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书·势第二十七章
者于前，所以惧生者于后也。宜乎万世无穷，王祀夫子，报德报功之无尽焉！
译使后来的人在前者面前感到敬畏，是为了让后来的人对前者产生畏惧之心。因此，千秋万代无穷无尽，君王祭祀孔子，报答他的恩德与功绩是永无止境的！
通书·孔子下第三十九
道德高厚，教化无穷，实与天地参而四时同，其惟孔子乎？
通书·蒙艮第四十
童蒙求我，我正果行，如筮焉。筮，叩神也，再三则渎矣，渎则不告也。我正果行，如筮焉。筮，叩神也，再三则渎矣，渎则不告也。山下出泉，静而清也。汨则乱，乱不决也，慎哉，其惟时中乎！艮其背，背非见也；静则止，止非为也，为不止矣。其道也深乎！
○张载-西铭
乾称父，坤称母；予兹藐焉，乃混然中处。故天地之塞，吾共体；天地之帅，吾其性。民吾同胞，物吾与也。大君者，吾父母宗子；其大臣，宗子之家相也。尊高年，所以长其长；慈孤弱，所以幼吾幼。圣其合德，贤其秀也。凡天下疲癃残疾、惸独鳏寡，皆吾兄弟之颠连而无告者也。于时保之，子之翼也；乐且不忧，纯乎孝者也。违曰悖德，害仁曰贼；济恶者不才，其践形，唯肖者也。知化则善述其事，穷神则善继其志。不愧屋漏为无忝，存心养性为匪懈。恶旨酒，崇伯子之顾养；育英才，颍封人之锡类。不弛劳而底豫，舜其功也；无所逃而待烹，申生其恭也。体其受而归全者，参乎！勇于从而顺令者，伯奇也。富贵福泽，将厚吾之生也；贫贱忧戚，庸玉女于成也。存，吾顺事，没，吾宁也。
○张载-东铭
戏言出于思也，戏动作于谋也。发乎声，见乎四支，谓非己心，不明也；欲人无己疑，不能也。过言非心也，过动非诚也。失于声，缪迷其四体，谓己当然，自诬也；欲他人己从，诬人也。或者以出于心者归咎为己戏，失于思者自诬为己诚，不知戒其出汝者，归咎其不出汝者，长傲且遂非，不知孰甚焉！
○司马光-汉中王即皇帝位论
天生烝民，其势不能自治，必相与戴君以治之。苟能禁暴除害以保全其生，赏善罚恶使不至于乱，斯可谓之君矣。是以三代之前，海内诸侯，何啻万国，有民人、社稷者，通谓之君。合万国而君之，立法度，班号令，而天下莫敢违者，乃谓之王。王德既衰，强大之国能帅诸侯以尊天子者，则谓之霸。故自古天下无道，诸侯力争，或旷世无王者，固亦多矣。秦焚书坑儒，汉兴，学者始推五德生、胜，以秦为闰位，在木火之间，霸而不王，于是正闰之论兴矣。及汉室颠覆，三国鼎跱。晋氏失驭，五胡云扰。宋、魏以降，南北分治，各有国史，互相排黜，南谓北为索虏，北谓南为岛夷。朱氏代唐，四方幅裂，朱邪入汴，比之穷、新，运历年纪，皆弃而不数，此皆私己之偏辞，非大公之通论也。
臣愚诚不足以识前代之正闰，窃以为苟不能使九州合为一统，皆有天子之名，而无其实者也。虽华夷仁暴，大小强弱，或时不同，要皆与古之列国无异，岂得独尊奖一国谓之正统，而其馀皆为僣伪哉！若以自上相授受者为正邪，则陈氏何所授？拓跋氏何所受？若以居中夏者为正邪，则刘、石、慕容、苻、姚、赫连所得之土，皆五帝、三王之旧都也。若有以道德者为正邪，则蕞尔之国，必有令主，三代之季，岂无僻王！是以正闰之论，自古及今，未有能通其义，确然使人不可移夺者也。
臣今所述，止欲叙国家之兴衰，著生民之休戚，使观者自择其善恶得失，以为劝戒，非若《春秋》立褒贬之法，拔乱世反诸正也。正闰之际，非所敢知，但据其功业之实而言之。周、秦、汉、晋、隋、唐，皆尝混壹九州，传祚于后，子孙虽微弱播迁，犹承祖宗之业，有绍复之望，四方与之争衡者，皆其故臣也，故全用天子之制以临之。其馀地丑德齐，莫能相壹，名号不异，本非君臣者，皆以列国之制处之，彼此钧敌，无所抑扬，庶几不诬事实，近于至公。然天下离析之际，不可无岁、时、月、日以识事之先后。据汉传于魏而晋受之，晋传于宋以至于陈而隋取之，唐传于梁以至于周而大宋承之，故不得不取魏、宋、齐、梁、陈、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年号，以纪诸国之事，非尊此而卑彼，有正闰之辨也。昭烈之汉，
译通书·孔子下第三十九
道德崇高深厚，教化没有穷尽，确实与天地并立而与时令相同，这大概只有孔子吧？
通书·蒙艮第四十
童蒙向我求教，我端正果决地行动，就像占卜一样。占卜，是叩问神明，再三询问就是亵渎了，亵渎了神明就不会告知。我端正果决地行动，就像占卜一样。占卜，是叩问神明，再三询问就是亵渎了，亵渎了神明就不会告知。山下涌出泉水，安静而清澈。搅动就会混乱，混乱就无法决断，要谨慎啊，大概只有把握时机、合乎中道才行吧！艮卦止于背部，背部不是用来观看的；安静就能停止，停止不是有所作为，有所作为就不能停止了。它的道理多么深远啊！
○张载-西铭
乾天称为父，坤地称为母；我如此渺小，却浑然处于天地之间。所以充塞于天地的，是我的身体；统帅于天地的，是我的本性。百姓是我的同胞，万物是我的伙伴。天子，是我父母家的长子；那些大臣，是长子家中的家臣。尊敬年高者，是为了尊长我的长辈；慈爱孤弱，是为了爱护我的幼辈。圣人契合天德，贤人是其中的优秀者。凡是天下那些疲病残疾、孤苦无依、鳏夫寡妇，都是我兄弟中遭遇困顿而无处申诉的人。在这个时候保护他们，是子女的辅佐；快乐而不忧虑，是纯粹的孝行。违背天理叫做悖德，伤害仁义叫做贼害；助长恶行的人没有才能，那些践行形体、只有像样的人罢了。懂得变化就能善于记述其事，穷尽神妙就能善于继承其志。在隐蔽处也不愧怍叫做不辱没祖先，存养心性叫做不懈怠。厌恶美酒，是崇伯子顾念养育之恩；培育英才，是颍封人恩泽及于同类。不放松劳苦而达到安乐，是舜的功绩；无处逃避而等待烹杀，是申生的恭敬。体会所受于天而归于完整，是曾参啊！勇于顺从而服从命令，是伯奇啊。富贵福泽，是将要厚待我的生命；贫贱忧戚，是用来成就你的美玉。活着，我顺从天命行事；死去，我安宁地离去。
○张载-东铭
戏言出于思考，戏动出于谋划。发出声音，表现在四肢，说不是自己的本心，是不明白；想要别人不怀疑自己，是做不到的。过分的言语不是本心，过分的举动不是真诚。失误于声音，迷乱于四肢，说自己理所当然，是自欺；想要别人顺从自己，是欺人。有的人把出于本心的归咎为自己戏弄，把失误于思考的自欺为真诚，不知道警戒那些出于自己的，归咎那些不出于自己的，助长傲慢且遂行错误，不知道哪种更严重！
○司马光-汉中王即皇帝位论
上天生育众民，他们的势态不能自我治理，必定相互拥戴君主来治理他们。如果能禁止暴乱、消除祸害以保全他们的生命，奖赏善行、惩罚恶行使不至于混乱，这就可以称为君主了。因此三代之前，海内诸侯，何止万国，有民众、社稷的，通称为君主。统合万国而君临之，制定法度，颁布号令，而天下没有人敢违抗的，才称为王。王的德行衰微，强大的国家能率领诸侯以尊崇天子的，就称为霸。所以自古以来天下无道，诸侯力争，有时隔代没有王者，本来也很多。秦朝焚书坑儒，汉朝兴起，学者开始推演五德相生相胜，把秦朝当作闰位，在木火之间，是霸而不是王，于是正闰的议论兴起了。等到汉朝倾覆，三国鼎立。晋朝失去控制，五胡纷扰。宋、魏以后，南北分治，各有国史，互相排斥，南朝称北朝为索虏，北朝称南朝为岛夷。朱温取代唐朝，四方分裂，朱邪入汴，比照穷、新，运历年纪，都弃而不数，这都是私己的偏辞，不是大公的通论。
臣愚笨确实不足以识别前代的正闰，私下认为如果不能使九州合为一统，都有天子的名号，而没有其实。虽然华夷仁暴，大小强弱，有时不同，但都与古代的列国没有区别，怎么能单独尊奖一国称为正统，而其余都称为僭伪呢！如果以自上相授受者为正，那么陈氏从哪里授受？拓跋氏从哪里接受？如果以居中夏者为正，那么刘、石、慕容、苻、姚、赫连所得的土地，都是五帝、三王的旧都。如果以有道德者为正，那么小国，必有令主，三代之末，岂无僻王！所以正闰的议论，自古及今，没有能通晓其义，确然使人不可移夺的。
臣现在所述，只想叙述国家的兴衰，著录生民的休戚，使观者自己选择其善恶得失，作为劝戒，不像《春秋》立褒贬之法，拔乱世反诸正。正闰之际，不敢知晓，但据其功业之实而言之。周、秦、汉、晋、隋、唐，都曾统一九州，传位给后代，子孙虽然微弱播迁，还继承祖宗之业，有绍复之望，四方与之争衡者，都是其故臣，所以全用天子之制以临之。其余地丑德齐，莫能相壹，名号不异，本非君臣者，都以列国之制处之，彼此钧敌，无所抑扬，庶几不诬事实，近于至公。然而天下离析之际，不可无岁、时、月、日以识事之先后。据汉传于魏而晋受之，晋传于宋以至于陈而隋取之，唐传于梁以至于周而大宋承之，所以不得不取魏、宋、齐、梁、陈、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年号，以纪诸国之事，非尊此而卑彼，有正闰之辨也。昭烈之汉，
虽云中山靖王之后，而族属疏远，不能纪其世数名位，亦犹宋高祖称楚元王后，南唐烈祖称吴王恪后，是非难辨，故不敢以光武及晋元帝为比，使得绍汉氏之遗统也。
译虽然说是中山靖王的后裔，但宗族关系疏远，无法记载其世代名称和官位，这也如同宋高祖自称是楚元王的后代，南唐烈祖自称是吴王李恪的后代一样，是非难以分辨，因此不敢将光武帝和晋元帝与之相比，从而认为他们能够继承汉朝的遗统。
○苏洵-易论
圣人之道，得礼而信，得《易》而尊。信之而不可废，尊之而不敢废，故圣人之道所以不废者，礼为之明而《易》为之幽也。生民之初，无贵贱，无尊卑，无长幼，不耕而不▯，不蚕而不寒，故其民逸。民之苦劳而乐逸也，若水之走下。而圣人者，独为之君臣，而使天下贵役贱；为之父子，而使天下尊役卑；为之兄弟，而使天下长役幼；蚕而后衣，耕而后食，率天下而劳之。一圣人之力固非足以胜天下之民之众，而其所以能夺其乐而易之以其所苦，而天下之民亦遂肯弃逸而即劳，欣然戴之以为君师，而遵蹈其法制者，礼则使然也。
圣人之始作礼也，其说曰：天下无贵贱，无尊卑，无长幼，是人之相杀无已也。不耕而食鸟兽之肉，不蚕而衣鸟兽之皮，是鸟兽与人相食无已也。有贵贱，有尊卑，有长幼，则人不相杀。食吾之所耕，而衣吾之所蚕，则鸟兽与人不相食。人之好生也甚于逸，而恶死也甚于劳，圣人夺其逸死而与之劳生，此虽三尺竖子知所趋避矣。故其道之所以信于天下而不可废者，礼为之明也。
虽然，明则易达，易达则亵，亵则易废。圣人惧其道之废，而天下复于乱也，然后作《易》。观天地之象以为爻，通阴阳之变以为卦，考鬼神之情以为辞。探之茫茫，索之冥冥，童而习之，白首而不得其源。故天下视圣人如神之幽，如天之高，尊其人而其教亦随而尊。故其道之所以尊于天下而不敢废者，《易》为之幽也。
凡人之所以见信者，其中无所不可测者也。人之所以获尊者，其中有所不可窥者也。是以礼无所不可测，而《易》有所不可窥，故天下之人信圣人之道而尊之。不然，则《易》者岂圣人务为新奇秘怪以夸后世耶？
圣人不因天下之至神，则无所施其教。卜筮者，天下之至神也。而卜者，听乎天而人不预焉者也，筮者决之天而营之人者也。龟，漫而无理者也，灼荆而钻之，方功义弓，惟其所为，而人何预焉？圣人曰：是纯乎天技耳，技何所施吾教？于是取筮。夫筮之所以或为阳、或为阴者，必自分而为二始；卦一，吾知其为一而卦之也；揲之以四，吾知其为四而揲之也；归奇于扌力，吾知其为一、为二、为三、为四而归之也，人也。分而为二，吾不知其为几而分之也，天也。圣人曰：是天人参焉，道也，道有所施吾教矣。于是因而作《易》以神天下之耳目，而其道遂尊而不废。此圣人用其机权以持天下之心，而济其道于不穷也。
○苏洵-书论
风俗之变，圣人为之也。圣人因风俗之变而用其权。圣人之权用于当世，而风俗之变益甚，以至于不可复反。幸而又有圣人焉，承其后而维之，则天下可以复治；不幸其后无圣人，其变穷而无所复入，则已矣。
昔者，吾尝欲观古之变而不可得也，于《诗》见商与周焉而不详。及今观《书》，然后见尧舜之时与三代之相变，如此之亟也。自尧而至于商，其变也皆得圣人而承之，故无忧。至于周，而天下之变穷矣。忠之变而入于质，质之变而入于文，其势便也。及夫文之变，而又欲反之于忠也，是犹欲移江河而行之山也。人之喜文而恶质与忠也，犹水之不肯避下而就高也。彼其始未尝文焉，故忠质而不辞；今吾日食之以太牢，而欲使之复茹其菽哉？呜呼！其后无圣人，其变穷而无所复入，则已矣。周之后而无王焉，固也。其始之制其风俗也，固不容为其后者计也，而又适不值乎圣人，固也，后之无王者也。
当尧之时，举天下而授之舜。舜得尧之天下，而又授之禹。方尧之未授天下于舜也，天下未尝闻有如此之事也，度其当时之民，莫不以为大怪也。然而舜与禹也，受而居之，安然若天下固其所有，而其祖宗既已为之数十世者，未尝与其民道其所以当得天下之故也，又未尝悦之以利，而开之以丹朱、商均之不肖也。其意以为天下之民以我为当在此位也，则亦不俟乎援天以神之，誉己以固之也。
汤之伐桀也，嚣嚣然数其罪而以告人
译圣人的道，因礼而使人信服，因《易》而使人尊崇。信服它便不会废弃，尊崇它便不敢废弃，所以圣人的道之所以不被废弃，是因为礼使其显明而《易》使其幽深。百姓初生之时，没有贵贱，没有尊卑，没有长幼，不耕种也不饥饿，不养蚕也不寒冷，所以百姓安逸。百姓厌恶劳苦而喜好安逸，就像水往低处流一样。而圣人，却设立君臣，让天下尊贵者役使卑贱者；设立父子，让天下尊长者役使卑幼者；设立兄弟，让天下年长者役使年幼者；养蚕然后才有衣服，耕种然后才有食物，率领天下百姓去劳作。一个圣人的力量固然不足以胜过天下众多百姓，但他之所以能剥夺百姓的快乐，用劳苦来替代，而天下百姓也愿意舍弃安逸去从事劳苦，欣然拥戴他作为君主和师长，并遵循他的法制，是礼使得他们这样的。
圣人起初制定礼时，他的说法是：天下没有贵贱，没有尊卑，没有长幼，这样人与人互相残杀就没有止境了。不耕种而吃鸟兽的肉，不养蚕而穿鸟兽的皮，这样鸟兽与人互相吞食就没有止境了。有了贵贱，有了尊卑，有了长幼，那么人就不互相残杀。吃自己耕种的食物，穿自己养蚕织成的衣服，那么鸟兽与人就不互相吞食。人喜好生存超过喜好安逸，厌恶死亡超过厌恶劳苦，圣人剥夺他们的安逸和死亡，给予他们劳苦和生存，这即使是三岁孩童也知道趋利避害了。所以他的道之所以被天下信服而不可废弃，是因为礼使其显明。
虽然如此，显明就容易通达，容易通达就容易轻慢，轻慢就容易废弃。圣人担心他的道被废弃，天下再次陷入混乱，这才创作《易》。观察天地的形象来确立爻，贯通阴阳的变化来确立卦，考察鬼神的情状来确立文辞。探究它茫茫无边，搜索它冥冥难测，从童年开始学习，到白发苍苍也不能穷尽其本源。所以天下人看待圣人如同神一样幽深，如同天一样高远，尊崇他的人，他的教化也随之被尊崇。所以他的道之所以被天下尊崇而不敢废弃，是因为《易》使其幽深。
大凡人们之所以信服某人，是因为他内心没有什么不可测度的地方。人们之所以尊崇某人，是因为他内心有不可窥探的地方。因此礼没有什么不可测度，而《易》有不可窥探之处，所以天下人信服圣人的道并尊崇他。不然的话，《易》难道是圣人刻意追求新奇秘怪来向后世夸耀的吗？
圣人不借助天下最神奇的事物，就无法施行他的教化。占卜和筮卦，是天下最神奇的事物。而占卜，是听任天命而人不参与其中的；筮卦，是由天决定而由人经营的。龟甲，是漫无纹理的东西，烧灼荆木来钻灼它，方圆曲直，任凭它如何变化，人怎么能参与其中呢？圣人说：这纯粹是天的技艺罢了，技艺上怎能施行我的教化呢？于是选取筮卦。筮卦之所以有时为阳、有时为阴，必定是从分为二开始的；起卦为一，我知道它是一而起卦的；用四根蓍草来分揲，我知道它是四而分揲的；把余数归入扌力（指握在手中的蓍草），我知道它是一、二、三、四而归入的，这是人的作用。分为二，我不知道它分为几而分的，这是天的作用。圣人说：这是天与人共同参与，是道，道就可以施行我的教化了。于是因此创作《易》来使天下人的耳目感到神奇，而他的道于是被尊崇而不被废弃。这是圣人运用他的权谋来维系天下人的心，从而使他的道得以无穷尽地推行。
风俗的变迁，是由圣人造成的。圣人根据风俗的变迁而运用他的权变。圣人的权变用于当世，而风俗的变迁更加剧烈，以至于无法再恢复原状。幸好又有圣人出现，继承其后而维系它，那么天下就可以再次治理；如果不幸其后没有圣人，变迁穷尽而没有地方可以回归，那就完了。
从前，我曾想观察古代的变迁却不可得，在《诗经》中见到商和周却不详细。直到今天阅读《尚书》，然后才看到尧舜之时与夏商周三代相互变迁，如此急迫。从尧到商，它们的变迁都得到圣人来继承，所以没有忧患。到了周，天下的变迁穷尽了。由忠厚变为质朴，由质朴变为文饰，这是形势使然。等到文饰的变迁，又想使它返回到忠厚，这就像想把江河的水引到山上一样。人们喜好文饰而厌恶质朴与忠厚，就像水不肯避开低处而流向高处一样。他们起初不曾文饰，所以忠厚质朴而不推辞；现在我每天用太牢（牛羊猪三牲）喂养他们，却想让他们再吃豆麦吗？唉！其后没有圣人，变迁穷尽而没有地方可以回归，那就完了。周朝之后没有王者，是必然的。他们起初制定风俗时，本来就不能为后来者考虑，而又恰好没有遇到圣人，是必然的，后来没有王者也是必然的。
在尧的时候，把天下举荐给舜。舜得到尧的天下，又把它传给禹。在尧还没有把天下传给舜的时候，天下不曾听说过有这样的事，推测当时的百姓，没有不认为这是大怪事的。然而舜和禹，接受并居于这个位置，安然自得，好像天下本来就是他们的所有，而且他们的祖宗已经为此统治了数十代，不曾向百姓说明他们应当得到天下的原因，也不曾用利益来取悦他们，并开导他们关于丹朱、商均不贤的事。他们的意思是认为天下的百姓认为我应当在这个位置上，那么也就不等待援引天命来神化自己，赞誉自己来巩固地位了。
商汤讨伐夏桀时，大声列举他的罪状并告诉人们
，如曰彼有罪，我伐之宜也。既又惧天下之民不己悦也，则又嚣嚣然以言柔之曰：“万方有罪，在予一人。予一人有罪，无以尔万方。”如曰我如是而为尔之君，尔可以许我焉尔。吁！亦既薄矣。
译如果说对方有罪，我讨伐他是应当的。接着又担心天下的百姓不喜悦自己，于是又傲慢地用言语来安抚他们说：“四方若有罪过，责任在于我一人；我一人若有罪过，不要归咎于你们四方。”好像是在说：“我像这样作为你们的君主，你们可以答应我了吧。”唉！这也太浅薄了。
至于武王，而又自言其先祖父皆有显功，既已受命而死，其大业不克终，今我奉承其志，举兵而东伐，而东国之士女束帛以迎我，纣之兵倒戈以纳我。吁！又甚矣。如曰吾家之当为天子久矣，如此乎民之欲我速入商也。
伊尹之在商也，如周公之在周也。伊尹摄位三年而无一言以自解，周公为之纷纷乎急于自疏其非篡也。夫固由风俗之变而后用其权，权用而风俗成，吾安坐而镇之，夫孰知夫风俗之变而不复反也。
○苏洵-诗论
人之嗜欲，好之有甚于生，而愤憾怨怒，有不顾其死，于是礼之权又穷。礼之法曰：好色不可为也。为人臣，为人子，为人弟，不可使有怨于其君父兄也。使天下之人皆不好色，皆不怨其君父兄，夫岂不善。使人之情皆泊然而无思，和易而优柔，以从事于此，则天下固亦大治。而人之情又不能皆然，好色之心殴诸其中，是非不平之气攻诸其外，炎炎而生，不顾利害，趋死而后已。噫！礼之权止于死生。
天下之事不至乎可以博生者，则人不敢独死以违吾法。今也，人之好色与人之是非不平之心勃然而发于中，以为可以博生也，而先以死自处其身，则死生之机固已去矣。死生之机去，则礼为无权。区区举无权之礼以强人之所不能，则乱益甚，而礼益败。今吾告人曰：必无好色，必无怨而君父兄。彼将遂从吾言而忘其中心所自有之情耶？将不能也。
彼既已不能纯用吾法，将遂大弃而不顾吾法。既已大弃而不顾，则人之好色与怨其君父兄之心，将遂荡然无所隔限，而易内窃妻之变与弑其君父兄之祸，必反公行于天下。圣人忧焉，曰：禁人之好色而至于淫，禁人之怨其君父兄而至于叛，患生于责人太详。好色之不绝，而怨之不禁，则彼将反不至于乱。故圣人之道，严于《礼》而通于《诗》。《礼》曰：必无好色，必无怨而君父兄。《诗》曰：好色而无至于淫，怨而君父兄而无至于叛。严以待天下之贤人，通以全天下之中人。
吾观《国风》婉娈柔媚而卒守以正，好色而不至于淫者也；《小雅》悲伤诟ゥ，而君臣之情卒不忍去，怨而不至于叛者也。故天下观之曰：圣人固许我以好色，而不尤我之怨吾君父兄也。许我以好色，不淫可也；不尤我之怨吾君父兄，则彼虽以虐遇我，我明讥而明怨之，使天下明知之，则吾之怨亦得当焉，不叛可也。
夫背圣人之法而自弃于淫叛之地者，非断不能也。断之始，生于不胜，人不自胜其忿，然后忍弃其身。故《诗》之教，不使人之情至于不胜也。
夫桥之所以为安于舟者，以有桥而言也。水潦大至，桥必解而舟不至于必败。故舟者，所以济桥之所不及也。吁！礼之权穷于易达，而有《易》焉；穷于后世之不信，而有乐焉；穷于强人，而有《诗》焉。吁！圣人之虑事也盖详。
○苏洵-乐论
礼之始作也，难而易行，既行也，易而难久。天下未知君之为君，父之为父，兄之为兄，而圣人为之君父兄。天下未有以异其君父兄，而圣人为之拜起坐立。天下未肯靡然以从我拜起坐立，而圣人身先之以耻。呜呼！其亦难矣。天下恶夫死也久矣，圣人招之曰：来，吾生尔。既而其法果可以生天下之人，天下之人视其向也如此之危，而今也如此之安，则宜何从？故当其时虽难而易行。既行也，天下之人视君父兄，如头足之不待别白而后识，视拜起坐立如寝食之不待告语而后从事。虽然，百人从之，一人不从，则其势不得遽至乎死。天下之人，不知其初之无礼而死，而见其今之无礼而不至乎死也，则曰圣人欺我。故当其时虽易而难久。
呜呼！圣人之所恃以胜天下之劳逸者，独有死生之说耳。死生之说不信于天下，则劳逸之说将出而胜之。劳逸之说胜，则圣人之权去矣。酒有鸩，肉有堇，然后人不敢饮食。药可以生死，然后人不敢以苦口为讳。去其鸩，彻其堇，则酒肉之权固胜于药。圣人之始作礼也，其亦逆知其势之将必如此也，曰：告人以诚，而后人信之。幸
译至于周武王，又自称他的祖先都有显著的功业，已经承受天命却中途去世，伟大的事业未能完成，如今我秉承他们的遗志，起兵向东征伐，东方国家的士女拿着丝织品来迎接我，商纣王的军队倒转兵器来接纳我。唉！这真是太过分了。如果说我家应当做天子已经很久了，难道百姓渴望我迅速进入商朝的心意竟到了这种地步吗？
伊尹在商朝的地位，就像周公在周朝的地位一样。伊尹摄政三年，没有一句话为自己辩解；周公却忙忙碌碌，急于为自己辩白并非篡位。这本来是因为风俗发生了变化，然后才使用权变；权变使用之后，风俗也就形成了，我安然坐镇来镇守它，谁又能知道风俗的变化不会再恢复原状呢？
○苏洵-诗论
人的嗜欲，对某些事物的喜爱超过了对生命的重视；而愤恨怨恨愤怒，有时甚至不顾惜自己的生命，于是礼的权变也就穷尽了。礼的规定说：喜爱美色是不可以的。作为臣子、儿子、弟弟，不可以对君主、父亲、兄长产生怨恨。如果天下的人都不喜爱美色，都不怨恨自己的君主、父亲、兄长，这难道不是好事吗？如果人的情欲都淡泊而没有思虑，温和平易且优柔寡断，以此来处理这些事，那么天下本来就可以得到大治。但是人的情欲又不能都这样，喜爱美色的念头在内心驱策，是非不平之气在外部攻击，像烈火一样燃烧产生，不顾利害，直到赴死才停止。唉！礼的权变只限于生死之间。
天下的事情，如果没有达到可以用死亡来换取生存的地步，那么人就不敢独自赴死来违背我的法度。现在，人喜爱美色和是非不平的念头在心中勃然发作，认为这样可以换取生存，并且先让自己处于死亡的境地，那么生死的契机就已经失去了。生死的契机失去，那么礼就没有权变可言了。仅仅举起没有权变的礼来强迫人做不能做到的事，那么混乱就会更加严重，而礼也就更加败坏。现在我告诉人们说：一定不要喜爱美色，一定不要怨恨君主、父亲、兄长。他们就会听从我的话而忘记内心原本有的情感吗？他们是做不到的。
他们既然不能完全遵循我的法度，就会彻底抛弃而不顾我的法度。既然已经彻底抛弃而不顾，那么人喜爱美色和怨恨君主、父亲、兄长的心，就会毫无阻隔，改嫁妻子、偷窃妻子的变故以及杀害君主、父亲、兄长的祸患，必定会在天下公然盛行。圣人对此感到忧虑，说：禁止人喜爱美色却导致淫乱，禁止人怨恨君主、父亲、兄长却导致背叛，祸患产生于对人要求得太苛刻。喜爱美色之心不灭绝，而怨恨之心不禁止，那么他们反而不至于陷入混乱。所以圣人的道理，在《礼》上严格，在《诗》上通达。《礼》说：一定不要喜爱美色，一定不要怨恨君主、父亲、兄长。《诗》说：喜爱美色但不达到淫乱，怨恨君主、父亲、兄长但不达到背叛。用严格的标准对待天下的贤人，用通达的态度保全天下的普通人。
我看《国风》婉转柔美，但最终坚守正道，这是喜爱美色但不达到淫乱的表现；《小雅》悲伤诋毁，但君臣之间的情分最终不忍舍弃，这是怨恨但不达到背叛的表现。所以天下人观察后说：圣人本来允许我喜爱美色，并不责怪我怨恨我的君主、父亲、兄长。允许我喜爱美色，不淫乱就可以了；不责怪我怨恨我的君主、父亲、兄长，那么他们即使虐待我，我公开讥讽并公开怨恨，让天下人都知道，那么我的怨恨也就得到了适当的宣泄，不背叛就可以了。
那些背离圣人的法度而自甘沉沦于淫乱背叛境地的人，不是一时冲动就能做到的。冲动的开始，产生于无法克制，人无法克制自己的忿怒，然后才忍心抛弃自己的身体。所以《诗》的教化，不让人情达到无法克制的程度。
桥梁之所以比船安稳，是因为有桥梁的缘故。大水到来，桥梁必定毁坏，但船不至于一定沉没。所以船，是用来弥补桥梁所不及的地方的。唉！礼的权变在容易达到的地方穷尽，于是有了《易》；在后世不被信任的地方穷尽，于是有了乐；在强迫人的地方穷尽，于是有了《诗》。唉！圣人考虑事情真是详尽啊。
○苏洵-乐论
礼刚开始制定时，困难但容易推行；推行之后，容易但难以持久。天下不知道君主之所以为君主，父亲之所以为父亲，兄长之所以为兄长，而圣人确立了君父兄的地位。天下没有用来区分君父兄的不同，而圣人确立了拜起坐立的礼仪。天下不肯顺从地跟随我拜起坐立，而圣人以身作则，以不遵守为耻。唉！这真是艰难啊。天下厌恶死亡已经很久了，圣人召唤他们说：来，我让你们生存。不久之后，他的法度果然可以让天下人生存，天下人看到以前那么危险，现在这么安全，那么应该听从谁呢？所以在那个时候，虽然困难但容易推行。推行之后，天下人看待君父兄，就像头脚一样，不需要特别分辨就能认识；看待拜起坐立，就像吃饭睡觉一样，不需要告知就会去做。虽然如此，一百个人跟随，一个人不跟随，那么局势不会立刻导致死亡。天下人不知道起初没有礼就会死，而看到现在没有礼也不会死，就说圣人欺骗了我们。所以在那个时候，虽然容易但难以持久。
唉！圣人依靠来战胜天下人劳逸之说的，只有生死的说法罢了。生死的说法不被天下人信任，那么劳逸的说法就会出来战胜它。劳逸的说法战胜了，那么圣人的权柄就失去了。酒里有毒，肉里有堇，然后人才不敢饮食。药可以让人死也可以让人活，然后人才不敢忌讳苦口。去掉毒，撤去堇，那么酒肉的权柄本来胜过药。圣人刚开始制定礼的时候，大概也预知这种趋势必然如此，说：用真诚告诉人，然后人才会相信。幸好
今之时吾之所以告人者，其理诚然，而其事亦然，故人以为信。吾知其理，而天下之人知其事，事有不必然者，则吾之理不足以折天下之口，此告语之所不及也。告语之所不及，必有以阴驱而潜率之。于是观之天地之间，得其至神之机，而窃之以乐。
译现在我所告诉人们的，其中的道理确实如此，而事实也确实如此，所以人们认为可信。我知道其中的道理，而天下的人知道其中的事实，事实有不必然如此的情况，那么我的道理就不足以驳倒天下人的口舌，这就是言语告知所达不到的地方。言语告知所达不到的地方，必定有暗中驱使和悄悄引导的方法。于是观察天地之间，得到了最神妙的机理，并窃取它来作为乐趣。
雨，吾见其所以湿万物也；日，吾见其所以燥万物也；风，吾见其所以动万物也；隐隐谹谹而谓之雷者，彼何用也？阴凝而不散，物蹙而不遂，雨之所不能湿，日之所不能燥，风之所不能动，雷一震焉而凝者散，蹙者遂。曰雨者，曰日者，曰风者，以形用；曰雷者，以神用。用莫神于声，故圣人因声以为乐。为之君臣、父子、兄弟者，礼也。礼之所不及，而乐及焉。正声入乎耳，而人皆有事君、事父、事兄之心，则礼者固吾心之所有也，而圣人之说又何从而不信乎？
○苏洵-谏论二首
古今论谏，常与讽而少直。其说盖出于仲尼。吾以为讽、直一也，顾用之之术何如耳。伍举进隐语，楚王淫益甚；茅焦解衣危论，秦帝立悟。讽固不可尽与，直亦未易少之。吾故曰：顾用之之术何如耳。
然则仲尼之说非乎？曰：仲尼之说，纯乎经者也。吾之说，参乎权而归乎经者也。如得其术，则人君有少不为桀、纣者，吾百谏而百听矣，况虚己者乎？不得其术，则人君有少不若尧舜者，吾百谏而百不听矣，况逆忠者乎？
然则奚术而可？曰：机智勇辩如古游说之士而已。夫游说之士，以机智勇辩济其诈，吾欲谏者，以机智勇辩济其忠。请备论其效。周衰，游说炽于列国，自是世有其人。吾独怪夫谏而从者百一，说而从者十九，谏而死者皆是，说而死者未尝闻。然而抵触忌讳，说或甚于谏。由是知不必乎讽，而必乎术也。说之术可为谏法者五，理谕之，势禁之，利诱之，激怒之，隐讽之之谓也。触龙以赵后爱女贤于爱子，未旋踵而长安君出质；甘罗以杜邮之死诘张唐，而相燕之行有日；赵卒以两贤王之意语燕，而立归武臣，此理而谕之也。子贡以内忧教田常，而齐不得伐鲁；武公以麋鹿胁顷襄，而楚不敢图周；鲁连以烹醢惧垣衍，而魏不果帝秦，此势而禁之也。田生以万户侯启张卿，而刘泽封；朱建以富贵饵闳孺，而辟阳赦；邹阳以爱幸悦长君，而乐王释，此利而诱之也。苏秦以牛后羞韩，而惠王按剑太息；范睢以无王耻秦，而昭王长跪请教；郦生以助秦凌汉，而沛公辍洗听计，此激而怒之也。苏代以土偶笑田文，楚人以弓缴感襄王，蒯通以娶妇悟齐相，此隐而讽之也。五者，相倾险詖之论，虽然，施之忠臣足以成功。何则？理而谕之，主虽昏必悟；势而禁之，主虽骄必惧；利而诱之，主虽怠必奋；激而怒之，主虽懦必立；隐而讽之，主虽暴必容。悟则明，惧则恭，奋则勤，立则勇，容则宽，致君之道尽于此矣。
吾观昔之臣言必从，理必济，莫如唐魏郑公，其初实学纵横之说，此所谓得其术者欤？噫！龙逢、比干不获称良臣，无苏秦、张仪之术也；苏秦、张仪不免为游说，无龙逢、比干之心也。是以龙逢、比干吾取其心，不取其术；苏秦、张仪吾取其术，不取其心，以为谏法。
夫臣能谏，不能使君必纳谏，非真能谏之臣。君能纳谏，不能使臣必谏，非真能纳谏之君。欲君必纳乎，向之论备矣。欲臣必谏乎，吾其言之。
夫君之大，天也，其尊，神也，其威，雷霆也。人之不能抗天、触神、忤雷霆，亦明矣。圣人知其然，故立赏以劝之。《传》曰“兴王赏谏臣”是也。犹惧其选Й阿谀，使一日不得闻其过，故制刑以威之。《书》曰“臣下不正，其刑墨”是也。人之情非病风丧心，未有避赏而就刑者，何苦而不谏哉。赏与刑不设，则人之情又何苦而抗天、触神、忤雷霆哉。自非性忠义、不悦赏、不畏罪，谁欲以言博死者。人君又安能尽得性忠义者而任之。
今有三人焉，一人勇，一人勇怯半，一人怯。有与之临乎渊谷者，且告之曰：能跳而越，此谓之勇，不然为怯。彼勇者耻怯，必跳而越焉，其勇怯半者与怯者则不能也。又告之曰：跳而越者予千金，不然则否。彼怯半者奔利，必跳而越焉，其怯者犹未能也。须臾，顾见猛虎暴然向逼，则怯者不待告，跳而越之如康庄矣。然则人岂有勇怯哉，要在以势驱之耳。君之难犯，
译下雨，我看见它用来湿润万物的作用；太阳，我看见它用来干燥万物的作用；风，我看见它用来摇动万物的作用；那隐隐谹谹被称为雷的，它有什么用处呢？阴气凝结而不消散，万物窘迫而不能顺利生长，雨水所不能湿润的，太阳所不能干燥的，风所不能摇动的，雷一震动，凝结的便消散，窘迫的便顺利了。称为雨的，称为日的，称为风的，是凭借形体发挥作用；称为雷的，是凭借神妙发挥作用。作用没有比声音更神妙的，所以圣人依据声音来制作音乐。确立君臣、父子、兄弟关系的，是礼。礼所达不到的地方，音乐却能达到。正当的声音进入耳朵，人们便都有侍奉君主、侍奉父亲、侍奉兄长的心意，那么礼本来就是我们心中固有的，圣人的学说又怎么会不被相信呢？
○苏洵-谏论二首
古今议论进谏，常常推崇讽谏而轻视直谏。这种说法大概出自孔子。我认为讽谏和直谏是一样的，关键在于使用的方法如何罢了。伍举进献隐语，楚王的淫乱反而更加严重；茅焦解开衣服冒死进谏，秦帝立刻醒悟。讽谏固然不能全部肯定，直谏也不容易轻视。所以我才说：关键在于使用的方法如何罢了。
那么孔子的说法不对吗？回答说：孔子的说法，纯粹是依据常理而言的。我的说法，是参酌权变而最终归于常理的。如果掌握了方法，那么君主只要稍微不像夏桀、商纣那样暴虐，我进谏一百次就会有一百次被听从，何况虚心接纳意见的君主呢？如果没有掌握方法，那么君主只要稍微不如尧舜那样圣明，我进谏一百次就会有一百次不被听从，何况违逆忠言的君主呢？
那么什么方法可行呢？回答说：机智勇敢善辩，像古代的游说之士那样罢了。那些游说之士，用机智勇敢善辩来助长他们的欺诈；我想要进谏的人，用机智勇敢善辩来助长他们的忠诚。请详细论述它的效果。周朝衰微，游说之风在各诸侯国盛行，从此世上就有这类人。我唯独奇怪的是，进谏而被采纳的百分之一，游说而被采纳的十分之九，进谏而死的到处都是，游说而死的未曾听说。然而触犯忌讳，游说有时比进谏更甚。由此知道不一定在于讽谏，而一定在于方法。游说的方法可以作为进谏法则的有五种，即讲道理使之明白，用形势禁止之，用利益诱导之，激发愤怒之，含蓄讽喻之。触龙用赵太后爱女儿胜过爱儿子的道理，没等转身长安君就出质为抵押；甘罗用杜邮之死的后果质问张唐，于是出使燕国为相的日子就定下了；赵卒用两位贤王的心意告诉燕国，于是立刻归还了武臣，这是讲道理使之明白。子贡用内部忧患教导田常，于是齐国不能攻打鲁国；武公用麋鹿威胁顷襄王，于是楚国不敢图谋周室；鲁连用烹煮醢刑的恐惧震慑垣衍，于是魏国最终没有尊秦为帝，这是用形势禁止之。田生用万户侯的封赏启发张卿，于是刘泽受封；朱建用富贵引诱闳孺，于是辟阳侯被赦免；邹阳用受宠幸的喜悦取悦长君，于是乐王被释放，这是用利益诱导之。苏秦用做牛后的耻辱羞辱韩国，于是惠王按剑叹息；范睢用没有君王的耻辱耻笑秦国，于是昭王长跪请教；郦生用帮助秦国欺凌汉王的言论，于是沛公停止洗脚倾听计策，这是激发愤怒之。苏代用土偶嘲笑田文，楚国人用弓缴感化襄王，蒯通用娶妻的道理启发齐相，这是含蓄讽喻之。这五种方法，是互相倾轧险恶偏颇的言论，虽然如此，施行于忠臣足以成功。为什么呢？讲道理使之明白，君主即使昏庸也必定醒悟；用形势禁止之，君主即使骄横也必定恐惧；用利益诱导之，君主即使懈怠也必定振奋；激发愤怒之，君主即使懦弱也必定刚强；含蓄讽喻之，君主即使残暴也必定宽容。醒悟就明智，恐惧就恭敬，振奋就勤勉，刚强就勇敢，宽容就宽厚，辅佐君主的方法尽在于此了。
我看从前臣子进言必定被采纳，道理必定能实现，没有人比得上唐代的魏征，他起初实际上学习纵横家的学说，这就是所说的掌握了方法吧？唉！龙逢、比干不能被称为良臣，是因为没有苏秦、张仪的方法；苏秦、张仪不免成为游说之士，是因为没有龙逢、比干的忠心。所以龙逢、比干我取他们的忠心，不取他们的方法；苏秦、张仪我取他们的方法，不取他们的忠心，作为进谏的法则。
臣子能够进谏，不能使君主必定采纳进谏，不是真正善于进谏的臣子。君主能够采纳进谏，不能使臣子必定进谏，不是真正善于采纳进谏的君主。想要君主必定采纳，前面的论述已经完备了。想要臣子必定进谏，我要说说。
君主的伟大，像天一样；他的尊贵，像神一样；他的威严，像雷霆一样。人不能抗拒天、触犯神、违逆雷霆，这也是显而易见的。圣人知道这样，所以设立奖赏来鼓励进谏。《传》说“兴盛的君王奖赏进谏的臣子”就是这个意思。还担心他们选择阿谀奉承，使君主一天听不到自己的过错，所以制定刑罚来威慑他们。《书》说“臣子不正直，他的刑罚是墨刑”就是这个意思。人的常情，除非疯癫丧心，没有躲避奖赏而奔向刑罚的，何必苦于不进谏呢。奖赏和刑罚不设立，那么人的常情又何必苦于抗拒天、触犯神、违逆雷霆呢。如果不是本性忠义、不喜爱奖赏、不畏惧罪罚，谁愿意用言语来博取死亡呢。君主又怎么能全部得到本性忠义的人而任用他们呢。
现在有三人，一人勇敢，一人勇敢和怯懦各半，一人怯懦。有人让他们面临深渊山谷，并且告诉他们说：能跳过去越过，这就叫勇敢，不然就是怯懦。那勇敢的人以怯懦为耻，必定跳过去越过，那勇敢和怯懦各半的人与怯懦的人就不能做到。又告诉他们说：跳过去越过的给予千金，不然就不给。那勇敢和怯懦各半的人为了利益，必定跳过去越过，那怯懦的人还是不能做到。过了一会儿，回头看见猛虎突然逼近，那么怯懦的人不等告诉，跳过去越过就像走在平坦的大路上一样。那么人难道有勇敢和怯懦的区别吗，关键在于用形势驱使他们罢了。君主难以冒犯，
犹渊谷之难越也。所谓性忠义、不悦赏、不畏罪者，勇者也，故无不谏焉。悦赏者，勇怯半者也，故赏而后谏焉。畏罪者，怯者也，故刑而后谏焉。
译就像深渊峡谷难以跨越一样。所谓本性忠义、不贪图奖赏、不畏惧刑罚的人，是勇敢的人，所以没有不劝谏的。贪图奖赏的人，勇敢和怯懦各占一半，所以给予奖赏之后才劝谏。畏惧刑罚的人，是怯懦的人，所以施加刑罚之后才劝谏。
先王知勇者不可常得，故以赏为千金，以刑为猛虎，使其前有所趋，后有所避，其势不得不极言规失，此三代所以兴也。末世不然，迁其赏于不谏，迁其刑于谏，宜乎臣之噤口卷舌，而乱亡随之也。间或贤君欲闻其过，亦不过赏之而已。呜呼！不有猛虎，彼怯者肯越渊谷乎？此无他，墨刑之废耳。三代之后，如霍光诛昌邑不谏之臣者，不亦鲜哉！
今之谏赏，时或有之，不谏之刑，缺然无矣。苟增其所有，有其所无，则谀者直，佞者忠，况忠直者乎！诚如是，欲闻傥言而不获，吾不信也。
○苏洵-辨奸论
事有必至，理有固然，惟天下之静者乃能见微而知著。月晕而风，疏润而雨，人人知之。人事之推移，理势之相因，其疏阔而难知，变化而不可测者，孰与天地阴阳之事，而贤者有不知，其故何也？好恶乱其中而利害夺其外也。
昔者羊叔子见王衍曰：“误天下苍生者，必此人也。”郭汾阳见卢杞曰：“此人得志，吾子孙无遗类矣。”自今而言之，其理固有可见者。以吾观之，王衍之为人，容貌言语固有以欺世而盗名者，然不忮不求，与物浮沉，使晋无惠帝，仅得中主，虽衍百千，何从而乱天下乎？卢杞之奸，固足以败国，然而不学无文，容貌不足以动人，言语不足以眩世，非德宗之鄙暗，亦何从而用之。由是言之，二公之料二子，亦容有未必然也。今有人口诵孔、老之言，身履夷、齐之行，收召好名之士、不得志之人，相与造作言语，私立名字，以为颜渊、孟轲复出，而阴贼险狠与人异趣，是王衍、卢杞合而为一人也，其祸岂可胜言哉。
夫面垢不忘洗，衣垢不忘浣，此人之至情也。今也不然，衣巨虏之衣，食犬彘之食，囚首丧面而谈《诗》、《书》，此岂其情也哉？凡事之不近人情者，鲜不为大奸慝，竖刁、易牙、开方是也。以盖世之名而济其未形之患，虽有愿治之主、好贤之相，犹将举而用之，则其为天下患必然而无疑者，非特二子之比也。孙子曰：“善用兵者无赫赫之功。”使斯人而不用也，则吾言为过，而斯人有不遇之叹，孰知祸之至于此哉？不然，天下将被其祸，而吾获知言之名，悲夫！
○苏轼-鲁隐公论
公子翚请杀桓公以求太宰。隐公曰：“为其少故也，吾将授之矣。使营菟裘，吾将老焉。”翚惧，反谮公于桓公而弑之。
苏子曰：盗以兵拟人，人必杀之。夫岂独其所拟，涂之人皆捕击之矣。涂之人与盗非仇也，以为不击，则盗且并杀己也。隐公之智，曾不若是涂之人也，哀哉！隐公，惠公继室之子也。其为非嫡，与桓均尔，而长于桓。隐公追先君之志而授国焉，可不谓仁乎？惜乎其不敏于智也。使隐公诛晕而让桓，虽夷、齐何以尚兹。
骊姬欲杀申生而难里克，则优施来之；二世欲杀扶苏而难李斯，则赵高来之。此二人之智，若出一人，而其受祸亦不少异。里克不免于惠公之诛，李斯不免于二世之虐，皆无足哀者。吾独表而出之，以为世戒。君子之为仁义也，非有计于利害。然君子之所为，义利常兼，而小人反是。李斯听赵高之谋，非其本意，独畏蒙氏之夺其位，故勉而听高。使斯闻高之言，即召百官，陈六师而斩之，其德于扶苏，岂有既乎？何蒙氏之是忧？释此不为，而具五刑于市，非下愚而何？
呜呼！乱臣贼子，犹蝮蛇也。其所螫草木，犹足以杀人，况其所噬啮者欤？郑小同为高贵乡公侍中，尝诣司马师。师有密疏未屏也，如厕还，问小同：“见吾疏乎？”曰：“不见。”师曰：“宁我负卿，无卿负我。”遂鸩之。王允之从王敦夜饮，辞醉先寝。敦与钱风谋逆，允之已醒，悉闻其言，虑敦疑己，遂大吐，衣面皆污。敦果照视之，见允之卧吐中，乃已，哀哉小同，殉哉岌岌乎允之也！孔子曰：“危邦不入，乱邦不居。”有以也夫！
吾读史，得鲁隐公、晋里克、秦李斯、郑小同、王允之五人，感其所遇祸福如此，故特书其事。后之君子，可以览观焉。
○苏轼-战国
译先王知道勇毅敢言的人不能经常得到，所以把奖赏看得像千金那样贵重，把刑罚看得像猛虎那样严厉，让臣子前面有值得追求的目标，后面有值得躲避的危险，这种形势使得他们不得不极力直言规劝君王的过失，这就是夏、商、周三代兴盛的原因。末世却不是这样，把奖赏转移给不劝谏的人，把刑罚加在劝谏的人身上，难怪臣子们闭口不言、卷起舌头，而混乱灭亡随之而来。偶尔有贤明的君主想听到自己的过错，也不过是给予奖赏罢了。唉！如果没有猛虎那样的刑罚，那些怯懦的人肯跨越深渊峡谷吗？这没有别的原因，只是肉刑被废除罢了。三代以后，像霍光诛杀昌邑王那些不劝谏的臣子那样的人，不是很稀少吗！
现在的劝谏奖赏，有时还有，但不劝谏的刑罚，却完全没有了。如果增加现有的奖赏，补充缺失的刑罚，那么阿谀的人就会变得正直，奸佞的人就会变得忠诚，何况那些本来就忠诚正直的人呢！如果真的这样，想要听到坦率的言论却得不到，我是不相信的。
○苏洵-辨奸论
事情有必然到达的结局，道理有本来如此的情况，只有天下那些内心平静的人，才能见到细微的迹象而知道显著的结果。月亮周围出现光环就会刮风，天空出现虹气就会下雨，人人都知道。人事的推移，道理和形势的相互因果，那些疏远难知、变化莫测的，哪里比得上天地阴阳的事情呢？可是贤明的人也有不知道的，这是什么缘故呢？是因为好恶扰乱了内心，利害争夺了外部。
从前羊叔子见到王衍说：“使天下百姓陷入灾难的，一定是这个人。”郭汾阳见到卢杞说：“这个人如果得志，我的子孙就没有遗类了。”从现在来说，其中的道理本来就有可以看见的。依我看来，王衍这个人，容貌言语本来就有欺骗世人、窃取名望的地方，然而他不嫉妒也不贪求，随波逐流，假使晋朝没有惠帝那样的昏君，仅仅得到中等水平的君主，即使有千百个王衍，从哪里去扰乱天下呢？卢杞的奸诈，本来足以败坏国家，然而他不学无术，容貌不足以打动人心，言语不足以迷惑世人，如果不是德宗鄙陋昏暗，又从哪里去任用他呢？由此说来，两位公卿预料这两个人，也许有不一定如此的地方。现在有人口里诵读孔子、老子的言论，身上践行伯夷、叔齐的行为，招纳喜好名声的士人、不得志的人，一起制造言论，私下树立名声，认为颜渊、孟轲又出现了，而内心阴险狠毒，与人志趣不同，这是王衍和卢杞合为一个人了，他的祸患难道可以说得尽吗？
脸上脏了不忘清洗，衣服脏了不忘洗涤，这是人的至情。现在却不是这样，穿着粗陋的衣服，吃着猪狗的食物，蓬头垢面地谈论《诗》、《书》，这难道是人的真情吗？凡是做事不近人情的，很少不是大奸大恶之人，竖刁、易牙、开方就是这样的人。凭借盖世的声名来促成那尚未形成的祸患，即使有愿意治理国家的君主、喜爱贤才的宰相，也将会举荐任用他，那么他成为天下的祸患，是必然无疑的，不仅仅是那两个家伙可比拟的。孙子说：“善于用兵的人没有显赫的功绩。”假使这个人不被任用，那么我的话就错了，而这个人会有怀才不遇的感叹，谁知道祸患竟然到了这个地步呢？不然的话，天下将遭受他的祸患，而我获得了知言的名声，可悲啊！
○苏轼-鲁隐公论
公子翚请求杀死桓公以求得太宰的职位。隐公说：“因为他年纪小，我将把国家传给他。让他经营菟裘，我将在那里养老。”翚害怕了，反而向桓公进谗言陷害隐公，并杀死了他。
苏子说：强盗用刀指着人，人一定会杀死他。难道只是被指的人吗？路上的路人都会捕捉攻击他。路人跟强盗没有仇怨，认为如果不攻击，强盗就会连自己一起杀死。隐公的智慧，竟然还不如这路上的路人，可悲啊！隐公是惠公继室所生的儿子。他虽然不是嫡子，跟桓公是一样的，但比桓公年长。隐公追念先君的意愿而把国家传给桓公，这难道不能说是仁吗？可惜他不敏捷于智慧。假使隐公诛杀公子翚而让位给桓公，即使是伯夷、叔齐又怎么能超过他呢。
骊姬想杀死申生却难以对付里克，就让优施去引诱里克；二世想杀死扶苏却难以对付李斯，就让赵高去引诱李斯。这两个人的智慧，好像出于同一个人，而他们遭受的祸患也没有多少不同。里克没能免除惠公的诛杀，李斯没能免除二世的虐杀，都不值得哀怜。我唯独把他们提出来，作为世人的警戒。君子施行仁义，并不是算计利害。然而君子所做的，义和利常常兼顾，而小人则相反。李斯听从赵高的计谋，不是他的本意，只是害怕蒙氏夺取他的地位，所以勉强听从赵高。假使李斯听到赵高的话，立刻召集百官，陈列六军而斩杀赵高，他对扶苏的恩德，难道有穷尽吗？何必担忧蒙氏呢？放弃这个不做，而在闹市受尽五刑，不是下等愚昧的人是什么？
唉！乱臣贼子，就像蝮蛇一样。它们所蜇的草木，尚且足以杀人，何况它们所咬噬的人呢？郑小同是高贵乡公的侍中，曾经拜访司马师。司马师有秘密奏疏没有收起，上完厕所回来，问小同：“看见我的奏疏了吗？”小同说：“没看见。”司马师说：“宁可我辜负你，不能你辜负我。”于是毒死了他。王允之跟随王敦夜间饮酒，借口喝醉先睡下。王敦和钱凤谋划叛逆，允之已经醒来，全部听到了他们的言论，担心王敦怀疑自己，就大吐，衣服和脸上都弄脏了。王敦果然照看，看见允之躺在呕吐物中，才作罢。可悲啊小同，危险啊岌岌乎允之！孔子说：“危险的国家不进入，混乱的国家不居住。”是有原因的啊！
我读史书，得到鲁隐公、晋里克、秦李斯、郑小同、王允之这五个人，感慨他们所遭遇的祸福如此，所以特别记载他们的事情。后来的君子，可以阅览观看。
○苏轼-战国
任侠论
春秋之末，至于战国，诸侯卿相皆争养士。自谋夫说客、谈天雕龙、坚白同异之流，下至击剑扛鼎、鸡鸣狗盗之徒，莫不宾礼。靡衣玉食以馆于上者，何可胜数。越王勾践有君子六千人。魏无忌、齐田文、赵胜、黄歇、吕不韦，皆有客三千人。而田文招致任侠奸人六万家于薛。齐稷下谈者亦千人。魏文侯、燕昭王、太子丹，皆致客无数。下至秦汉之间，张耳、陈余号多士，宾客厮养，皆天下豪杰。而田横亦有士五百人。其略见于传记者如此。度其余，当倍官吏而半农夫也。此皆奸民蠹国者，民何以支，而国何以堪乎？
译任侠论
春秋末期，直到战国时代，诸侯和卿相都争相收养门客。从出谋划策的说客、谈论天道或雕琢文辞的人、辩论“坚白同异”等逻辑问题的人，下至击剑扛鼎的勇士、鸡鸣狗盗的小人，没有不被以宾客之礼相待的。穿着华丽的衣服、吃着精美的食物，住在馆舍里的人，哪里数得尽呢？越王勾践有六千名君子。魏无忌、齐田文、赵胜、黄歇、吕不韦，都有三千名门客。而田文在薛地招揽了六万户任侠的奸民。齐国稷下学宫的谈说之士也有千人。魏文侯、燕昭王、太子丹，招致的门客更是无数。下至秦汉之间，张耳、陈余号称多士，他们的宾客和仆役，都是天下的豪杰。而田横也有五百名门客。大略记载在传记中的情况就是这样。推测其余未记载的，应当比官吏多一倍，比农夫少一半。这些都是危害国家、损害百姓的奸民，百姓如何能支撑，国家如何能承受呢？
苏子曰：此先王之所不能免也。国之有奸也，犹鸟兽之有猛鸷，昆虫之有毒螫也。区处条理，使各安其处，则有之矣。锄而尽去之，则无是道也。吾考之世变，知六国之所以久存，而秦之所以速亡者，盖出于此，不可以不察也。夫智、勇、辩、力，此四者，皆天民之秀杰者也，类不能恶衣食以养人，皆役人以自养者也。故先王分天下之富贵，与此四者共之。此四者不失职，则民靖矣。四者虽异，先王因俗设法，使出于一。三代以上，出于学；战国至秦，出于客；汉以后，出于郡县吏；魏、晋以来，出于九品中正；隋、唐至今，出于科举。虽不尽然，取其多者论之。六国之君，虐用其民，不减始皇、二世，然当是时，百姓无一人叛者，以凡民之秀杰者，多以客养之，不失职也。其力耕以奉上，皆椎鲁无能为者，虽欲怨叛而莫为之先，此其所以少安而不即亡也。
始皇初欲逐客，用李斯之言而止。既并天下，则以客为无用，于是任法而不任人，谓民可以恃法而治，谓吏不必才，取能守吾法而已。故堕名城，杀豪杰，民之秀异者散而归田亩，向之食于四公子、吕不韦之徒者，皆安归哉？不知其能槁项黄馘以老死于布褐乎？抑将辍耕太息以俟时也？秦之乱虽成于二世，然使始皇知畏此四人者，有以处之，使不失职，秦之亡不至若是速也。纵百万虎狼于山林而饥渴之，不知其将噬人，世以始皇为智，吾不信也。
楚、汉之祸，生民尽矣，豪杰宜无几，而代相陈，从车千乘，萧、曹为政，莫之禁也。至文、景、武之世，法令至密，然吴濞、淮南、梁王、魏其、武安之流，皆争致宾客，世主不问也。岂惩秦之祸，以为爵禄不能尽縻天下士，故少宽之使得或出于此也邪？
若夫先王之政，则不然，曰：“君子学道则爱人，小人学道则易使也。”呜呼！此岂秦汉之所及也哉。
○苏轼-韩非论
圣人之所为恶夫异端，尽力而排之者，非异端之能乱天下，而天下之乱所由出也。昔周之衰，有老聃、庄周、列御寇之徒，更为虚无淡泊之言，而治其猖狂浮游之说，纷纭颠倒，而卒归于无有。由其道者，荡然莫得其当，是以忘乎富贵之乐，而齐乎死生之分。此不得志于天下，高世远举之人，所以放心而无忧。虽非圣人之道，而其用意，固亦无恶于天下。自老聃之死百余年，有商鞅、韩非，著书言治天下无若刑名之贤。及秦用之，终于胜、广之乱。教化不足而法有余，秦以不祀，而天下被其毒。
后世之学者，知申、韩之罪，而不知老聃、庄周之使然。何者？仁义之道，起于夫妇、父子、兄弟相爱之间；而礼乐刑政之原，出于君臣上下相忌之际。相爱则有所不忍，相忌则有所不敢。不敢与不忍之心合，而后圣人之道得存乎其中。今老聃、庄周论君臣父子之间，泛泛乎若萍游于江湖而适相值也。夫是以父不足爱，而君不足忌。不忌其君，不爱其父，则仁不足以怀，义不足以劝，礼乐不足以化。此四者皆不足用，而欲置天下于无有。夫无有，岂诚足以治天下哉！商鞅、韩非求为其说而不得，得其所以轻天下而齐万物之术，是以敢为残忍而无疑。
今夫不忍杀人，而不足以为仁，而仁亦不足以治民。则是杀人不足以为不仁，而不仁亦不足以乱天下。如此，则举天下惟吾之所为，刀锯斧钺，何施而不可？昔者夫子未尝一日易其言，虽天下之小物，亦莫不有所畏。今其视天下眇然若不足为者，此其所以轻杀人与！
太史迁曰：“申子卑卑，施于名实。韩子引绳墨，切事情，明是非，其极惨核少恩，皆原于道德之意。”尝读而思之。事固有不相谋而相感者，庄、老之后，其祸为申、韩。由三代之衰至于今，凡所以乱圣人之道者，其弊固已多矣，而未知其所终。奈何其不为之所也！
●卷三·词赋之属上编一
○诗-七月
七月流火，九月授衣。一之日觱发，二之日栗烈。无衣无褐，何以卒岁？
三之日于耜，四之日举趾。同我妇子，馌彼南
译苏子说：这是先王也无法避免的。国家有奸邪之人，就像鸟兽中有猛禽，昆虫中有毒虫一样。将它们分类安置、有条理地管理，使它们各自安守本分，这是可以做到的。但想铲除并彻底清除它们，则没有这种道理。我考察世事的变迁，知道六国之所以长久存在，而秦国之所以迅速灭亡，大概就在于此，不可不仔细审察。智慧、勇力、辩才、力量，这四种人，都是百姓中的杰出者，他们大都不能忍受粗劣的饮食衣着去供养别人，都是役使别人来养活自己的人。所以先王将天下的富贵，与这四种人共享。这四种人不失职守，百姓就安定了。这四种人虽然不同，先王根据习俗制定法度，使他们出于同一途径。夏商周三代以前，他们出自学校；战国到秦朝，他们出自门客；汉朝以后，他们出自郡县官吏；魏晋以来，他们出自九品中正制；隋唐至今，他们出自科举。虽然不完全是这样，但取其中占多数的情况来论述。六国的君主，虐待百姓，不比秦始皇、秦二世少，但在那时，百姓没有一个人反叛，因为凡是百姓中的杰出者，大多被作为门客供养，没有失职。那些努力耕作来奉养上级的人，都是愚钝无能的人，即使想怨恨反叛，也没有人带头，这就是六国稍微安定而没有立即灭亡的原因。
秦始皇起初想驱逐门客，因为李斯的劝谏而停止。兼并天下后，就认为门客没有用处，于是任用法律而不任用人才，认为百姓可以依靠法律来治理，认为官吏不必有才能，只要能够遵守我的法律就可以了。所以毁坏名城，杀害豪杰，百姓中的优秀异才分散回到农田，以前供养在四公子、吕不韦等人门下的人，都到哪里去了呢？不知道他们是能瘦骨嶙峋、面色枯黄地老死在平民百姓之中呢？还是停止耕作叹息着等待时机呢？秦朝的动乱虽然形成于秦二世，但假如秦始皇知道畏惧这四种人，有办法安置他们，使他们不失职，秦朝的灭亡不会这么快。放纵百万虎狼在山林中并让它们饥渴，不知道它们将要吃人，世人认为秦始皇聪明，我不相信。
楚汉之争的灾祸，百姓几乎死绝，豪杰应该所剩无几，但代国相陈豨，随从车辆多达一千辆，萧何、曹参执政，也没有禁止他。到了汉文帝、汉景帝、汉武帝时期，法令极其严密，但吴王濞、淮南王、梁王、魏其侯、武安侯等人，都争相招揽门客，当世的君主不过问。难道是吸取了秦朝的祸患，认为爵位俸禄不能完全笼络天下的士人，所以稍微放宽一些，使得他们有的能由此出路吗？
至于先王的政治，就不是这样，说：“君子学习道义就会爱人，小人学习道义就容易驱使。”唉！这难道是秦汉所能达到的吗？
○苏轼-韩非论
圣人之所以厌恶异端学说，尽力排斥它们，不是因为异端学说能扰乱天下，而是因为天下的动乱正是由此产生的。从前周朝衰微时，有老子、庄子、列御寇等人，更替着宣扬虚无淡泊的言论，并整理他们狂妄浮游的学说，纷乱颠倒，最终归于虚无。遵循他们学说的人，茫然找不到恰当的行为准则，因此忘记了富贵的快乐，而将生死看作等同。这是那些在天下不得志、超脱世俗远离尘世的人，用来放纵心神而没有忧虑的方法。虽然不是圣人的正道，但他们的用意，本来对天下也没有恶意。自从老子死后一百多年，有商鞅、韩非，著书说治理天下没有比刑名法术更贤明的了。等到秦国采用他们的学说，最终导致了陈胜、吴广的动乱。教化不足而法令有余，秦国因此断绝祭祀，而天下遭受其毒害。
后世的学者，知道申不害、韩非的罪过，却不知道是老子、庄子使他们这样的。为什么呢？仁义之道，起源于夫妇、父子、兄弟相爱之间；而礼乐刑政的根源，出于君臣上下相互忌惮之际。相爱就有所不忍心，相互忌惮就有所不敢做。不敢与不忍心相结合，然后圣人的正道才能存在于其中。现在老子、庄子谈论君臣父子之间的关系，泛泛地好像浮萍在江湖中漂流而偶然相遇一样。因此父亲不值得爱，君主不值得忌惮。不忌惮君主，不爱父亲，那么仁就不足以安抚人心，义就不足以劝勉行为，礼乐就不足以教化百姓。这四种都不足以使用，却想把天下置于虚无之中。虚无，难道真的足以治理天下吗！商鞅、韩非追求他们的学说而不得其法，得到了轻视天下而齐同万物的方法，因此敢于残忍而毫不犹豫。
现在不忍心杀人，不足以称为仁，而仁也不足以治理百姓。那么杀人不足以称为不仁，而不仁也不足以扰乱天下。像这样，那么天下就只凭我的意愿行事，刀锯斧钺，怎么使用不可以呢？从前孔子不曾一天改变他的言论，即使是天下微小的事物，也没有不有所畏惧的。现在他们看待天下渺小得好像不值得做什么，这就是他们轻视杀人的原因！
太史公说：“申不害的学说卑微，施行于名实相符。韩非引用法度，切合事情，明辨是非，他的极端残酷刻薄少恩，都源于道德的意旨。”我曾经阅读并思考这件事。事情本来有不相谋合而相互感应的，庄子、老子之后，他们的祸患就是申不害、韩非。从三代衰微到现在，凡是扰乱圣人正道的，其弊端本来已经很多了，而不知道它的终结。为什么不为此做打算呢！
●卷三·词赋之属上编一
○诗-七月
七月火星向西行，九月发放寒衣。十一月寒风呼啸，十二月寒气凛冽。没有衣服没有短褐，怎么度过这一年？
正月修理耒耜，二月举足下田。带着我的妻子儿女，给那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