闻见后録卷十一

译这样是可以追求而得到的，君子却禁止它；把仁义当作命运，这样是不能追求而得到的，君子却勉强追求它。禁止那些可以追求的，勉强那些不能追求的，天下谁能够顺从呢？所以仁义是可以追求的，富贵是不能追求的，这是道理上确实如此。把可以做成的当作不能做成，把不能做成的当作可以做成，即使是圣人也不能做到。

译子贡问道：“怎样才可以称为士呢？”孔子说：“行事有羞耻之心，出使四方不辱没君主的使命，可以称为士了。”子贡说：“请问次一等的呢？”孔子说：“宗族称赞他孝顺，乡里称赞他敬爱兄长。”子贡说：“请问再次一等的呢？”孔子说：“说话一定守信，行动一定坚决，这是浅薄固执的小人啊！但也算作次一等的了。”把坚守承诺当作守信，把冒犯患难当作坚决，这本来就是孔子所轻视的。孟子沿袭了这种观点，所以说：“伟大的人，说话不一定守信，行动不一定坚决。”这就不是孔子所说的大人了。所谓大人，不刻意立下承诺，但说话未曾不守信；不刻意冒犯患难，但行动未曾不坚决。如今把不必守信当作伟大，这是开启废弃信用的开端，不符合孔子宁可去掉军队和粮食也不去掉信用的本意。

有人问起子产，孔子说：“他是施恩惠的人。”子产在郑国划定田界沟渠，设立收集舆论的制度，铸造刑书。他死的时候，教导太叔要用严厉的手段。他用法严苛，为政严厉，有给人眼前利益的一面，却没有治理国家的长远谋略。所以子罕、叔向都讥讽他，而孔子认为他是施恩惠的人，不认为他是仁人，大概是轻视他。孟子说：“子产用自己的车渡人过溱水洧水，这是施恩惠而不懂得为政。”大概是沿袭孔子的话而产生了偏差。子产对于政事，整顿百姓的赋税，修治城郭道路，按时修缮桥梁，这就足够了。难道会有用车渡人的事吗？《礼记》说：“子产是人民的母亲，能养活他们却不能教化他们。”这又是沿袭孟子的话而产生的偏差。

孔子说：“音乐以《韶》乐和《武》乐为最好，排斥郑国的音乐，疏远巧言谄媚的人。”郑国的音乐淫靡，巧言谄媚的人危险。郑国音乐的害处与巧言谄媚的人相当，而孟子说：“现在的音乐和古代的音乐一样，为什么呢？”假使孟子执政，难道能保留郑国的音乐而不废除它吗？他说“现在的音乐和古代的音乐一样”，只是顺着梁惠王所喜欢的来进言罢了。不仅这件事如此，好色、好货、好勇，是诸侯的三种弊病，而孟子都说“无害”。只要顺着我的说法，百姓只怕君王不喜好这些。打个比方，医生因为药不好喝，就把病人嗜好的东西当作药，可以吗？假使声色和财货可以成就王业，那么利益也可以用来推行仁义，何必只去拯救梁惠王深陷的困境呢？这难道不是丧失了本心吗？

孔子说：“人的本性是相近的，后天的习染使他们相差很远。”孔子说：“只有上等的智者和下等的愚者是不可改变的。”本性可以扰乱，但不能消灭。如果能消灭，那就不是本性了。人背离本性，到了夏桀、商纣、盗跖的地步，算是到了极点。然而他们的恶行一定出自他们喜欢或愤怒的地方，对于他们不喜欢或不愤怒的地方，未曾作恶。所以木的本性是向上，水的本性是向下。压制木头，可以把它做成弯曲的轮子。压制到了极点，木头未曾不向上。激流水，可以使它喷涌向上。激发到了极点，水未曾不向下。这是孟子所看到的。孟子看到了本性，却把本性与善分离了。《易经》说：“一阴一阳叫做道。继承道的是善，成就道的是性。”成就道的是性，而善只是继承它罢了，善并不是性。性就像阴阳，善就像万物。万物没有不是由阴阳构成的，但把万物当作阴阳，那就不对了。所以阴阳，看它看不见，听它听不到，但并不是没有。现在因为它不是无就把它当作有，那么凡是有形的都是物了，就不是阴阳了。所以天一生成水，但水不是天一。地二生成火，但火不是地二。因为善而称其为善，善并不是性。假使性可以称为善，那么孔子就会说了。如果可以称为善，也可以称为恶。所以荀子所说的性恶，大概源于孟子；而扬雄所说的善恶混杂，大概源于这三个人。本性是不可以用善恶来命名的。所以孔子的话说：“本性相近，习染相远罢了。”既然相近，那么上智和下愚为什么不可改变呢？回答说：有可以改变的道理，但没有可以改变的资质。至于我的弟子苏辙的论述：“从天上下雨的是水，流入江河，蓄积在坑井里的，也是水。积聚成为泥沼的，也是水。指着泥沼告诉人说：‘这里有水的本性’，可以。说：‘我要让它清澈而饮用它’，就不行。”这就是所谓上智和下愚不可改变。右边苏东坡说：“我写《论语说》与《孟子》辩论的有八处。尧传给舜，舜传给禹，禹传给汤，汤传给文王武王周公，文王武王周公传给孔子，孔子传给孟轲。孟轲死后，没有得到传承。为什么？回答说：孔子死后，就没有得到传承了。那个孟子，名义上学习孔子而实际上背离孔子。怎么能传承？敢问这是什么意思？回答说：孔子的道，是君要像君，臣要像臣。孟子的道，是人人都可以做君主。天下没有王和霸，言论虚伪而善辩的人不被杀，诸子百家得以实行他们的意图。孙武吴起的智谋，苏秦张仪的欺诈，孟子的仁义，起源不同，但他们扰乱天下是一样的。”

孟子说：“五霸是三王的罪人。”我认为孟子是五霸的罪人。五霸率领诸侯侍奉天子，孟子劝诱诸侯做天子。假使有人性的人，一定知道这是违背顺理了。孟子处在周显王时期，那以后还有一百年秦才兼并天下。唉！孟子是忍心的人，他把周王室当作不存在一样。孔子说：“桓公多次会合诸侯，不靠武力，这是管仲的力量。这可以说是仁吗？”又说：“管仲辅佐桓公，称霸诸侯，匡正天下，百姓到现在还受到他的恩赐。”“如果没有管仲，我们大概要披头散发、衣襟左开了。”而孟子说

译“用齐国称霸就像翻转手掌一样容易”，功业如此显赫，却因地位卑微所以说：“管仲是曾西都不愿效仿的人。”唉！这就像看见有人正在劝架，反而嘲笑说：“为什么不趁机杀掉他们？这样就能得到财物了。”虽然如此，那毕竟是别人在劝架罢了；桓公和管仲对于周王室来说，是在拯救父祖啊，孟子却加以非议，这是为什么呢？

译有人说：“那么商汤和周武王不也是这样做的吗？”回答说：“商汤和周武王是迫不得已啊。契、相土的时代，哪里知道会有夏桀呢？后稷、公刘、古公亶父的时代，哪里知道会有商纣呢？他们世代积累德行，只是为了修养自身，并惠及国家罢了。商汤和周武王出生，不幸遭遇夏桀和商纣，流放他们、诛杀他们，从而夺取天下，这难道是商汤和周武王的本愿吗？他们上敬畏天命，下畏惧人心，想要继续做臣子却不可能。按照孟子的说法，那就是商汤和周武王修养仁德、践行道义来夺取夏桀和商纣的天下罢了。唉！我竟然不知道仁义是篡位的工具。”

《仲虺之诰》记载，成汤将夏桀流放到南巢，只有惭愧的德行，说：“我担心后世把我当作话柄。”孔子说：“周武王的功业尽善尽美，但未尽善。”他们顺应天命、顺应民心，尚且如此不安定，孟子却探究他们的内心，那仁义之心究竟在哪里呢？

孔子说：“周文王拥有天下的三分之二，仍然服侍殷商。周朝的德行，可以说是最完美的德行了。”又说：“有统治百姓的大德，有侍奉君主的谨慎。”《尚书序》说：“伊尹厌恶夏朝，又回到亳都。”孟子也说：“五次投奔商汤，五次投奔夏桀的，是伊尹。”周显王没有听说有恶行，只是防备弱小罢了，不是商纣，但齐国和梁国不侍奉他；不是夏桀，但孟子不投奔他。唉！孟子想要做辅佐新君的人，是多么急躁啊！

孟子说：“完全相信书本，那还不如没有书。仁人在天下无敌，用极度的仁德讨伐极度的不仁，为什么血流得能漂起舂米的木杵呢？”回答说：“是商纣一个人坏呢？还是众人坏呢？如果众人都好而只有商纣坏，那么除掉商纣早就应该了，不需要等到周朝。那些成为天下逃犯头目、聚集罪犯的地方，同流合污的人难道能数得清吗？商纣存在，逃犯就存在；商纣灭亡，逃犯又归向哪里呢？那些想要抗拒周朝的人，又能数得清吗？血流漂杵，不足以奇怪。”有人说：“前面的士兵倒转兵器，攻击后面的士兵向北逃跑。”所以荀子说：“被杀的都是商人，不是周人。”那么商人没有抗拒周朝是确定的了。回答说：“如果都向北逃跑了，哪里还用得着攻击呢？”

有人问：“禹向天下推荐益，七年之后，禹去世，三年的丧期结束，益避居到箕山的北面。朝见、诉讼的人不去找益，而去找启。歌颂的人不歌颂益，而歌颂启。说：‘那是我们君主的儿子。’有这回事吗？”回答说：“禹不知道启贤能吗？知道却把天下传给益吗？父亲不知道儿子，哪里还用得着明智呢？知道启贤能，天下最终归附他，却假装推让来博取名声，这是虚伪。谁说圣人不明智且虚伪呢？益也不知道启贤能，不向禹推辞，禹去世后才避居，以效仿舜禹的事迹，最终又不能成为舜禹，难道没有惭愧吗？”益与稷、皋陶是同等级的人，不应该这样。况且我们的孔子没有说过这样的话。有人说：“那么舜避居到尧的儿子南河之南，禹避居到舜的儿子阳城，又怎么说呢？”回答说：“尧不听舜的推让，舜在文祖接受尧的禅让。舜不听禹的推让，禹在神宗接受舜的禅让。有的二十八年，有的十七年，历数在身，已经决定了。天下人的心，已经稳固了，还可以避居吗？舜禹不曾避居。按照孟子的说法，那么古代的圣人都是做伪的。王莽握着孺子的手，流泪叹息，有什么值得嘲笑的呢？”有人说：“父母让舜修补粮仓，抽掉梯子；瞽叟焚烧粮仓，让舜疏通井，从旁边出来掩盖井口。”回答说：“谋划都在于君主，都是我的功绩。牛羊是父母，粮仓是父母，干戈是我的琴和我的弓。我的两个嫂子，让她们治理我的住所。”进入舜的宫室，舜在床上弹琴。说：“郁陶思君尔，忸怩。”舜说：“只有这些臣民，你们对我治理有什么不满吗？”回答说：“《尚书》说：‘瞽叟的儿子父亲愚顽，母亲奸诈，弟弟傲慢，能够以孝道和谐，蒸蒸向上，不陷入邪恶。’又说：‘象的罪恶引致邪恶，恭敬地侍奉瞽叟，小心谨慎。’瞽叟也确实是这样。瞽叟不曾想杀舜。瞽叟想杀舜，用刀杀他就可以了，为什么要让他修补粮仓、疏通井呢？他也有所顾虑。象还能顾虑，那么说两个嫂子是帝尧的女儿，抢夺她们做妻子可以吗？尧有百官，牛羊粮仓齐全，在田间侍奉，难道不能保护他的女儿吗？即使被抢夺，又没有官吏和刑法来惩治吗？舜因为父母不爱他，向苍天号哭。父母想杀他，侥幸逃脱，却立刻弹琴，多么快乐啊？这些都是街谈巷议的说法，而孟子听得不明察。”

有人说：“以德行仁政的人称王，称王不等待国土广大。商汤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怎么样？”回答说：“都是孟子的过错。”《大雅》说：“那玉制的酒器，黄流在其中。九命之后才赐给圭瓉和秬鬯。”帝乙的时候，王季作为西伯，凭借功德接受这个赏赐。周朝自从王季开始，就分治天下的一半了，哪里只是百里呢？《商颂》说：“成汤刚健，接受小国是通达，接受大国是通达。遵循礼法不越轨，于是视察已经出发。相土威武，海外整齐。不违背天命，直到商汤齐契的时候，已经接受大国。相土继承契的事业，入为王官伯，出长诸侯，威武烈烈。然而四海之外，都服从整齐。”商朝自从相土开始，威势就行于海外了，哪里只是七十里呢？唉！孟子教导人，教导人不知衡量。

有人说：“那么仁义对人没有益处

译什么？”回答说：“为什么说它没有益处呢？天子用它来保全他的天下，诸侯用它来保全他们的国家，卿大夫用它来保全他们的封地和家园。使得君臣上下、父子兄弟夫妇之间相亲相爱、相互恭敬、相互匡正、相互救助，和谐得像宫商音律的应和，有序得像绘画色彩的排列。祸乱一天天消减，名誉一天天扩大。为什么说它没有益处呢？至于那些怀着私欲追求利益、图谋非分之事，哪里是仁义的本意呢？那是孟子的邪说，使人陷入悖逆邪恶之中罢了。”

译有人说：“孟子谈论诸侯，为什么不去听从呢？”是认为他迂腐空泛吗？回答说：“迂腐空泛确实有，但也足以令人忌惮。”如果孟子身处诸侯之位，就能夺取天下了；如果身处卿大夫之位，难道不能夺取一个国家吗？作为他的君主，不也太难了吗？然而滕文公曾经实行孟子的主张，所以许行、陈相称赞他说：“实行仁政”、“是圣人”。后来默默无闻，没听说滕侯得到天下，孟子的话因此没有验证。《闻见后录》卷十二

钦定四库全书

闻见后录卷十三

孔子与宾牟贾谈论《大武》舞乐时说：“声音淫靡且涉及商调，这是为什么呢？”宾牟贾回答说：“这不是武王的音乐，是主管官员失去了节制。”如果不是主管官员失去了节制，那么武王的志向就荒淫了。武王的志向尚且不贪图商朝，而孟子却说：“文王仰望大道却未能看见，是因为商朝的禄位未尽，忧虑商朝有贤臣。”文王贪图商朝到了如此严重的地步，那么侍奉君主的小心谨慎在哪里呢？难道是孟子胡说吗？孔子不胡说。这是孟子诬蔑文王。有人说：孟子心里想，天下积乱已久，诸侯都想各自称雄，如果用臣事周朝来游说他们，谁能高兴呢？所以高举仁义的旗帜，用商汤、周武王作为诱饵，希望迅速成功，来拯救百姓罢了。回答说：孟子不肯“枉尺直寻”，说“以顺为正，是妾妇之道”，他肯如此卑贱地迎合吗？况且仁义难道是迅速成功的物品吗？子哙不能把燕国给人，子之不能从子哙那里接受燕国，本来就知道有周王室存在。上天所要废弃的必定像桀、纣那样，周王室难道是桀、纣吗？兴盛之后有衰落，像循环一样。圣王的后代不能没有昏乱，尚且依靠臣子扶持救助罢了。天下方圆百里的地方有几家？每家都可以实行仁义，人人都可以成为商汤、周武王，那么可以托付六尺之孤的是谁呢？孟子自以为爱好仁义，我知道他不仁义得很。

齐王想见孟子，孟子却称病。第二天孟子出去吊丧，齐王派人问病，医生来了。孟仲子请求孟子务必不要回家，而到朝廷去，不得已而到景丑氏家，住了一晚。孔子说，君主命令召见，不等车马驾好就出发了。那么说：“孔子当时做官，有官职。孟子做齐国的卿，没有官职吗？”天下有达尊，三种爵位：一是齿德，一是德行，一是爵位。得到其中一种，就可以轻慢另外两种。孔子德行浅薄且年纪轻吗？君主不称臣的有两种情况：当他担任祭祀的尸时，就不称臣；当他担任老师时，就不称臣。这是指讲道的时候，不是经常这样的。君主尊重贤人，他的臣子尚且应当推辞，何况可以要挟他呢？这是孟子的骄横习气了，难怪他教诸侯反叛天子。孟子说：“纣王离开武丁的时间不久，他的故家遗俗，流风善政，还有存在的。又有微子、微仲、王子比干、箕子、胶鬲，都是贤人，互相辅助，所以很久以后才失去天下。每一寸土地没有不是他所有的，每一个百姓没有不是他的臣民。然而文王还是从方圆百里兴起，所以困难。”齐国有句话说：“虽然有智慧，不如乘势；虽然有农具，不如等待时机。”现在的时机就容易成功了。现在的学者说：“从天子到庶人，都可以实行王道。”孟子游说诸侯实行王道，不是夺取王位。回答说：“实行其道而已吗？那么何必担心纣王失去天下呢？何必忧虑善政的存在呢？何必畏惧贤人的辅助呢？每一寸土地、每一个百姓，都是纣王所有的，这有什么妨碍诸侯实行大道呢？”

齐宣王问：“人们都说我毁坏明堂，毁掉它好吗？”孟子回答说：“明堂是王者的殿堂。大王如果想实行王政，就不要毁坏它了。实行王政而居住在明堂，这不是夺取王位是什么？君亲之间没有间隙，不容许丝毫夹杂其中，而学者纷纷，强行为之辩解。”又说孟子权变以诱导诸侯，使他们进于仁义。仁义通达则尊重君主、亲近亲人，周王室自然恢复。回答说：“谈论仁义而不谈论王位，他们高兴而实行仁义，本来就知道尊重周王室了。谈论仁义可以称王，他们高兴就假借仁义来图谋王位，唯恐得到得太晚，还顾得上周王室吗？”唉！现在的学者雷同得很，肯定孟子而否定六经，乐于王道而忘记天子。我认为天下没有孟子也可以，不可以没有六经；没有王道也可以，不可以没有天子。所以写常语来端正君臣之义，来阐明孔子的道理，来防备后世的祸患。人们知道不是我的利益，人们不知道不是我的害处。哀悼学者的迷惑，姑且再说几句。

右李泰伯常语

毁谤我我知道，赞誉我我知道，是对是错？一定要求之于道。不合于道就罢了。孟子，我知道他有与孔子相合的地方，常语不得不进献。而说从商汤到武丁，贤圣的君主六七次兴起，天下久了就难以改变。所以文王未能洽和天下，齐国有千里之地，实行仁政而称王，没有人能抵御。从周朝以来，七百多年了，气数已过，时机考察是可以的。当今之世，除了我还有谁？这是教诸侯实行仁政，叛逆天子，想要做佐命之人。常语不得不断绝。天子固然不可叛，六经也不可叛。如果可以叛，那么看孟子的书就像寇兵虎翼一样。孟子已经倡导，学者附和。刘歆用《诗》《书》帮助王莽，荀彧游说曹操以王霸之道，都是孟子

译这只是一个整体罢了。假使后世的君主最终不喜欢儒者，是因为这些常说的话被当作作品，其不得已的伤痛。过去的人用这些话背叛天子，现在的人又用这些话背叛六经。所以说：天下没有孟子是可以的，不可以没有六经；没有王道是可以的，不可以没有天子。这是对名教有大功劳的，不是随便说说的。

译右边是陈次公叙述《常语》的内容：

孟轲确实是学习孔子的人，但他有背离和违背孔子的地方，《常语》对此探讨得非常明白。世上的学者不探求其中的深意，冷漠地非议它，这也是有原因的。为什么呢？因为孔子去世一百多年后才有孟轲，孟轲去世几百年后才有扬雄，又过了几百年才有韩愈。扬雄和韩愈是贤人，他们推崇尊奉孟子的理由，都记载在他们的著作中。现在《常语》突然与这两个人观点不同，那些学习孟轲的人感到惊讶并纷纷非议，是理所当然的。然而那些纷纷非议的人，难道知道扬雄、韩愈尊崇孟子的地方，《常语》也尊崇他吗？《常语》所认为错误的，是孟子教导诸侯背叛天子，认为这不符合孔子的志向。又把“尽信书不如无书”的说法，当作今天的祸害。所以现在的儒者往往因为这句话而破坏六经，《常语》能不写吗？况且自从孟子去世几百年以来，起初荀卿曾经说他不正确，但被扬雄驳倒。等到韩愈“醇乎醇”的说法流行后，后来的学子就尊崇信奉孟子，直到今天，他的学说竟然高出六经之上。《常语》不写，谁来探究阐明呢？有人说：“你说的话是对的，但面对众人的口舌怎么办？”回答说：“只要与圣人相符就行了，还问众人做什么呢？”所以说：别人了解我不是我的利益，别人不了解我也不是我的害处。

右边是傅野叙述《常语》的内容：

桃应向孟子问道：“舜做天子，皋陶做法官，舜的父亲瞽叟杀了人，该怎么办？”孟子说：“抓起来罢了。”那么舜不禁止吗？回答说：“舜怎么能禁止呢？因为皋陶是奉命行事的。”那么舜该怎么办？回答说：“偷偷背着父亲逃跑，沿着海边居住，终身快乐，快乐得忘记了天下。”刘子说：“孟子的话，观察得细致但不完全合乎情理，权衡得灵活但不完全合乎道义。孝子侍奉父母，既要在外面竭尽自己的力量，又要在内心尽到自己的心意，不使父母有不义的名声，不使别人有非议的话。”瞽叟让舜去涂粮仓，跟着放火烧他，又让舜去淘井，跟着用土盖住井口，舜才逃出来。舜去田里耕作，每天向苍天号哭，恭敬严肃。瞽叟也就顺从了。《尚书》说：“父亲愚顽，母亲奸诈，弟弟傲慢，（舜）能够以孝道使家庭和谐，日益向善，不陷入邪恶。”由此看来，舜做天子，瞽叟一定不会杀人。孔子作《春秋》，为尊贵者隐讳，为亲人隐讳，为贤者隐讳，所以做儿子的为父亲隐讳，做臣子的为君主隐讳，难道只有《春秋》是这样吗？即使是法官也是这样，所以一定要推究父子之间的亲情，君臣之间的道义，来审理案件。从前商鞅制定法律，太子触犯了法律，商鞅说：“太子是君主的继承人，不能施刑，就处罚他的老师和傅相。”商鞅的法律苛刻，然而还是有变通。由此看来，瞽叟杀人，皋陶一定不会抓他。叶公子高问孔子说：“我们那里有个正直的人，他的父亲偷了羊，儿子告发他，怎么样？”孔子说：“不行。我们那里的正直的人不是这样，父亲为儿子隐瞒，儿子为父亲隐瞒。”由此看来，瞽叟杀人，皋陶即使抓了他，舜也一定不会听从。舜难道因为天下有法度，就眼睁睁看着自己的父亲受刑吗？圣人没有比这更大的了，天子没有比这更尊贵的了，用天下的资源来奉养没有比这更完备的了。德行是圣人，地位是天子，用天下的资源来奉养，然而不能让父母免受一朝的祸患，这就不是舜了。知道圣人的德行，知道天子的尊贵，知道用天下奉养的完备，却不知道天子之父的尊贵，而一定要拘捕他，这就不是皋陶了。没有这种事罢了，如果有这种事，怎么会到偷偷背着父亲逃跑，沿着海边居住的地步呢？所以说：孟子的话，观察得细致但不完全合乎情理，权衡得灵活但不完全合乎道义。秤这种东西，空悬着就会偏向一边，加上重量就会转动而平衡，在一重一轻之间，圣人就是在这个时候进行权衡。请问什么是权衡？回答说：“皋陶不难放弃法官的职位，不过是失去刑罚罢了。”用君臣关系来权衡，天下做君臣的，一定认为定义没有比这更高的了，舜不难放弃帝位，不过是违背法度罢了。用父子关系来权衡，天下做父子的，一定认为喜悦仁德没有比这更盛大的了，所以善于治理政事的人，不用小的妨碍大的，不用名声毁掉道义，不用权术损害大道，不用卑贱的干扰尊贵的。委屈自己的身体，有利于天下，就去做；贬低自己的名声，能安定天下，就去做。大概只有舜和皋陶能做到吧？

右边是刘中原父亲阐明舜的道理：

我读韩愈的书，知道他排斥杨朱、墨子，排斥佛教、道教，以尊崇圣人的大道，他的志向很坚定。自从孟轲、扬雄去世后，传承他们的道且纯正的，只有韩愈罢了。然而他说孟轲辅佐圣人、阐明大道的功劳不在大禹之下，这也太过分了。难道不是赞美支流而忘记了源头吗？在尧的时候，洪水淹没天下，百姓深受其害。即使是尧舜这样的圣人，也叹息不安，没有办法治理。大禹于是疏通横流的洪水，把它们排入大海，让百姓得以耕种，安定他们的居所。天下的祸患，非大禹不能消除，这是显而易见的。即使有一百个伯益，又有什么好处呢？孔子的道，覆盖天地，陶冶日月，万物的本性，人类精神的根本，谁不依靠他的德行而能生存呢？如果有一天失去了它，就连鸟兽都不如。在周朝灭亡时，诡辩欺诈、暴虐横行，圣人的道偶然在一时不能施行，也就像天地的昏暗，日月的蚀缺，是运行的常理，又有什么伤害呢？孟轲是学习圣人的人，愤然兴起，排斥杨朱、墨子，诛杀违背道义的人，以尊崇周公、孔子，确实对世道有大功劳。然而圣人的道，没有绝对可以，也没有绝对不可以。如果当时孟轲的门徒不能尽力排斥杨朱、墨子，

译阻止并遏制异端邪说，阐明仁义来教化天下，那么圣人的教化难道就会因此被废弃吗？如果圣人的大道遭受杨朱、墨翟的祸害就随之衰微，那也不过是一家之言罢了，又怎么配称为万世遵循的法度呢？孟子虽然想要扩大他的教化，天下难道就能因此兴盛起来吗？由此可见，圣人的大道不会因为一个人而被废弃，也不会因为一个人而兴盛，这是非常明显的。后来秦始皇暴虐，焚烧书籍，堵塞途径，愚弄天下人的耳目，使他们不能通晓圣人的学说，这种危害远远超过了杨朱、墨翟。然而汉朝兴起，孔子的言论如雷霆般震动海内，这难道是依靠孟子的辩驳之后才推行的吗？所以说：赞誉它不足以增加它的光彩，诋毁它不足以损害它的价值，这是因为它的道理宏大。后来的儒者如果有能够著书立说，弘扬这种风气，阐发其中的精义，就可以了。如果说随着它的废弃而去振兴它，因为它的阻塞而去疏通它，这难道不是过分了吗？我认为杨朱、墨翟的祸患不如洪水那样严重，然而九年的水灾，不是大禹不能平定。孔子的道虽然遭受侵扰和诋毁，但它的尊崇并非因为孟子而增加。如果孔子的道真的因为孟子的毁誉而兴衰，那就不配称为孔子的道了。假使圣人再生，一定不会改变我的这些话。

译右边是张俞论述韩愈称颂孟子功绩不在大禹之下。

舜出生三十岁，被征用任职三十岁，在位五十年，巡视南方时去世。按照谥法说：接受禅让并成就功业称为舜，仁爱圣明盛大称为舜。《白虎通》说：舜就是勤勉的样子，是说他能推行并实行尧的道统。孔安国说：舜出生三十岁，被征用任职三十岁，在位期间服丧三年，其中一年包含在三十岁的任职期内，做天子五十年，总共寿命一百一十二岁。查考《尚书》称帝尧去世，百姓如同死了父母一样悲痛，三年间四海之内禁绝音乐，这是因为百姓思念尧的德行，并且表明舜虽然接受了帝位，却命令天下人为尧服丧三年，如同继世继承的礼仪，所以在尧去世和终了的话之下。文中说“正月元日，舜到文祖庙”，是说尧去世过了一年，在文祖庙出现并改换年号。孟子不理解这话，认为是在三年丧期结束后舜才到文祖庙，于是妄称孔子说：舜既然做了天子，又率领天下诸侯为尧服丧三年，这是两个天子了。如果这样，应当在丧期结束的月份去庙，不应当在正月元日。过了一年改换年号，是《春秋》的常法，至今依然如此。孟子又说：尧、舜、禹去世，三年丧期结束后，舜、禹、益都避让他们的儿子，然后才登上帝位。况且舜在正月元日在文祖庙接受帝位，已经过了二十八年，哪里容得到丧期结束尚未确定时才避让他们的儿子？孔安国沿袭孟子的错误，于是说舜为尧服丧三年结束后，随即执政，又回到文祖庙。周朝衰微，杨朱、墨翟的道术盛行，孟子排斥并驳斥他们，可以说是纯正了。但他对于论述经义、解说世事、知晓谋略，往往狭隘乖张。浅陋的儒生喜爱他言辞简略、意思浅显，杂乱地推崇他，固然可笑。司马迁说：舜三十岁，尧举荐他，五十岁代理天子事务，五十八岁尧去世，六十一岁代替尧登上帝位，三十九岁去世，也是采用孟子的旧说。郑玄说：舜出生三十岁，是说出生三十年；被征用任职三十岁，是说经历试用三十年；在位五十年，巡视南方时去世，是说代理帝位直到去世共五十年。舜享年一百一十岁。

右边是刘道原《资治通鉴外纪》

臣听说《春秋》尊崇唯一天子的法则，用来端正天下的根本，这与礼制中尊崇没有两个上级的原则，其防范的意义实际上是相同的。大概国家对于君主，家庭对于父亲，学者对于孔子，都应当专一而不二心，所以英明的君王罢黜百家，表彰六经。大儒推明孔氏学说，抑制罢黜百家。如今国家五十年来，对于孔子的道统有时出现二心而不专一了。其义理学说归于老庄，却设立科举以《孟子》配享六经，看待古代罢黜百家而专门阐明孔氏六经的做法，不也很不同吗？先前学官罢黜孔子的《春秋》，而表彰伪杂的《周礼》，以《孟子》配享孔子，而学者发言论理都依据《孟子》，而轻视《论语》，这本来是可以考证的。现在皇太子刚开始接受外部老师教导的时候，恰逢官僚讲解《孝经》而诵读《孟子》，大概《孟子》不应当先于《论语》诵读。如果以《孟子》先于《论语》，那怎么能够阐明正道？皇太子天资卓越超越世人，拥有美好的德行，却用这种不专一的态度看待他。臣愚昧地私下认为，应当讲解《孝经》而诵读《论语》，恭敬地等待讲解《孝经》完毕之日，再讲解已经讲过的《论语》，这样进入德行的境界也就容易了。有人问：诵读《尔雅》以显示文字训诂的本源，而阐明天地万物的名称和实质，先代儒者说《尔雅》本是周公训导成王的书，确实不虚假。臣愚昧流落衰暮之时，承蒙圣君一日非同寻常的眷顾，从太子左谕德授任詹事，如果有志向，不敢不冒犯而有所保留。臣愚昧自度这话一出，必定遭受世俗的诬蔑诽谤不少。我所倚仗而心安的，是陛下圣明的度量旁照万代的防范，而不被世俗迷惑。再想太子是天下的根本，而根本在于孔子的六经，那么宗庙社稷的光辉流传不也很伟大吗？臣听说以狂妄愚昧的独到言论，冒犯天颜，不胜惶恐恐惧，等待治罪。

右边是某人以道奏请审查皇太子诵读《孟子》

《闻见后录》卷十三

<子部,小说家类,杂事之属,闻见后录>

钦定四库全书

《闻见后录》卷十四 宋 邵博 撰

陈叔易说，王安石得到苏轼《表忠观碑》的底本，看着座客说：“像谁的文章？”自己又说：“像司马迁。”自己又说：“像司马迁的什么文章？”自己又说：“像《三王世家》。”我认为不是这样。司马迁死后，他的书散佚。景帝、武帝两纪，礼书、乐书、汉兴以来将相年表、日者传、滑稽传、《三王世家》直到元帝、成帝年间，褚先生补写了武帝纪、《三王世家》、滑稽传、日者传。当时因为他的话鄙陋，失去了司马迁的本意。王安石难道不知道这个，而把现在的《三王世家》当作司马迁的书吗？如果议论的人多认为司马迁怨恨武帝，所以在本纪中只记载了渡海求神仙、从大宛取马、用兵、祭祀等事，认为是诽谤，这是不对的。

苏辙说：“苏轼读书，有与人谈论的，有不与人谈论的。不与人谈论的，与辙谈论，而认为辙知道。世人称苏氏的文章出于《檀弓》，不虚假。”

柳宗元说：“以淮河、济水的清澈，有瑕疵。像秋毫一样，固然不算毛病。然而万一离娄子眯着眼斜视，不如没有瑕疵的痛快。”我说只有文章英发，前无古人的，更应当同时铭记这话。

柳宗元说：向北到晋，向西到豳，向东到吴，向南到楚越交界。其间著名

译有山水的州县，数以百计，永州最为美好。用精妙的语言描述其中可供游览的地方，读起来让人潇洒超脱，产生超然世外的意趣。然而子厚却说：永州在楚地是最南端的，地形与越地相似。我烦闷时就外出游玩，游玩时又大多担心涉足荒野，那里有蝮蛇和虺蛇、大蜂，抬头看天、低头看地，每走一步都感到劳累疲倦。靠近水边则害怕射工虫含沙射人，只要看到影子，它们就暗中发动攻击，使人患上疮疣。子厚先前所记载的黄溪、西山、钴鉧潭、袁家渴，果真令人快乐吗？为什么说法如此不同呢？

译《东坡江行唱和集序》中说：“从前写文章的人，不是因为能写才写得精工，而是因为不能不写才写得精工。山川有云雾，草木有果实，充盈郁勃而显露于外，即使想没有，难道可能吗？所以我写文章虽然很多，却从未敢有刻意创作的意思。当时苏东坡刚成年，尚未考中进士，他在文章中流露出的才华已经像这样了。所以黄庭坚评论说：‘先生对于文章，是天赋得来的。’”

欧阳修对曾巩说：“王介甫的文章应当更加开阔，不要生造词语和模仿前人。”又说：“孟轲、韩愈的文章虽然高妙，也不必非要模仿他们。”对梅尧臣说：“读苏轼的文章，不禁汗流浃背，痛快啊！老夫应当让路，让他脱颖而出。”又说：“苏轼所说的快乐，正是我深切体会到的，没想到后生能通晓这个道理。”欧阳修最初接触这两位的意图，就已经不同了。

韩愈在文章中不全部使用《诗经》《尚书》的语言，例如《田正先庙碑》中说：“从前鲁僖公能够遵循其祖伯禽的功业，周天子确实命令他的史官创作了《駉》《駜》《泮》《閟》等诗，让它们在宗庙中演奏，以借助鲁国的神灵。”他使用《诗经》的方法就是这样。又如说：“前进士给宰相上书，解释《菁菁者莪》二百多字，大概是早期的作品。”

柳宗元在父亲的墓碑上记载他先前的朋友，本意是想表明他父亲虽然不显达，但他的交游都是天下的伟人和善士，列出他们的姓名官爵，从而附带显现他们的长处就可以了。反而去讥讽指责他们，毫不宽贷，为什么呢？这时柳宗元被贬到永州，又丧母，自伤安葬母亲而不能归乡。他的困厄可以说很严重了，而轻侮好讥讽议论尚且如此，那么他做尚书郎时的情形就可以知道了。韩愈说：“不自我珍重的人，大概他的资质就是这样。”

柳宗元在《段太尉遗事》中写解佩刀，挑选一个年老跛脚的人牵马，到了郭晞的营门下，披甲的士兵出来，太尉笑着进去说：“我戴着我的头来了。”宋祁修《新唐书》说：“我戴着头来了。”去掉一个“吾”字，便不成话。“我戴着头来，究竟是谁的头呢？”曾巩的文章可以自成一家了。然而欧阳修称广文曾生，在礼部奏名之前，已经是门下的士人了。欧阳修给吴孝宗的诗中有云：“我初次见到曾子，文章起初也这样，昆仑山倾泻黄河，浩渺漫溢充满百川，疏导决口以引导它，逐渐收敛纵横的波澜，东溟知道归宿，识路到达并不难。”这是曾巩在文章上遇到欧阳修，才知道归宿所在。而曾巩祭欧阳修的文章中自称：“愚直不敏，早被提拔，言语出于先生的教诲，行为出于先生的率领。”曾开在欧阳修去世之后，作曾巩的行述，却说：“宋朝兴起八十多年，海内无事，异才间或出现，欧阳文忠公赫然特起，成为学者的宗师。先生稍后出现，于是与文忠公齐名。”我认为这是过分赞美。张籍哭韩愈的诗说：“后来的学者，有的号称韩张。”韩愈说：“张籍这类人，学者称韩门弟子，不称韩张。”苏东坡说：“文忠公去世十八年，士庶归附的人散去而自以为是，我因此恐惧，每天登师门是有原因的。”曾子开评论他哥哥曾巩的文章说：“上下驰骋，越写越新，读者不一定能懂，懂的人不一定能说，大概是天赋独至，如果不是人力所能学到的，即使精思也不能达到。”又说：“言近旨远，即使是《诗经》《尚书》的作品，也不能远远超过它。”苏辙评论他哥哥苏轼的文章说：“遇事所作，诗骚铭记书檄论著，大都超过常人。”又说：“自幼好学，读书到老而不倦，自称不及晋人，到了唐代褚遂良、薛稷、颜真卿、柳公权，大概接近他们。”曾开的话夸大，苏辙的话务求谦下，后世应当用苏东坡和曾巩的文章来辨别。

文章使用助词，柳宗元论其当否，不论重复。《檀弓》说：“南宫縚的妻子之姑的丧事。”韩愈也说：“我年纪不到四十，而视力模糊，而头发花白，而牙齿动摇。”近时欧阳修、文安、苏东坡三位先生知道这一点。柳宗元惋惜杨诲之，使用《庄子》太多，反而拖累正气。苏东坡早从《庄子》得到文章的法度，所以在诗文中多用其语。

读司马迁的文章，茫然好像与事情相违背。如说人民乐业，自年六七十的老公，也未尝到市井游玩嬉戏，像小孩的样子，这属于《律书》吗？《伯夷传》开头说：“我登上箕山，上面有许由的墓。”意图究竟何在？下面用富贵如可求，即使执鞭的士人，我也去做。“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等语，难道不是他之所以宏大深远高古的原因吗？看其他人拘谨窘迫，一步也不敢超出事情本身，胆识智力很薄弱。只有杜甫在诗上，类似这样。

黄庭坚用晁载之的《闵吾庐赋》，问苏东坡怎么样？苏东坡回答说：“晁君的骚辞，细看非常奇丽，相信他家多有异才吗？然而有一点意思想让黄庭渐次规劝他。”凡写文章，应当务求平和充足之余，溢出为奇怪，大概是出于不得已。晁君喜欢奇，似乎太早，然而不能直接这样说，不是替他隐瞒，是恐怕伤害他豪迈的气概，应当作为朋友切磋的话才可以。我认为这是文章的妙诀，学者不可不知，所以表而出之。

译苏东坡考中制科时，王安石问吕公著：“你看过苏轼的制科策论吗？”吕公著称赞苏轼的文章。王安石说：“那完全是战国时期的文章风格，如果我是考官，一定会将他黜落。”所以王安石后来编修《英宗实录》时，说苏洵有战国纵横家的学问。苏洵曾说：“学者在文章中运用引证，就像打官司时运用引证一样。既然引用一人就能把事情说清楚，那就到此为止。只有当引用一人还不足以穷尽事理时，才可以再引用其他人。”

译宋玉作《招魂》，认为东南西北四方之外，那些恶劣的地方都不可以寄托灵魂。是想让屈原大夫靠近进入修门罢了，当时屈原大夫还安好。韩愈《罗池庙碑》说：“北方的人啊，议论侯的是非。千秋万岁啊，侯不会违背我。”当时柳宗元已经死了，如果说国中对于柳侯，或是或非，公子的话还没说出，不如远远地接近罗池的人，千万年不曾忘记。唉，韩愈哀悼柳宗元，比宋玉哀悼屈原更甚。

《英宗实录》：苏洵去世，他的儿子苏轼推辞所赐的银绢，请求追赠官职，所以追赠苏洵为光禄寺丞。与欧阳修所写的墓志铭，天子听说后哀怜他。当时赐予光禄寺丞的官职不同。有人说《实录》是王安石所写。又写苏洵的《机论》《衡策》文章很美，但大体上是关于军事谋略、权术利益、机变的话。大概苏洵当时，王安石的名声已经显赫，苏洵独自不去见他，作《辨奸论》来讽刺他，所以王安石不高兴。

楚辞文章，只有屈原一人罢了。宋玉亲眼见过他，尚且不能得其仿佛，何况其他的人？只有韩愈的《罗池庙碑》可以与之并驾齐驱。因为出自苏轼认为鲜于子骏之作，追慕古之屈原，是过誉了。如晁补之所编的《续离骚》，都不是这样。

韩愈的文章，源自经学；柳宗元的文章，源自史学。欧阳修的文章，和气多，英气少；苏轼的文章，英气多，和气少。苏过对叶梦得说：“东坡先生起初想作《志林》一百篇，才写成十二篇，先生就病了。可惜啊！先生胸中还有比《武王非圣人》更伟大的论述吗？”

我客居长安，蓝田的水冲毁了一座墓，得到韩愈亲笔书写的薛助教墓志铭石碑，校对印本完全不同。印本挟持一支箭，石碑本却指向一支箭为妙语。又城中有发掘土地得到狭小的青石，刻有《瘗破砚铭》。长安又得到韩愈《李元宾墓铭》，段季展书写校对。印本没有友人博陵崔某卖马葬于国都东门之外七里的事。又印本铭文说：“已乎元宾，文高于当世，行超过古人，究竟为什么呢？”石碑本却是“意何为哉”，更加感叹石碑本的语言精妙。欧阳修以下喜好韩氏学问的人，都没有见到它。李汉对于韩愈不说是女婿，说是门人。说韩愈的诗文，是李汉所编录的。如《革华传》原本没有它。赵璘《因话录》说：“《才命论》称张燕公，《革华传》称韩文公，《老牛歌》称白侍郎，《佛骨诗》称郑司徒，都是后人所诬蔑，那些词句极其鄙俗浅陋，那么《革华传》不是韩愈所作，很明显。”我认为凡是李汉所不收录，现在称为《昌黎外集》的，都值得怀疑。如柳宗元说：“韩愈寄信说见《送元生序》不排斥佛教。”又刘禹锡说：“韩愈对柳宗元说：‘你知道天的说法吗？我为你说天的说法。’”等等。又说：“柳宗元死，韩愈写信来吊唁说：‘哀哉这样的人不吉祥！我曾评价他的文章雄深雅健，像司马迁，崔瑗、蔡邕不值得多说了。’”又韩愈自己说：“愈与李贺书，劝李贺考进士，现在那些说法和书信都不传，那么李汉所遗漏的也很多。”

司马迁父亲名谈，所以《史记》没有谈字，改赵谈为赵同。范晔父亲名泰，改郭泰、郑泰都为太。杜甫父亲名闲，所以诗中无闲字，那说“邻家闲不违”的，古本是“问不违”，“曾闪朱旗北斗闲”的，古本是“北斗殷”。李翱父亲名楚，现在他所作的文章，都以“今”为“兹”。只有韩愈因为李贺作《讳辩》，持言论征引的说法，韩愈父亲名仲卿，在文章中不避讳。曹志是曹植的儿子，他的奏章说“干不植，强不避讳其父名”。吕岱是吴臣，他的书信说“功以权成，不避讳其君名”。樊宗师的文章奇怪，韩愈只取他不相袭而已。说“魁纪公三十卷”，说“樊子三十卷”，说“春秋集传十五卷”，表、笺、状、策、书、序、传、纪、记、志、说、论、赞、铭二百九十一篇，道路所遇及器物门里杂铭二百二十，赋十，诗七百有十九。他的评论说“多乎哉，古未有也”。又说“然而必出于己，不袭蹈前人一言一句，又何其难也”。又说“绍述于斯术，可谓至于斯极者矣”。说“未有”，说“难”，说“极”，只取他不相袭而已，不直接认为美。所以他的铭文说“惟古于词必已出，降而不能乃剽贼，后皆指前公相袭，从汉迄今用一律”，大概斥责班固以下相袭的人。韩愈对于文章吝惜许可如此。

闻见后录卷十四

钦定四库全书

闻见后录卷十五 宋 邵博 撰

王勃《滕王阁记》“落霞孤鹜”的句子，当时的人共同称赞它。欧阳修认为它俚俗可鄙。然而天高地迥，觉得宇宙无穷；乐极悲来，知道盈虚有数。也记载其意义深远。大概王勃是文中子的孙子，世代崇尚其学，当时的人不认识罢了。

苏轼回复江季恭的信说：“《非国语》，鄙意不然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