闻见后录卷七
言，则固附窦宪以死，不足悲也。班固作汉史，失于畏司马▯，自武帝而上，于▯之词不敢辄易，如项羽传但取髙祖事于本纪中耳，他传皆然。应▯书：“某人有曰：‘其子某今为大官。’”距固之世已二百年，固书其人亦皆曰：“其子某今为大官。”失于畏迁也。迁作厯代史人物表、食货等志，尝着厯代之人，固作汉史表志，亦着厯代之人，失于畏迁也。固知畏迁。按《汉书》自武帝而下至平帝续成之可也，于其词重出不可也。孔子作经，使后世读《易》者如无《春秋》，读书者如无《诗》，其法固不知也。独韩退之作王仲舒碑，又作志；苏子瞻作司马君实行状，又作碑，其事同，其词各异，庶几知之矣。
译班固依附窦宪而死，本来不值得悲哀。班固撰写《汉书》，弊病在于畏惧司马迁，对于汉武帝以前的内容，不敢擅自改动司马迁的原文，比如《项羽传》只是从《高祖本纪》中选取相关事迹，其他传记也都是这样。司马迁的书中写道：“某人说：‘他的儿子某某现在担任大官。’”距离班固的时代已经两百年了，班固在书中记载那个人时，也照样写道：“他的儿子某某现在担任大官。”这是畏惧司马迁而导致的失误。司马迁撰写历代史的人物表、《食货志》等篇章时，曾经记载历代的人物，班固撰写《汉书》的表志时，也记载历代的人物，这也是畏惧司马迁而导致的失误。班固确实畏惧司马迁。按理说，《汉书》从汉武帝以下到平帝，续写完成是可以的，但原文重复出现则是不可以的。孔子作经，让后世读《易经》的人好像没有《春秋》，读《尚书》的人好像没有《诗经》，班固是不懂这种方法的。只有韩愈撰写王仲舒的碑文，又撰写墓志铭；苏轼撰写司马君实的行状，又撰写碑文，所记述的事情相同，但文辞各不相同，这才算是懂得其中的道理了。
前蜀刘禅以魏景元五年三月降，明年十二月魏亡。后蜀王衍以唐同光三年十一月降，明年三月被诛。四月庄宗死，郭従谦之变。二主失于遽降，殆相类然。衍不足道，禅若稍收用其先人旧臣遗防中原，方易代，必未能闚蜀。葢谯周之罪，上通于天矣。
路岩贬新州，死于杨叔死之榻。见《通鉴》。刘挚贬新州，死于蔡确死之室。见《王巩杂记》。二事甚类，可骇也。
蜀郡男子路建等，辄讼慙怍而退，以应文王却虞芮之讼，以媚王莽。蜀之为佞，又有甚于《剧秦美新》者。
王莽令国中不得有二名，又遣使讽单于为一名。东汉士大夫以操节相髙，遇莽之事必唾也。乃终其世谨一名之律，何也？
魏安厘王问天下之髙士于孔子六世孙子顺。子顺曰：世无其人也。抑可以为次其鲁仲连乎？王曰：鲁仲连强作之者，非体自然也。子顺曰：人皆作之，作之不止，乃成。君子作之不变，习与体成，体成则自然也。如子顺之论，乃孟轲氏尧舜性之，汤武反之，五霸假之。乆假而不归，安知其非有之论也？善乎涑水先生曰：假者文具而实不従之谓也。文具而实不従，其国家且不可保，况能霸乎？东坡先生曰：假之与性，其本亦异矣。岂论归与不归哉？虽乆假而不归，犹非其有也。予每诵「强作之者非体自然」二语，三太息也。
曹参召去属，其后相曰：“以齐狱市为寄，慎勿扰也。”第五伦领长安市，公平亷介，无有奸枉。程伊川曰：“今人治狱不治市，故予为吏于二政，不敢不勉。”
初，囘纥风俗朴厚，君臣之等甚不异，故众志専一，劲健无敌，自有功于唐，唐赐遗丰▯登用可汗，始自尊大，筑宫室以居，妇人有粉黛文绣之饰，中国为之虚耗，而其俗亦壊如耶律德光占据中土而有之，且死，其母犹不哭，抚其尸曰：“待我国中人畜如故，然后塟汝。”葢谓之中外者，天也。有或反此，非其福也。
李绅族子虞，尽以绅宻论李逢吉之疏告逢吉，故绅为逢吉所陷；吕晦叔族子嘉问，先以晦叔欲论王介甫之疏告介甫，故晦叔为介甫所逐。葢知不肖子，代不乏人也。
陈叔寳不道，杨广亲擒之。叔寳死，諡炀；后杨广不道，尤恶，死亦諡炀。云
唐故事，天下有寃者，许哭于太宗昭陵之下。
汉髙祖入关，与民约法三章，尽除秦苛令；唐髙祖入长安，与民约法十二条，尽除隋暴禁。
太史公曰：「子贡在七十子之徒，最饶使孔子之名布扬于天下者，子贡后先之也。」予谓非是。太史公既被刑，报益州刺史任安书：「家贫财赂不足以自赎，岂于子贡之饶有感焉？如孔子之圣，何资于饶乎？」
秦孝文王▯夀陵，夏太后子庄襄王▯芷阳，故夏太后独别▯杜东，曰：“东望吾子，西望吾夫。”后百年，旁当有万家室。汉韩信家贫，母死无以▯，乃行营髙燥地，令旁可置万家者。顔师古注：“言其有大志也。”初不知信实本夏太后语耳。予谓有地学者云：“至一之地，坦然平葢，其法古矣。”
王濬伐吴，在益州作大舰，长百二十步，受二千人，以木为城，起楼橹，开四出门，其上可以驰马往来。木柹蔽江而下。吴建平太守彦取流柹以白吴主，云云。予谓古八尺为步，一百二十步为九十六丈，江山无今昔之异。今蜀江曲折山峡不一，虽盛夏水暴至，亦岂能囘泊九十六丈之船？及冬江浅，势若可涉，寻常之船一经滩碛，尚累日不能进，而王濬以咸宁五年十一月自益州浮江而下，决不可信。又建平今为防州，距益州道里尚数千，木柹蔽江，近不为蜀人取之，乃逺为吴人得之乎？特史官夸辞云尔。如流血漂杵之事，孟子固不信也。
萧道成既诛苍梧王，王敬则手取白纱帽加道成首，令即位。沈攸之召诸军主曰：“我被太后令建义下都，大事若克，白纱帽共着耳。”葢晋、宋、齐、梁以来，惟人君得着白纱帽。家有范琼画梁武帝本，亦着白纱帽也。
梁武帝以荧惑入南斗，跣而下殿以禳荧惑入南斗，天子下殿走之。谶及闻魏主西奔，慙曰：“魏亦应天▯邪？”当其时，魏尽擅中
译前蜀后主刘禅在魏景元五年三月投降，次年十二月魏国灭亡。后蜀后主王衍在唐同光三年十一月投降，次年三月被杀。四月唐庄宗去世，发生郭从谦之变。两位君主因仓促投降而失国，情况大致相似。王衍不值一提，刘禅若能稍加收用先帝旧臣，防备中原，正值朝代更替之际，中原势力必定无法窥视蜀地。大概谯周的罪过，真是上通于天了。
路岩被贬到新州，死在杨叔死过的床榻上。见《资治通鉴》。刘挚被贬到新州，死在蔡确死过的房间。见《王巩杂记》。这两件事非常相似，令人惊骇。
蜀郡男子路建等人，擅自诉讼，感到惭愧羞耻而退下，以此应验周文王使虞、芮两国退让诉讼的典故，来讨好王莽。蜀地阿谀奉承的风气，比《剧秦美新》还要严重。
王莽下令全国不得取双字名，又派使者暗示匈奴单于改为单字名。东汉士大夫以操守气节相高，遇到王莽的事必定唾弃。然而他们终其一生都谨守单字名的律令，为什么呢？
魏安釐王向孔子六世孙孔顺询问天下的高士。孔顺说：当世没有这样的人。退而求其次，可以说是鲁仲连吗？安釐王说：鲁仲连是勉强做出来的，不是出于本性自然。孔顺说：人都要勉强去做，坚持不止，才能成就。君子勉强去做而不改变，习惯成了本性，本性成就就是自然。像孔顺这样的议论，就是孟子所说尧舜是出于本性，汤武是返归本性，五霸是假借本性的道理。长久假借而不回归，怎么知道它不是真正拥有呢？涑水先生（司马光）说得好：假借是指形式具备而实质不跟随。形式具备而实质不跟随，国家尚且不能保全，何况能称霸呢？东坡先生说：假借与本性，其根本也不同了。哪里还谈论回归与不回归呢？即使长久假借而不回归，终究也不是真正拥有。我每次诵读“强作之者非体自然”这两句话，都要再三叹息。
曹参召来下属，后来的相国说：“把齐国的监狱和市场托付给你，千万不要扰乱。”第五伦掌管长安市，公平廉洁，没有奸邪枉法之事。程伊川说：“现在的人治理监狱却不治理市场，所以我担任这两种官职，不敢不勤勉。”
起初，回纥风俗质朴敦厚，君臣等级差别不大，所以众志专一，勇猛强健无敌，对唐朝有功，唐朝赏赐丰厚。等到登用可汗，开始自尊自大，修筑宫室居住，妇女有粉黛文绣的装饰，使中原因此虚耗，而他们的风俗也败坏了。就像耶律德光占据中原而拥有它，将要死时，他的母亲还不哭，抚摸他的尸体说：“等我国中原的人畜恢复原状，然后才埋葬你。”大概所谓内外，是天意。如果有违背这一点的，不是福气。
李绅的同族子弟李虞，把李绅秘密弹劾李逢吉的奏疏全部告诉了李逢吉，所以李绅被李逢吉陷害；吕晦叔的同族子弟吕嘉问，先把吕晦叔打算弹劾王介甫的奏疏告诉了王介甫，所以吕晦叔被王介甫驱逐。大概知道不肖子孙，历代都不缺乏。
陈叔宝无道，杨广亲自擒获他。陈叔宝死后，谥号为炀；后来杨广无道，更加恶劣，死后也谥号为炀。
唐朝旧例，天下有冤屈的人，允许在太宗昭陵下哭泣。
汉高祖进入关中，与百姓约定三条法律，全部废除秦朝的苛政；唐高祖进入长安，与百姓约定十二条法律，全部废除隋朝的暴禁。
太史公说：“子贡在七十弟子中，最富有，使孔子的名声传播于天下，是因为子贡先后资助的缘故。”我认为不是这样。太史公遭受宫刑后，回复益州刺史任安的信中说：“家中贫穷，钱财不足以自我赎罪，难道对子贡的富有有所感触吗？像孔子那样的圣人，哪里需要依靠富有呢？”
秦孝文王修筑寿陵，夏太后的儿子庄襄王修筑芷阳陵，所以夏太后单独另修陵墓在杜东，说：“向东望我的儿子，向西望我的丈夫。”百年之后，旁边应当有万户人家。汉韩信家贫，母亲死了没有钱安葬，于是寻找高燥的地方，让旁边可以安置万户人家。颜师古注：“说他有远大志向。”起初不知道韩信其实是本于夏太后的话。我对有地学知识的人说：“至一之地，平坦广阔，这是古法。”
王濬伐吴，在益州制造大舰，长一百二十步，可容纳两千人，用木头做城，起高楼，开四个门，上面可以骑马往来。木筏遮蔽江面而下。吴建平太守王彦取来漂流木筏报告吴主，说……我认为古八尺为一步，一百二十步为九十六丈，江山没有古今的差异。现在蜀江曲折山峡不一，即使盛夏水暴涨，又怎么能停泊九十六丈的船呢？等到冬天江浅，形势似乎可以涉水，普通的船经过滩碛，尚且累日不能前进，而王濬在咸宁五年十一月从益州顺江而下，决不可信。又建平现在为夔州，距离益州还有数千里，木筏遮蔽江面，近处蜀人不取，反而远处吴人得到吗？只是史官的夸饰之辞罢了。像流血漂杵的事，孟子本来就不相信。
萧道成诛杀苍梧王后，王敬则亲手取白纱帽加在萧道成头上，让他即位。沈攸之召集各军主说：“我奉太后令建立义旗下都，大事如果成功，白纱帽大家一起戴。”大概晋、宋、齐、梁以来，只有君主能戴白纱帽。家中有范琼画的梁武帝画像，也戴着白纱帽。
梁武帝因为荧惑星进入南斗，赤脚走下殿宇来禳解荧惑进入南斗，天子走下殿宇。谶语及听说魏主西奔，惭愧地说：“魏也顺应天命吗？”当时，魏完全占据中
原之土，安得不应天▯也？
突厥本西方贱种，姓阿史那氏，居金山之阳，为柔然铁工。至其酋长土门，始强大，颇侵魏西边。魏丞相泰始遣酒泉胡安诺槃陀使其国，国人喜曰：“大国使至，吾国兴矣。”其后凭陵中国，唐髙祖至以臣事之，卒为太宗所灭。予谓天初无中外之辨，其为盛衰、隂阳、治乱之数也。验于今昔，无不然者。
译原州的土地，怎么能够不顺应天命呢？
突厥本是西方的卑贱种族，姓阿史那，居住在金山南面，为柔然人从事铁器加工。到了他们的酋长土门时，才开始强大，屡次侵犯北魏的西边。北魏丞相高泰起初派遣酒泉胡人安诺槃陀出使突厥，突厥国人高兴地说：“大国的使者来到，我们国家就要兴盛了。”后来他们依仗势力欺凌中原，唐高祖甚至以臣下的礼节侍奉他们，最终被唐太宗所消灭。我认为上天起初并没有中原与外邦的分别，那不过是盛衰、阴阳、治乱的气数罢了。验证古今，没有不是这样的。
羊祜従甥王衍従祜论事，辞甚辨，祜不荅，衍怒，拂衣去。祜顾他客曰：“王夷甫以盛名居大官，然伤风败俗者，此人也。”又步阐之役，祜欲以军法斩王戎，故戎、衍于祜以积怨毁之。时人为之语曰：“二王当国，羊公无徳。”后衍尚虚诞，鄙薄名教，识者以为忧。戎独深然之，以致夷狄斵丧中原之祸，衍身自不免。羊公之知人，于王衍则吕献可之于王荆公似之，于王戎则张九龄之于安禄山似之。呜呼贤哉！
北齐刘炫，字光伯，时求遗书，乃伪造书百余卷，题为《连山易》《鲁史记》等，録上送官，取赏而去。后有讼之者，原赦，降死一等。今有《连山易》，意义浅甚，岂▯之伪书乎？齐著作郎祖珽，有文学，多技艺，而疎率无行。尝因宴失金叵罗，于珽髻上得之。近世以洗为叵罗，若果为洗，其可置之髻上？未知叵罗果何物也。
汉韩信擒李左车，问以下齐之防；周宇文邕破晋阳，擒髙延宗，问以取邺之防，皆辞而后对，悉如其言。二事甚类，岂兵法当尔耶？
唐郑元璹使突厥説颉利曰：「唐与突厥风俗不同，突厥虽得唐地，不能居也。今掳掠所得，皆入国人，于可汗何有？不如旋师，复修和亲，可无跋涉之劳，坐受金币。又皆入可汗府库，孰与弃兄弟积世之欢，而结子孙无穷之怨乎？」颉利説，引精骑数十万还。元璹自义宁以来，五使突厥，几死者数矣。本朝庆厯二年，契丹以重兵压境，欲得关南十县，其势不测。富郑公报使，谓北主曰：「北朝与中国通好，则人主专其利，而臣下无所获；若用兵，则利归臣下，而人主任其祸。故北朝诸臣争劝用兵者，此皆其身谋，非国计也。」北主惊曰：「何谓也？」公曰：「晋髙祖欺天叛君，而求助于北，末帝昏乱，神人弃之。是时中国狭小，上下离叛，故契丹全师独克，虽掳获金币充牣诸臣之家，而壮士健马物故大半，此谁任其祸者？今中国提封万里，所在精兵以百万计，法令修明，上下一心。北朝欲用兵，能保其必胜乎？」曰：「不能。」公曰：「胜负未可知，使其胜，所亡士马羣臣当之欤？抑人主当之欤？若通好不絶，嵗币尽归人主，臣下所得止奉使者嵗一二人耳，羣臣何利焉？」北主大悟，首肯者乆之。是亦郑元璹之议也。如富公则终身不自以为功，或面賛使北之事，公必变色退避不乐。东坡书《显忠尚德之碑》，首着公使北事，今天下诵之，然非公意也。
太史令傅奕上疏请除佛法，云：“不忠不孝，削髪而揖君亲；游手游食，易服以逃租赋；伪啓三途，谬张六道，恐喝愚民，诈欺庸品。”又云：“生死夀夭，由于自然；刑德威福，关之人主；贫富贵贱，功业所招。而愚僧皆矫云由佛。”又云：“降自羲农，至于有汉，皆无佛法。君明臣忠，祚长年永。汉明帝始立只神，洎于苻石，羌氏乱华，主庸臣佞，祚短政虐。”云云。韩退之论佛骨奏：“伏羲至周文武时，皆未有佛，而年多至百嵗，有过之者。自佛法入中国，帝王事之，夀不能长。梁武事之最谨，而国大乱。宪宗得奏，大怒，▯加极法，曰：‘愈言我奉佛太过，犹可容；至言东汉奉佛之后，帝王咸至夭促，何其乖剌也！’予谓愈之言，葢广▯奕之言也，故表出之。
闻见后録卷八
钦定四库全书
闻见后録卷九 宋 邵博 撰
唐髙宗曰：“隋炀帝拒谏而亡，朕常以为戒。虚心求谏而无谏者，何也？”李勣曰：“陛下所为尽善，羣臣无得而谏。”予谓髙宗立太宗才人武氏为后，决于李勣。陛下家事，勿问外人一言。又谓髙宗尽善，无可谏。太宗以勣遗髙宗，失于知人矣。
突厥黙啜自则天世为中国患，朝廷旰食，倾天下之力不能克。郝灵筌得其首，自谓不世之功。时宋璟为相，以天子好武功，恐好事者竞生心徼幸，痛抑其赏。逾年始授郎将，灵筌恸哭而死。初熙宁元丰间，西羌大首领▯章青宜结为边患，数覆官军。神宗悬旌节为赏捕之，不能得。至元祐年，将种谊生致之。吕汲公在相位，▯但转一官为
译羊祜的外甥王衍跟随羊祜议论政事，言辞非常善辩，羊祜不回答，王衍发怒，甩袖离去。羊祜回头对其他客人说：“王夷甫凭借盛名身居高位，然而败坏风俗的，就是这个人。”又在步阐战役中，羊祜想用军法斩首王戎，所以王戎、王衍对羊祜积怨，诋毁他。当时的人为此有谚语说：“二王当权，羊公没有德行。”后来王衍崇尚虚浮荒诞，轻视名教，有识之士对此感到忧虑。只有王戎深深赞同他，以致造成夷狄摧毁中原的祸患，王衍自身也不能幸免。羊祜的知人，对于王衍就像吕献可对于王荆公那样相似，对于王戎就像张九龄对于安禄山那样相似。唉，真是贤明啊！
北齐刘炫，字光伯，当时朝廷寻求遗书，他就伪造了一百多卷书，题名为《连山易》《鲁史记》等，抄录后送给官府，获取赏赐后离去。后来有人控告他，原罪赦免，减死罪一等。现在流传的《连山易》，意义非常浅陋，难道就是刘炫的伪书吗？齐朝著作郎祖珽，有文学才能，技艺繁多，但粗疏轻率没有品行。曾经因为宴会丢失金叵罗，在祖珽的发髻上找到了它。近世把洗叫做叵罗，如果真的是洗，怎么可以放在发髻上？不知道叵罗究竟是什么东西。
汉朝韩信擒获李左车，询问平定齐国的策略；周朝宇文邕攻破晋阳，擒获高延宗，询问夺取邺城的策略，都是先推辞然后回答，全都按照他们的话去做。这两件事非常相似，难道兵法应当这样吗？
唐朝郑元璹出使突厥，对颉利可汗说：“唐朝与突厥风俗不同，突厥虽然得到唐朝的土地，也不能居住。现在掳掠所得，都归入突厥国人，对可汗有什么好处？不如回师，重修和亲，可以没有跋涉的劳苦，坐受金币。而且都进入可汗的府库，哪比得上抛弃兄弟世代的情谊，而结下子孙无穷的怨恨呢？”颉利高兴，率领几十万精锐骑兵返回。郑元璹从义宁年间以来，五次出使突厥，几次差点死掉。本朝庆历二年，契丹用重兵逼近边境，想要得到关南十个县，形势难以预测。富弼出使，对契丹主说：“北朝与中国通好，那么君主专享其利，而臣下无所获得；如果用兵，那么利益归于臣下，而君主承担祸患。所以北朝各位大臣争相劝谏用兵的，这都是他们个人的谋算，不是国家的计策。”契丹主惊讶地说：“这是什么意思？”富弼说：“晋高祖欺天叛君，向北朝求助，末帝昏乱，神人抛弃他。那时中国疆域狭小，上下离叛，所以契丹全军独自攻克，虽然掳获的金币充满各位大臣的家，但壮士健马死伤大半，这是谁承担祸患呢？现在中国疆域万里，各地精兵以百万计，法令修明，上下一心。北朝想要用兵，能保证一定胜利吗？”契丹主说：“不能。”富弼说：“胜负不可知，假使胜利，损失的士兵马匹由群臣承担呢？还是由君主承担呢？如果通好不绝，每年的岁币全部归于君主，臣下所得只是每年一两个人奉命出使罢了，群臣有什么利益呢？”契丹主大悟，点头很久。这也是郑元璹的议论。像富弼这样，终身不自以为有功，有时当面称赞出使北朝的事，富弼一定变色退避不乐。苏轼书写《显忠尚德之碑》，首先记载富弼出使北朝的事，今天天下人诵读它，但这不是富弼的本意。
太史令傅奕上疏请求废除佛法，说：“不忠不孝，剃发而向君亲作揖；游手游食，改变服装以逃避租赋；虚假开启三途，错误宣扬六道，恐吓愚民，欺诈庸人。”又说：“生死寿夭，源于自然；刑罚恩德威福，关乎君主；贫富贵贱，是功业所招致。而愚僧都假称源于佛。”又说：“从伏羲神农，直到汉朝，都没有佛法。君主英明臣子忠诚，国运长久。汉明帝开始设立只神，等到苻坚石勒，羌氏扰乱华夏，君主庸碌臣子奸佞，国运短促政治暴虐。”等等。韩愈论佛骨奏疏：“伏羲到周文王武王时，都没有佛，而年寿大多达到百岁，有超过的。自从佛法进入中国，帝王侍奉它，寿命不能长久。梁武帝侍奉最谨慎，而国家大乱。宪宗得到奏疏，大怒，想要施加极刑，说：‘愈说我奉佛太过，还可以容忍；至于说东汉奉佛之后，帝王都短命，多么乖谬啊！’我认为愈的话，大概是推广傅奕的话，所以表而出之。
听说《闻见后录》卷八
钦定四库全书
《闻见后录》卷九 宋 邵博 撰
唐高宗说：“隋炀帝拒谏而亡，我常以此为戒。虚心求谏而没有进谏的人，为什么呢？”李勣说：“陛下所做尽善尽美，群臣无话可谏。”我认为高宗立太宗才人武氏为后，决断于李勣。“陛下家事，勿问外人”一句话。又说高宗尽善，无可谏。太宗把李勣留给高宗，在知人方面失当了。
突厥默啜从武则天时代成为中国祸患，朝廷晚食，倾尽天下之力不能攻克。郝灵筌得到他的首级，自认为是不世之功。当时宋璟为相，因为天子喜好武功，恐怕好事者竞相生心侥幸，极力抑制他的赏赐。过了一年才授予郎将，郝灵筌痛哭而死。起初熙宁元丰年间，西羌大首领章青宜结为边患，多次覆灭官军。神宗悬挂旌节作为赏赐捕捉他，不能得到。到了元祐年间，将领种谊活捉了他。吕汲公在相位，只转任一个官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