谕依照他们的议定办理，他们又说，既然这样从重严拟，为什么还要依议办理，反而使人把怨恨归于朕。这都是奸邪悖逆之臣遗留下来的恶习。诸臣窃取美名，把恶名归给朕，这件事本身还小，朕也能容忍。但这关系国家法律和民间风气，十分重大。办理公事、议处人员，关键在于秉持公心；罪重的不能从轻，罪轻的不能从重。朕临朝已经六年了。朕因愤怒而处分，有哪个无罪的人？朕诛杀过哪个无罪的人？朕因喜悦而宽宥，有哪个有罪的人？朕赦免过哪个有罪的人？六年之间，朕剖露真诚，反复谆谆教诲，而诸臣仍不能相信并照办，这难道不是明知故犯吗？朕对什么事情曾经疏忽而不留心？诸臣又能在什么事情上欺骗朕？难道朕是不能辨别是非、不了解事务、年少无知的君主吗？从前朕不时当面训诫诸臣，竟然还不能使他们悔改遵行，反而制造这些闲言浮语。这种罪过，不是其他罪行可以相比的，确实是存心扰乱国政。做人臣的罪过，没有比这更大的。现在特意写下这道谕令告诫你们，如果仍不知道畏惧、不知道悔改，存有悖谬奸恶之心，被朕察觉，立即依法正法，决不赦免。至于刑部审理旗下事务，也犯有这种弊病，着将此谕令通行告谕都统、内务府、刑部以及各旗官员，并一概告谕众人，使大家共同知悉。特此谕令。雍正六年六月二十四日，镶黄旗满洲、蒙古、汉军三旗将防守高墙的八品官张士龙、领催宋国斌私放犯人雅尔哈到其妻牢内一案，请将张士龙、宋国斌交刑部治罪，具奏，奉。上谕：张士龙、宋国斌何必交刑部？立即将他们枷号在高墙门外。等雅尔哈的事情办结之日，你们再行奏报。今后八旗有类似事件，就照此例办理。特此谕令。雍正六年六月二十六日，管理旗务王大臣等奉 上谕：自内府补授内府御史以来，对事务很有裨益。如今各旗虽有御史稽察旗务，却一件事情也没有查出。你们八旗，无论满洲、蒙古、汉军，都在骁骑校、参领、前锋参领、护军参领等官员中，选择忠实可靠、通晓文义的人，由各旗都统会同前锋统领、护军统领等，每旗选八员，带来引见。朕亲自选定四员，命他们稽察旗务。他们任内原有的事务，仍命令照常兼理。如果办事好，朕就把他们任用于部院。现在暂且命令他们把一切查出的事务登记下来，不必具奏。给你们八旗几个月期限，把一切办理错误、未整顿的事情查明并改正。倘若仍有不加整理更改的，明年正月起，命令他们参奏。负责稽察旗务的监察御史等，仍照常稽察。特此谕令。雍正六年六月二十九日奉 上谕：八旗看守高墙监狱的狱官，按例从六品官中补授。如果六品官中有合适的人，就照例补授；如果六品官中没有可以补授的人，着在旗员中选取，奏请补授。特此谕令。雍正六年七月初一日 谕大学士等：工部应当奏销雍正二年十二月等月份的钱粮黄册，拖延到今年六月初一日才进呈。朕命大学士等诘问工部堂官，大学士等随即具奏说：黄册是按日记载的档案，有什么事情不在其中？按定例，凡遇朔日、望日等吉期，在京各衙门进呈奏章，都要详细检点。黄国材等任意疏忽，毫无敬谨之心，应将他们交部严加议处，等等。当时朕把黄册发回，命工部堂官等候谕令，如今已经七月初一日了。着工部堂官就在今天将黄册进呈，朕要阅看。天道会使善人得福、恶人遭祸，奖赏善行、惩罚恶行。《尚书》说：“顺从正道就吉祥，违逆正道就凶险，凡人只有……” 顺应事理而行，自然会受到 上天的眷顾和保佑，除此之外，没有其他可以趋吉避凶的方法。至于忌讳、吉凶征兆，那是庸俗之人和极其愚昧之人的见解，稍有见识的人尚且不这样做。朕明察事理，只知道顺应事理办事。上天的根本道理是唯一的，完全没有什么需要避忌的。你们大学士每天侍奉左右，想必没有不知道这一点的。但臣下侍奉君主的道理，本来就应当时时怀有恭敬、谨慎、忠诚、爱戴之心，所以每逢佳节吉辰呈送奏章，都留心检点。这也是自古沿袭的惯例，礼制本来就应当如此。至于奏章中有 “陵寝”字样的，也一定要留心检点，因为担心朕陈奏阅览时触动伤感。朕对思念 皇考 皇妣，从来没有片刻稍稍释怀；在吉日清晨还一定焚香瞻礼，难道会因为 展阅黄册时看见

译“陵寝”字样，才在心中悲戚吗？这只是因为工部堂官等完全没有尊敬君主、亲近上位者的心，不懂得恭敬办事的道理。况且多年以来，朕时时加以教导，反复当面训诫，他们仍然怠惰玩忽、疏忽大意，不遵从训诲，朕不得已才降谕诘问，严厉切实地申斥告诫，希望他们醒悟悔改。朕又担心这些庸俗鄙陋、无知之人会认为，朕是因为忌讳月朔、心中不快，才把黄册发回、降谕严责他们守候，所以特意命令他们在今天月朔进呈给朕阅看，当面加以说明教导，正是为了启发他们的愚昧，教给他们尊君亲上的大义，也让众人共同知道。特此谕令。雍正六年七月初五日奉 上谕：据河东总督田文镜的奏折称，河南府孟津县天平街居民翟世有以耕种为业。雍正六年四月初三日，陕西三原县人秦泰贩买棉花，携带银一百七十两，在路上遗失。翟世有前往田地耕种时发现并拾到，想等原主人寻找后归还，守候了一天。回家后，他把这件事告诉妻子徐氏，徐氏也劝丈夫归还。到第二天，才看到秦泰张贴的寻物告示，于是报告乡地，把原银全部交还，丝毫没有取用。秦泰因为寻物告示原有均分酬谢的约定，又感激翟世有的恩德，想履行约定酬谢他，但翟世有坚决推辞不受。像这样的义举和清白操守，实在难得一见。已经赐给匾额和赏银，并命县里立碑加以表彰，谨具奏折上报，等等。天下能否太平，关键在于端正风俗；风俗能否整顿，关键在于端正人心。如果人的存心果真能够守法奉公、安分知足，就不会贪图苟且取得的钱财，不会做不合道理的事情，独处时无愧于心，进退俯仰都能宽舒自在，和气便会带来祥瑞，灾害自然暗中消除，各种福气都会到来，子孙也都能获得安稳享受。这就是所说的“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如果存心不正，暧昧苟且，损人利己，投机获取、贪婪追求，虽然得到眼前一点小利，却违背天理，暗中必定遭受上天谴责，得到这个便失去那个，所得不足以弥补所失。又或者心存妄想，轻易抛弃乡里，以至陷入困苦饥寒，被迫做匪类之事，有的尸身填入沟壑，有的触犯刑法，子孙流离失所，不能回归故土。这就是所说的“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古代训诫明白地流传下来，确实丝毫不差。朕爱护养育百姓，谆谆教诲，已经说得极为详细周全，只希望天下内外都革除刻薄而归于忠诚，成就清平、正直的治理。然而地方大吏和有司等，既不能亲自实行礼让，为百姓作表率，又不能恳切周详地宣扬朕的训谕，所以返还淳朴、恢复本真的风气很少见到，朕心中实在盼望这种风气。如今看到孟津翟世有的事迹，正是风俗美善的明证，也是国家确实可见的祥瑞，朕心中深为嘉奖喜悦；田文镜教化引导、奖励劝勉的功劳，也由此可以看出。人的常性同样好德，是人心共同具有的；十户人家的村邑，必定也有忠信之人。天地如此广大，百姓如此众多，难道会没有崇尚廉洁、尊重义行的人吗？只是因为大吏和有司不把民风淳厚或浇薄放在心上，有时竟使这些人湮没而不能显扬罢了。如果平时确能教化训导，遇到忠孝节义之人，必定恭敬礼遇并加以表扬，用来劝勉众人，那么人们奋发兴起，难道不能形成家家户户都可受到旌表的良好风俗吗？翟世有着赏给七品顶带，仍赏银一百两，以表彰他的善行。凡人的境遇丰歉、贫富，都有一定的命数，不可能靠侥幸取得。假如贪婪的人反而有余，而廉洁的人反而不足，那么既定的命数便不值得凭信，天道也无法询问了，哪有这样的道理？无奈世人一萌发贪心，竟连这样明白浅显的道理也不能觉察；见到利益还能想到义理，不拾取遗失的金钱，便成为古今罕见之事。像翟世有这样的人，不过是耕田劳作的农民罢了。他未必完整读过先圣的诗书，也未必以古人的品行义举为准则，但天性朴实诚厚，不欺骗暗处无人之地，因此能够教化他的妻子，共同成就义举。于是神明暗中保佑，彰显表扬他的美名，使他的声誉传到朝廷；他上表陈奏，受到赏赐的帑金，而且将把他的姓名记入史册，使声誉流传无穷。假如只计算一时的利益，所得不过一百多两金钱，数目有多少呢？用不了多久便会花光。拿今天的荣誉和名声相比，它们的多寡难道只是云霄与大地的差别吗？由翟世有这件事看来，他必定平日存心忠厚、正直、公平，所以才能得到上天的保佑。上天鉴察并赐予这件美事，假如人人都受到感动而奋发，都能这样存心，那么不但会形成让路、让田界的美好风气，本人也一定会受到…… 上天的嘉奖和保佑，承受国家的恩荣，难道不是美事吗？去年京城内有一个防草夫役，名叫六十一，在他的草车里拾到白银五十两，不肯私自取用，交给官府呈报。随后经主管官员奏报，朕已经下发谕旨奖励此事。这与翟世有归还金钱的事相类似。翟世有、六十一都是普通百姓，却能戒除贪心、知足自守，磨炼自己的廉节。那些做官的人，身处缙绅之列，百姓依赖他们作表率；读书人名列庠序，百姓把他们奉为楷模。然而他们却在夜间收受馈赠，贪污受贿，在官府中往来钻营私利，既不遵守官箴，也不端正士人的品格。如今听到翟世有、六十一的事情，他们难道能不在心中惭愧吗？朕是为了人心和风俗，特意把田文镜的奏折发出，颁布这道谕旨，令内外各地方官员通行晓谕所属官民人等，使他们知晓。特谕。雍正六年七月初八日，兵部议奏：“八旗中军器有所亏少，” 的，将主管大臣等照例处分，奉 上谕：军器是军政所关涉的大事，主管上司和各官本应随时稽察，使军器整齐完备。如今考察不严，以致有所亏少，本应将主管官员按照兵部议定的处分办理。但这次是第一次查点，姑且从宽免除处分。以后再遇到查点，如果还有像这样残缺不全的情况，一定将主管各官治罪，决不宽贷。特谕。雍正六年七月初八日，稽察八旗事务的侍卫、参领等奉

译上谕：八旗兵丁之所以能够受到鼓励、教养、抚恤而有所成就，是都统等人的专责。如今看来，大臣等不把事情当作事情，根本不用心办理，苟且推诿，已经成为习惯。在他们看来，担任都统的职责，不过是在补授官员时看他的年资、计算他的效力；挑选兵丁时不肯收受贿赂，便算尽到了职责。这些事——补授官员时不徇私舞弊、挑选兵丁时不收受贿赂——本来就是人臣当然应做的事，有什么特别之处？如果不能辨别官员的贤能与否，教训兵丁使他们成材，对国家政务又有什么益处？况且如今的大臣不同于当日的大臣。从前满洲人都很朴实，尽心侍奉君上，勤勉谨慎地供职；骑射、步射等技艺无需教训，自己便加以精练；风俗崇尚节俭，生计宽裕安定，所以当日的大臣容易统率。如今年轻的满洲人不熟悉原有的习俗，只从事奢靡、赌博、游乐，至于本应学习的满洲技艺，反而不能专心学习。如果大臣等不加意教导和惩戒，这个责任还能推给谁呢？朕自登极以来，关于如何有益于兵丁的生计，使他们长久有所安置，已经多次下发谕旨，令大臣等议奏，可是没有一个人能够敞开心胸、说出诚意，提出一条好的谋划。因此朕为兵丁作了周详筹划，仰赖 上天降下保佑，以及圣祖仁皇帝六十多年养育满洲人的恩德。满洲人丁日益繁衍，防军、马甲都有定额，朕担心他们不足以供养，特意施恩，将防丁挑选为教养兵，令其领取钱粮作为养赡。又怜念兵丁遇到喜事、丧事时无力办理，特赐恩赏银两以救济他们的困窘。又怜念兵丁的米粮卖得便宜、买得昂贵，所以设立米局以平抑价格。又怜念年老兵丁不能当差、无以养赡者，派他们前往耕种井田。这些事情虽然都是朕为满洲人等周详筹划、特别广施恩惠，但仍须大臣等体察朕的心意，谨慎奉行，然后上天的恩泽才能下达到他们。然而大臣中有人竟把 本应挑选为教养兵的人不予挑取，反而挑选不应挑选的人，这是把朕爱护养育兵丁的恩泽，反而变成他们顾及私情、徇私取人的举动。又遇到喜事、丧事，恩赏银两竟不立即发给，任意拖延。喜事还可以稍等；如果遇到丧事，不能按时发给，家中无奈，只好以高利息典当借贷，最后形成债务。这些都是大臣等不能体会朕施恩的用心，懒惰疏忽、玩忽职守，并未设身处地替兵丁思量所造成的。兵丁借以养活家口的米粮，关系十分紧要。如果大臣官员平时果真认真开导训诲，使兵丁都明白谋生的道理，在领取米粮时务必留下足够供养家口的部分，剩余的只稍微卖掉一些，又怎么会陷入困迫呢？如今大臣等不详细加以教诲，那些不肖之徒不能谋生，一领到米粮便完全不顾家口，任意以低价卖出；到了无法接续的时候，又以高价买入。这样只会让从事末业、投机逐利的百姓得到利益罢了。百姓虽然都是朕编入户籍的臣民，也不能不辨别他们的贤能与否。如果使良民得到利益，尚且算有益；但善良百姓大多在家读书、务农，绝不会抛弃田地到各处谋利。那些只知道谋利的人，都是游手好闲之徒。如果让这类人获利，善良百姓反而会被他们煽动诱惑去图谋利益，抛弃本业，流入恶习。这对于养育百姓的办法，又没有益处。大臣等如果不对兵丁加意教诲，引导他们崇尚俭朴，革除奢靡妄费、饮酒赌博等事情，那么兵丁的生计怎么能够富裕？如今户部现存库银四千多万两，如果把这些钱赏给兵丁，便能使他们各自置办产业，家家富足，长远不致匮乏，朕也乐意把库银全部发出实行赏赐。大臣等能保证他们确实会置办产业，作为长远的资财吗？如果今天一经赏给，便任意胡乱花费，不到多久就花得一干二净，又有什么益处呢？不过更加助长他们任意挥霍的心罢了。再者，大臣等有的不论是非，竟把一两个无辜的人妄行题参，以取得参劾之名来塞责；有的对交给他们审理的案件，不论事情轻重、罪名是否相当，也不遵照律例，妄自加重拟罪，却说恩典是皇上所出。满洲人是国家的根本，他们的祖父都曾跟随 太祖 太宗皇帝冲锋陷阵、摧毁敌军，奋不顾身地效力，后来又仰赖 世祖、圣祖皇帝八十多年爱护、抚恤、教养他们。朕难道愿意治他们的罪吗？朕自即位以来，把满洲人都视同自己的孩子；如何教训，如何施恩，凡是大臣把无辜之人混同拟罪，朕详细斟酌情理、给予公平处理的地方，多得不可胜数。就连训诫大臣等的谕旨，也已经十分详细完备。然而大臣等的私心和习气，并没有改变。还有一种人，在担任参领时看来颇为敏捷，似乎可以任用；等授予副都统等职务后，却沾染世俗习气，不能胜任。难道是他们福分浅薄，不能担当大臣的职位？还是他们的智识、器量、才干实在不足？朕反复思考，也不能理解其中缘故。因此朕特意周详筹划，派你们稽察旗下事务。凡事你们务必秉持忠正之心，专心实行；不要徇私顾虑，不要刻薄苛酷、虐待他人，不要做懦弱怕事的好好先生，也不要畏惧躲避大臣。如果是八人共同奏报的事情，就由八人一同上奏；如果是二三人想奏报的事情，就由二三人具奏；如果是一人要奏报的事情，就由一人独自具奏。若有不能缮写、想当面奏报的人，就准许他口头奏报。这样，你们的品德和才干，朕都能够了解。朕将根据你们的才干适合担任何种职务，自行斟酌补授任用。你们都是经过选拔提拔的能干官员，如果真心效力，不但朕会加以奖励任用，即 上天和 圣祖仁皇帝的神灵明察，也一定会赐给你们福分。朕为了兵丁的事情多次下发谕旨，大臣等却没有详细向众人开导晓谕。你们要把朕这道谕旨使众人明白，这件事十分紧要。不要辜负朕选用你们的恩典，不要玷污你们专任的职务，各自更加努力。特谕。雍正六年七月十五日，镶黄旗会同刑部，将殴打传事领催七十五、以致其腿折断的防军武海拟定发遣宁古塔，具奏，奉

译上谕：武海擅自殴打传达官事的领催七十五，竟至打断他的腿，情节特别可恶。不必发遣宁古塔，着交给提督阿齐图，永远枷号示众，遇到赦免也不得赦免。像这样的恶人，即使发遣，也不会悔改他的恶行；如此永远枷号，众人才会畏惧并悔改恶行。你们传谕八旗大臣等，令他们向众人晓示。特谕。雍正六年七月十六日，诸王、大臣等为平定西藏上奏庆贺，奉 上谕：阿尔布巴等违背道理、任意妄为，蔑视国家法令。朕为安定边疆，特意命令大臣带兵前往察究事情原委，就近予以讨伐。如今奏报，颇罗鼐率领所属兵马先抵达藏地；各寺喇嘛把首恶阿尔布巴等三人交出，拘禁首领，已经将他们擒获。藏地可以安宁，而大军没有发射一箭，西藏也没有伤亡一人。这样的大事能够如此容易成功，都是仰赖 上帝降下慈悲，以及皇考在冥冥中的保佑，实在不是朕德行浅薄所能达到的。因诸王大臣等陈奏，特将 此事宣谕使大家知道。特谕。雍正六年七月二十三日奉 上谕：正红旗满洲巴斐等名下入官的房屋，都谎报檩木数量，把灰房报作瓦房。如今御史傅塞纳参奏，请求将该旗大臣、参领、佐领、骁骑校等一并交部察议。傅塞纳是特意派出稽察旗务的官员，平日却根本不把事情当回事，徇情枉法，完全不加稽察。因为朕派出参领、侍卫稽察旗务，他不能隐瞒，恐怕会一并被参劾，今天才上奏参劾。朕又不时谆谆训诫旗下大臣等，凡事都要实心办理，不可营私舞弊；还把朕的谕旨晓谕所属人员。大臣等如果把朕的训谕时时向属员开导晓谕，使他们各自 真心奉行，那些众多官员难道有不遵行的吗？这都是大臣等不教导属员，以致他们自行招致罪过。如果因为他们只是低级官员、缺乏见识，便轻率加以惩治，朕心实在不忍。若是大臣等参奏属员，按理应当治罪；如今既然是御史参奏，就免除佐领、骁骑校等的治罪，但在他们升转引见时，要把他们隐瞒事情的缘由注明在绿头牌或奏折上。把办理此事的都统、副都统、参领等查明，交部察议；应当赔偿的各项钱款，都着落在他们名下赔补，作为那些不把事情当回事的大臣、官员的警戒。傅塞纳参奏迟延，也交部议罪。再者，从前派出的御史等没有查出此事，如果被现今派出的参领、侍卫等查出，就要把从前派出的御史等严加治罪。特谕。雍正六年七月二十九日，议政王大臣等奉 上谕：谕告前锋参领、防军参领、骁骑参领、侍卫、御史、小衙门堂官等：如今八旗副都统的缺额很多。凡是朕大致知道情况的人，都已经记录任用了；随后王大臣等荐举的人，也都已经记录任用。近来这些人都属于平常之辈；他们担任侍卫、参领时，都是可用之人，一经提拔为大臣，便立即改变，不像从前那样只图保全自身，遇事事事推诿，根本不实心为国效力。这或许是荐举时遗漏了贤能之人没有荐举，或许是受到大臣陋习浸染所致，朕都不能理解其中原因。人的才能以及为国尽力的心，只有本人自己知道。王大臣等荐举时，怎么能深入知道他们的内心和才能呢？你们中素来具有才能、发誓愿意为国效力的人，可以自行荐举，不要因为自荐而感到嫌疑，大家相互退缩。身列大臣，能够为国效力的地方也大；如果责任较轻，只是在勉力供职之外，不得越分擅自办理大臣的事务，那么效力的范围就小了。况且满洲官员并不区分文武，如果因为自荐而有所顾虑，恐怕不合适；只知道小心谨慎地自守，而在战阵之时奋勇争先、不惜身命，难道不也是为国家效力吗？果真有为国效力的心，无论身处何地，都完全一样，有什么顾虑退缩的地方呢？古人还有从平民身份自荐的，何况你们都是现任职官，按理应当自行荐举；与其等别人来推荐，不如自己推荐。把这些话晓谕他们，等各自荐举以后，朕再斟酌记录任用。特谕。雍正六年八月初九日。谕告诸王、大臣：朕对待臣下极其公正平等，从没有一丝偏向，只看这个人究竟如何罢了。比如杨文干任广东巡抚时，石礼哈与阿克敦、常赉、官达四人合力结谋，想要倾陷他，朕早已洞察他们的私心，严加申饬。石礼哈曾当面奏称与杨文干不合，恐怕受到中伤，朕对他说：‘你们四人合力，尚且不能害一个杨文干；杨文干一个人的力量，难道反能害你们四人吗？’后来杨文干具折申辩，朕谕示此事说：‘这件事的隐微之处，朕先已经洞悉，哪里还用等你申辩？你如今自行申辩，反而显得气量小了。’总之，满洲、汉军、汉人，朕都一视同仁，并没有彼此区分。又如迈柱任江西巡抚时，按察使积善诬告奏报他；等迈柱任湖广总督时，布政使黄焜又诬告奏报他，朕察知这两人的狡诈，都加以处分。又如李卫任浙江巡抚时，黄炳诬告奏报他在云南藩司任内的事情，朕也洞察其狡诈和他为自己谋划的内情。又如田文镜任河南巡抚时，蔡珽、李绂、谢济世等结交党羽，竭力排挤陷害，后来事情都败露，各自受到重罚。

译迈柱是满洲人，李卫是汉人，田文镜、杨文干是汉军人；只要能够竭尽忠心、尽力办事，那么那些怀有私心、倾陷他人的人，无论是满洲、汉军还是汉人，都不能施展他们的狡诈、放肆施行奸谋。朕何曾见过有一个人被谗邪之人中伤而得逞呢？由此看来，便可知道朕是公平而没有偏向的。你们诸王、大臣必须存有同朝共事的公心，不可稍有区分界限、彼此分别的私见。每遇到一件事情，只要道理所在，就秉公持正，齐心协力，依据道理办理，不要稍微把满汉的外在区别存留在心中，以致事情办理出现差错。同朝共事的人，虽然地域和身份不同，但所办理的都是朝廷的事情；满洲又有什么关系？汉人又有什么关系？汉军又有什么关系？为什么要从古以来就产生彼此之见呢？国家必须满汉同心，文武相互协助，才能实现治理。文武尚且不能偏重，满汉难道反而可以偏向吗？内心没有偏向就是公正，公正便没有不能和谐的。既公正又和谐，于是百官各得其序，万事各得其宜，天下没有不太平的。有人自己担心孤立无援，这是错误的说法。古人所说的孤臣，是因为君上被谗谄之人蒙蔽，整个朝廷都用邪曲来损害公义，而这个人孤独忠贞、无人为他辨明，所以称为孤臣。如今的人即使有卓然自异于众人的，难道能说整个朝廷没有一个志同道合的人吗？何况朕以公正无私之心居于上位，做臣子的果真能以忠诚自我要求，与君上同心同德，即使满朝没有附和同声的人，他还会不孤独，谁能比得上呢？自古以来，上下相交而志向相同，关键总在一个“诚”字。诚的道理，是有感便能相通。你们以诚意来，朕就以诚意回应；如果你们不诚实而以欺诈虚伪来应对，也一定逃不过朕的洞察。努力吧，谨慎吧。特谕。雍正六年八月十四日奉 上谕：凡各衙门的案件交给科道官员稽察，是想让他们按期限办结，不致迟误。近来看到科道官办理稽查案件时，有关衙门随便找借口回覆，科道官便不再追问事情原委；这样一来，科道的稽察不过是查找遗漏而已，对于迟延的原因却没有追究，实在不是派遣科道官稽察的本意。以后如果只是以发文稽查来塞责，遇到不应迟延的案件，有关衙门找借口回覆，而科道官并不详细查明这种理由是否成立，便认为既然已经发文查过就与自己无关，置之不问；一旦被朕察觉，一定把科道官一并处分。特谕。雍正六年八月十四日，御史晏斯盛陈奏，有人没有让人骑马导引前锋兵丁等借端查拿，奉 上谕：凡官员的车马、仪仗、随从等，都各有等级。此前下发谕旨申饬，是为了尊重体统、防止僭越。如今左翼前锋兵丁等借端滋扰，任意混杂查拿，实在多事。如果受委屈的官员隐忍不说，这些人就会更加肆无忌惮。晏斯盛据实陈奏，十分值得嘉奖。着交部议叙。那些滋事妄为的兵丁以及主管官员等，着交该部察议具奏。特谕。雍正六年八月二十五日，署理镶白旗都统事务的副都统岱豪等，将补授天津州防御的人员带领引见。见奉 上谕：天津州刚开始设置驻防，兵丁才开始学习。遇到官员缺额，没有应当题补的人，需要从京城补授的，务必选择年轻人，使他们能够学习；如果补授年纪大的人，就难以学习。以后天津州官员的缺额，要选择年轻人引见。把这道谕旨遍传八旗大臣等知悉。特谕。雍正六年九月初三日奉。上谕：军需案件中代兵分摊赔偿银两这一项，从前请示时，只把一千两以上的满洲官员开列进呈，没有列出一千两以下的官员，因此当时下发谕旨，只宽免一千两以上的人，没有涉及其余人员。如今查看册籍，既然有一千两以下的官员，哪有数额多的从宽，而数额少的反而勒令追缴的道理？这是从前开列遗漏的地方，着将一千两以下者一体宽免。特谕。雍正六年九月初五日，镶黄旗汉军都统石文焻等，将借贷隆科多家人银两逾期尚未赔完的候选州同佟世杰，请求宽限六个月，令他缴清；如果再次逾期不完，就将房产入官一案具奏，奉 上谕：八旗中像这样抵补的款项很多。以后如果所展宽的期限已经届满，却仍不缴清，立即将房屋入官，仍照例治罪。把这道谕旨遍谕八旗，使其知悉。特谕。雍正六年九月初六日奉 上谕：原任南阳总兵官李永陞，任官时不能尽职，而且收受军政中的陋规，经接任官参劾，兵部议定革职治罪，具奏。朕命令把他发往阿尔泰驿站坐台效力。今年春天，朕恭敬阅读 圣祖仁皇帝实录，看到原任四川总督李国英擒剿逆寇、功绩显著，于是命令查明他的子孙，带领引见。随后将他的孙子李永安授为副参领，并得知李永陞就是李国英的孙子，特意把他从台站地方调回，授为参领，当面谕示他说：‘你应当念及你的祖父，努力做一个好官；但朕心中实在不忍忘记你祖父的功绩。如今特别施恩，宽宥你的过错，录用你。你要好好思量，努力自勉。’昨天该旗奏报他名下应追而未完的银两，他愿意变卖财产、扣除俸禄缴清，朕又下谕免除追缴。大凡官员的祖父为国家效力尽忠、舍身殉节的，他们的子孙应当体察祖父的忠心，加倍努力，以继承家声，这样才不愧为名臣之后。如果犯法贪赃、亏空国帑，不修养名节，有损家风，这除了不忠之外，又增加了不孝的罪名；按情理应当加倍严惩。然而朕继承先人的志向，褒扬功绩、奖励善行，追念往昔，时时把这些事放在心上。对于他们这些不肖子孙，难道能忍心让他们自己忘记祖父，而朕却不能忍心因为他们子孙不肖，便忘记他们先人的善行，不向其后嗣施恩吗？着八旗普遍查明：凡是祖父阵亡尽节、具有伟大功绩和特殊勋劳、记载在国史中的，而其子孙犯法受审问罪或者亏空拖欠的，无论案件已经结案还是尚未结案，着该旗大臣等秉公据实详细查核具奏。汉人中，例如嵇曾筠的父亲、钱以垲的祖父，都能守节捐躯、舍生取义，已经承受国家恩典，得到优厚的荣誉和奖赏。又如赵申乔、杨宗仁，清廉公正，是国家真心任用办事的大臣；他们任职期间应赔偿的一切银两，朕难道忍心让他们的子孙赔偿吗？朕已经下谕一概

译从宽免除，不得有丝毫牵连。着各省督抚确实查明所属官员中，有像赵申乔、杨宗仁、汤斌、陈璸、张伯行这样任官清正，而其子孙犯法受审问罪或亏空拖欠的，无论案件已结未结，都秉公据实具奏，不得稍有徇情顾面。他们的祖父如果是阵亡尽节的，也照八旗的例子查明奏报。八旗以及各省督抚查奏的事项，都着具折交送内阁，陆续进呈，候朕下谕。特谕。雍正六年九月二十七日奉 上谕：大凡做臣子的，必须把报答君上的恩德作为心愿，不得有顾虑自身和家庭的念头。自古圣贤用来教人尽忠的道理，都是如此。平时就应端正义理，不谋求私利；明白正道，不计较功劳。孝、悌、忠、信，每一项都要切实做到，不可有一丝虚假。到了任官之后，就要以国为重而忘掉家庭，以公事为重而忘掉私利，完全屏除偏私、偏袒同党的习气，全部去掉沽名钓誉、谋求私惠的念头。这就叫真心实意地任事，智慧、声名、勇力和功业也由此产生。内心不欺骗，即使独处也无愧；这样对外也不会在朝廷上惭愧。臣下存的是什么心，君上没有不能照见其微小之处、洞察其隐情的。古代的良臣有好的谋略和主张，就在朝廷内部进言，在外部顺势施行；他们彼此以诚意相交，是多么恳切真挚！如果怀挟欺诈、任用权术，只修饰外表和文辞，内心暗藏私情，那么一定不能忠诚恭敬地侍奉君上；君上又怎么会不知道其中的真伪呢？凡是学习古道而入仕做官的人，都应以至诚自我要求，以笃敬持守；秉持虚心公正，遵循大中之道，务求正直，遵行王道的平正；存有忠于君上、为国家效力的实心，务必树立修身行道的根本。用这些要求自我勉励，再用这些要求相互勉励，就可以成就君臣同心同德的盛美。特谕。雍正六年九月二十九日。谕告大学士、九卿：昨天奉命出使安南的副都御史杭奕禄、内阁学士任兰枝回京复命，朕召见他们时，详细询问安南地方的风土情况。据他们奏报，那里人口繁多，牲畜物产丰饶。朕听到这些，十分羡慕，同时内心也深感惭愧。安南不过是海边一隅之地，却能达到这样的情况。朕君临天下，视中外为一家，早晚勤勉，励精图治，只希望四海广大、百姓众多，每个人都各得其所，使人人安居乐业，共同庆贺丰收富足，风俗淳厚，家家富裕、人人丰足，以达到唐虞三代的盛世。可是朕日夜勤劳求治，已经历数年，这个愿望仍未实现。这就是朕听到远方国家的风土情况后，内心惭愧歉疚的原因。自古太平隆盛的时代，必定由明君贤臣同德、君臣相互勉励而成。如今朕以真心实行实际的政务，不贪图安逸，内外诸臣难道可以不精诚纯一吗？难道不应当用心谋划，在朝廷内部进言，共同赞助，成就长久安定、长远治理的盛美吗？朕秉性虚心公正，乐于听取有益的言论。凡诸臣陈奏切中事理、可以施行的，没有不充分采纳的；确实能够像转动圆环一样顺利地听从善言，这正是朕出于至诚、可以共同相信的地方。你们诸臣为什么不各自抒发诚意，提出责难、陈述善策，把这作为侍奉君上的正道呢？就像近日勾留各省罪犯一事，关系极为重大，必须依据天理人情反复衡量，以求处置得当。朕对此原本没有成见，希望与内阁诸臣尽心斟酌决定。然而朕询问意见时，常见学士塞楞额、德新回奏，仍有迎合朕意的心。塞楞额、德新都是读书人，难道人命关天的重大事情，可以迎合上意而不据理陈奏吗？自古执掌法律的臣子，都秉公持正；即使只是用鞭子打人，偶然迎合上意尚且不可，更何况勾决罪犯这样重大的事务呢？臣子侍奉君上，必须以至诚使君臣相互感通；稍有迎合的意图，在举止言辞之间也必然清楚显露，无法掩饰。至于刑部是刑名案件的总汇，所裁定的案件只在于取得最公平的结果；如果有意从宽或有意加严，都是不可以的。朕常见刑部对于外省督抚拟定得过于严厉的地方，都立即照议覆奏，不加驳正。像这样，凭什么维持天下的公平呢？督抚的意见不同，有的偏于宽松，刑部就应当用严来补救；有的偏于严厉，刑部就应当用宽来补救，总要做到在法律上不枉纵，在道理上不偏颇，然后才可以。朕只希望内外诸臣共同努力，同心同德，协助朝廷而不懈怠；这样或许可以使天下安定、民气和乐，朕日夜勤勉求治的心愿也能够畅然得到极大安慰。特谕。雍正六年十月初三日，镶蓝旗汉军都统奏报：佐领许煓把房产田地作为私人债务，抵偿给他父亲许国桂所涉及的赃银，奉 上谕：据镶蓝旗汉军都统等把许煓供出的所有借给他银两的人开列名册具奏。大凡这种追缴赔偿的事情，也应当衡量具体情形。如果借据中有凭证，尚可令其赔还；再如上司官员以权势胁迫勒索，这属于触犯国法的贪婪款项，也理应追缴。至于根本没有借据、保证人，只凭单方面的言辞，便仓促责令他人赔还，实在荒谬。许煓先前供出沈廷正收受他的银两，等到进行询问时，许煓因挟私报仇、畏惧刑罚而诬赖他人的情节便一一显露出来。不仅这一件如此；他曾因亲友关系赠送几十两、上百两银子的人，如果照他的供词责令赔偿，其中有些人在外任，即使确实没有收受，一旦不承认，势必来到京城对质。稍有一点余力的人，谁肯为了几十、上百两银子来京受审对质？无可奈何，只好承认并赔偿。这样岂不是向众人摊派银钱，替这类贪婪犯法的官员赔垫吗？这是什么心思？这是绝对不能实行的事情。八旗中如果有类似案件，没有借据、保证人，却捏造说有人欠他的银两，开列呈报，绝不准许。他既然拖欠银两不能缴清，自有他应当承担的罪责。着将此事通行晓谕八旗大臣。特谕。雍正六年十月初六日。谕告诸王、大臣：镶黄旗副都统满珠西礼奏称，京营武官等员中，防将以下、千总以上的官职不宜专用汉人，也应当参用满洲人等语。这种说法十分荒谬。自古治理国家的道理，必在于开诚布公、远近一体。如果因为满汉而存有彼此分别的看法，就是有意猜疑、互相冷漠对待，怎么可以用来治理国家呢？上天所生的人，满洲、汉人在道理上相同；他们的才质各不相同，有善有不善，是人情常态。任用人只应辨别他是否可用，不应论说他是满洲人还是汉人。自我

译太祖高皇帝开国之初，就兼用满洲、汉人，因此规模宏远，中外归心。汉人中固然有不可任用的，也有很多可任用的。例如三藩叛乱之际，汉人中奋勇效力、捐躯殉节的人颇 不乏其人，难道能说汉人不应当任用吗？满洲人中固然有可用的，也有很多不可用的；像贪赃坏法、欺骗君上、营求私利的人，难道也可以因为他是满洲人就任用吗？况且满洲人数本来就少，如今只把中外重要的缺额补授给满洲人，尚且觉得人数足以办理；如果像防将以下的官员，全部都补用满洲人，人数就非常不足，势必出现有官缺却没有人补授的情况。朕屡次谕告在廷诸臣，应当同心同德、和衷共济，不要各自存有私见而区分彼此。满洲人应当礼敬汉人，不要有意疏远他们，这才是存有至公无私之心、去除党同伐异习气的表现。天下人有些地方不必强求相同，五方风气不同，习俗崇尚也因此有异。例如满洲人长于骑射，汉人长于文章，西北人果断有余，东南人聪慧较胜。不但不必强求相同，而且还可以彼此补益，共同实现治理。至于语言、嗜好，以及服食起居这些末节，随着各自风俗、适应各自情形，各得其宜。这就是天下广大、各省不同，而一省之中各府州县也各有不同，难道只有满洲人与汉人才有差异吗？其实，人之所以成为人，侍奉君上应当忠诚，侍奉父母应当孝顺；做臣子、做儿子的职责应当以公事为重而忘记私利，以国家为重而忘记家庭，这些道理本来没有不同。又怎么能因为各自的长处而互相夸耀，因为各自的短处而互相讥笑，因为相同之处而彼此喜爱，因为不同之处而彼此憎恨呢？从前提出这种说法的人，也有其人，蔡珽、傅鼐等都曾陈奏过。朕考虑他们产生这种说法的原因有二：一是见识卑鄙、毫无知识的人，所以产生这种区别之情；二是怀有私心邪念、企图扰乱国家政务的人，所以故意发表这种荒谬妄言。朕登临大位以来，只把四海视为一家、万物视为一体；任用人时，必定期望对国家计划和百姓生计有所帮助。因此凡是秉公持正、真心办事的人，即使是疏远之人也一定任用；凡是徇私利己、破坏法律、扰乱政务的人，即使是亲近之人也一定罢黜。总之，朕根本没有区别满汉的看法，只知道天下是公家的。内外诸臣都应深刻体察朕的心意，同心协力、恭敬办事，像股肱手足一样彼此补益；国家深深有所依赖，长久安定治理的道路，必定由此而来。特谕。雍正六年十月初七日奉。上谕：凡佐领等奉差任职超过半年的人，都着补授副佐领二员。把这道谕旨晓谕八旗。特谕。雍正六年十月十四日奉 上谕：从前西部用兵多年，允禵狂妄悖逆、贪婪无度，肆意违法；又有延信等人心怀奸诈，背公营私，借军需之名扰害、累及地方，耗费国家财赋。比如允禵把数十万两军需银送给阿其那，供他作奸犯科之用，这是朝廷内外都知道的事。于是领兵、承办军需的各级官员纷纷效仿，肆无忌惮地虚报冒领、侵吞欺骗、勒索恐吓，种种奸弊难以列举。到去年核销军需时，事情一一败露，诸人名下应追缴的银两总计六百多万两。若按法律治罪，应当处以重刑的人很多，朕实在无可奈何，只得开恩暂缓治罪，限定期限责令追缴，这实在是法外施仁。此类满洲、蒙古、绿旗领兵的官员，以前所得的银两想来已经花费，如今无力偿还，本应依法处置；但想到他们多年在军中效力，朕心中有所不忍。然而国家有固定的经费，若任由出兵之人侵吞虚冒，国家财赋又怎么办，国法又在哪里？况且朕也不能因私情而有所偏袒。朕反复思量，内府库中有圣祖仁皇帝和朕历年来亲自奉行节俭所积余下的银两，不同于户部经费，乃 圣祖仁皇帝和朕历年亲自节俭所积存的余银，非同户部经费。为此大施恩典，动支这些银两九十四万多两，代替满、汉、蒙古官兵中拖欠银两的人，清偿本应追缴的款项。这是朕曲意保全他们的深切用心，也是格外施恩的空前典制。国家养育兵弁，本来是为了让他们在疆场效力，执持兵器、穿着坚甲，这是臣子的本分。倘若一遇军事行动，就生出贪财图利的心，天理必不能容，国法也难以宽贷。这次蒙受恩典之后，若还不知道感激惭愧悔过，彼此警戒，洗心革面，竭力效命、尽吐忠诚，将来再有犯法者，必定难以再次侥幸免罪。都要好好想想！特此晓谕。雍正六年十月二十二日，诸王、大臣等因为 景陵宝城中瑞芝挺然生长，具折上奏祝贺，并请求宣付史馆。奉上谕：“朕以实心实政为根本，不谈符瑞。但如今灵芝生在 景陵宝城，这是【原文疑误：“此我”】圣祖仁皇帝昭示吉祥的景象，朕心中十分感激庆幸。准照王公大臣等 所请，宣付史馆。特此晓谕。” 雍正六年十月二十二日，大学士等把察旗御史不查米局一事询问清楚，具奏，奉 上谕：八旗米局，是察旗御史应当稽察的事务。若说档案没有送到，他们为什么不发文索取？把这道谕令晓谕他们。今后凡涉及旗务的事情，察旗御史以及参领、侍卫都应尽心稽察。若有人借故推诿，定当治罪。特此晓谕。雍正六年十一月初三日奉

译上谕：朕即位之初，就下谕令诸臣不必进献礼物。雍正三年冬月，诸臣因初次举行吉礼，有进献器皿、书籍、笔墨的，朕酌量收下一两种，随即下谕令在京大臣今后停止进献。至于外省督抚，只可进献本省出产的方物土产；不是当地所产的，都令不得呈献。这是因为土产之物是各省所出，督抚对朕可以借此表达敬爱依恋之心；朕对诸臣，也可以借收受这些土产来表明上下同体的情谊。物品即使轻微简陋也不必嫌弃，因为所看重的并不是物品本身。如今看各地督抚，鄂尔泰进献云南大理石等物，岳钟琪进献陕西藏香等物，田文镜进献河南花果等物，金鉷进献广西藤席等物，迈柱进献湖广莲藕、茶叶等物，这些确实都是当地所产，符合朕的谕令。但其他省的督抚中，还有没有深切体会朕意的，除了土产外又进献器玩。朕想，督抚职掌封疆，用度很多，朝廷特意筹划养廉银供其日常要务之需，哪里还能有余钱购买古玩呢？况且市场上贩卖古玩的陋习，往往索价很高，常有极其平常的东西，购买却要花费很多钱，实在毫无益处。倘若自己无力购买，转而向属员索取，那就更加不可。臣子侍奉君主的道理，只在于极其真诚恭敬，难道督抚等尊敬君主、亲近上级的心意，只在于进献物品是否丰美吗？倘若能永远立誓保持赤诚，为地方安民、察吏、荐举廉洁能干之人，为国家尽职谋划，那些可宝可贵之处，难道不远远胜过价值连城的璧玉吗？现颁发这道谕令，再行宣谕；如果仍有人进献古玩，那么连方物土产也一并拒收。特此晓谕。雍正六年十一月初七日。谕大学士、九卿：朕恭敬阅读 《太祖高皇帝实录》中的 圣训明白垂示，只以敬 天为最重要的事务，反复诚恳地训诫，始终念念不忘。近来又读到《明太祖本纪》所记载的 当时训论的话，也都以敬 天的意思为根本。由此可知 天道昭然明白，监察俯视人间，极其显著；它与人的行为相互感应，如同影子和声音一样迅速。自古以来，神灵 首先降临人世的君主，必定都把敬畏遵奉天命、尊奉侍奉“【原文残缺】上天”作为伟大德业成就的根本，作为继承先烈、彰显宏图的极致。这正是明太祖开 创基业规模与我 太祖高皇帝之后先后同样遵循的原因。天的形体覆盖万物，极高极远；其实上接天际、下贯大地，只是一个“理”充满周遍。人的心中禀受于天的，就是大公至正的道理，也就是天之所以为天的根本。朕统御万机，每天都深怀忧惧警惕，只求办事处处符合 天心。朝廷中的各位大臣辅佐朕治理天下，负有赞襄辅翼的责任，一言一行 都在 上天降临监察之中，也应当没有一刻不敬畏。难道对上天没有事情不畏惧吗？难道上天可以被个人的私心遮蔽吗？难道不知道天明时升降显现的道理吗？现在朕特意把自己一向亲身实行、实践所得的道理，广泛勉励诸臣。诸臣应每天早起，整肃衣冠，焚香礼拜，在 上天以及你们祖先面前祷告祝愿，把当天想说、想做的事一一如实陈述，衡量其中的道理，内心警醒反省，必须能够上对 天地、下对自己祖先而无愧无怍，然后才实行。这样便以自知之明作为自我反省的功夫，时时刻刻纠正防范自己，不敢有一丝一毫的【原文疑误：“防”】违背上天、忤逆 天意。这样或许凡是所谋划的方略、所施行的政事，都无不与天地的德性相合。处在大人的地位，实行大人的事业，你们诸臣不应当如此吗？凡是纯合天理的事情，即使施以讨伐、惩罚、刑威，实际上也是为了行善；凡是违背天理的事情，即使用庆赏、赐予施加于人，实际上也是不善。因此，凡是违背正道而求取声誉，和和气气地假意行仁，自以为不愧对 上天的，乃是违背 上天最严重的一类，怎么可以不谨慎呢？又如刑名官，职掌国家法令，关系天下百姓，掌握生杀、定罪量刑的大权，更不可不明白 天道的精微。凡议定刑罚轻重，都应依据国法，推求人情，使案件没有枉曲、没有滥刑，合于中正，才可以说是敬 天、畏 天的实际表现。因此，不只是徇私利己的念头丝毫不能萌生；即使揣摩朕意、妄自迎合，也万万不可。人的性命极其重要，自古帝王最为谨慎。朕在权衡定案时，反复斟酌详审，原本胸中没有预先的成见。诸臣只要有一丝迎合之意，私心就会遮蔽，天理便无法显明。势必出现本应宽而反而严、本应严而反而宽的情形，既不能对 上天有敬诚相对的诚意，又怎么能恰好符合朕的真实意旨呢？你们诸臣如果果真能够时时 怀有敬顺天意的诚心，能够完备地奉行侍奉 上天的道理，以遵循天理为体恤，以执行法律为常道，宽严适宜，极其公正恰当，那么天理所昭示的，必然就是朕心所认同的。如此，揣摩迎合的私心本来就可以不去做了。朕想到君臣同德同心、贤臣与明君相互交泰的道理，没有比侍奉 上天更重要的了，所以不怕反复详尽、细密明白地把它说明。诸臣要恭敬听从，不可忽视。特此 晓谕。雍正六年十二月初二日奉 上谕：今后凡使用马上传达仪仗的日子，只穿补服；如果遇到规定穿蟒袍的情形，就穿蟒袍。特此晓谕。雍正六年十二月十二日奉 上谕：朕从前曾下谕令，在京、在外凡有奉谕永久枷号的人，命各衙门主管官员在年终奏明。现在命有关衙门把奏折交给大理寺汇总，将这些永久枷号之人列出名单，写明所犯罪行的大略，缮写奏折进呈；并将各案的情由另行详细缮写，和名单一并进呈，全部用汉字具奏。特此晓谕。雍正六年十二月十四日奉

译上谕：正白旗汉军都统李国权等奏称，原任副都统万永祺借欠公库银两一案，除有抵押的一千多两外，尚有未完银二千七百多两，应令原先批准借款的都统、副都统以及保官、库官等限期分摊赔偿。如今都统石文英、库官于珩、李凤林已在别案中报称家产全部耗尽，应将这笔银两着落在管库的原任佐领张国柱之子张经、六品官高应清之子高起鹍二人名下分摊赔偿，等等。拖欠公库银两之所以令主管人员分摊赔偿，是因为当时经管钱粮的人把公款借出时，或徇私受托，或克扣分肥，不论借款人的家产厚薄，滥行借给，造成亏空而无法追缴，按情理说实在可恶，所以责令分赔以示惩戒。但是多人分赔时，各人名下本有应赔数额；如果该员已经缴清自己应赔的数额，责任就已完结。倘若把他人家产耗尽、无力缴纳的数额再加到现有人身上，就变成一人替众人分赔，实在不合情理。今后凡属分赔项目，本人只缴纳自己名下应赔的数额；如果共同赔偿的人中有人家产耗尽，将这部分分赔银两免除结案，不得再滥行摊派到他人名下。着通行八旗，作为固定条例遵行。特此晓谕。雍正六年十二月二十日，大学士、九卿等议奏：仓场米石亏空，责令摊派赔偿。奉 上谕：仓储关系国家粮仓，最为重要。从前仓务废弛，弊端丛生，数不胜数，朕不得不严加整顿。凡清查亏空、治罪分赔，都是希望今后众人知道警戒。现在仓场各官都已依法办事，积弊逐渐清除，人们也都知道警惕了。这批亏损的余米，因为六十一年的监督等尚未结案，所以责令六十年的监督分摊赔偿。但从前亏损已经历时很久，究竟是哪一年、什么人造成的亏空，实在难以确指。如今大学士、九卿等所议，只据事实而未推求人情，其中未免有冤屈之处。朕认为不妥，现特大施恩典，将这项摊赔的米石一概免除，并免于追究。其中已经赔补的，他们急公守法的心意十分可嘉。如今欠缺者都蒙恩免除，而从前已经赔补的人因为急于公事却没有得到恩典，从情理上说也不妥。着查明他们所赔米价银两，按数退还；并将他们交给有关部议定，分别给予议叙，以示奖励劝勉。刑罚是用来辅助教化、彰明惩罚、整饬法令的，本来希望臣工遵循天理、去除私心，裨益政务。如今因整顿仓务，把此前议定的数十万石亏损米粮全部免除，诸臣也可以由此明白朕的心意了。你们都共同勉励吧。特此晓谕。《世宗宪皇帝上谕八旗》卷六 《史部·诏令奏议类·诏令之属·世宗宪皇帝上谕八旗》

译钦定《四库全书》《世宗宪皇帝上谕八旗》卷七 雍正七年正月初九日奉 上谕：朕治理天下，以实心实政为要务，不谈祥瑞，已经多次颁发谕令，说明得很清楚。如今据云贵广西总督鄂尔泰的奏折称，雍正六年十月二十九日，恭逢万寿令节，云南四府三县出现庆云，光彩灿烂，仿佛捧日，持续了辰、巳、午三个时辰。奏折中又引用《孝经》《援神契》的话说：“天子孝顺，庆云就会出现，这是朕侍奉 父母的事情。”朕不敢自称孝顺父母，但从藩邸到今天四十多年，诚敬之心始终如一，只凭这一点朕就可以自信；而鄂尔泰援引典籍，把庆云说成是朕的孝心所感召。朕每次承受〔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日〕 上天的眷顾和明白昭示，使朕感受到吉祥而感激，在庆幸之中更加警惕。如今遇到庆云这一祥瑞，更增加了朕心中的敬畏。鄂尔泰公忠体国，实在是世所罕见的名臣。几年来他统辖云南、贵州等省，教化引导所属官员，官吏人人奉公尽职，怀有忠于君主、尊亲上级的心意，因此在朕万寿之日，上天把庆云赐予云南，正是用来表彰该省官吏恭敬和谐的诚挚心意。这是朕心中深为嘉悦的事。等鄂尔泰的题本送到后，朕再另行降谕。如今诸王、大臣等奏请宣付史馆，朕准许这样做，并不是想向众人夸耀。因为天人相互感召的道理，像影子和声音一样迅速。该督能够端正自己并率领属员怀有忠诚爱国的赤心，那么该省受到福佑、迎来祥瑞，正是光明显著的应验。朕希望内外大小臣工都以鄂尔泰为榜样；也希望远近各省官民听闻后仰慕道义，兴起孝行、劝勉忠诚，人人共同承受 上天的福佑，这才是朕所说的最上等祥瑞。特此晓谕。雍正七年正月二十二日，稽查旗务侍卫等奏报：旗中大臣迟延发送档案，奉 上谕：从前派侍卫官员稽查旗务，本来是想协助都统等教训旗人，补救过失，宣布恩意，申明法令，使官兵有所警戒、受到激励。如果有顽劣凶恶的人，侍卫官员查出后，应告知都统等，令其教导并改过。都统等如果不实心教诲、惩治，你们再奏报。所降谕令已经说得很明白，但你们竟不严肃遵守原谕，留心办理应办事务，反而把这类并不重要的事情当作大臣、官员的奏报来敷衍塞责，实在冒昧。对你们所奏报的大臣、官员，一概从宽免予交部议处；把稽查 旗务的侍卫官员交给吏部议处，其中乾清门侍卫官员，着严加议处。特此晓谕。雍正七年二月初七日奉 上谕：旗人犯军、流等罪，也照汉人的条例发遣。这一条例于雍正四年八月议定，朕特意放宽期限，从雍正六年四月起才开始分发执行。本来是想等众人全都熟知以后，若还有人犯法，才按所定条例惩治。近来看到八旗议奏事务，竟有人援引现在制定的条例，来议处从前犯下的案件，实在错误。着刑部详细查办：凡被发遣的旗人，如果犯罪时在本条例尚未通行以前，而承审官员错误拟定发遣的，都着奏报，将他们放回，仍按旧例结案。特此晓谕。雍正七年二月二十一日，正红旗满洲都统苏丹等因本旗防领员缺，将刑部郎中金图奏请补授，奉 上谕：你旗的防领员缺，按理应在旗员中选择优秀者保举。一旗之内，难道竟没有可以举荐担任防领的人吗？你们所举如果确是优秀官员，朕也没有不用的道理。部院事务繁多，若把贤能官员都用作防领，部务让谁办理？况且把员外郎、主事提升为防领，属于升阶使用，还可以施行。至于郎中与防领的职分相当，竟以郎中保举担任防领，实在荒谬。日后如果部员中有人稍微违逆八旗大臣的意思，就把他题补为防领，岂不是借此显示威势吗？这绝对是不可实行的事。苏丹、舒楞额交部严加议处；防领员缺另行拣选引见。特此晓谕。雍正七年二月二十四日奉 上谕：本朝对有功臣下施恩，赐给世职，使其子孙承袭、代代不绝，是特别念及他们的战功，不使其祭祀断绝，让子孙永远沾受恩泽。但其中有人因绝嗣而未能承袭，朕对此很是怜悯。着怡亲王尹泰、常寿、三泰从从前建立功绩的大臣、官员中，查找绝嗣者的近支宗族；没有近支的，查找远族以及亲戚。如果宗族亲戚全都没有，就在本旗中查找可以立为后嗣的人，让其承袭原职。再 太祖 太宗时期因功所授的拜他拉布勒哈番以上等官职中，有的已经承袭、替代了好几代，不必一概查问；至于那些世袭承替的，都要全部查明，具奏。特此晓谕。雍正七年二月二十五日，镶蓝旗满洲都统绰奇等因为本旗出差的佐领员缺，遵照 谕令请求补授副佐领二员，具奏，奉 上谕：此次补授的副佐领，改为署理佐领。把此事通谕八旗都统等知悉。特此晓谕。雍正七年二月二十六日，镶白旗满洲都统夸岱等带领补授副佐领人员引 见，奉 上谕：今后佐领中有不称职的，你们应在优秀佐领中选择能够办事的副佐领，酌情调补。把此事晓谕八旗。特此晓谕。雍正七年三月初一日奉 上谕：八旗满洲人等要学习满洲话，蒙古人等也应学习蒙古话。着传谕八旗大臣，务必用心教导各旗子弟。特此晓谕。雍正七年三月初十日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