闻见后录卷五

译《闻见后录》卷五

钦定四库全书

《闻见后录》卷六 宋 邵博 撰

论先天八卦的方位与《系辞》不同。邵瓘私下认为，康节先生之所以辨析伏羲与文王的《易》，是为了阐明这一点。伏羲的《易》，乾在南而坤在北，从乾向左是巽，向右是兑，在东边，离为阳，与震一起开始，到艮结束，那么离在上而坎在下，震在东而兑在西，这与先天八卦的方位本来就不相同了。乾坤屯的次序，与乾履大有大壮的次序，也不相同。乾坤屯的次序，孔子作《序卦》用来教导天下人，其文辞和义理可以玩味和学习。乾履大有大壮的次序，文王没有说明其义理，后来的学者凭什么依据来学习它？虽然没有什么可依据的义理，但领悟在于内心，心声不足以阐发其深奥，心画不足以显现其精妙，堕入言语文字之中，先天之《易》就晦暗了。质朴之士难道缺乏吗？背离义理而追求术数，文王担忧这一点，所以关闭门户而拒绝他们出去。孔子继承文王的志向，防止邪说，阐发幽微，一概以仁义默然成就，不言之教，圣人的教化如此，洁净精微，可以说是达到了极致。后来的学者还有舍弃经典而取用纬书，违背大义而亵渎正经的，京房一流就是如此。康节说：“物理之学不可强求通达，强求通达就会失去义理而陷入迷误。”《皇极》之书是不可以强求通达的。失去义理的人，舍弃仁义而沉迷于小道，背离万物而役使私情，像这样去取用《皇极》，文正关闭门户，并非与康节心意不同。大概伏羲和文王的《易》，是一体而又非单一，文王和康节的学问，相同而又非完全相同，皇王时代不同，开阖的意义不同，《易》之所以不同，从未有二致。所谓伏羲的八卦，文王的八卦，从未不同，也从未相同。说一，说二，说异，说同，都是追求差异的情态罢了。邵瓘私下认为如此，而心中所认同的，也不敢认为是必然的，还需要当面请教才可以决断。

谕《系辞》论释各爻，没有涉及象数的，难道是得意忘象才是真孔子的学问吗？这话穷尽了《易》的要旨。至于日星气数的说法，未曾深入考证，然而以爻对应周期，既然出自《系辞》，而“历象”二字又记载于《尧典》《月令》所记述的，都是节气。鸟火虚的辨别，分至辰弗集房，那么失日可知。春秋日食的数量，后世历象十得七八，已号称精密。因此离坎的上下，乾坤的南北，在六经中恐怕都可以考证，不只是《易》。孔子说：“寒去则暑来，暑去则寒来，寒暑相互推移而一年成就，一年不能自己成就。应当有成就一年的方法。周期三百六十六天。用闰月确定四时的，是成就一年的方法。治理历法明确四时，是先王最大的政事。以嗣征考证，可以看见了。而君王省视一年，成就一年的方法交给有关部门。有关部门失职，必定诛杀没有赦免，不像其他罪行可以宽恕。为何圣人不是这样呢？依靠这个来授予民众四时，敢不恭敬吗？然而圣人的文章，经天纬地。经出自上面，而纬在有关部门。上面揣度下面遵守，民众所依赖的四时，都不可以不恭敬。稽览配合的说法，一本于纬书。历法所取用的，是有关部门应当学习的。康节说：‘洛下闳只知道历法，只有扬雄知道历法，又知道历理。’《易》在先天中的，不是历理吗？文正读《太玄》说：‘用神的状态来测度而不违背，用六经的书来概括而不悖逆。’假使圣人再生，看《太玄》必定释然而叹，认为得到了自己的心意。于是知道《太玄》是用来赞颂《易》的，不是另外成书而与《易》竞争。又说：‘打猎的人，用网得到猎物，与用箭得到猎物，有什么不同呢？《易》是网，《太玄》是箭。有什么害处不既设网，而让射箭的人来辅助呢？’又说：‘孔子死后，知道圣人之道的人，不是扬雄又是谁呢？孟荀大概不足以比拟，何况其他人呢？’邵瓘浅陋，起初不知道《太玄》，曾经轻率议论它的书而妄评其是非。自从听到康节的话，开始在历理之内寻找扬雄。等到观看文正的论述，然后知道《太玄》不可不学，而冥冥中还没有入门的路，还苦于字难认，何况想要迅速测度其秘奥呢？文正自称求索多年，才得以观看，读了几十遍，首尾贯通，稍微窥见其梗概，然后叹息放下书，叹扬雄为真大儒了。凡是文正的学问，以诚为主，以谦为守，得到十百而说一二。对于《太玄》，不观不到，那么他的话不会像这样。邵瓘起初没听到这个，就轻率议论扬雄的书而妄评其是非，心中的愧疚怅惘，可胜言哉！放弃旧误于垂成，累初习于平地，希望推往而无恋，积新而可隆。尚赖先觉大君子，允许他停止而与他进步。

邵瓘所论康节之学，恐怕不对。康节诗云：“自从三度绝韦编，不读书来十二年。俯仰之间无所愧，任人谤道是神仙。神仙且不受也，以为数学可乎？”康节说：“先天之学，心法也。”那么他的学问在心中，或许在内外想要观察吉凶，所以以《皇极》作为考数的书罢了。如闻康节未曾以

译《皇极》之书是讲给人听的，所以其中的学说没有流传下来。既然有了八卦可以观察玩味，顺从正道就吉祥，违背正道就招致灾祸，又何必再去《皇极》之书里探求吉凶祸福呢？

译因此，谏大夫陈公莹中论述康节先天之学的书信，是由杨中立、游定夫拿出来的。大谏公与康节未曾直接交往，博的父亲应陈公的请求，曾将康节遗书的副本送还给他。当时国家有巨盗占据显赫职位而罪行尚未暴露，陈公借言论讽刺他，反而获罪。此后无人敢再进言，巨盗的威势从此兴盛，最终导致天下大乱。世人认为陈公的明智，可与汉代的何武、唐代的郭子仪、本朝的吕献可、苏明允相提并论。有人怀疑陈公预知未来如神，也是出于康节的著作，这并不正确。陈公被罢黜后，才开始研习康节的学问，他英伟超群的资质，见解高超达到如此境界。那封信，中立、定夫同出于伊川门下，对于前辈的序言尚且不了解，所以不知道陈公的学问。明道、伊川看待康节，作诗说：“先生相与宴西街，小子亲防几杖来。”恭敬到了这种地步。张横渠与伊川是同辈，横渠见到康节尚且拜伏在床下。博还记得王母夫人说的话，提到伊川必定说“程二秀才”等等。大概当康节隐居谢绝聘召时，伊川尚且年少，未被世人所知。博早先见到伊川，又与伊川的族弟程颖交好。程颖知晓并喜好《大学》，伊川在亲属中唯独与他谈论《易经》，博曾从程颖那里得到伊川的一通书信，是伊川的手迹，说：“研习《易经》的人，只要取王辅嗣、胡先生、王荆公的学说，阅读它们就没有其他事情需要做了。”如今伊川的《易传》流传于世，大体宗旨可见。研习伊川学问的人，如果突然用大谏公所说的伏羲八卦的话来衡量，就会感到惊骇。康节平时尚且不把这些话告诉别人，博怎敢认为伊川有所不知呢。近来妄人拿出几十上百条杂书，假托为伊川的学说，意图显示前无古人，足以抬高自己的老师。像司马文正、张横渠都斥责这些说法为未达正道，只把康节视为数学，又怎知所谓的“数”，不是伊川的雅正之言呢？难道中立、定夫也对此感到困惑吗？大谏公反复论述得很深刻了。父亲告诫说：“张巡、许逺同为忠义，两家子弟材智低下，不能阐明两位父亲的志向，更在身后互相诋毁，所以都被韩愈所贬低。”凡是假托伊川的学说来议论我家学问的，如果子孙可以不予辩驳。博担任史官，大谏公的次子陈正同为尚书郎，还因为世家的缘故，对待博很优厚。为博详细讲述陈公平生的言论，又拿出这封信让博论述著录在其下。博不才，不知道祖父的学问及其渊源，不可诬蔑的，也曾有所听闻。然而博的话有不敢尽言的地方。还是遵循父亲的遗训罢了。

先前的朋友周全伯丧嫡母，随后生母去世，他疑惑该如何服丧和设位。全伯是程伊川的女婿，伊川尚且不能决断。先父询问司马文正公说：“我承蒙询问，有人正在为嫡母服丧，而生母去世，疑惑该如何服丧及设位的礼仪。查《杂记》说：‘有三年丧期练冠的，就用大功的麻布替换它。’又说：‘有父亲的丧事，如果尚未除丧而母亲去世，除去父亲的丧服时，穿除去丧服的礼服，事毕再穿丧服。’‘即使是伯父叔父、兄弟的丧事，如果正值父亲的丧期，除去伯父叔父、兄弟的丧服时，都穿除去丧服的礼服，事毕再穿丧服。’这是先有丧事而又叠加丧事的，都应当分别服丧。又《曾子问》说：‘同时遭遇丧事怎么办？先处理后处理？’孔子说：‘安葬时，先轻后重；祭奠及虞祭时，先重后轻。’这是指遭遇同月丧事的。如今的律令，嫡母、继母、慈母、养母与生母同例，都应当服齐衰三年。儿子对于母亲，嫡庶虽然不同，情感没有厚薄之分，本来应当同服。而《丧服小记》说：‘妾附于妾祖，大概古代妾与女君尊卑悬殊，设位在他处是可以的。’礼仪是大事，先贤不敢轻易议论，何况像我这样的人，怎敢擅自答应别人？暂且记下所闻，以回报，希望能裁断。我认为文正公对于礼仪，可以作为后世的法则，所以表而出之。

近年洛阳张氏发掘土地得到十几块石碑，是汉代蔡伯喈所书的《隶尚书》《礼记》《论语》，各自已经残破缺损。《论语》大多可以辨认，每句话必定与其他出处不同，多达十几句话，就说：‘凡章若干，如“朝闻道夕死可也”，如“凤兮凤兮何而德之衰”，如“执车者为谁”，子路说：“是孔丘”，说：“是鲁国的孔丘吗”，说：“是是知津矣”，如“置其杖而耘”等话。’与当今世间的版本不同。《尚书》“高宗享国百年”，当今世间版本“肆高宗享国五十有九年”差异很大。起初熹平四年，蔡伯喈因为经书诵读遭受穿凿谬误，同马日磾等人以前闻考正，亲自书写立于洛阳太学门下，摹写的人每天千车万乘堵塞街巷。到隋开皇六年，将石碑迁到长安，文字磨损剥落不可辨认，诏问刘焯、刘炫，能尽屈群起之说，刘焯因此遭受飞章的毁谤。我认为孔子从卫国返回鲁国，一定《诗书》的册籍，到汉熹平六百年有余，已经多有谬误缺失。从熹平到隋开皇，又四百年有余；从开皇到当今，又五百年有余，其谬误缺失可以计算吗？都是一时通儒的称赞。蔡伯喈说：是的。刘焯、刘炫又说：‘是的，可信。’查《隋史》既然将石碑迁到长安，如今还有出自洛阳的，为什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