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十二·奏议之属二

译死刑。在鞭打棍击之下，有什么要求得不到的呢？所以囚犯忍受不了疼痛，就编造言辞来迎合审讯者；办案的官吏贪图这样方便，就指引方向来明确案情；向上呈报时害怕被驳回，就罗织罪名来凑足证据。等到奏章定案完成，即使是皋陶来审理，也会认为判死刑还不足以抵偿其罪。为什么呢？因为罗织罪名的人多，用文字推定的罪责明显。因此狱吏专门追求严酷残忍而没有止境，苟且行事，不顾国家的祸患。这是世间最大的祸害。所以俗语说：“在地上画个圈当作监狱，商议也不肯进去；刻个木头当作官吏，约定也不肯对质。”这都是痛恨官吏的风气，悲痛的话语。所以天下的祸患，没有比监狱更深的；败坏法纪、扰乱正道，使亲人离散、阻塞正道，没有比审理案件的官吏更严重的了。这就是所说的“一尚存”的情况。

译我听说乌鸦和老鹰的蛋不被毁坏，然后凤凰才会聚集；诽谤的罪过不被诛杀，然后忠良的言论才会进献。所以古人有话说：“山林沼泽藏匿毒物，河流湖泊容纳污秽，美玉中隐藏瑕疵，国君包容耻辱。”希望陛下废除诽谤之罪以招致恳切的言论，打开天下人的口，拓宽劝谏的道路，扫除亡秦的过失，尊崇周文王、周武王的德政，简化法律制度，宽缓刑罚，以此来废除严酷的狱讼，那么太平的风气，就可以兴盛于世，永远享有和乐，与天同寿，天下人将会非常幸运。

○贾捐之-罢珠厓对

我有幸遭遇圣明兴盛的朝代，蒙受可以直言极谏的恩策，没有忌讳获罪的忧患，敢于冒死竭尽忠诚。

我听说尧、舜，是圣德最盛的人，禹进入圣人的境界却不感到优越，所以孔子称赞尧说“伟大啊”，称赞《韶》乐说“尽善”，称赞禹说“没有瑕疵”。凭借三位圣人的德行，土地方圆不过数千里，西边到达流沙，东边浸润到海边，北方和南方都到达声教所及之处，遍及四海，愿意接受声教的，就治理他们，不愿意接受的，不强求治理。所以君臣歌颂德行，有气息的生物，各自得到适宜的待遇。武丁、成王，是殷、周的大仁君，然而土地东边不过长江、黄河，西边不过氐、羌，南边不过蛮荆，北边不过朔方。因此颂歌同时兴起，能听能看的生物，都乐于他们的生活，越裳氏经过九次翻译来进献，这并不是武力所能达到的。等到他们衰败时，南征没有返回，齐桓公救他们的危难，孔子确定他们的礼文。直到秦朝，发动军队远攻，贪图外部而空虚内部，致力于扩大土地，不考虑它的祸害。然而土地南边不过闽、越，北边不过太原，而天下崩溃叛乱，祸患最终在二世末年发生，长城的歌声至今没有断绝。

依靠圣汉初兴，为百姓请命，平定天下。到了孝文皇帝，怜悯中国尚未安定，停止武备推行文治，于是断决的案件只有数百起，百姓赋税只有四十，成年男子三年才服役一次。当时有进献千里马的人，下诏说：“鸾旗在前面，属车在后面，吉利的行程每天五十里，军队的行程每天三十里，我乘坐千里马，独自先走，安放在哪里？”于是归还马匹，给予路费，并下诏说：“我不接受进献，命令四方不要再来进献。”在这个时候，逸游的欢乐断绝，奇丽的贿赂堵塞，郑、卫的倡乐衰微了。后宫盛满美色，那么贤者隐居，佞人当权，那么谏臣闭口，而文帝不这样做，所以谥号为孝文，庙号称为太宗。到了孝武皇帝元狩六年，太仓的粮食，红腐得不能食用，都内的钱，绳索朽烂得不能清点。于是探究平城的事情，记录冒顿以来，多次成为边境祸害，征集军队训练马匹，依靠富民来征服他们。西边连接各国，直到安息，东边越过碣石，以玄菟、乐浪为郡，北边击退匈奴万里，重新修筑营塞，控制南海设置为八郡，那么天下断决的案件数以万计，百姓赋税数以百计，制造盐铁酒榷的利益来辅助用度，仍然不能满足。在这个时候，寇贼同时兴起，军队多次出发，父亲战死在前面，儿子斗伤在后面，女子登上亭障，孤儿在道路上哭号，老母寡妇在巷子里哭泣，遥设虚祭，思念灵魂在万里之外。淮南王盗写虎符，暗中聘请名士，关东公孙勇等人诈称使者，这都是扩张土地太大，征伐不休的缘故。

现在天下只有关东，关东大的地方，只有齐、楚，民众长久困苦，连年流离，离开他们的城郭，在道路上相枕而卧。人情没有比父母更亲近的，没有比夫妇更快乐的，到了嫁妻卖子的地步，法律不能禁止，道义不能制止。这是社稷的忧患。现在陛下不忍心倡恫的愤怒，想要驱使士兵，把他们挤到大海之中，在幽冥之地快意，这不是救助饥馑、保全百姓的办法。《诗经》说“蠢动的蛮荆，与大邦为仇”，说圣人兴起，就后服从，中国衰败，就先叛乱，动不动成为国家的灾难。自古就以此为患很久了，何况又恢复南方万里的蛮夷呢？骆越的人，父子同川而浴，习惯用鼻子饮水，与禽兽没有区别，本来不值得设置郡县。独自居住在一海之中，雾露潮湿，多毒草虫蛇水土的祸害，人还没见到敌人，战士自己就死了。又不是只有珠厓有珠犀玳瑁，抛弃它不值得惋惜，不攻打也不损害威严。他们的民众譬如鱼鳖，有什么值得贪图的！

我私下用以前的羌军来说，暴露军队曾经不到一年，出兵不超过千里，花费四十多万万，大司农的钱用尽，于是用少府的禁钱接续。一个角落做不好的事情，花费尚且如此，何况劳师远攻，丢失土地没有功劳呢？求之于往古则不合，施之于当今又不便。我愚以为不是戴冠带之国，《禹贡》所及，《春秋》所治，都可以暂且不这样做。希望于是抛弃珠厓，专门用来忧虑关东。

○赵充国-陈兵利害书

我私下看见骑都尉安国先前有幸赐书，选择羌人可以使罕，晓谕告知大军将要到来，汉朝不诛杀罕，以解除他们的阴谋。恩泽很厚，不是臣下所能达到的。我独自私下赞美陛下盛德至计没有穷尽，所以派遣开豪雕库，宣扬天子至德，罕、开之类，都听闻知道明诏。现在先零羌杨玉，这是羌人的首帅名王，率领骑兵四千，以及煎巩骑兵五千，依托石山树木，等待便利为寇，罕羌没有所犯。现在搁置先零，先攻击罕，释放有罪的，诛杀无辜的，兴起一个灾难，造成两个祸害，确实不是陛下的本意。

我听说兵

译兵法说“进攻力量不足时，就防守力量有余”，又说“善于作战的人能调动敌人，而不被敌人调动”。现在罕羌想要侵犯敦煌、酒泉，应当整顿兵马，训练战士，以等待他们到来。这是坐守就能调动敌人的战术，以逸待劳，是取胜的方法。现在担心两郡兵力少，不足以防守，却调发他们去进攻，放弃了调动敌人的战术，而走上了被敌人调动的道路，臣愚昧地认为这样做不适宜。先零羌人想要背叛，所以与罕、开解除仇怨结下盟约，但他们内心不能不担心汉朝军队到来而罕、开背叛他们。臣愚昧地认为他们的计谋常常想要先救援罕、开的危急，以坚定他们的盟约；如果先攻击罕羌，先零羌必定会援助他们。现在敌寇马匹肥壮，粮食正充足，攻击他们恐怕不能造成伤害，反而让先零羌对罕羌施恩，坚定他们的盟约，联合他们的党羽。敌寇盟约坚定、党羽联合，精兵两万多人，胁迫各个小部落，依附的人逐渐增多，莫须等部落，不会轻易脱离。像这样，敌寇兵力逐渐增多，讨伐他们所用的力量要增加几倍，臣担心国家的忧患延续十年以上，而不是两三年而已。

译臣蒙受天子深厚恩德，父子都位列显贵。臣的官位已至九卿，爵位是列侯，年龄七十六岁，即使为陛下填沟壑而死，尸骨不朽，也无所顾念。只是反复思考用兵的利害关系，非常详尽。按臣的计策，先诛灭先零羌，那么罕、开等部族，不劳烦军队就会归服。先零羌被诛灭后，如果罕、开不归服，在正月进军攻打他们，符合计策的道理，也是恰当的时机。现在进军，实在看不到有利之处。恳请陛下裁断明察。

○赵充国-屯田奏三首

【屯田奏一】

臣听说军队是用来彰明德行、消除祸害的：所以对外行动得当，对内就会产生福泽，不可不慎重。臣所率领的官吏、士兵、马匹、牛只的饲料，每月消耗粮谷十九万九千六百三十斛，盐一千六百九十三斛，干草二十五万二百八十六石。战事长久不能解决，徭役不停止。又担心其他夷族突然发生意想不到的变故，相互勾结一起起事，成为明主的忧患，这确实不是预先在朝廷制定必胜策略的做法。况且羌人容易用计谋击破，难以用武力彻底消灭。所以臣愚昧地认为出击他们并不适宜。

估算从临羌向东到浩亹，羌人原有的田地以及公田，百姓尚未开垦的，可以有两千顷以上，其中邮亭大多毁坏。臣先前派遣士兵进山砍伐木材，大小共六万多根，都堆放在水边。希望撤销骑兵，留下受刑服役的应募者，以及淮阳、汝南的步兵和官吏士兵私自跟随的人，合计一万二百八十一人，每月用粮二万七千三百六十三斛，盐三百八斛，分别驻守要害之处。冰融化后漕运而下，修缮乡亭，疏通沟渠，整治湟水以西的道路桥梁七十处，使道路可以通达鲜水附近。农事开始后，分配每人二十亩田地。到了四月草长出来，征发郡国骑兵及属国胡人骑兵中的精壮各一千人，带十分之二的马匹去就草放牧，作为屯田者的游动兵力。以此充实金城郡，增加积蓄，节省巨额费用。现在大司农转运而来的粮食，足以供给万人一年的食用。恭敬地呈上屯田地点及器具用品的簿册，恳请陛下裁断准许。

【屯田奏二】

臣听说帝王的军队，以保全取胜，因此重视谋略而轻视作战。作战百战百胜，并不是上策中的上策，所以先让自己处于不可被战胜的地位，以等待敌人可以被战胜的时机。蛮夷的习俗，虽然不同于讲究礼义的中原国家，但他们想要避开祸害、追求利益，爱护亲人，畏惧死亡，这一点是相同的。现在羌人失去了肥沃的草地，愁苦于寄居远方，骨肉离心，人人都有叛离之心，而明主班师罢兵，万人留驻，顺应天时，利用地利，以等待可以战胜的羌人，虽然他们尚未立即伏法受罪，但军事胜利完全可以预期在一个月内看到。羌人瓦解，前后投降的一万七百多人，以及接受劝告离去的一共七十批人，这就是坐等羌人分崩离析的工具。

臣恭敬地条陈不出兵而留驻屯田的十二项好处。步兵九校，官吏士兵万人，留驻作为武备，依靠屯田获得粮食，威势与德泽并行，这是一。又借此排挤打击羌人，使他们不能回到肥沃之地，使他们的部众贫困破败，促成羌人相互叛离的趋向，这是二。百姓得以同时从事耕作，不耽误农业，这是三。军马一个月的口粮，估算可以供给屯田士兵一年，撤销骑兵以节省巨额费用，这是四。到了春天，减少披甲士兵，沿着河湟漕运粮食到临羌，以震慑羌人，宣扬威武，作为传世制敌的工具，这是五。在闲暇时，运下所砍伐的木材，修缮邮亭，充实金城郡，这是六。出兵，是乘危侥幸；不出兵，让叛离的羌人，流窜在风寒之地，遭受霜露、疾病、冻疮、坠落的祸患，坐等必胜之道，这是七。没有经过险阻长途追击导致死伤的祸害，这是八。对内不损害威武的重望，对外不让敌人得到乘虚而入的机会，这是九。又不惊动河南的大开、小开，使他们产生其他变故的忧患，这是十。整治湟水中间的桥梁，使道路可以通达鲜水，以此控制西域，威信远播千里，军队从枕席上从容通过，这是十一。巨额费用已经节省，徭役预先停止，以戒备不测，这是十二。留驻屯田有十二项便利，出兵则失去十二项利益。臣赵充国才能低下，年龄衰老，不懂长远的大计，恳请陛下广泛听取公卿的意见，采纳选择。

【屯田奏三】

臣听说军队以计谋为根本，所以谋划多的人战胜谋划少的人。先零羌的精兵，现在剩余不过七八千人，失去土地，远离故土，分散饥饿受冻。罕、开、莫须又常常掠夺他们瘦弱的牲畜财产，叛逃回来的人络绎不绝，都听说天子明令悬赏捕斩他们。臣愚昧地认为敌人破坏瓦解，可以日日期望，最迟在来年春天，所以说：军事胜利完全可以预期在一个月内看到。私下看到北边从敦煌到辽东一万一千五百多里，依托边塞排列烽燧，有官吏士兵数千人，敌人多次大规模进攻却不能伤害他们。现在留驻步兵万人屯田，地势平坦，多有高山便于远望，部队互相保护，挖掘壕沟设置木栅，联络不断，便利弓箭，整顿战斗器具。烽火一旦相通，势力就能合力，以逸待劳，这是用兵的有利条件。臣愚昧地认为屯田，对内有无耗费的好处，对外有守御的准备。骑兵虽然撤销，敌人看到万人留驻屯田，作为必定擒获他们的工具，他们土崩瓦解归顺朝廷，应该不久就会实现。从今直到三月，敌人的马匹瘦弱，必定不敢抛弃他们的妻儿在其他部族中，远涉河山来侵犯。又看到屯田的地方，有精兵万人，终究不敢再率领他们的累赘返回故地。这是臣愚昧的计策，用来推测敌人必将就地瓦解，不战而自破的策略。

至于敌人小规模的寇掠，有时杀害百姓，其根源不可能突然禁止。臣听说作战不一定能胜，就不轻

译两军交锋；进攻不一定能取胜，就不应随意劳师动众。如果真的派兵出征，即使不能消灭先零羌，只要能使得敌寇不再进行小规模侵扰，那么出兵也是可以的。但如今情况相同，却放弃稳操胜券的策略，去采取涉险求胜的做法，前往最终看不到利益，只会使国内自我疲惫困顿，降低国家尊严而自我损害，这不是对待蛮夷应有的态度。况且大军一旦出动，回来后就无法再停留，湟中地区也不能空虚，这样一来，徭役又会重新兴起。而且匈奴不可不防备，乌桓不可不担忧。现在长期转运物资烦琐耗费，倾尽我国应对突发情况的储备，来供给一个角落，臣愚昧地认为这样做不适宜。校尉统领军队，有幸承蒙朝廷的威德，捧着丰厚的财物，安抚各部落羌人，晓谕明确的诏令，他们应当都会向往教化。虽然他们之前的言辞曾说“难道要效仿五年前的情况吗”，但应当没有别的异心，不足以因此出兵。

译臣私下思量，奉诏出塞，率领军队远途征讨，耗尽了天子的精锐部队，将车马铠甲散失在山野之中，虽然没有取得丝毫功劳，却侥幸获得了逃避责备的便利，从而免去了后续的责罚，这是臣子不忠所带来的私利，并非英明君主和国家社稷的福分。臣有幸得以率领精锐部队，讨伐不义之师，却长久拖延天子的诛讨之令，罪当万死。陛下宽厚仁爱，不忍心加诛，让臣多次得以仔细谋划。愚臣伏地深思，不敢躲避斧钺之刑，冒死陈述愚见。恳请陛下省察。

○刘向-条灾异封事

臣先前有幸凭借宗室亲属的身份位列九卿，因奉行法令不谨慎，却又再次蒙受恩宠。我私下看到灾异同时兴起，天地失去常态，这些都是国家兴衰的征兆。想要始终沉默不言，想到忠臣即使身处田野，也仍然不忘君主，这是忠臣勤勉尽责的道义，何况又加上宗室亲属的亲近，再加上旧恩尚未报答呢？想要竭尽愚诚，又担心超越职权，然而只因为两重恩德尚未报答，出于忠臣的道义，一旦抒发愚意，便退居田野耕作，死也无憾。

臣听说舜任命九位官员，他们庄重谦让，达到了和谐的极致。众多贤人在朝廷和谐，那么万物在野外也和谐，所以《箫韶》乐曲演奏九遍，凤凰便来舞仪，敲击石磬，百兽随之起舞，四海之内，没有不和谐安宁的。到了周文王，在西郊开创基业，招揽众多贤人，无不严肃和谐，推崇谦让的风气，以消除纷争的诉讼。文王去世后，周公思念仰慕，歌颂文王的德行，他的诗说：“庄严清静的宗庙，肃穆和谐显赫的辅佐。众多贤士，秉持文王的德行。”在这个时候，武王、周公继承政事，朝臣在内和谐，万国在外欢悦，所以竭尽他们的欢心，来侍奉他们的祖先。他的诗说：“到来时雍雍和谐，止步时肃肃恭敬，辅佐的是诸侯，天子穆穆庄严。”说的是四方都以和谐而来。诸侯在下和谐，上天在上回应报答，所以《周颂》说“降下丰盛的福泽”，又说“赐予我麦种”。厘澄，就是麦，开始自天而降。这都是以和谐招致和谐，获得上天帮助的体现。

下到周幽王、周厉王时期，朝廷不和谐，互相指责怨恨，诗人痛恨并担忧地说：“百姓没有良善，互相怨恨一方。”众多小人当权并听从邪说，纷纷附和而背离君子，所以他们的诗说：“纷纷议论，实在可哀。谋划得好，就全都违背；谋划得不好，就全都依从。”君子独自坚守正道，不屈从众人的邪曲，勉强顺从王事，反而遭受憎恨和谗言诽谤，所以他们的诗说：“勤勉从事，不敢诉说辛劳。无罪无辜，谗言滔滔。”在这个时候，日月发生日食月食而没有光亮，他们的诗说：“朔日辛卯，日食发生，实在丑陋。”又说：“那月亮昏暗，这太阳昏暗。如今这些百姓，实在可哀。”又说：“日月遭遇凶险，不遵循它们的运行规律；四方没有政教，不任用贤良。”天变在上显现，地变在下发动，泉水沸腾，山谷易位，他们的诗说：“百川沸腾，山岳突然崩塌。高岸变成深谷，深谷变成山陵。哀叹如今的人，为何僭越而不惩戒。”霜降失去节令，不在其时，他们的诗说：“正月繁霜，我心忧伤。百姓的谣言，实在众多。”说的是百姓以是为非，非常众多。这都是不和谐、贤与不肖地位颠倒所导致的。

从此之后，天下大乱，篡位杀戮灾祸同时发生，厉王逃到彘地，幽王被杀。到了平王末年，鲁隐公刚开始即位的时候，周大夫祭伯背离和谐，出逃到鲁国，而《春秋》为他避讳，不说“来奔”，哀伤灾祸从此开始。此后尹氏世代为卿而专横恣意，诸侯背叛而不朝见，周王室卑微。二百四十二年间，日食三十六次，地震五次，山陵崩塌两次，彗星出现三次，夜间常星不见，夜间星星像雨一样坠落一次，火灾十四次。长狄入侵三国，五块陨石坠落，六只乌鸦退飞，麋鹿众多，有蜮、蜚，鹳鹆来巢的，都只出现一次。白天昏暗。雨夹冰。李、梅冬天结果。七月霜降，草木不死，八月豆类被霜杀。大雨冰雹，雨雪雷霆失序相乘。水灾、旱灾、饥荒、蝗虫、螽斯、螟虫等灾害同时兴起。在这个时候，祸乱随即应验，弑君三十六次，亡国五十二个，诸侯奔走不能保全社稷的，不可胜数。周王室多灾多难，晋军在贸戎打败周军，攻打周的郊地；郑国伤害桓王；戎人抓获周的使者；卫侯朔被召而不往，齐国违抗命令而帮助朔；五大夫争权；君主更替，不能治理正道。于是逐渐衰败，不能复兴。由此看来，和气招致吉祥，乖气招致灾异。吉祥多的国家安定，灾异多的国家危险，这是天地的常理，古今的通则。

如今陛下开创三代的基业，招揽文学之士，优游宽容，让他们一同进用。如今贤与不肖混杂，黑白不分，邪正掺杂，忠臣与谗佞一同进用。奏章交结于公车府，人满北军。朝臣意见分歧，乖张抵触，互相谗言诽谤，互相指责是非。辗转传述，夸大其词，文书纷乱纠缠，前后错谬，毁誉混乱。用来迷惑耳目，感动改变心意，不可胜载。分派为党，往往结成群朋，将同心陷害正直的臣子。正直的臣子进用，是治世的表征；正直的臣子被陷害，是乱世的契机。处于治乱的关键时刻，不知道谁能胜任，而灾异屡次出现，这是臣感到寒心的原因。那些凭借权势的人，子弟像麒麟一样聚集在朝廷，暗中依附的人众多，像车辐聚集在车毂前，毁誉必将用来最终造成背离

译这些灾祸，因此导致日月失去光辉，夏天下雪降霜，海水沸腾涌出，山陵沼泽位置互换，星辰偏离轨道，这都是怨气所引发的。如果沿着衰微的周代轨迹，遵循诗人所讥刺的做法，却想以此成就太平盛世，达到《雅》《颂》那样的境界，这就如同倒退着行走却想追上前面的人。自初元年间以来，已经六年了，查考《春秋》记载的六年之中，灾异也没有像现在这样密集的。如果有《春秋》时期的灾异，却没有孔子那样的挽救，尚且不能解决纷乱，何况现在的灾异比《春秋》时期更严重呢？

译探究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是因为谗言和邪恶之人同时得势。谗言和邪恶之人之所以能同时得势，是因为君主多疑。既然已经任用贤人并施行善政，如果有人进谗言诬陷，那么贤人就会退隐，善政就会废止。那些怀着狐疑之心的人，会引来谗言和贼害的言论；那些持犹豫不决之意的人，会打开众邪之门。谗言和邪恶之人得势，众贤人就会退隐；众邪兴盛，正直之士就会消亡。所以《易经》中有《否》卦和《泰》卦。小人之道兴盛，君子之道就消亡。君子之道消亡，政事就日益混乱，所以称为“否”。否，就是闭塞而混乱。君子之道兴盛，小人之道就消亡。小人之道消亡，政事就日益治理得好，所以称为“泰”。泰，就是通达而治理得好。《诗经》又说：“雨雪纷纷，冰凌渐渐消融”，这与《易经》的意义相同。从前鲧、共工、驩兜与舜、禹混杂在尧的朝廷中，周公与管叔、蔡叔并列在周的职位上，当时他们交替进谗互相毁谤，流言蜚语互相诽谤，哪里能说得完呢？帝尧、周成王能尊崇舜、禹、周公而消除共工、管叔、蔡叔，所以天下大治，荣耀显赫直到今天。孔子与季孙、孟孙一起在鲁国做官，李斯与叔孙通都在秦国做官，鲁定公、秦始皇尊崇季孙、孟孙、李斯而消除孔子、叔孙通，所以天下大乱，耻辱污名直到今天。

所以治乱荣辱的关键，在于所信任的人。信任贤人之后，关键在于坚定而不改变。《诗经》说：“我的心不是石头，不可能被转动”，这是说坚守善道非常笃定。《易经》说：“涣散汗水般的大号令”，是说号令像汗水一样，汗水流出就不会再回去。现在颁布善政，没能超过一天就改变了，这是像汗水倒流；任用贤人没能满三十天就罢免，这是像转动石头。《论语》说：“看见不善就像把手伸进沸水。”现在两府上奏说奸佞之人不应当在职，却多年不罢免，所以颁布命令就像汗水倒流，任用贤人就像转动石头，罢免奸佞就像拔起大山。像这样希望阴阳调和，不也太难了吗！因此众小人窥见间隙，粉饰文字，巧言丑恶地诋毁，流言飞文，在民间喧哗。所以《诗经》说：“忧心忡忡，怨恨众小人。”小人成群，确实值得怨恨。从前孔子与颜渊、子贡互相称誉，不结成朋党；禹、稷与皋陶互相引荐，不结党营私。为什么呢？因为忠于为国，没有邪念。所以贤人在上位，就引荐同类聚集在朝廷，《易经》说：“飞龙在天，大人聚集”；在下位，就想着与同类一起晋升，《易经》说：“拔茅草连根带土，出征吉祥”。在上位就引荐同类，在下位就推举同类，所以商汤任用伊尹，不仁的人远离，众贤人到来，同类互相招致。现在奸佞邪人与贤臣同在宫廷之内，结党共同谋划，违背善道依附恶行，纷纷扰扰，多次设置危险之言，想要倾覆动摇君主。如果忽然任用他们，这就是天地预先警戒的原因，灾异重重降临的原因。

自古以来的明君圣主，没有不诛杀奸恶而能治理好国家的。所以舜有流放四凶的刑罚，孔子有诛杀少正卯的举动，然后圣人的教化才能施行。现在凭借陛下的明智，如果深思天地的意旨，考察少正卯被诛的事迹，阅览《否》、《泰》的卦象，观看雨雪的诗篇，效法周、唐所进用的人作为准则，探究秦、鲁所消除的人作为警戒，考察祥瑞应验的福分，省察灾异带来的祸患，以此来衡量当世的变故，放逐疏远奸佞邪人的党羽，瓦解险恶波动的聚集，堵塞众邪之门，广开众正之路，决断狐疑，分辨犹豫，使是非明显可知，那么各种怪异就会消灭，众多祥瑞就会同时到来，这是太平的基础，万世的利益。

臣侥幸得以依附陛下，确实看见阴阳不调和，不敢不通报所听到的。私下推究《春秋》中的灾异来验证当今的事例一二，条陈其原因，不宜泄露。臣恭敬地重新封好，冒死上奏。

○刘向-论甘延寿等疏

郅支单于囚禁杀害使者官吏士兵数以百计，事情暴露张扬到外国，伤害威严损害尊严，群臣都为此哀痛。陛下赫然震怒想要诛杀他，心中未曾忘记。西域都护甘延寿、副校尉陈汤秉承圣旨，倚仗神灵，统领百蛮君主，指挥城郭之兵，冒着百死之险，进入绝域，于是踏平康居，屠灭五重城，拔取歙侯的旗帜，斩下郅支的头颅，悬挂旌旗于万里之外，扬威于昆山以西，扫除谷吉的耻辱，建立昭明的功绩，万夷憎恶臣服，无不恐惧震慑。呼韩邪单于看见郅支已被诛杀，又喜又惧，向往风义，叩首来朝，愿意守卫北藩，累世称臣。建立千载之功，奠定万世之安，群臣的功勋没有比这更大的了。从前周大夫方叔、吉甫为周宣王诛杀猃狁而百蛮顺从，他们的《诗经》说：“咩咩焯焯，如霆如雷，显赫诚信的方叔，征伐猃狁，蛮荆来威。”《易经》说：“有嘉折首，获匪其丑。”是说赞美诛杀首恶之人，而诸不顺者都来顺从。现在延寿、汤所诛杀的震慑，即使是《易经》中的“折首”；《诗经》中的“雷霆”也不能比得上。

论述大功的人，不记录小过；举荐大美的人，不挑剔细瑕。《司马法》说“军赏不逾月”，是想让百姓迅速得到行善的利益。这是急于武功、重视用人。吉甫归来，周王厚赐他，他的《诗经》说：“吉甫宴饮欢喜，既多受福祉，从镐京归来，我行程长久。”千里之外的镐京，尚且以为远，何况万里之外，他们的勤勉至极！延寿、汤既未获得受赐的回报，反而委屈了捐命的功劳，长久受挫于刀笔吏之前，

译这并不是用来鼓励有功之人、激励将士的做法。从前齐桓公前有尊崇周王室之功，后有灭项之罪，君子用功劳掩盖过错，为他隐瞒行事。贰师将军李广利，舍弃五万军队，耗费亿万资财，经历四年辛劳，却只得到三十匹骏马，虽然斩了宛王毋鼓的头颅，仍不足以弥补耗费，他的私罪恶行很多，汉武帝认为他是万里征伐，不追究他的过错，于是封拜了两侯、三卿、二千石官员一百多人。如今康居国，比大宛强大，郅支的称号，比宛王尊贵，杀害使者的罪行比扣留马匹更重，而陈汤、甘延寿不烦劳汉朝士兵，不耗费一粒粮食，与贰师将军相比，功德百倍。况且常惠跟随想要攻击的乌孙，郑吉迎接自来的日逐王，尚且都分封土地受爵位。所以说威武勤劳，则超过方叔、吉甫，列举功劳掩盖过错，则优于齐桓公、贰师将军，近事之功，则高于安远侯、长罗侯，然而大功未显，小恶多次宣扬，我私下为此痛心。应当及时解除囚禁并恢复官籍，免除过错不予追究，尊崇宠信爵位，来鼓励有功之人。

译○刘向《论起昌陵疏》

我听说《易经》说：“平安时不忘记危险，生存时不忘记灭亡，因此自身平安而国家得以保全。”所以贤明圣哲的君主，广泛观察事物的始终，彻底探究事情的真相，于是是非分明。王者必须贯通三统，明白天命所授予的范围很广，并非只限于一个姓氏。孔子评论《诗经》，读到“殷商的士人敏捷熟练，在京城主持裸祭”时，感叹道：“天命真是伟大啊！善行不能不传给子孙，因此富贵没有恒常；如果不这样，那么王公们凭什么警戒谨慎，百姓们凭什么受到勉励？”这是哀伤微子侍奉周朝，而痛惜殷商灭亡的缘故。即使有尧、舜那样的圣明，也不能感化丹朱的儿子；即使有禹、汤那样的德行，也不能训导末代子孙桀、纣。从古到今，没有不灭亡的国家。从前高皇帝灭掉秦朝后，打算建都洛阳，被刘敬的话所感动醒悟，自认为德行不及周朝而胜过秦朝，于是迁都关中，效法周朝的德行，凭借秦朝的险阻。世道的长短，以德行为效验，所以常常战战兢兢，不敢忌讳灭亡。孔子所说的“富贵无常”，大概说的就是这个道理。孝文帝在霸陵，向北俯瞰厕所，心中凄怆悲伤，回头对群臣说：“唉！用北山的石头做外棺，用絮麻和漆填充其间，难道还能移动吗？”张释之进言说：“如果里面有值得贪恋的东西，即使封闭南山也有缝隙；如果里面没有值得贪恋的东西，即使没有石棺，又有什么可悲伤的呢？”死者没有终极，而国家有废兴，所以张释之的话是为长远打算。孝文帝醒悟了，于是实行薄葬，不堆筑高大的坟丘。

《易经》说：“古代的埋葬，用柴草厚厚地包裹，埋在荒野之中，不堆土堆，不种树木。后世的圣人用棺椁来改变它。”棺椁的制作，从黄帝开始。黄帝葬在桥山，尧葬在济阴，坟丘都很小，葬具非常微薄。舜葬在苍梧，两个妃子没有跟随。禹葬在会稽，没有改变原有的行列。殷汤没有固定的葬处。文王、武王、周公葬在毕，秦穆公葬在雍地橐泉宫祈年馆下，樗里子葬在武库，都没有堆筑坟丘的地方。这些圣帝明王、贤君智士都是远瞻深思、为无穷长远打算的人。他们的贤臣孝子也秉承命令顺从心意而实行薄葬，这确实是奉安君父、忠孝的极致。周公是武王的弟弟，埋葬兄长非常微薄。孔子把母亲葬在防地，称颂古墓而不堆坟，说：“我孔丘，是东西南北奔走的人，不能不认识标记。”堆了四尺高的坟，遇到雨水而崩塌。弟子们修复它，告诉孔子，孔子流着泪说：“我听说，古代不修复坟墓。”大概是不赞同这种做法。延陵季子到齐国返回，他的儿子死了，葬在赢、博之间，挖墓不到泉水，用当时的衣服收殓，封土掩埋墓坑，坟的高度可以隐蔽，并哭号说：“骨肉回归泥土，是命运，魂气则无处不到。”赢、博距离吴国一千多里，季子没有归葬。孔子前去观看说：“延陵季子符合礼制。”所以仲尼是孝子，延陵是慈父，舜、禹是忠臣，周公是孝弟，他们埋葬君亲骨肉都很微薄，不是随便为了节俭，确实是便于身体（指顺应自然）。宋桓司马制作石椁，仲尼说：“不如快点腐烂。”秦相吕不韦召集有智谋的人，编造《春秋》，也谈论薄葬的道理，都是通晓事情真相的人。

等到吴王阖闾，违背礼制厚葬，十多年后，越国人发掘了它。到秦惠文王、武王、昭王、严王、襄王五王，都大规模堆筑坟丘，多埋藏珍宝，全都发掘暴露，非常可悲。秦始皇葬在骊山脚下，下面封闭三层泉水，上面堆筑高大的坟丘，高五十多丈，周围五里多。石椁作为游馆，人脂作为灯烛，水银作为江海，黄金作为凫雁。珍宝的埋藏，机械的变化，棺椁的华丽，宫馆的盛大，不可穷尽。又大量杀害宫女，活埋工匠，数以万计。天下苦于劳役而反抗，骊山的工程没有完成，周章百万大军就到了山下。项羽焚烧了他的宫室营宇，过去的人全都看到被发掘。后来牧童丢失了羊，羊钻进了墓穴，牧人拿着火把照看找羊，失火烧了他的藏椁。从古至今，埋葬没有像秦始皇那样盛大的，几年之间，外面遭受项羽的灾难，内部遭遇牧童的祸害，难道不悲哀吗！

所以德行越深厚的人埋葬越微薄，智慧越深远的人埋葬越轻微。没有德行、缺乏智慧的人，埋葬越厚重，坟丘越高，宫庙很华丽，发掘一定很快。由此看来，明暗的效验，埋葬的吉凶，明显可见。周朝德行已经衰微而奢侈，宣王贤明而中兴，改为节俭宫室，缩小寝庙，诗人赞美他，《斯干》这首诗就是。上章说宫室合乎制度，下章说子孙众多。到鲁宣公雕刻装饰宗庙，多筑台囿，后代两次断绝，《春秋》讽刺他。周宣王那样而昌盛，鲁、秦这样而断绝，这就是奢侈与节俭的得失。

陛下即位，亲身实行节俭，开始营造初陵，其规制约定很小，天下没有不称赞贤明的。等到迁建昌陵，增高低处为高，堆积泥土为山，发掘百姓坟墓，数以万计，营造城邑居住，期限紧迫仓促，工费耗费巨大，数以万计。死者怨恨在下面，生者忧愁在上面，怨气感动阴阳，加上饥荒，死亡流离的人数以十万计，我非常担忧。认为死者有知觉，发掘别人的坟墓，危害很多；如果死者没有知觉，又何必用大的？向贤知的人谋划他们不悦，向大众展示则

译（这样做）是令人痛苦的。如果只是用来取悦那些愚昧浅薄、骄奢淫逸的人，那又有什么意义呢？陛下仁慈宽厚，美德深厚，聪明通达，冠绝当世，应当弘扬汉家的法度，推崇刘氏的美德，使五帝、三王的荣耀光辉更加显赫，却反而与暴秦的昏君竞相奢侈，攀比陵墓的高大，取悦愚夫的眼目，追求一时的壮观，违背贤智之人的心意，丧失万世的安宁，臣私下为陛下感到羞耻。希望陛下向上审视黄帝、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等圣明君主的制度，向下观察穆公、延陵季子、樗里子、张释之等贤智之人的用意。孝文皇帝，去除坟丘，实行薄葬，以节俭安定神灵，可以作为典范；秦昭襄王、秦始皇，增高山陵，厚葬珍宝，因奢侈招致祸害，足以作为警戒。初陵的木材，应当听从公卿大臣的建议，以安抚百姓。

译○刘向-谏外家封事

我听说君主没有不想安定的，然而常常处于危险之中；没有不想存活的，然而常常面临灭亡：这是因为失去了驾驭臣下的方法。那些大臣掌握权柄，主持国家政事，没有不造成祸害的。从前晋国有六卿，齐国有田氏、崔氏，卫国有孙氏、宁氏，鲁国有季氏、孟氏，他们常常掌管国家大事，世代掌握朝廷权柄。最终田氏夺取了齐国；六卿瓜分了晋国；崔杼弑杀了他的国君齐庄公；孙林父、宁殖驱逐了国君卫君衍，弑杀了国君卫君剽；季氏在庭院中跳八佾舞，三家大夫用《雍》诗撤除祭品，全都专断国政，最终驱逐了鲁昭公。周朝大夫尹氏管理朝政，使王室混乱，子朝、子猛相继被立为国君，连年战乱才安定下来。所以《春秋》记载“王室发生动乱”，又说“尹氏杀死了王子克”，这是表示深恶痛绝。《春秋》列举成败，记录祸福，像这样的例子很多，都是因为阴气盛而阳气微，臣下失去了臣道所导致的。所以《尚书》说：“臣下如果作威作福，就会危害你的家，凶险你的国。”孔子说“俸禄离开公室，政令落到大夫手中”，这是危亡的征兆。秦昭王的舅舅穰侯，以及泾阳君、叶阳君，专断国政，独揽权势，向上借取太后的威势，这三人的权势重于昭王，家产富过秦国，国家非常危险，幸亏昭王醒悟了范睢的进言，秦国才得以复存。秦二世委任赵高，让他专权自恣，蒙蔽大臣，最终发生了阎乐在望夷宫弑君的祸乱，秦国于是灭亡。近事不远，就是汉朝所取代的秦朝。

汉朝兴起，吕氏一族无道，擅自互相尊封为王。吕产、吕禄，倚仗太后的宠信，占据将相的高位，统领南北两军的士兵，拥有梁王、赵王的尊贵，骄横盈满不知满足，想要危害刘氏。幸亏有忠正的大臣绛侯周勃、朱虚侯刘章等人，竭诚尽节，诛灭了他们，然后刘氏才恢复安定。如今王氏一族，乘坐朱轮华毂高官车驾的有二十三人，佩戴青紫印绶、貂蝉冠饰的，充满了后宫帷帐之中，像鱼鳞一样布满左右。大将军主持政事，独揽权柄，五侯骄奢僭越，兴盛一时，共同作威作福，决断政事随心所欲，行为污浊却寄托于治国，身谋私利却托名为公，依靠东宫太后的尊贵，借取甥舅的亲情，来树立威势。尚书、九卿、州牧、郡守都出自他们的门下，掌管关键机要，结党营私，互相勾结。称赞他们的人就被提拔，违逆怨恨他们的人就被诛杀伤害；游说谈论的人帮助他们宣扬，执政的人为他们说话。排斥宗室，孤立削弱公族，其中有才能智慧的，尤其被非议诋毁而不被任用。远远隔绝宗室的任用，不让他们在朝廷任职，担心他们与自己分权。屡次称赞燕王刘旦、盖主刘嫖，来使皇上产生疑虑，回避忌讳吕氏、霍氏而不敢称引。内部有管叔、蔡叔那样的叛乱苗头，外部假借周公摄政的言论，兄弟占据重权，宗族盘根错节。从上古到秦、汉，外戚僭越尊贵没有像王氏这样的，即使是周朝的皇甫氏、秦朝的穰侯、汉朝的武安侯、吕氏、霍氏、上官氏之类，都不及他们。

事物兴盛必然会有异常的灾变预先显现，作为那个人的征兆。孝昭帝时，泰山立起了冠石，上林苑的柳树自行仆倒又生长起来。如今王氏先祖在济南的坟墓，那梓木的柱子生出枝叶，繁茂向上伸出屋顶，根插入地中，即使是立石起柳，也没有比这更明显的了。形势不能两强并存，王氏与刘氏也不能同时并存，如果下面有泰山那样的安定，那么上面就有累卵那样的危险。陛下作为刘氏的子孙，守护宗庙，却让国家命脉转移到外戚手中，降为奴仆，即使不考虑自身，那宗庙怎么办呢！妇人嫁入夫家，疏远父母家，这也不是皇太后的福气。孝宣皇帝不给予舅舅平昌侯、乐昌侯权柄，正是为了保全他们的安全。

明智的人在祸福尚未形成时就兴起福运，在灾祸尚未发生时就消除隐患。应当颁布明确的诏书，发出美好的德音，拉拢亲近宗室，亲近并接纳信任他们，贬斥疏远外戚，不授予他们政事，都罢免让他们回到封地，以效法先帝所行的做法，厚待安顿外戚，保全他们的宗族，这确实是东宫太后的本意，也是外家的福气。王氏永远存在，保住他们的爵位俸禄；刘氏长久安定，不失去国家：这是用来褒扬和睦内外姓氏，子子孙孙没有穷尽的计策。如果不实行这个策略，田氏篡权的事会再次出现在今天，六卿分晋的事必然兴起于汉朝，成为后嗣的忧患。道理非常明白，不能不深入谋划，不能不早做考虑。《易经》说：“君主不保密，就会失去臣下；臣下不保密，就会失去自身；机密的事不保密，就会危害成功。”希望陛下深深保留圣明的思虑，审慎巩固机密，阅览往事的警戒，以折中取信，居于万全安定的实处，用来保全宗庙，长久侍奉皇太后，天下人非常幸运。

○匡衡-上政治得失疏

我听说五帝不实行相同的礼制，三王施行不同的教化，民俗从事不同的事务，是因为所遇到的时势不同。陛下亲身具备圣德，开辟太平的道路，怜悯愚昧的官吏百姓触犯法律禁令，连年大赦，使百姓能够改过自新，天下人非常幸运。我私下看到大赦之后，奸邪之人并不因此减少停止，今天大赦，明天又犯法，接连不断地进入监狱，这大概是引导他们没有抓住关键。

大概保护百姓的人，用德义来陈说教导，用好恶来示范，观察他们的过失而制定适宜的措施，所以动员他们就能和谐，安抚他们就能安定。如今天下风俗贪婪钱财轻视道义，喜好声色，崇尚奢侈靡费，廉耻的节操淡薄，淫邪不正的念头放纵，纲纪失序，疏远的人逾越亲近的人，亲戚的恩情淡薄，婚姻的党羽兴盛，苟且迎合侥幸，以身家性命去追逐利益，不改变其根源。即使每年赦免他们，刑罚还是难以停止使用。我愚昧地认为应当彻底地大大改变这种风俗。

孔子说：“能够用礼让来治理国家，还有什么困难呢？”朝廷，是天下的骨干。公卿大夫互相遵循礼制恭敬谦让，那么百姓就不争斗；

译在上位者乐于施予，那么下面的人就不会残暴；在上位者崇尚道义和高尚节操，那么百姓就会兴起良好的品行；在上位者宽厚柔和、仁爱恩惠，那么众人就会互相友爱：这四点，是圣明的君王之所以不用严厉手段就能实现教化的原因。为什么呢？朝廷上有因愤怒而变色的言语，那么下面就会有争斗的祸患；在上位者中有独断专行的臣子，那么下面就会有不知谦让的人；在上位者中有好胜争强的辅佐之臣，那么下面的人就会产生伤害他人的心思；在上位者中有贪图利益的臣子，那么下面就会有盗窃的百姓：这就是问题的根本所在。如今俗吏治理政事，都不以礼让为根本，却崇尚苛刻残暴，或者嫉妒害人，喜欢陷害他人获罪，贪婪钱财而羡慕权势，所以触犯法律的人众多，奸邪之事不能止息。即使施行严酷的刑罚和严厉的法律，人们仍然不会改变，这并不是他们的天性如此，而是有其原因的。

译我私下考察《国风》中的《周南》、《召南》，因为受到贤圣教化的影响深远，所以行为笃实而好色之心淡薄。郑伯喜好勇武，所以国人敢于徒手搏虎；秦穆公崇尚信用，所以士人多愿追随他赴死；陈夫人喜好巫术，所以百姓淫祀盛行；晋侯喜好节俭，所以百姓积蓄财物；太王亲身践行仁德，所以邻国崇尚宽恕。由此看来，治理天下的人，只要审慎地确定所崇尚的标准就可以了。如今虚伪浅薄、嫉妒伤害、不知谦让的风气已经登峰造极。我听说教化的流传，并不是挨家挨户去劝说人们才实现的。贤德的人居其位，有才能的人在其职，朝廷崇尚礼制，百官恭敬谦让，道德的推行由内及外，从亲近的人开始，然后百姓才知道效法的榜样，向善日益进步而不自知，因此百姓安定，阴阳调和，神灵感应而吉祥显现。《诗经》说：“商邑整齐有序，是四方效法的准则。长寿安宁，以保佑我们的后代。”这就是成汤建立极盛治世、保全子孙、教化异俗而安抚鬼方的原因。如今长安是天子的都城，亲自承受圣明的教化，然而那里的习俗与远方没有区别，郡国来的人，没有可以效法的准则，有的人看到奢侈靡费就效仿它。这是教化的根本，风俗的关键，应当首先端正的。

我听说天与人之间的关系，精气相互激荡，善恶相互推移。在下发生的事，在上会有相应的征兆。阴阳的道理，各自应和其所感。阴气变化则静止的会动，阳气遮蔽则明亮的会变暗。水旱灾害，随着类别而至。如今关东连年饥荒，百姓匮乏困苦，甚至到了人吃人的地步。这都是因为赋税征收过多，百姓共同承担的负担太重，而官吏安抚百姓的措施不称职所造成的后果。陛下敬畏上天的警戒，哀怜百姓，大大自我减损，削减甘泉宫、建章宫的守卫，废除珠玉压制，停止武备推行文治，将要达到唐尧、虞舜的盛世，断绝殷商、周朝的衰败。那些看到废除珠玉压制诏书的人，无不欢欣鼓舞，每个人都认为将见到太平盛世。应当于是减少宫室的规模，节省亲近之人的装饰，考核制度，修治内外，亲近忠正之人，疏远巧言佞臣，摒弃郑卫之音，进用雅颂之乐，举荐特殊人才，开通直言之路，任用温和善良的人，斥退刻薄之吏，显扬清白之士，昭示无欲之路，阅览六艺的意旨，考察上古的政务；阐明自然的道理，广布和睦的教化，以推崇极致的仁德，匡正失落的习俗，改变百姓的视听，让天下人清楚地看到，都明白本朝所崇尚的，道德在京城弘扬，美好的声誉传播到疆域之外。然后伟大的教化才能成功，礼让才能兴起。

《匡衡-论治性正家疏》

我听说治乱安危的关键，在于审慎地用心。大概承受天命称王的君主，致力于创业垂统，传给后世无穷无尽；继承皇位的君主，心存于继承宣扬先王的德行，而褒扬光大他们的功绩。从前周成王继承王位，思考继承文王、武王的道义以涵养自己的心性，休美盛大的功业，都归功于两位先王而不敢独占其名，所以上天喜爱享用，鬼神保佑他。他的诗说：“思念我的皇祖，升降于庭止。”说的是成王常常思念祖考的功业，而鬼神保佑辅助他的治理。

陛下圣德如天覆盖，慈爱四海，然而阴阳尚未调和、奸邪尚未禁止，大概是议论的人未能大力宣扬先帝的盛功，争辩说制度不可沿用，务必变更它；所变更的有的不可行，又恢复原状：因此群臣互相是非，官吏百姓无所信赖。我私下遗憾国家舍弃已成之业，而虚耗于这些纷扰之中，希望陛下详细阅览统业之事，留心于遵制扬功，以安定群臣百姓的心。《大雅》说：“不要遗忘你的祖先，务必修明他的德行。”孔子把它写在《孝经》首章，大概是至德的根本。

传书说：“审慎好恶，调理情性，王道就完备了。”能尽自己的本性然后能尽万物的本性；能尽万物的本性，可以辅助天地的化育。治理性情的方法，一定要审慎自己所有多余的，而加强自己不足的。大概聪明通达的人，要警戒于过于明察；寡闻少见的人，要警戒于闭塞蒙蔽；勇猛刚强的人，要警戒于过于暴戾；仁爱温良的人，要警戒于没有决断；沉静安舒的人，要警戒于迟缓误事；心胸广大的人，要警戒于遗忘：一定要审慎自己所应当警戒的，而用义理来齐正它，然后中和的教化应和，而巧伪之徒，不敢勾结而望进用。希望陛下警戒这些，用来推崇圣德。

我又听说室家之道修明，则天下之理得以实现，所以《诗经》始于《国风》，《礼记》本于《冠》、《婚》：始于《国风》，推原情性而阐明人伦；本于《冠》、《婚》，端正根基而防止未然。福气的兴起无不本于室家，道义的衰败无不始于闺内，所以圣王一定慎重妃后的关系，区别嫡长的地位。礼在内，卑不逾越尊，新不先于故，用来统摄人情而调理阴气。它尊崇嫡子而卑视庶子，嫡子在阼阶行冠礼，礼用甜酒，众庶子不得参与行列，用来贵正体而明嫌疑。不是虚加其礼文而已，而是内心与之殊异，所以礼探求其情而表现于外。圣人动静游宴所亲近的，事物得其秩序。得其秩序则海内自修，百姓从化。如果应当亲近的疏远，应当尊崇的卑视，则佞巧之奸，因时而动，以扰乱国家。所以圣人慎重防范其开端，禁于未然，不以私恩害公义。陛下圣德纯备，无不修正，则天下无为而治。《诗经》说：“以此四方，能安定其家。”传书说：“正家而天下定矣。”

○匡衡-戒妃匹劝经学威仪之则疏

陛下

译下秉秉持极致的孝心，哀伤思念之情在心中从未断绝，没有游玩、打猎的宴乐，确实将慎重送终、追念远祖的诚意发挥到了极致，这种情感没有穷尽。我私下希望陛下虽然天生具备圣明的本性，但依然能更加用心体察。《诗经》说：“孤独忧伤，心怀悲痛”，这是说周成王在丧期结束后依然思念追慕，心绪未能平复，这大概是为了继承周文王、周武王的基业，弘扬教化根本的缘故。

译我又听老师说过：“夫妻之间，是百姓生命的开始，是万种福气的源泉。”只有婚姻礼仪端正，然后万物才能顺利生长，天命才能保全。孔子论述《诗经》以《关雎》为开端，是说最尊贵的君主是百姓的父母，如果后妃的品行不能与天地相配，就无法侍奉神灵的主宰，并治理万物的适宜。所以《诗经》说：“文静美好的女子，是君子的好配偶。”说的是能够保持她的贞洁美好，不改变她的节操，情欲的感受，不介入她的仪容举止，私密的念头，不显露在她的行动神态中，这样之后才可以匹配至尊的君主，成为宗庙的主祭者。这是纲纪的首要，王道教化的开端，从上古以来，夏商周三代的兴盛衰败，没有不取决于这个的。希望陛下详细阅览得失盛衰的效验，以此奠定国家的根基，选拔有德行的人，警戒沉溺声色，亲近严肃恭敬，疏远技艺才能。

我私下看到圣上的品德纯正茂盛，专心研习《诗》、《书》，喜好学习没有厌倦。我衡才能愚钝，没有什么可以辅助宣扬善义，传播圣上的美德。我听说《六经》是圣人用来统摄天地之心，彰显善恶的归宿，明确吉凶的区别，通达人道的正道，使人们不违背他们本性的事物。所以审察六艺的宗旨，那么天人的道理就可以得到调和，草木昆虫就可以得到养育，这是永远不变的道理。至于《论语》、《孝经》，是圣人言行的要点，应当探究其中的深意。

我又听说圣明的君主自己的一举一动、周旋应对，侍奉上天、孝敬亲人，临朝接见臣下，事物都有节度文饰，以彰显人伦。恭敬谨慎，是侍奉天地的仪容；温和恭敬谦逊，是孝敬亲人的礼节；端正自身严肃谨慎，是面对众人的仪态；恩惠和悦，是款待下属的脸色。一举一动，事物都遵循它的仪则，所以形体表现为仁义，行动成为法则。孔子说：“德行道义值得尊敬，仪容举止值得观看，进退有度，以此来治理百姓，因此百姓敬畏又爱戴他，效法并模仿他。”《大雅》说：“恭敬谨慎威严的仪容，是百姓的准则。”诸侯在正月朝见天子，天子只凭道德，庄严恭敬地注视他们，又用礼乐严肃对待，用甜酒款待后才让他们回去。所以万国没有不获得赐福，蒙受教化而形成风俗的。现在正月初您驾临路寝，临朝接受祝贺，摆设酒宴来款待各方，传曰“君子慎重开始”，希望陛下留心举止的节度，使群臣得以瞻仰盛德的光辉，以此树立国家的基石，天下就非常幸运了。

○贾让-治河议

治理黄河有上、中、下三种策略。古代建立国家安置居民，划分治理土地，必定留出河流湖泊的界限，估量水势所达不到的地方。大河没有堤防，小水得以入海，在低洼处修筑堤障，作为沼泽，使得秋水增多时，有地方可以停蓄，左右水流波动，宽缓而不紧迫。土地有河流，就像人有口一样。治理土地却堵塞河流，就像制止婴儿啼哭而塞住他的口，难道不是立刻停止，然而他的死可以立刻等待到来。所以说：“善于治理河流的人，疏通它让它有道路；善于治理百姓的人，开导它让他们说话。”大概堤防的修筑，最近兴起于战国时期，堵塞防御百川，各自为了自己的利益。齐国与赵国、魏国，以黄河为边界。赵、魏靠近山地，齐地地势低洼，修筑堤防距离黄河二十五里。河水向东冲击齐国的堤防，就向西泛滥赵、魏，赵、魏也修筑堤防，距离黄河二十五里。虽然不是河流的正道，水尚且有游荡的地方。水势到时退去，就留下淤泥肥沃的土地，百姓耕种田地。有时长久没有危害，渐渐建造房屋住宅，于是形成聚落。大水时常到来淹没，就再修筑堤防来自救，渐渐离开他们的城郭，排干沼泽居住在那里，沉溺淹死是理所当然的。现在堤防狭窄的地方，距离水数百步，远的几里。靠近黎阳南面的旧大金堤，从河西向西北行进，到西山南头，才折向东，与东山相连。百姓居住在金堤东面，建造房屋，住了十多年，再修筑堤防，从东山南头直向南，与旧大堤会合。又在内黄境内，有方圆几十里的沼泽，环绕着有堤防，过去十多年，太守把它赋给百姓，百姓现在在其中建造房屋，这是我亲眼所见的。东郡白马的旧大堤，也有好几重，百姓都居住在中间。从黎阳北面直到魏国边界，旧大堤距离黄河远的几十里，里面也有好几重，这些都是前代所安排的。黄河从河内，向北到黎阳，修筑石堤，激荡使它向东。抵达东郡平刚，又修筑石堤。使它向西北抵达黎阳、观下，又修筑石堤。使它向东北抵达东郡津北，又修筑石堤。使它向西北抵达魏郡昭阳，又修筑石堤，激荡使它向东北。一百多里之间，黄河两次向西三次向东，逼迫困厄如此，不能安息。

现在实行上策，迁移冀州处于水流冲击地带的百姓，决开黎阳遮害亭，放开黄河让它向北流入大海。河西面逼近大山，东面逼近金堤，水势不能远远泛滥，一个月自然安定。反对的人将会说：“如果这样，毁坏城郭田地房屋坟墓数以万计，百姓怨恨。”过去大禹治水，山陵挡路的毁坏它，所以凿开龙门，开辟伊阙，劈开底柱，打破碣石，毁坏断绝天地的本性。这不过是人力所造就的，哪里值得说呢！现在沿河的十个郡修治堤防，每年花费将近万万，等到它大决口，所残害灭亡的数目。如果拿出几年治河的费用，用来安置迁移的百姓，遵循古代圣人的方法，确定山川的位置，使神人各自处在自己的地方而不互相侵扰。况且大汉正控制万里疆土，难道要与水争夺咫尺之地吗？这个功业一旦建立，黄河安定百姓平安，千年没有祸患，所以称为上策。

如果在冀州多地开凿漕渠，使百姓得以灌溉田地，分散削弱水流的愤怒，虽然不是圣人的方法，但也算是补救败坏

译这是治水的方略。反对的人将会说：“河水高于平地，每年加高堤防，尚且决口泛滥，不能开凿渠道。”我私下考察遮害亭以西十八里，到淇水河口，那里有金堤高一丈。从那里向东，地势逐渐降低，堤坝逐渐增高，到遮害亭高达四五丈。过去五六年前，河水大涨，水位增加一丈七尺，冲毁了黎阳南城门，人们退到堤下。水位没有超过堤顶两尺左右，从堤上向北望去，河水高出民房，百姓都逃上山去。水停留了十三天，堤坝在两处溃决，官吏百姓堵塞了缺口。我沿着堤坝行走，观察水势，向南七十多里到淇水口，水位刚好到堤坝的一半，计算高出地面五尺左右。现在可以从淇水口以东修筑石堤，多设水门。初元年间，遮害亭下的河水距离堤脚还有几十步，到现在四十多年，刚好到达堤脚。由此说来，那里的地基是坚固的。恐怕议论的人怀疑大河难以控制，荥阳漕渠足以作为验证，那里的水门只用木头和泥土，现在凭借坚固的地基修筑石堤，形势必定稳固安全。冀州渠的首端，正好位于这些水门之中。治理渠道不是开凿地穴，只是为东方修筑一道堤坝，向北延伸三百多里流入漳水，其西侧依靠山脚高地，各条渠道都常常从中分流取水；干旱时就打开东方低处的水门灌溉冀州，水多时就打开西方高处的水门分流河水。开通渠道有三利，不开通有三害。百姓常常疲于救水，一半荒废了农事；河水在地面上流淌，湿气上蒸，百姓就遭受湿气的病患，树木都站立着枯死，盐碱地不长谷物；决口泛滥有毁坏，成为鱼鳖的食物：这是三害。如果有渠道灌溉，那么盐碱地变得低湿，淤泥堆积增加肥力；原来种植禾麦，改种粳稻，高田产量增加五倍，低田增加十倍；转运漕运舟船的便利：这是三利。现在沿河堤的官吏士卒郡县有数千人，砍伐购买柴薪石料的费用，每年数千万，足以开通渠道修成水门；又因为百姓利于灌溉，相率治理渠道，虽然劳累也不疲惫。百姓田地刚好治理，河堤也修成，这确实是富国安民，兴利除害，支撑数百年，所以称为中策。

译至于修缮旧堤，增高加厚堤身，劳民伤财没有止境，却屡次遭受水患，这是最下等的策略。

我听说治理国家，贵在祸乱尚未发生之时；用兵取胜，贵在战争尚未爆发之际。这两者都看似细微，却是大事的根本，不可不仔细考察。如今单于上书请求朝见，朝廷不答应并加以辞谢，我认为汉朝与匈奴从此就会产生嫌隙了。匈奴本是北地的狄人，五帝不能使其臣服，三王不能使其受制，他们不可产生嫌隙的道理非常明显。我不敢远引古例，请从秦朝以来加以阐明。

凭借秦始皇的强盛，蒙恬的威势，拥有披甲将士四十多万，尚且不敢窥视西河，于是修筑长城来作为界限。恰逢汉朝初兴，凭借高祖的威灵，率领三十万大军，却被困在平城，士兵有的七天没有食物。当时奇谋之士、深谋远虑的大臣很多，最终得以脱身的缘由，世人无法说清。又如高皇后常对匈奴怀恨，群臣在朝廷上议论，樊哙请求率领十万大军在匈奴中纵横驰骋，季布说：“樊哙该杀，胡乱阿谀顺从旨意！”于是大臣们写书信去安抚匈奴，然后匈奴的仇结才解开，中原的忧患才平息。到了孝文帝时，匈奴侵犯掠夺北边，侦察骑兵到达雍、甘泉，京城大为震惊，派遣三位将军驻守细柳、棘门、霸上以防备，几个月后才撤军。孝武帝即位，设置马邑的权谋，想引诱匈奴，派韩安国率领三十万大军，在有利地形等候，匈奴察觉后离去，白白耗费财物、劳累军队，连一个俘虏都见不到，何况单于的面容呢？此后深思社稷的计策，规划万世的策略，于是大规模出兵数十万，派卫青、霍去病统率军队，前后十多年。于是渡过西河，穿越大漠，攻破窴颜，袭击王庭，穷尽他们的地域，追击溃逃的敌人，在狼居胥山封禅，在姑衍山祭天，以临瀚海，俘虏名王贵人数以百计。从此以后，匈奴震惊恐惧，更加寻求和亲，然而不肯称臣。

况且前世难道乐于耗尽无穷的财费，役使无罪的人民，在狼望以北逞快心意吗？认为不经历一次辛劳就不能长久安逸，不暂时耗费就不能永远安宁，因此忍耐百万大军去摧毁饿虎般的匈奴，动用府库的财物，填平卢山的沟壑，也不后悔。到了本始初年，匈奴有桀骜之心，想掠夺乌孙，侵犯公主，于是派遣五路将军十五万骑兵在其南面猎取，而长罗侯率领乌孙五万骑兵在其西面震慑，都到达预定地点后返回。当时很少有所收获，只是振奋宣扬威武，表明汉军如雷霆风雨般迅猛。虽然空手而去空手而返，尚且诛杀了两名将军。所以北狄不服，中原未能高枕无忧。等到元康、神爵年间，教化神明，恩德广布，匈奴内部混乱，五个单于争立，日逐王、呼韩邪单于带着国家归顺效死，俯伏称臣，然而尚且加以笼络，计策上并不专断控制。从此以后，想朝见的不予拒绝，不想朝见的不予强迫。为什么呢？外国天性忿怒勇猛，体态魁梧健壮，依仗力气和气势，难以用善道教化，容易用恶行驱使，其强盛难以屈服，其和睦难以获得。所以未臣服时，劳师远征，倾尽国力，伏尸流血，攻破坚城，攻拔敌阵，像那样艰难；既臣服后，慰劳抚恤，交接馈赠，威仪举止，像那样完备。过去常屠戮大宛城池，踏平乌桓营垒，探入姑缯壁垒，占据荡姐场地，割取朝鲜旌旗，拔除两越旗帜，近不过旬月之役，远不离两季之劳，已经犁庭扫闾，设立郡县，如云卷席收，后无余灾。只有北狄不是这样，真是中原的劲敌，与三方边境相比悬殊，前世重视它如此严重，不可轻易对待。

如今单于归顺大义，怀着诚恳之心，想离开他的宫廷，前来朝见，这是上古遗留的良策，神灵所期望的，国家虽然耗费，也是不得已的。为何用推辞厌弃的话拒绝，用没有日期的约定疏远，消除往昔的恩德，开启将来的嫌隙！对诚恳的人产生嫌隙，使其怀恨，违背前言，沿袭旧辞，归怨于汉朝，因此自我断绝，终无北面称臣之心，威慑不行，晓谕不能，怎能不成为大忧呢？明智的人能在无形时看见，聪慧的人能在无声时听见，诚然在祸患未发时预先防范，那么蒙恬、樊哙的武力不再施展，棘门、细柳的防备不再需要，马邑的计策无处设置，卫青、霍去病的功劳何从发挥，五将的威势何从震慑？不然，一旦产生嫌隙之后，即使智者在内劳心，辩士在外奔波，也不如祸患未发之时。况且过去图谋西域，控制车师，设置城郭都护三十六国，每年耗费以万计，难道是因为康居、乌孙能越过白龙堆侵犯西边吗？是为了控制匈奴。百年辛劳，一日丧失，耗费十而吝惜一，我私下为国家不安。希望陛下稍微留意于祸乱未生、战争未发之时，以遏制边境祸患的萌芽。

我听说周王室衰微后，四方夷狄同时侵犯，猃狁最强，就是今天的匈奴。到了宣王时讨伐他们，诗人赞美并歌颂说“征伐猃狁，到达太原”，又说“咩咩推推，如霆如雷。显允方叔，征伐猃狁，蛮荆来威”，所以称为中兴。到了幽王时，犬戎来侵犯，杀死幽王，夺取宗庙宝器。从此以后，南夷与北夷交相侵犯，中原不绝如线。《春秋》记载齐桓公南伐楚国，北伐山戎，孔子说：“如果没有管仲，我们恐怕要披发左衽了。”

译了！”因此，舍弃齐桓公的过错而记录他的功绩，将他作为霸主的开端。

译等到汉朝兴起，冒顿开始强盛，打败东胡，俘虏月氏，兼并他们的土地，地域广阔，兵力强盛，成为中原的祸害。南越的尉佗，统领百越之地，自称皇帝。所以中原虽然平定，仍然有四方夷狄的祸患，况且没有安宁的年份。一方有紧急情况，三面去救援，这是天下都动荡而遭受祸害。孝文皇帝用丰厚的财物贿赂，与他们结为和亲，仍然侵扰暴虐没有停止，严重的兴兵十余万人，靠近驻扎在京城，以及四方边境，每年发兵屯驻防备敌人，他们造成的祸患很久了，不是一代逐渐形成的。诸侯郡守勾结匈奴和百越作乱的，不止一人。匈奴所杀害的郡守都尉，掠夺的人民，不可胜数。孝武皇帝怜悯中原疲敝劳苦，没有安宁的时候，于是派遣大将军、骠骑将军、伏波将军、楼船将军等人，向南消灭百越，设立七个郡；向北驱逐匈奴，收降昆邪王十万部众，设立五个属国，建立朔方郡，以夺取他们肥沃富饶的土地；向东讨伐朝鲜，设立玄菟、乐浪二郡，以切断匈奴的左臂；向西讨伐大宛，兼并三十六国，联合乌孙，设立敦煌、酒泉、张掖三郡，以隔绝婼羌，撕裂匈奴的右肩。单于孤立无援，远远逃遁到漠北。四方边境没有战事，开拓疆土到远方，设立十余个郡。功业已经确定，于是封丞相为富民侯，以安定天下，使百姓富足，他的宏伟规划可以看见。又招集天下的贤才俊杰，与他们同心协力谋划，兴立制度，改正历法，改变服饰颜色，设立天地祭祀，建立封禅大典，区别官职称号，保存周朝后裔，确定诸侯的制度，永远没有叛逆争夺的心思，直到如今累世都依赖它。单于遵守藩臣的本分，百蛮服从，这是万世的基业，中兴的功绩，没有比这更高的了。

高帝建立大业，作为太祖；孝文皇帝德行最深厚，作为文太宗；孝武皇帝，功绩最显著，作为武世宗；这是孝宣皇帝发出美好言论的原因。《礼记·王制》和《春秋穀梁传》说，天子有七座宗庙，诸侯有五座，大夫有三座，士有两座。天子七天入殓，七个月下葬；诸侯五天入殓，五个月下葬：这是丧事尊卑的顺序，与宗庙的数量相应。文中说：“天子三昭三穆，加上太祖的宗庙共七座；诸侯二昭二穆，加上太祖的宗庙共五座。”所以德行深厚的流传久远，德行浅薄的流传短暂。《春秋左氏传》说：“名位不同，礼制的数量也不同。”从上到下，递减两级，这是礼制。七，是正法的数目，是可以常数的。宗不在这个数目中。宗，是变通，如果有功德就尊奉为宗，不能预先设定数目。所以在殷朝太甲称为太宗，太戊称为中宗，武丁称为高宗。周公作《毋逸》的告诫，列举殷朝三宗来劝勉成王。由此说来，宗没有固定的数目。那么用来劝勉帝王的功德就广博了。以七座宗庙来说，孝武皇帝不适宜毁弃；以所尊奉的宗来说，不能说没有功德。

《礼记》祭祀典章说：“圣王制定祭祀，功绩施于民的就祭祀他，以劳苦安定国家的就祭祀他。能拯救大灾难的就祭祀他。”我观察孝武皇帝，功德都兼而有之。凡是异姓的人，还将特别祭祀他，何况是祖先？有人说天子五座宗庙没有明文记载，又说中宗、高宗是尊奉他们的道而毁弃他们的庙。名与实不同，不符合尊崇德行贵重功绩的意思。《诗经》说：“蔽芾甘棠，勿鬋勿伐，邵伯所茇。”思念那个人还爱惜他的树，何况尊奉他们的道而毁弃他们的庙呢？迭毁的礼制，自有常法，没有特殊的功绩和异乎寻常的德行，本来以亲疏关系相互推让。至于祖宗的顺序，多少的数目，经传没有明文，至尊至重，难以用可疑的文字和虚妄的说法确定。孝宣皇帝举办公卿的议论，采用众儒的谋划，既然已经作为世宗的庙，建立万世，宣布天下。臣愚以为孝武皇帝功绩那样伟大，孝宣皇帝尊崇建立这样隆重，不适宜毁弃。

○樊准-兴修儒学疏

臣听说贾谊有话说，“人君不可以不学习”。所以虽然大舜圣德，勤勉为善；成王贤明君主，崇敬师傅。等到光武皇帝受命中兴，群雄崩溃扰乱，旗帜混乱野外，东西征讨作战，来不及休息，然而仍然投下武器讲习技艺，停马论道。到了孝明皇帝，兼具天地的资质，运用日月的光明，各种政务万般机要，无不简练在心，而垂情于古典，游意于经艺，每次飨射礼完毕，正坐亲自讲解，众儒一起聆听，四方欣欣向荣。虽然阙里的教化，矍相的射礼，确实不足以言说。又多次征召名儒，以充实礼官，如沛国赵孝、琅邪承宫等，有的安车结驷，告归乡里；有的丰衣博带，跟随进入宗庙。其余以经术见优的，遍布在朝廷。所以朝廷多白发良臣，华首老儒。每次宴会，就讨论辩论和乐，共同寻求政治教化。详细阅览群言，声音如振玉。朝见的人进而思考政事，退下的人准备询问。大小随化，雍雍可嘉。期门羽林披甲戴盔的武士，都通晓《孝经》。博士议郎，一人开门，徒众百数。教化从圣躬开始，流及蛮荒，匈奴派遣伊秩訾王大车且渠来入就学。八方肃清，上下无事。所以议论的人每次称颂盛世，都说永平。

如今学者大概很少，远方尤其严重。博士倚席不讲，儒者竟论浮丽，忘记謇謇的忠诚，习諓々的言辞。文吏则舍弃法律而学习诋欺，锐锥刀之

译刑罚严酷，死刑过重，道德浅陋，风俗浇薄，从而导致政令苛刻。从前孝文窦皇后喜好黄老学说，清静无为的教化在景帝、武帝时期得以流传。臣愚昧地认为，应当颁布明确的诏书，广泛寻求隐居的人才，发掘深山中的人才，宠爱并提拔儒雅之士，如果有像孝、宫那样的人，就征召他们到公车署，以等待圣上讲授研习的时机。公卿各自举荐通晓经学以及旧儒的后代，提升他们的爵位，让他们继承家业。再次征召郡国的书佐，让他们学习法律条文。这样，伸长脖子盼望的人每天都能看到希望，侧耳倾听的人每月都能听到好消息。恳请陛下推行并阐述先帝进取事业的道理。

译○刘陶-上桓帝书

我听说人没有天地就无法生存，天地没有人就无法显灵，因此帝王没有民众就不能确立地位，民众没有帝王就不能安宁。天与帝王，帝王与民众，就像头与脚一样，相互依赖才能行动。我恭敬地认为陛下年高德劭，享有居中的尊号，承袭着长久存在的福庆，遵循着不可更改的制度，眼睛不看鸣条那样的败亡之事，耳朵不听檀车那样的丧乱之声，天灾没有在肌肤上造成痛苦，地震日食也没有立即损害圣上的身体，所以轻视了三光失序的谬误，看轻了上天的震怒。我私下回想高祖兴起之初，出身于平民百姓，收拾暴秦的残破局面，追逐亡周的猎物，聚集离散之人，扶助受伤之士，终于成就了帝业。功业已经显赫，辛劳也达到了极致。流传福泽，延续皇位，直到陛下。陛下既不能光大先帝的法度，却忽视了高祖的辛劳，随意假借权柄，将国家大权委托给他人，使得众多凶恶的刑徒隶役，像割草一样残害小民，使中原地区凋敝破败，暴虐之政流布远近，所以上天降下种种灾异，来警戒陛下。陛下不醒悟，反而竞相让虎豹在幼鹿的场地筑巢，让豺狼在春天的苑囿中哺乳。这难道是唐尧咨询禹、稷，让益掌管我的虞官，商议万物赋税、土地分配、百姓生计的本意吗？又如今地方长官，上下勾结争利；像封豕长蛇那样贪婪的势力，蚕食天下；从事商业的人成为穷困冤屈之魂，贫困饥饿的人成为饥寒交迫之鬼；高门大户获罪于东观，富室大族招致叛乱之罪；死者悲叹于坟墓之中，生者忧愁于朝廷内外：这是愚臣之所以叹息长怀、感慨不已的原因。况且秦朝将要灭亡时，正直劝谏的人被杀，阿谀奉承的人受赏，美好的言论被忠臣的舌头所封禁，国家的命运出自谗佞之口，在咸阳擅权的是阎乐，授予赵高的是车府之职。权力离去而自己不知道，威严离开身体而不去顾惜。古今道理一致，成败形势相同。希望陛下远观强秦的倾覆，近察哀帝、平帝的变故，得失昭然若揭，祸福可见。

我听说危难不是仁爱不能扶持，动乱不是智慧不能挽救，所以武丁得到傅说，消除了鼎中飞雉的灾祸，周宣王任用申伯、甫侯，渡过了夷王、厉王的荒乱。我私下看到已故冀州刺史南阳人朱穆，前乌桓校尉与我同郡的李膺，都践行正道，清廉公正，坚贞高尚，超越世俗。朱穆以前在冀州，奉行法纪，操持公平，摧毁奸邪党羽，扫清万里疆土。李膺历任地方长官，端正自身，率领下属，等到掌管军事，威名扬于北方。这实在是中兴的良佐，国家的柱石之臣。应当让他们回到朝廷，辅佐王室，对上齐备七曜的光辉，对下镇守万国。我敢于在忌讳言论的朝廷吐露不合时宜的正义之言，就像冰霜见到太阳，必定会消灭。我起初为天下可悲之事而悲伤，现在天下也为我愚昧迷惑而悲伤。

○刘陶-改铸大钱议

圣明的君王顺应天道制定器物，与百姓同行止，建立功业则民众喜悦其事，发动战争则军队乐于服役。因此灵台有自愿前来的人，武旅有像凫藻一样随顺的士兵，都是举措符合时宜，行动顺应人道。我恭敬地阅读铸钱的诏书，关于平抑物价轻重的议论，咨询深奥细微的道理，不遗漏穷困卑贱之人，因此吃豆叶的贫民，也侥幸被延及。

我认为当今的忧患，不在于货币，而在于百姓饥饿。养育百姓的道理，先有食物后有货币。所以先王观察天象培育万物，恭敬地授予百姓农时，使男人不逃避田亩，女人不下织机。因此君臣之道得以施行，王道教化得以畅通。由此说来，食物才是国家的宝物，百姓最珍贵的东西。我私下看到近年以来，好苗都被蝗虫螟虫吃尽，织布机因公私征敛而空荡，所急切的是早晚的一餐，所担忧的是无休止的劳役，哪里是说货币厚薄、铢两轻重的问题呢？即使当今沙砾化为黄金，瓦石变为美玉，让百姓渴了没有水喝，饿了没有饭吃，即使有皇羲的纯德，唐尧虞舜的文明，也不能保住宫廷内部的安全。大概百姓可以百年没有货币，不能一天忍受饥饿，所以食物是最紧急的。议论的人不通晓农业种植的根本，多谈论铸钱的便利，有的想借机行诈，来谋取国家利益。国家利益将尽，夺取的人争抢，铸造的开端于是产生。大概万人铸造，一人夺取，尚且不能满足；何况现在一人铸造，万人夺取呢？即使以阴阳为炭，万物为铜，役使不吃饭的民众，让不饥饿的士人，也不能满足无厌的贪求。想要百姓殷实财富丰富，关键在于减轻劳役禁止掠夺，那么百姓不劳苦也能吃饱。陛下圣明，怜悯海内的忧戚，哀伤天下的艰难，想要铸钱统一货币来补救弊端，这就像在沸鼎中养鱼，在烈火上栖鸟。水木本是鱼鸟生存的地方，使用不当，必定会焦烂。希望陛下放宽轻薄之禁，推迟冶铸的议论，倾听百姓的谣叹，询问路旁老翁的忧虑，观察三光的文耀，审视山河的分流。天下人心，国家大事，都会清晰可见，没有遗留疑惑的了。

我曾经诵读《诗经》，读到鸿雁在野的辛劳，哀叹勤苦筑墙之事，常常慨然长怀，读到中间就叹息。近来听到征夫饥劳的声音，比这首诗更甚。因此追思鲁国四妇吟的忧虑，大概从这里开始吧？见到白驹的意境，屏息彷徨，不能安睡。我私下想到当今地广却得不到耕种，民众多却没有食物。众多小人竞相进用，掌握国家权位，像鹰一样飞扬天下，像乌鸦一样搜求饱食，吞食肌肤直到骨头，贪得无厌。实在担心突然有穷困的役夫工匠，从板筑之间兴起，扔掉铁锹，捋起袖子，登高远呼，使愁怨的民众，响应云集，八方分崩离析，中原像鱼一样腐烂。即使有方尺的大钱，怎么能挽救！其危险就像举起能装牛的鼎，挂在纤细枯枝的末端，诗人之所以眷顾叹息，流泪不止的原因就在这里。

臣

译东野用狂悖昏暗的手段，不能通达大义，趁着广及到来的时候，对过错所问，知道必定会用自己的身体去填鼎镬，成为天下人的笑柄。

译○诸葛亮-出师表

我诸葛亮陈述：先帝创立大业尚未完成一半，却中途去世。如今天下分裂为三国，益州人力财力困乏，这确实是危急存亡的关键时刻。然而侍奉护卫的臣子在朝廷内毫不懈怠，忠贞有志的将士在疆场上舍生忘死，大概是追念先帝对他们的特殊恩遇，想要报答给陛下啊。陛下确实应当广开言路，发扬光大先帝遗留的美德，振奋有志之士的士气；不应该随便看轻自己，说话不恰当，从而堵塞忠臣进谏的道路。

皇宫里和朝廷里，都是一个整体，奖惩褒贬，不应该有所不同。如果有做奸邪事情、触犯科条法令以及尽忠行善的人，应该交给主管官吏判定他们的受罚或受赏，以显示陛下公正严明的治理，不应该偏袒私情，使得宫内宫外执法不同。侍中、侍郎郭攸之、费祎、董允等人，这些都是善良诚实的人，他们的志向和心思忠贞纯正，因此先帝选拔他们留给陛下。我认为宫廷中的事情，无论大小，都应当征询他们，然后再施行，一定能够弥补缺点和疏漏，获得更大的益处。将军向宠，性格品行善良公正，通晓军事，过去试用时，先帝称赞他有才能，因此大家商议推举向宠做中部督。我认为军营中的事情，都应当征询他，一定能够使军队和睦，才能高低不同的人各得其所。亲近贤臣，疏远小人，这是西汉兴盛的原因；亲近小人，疏远贤臣，这是东汉衰败的原因。先帝在世时，每次和我谈论这件事，没有不对桓帝、灵帝叹息、痛心、遗憾的。侍中、尚书、长史、参军，这些都是坚贞可靠、能够以死守节的臣子，希望陛下亲近他们，信任他们，那么汉朝的兴盛，就可以指日而待了。

我本来是平民，在南阳亲自耕种，在乱世中苟且保全性命，不谋求在诸侯中扬名显达。先帝不因为我身份低微、见识浅陋，降低身份委屈自己，三次到草庐中来拜访我，向我询问当世的大事；我因此感动激奋，于是答应为先帝奔走效劳。后来遇到兵败，在兵败的时候接受重任，在危难的关头奉命出使，从那时到现在已经二十一年了。先帝知道我做事谨慎，所以临终把国家大事托付给我。接受遗命以来，我早晚忧愁叹息，担心先帝托付给我的任务不能完成，从而损害先帝的英明。因此五月渡过泸水，深入到不长草木的荒凉地方。现在南方已经平定，兵员装备已经充足，应当激励率领全军将士，北上进攻中原，希望竭尽我平庸的才能，铲除奸邪凶恶的敌人，复兴汉朝王室，迁回旧日都城，这是我用来报答先帝，并且尽忠陛下的职责本分。至于考虑事情是否可行，加以取舍，进献忠言，那就是郭攸之、费祎、董允等人的责任了。希望陛下把讨伐奸贼、复兴汉室的任务交给我，如果没有成效，就治我的罪，以告慰先帝的在天之灵；责备郭攸之、费祎、董允等人的怠慢，来揭示他们的过失。陛下也应当自己谋划，征询治国的良策，明察并采纳正确的言论，深切追念先帝遗诏中的旨意。我承受恩泽，感激不尽，现在即将远离陛下，面对奏表涕泪交流，不知说了些什么。

○高堂隆-谏明帝疏

大概“天地最大的德行是生养万物，圣人最宝贵的东西是君位；用什么来守护君位？靠仁爱；用什么来聚集百姓？靠财富”。然而士人和百姓，是国家的安定力量；粮食和丝织品，是士人和百姓的生命。粮食和丝织品不是自然生成就能养育人的，不是依靠人力就不能完成。所以皇帝亲自耕种以鼓励农耕，皇后亲自养蚕以制成衣服，以此来昭示侍奉上帝，虔诚地报答施恩。过去在伊唐时代，世道正值阳九厄运的交会，洪水滔天，让鲧去治理，没有成功，于是推举禹，顺着山势砍伐树木，前后历时二十二年。灾害的严重，没有超过那时的；劳役的兴起，没有比这更久的，尧、舜作为君臣，只是面朝南坐着治理天下罢了。禹划分九州，众臣子都有功劳，各有等级差别，君子和小人，物品各有服饰章纹。现在没有像那时那样的急迫，却让公卿大夫和仆役一起承担劳役，被四方夷狄听到，不是美好的声誉，记载在史书上，不是好的名声。所以有国家有家族的人，近处从自身取法，远处从万物取法，抚育养育，所以称颂“和乐平易的君子，是百姓的父母”。现在上下劳役繁重，疾病和灾荒不断，耕种的人少，饥荒接连发生，无法度过这一年；应该加以怜悯体恤，来解救他们的困境。

我观察过去书籍所载，天人之间的关系，没有不应验的。所以古代先哲君王，敬畏上天的明确命令，遵循阴阳的逆顺，小心谨慎，唯恐有违背。然后治道得以兴盛，德行与神意相符，灾异既然发生，恐惧而修明政治，没有不延长国运的。至于末世，昏暗的君主荒淫无度，不推崇先王的正确法度，不采纳正直之士的直言，以遂行自己的情欲，安然忽视灾变的警戒，没有不接着遭遇祸难，以至于颠覆的。

天道既然显著，请用人道来论述。六种情感和五种本性，同样存在于人身上，嗜欲和廉洁贞正，各自占据其中。等到它们发动时，在心中交相争夺。欲望强而本质弱，就放纵无度而不禁止；精诚不能制约，就放荡溢出没有极限。情感所趋向的地方，不是喜好就是追求美好，而美好的聚集，不是依靠人力就不能完成，不是依靠粮食丝织品就不能建立。情感如果没有限度，那么人就承受不了劳苦，物品不能满足需求。劳苦和需求同时到来，将引发祸乱。所以不割舍私情，就无法相互供给。孔子说：“人没有长远的考虑，一定会有近处的忧患。”由此看来，礼义的制度，不是随便拘束分别，而是为了远离祸害而兴办治道。

现在吴、蜀两个贼寇，不只是白地小虏、聚邑之寇，而是占据险要、凭借水流，拥有士众，僭越称帝，想要与中原争衡。现在如果有人来报告，孙权、刘禅都修明德政，再次实行清廉俭朴，减轻租赋，不制作玩赏之物，行动咨询老成贤者，行事遵循礼法制度。陛下听到后，难道不警惕厌恶他们这样做，

译认为难以迅速讨伐消灭，从而成为国家的忧患吗？如果让告发的人说，那两个逆贼都施行无道，崇尚奢侈没有节制，役使他们的士人百姓，加重征收赋税，下层百姓无法忍受，叹息抱怨日益严重。陛下听到这些，难道不会勃然大怒，愤恨他们困苦我们无辜的百姓，而想要迅速施加诛杀吗？退一步说，难道不庆幸他们疲困衰败，从而夺取他们并不困难吗？如果这样，就可以换一种心态来揣度，事情和道义的规律也就不会相差太远了。

译况且秦始皇不修筑道德的根基，却修建阿房宫；不担忧内部的变乱，却征发修筑长城的劳役。当君臣制定这些计划时，也是想建立万世的基业，让子孙长久拥有天下，哪里想到一旦有个平民大声呼喊，天下就倾覆了呢？所以我认为，如果前代的君主知道他们的行为必定导致败亡，就不会去做了。因此，亡国的君主自认为不会亡国，然后才导致亡国；贤圣的君主自认为将要亡国，然后才达到不亡国的境界。从前汉文帝被称为贤明的君主，亲身实行节俭，恩惠下属、养育百姓，而贾谊评论他，认为天下如同倒悬，有一件事值得痛哭，两件事值得流泪，三件事值得长叹息。何况如今天下凋敝，百姓没有一石粮食的储备，国家没有终年的积蓄，外有强敌，军队在边境遭受暴虐，内兴土木工程，州郡骚动不安，如果有敌寇警报，那么我担心那些筑城劳役的士兵不能拼死抵抗敌人了。

另外，将领官吏的俸禄，逐渐被削减，与过去相比，只占五分之一；那些休假的人又断绝了粮食赏赐，本来不该缴纳赋税的人现在都要缴纳一半：这使得官府的收入比过去多了一倍，而支出的费用却比过去减少了三分之一。然而度支（财政）的日常用度，却更加经常不足，征收牛肉等小额赋税，前后相继不断。反过来推究，所有这些费用，必定有去处。况且俸禄赏赐的粮食布帛，是君主用来恩惠养育官吏百姓并为他们掌管生死的，如果现在有所废缺，这就是剥夺他们的生命了。既然得到了又失去，这是产生怨恨的地方。《周礼》规定，大府掌管九赋的财物，用来供给九式的用度，收入有其份额，支出有其去处，互不侵扰而用度各自充足。各自充足之后，才用贡赋的剩余，供给君王的玩好之物。又规定，上面使用财物，一定要考核于司会。现在陛下与之在朝廷共同治理天下的，不是三司九列的官员，就是台阁的近臣，都是心腹至交，应当无所忌讳。如果看到财政的丰缺却不敢告知，只是听从命令奔走，唯恐不能胜任，这就是平庸的臣子，不是刚直的辅佐。从前李斯教导秦二世说：“做君主却不放纵，叫做天下的桎梏。”二世采纳了他的建议，秦国因此覆灭，李斯也被灭族。所以司马迁评论他不正谏，作为世人的警戒。

○刘琨-劝进表

建兴五年，三月癸未初一，十八日辛丑，使持节散骑常侍、都督河北、并、冀、幽三州诸军事、领护军匈奴中郎将司空、并州刺史广武侯臣琨，使持节侍中、都督冀州诸军事、抚军大将军、冀州刺史、左贤王渤海公臣磾，叩头死罪上书：

臣琨、臣磾，叩头叩头！死罪死罪！臣听说上天生育众人，树立君主，用来对应天地，治理百姓。圣帝明王，鉴察到这一点。知道天地不能缺乏祭祀，所以委屈自身来供奉它。知道百姓不能没有君主，所以不得已而统治他们。社稷时局艰难，就靠亲藩来安定倾覆；郊庙祭祀或许废替，就靠宗室贤哲来继承祭祀。用来弘扬远播的风教，巩固万世的基业，自三皇五帝以来，没有不遵循这一点的。

臣琨、臣磾，叩头叩头！死罪死罪！恭敬地想到高祖宣皇帝，开创了显赫的使命。世祖武皇帝，于是建立了华夏基业，三代重光，四位圣人相继遵循轨道，恩惠泽被等同于虞舜，国运超过周朝。自从元康以来，艰难祸患频繁兴起，永嘉年间，妖气更加昏暗，皇位失去掌控，皇帝在丑恶的异族手中去世。国家的危险，如同悬挂的旗帜。依靠先帝的德行，宗庙的灵验，皇帝继承建立，旧有的制度得以振兴，授予钦敬明达，信奉聪颖智慧。玉质的品德幼年彰显，金声的声望早年振作。冢宰（宰相）摄理纲纪，百官辅佐治理，四海向往中兴的美好，众生怀有复苏的希望。不料上天不悔祸患，大灾接连降临，国家未忘危难，寇害随即兴起。逆胡刘曜，在西都放纵逸乐，敢于肆意如犬羊般，凌虐京城。臣等奉表出使回来，接着承听到西朝，在去年十一月不能坚守，主上被幽禁劫持，再次沉沦于敌营，神器流离，再次遭受荒逆的侮辱。臣每次阅览史籍，观察前代记载，厄运的极点，古今未有。如果在吃泥土长草的地方，有气息的生物，没有不捶胸断气，在街巷中号哭的。何况臣等承蒙恩宠三世，位列三公，听到消息震惊惶恐，精神魂魄飞越，既悲伤又惋惜，五种情感没有主宰，在北方边境举哀，上下泣血。

臣琨、臣磾，叩头叩头，死罪死罪！臣听说昏暗与光明交替使用，闭塞与亨通相互补救，天命没有改变，历数有所归属，有时多难以巩固邦国，有时深忧以开启圣明。齐国有无知的祸患，而小白成为五霸的首领；晋国有骊姬的灾难，而重耳主持诸侯的盟会。社稷不安定，必定有扶持其危局的人；百姓几乎灭绝，必定有继承其基业的人。恭敬地想到陛下玄妙的德行通达神明，神圣的姿态符合天地，顺应命代更替的时期，继承千年的运势。符瑞的表征，天人有征验，中兴的征兆，图谶记载垂范。自从京畿沦丧，九州崩离，天下喧哗，没有归附之心。虽然有夏遭遇夷羿，周宗遭受犬戎，也没有超过现在的。陛下安抚宁定江东，占有旧吴之地，以德行柔服，以刑罚讨伐叛乱，树立明威以震慑异类，凭借大顺以肃清宇内。纯厚的教化已经布施，那么天下归心；义理的风气已经畅达，那么远方企足追随。百官按时序治理于上，四门和睦恭敬于下。从前少康的兴盛，夏训认为是美谈；宣王的兴起，周诗认为是美好的歌咏。何况盛大的功勋感通皇天，清辉照耀四海！百姓仰望

译没有人不欢欣拥戴！凡是声威教化所及之地，谁不愿意成为臣妾呢？况且宣帝的后代，只有陛下您一人，亿万百姓所归附的对象，从来没有第二个。上天保佑大晋，必定会有君主，主持晋朝宗庙祭祀的人，不是陛下又是谁？因此近处没有异议之言，远处没有异心之望。歌颂的人无不吟咏您的美德，打官司的人无不思念您的圣德。天地交泰之际，华夏与蛮夷的情意融洽一致。独角的兽、连理的树，作为吉祥征兆的，大概有上百种；穿着冠带的中原人士、边远荒僻地区的民众，不约而同说出同样话语的，动不动就以万计。因此我们敢考察天地的意旨，顺应中原百姓的愿望，冒死奉上尊号。希望陛下保持舜、禹那样至公无私的情怀，摒弃巢父、许由那种故作清高的节操，以国家社稷为要务，不把小节放在首位；以百姓为忧虑，不把谦让当作事情。对上以安慰宗庙先帝的眷顾之情，对下以解除天下百姓翘首期盼的愿望。这就叫做在枯枝上生出繁华，在朽骨上培育丰肌。神明与百姓都能获得安宁，没有比这更幸运的了！

译臣琨、臣磾叩头再拜！死罪死罪！臣听说尊贵的帝位不可长久空缺，国家大事不可长久荒废。空缺一日，那么尊位就危险了；荒废两日，那么国家大事就混乱了。当今天下正值历代王朝衰败的末运，遭遇极凶险的时运，狡猾的敌寇窥探伺机，寻找国家的漏洞。齐地百姓动荡不安，无所依托，怎么能废弃而不顾呢？陛下即使想要犹豫徘徊，那宗庙社稷怎么办，百姓怎么办？从前晋惠公被秦国俘虏，晋国震惊害怕。吕郤等人的谋划，想要立公子圉为君，对外用来断绝敌人的野心，对内用来稳固境内百姓的人心。所以说：失去君主又有新君，群臣和睦，喜爱我们的人受到鼓励，憎恶我们的人感到恐惧。不忘前事，是后代最好的借鉴。陛下圣明如同日月，没有阴暗不被照亮的地方，深谋远虑，出自胸怀。我们不胜犬马般忧国的情怀，渴望看到人神开泰的道路。因此陈述我们的诚意，禀告给执事官员。臣等各自愧居一方重任，职务在遥远的边外，不能陪侍在宫阙庭院，共同观看盛大的礼仪，欢欣鼓舞的心情，向南瞻望没有尽头。恭敬地呈上。臣琨恭敬地派遣兼任左长史、右司马臣温峤，主簿臣辟闾训。臣磾派遣散骑常侍、征虏将军、清河太守兼任右长史、高平亭侯臣荣劭，轻车将军、关内侯臣郭穆奉表。臣琨、臣磾等叩头再拜，死罪死罪！

○江式-文字源流表

臣听说伏羲氏创制八卦，形成了卦画的形状；轩辕氏兴起，灵龟显现出色彩。古代史官仓颉观察八卦的爻象，观看鸟兽的足迹，另外创造文字，用来代替结绳记事，用书写契刻来维系事务。宣扬王者的功绩，那么百官得以有序；记载在简册上，那么万物得以明了。到了夏商周三代，字体颇有差异，虽然依据类别制定，终究没有超出仓颉的体系。所以《周礼》规定：八岁进入小学，保氏教国子六书：一是指事，二是象形，三是形声，四是会意，五是转注，六是假借。这大概是仓颉遗留的方法。等到周宣王太史史籀著《大篆》十五篇，与古文有的相同有的不同，当时的人就称之为籀书。孔子修订《六经》，左丘明叙述《春秋》，都使用古文，其意旨可以言说。后来七国各自为政，文字乖离不同。等到秦国兼并天下，丞相李斯于是奏请废除不符合秦文的字体。李斯作《仓颉篇》，车府令赵高作《爰历篇》，太史令胡母敬作《博学篇》，都采用史籀的体式，颇有删省改动，这就是所谓的小篆。于是秦国焚烧经书，清除旧典，官府狱讼繁多，为了追求简便容易，开始使用隶书，古文从此衰息了。隶书是秦始皇让下杜人程邈依附小篆创制的。世人因为程邈是徒隶，就称之为隶书。所以秦国有八种字体：一是大篆，二是小篆，三是符书，四是虫书，五是摹印，六是署书，七是殳书，八是隶书。

汉朝兴起，有尉律学，又教习籀书，又练习八体，考核成绩最优的，担任尚书史。书写简省字体不端正，就举发弹劾。又有草书，不知是谁创始，其字形虽然没有深意，也是一时的变通。汉宣帝时，召通晓《仓颉》的人，只有张敞跟随学习。凉州刺史杜业、沛人爰礼讲学，大夫秦近也能言说。汉平帝时，征召爰礼等百余人到未央宫中讲解文字，以爰礼为小学元士。黄门侍郎扬雄采集这些资料作《训纂篇》。等到王莽居摄，自认为顺应天命进行制作，大司马甄丰校订文字部门，颇加改定古文。当时有六书：一是古文，即孔子壁中书；二是奇字，即古文而有差异的；三是篆书，即小篆；四是佐书，即秦隶书；五是缪篆，用来摹印；六是鸟虫书，用来制作幡信。壁中书，是鲁恭王毁坏孔子住宅而得到的《尚书》、《春秋》、《论语》、《孝经》。又有北平侯张仓献《春秋左氏传》，书体与孔氏相似，就是前代的古文。后汉郎中扶风曹喜号称擅长篆书，稍异于李斯的方法，而非常精巧，从此以后的学者，都遵循他的方法。又诏令侍中贾逵整理旧文，各种技艺，王教的一个方面，只要有对国家有益的，无不全部汇集。贾逵就是汝南许慎古学的老师。后来许慎感叹时人喜好新奇，叹息俗儒穿凿附会，所以撰写《说文解字》十五篇，从“一”开始到“亥”结束，各有部属，可以说分类聚集，杂乱而不逾越，文质兼备，最值得论述。左中郎将陈留蔡邕采用李斯、曹喜的方法，制作古今杂形，诏令在太学立石碑，刊载《五经》，题写楷法，大多是蔡邕所书。后来开设鸿都门，书画奇能，无不云集。当时各方进献篆书，没有超过蔡邕的。

魏初，博士清河张揖著《埤仓》、《广雅》、《古今字诂》。研究《埤仓》、《广雅》，缀拾遗漏，增长事类，对于文字学也是有益的。然而他的《字诂》，与许慎的《说文》相比，古今体用，有的得当有的失误。陈留邯郸淳也与张揖相同，广开古艺，特别擅长《仓颉》、《广雅》。许氏的字指、八体、六书，精究闲理，在张揖那里有名。用书法教导诸皇子。又在汉碑西边建立《三字石经》，其文辞华美，三体再次宣扬。校勘《说文》，篆、

译隶书大同，而古字少有差异。又有京兆韦诞、河东卫觊两家，都号称擅长篆书。当时台观的匾额题字，宝器的铭文，全都是韦诞所书。他们都传授给子孙，世代称颂其精妙。晋代义阳王典祠令任城人吕忱上表进献《字林》六卷，探求其情状旨趣，依托许慎的《说文解字》，而按照偶对章句，隐晦地区别古籀文中奇异困惑的字，文字得到正隶，不违背篆书的意旨。吕忱的弟弟吕静另仿照故左校令李登《声类》的方法，作《韵集》五卷，使宫、商、角、徵、羽各为一篇，而文字与兄长相比如同鲁、卫两国（相近），音读却像楚、夏两地（不同），时常有差异。皇魏继承百王的末运，延续五代的基业。世道更替风气转移，文字发生改变，篆书字形谬误错杂，隶书体势失去真貌。俗学鄙陋的习惯，又加以凭空造作。巧言善辩之士，凭主观臆断提出疑问，在时人面前炫耀迷惑，难以厘正改易。竟说：追来为归，巧言为辩，小免为<需免>，神嵒为蚕。像这样的很多，都不符合孔氏古书、史籀《大篆》、许氏《说文》、《石经》三字。凡是关系到古文字的地方，没有不令人惆怅的。唉！文字是六经的根本，王道教化的开端，前人用来垂示今人，今人用来认识古人。

译我的六世祖陆琼，家世在陈留。晋朝初年，他与堂兄一同师从卫觊学习，精通古篆书法，以及《仓颉篇》、《尔雅》、《方言》、《说文解字》等书的义理，当时都获得了良好的声誉。后来祖父遭遇洛阳战乱，避难迁居河西，几代相传研习，这项学业因此没有衰落。世祖太延年间，沮渠牧犍归附，我的亡祖陆文威持符节回国，进献了五代传承掌管的书籍和古篆八体的书法。当时蒙受朝廷褒奖录用，被列入儒林，官职在文省任职，家族号称世代相传的学业。

等到我愚昧短浅，学识平庸浅薄，虽受家风熏陶，却只有愧色而无显耀。于是凭借六代的积累，遵循祖先的教诲，私下仰慕古人的风范，企望践行儒家的道路。请求编纂汇集自古以来的文字，以许慎的《说文解字》为主，以及孔氏的《尚书》、《五经音注》、《籀篇》、《尔雅》、《三仓》、《凡将篇》、《方言》、《通俗文》、祖文宗的《埤仓》、《广雅》、《古今字诂》、《三字石经》、《字林》、《韵集》以及诸赋中涉及六书义理的文字，按类别编排连接，文字不重复，统编为一部。其中古籀文、奇惑字、俗隶等各种字体，都排列在篆书之下，各自有所区别。训诂假借的义理，都随文解释；音读楚地、夏地的声音，都逐字标注。那些所不知道的，就空缺不填。如果蒙受允许，希望减少百家之书的阅览，而统一文字的领域。[典书秘书所需之书，请求下诏提供；并选派五位曾研习文字的学士，协助我查阅；书生各五人，专门令其抄写。侍中、黄门、国子祭酒每月一次监督，讨论疑难隐晦之处，大概没有差错。所撰写的书名，听候圣明的旨意。]

○陆贽-论两河及淮西利害状

内侍朱冀宁奉宣圣旨：因为两河地区的寇贼尚未平定消灭，又加上淮西凶恶的党羽攻打逼近襄城，您通晓古今，应当有良策，适宜详细陈述利害并密封进呈。

臣资质凡庸迟钝，见闻狭隘浅陋，幸因缺乏使者，得以佩戴冠带升任朝官。接连承受过分的恩宠，以文学侍奉左右，常常自我奋勉激励，思图报答奖遇，感激之情达到极点，也能舍身忘死。只是越职干预议论，是典章制度所禁止的；未被信任就进言，圣人不推崇。因此我循规蹈矩、沉默不语，像尸体一样居住在荣耀显贵的近臣之位，日日感到惭愧，从春天到秋天，心中虽然怀有忧虑，但言语不敢发出，这是臣的罪过，也是臣的本分。陛下天生圣德，神授英明谋略，光明照耀四方，思虑周全万事，还担心有缺失遗漏，向下咨询草野之人的意见，这是尧舜舍弃己见听从他人，喜好询问并喜好考察浅近言论的意思啊。臣每次阅读前代史书，见到开诚布公、纳谏忠言的人士，竟有泣血碎首、拉扯衣襟、折断马缰绳的，都是因为进言被拒绝，恳切忠诚激发忠义，于是至于发愤超越礼制而不能自我制止的缘故。何况现在局势危急紧迫，事情有机宜，正当圣主开怀访纳之时，没有前人触犯逆鳞、颠沛流离的祸患，倘若又向上探求微妙的旨意，担心不是悦耳之言，旁边畏惧权贵大臣，将阻碍议论，首尾担忧畏惧，前后顾盼，这是苟且迎合、曲意逢迎之徒，没有扶危救乱的意思，这是愚臣对过去痛心切齿的原因，因此不忍心在当世亲身实行。心中蕴藏忠愤，固然愿意披陈，职位在禁中，应当备顾问。承问而对，是臣的职责；坦诚无隐，是臣的忠诚。谨详细列举如下，请明主省察并全面考虑，岂止微臣独自承受容纳之恩，实在是亿万百姓的幸运，社稷的福气。臣本是书生，不习军事。私下认为霍去病，是汉朝将领中的良将。每次谈论行军用兵之道，“只看方略如何罢了，不在于学习古代兵法。”由此可知兵法没有别的，看清实情而通晓变化，那么得失可以辨别，成败可以知晓。古人之所以在樽俎之间坐筹，在千里之外制胜，就是得到了这个道理。臣才能不及古人，但颇窥其意，因此敢承诏不沉默，贸然陈述狂愚之见。伏以为克敌的关键，在于将领得到合适的人；驾驭将领的方法，在于掌握得当的权柄。将领不是合适的人，兵力虽多也不足依靠；权柄失去得当，将领虽有才能也不被任用。兵力不足依靠，与没有兵力相同；将领不被任用，与没有将领相同。将领不能驱使士兵，国家不能驾驭将领，不只是耗费钱财、玩忽寇敌的弊端，也有不收敛而自焚的灾难。自古以来祸乱的兴起，何尝不是由此而来。现在两河淮西，作为叛乱首领的，只有四五个凶人罢了。尚且恐怕其中有人旁遭误陷，内心蓄积危疑，仓促失算，形势不得停止，也未必都是处心积虑，果然作为奸逆，以僭越帝王称号称王的。何况其余众兵，大概都是被胁迫跟随的，如果知道保全生命，岂愿作恶。

如果用法律招携，用诚意悔祸，使来者必然安定，安定者必然长久，这个道理积累显著，谁不怀念？纵然有野心难驯，臣知道跟随教化的一定过半了。舞干苗格，岂止是虚言？假使四五个凶渠都禀受枭鸱之性，其下，同恶，又有十百相从，这些都是卒伍庸流，平庸下品。他们的志向喜好不过声色财货之乐，他们的材用不过蹴踘距踊之能，他们缔结盟约，则互相欺诈，以为智谋；他们御众使人，则例质妻孥，以为术数。这是盗窃偷安之伍，没有奸雄特异之资。以陛下英神，志期平壹，君臣之势不类，逆顺之理不侔，形势之大小不伦，师徒之

译敌众我寡，实力不相当。然而战争旷日持久，导致军队疲惫、耗费资财，额外的赋税不止于舟车运输，征召士兵几乎穷尽了闽地和濮地的民力。鞭打肉体、捶击骨骼，百姓在乡里呻吟哀叹，送别父亲、告别丈夫，在道路上号哭呼喊，织布机上的丝絮已经空尽，国家的财力也已耗尽，而将帅们却还说钱财不足、兵力不多，这正是微臣千思百虑也无法理解其道理的原因。不知道陛下是否曾经追问过其中的说法、考察过其中的缘由？作为陛下得力的大臣，他们每日进献意见，是否又替陛下考察过这些实情呢？臣愚昧无知，对此深感困惑，于是便过度地主观推测，擅自展开讨论。我认为战胜敌人的关键，在于将领要选对人；驾驭将领的方法，在于掌握住权柄。

译如果将领不是合适的人选，军队即使众多也不值得依赖；如果君主失去了驾驭的权柄，将领即使有才能也不会被任用。现在凭借陛下效法圣明，众将畏惧威严，虽然万无一失，但也不可不再加审察。陛下如果认为臣这番话只是空泛的理论，不足以验证，臣请再为陛下列举明显的证据，来证实前面的说法。田悦发动叛乱之初，气势旺盛力量完整，恒州、赵州、青州、齐州，互为唇齿相依。陛下特别下诏给马燧，委任他专权征讨，抱真、李〇，在声势上互相支援。当时士兵官吏畏惧法令，将领感恩戴德，都蕴藏着战胜残敌、消灭敌人的志向，没有争功邀利的祸端，所以能够屡次摧毁坚固的阵势，深入抵达穷寇的巢穴，首恶侥幸逃脱了俘虏的命运，凶徒几乎在锋刃下被杀尽。臣所以说，战胜敌人的关键，在于将领选得合适；驾驭将领的方法，在于掌握权柄得当，这就是明显的效验。田悦失败后，力量枯竭形势窘迫，而且军心离散，没有坚定的意志，趁着我们军队胜利的气势，追击逃亡残敌受伤疲惫之余，比起以前的战功，难易程度相差百倍。然而大军于是驻扎下来，残余的叛党又安定下来，此后粮饷运输日益增加，军队日益增多，到现在又过了两年，竟然没有交锋。衡量兵力，以前少而现在多；议论军资，以前微薄而现在丰厚；论及气势，以前是新集结而现在乘胜；估量攻城器械，以前是草创而现在修缮完备；计算凶党，以前强盛而现在残破；揣测敌情，以前锐利而现在受挫。然而形势因时势而变化，事情与常理相违背，应当容易反而困难，应当前进却中途停止，根本与末节趋向不同，前后方法改变，顺理成章的常道，必定不是这样。臣所以说：将领不是合适的人选，军队即使众多也不值得依赖；君主失去了驾驭的权柄，将领即使有才能也不会被任用。这是自古以来必然的效验，只是不知道现在的事实，难道不接近这种情况吗？在于陛下仔细审察并迅速补救罢了，固然不在于增加军队来制造事端，加重赋税来残害百姓，不能缓解眼前的忧患，或许还会兴起意外的祸患。百姓是国家的根本，财物是百姓的心，军队是财物的蛀虫。心受到伤害则根本受到伤害，根本受到伤害则枝干颠仆枯萎，而根基拔除了。希望陛下慎重对待，怜悯爱惜。现在战争兴起三年，可以说很久了；赋税遍及百物，可以说繁多；陛下为此夙兴夜寐，可以说忧虑勤勉；天下为此奔波劳碌，可以说疲惫不堪。而寇乱日益严重，剪灭没有期限，人心摇动不安，事变难以预测。因此用兵贵在笨拙而迅速，不崇尚巧妙而迟缓，迅速就能抓住时机，迟缓就会生出变故，这是兵法深切的告诫，往事明显的验证。

用胶去改变水的浑浊，不如澄清源头而浑浊消除得更好；扬汤止沸，不如断绝柴火而沸腾停止得更快。因此，为迅速平定而劳心的人，不如修好近处而远处自然归附；用多种方法去补救过失的人，不如改正行为而过失自然消除。如果不安定根本，而致力于补救末节，那么补救之所为，就是祸患之所起。修好近处的道理，改正行为的方法，比举一根毫毛还容易，只在于陛下认可与否罢了。倘若因为困难而难以制约，姑且致力于维持危局，那么就应当比较祸患的轻重，辨别攻守的缓急。臣认为幽州、燕州、恒州、魏州的寇贼，形势缓和而祸患轻微；汝州、洛州、荥阳、汴州的忧患，形势紧急而祸患严重。缓和的应当用计谋图谋，现在失误在于屯戍太多；紧急的应当用严密的防备，现在失误在于守御不足。为什么说这样呢？自从胡羯发动叛乱，首先起于蓟门，中兴以来，来不及铲除，利用他们投降的将领，就地安抚他们，朝廷把河朔地区置之度外，将近三十年，不是一朝一夕的急务。田悦屡次遭受失败，士气沮丧势力衰弱，苟且保全余生，不再有远大的谋略。武俊是蕃族出身，有勇无谋，朱滔是卒材，多疑少决。都受到田悦的诱骗陷害，于是狂妄出兵，事情起因没有名义，众心不附，进退惶惑，内外防备。所以才到魏州郊外，就立刻退回巢穴，意在自保，形势上没有其他图谋。加上黄河、太行山抵御其冲要，并州、汾州、〇州、潞州压制其腹地，即使想要放肆，又能做什么。

又这些地方的凶徒，互相劫持控制，紧急时合力，退却时互相憎恨，这都是苟且偷安之徒，必定没有越界侵扰的祸患，这就是臣所说的幽燕恒魏的寇贼，形势缓和而祸患轻微。李希烈残忍，乐于伤残，果断于吞噬，占据蔡州、许州富饶完整之地，增加邓州、襄州掠夺来的物资，意图毫无满足，军队尚未受挫，向东侵犯则转运将受阻，向北窥探则京城或许惊动。这就是臣所说的汝洛荥汴的忧患，形势紧急而祸患严重。代州、朔州、〇州、灵州的骑兵，是自古的精锐骑兵；上党、盟津的步兵，是当今的熟练步兵。全部这些精锐，委任给山东地区，势力分散于将领众多，财力困竭于军队广大，进攻则多年不进，防守则数倍有余，各怀顾虑，互相推诿，这就是臣所说的缓和的应当用计谋图谋，现在失误在于屯戍太多。李勉以文吏的才能，担当浚郊奔突的要冲；哥舒曜以乌合之众，面对襄野豺狼之群。陛下虽然接连派遣禁军，作为继援，屡次敕令各镇，务必协同，圣旨殷切忧虑，人们思自效命。只怕本来不是素来熟悉，命令不适宜服从，奔鲸触网，仓促难以控制，首鼠两端应对敌人，因循不前。这就是臣所说的紧急的应当用严密的防备，现在失误在于守御不足。陛下如果审察其缓急，审定其轻重，让李怀光率领军队救援襄城之围，李〇还镇作为东都的援军，汝洛既巩固，梁宋也安定。这是取有余，救不足，罢免关右的赋税

译马匹得到安抚，就能减少山东地区运送粮草的辛劳。没有骚乱，祸乱就不会产生；停止劳役，物力就能得到补充，这不仅仅是为了在危急时刻排除困难，更是为了防患于未然。征发一旦停止，守备就能巩固，足以从容观察事态发展，重新选择良策，这对于缓解动乱、解决纷争来说，也是次一等的计策。议论的人如果说：“河朔地区的群盗，还没有被消灭，倘若再减少兵力，必定会再生祸患。”这大概是喜好标新立异而不加思考的说法罢了。臣请求对此进行质问，前年讨伐叛乱之初，只有马燧、抱真、李〇三位将领而已，进攻必定攻克，作战必定胜利，这就说明兵力并非不足，这是显而易见的。等到他们迟疑停留不再前进，于是请求增加军队，于是挑选神策军的精锐士兵来接续他们，李晟就去了；还说兵力不够，再次请求增加军队，于是征调朔方全军前往，怀光就去了。几乎派遣了加倍的戍守军队，竟然没有取得丝毫功劳，这就说明军队不在于众多，这也是显而易见的。然而可以拿来作为辩解的，一定会说：“朝廷的军队虽然增加了，贼寇的势力也增强了，过去只有田悦、宝臣，现在又加上朱滔、武俊。”臣请求再次质问以堵住他们的言辞，过去的田悦、宝臣，都是积蓄锐气、酝酿阴谋，是正处猖獗状态的强盗。不久田悦战败，宝臣被消灭，虽然朱滔、武俊在前面增加，也有孝忠、日知在后面乘虚而入，这就说明贼寇的势力并不比过去更盛，朝廷的军队却比过去更多，这也是显而易见的。过去依靠太原、泽潞、河阳三位将领的军队，抵挡田悦、朱滔、武俊三股寇军的兵力，现在朱滔逃回，武俊退缩，只有田悦，在危城中苟延残喘，假使我的军队全部撤回，他也只能自守，何况留下抱真、马燧，足以观察战机进行讨伐清除，这就说明减少兵力东征，势必没有祸患，这也是显而易见的。留下他们，他们就成了吃闲饭的人；调走他们，这里就能得到坚固的屏障，化危险为安全，节省费用，一举而兼得多种利益，请陛下考虑。谨奏。

译○陆贽-奉天请数对群臣兼许令论事状

朝隐传达圣旨说：“频频阅览你的表状，劝谏我多次接见群臣，并允许他们议论政事，言辞道理恳切，深切表现出尽忠之心。我本心非常推崇真诚，也能采纳谏言，只是因为呈递密封奏章以及当面奏对的人，很少有忠良之士，大多是议论他人的长短，或者揣测我的意旨。我虽然不认为这是谗言诽谤，但一旦传出宫外，就会凭空生出是非，被当作威福的工具。我往日认为君臣一体，都不加以防备，因为推诚信而不怀疑，反而多被奸人利用。如今造成的祸害，我思考也没有其他缘故，却是失在推诚。还有谏官议论政事，很少能谨慎周密，往往自我夸耀，把过错归咎于我，以此博取名声。我从即位以来，见到奏对论事的人很多，大抵都是人云亦云，道听途说，试着加以质问，他们就理屈词穷。如果有奇才异能的人，我难道会吝惜提拔他们？我看到从前以来，事情大多如此，所以近来不多随意接见人，也不是厌倦于接纳意见，你应当深深明白这层意思。”

圣德广大，像上天一样包容，俯身怜悯狂妄愚昧之人，仍然赐予奖赏和教诲，嘉许我的恳切，视我为尽忠，即使我十分平庸驽钝，内心也实在感激受激励。知道没有不说的叫做尽，以道义侍奉君主叫做忠，这是我平素的心愿，早就以此自誓，把这作为侍奉君上的道理，把这作为报答主上的资本。有幸遇到盛世明君，得以施展真诚的愿望，既免除了罪过，又蒙受称誉，希望侍奉周旋，不敢有所懈怠。倘若陛下广泛推行这种道理，迅速遍及四方，都奖赏直率而怜悯愚昧，各自录用长处而舍弃短处，人们向往向善，谁不知道臣子呢？自然圣德更加彰显，众人的心意完全通达，我恳切的愚诚，实在就在于此。

皇上的眷顾特别深厚，详细宣示秘密旨意，全面涵盖事物规律，曲折穷尽人情世故，那对于深谋远虑、防微杜渐，固然不是常人的见识所能达到的。然而我私下认为，天子的道理，与天道相同，上天不因为地上有恶木而废弃滋生万物，天子不因为世间有小丑而废弃听取采纳意见。帝王的兴盛，没有比尧更盛的，虽然四凶在朝，但众人的议论没有停止。所以说“只有天最大，只有尧效法它。”由此可知，人有邪正贤愚，在于处理他们各得其所罢了，决不能因为忠良的人少，就缺失询问谋划和进献采纳的道理。从前有人因为噎住就废弃吃饭，又有人害怕溺水就自己沉入水中，他们那种矫枉过正、防范祸患的考虑，难道不是太过分了吗？希望陛下以此为鉴，不要因为小的疑虑而妨碍大道。我听说人们所依赖的在于诚信，诚信的建立源于真诚。内心坚守真诚，然后才能使众人不迷惑；自身存有诚信，可以教导人们不欺骗。只有诚信，有补益而无损失。一旦不真诚，内心就无法保持；一旦不诚信，言语就无法实行。所以圣人重视它，认为食物可以去掉而诚信不可失去。又说“真诚是事物的始终，不真诚就没有事物。”事物就是事，说不真诚就不再有事了。普通人如果不真诚，就不再有事，何况王者依靠人们的诚信来巩固自己，难道可以不真诚待人吗？陛下所说的因失于诚信而导致祸害的话，我私下认为这话过分了。孔子说：“可以和他说话却不和他说话，是失人；不可以和他说话却和他说话，是失言。智者不失人，也不失言。”由此推论，陛下可以审慎地对待所说的话，而不能不谨慎；相信所兴起的事，而不能不真诚。海中的禽鸟极其微小，尚且能识别真情与虚伪，有灵性的生物，固然难以欺骗。前代史书所说大众至愚而神，大概是因为那些无知的人，有时昏庸有时鄙陋，这看起来像愚昧。

然而上面的得失没有不辨别的，上面的好恶没有不知道的，上面所秘密的没有不传播的，上面所做的没有不效仿的，这看起来像神奇。所以用智术驾驭他们，人们就会欺诈；表现出怀疑，人们就会懈怠；不用礼节接待，那么遵循道义的心意就会轻视；不用恩惠抚慰，那么效忠的情意就会淡薄。上面施行，下面就会跟随；上面给予，下面就会回报，像回声响应声音，像影子跟随标杆。标杆歪斜影子就弯曲，声音淫邪回声就邪恶，怀着鄙陋欺诈之心却要求神色不显露，神色显露却要求观看的人不辨别，观看的人辨别却要求大众不迷惑，大众迷惑却要求叛乱不发生，从古到今，从来没有得到过的。所以“只有天下最真诚的人，才能充分发挥自己的本性；能充分发挥自己的本性，就能充分发挥众人的本性。”如果对自己不能尽善而希望别人尽善，众人必定欺骗而不顺从；以前不真诚却说以后真诚，众人必定怀疑而不信任。现在四方有不忠于国家的人，陛下就兴师讨伐他们；臣民有亏失信义于君主的人，陛下就发令诛杀他们。有关部门顺从命令诛杀而不敢放纵宽恕，大概是因为陛下所具有的，是责备他们所没有的缘故。如果陛下不识事物，不信任人，人们就会有借口，怎么能导致讨伐？由此可知诚信的道理，不可片刻离开身体，希望陛下谨慎坚守并更加施行，恐怕这不是应该后悔的。我听说《春秋传》说：“人谁没有过错，过错能改正，善莫大焉。”《易经》说：“日日更新叫做盛德。”《礼记》说：“德行日日新，日日新，又日日新。”

《尚书·商书》中仲虺叙述成汤的德行说：“用人只靠自己，改过不吝惜。”《诗经·周诗》中吉甫赞美宣王的功绩说：“天子的职责有缺失，只有仲山甫能弥补它。”《礼记》、《易经》、《春秋》，是百代不可更改的经典，都不以无过错为美，而认为大善盛德，在于改过日日更新。成汤是圣君，仲虺是圣辅

译用圣明的辅佐来赞扬圣明的君主，不称赞他没有过错，而是称赞他改正过错。周宣王是中兴的贤明君主，吉甫是文武双全的贤良臣子，用贤臣来歌颂贤主，不赞美他没有缺失，而是赞美他弥补缺失。这就是圣贤的心意，非常显著明白，只把改正过错看作才能，不把没有过错看作可贵。大概是因为人的行为，必定会有过失差错，上智下愚，都不能避免。智者改正过错而向善，愚者以过错为耻却坚持错误，向善则他的德行日日更新，这就叫君子；坚持错误则他的恶行日益积累，这就叫小人。所以听到道义能改变的人，是常情所难以做到的，听从劝谏不固执己见，是圣人所推崇的。至于赞扬君主的德行，歌颂君主的功能，有的以改正过错不吝惜为言论，有的以有缺失能弥补为美好。中古以后，淳朴的风气逐渐衰微，臣子既然崇尚阿谀，君主也自认为圣明。掩盖盛德而行狭小之道，于是就有了入朝则膝行进言，出朝则诡辩言辞的态势兴起了。奸邪由此滋生，善行由此受阻，帝王的意志由此迷惑，谗臣的罪过由此产生，谄媚之道一旦施行，危害就非常严重了。

译太宗文皇帝卓越超群，古今罕见，自身清明，再次施展圣明的谋略，消除汉代的弊端，以虚心接受意见作为治国的根本，以直言进谏作为国家的荣耀。对于当面驳斥、在朝廷上争辩的人，必定收敛雷霆之怒，并明确表示将采纳其意见；对于上书献议的人，必定克制个人的私欲，并亲手颁布诏书予以褒扬。因此能够有过失必定知道，知道必定改正，在位时成就了太平盛世，去世后与尧舜齐名。假如太宗顺从平庸君主的常情，拘泥于世俗的浅见，听到过错就羞愧自己的短处，接受劝谏又害怕别人知道，那么即使有追求治世的心，也一定没有拯救时代的功效；即使有悔改过错的意愿，也一定没有听从劝谏的名声。这就是听取采纳的实质没有不同，但隐微与显见的情态稍有差异，在利弊得失之间，已经如此悬殊，更何况不及中等才能、固执己见、凌驾于众人之上，以坚持错误、拒绝劝谏的人，谁不危险呢！况且太宗有经纬天地的文治，有平定祸乱的武功，有亲身践行仁义的德行，有成就太平的功绩，他的美好功业和光辉，可以说是极盛了。然而人们至今传颂赞美，认为他的道德超越前古，恩泽惠及无穷，这是因为听从劝谏、改正过错排在首位。由此可知，劝谏而能听从，有过错而能改正，帝王的美德，没有比这更大的了。陛下所说的“谏官议论政事，很少谨慎周密，往往自我夸耀，把过错归咎于我”，我认为不周密、自我夸耀，确实不是忠厚，但对于圣德，本来也没有损害。

陛下如果采纳劝谏而不违背，那么流传开来正好增加美德；陛下如果违背劝谏而不采纳，又怎么能禁止它不流传呢。希望以贞观年间的旧事作为楷模，使太宗的风范功业，在圣明的时代重新发扬光大，恐怕不能说这是归咎过错，从而阻断直言进谏的道路。我听说虞舜考察浅近的话，所以能成就圣明的教化；晋文公听取民间的歌谣，所以能发扬霸业的功绩。《大雅》中有“向割草打柴的人咨询”的话，《洪范》中有“与平民百姓商量”的意义。这就是圣贤治理天下，务必咨询众人的心意，不敢忽视细微之处，不敢轻慢鳏寡之人。虚夸无验的话不一定采用，质朴合理的话不一定违背，顺从自己心意的话不一定正确，违背自己心意的话不一定错误，与众不同的人不一定对，与众人相同的人不一定错，言辞笨拙但见效快的不一定愚笨，言语甜美化但利益重大的不一定明智。这些都是用事实来考察，用长远来思考，其运用没有别的，只在于善的地方，这样就可以穷尽天下的道理，看清天下人的心意。人的常情，很少能不迷惑的，大抵被所相信的蒙蔽，被所怀疑的阻碍，被所轻视的忽略，被所欲望的沉溺。相信偏颇，就听信言语而不考察其实质，于是产生过分的言论；怀疑太深，即使真实也不听其言语，于是产生失实的听闻；轻视其人，就遗漏其可重视的事；贪求其事，就保留其可抛弃的人。

这都是放纵私心，不考察皇上的准则，以此来损害天下的道理，以此来失去天下人的心意。所以常情所轻视的，正是圣人所重视的，谋划长远的人先在近处验证，致力于大事的人必定在细微处谨慎，关键在于广泛采纳并审慎地运用其中道，本来不在于羡慕高远而喜好奇异。

陛下所说的“近来看到奏对议论政事，都是雷同道听途说”，我私下认为众多的议论，足以看出人情，一定有可行的，也有可畏的，恐怕不应该一概轻视，而不省察采纳。陛下又说试着加以质问，他们就“理屈词穷”，我私下认为陛下虽然使他们理屈词穷，但没有穷尽其中的道理，能让他们口服，但没有让他们心服。怎么知道是这样呢？我每次读史书，看到乱世多治世少，因而心怀感叹，尝试思考。私下认为做臣下的没有不愿意忠诚的，做君上的没有不追求治世的，然而臣下常常苦于君上不治世，君上常常苦于臣下不忠诚，像这样为什么呢？是因为双方情意不通的缘故。臣下的情意没有不愿意通达给君上的，君上的情意没有不想知道臣下的。然而臣下常常苦于君上难以通达，君上常常苦于臣下难以知晓，像这样为什么呢？是因为九种弊端没有去除的缘故。所谓九种弊端，君上有六种，臣下有三种。喜欢胜过别人，以听到过错为耻，逞口舌之利，炫耀聪明，严厉威严，任性固执：这六种，是君上的弊端。阿谀奉承，观望犹豫，畏惧懦弱：这三种，是臣下的弊端。君上喜欢胜过别人，必定甘于谄媚的言辞；君上以听到过错为耻，必定忌讳直率的劝谏。像这样，那么臣下中阿谀奉承的人顺从旨意，而忠实的言语就听不到了。君上逞口舌之利，必定强词夺理而用言语折服别人；君上炫耀聪明，必定主观臆断而用诈术对待别人。像这样，那么臣下中观望犹豫的人自求方便，而切磋琢磨的言辞就不尽说了。君上严厉威严，必定不能放下情面来接待事物；君上任性固执，必定不能归咎自己来接受规劝。像这样，那么臣下中畏惧懦弱的人逃避罪责，而情理的说法就不申明了。凭借地域的广大，百姓的众多，宫阙的深重，高低的隔阂，从士大夫以上，能看见至尊光辉景象的人，超过亿兆却没有一个。在能看见的人中，能接触言论议论的人，又千万中没有一；有幸能接触的，还有九种弊端存在于其间，那么上下之间的情意，所通达的就很少了。

君上的情意不通达给臣下，那么人就迷惑；臣下的情意不通达给君上，那么君主就怀疑。怀疑就不采纳他们的诚意，迷惑就不听从他们的命令。诚意不被采纳，就用悖逆来应对；命令不被听从，就施加刑罚。臣下悖逆君上刑罚，不失败还等待什么！这就是使乱世多治世少，从古以来就是这样。考察他们的初心，不一定淫乱暴虐，也在于双方情意相互阻碍，逐渐导致失误，以至于艰难的地步。从前关龙逄被杀而夏朝灭亡，比干被剖心而殷朝灭亡，宫之奇离去而虞国失败，屈原被放逐而楚国衰败。

我认为

译夏、殷、虞、楚的君主，如果知道这四位贤臣竭尽忠诚，必定不会诛杀抛弃他们；如果知道这四位贤臣可以任用，必定不会违背拒绝他们。

译之所以达到忍心伤害而断绝关系的程度，大概是因为认为他的话不值得采纳，他的心不值得信任的缘故。四位贤臣既然离去，四位君主也陷入危险，由此可见，进言固然困难，听言也不容易。赵武言语迟钝却成为晋国的贤臣，周勃木讷却成为汉朝的元辅。公孙弘上书议论政事，皇帝用十条策略诘难他，他一条也答不上来，等到他担任宰相，最终有了能干的声誉。周昌向君主进谏，因口吃不能应对诏问，于是说：“我口虽然不能说话，心里知道这是不可行的。”由此可见，口齿伶俐的人，做事或许不诚实；言辞屈辱的人，道理或许并未穷尽。人心难以测知，连尧舜都以此为忧，怎么可以凭一次应答、一次诘问，就认为穷尽了他们的才能呢？用这种方式来考察天下人的实情，固然多有不实；用这种方式来轻视天下的士人，必定会有遗漏的人才。臣因此私下忧虑陛下虽然穷尽了他们的言辞，却没有穷尽他们的道理；能够折服他们的口，却没有折服他们的心。确实是有原因的。

古代的王者，睁开四只眼睛，通达四方听觉，大概是想要使幽微压抑的声音必定通达，并且希望听到自己的过错。在面前垂下旒旒，在侧边塞上丝绵，大概是厌恶视听过于明察，唯恐彰显别人的过失。降及末世，则与此相反。聪明不致力于通晓物情，视听只用来窥探罪过和祸端，与众人的愿望相违背，与大道相背离，于是人们互相以言辞相尚，互相以智巧相示，互相以欺诈相冒犯，而君臣之间的道义就淡薄了。凭借陛下本性包含仁圣，心意致力于和谐，却使至高的道理未能信服于人，臣私下为陛下在前代圣贤面前感到羞愧。古人之所以有以君主不如尧舜为耻的说法，大概也是出于这种心意吧？想要治理天下，却不致力于赢得人心，那么天下固然无法治理。致力于赢得人心，却不勤于接待下属，那么人心固然无法赢得。致力于勤于接待下属，却不辨别君子和小人，那么下属固然无法接待。致力于辨别君子和小人，却厌恶他们言辞过分，喜欢他们顺从自己，那么君子和小人固然无法辨别。迎合取悦，对人的利益极大；冒犯君颜招致怨恨，对人的祸害极大。居于上位的人如果减轻这种祸害而用美好的利益来利导他们，还担心忠诚的劝告不够急切，何况有疏远隔阂而不接待，又有猜忌而加以损害的情况呢。上天生育众人，本来是为了国家，人有口，不能没有言论；人有心，不能没有欲望。言论不能向上通达，那么怨恨就会在下面积聚；欲望不归向善道，就会聚集于邪路。圣人知道众人不能用强力来制服，所以树立诽谤木，陈列谏鼓，设置争臣的职位，设立采诗的官员，来宣泄他们的言论。

尊崇礼义，安定诚信，加厚对贤能者的奖赏，拓宽功利之路，来引导他们的欲望。使上位者不至于过分，下位者不至于困穷，那么人心怎么能背离，动乱的征兆从哪里产生？古代无为而治的人，大概都是由此出发的吧！如果有治理的意思，却不知道方法；如果知道方法但心意不专一，那么得失各占一半，天下的治乱，就难以预知了。如果又违背大道而凭主观臆断，抛弃众人而独断专行，认为欲望可以放纵，认为众人可以欺骗，认为专断没有伤害，认为咨询谋划没有益处，认为阿谀奉承是忠顺，认为进谏劝止是狂妄愚蠢，认为进用善人是结党营私，认为嫉恨恶人是嫌忌，认为多疑是驾驭下属的手段，认为深察是洞察事物的明智，治理的道理完全背离，国家的颠覆危险，立刻就可以等待到了。

治理与动乱的警戒，前代圣贤已经详尽地论述了；安危的效果，历代已经尝试过了。旧有的典章都在，殷商的鉴戒足以征引，至于措施和施行，在于陛下明智地选择罢了。伏愿陛下广开接待下属的道路，开启奖赏善行的门路，宏大的胸怀接纳谏言，勉励推诚的美德。在接待下属方面，用礼节对待他们，用温和温暖他们，虚心听取他们的言论，端正心意详细考察他们的道理，不凭借口齿伶俐来驾驭人，不凭借自以为明察来眩惑自己，不凭借先觉自诩为能，不凭借主观揣度自诩为智，不显露好恶来招致谄媚，不大声疾色来显示威严。就像悬挂的权衡，不人为地改变轻重，所以轻重自然分辨，没有欺诈的可能。就像设置的水镜，没有区分美丑的意图，而美丑自然彰显，没有人可以抱怨。有冒犯君颜直言敢谏的人，奖赏并亲近他；有巧言令色奸佞的人，疏远并斥退他。自然万物没有壅塞之情，言论不随便进献，君子的道义逐渐增长，小人的态势日渐消亡，何必担忧缺少忠良，何必有作威作福，何必患得患失于妄说是非？这样，接待下属的要领就完备了。在奖赏善行方面，追求它好像来不及，使用它担心不周全，就像木匠任用木材，曲直应当区分；就像大海归集水流，洪大和细微必定容纳。能处理小事就安排小官，建立大功就报答以大利，不忌惮怨恨，不回避亲信，不挑剔瑕疵，不要求完美，不因人的缺点而废弃举荐，不因自己的标准而排斥他人。听说他有才能必定用事务来试验，能胜任事务才晋升他的官阶，自然没有不被任用的才能，也没有不真实的举荐。这样，奖赏善行的道理就得到了。在接纳谏言方面，以弥补过错为心意，以求取过错为急务，以能改正过错为善，以能听到过错为明。所以谏言多，表明我能喜好；谏言直，显示我能贤明；谏言狂妄诬蔑，表明我能宽恕；谏言泄露，彰显我能听从。具备其中任何一点，都是盛德。这就是君主与谏言者互相受益的道理。谏言者有爵位奖赏的利益，君主也有治理安定的利益；谏言者得到进谏劝止的名声，君主也得到采纳的名声。然而即使谏言者有失中之处，而君主没有不美好的。唯恐直言不切，天下不能听闻，这样，接纳谏言的德行就光大了。在推诚方面，在于彰显信用，在于任用人才。彰显信用不致力于尽言，所珍贵的是说出话就可以兑现；任用人才不可以没有选择，所珍贵的是已经选择

译这样就不会产生怀疑。说话必定真诚，然后才可以要求别人听从命令；任用必定专一，然后才可以要求别人取得成功。诚信一旦亏损，那么百事没有不出现差错的；猜疑二心一起，那么群臣没有不忧虑恐惧的。因此，言语有时不合宜，可以引咎自责以改正言语，而不可以苟且敷衍；任用有时不恰当，可以寻求贤人来替代其职位，而不可以猜疑。像这样，推诚待人的道义就使人信服了。微臣之所以屡屡冒犯圣听而不能自我克制的原因，大概是因为陛下有拯救动乱的志向，但多难的局面尚未平定；有致力于治理的诚意，但各项功业尚未完成；有尧舜那样聪明的德行，但尚未光照天下；有像天地那样包容宏大的气量，但尚未广泛接纳众人的情感。

译所以臣常常在半夜静思，无不暗自叹息而深感惋惜。假如陛下拥有帝位却没有必定推行的志向，拥有志向却没有能够实现的资力，那么臣本来就会随波逐流，何必如此急切地进言呢。希望陛下详细省察所缺失的地方，迅速推行应当做的事，使天下人的心归附，成就中兴的大业，这是臣的愿望，是亿万百姓的福气，也是宗庙社稷无穷的幸福。恭敬地奏报。

●卷十三·奏议之属三

○陆贽-奉天请罢琼林大盈二库状

右。臣听说“制定法度如果宽厚，它的弊端还只是贪婪；制定法度如果贪婪，弊端将怎么挽救？”向人显示道义，祸患还只是自私；向人显示自私，祸患必定难以消除。所以圣人建立教化，轻视财货而尊重谦让，远离私利而崇尚廉洁。天子不过问财货的有无，诸侯不谈论数量的多少，拥有百辆兵车的贵族之家，不蓄养聚敛财货的臣子。这难道都是能够忘记贪求财货的心吗？实在是害怕财货滋生在人的心中而开启祸端，伤害风化教化而扰乱国家罢了。因此致力于聚敛而增加府库积蓄的，是普通人的富有；致力于散发财货而收服百姓人心的，是天子的富有。天子所做的事，与天道相合，使万物生长养育，却不依赖它们；使万物成熟收获，却不私占它们。用道义来支配万物，浑然忘却私情，获取不算是贪婪，散发不算是浪费，从体制上说则博大，从方法上说则精微。又何必破坏公正的法度，推崇聚积私人的财货，降低至尊的身份去代替有关部门的职守，辱没万乘之尊去效仿普通人的储藏。亏损法度失去人心，引诱奸邪聚集怨恨，用这样的制度来处理事务，难道不是过分了吗！现在的琼林、大盈二库，自古以来都没有这种制度，根据老辈人的说法，都说创制于开元年间。

权贵大臣贪图权力，装饰巧言来讨好皇帝，于是说“郡县贡赋的用途，何不各自区分？税收应当委托给有关部门，用来供给经常性的开支，进贡的物品应当归于天子，用来满足私人的需求。”唐玄宗听了很高兴，新设了这两个库。放纵心意、奢侈欲望，从这里萌芽。等到失去国家，最终用来引诱敌寇。《礼记》说：“违背道义得来的财物，必定违背道义地失去。”难道不是明显的效验吗！陛下即位之初，致力于遵循治理之道，切实推行节约俭朴，斥退疏远贪婪之人。虽然内库原有的储藏，没有归还给太府寺，但各地额外的进献，不进入宫禁，清风肃然，天下发生巨大的变化。议论的人都认为汉文帝退回千里马、晋武帝焚烧狐裘的事迹，又在当今出现了。近来因为敌寇叛逆扰乱常道，皇帝车驾外出避难，既然处于忧患危难的时运，应当增加警惕勉励的诚意。臣昨天奉命出使军营，出游行宫，忽然看见右廊下面，挂牌列出了两个库的名称，恐惧惊讶，不知道这是什么缘故。为什么呢？京城道路尚且阻塞，军队正忙于战事，百姓伤痛呻吟的声音，抚慰尚未停止，忠勤战守的功劳，赏赐尚未实行，而各道进贡的珍宝，却迅速私藏到别的库中，万众瞩目，谁能不放在心上。私下揣测军心，或许产生不满，试着询问驿馆的官吏，兼且采集路上的言论，果然如所担忧，积怨已经非常深重。有的愤怒表现在诽谤上，有的暗中编造歌谣，颇含有思谋作乱的情意，也有后悔效忠的意思。由此可知，世俗昏庸鄙陋，讥讽愚昧不分高低，不能用尊贵至极的地位来压制，而可以用真诚道义来感动。不久前六军刚投降，各种物资没有储备，对外抵御凶恶的敌人，对内防备危险的城墙，昼夜不停，将近五十天。寒冷饥饿交相侵袭，死伤的人互相枕藉，拼死同心协力，最终平定了巨大的艰难。实在是因为陛下不厚待自身，不私求欲望。断绝甘美的食物与士兵同甘共苦，停止进食来犒劳有功之人。没有严厉的管制而人不离散，是因为心怀感激；没有丰厚的赏赐而人不怨恨，是因为一无所有。现在围攻已经解除，衣食已经丰足，而歌谣正兴起，军心稍显阻滞。难道不是因为勇武之人恒常的本性，喜好财货夸耀功劳，他们的患难既然与他们共同担忧，而喜好快乐却不与他们共享利益，如果不安于沉默，怎能没有怨恨叹息？这是常理，本来不足奇怪。《礼记》说：“财物散发则百姓聚集，财物聚积则百姓离散。”难道不是深刻的鉴戒吗！众怒难以承受，积蓄的怨恨终究会发泄，祸患难道只是人心离散而已，还将担心有勾结奸邪鼓动叛乱，触犯法纪而强行夺取的人啊。

国家做事，以公共利益为心的，人一定乐意跟从；以私奉为心的，人一定厌恶而背叛。所以燕昭王修筑黄金台，天下称赞他的贤德；殷纣王制作玉杯，百代传扬他的恶行。大概是为别人和为自己不同啊。

周文王的猎场百里，当时人们嫌它太小；齐宣王的猎场四十里，当时人们嫌它太大：大概是共享利益与独占利益不同啊。

作为君主的人，应当明察这个道理，洗涤自己的心灵，奉行“天无私覆、地无私载、日月无私照”的三无私，来统一众人。有人不遵从，于是使用刑罚，那么宣扬利益而禁止私欲，是天子用来治理天下的工具。放弃这些不致力，而堵塞利益实行私欲，想要人不贪婪是不可能的。现在这两个库，是珍宝钱币归集的地方，不归度支管辖，这是实行私欲。不供给经费，不是宣扬利益。人心离散怨恨，不也是应该的吗！智者趁着危险建立安定，明者纠正过失成就德行。凭借陛下天资英明圣哲，如果加上见到善行必定迁善，这将把积蓄的怨恨转化为感恩，把过错转化为恰当，迅速消灭残余的敌人，永远流传宏大的名声，容易得像转动圆规一样，指顾之间就可以达到。然而事情有不可预知的，只在于陛下实行与否罢了。能实行就安定，不能实行就危险；能实行就成就德行，不能实行就失去道义。这是必定不变的道理，希望陛下谨慎对待珍惜对待。陛下如果真的能就近回想重围中的深重忧患，追念警戒平日居安时的专断欲望，器具用品取足即可，不在过于丰裕，衣食所安，必定分给下属，凡是二库中的财货，全部命令拿出赏赐给有功之人，坦荡地表明胸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