闻见后録卷八
李勣许敬宗于髙宗立武后，李林甫于▯宗废太子，皆以陛下家事，何必问外人？一言而定。呜呼！奸人之言，自世主之好以入，故必同。
髙祖益萧何二千户，以尝繇咸阳时，送我独赢钱二。光武赐冯异以珍寳衣服钱帛，用报仓卒芜蒌亭豆粥，滹沱河麦饭。二帝于二臣甚类，可以谓之故人矣。
髙祖令项籍旧臣皆名籍，独郑君者不奉诏，尽拜名籍者为大夫，而逐郑君。刘裕宻书招司马休之府録事韩延之，不屈。以裕父名翘，字显宗，乃更字显宗，名子曰翘，以示不臣刘氏。如郑君、韩延之二人者，可以语事君之义矣。
汉宣帝初立，谒见髙庙，霍光骖乗。上内严惮之，若有芒刺在背。唐宣宗初立，李德▯奉册，上问左右：“适近我者，非太尉耶？”每顾我，使我毛髪洒浙。世谓霍氏之祸萌于骖乗，李氏之祸起于奉册。故曰：“威震主者不畜”，二公甚类也。
李匡威忌日，王镕就第吊之。匡威素服裹甲见之。唐末武人忌日尚素服受吊也。
张芸叟为安信之言旧见唐野史一书出二事：一、明皇为李辅国所弑，肃宗知其谋不能制，不数日雷震杀之；一、甘露祸起北司，方收王涯、卢仝者，适在坐并收之。仝诉曰：「山人也。」北司折之曰：「山人何用见宰相？」仝语塞，疑其与谋。自涯以下皆以髪反系柱上，钉其手足，方行刑。仝无髪，北司令添一钉于脑后，人以为添丁之防云。秦始皇兼并天下，灰六籍，销五兵，废古文武之事，自立一王之制，本大贾人吕不韦之子。曹操以奸雄之资，正大汉有余力，世官者本夏侯氏之子。晋元帝渡江为东晋，尚百年，本小吏牛氏之子。天之所兴，有不可知者。晋史刘聪时，盗发汉文帝霸陵、宣帝杜陵、薄太后陵，得金帛甚多。朝廷以用度不足，诏▯其余以实府库。自汉至晋已四五百年，陵中之帛岂不腐壊？当云金玉可耳。又苏公为韩魏公论薄塟曰：「汉文塟于霸陵，木不改列，藏无金玉，天下以为圣明。后世安于泰山，亦非也。」牛僧孺自伊阙尉试贤良方正，深诋时政之失，宰相李吉甫忌之，泣诉于宪宗，以考官为不公，罢之。考官白乐天也，故并为吉甫父子所恶。予谓牛李之党基于此。嘉祐中，苏子由制策上，自禁省厯言其阙不少避，至谓宰相不肖，思得娄师德、郝处俊而用之。宰相魏公亟以国士遇之，非但不忌也。呜呼，贤于李吉甫逺矣。
司马文正初作《厯代论》，至论曹操则曰：“是夺之于盗手，非取之于汉室也。”富文忠疑之，问于康节，以为非是。予家尚藏康节荅文忠书副本，当时或以告文正。今《通鉴》魏语下无此论。
太史公南登庐山，观禹疏九江，遂至于会稽大湟，上姑苏，望五湖，西瞻蜀之岷山及离堆，而作《河渠书》。吴、蜀之水为江，秦之水为河，其书江淮等不当通曰“河”。葢太史公秦人也。
汉史《萧何传》先言民上书言何强贱买民田宅数千，又后言何买田宅必居穷僻处为家，不治垣屋，曰：“令后世贤师吾俭，不贤毋为势家所夺。”其反覆不可信如此。汉髙祖嫚侮人，骂詈诸侯羣臣如奴耳，至张良必字曰“子房”，而不敢名。髙祖伪游云梦，▯韩信载后车，信叹息曰：“狡兔死，走狗烹；飞鸟尽，良弓藏。”者如子房弃人间事，従赤松子游。髙祖安得而害之？故司马迁具书之，班固乃削去下二语，是未逹淮隂之叹耳。
汉髙祖出成皋，东渡河，独滕公従。张耳、韩信军脩武，至宿传舍。晨自称汉使者，驰入赵壁。张耳、韩信未起，即卧内夺其印符，麾召诸将，易置之。信耳起，乃知髙祖来，大惊。髙祖夺两人军，即令张耳备守赵地，韩信为相国。文帝以刘礼军灞上，徐厉军▯门，周亚夫军细栁营。上自劳军，至灞上、▯门军，直驰入，▯以下骑出入送迎。至细栁军，军士吏被甲，鋭兵刃，彀弓弩，持满。天子先驱至，不得入，曰：“天子且至。”军门都尉曰：“军中闻▯军之令，不闻天子之诏。”有顷，帝至，又不得入。于是帝使使持节召▯军曰：“吾欲劳军。”亚夫乃传言
译李勣、许敬宗在高宗立武后时，李林甫在玄宗废太子时，都是以“这是陛下的家事，何必问外人”这一句话就定案了。唉！奸邪之人的言论，顺着君主所喜好之处而入，所以必然相同。
高祖增加萧何食邑二千户，是因为曾在咸阳服徭役时，萧何送给我独赢钱二。光武帝赐给冯异珍宝衣服钱帛，用来报答仓促间芜蒌亭的豆粥、滹沱河的麦饭。两位皇帝对待两位臣子非常相似，可以称之为故人了。
高祖命令项羽的旧臣都改名为“籍”，唯独郑君不奉诏，于是把改名为“籍”的人都拜为大夫，而驱逐了郑君。刘裕密信招揽司马休之府中的录事韩延之，韩延之不屈服。因为刘裕父亲名翘，字显宗，韩延之就改字为显宗，取儿子名为翘，以示不臣服于刘氏。像郑君、韩延之这两个人，可以谈论侍奉君主的义理了。
汉宣帝刚即位，拜谒高庙，霍光陪乘。宣帝内心严厉畏惧他，好像有芒刺在背。唐宣宗刚即位，李德裕奉持册宝，宣宗问左右：“刚才靠近我的人，不是太尉吗？”每次他看我，都让我毛发竖立。世人说霍氏的祸患萌芽于陪乘，李氏的祸患起于奉册。所以说：“威势震慑君主的人不能被容纳”，这两个人非常相似。
李匡威忌日，王镕到府邸吊唁。李匡威穿着素服裹着铠甲见他。唐末武人忌日尚且穿着素服接受吊唁。
张芸叟说安信曾提到旧见唐野史一书记载两件事：一、明皇被李辅国所杀，肃宗知道他的阴谋但不能制止，没过几天雷震杀了李辅国；一、甘露之祸起于北司，正在收捕王涯、卢仝时，卢仝恰好在座一并被收捕。卢仝申诉说：“我是山人。”北司反驳说：“山人何必要见宰相？”卢仝语塞，怀疑他参与阴谋。从王涯以下的人都把头发反系在柱子上，钉住手脚，才执行刑罚。卢仝没有头发，北司命令在脑后添一钉，人们认为是添丁的征兆。秦始皇兼并天下，焚毁六经，销毁兵器，废除古代文武之事，自立一王之制，本是商人吕不韦的儿子。曹操以奸雄的资质，正当大汉有余力时，世袭官职者本是夏侯氏的儿子。晋元帝渡江建立东晋，尚存百年，本是小吏牛氏的儿子。上天所兴起的，有不可知的。晋史记载刘聪时，盗贼发掘汉文帝霸陵、宣帝杜陵、薄太后陵，得到金帛很多。朝廷因为用度不足，下诏没收其余的以充实府库。从汉到晋已经四五百年，陵中的丝帛难道不腐烂毁坏吗？应当说是金玉才可以。又苏公为韩魏公论薄葬说：“汉文帝葬于霸陵，树木不改行列，墓中无金玉，天下认为圣明。后世安葬于泰山，也是不对的。”牛僧孺从伊阙尉参加贤良方正科考试，深刻诋毁时政的过失，宰相李吉甫忌恨他，哭着向宪宗申诉，认为考官不公，罢免了他。考官是白居易，所以一并被李吉甫父子所厌恶。我认为牛李党争的基础在此。嘉祐年间，苏子由制策上奏，从禁省历数其缺失毫不回避，甚至说宰相不肖，希望能得到娄师德、郝处俊而任用他们。宰相魏公以国士对待他，不仅不忌恨。唉，比李吉甫贤明多了。
司马光初作《历代论》，到论曹操时说：“这是从盗贼手中夺取，不是从汉室夺取。”富弼怀疑，问邵雍，认为不对。我家还藏有邵雍答复富弼信的副本，当时有人告诉司马光。现在《通鉴》魏语下没有此论。
太史公南登庐山，观看禹疏导九江，于是到达会稽大湟，上姑苏，望五湖，西望蜀地的岷山及离堆，而作《河渠书》。吴、蜀的水为江，秦的水为河，他的书江淮等不当通称为“河”。大概太史公是秦人。
汉史《萧何传》先说百姓上书说萧何强行低价购买百姓田宅数千，后又说萧何买田宅必居穷僻处为家，不修筑垣墙屋舍，说：“让后世贤者效法我的节俭，不贤者不被势家所夺。”其反复不可信如此。汉高祖轻慢侮辱人，骂诸侯群臣如奴仆，到张良必字曰“子房”，而不敢名。高祖伪游云梦，韩信载后车，韩信叹息说：“狡兔死，走狗烹；飞鸟尽，良弓藏。”像子房弃人间事，跟随赤松子游。高祖怎能害他？所以司马迁详细记载，班固却删去下二语，是不懂淮阴侯的叹息。
汉高祖出成皋，东渡河，只有滕公跟随。张耳、韩信军驻修武，到宿传舍。早晨自称汉使者，驰入赵壁。张耳、韩信未起，即在卧内夺其印符，指挥召集诸将，更换部署。韩信、张耳起，才知道高祖来，大惊。高祖夺两人军，即令张耳备守赵地，韩信为相国。文帝以刘礼军驻灞上，徐厉军驻棘门，周亚夫军驻细柳营。皇上亲自劳军，到灞上、棘门军，直接驰入，以下骑出入送迎。到细柳军，军士吏被甲，锐兵刃，彀弓弩，持满。天子先驱至，不得入，说：“天子且至。”军门都尉说：“军中闻将军之令，不闻天子之诏。”有顷，帝至，又不得入。于是帝使使持节召将军说：“吾欲劳军。”亚夫乃传言
开壁门。门士请车骑曰：“▯军约，军中不得驱驰。”于是天子按辔徐行。至中营，▯军亚夫揖曰：“介胄之士不拜，请以军礼见。”天子为改容式车，使人称谢。皇帝敬劳▯军，成礼而去。帝曰：“嗟乎，此真▯军矣。乡者灞上、棘门如儿戱尔，予谓韩信善治军，天子来乃不知，至即卧内夺印符以去，是可袭而虏也。其不严于周亚夫也，逺矣。”
译打开营门。守门的士兵对车骑说：“军中规定，军营内不得驱马奔驰。”于是天子拉住缰绳，缓缓前行。到了中军帐前，周亚夫拱手行礼说：“穿戴着盔甲的将士不便跪拜，请允许我用军礼相见。”天子为此改变神情，俯身扶着车前横木，派人致意答谢。皇帝恭敬地慰劳周亚夫，完成礼仪后离去。皇帝说：“唉，这才是真正的将军啊。先前灞上、棘门的军营，简直像儿戏一样，我说韩信善于治军，天子来了竟然不知道，到了军营就睡在里面，夺了印符就离开，这是可以被偷袭俘虏的。他们不像周亚夫那样严谨，相差太远了。”
两汉之士，惟前张子房，后诸葛孔明，有洙泗大儒气象。子房既辞齐三万戸封，又让相国于萧何，与之従容言天下事甚众。善乎太史公曰：「运筹帷幄之中，制胜于无形。子房计谋，其事无知名，无勇功，图难于易，为大于细，可谓尽之矣。」
刘先主忍死属孔明：「君才十倍，曹丕嗣子可辅，辅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葢先主已知禅之不肖，志欲拯一世之人于涂炭之中，既不幸以死，非孔明不可，乃诚言也，亦尧舜禹之事也。孙盛何人，辄以为乱命，又以为权术，岂足与论先主孔明哉？东坡先生谓孔明《出师表》可与《伊训》《説命》相为表里，予谓亦周公《鸱鸮》救乱之诗也。故曰：「愿陛下托臣以讨贼兴复之功，不効，则治臣之罪，以告先帝之灵。」使孔明为先主出师，必不为此言矣。及军中以孔明死赴闻，蜀人赴之不许，祠之又不许，至野祭相吊以哭，何耶？使孔明不死，未保禅能相终始也。崔瑗家无儋石，当世资其亲故；李固望风致敬，然杜乔为八使，乃以赃罪奏瑗。士之欲免于谗谤，难矣哉！王阳车马极鲜明，崔瑗賔客盛肴膳，然两公皆清修节士也。故论人者，当察其实何如耳。
神宗恶《后汉书》范晔姓名，欲更修之，求《东观汉记》，乆之不得。后髙丽以其本付医官，其人来上。神宗已厌代矣。至元祐年，髙丽使人言状，访于书省，无知者。医官已死于其家，得之藏于中秘。予尝冩本于吕汲公家，亦弃之兵火中矣。又予官长安时，或云鄠杜民家有《江表▯英雄志》，因为外台言之，亟委官以取，民惊惧，遽焚之。世今无此三书矣。
尧舜禅让之事，尚有幽囚野死之骇言，赖孔子得无完书耳。况其假尧舜以为禅让者，欲其臣主俱全，难矣。独汉献帝自初平元年庚午即位，至延康元年庚子逊位于魏王曹丕，实在位三十年。丕奉帝为山阳公，邑万戸位在诸侯王上，奏事不称臣，受诏不拜。以天子车服，郊祀天地宗庙，祖腊皆如汉制。黄初七年丙午，曹丕死，曹叡立。青龙二年甲寅，山阳公薨，距逊位后十四年矣。叡变服率羣臣哭尽哀，遣使吊祭，监防丧事，諡孝献皇帝，册曰「曹叡云」。用汉天子礼仪塟禅陵。后五年，曹叡死，齐王芳立，四年废，髙贵乡公髦立，五年死，陈留王奂立。景元元年庚辰，山阳公夫人节薨，王临于华林园，使使持节追諡献穆皇后，及塟车服制度，皆如汉氏故事。后四年，陈留王禅位于晋。是魏之尊奉汉帝后，与其国相终始也。视晋以降「曰禅让者」，岂不为盛德事乎？史臣不知此义，尚贬曹丕无旷大之度，予故表出之。
上柱国窦毅尚周武帝姊襄阳公主，其女闻隋杨公受周静帝禅，自投堂下，抚膺太息曰：“恨我不为男子，救外家之祸。”毅与公主掩其口曰：“汝勿妄言，赤吾族。”毅由是竒之，以妻唐之髙祖，是为太穆皇后，实生太宗，卒能灭隋云。
丹阳陶▯景博学多艺，能好养生之术，仕齐为奉朝请，弃官▯茅山。梁武帝早与之游，恩礼甚至，每得其书，焚香以受。数手勑招之不出，朝廷有吉凶征讨大事，必先谘之。月中常有数信，人谓之山中宰相。▯没有诗云：「夷甫任散诞，平叔坐论空，岂悟昭阳殿，遂作单于宫。」时天下之士，犹尚西晋之俗，竞谈▯理，故▯景云尔。葢散诞论空，则废礼法；礼法既废，则异端矣。古今之变，有必然者，▯景其知言也。
闻见后録卷九
<子部,小说家类,杂事之属,闻见后录》>
钦定四库全书
闻见后録卷十 宋 邵博 撰
汉髙祖一竹皮冠起田野，初不食秦禄，卒能除其暴，拯一世之人于刀机陷穽之下，置于安乐之地，帝天下，传之子孙四百年。其取之无一不义，虽汤武有愧也。史臣不知出此，但称断蛇着符，协于火德，谬矣。
太史迁取贾▯《过秦上下篇》以为《秦始皇本纪》《陈涉世家》下賛文，班固云：「尔固贾▯传不书《过秦》，今《史记》陈涉语下着《过秦》，为禇先生曰，非也。」
王荆公非欧阳公，取
译两汉的士人中，只有前面的张良和后面的诸葛亮，具有孔子门下大儒的气度。张良既然推辞了齐地三万户的封赏，又将相国之位让给萧何，并与他从容地谈论天下大事很多。太史公说得好：“在军营中谋划策略，在无形中取得胜利。张良的计谋，做事没有显赫的名声，没有勇武的战功，在事情容易时解决难题，在细微处成就大事，可以说是尽善尽美了。”
刘备忍死托付诸葛亮：“您的才能是曹丕继承者的十倍，可以辅佐他；如果他不才，您可以自己取而代之。”大概刘备已经知道刘禅不成器，立志要将世人从水深火热中拯救出来，既然不幸去世，除了诸葛亮不行，这是诚恳的话，也是尧舜禹那样的禅让之事。孙盛是什么人，竟然认为这是乱命，又认为是权术，哪里值得与刘备、诸葛亮相提并论呢？苏东坡先生认为诸葛亮的《出师表》可以与《伊训》《说命》互为表里，我认为这也是周公《鸱鸮》那样救乱的诗篇。所以说：“希望陛下把讨伐贼寇、复兴汉室的任务托付给我，如果没有成效，就治我的罪，来告慰先帝的在天之灵。”如果诸葛亮是为刘备出师，一定不会说这样的话。等到军中因为诸葛亮去世而奔赴吊唁，不允许；建立祠堂祭祀，也不允许，直到在野外互相吊唁哭泣，为什么呢？如果诸葛亮不死，也不能保证刘禅能与他善始善终。崔瑗家里没有一石粮食，当代人资助他的亲友；李固望风致敬，然而杜乔担任八使时，却以贪污的罪名弹劾崔瑗。士人想要避免谗言诽谤，太难了！王阳的车马极其鲜明，崔瑗的宾客菜肴丰盛，然而两位都是清廉修身的节士。所以评论人，应当考察他的实际品行如何。
宋神宗厌恶《后汉书》作者范晔的姓名，想要重新修订，寻找《东观汉记》，很久没有找到。后来高丽把原本交给医官，那人来进献。此时神宗已经去世。到了元祐年间，高丽使者陈述情况，在书省询问，没有人知道。医官已经死在他家里，书被收藏在宫中秘阁。我曾经在吕汲公家里抄写一本，也丢弃在战火中了。又在我在长安做官时，有人说鄠县、杜县百姓家里有《江表英雄志》，因此对外台说了，急忙委派官员去取，百姓惊恐害怕，立刻烧毁了。世上现在没有这三本书了。
尧舜禅让的事情，还有幽禁、野死等骇人听闻的说法，幸亏孔子得以保全完整的典籍。何况那些假借尧舜名义进行禅让的人，想要君臣都保全，太难了。只有汉献帝从初平元年庚午即位，到延康元年庚子退位给魏王曹丕，实际在位三十年。曹丕奉献帝为山阳公，食邑万户，地位在诸侯王之上，上奏不称臣，接受诏令不拜。使用天子的车马服饰，在郊外祭祀天地宗庙，祖腊等祭祀都依照汉朝制度。黄初七年丙午，曹丕去世，曹叡即位。青龙二年甲寅，山阳公去世，距离退位后十四年了。曹叡改变服饰率领群臣哭尽哀痛，派遣使者吊唁祭祀，监督办理丧事，谥号为孝献皇帝，册文说“曹叡说”。用汉朝天子的礼仪安葬在禅陵。五年后，曹叡去世，齐王曹芳即位，四年后被废，高贵乡公曹髦即位，五年后去世，陈留王曹奂即位。景元元年庚辰，山阳公夫人节去世，曹奂亲临华林园，派遣使者持节追谥为献穆皇后，以及安葬的车马服饰制度，都依照汉朝旧例。四年后，陈留王禅位给晋。这是魏国尊崇奉养汉帝，与其国运始终相伴随。看晋朝以后所谓“禅让”的人，难道不是盛德之事吗？史臣不知道这个意义，还贬低曹丕没有宽大的气度，所以我特意指出这一点。
上柱国窦毅娶了周武帝姐姐襄阳公主，他的女儿听说隋国公杨坚接受周静帝禅让，自己跳下堂屋，拍着胸口叹息说：“恨我不是男子，不能挽救外家的祸患。”窦毅和公主捂住她的嘴说：“你不要乱说，会灭我们全族。”窦毅因此认为她奇特，把她嫁给唐高祖，这就是太穆皇后，实际上生了唐太宗，最终能够灭掉隋朝。
丹阳陶景博学多才，喜好养生之术，在齐朝做奉朝请，弃官隐居茅山。梁武帝早年与他交往，恩惠礼遇极厚，每次得到他的书信，都焚香接受。多次亲手写诏书召他不出，朝廷有吉凶征讨大事，必定先咨询他。每月常有几封信，人们称他为山中宰相。没有诗说：“夷甫任散诞，平叔坐论空，岂悟昭阳殿，遂作单于宫。”当时天下的士人，还崇尚西晋的风俗，竞相谈论玄理，所以陶景这样说。大概散诞论空，就会废弃礼法；礼法既然废弃，就是异端了。古今的变化，有必然的规律，陶景是知言的人。
听说《后录》卷九
<子部,小说家类,杂事之属,闻见后录》>
钦定四库全书
《后录》卷十 宋 邵博 撰
汉高祖戴着竹皮冠从田野中兴起，起初不吃秦朝的俸禄，最终能够铲除暴政，拯救世人于刀锯陷阱之下，安置在安乐之地，称帝天下，传给子孙四百年。他取得天下没有不义的，即使商汤、周武王也感到惭愧。史臣不知道这一点，只称颂斩蛇起义，符合火德，这是错误的。
司马迁选取贾谊的《过秦论》上下篇作为《秦始皇本纪》《陈涉世家》下面的赞文，班固说：“本来贾谊传不写《过秦论》，现在《史记》陈涉语下面写《过秦论》，说是褚先生写的，不对。”
王安石非议欧阳修，选取
冯道，按道身事五主为宰相，果不加诛，何以为史？荆公《明妃曲》云：“汉恩自单于，自深；人生乐在相知心。”宜其取马道也。
译冯道，鉴于冯道亲身侍奉五位君主并担任宰相，竟然没有遭到诛杀，这怎么能作为史实来记载呢？王安石《明妃曲》中说：“汉朝的恩德自然来自单于，单于的恩德自然深厚；人生的快乐在于彼此心意相通。”因此他选取了冯道作为例子。
韩信既破赵，广武军，李左车降虏也，乃西乡而师事之，古今称为盛德事。然信既重左车如此，曷不言于髙祖，尊用之？一问攻燕伐齐之后，则不知左车何在，其姓名亦不复见于史矣。如信故善钟离昩，昩亡归，信信遇之不薄也。一旦逼昩自刭，持其首以见髙祖，髙祖骂曰：“公非长者，予恐前之李左车如后之钟离昩也。”信之不终，宜哉。
新唐史南诏语：“中海岛溪峒间蛮人，马援南征，留之不诛者，谓马留人。今世猴为马留，与其人形同耳。”
舜一嵗而巡四岳，南方多暑，以五月之暑而南至衡山；北方多寒，以十一月之寒而至常山。世颇疑之。《汉书·郊祀志》：武帝自三月出行封禅，又北海至碣石，又巡辽西，又歴北边，又至九原，五月还甘泉，仅以百日行万八千余里，尤荒唐矣。
丞相掾和洽言于曹操曰：「天下之人才德各殊，不可以一节取也。世有俭素过中，自以处身则可以此格物，所失或多。今朝廷之议，吏有着新衣、乗好车者，谓之不清；形容不饰、衣裘敝壊者，谓之亷洁。至今士大夫故污辱其衣，藏其舆服。朝府大吏，或自挈壶飡以入官寺。夫立教以中庸，贵可继也。今崇一槩难堪之行以检殊途，勉而为之，必有疲瘁。古之大教，务在通人情而已。凡激诡之行，则容引伪矣。」绍兴以来，宰相赵元镇好伊川程氏之学。元镇不识伊川，士资以进，反用妖妄▯惑一世。每拱手危坐，竟日无一言；或就之则曰：「吾方思诚敬。」姑去为奸为伪者十人而九，必敝衣粗食以自垢污，否则斥为不肖矣。予恐后世之惑也，得和洽之言，故表出之。田横逺居万里外海岛中，髙祖必欲其来，否则发兵诛之。横不敢违。四皓者近在商山，距长安无百里，以髙祖之暴，而子房谓上有不能致者，四人何也？葢四皓俱振世之豪，其一天下、拯人羣之志，初与髙祖同。髙祖已帝，则可▯矣，故髙祖全之，不欲屈，非不能屈也。吾大父康节云。
游士汝南范滂等非讦朝政，自公卿以降，皆折节下之。太学生争慕其风，以为文学▯兴，处士复用。申屠蟠独叹曰：「昔战国之时，处士横议，列国之主至为拥篲先驱，卒有坑儒烧书之祸，今之谓矣。」乃絶迹于梁砀之间，因▯为屋，自同佣人。居二年，滂等果罹党锢，或死或刑者数百人。予谓桓灵之时，国命自阍寺出，世既愤怨不平，故处士抗正议，互相名字，有三君、八俊、八顾、八及、八厨之名。太学诸生従之者至三万余人。阍寺反谓别相署，共为部党，图危社稷。司空虞放、太仆杜宻、长乐少府李膺、司▯校尉朱寓、颍川太守巴肃、沛相荀昱、河南太守魏朗、山阳太守翟超、任城相刘儒、太尉掾范滂等二百余人，皆死狱中，或徙或废或禁及七族者，又六七百人。天下为之骚动，自古衣冠之祸未有也。世説范滂等备忠孝之节者误矣。予得申屠蟠事，贤其絶识先物，智逹明哲，故表出之。
禹后二世已失，▯啓太康也。周公后五世已杀君，伯禽考公炀公幽公，弟防杀幽公自立也。殷汤后一世有太甲失道，伊尹放之桐宫。周武王后四世有昭王，王道防缺，南巡狩卒于江上，其卒不赴告，讳之也。汉髙祖后一世有吕氏之祸，唐太宗后一世有武氏之祸。是数君者，岂无遗泽乎？
汉武帝用杜周为廷尉，诏狱连逮至六七万人，交所増加十有余万人。唐武后鞫流人，一日之中，万国俊杀三百人，刘崇业杀九百人，王德夀杀七百人。
伯夷姓墨名元，或作允，字公信；叔齐名智，字公逹，兄弟也。孤竹君之子也。夷齐葢諡云【出《论语疏》、《出春秋少阳篇】
前汉书·循吏▯云：孝宣自霍光薨后，始躬亲万几，励精为治，五日一听政，自丞相以下各奉职而退。五日一听政，史臣以为美，则孝宣而上，不亲览天下之务，可知矣。李勣病，谓其弟弼曰：「我见房、杜生平勤苦，仅能立门户，遭不肖子荡覆无余。我子孙今悉以付汝，塟毕当居我堂，抚养孤幼，谨察视之。其有志气不伦、交游非类者，皆先挝杀，然后以闻。」
译韩信攻破赵国后，广武君李左车投降被俘，韩信便面向西方以师礼侍奉他，这被古今称为盛德之举。然而韩信既然如此看重李左车，为何不向高祖进言，尊崇并任用他？等到韩信攻打燕国、讨伐齐国之后，就不知道李左车身在何处，他的姓名也不再见于史书了。韩信原本与钟离昧交好，钟离昧逃亡归来，韩信接待他并不薄待。一旦逼迫钟离昧自刎，拿着他的首级去见高祖，高祖骂道：“你不是长者，我担心以前的李左车会像后来的钟离昧一样。”韩信不能善终，是理所当然的。
《新唐书·南诏传》说：“中海岛屿溪洞间的蛮人，是马援南征时留下而未诛杀的人，称为马留人。现在世人称猴为马留，是因为他们的形体与人相同罢了。”
舜一年巡视四岳，南方多暑热，所以在五月的暑热中向南到达衡山；北方多寒冷，所以在十一月的严寒中向北到达常山。世人对此颇有怀疑。《汉书·郊祀志》记载：汉武帝从三月出行封禅，又到北海至碣石，又巡视辽西，又经过北边，又到达九原，五月回到甘泉宫，仅仅用一百天走了万八千多里，这尤其荒唐了。
丞相掾和洽对曹操说：“天下人的才能品德各不相同，不能用一个标准来选取。世上有人节俭朴素超过中道，自己认为修身可以以此规范他人，所犯的错误可能很多。如今朝廷的议论，官吏穿着新衣、乘坐好车的，被称为不清廉；形容不修饰、衣裘破旧的，被称为廉洁。以至于士大夫故意污损自己的衣服，隐藏自己的车马服饰。朝廷大吏，有的亲自提着饭盒进入官署。确立教化应以中庸之道，贵在可以继承。如今推崇一种难以忍受的行为来约束不同途径的人，勉强去做，必然导致疲惫困顿。古代的宏大教化，务必在于通达人情罢了。凡是激进的怪异行为，就会容纳和诱导虚伪。”绍兴以来，宰相赵鼎喜好伊川程氏的学问。赵鼎不认识伊川，士人凭借此进身，反而用妖妄迷惑一世。每当拱手危坐，整天没有一句话；有人接近他就说：“我正在思考诚敬。”暂且除去那些为奸为伪的人十有九个，必定穿着破衣粗食来弄脏自己，否则就被斥为不肖。我担心后世的人被迷惑，得到和洽的话，所以把它标举出来。田横远在万里之外的海岛中，高祖一定要让他来，否则就发兵诛杀他。田横不敢违抗。四皓近在商山，距离长安不到百里，凭借高祖的暴烈，而张良说上面有不能招致的人，这四人为什么呢？大概四皓都是震动世间的豪杰，他们统一天下、拯救人群的志向，起初与高祖相同。高祖已经称帝，就可以退隐了，所以高祖保全他们，不想使他们屈服，不是不能使他们屈服。这是我祖父康节说的。
游士汝南人范滂等指责朝政，从公卿以下，都降低身份结交他们。太学生争相仰慕他们的风范，认为文学兴起，处士重新被任用。申屠蟠独自叹息说：“从前战国时期，处士横议，列国君主甚至为他们拿着扫帚开路，最终有了坑儒烧书的祸患，现在说的就是这种情况。”于是他在梁砀之间断绝踪迹，因为贫困建造房屋，自同佣人。过了两年，范滂等果然遭遇党锢之祸，死或受刑的有数百人。我认为桓灵之时，国家命脉出自宦官之手，世人既愤怨不平，所以处士坚持正义，互相标榜名字，有三君、八俊、八顾、八及、八厨的名号。太学诸生跟随他们的多达三万余人。宦官反而说他们各自结党，共同形成部党，图谋危害社稷。司空虞放、太仆杜密、长乐少府李膺、司隶校尉朱寓、颍川太守巴肃、沛相荀昱、河南太守魏朗、山阳太守翟超、任城相刘儒、太尉掾范滂等二百余人，都死在狱中，或流放或废黜或禁锢及七族的，又有六七百人。天下因此骚动，自古衣冠之祸没有这样的。世人说范滂等具备忠孝节操是错误的。我得到申屠蟠的事，认为他有绝世的见识，先于事物察觉，智慧通达明哲，所以把它标举出来。
禹的后代二世就失去了天下，那是启和太康的事。周公的后代五世就杀了君主，伯禽、考公、炀公、幽公，弟弟防杀了幽公自立。殷汤的后代一世有太甲失道，伊尹把他放逐到桐宫。周武王的后代四世有昭王，王道出现缺陷，南巡狩死在江边，他的死没有上报，是忌讳这件事。汉高祖的后代一世有吕氏之祸，唐太宗的后代一世有武氏之祸。这几位君主，难道没有遗留的恩泽吗？
汉武帝任用杜周为廷尉，诏狱牵连逮捕多达六七万人，交给司法部门增加审讯的有十万余人。唐武后审讯流人，一天之中，万国俊杀了三百人，刘崇业杀了九百人，王德寿杀了七百人。
伯夷姓墨名元，或作允，字公信；叔齐名智，字公达，是兄弟。孤竹君的儿子。夷齐大概是谥号【出自《论语疏》、《春秋少阳篇》】
《前汉书·循吏传》说：宣帝自从霍光死后，开始亲自处理万机，励精图治，每五天听一次政，从丞相以下各自奉职而退。每五天听一次政，史臣认为这是美德，那么宣帝以上，不亲自阅览天下事务，就可以知道了。李勣生病，对他的弟弟李弼说：“我看到房玄龄、杜如晦生平勤苦，仅仅能建立门户，遭遇不肖子孙荡覆无余。我的子孙现在全都托付给你，安葬完毕应当住在我堂上，抚养孤幼，谨慎观察他们。那些志气不伦、交游非类的，都先打死，然后上报。”
自是至死不复更言。予谓勣亲见太宗百战取天下之难，又忍死甚悲之言。首以勣遗髙宗，至髙宗欲立太宗才人武氏为后，禇遂良、郝处信等死争不可，独用勣。此陛下家事，勿问外人。一言唐之宗社几于覆亡，何勣能虑其家而不能虑其国也？勣真鄙夫也哉！
译从此直到去世，不再再说。我认为李勣亲眼见过太宗历经百战夺取天下的艰难，又忍受着临终时极为悲痛的言语。首先将李勣托付给高宗，到高宗想要立太宗的才人武氏为皇后时，褚遂良、郝处信等人极力争辩认为不可，唯独任用李勣。他说：“这是陛下的家事，不要询问外人。”这一句话使得唐王朝的宗庙社稷几乎覆亡，为什么李勣能考虑自己的家事而不能考虑国家大事呢？李勣真是卑鄙的人啊！
司马文正公修《通鉴》时，谓其属范淳父曰：「诸史中有诗赋等，若止为文章，便可删去。」葢公之意，欲士立于天下后世者，不在空言耳。如屈原以忠废，至沈汨罗以死，所着《离骚》，汉淮南王、太史公皆谓其可与日月争光，岂空言哉？《通鉴》并屈原事尽削去之。《春秋》褒毫髪之善，《通鉴》掩日月之光，何耶？公当有深识，求于考异中，无之。古者人君即位称元年，始终之意。汉武帝乃加建元之号，后因以名年，已非是。又数更易其号，宁有人君即位称元年之后，再称元年之理？唐之太宗即位称贞观元年，至二十三年而终，为近古云。
唐太宗以谶欲尽杀宫中姓武者，李淳风以为不可，竟杀李君羡。谶有一女子，身长，姓武。”其明白如此。后髙宗欲立太宗才人武氏为皇后，长孙无忌、郝处信、褚遂良力谏，初无一语及武氏之谶，何也？武氏之变至不可言，司马文正《通鉴》不书怪，独书此谶云。
汉桓帝时，或言民之贫困，必货轻钱薄，发更铸大钱，事下四府，羣僚、太学能言之士议之。予尝论，国有政事，何太学之士得议？葢其嘘枯吹生，抑扬震动至此。故窦武之两宫赏赐，悉散与太学诸生。陈蕃闻王甫之变，▯诸生八千余人，拔刃以入。范滂挟公议为讦，公卿皆折节下之。太学诸生附之者三万余人，卒成部党之祸。汉随以亡，岂但曹节等罪哉？
靖康初元，海外与国乱，神州势尚浅，朝廷有施行，太学诸生必起论之，又举合国人进斥大臣，击登闻鼔，碎之。庙堂畏怯，拱黙不敢立一事，天下卒至不救。赖今天子中兴，加大号令，始畏慑壊散，不然其祸不在汉部党之下矣。
鲍氏云：民有七亡，豪杰大姓，蚕食无厌，一亡也。马援云：大姓侵小民，乃太守事耳。然以曹操之勇，尚云先在济南除残去▯，以是为豪强所忿，恐致家祸，故谢病去。今之君子欲区区以礼义亷耻裁大姓之暴吾民者，亦疎矣。
蜀于韦臯刻石文字后书臯名者必镌其中，仅可辩。故宋子京书臯事云：「蜀人思之，见其遗像必拜。凡刻石着臯名者，皆镵去其文，尊讳之。」近有自西南夷得臯授故君长牒，于臯位下书「若臯」字，复涂以墨，如刻石者，葢臯花字也。当时书石亦用前名后押之制，非蜀人镵其文尊讳之。如本朝韩魏公书「花」字冩成「琦」字，复涂以墨，尚可辨，亦此体也。
闻见后録卷十
钦定四库全书
闻见后録卷十一 宋 邵博 撰
大贤如孟子，其可议有？或非，或疑，或辨，或黜者，何也？予不敢知，具列其説于下。方学者其折▯。之后汉王充有刺孟，近代何涉有删孟，文繁不録。王充刺孟，出《论衡》。韩退之賛其闭门▯思，《论衡》以修矣。则退之于孟子“醇乎醇”之论，亦或不然也。
畧法先生而不知其统，犹然而材剧志大，闻见杂博，案徃旧造説，谓之五行，甚僻违而无类，幽▯而无説，鬭约而无解，饰其辞而祗敬之，曰：“此真先君子之言也。”子思唱之，孟轲和之，世俗之讲犹瞀儒，唯唯然不知其所非也，遂受而传之，以为仲尼、子游为兹厚于后世，是则子思、孟轲之罪也。
右荀卿非七十二子
疑伯夷隘，栁下惠不恭。曰：孟子称所愿学者孔子，然则君子之行孰先于孔子？孔子厯聘七十余国，皆以道不合而去，岂非非其君不事乎？孺悲欲见孔子，孔子辞以疾，岂非非其友不友乎？阳虎得政于鲁，孔子不肯仕，岂非不立于恶人之朝乎？为定哀之臣，岂非不羞污君乎？为委吏，为乗田，岂非不卑小官乎？举世莫知之，不怨天，不尤人，岂非遗佚而不怨乎？饮水曲肱，乐在其中，岂非阨穷而不悯乎？居乡党，恂恂似不能言，岂非由由与之偕而不自失乎？是故君子，▯有道则见，▯无道则▯。事其大夫之贤者，友其士之仁者，非隘也，和而不同，遯世无闷，非不恭也。茍无失其中，虽孔子由之，何得云君子不由乎？
疑陈仲子避兄离母，曰：“仲子以兄之禄为不义之禄，盖为不以其道事君而得之也；以
译司马文正公编纂《资治通鉴》时，对他的助手范淳父说：“各史书中如果有诗赋之类，如果只是作为文学作品，就可以删去。”大概文正公的意思是，想要士人在天下后世树立名声，不在于空泛的言论罢了。比如屈原因为忠诚而被废黜，最终投汨罗江而死，他所写的《离骚》，汉代的淮南王、太史公都说它可以与日月争辉，这难道是空泛的言论吗？《资治通鉴》却把屈原的事情全部删去了。《春秋》褒奖细微的善行，《资治通鉴》却掩盖如日月般的光辉，这是为什么呢？文正公应当有深刻的见解，我在《考异》中寻求，却没有找到。古代君主即位称元年，有始有终的意思。汉武帝却加上建元的年号，后来因此用来命名年份，这已经不对了。又多次更改年号，哪有君主即位称元年之后，再称元年的道理？唐太宗即位称贞观元年，到二十三年才结束，这接近古制。
唐太宗因为谶语想要杀尽宫中姓武的人，李淳风认为不可以，最终却杀了李君羡。谶语说“有一个女子，身材高大，姓武”，如此明白。后来高宗想要立太宗的才人武氏为皇后，长孙无忌、郝处信、褚遂良极力劝谏，起初没有一句话提到武氏的谶语，为什么呢？武氏的变乱到了不可言说的地步，司马文正《资治通鉴》不记载怪异之事，唯独记载这条谶语。
汉桓帝时，有人说百姓贫困，一定是因为货币轻、钱币薄，于是下令重新铸造大钱，事情下达给四府，群僚、太学中善于言辞的人议论此事。我曾经议论，国家有政事，为什么太学之士得以议论？大概他们吹嘘枯骨使其复活、吹气使活人受惊，抑扬震动到了这种地步。所以窦武对两宫皇后的赏赐，全都分给了太学诸生。陈蕃听说王甫的变乱，召集八千多名诸生，拔刀而入。范滂挟持公议进行揭发，公卿都屈节礼遇他。太学诸生依附他的有三万多人，最终酿成党锢之祸。汉朝随之灭亡，难道只是曹节等人的罪过吗？
靖康初年，海外盟国发生动乱，中原局势尚浅，朝廷有政令施行，太学诸生必定起来议论，又联合全国人进言斥责大臣，击登闻鼓，将其打碎。朝廷畏惧怯懦，拱手沉默不敢确立一事，天下最终到了不可挽救的地步。幸亏当今皇帝中兴，加大号令，才使畏惧慑服、败坏离散的局面得以控制，否则其祸患不在汉代党锢之祸之下。
鲍氏说：百姓有七种灭亡的情况，豪杰大姓，蚕食无厌，这是第一种灭亡。马援说：大姓侵扰小民，是太守的事罢了。然而凭借曹操的勇猛，尚且说先在济南铲除残暴，因此被豪强怨恨，恐怕招致家祸，所以称病离去。现在的君子想要凭借礼义廉耻来制裁大姓对百姓的暴行，也太疏远了。
蜀地在韦皋刻石文字后书写韦皋名字的人，必定刻掉其中部分，仅可辨认。所以宋子京记载韦皋的事迹说：“蜀人思念他，见到他的遗像必定拜祭。凡是刻石写着韦皋名字的，都凿去其文字，尊重他的名讳。”近来有从西南夷得到韦皋授予旧日君长的牒文，在韦皋官位下书写“若皋”字，又涂上墨，如同刻石者一样，大概韦皋的花押字。当时书写石刻也采用前名后押的制度，并非蜀人凿去文字以尊重名讳。如同本朝韩魏公书写“花”字写成“琦”字，又涂上墨，尚可辨认，也是这种体例。
闻见后录卷十
钦定四库全书
闻见后录卷十一 宋 邵博 撰
大贤如孟子，难道可以议论吗？有的非议，有的怀疑，有的辩驳，有的贬黜，为什么呢？我不敢知道，将其学说详细列在下面。当时的学者可以折服他们。之后汉代王充有《刺孟》，近代何涉有《删孟》，文章繁琐不收录。王充《刺孟》，出自《论衡》。韩退之称赞他闭门深思，《论衡》得以修成。那么退之关于孟子“醇乎醇”的议论，或许也不对。
大致效法先生而不知道其统绪，仍然才力巨大志向远大，见闻杂博，依据往旧造说，称之为五行，非常偏僻违背而没有条理，幽深而没有解说，纠缠而没有解答，修饰其言辞而恭敬地对待，说：“这真是先君子的言论。”子思倡导它，孟轲附和它，世俗的讲学如同愚儒，唯唯诺诺不知道其错误，于是接受并传授它，认为仲尼、子游因此对后世恩厚，这就是子思、孟轲的罪过。
右荀卿非七十二子
怀疑伯夷狭隘，柳下惠不恭敬。说：孟子称所愿学习的是孔子，那么君子的行为谁比孔子更优先？孔子周游七十多个国家，都因为道不合而离开，难道不是不侍奉不合道的君主吗？孺悲想见孔子，孔子以生病推辞，难道不是不结交不合道的朋友吗？阳虎在鲁国得政，孔子不肯做官，难道是不站在恶人的朝廷吗？做定公、哀公的臣子，难道是不以污浊的君主为羞耻吗？做委吏，做乘田，难道是不以卑小的官职为卑贱吗？举世没有人知道他，不怨天，不尤人，难道不是被遗弃而不怨恨吗？饮水曲肱，乐在其中，难道不是困厄而不怜悯吗？居住在乡党，恭顺好像不能说话，难道不是随和地与人相处而不自失吗？所以君子，有道则见，无道则隐。侍奉大夫中的贤者，结交士人中的仁者，不是狭隘，和而不同，遁世无闷，不是不恭敬。如果无失其中，即使孔子遵循它，怎么能说君子不遵循呢？
怀疑陈仲子避兄离母，说：“仲子认为兄长的俸禄是不义的俸禄，大概是因为不以其道事君而得到的；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