闻见后录卷三

译王通担任州刺史，被封为安唐公，谥号叫“献”。王杰生下了王隆，字伯高。隋朝开皇初年，王隆以国子博士的身份在云龙门待诏。隋文帝曾经从容地对王隆说：“我是什么样的君主？”王隆回答说：“陛下聪明神武，这是天赋的资质；但发布号令、施行政策，并不完全考察古代圣王的制度，虽然具备尧舜那样的资质，终究因为不学习而成为累赘。”皇帝沉默不语。过了一会儿，皇帝说：“先生，您是我的陆贾啊，有什么可以教导我的？”王隆于是撰写了《兴衰要论》七篇进献给皇帝。皇帝虽然称赞说好，但也不怎么通达理解。王隆历任昌乐、猗氏、铜川县的县令，后来弃官回家从事教育，死在家中。王隆生下了王通。自从王通以来，世代传承儒学。王通自幼明慧悟性高且好学，向东海人李育学习《尚书》，向会稽人夏璵学习《诗经》，向河东人关朗学习《礼记》，向北平人霍汲学习《乐经》，向族父王仲华学习《易经》。仁寿三年，王通行冠礼成年，向西进入长安，进献《太平十二策》。皇帝召见了他，赞叹并赞美他，但不能任用他，他便罢官回家。不久又征召他。隋炀帝即位后，又征召他，他都称病不到任，专门以从事教育为事。从远方来拜师的弟子非常多。于是撰写了《礼论》二十五篇，《乐论》二十篇，《续书》一百五十篇，《续诗》三百六十篇，《元经》五十篇，《赞易》七十篇，称之为《王氏六经》。司徒杨素看重他的才能和品行，劝他做官。王通说：“汾水弯曲的地方，有先人留下的破旧房屋，足以遮蔽风雨；少量的田地足以供给稀粥。希望明公正身以治理天下，使时局和谐、年成丰收，我王通受到的恩赐就很多了，不愿意做官。”有人向杨素进谗言说王通：“他实际上是轻慢您，您为什么还敬重他呢？”杨素拿这话问王通，王通说：“如果您可以被轻慢，那么我就得到了（轻慢您的资格）；如果不可以被轻慢，那么我就失去了（轻慢您的资格）。得失在于我，与您有什么关系呢？”杨素对待他像当初一样。右武侯大将军贺若弼曾经展示射箭给他看，发射没有不中的。王通说：“技艺真美啊！君子立志于道，依据于德，依托于仁，然后才游习于技艺。”贺若弼不高兴而离开。王通对门人说：“贺若弼刚愎自用，很难在当今世上免于祸患了。”纳言苏威喜欢收藏古器物，王通说：“过去喜好古物的人聚集的是道，现在喜好古物的人聚集的是物品。”太学博士刘炫问《易通》说：“圣人对于《易经》，穷尽一生也就罢了，何况我们这些人呢？”有个叫仲长子光的人，隐居在河渚，曾经说：“身处险境而运用奇谋，不如居于平坦之地而无为。”王通认为这是知言，说：“名声越消退，德行越增长；身体越退隐，道义越进步。这个人懂得了这个道理。”王通看到刘孝标的《绝交论》说：“可惜啊，举荐任公子却毁谤他，任公子不能算是知人。”看到《辨命论》说：“人事废弛了。”弟子薛收问：“恩惠不损害道义，节俭不伤害礼制，怎么样？”王通说：“这是汉文帝都难以做到的。废除肉刑，损害了道义，减少刑罚是可以的；穿粗布衣服，伤害了礼制，适中是可以的。”王孝逸说：“天下人都争夺利益而抛弃道义，怎么办？”王通说：“舍弃他们争夺的，选取他们抛弃的，不也是君子吗？”有人问如何对待好人，王通说：“知道他的好就称赞他，不好就回答说：‘不曾和他长久相处。’”贾琼问：“如何消除诽谤？”王通说：“不辩解。”问：“如何止息怨恨？”王通说：“不争执。”所以他的同乡人都被感化，没有争执的人。贾琼问：“群体相处的道理是什么？”王通说：“相同之处不互相妨害，正义不伤害事物。古代有道的人，内心不失去纯真，外表不异于世俗，所以能保全自己。”贾琼请求断绝人事交往，王通说：“不可以。”贾琼说：“那么该怎么办？”王通说：“庄重地对待他们，诚信地回应他们，来的不要拒绝，去的不要追赶，深沉静默，就可以了。”王通认为姚义善于交际，有人问：“简约？”王通说：“这就是他能做到的原因。”又问：“广泛？”王通说：“广泛而不泛滥，这又是他能做到的原因。”又认为薛收善于接待小人，疏远而不疏离，亲近而不狎昵，颓然自得的样子。王通曾经说：“封禅不是古制，那是秦汉的奢侈之心吧？”又说：“美啊，周公的智慧真深啊！安定家庭所以能安定天下，有我所以能厚待百姓。”又说：“容易快乐的人必定多悲哀，轻率施予的人必定喜欢夺取。”又说：“没有赦免的国家，刑罚必定公平；横征暴敛的国家，财富必定贫困。”又说：“廉洁的人常常乐于无所求，贪婪的人常常忧虑不满足。”又说：“我没有见过得到诽谤而高兴，听到赞誉而恐惧的人。”又说：“在昏暗时谈论钱财，是夷狄的做法。”又说：“居住在近处而能认识远处，处在今天而能了解古代，大概只有学习吧？”又说：“轻率赞誉、苟且毁谤，喜好憎恶而崇尚愤怒，是小人。”又说：“听到诽谤而愤怒，是防备的阶梯；看到赞誉而高兴，是谄媚的媒介。断绝阶梯、去除媒介，谗佞就远离了。”王通认为北江黄公善于行医，先调理饮食起居而后用针药；认为汾阴侯生善于占卜，先考察人事而后看卦象。大业十年，尚书召王通担任蜀郡司户；十一年，以著作郎、国子博士征召，他都没有到任。十四年，病死在家中。门人谥他为“文中子”。两个儿子：王福郊、王福畴；两个弟弟：王凝、王绩。评论说：这些都是王通的世家及《中说》所说的。王谟在宋朝做官，官至开府仪同三司。王绩以及王福畴的儿子王勔、王勮、王勃，都在唐代以擅长文学著称，各自有列传。我私下认为先王的六经，不可胜数

译学习罢了。又何必续写呢？续写的内容难道能超出经典之外吗？超出就不是经典了。如果本来没有却去续写，那就是累赘，有什么益处呢？有人说：“那是商周以前的事，这是汉魏以后的事。”回答说：“汉魏以后，司马迁、班固等人已经记载得很详细了，哪里还需要续写？经典之后的后人想要了解，必定是因为喜好夸大而欺骗愚昧的人吧？那么那些不愚昧的人，谁肯跟随他呢？”现在他的六经都失传了，只有《中说》还留存。《中说》也是出自他家中，虽然说是门人薛收、姚义所记录，但我看这本书，私下怀疑唐朝建立后，王凝和王福畴等人依附时事，从而添加增补了内容。为什么呢？他所称道的朋友门人，都是隋唐之际的将相名臣，如苏威、杨素、贺若弼、李德林、李靖、窦威、房玄龄、杜如晦、王珪、魏征、陈叔达、薛收等人。考察旧史，没有一个人提及王通的姓名。《隋书》是唐初编撰的，未曾将他的名字载入儒林或隐逸传中。难道这些人都忘记了老师、抛弃旧交吗？为什么只有他家把他当作名世的圣人，而外人都不知道呢？王福畴又说：“王凝担任监察御史，弹劾侯君集有谋反的迹象。太宗不相信，只是将他贬为姑苏令。大夫杜淹上奏说王凝直言无罪，长孙无忌与侯君集交好，因此与杜淹产生嫌隙。王氏兄弟都被压制而不被任用。”当时陈叔达正在编撰《隋史》，因为畏惧长孙无忌，不为文中子立传。按照情况，陈叔达曾任宰相，与长孙无忌地位相当，为什么畏惧到这种地步，以至于抹去他老师的名字，使他在世上默默无闻呢？况且魏征实际上总领《隋史》的编撰，即使陈叔达曲意回避权威，魏征肯听任他吗？这就是我怀疑的原因。另外，杜淹在贞观二年去世，贞观十四年侯君集平定高昌回来后被下狱，因此产生怨恨。贞观十七年侯君集谋反被杀，这前后时间明显不符，尤其显著。王通对李靖说：“圣人之道说无所由来，也不至于达到大道的境界。必定没有到达吧？”又对魏征说圣人有忧虑疑惑和退隐的话，董常说圣人没有忧虑疑惑。王通说：“心迹的分别已经很久了，都流入了佛老的思想。”圣人的大道，始于正心修身，齐家治国，以至于安定天下和黎民百姓，感通天地，成就万物，功业施于当时，法则流传后世，哪里在于无所到达呢？圣人的作为，都发自至诚，然后功业遍布四海。至诚是心，功业是迹，为什么会有分别呢？王通所说的，这是圣人作假来欺骗天下，这可以吗？又说：佛是圣人，西方的教化，在中国就拘泥不通。又说《诗》《书》兴盛而秦朝灭亡，不是孔子的罪过；虚无盛行而晋朝混乱，不是老庄的罪过；斋戒修持而梁国灭亡，不是释迦牟尼的罪过。如果是圣人，那么推广到南海也准则，推广到北海也准则，哪有能在西方实行而不能在中国实行的呢？如果不是圣人，那么在中国拘泥不通，难道在西方就不拘泥不通吗？秦朝焚烧《诗》《书》，所以灭亡，假使《诗》《书》之道在秦朝兴盛，怎么能灭亡呢？老庄崇尚虚无而损害礼法，所以王衍、阮籍等人乘其风气而鼓动，修饰谈论，放纵情欲，以至于九州覆没。释迦牟尼称说前生的因果，抛弃今日的仁义，所以梁武帝承袭其流而信奉，严持斋戒，松弛政刑，以至于百姓遭殃。发起倡导的，不是这两家的罪过又是谁的呢？这些都是议论不符合圣人的。唐朝文学之士传布他书籍的，大概很少，只有李翱将其比作《太公家教》，以及司空图、皮日休才开始重视它。宋朝兴起，柳开、孙何振兴并张扬它，于是大行于世。以至于有人真的认为他是可以继承孔子的圣人。我读他的书，想象他的为人，确实是好学笃行的儒者。他自任太重，他的子弟赞誉他太过，更使得后人不敢相信他。我担心世人讥讽他僭越而损害他的美德，所以选取他行事中合乎情理且言论切合事理的部分，著录成篇，以弥补《隋书》的缺漏。传成后，文正公问我祖父康节如何？康节称赞说：“小人没有这些，当世已经抛弃；君子有这些，万世仍然讥讽。”记录他的正确之处，抛弃他的错误之处，君子有所归依；因为他的错误之处，抛弃他的正确之处，君子就很少了。可惜啊，仲淹寿命不长久！错误不废弃，是瑕疵不掩盖美玉，虽然未达到圣人，他是圣人的门徒吧？文正从此多次提到“文中子”，所以又在《通鉴》的话语中特别记载。然而文正怀疑他所称的朋友门人都是隋唐之际的将相名臣，如苏威、杨素、贺若弼、李德林、李靖、窦威、房玄龄、杜如晦、王珪、魏征、陈叔达、薛收，没有一个人提及王通的姓名。又怀疑他的子弟赞誉他太过，又怀疑唐朝文学之士传布他书籍的大概很少，只有李翱将其比作《太公家教》，以及司空图、皮日休才开始重视它。我得到唐朝文人刘禹锡的话：“在隋朝，诸儒中只有王通能行王道。白牛谷游历他门下的，都是天下的俊杰。在家著书，死后谥号为‘文中子’。那么苏威等人确实是他朋友门人，无疑不是子弟，赞誉他太过无疑。不仅司空图、皮日休重视他的书，也没有疑问。”刘禹锡的话，难道文正偶然没有见到吗？文正又传述康节的称赞，那么还没有流传于世，所以我特意表而出之。程伊川也说：“文中子

译格言，此前没有荀卿、扬雄那样的人。」我家旧藏有司马文正公用隶书写的《无为赞》，查考他的《传家集》中却没有这篇。有人说：「信奉黄老学说的人，把心像死灰一样、形体像枯木一样当作无为。」迂叟认为这样不能写出《无为赞》，说道：「以正道修养心性，以宁静保全自身，进退合乎道义，得失听任天命，坚守道义在于自己，成功则归于天意。刻意作为反而会导致失败，不如顺应自然。」

译章子厚在丞相府时，对座客说：“延安的章质夫，因为修筑城墙挖地，得到一个大竹根，一半已经变成石头。西边自古以来没有竹子，这也是一个奇异的现象。”客人们都不说话，只有我的父亲说：“天地南北颠倒，有过几次呢？您认为今天的延安，是自天地开辟以来就在西边吗？”子厚感叹说：“先生观察事物的学问啊。”因为章子厚早年出自邵雍（康节）的门下。

张发退之的诗说：“《鲁论》还没有完成注解，手脚如今却茫然无措。”这是退之曾经著有《论语传》但没有完成。现在世上流传的，比如宰予白天睡觉，把“昼”字写成“画”字；孔子在齐国听到韶乐，三个月不知道肉的滋味，把“三月”写成“音”字；在沂水洗澡，把“浴”字写成“沿”字；至于浅陋之处，程伊川都采纳了，为什么呢？又比如孔子在匡地遭遇危难，颜渊落后说：“我以为您死了。”孔子说：“我在，你怎么敢死？”“死”字自有意义，伊川的门人改作：“我在，你怎么敢先死？”学者们大多不服气。吕汲公应当升任秘书丞，请求用自己的官职换取母亲的封邑，朝廷听从了他，朝廷内外都认为这是美事。只有刘敞原父说：“按照礼制，父亲是士，儿子是大夫，安葬时按士的规格，祭祀时按大夫的规格，大概是不敢因为自己尊贵而加诸于亲人。现在您的举动，虽然孝顺，但于礼似乎违背，怎么办？”又因为法律尚未规定可以封赠，也不是尊崇母亲的方法。吕公听了赞叹佩服，自认为比不上，终身重视并尊敬原父的学问。

楚州徐积有孝行，苏东坡等人都特别敬重礼遇他。起初，徐积向胡瑗学习，胡瑗门人很多。一天，胡瑗单独召徐积在中堂吃饭，两个女子侍立在一旁。徐积问胡瑗：“门人如果问见到侍女没有，将怎么回答？”胡瑗说：“不要安排。”徐积听到这一句话，忽然大彻大悟，他的学问顿时进步。

子张怀疑高宗守丧三年，子思不听从。他的儿子为出嫁的母亲服丧，子游为异父兄弟服大功。子夏说应该服齐衰。孔子去世后，门人对于丧服的疑问。在洙泗之上亲自跟随孔子学习礼制的人，尚且如此。所以三年的丧期，郑玄说是二十七月，王肃说是二十五月。改葬的丧服，郑玄说服缌麻三月，王肃说葬完就除去丧服。继母出嫁，郑玄说都服丧，王肃说跟随儿子寄养才为之服丧。没有丧服的夭折者，郑玄说儿子服丧一月哭之一日，王肃说用哭的日子代替服丧的月份。各位儒者的议论纷杂不齐。大概是挚虞叹息的原因，我把它标举出来，以显示末世多忌讳丧礼，容易失误难以明白的情况很严重。

唐以前文字没有刻印，多是抄本。齐衡阳王萧钧亲手细写五经，放在巾箱中，巾箱五经从此开始。后唐明宗长兴二年，宰相冯道、李惠请求让判国子监田敏校正九经，刻板印刷售卖，朝廷听从了他们。虽然在极其混乱的时代，但经籍的传播很广。我曾祖父遗留的书，都是长兴年间的刻本，在兵火之余，仅存《仪礼》一部。世传的《王氏元经》、《薛氏传》、《关子明易》、《李卫公问对》，都是阮逸拟作的。阮逸曾经把私稿给苏明允看。晁以道说：“阮逸才辩无人能敌，他拟作《元经》等书来欺骗世人，不难。”我认为阮逸后来被仇家告发，立下“泰山石枯”、“上林柳”的诗句，被编管流放致死，难道也有阴间的谴责吗？

《说文》说：姓，是人所生的。古代神圣的人，他们的母亲感应上天而生，所以从女字旁。又古代姓姚、妫、姬、姜之类，都从女字旁，其意义很奇异，典籍难以记载。

伊川的学问，以诚敬为根本。他解释“震惊百里，不丧匕鬯”说：动的大者，没有比雷更大的，所以用雷来说。震惊百里，它的威力远。人表达诚敬，没有比祭祀更甚的。匕用来承载鼎中的食物，升到俎上；鬯用来灌地，而降神。当斟酒灌地以求神，进献牡牛而祈求享用，竭尽诚敬之心，即使雷震的威力，也不能使他恐惧而失守。所以说“不丧匕鬯”。面对巨大的震动恐惧，能安定而不自我失守的，只有诚敬而已。诚敬最善，所以我把它标举出来。

伊川说：“纳约自牖，说：约是用来进结君主的方法。自牖，是因为它的明亮。牖是用来通达内外的象征。人臣用忠信善道结于君心，一定要从君主明白的地方才能进入。人心有所遮蔽，有所通达。所遮蔽的，是昏暗的地方；所通达的，是明亮的地方。就其明亮的地方告诉他，就容易。自古以来能劝谏君主的，没有不因其所明白的。张子房对于汉高祖，就是这样。高祖因为戚姬的缘故，将要改立太子，这是他所遮蔽的。说不清楚，何谓四老人？高祖一向知道他们贤能而重视他们，这是他不遮蔽的明心，所以因其所明白的而涉及此事，就醒悟得像翻手掌一样。况且四老人的力量，哪里比得上子房？周昌、叔孙通也是这样，不听从他们而听从子房，是因为就其遮蔽与就其明亮的不同。况且不论易的道理是否恰当，这就好了，所以我把它标举出来。”

古易卦爻一，彖二，象三，文言四，系辞五

译《说卦》第六，《序卦》第七，《杂卦》第八。它们的次序互不混杂。前代儒者说费直专门用《彖传》、《象传》、《文言传》来解释《易经》的爻辞，如今将《彖传》、《象传》、《文言传》编入各卦之下的做法，是从费直开始的。孔颖达又说，王弼的意思是，《象传》原本就是用来解释经文的，应当靠近经文，因此将解释爻辞的《象传》分别附在相应的卦下。大概古本《易经》先被费直打乱，又被王弼打乱了。我家藏有祖父邵雍手写的《百源易》，这才是古本《易经》。百源位于苏门山下，是邵雍研读《易经》的地方。旧时的秘阁也有这个版本。

译程伊川说：“黄裳元吉，是指妇人处于尊位。女娲氏、武氏（武则天）是这种非常之变，不可言说。所以有‘黄裳元吉’的警戒。像武氏那样的变乱，确实如此。女娲不见于史书，假使真有炼石补天之事，也不是变乱。难道不说汉代的吕氏难道不是变乱吗？”苏仲虎则说：“伊川在元祐年间，因为被罢黜驱逐的缘故才这样说，以此来诋毁垂帘听政的政治。”我不敢认为他是对的。

那黍子行列整齐，那稷苗生长茂盛。王氏解释：“看着黍子却称之为稷，是因为忧虑而昏乱了。”程氏解释：“那黍子，是我稷的苗。”与先儒平易明白的解释相比，确实显得穿凿附会。

《尚书·伊训》说：“成汤去世后，太甲元年，文义非常严谨，没有简册断缺的痕迹。”孟子却单独说：“成汤之后，外丙在位二年，仲壬在位四年，然后才是太甲。”如果真是这样，那么伊尹从成汤以来，辅佐了四代君主，他在哪里呢？成汤在太甲时期，政令松弛严酷如此，而在外丙、仲壬时期，却完全不记载一件事。考证历法，如果在成汤之后增加这六年，直到今天，就会多余而不相符了。司马迁、皇甫谧、刘歆、班固，又是跟随孟子而失误的。只有孔安国继承家法没有改变，大概《诗》《书》之外，孔子没有说过的，我不敢知道。

东坡在《上清宫碑》中说：“道家这一流派，本源于黄帝、老子，其道以清静无为为宗旨，以虚明应物为功用，以慈俭不争为行为，符合《周易》‘何思何虑’、《论语》‘仁者静寿’的说法，如此而已。”谢显道亲眼见到程伊川诵读这几句话，认为这是古今论述仁最有妙理的。我在中秘任职时，陈莹中诸子出现，莹中回复杨中立辨析伊川不论先天之学的信，因此拿出我过去见到的伊川从弟颖所出的伊川之书满轴，一定勉励我熟读。王介甫《易说》云云。跋文中下方士作为伊川的学者说：‘我的老师研究易学，哪里值得谈论王氏’？喧哗不服，想要我打击他，想要再与他辩论，但旧时誊抄的颖所出的伊川之书已经丢失了。”近来守卫眉山，有个程生拿出伊川寄给他外祖父金堂谢君的信，在晚年被贬涪陵时，还勉励他学习易学，应当从王介甫开始。抄录下来将给前几天不信我的人看。颐启。前个月末，吴斋郎送到书信，急递中奉报，估计半个月才能到达。冬天寒冷，遥想您行动安和。寄居不久就成为客舍，每天延望，才知道停止行走非常忧郁。来年春天江水平稳，如果有授予，能来拜访很好。只说在忠州、涪州间看望亲人，必定不会怀疑。颐带着小儿子很平安。来年本想写春秋的文字，因为没有这本书所以未能，却先完成论孟或礼记。春秋大义数十条，像日星一样明亮，不容遗失，只怕细微义例，老年精神有所遗漏，暂且请推官用心寻究，日后见助，像往年所说的许止、蔡般书之类。如果想要研究易学，先寻找《易绎》，让它熟练，只看王弼、胡先生、王介甫三家的文字，让它通贯，其他人的易说没有可取的，白费功夫，年纪也长了，应当急切。未相见期间，千百次谨慎爱护。十一月初九日，颐启。知县推官

《春秋》记载鲁文公毁坏泉台，《公羊传》说：“讥讽他说：先君建造的却毁坏了，不如不住它。”靖康初年，政令尽毁宣和年间所建的离宫别苑，宰相不学无术的举动，不是皇上的意思。

康节手写的《易》书、诗、《春秋》字迹端正有力，没有一处错误。贤能的胄子，请谨慎收藏，不要废弃。

范淳甫内翰在迩英殿讲解礼，讲到“儗人必于其伦”，说：“先儒说儗君于君之伦，儗臣于臣之伦，只是他们的地位而已。像桀纣，是人君，称人为桀纣，必定不肯接受；孔颜，是匹夫，称人为孔颜，必定不敢接受。”东城深深赞叹他掌握了劝讲的体例。

程伊川《易传》的得失，没有议论展示，不过是言辞而已，所以显得鄙陋浅近，然而也是言辞。在康节时，对于先天之《易》，不是不问不语的。后来伊川的人多次妄自争论，以前在陈莹中回复杨中立、游定夫的信中辨析了大概，并列之下，才留给知言的君子。

陈莹中回复杨中立、游定夫的信：康节说先天图是心法。图虽然没有文字，我整天说话未曾离开它。所以他的诗说：“身在天地后，心在天地先。天地自我出自余，恶足言？”又说：“数往者顺，知来者逆。”这一节直接解释图意，像逆推四时的变化。那么先天之学，以心为本。它在经世方面的，是康节的余事罢了。世学在文字中求易，至于语皇极，或者认为是考数的书。康节诗云：“自从三度绝韦编，不读书来十二年。”俯仰之间，无所愧疚。人诽谤道是神仙，同时的人目其为神仙，后来的人名其书为考数，都是康节所不遗憾的。乃其心则务三圣而已矣。观物云：“起震终艮一节，明文王之八卦也。天地定位一节，明伏羲之八卦也。”盖先天之学本乎伏羲，而备于文王。故其诗曰：“天地定位，否泰反类；山泽通气，咸损

译见到义理；雷风相互激荡，恒卦与益卦的意蕴由此产生；水火相互喷射，既济卦与未济卦由此形成。」四象相交形成十六种事象，八卦相互依托构成六十四卦。八卦，是《易经》的小成体系；六十四卦，是《易经》的大成体系。汇集伏羲、文王的事业而完成它的人，不是孔子又是谁呢？邵雍（康节）曾说：「孟子从未提及《易经》的一个字，但《易经》的道理却蕴含其中。」只是人们很少能察觉到这一点。他又说：「人能够运用《易经》，这才算是懂得《易经》。」像孟子这样的人，可以说是善于运用《易经》了。《易经》的道理是穷尽则变化，变化则通达，通达则长久。所以圣人运用《易经》，在事情尚未发生时就进行开阖调控，改变其穷尽的状态使之通达。至于暑热到了极点，变化为寒冷；寒冷到了极点，变化为暑热。这是自然变化而自然通达的。穷尽时自然变化，通达时自然回复，哪里需要依赖圣人呢？孔子为《易经》作传，而不是与《易经》竞争；孟子运用《易经》，但言语中却不提及它。这就是所说的贤人识得其大体，他们与圣人运用《易经》的境界相去不远。然而，有的人把《易经》贬低为覆锅的粗书，有的人将孟子提升到已圣的行列，私人的议论损害了公义，有所在事情未发之前进行调控，难道缺乏这样的人吗？为什么却无益呢？《观物篇》说：「防备再防备，道家以此为首要，子孙因此昌盛。」因此圣人重视事前的防备，这被称为《易经》的大纲。而他论述孔子之所以穷尽三才的道理，则说：「行动没有车辙痕迹，极其精妙，仅仅在于一动一静之间罢了。」阐发先天之道的幽微与显著，不就在邵雍的书里吗？虽然道理在邵雍的书里，但书本也不足以穷尽其深奥之处。所以司马光（文正公）与邵雍同时代且交好，却从未有一句话提及先天学。他撰写《家范》，本于家人卦，而采纳王弼的学说。现在解说《易经》的人，正厌恶常规而追求新奇，脱离日常应用而凭空凿造。又有人说文正公模拟先天之学，难道足以谈论两位公卿张弛有度的用意吗？两位公卿已经不可得见了。我仅仅看到他们的书，而想要窥探他们的心意，对吗？不对吗？当先觉者责任的人，希望赐教一言，或许最终可以不犯大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