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十三·奏议之属三
，与众同欲。是後纳贡，必归有司，每获珍华，先给军赏。环异纤丽，一无上代，推赤心於其腹中，降殊恩於其望外。将卒慕陛下必信之赏，人思建功；兆庶悦陛下改过之诚，孰不归德。如此则乱必靖，贼必平，徐驾六龙，旋复都邑，兴行坠典，整缉棼纲，乘舆有旧仪，郡国有恒赋，天子之贵，岂当忧贫？是乃散其小储而成其大储也，损其小宝而固其大宝也，举一事而众美具，行之又何疑焉？吝少失多，廉贾不处，溺近迷远，中人所非。况乎大圣应机，固当不俟终日。不胜管窥愿效之至，谨陈冒以闻。谨奏。
译与百姓同心同欲。此后征收贡赋，必定交给主管官吏，每次获得珍贵华丽的物品，首先用来犒赏军队。环绕身边的奇珍异宝，没有一样能进献给当代君主，将赤诚之心托付给众人，将特殊的恩惠施予那些期望之外的人。将士们仰慕陛下必定兑现的奖赏，人人都想建功立业；亿万百姓喜悦于陛下改过自新的诚意，谁不归顺您的恩德？如果这样，动乱必定平定，贼寇必定被剿灭，然后从容地驾驭六龙车驾，返回京城，复兴废弃的礼法，整顿混乱的法度，皇帝的仪仗恢复旧制，各郡国拥有固定的赋税，天子的尊贵，难道还该担忧贫穷吗？这其实是散失小的积蓄而成就大的积蓄，减损小的宝物而巩固大的宝物，做一件事而具备多种美德，实行它又有什么可犹豫的呢？吝啬小利而失去大利，精明的商人不会这样做；沉溺于眼前而迷失长远，连普通人都会非议。何况圣明的君主顺应时势，本来就不该等待太久。我怀着管窥之见效忠的迫切心情，恭敬地陈述冒昧的意见以呈报。恭敬地奏上。
○韩愈-禘祫议
右今月十六日敕旨，宜令百僚议，限五日内闻奏者。将仕郎守国子监四门博士臣韩愈谨献议曰：
伏以陛下追孝祖宗，肃敬祀事。凡在拟议，不敢自专，聿求厥中，延访群下。然而礼文繁漫，所执各殊，自建中之初，迄至今岁，屡经禘祫，未合适从。臣生遭圣明，涵泳恩泽，虽贱不及议，而志切效忠。今辄先举众议之非，然后申明其说。
一曰“献懿庙主，宜永藏之夹室”。臣以为不可。夫祫者，合也。毁庙之主，皆当合食于太祖、献、懿二祖，即毁庙主也。今虽藏于夹室，至禘祫之时，岂得不食于太庙乎？名曰合祭，而二祖不得祭焉，不可谓之合矣。
二曰“献、懿庙主，宜毁之瘗之”。臣又以为不可。谨按《礼记》，天子立七庙，一坛，一墠。其毁庙之主，皆藏于祧庙。虽百代不毁，祫则陈于太庙而飨焉。自魏晋已降，始有毁瘗之议，事非经据，竟不可施行。今国家德厚流光，创立九庙。以周制推之，献、懿二祖，犹在坛墠之位，况于毁瘗而不禘祫乎？
三曰“献、懿庙主，宜各迁于其陵所”。臣又以为不可。二祖之祭于京师，列于太庙也，二百年矣。今一朝迁之，岂惟人听疑惑，抑恐二祖之灵，眷顾依迟，不即飨于下国也。
四曰“献、懿庙主，宜附于兴圣庙而不禘祫。”臣又以为不可。《传》曰“祭如在”。景皇帝虽太祖，其于属，乃献、懿之子孙也。今欲正其子东向之位，废其父之大祭，固不可为典矣。
五曰“献、懿二祖，宜别立庙于京师。”臣又以为不可。夫礼有所降，情有所杀。是故去庙为祧，去祧为坛，去坛为墠，去墠为鬼，渐而之远，其祭益稀。昔者鲁立炀宫，《春秋》非之，以为不当取已毁之庙，既藏之主，而复筑宫以祭。今之所议，与此正同。又虽违礼立庙，至于禘祫也，合食则禘无其所，废祭则于义不通。
此五说者，皆所不可。故臣博采前闻，求其折中。以为殷祖玄王，周祖后稷，太祖之上，皆自为帝；又其代数已远，不复祭之，故太祖得正东向之位，子孙从昭穆之列。《礼》所称者，盖以纪一时之宜，非传于后代之法也。《传》曰：“子虽齐圣，不先父食。”盖言子为父屈也。景皇帝虽太祖也，其于献、懿，则子孙也。当禘祫之时，献祖宜居东向之位，景皇帝宜从昭穆之列，祖以孙尊，孙以祖屈，求之神道，岂远人情？又常祭甚众，合祭甚寡，则是太祖所屈之祭至少，所伸之祭至多，比于伸孙之尊，废祖之祭，不亦顺乎？事异殷周，礼从而变，非所失礼也。
臣伏以制礼作乐者，天子之职也。陛下以臣议有可采，粗合天心，断而行之，是则为礼。如以为犹或可疑，乞召臣对，面陈得失，庶有发明。谨议。
○韩愈-论佛骨表
臣某言：伏以佛者夷狄之一法耳。自后汉时流入中国，上古未尝有也。昔者，黄帝在位百年，年百一十岁；少昊在位八十年，年百岁；颛顼在位七十九年，年九十八岁；帝喾在位七十年，年百五岁；帝尧在位九十八年，年百一十八岁；帝舜及禹，年皆百岁。此时天下太平，百姓安乐寿考，然而中国未有佛也。其后殷汤亦年百岁。汤孙太戊在位七十五年，武丁在位五十九年，书史不言其年寿所极，推其年数，盖亦俱不减百岁。周文王年九十七岁，武王年九十三岁，穆王在位百年，此时佛法，亦未入中国。非因事佛而致然也。
汉明帝时，始有佛法，明帝在位才十八年耳。其后乱亡相继，运祚不长。宋、齐、梁、陈、元魏已下，事佛渐谨，年代尤促。惟梁武帝在位四十八年，前后三度舍身施佛，宗庙之祭，不用牲牢，昼日一食，止于菜果；其后竟为侯景所逼，饿死台城，国亦寻灭。事佛求福，乃更得祸。由此观之，佛不足事，亦可知矣！
高祖始受隋禅，则议除之。当时群臣材识不远，不能深知先王之道、古今之宜，推阐圣明，以救斯弊。其事遂止，臣常恨焉。伏惟睿圣文武皇帝陛下，神圣英武，数千百年已来，未有伦
译○韩愈-禘祫议
右边是本月十六日的敕旨，应当让百官议论，限定五日内上奏。将仕郎、守国子监四门博士臣韩愈恭敬地献上议论说：
我认为陛下追念祖先的孝道，严肃恭敬地对待祭祀事务。凡是涉及商议，不敢独自专断，寻求最恰当的处理方式，向群臣咨询。然而礼仪条文繁杂，所持观点各不相同，从建中年间开始，直到今年，多次举行禘祫祭，没有合适的遵循标准。臣生在圣明时代，沐浴恩泽，虽然地位卑贱不能参与议论，但内心急切想要效忠。现在冒昧先列举众议中的错误，然后阐明我的观点。
第一种说法是“献祖、懿祖的牌位，应当永远藏在夹室中”。我认为不可以。祫祭，就是合祭。已毁庙的牌位，都应当合祭于太祖、献祖、懿祖，也就是已毁庙的牌位。现在虽然藏在夹室中，等到禘祫祭的时候，难道能不让他们在太庙受祭吗？名义上叫合祭，而献祖、懿祖不能受祭，不能称之为合祭了。
第二种说法是“献祖、懿祖的牌位，应当毁坏并埋掉”。我又认为不可以。谨查《礼记》，天子建立七座庙，一个坛，一个墠。那些已毁庙的牌位，都藏在祧庙中。即使百代不毁坏，祫祭时就陈列在太庙中享用祭品。自从魏晋以来，才开始有毁坏埋掉的议论，这件事没有经典依据，终究不能施行。现在国家德行深厚影响深远，创立九座庙。用周朝的制度来推演，献祖、懿祖，还在坛墠的位置上，何况毁坏埋掉而不禘祫祭呢？
第三种说法是“献祖、懿祖的牌位，应当各自迁到他们的陵墓所在地”。我又认为不可以。献祖、懿祖在京师受祭，列在太庙中，已经两百年了。现在一旦迁移他们，难道只是让人听闻后疑惑，恐怕献祖、懿祖的英灵，眷恋顾盼迟疑，不会立刻在下国受祭吧。
第四种说法是“献祖、懿祖的牌位，应当附在兴圣庙中而不禘祫祭”。我又认为不可以。《传》说“祭祀时就像祖先在面前”。景皇帝虽然是太祖，论辈分，却是献祖、懿祖的子孙。现在想要确立他作为儿子的东向位置，废除他作为父亲的大祭，固然不能成为典范。
第五种说法是“献祖、懿祖，应当在京师另外建立庙宇”。我又认为不可以。礼仪有所降低，情感有所减弱。所以离开正庙成为祧庙，离开祧庙成为坛，离开坛成为墠，离开墠成为鬼，逐渐远离，祭祀越来越稀少。从前鲁国建立炀宫，《春秋》批评它，认为不应当取已毁庙的牌位，既然已经藏在祧庙中，又再筑宫室来祭祀。现在所议论的，与此完全相同。又即使违背礼制建立庙宇，到了禘祫祭的时候，合祭则禘祭没有位置，废除祭祀则在义理上不通。
这五种说法，都是不可行的。所以臣广泛采纳前人的见闻，寻求折中的办法。认为殷朝祖玄王，周朝祖后稷，太祖之上，都自己称帝；又因为他们的年代已经久远，不再祭祀他们，所以太祖得以正坐东向之位，子孙跟随昭穆的行列。《礼》中所称述的，大概是为了记录一时的适宜，不是传给后代的法则。《传》说：“儿子即使齐圣，也不先于父亲受祭。”大概是说儿子为父亲委屈。景皇帝虽然是太祖，对于献祖、懿祖，则是子孙。在禘祫祭的时候，献祖应当居东向之位，景皇帝应当跟随昭穆的行列，祖以孙尊，孙以祖屈，求之于神道，难道远离人情吗？又平常的祭祀很多，合祭很少，那么太祖所委屈的祭祀最少，所伸张的祭祀最多，比起伸张孙子的尊贵，废除祖先的祭祀，不也顺理成章吗？事情不同于殷周，礼仪随之改变，不是失礼。
臣认为制定礼仪制作音乐，是天子的职责。陛下认为臣的议论有可取之处，大致符合天心，决断并实行，这就是礼。如果认为仍然可疑，请求召臣应对，当面陈述得失，希望有所启发。恭敬地议论。
○韩愈-论佛骨表
臣某言：我认为佛是夷狄的一种法术罢了。自从后汉时流入中国，上古时代不曾有过。从前，黄帝在位百年，享年一百一十岁；少昊在位八十年，享年百岁；颛顼在位七十九年，享年九十八岁；帝喾在位七十年，享年一百零五岁；帝尧在位九十八年，享年一百一十八岁；帝舜和禹，都享年百岁。这时天下太平，百姓安乐长寿，然而中国没有佛。后来殷汤也享年百岁。汤的孙子太戊在位七十五年，武丁在位五十九年，史书没有记载他们的寿命极限，推算他们的年数，大概也都不少于百岁。周文王享年九十七岁，武王享年九十三岁，穆王在位百年，这时佛法，也没有进入中国。不是因为事奉佛才导致这样的。
汉明帝时，才开始有佛法，明帝在位才十八年罢了。后来动乱灭亡相继发生，国运不长。宋、齐、梁、陈、北魏以下，事奉佛逐渐谨慎，年代尤其短促。只有梁武帝在位四十八年，前后三次舍身施佛，宗庙的祭祀，不用牲畜，白天吃一顿饭，只限于菜果；后来竟然被侯景逼迫，饿死在台城，国家也随即灭亡。事奉佛求福，反而得到祸患。由此看来，佛不值得事奉，也可以知道了！
高祖开始接受隋朝禅让，就议论废除它。当时群臣才能见识不远，不能深知先王的道理、古今的适宜，推阐圣明，来挽救这种弊病。这件事于是停止，臣常常遗憾。伏惟睿圣文武皇帝陛下，神圣英武，数千百年以来，没有可比拟的
比。即位之初，即不许度人为僧尼道士，又不许创立寺观。臣常以为高祖之志，必行于陛下之手。今纵未能即行，岂可恣之转令盛也？今闻陛下令群僧迎佛骨于凤翔，御楼以观，舁入大内。又令诸寺递迎供养。臣虽至愚，必知陛下不惑于佛，作此崇奉，以祈福祥也。直以年丰人乐，徇人之心，为京都士庶设诡异之观，戏玩之具耳。安有圣明若此，而肯信此等事哉！然百姓愚冥，易惑难晓，苟见陛下如此，将谓真心事佛，皆云：“天子大圣，犹一心敬信，百姓何人，岂合更惜身命！”焚顶烧指，百十为群，解衣散钱，自朝至暮，转相仿效，惟恐后时，老少奔波，弃其业次。若不即加禁遏，更历诸寺，必有断臂脔身，以为供养者。伤风败俗，传笑四方，非细事也。
译等到。刚即位的时候，就不允许剃度人为僧尼道士，又不允许建立寺庙道观。臣常常认为，高祖的志向，必定会在陛下手中实现。现在即使不能立即实行，怎么可以放纵它反而让它更加兴盛呢？现在听说陛下命令群僧到凤翔迎接佛骨，登上御楼观看，抬入皇宫内院。又命令各寺庙轮流迎接供养。臣虽然极其愚笨，也一定知道陛下不会迷惑于佛法，做出这种崇奉，来祈求福祥。只是因为年成丰收、百姓安乐，顺从人们的心意，为京城士人和百姓设置奇异壮观的景象，供他们嬉戏玩赏罢了。哪有像这样圣明的君主，却肯相信这类事情呢！然而百姓愚昧无知，容易迷惑难以明白，如果看到陛下这样，将会认为陛下是真心信奉佛法，都说：“天子是大圣，尚且一心敬信，百姓是什么人，怎么可以更加爱惜自己的身命！”烧头顶、烧手指，几十上百人成群结队，脱下衣服散发钱财，从早到晚，互相模仿效法，只怕落后于时，老幼奔波，荒废了他们的职业本分。如果不立即加以禁止遏制，再经过各寺庙，必定会有断臂割肉，用来供养佛骨的人。败坏风俗，被四方传为笑柄，不是小事啊。
夫佛本夷狄之人，与中国言语不通，衣服殊制，口不言先王之法言，身不服先王之法服，不知君臣之义，父子之情。假如其身至今尚在，奉其国命，来朝京师，陛下容而接之，不过宣政一见，礼宾一设，赐衣一袭，卫而出之于境，不令惑众也。况其身死已久，枯朽之骨，凶秽之余，岂宜令入宫禁？孔子曰：“敬鬼神而远之。”古之诸侯，行吊于其国，尚令巫祝先以桃茢祓除不祥，然后进吊。今无故取朽秽之物，亲临观之，巫祝不先，桃茢不用，群臣不言其非，御史不举其失，臣实耻之。乞以此骨付之有司，投诸水火，永绝根本，断天下之疑，绝后代之惑，使天下之人知大圣人之所作为，出于寻常万万也，岂不盛哉！岂不快哉！佛如有灵，能作祸祟，凡有殃咎，宜加臣身，上天鉴临，臣不怨悔。无任感激恳悃之至，谨奉表以闻。臣某诚惶诚恐。
○欧阳修-论台谏言事未蒙听允书
月日，具官臣欧阳某，谨昧死再拜上书于体天法道钦文聪武圣神孝德皇帝阙下。臣闻自古有天下者，莫不欲为治君而常至于乱，莫不欲为明主而常至于昏者，其故何哉？患于好疑而自用也。夫疑心动于中，则视听惑于外。视听惑，则忠邪不分，而是非错乱。忠邪不分而是非错乱，则举国之臣皆可疑。尽疑其臣，则必自用其所见。夫以疑惑错乱之意而自用，则多失；多失，则其国之忠臣必以理而争之。争之不切，则人主之意难回；争之切，则激其君之怒心而坚其自用之意，然后君臣争胜。于是邪佞之臣得以因隙而入，希旨顺意，以是为非，以非为是，惟人主之所欲者从而助之。夫为人主者，方与其臣争胜，而得顺意之人，乐其助己而忘其邪佞也，乃与之并力以拒忠臣。夫为人主者拒忠臣而信邪佞，天下无不乱，人主无不昏也。自古人主之用心，非恶忠臣而喜邪佞也，非恶治而好乱也，非恶明而欲昏也，以其好疑自用而与臣下争胜也。使为人主者，豁然去其疑心，而回其自用之意，则邪佞远而忠言入。忠言入，则聪明不惑，而万事得其宜，使天下尊为明主，万世仰为治君，岂不臣主俱荣而乐哉！与其区区自执而与臣下争胜，用心益劳而事益惑者，相去远矣。臣闻《书》载仲虺称汤之德曰“改过不吝”，又戒汤曰“自用则小”。成汤，古之圣人也，不能无过，而能改过，此其所以为圣也。以汤之聪明，其所为不至于缪戾矣，然仲虺犹戒其自用，则自古人主惟能改过而不敢自用，然于得为治君明主也。
臣伏见宰臣陈执中，自执政以来，不协人望，累有过恶，招致人言。而执中迁延，尚玷宰府。陛下忧勤恭俭，仁爱宽慈，尧舜之用心也。推陛下之用心，天下宜至于治者久矣。而纲纪日坏，政令日乖，国日益贫，民日益困，流民满野，滥官满朝。其亦何为而致此？由陛下用相不得其人也。近年宰相多以过失因言者罢去，陛下不悟宰相非其人，反疑言事者好逐宰相。疑心一生，视听既惑，遂成自用之意，以谓宰相当由人主自去，不可因言者而罢之。故宰相虽有大恶显过，而屈意以容之；彼虽惶恐自欲求去，而屈意以留之；虽天灾水旱，饥民流离，死亡道路，皆不暇顾，而屈意以用之。其故非他，直欲沮言事者尔。言事者何负于陛下哉？使陛下上不顾天灾，下不恤人言，以天下之事委一不学无识、谄邪狠愎之执中而甘心焉。言事者本欲益于陛下，而反损圣德者多矣。然而言事者之用心，本不图至于此也，由陛下好疑自用而自损也。今陛下用执中之意益坚，言事者攻之愈切，陛下方思有以取胜于言事者。而邪佞之臣得以因隙而入，必有希合陛下之意者，将曰执中宰相，不可以小事逐，不可使小臣动摇，甚者则诬言事者欲逐执中而引用他人。陛下方患言事者上忤圣聪，乐闻斯言之顺意，不复察其邪佞而信之，所以拒言事者益峻，用执中益坚。夫以万乘之尊，与三数言事小臣角必胜之力，万一圣意必不可回，则言事者亦当知难而止矣。然天下之人与后世之议者，谓陛下拒忠言
译佛教本是夷狄之人，与中国语言不通，服饰制度不同，口中不说先王的法言，身上不穿先王的法服，不懂得君臣的大义，父子的情分。假使他的身体至今还在，奉着本国的使命，来朝见京师，陛下容纳并接待他，不过是在宣政殿见一次，在礼宾院设一次礼，赐给他一套衣服，派卫兵护送他出境，不让他迷惑众人罢了。何况他已经死很久了，那枯朽的骨头，是凶恶污秽的残余，怎么适宜让它进入皇宫禁地？孔子说：“尊敬鬼神而远离他们。”古代的诸侯，到别国去吊唁，尚且让巫祝先用桃枝和苕帚扫除不祥，然后才进去吊唁。现在无缘无故地取来朽烂污秽的东西，亲自去观看它，巫祝没有先行，桃枝和苕帚也没有使用，群臣不说这是错的，御史不弹劾这种过失，我实在感到羞耻。请求把这骨头交给有关部门，投入水火之中，永远断绝根本，消除天下的疑虑，断绝后代的迷惑，使天下的人知道大圣人的所作所为，超出寻常万万倍，难道不是盛大的吗！难道不是快乐的吗！如果佛真有灵，能作祸祟，凡是有灾祸罪过，都应当加在我身上，上天明鉴，我不怨恨后悔。不胜感激恳切之至，谨呈上表章以闻。臣某诚惶诚恐。
○欧阳修-论台谏言事未蒙听允书
某月某日，具官臣欧阳某，谨冒死再拜上书于体天法道钦文聪武圣神孝德皇帝阙下。我听说自古拥有天下的人，没有不想做治世之君却常常导致混乱的，没有不想做英明之主却常常陷入昏庸的，这是什么缘故呢？弊病在于喜好猜疑而刚愎自用。猜疑之心在心中萌动，那么视听就会在外受迷惑。视听受迷惑，那么忠臣与奸邪就无法分辨，是非就会错乱。忠邪无法分辨而是非错乱，那么全国的大臣都变得可疑。完全怀疑自己的大臣，就必然刚愎自用。用猜疑错乱的心思而刚愎自用，就会多犯错误；多犯错误，那么国家的忠臣一定会据理力争。如果争辩得不激烈，那么君主的心意难以回转；如果争辩得激烈，就会激起君主的怒心而坚定其刚愎自用的意念，然后君臣之间争胜。于是奸邪谄媚的大臣得以趁隙而入，迎合旨意顺从心意，以是为非，以非为是，凡是君主想做的就跟随并助长它。作为君主，正与大臣争胜，而得到顺从心意的人，乐于他们帮助自己而忘记他们的奸邪谄媚，于是与他们合力来抗拒忠臣。作为君主抗拒忠臣而信任奸邪，天下没有不混乱的，君主没有不昏庸的。自古君主的用心，并不是厌恶忠臣而喜欢奸邪，并不是厌恶治世而喜好混乱，并不是厌恶英明而想要昏庸，而是因为喜好猜疑刚愎自用而与臣下争胜。假使作为君主的人，豁然去除猜疑之心，而回转刚愎自用的意念，那么奸邪就会远离而忠言就能进献。忠言进献，那么聪明就不会迷惑，而万事都能得其适宜，使天下尊奉为英明之主，万世仰慕为治世之君，难道不是君臣都荣耀而快乐吗！与其固执己见而与臣下争胜，用心更加劳累而事情更加迷惑，相差太远了。我听说《尚书》记载仲虺称赞汤的德行说“改过不吝”，又告诫汤说“刚愎自用就会渺小”。成汤，是古代的圣人，不能没有过错，而能改正过错，这就是他成为圣人的原因。以汤的聪明，他的所作不至于谬误乖戾了，然而仲虺还告诫他不要刚愎自用，那么自古君主只有能改过而不敢刚愎自用，这样才能成为治世之君英明之主。
我私下看见宰相陈执中，自从执政以来，不符合人心期望，屡次有过错罪恶，招致人们的议论。而陈执中拖延推诿，还玷污宰相府。陛下忧虑勤劳恭敬节俭，仁爱宽厚仁慈，这是尧舜的用心。推想陛下的用心，天下应当达到治世已经很久了。然而纲纪日益败坏，政令日益违背常理，国家日益贫困，百姓日益困苦，流民遍布田野，滥官充斥朝廷。这又是为了什么而导致这样的局面呢？是因为陛下任用宰相不得其人。近年宰相多因过失被言官弹劾而罢免，陛下不醒悟宰相不是合适的人，反而怀疑言事的人喜欢驱逐宰相。猜疑之心一生，视听已经迷惑，于是形成刚愎自用的意念，认为宰相应当由君主自己罢免，不可以因为言官的弹劾而罢免。所以宰相即使有大恶显过，也委屈心意来宽容他；他即使惶恐想要请求离去，也委屈心意来挽留他；即使天灾水旱，饥民流离失所，死亡在道路上，都不暇顾及，也委屈心意来任用他。其原因没有别的，只是想要阻止言事的人罢了。言事的人有什么辜负陛下的呢？让陛下上不顾天灾，下不体恤人言，把天下的事情委托给一个不学无识、谄媚奸邪狠愎固执的陈执中而甘心如此。言事的人本来想要对陛下有益，反而损害圣德的地方很多了。然而言事的人的用心，本来不图达到这种地步，是因为陛下喜好猜疑刚愎自用而自我损害。现在陛下任用陈执中的意念更加坚定，言事的人攻击他更加激烈，陛下正想着有办法在言事的人那里取胜。而奸邪谄媚的大臣得以趁隙而入，一定有迎合陛下心意的人，将会说陈执中是宰相，不可以因为小事驱逐，不可以让小臣动摇，更严重的就诬陷言事的人想要驱逐陈执中而引用他人。陛下正担忧言事的人上逆圣聪，乐于听到这种顺从心意的言论，不再考察他们的奸邪而相信他们，所以抗拒言事的人更加严厉，任用陈执中更加坚定。以万乘之尊，与三两个言事的小臣角力必胜，万一圣意必不可回转，那么言事的人也应该知难而止了。然而天下的人与后世的议论者，会说陛下拒绝忠言
，庇愚相，以陛下为何如主也？前日御史论梁适罪恶，陛下赫怒，空台而逐之。而今日御史又复敢论宰相，不避雷霆之威，不畏权臣之祸。此乃至忠之臣也，能忘其身而爱陛下者也，陛下嫉之恶之，拒之绝之。执中为相，使天下水旱流亡，公私困竭，而又不学无识，憎爱挟情，除改差缪，取笑中外，家私秽恶，流闻道路，阿意顺旨，专事逢君。此乃谄上傲下愎戾之臣也，陛下爱之重之，不忍去之。陛下睿智聪明，群臣善恶无不照见，不应倒置如此，直由言事者太切，而激成陛下之疑惑尔。执中不知廉耻，复出视事，此不足论。陛下岂忍因执中上累圣德，而使忠臣直士卷舌于明时也？臣愿陛下廓然回心，释去疑虑，察言事者之忠，知执中之过恶，悟用人之非，法成汤改过之圣，遵仲虺自用之戒，尽以御史前后章疏出付外廷，议正执中之过恶，罢其政事，别用贤材，以康时务，以拯斯民，以全圣德，则天下幸甚。臣以身叨恩遇，职在论思，意切言狂，罪当万死。臣昧死再拜。
译庇护愚昧的宰相，把陛下看作是什么样的君主呢？前几日御史弹劾梁适的罪过，陛下勃然大怒，清空御史台将他驱逐。然而今日御史又敢于弹劾宰相，不回避雷霆般的威严，不畏惧权臣带来的灾祸。这是极其忠诚的大臣，能够忘却自身安危而爱护陛下的人，陛下却嫉妒他、厌恶他，拒绝他、断绝他。吕执中担任宰相，致使天下遭遇水旱灾害，百姓流离失所，公私财力枯竭，而且他不学无术、缺乏见识，憎恶与喜爱都夹杂私情，任免官员错谬百出，被朝野内外所嘲笑，家中私德污秽恶劣，流言蜚语传遍道路，迎合圣意顺从旨意，专门从事逢迎君主的行为。这是谄媚上级、傲慢下级、固执乖张的大臣，陛下却喜爱他、看重他，不忍心罢免他。陛下睿智聪明，群臣的善恶没有不被您洞察的，不应该如此颠倒黑白，只是因为进言的人太过急切，从而激起了陛下的疑惑罢了。吕执中不知廉耻，再次出来处理政务，这不值得多论。陛下难道忍心因为吕执中而损害圣明的德行，让忠诚正直之士在清明时代闭口不言吗？臣希望陛下心胸开阔地转变心意，消除疑虑，体察进言者的忠诚，知晓吕执中的过错罪恶，醒悟用人不当的错误，效法成汤改正过错的圣明，遵循仲虺关于自我任用的告诫，将御史前后的奏章全部交给外廷，讨论并纠正吕执中的过错罪恶，罢免他的政务，另用贤能之才，以安定时局，以拯救百姓，以保全圣德，那么天下就太幸运了。臣蒙受恩遇，职责在于议论思考，心意急切言语狂妄，罪该万死。臣冒死再次拜谢。
○苏轼-上皇帝书
臣近者不度愚贱，辄上封章言买灯事。自知渎犯天威，罪在不赦，席藁私室，以待斧钺之诛，而侧听逾旬，威命不至。问之府司，则买灯之事，寻已停罢。乃知陛下不惟赦之，又能听之，惊喜过望，以至感泣。何者？改过不吝，从善如流，此尧舜禹汤之所勉强而力行，秦汉以来之所绝无而仅有。顾此买灯毫发之失，岂能上累日月之明？而陛下翻然改命，曾不移刻，则所谓智出天下，而听于至愚；威加四海，而屈于匹夫。臣今知陛下可与为尧舜，可与为汤武，可与富民而措刑，可与强兵而伏戎虏矣。有君如此，其忍负之！惟当披露腹心，捐弃肝脑，尽力所至，不知其它。乃者，臣亦知天下之事，有大于买灯者矣，而独区区以此为先者。盖未信而谏，圣人不与；交浅言深，君子所戒。是以试论其小者，而其大者固将有待而后言。今陛下果赦而不诛，则是既已许之矣。许而不言，臣则有罪，是以愿终言之。
臣之所欲言者三，愿陛下结人心、厚风俗、存纪纲而已。
人莫不有所恃，人臣恃陛下之命，故能役使小民；恃陛下之法，故能胜服强暴。至于人主所恃者谁与？《书》曰：“予临兆民，凛乎若朽索之驭六马。”言天下莫危于人主也。聚则为君民，散则为仇雠，聚散人间，不容毫厘。故天下归往谓之王，人各有心谓之独夫。由此观之，人主之所恃者，人心而已。人心之于人主也，如木之有根，如灯之有膏，如鱼之有水，如农夫之有田，如商贾之有财。木无根则槁，灯无膏则灭，鱼无水则死，农夫无田则饥，商贾无财则贫，人主失人心则亡。此必然之理，不可逭之灾也。其为可畏，从古以然。苟非乐祸好亡，狂易丧志，则孰敢肆其胸臆，轻犯人心？昔子产焚《载书》以弭众言，赂伯石以安巨室，以为众怒难犯，专欲难成。而子夏亦曰：“信，而后劳其民；未信，则以为厉己也。”唯商鞅变法，不顾人言，虽能骤致富强，亦以召怨天下，使其民知利而不知义，见刑而不见德，虽得天下，旋踵而失也。至于其身，亦卒不免，负罪出走，而诸侯不纳，车裂以徇，而秦人莫哀。君臣之间，岂愿如此？宋襄公虽行仁义，失众而亡。田常虽不义，得众而强。是以君子未论行事之是非，先观众心之向背。谢安之用诸桓未必是，而众之所乐，则国以乂安。庾亮之召苏峻未必非，而势有不可，则反为危辱。自古及今，未有和易同众而不安，刚果自用而不危者也。
今陛下亦知人心之不悦矣。中外之人，无贤不肖，皆言祖宗以来，治财用者不过三司使副判官，经今百年，未尝阙事。今者无故又创一司，号曰制置三司条例。使六七少年日夜讲求于内，使者四十余辈，分行营干于外，造端宏大，民实惊疑，创法新奇，吏皆惶惑。贤者则求其说而不可得，未免于忧；小人则以其意而度朝廷，遂以为谤。谓陛下以万乘之主而言利，谓执政以天子之宰而治财，商贾不行，物价腾踊。近自淮甸，远及川蜀，喧传万口，论说百端。或言京师正店，议置监官，夔路深山，当行酒禁，拘收僧尼常住，减刻兵吏廪禄，如此等类，不可胜言。而甚者至以为欲复肉刑。斯言一出，民且狼顾。陛下与二三大臣，亦闻其语矣。然而莫之顾者，徒曰我无其事，又无其意，何恤于人言。夫人言虽未必皆然，而疑似则有以致谤。人必贪财也，而后人疑其盗。人必好色也，而后人疑其淫。何者？未置此司，则无此谤，岂去岁之人皆忠厚，而今岁之人皆虚浮？孔子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又曰：“必也正名乎。”今陛下操其器而讳其事，有其名而辞其意，虽家置一喙以自解，市列千金以购人，人必不信，谤亦不止。夫制置三司条例司，求利之名也。六七少年与使者四十余辈，求利之器也。驱鹰犬而赴林薮，语人曰，我非猎也。不如放鹰犬而兽自驯。操网罟而入江湖，语人曰，我非渔也，不如捐网罟而人自信。故臣以为消谗慝以召和气，复人心而安国本，则莫若罢
译○苏轼-上皇帝书
臣近来不自量力，冒昧呈上奏章谈论买灯之事。自知冒犯了天威，罪在不赦，因此在私室中铺着草席，等待斧钺的诛杀。然而侧耳倾听超过十天，威严的命令也没有到来。询问官府，得知买灯之事不久已经停止。这才知道陛下不仅赦免了我，还能听取我的意见，惊喜超过期望，以至于感动流泪。为什么呢？改过不吝惜，听从善言像水流一样顺畅，这是尧舜禹汤所勉力实行的，秦汉以来绝无仅有。况且这买灯微小的过失，怎么能累及陛下如日月般的圣明？而陛下迅速改变命令，甚至没有片刻迟疑，这就是所说的智慧超出天下，却听从最愚笨的人；威势加于四海，却屈从于平民。臣现在知道陛下可以成为尧舜，可以成为商汤周武，可以富裕百姓而废除刑罚，可以强大军队而使戎虏臣服。有这样的君主，怎么忍心辜负他！只应当披露内心，舍弃生命，尽力做到，不知其他。近来，臣也知道天下的事情，有比买灯更重要的，而唯独以此为先。大概是因为没有信任就进谏，圣人不赞同；交情浅薄而言辞深刻，君子所忌讳。所以先试着议论小的事情，而那大的事情本来将等待时机后再说。现在陛下果然赦免而不诛杀，这就是已经允许我了。允许而不说，臣就有罪，所以愿意最终说完。
臣想要说的有三点，希望陛下结聚人心、淳厚风俗、保存纲纪罢了。
人没有不有所依赖的，臣子依赖陛下的命令，所以能役使小民；依赖陛下的法律，所以能战胜制服强暴。至于君主所依赖的是谁呢？《尚书》说：“我面对亿万百姓，战战兢兢如同用腐朽的绳索驾驭六匹马。”说的是天下没有比君主更危险的。聚集在一起就是君民，分散开来就是仇敌，聚散之间，不容许丝毫差错。所以天下归附称为王，人人各怀异心称为独夫。由此看来，君主所依赖的，只是人心罢了。人心对于君主，如同树木有根，如同灯有油，如同鱼有水，如同农夫有田，如同商贾有财。树木没有根就枯槁，灯没有油就熄灭，鱼没有水就死亡，农夫没有田就饥饿，商贾没有财就贫穷，君主失去人心就灭亡。这是必然的道理，无法逃避的灾难。它的可畏，从古以来就是这样。如果不是乐于祸乱喜好灭亡，疯狂失志，那么谁敢放纵胸臆，轻犯人心？从前子产焚烧《载书》以平息众议，贿赂伯石以安定豪门，认为众怒难以触犯，专断的欲望难以成功。而子夏也说：“取得信任，然后役使百姓；没有取得信任，就认为是在残害自己。”只有商鞅变法，不顾人言，虽然能迅速致富强，也招致天下怨恨，使他的百姓知道利益而不知道道义，看见刑罚而看不见恩德，虽然得到天下，很快又失去了。至于他自身，最终也没有幸免，背负罪名出逃，而诸侯不接纳，车裂示众，而秦国人没有哀悼。君臣之间，难道愿意这样吗？宋襄公虽然实行仁义，失去众人而灭亡。田常虽然不义，得到众人而强大。所以君子不先议论行事的是非，先观察众心的向背。谢安任用诸桓未必正确，而众人所乐意，则国家因此安定。庾亮召苏峻未必错误，而形势不可，则反而成为危辱。自古及今，没有和平易同众人而不安定的，刚强果断自用而不危险的。
现在陛下也知道人心不悦了。朝廷内外的人，无论贤与不贤，都说祖宗以来，管理财政的不过三司使副判官，至今百年，未曾缺事。现在无故又创设一司，叫做制置三司条例。让六七少年日夜在内讲求，使者四十多辈，分头在外营干，开端宏大，百姓确实惊疑，创设法律新奇，官吏都惶惑。贤者则寻求其说法而不可得，未免忧虑；小人则以其意度朝廷，于是以为诽谤。说陛下以万乘之主而言利，说执政以天子之宰而治财，商贾不行，物价腾跃。近自淮甸，远及川蜀，喧传万口，论说百端。有人说京师正店，议置监官，夔路深山，当行酒禁，拘收僧尼常住，减刻兵吏廪禄，如此等类，不可胜言。而甚者至以为欲复肉刑。这话一出，百姓且狼顾。陛下与二三大臣，也听到这话了。然而不加以顾惜的，只是说我没有这事，又没有这意，何须顾虑人言。人言虽未必都这样，而疑似则有以致谤。人一定贪财，然后人怀疑他盗窃。人一定好色，然后人怀疑他淫乱。为什么呢？没有设置这司，就没有这诽谤，难道去年的人都是忠厚，而今年的人都是虚浮？孔子说：“工匠想要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又说：“一定要正名。”现在陛下操其器而讳其事，有其名而辞其意，虽然家置一喙以自解，市列千金以购人，人必不信，诽谤也不止。制置三司条例司，是求利的名。六七少年与使者四十余辈，是求利的器。驱鹰犬而赴林薮，语人曰，我非猎也。不如放鹰犬而兽自驯。操网罟而入江湖，语人曰，我非渔也，不如捐网罟而人自信。所以臣认为消除谗慝以召和气，恢复人心而安国本，则莫若罢
夫陛下之所以创此司者，不过以兴利除害也。使罢之而利不兴，害不除，则勿罢。罢之而天下悦，人心安，兴利除害，无所不可，则何苦而不罢？陛下欲去积弊而立法，必使宰相熟议而后行。事若不由中书，则是乱世之法，圣君贤相，夫岂其然？必若立法不免由中书，熟议不免使宰相，则此司之设，无乃冗长而无名。智者所图，贵于无迹。汉之文、景，《纪》无可书之事；唐之房、杜，《传》无可载之功，而天下之言治者与文、景，言贤者与房、杜。盖事已立而迹不见，功已成而人不知。故曰：善用兵者，无赫赫之功。岂惟用兵，事莫不然。今所图者，万分未获其一也，而迹之布于天下，已若泥中之斗兽，亦可谓拙谋矣。陛下诚欲富国，择三司官属与漕运使副，而陛下与二三大臣，孜孜讲求，磨以岁月，则积弊自去而人不知。但恐立志不坚，中道而废。孟子有言：“其进锐者其退速。”若有始有卒，自可徐徐，十年之后，何事不立？孔子曰：“欲速则不达，见小利则大事不成。”使孔子而非圣人，则此言亦不可用。《书》曰：“谋及卿士，至于庶人。翕然大同，乃底元吉。”若违多而从少，则静吉而作凶。今上自宰相大臣，既已辞免不为，则外之议论，断亦可知。宰相，人臣也，且不欲以此自污，而陛下独安受其名而不辞，非臣愚之所识也。君臣宵旰，几一年矣，而富国之效，茫如捕风，徒闻内帑出数百万缗，祠部度五千余人耳。以此为术，其谁不能。
且遣使纵横，本非令典。汉武遣绣衣直指，桓帝遣八使，皆以守宰狼籍，盗贼公行，出于无术，行此下策。宋文帝元嘉之政，比于文、景，当时责成郡县，未尝遣使。及至孝武，以为郡县迟缓，始命台使督之，以至萧齐，此弊不革。故景陵王子良上疏，极言其事，以为此等朝辞禁门，情态即异，暮宿村县，威福便行，驱追邮传，折辱守宰，公私劳扰，民不聊生。唐开元中，宇文融奏置劝农判官使裴宽等二十九人，并摄御史，分行天下，招携户口，检责漏田。时张说、杨玚、皇甫璟、杨相如皆以为不便，而相继罢黜。虽得户八十余万，皆州县希旨，以主为客，以少为多。及使百官集议都省，而公卿以下，惧融威势，不敢异辞。陛下试取其《传》而读之，观其所行，为是为否？近者均税宽恤，冠盖相望，朝廷亦旋觉其非，而天下至今以为谤。曾未数岁，是非较然。臣恐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且其所遣，尤不适宜。事少而员多，人轻而权重。夫人轻而权重，则人多不服，或致侮慢以兴争。事少而员多，则无以为功，必须生事以塞责。陛下虽严赐约束，不许邀功，然人臣事君之常情，不从其令而从其意。今朝廷之意，好动而恶静，好同而恶异，指趣所在，谁敢不从？臣恐陛下赤子，自此无宁岁矣。
至于所行之事，行路皆知其难。何者？汴水浊流，自生民以来，不以种稻。秦人之歌曰：“泾水一石，其泥数斗。且溉且粪，长我禾黍。”何尝言长我粳稻耶？今欲陂而清之，万顷之稻，必用千顷之陂，一岁一淤，三岁而满矣。陛下遽信其说，即使相视地形，万一官吏苟且顺从，真谓陛下有意兴作，上糜帑廪，下夺农时，堤防一开，水失故道，虽食议者之肉，何补于民。天下久平，民物滋息，四方遗利，盖略尽矣。今欲凿空访寻水利，所谓即鹿无虞，岂惟徒劳，必大烦扰。凡有擘画利害，不问何人，小则随事酬劳，大则量才录用。若官私格沮，并重行黜降，不以赦原。若材力不办兴修，便许申奏替换，赏可谓重，罚可谓轻。然并终不言诸色人妄有申陈或官私误兴工役，当得何罪。如此，则妄庸轻剽，浮浪奸人，自此争言水利矣。成功则有赏，败事则无诛。官司虽知其疏，岂可便行抑退？所在追集老少，相视可否，吏卒所过，鸡犬一空。若非灼然难行，必须且为兴役。何则？格沮之罪重，而误兴之过轻。人多爱身，势必如此。且古陂废堰，多为侧近冒耕，岁月既深，已同永业，苟欲兴复，必
译陛下设立这个机构，不过是为了兴利除害罢了。如果撤销它，利益不能兴起，危害不能消除，那就不要撤销。如果撤销它，天下喜悦，人心安定，兴利除害，没有什么做不到的，那又何必苦于不撤销呢？陛下想要去除积弊而制定法令，一定要让宰相充分商议之后才施行。事情如果不经过中书省，那就是乱世的做法，圣明的君主和贤能的宰相，难道会这样吗？如果制定法令不免要经过中书省，充分商议不免要任用宰相，那么设立这个机构，岂不是冗杂而没有名目。智者谋划事情，贵在不留痕迹。汉代的文帝、景帝，《史记》中没有值得记载的大事；唐代的房玄龄、杜如晦，《旧唐书》中没有值得记载的功绩，但天下谈论治理的人，都推崇文帝、景帝，谈论贤能的人，都推崇房玄龄、杜如晦。这是因为事情已经办成而痕迹不显露，功业已经完成而人们不知道。所以说：善于用兵的人，没有显赫的功绩。难道只是用兵如此，其他事情没有不是这样的。现在所谋划的，万分之中还没有获得一分，而痕迹遍布天下，已经像泥沼中打斗的野兽一样显眼，也可以说是拙劣的计谋了。陛下如果真的想要使国家富强，选择三司的官员和漕运使副，而陛下与几位大臣，勤勉地讲求，用岁月去磨砺，那么积弊自然消除而人们不知道。只怕立志不坚定，半途而废。孟子有话说：“前进太猛烈的，后退也迅速。”如果有始有终，自然可以慢慢来，十年之后，有什么事情不能成就？孔子说：“想要快速反而达不到目的，见到小利就大事不能成功。”如果孔子不是圣人，那么这些话也不能采用。《尚书》说：“谋划事情要咨询卿士，直到平民百姓。大家一致赞同，才能达成大吉。”如果违背多数而听从少数，那么安静吉祥而行动凶险。现在上自宰相大臣，既然已经推辞免除不做，那么外面的议论，肯定也可以知道。宰相，是人臣，尚且不愿意以此自污，而陛下独自安然接受这个名声而不推辞，这不是臣愚笨所能理解的。君臣日夜操劳，将近一年了，而富国的效果，渺茫得像捕风捉影，只听说内库拿出数百万缗钱，祠部度牒五千多人罢了。用这种方法，谁不能做到。
况且派遣使者纵横各地，本来就不是好的制度。汉武帝派遣绣衣直指使者，桓帝派遣八使，都是因为地方官混乱不堪，盗贼公然横行，出于没有办法，才实行这种下策。宋文帝元嘉时期的政治，比得上文帝、景帝，当时责成郡县办理，不曾派遣使者。等到孝武帝，认为郡县迟缓，才开始命令台使督促他们，直到萧齐，这个弊端没有革除。所以景陵王萧子良上疏，极力陈述这件事，认为这些使者早上离开皇宫，情态就变了，晚上住宿在村县，威福就施行了，驱赶邮传，折辱地方官，公私劳扰，百姓无法生活。唐开元年间，宇文融奏请设置劝农判官，派裴宽等二十九人，兼任御史，分行天下，招揽户口，检查漏税田地。当时张说、杨玚、皇甫璟、杨相如都认为不便，而相继被罢黜。虽然得到八十多万户，都是州县迎合旨意，把主人为客人，把少说成多。等到让百官在都省集议，而公卿以下，害怕宇文融的威势，不敢有不同意见。陛下试着取他们的传记来读，看看他们所做的事，是对还是错？近来均税宽恤，使者往来不断，朝廷也很快发觉他们的错误，而天下至今以此为诽谤。没过几年，是非就很明显了。臣担心后人看现在，也像现在看过去一样。况且所派遣的人，尤其不适宜。事情少而人员多，人地位低而权力大。人地位低而权力大，那么人们大多不服，或者导致侮辱轻慢而兴起争端。事情少而人员多，那么没有事情可以立功，必须制造事端来塞责。陛下虽然严厉赐予约束，不许邀功，然而人臣侍奉君主的常情，不听从命令而听从心意。现在朝廷的心意，喜欢变动而厌恶安静，喜欢相同而厌恶不同，旨趣所在，谁敢不听从？臣担心陛下的百姓，从此没有安宁的岁月了。
至于所做的事情，路人皆知其难。为什么呢？汴水浑浊的流水，自从有人类以来，不用来种稻。秦人的歌谣说：“泾水一石，其中的泥沙有几斗。一边灌溉一边施肥，长我的禾黍。”何曾说过长我的粳稻呢？现在想要筑堤坝来澄清它，万顷的稻田，一定要用千顷的堤坝，一年淤积一次，三年就满了。陛下急忙相信这种说法，即使相视地形，万一官吏苟且顺从，真以为陛下有意兴作，上浪费国库，下耽误农时，堤防一开，水失去原来的河道，即使吃议论者的肉，对百姓有什么好处。天下长久太平，百姓物资滋长，四方的剩余利益，大概已经穷尽了。现在想要凭空寻找水利，所谓追逐鹿而没有虞人引导，岂止是徒劳，一定大大烦扰。凡是有谋划利害的，不问什么人，小的就随事酬劳，大的就量才录用。如果官私阻挠，都重重地贬降，不因赦免而原谅。如果材力不能兴修，就允许申奏替换，赏赐可以说很重，惩罚可以说很轻。然而都不说各种人妄自申陈或者官私误兴工役，应当得什么罪。这样，那么狂妄庸俗轻浮的人，浮浪奸诈的人，从此争相谈论水利了。成功就有赏，失败就没有惩罚。官司虽然知道他们疏漏，岂可以便行抑制退却？所在地方召集老少，相视可否，吏卒所过，鸡犬一空。如果不是确实难以实行，必须暂且兴役。为什么呢？阻挠的罪重，而误兴的过轻。人多爱惜自身，势必如此。况且古陂废堰，大多被侧近的人冒占耕种，岁月既深，已经如同永业，如果要想兴复，一定
尽追收，人心或摇，甚非善政。又有好讼之党，多怨之人，妄言某处可作陂渠，规坏所怨田产，或指人旧业，以为官陂，冒佃之讼，必倍今日。臣不知朝廷本无一事，何苦而行此哉。
译如果全部追缴收回，人心或许会动摇，这实在不是好的政令。再加上那些好打官司的党羽和心怀怨恨的人，会胡言乱语说某处可以修筑堤坝水渠，图谋毁坏他们所怨恨之人的田产，或者将别人的旧有产业指认为官方的堤坝水渠，由此引发的冒名佃种诉讼，必定会比今天加倍增多。臣不知道朝廷原本并无此事，何必辛苦地推行这种做法呢。
自古役人，必用乡户，犹食之必用五谷，衣之必用丝麻，济川之必用舟楫，行地之必用牛马，虽其间或有以他物充代，然终非天下所可常行。今者徒闻江浙之间，数郡雇役，而欲措之天下，是犹见燕晋之枣栗，岷蜀之蹲鸱，而欲以废五谷，岂不难哉！又欲官卖所在坊场，以充衙前雇直，虽有长役，更无酬劳。长役所得既微，自此必渐衰散，则州郡事体，憔悴可知。士大夫捐亲戚，弃坟墓，以从宦于四方者，宣力之余，亦欲取乐，此人之至情也。若凋弊太甚，厨传萧然，则似危邦之陋风，恐非太平之盛观。陛下诚虑及此，必不肯为。且今法令莫严于御军，军法莫严于逃窜，禁军三犯，厢军五犯，大率处死。然逃军常半天下，不知雇人为役，与厢军何异？若有逃者，何以罪之？其势必轻于逃军，则其逃必甚于今日，为其官长，不亦难乎？近者虽使乡户颇得雇人，然而所雇逃亡，乡户犹任其责。今遂欲于两税之外，别立一科，谓之庸钱，以备官雇。则雇人之责，官所自任矣。自唐杨炎废租庸调以为两税，取大历十四年应干赋敛之数，以定两税之额，则是租调与庸，两税既兼之矣。今两税如故，奈何复欲取庸？圣人之立法，必虑后世，岂可于两税之外，别出科名哉！万一不幸，后世有多欲之君，辅之以聚敛之臣，庸钱不除，差役仍旧，使天下怨讟，推所从来，则必有任其咎者矣。又欲使坊郭等第之民，与乡户均役，品官形势之家，与齐民并事。其说曰：“《周礼》田不耕者出屋粟，宅不毛者有里布。而汉世宰相之子，不免戍边。”此其所以藉口也。古者官养民，今者民养官。给之以田而不耕，劝之以农而不力，于是乎有里布屋粟夫家之征。今民无以为生，去为商贾，事势当尔，何名役之？且一岁之戍，不过三日，三日之雇，其直三百。今世三大户之役，自公卿以降，毋得免者，其费岂特三百而已。大抵事若可行，不必皆有故事。若民所不悦，俗所不安，纵有经典明文，无补于怨。若行此二者，必怨无疑。女户单丁，盖天民之穷者也。古之王者，首务恤此。而今陛下首欲役之，此等苟非户将绝而未亡，则是家有丁而尚幼。若假之数岁，则必成丁而就役，老死而没官。富有四海，忍不加恤？
孟子曰：“始作俑者，其无后乎？”《春秋》书“作丘甲”、“用田赋”，皆重其始为民患也。青苗放钱，自昔有禁。今陛下始立成法，每岁常行，虽云不许抑配，而数世之后，暴君污吏，陛下能保之欤？异日天下恨之，国史记之曰：青苗钱自陛下始，岂不惜哉！且东南买绢，本用见钱，陕西粮草，不许折兑。朝廷既有著令，职司又每举行。然而买绢未尝不折盐，粮草未尝不折钞，乃知青苗不许抑配之说，亦是空文。只如治平之初，拣刺义勇，当时诏旨慰谕，明言永不戍边，著在简书，有如盟约。于今几日，议论已摇，或以代还东军，或欲抵换弓手，约束难恃，岂不明哉。纵使此令决行，果不抑配，计其间愿请之户，必皆孤贫不济之人。家若自有赢余，何至与官交易？此等鞭挞已急，则继之逃亡，逃亡之余，则均之邻保。势有必至，理有固然。且夫常平之为法也，可谓至矣，所守者约，而所及者广。借使万家之邑，止有千斛，而谷贵之际，千斛在市，物价自平。一市之价既平，一邦之食自足，无操瓢乞丐之弊，无里正催驱之劳。今若变为青苗，家贷一斛，则千户之外，孰救其饥？且常平官钱，常患其少，若尽数收籴，则无借贷，若留充借贷，则所籴几何？乃知常平青苗，其势不能两立，坏彼成此，所丧愈多，亏官害民，虽悔何逮？臣窃计陛下欲考其实，则必亦问人，人知陛下方欲力行，必谓此法有利无害。以臣愚见，恐未可凭。何以明之？臣顷在陕西，见刺义勇，提举诸县，臣尝亲行，愁怨之民，哭声振野。当时奉使还者，皆言民尽乐为。希合取容，自古如此。不然，则山东之盗，二世何缘不觉？南诏之败，明皇何缘不知？今虽未至于此，亦望陛下审听而己
译自古以来征发民役，必定使用本乡住户，这就好比吃饭必定用五谷，穿衣必定用丝麻，渡河必定用舟船，行路必定用牛马。虽然其间有时有用其他物品替代的情况，但终究不是天下可以长久实行的常法。如今只听说江浙地区几个郡县实行雇役，就想把它推行到全国，这就像见到燕地晋地的枣栗、岷山蜀地的芋头，就想以此废除五谷，难道不困难吗！
又打算让官府出售各地的酒坊茶场，来充当衙前役的雇工费用，虽然有长期的役使，却不再有酬劳。长期服役的人所得既然微薄，从此必定逐渐衰败离散，那么州郡的政务状况，就会显得憔悴不堪，这是可以预知的。士大夫们舍弃亲人，离开祖坟，到四方去任职，在尽力效劳之余，也想寻求一些乐趣，这是人之常情。如果凋敝太过严重，官舍和驿站冷清萧条，那就好像危亡之国的陋习，恐怕不是太平盛世的景象。陛下如果确实考虑到这些，一定不肯这样做。
况且如今法令没有比管理军队更严的，军法没有比惩治逃兵更严的，禁军逃跑三次，厢军逃跑五次，大抵都要处死。然而逃兵常常占天下士兵的一半，不知道雇人服役，与厢军有什么不同？如果有逃跑的人，用什么罪名处罚他们？这种形势必定比逃兵更轻，那么逃跑的人数必定比今天更多，担任他们的长官，不也很难吗？
近来虽然让乡户颇能雇人服役，然而所雇的人逃亡，乡户仍然要承担责任。现在竟然想在两税之外，另外设立一项税目，叫做庸钱，用来准备官府雇工。那么雇人的责任，就由官府自己承担了。自从唐代杨炎废除租庸调改为两税，取大历十四年应当征收的赋税数额，来确定两税的额度，那么租调和庸，两税已经兼收了。现在两税依旧，为什么又想要收取庸钱？圣人制定法律，必定考虑到后世，怎么可以在两税之外，另外设立名目呢！万一不幸，后世有贪欲过多的君主，加上聚敛财物的臣子，庸钱不废除，差役照旧，使天下怨恨，追溯怨恨的来源，那么必定有人承担罪责了。
又打算让坊郭按等级划分的市民，与乡户平均服役，品官和有势力的人家，与平民一起做事。他们的说法是：“《周礼》规定田地不耕种的要出屋粟，住宅不种菜的要有里布。而汉代宰相的儿子，不免要去戍边。”这就是他们借口的理由。古代是官府养活百姓，现在是百姓养活官府。给百姓田地却不耕种，鼓励百姓务农却不尽力，于是就有了里布、屋粟、夫家之类的征收。现在百姓没有生计，离开去做商人，事理应当如此，为什么要称之为役呢？况且一年的戍守，不过三天，三天的雇工费，价值三百文。现在世上三大户的役使，从公卿以下，没有人能免除，他们的花费难道仅仅是三百文而已吗。
大体上事情如果可行，不必都有先例。如果百姓不乐意，风俗不安定，纵然有经典明文，对消除怨恨也没有补益。如果实行这两项措施，必定招致怨恨，毫无疑问。女户和单丁，大概是百姓中最穷困的人。古代的君王，首要任务是体恤这些人。而现在陛下首先想要役使他们，这些人如果不是家道将绝而未亡，就是家里有男丁但尚年幼。如果宽限他们几年，那么必定长成男丁而服役，老死而没入官府。富有四海，忍心不加体恤吗？
孟子说：“开始制作俑的人，大概没有后代吧？”《春秋》记载“作丘甲”、“用田赋”，都是重视它们开始成为百姓的祸患。青苗放贷，自古以来就有禁令。现在陛下开始确立成法，每年例行施行，虽然说不允许强制摊派，但几代之后，暴君污吏，陛下能保证他们不这样做吗？将来天下怨恨这件事，国史记载说：青苗钱从陛下开始，难道不可惜吗！
况且东南购买绢帛，本来用现钱，陕西粮草，不允许折价兑换。朝廷既有明文规定，主管官员又经常执行。然而买绢未曾不折盐，粮草未曾不折钞，由此可知青苗不许强制摊派的说法，也是空文。只如治平初年，挑选刺字义勇，当时诏书慰谕，明确说永不戍边，写在简册上，如同盟约。到现在几天，议论已经动摇，有的说用来替换东军，有的想用来抵换弓手，约束难以依赖，难道不明显吗。
即使这个法令坚决执行，果然不强制摊派，估计其中愿意领取的住户，必定都是孤苦贫困无法自救的人。家里如果自有盈余，何至于与官府交易？这些人鞭打紧迫，接着就会逃亡，逃亡之后，就分摊给邻居保甲。形势必然如此，道理本来就是这样。
况且常平法的制度，可以说是极好了，所坚守的原则简约，而所涉及的方面广泛。假使万户的城邑，只有千斛粮食，而在谷价昂贵的时候，千斛粮食在市场上，物价自然平稳。一个市场的价格既已平稳，一个邦国的粮食自然充足，没有拿着瓢碗乞讨的弊端，没有里正催逼驱赶的劳苦。现在如果变成青苗法，每家借贷一斛，那么千户之外，谁救济他们的饥荒？况且常平官的钱，常担心太少，如果全部用来收购粮食，就没有借贷，如果留作借贷，那么收购的粮食有多少？由此可知常平与青苗，其形势不能并存，破坏那个成就这个，损失更多，损害官府伤害百姓，即使后悔也来不及了。
我私下揣测陛下想要考察实际情况，那么必定也会询问别人，别人知道陛下正想大力推行，必定说此法有利无害。以我的愚见，恐怕不可凭信。怎么证明呢？我从前在陕西，看到挑选义勇，提举各县，我曾经亲自巡视，愁怨的百姓，哭声震动田野。当时奉命出使回来的人，都说百姓全都乐意去做。迎合取悦，自古以来就是这样。不然，那么山东的盗贼，秦二世为什么察觉不到？南诏的败仗，唐明皇为什么不知道？现在虽然没到这种地步，也希望陛下审慎听取罢了。
昔汉武之世，财力匮竭，用贾人桑弘羊之说，买贱卖贵，谓之均输。于时商贾不行，盗贼滋炽，几至于乱。孝昭既立，学者争排其说，霍光顺民所欲，从而予之，天下归心，遂以无事。不意今者此论复兴。立法之初，其说尚浅，徒言徙贵就贱，用近易远。然而广置官属，多出缗钱，豪商大贾，皆疑而不敢动，以为虽不明言贩卖，然既已许之变易，变易既行，而不与商贾争利者，未之闻也。夫商贾之事，曲折难行，其买也先期而与钱，其卖也后期而取直，多方相济，委曲相通，倍称之息，由此而得。今官买是物，必先设官置吏，簿书廪禄，为费已厚。非良不售，非贿不行，是以官买之价，比民必贵。及其卖也，弊复如前，商贾之利，何缘而得？朝廷不知虑此，乃捐五百万缗以予之。此钱一出，恐不可复。纵使其间薄有所获，而征商之额，所损必多。今有人为其主牧牛羊，不告其主，而以一牛易五羊。一牛之失，则隐而不言，五羊之获，则指为劳绩。陛下以为坏常平而言青苗之功，亏商税而取均输之利，何以异此？
陛下天机洞照，圣略如神，此事至明，岂有不晓？必谓已行之事，不欲中变，恐天下以为执德不一，用人不终，是以迟留岁月，庶几万一，臣窃以为过矣。古之英主，无出汉高。郦生谋挠楚权，欲复六国，高祖曰善，趣刻印。及闻留侯之言，吐哺而骂之曰：“趣销印。”夫称善未几，继之以骂，刻印、销印，有同儿戏。何尝累高祖之知人？适足明圣人之无我。陛下以为可而行之，知其不可而罢之，至圣至明，无以加此。议者必谓民可与乐成，难与虑始，故劝陛下坚执不顾，期于必行。此乃战国贪功之人，行险侥幸之说。陛下若信而用之，则是徇高论而逆至情，持空名而邀实祸，未及乐成，而怨已起矣。臣之所愿结人心者，此之谓也。
士之进言者，为不少矣，亦尝有以国家之所以存亡、历数之所以长短告陛下者乎？夫国家之所以存亡者，在道德之浅深，不在乎强与弱；历数之所以长短者，在风俗之厚薄，不在乎富与贫。道德诚深，风俗诚厚，虽贫且弱，不害于长而存。道德诚浅，风俗诚薄，虽强且富，不救于短而亡。人主知此，则知所轻重矣。是以古之贤君，不以弱而忘道德，不以贫而伤风俗，而智者观人之国，亦以此而察之。齐至强也，周公知其后必有篡弑之臣。卫至弱也，季子知其后亡。吴破楚入郢，而陈大夫逢滑知楚之必复。晋武既平吴，何曾知其将乱。隋文既平陈，房乔知其不久。元帝斩郅支，朝呼韩，功多于武、宣矣，偷安而王氏之衅生。宣宗收燕赵，复河湟，力强于宪、武矣，消兵而庞勋之乱起。故臣愿陛下务崇道德而厚风俗，不愿陛下急于有功而贪富强。使陛下富如隋，强如秦，西取灵武，北取燕蓟，谓之有功可也，而国之长短，则不在此。夫国之长短，如人之寿夭，人之寿夭在元气，国之长短在风俗。世有尫羸而寿考，亦有盛壮而暴亡。若元气犹存，则尫羸而无害。及其已耗，则盛壮而愈危。是以善养生者，慎起居，节饮食，导引关节，吐故纳新。不得已而用药，则择其品之上、性之良，可以久服而无害者，则五脏和平而寿命长。不善养生者，薄节慎之功，迟吐纳之效，厌上药而用下品，伐真气而助强阳，根本已空，僵仆无日。天下之势，与此无殊。故臣愿陛下爱惜风俗，如护元气。
古之圣人，非不知深刻之法可以齐众，勇悍之夫可以集事，忠厚近于迂阔，老成初若迟钝。然终不肯以彼而易此者，知其所得小而所丧大也。曹参，贤相也，曰慎无扰狱市。黄霸，循吏也，曰治道去泰甚。或讥谢安以清谈废事，安笑曰，秦用法吏，二世而亡。刘晏为度支，专用果锐少年，务在急速集事，好利之党，相师成风。德宗初即位，擢崔祐甫为相。祐甫以道德宽大，推广上意，故建中之政，其声翕然，天下想望，庶几贞观。及卢杞为相，讽上以刑名整齐天下，驯致浇薄，以及播迁。我仁祖之驭天下也，持法至宽
译从前汉武帝在位时，国家财力枯竭，采纳了商人桑弘羊的建议，实行低价买入、高价卖出的政策，称之为“均输”。当时商人无法经营，盗贼日益猖獗，国家几乎陷入混乱。汉昭帝即位后，儒生们争相驳斥这种说法，霍光顺应民心，顺从百姓的愿望，天下人心归附，于是国家得以安宁无事。没想到如今这种议论又复兴了。
在制定这项法律之初，其主张尚且浅显，只是说把货物从价高的地方运到价低的地方，用近处的货物交换远处的货物。然而广泛设置官吏，大量支出公款，豪商大贾都感到疑虑而不敢行动，认为虽然朝廷没有明说进行买卖，但既然已经允许货物交换，一旦交换开始，却不与商人争夺利润，这样的事情从未听说过。
经商的事情，曲折难行，他们买入货物时预先付钱，卖出货物时延后收款，通过多种途径互相接济，委婉曲折地互通有无，加倍的利息，就是这样获得的。现在官府购买这些货物，必须先设置官吏，文书簿籍和俸禄开支，费用已经很多。不是优质货物不卖，不贿赂就不通行，因此官府购买的价格，比起民间必定更贵。等到官府卖出时，弊端又像以前一样，商人的利润，从哪里获得呢？朝廷不考虑这些，竟然拿出五百万缗钱交给他们。这笔钱一旦支出，恐怕无法收回。即使中间略有收获，但征收商税的额度，损失必定很多。
现在有人替主人放牧牛羊，不告诉主人，用一头牛换五只羊。一头牛的损失，就隐瞒不说；五只羊的收益，就指为功劳。陛下认为破坏常平仓而宣扬青苗法的功劳，亏损商税而获取均输法的利益，这与上述行为有什么不同呢？
陛下洞察天机，圣明谋略如同神助，这件事极其明显，难道您会不知道吗？一定是认为已经实行的事情，不想中途改变，担心天下人认为您坚持德行不专一，用人不能始终如一，因此拖延时日，希望万一成功，臣私下认为这是错误的。古代的英明君主，没有超过汉高祖的。郦食其谋划削弱楚国的权势，想要恢复六国，高祖说好，催促刻制印章。等到听到留侯张良的话，高祖吐出食物骂他说：“赶快销毁印章。”称赞说好没过多久，接着就骂他，刻印、销印，如同儿戏。这怎么曾损害高祖知人善任的名声呢？恰恰足以表明圣人没有私心。陛下认为可行就实行，知道不可行就停止，达到至圣至明，没有能超过这个的了。
议论的人必定说百姓可以和他们一起享受成功，难以和他们一起谋划开始，所以劝陛下坚持执行不顾一切，期望一定实行。这是战国时期贪图功劳的人，实行冒险侥幸的说法。陛下如果相信并采用这种说法，那就是迎合高谈阔论而违背至理真情，持守空名而招致实际祸患，还没等到享受成功，怨恨就已经产生了。臣所希望结聚人心的，说的就是这个。
进言的士人，不少了，也曾有人把国家之所以存亡、国运之所以长短告诉陛下吗？国家之所以存亡，在于道德的深浅，不在于强大与弱小；国运之所以长短，在于风俗的厚薄，不在于富裕与贫穷。道德确实深厚，风俗确实淳厚，即使贫穷且弱小，也不妨碍长久而存在。道德确实浅薄，风俗确实淡薄，即使强大且富裕，也救不了短命而灭亡。君主知道这些，就知道什么是轻重了。因此古代的贤明君主，不因弱小而忘记道德，不因贫穷而损害风俗，而智者观察别人的国家，也以此作为考察的标准。
齐国非常强大，周公知道它后来必定有篡弑的臣子。卫国非常弱小，季子知道它后来会灭亡。吴国攻破楚国进入郢都，而陈国大夫逢滑知道楚国必定会复兴。晋武帝平定吴国后，何曾知道它将要动乱。隋文帝平定陈国后，房乔知道它不久就会灭亡。汉元帝斩杀郅支单于，朝见呼韩邪单于，功劳多于汉武帝、汉宣帝了，却苟且偷安而王莽的祸端产生。唐宣宗收复燕赵，恢复河湟，力量强于唐宪宗、唐武宗了，却裁减军队而庞勋的叛乱兴起。所以臣希望陛下务必崇尚道德而敦厚风俗，不希望陛下急于有功而贪图富强。让陛下像隋朝那样富裕，像秦朝那样强大，向西夺取灵武，向北夺取燕蓟，称之为有功是可以的，但国家的长短，却不在于此。
国家的长短，如同人的寿命长短，人的寿命长短在于元气，国家的长短在于风俗。世上有瘦弱而长寿的人，也有强壮而突然死亡的人。如果元气还存在，那么瘦弱也没有害处。等到元气已经耗尽，那么强壮反而更加危险。因此善于养生的人，谨慎起居，节制饮食，导引关节，吐故纳新。不得已而用药，就选择品质上等、性质良好，可以久服而无害的，那么五脏和平而寿命长。不善于养生的人，轻视节制谨慎的功效，迟缓吐纳的效果，厌恶上等药物而使用下等药物，损害真气而助长强阳，根本已经空虚，倒下死亡的日子就不远了。天下的形势，与这没有区别。所以臣希望陛下爱惜风俗，如同保护元气。
古代的圣人，不是不知道严厉苛刻的法律可以统一众人，勇猛强悍的人可以成就事业，忠厚近乎迂阔，老成初看似乎迟钝。然而最终不肯用那些来替换这些，是因为知道所得小而所丧失大。曹参是贤相，说谨慎不要扰乱监狱和市场。黄霸是循吏，说治理之道在于去除过分严苛。有人讥讽谢安用清谈废弛政事，谢安笑着说，秦国用法吏，二世就灭亡了。刘晏担任度支使，专门任用果敢锐利的年轻人，致力于急速成就事业，好利的党派，互相效法形成风气。唐德宗刚即位，提拔崔祐甫为宰相。崔祐甫以道德宽大，推广皇上的心意，所以建中时期的政治，其名声和谐，天下向往，差不多像贞观之治。等到卢杞担任宰相，暗示皇上用刑法名教来整顿天下，逐渐导致风俗浇薄，以至于流离迁徙。我仁宗驾驭天下，执法极其宽厚
，用人有叙，专务掩覆过失，未尝轻改旧章。然考其成功，则曰未至，以言乎用兵，则十出而九败，以言乎府库，则仅足而无余。徒以德泽在人，风俗知义。是以升遐之日，天下如丧考妣，社稷长远，终必赖之。则仁祖可谓知本矣。今议者不察，徒见其末年吏多因循，事不振举，乃欲矫之以苛察，齐之以智能，招来新进勇锐之人，以图一切速成之效，未享其利，浇风已成。且大时不齐，人谁无过？国君贪垢，至察无徒。若陛下多方包容，则人材取次可用。必欲广置耳目，务求瑕疵，则人不自安，各图苟免，恐非朝廷之福，亦岂陛下所愿哉？汉文欲拜虎圈啬夫，释之以为利口伤俗。今若以口舌捷给而取士，以应对迟钝而退人，以虚诞无实为能文，以矫激不仕为有德，则先王之泽，遂将散微。
译用人有次序，专门致力于掩盖过失，未曾轻易改变旧有的法度。然而考察他的成就，则说未能达到理想境界；说到用兵，则是十次出征有九次失败；说到府库储备，则是仅仅够用而没有盈余。只是因为他恩德润泽百姓，风俗崇尚道义。所以在他驾崩之日，天下人如同丧父丧母般悲痛，国家社稷的长远安定，最终必定依赖这种根基。那么仁宗可以说是懂得根本了。如今议论的人不察实情，只看到晚年官吏多因循守旧，政事不振作，于是想要用苛刻明察来矫正，用智巧机变来统一，招来新近勇猛锐利的人，以谋求一切速成的效果，还没享受到利益，浇薄的风气已经形成。况且时势不齐整，谁没有过错？国君贪婪污浊，过于明察就没有追随者。如果陛下多方面包容，那么人才依次都可以任用。如果一定要广设耳目，务必寻找瑕疵，那么人们就不能安心，各自谋求苟且免罪，恐怕不是朝廷的福气，又哪里是陛下所愿意看到的呢？汉文帝想要任命虎圈啬夫，张释之认为利口会伤害风俗。如今如果凭口舌敏捷来选拔士人，凭应对迟钝来排斥人才，把虚妄不实当作能文，把矫激不仕当作有德，那么先王的恩泽，就将消散微弱。
自古用人，必须历试。虽有卓异之器，必有已成之功，一则使其更变而知难，事不轻作，一则待其功高而望重，人自无辞。昔先主以黄忠为后将军，而诸葛亮忧其不可，以为忠之名望，素非关、张之伦，若班爵遽同，则必不悦，其后关羽果以为言。以黄忠豪勇之姿，以先主君臣之契，尚复虑此，况其他乎？世常谓汉文不用贾生，以为深恨。臣尝推究其旨，窃谓不然。贾生固天下之奇才，所言亦一时之良策。然请为属国欲以系单于，则是处士之大言，少年之锐气。昔高祖以三十万众困于平城，当时将相群臣，岂无贾生之比？三表五饵，人知其疏，而欲以困中行说，尤不可信矣。兵，凶器也，而易言之，正如赵括之轻秦，李信之易楚。若文帝亟用其说，则天下殆将不安。使贾生尝历艰难，亦必自悔其说，施之晚岁，其术必精，不幸丧亡，非意所及。不然，文帝岂弃材之主？绛、灌岂蔽贤之士？至于晁错，尤号刻薄，文帝之世，止于太子家令，而景帝既立，以为御史大夫，申屠嘉贤相，发愤而死，纷更政令，天下骚然。及至七国发难，而错之术亦穷矣。文、景优劣，于斯可见。大抵名器爵禄，人所奔趋，必使积劳而后迁，以明持久而难得，则人各安其分，不敢躁求。今若多开骤进之门，使有意外之得，公卿侍从，跬步可图，其得者既不肯以侥幸自名，则其不得者必皆以沉沦为恨。使天下常调，举生妄心，耻不若人，何所不至？欲望风俗之厚，岂可得哉。选人之改京官，常须十年以上，荐更险阻，计析毫厘。其间一事聱牙，常至终身沦弃。今乃以一言之荐，举而与之，犹恐未称，章服随至。使积劳久次而得者，何以厌服哉？夫常调之人，非守则令，员多阙少，久已患之，不可复开多门以待巧进。若巧者侵夺已甚，则拙者迫怵无聊，利害相形，不得不察。故近岁朴拙之人愈少，而巧佞之士益多。惟陛下重之惜之，哀之救之。如近日三司献言，使天下郡选一人，催驱三司文字，许之先次指射以酬其劳，则数年之后，审官吏部，又有三百余人得先占阙，常调待次，不其愈难？此外勾当发运均输，按行农田水利，已振监司之体，各怀进用之心，转对者望以称旨而骤迁，奏课者求为优等而速化，相胜以力，相高以言，而名实乱矣。惟陛下以简易为法，以清净为心，使奸无所缘，而民德归厚。臣之所愿厚风俗者，此之谓也。
古者建国，使内外相制，轻重相权。如周如唐，则外重而内轻。如秦如魏，则外轻而内重。内重之弊，必有奸臣指鹿之患。外重之弊，必有大国问鼎之忧。圣人方盛而虑衰，常先立法以救弊。我国家租赋籍于计省，重兵聚于京师，以古揆今，则似内重。恭惟祖宗所以深计而预虑，固非小臣所能臆度而周知。然观其委任台谏之一端，则是圣人过防之至计。历观秦、汉以及五代，谏诤而死，盖数百人。而自建隆以来，未尝罪一言者，纵有薄责，旋即超升。许以风闻，而无官长。风采所系，不问尊卑。言及乘舆，则天子改容；事关廊庙，则宰相待罪。故仁宗之世，议者讥宰相但奉行台谏风旨而已。圣人深意，流俗岂知？台谏固未必皆贤，所言亦未必皆是，然须养其锐气而借之重权者，岂徒然哉？将以折奸臣之萌，而救内重之弊也。夫奸臣之始，以台谏折之而有余，及其既成，以干戈取之而不足。今法令严密，朝廷清明，所谓奸臣，万无此理。然而养猫所以去鼠，不可以无鼠而养不捕之猫。畜狗所以防奸，不可以无奸而畜不吠之狗。陛下得不上念祖宗设此官之意，下为子孙立万一之防，朝廷纪纲，孰大于此？
臣自幼小所记，及闻长老之谈，皆谓台谏所言，常随天下公议。公议所与，台谏亦与之；公议所击，台谏亦击之。及至英庙之初，始建称亲之议，本非人主大过，亦无礼典明文，徒以众心未安，公议不允，当时台谏，以死争之。今者物论沸腾，怨讟交至，公议所在，亦可知矣，而相顾不发，中外失望。夫弹劾积威之后，虽庸人亦可奋
译自古以来任用人才，必须经过多次考验。即使有卓越非凡的才能，也必须有已经成就的功业，一方面让他经历变化而知道困难，做事不轻率，一方面等他功高而声望重，人们自然没有异议。从前先主刘备任命黄忠为后将军，诸葛亮担心他不被接受，认为黄忠的名望，向来不是关羽、张飞那一类，如果爵位突然相同，他们一定不高兴，后来关羽果然为此进言。凭借黄忠豪迈勇猛的姿态，凭借先主君臣之间的亲密关系，尚且还顾虑这些，何况其他人呢？世人常说汉文帝不任用贾谊，认为是深深的遗憾。我曾推究其中的旨意，私下认为并非如此。贾谊固然是天下的奇才，所说的也是一时的良策。然而请求设置属国想要牵制单于，这是隐士的大话，少年的锐气。从前高祖率领三十万大军被困在平城，当时的将相群臣，难道没有像贾谊这样的人吗？三表五饵，人们知道它疏漏，而想要用它来困住中行说，尤其不可信。兵器是凶器，却轻易谈论，正如赵括轻视秦国，李信轻视楚国。如果汉文帝急切采用他的主张，那么天下大概将不安定。假如贾谊曾经经历艰难，也一定自己后悔他的主张，等到晚年施行，他的方法一定精当，不幸早逝，不是意料所能及的。不然，汉文帝难道是抛弃人才的主君？周勃、灌婴难道是遮蔽贤才的人吗？至于晁错，尤其号称刻薄，在文帝时代，只做到太子家令，而景帝即位后，任命他为御史大夫，申屠嘉是贤相，愤恨而死，频繁更改政令，天下骚动。等到七国发动叛乱，晁错的策略也穷尽了。文景两帝的优劣，在这里可以看见。大抵名位爵禄，是人们奔走追求的目标，必须使积累劳绩然后升迁，以表明持久而难得，那么人们各自安守本分，不敢急躁追求。现在如果多开迅速晋升的门路，使人们有意外之得，公卿侍从，几步就可以图谋，得到的人既不肯以侥幸自居，那么得不到的人一定都以沉沦被弃为恨。使天下常规调任的人，都产生妄念，耻于不如别人，什么事做不出来？想要风俗淳厚，怎么可能呢？选人改任京官，通常需要十年以上，经历险阻，计算毫厘。其间一件事不顺，常常导致终身被弃。现在却凭一句话的推荐，就提拔他，还担心不够，章服随即到来。使积累劳绩久次而得到的人，怎么能心服呢？常规调任的人，不是太守就是县令，职位多空缺少，早已对此感到忧虑，不能再开多门路来等待投机进取。如果投机者侵夺已经过分，那么笨拙者逼迫恐惧无聊，利害相对照，不得不察。所以近年朴实笨拙的人越来越少，而巧言谄媚的人越来越多。希望陛下重视爱惜，哀怜救助。如近日三司献言，让天下各郡选一人，催促三司文书，允许他优先指射以酬劳，那么几年之后，审官吏部，又有三百多人得优先占缺，常规调任等待空缺，不更加困难吗？此外勾当发运均输，巡视农田水利，已经震动监司的体统，各怀进用之心，转对者希望称旨而迅速升迁，奏课者追求优等而快速变化，以力相胜，以言相高，名实混乱了。希望陛下以简易为法，以清净为心，使奸邪无所凭借，而民风归向淳厚。我所希望淳厚风俗的，就是这个意思。
古代建立国家，使内外相互制约，轻重相互权衡。像周朝像唐朝，就是外重而内轻。像秦朝像魏国，就是外轻而内重。内重的弊端，一定有奸臣指鹿为马的祸患。外重的弊端，一定有大国问鼎的忧虑。圣人在强盛时考虑衰败，常常先立法来补救弊端。我们国家租赋登记在计省，重兵聚集在京师，以古衡量今，似乎内重。恭敬地推想祖宗之所以深谋远虑，本来不是小臣所能臆测而周知的。然而看他们委任台谏这一点，就是圣人过度防备的至计。纵观秦、汉以及五代，因谏诤而死，大概有数百人。而自从建隆以来，未曾因一言获罪，即使有轻微责罚，随即超升。允许风闻，而没有长官。风采所系，不问尊卑。言论涉及皇帝，那么天子改容；事情关乎朝廷，那么宰相待罪。所以仁宗时代，议论者讥讽宰相只是奉行台谏的风旨而已。圣人的深意，流俗岂能知道？台谏固然不一定都贤能，所说的也不一定都对，然而必须培养他们的锐气而借给他们重权，难道徒然吗？将要折损奸臣的萌芽，而补救内重的弊端。奸臣的初始，用台谏折损他们绰绰有余，等到他们既成，用干戈夺取他们都不够。现在法令严密，朝廷清明，所谓奸臣，万无此理。然而养猫是为了去鼠，不可以没有老鼠而不养捕鼠的猫。畜狗是为了防奸，不可以没有奸邪而不畜吠叫的狗。陛下难道不向上念想祖宗设置此官的意图，向下为子孙建立万一的防备，朝廷纪纲，还有什么比这更大？
臣从小所记，以及听长老谈论，都说台谏所言，常随天下公议。公议所赞同的，台谏也赞同；公议所攻击的，台谏也攻击。等到英宗初年，开始建立称亲的议论，本来不是人主的大过，也没有礼典明文，只是众心不安，公议不允许，当时台谏，以死力争。现在物论沸腾，怨恨交至，公议所在，也可以知道了，而相顾不发，中外失望。弹劾积威之后，虽庸人也可奋
扬；风采消委之余，虽豪杰有所不能振起。臣恐自兹以往，习惯成风，尽为执政私人，以致人主孤立。纪纲一废，何事不生？孔子曰：“鄙夫可与事君也欤？其未得之也，患得之；既得之，患失之。苟患失之，无所不至矣。”臣始读此书，疑其太过，以为鄙夫之患失，不过备位而苟容。及观李斯忧蒙恬之夺其权，则立二世以亡秦；卢杞忧李怀光之数其恶，则误德宗以再乱。其心本生于患失，而其祸乃至于丧邦。孔子之言，良不为过。是以知为国者，平居必常有忘躯犯颜之士，则临难庶几有徇义守死之臣。若平居尚不能一言，则临难何以责其死节？人臣苟皆如此，天下亦曰殆哉。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和如和羹，同如济水。孙宝有言：“周公上圣，召公大贤，犹不相悦，著于经典。两不相损。”晋之王导，可谓元臣，每与客言，举坐称善，而王述不悦，以为人非尧舜，安得每事尽善，导亦敛衽谢之。若使言无不同，意无不合，更唱迭和，何者非贤？万一有小人居其间，则人主何缘知觉？臣之所愿存纪纲者，此之谓也。
译扬；在风采衰败萎靡之后，即使是豪杰之士也无法振兴。臣担心从此以后，这种风气习惯成自然，使得官员都成为执政者的私人党羽，从而导致君主孤立无援。法度纲纪一旦废弛，什么事不会发生呢？孔子说：“那种浅薄庸俗的人，可以和他一起侍奉君主吗？他们没得到官位时，担心得不到；已经得到官位后，又担心失去。如果担心失去官位，那他们什么事都做得出来。”臣起初读这段话时，怀疑它说得太过分了，认为浅薄庸俗的人担心失去官位，不过是占据职位而苟且迎合罢了。等到看到李斯担心蒙恬夺取他的权力，就拥立秦二世导致秦朝灭亡；卢杞担心李怀光列举他的罪状，就误导唐德宗再次造成动乱。他们的本心源于担心失去权力，而祸患却到了丧失国家的程度。孔子的话，确实不算过分。因此知道治理国家的人，平时一定要常有忘记自身安危、敢于冒犯君主威严的士人，那么在面临危难时，或许才会有为正义而死、坚守节操的大臣。如果平时尚且不能进一言，那么在面临危难时，凭什么要求他们死守节操呢？人臣如果都像这样，天下也就危险了。君子和谐相处但见解不同，小人见解相同但不和谐。和谐就像调和羹汤，相同就像济水混浊。孙宝曾说：“周公是上圣，召公是大贤，尚且互相不悦，记载在经典中。两人互不损害。”晋朝的王导，可以称为元勋大臣，每次和客人交谈，满座的人都称赞他好，而王述却不高兴，认为人不是尧舜，哪里能每件事都完美无缺，王导也整理衣襟向他道歉。如果让言论没有不同的，心意没有不合的，互相应和，那谁不是贤人呢？万一有小人在其中，那么君主凭借什么察觉呢？臣所希望保存法度纲纪的原因，说的就是这个意思。
臣非敢历诋新政，苟为异论。如近日裁减皇族恩例、刊定任子条式、修完器械、阅习鼓旗，皆陛下神算之至明，乾刚之必断，物议既允，臣安敢有词。至于所献之三言，则非臣之私见，中外所病，其谁不知？昔禹戒舜曰：“无若丹朱傲，惟慢游是好。”舜岂有是哉！周公戒成王曰：“毋若商王，受之迷乱，酗于酒德。”成王岂有是哉！周昌以汉高为桀、纣，刘毅以晋武为桓、灵，当时人君，曾莫之罪，而书之史册，以为美谈。使臣所献三言，皆朝廷未尝有此，则天下之幸，臣与有焉。若有万一似之，则陛下安可不察？然而臣之为计，可谓愚矣。以蝼蚁之命，试雷霆之威，积其狂愚，岂可数赦？大则身首异处，破坏家门，小则削籍投荒，流离道路。虽然，陛下必不为此。何也？臣天赋至愚，笃于自信。向者与议学校贡举，首违大臣本意，已期窜逐，敢意自全。而陛下独然其言，曲赐召对，从容久之，至谓臣曰：“方今政令得失安在？虽朕过失，指陈可也。”臣即对曰：“陛下生知之性，天纵文武，不患不明，不患不勤，不患不断，但患求治太速，进人太锐，听言太广。”又俾具述所以然之状。陛下颔之曰：“卿所献三言，朕当熟思之。”臣之狂愚，非独今日，陛下容之久矣。岂其容之于始而不赦之于终？恃此而言，所以不惧。臣之所惧者，讥刺既众，怨仇实多，必将诋臣以深文，中臣以危法，使陛下虽欲赦臣而不可得，岂不殆哉！死亡不辞，但恐天下以臣为戒，无复言者，是以思之经月，夜以继书，表成复毁，至于再三。感陛下听其一言，怀不能已，卒吐其说。惟陛下怜其愚忠而卒赦之，不胜俯伏待罪忧恐之至。
○苏轼-代张方平谏用兵书
臣闻好兵犹好色也。伤生之事非一，而好色者必死。贼民之事非一，而好兵者必亡。此理之必然者也。夫惟圣人之兵，皆出于不得已，故其胜也，享安全之福。其不胜也，必无意外之患。后世用兵，皆得已而不已，故其胜也，则变迟而祸大，其不胜也，则变速而祸小。是以圣人不计胜负之功，而深戒用兵之祸。何者？兴师十万，日费千金，内外骚动，殆于道路者七十万家。内则府库空虚，外则百姓穷匮。饥寒逼迫，其后必有盗贼之忧，死伤愁怨，其终必致水旱之报。上则将帅拥众，有跋扈之心，下则士众久役，有溃叛之志。变故百出，皆由用兵。至于兴事首议之人，冥谪尤重。盖以平民无故缘兵而死，怨气充积，必有任其咎者。是以圣人畏之重之，非不得已，不敢用也。
自古人主好动干戈，由败而亡者，不可胜数，臣今不敢复言。请为陛下言其胜者。秦始皇既平六国，复事吴越，戍役之患，被于四海。虽拓地千里，远过三代，而坟土未干，天下怨叛，二世被害，子婴就擒，灭亡之酷，自古所未尝有也。汉武帝承文、景富溢之余，首挑匈奴，兵连不解，遂使侵寻及于诸国，岁岁调发，所向成功。建元之间，兵祸始作，是时蚩尤旗出，长与天等，其春戾太子生。自是师行三十余年，死者无数。及巫蛊事起，京师流血，僵尸数万，太子父子皆败。班固以为太子生长于兵，与之终始。帝虽悔悟自克，而殁身之恨，已无及矣。隋文帝既下江南，继事夷狄，炀帝嗣位，此志不衰。皆能诛灭强国，威震万里。然而民怨盗起，亡不旋踵。唐太宗神武无敌，尤喜用兵，既已破灭突厥、高昌、吐谷浑等，犹且未厌，亲驾辽东。皆志在立功，非不得已而用。其后武氏之难，唐室凌迟，不绝如线。盖用兵之祸，物理难逃。不然，太宗仁圣宽厚，克己裕人，几至刑措，而一传之后，子孙涂炭，此岂为善之报也哉。由此观之，汉、唐用兵于宽仁之后，故其胜而仅存。秦、隋用兵于残暴之余，故其胜而遂灭。臣每读书至此，未尝不掩卷流涕，伤其计之过也。若使此四君者，方其用兵之初，随即败衄，惕然戒惧，知用兵之难，则祸败之兴，当不至此。不幸每举辄胜，故使狃于功利，虑患不深。臣故曰：胜则变迟而祸大，不胜
译臣并非敢逐一诋毁新政，故意提出不同的议论。像近日裁减皇族的恩赐待遇、修订荫任子弟的条例、修缮武器装备、检阅操练仪仗，都是陛下神机妙算的英明体现，刚健果断的必然决定，既然舆论已经认可，臣怎敢多嘴。至于臣所献上的三条谏言，并非臣个人的私见，而是朝廷内外所担忧的弊病，谁不知道呢？从前禹告诫舜说：“不要像丹朱那样傲慢，只喜欢轻慢游乐。”舜难道有这种毛病吗！周公告诫成王说：“不要像商纣王那样迷惑昏乱，沉溺于酒德。”成王难道有这种毛病吗！周昌把汉高祖比作夏桀、商纣，刘毅把晋武帝比作汉桓帝、汉灵帝，当时的君主都没有怪罪他们，反而被记载在史册中，成为美谈。假如臣所献的三条谏言，朝廷确实没有这些弊病，那是天下的幸运，臣也共享这份幸运。如果万一有类似的情况，那么陛下怎能不加以审察呢？然而臣的打算，可以说是愚蠢了。拿蝼蚁般的生命，去试探雷霆般的威严，积累起狂悖愚昧的罪过，哪里可以多次赦免？重则身首异处，家破人亡，轻则削去官籍流放荒远，流离失所于道路。虽然如此，陛下必定不会这样做。为什么呢？臣天赋极度愚钝，固执地相信自己。先前参与讨论学校贡举制度时，首先违背了大臣的本意，已经预料会被放逐，哪里敢奢望保全自己。而陛下却认为臣说得对，特意召见臣当面回答，从容交谈了很久，甚至对臣说：“当今政令的得失在哪里？即使是我的过失，也可以指出来。”臣当即回答说：“陛下生来就有智慧，上天赋予文武才能，不担心不明智，不担心不勤勉，不担心不果断，只担心治理天下过于急躁，提拔人才过于迅猛，听取言论过于广泛。”又让臣详细陈述其中的原因。陛下点头说：“你所献的三条谏言，我会仔细思考。”臣的狂悖愚昧，不只是今天这样，陛下容忍臣已经很久了。难道开始时容忍，结束时却不赦免吗？依靠这一点进言，所以无所畏惧。臣所害怕的是，讥讽指责的人很多，怨恨仇视的人实在太多，一定会用严苛的条文诋毁臣，用危险的刑法中伤臣，使得陛下即使想赦免臣也做不到，这难道不危险吗！死亡我不推辞，只是担心天下人因为臣而引以为戒，不再有人进言，因此思考了一个多月，日夜不停地书写，奏表写成又毁掉，反复多次。感激陛下肯听臣的一句话，心中无法抑制，最终吐露了这些见解。只希望陛下怜悯臣的愚笨忠诚而最终赦免臣，不胜惶恐待罪之忧。
○苏轼-代张方平谏用兵书
臣听说喜好战争就像喜好美色一样。伤害生命的事情不止一种，但喜好美色的人必定早死。残害百姓的事情不止一种，但喜好战争的人必定灭亡。这是必然的道理。只有圣人的用兵，都是出于不得已，所以战胜时，能享受平安的福分；战败时，也必定没有意外的祸患。后世用兵，都是本可以停止却不停止，所以战胜时，灾祸来得迟缓但巨大；战败时，灾祸来得迅速但较小。因此圣人不计较胜负的功劳，而深深警戒用兵的祸患。为什么呢？出动十万军队，每天耗费千金，内外骚动，在路上奔波的有七十万家。内部府库空虚，外部百姓穷困。饥寒交迫，之后必定有盗贼的忧患；死伤哀怨，最终必定招致水旱的灾报。上面将领拥兵自重，有跋扈之心；下面士兵长期服役，有溃散叛逃的志向。变故层出不穷，都源于用兵。至于发起战争、首倡议战的人，冥冥中的责罚尤其沉重。这是因为平民无故因战争而死，怨气积聚，必定有人承担罪责。所以圣人畏惧它、重视它，非不得已，不敢使用武力。
自古以来君主喜好动武，因战败而灭亡的，数不胜数，臣现在不敢再提。请为陛下说说那些战胜的。秦始皇平定六国后，又攻打吴越，戍守服役的祸患，遍布天下。虽然开拓疆土千里，远远超过夏商周三代，但坟墓上的土还没干，天下就怨恨叛乱，秦二世被害，子婴被俘，灭亡的惨酷，自古未有。汉武帝继承文帝、景帝富裕的余荫，首先挑衅匈奴，战争连绵不断，于是侵扰波及各国，每年调发军队，所向披靡。建元年间，兵祸开始兴起，这时蚩尤旗出现，长度与天相等，那年春天戾太子出生。从此军队出征三十多年，死者无数。等到巫蛊事件爆发，京城流血，尸体数万，太子父子都败亡。班固认为太子生长在兵乱中，与之始终相伴。皇帝虽然悔悟克制，但至死都留有遗憾，已经来不及了。隋文帝平定江南后，接着征讨夷狄，炀帝继位，这种志向不减。都能诛灭强国，威震万里。然而民怨沸腾，盗贼四起，灭亡就在转眼之间。唐太宗神武无敌，尤其喜欢用兵，已经破灭突厥、高昌、吐谷浑等，仍然不满足，亲自驾临辽东。都是志在立功，并非不得已而用兵。后来武氏之乱，唐室衰微，不绝如缕。大概用兵的祸患，物理规律难以逃避。不然的话，太宗仁圣宽厚，克制自己宽待他人，几乎达到刑罚搁置不用的地步，而一代之后，子孙遭殃，这难道是行善的报应吗。由此看来，汉、唐在宽仁之后用兵，所以战胜却勉强存活。秦、隋在残暴之余用兵，所以战胜却随即灭亡。臣每次读到这些，没有不掩卷流泪，悲伤他们计策的失误。假如这四位君主，在刚开始用兵时，随即遭遇败绩，警惕戒惧，知道用兵的艰难，那么祸败的发生，应当不至于如此。不幸每次出兵都获胜，所以使他们习惯于功利，考虑祸患不深。臣所以说：战胜则灾祸来得迟缓但巨大，战败则
昔仁宗皇帝覆育天下，无意于兵。将士惰偷，兵革朽钝，元昊乘间窃发，西鄙延安、泾、原、麟、府之间，败者三四，所丧动以万计，而海内晏然。兵休事已，而民无怨言，国无遗患。何者？天下臣庶知其无好兵之心，天地鬼神谅其有不得已之实故也。今陛下天锡勇智，意在富强。即位以来，缮甲治兵，伺候邻国。群臣百寮，窥见此指，多言用兵。其始也，弼臣执国命者，无忧深思远之心。枢臣当国论者，无虑害持难之识。在台谏之职者，无献替纳忠之议。从微至著，遂成厉阶。既而薛向为横山之谋，韩绛效深入之计，陈升之、吕公弼等，阴与之协力，师徒丧败，财用耗屈。较之宝元、庆历之败，不及十一，然而天怒人怨，边兵背叛，京师骚然，陛下为之旰食者累月。何者？用兵之端，陛下作之。是以吏士无怨敌之意而不直陛下也。尚赖祖宗积累之厚，皇天保佑之深，故使兵出无功，感悟圣意。然浅见之士，方且以败为耻，力欲求胜，以称上心。于是王韶构祸于熙河，章惇造衅于横山，熊本发难于渝泸。然此等皆戕贼已降，俘累老弱困弊腹心，而取空虚无用之地，以为武功。使陛下受此虚名而忽于实祸，勉强砥砺，奋于功名。故沈起、刘彝，复发于安南，使十余万人暴露瘴毒，死者十而五六，道路之人，毙于输送，赀粮器械，不见敌而尽。以为用兵之意，必且少衰。而李宪之师，复出于洮州矣。今师徒克捷，锐气方盛，陛下喜于一胜，必有轻视四夷凌侮敌国之意。天意难测，臣实畏之。
且夫战胜之后，陛下可得而知者，凯旋捷奏，拜表称贺，赫然耳目之观耳。至于远方之民，肝脑屠于白刃，筋骨绝于馈饷，流离破产，鬻卖男女，薰眼折臂自经之状，陛下必不得而见也。慈父孝子孤臣寡妇之哭声，陛下必不得而闻也。譬犹屠杀牛羊、刳脔鱼鳖以为饍馐，食者甚美，见食者甚苦。使陛下见其号呼于挺刃之下，宛转于刀几之间，虽八珍之美，必将投箸而不忍食，而况用人之命，以为耳目之观乎？且使陛下将卒精强，府库充实，如秦、汉、隋、唐之君。既胜之后，祸乱方兴，尚不可救，而况所在将吏罢软凡庸，较之古人，万万不逮。而数年以来，公私窘乏，内府累世之积，扫地无余，州郡征税之储，上供殆尽，百官廪俸，仅而能继，南郊赏给，久而未办，以此举动，虽有智者，无以善其后矣。且饥役之后，所在盗贼蜂起，京东、河北，尤不可言。若军事一兴，横敛随作，民穷而无告，其势不为大盗，无以自全。边事方深，内患复起，则胜、广之形，将在于此。此老臣所以终夜不寐，临食而叹，至于恸哭而不能自止也。且臣闻之：凡举大事，必顺天心。天之所向，以之举事必成；天之所背，以之举事必败。盖天心向背之迹，见于灾祥丰歉之间。今自近岁日蚀星变，地震山崩，水旱疠疫，连年不解，民死将半。天心之向背，可以见矣。而陛下方且断然不顾，兴事不已，譬如人子得过于父母，惟有恭顺静思引咎自责，庶岁可解。今乃纷然诘责奴婢，恣行箠楚，以此事亲，未有见赦于父母者。故臣愿陛下远览前世兴亡之迹，深察天心向背之理，绝意兵革之事，保疆睦邻，安静无为，固社稷长久之计。上以安二宫朝夕之养，下以济四方亿兆之命。则臣虽老死沟壑，瞑目于地下矣。昔汉祖破灭群雄，遂有天下，光武百战百胜，祀汉配天。然至白登被围，则讲和亲之议；西域请吏，则出谢绝之言。此二帝者，非不知兵也。盖经变既多，则虑患深远。今陛下深居九重，而轻议讨伐，老臣庸懦，私窃以为过矣。然人臣纳说于君，因其既厌而止之，则易为力，迎其方锐而折之，则难为功。凡有血气之伦，皆有好胜之意。方其气之盛也，虽布衣贱士，有不可夺，自非智识特达，度量过人，未有能于勇锐奋发之中，舍己从人，惟义是听者也。今陛下盛气于用武，势不可回，臣非不知。而献言不已者，诚见陛下圣德宽大，听纳不疑。故不敢以众人好胜之常心望于陛下
译从前仁宗皇帝养育天下，无意于用兵。将士懒惰懈怠，兵器陈旧钝劣，元昊趁机偷袭，在西部边境延安、泾州、原州、麟州、府州之间，我军败了三四次，损失动辄以万计，而国内却安宁无事。战争停止，事情结束后，百姓没有怨言，国家没有遗留的祸患。为什么呢？因为天下臣民知道他没有好战的心意，天地鬼神也体谅他有不得已的苦衷啊。
现在陛下上天赐予勇武和智慧，意在使国家富强。即位以来，修缮铠甲整治军队，伺机对待邻国。群臣百官，窥探到这一意图，多谈论用兵。起初，辅佐皇帝执掌国政的人，没有深谋远虑之心；主持国家议论的枢密大臣，没有考虑祸害、持守艰难之识；担任台谏职务的人，没有进谏忠言、提出建议的议论。从细微到显著，遂成了祸乱的阶梯。不久，薛向策划横山之谋，韩绛效法深入敌境的计策，陈升之、吕公弼等人，暗中与他们协力，军队败亡，财用耗竭。与宝元、庆历年间的失败相比，不及十分之一，然而上天震怒，百姓怨恨，边兵背叛，京城骚动，陛下为此吃不下饭达数月之久。为什么呢？因为用兵的开端，是陛下发起的。所以官吏士兵没有怨恨敌人的意思，却不认为陛下做得对。
还依赖祖宗积累的深厚，皇天保佑的深切，所以使出兵无功，感悟圣意。然而见识浅陋的人，正以失败为耻，极力想要求胜，以迎合皇上心意。于是王韶在熙河制造祸端，章惇在横山挑起事端，熊本在渝泸发动变乱。然而这些人都是杀害已投降的人，俘虏老弱，使腹心之地困顿疲弊，而夺取空虚无用的土地，以此作为武功。使陛下接受这虚名而忽视实际的祸患，勉强磨砺自己，奋发追求功名。所以沈起、刘彝，又在安南发动战事，使十多万人在瘴气毒害中暴露，死者十之五六，道路上的人，死于运输供给，资粮器械，没见到敌人就耗尽了。以为用兵的心意，必定会稍微衰退。而李宪的军队，又出兵洮州了。现在军队获胜，锐气正盛，陛下因一次胜利而欢喜，必定有轻视四夷、凌侮敌国的心意。天意难以预测，臣实在畏惧。
况且战胜之后，陛下能够知道的，是凯旋捷报，拜表称贺，赫然入耳入目的景象罢了。至于远方的百姓，肝脑被白刃屠杀，筋骨因运送粮饷而断绝，流离失所，破产卖儿卖女，熏眼折臂、上吊自尽的情形，陛下必定看不见。慈父孝子、孤臣寡妇的哭声，陛下必定听不到。这就好比屠杀牛羊、切割鱼鳖作为美食，吃的人觉得很美味，被吃的人却很痛苦。如果陛下看见他们在利刃之下号叫，在刀案之间挣扎，即使有八珍那样的美味，必定会放下筷子不忍心吃，何况用人的性命，来作为耳目观赏的事物呢？
况且假设陛下的将卒精强，府库充实，像秦、汉、隋、唐的君主。战胜之后，祸乱刚刚兴起，尚且不可挽救，何况现在的将吏软弱平庸，与古人相比，万万不及。而且多年来，公私困乏，内府累世的积蓄，扫地无余，州郡征税的储备，上供殆尽，百官的俸禄，仅仅能够接续，南郊赏赐的费用，很久未能办齐，以此举动，虽然有智者，也无法善后了。况且饥荒劳役之后，各地盗贼蜂起，京东、河北，尤其不可言说。如果军事一起，横征暴敛随之而来，百姓穷困无处申诉，其势若不成为大盗，无法保全自己。边事正深，内患又起，那么陈胜、吴广那样的形势，将出现在这里。这是老臣终夜不寐，临食叹息，以至于痛哭而不能自止的原因。
况且臣听说：凡是兴举大事，必须顺应天心。上天所趋向的，以此兴举事情必定成功；上天所背离的，以此兴举事情必定失败。大抵天心趋向背离的迹象，表现在灾异祥瑞、丰歉之间。现在从近年日食星变，地震山崩，水旱瘟疫，连年不止，百姓死了一半。天心的趋向背离，可以看见了。而陛下正断然不顾，兴事不止，譬如人子得罪了父母，只有恭顺静思，引咎自责，或许可以解脱。现在却纷纷责问奴婢，肆意施行鞭打，以此侍奉父母，没有不被父母赦免的。所以臣希望陛下远览前世兴亡的事迹，深察天心趋向背离的道理，断绝用兵的想法，保卫疆界和睦邻国，安静无为，巩固社稷长久之计。上以安定二宫朝夕的供养，下以救济四方亿万百姓的生命。那么臣即使老死沟壑，也能瞑目于地下了。
从前汉高祖破灭群雄，于是拥有天下，光武帝百战百胜，祭祀汉朝配享上天。然而到了白登被围，就讲求和亲的议论；西域请求官吏，就发出谢绝的话语。这两位皇帝，不是不懂军事。大概经历变故多，就考虑祸患深远。现在陛下深居九重，而轻议讨伐，老臣庸懦，私下认为这是过错。然而人臣向君主进言，趁着君主已经厌倦而制止他，就容易用力；迎着君主正锐利而折服他，就难成功。凡是有血气的同类，都有好胜的心意。正当他气势旺盛时，即使是布衣贱士，也有不可剥夺的意志，除非智识特别通达，度量超过常人，没有能在勇锐奋发之中，舍弃自己听从别人，只听从道义的人。现在陛下盛气于用武，势不可回，臣不是不知道。而献言不止的原因，实在是看见陛下圣德宽大，听纳不疑。所以不敢以众人好胜的常心期望陛下。
，且意陛下他日亲用兵之害，必将哀痛悔恨，而追咎左右大臣未尝一言，臣亦将老且死见先帝于地下，亦有以藉口矣。惟陛下哀而察之。
译况且估计陛下日后亲自用兵遭受祸害，必定会哀痛悔恨，并追究左右大臣未曾进言的罪责，臣也将年老死去，在地下见到先帝，也有借口可以推脱了。恳请陛下怜悯并明察此事。
○苏轼-徐州上皇帝书
臣以庸材，备员册府，出守两郡，皆东方要地，私窃以为守法令，治文书，赴期会，不足以报塞万一。辄伏思念东方之要务，陛下之所宜知者，得其一二，草具以闻，而陛下择焉。
臣前任密州，建言自古河北与中原离合，常系社稷存亡，而京东之地，所以灌输河北，瓶竭则罍耻，唇亡则齿寒，而其民喜为盗贼，为患最甚，因为陛下画所以待盗贼之策。及移守徐州，览观山川之形势，察其风俗之所上，而考之于载籍，然后又知徐州为南北之襟要，而京东诸郡安危所寄也。昔项羽入关，既烧咸阳，而东归则都彭城。夫以羽之雄略，舍咸阳而取彭城，则彭城之险固形便，足以得志于诸侯者可知矣。臣观其地，三面被山，独其西平川数百里，西走梁、宋，使楚人开关而延敌，材官驺发，突骑云纵，真若屋上建瓴水也。地宜菽麦，一熟而饱数岁。其城三面阻水，楼堞之下，以汴、泗为池，独其南可通车马，而戏马台在焉。其高十仞，广袤百步，若用武之世，屯千人其上，聚櫑木炮石，凡战守之具，以与城相表里，而积三年粮于城中，虽用十万人，不易取也。其民皆长大，胆力绝人，喜为剽掠，小不适意，则有飞扬跋扈之心，非止为盗而已。汉高祖，沛人也；项羽，宿迁人也；刘裕，彭城人也；朱全忠，砀山人也：皆在今徐州数百里间耳。其人以此自负，凶桀之气，积以成俗。魏太武以三十万人攻彭城，不能下。而王智兴以卒伍庸材，恣睢于徐，朝廷亦不能讨。岂非以其地形便利，人卒勇悍故耶？
州之东北七十余里，即利国监，自古为铁官，商贾所聚，其民富乐，凡三十六冶，冶户皆大家，藏镪巨万，常为盗贼所窥，而兵卫寡弱，有同儿戏。臣中夜以思，即为寒心。使剧贼致死者十余人，白昼入市，则守者皆弃而走耳。地既产精铁，而民皆善锻，散冶户之财，以啸召无赖，则乌合之众，数千人之仗，可以一夕具也。顺流南下，辰发巳至，而徐有不守之忧矣。使不幸而贼有过人之才，如吕布、刘备之徒，得徐而逞其志，则京东之安危，未可知也。近者河北转运司奏乞禁止利国监铁不许入河北，朝廷从之。昔楚人亡弓，不能忘楚，孔子犹小之，况天下一家，东北二冶，皆为国兴利，而夺彼与此，不已隘乎？自铁不北行，冶户皆有失业之忧，诣臣而诉者数矣。臣欲因此以征冶户，为利国监之捍屏。今三十六冶，冶各百余人，采矿伐炭，多饥寒亡命强力鸷忍之民也。臣欲使冶户每冶各择有材力而忠谨者，保任十人，籍其名于官，授以却刃刀槊，教之击刺，每月两衙，集于知监之庭而阅试之，藏其刃于官，以待大盗，不得役使，犯者以违制论。冶户为盗所睨久矣，民皆知之，使冶出十人以自卫，民所乐也，而官又为除近日之禁，使铁得北行，则冶户皆悦而听命，奸猾破胆而不敢谋矣。徐城虽险固，而楼橹敝恶，又城大而兵少，缓急不可守。今战兵千人耳，臣欲乞移南京新招骑射两指挥于徐。此故徐人也，尝屯于徐。营垒材石既具矣，而迁于南京，异时转运使分东西路，畏馈饷之劳，而移之西耳。今两路为一，其去来无所损益，而足以为徐之重。城下数里，颇产精石无穷，而奉化厢军见阙数百人，臣愿募石工以足之。听不差出，使此数百人者常采石以甃城。数年之后，举为金汤之固，要使利国监不可窥，则徐无事，徐无事，则京东无虞矣。
沂州山谷重阻，为逋逃渊薮，盗贼每入徐州界中。陛下若采臣言，不以臣为不肖，愿复三年守徐，且得兼领沂州兵甲巡检公事，必有以自效。京东恶盗，多出逃军。逃军为盗，民则望风畏之，何也？技精而法重也。技精则难敌，法重则致死，其势然也。自陛下置将官，修军政，士皆精锐而不免于逃者，臣尝考其所由。盖自近岁以来，部送罪人配军者，皆不使役人，而使禁军。军士当部送者，受牒即行，往返常不下十日，道路之费，非取息钱不能办，百姓畏法不敢贷，贷亦不可复得，惟
译○苏轼-徐州上皇帝书
臣凭借平庸的才能，充任史馆的官员，外放担任两郡的太守，都是东方的重要地区。我私下认为，仅仅遵守法令、处理文书、按时参加朝会，不足以报答陛下恩德的万分之一。于是私下思考东方紧要的事务，以及陛下应当知晓的情况，选取其中一二，草拟奏章呈报，请陛下选择采纳。
臣前任密州时，曾进言说：自古以来，河北与中原的离合，常常关系到国家的存亡；而京东地区，是用来供给河北物资的，瓶空则罍羞，唇亡则齿寒。而且那里的百姓喜好做盗贼，为害最严重，因此为陛下谋划了对待盗贼的策略。等到调任徐州太守，我观察山川的形势，考察风俗所崇尚的，并查证典籍，这才知道徐州是南北的要冲，也是京东各郡安危所寄托的地方。
从前项羽进入关中，烧毁咸阳后，向东归去就定都彭城。凭借项羽的雄才大略，舍弃咸阳而选取彭城，那么彭城险要坚固、地势便利，足以在诸侯中得逞志向，由此可以知道了。我观察那里的地形，三面被山环绕，只有西边是数百里的平川，向西直通梁、宋。如果楚人打开关门迎击敌人，步兵如箭发射，骑兵如云涌出，真像在屋顶上倾倒瓶水一样势不可挡。当地适宜种植豆类和麦子，一次丰收就能吃饱数年。城墙三面有水阻隔，城楼女墙之下，以汴水、泗水作为护城河，只有南面可以通行车马，戏马台就在那里。戏马台高十仞，方圆百步，如果在用武的时代，在上面驻扎千人，聚集檑木炮石，所有作战防守的器具，与城墙互为表里，而在城中积蓄三年的粮食，即使动用十万人，也难以攻取。
那里的百姓都身材高大，胆量力气超人，喜好抢劫掠夺，稍微不如意，就有飞扬跋扈之心，不仅仅是做盗贼而已。汉高祖，是沛县人；项羽，是宿迁县人；刘裕，是彭城人；朱全忠，是砀山人：都在如今徐州数百里范围内罢了。这些人因此自负，凶暴桀骜之气，积累而成习俗。魏太武帝用三十万人攻打彭城，不能攻下。而王智兴凭借平庸的才能，在徐州肆意妄为，朝廷也不能讨伐。难道不是因为地形便利，士兵勇猛强悍的缘故吗？
徐州东北七十多里，就是利国监，自古以来就是铁官所在地，商贾聚集，百姓富足安乐，共有三十六个冶铁作坊，冶户都是大户人家，积蓄钱财数以万计，常常被盗贼窥伺，而守卫兵力寡弱，如同儿戏。我半夜思考，就为此寒心。如果凶恶的盗贼杀死十几个人，白天进入市场，那么守卫者都会弃城逃跑。当地既出产精铁，百姓又擅长锻造，散尽冶户的钱财，来召唤无赖之徒，那么乌合之众，数千人的武器装备，可以一夜之间具备。顺流南下，辰时出发巳时到达，徐州就有不守的危险了。如果不幸盗贼有超过常人的才能，像吕布、刘备之类的人，得到徐州而施展志向，那么京东的安危，就难以预料了。
近来河北转运司奏请禁止利国监的铁器不许进入河北，朝廷听从了。从前楚人丢了弓，不能忘记是楚人丢的，孔子尚且认为他气量狭小，何况天下一家，东北两个冶铁作坊，都是为国家兴利，而剥夺那边给予这边，不是太狭隘了吗？自从铁器不能北运，冶户都有失业的担忧，来向我诉苦的人多次了。我想借此征召冶户，作为利国监的屏障。现在三十六个冶铁作坊，每个作坊一百多人，采矿伐炭，大多是饥寒交迫、亡命天涯、强力凶狠的百姓。我想让冶户每个作坊各选择有材力且忠诚谨慎的人，担保十人，将他们的名字登记在官府，授予他们刀槊，教他们击刺，每月两次集会，在监官的庭院中检阅测试，将刀刃收藏在官府，以应对大盗，不得役使他们，违犯者按违制论处。冶户被盗贼窥伺很久了，百姓都知道，让冶户出十人自卫，是百姓所乐意的，而官府又为他们解除近日的禁令，使铁器得以北运，那么冶户都会喜悦而听从命令，奸猾之徒胆破而不敢谋划了。
徐州城墙虽然险固，但城楼破旧恶劣，又因为城大而兵少，紧急时刻不可防守。现在战兵只有一千人，我想请求将南京新招募的骑射两指挥调往徐州。这些人本来是徐州人，曾经驻扎在徐州。营垒的木材石头已经具备，而迁移到南京，过去转运使分东西路，害怕供给粮饷的劳苦，而将他们移到西路罢了。现在两路合一，他们的去来没有什么损益，而足以作为徐州的重镇。城下几里，出产精石无穷，而奉化厢军现在缺额数百人，我愿招募石工来补足。允许他们不被差遣外出，让这几百人经常采石来砌墙。数年之后，全城成为金城汤池般坚固，只要使利国监不可窥伺，那么徐州就无事，徐州无事，那么京东就无忧了。
沂州山谷险阻，是逃亡者的渊薮，盗贼经常进入徐州境内。陛下如果采纳我的言论，不认为我不肖，希望再让我守徐州三年，并且得以兼领沂州兵甲巡检公事，必定有办法报效。京东的恶盗，多出自逃军。逃军做盗贼，百姓就望风畏惧，为什么呢？因为技艺精熟而法律严酷。技艺精熟就难以抵挡，法律严酷就拼死作战，形势如此罢了。自从陛下设置将官，修明军政，士兵都精锐而不免于逃亡的，我曾经考察其原因。大概从近年以来，押送罪人配军的，都不让役人，而让禁军。军士应当押送的，接到文书就出发，往返常常不少于十日，道路的费用，不借高利贷不能办到，百姓畏惧法律不敢借，借了也无法偿还，只有
所部将校，乃敢出息钱与之，归而刻其粮赐，以故上下相持，军政不修，博弈饮酒，无所不至，穷苦无聊，则逃去为盗。臣自至徐，即取不系省钱百余千别储之。当部送者，量远近裁取，以三月刻纳，不取其息。将吏有敢贷息钱者，痛以法治之。然后严军政，禁酒博，比期年，士皆饱暖，练熟技艺，等第为诸郡之冠，陛下遣敕使按阅，所具见也。臣愿下其法诸郡，推此行之，则军政修而逃者衰，亦去盗之一端也。
译我管辖的将校们，竟然敢放高利贷给他们，回来后又克扣他们的粮饷赏赐，因此上下互相牵制，军政废弛，赌博饮酒，无所不为，穷困潦倒无处可去，就逃跑去做盗贼。我自到徐州后，就取出百余千不纳入省钱的款项另行储存。应当由部队运送的，根据路途远近酌情支取，分三个月扣除缴纳，不收取利息。将吏中有敢放高利贷的，严加法律制裁。然后严明军政，禁止饮酒赌博，等到一年期满，士兵都吃饱穿暖，熟练武艺，等级为各郡之首，陛下派遣敕使巡查检阅，所呈现的情况可见一斑。我希望将此法下达给各郡，推广实行，那么军政修明而逃跑的人就会减少，这也是消除盗贼的一个方面。
臣闻之汉相王嘉曰：“孝文帝时，二千石长吏，安官乐职，上下相望，莫有苟且之意。其后稍稍变易，公卿以下，转相促急，司隶、部刺史，发扬阴私，吏或居官数月而退。二千石益轻贱，吏民慢易之，知其易危，小失意则有离畔之心。前山阳亡徒苏令从横，吏士临难，莫肯伏节死义者，以守相威权素夺故也。国家有急，取办于二千石，二千石尊重难危，乃能使下。”以王嘉之言而考之于今，郡守之威权，可谓素夺矣。上有监司伺其过失，下有吏民持其长短，未及按问，而差替之命已下矣。欲督捕盗贼，法外求一钱以使人，且不可得。盗贼凶人，情重而法轻者，守臣辄配流之，则使所在法司覆按其状，劾以失入。惴惴如此，何以得吏士死力，而破奸人之党乎？由此观之，盗贼所以滋炽者，以陛下守臣权太轻故也。臣愿陛下稍重其权，责以大纲，略其小过，凡京东多盗之郡，自青、郓以降，如徐、沂、齐、曹之类，皆慎择守臣，听法外处置强盗。颇赐缗钱，使得以布设耳目，蓄养爪牙。然缗钱多赐则难常，少又不足于用，臣以为每郡可岁别给一二百千，使以酿酒，凡使人葺捕盗贼，得以酒予之，敢以为他用者，坐赃论。赏格之外，岁得酒数百斛，亦足以使人矣。此又治盗之一术也。
然此皆其小者，其大者非臣之所当言。欲默而不发，则又私自念遭值陛下英圣特达如此。若有所不尽，非忠臣之义，故昧死复言之。昔者以诗赋取士，今陛下以经术用人，名虽不同，然皆以文词进耳。考其所得，多吴、楚、闽、蜀之人。至于京东、西，河北，河东，陕西五路，盖自古豪杰之场，其人沈鸷勇悍，可任以事，然欲使治声律，读经义，以与吴、楚、闽、蜀之士争得失于毫厘之间，则彼有不仕而已，故其得人常少。夫惟忠孝礼义之士，虽不得志，不失为君子。若德不足而才有余者，困于无门，则无所不至矣。故臣愿陛下特为五路之士，别开仕进之门。
汉法：郡县秀民，推择为吏，孝行察廉，以次迁补，或至二千石，入为公卿。古者不专以文词取人，故得士为多。黄霸起于卒史，薛宣奋于书佐，朱邑选于啬夫，丙吉出于狱吏，其余名臣循吏，由此而进者，不可胜数。唐自中叶以后，方镇皆选列校以掌牙兵。啬是时四方豪杰，不能以科举自达者，皆争为之，往往积功以取旄钺。虽老奸巨盗，或出其中。而名卿贤将如高仙芝、封常清、李光弼、来瑱、李抱玉、段秀实之流，所得亦已多矣。王者之用人如江河，江河所趋，百川赴焉，蛟龙生之，及其去而之他，则鱼鳖无所还其体，而鲵鳅为之制。今世胥史牙校皆奴仆庸人者，无他，以陛下不用也。今欲用胥史牙校，而胥史行文书，治刑狱钱谷，其势不可废鞭挞，鞭挞一行，则豪杰不出于其间。故凡士之刑者不可用，而用者不可刑。故臣愿陛下采唐之旧，使五路监司郡守，共选士人以补牙职，皆取人材。心力有足过人，而不能从事于科举者，禄之以今之庸钱，而课之镇税场务督捕盗贼之类，自公罪杖以下听赎。依将校法，使长吏得荐其才者，第其功阀，书其岁月，使得出仕比任子，而不以流外限其所至。朝廷察其尤异者，擢用数人。则豪杰英伟之士，渐出于此途，而奸猾之党，可得而笼取也。其条目委曲，臣未敢尽言，惟陛下留神省察。
昔晋武平吴之后，诏天下罢军役，州郡悉去武备，惟山涛论其不可，帝见之，曰：“天下名言也。”而不能用。及永宁之后，盗贼蜂起，郡国皆以无备不能制，其言乃验。今臣于无事之时，屡以盗贼为言，其私忧过计，亦已甚矣。陛下纵能容之，必为议者所笑，使天下无事而臣获笑可也，不然，事至而图之，则已晚矣。干犯天威，罪在不赦。臣轼诚惶诚恐，顿首顿首。谨言。
○王安石-上仁宗皇帝言事书
臣愚不肖，蒙恩备使一路，今又蒙恩召还阙廷，有所任属。而当以使事归报陛下，不自知其无以称职，而敢缘使事之所及，冒言天下之事，伏惟陛下详思而
译我听说汉相王嘉曾说：“孝文帝时期，俸禄二千石的地方长官，安心任职，乐于职守，上下级彼此信赖，没有敷衍塞责的念头。后来情况逐渐改变，公卿以下官员，互相催促逼迫，司隶校尉和部刺史，揭发隐私，有的官吏任职几个月就被罢免。二千石官员的地位日益低微，官吏和百姓轻视他们，知道他们容易动摇，稍有不满就产生背离叛变之心。以前山阳郡逃亡的囚徒苏令纵横作乱，官吏和士兵面临危难，没有人肯坚守节操、为正义而死，这是因为郡守和国相的威权一向被剥夺的缘故。国家遇到紧急情况，依靠二千石官员来办理，只有让他们地位尊贵、处境艰难，才能驱使下属。”用王嘉的话来考察当今，郡守的威权，可以说一向被剥夺了。上面有监察官员窥伺他们的过失，下面有官吏和百姓抓住他们的短处，还没来得及查问，罢免的命令就已经下达了。想要督捕盗贼，在法度之外求得一钱来使用，尚且不可得。对于盗贼这类凶恶之人，罪行严重而法律处罚较轻的，郡守如果擅自发配流放，就会被所在地的司法部门复查案情，弹劾他们判罪过重。如此战战兢兢，怎么能让官吏和士兵拼死效力，从而击破奸恶之人的党羽呢？由此看来，盗贼之所以日益猖獗，是因为陛下赋予郡守的权力太轻了。我希望陛下稍微加重他们的权力，只要求他们把握大政方针，忽略小的过错，凡是京东地区盗贼多发的郡县，从青州、郓州往下，像徐州、沂州、齐州、曹州这类地方，都慎重选择郡守，允许他们在法度之外处置强盗。稍微赐予一些钱，让他们用来布置耳目，蓄养得力助手。然而钱赐多了难以持久，赐少了又不够用，我认为每个郡可以每年另外给一二百千钱，让他们用来酿酒，凡是派人缉捕盗贼，可以用酒赏赐他们，敢将酒用于其他用途的，按贪赃罪论处。除了规定的赏格之外，每年得到几百斛酒，也足以驱使人了。这又是治理盗贼的一种方法。
然而这些都是小事，大事不是臣下所应当说的。想要沉默不说，却又私下想到遭遇陛下这样英明圣哲、通达事理的人。如果有什么不尽忠言，不符合忠臣的道义，所以冒着死罪再次进言。过去通过诗赋选拔人才，现在陛下通过经术任用人才，名义虽然不同，但都是通过文辞进身罢了。考察所得到的人，大多是吴、楚、闽、蜀地区的人。至于京东、京西、河北、河东、陕西五路，自古以来就是豪杰聚集的地方，那里的人深沉勇猛，可以托付大事，但如果让他们研究声律，诵读经义，与吴、楚、闽、蜀的士人在毫厘之间争胜负，那么他们宁愿不做官罢了，所以得到的人才常常很少。只有忠孝礼义之士，即使不得志，也不失为君子。如果德行不足而才能有余的人，因无路可走而困顿，就会无所不为了。所以臣希望陛下专门为五路的人士，另外开辟仕进的门路。
汉朝的制度：郡县的优秀人才，推举选拔为官吏，孝顺廉洁的，按次序升迁补任，有的升到二千石，入朝担任公卿。古代不专门通过文辞选拔人才，所以得到的人才很多。黄霸从卒史起家，薛宣从书佐奋发，朱邑从啬夫被选拔，丙吉从狱吏出身，其余的名臣良吏，由此进身的，数不胜数。唐朝从中叶以后，藩镇都选拔列校来掌管牙兵。那时四方豪杰，不能通过科举自达的，都争相去做，往往积累功劳来获取军权。虽然老奸巨猾的大盗，有的也出自其中。但像高仙芝、封常清、李光弼、来瑱、李抱玉、段秀实这样的名卿贤将，得到的也很多了。君王用人像江河一样，江河所流向的地方，百川都奔赴那里，蛟龙在其中生长，等到它离开而流向别处，那么鱼鳖无处安身，鲵鳅也受制于它。现在世间的胥吏和牙校都是奴仆庸人，没有其他原因，是因为陛下不任用他们。现在想要任用胥吏和牙校，而胥吏处理文书，治理刑狱钱谷，其势不可废除鞭打，鞭打一施行，那么豪杰就不会从中产生。所以凡是受过刑罚的士人不可任用，而任用的人不可施以刑罚。所以臣希望陛下采纳唐朝的旧制，让五路的监司和郡守，共同选拔士人来补任牙职，都选取有才能的人。心力足以超过常人，而不能从事科举的人，用现在的庸钱作为俸禄，考核他们镇守税场、缉捕盗贼等事务，公罪杖刑以下的允许赎罪。依照将校的法度，让长官得以推荐有才能的人，评定他们的功绩，记录他们的年月，使得他们出仕可以比照任子，而不以流外官限制他们的升迁。朝廷考察其中特别优异的人，提拔任用几个人。那么豪杰英伟之士，就会逐渐从这条途径产生，而奸猾之党，就可以被笼络收服了。其中的具体细节，臣不敢尽言，希望陛下留心省察。
过去晋武帝平定东吴之后，下诏天下停止军役，州郡全部撤去武备，只有山涛议论说不可行，皇帝看到后，说：“这是天下的名言啊。”但不能采纳。等到永宁年间之后，盗贼蜂起，郡国都因为没有防备而不能制止，他的话才得到验证。现在臣在太平无事的时候，屡次以盗贼为话题进言，这种私下的担忧和过虑，也已经很严重了。陛下即使能容忍，也一定会被议论的人嘲笑，如果天下无事而臣受到嘲笑还可以，如果不这样，等到事情发生再图谋，那就晚了。冒犯天威，罪在不赦。臣苏轼诚惶诚恐，叩头再拜。谨言。
○王安石-上仁宗皇帝言事书
臣愚笨不才，蒙受恩宠担任一路的使者，现在又蒙受恩宠被召回朝廷，有所委任。而在向陛下汇报使事时，不知道自己无法称职，却敢借着使事所涉及的方面，冒昧地谈论天下的大事，希望陛下详细思考而
臣窃观陛下有恭俭之德，有聪明睿智之才，夙兴夜寐，无一日之懈。声色狗马观游玩好之事，无纤芥之蔽。而仁民爱物之意孚于天下，而又公选天下之所愿以为辅相者，属之以事，而不贰于谗邪倾巧之臣。此虽二帝三王之用心，不过如此而已，宜其家给人足，天下大治。而效不至于此，顾内则不能无以社稷为忧，外则不能无惧于夷狄，天下之财力日以困穷，而风俗日以衰坏，四方有志之士，諰々然常恐天下之久不安。此其故何也？患在不知法度故也。
今朝廷法严令具，无所不有，而臣以谓无法度者何哉？方今之法度，多不合乎先王之政故也。孟子曰：“有仁心仁闻而泽不加于百姓者，为政不法于先王之道故也。”以孟子之说观方今之失，正在于此而已。夫以今之世去先王之世远，所遭之变、所遇之势不一，而欲一一修先王之政，虽甚愚者，犹知其难也。然臣以谓今之失患在不法先王之政者，以谓当法其意而已。夫二帝三王，相去盖千有馀载，一治一乱，其盛衰之时具矣。其所遭之变、所遇之势亦各不同，其施设之方亦皆殊，而其为天下国家之意，本末先后，未尝不同也。臣故曰：当法其意而已。法其意，则吾所改易更革，不至乎倾骇天下之耳目，嚣天下之口，而固已合乎先王之政矣。虽然，以方今之势揆之，陛下虽欲改易更革天下之事，合于先王之意，其势必不能也。陛下有恭俭之德，有聪明睿知之才，有仁民爱物之意，诚加之意，则何为而不成、何欲而不得？然而臣顾以谓陛下虽欲改易更革天下之事，合于先王之意，其势必不能者，何也？以方今天下之人才不足故也。
臣尝试窃观天下在位之人，未有乏于此时者也。夫人才乏于上，则有沈废伏匿在下，而不为当时所知者矣。臣又求之于闾巷草野之间，而亦未见其多焉。岂非陶冶而成之者非其道而然乎？臣以谓方今在位之人才不足者，以臣使事之所及则可知矣。今以一路数千里之间，能推行朝廷之法令，知其所缓急，而一切能使民以修其职事者甚少，而不才苟简贪鄙之人，至不可胜数。其能讲先王之意以合当时之变者，盖阉郡之间往往而绝也。朝廷每一令下，其意虽善，在位者犹不能推行。使膏泽加于民，而吏辄缘之为奸，以扰百姓。臣故曰：在位之人才不足，而草野闾巷之间，亦未见其多也。夫人才不足，则陛下虽欲改易更革天下之事，以合先王之意，大臣虽有能当陛下之意而欲领此者，九州之大，四海之远，孰能称陛下之旨，以一二推行此，而人人蒙其施者乎？臣故曰：其势必未能也。孟子曰：“徒法不能以自行。”非此之谓乎？然则方今之急，在于人才而已。诚能使天下之才众多，然后在位之才，可以择其人而取足焉。在位者得其才矣。然后稍视时势之可否，而因人情之患苦，变更天下之弊法，以趋先王之意，甚易也。今之天下，亦先王之天下。先王之时，人才尝众矣，何至于今而独不足乎？故曰：陶冶而成之者，非其道故也。
商之时，天下尝大乱矣。在位贪毒祸败，皆非其人。及文王之起，而天下之才尝少矣。当是时，文王能陶冶天下之士，而使之皆有士君子之才，然后随其才之所有而官使之。诗曰：“岂弟君子，遐不作人。”此之谓也。及其成也，微贱兔置之人，犹莫不好德，《兔置》之诗是也。又况于在位之人乎？夫文王惟能如此，故以征则服，以守则治。《诗》曰：“奉璋峨峨，髦士攸宜。”又曰：“周王于迈，六师及之。”言文王所用，文武各得其材，而无废事也。及至夷、厉之乱，天下之才又尝少矣。至宣王之起，所与图天下之事者，仲山甫而已。故诗人叹之曰：“德犹如毛，维仲山甫举之，爱莫助之。”盖闵人士之少，而山甫之无助也。宣王能用仲山甫，推其类以新美天下之士，而后人才复众。于是内修政事，外讨不庭，而复有文、武之境土。故诗人美之曰：“薄言采芑，于彼新田，于此菑亩。”言宣王能新美天下之士，使之有可用之才，如农
译我私下观察，陛下具有恭敬节俭的品德，拥有聪明睿智的才能，早起晚睡，没有一天懈怠。在音乐女色、犬马、游览玩赏等爱好方面，没有丝毫的蒙蔽。而爱护百姓、珍惜万物的诚意已取信于天下，并且公正地选拔天下人希望作为辅佐宰相的人，把事务托付给他们，而不偏信那些谗佞邪恶、阿谀巧诈的臣子。这即使是二帝三王用心治国，也不过如此罢了，理应做到家家富裕、人人富足，天下大治。然而成效没有达到这个地步，反而对内不能不为国家社稷担忧，对外不能不畏惧夷狄侵扰，天下的财力日益困乏穷尽，风俗日益衰败坏乱，四方有志之士，惶恐不安地常常担心天下长久不得安宁。这是什么原因呢？弊病在于不了解法度啊。
如今朝廷法令严厉完备，无所不有，而我之所以说没有法度，是为什么呢？是因为当今的法度，大多不符合先王的政令啊。孟子说：“有仁爱之心和仁爱之名，但恩泽却没有施加给百姓的，是因为施政不效法先王的道理啊。”用孟子的说法来观察当今的过失，正在于此罢了。如今的时代距离先王的时代久远，所遭遇的变故、所遇到的形势各不相同，想要一一修习先王的政令，即使是极愚蠢的人，也知道这是困难的。然而我认为当今的过失，弊病在于不效法先王的政令，是因为应当效法先王的本意罢了。二帝三王，相隔大约一千多年，有时治世有时乱世，他们的兴盛衰微之时都具备。他们所遭遇的变故、所遇到的形势也各不相同，他们施行的方法也都不同，但他们治理天下国家的心意，根本和枝节、先后次序，未曾有不同。所以我才说：应当效法他们的本意罢了。效法他们的本意，那么我们改革变更，不至于惊骇天下人的耳目，喧嚣天下人的口舌，却已经符合先王的政令了。虽然如此，以当今的形势来揣度，陛下即使想要改革变更天下的事务，以符合先王的本意，形势必然不能做到。陛下有恭敬节俭的品德，有聪明睿智的才能，有爱护百姓、珍惜万物的诚意，如果真心致力于此，那么做什么不能成功、想要什么不能得到？然而我却认为陛下即使想要改革变更天下的事务，以符合先王的本意，形势必然不能做到，是为什么呢？是因为当今天下的人才不足啊。
我曾私下观察天下在位的人，没有比这个时候更缺乏人才的。如果上层缺乏人才，那么就有沉沦废弃、隐居在下层，而不被当时人所知道的人。我又向街巷田野之间寻求，也没有见到很多这样的人。难道不是培养造就人才的方法不对头而造成的吗？我认为当今在位的人才不足，从我出使办事所接触的情况就可以知道了。如今在一路几千里的范围内，能够推行朝廷的法令，知道事情的缓急，而能完全让百姓履行职事的人很少，而没有才能、苟且简略、贪婪卑鄙的人，多到数不过来。那些能够讲求先王的本意以顺应当时变故的人，在各郡之间往往断绝了。朝廷每下一道命令，用意虽然好，在位的人尚且不能推行，使恩泽施加给百姓，而官吏却趁机作恶，来扰乱百姓。所以我才说：在位的人才不足，而在田野街巷之间，也没有见到很多这样的人。如果人才不足，那么陛下即使想要改革变更天下的事务，以符合先王的本意，大臣即使有能符合陛下心意而想要统领此事的人，九州之大，四海之远，谁能秉承陛下的旨意，以一两个人推行此事，而让人人都蒙受恩泽呢？所以我才说：形势必然不能做到。孟子说：“仅有法度不能让它自行运转。”说的不就是这个意思吗？那么当今的急务，在于人才罢了。如果真的能让天下的人才众多，那么在位的人才，就可以选择合适的人而取足。在位的人得到了合适的人才，然后稍微观察时势的可行与否，并根据人情的疾苦，变更天下的弊法，以趋向先王的本意，这就很容易了。今天的天下，也是先王的天下。先王的时候，人才曾经很多，为什么到了今天却唯独不足呢？所以说：培养造就人才的方法不对头啊。
商朝的时候，天下曾经大乱。在位的人贪婪毒害、祸败国家，都不是合适的人。等到周文王兴起，天下的人才曾经很少。当时，文王能够培养造就天下的士人，使他们都具有士君子的才能，然后根据他们才能的所有而授予官职。《诗经》说：“和乐平易的君子，难道不造就人才。”说的就是这个意思。等到他成功时，微贱的猎兔之人，尚且没有不好德行的，《兔置》这首诗就是证明。又何况在位的人呢？文王正因为能这样做，所以出征则使人服从，守守则使国家安定。《诗经》说：“捧着玉璋巍峨庄严，俊才之士都很适宜。”又说：“周王出行，六军跟随。”是说文王所用的人，文武各得其材，而没有废弛的事。等到夷王、厉王作乱，天下的人才又曾经很少。到了宣王兴起，和他谋划天下大事的，只有仲山甫罢了。所以诗人感叹说：“德行轻如毛发，只有仲山甫能举起它，别人想帮助也做不到。”大概是哀叹士人少，而仲山甫没有助手。宣王能任用仲山甫，推举他的同类来更新美化天下的士人，而后人才又众多了。于是对内修明政事，对外讨伐不朝贡的诸侯，又恢复了文王、武王的疆土。所以诗人赞美他说：“采芑啊采芑，在那新开的田里，在这初垦的地上。”是说宣王能更新美化天下的士人，使他们有可用的才能，就像农
所谓人主陶冶而成之者何也？亦教之、养之、取之、任之有其道而已。
所谓教之之道何也？古者天子诸侯，自国至于乡党皆有学，博置教导之官而严其选。朝廷礼乐刑政之事，皆在于学。士所观而习者，皆先王之法言德行治天下之意，其材亦可以为天下国家之用。苟不可以为天下国家之用，则不教也。苟可以为天下国家之用者，则无不在于学。此教之之道也。
所谓养之之道何也？饶之以财，约之以礼，裁之以法也。何谓饶之以财？人之情，不足于财，则贪鄙苟得，无所不至。先王知其如此，故其制禄，自庶人之在官者，其禄已足以代其耕矣。由此等而上之，每有加焉，使其足以养廉耻而离于贪鄙之行。犹以为未也，又推其禄以及其子孙，谓之世禄。使其生也，既于父母、兄弟、妻子之养，婚姻、朋友之接，皆无憾矣，其死也，又于子孙无不足之忧焉。何谓约之以礼？人情足于财，而无礼以节之，则又放僻邪侈，无所不至。先王知其如此，故为之制度。婚丧、祭养、燕享之事，服食、器用之物，皆以命数为之节，而齐之以律度量衡之法。其命可以为之，而财不足以具，则弗具也；其财可以具，而命不得为之者，不使有铢两分寸之加焉。何谓裁之以法？先王于天下之士，教之以道艺矣，不帅教，则待之以屏弃远方终身不齿之法。约之以礼矣，不循礼，则待之以流、杀之法。《王制》曰：变衣服者其君流。《酒诰》曰：厥或诰曰：群饮，汝勿佚，尽执拘以归于周，予其杀。夫群饮、变衣服，小罪也；流、杀，大刑也。加小罪以大刑，先王所以忍而不疑者，以为不如是，不足以一天下之俗而成吾治。夫约之以礼，裁之以法，天下所以服从无抵冒者，又非独其禁严而治察之所能致也。盖亦以吾至诚恳恻之心，力行而为之倡。凡在左右通贵之人，皆顺上之欲而服行之，有一不帅者，法之加必自此始。夫上以至诚行之，而贵者知避上之所恶矣，则天下之不罚而止者众矣。故曰：此养之之道也。
所谓取之之道者何也？先王之取人也，必于乡党，必于痒序，使众人推其所谓贤能，书之以告于上而察之。诚贤能也，然后随其德之大小、才之高下而官使之。所谓察之者，非专用耳目之聪明，而听私于一人之口也。欲审知其德，问以行；欲审知其才，问以言。得其言行，则试之以事，所谓察之者，试之以事是也。虽尧之用舜，不过如此而已，又况其下乎？若夫九州之大，四海之远，万官亿丑之贱，所须士大夫之才则众矣，有天下者，又不可以一一自察之也，又不可偏属于一人，而使之于一日二日之间，考试其行能而进退之也。盖吾已能察其才行之大者以为大官矣，因使之取其类以持久试之，而考其能者以告于上，而后以爵命、禄秩予之而已。此取之之道也。
所谓任之之道者何也？人之才德，高下厚薄不同，其所任有宜有不宜。先王知其如此，故知农者以为后稷，知工者以为共工。其德厚而才高者以为之长，德薄而才下者以为之佐属。又以久于其职，则上狃习而知其事，下服驯而安其教，贤者则其功可以至于成，不肖者则其罪可以至于著，故久其任而待之以考绩之法。夫如此，故智能才力之士，则得尽其智以赴功，而不患其事之不终、其功之不就也。偷惰苟且之人，虽欲取容于一时，而顾僇辱在其后，安敢不勉乎？若夫无能之人，固知辞避而去矣。居职任事之日久，不胜任之罪不可以幸而免故也。彼且不敢冒而知辞避矣，尚何有比周、谗谄、争进之人乎？取之既已详，使之既已当，处之既已久，至其任之也又专焉，而不一一以法束缚之，而使之得行其意，尧、舜之所以理百官而熙众工者，以此而已。《书》曰：三载考绩，三考，黜陟幽明。此之谓也。然尧、舜之时，其所黜者则闻之矣，盖四凶是也。其所陟者，则皋陶、稷、契，皆终身一官而不徙。盖其所谓陟者，特加之爵命禄赐而已耳。此任之之道也。
夫教之、养之、取之、任之
译所谓君主像陶工冶炼金属那样培养人才，是指什么呢？也不过是教育他们、供养他们、选拔他们、任用他们，都有正确的方法罢了。
所谓教育的方法是什么呢？古代天子、诸侯，从国家到乡里都有学校，广泛设置教导的官员，并严格选拔他们。朝廷中礼乐、刑罚、政令等事务，都设在学宫中。士人观察和学习的，都是先王的法言、德行和治理天下的意图，他们的才能也可以供天下国家使用。如果不可以供天下国家使用，就不教育；如果可以供天下国家使用，就没有不在学宫中的。这就是教育的方法。
所谓供养的方法是什么呢？用财物使他们富足，用礼制约束他们，用法律制裁他们。什么叫用财物使他们富足？人的常情，如果财物不足，就会贪婪卑鄙、苟且求取，无所不为。先王知道情况如此，所以制定俸禄，从在官府任职的平民起，他们的俸禄已经足够代替耕种所得了。由此等级往上，每升一级就增加一些，使他们足以培养廉耻之心而远离贪婪卑鄙的行为。还认为不够，又把俸禄推广到他们的子孙，称为世禄。使他们活着的时候，对于赡养父母、兄弟、妻子，结交婚姻、朋友，都没有遗憾；死后，对于子孙也没有不足的后顾之忧。什么叫用礼制约束他们？人的常情，财物充足而没有礼制来节制，就会放纵邪僻、奢侈无度，无所不为。先王知道情况如此，所以为他们制定制度。婚丧、祭祀、供养、宴饮等事务，衣服饮食、器具用品等物品，都按照身份等级加以节制，并用律度量衡的法度来统一标准。身份等级允许做，而财物不足以备齐的，就不备齐；财物可以备齐，而身份等级不允许做的，不允许增加一丝一毫。什么叫用法律制裁他们？先王对于天下的士人，已经用道艺教育他们了，如果不遵从教导，就用放逐远方、终身不齿的法律对待他们。已经用礼制约束他们了，如果不遵循礼制，就用流放、杀头的法律对待他们。《王制》说：改变衣服的人，他的君主被流放。《酒诰》说：如果有告诫说：聚众饮酒，你们不要放纵，全部抓起来押送到周京，我将杀掉他们。聚众饮酒、改变衣服，是小罪；流放、杀头，是大刑。对小罪施加大刑，先王之所以忍心而不迟疑，是认为不这样做，不足以统一天下的风俗而成就我的治理。用礼制约束，用法律制裁，天下之所以服从而没有抵触冒犯，又不仅仅是因为禁令严厉、治理明察所能达到的。也是因为我有至诚恳切的心意，身体力行并作为倡导。凡是在身边显贵的人，都顺从君主的意愿而服从执行，有一个不遵从的，法律的施加一定从这里开始。君主以至诚之心实行，而显贵的人知道避开君主所厌恶的，那么天下不惩罚就停止的人就多了。所以说：这就是供养的方法。
所谓选拔的方法是什么呢？先王选拔人才，一定在乡里，一定在学校，让众人推举他们所说的贤能之人，记录下来报告给上级并考察他们。确实是贤能之人，然后才根据他们德行的大小、才能的高低来授予官职。所谓考察他们，不是专门依靠耳目的聪明，而听信一个人的口说。想要详细知道他的德行，就询问他的行为；想要详细知道他的才能，就询问他的言论。得到他的言论和行为，就用事情来试验他，所谓考察他们，就是用事情来试验他们。即使是尧任用舜，也不过如此罢了，何况其他人呢？至于九州之大，四海之远，万官亿民之众，所需要的士大夫的才能是很多的，拥有天下的人，又不能一一亲自考察他们，也不能偏私地交给一个人，让他在一天两天之间，考试他们的品行才能而决定升降。大概我已经能够考察他们才能品行的大者来担任大官了，就让他们选取同类人来长期试验，并考核他们的能力来报告给上级，然后才用爵位任命、俸禄等级授予他们罢了。这就是选拔的方法。
所谓任用的方法是什么呢？人的才能德行，有高下厚薄的不同，他们所担任的职务有适宜有不适宜。先王知道情况如此，所以知道农业的人让他做后稷，知道工艺的人让他做共工。德行深厚而才能高超的人让他做长官，德行浅薄而才能低下的人让他做佐属。又因为长期担任职务，上级就熟悉而知道事情，下级就顺服而安于教化，贤能的人他的功绩就可以达到成功，不贤的人他的罪过就可以达到显著，所以长期担任他们的职务而用考核政绩的法律对待他们。像这样，所以有智能才力的人，就能竭尽智慧去建功业，而不担心事情不能完成、功业不能成就。偷懒苟且的人，虽然想在一时取悦于人，但考虑到羞辱在后，怎么敢不努力呢？至于无能的人，本来就知道辞职避开而离开了。担任职务做事的日子久了，不胜任的罪过不能侥幸避免的缘故。他们尚且不敢冒进而知道辞职避开了，哪里还有结党营私、谗言献媚、争着进用的人呢？选拔已经详细，任用已经得当，相处已经长久，到了任用他们的时候又专一，而不一一用法律束缚他们，而让他们能够实行自己的意图，尧、舜之所以治理百官而兴盛众工，就是凭借这个。《尚书》说：三年考核政绩，三次考核，罢免昏庸的，提升贤明的。说的就是这个。然而尧、舜的时候，他们所罢免的人则听说了，大概是四凶吧。他们所提升的人，皋陶、稷、契，都是终身担任一个官职而不调动。大概他们所说的提升，只是增加爵位任命和俸禄赏赐罢了。这就是任用的方法。
至于教育他们、供养他们、选拔他们、任用他们
之道如此，而当时人主，又能与其大臣悉其耳目心力，至诚恻怛思念而行之，此其人臣之所以无疑，而于天下国家之事无所欲为而不得也。
译治国的道理就是这样，而当时的君主，又能与大臣们竭尽耳目心力，以真诚悲悯之心思念并付诸实践，这就是臣子之所以没有疑虑，而在天下国家的事务上没有想做的却做不到的原因。
方今州县虽有学，取墙壁具而已，非有教导之官，长育人才之事也，唯太学有教导之官，而亦未尝严其选。朝廷礼乐刑政之事，未尝在于学，学者亦漠然自以礼乐刑政为有司之事，而非己所当知也。学者之所教，讲说章句而已。讲说章句，固非古者教人之道也。近岁乃始教之以课试之文章，夫课试之文章，非博诵强学穷日之力则不能。及其能工也，大则不足以用天下国家，小则不足以为天下国家之用，故虽白首于庠序，穷日之力以帅上之教，及使之从政，则茫然不知其方者，皆是也。盖今之教者，非特不能成人之材而已，又从而困苦毁坏之，使不得成材者，何也？夫人之才，成于专而毁于杂。故先王之处民才，处工于官府，处农于献亩，处商贾于肆，而处士于庠序，使各专其业而不见异物，惧异物之足以害其业也。所谓士者，又非特使之不得见异物而已，一示之以先王之道，而百家诸子之异说，皆屏之而莫敢习者焉。今士之所宜学者，天下国家之用也。今悉使置之不教，而教之课试之文章，使其耗精疲神，穷日之力以从事于此，及其任之以官也，则又悉使置之，而责之以天下国家之事。夫古之人，以朝夕专其业于天下国家之事，而犹才有能有不能，今乃移其精神，夺其日力，以朝夕从事于无补之学，及其任之以事，然后卒然责之以为天下国家之用，宜其才之足以有为者少矣。臣故曰：非特不能成人之才，又从而困苦毁坏之使不得成才也。
又有甚害者。先王之时，士之所学者文武之道也。士之才有可以为公卿大夫，有可以为士，其才之大小宜不宜则有矣。至于武事，则随其才之大小，未有不学者也。故其大者，居则为六官之卿，出则为六军之将也；其次则比、闾、族、党之师，亦皆卒、伍、师、旅之帅也。故边疆、宿卫，皆得士大夫为之，而小人不得奸其任。今之学者，以为文武异事，吾知治文事而已，至于边疆、宿卫之任，则推而属之于卒伍，往往天下奸悍无赖之人。苟其才行足以自托于乡里者，亦未有肯去亲戚而从召募者也。边疆、宿卫，此乃天下之重任，而人主之所当慎重者也。故古者教士，以射、御为急，其他技能，则视其人才之所宜而后教之，其才之所不能，则不强也。至于射则为男子之事，人之生有疾则已，苟无疾，未有去射而不学者也。在庠序之间，固当从事于射也。有宾客之事则以射，有祭祀之事则以射，别士之行同能偶则以射，于礼乐之事未尝不寓以射，而射亦未尝不在于礼乐祭祀之间也。《易》曰：弧矢之利，以威天下。先王岂以射为可以习揖让之仪而已乎？固以为射者武事之尤大，而威天下、守国家之具也。居则以是习礼乐，出则以是从战伐。土既朝夕从事于此，而能者众，则边疆、宿卫之任，皆可以择而取也。夫士尝学先王之道，其行义尝见推于乡党矣，然后因其才而托之以边疆、宿卫之事，此古之人君所以推干戈以属之人，而无内外之虞也。今乃以夫天下之重任、入主所当至慎之选，推而属之奸悍无赖、才行不足自托于乡里之人，此方今所以诅诅然常抱边疆之忧，而虞宿卫之不足恃以为安也。今孰不知边疆、宿卫之士不足恃以为安哉？顾以为天下学土以执兵为耻，而亦未有能骑射行阵之事者，则非召募之卒伍，孰能任其事者乎？夫不严其教，高其选，则士之以执兵为耻而未尝有能骑射行阵之事，固其理也。凡此，皆教之非其道故也。
方今制禄，大抵皆薄，自非朝廷侍从之列，食口稍众，未有不兼农商之利而能充其养者也。其下州县之吏，一月所得，多者钱八九十，少者四五千，以守选、待除、守阙通之，盖六七年而后得三年之禄，计一月所得，乃实不能四五千，少者乃实不能及三四千而已，虽厮养之给，亦窘于此矣。而其养生、丧死、婚姻、葬送之事，皆当于此出。夫出中人之上者，虽穷而不失为君子；出中人之下者，虽泰而不失为小人。唯中人不然：穷则为小人，泰则为君子。计天下之士，出
译当今州县虽然设有学校，但不过是摆设墙壁器具而已，并没有教导的官员，也没有培养人才的事情。只有太学设有教导的官员，但也未曾严格选拔他们。朝廷礼乐刑政的事务，从未放在学校中，求学的人也漠然地认为礼乐刑政是官吏的事，而不是自己应当知道的。求学的人所接受的教导，不过是讲解解说经书的章节句读罢了。讲解解说章节句读，本来就不是古人教导人的方法。近年才开始用科举考试的时文来教导他们，那科举考试的时文，如果不广泛诵读、强行学习、耗尽一天的精力，就不能掌握。等到他们精熟了，大的方面不足以治理天下国家，小的方面不足以成为天下国家所用的人才，所以虽然在学校中白头到老，耗尽一天的精力来遵从上面的教导，等到让他们从政，就茫然不知其方法的，都是这样。大概现在的教育，不仅不能成就人的才能，反而使他们困苦毁坏，以致不能成才，为什么呢？人的才能，因专心而成就，因杂乱而毁坏。所以先王安置百姓的才能，把工匠安置在官府，把农民安置在田地，把商人安置在市肆，把士人安置在学校，使他们各自专心于自己的职业而不见其他事物，害怕其他事物足以损害他们的职业。所谓的士人，又不只是让他们不见其他事物罢了，只给他们展示先王的道理，而百家诸子的异端学说，都摒弃而不让他们学习。现在士人应当学习的，是治理天下国家的事务。现在全都让他们置之不教，却教他们科举考试的时文，使他们耗费精神、疲惫心神，耗尽一天的精力来从事于此，等到让他们担任官职，却又全都让他们置之不理，而要求他们处理天下国家的事务。古人朝夕专心于治理天下国家的事务，尚且有才能高低之分，现在却转移他们的精神，剥夺他们的时间，让他们朝夕从事于无补于事的学问，等到让他们处理事务，然后突然要求他们成为治理天下国家的人才，难怪有才能足以作为的人少了。所以我说不但没能成就人的才能，反而使他们困苦毁坏以致不能成才。
还有更有害的。先王时代，士人所学习的是文武之道。士人的才能有的可以做公卿大夫，有的可以做士，才能的大小适宜与否是有区别的。至于军事，则随其才能的大小，没有不学习的。所以才能大的，在朝中做六官的卿，出外做六军的将；其次的，比、闾、族、党的老师，也都是卒、伍、师、旅的统领。所以边疆、宿卫，都能由士大夫担任，而小人不能侵扰其职位。现在的求学的人，认为文武是不同的事情，我只知道治理文事罢了，至于边疆、宿卫的职位，就推卸给卒伍，往往是天下奸诈强悍无赖的人。如果品行才能足以在乡里立足的人，也没有肯离开亲戚而应征募的。边疆、宿卫，这是天下的重要职位，而君主应当慎重对待的。所以古人教育士人，把射箭、驾车作为急务，其他技能，则看其才能适宜而后教导，其才能不能的，就不勉强。至于射箭则是男子的事，人生来有疾病就算了，如果没有疾病，没有不学习射箭的。在学校中，本来应当从事射箭。有宾客之事就用射箭，有祭祀之事就用射箭，辨别士人的品行相同、才能相配就用射箭，在礼乐之事未曾不寓含射箭，而射箭也未曾不在礼乐祭祀之间。《易经》说：弓箭的锋利，用来威慑天下。先王难道认为射箭只是用来练习揖让的礼仪吗？本来认为射箭是军事中尤其重要的，是威慑天下、守卫国家的工具。在朝中用它来习礼乐，出外用它来从事战伐。士人既然朝夕从事于此，而能者众多，那么边疆、宿卫的职位，都可以选择而取用。士人曾经学习先王的道理，其品行道义曾经被乡党推举，然后根据其才能托付以边疆、宿卫的事务，这是古人君之所以把干戈托付给人，而没有内外忧患的原因。现在却把天下的重要职位、君主应当极其慎重的选择，推卸给奸诈强悍无赖、品行才能不足以在乡里立足的人，这正是当今之所以常常担忧边疆，而忧虑宿卫不足以依靠以安定的原因。现在谁不知道边疆、宿卫的士兵不足以依靠以安定呢？只是认为天下的士人以执兵为耻，而也没有能骑射行阵的人，那么不是召募的卒伍，谁能担任其事呢？如果不严格教育，提高选拔标准，那么士人以执兵为耻而没有能骑射行阵的人，是理所当然的。所有这些，都是教育不得其道的原因。
当今的俸禄制度，大体都很微薄，如果不是朝廷侍从之列，养家人口稍多，没有不兼营农商之利而能充足供养的。其下的州县官吏，一个月所得，多的钱八九十，少的四五千，以等待选任、等待除授、等待空缺来计算，大概六七年才能得到三年的俸禄，计算一个月所得，实际上不能四五千，少的实际上不能达到三四千而已，即使是奴仆的供给，也窘迫于此了。而其养生、丧葬、婚姻、葬送之事，都应当从这里支出。处于中等以上的人，虽然穷困也不失为君子；处于中等以下的人，虽然富足也不失为小人。只有中等的人不然：穷困就成为小人，富足就成为君子。计算天下的士人，处于
中人之上下者，干百而无十一；穷而为小人，泰而为君子者，则天下皆是也。先王以为众不可以力胜也，故制行不以己，而以中人为制，所以因其欲而利道之，以为中人之所能守，则其制可以行乎天下，而推之后世。以今之制禄，而欲士之无毁廉耻，盖中人之所不能也。故今官大者，往往交赂遗，营资产，以负贪污之毁；官小者，贩鬻、乞丐，无所不为。夫士已尝毁廉耻以负累于世矣，则其偷惰取容之意起，而矜奋自强之心息，则职业安得而不弛，治道何从而兴乎？又况委法受赂，侵牟百姓者，往往而是也。此所谓不能饶之以财也。
译中等资质上下的人，千百人中也没有十一人；困顿时成为小人，显达时成为君子的人，天下到处都是。先王认为民众不能用强力去征服，所以制定行为准则不依据自己，而是以中等资质的人为标准，借此顺应他们的欲望并引导他们走向有利之道，因为这是中等资质的人所能坚守的，那么这种制度就可以推行于天下，并传之后世。用现在的俸禄制度，却希望士人不败坏廉耻，这大概是中等资质的人所不能做到的。所以现在官位高的，往往互相赠送贿赂，经营资产，从而背负贪污的恶名；官位低的，贩卖货物、乞讨行骗，无所不为。士人既然已经败坏廉耻而背负污名于世，那么他们苟且偷安、取悦他人的念头就会产生，而自尊奋发、自我强化的心志就会消沉，那么职责事业怎能不松弛，治国之道又从哪里兴起呢？更何况那些枉法受贿、侵夺百姓利益的人，往往到处都是。这就是所说的不能使士人富裕起来。
婚丧、奉养、服食、器用之物，皆无制度以为之节，而天下以奢为荣，以俭为耻。苟其才之可以具，则无所为而不得，有司既不禁，而人又以此为荣；苟其才不足，而不能自称于流俗，则其婚丧之际，往往得罪于族人亲姻，而人以为耻矣。故富者贪而不知止，贫者则勉强其不足以追之，此士之所以重困而廉耻之心毁也。凡此所谓不能约之以礼也。
方今陛下躬行俭约，以率天下，此左右通贵之臣所亲见。然而其闺门之内，奢靡无节，犯上之所恶，以伤天下之教者，有已甚者矣，未闻朝廷有所放绌以示天下。昔周之人拘群饮而被之以杀刑者，以为酒之末流生害，有至于死者众矣，故重禁其祸之所自生。重禁其祸之所自生，故其施刑极省，而人之抵于祸败者少矣。今朝廷之法，所尤重者独贪吏耳。重禁贪吏而轻奢靡之法，此所谓禁其末而弛其本。然而世之议者，以为方今官冗，而县官财用已不足以供之，其亦蔽于理矣。今之人官诚冗矣，然而前世置员盖甚少，而赋禄又如此之薄，则财用之所不足，盖亦有说矣，吏禄岂足计哉？臣于财利固未尝学，然窃观前世治财之大略矣。盖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财，取天下之财以供天下之费。自古治世，未尝以不足为天下之公患也，患在治财无其道耳。今天下不见兵革之具，而元元安土乐业，各致己力以生天下之财，然而公私常以困穷为患者，殆以理财未得其道，而有司不能度世之宜而通其变耳。诚能理财以其道而通其变，臣虽愚，固知增吏禄不足以伤经费也。方今法严令具，所以罗天下之士，可谓密矣，然而亦尝教之以道艺，而有不帅教之刑以待之乎？亦尝约之以制度，而有不循理之刑以待之乎？亦尝任之以职事，而有不任事之刑以待之乎？夫不先教之以道艺，诚不可以诛其不帅教；不先约之以制度，诚不可以诛其不循礼；不先任之以职事，诚不可以诛其不任事。此三者，先王之法所尤急也，今皆不可得诛。而薄物细故，非害治之急者，为之法禁，月异而岁不同，为吏者至于不可胜记，又况能一一避之而无犯者乎？此法令所以玩而不行，小人有幸而免者，君子有不幸而及者焉。此所谓不能裁之以刑也。凡此皆治之非其道也。
方今取士，强记博诵而略通于文辞，谓之茂才异等、贤良方正。茂才异等、贤良方正者，公卿之选也。记不必强，诵不必博，略通于文辞，而又尝学诗赋，则谓之进士。进士之高者，亦公卿之选也。夫此二科所得之技能，不足以为公卿，不待论而后可知。而世之议者，乃以为吾常以此取天下之士，而才之可以为公卿者，常出于此，不必法古之取人而后得士也。其亦蔽于理矣。先王之时，尽所以取人之道，犹惧贤者之难进，而不肖者之杂于其间也。今悉废先王所以取士之道，而驱天下之才土，悉使为贤良、进土，则土之才，可以为公卿者，固宜为贤良、进士，而贤良、进士，亦固宜有时而得才之可以为公卿者也。然而不肖者，苟能雕虫篆刻之学，以此进至乎公卿；才之可以为公卿者，困于无补之学，而以此绌死于岩野，盖十八九矣。
夫古之人有天下者，其所以慎择者公卿而已。公卿既得其人，因使推其类以聚于朝廷，则百司庶物无不得其人也。今使不肖之人，幸而至乎公卿，因得推其类聚之朝廷，此朝廷所以多不肖之人，而虽有贤智，往往困于无助，不得行其意也。且公卿之不肖，既推其类以聚于朝廷；朝廷之不肖，又推其类以备四方之任使；四方之任使者，又各推其不肖以布于州郡：则虽有同罪举官之科，岂足恃哉？适足以为不肖者之资而已。
其次九经、五经、学究、明法之科，朝廷固已尝患其无用于世，而稍责之以大义矣。然大义之所得，未有以贤于故也。今朝廷又开明经之选，以进经术之士。然明经之所取，亦记诵而略通于文辞者，则得之矣。彼通先王之意，而可以施于天下国家之用者，顾未必得与于此选也。
其次则恩泽子弟，庠序不教之以道艺，
译婚姻丧葬、奉养父母、饮食服御、器具用度，都没有制度来节制，而天下人把奢侈当作荣耀，把节俭当作耻辱。如果财力足以置办，就没有什么做不到的，官吏既然不禁止，人们又以此为荣；如果财力不足，不能迎合世俗，那么在婚丧之时，往往得罪宗族亲戚，人们便以此为耻。所以富人贪婪不知满足，穷人则勉强自己不足的力量去追赶，这就是士人之所以处境艰难、廉耻之心毁坏的原因。所有这些，都叫做不能用礼来约束他们。
当今陛下亲自践行节俭，来率领天下，这是左右显贵大臣亲眼所见的。然而他们家庭内部，奢侈浪费没有节制，触犯皇上所厌恶的，伤害天下教化的人，已经非常严重了，却没听说朝廷有所罢黜来昭示天下。从前周朝人禁止群聚饮酒，并处以死刑，是因为酒的流弊产生祸害，导致死亡的人很多，所以严厉禁止祸害产生的根源。严厉禁止祸害产生的根源，所以施行的刑罚极少，而人陷入祸败的就少了。现在朝廷的法律，特别重视的只有贪官。严厉禁止贪官而轻视奢侈浪费的法律，这就是所谓禁止末节而放松根本。然而世上议论的人，认为当今官员冗杂，而国家财用已经不足以供给他们，这也是被事理蒙蔽了。现在官员确实冗杂，然而前世设置的官职很少，而俸禄又如此微薄，那么财用不足，大概也有原因吧，官吏的俸禄哪里值得计算呢？我对于财利固然未曾学习，但私下观察前世治理财政的大致情况。大概是凭借天下的力量来生产天下的财富，取用天下的财富来供给天下的费用。自古太平盛世，不曾把不足当作天下的公共忧患，忧患在于治理财政没有方法罢了。现在天下没有战争，百姓安居乐业，各自尽力来生产天下的财富，然而公私常常以困穷为忧患，大概是理财没有得其道，而官吏不能估量时势的适宜而通达变通罢了。如果真的能按照道理理财并通达变通，我虽然愚笨，也深知增加官吏俸禄不足以伤害经费。当今法律严厉完备，用来罗致天下士人，可以说严密了，然而也曾教导他们道德技艺，并有不遵从教化的刑罚来对待他们吗？也曾用制度来约束他们，并有不遵循礼义的刑罚来对待他们吗？也曾委任他们职事，并有不任职事的刑罚来对待他们吗？不先教导他们道德技艺，确实不可以诛杀不遵从教化的人；不先用制度约束他们，确实不可以诛杀不遵循礼义的人；不先委任他们职事，确实不可以诛杀不任职事的人。这三者，是先王法律中特别急迫的，现在都不能诛杀。而对于细微小事，不是危害治理急迫的，却制定法令禁止，每月不同每年不同，做官吏的以至于记不过来，又何况能一一避开而不触犯呢？这就是法令之所以被玩忽而不执行，小人侥幸而免罪，君子不幸而获罪的原因。这就是所谓不能用刑罚来裁断。所有这些，都是治理没有得其道。
当今选拔士人，强记博诵而略通文辞，叫做茂才异等、贤良方正。茂才异等、贤良方正，是公卿的选拔对象。记忆不必强，诵读不必博，略通文辞，而又曾经学习诗赋，就叫做进士。进士中成绩高的，也是公卿的选拔对象。这两种科目所得的技能，不足以担任公卿，不必讨论就可以知道。而世上议论的人，却认为我们常常以此选拔天下士人，而才能可以担任公卿的人，常常出自这里，不必效法古代选拔人的方法才能得到士人。这也是被事理蒙蔽了。先王的时候，用尽选拔人的方法，还担心贤者难以进用，而不贤的人混杂其中。现在完全废弃先王选拔士人的方法，而驱使天下的人才，全部让他们成为贤良、进士，那么才能可以担任公卿的人，本来应该成为贤良、进士，而贤良、进士，也本来应该有时能得到才能可以担任公卿的人。然而不贤的人，如果能雕虫篆刻之学，以此进身到公卿；才能可以担任公卿的人，困于无用的学问，而因此被贬斥死在荒野，大概十有八九了。
古代拥有天下的人，他们慎重选择的是公卿罢了。公卿既然得到合适的人，就让他们推举同类聚集在朝廷，那么百官万物就没有得不到合适的人的。现在让不贤的人，侥幸做到公卿，就得以推举同类聚集在朝廷，这就是朝廷之所以多不贤的人，而虽然有贤智的人，往往困于没有帮手，不能实行他们的意愿。况且公卿不贤，已经推举同类聚集在朝廷；朝廷不贤，又推举同类来担任四方的职务；四方担任职务的人，又各自推举不贤的人遍布州郡：那么虽然有同罪举官的条例，哪里值得依赖呢？恰好只成为不贤者的凭借罢了。
其次是九经、五经、学究、明法这些科目，朝廷固然已经担忧它们对世无用，而稍微要求他们通晓大义了。然而大义所得的人，并没有比原来更贤能的。现在朝廷又开设明经的选拔，来进用经术之士。然而明经所选取的，也是强记博诵而略通文辞的人，就得到了。那些通晓先王意图，而可以施用于天下国家的人，反而未必能参与这个选拔。
其次是恩荫子弟，学校不教导他们道德技艺，
官司不考问其才能，父兄不保任其行义，而朝廷辄以官予之，而任之以事。武王数纣之罪，则曰：官人以世。夫官人以世，而不计其才行，此乃纣之所以乱亡之道，而治世之所无也。
译官府不考察他们的才能，父兄不担保他们的品行，而朝廷却随意授予他们官职，并委派他们处理政务。周武王列举商纣王的罪状时，曾说：任人唯亲。如果任人唯亲，而不考虑其才德，这正是商纣王导致国家动乱灭亡的原因，也是太平盛世所没有的现象。
又其次曰流外。朝廷固已挤之于廉耻之外，而限其进取之路矣，顾属之以州县之事，使之临士民之上，岂所谓以贤治不肖者乎？以臣使事之所及，一路数千里之间，州县之吏出于流外者，往往而有，可属任以事者，殆无二三，而当防闲其奸者皆是也。盏古者有贤不肖之分，而无流品之别。故孔子之圣，而尝为季氏吏，盖虽为吏，而亦不害其为公卿。及后世有流品之别，则凡在流外者，其所成立，固尝自置于廉耻之外，而无高人之意矣。夫以近世风俗之流靡，自虽士大夫之才，势足以进取，而朝廷尝奖之以礼义者，晚节末路，往往怵而为奸，况又其素所成立，无高人之意，而朝廷固已挤之于廉耻之外，限其进取者乎？其临人亲职，放僻邪侈，固其理也。至于边疆、宿卫之选，则臣固已言其失矣。凡此皆取之非其道也。
方今取之既不以其道，至于任之，又不问其德之所宜，而问其出身之后先，不论其才之称否，而论其历任之多少。以文学进者，且使之治财。已使之治财矣，又转而使之典狱。已使之典狱矣，又转而使之治礼。是则一人之身，而责之以百官之所能备，宜其人才之难为也。夫责人以其所难为，则人之能为者少矣。人之能为者少，则相率而不为。故使之典礼，未尝以不知礼为忧，以今之典礼者未尝学礼故也；使之典狱，未尝以不知狱为耻，以今之典狱者未尝学狱故也。天下之人，亦已渐渍于失教，被服于成俗，见朝廷有所任使非其资序，则相议而讪之。至于任使之不当其才，未尝有非之者也。
且在位者数徙，则不得久于其官，故上不能狃习而知其事，下不肯服驯而安其教，贤者则其功不可以及于成，不肖者则其罪不可以至于著。若夫迎新将故之劳，缘绝簿书之弊，固其害之小者，不足悉数也。设官大抵皆当久于其任，而至于所部者远，所任者重，则尤宜久于其官，而后可以责其有为。而方今尤不得久于其官，往往数日辄迁之矣。
取之既已不详，使之既已不当，处之既已不久，至于任之则又不专，而又一一以法束缚之，不得行其意。臣故知当今在位多非其人，稍假借之权，而不一一以法束缚之，则放恣而无不为。虽然，在位非其人，而恃法以为治，自古及今，未有能治者也。即使在位皆得其人矣，而一一以法束缚之，不使之得行其意，亦自古及今，未有能治者也。夫取之既已不详，使之既已不当，处之既已不久，任之又不专，而又一一以法束缚之，故虽贤者在位，能者在职，与不肖而无能者，殆无以异。夫如此，故朝廷明知其贤能足以任事，苟非其资序，则不以任事而辄进之。虽进之，士犹不服也。明知其无能而不肖，苟非有罪，为在事者所劾，不敢以其不胜任而辄退之。虽退之，士犹不服也。彼诚不肖无能，然而士不服者何也？以所谓贤能者任其事，与不肖而无能者，亦无以异故也。臣前以谓不能任人以职事，而无不任事之刑以待之者，盖谓此也。
夫教之、养之、取之、任之，有一非其道，则足以败天下之人才，又况兼此四者而有之？则在位不才、苟简、贪鄙之人，至于不可胜数，而草野闾巷之间，亦少可任之才，固不足怪。诗曰：国虽靡止，或圣或否。民虽靡膴，或哲或谋，或肃或艾。如彼泉流，无沦胥以败。此之谓也。
夫在位之人才不足矣，而闾巷草野之间，亦少可用之才，则岜特行先王之政而不得也，社稷之托，封疆之守，陛下其能久以天幸为常，而无一旦之忧乎？盖汉之张角，三十六万，同日而起，所在郡国，莫能发其谋；唐之黄巢，横行天下，而所至将吏，无敢与之抗者。汉、唐之所以亡，祸自此始。唐既亡矣，陵夷以至五代，而武夫用事，贤者伏匿消沮而不见，在位无复有知君臣之义、上下之礼者也。当是之时，变置社稷，盖甚于弈棋之易，而元元肝脑涂地，幸而不转死于沟壑者无几耳！夫人才不足，其患盖如此。而方今公卿大夫，莫肯为陛下长虑后顾，为宗庙万世计，臣窃惑之。昔
译其次一类是流外官。朝廷本来已把他们排斥在廉耻之外，限制了他们晋升的道路，却把州县的事务托付给他们，让他们凌驾于士人百姓之上，这难道是所谓用贤能治理不肖的人吗？以臣所任职务所及的范围来看，在一路数千里之间，州县官吏中出身流外的，常常都有，可以托付任用的人，几乎没有两三个，而应当防范其奸邪行为的却到处都是。可见古代有贤与不肖的区别，而没有流品的分别。所以孔子那样圣明，也曾做过季氏的家臣，大概虽然做了家臣，也不妨碍他成为公卿。等到后世有了流品的分别，那么凡是处于流外的人，他们立身处世，本来就已自置于廉耻之外，而没有高尚的志向了。鉴于近世风俗的流荡败坏，即使是士大夫之才，有势力足以进取，且朝廷曾经用礼义来奖掖他们，在晚年末路，往往也受诱惑而做奸邪之事，何况那些素来立身处世就没有高尚志向，且朝廷本来已把他们排斥在廉耻之外、限制其进取的人呢？他们面对百姓、亲理职事，放纵邪僻、行为恶劣，本来就是情理之中的事。至于边疆、宿卫官员的选拔，臣本来已经说过其中的弊病了。所有这些，都是选拔人才的方法不对。
如今选拔人才既然不遵循正道，等到任用他们时，又不问其品德是否适宜，而只问其出身的先后；不论其才能是否相称，而只论其任职经历的多少。凭借文学才能进入仕途的人，姑且让他们管理财政。已经让他们管理财政了，又转而让他们主管司法。已经让他们主管司法了，又转而让他们主管礼仪。这就等于让一个人具备百官所能具备的能力，难怪人才难以造就。要求别人做难以做到的事，那么能做成的人就少了。能做成的人少，大家就互相效仿而不去做。所以让他们主管礼仪，不曾把不懂礼仪当作忧虑，因为如今主管礼仪的人不曾学习礼仪的缘故；让他们主管司法，不曾把不懂司法当作羞耻，因为如今主管司法的人不曾学习司法的缘故。天下的人，也已经逐渐浸染于缺乏教化之中，习惯于既成的风俗，看到朝廷所任用的官员不符合资历顺序，就相互议论讥讽。至于任用的不当其才，却从未有人非议。
况且在位者频繁调动，就不能长久担任其官职，所以上级不能熟悉而了解事务，下级不肯顺从而安心接受教化，贤能的人其功绩不能达到完成，不肖的人其罪过不能达到显著。至于迎来送往的劳顿，断绝簿籍的弊端，固然是害处较小的，不值得全部列举。设置官职大体都应当长久任职，而对于管辖地域遥远、责任重大的，尤其应当长久任职，然后可以要求他们有所作为。而当今尤其不能长久任职，往往几天就调动了。
选拔既然不审慎，任用既然不恰当，任职既然不长久，至于信任又不专一，而且一一用法律束缚他们，不能让他们施展抱负。臣因此知道当今在位者大多不是合适的人选，稍微给予他们权力，而不逐一用法律束缚他们，就会放纵而没有不做的事。虽然如此，在位者不是合适的人选，而依靠法律来治理，从古到今，没有能治理好的。即使在位者都得到合适的人选，而一一用法律束缚他们，不让他们施展抱负，从古到今，也没有能治理好的。选拔既然不审慎，任用既然不恰当，任职既然不长久，信任又不专一，而且一一用法律束缚他们，所以即使贤者在位，能者在职，与不肖而无能的人，几乎没有区别。像这样，所以朝廷明知其贤能足以胜任事务，如果不是符合资历顺序，就不让他任职而直接提拔。即使提拔了，士人仍然不服。明知其无能而不肖，如果不是有罪，被在职官员弹劾，就不敢因其不胜任而直接罢免。即使罢免了，士人仍然不服。他们确实不肖无能，然而士人不服的原因是什么呢？因为所谓贤能者任职，与不肖而无能者，也没有区别的缘故。臣以前说不能让人胜任职事，却用无所不包的刑罚来对待他们，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教化、养育、选拔、任用，有一项不遵循正道，就足以败坏天下的人才，何况兼有这四种弊端呢？那么在位的不才、苟且、贪婪鄙陋之人，多到数不胜数，而民间巷陌之间，也少有可任用的人才，本来不足为怪。《诗经》说：国家虽然动荡不安，有人圣明有人昏庸。百姓虽然困苦不堪，有人智慧有人谋略，有人严肃有人老成。就像那泉水流淌，不要一起陷入败坏。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在位的人才不足，而民间巷陌之间，也少有可用的人才，那么哪里只是推行先王的政治而做不到呢？社稷的寄托，疆域的守卫，陛下难道能长久把天幸当作常态，而没有一旦的忧患吗？汉朝的张角，三十六万人，同一天起事，所在郡国，没有人能发觉他们的阴谋；唐朝的黄巢，横行天下，所到之处将吏，没有敢与他抗衡的。汉、唐之所以灭亡，祸患从此开始。唐朝灭亡后，衰败以至于五代，武夫掌权，贤者隐藏消沉而不被看见，在位者不再有懂得君臣之义、上下之礼的人了。在这个时候，改换社稷，比下棋还容易，而百姓肝脑涂地，侥幸不死于沟壑的几乎没有！人才不足，其祸患大概就是这样。而当今公卿大夫，没有人肯为陛下长远考虑，为宗庙万世打算，臣私下感到困惑。过去
晋武帝趋过目前，而不为子孙长远之谋，当时在位，亦皆偷合苟容，而风俗荡然，弃礼义，捐法制，上下同失，莫以为非。有识固知其将必乱矣，而其后果海内大扰，中国列于夷狄者二百馀年。伏惟三庙祖宗神灵所以付属陛下，固将为万世血食，而大庇元元于无穷也。臣愿陛下鉴汉、唐、五代之所以乱亡，惩晋武苟且因循之祸，明诏大臣，思所以陶成天下之才，虑之以谋，计之以数，为之以渐，期为合于当世之变，而无负于先王之意，则天下之人才不胜用矣。人才不胜用，则陛下何求而不得，何欲而不成哉？夫虑之以谋，计之以数，为之以渐，则成天下之才甚易也。臣始读《孟子》，见孟子言王政之易行，心则以为诚然。及见与慎子论齐、鲁之地，以为先王之制国，大抵不过百里者，以为今有王者起，则凡诸侯之地，或千里，或五百里，皆将损之，至于数十百里而后止。于是疑孟子虽贤，其仁智足以一天下，亦安能毋劫之以兵革，而使数百千里之强国，一旦肯损其地之十八九，比于先王之诸侯？至其后，观汉武帝用主父偃之策，令诸侯王地悉得推恩封其子弟，而汉亲临定其号名，辄别属汉。于是诸侯王之子弟，各有分土，而势强地大者，卒以分析弱小。然后知虑之以谋，计之以数，为之以渐，则大者固可使小，强者固可使弱，而不至乎倾骇变乱败伤之衅。孟子之言不为过。又况今欲改易更革，其势非若孟子所为之难也。臣故曰：虑之以谋，计之以数，为之以渐，则其为甚易也。
译晋武帝匆匆从眼前走过，却不为子孙做长远的谋划；当时在位的官员，也都苟且迎合、随波逐流，导致风俗败坏，抛弃礼义，废弃法制，上下共同迷失，没有人认为这是错误的。有见识的人本来就知道国家必将大乱，后来果然天下大乱，中原地区沦为夷狄统治长达二百多年。
伏想三庙祖宗神灵将天下托付给陛下，必定是为了让皇室世代享受祭祀，并长久地庇佑百姓。臣希望陛下借鉴汉、唐、五代之所以动乱灭亡的原因，惩戒晋武帝苟且因循造成的祸患，明确诏令大臣，思考如何培养造就天下的人才，用谋略来谋划，用策略来计算，用渐进的方法来实行，力求符合当今时代的变革，而不辜负先王的意愿，那么天下的人才就会用之不竭了。人才用之不竭，那么陛下想要什么得不到，想要做什么不成功呢？
用谋略来谋划，用策略来计算，用渐进的方法来实行，那么造就天下的人才是非常容易的。臣起初读《孟子》，看到孟子说王道政治容易推行，心里认为确实如此。等到看到孟子与慎子讨论齐、鲁两国的土地，认为先王制度下的国家，大概不超过百里；认为如果有王者兴起，那么所有诸侯的土地，有的千里，有的五百里，都将被削减，直到几十上百里才停止。于是怀疑孟子虽然贤能，他的仁德智慧足以统一天下，又怎么能不凭借武力胁迫，而让那些拥有数百千里土地的强国，一下子愿意削减其土地十分之八九，等同于先王时代的诸侯呢？
等到后来，看到汉武帝采用主父偃的策略，命令诸侯王的所有土地都可以推恩分封给他们的子弟，而由汉朝亲自确定封号名称，随即分别隶属于汉朝。于是诸侯王的子弟，各自有了分封的土地，而那些势力强大、土地广大的诸侯，最终因为分割而变得弱小。这才明白，用谋略来谋划，用策略来计算，用渐进的方法来实行，那么大的确实可以使之变小，强的确实可以使之变弱，而不至于引发倾覆惊骇、变乱败伤的祸端。孟子的话并不过分。
更何况现在想要改革变更，其形势并不像孟子所说的那样困难。臣所以说：用谋略来谋划，用策略来计算，用渐进的方法来实行，那么做起来是非常容易的。
然先王之为天下，不患人之不为，而患人之不能；不患人之不能，而患己之不勉。何谓不患人之不为，而患人之不能？人之情，所愿得者，善行、美名、尊爵、厚利也，而先王能操之以临天下之士。天下之士有能遵之以治者，则悉以其所愿得者以与之。士不能则已矣，苟能，则孰肯舍其所愿得，而不自勉以为才？故曰：不患人之不为，患人之不能。何谓不患人之不能，而患己之不勉？先王之法，所以待人者尽矣，自非下愚不可移之才，未有不能赴者也。然而不谋之以至诚恻怛之心，力行而先之，未有能以至诚恻怛之心，力行而应之者也。故曰：不患人之不能，而患己之不勉。陛下诚有意乎成天下之才，则臣愿陛下勉之而已。
臣又观朝廷异时欲有所施为变革，其始计利害未尝不熟也，顾有一流俗侥幸之人，不悦而非之，则遂止而不敢为。夫法度立，则人无独蒙其幸者。故先王之政，虽足以利天下，而当其承敝坏之后，侥幸之时，其创法立制，未尝不艰难也。使其创法立制，而天下侥幸之人，亦顺悦以趋之，无有龃龉，则先王之法，至今存而不废矣。惟其创法立制之艰难，而侥幸之人不肯顺悦而趋之，故古之人欲有所为，未尝不先之以征诛而后得其意。《诗》曰：是伐是肆，是绝是忽，四方以无拂。此言文王先征诛而后得意于天下也。夫先王欲立法度以变衰坏之俗，而成人之才，虽有征诛之难，犹忍而为之，以为不若是，不可以有为也。及至孔子，以匹夫游诸侯，所至则使其君臣捐所习，逆所顺，强所劣，憧憧如也，卒困于排逐。然孔子亦终不为之变，以为不如是，不可以有为。此其所守，盖与文王同意。夫在上之圣人，莫如文王；在下之圣人，莫如孔子。而欲有所施为变革，则其事盖如此矣。今有天下之势，居先王之位，创立法制，非有征诛之难也。虽有侥幸之人不悦而非之，固不胜天下顺悦之人众也。然而一有流俗侥幸不悦之言，则遂止而不敢为者，惑也。陛下诚有意乎成天下之才，则臣又愿断之而已。
夫虑之以谋，计之以数，为之以渐，而又勉之以成，断之以果，然而犹不能成天下之才，则以臣所闻，盖未有也。
然臣之所称，流俗之所不讲，而今之议者，以谓迂阔而熟烂者也。窃观近世士大夫，所欲悉心力耳目以补助朝廷者有矣。彼其意非一切利害，则以为当世所能行者。士大夫既以此希世，而朝廷所取于天下之士，亦不过如此。至于大伦大法，礼义之际，先王之所力学而守者，盖不及也。一有及此，则群聚而笑之，以为迂阔。今朝廷悉心于一切之利害，有司法令于刀笔之间，非一日也。然其效可观矣。则夫所谓迂阔而熟烂者，惟陛下亦可以少留神而察之矣。昔唐太宗正观之初，人人异论，如封德彝之徒，皆以为非杂用秦、汉之政，不足以为天下。能思先王之事开太宗者，魏文正公一人耳。其所施设，虽未能尽当先王之意，抑其大略，可谓合矣。故能以数年之间，而天下几致炯措，中国安宁，蛮夷顺服。自三王以来，未有如此盛时也。唐太宗之初，天下之俗，犹今之世也；魏文正公之言，固当时所谓迂阔而熟烂者也。然其效如此，贾谊曰：今或言德教之不如法令，胡不引商、周、秦、汉以观之？然则唐太宗之事，亦足以观矣。
臣幸以职事归报陛下，不自知其驽下，无以称职，而敢及国家之大体者，以臣蒙陛下任使，而当归报，窃谓在位之人才不足，而无以廷称朝廷任使之意，而朝廷所以任使天下之士者，或非其理，而士不得尽其才。此亦臣使事之所及，而陛下之所宜先闻者也。释此不言，而毛举利害之一二，以污陛下之聪明，而终无补于世，则非臣所以事陛下倦倦之意也。伏惟陛下详思而择其中，天下幸甚。
●卷十四·书牍之属一
○左传-郑子家与赵宜子书
寡君即位三年，召蔡侯而与之事君。九月，蔡侯入于敝邑以行。敝邑以侯宣多之难，寡君是以不得与蔡侯偕。十一月，克灭侯宣多而随蔡侯以
译然而先王治理天下，不担心人们不愿意作为，而担心人们没有能力作为；不担心人们没有能力作为，而担心自己不够勤勉。什么叫做不担心人们不愿意作为，而担心人们没有能力作为？人的本性，所希望得到的，是良好的品行、美好的名声、尊贵的爵位、丰厚的利益，而先王能够掌握这些来面对天下的士人。天下的士人中有能够遵循这些来治理国家的，就全部把他们所希望得到的给予他们。士人没有能力就算了，如果有能力，谁肯舍弃他所希望得到的，而不自我勉励成为人才呢？所以说：不担心人们不愿意作为，而担心人们没有能力作为。什么叫做不担心人们没有能力作为，而担心自己不够勤勉？先王的法度，用来对待人的措施已经完备了，除非是下等愚笨、不可改变的资质，没有不能奔赴效命的。然而如果不以极其真诚、悲悯关怀的心去谋划，并身体力行地带头去做，就没有人能以极其真诚、悲悯关怀的心，身体力行地响应他。所以说：不担心人们没有能力作为，而担心自己不够勤勉。陛下如果真的有意成就天下的人才，那么臣希望陛下只是自我勉励罢了。
臣又观察朝廷以往想要有所施行和变革，起初考虑利害得失未曾不周详的，只是有一些流俗侥幸之人，不喜欢并非议它，于是就停止而不敢做了。法度一旦确立，就没有人能单独蒙受侥幸之利。所以先王的政令，虽然足以有利于天下，但处在承接衰败之后、侥幸盛行的时候，他们创立法度、建立制度，未曾不艰难。假使他们创立法度、建立制度，而天下的侥幸之人，也顺从喜悦地趋向它，没有抵触，那么先王的法度，至今还存在而没有被废除。正因为创立法度、建立制度的艰难，而侥幸之人不肯顺从喜悦地趋向它，所以古代的人想要有所作为，未曾不先进行征伐诛讨而后实现自己的意愿。《诗经》说：“征伐它，肆行它，断绝它，忽视它，四方因此没有违逆。”这是说周文王先进行征伐诛讨而后在天下实现自己的意愿。先王想要确立法度来改变衰败的习俗，而成就人才，虽然有征伐诛讨的困难，仍然忍耐而去做，认为如果不这样，就不能有所作为。等到孔子，以平民身份游历诸侯，所到之处就使那里的君臣抛弃所习惯的，违背所顺从的，强化所薄弱的，往来奔波的样子，最终困于被排挤放逐。然而孔子也始终不因此改变，认为如果不这样，就不能有所作为。他所坚守的，大概与周文王心意相同。在上的圣人，没有比周文王更伟大的；在下的圣人，没有比孔子更伟大的。而想要有所施行和变革，那么事情大概就是这样。现在拥有天下的权势，处在先王的位置，创立法制，并没有征伐诛讨的困难。虽然有侥幸之人不喜欢并非议，本来就不如天下顺从喜悦的人多。然而一有流俗侥幸之人不喜欢的言论，于是就停止而不敢做的，是迷惑。陛下如果真的有意成就天下的人才，那么臣又希望陛下果断决断罢了。
用谋略来考虑，用计谋来规划，逐步地施行，又勉励以完成，果断地决断，然而还不能成就天下的人才，那么以臣所听到的，大概是没有的。
然而臣所推崇的，是流俗之人不讲求的，而现在的议论者，认为这是迂腐空泛而陈腐的。私下观察近世士大夫，想要竭尽心力耳目来辅助朝廷的，是有的。他们的意图不是计较一切利害，就是认为当代能够实行的。士大夫既然这样迎合世俗，而朝廷从天下士人那里选取的，也不过如此。至于大伦大法，礼义的界限，先王所努力学习而坚守的，大概没有涉及。一旦涉及这些，就聚集在一起嘲笑，认为这是迂腐空泛。现在朝廷全心全意于一切利害，在刀笔之间司法令，不是一天了。然而它的效果可以观察了。那么所谓迂腐空泛而陈腐的，希望陛下也可以稍微留心而考察它。从前唐太宗贞观初年，人人意见不同，像封德彝之类的人，都认为不杂用秦、汉的政治，不足以治理天下。能够思考先王之事开导太宗的，只有魏文正公一人。他所施行的措施，虽然不能完全符合先王的心意，但大概，可以说是符合了。所以能够在数年之间，而天下几乎达到无为而治，中原安宁，蛮夷顺服。自三王以来，没有如此兴盛的时候。唐太宗初年，天下的风俗，还像现在的世道；魏文正公的话，本来是当时所谓迂腐空泛而陈腐的。然而它的效果如此，贾谊说：“现在有人说道德教化不如法令，为什么不引用商、周、秦、汉来观察呢？”那么唐太宗的事情，也足以观察了。
臣侥幸因为职务之事回来向陛下报告，不知道自己才能低下，无法称职，而敢涉及国家的大体，是因为臣蒙受陛下任用派遣，而应当回来报告，私下认为在位的人才不足，而无法在朝廷上称颂朝廷任用派遣的心意，而朝廷用来任用派遣天下士人的方法，或许不符合道理，而士人不能竭尽他们的才能。这也是臣出使事务所涉及的，而陛下所应当首先听说的。放下这些不说，而细举利害的一二，来玷污陛下的聪明，而最终对世事没有补益，就不是臣侍奉陛下勤勉的本意。希望陛下详细思考而选择其中的道理，天下非常幸运。
●卷十四·书牍之属一
○左传-郑子家与赵宜子书
我们国君即位三年，召见蔡侯并让他侍奉您。九月，蔡侯进入我国以便出行。我国因为侯宣多的祸乱，我们国君因此不能与蔡侯一同前往。十一月，攻克消灭侯宣多而跟随蔡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