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患第五

译纣受到崇侯、恶来的熏染，厉王受到厉公长父、荣夷终的熏染，幽王受到傅公夷、蔡公谷的熏染。这四位君王所受到的熏染不恰当，所以国家残破、自身死亡，成为天下的耻辱。举凡天下不义而可耻的人，一定会称说这四位君王。齐桓公受到管仲、鲍叔的熏染，晋文公受到舅犯、高偃的熏染，楚庄王受到孙叔、沈尹的熏染，吴阖闾受到伍负、文义的熏染，越王勾践受到范蠡、大夫种的熏染。这五位君主所受到的熏染恰当，所以能够称霸诸侯，功名流传后世。范吉射受到长柳朔、王住的熏染，中行寅受到籍秦、高强的熏染，吴王夫差受到王孙雄、太宰豁的熏染，智伯摇受到智国、张武的熏染，中山尚受到魏义、偃长的熏染，宋康王受到唐鞅、仙不礼的熏染。这六位君主所受到的熏染不恰当，所以国家残破灭亡，自身遭受刑戮，宗庙毁灭，断绝后代，君臣离散，百姓流亡。

译举凡天下贪婪、暴虐、苛刻、扰民的人，一定会称说这六位君主。大凡君主能够安定国家，原因是什么？因为他的行为合乎治理之理；行为合乎治理之理，取决于所受到的熏染恰当。所以善于做君主的人，劳心于考察和选择人才，却能安逸地治理官府；不能做君主的人，损伤形体、耗费精神，忧愁内心、劳累意念，但国家却更加危险，自身也更加受辱。这六位君主并不是不重视国家、爱惜自身，而是因为不知道关键。不知道关键，就是所受到的熏染不恰当。不只是国家有受到熏染的情形，士人也有受到熏染的情形。如果他的朋友都喜好仁义，淳厚谨慎，敬畏法令，那么家庭会一天比一天兴盛，自身会一天比一天安定，声名会一天比一天荣耀，做官也能合乎治理之理；段干木、禽子、傅说这一类人就是这样。如果他的朋友都喜好矜夸奋发，结党营私，那么家庭会一天比一天衰损，自身会一天比一天危险，声名会一天比一天受辱，做官也会失去治理之理；子西、易牙、坚刁这一类人就是这样。《诗》说：一定要选择所处的环境，一定要谨慎选择所处的环境，说的就是这个道理。法仪第四 墨子说：天下从事各种工作的人，不可以没有法度和准则。没有法度和准则而能把事情办成的，从来没有。即使是最有才能、担任将相的人，也都有法度；即使是各种工匠从事工作，也都有法度。工匠画方形用矩，画圆形用规，画直线用绳，校正端正用悬线。无论技巧高明还是不高明的工匠，都把这五种东西作为准则。技巧高明的人能够符合准则，不高明的人虽然不能完全符合，但依照准则做事，也胜过凭自己任意行事。因此，各种工匠做事，都有法度来衡量。现在，最大的要称霸天下，其次要治理大国，却没有法度来衡量，这还不如工匠明辨事理。那么，应该依据什么来制定治理的法度才可以呢？难道应当都以自己的父母为法吗？天下做父母的很多，而仁爱的很少；如果都以自己的父母为法，这种法度就不仁爱。法度不仁爱，就不能作为法度。难道应当都以自己的老师为法吗？天下求学的人很多，而仁爱的人很少；如果都以自己的老师为法，这种法度就不仁爱。法度不仁爱，就不能作为法度。难道应当都以自己的君主为法吗？天下做君主的很多，而仁爱的很少；如果都以自己的君主为法，这种法度就不仁爱。法度不仁爱，就不能作为法度。所以父母、老师、君主这三者，都不能作为治理的法度。那么，应该依据什么来制定治理的法度才可以呢？所以说：不如以天为法。天的运行广大而无私，施与丰厚却不自以为有德，光明长久而不衰退，所以圣王以天为法。既然以天为法，凡是行动和作为，就一定要用天来衡量。天所希望的，就去做；天所不希望的，就停止。然而，天希望什么、厌恶什么呢？天一定希望人们彼此相爱、彼此有利，而不希望人们彼此憎恶、彼此伤害。凭什么知道天希望人们彼此相爱、彼此有利，而不希望人们彼此憎恶、彼此伤害呢？因为天兼爱众人，兼使众人获利。凭什么知道天兼爱众人、兼使众人获利呢？因为天兼有众物、兼养众物。如今天下无论大小国家，都是天的城邑；人无论年幼年长、尊贵卑贱，都是天的臣民。因此人们无不宰杀牛羊、饲养犬豕，缝制衣裳，酿造酒醴，奏乐献盛，以此恭敬地事奉天。这不就是天兼有万物、兼养万物吗？天既然兼有万物并养育它们，那么凭什么说天不希望人们彼此相爱、彼此有利呢？所以说：爱护他人、使他人获利的人，天一定降福给他；憎恶他人、伤害他人的人，天一定降祸给他。每天杀害无罪的人，必定得到不祥。人们互相杀害，天为什么要降祸给他们呢？正因为天希望人们彼此相爱、彼此有利，而不希望人们彼此憎恶、彼此伤害。从前的圣王禹、汤、文、武，兼爱天下百姓，率领他们尊敬天、事奉鬼神；他们给人们带来的利益很多，所以天降福给他们，使他们立为天子，天下诸侯都像宾客一样事奉他们。暴虐的君王桀、纣、幽、厉，普遍憎恶天下百姓，率领他们辱骂天、侮慢鬼神，伤害百姓很多，所以天降祸给他们，使他们终于失去国家，自身死亡并成为天下的耻辱；后世子孙毁谤他们，直到今天仍未停止。所以，作恶而遭祸的，桀、纣、幽、厉就是例子；爱人利人而得福的，禹、汤、文、武就是例子。爱人利人而得到福报的有过，憎恶和伤害他人而遭受祸患的也有过。〔原文数字、纪年保留：14人〕 七患第五 墨子说：国家有七种祸患。这七种祸患是什么？城郭、沟池不能防守，却治理宫室，这是第一种祸患；敌国逼近边境，四邻没有国家来救援，这是第二种祸患；先耗尽民力去做无用的工程，又赏赐没有才能的人，民力耗尽于无用之事，财宝耗空于供养宾客，这是第三种祸患；做官的人等待俸禄，游说的人忧虑归返，君主修订法令来惩治臣下，臣下畏惧而不敢违抗，这是第四种祸患；君主自以为圣明有智慧而不询问政事，自以为国家安定强盛而不作守备，四邻谋划攻伐也不知道戒备，这是第五种祸患；进言不忠实，忠实的进言又不被相信，这是第六种祸患；储存的豆类和粮食不足以供给百姓，大臣不足以任事，赏赐不能使人欢喜，诛罚不能使人畏惧，这是第七种祸患。让国家处在这七种祸患中，国家一定不能保有社稷；用这七种祸患来守城，敌人一到，国家就会倾覆。凡是具备这七种祸患的国家，一定会遭殃。五谷是百姓所仰赖的，也是君主赖以供养民众的东西。因此，百姓没有仰赖之物，君主就没有供养之资；百姓没有食物，就不能事奉君主。所以粮食生产不能不致力，土地不能不努力耕作，物资使用不能不节省。五谷全部收成，五味就都能进献给君主；不能全部收成，就不能全部进献。一种谷物没有收成叫作馑，两种谷物没有收成叫作旱，三种谷物没有收成叫作凶，四种谷物没有收成叫作馈，五种谷物没有收成叫作饥。年成遇馑，做官的从大夫以下都减少五分之一的俸禄；遇旱，减少五分之二；遇凶，减少五分之三；遇馈，减少五分之四；遇饥，就全部没有俸禄，只按规定领取粮食。国家遭遇凶年饥荒时，君主停止五分之五的鼎食，大夫停止悬挂乐器，士人不进入学校，君主上朝所穿的衣服不更换式样，诸侯的宾客、四邻的使者来时，只供给粗食而不备盛馔，撤去胶漆，田地不除草，马不吃粟，婢妾不穿丝绸；这就是表明物资极度不足。现在有一个背着孩子去汲水的人，如果孩子掉进井里，他的母亲一定会跟着跳下去救他。如今年成凶歉，百姓饥饿，甚至在道路旁饿死，饥饿使他们不得不抛弃自己的孩子；这比孩子掉进井里还令人痛苦，难道可以不加以察考吗？所以，年成丰收时，百姓就仁慈而善良；年成凶歉时，百姓就吝啬而凶恶。百姓难道本来就永远如此吗？生产的人少，消费的人多，年成就不会丰足。所以说：财物不足，就要反过来考察农时；粮食不足，就要反过来考察用度。所以先民顺应时令生产财物，巩固根本并节制财物使用，财物就会充足。即使是上古圣王，难道能使五谷常常丰收，使旱灾和水灾不发生吗？然而他们为什么能使百姓不受冻挨饿呢？因为他们按时加紧生产，并且节俭地自我供养。所以《夏书》说：禹时有七年水灾。《殷书》说：汤时有五年旱灾。这些灾害使他们遭受凶年饥饿已经非常严重了。然而百姓为什么没有受冻挨饿呢？因为他们生产财物周密，使用财物节制。

译所以，粮食没有储备，就不能应对凶年饥荒；仓库没有储备兵器，即使有义，也不能征讨不义；城郭没有完备的防守，就不能自我守卫；心中没有预先的谋虑，就不能应对突然发生的变故。正如庆忌没有离开吴国的打算，所以不能轻易出走。桀没有防备汤的准备，所以被放逐；纣没有防备武王的准备，所以被杀。桀、纣贵为天子，富有天下，然而都被百里之地的君主灭亡，为什么呢？因为拥有富贵却不作防备。所以防备是国家最重要的事情。粮食是国家的宝物，兵器是国家的爪牙，城池是用来守卫自身的。这三者是国家的器具。所以说：把极多的赏赐赐给没有功劳的人，耗空府库，用来置办车马、衣裘和奇异珍玩；使役徒劳苦，用来修治宫室、台观和娱乐之所；死后又厚葬，制作许多棺椁和衣裘；活着时修建台榭，死后又修筑坟墓。这样，百姓在外面困苦，府库在里面空竭；上面不能厌足其享乐，下面不能承受其劳苦。因此，国家遭遇寇敌就受伤，百姓遇到凶年饥荒就死亡，这些都是防备不完备的罪过。况且粮食是圣人所珍视的。所以《周书》说：国家没有三年的粮食储备，就不能算是自己的国家；家庭没有三年的粮食储备，子女就不能算是自己的子女。这就是所谓的国家防备。辞过第六 墨子说：古代的百姓还不知道建造宫室时，就靠近山丘高地居住，挖洞作为住所。地面低洼潮湿，会伤害百姓，所以圣王建造宫室，并制定建造宫室的法则：高度足以避开潮湿，四边足以抵御风寒，上面足以遮挡雪霜雨露；宫墙的高度，足以分别男女之间的礼制。谨慎做到这些就停止；如果耗费财物、劳累人力却不能增加利益，就不去做。因此，圣王建造宫室，是为了便利生活，不是为了观赏享乐；制作衣服、衣带和鞋履，是为了便利身体，不是为了装饰怪异。所以节制自身的享用，教导百姓节俭，这样天下百姓就可以得到治理，财物用度也可以充足。当今的君主建造宫室，却与此不同。他们一定向百姓加重征敛，暴虐地夺取百姓衣食所需的财物，用来建造宫室台榭，设置曲折高低的形制，施加青黄相间、雕刻镂饰的装饰。建造宫室到了这种程度，左右近臣也都仿效，因此财物不足以应对凶年饥荒、救济孤儿寡妇，国家贫困，百姓也难以治理。君主如果确实希望天下得到治理、厌恶天下混乱，那么建造宫室时就不能不节制。古代百姓还不知道制作衣服时，穿兽皮、系草带，冬天并不轻便而且温暖，夏天也不轻便而且清凉。圣王认为这不合乎人的本性，所以教导妇女从事纺织；修筑城郭，就使百姓劳作却不受伤害；按照常规征收租税，就使百姓有所花费却不困苦。百姓所苦的并不是这些，而是向百姓过分征敛丝麻、捆布和绢帛，把它们制成百姓的衣服。制作衣服的原则是：冬天用练帛中适宜的材料，足以做到轻便而温暖；夏天用絺络中适宜的材料，足以做到轻便而清凉；谨慎做到这些就够了。因此圣人制作衣服，只求适合身体、调和肌肤而已，并不是为了炫耀耳目、供愚民观赏。当时，坚固的车和良马并不被认为珍贵，雕刻镂饰、华美文采也不被认为可喜。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所遵循的道理就是这样。所以百姓用来维持衣食的财物，各家都足以应付旱灾、水灾、凶年和饥荒，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取得了自我养活的正当需要，而不被外物诱导。因此百姓俭朴而容易治理，君主用财节省而容易供养。府库充实，足以应付意外；兵器铠甲不致损坏，士民不受劳苦，足以征讨不服从者。所以称霸称王的事业可以在天下推行。现在的君主制作衣服，却和这种做法不同。冬天穿轻暖的衣服，夏天穿轻凉的衣服，这些本来都已经具备了。却一定要向百姓过分征敛，暴力夺取百姓衣食的财物，用来制作锦绣、文采和柔美华丽的衣服。铸造金子做衣带钩，用珠玉做佩饰；女子从事文采，男子从事雕刻镂饰，用来穿戴在身上。这并不是说增加了衣服的实际功用，而是白白耗费财物和劳力，全都归于无用。由此看来，他们制作衣服不是为了身体，全都是为了观赏和美好外表。因此百姓淫荡邪僻而难以治理，君主奢侈而难以劝谏。用奢侈的君主去驾驭好淫邪僻的百姓，还想做到不发生混乱，是不可能的。君主如果确实希望天下安定而厌恶混乱，制作衣服就不能不节制。古代百姓还不知道制作饮食时，只吃素食并分散居住。所以圣人教导男子耕种、播种和栽培，把它们作为百姓的食物。他们制作食物，只是为了增加气力、充实空虚、强健身体、适合腹胃罢了。因此用财节省，自我供养俭朴，百姓富足，国家安治。如今却不是这样，向百姓过分征敛，用来制作美食、肉食，蒸煮烧烤鱼鳖；大国要堆积数百件器皿，小国也要堆积数十件，食物摆在面前纵横一丈，眼睛不能全部看遍，双手不能全部拿取，嘴也不能全部品尝；冬天冻得像冰一样，夏天又装饰得极其华美。君主饮食做到这种地步，所以身边的人也仿效他。因此富贵者奢侈，孤寡者受冻挨饿；想要不发生混乱，是不可能的。君主如果确实希望天下安定而厌恶混乱，饮食就不能不节制。古代百姓还不知道制作舟车时，重物无法搬运，远路也无法到达。所以圣王制作舟车，以便利百姓办事。制作舟车，是为了使它们完备坚固、轻便便利，能够承载重物、到达远方。它们耗费财物少而带来的利益多，因此百姓乐于使用并从中获利。所以法令不必急迫就能施行，百姓不受劳苦而生活供给充足，于是百姓归附。现在的君主制作舟车却和这不同。舟车完备坚固、轻便便利的条件本来都已有了，却一定要向百姓过分征敛，用来装饰舟车：装饰车子用文采，装饰船只用雕刻镂饰。女子荒废纺织而修饰文采，所以百姓寒冷；男子离开耕种而从事雕刻镂饰，所以百姓饥饿。君主制作舟车竟然如此，所以身边的人也仿效他。因此百姓饥饿和寒冷一同到来，于是多行奸邪。奸邪多了，刑罚就严酷；刑罚严酷，国家就混乱。君主如果确实希望天下安定而厌恶混乱，制作舟车就不能不节制。凡是天地之间、四海以内，天地的常情、阴阳的调和，没有一样不存在；即使极其圣明的人也不能改变它。怎么知道是这样呢？圣人有传下来的话：天地，就是太阳有升有落；四时，就是阴阳有消长；人的本性，就是有男女；禽兽，就是有雄雌。这确实是天地的常情，即使有先王也不能改变。即使是上古极其圣明的君主，也一定蓄养私有的宫女，但不因此伤害政事，所以百姓没有怨恨。官府不拘留女子，所以天下没有无妻的男子；宫内不拘留女子，宫外也没有无妻的男子，所以天下人口众多。现在的君主蓄养私有宫女，大国拘留的女子多达数千，小国多达数百，因此天下男子多有无妻者，女子多有被拘留而无夫者。男子失去婚配时机，所以百姓数量减少。君主如果确实希望人口众多而厌恶人口减少，蓄养私有宫女就不能不节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