闻见后録卷二十
为解为训释为论议，经千余年而学者至今终不能贯彻晓了。弼谓如《春秋》者，惟圣人可为，降圣人而下皆不可为，为之亦不复取信于后矣。学者能约《春秋》大义立法立例，善则褒之，恶则贬之，茍有不得已须当避者，稍微其词可也，不宜使后人千余年而不知其意也。若善不能劝，恶不能戒，则是文字将何用哉？既书之而恶者自不戒，善者自不劝，则人之罪也，于文何过哉？弼常病今之人作文字无所发明，但依违模棱而已。人之为善固不易，有遭谗毁者，有被窜斥者，有穷困寒饿者，甚则诛死族灭，而执笔者但求自便，不与之表显，诚罪人也。人之为恶者，必用奸谋巧诈货赂朋党，多方以逃刑戮，况不止刑戮是逃，以至子子孙孙享其余防而不絶，可谓大幸矣。执笔者又畏之，不敢书其恶，则恶者愈恶，而善人常沮塞不振矣。君子为小人所胜所抑者，不过禄位耳，惟有三四寸竹管子，向口角头褒善贬恶，使善人贵，恶人贱，善人生，恶人死，须是由我始得，不可更有所畏怯而噤黙受不快活也。”向作希文墓志。盖用此法，但恨有其意而无其词，亦自谓希文之善稍彰，奸人之恶稍暴矣。今永叔亦云：「胸臆有欲道者，诚当无所避，皎然写之，泄忠义之愤，不亦快哉？」则似以弼之説为是也。然弼之説，盖公是公非，非于恶人有所加诸也。如希文墓志中所诋奸人，皆指事据实，尽是天下人闻知者，即非剏意为之。彼家数子皆有权位，必大起谤议，防不防也。初寳元庆厯间，范公、富公、欧阳公，天下正论所自出。范公薨，富公、欧阳公相约书其事矣。欧阳公后复不然，何也？予读富公之书，至汗出，尚以《春秋》之诛为未快。呜呼，可畏哉！
译无论是解释、训诂还是论议，经过千余年，学者至今终究不能彻底通晓明白。弼认为像《春秋》这样的著作，只有圣人才能胜任，低于圣人的都不行，即使做了，后世也不会再相信它。学者若能概括《春秋》的大义来确立法度、制定条例，对善行就褒扬，对恶行就贬斥，如果有不得已必须回避的情况，稍微委婉一些措辞也可以，不应当让后人千余年都不知道其中的用意。如果善行不能起到劝勉作用，恶行不能起到警戒作用，那么文字还有什么用呢？既然写下来了，恶人自己却不警戒，善人自己却不劝勉，这是人的过错，文字有什么错呢？弼常常痛心于现在的人写文章没有什么创见，只是模棱两可、含糊其辞。人行善本来就不容易，有的遭受谗言毁谤，有的被贬谪斥逐，有的穷困饥寒，严重的甚至被杀头灭族，而执笔的人只求自己方便，不替他们表彰显扬，实在是罪人。作恶的人，必定使用奸诈的计谋、巧言令色、贿赂拉拢、结党营私，用各种方法来逃避刑罚杀戮，何况他们不止逃避刑罚杀戮，甚至子孙后代还能享受余荫而不断绝，这可以说是极大的幸运了。执笔的人又畏惧他们，不敢记载他们的恶行，那么恶人就会更加作恶，而善人常常受挫压抑而不能振作。君子被小人战胜、压制，不过是在俸禄地位上罢了，只有那三四寸长的竹管笔，对着口角头部褒扬善行、贬斥恶行，让善人尊贵，恶人卑贱，善人得以生存，恶人得以灭亡，必须由我才能做到，不能再有所畏惧胆怯而沉默不语、忍受不快活了。”以前我写希文的墓志铭。大概用的是这种方法，只是遗憾有这种心意却没有相应的言辞，自己也认为希文的善行稍微彰显，奸人的恶行稍微暴露了。现在永叔也说：“胸中有想要表达的话，确实应当无所回避，光明正大地写出来，宣泄忠义的愤慨，不也很痛快吗？”这似乎认为弼的说法是对的。然而弼的说法，大概是公正的是非判断，并不是对恶人有什么额外的苛责。像希文墓志中指责的奸人，都是依据事实，全是天下人知道的事情，并不是凭空捏造。那几家有几个儿子都掌握权位，必定会大肆兴起诽谤议论，防不胜防。起初在宝元、庆历年间，范公、富公、欧阳公，是天下正确言论的发源地。范公去世后，富公、欧阳公相约要记载他的事迹。欧阳公后来又不这样做了，为什么呢？我读富公的文章，激动得汗流浃背，还认为用《春秋》的笔法诛伐还不够痛快。唉，真可怕啊！
英宗初临御，韩魏公为相，富郑公为枢密相。一日，韩公进拟数官者，策立有劳，当迁官。富公曰：“先帝以神器付陛下，此辈何功可书？”韩公有愧色。后韩公帅长安，为范尧夫言其事曰：“琦更怕他富相公也。”
登州有妇人阿云谋杀夫而自承者，知州许遵谓法因犯杀伤而首者得免所因之罪，仍科故杀伤法，而敕有因疑被执招承减等之制，即以按问欲举闻，意以谋为杀之因，所因得首，合从原减。事下百官议，盖鬭杀、刼杀，鬭与刼为杀因，故按问欲举可减；以谋而杀，则谋非因所不可减。司马文正公议曰：杀伤之中自有两等轻重不同，其处心积虑，巧诈百端，掩人不备者，则谓之谋；直情径行，畧无顾虑，公然杀害者，则谓之故。谋者尤重，故者差轻。今此人因犯他罪致杀伤他人，罪虽得首，原杀伤不在首例。若从谋杀则太重，若从鬭杀则太轻，故酌中令从故杀伤法。其直犯杀伤更无他罪者，唯未伤则可首，但系已伤皆不可首。今许遵欲将谋之与杀分为两事，则故之与杀亦是两事也。且律称得免所因之罪，彼刼囚畧人皆是也。已有所犯因而又杀伤人，故刼畧可首而杀伤不原。若平常谋虑不为杀人，当有何罪可得首免？以此知谋字止因杀字生文，不得别为所因之罪也。若以鬭杀与谋杀皆为所因之罪，从故杀伤法，则是鬭伤自首反得加罪一等也。自廷尉以下皆嫉许遵之妄，附文正公之议。王荆公不知法，好议法，又好与人为异，独主遵议。廷尉以下争之不可得，卒从原减。至荆公作相，谋杀遂立按问旧法，一问不承，后虽自言皆不得为按问时欲广其事，虽累问不承亦为按问。天下非之。至文正公作相，立法应州军大辟罪人，情理不可悯，刑名无疑虑，辄敢奏闻者，并令刑部举駮重行朝典，不得用例破条。盖祖正以来，大辟可悯与疑虑得奏裁，若非可悯非疑虑，则是有司妄谳以幸寛纵，岂除暴恶安善良之意乎？文正公则辟以止辟，正法也；荆公则姑息以长奸，非法也。至绍圣以来，复行荆公之法，而杀人者始不死矣。予尝谓后汉张敏之议可为万世法曰：“孔子垂经典，皋陶造法也。原其本意，皆欲禁民为非也。或以平法当先论生，臣愚以为天地之性，唯人为贵。杀人者死，三代通制。今欲趣生，反开杀路。一人不死，天下受敝。”《记》曰：“利一害百，人去城郭。”夫春生秋杀，天道之常。春一物枯，即为灾；秋一物华，即为异。王者承天地，顺四时，法圣人，从经律而已。盖与司马文正之议合也。苏黄门初嫉许遵之谳，后复云：“遵子孙多显者，岂能活一人？天理固不遗哉！”亦非也。使妄活杀人者可为隂功，则被杀者之寃，岂不为隂谴乎？
韩魏公自外上章，歴数王荆公新法害天下之状。神宗感悟，谕执政亟罢之。荆公方在告，乞分司。赵清献公参政事，曰：“欲俟王安石出令，自罢之。”荆公既出，疏駮魏公之章，持其法益坚，卒至败乱天下。识者于清献公有遗恨焉。
先人尝言：「熙宁、元丰间，司马文正、范忠宣先后为西都留台，吾皆从之游。至元祐初，文正起为宰相，忠宣起为枢密使，吾见之，其话言服用，一如在西都时。但忠宣顔色甚泽，文正清苦无少异。吾以此窥忠宣其中，岂尚以名位为乐邪？」
予见司马文正公亲书一帖：「光年五六嵗，弄青胡桃。女兄欲为脱其皮，不得。女兄去一婢子以汤脱之。女兄复来问脱胡桃皮者，光曰：『自脱也。』先公适见，诃之曰：『小子何得谩语？』光自是不敢谩语。」后公以诚学授刘器之曰：「自不谩语。」入东坡书。公神道之石亦曰：「论公之徳，至于感人心，动天地，巍巍如此，而蔽以二言：曰诚，曰一。」云韩忠献公、宋景文公同召试中选。王徳用带平章事，例当谢。二公有空疎之谦，言徳用曰：「亦曾见程文诚空疎少年，更宜广问学。」二公大不堪。景文至曰：「吾属见一老衙官，是纳侮也。」后二公俱成大名，徳用已薨。忠献为景文曰：「王公虽武人，尚有前辈激励成就
译英宗刚即位，韩魏公担任宰相，富郑公担任枢密使。一天，韩公拟定了几个官员的升迁名单，认为他们在拥立皇帝上有功劳，应当升职。富公说：“先帝把皇位托付给陛下，这些人有什么功劳可以记载？”韩公面露愧色。后来韩公出任长安长官，对范尧夫说起这件事说：“我更加敬畏富相公。”
登州有个妇人阿云，谋杀丈夫后自己承认了罪行。知州许遵认为，法律规定因犯杀伤罪而自首的，可以免除所因之罪，但仍按故意杀伤法论处；而敕令中有因怀疑被抓获后招供可减等处罚的规定，于是许遵打算上报朝廷，意图将“谋”视为“杀”的原因，既然所因之罪得以自首，就应当从轻减免。此事下发百官讨论，大概斗杀、劫杀中，斗和劫是杀的原因，所以按问欲举可以减等；如果是谋而后杀，那么谋不是因，所以不可减等。司马文正公议论说：杀伤之中自有两种轻重不同的情况，那些处心积虑、巧诈百端、趁人不备的，叫做谋；直率行事、毫无顾虑、公然杀害的，叫做故。谋罪更重，故罪稍轻。现在这个人因犯其他罪导致杀伤他人，虽然所犯之罪得以自首，但原杀伤罪不在自首之列。如果按谋杀论处则太重，如果按斗杀论处则太轻，所以折中规定按故意杀伤法论处。那些直接犯杀伤罪而没有其他罪行的，只有未造成伤害才可以自首，只要已经造成伤害就不可自首。现在许遵想把谋和杀分为两件事，那么故和杀也是两件事了。况且律法说可以免除所因之罪，那些劫囚、略人都是如此。已经有所犯罪因而又杀伤人的，所以劫略可以自首而杀伤不原宥。如果平常谋虑不是为了杀人，应当有什么罪可以自首免除呢？由此可知谋字只是因杀字而产生的文字，不能另外作为所因之罪。如果把斗杀和谋杀都作为所因之罪，按故意杀伤法论处，那么斗伤自首反而要加罪一等了。从廷尉以下都厌恶许遵的妄言，附和文正公的意见。王荆公不懂法律，喜欢议论法律，又喜欢与人不同，唯独支持许遵的意见。廷尉以下争辩不过，最终从轻减免。等到荆公担任宰相，谋杀于是确立了按问旧法，一审不承认，后来虽然自己说都是按问时想扩大罪行，即使多次审问不承认也视为按问。天下人都非议他。等到文正公担任宰相，立法规定州军死刑犯人，情理不可怜悯，刑名无疑虑，却敢上奏的，都让刑部举驳重行朝典，不得用案例破坏律条。大概从祖正以来，死刑可怜悯与疑虑得奏裁，如果不是可怜悯非疑虑，那就是有司妄断以侥幸宽纵，这难道是除暴安良的意思吗？文正公则用辟以止辟，是正法；荆公则姑息养奸，不是正法。到了绍圣年间，又实行荆公的法律，杀人者才开始不死。我曾经说后汉张敏的议论可以作为万世之法，他说：“孔子垂经典，皋陶造法。推究其本意，都想禁止百姓为非作歹。有人以平法应当先论生，臣愚以为天地之性，唯人为贵。杀人者死，三代通制。现在想追求生，反而开了杀人的路。一人不死，天下受害。”《礼记》说：“利一害百，人去城郭。”春生秋杀，是天道的常理。春天一物枯，就是灾；秋天一物华，就是异。王者承天地，顺四时，法圣人，从经律而已。这与司马文正公的议论相合。苏黄门起初厌恶许遵的断案，后来又说：“许遵子孙多显贵，难道能活一人？天理本来不遗漏啊！”这也是不对的。如果妄活杀人者可以作为阴功，那么被杀者的冤屈，难道不是阴谴吗？
韩魏公从外地上奏章，历数王荆公新法危害天下的状况。神宗感悟，告诉执政官赶快废除。荆公正在休假，请求分司。赵清献公参知政事，说：“想等王安石出来下令，自己废除。”荆公出来后，疏驳魏公的奏章，坚持他的法律更加坚定，最终导致天下败乱。有识之士对清献公有遗憾。
先人曾说：“熙宁、元丰年间，司马文正、范忠宣先后担任西都留台，我都跟随他们交游。到了元祐初年，文正起用为宰相，忠宣起用为枢密使，我见到他们，他们的言语服饰，一如在西都时。只是忠宣脸色很润泽，文正清苦没有少异。我以此窥探忠宣内心，难道还以名位为乐吗？”
我见到司马文正公亲笔写的一张帖子：“光五六岁时，玩青胡桃。姐姐想为他剥皮，剥不下来。姐姐叫一个婢女用热水剥。姐姐再来问谁剥的胡桃皮，光说：‘自己剥的。’父亲恰好看见，斥责说：‘小子怎么能说谎？’光从此不敢说谎。”后来公以诚学传授刘器之说：“从不说谎。”载入东坡书。公神道碑也写：“论公之德，至于感人心，动天地，巍巍如此，而蔽以二言：曰诚，曰一。”云韩忠献公、宋景文公同召试中选。王德用带平章事，例当谢。二公有空疏之谦，言德用曰：“亦曾见程文诚空疏少年，更宜广问学。”二公大不堪。景文至曰：“吾属见一老衙官，是纳侮也。”后二公俱成大名，德用已薨。忠献为景文曰：“王公虽武人，尚有前辈激励成就
文彦博本姓敬，其曾大父避石晋髙祖讳，更姓文；至汉，复姓敬。入本朝，其大父避翼祖讳，又更姓文。初，敬氏避讳，各用其一偏，或为文氏，或为茍氏。然敬字从着【已力切，音▯】非茍也；从支，非文也。俱非其一偏也。
苏东坡既贬黄州，神宗殊念之，尝语宰相王珪、蔡确曰：“国史至重，可命苏轼成之。”珪有难色，又曰：“轼不可，姑用曾巩。”巩为检讨官，先进太祖总论，已不当神宗之意，未几罢去。东坡自黄岗移汝坟，舟过金陵，见王荆公于钟山，留连燕语。荆公曰：“子瞻当重作《三国书》。”东坡辞曰：“某老矣，愿举刘道原自代。”云
元丰末，司马文正《资治通鉴》成，进御。丞相王珪、蔡确见上，问何如。上曰："当畧降出，不可久留。"又咨叹曰："贤于荀悦《汉纪》逺矣。"罢朝，中使以其书至。政事每叶缝合以睿思殿寳章。睿思殿，上禁中观书之地也。舍人王震等在省中，从丞相来观。丞相笑曰："君无近禁脔。"以言上所爱重者。
闻见后録卷二十一
钦定四库全书
闻见后録卷二十二 宋 邵博 撰
熙宁年，边吏报契丹将入冦，亟遣中贵人取两河民车以为战备，民大惊扰。自宰执以下言不便者墙进，俱不省。时沈括存中为记注，一日侍笔立御座侧，上顾曰：“卿知籍车之事乎？”括曰：“未知。”车将何用？上曰：“北边以多马取胜，唯车可以当之。”括曰：“敌之来，民父子坟墓田庐皆当弃去，后暇防车乎？朝廷姑籍其数而未取，何伤？”上喜曰：“卿言有理，何论者之纷然也？”括曰：“车战之利，见于歴世。巫臣教呉子以车战，遂霸中国。李靖用偏箱鹿角车以擒颉利。臣但未知一事，古人所谓轻车者，兵车也，五御折旋，利于轻速。今之民间锱车重大，椎朴以牛挽之，日不能行三十里，少蒙雨雪则跬步不进，故俗谓之太平车，或可施于无事之日，恐兵间不可用耳。”上益喜曰：“人言无及此者，朕当更思之。”明日遂罢籍民车。执政问括曰：“君以何术而立谈罢此事？”上甚多太平车之説也。括曰：“圣主可以理夺，不可以言争。若车可用，其敢以为非？”括未防，迁知制诰。
司马文正公在洛阳脩史日，伊川先生程颐正叔为布衣，年尚少，其见亦有时。今为伊川学者，以文正斋记中有曰「正叔云」，以为字伊川者非也，楚王议建中字正叔耳。然伊川后用文正荐，劝讲禁中，未防罢去。先是刘莘老论曰：「纷纷之论，致疑于程颐者，直以谓自古以来，先生处士皆盗虚名，无益于用。若颐者，特以迂濶之学，邀君索价而已。天下节义之士，乐道不出，如颐等辈，盖亦不少。彼无所援于上，故不闻尔。又以颐辞免爵命之言曰：『前朝召举布衣，故事具存，是颐之自欲为种放，而亟欲得台谏侍从矣。不可不察也。』圣人自有中道，过之则偏；天下自有常理，背之则乱。伏望审真伪，重名器。」云云孔文仲论曰：「颐在经筵，僭横造请权势，滕口间乱，以偿恩讐，致市井之间目为五▯之魁。尝令其助贾易弹吕陶，及造学制诡谬，童稚嗤鄙。」云云又曰：「颐汚下憸巧，素无乡行，经筵陈説僭横，忘分遍谒贵臣，歴造台谏，宜放还田里，以示典刑。」云云刘器之论曰：「程颐、欧阳棐、毕仲游、杨国寳、孙朴交结执政子弟，搢绅之间号五▯。」又曰：「进言者必曰五▯之号出于流俗不根之言，何足为据？臣亦有以折之。方今士大夫无不出入权势之门，何当尽得▯名？惟其隂邪潜伏，进不以道，故程颐等五人独▯恶声。」孔子曰：「吾之于人也，谁毁谁誉？如有所誉，其有所试矣。盖人之毁誉，必以事验之。今众议指目五人，可谓毁矣。然推考其迹，则人言有不诬者。臣请歴陈其説：若程颐则先以罪去。」云云苏子瞻奏则曰：「臣素疾程颐之奸，形于言色。因颐教诱孔文仲，令以私意论事，为文仲所奏，颐遂得罪。」云云又子瞻为礼部尚书，取伊川所修学制，贬駮讥诋畧尽。如苏子瞻
译文彦博本姓敬，他的曾祖父为了避石晋高祖的讳，改姓文；到了后汉，又恢复姓敬。进入本朝，他的祖父为了避翼祖的讳，又改姓文。起初，敬氏避讳，各自取用“敬”字的一个偏旁，有的改为文氏，有的改为苟氏。然而“敬”字从“苟”（已力切，音〇），并非“苟”字；从“支”，并非“文”字。两者都不是“敬”字的一个偏旁。
苏东坡被贬到黄州后，神宗非常思念他，曾对宰相王珪、蔡确说：“国史至关重要，可以任命苏轼来编纂。”王珪面露难色，神宗又说：“苏轼不行，暂且用曾巩吧。”曾巩担任检讨官，先呈上了太祖的总论，已经不符合神宗的心意，不久就被罢免。苏东坡从黄岗调任汝坟，船经过金陵，在钟山拜见王安石，停留多日宴饮交谈。王安石说：“子瞻应当重新撰写《三国书》。”苏东坡推辞说：“我老了，愿意推荐刘道原来代替我。”
元丰末年，司马文正公的《资治通鉴》编成，进呈给皇帝。丞相王珪、蔡确拜见皇上，问书怎么样。皇上说：“应当略微降等发出，不可久留宫中。”又赞叹说：“比荀悦的《汉纪》好得远了。”退朝后，宦官带着这本书来到政事堂。政事堂每当缝合书页，都用睿思殿的宝章加盖。睿思殿是皇上在禁中看书的地方。舍人王震等在省中，跟随丞相来观看。丞相笑着说：“你们不要靠近禁脔。”这是指皇上所喜爱重视的东西。
熙宁年间，边境官吏报告契丹将要入侵，急忙派遣宦官征调两河的民车作为战备，百姓大为惊扰。从宰相、执政以下上言认为不便的人接踵而至，皇上都不理会。当时沈括字存中担任记注官，一天侍立在御座旁，皇上回头说：“你知道征调民车这件事吗？”沈括说：“不知道。”征调车有什么用？皇上说：“北边靠多马取胜，只有车可以抵挡。”沈括说：“敌人来犯，百姓父子、坟墓、田舍都应当抛弃，哪里有空闲防备车呢？朝廷暂且登记数量而没有取用，有什么害处？”皇上高兴地说：“你说的话有道理，为什么议论的人纷纷扰扰呢？”沈括说：“车战的好处，在历代都有记载。巫臣教吴国用车战，于是称霸中原。李靖使用偏箱鹿角车擒获颉利。臣只是不知道一件事，古人所说的轻车，是兵车，五种驾驭技巧曲折回旋，利于轻快迅速。现在民间的锱车重大，笨拙地用牛牵引，一天走不了三十里，稍微遇到雨雪就寸步难行，所以俗称为太平车，或许可以在无事之日使用，恐怕在战时不可用。”皇上更加高兴地说：“别人的议论没有达到这个程度的，朕应当再思考一下。”第二天就停止了征调民车。执政问沈括说：“你用什么方法而能立谈之间就停止了这件事？”皇上非常赞赏太平车的说法。沈括说：“圣明的君主可以用道理说服，不可以用言语争辩。如果车可用，我敢认为它不对吗？”沈括不久，升任知制诰。
司马文正公在洛阳修史时，伊川先生程颐字正叔还是布衣，年纪尚轻，他的见解有时也能被采纳。现在伊川的学者，因为文正公的斋记中有“正叔云”的话，认为字伊川的不是程颐，楚王议建中的字才是正叔。然而伊川后来被文正公推荐，在禁中劝讲，不久被罢免。此前刘莘老议论说：“纷纷的议论，对程颐产生怀疑的人，只是认为自古以来，先生处士都盗取虚名，对实用没有益处。像程颐这样的人，只是用迂阔的学问，向君主索取高价罢了。天下坚守节义之士，乐于道义不出仕，像程颐这类人，大概也不少。他们上面没有援引的人，所以不为人知。又引用程颐推辞爵位任命的话说：‘前朝征召布衣，旧例尚存，这是程颐自己想成为种放，而急切想获得台谏侍从的职位。不可不察。’圣人自有中道，过了头就偏颇；天下自有常理，违背它就混乱。希望皇上审察真伪，重视名器。”等等。孔文仲议论说：“程颐在经筵，僭越横行，擅自请求权势，搬弄是非，扰乱朝政，以报恩怨，致使市井之间视他为五〇之首。曾经让他帮助贾易弹劾吕陶，以及制定学制诡诈谬误，连孩童都嗤笑鄙夷。”等等。又说：“程颐卑劣奸巧，向来没有乡里的品行，在经筵陈述言论僭越横行，忘记本分，遍访贵臣，历访台谏，应当放还乡里，以显示法度。”等等。刘器之议论说：“程颐、欧阳棐、毕仲游、杨国宝、孙朴交结执政子弟，士大夫之间号称五〇。”又说：“进言的人必定说五〇的称号出自流俗无根据的话，哪里足以作为依据？臣也有反驳的话。如今士大夫没有不出入权势之门的，哪里能全部得到〇的名声？只有他们阴邪潜伏，进身不以正道，所以程颐等五人独自〇恶名。”孔子说：“我对于人，谁毁谁誉？如果有赞誉，一定是经过考验的。大概人的毁誉，一定要以事实来验证。如今众议指目五人，可以说是毁谤了。然而推究考察他们的行迹，那么人言有不虚假的。臣请逐一陈述其说：像程颐就先因罪被罢免。”等等。苏子瞻上奏则说：“臣向来憎恶程颐的奸诈，表现在言语神色上。因为程颐教唆孔文仲，让他以私意议论政事，被孔文仲上奏，程颐于是获罪。”等等。又苏子瞻担任礼部尚书，选取伊川所修的学制，贬斥驳斥讥讽诋毁几乎尽数。像苏子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