闻见后録卷二十二

译《闻见后录》卷二十二

钦定四库全书

《闻见后录》卷二十三 宋 邵博 撰

我早年从司马氏那里得到文正公在熙宁年间辞去枢密院职务、出任长安主帅时，亲手起草的机密奏疏。文正公不久便自行免职，从此闭口不再谈论天下大事。这篇奏疏没有收录在司马氏的文集中，上面写道：“臣没有才能，在群臣中最为低下。预见能力不如吕诲，公正刚直不如范纯仁，敢于直言不如程颢，勇于决断不如苏轼。吕诲在王安石刚开始参与政事时，就指责王安石是奸邪之人，认为他一定会败坏扰乱天下。臣当时认为王安石只是不通事理、固执任性罢了，不至于像吕诲所说的那样。现在看王安石援引亲信党羽，盘踞要害职位，排挤异己，以巩固自己的权位宠幸，常常以自己的意思，暗中赞同陛下在内廷出手诏来决断外朝的事务，使天下的威福归于自己，而所有的诽谤议论都归于陛下。臣这才知道自己预见能力远远不如吕诲。”

范纯仁与程颢都与王安石一向交好，王安石从普通官员中被提拔，超越众人位居清贵要职。范纯仁与程颢看到王安石的行为，不敢顾念私人恩情，废弃公众议论，极力陈述他的短处。臣与王安石南北不同乡，取舍不同道。臣与王安石向来交往疏远，王安石对待臣向来淡薄，只是因为多次同僚的缘故，私心里眷恋不舍，不忍心轻易断绝关系而公开指责，因循拖延直到今天。这是臣对不起王安石而辜负了陛下，臣不如范纯仁与程颢远矣。臣在两制任职，侍奉过三朝皇帝，与国家在义理上是君臣关系，在恩情上如同骨肉。看到王安石专权，逞其狂妄愚昧，使天下百姓遭受荼毒之苦，宗庙社稷面临累卵之危。臣畏惧懦弱爱惜自身，不早点为陛下辩白说明。苏轼与孔文仲都是疏远的小臣，却敢于不避忌陛下的雷霆之威、王安石的狼虎之怒，上书应对，指陈他的过失，丢官受罚，无所顾虑。这是臣不如苏轼与孔文仲远矣。

人情谁不贪图富贵，留恋俸禄？范镇看到王安石迷惑陛下，把谄媚当作忠诚，把忠诚当作谄媚，把对当作错，把错当作对，愤懑难忍，上奏章极力进言，因而自己请求退休，甘愿承受丑恶的诋毁，闭门居家。臣顾惜禄位，为妻儿打算，包羞忍耻，还担任方镇长官。这是臣不如范镇远矣。臣听说居于其位的人必定忧虑其事，食其禄的人必定承担其患，如果不这样就是盗窃。臣虽然不肖，曾经接受君子的教诲，不忍心以身行盗窃之事。现在陛下只听信王安石的话，王安石认为贤就是贤，认为愚就是愚，认为对就是对，认为错就是错。谄附王安石的人被称为忠良，攻难王安石的人被称为谗慝。臣的才识本来就是王安石所认为的愚，臣的议论本来就是王安石所认为的非，今天所说的话，就是陛下所认为的谗慝。恳请圣恩裁处我的罪责，如果臣的罪与范镇相同，就请求依照范镇的例子退休；如果罪重于范镇，那么无论是流放还是诛杀，都不敢逃避。请陛下裁决。

司马文正公说：“吕献可的预见，我比不上。”我担心后世得到他的话却得不到事实，会产生疑惑。有文正公门下的谏大夫刘安世写信给器之，说《范景仁后语》可信，所以记载在下面。

正当熙宁年间，王介甫刚开始参与大政，神宗皇帝正厉精图治。一天在紫宸殿早朝，两府大臣奏事完毕，时间已经晚了，按惯例将言事官隔在中庑。等皇上入内更衣，再出来依次赞引。当时吕献可做御史中丞，司马文正公做翰林学士侍读，将要前往迩英阁参加经筵，在庭中相遇。文正公悄悄问说：“今天请求进见要说什么事呢？”献可举起手说：“袖子里有弹劾的奏章。”文正公惊讶地说：“以王介甫的文学品行，任命下达之日，众人都高兴于得到人才，怎么突然就弹劾他呢？”献可严肃地说：“王安石虽然有时名，是皇上心意所向，但他喜欢执着邪见，不通晓人情，轻信难改，喜欢别人阿谀自己，听他的话则美好，施行于用则疏漏。如果在侍从之列，或许还可以容忍；把他放在宰辅的位置，天下必定遭受他的祸害。”

文正公说：“我与您一向是心交，如果有怀抱，不敢不尽。今天的议论，还没有看到不善的迹象，似乎有些仓促，如果有别的章疏，希望先进呈，暂且留下这件事，更加筹虑可以吗？”献可说：“皇上刚继位，年轻，朝夕与他谋议的，只有两三个执政而已。如果不是合适的人，将败坏国事，这是心腹之疾，治疗它唯恐不及，怎么可以迟缓呢？”话没说完，阁门吏高声催促列班，于是快步走出。

文正公从讲筵退下，默坐在玉堂，整天思考，不得其解。不久士大夫间渐渐有泄露他章疏的，往往私下议论，讥讽他太过分。没过多久听说中书设置三司条例司，平日介甫门下谄谀躁进之士，全部征召为属吏，朝夕一起谋议，以经纶天下为己任，务求变更祖宗法度，聚敛民财以充足国用，妄自引用古书，掩盖其诛剥的实质。辅弼大臣提出异议不能挽回，台谏从官力争不能改变，郡县监司奉行稍微违背他的意思，那么谴责贬斥随之而来。于是百姓骚然不安了，然后前日议论的人开始惭愧，仰叹佩服认为不可及，而献可最终因此事被贬，知邓州。

唉！行为邪僻而固执，言语虚伪而善辩，记忆丑恶而广博，顺从错误而润色，只有孔子才能识别，虽然

译子贡的智慧也有他不知道的地方。王安石从低级官员一直到担任翰林学士等近臣，他的学问、品行和名声在天下显赫，士大夫们无论认识他还是不认识他，都说王安石如果不被任用也就罢了，一旦任用就一定能开创太平盛世。吕献可独自不这样认为，后来考察王安石的所作所为，最终果然像吕献可预料的那样。如果不是明智而不被世俗迷惑，超脱于世俗之外，怎么能达到这种境界呢？《易经》说：“知道防范细微的迹象吗？”防范，是行动萌芽时的细微征兆，是吉祥事前的预兆。吕献可具备这种能力。范仲淹退居洛阳时，每当评论当世的人物，必定说：“吕献可的先见之明，范景仁的勇敢决断，都是我比不上他们的。”我内心非常信服，所以写了这篇关于景仁的文章。大概景仁的勇敢决断，是因为得到了范仲淹的赏识才彰显出来。吕献可的墓志铭虽然也是由范仲淹撰写，但只记载了他生平的大节，而对于他们之间互相辩论驳斥的话语，范仲淹不想详细记载。吕献可的先见之明，世上没有人知道。我曾经跟随范仲淹学习，亲耳听到他的论述，担心贤者正确的言论和深远的见识将要沉没而无人知晓，所以记下范仲淹的话来赠送给喜好善道的君子。

译自绍圣年间以来，权臣借继承神宗之名为由进行变革的人，必定要挟持王安石。蔡氏甚至将王安石奉为圣人，天下的公正言论一旦贬斥王安石，他们就说：这不是贬斥王安石，而是诋毁神宗，是不忠于继承神宗的遗志。于是公正的言论被完全废弃，朋党关系牢固得无法解开。仁人君子知道这必定会成为日后的祸患，其猛烈程度令人不敢直视，却无计可施来防范和补救。陈瓘（字莹中）流着泪问谏大夫刘安世（字器之）说：“该怎么办呢？”器之亲身受教于司马光（文正公），胆识智慧超人，说：“如果不从神宗和王安石身上找原因，就无法挽救。”所以陈瓘反过来弹劾蔡氏所推崇的王安石《日录》中诋毁神宗的事情，说：“《尊尧集》中说：如果皇上心中对王安石不平，那么蔡氏就可以被讨伐，公正的言论就可以出现，朋党就可以解散，日后的祸患就可以挽救了。”陈瓘因此获罪被流放至死，公正的言论终究没有出来，朋党终究没有解散，日后的祸患终究无法挽救，这是天意啊。我读他的书而感到悲痛，还担心后世的人或许不明白陈瓘的本意，只认为他是驳斥王安石诋毁神宗的人，所以详细地陈述出来。《尊尧集》正文繁琐不写出来，只写出它的序言说：“臣听说先王所说的道德，不过是性命之理罢了。这是王安石的精义。有三部经书，有《字说》，有《日录》，都是性命之理。蔡卞、蹇序辰、邓洵武等人，用心专一，主张推行这种教化，所谓大有作为的人，也不过是性命之理罢了。他们所说的继承神宗遗志，也不过是性命之理罢了。他们所说的统一道德，也是用性命之理来统一的。他们所说的统一风俗，也是用性命之理来统一的。不学习性命之理，叫做流俗，罢黜流俗就流放那些人，愤怒于歪曲的学问就焚烧那些书。所以自从蔡卞等人掌权以来，他们所谓的国家定论，都出自性命之理，不可能动摇。”臣昨天在谏院所上的奏章，曾经把王安石比作伊尹。伊尹是圣人，而臣却把王安石比作他，是因为臣在当时还蒙蔽于国家定论的缘故。又臣所上的奏章，说王安石是神宗的老师。神宗像尧舜一样，任用王安石只有九年罢了。起初任用后来抛弃，何曾最终认为王安石都是对的呢？而臣却说王安石是神宗的老师，是因为臣在当时还蒙蔽于国家定论的缘故。臣昨天因为进言招致祸患，差点被诛杀，仰赖陛下曲折保全，赐臣残命，臣感激流涕，念念不忘反省，懂得了改过的意义。大概臣所应当改正的，也不过是性命之理罢了。孔子说：“天道变化，各自端正性命。”又说：“地道没有成就，而代替它有终结。”性命之理，难道有比这更容易的吗？臣看见治平年间，王安石倡导道的言论说：“道德崇高的人，即使是天子也要北面请教他，并与他交替做宾主。”自从王安石倡导这种说法以来，将近五十年了。国家定论的渊源，大概就萌芽于此。臣听说天尊地卑，乾坤就确定了。确定了就不可改变。天子南面，公侯北面，这可以改变吗？现在王安石的性命之理，竟然有北面的礼节。如果天子北面来侍奉他的臣子，那么臣子就南面来接受他的礼节。臣对于性命之理，怎么能不怀疑呢？《礼记》说：“君主之所以不称臣的有两种情况：当他作为祭祀的主祭时，就不称他为臣；当他作为老师时，就不称他为臣。”老师不北面，这是不称臣的礼节。哪有天子可以让北面的人呢？汉明帝对于桓荣，对待他的礼节，可以说到了极致，而所施行的礼节不过坐在东面罢了。竟然以君主朝拜臣子，以父亲拜儿子，这就是齐地乡下人的话，庞勋无父的礼节，用这个来教化，难道不扰乱名分吗？扰乱名分的教化，难道可以学习吗？臣既然错误地学习了这种教化，难道可以不悔改吗？《易经》说：“不远复，没有只后悔，大吉。”臣对于过去的错误，岂敢只后悔而不改正呢？臣过去把王安石当作神宗的老师，这是臣看重王安石而轻视神宗。臣过去把王安石比作伊尹的圣人，这是臣推崇王安石而欺骗陛下。臣是陛下的耳目之官，却妄进轻率许诺的言论，臣的罪恶像山丘一样高。臣如果不洗心革面，痛绝王氏，那么怎么表明改过的心呢？臣所著的《尊尧集》，就是为了表明改过的心罢了。庄周说：“明白这个向南，尧作为君主；明白这个向北，舜作为臣子。”庄周的道虚幻不实，不可以治理天下，但在名分的关键处，不敢不严谨。飞蜂走蚁，尚且知道上下，难道可以因为臣子自认为圣人而至于缺失名分吗？孔子说：“名分不正则言语不顺，言语不顺则事情不成。”王安石北面的言论，可以叫做顺吗？推崇这种不顺的教化，那么所叙述的熙宁、元丰年间的事情，哪一天能成功呢？废弃大法而建立私门，开启争夺而产生后患，令人寒心，没有比这更大的了。臣请求按顺序陈述：过去绍圣年间的史官蔡卞专用王安石的《日录》，来修撰神宗的实录，轻视神宗而厚待王安石，尊崇私史而压制宗庙。臣在谏院，请求修改裕陵的实录，以及在都司进献《日录》。辩明当时，臣对于《日录》没有看到全卷，知道它是私史罢了，不知道它是增补的史书。自从离开京城以来，寻访这本书，偶然得到全编，于是又全面阅览。虽然流放身远，不废弃讨论。路过长沙，曾经留下转藏的话语，等到在合浦，又写了垂死的文章，

译考察那些诋毁、诬蔑、讥讽、轻慢的言辞，可以看出蔡卞增补伪造的意图，（而当时人们）尚且认为王安石所记录的内容都可以作为凭据。蔡卞所增补的内容，正是诬蔑和伪造。在那时，我在《日录》中考察，只熟悉它是增补史实，却不知道它是违背史实的。这是因为我的智识昏庸迟钝，觉悟得太晚，回想我在谏院时的奏章，乃至在合浦时的旧日陈述，言语违背正理，随波逐流地妄加谈论，既轻慢了神宗皇帝，又欺骗了陛下。如果将来有一天，陛下因此发怒，我将用什么来拯救自己？怎敢不悔改呢！《日录》中说：“您，是我的老师臣子。”这是王安石矫造的话。又说：“督促责备我有作为。”这难道是神宗皇帝亲自发出的训诫吗？既然借训诫来自我标榜，又借训诫来轻慢君主。轻慢君主就会讥讽侮辱、轻视鄙薄，想要抛弃名分；自我标榜就会骄傲傲慢、欺凌冒犯，置祖宗于不顾。这类话语实在繁多，姑且列举一二。《日录》中说：“我自觉才能极其平庸，恐怕不足以有所作为。”恐怕古代的贤明君主都必须天资英明超迈，这不是借训诫来轻慢君主吗？又说：“我愚顽鄙陋起初毫无所知，自从您在翰林院才开始听到道德的学说，内心才稍开悟。”这不是借训诫来轻慢君主吗？又说：“您刚担任讲筵官，劝我把讲学放在首位，我当时不知道把这作为急务。”这不是借训诫来轻慢君主吗？又说：“您莫不是只是因为在位时间久，揣度我终究不足以有所作为，所以想要离去。”这不是借训诫来轻慢君主吗？又说：“之所以成为君臣，只是形式罢了。形式既然不足，连累您。”这不是借训诫来轻慢君主吗？讥讽侮辱、轻视鄙薄，想要抛弃名分，大概可以从这里看出来了。《日录》又说：“王安石探究道理深刻，能看到众人所不能看到的。”这是借训诫来自我标榜。又说：“像王安石如果不是智识高远精密，就不容易抵挡。世俗天生明俊之才，可以庇护百姓。”这是借训诫来自我标榜。又说：“您没有利欲，没有偏私，不仅我知道您，别人也都知道。如果是其他人，怎么能够保证？”这是借训诫来自我标榜。又说：“您的才能品德超过人们的期望，我了解您，做事绰绰有余。”这是借训诫来自我标榜。骄傲傲慢、欺凌冒犯，置祖宗于不顾，大概也可以从这里看出来了。圣明的君主以奉承祖先为孝，群臣以顺承上级为忠。明明知道是诬蔑，谁敢核实？这样就可以堵住众人的口，可以迷惑圣明的听闻，欺骗胁迫的手段没有比这更厉害的了。起初是留任请求批答，以此胁迫同僚；最终是著书矫造训诫，以此传述给后人。诬蔑胁迫臣僚邻里，哪里值得一一列举？向上冒犯君主父亲，难道可以不辨明吗？自从我到京城以来，直到担任参政之初，不记录经筵的奏对，只书写七次应对的游辞。记载神宗皇帝降问的咨询，没有一个问题是仰及三代以前的。神宗皇帝只羡慕蜀汉和魏国，认为自己的身份不异于皋陶和伊尹。仍在任职之初，首先论述理财不可行，担心宣扬利益而败坏风俗。陈述孟子以言利为耻的观点，凡是他人极力论述的言辞，都掠为己说。他所献上的管仲、商鞅之术，归咎于先前的谋略。书写神宗皇帝的谦辞，就说：“把我比作文王，难道不成为天下后世的笑柄吗？”论述太祖的征伐，就说：“江南李氏，何曾理亏？”肆意挥动浮躁悖逆的笔，全写成神宗皇帝的言辞。矫造训诫诬蔑上天，还有比这更严重的吗？祖宗的威灵仿佛还在，圣明君主的继承发扬日益更新。如果不辨明矫造训诫的诬蔑，怎么消除天下的愤怒？况且除了矫造训诫之外，肆意诋毁尤其多。神宗皇帝小心谨慎细微，他却说：“喜好察究细务。”神宗皇帝敬畏上天、减少事务，他却说：“畏惧谨慎过分。”神宗皇帝想要废除苛细的法令，他却说：“元首琐碎。”神宗皇帝想要宽恕疑似的案件，他却说：“陛下含糊。”神宗皇帝礼遇勋贤，他却说：“包容奸恶。”神宗皇帝嘉奖采纳忠直，他却说：“不惩治小人。”又说奸诈欺罔之徒：“陛下能诛杀他们吗？”把忠良比作元济，责备神宗皇帝像宪宗，说“不可以罢兵，应当必胜而后已。”神宗皇帝遵守祖宗不杀的戒律，以天地好生为心，厌弃他的言论，眷顾对待逐渐淡薄。先驱逐邓绾，接着罢免王安石。到了熙宁末年，王安石往日所恼怒的人，又受到重用了。到了元丰末年，司马光等人往日所进言的，又受到思虑了。蔡卞等人不遵从神宗皇帝的遗命，只谋求自己的私利，以继承王安石为心，以必定施行诛杀为事。请求哲宗，哲宗不许；请求陛下，陛下拒绝。人心归向仁德，上天帮助有德之人，于是使奸谋内部溃败，逆党自行暴露。蔡卞既不敢居住在金陵，人们也不再称颂他。王安石后悔跟随王氏，难道只是我吗？朝廷士大夫同心协力，享受上庠序的教育，义士理所应当如此。科举艺能，谁肯立即陈述他们的蕴藏？有用之士，也将先忍耐而后有所变化。王氏诬蔑君主的习气，符合《春秋》尊王的义理。众多贤士，何必担心无人？况且王安石所施行的，事情已经过去，如果不自己陈述在文字中，后人怎么知道他的用心，写成这本书，是上天让他这样的。而且王安石著书的意图，难道是想要立即施行吗？蔡卞所安排的，并非没有次序，自认为毫无遗漏，为什么急于流传，昭示远近，不太快了吗？那么流传之快，是上天催促的。上天佑助我宋朝，而不帮助王氏，也可以知道了。像我过去妄自推崇王安石，称他为圣人，就像把蚁穴看作泰山，把蹄涔看作大海

译《易经》说没有罪责。得到驷马，却无法追回。舌头有什么补救？圣人是人伦的极致，傲慢上级、扰乱伦常，难道是圣人吗？圣人是百世的老师，教导人欺诈虚伪，难道是圣人吗？孔子集大成，尚且以不居功为谦；光武帝拥有天下，还下达禁止言论的诏书。怎么可以身处北面人臣的位置，却甘心承受子雱骄横僭越的名声呢？子雱拿出王安石的画像赞说：“历代圣人的教化，参差不齐，集其大成，光辉照耀仲尼。”蔡卞把它大字书写，刻在石头上，与子雎所撰写的各种经义一起流传于世。臣过去凭借答策应试，分析字义谈论经书，正致力于迎合时势，怎敢标新立异？改过自新，请从今开始。于是选取王安石日记编纂，得到六十五段，分为八类：一曰圣训，二曰论道，三曰献替，四曰理财，五曰边机，六曰论兵，七曰处己，八曰寓言。每件事都加以论述，又在每类中总括说明，共写有四十九篇论述。将两类合为一卷，加上序言，共五卷。臣在忧患之余，精力困顿消耗，披阅文字探求义理，十中不得其一。加上海边偏远衰陋，没有人赐予书籍，神宗御集无从恭敬阅览。又日记与御批日历、时政记互相抵触，有无同异，没有文献可考，想要校勘却做不到，只能专门依据私人书籍，粗略分辨真伪，不能完全探究底细，但也足以窥见大概了。凡臣所论述的，以继承宗庙基业为根本，以辨明圣训为先。大概所继承的在那边，那么宗庙就不尊贵；诬蔑的言语没有判断，那么真正的圣训就不明白。怎么发扬神宗有为的心志？怎么顺承陛下继承事业的志向？凡现在的士人，学习古进入官，身体虽然没有在朝廷试用，心里也不忘记在田野。头顶天脚踩地，怎么忍心同流合污？眼睛笨拙心里劳累，徒然宣扬你的虚伪，触犯古今的公议，达到典籍所否定的极致。暗中奉行谗言，公开违背常训。王安石想设置四辅，神宗认为不可；神宗想建立都省，王安石认为不可。然而现在四辅成立了，都省被毁坏了，道路为之流泪，圣哲能不痛心吗？人们都只责怪蔡京，怎么知道计谋出自蔡卞？至于宿卫的法令，也敢更改扰乱旧规，创立三卫，用私史包藏心计，依据新经穿凿附会的文字，以畏惧不敢改变为非，以果断变易为是。按照书籍制定计谋，让他的哥哥当面赞成，退下后暗自高兴。蔡京尚且顺从而不醒悟，其他人怎么推测他的用心？事情过去后窥探踪迹才暴露，叹息痛恨，即使后悔又怎么追悔？在私家尚且不足以备论于国事，怎么应该这样？说塘泺未必有，可以决水为田；说河北要节省民役，可以减州为县。至于说江南利害，就说州县可以分割；论兵民将领，就说奖拔豪杰。四海本是一家，为什么分彼分此？大法没有超过宿卫，怎么轻率动摇，弃旧图新？他的意图在哪里？过去元祐更张之初，正当王安石刚死的时候，众人都只归罪于吕惠卿，有人认为王安石朴实粗野，优厚加赠典仪，想要镇抚浮薄。司马光的简尺还在，吕惠卿的责词犹在，深深惩戒在列，曲意宽恕元台。凡同时议论的人，没有一个人指责王安石，往往言章疑似，或者在裕陵致卞以窥伺为心，包藏而待润色，诬史增加污蔑忠贤。凡怨恨曾布的言语，与怒骂吕惠卿的话语，一律删削，意在牢笼，想要使共同叙述私书，将要成就其大欲。曾布等在他的术数内，蔡卞的计谋没有不行的。良由议赠之初，不考察其，如果使早尊崇名分，怎么至于横流？司马光误国的罪，可胜言哉？臣听说熙宁之初，议论王安石的罪，中其肺肝之隐者，吕诲一人而已；熙宁之末，议论王安石的罪，中其肺肝之隐者，吕惠卿一人而已。吕诲的话说：“大奸似忠，大佞似信，外视朴野，中藏巧诈，骄蹇傲上，阴贼害物。”吕惠卿的话说：“王安石尽弃素学，而隆尚纵横之末数，以为奇术，以至谮愬胁持，蔽贤党奸，移怒行很，方命矫令，罔上要君。”凡此数恶，莫不备具，虽古之失志倒行而逆施者，殆不如此。平日闻望，一旦扫地，不知王安石何苦而为此也？谋身如此，以之谋国，必无远图。而陛下既以不可少，而王安石之罪固未易言。又说：“平日以何如人遇王安石？王安石平日以何等人自任？不意窘急，乃至如此。”又说：“君臣防闲。”怎么可以为王安石而废弃呢？又说：“臣之所论，皆中其肺肝之隐。”臣某私下认为元祐臣僚，对于吕诲的话则赞誉太过，对于吕惠卿的话则诋毁太过。这二臣，趣向虽然不同，至于议论王安石的罪，献忠于神宗，则其言一致。怎么可以专赞誉吕诲而诋毁吕惠卿呢？偏诋毁吕惠卿，这是王氏之所以益炽的原因。元祐的偏颇，可不鉴哉？臣私下认为天下譬如一舟，舟平则安，偏则危。臣之以言取祸，初缘此语。然而臣自视此语，犹野人之视芹也。切于爱君，又欲以献。前日之欲杀臣者，必亦瞠目矣。然而臣之肝脑本是

译用来报效国家的物品，臣下如果爱惜吝惜这件东西，那么陛下就无法听闻王安石的罪行了。陛下无法听闻王安石的罪行，那么人们的利害得失就都错乱了。身为大宋的臣子，怎能不思考呢？

先前天子驾临太学，拜谒孔子，本朝已故的臣子坐着而不站立，将这种悖逆的画像抬升出来，是吕惠卿所倡导的。辅政大臣纵容悖逆而结交私党，礼官玩弄礼制而施行谄媚僭越，从宫廷内部开始蔓延到四面八方。各国因此寒心，外族因此嘲笑。穿着祭服却站立不敬，这是典籍中所没有的。鞋子加在帽子上，拿什么来训导世人？自从有中国以来，五等爵位不守本分，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那么，观看这一幅画像，那八十卷史书的大概内容，可以不读而知晓了。

蔡氏、邓氏、薛氏都树立王安石的画像，在家庙中祭祀，早晨拜祭王安石而颂扬说：“圣啊圣啊！”傍晚拜祭王安石而颂扬说：“圣啊圣啊！”太学是教化风气的首要之地，难道只是这三家的家庙吗？所以说：废除大法而树立私门，开启掠夺而留下后患，令人寒心的事，没有比这更大的了。尊崇君主、爱护国家的士人，谁敢认为这是正确的呢？分辨是非的心，人人都有。极尽天下之非议，却可以称之为国家的正确主张吗？

唉！宣讲先王的道统，却以违背百姓意愿为先；论述周公的功绩，却以僭越天子为礼法。违背民意日久，蛀蚀国家日益加深。僭越的言论成为根源，于是产生了悖逆的画像。以非为是，风气日渐转移，废弃正道而放任私情，如今比过去更严重。

当初确立国家的主张，让吕惠卿去执行，吕惠卿被放逐后，将这种主张转移给吕公著。吕公著又被放逐，将这种主张转移给蔡京。这三种主张都发端于吕惠卿的谋划，三位臣子同样归于误国。那么，这果真是国家的主张吗？果真是吕惠卿的主张吗？如果认为吕惠卿的主张是正确的，那么像邓绾那样居心偏邪、本性奸诈的人就不应当被放逐了。如果认为吕惠卿的主张是正确的，那么像常立那样用“涂炭必败”的话诋毁诬蔑神宗的人就不应当被流放了。神宗放逐邓绾，可以见到他的悔意；哲宗流放常立，可以见到他排斥断绝王安石的意思。两朝的威严决断，天下人都认为极其英明。陛下继承大统，也将去除吕惠卿的势力作为急务。扫除旧弊，确实符合人心，施恩泽日日更新，上合天意，乐于顺承。

士大夫们听闻此意，梦中都奔赴朝廷表达忠诚，但名声受限，关系疏远。那些元祐、元符年间的旧籍，虽然逐渐废弛，但人们尚未被任用。应诏上书获罪的，虽然已经释放，但士人仍然遭受阻挠侮辱。遭受阻挠侮辱的人不再过问，未被任用的人应当自行退隐。其余虽然在朝廷，或者不是言路中明智的士人，又致力于保全自身。即使有强聒不舍的人，也没有私修史书的空隙。只有臣下因为议论私修史书，祸患空隙极深，得以保全残命，全靠陛下的独断专行。臣下用来报效国家的心，怎敢不勉励呢？

加上臣下年老多病，深知在世时间不会长久。与其带着志向死在身后，哪里比得上在生前取义呢？大义在于杀身成仁，志向在于尊崇君主。所以臣下所著的日记，辨明名称为《四明尊尧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