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命下第三十七

译然而如今天下的士君子，有的认为命是存在的，却不妨考察一下圣王的事迹。古代桀造成混乱，汤承接后把它治理好；纣造成混乱，武王承接后把它治理好。时代没有改变，人民也没有改变，在桀、纣时天下混乱，在汤、武王时天下治理得好，难道可以说一切都是命吗？然而如今天下的士君子，有的认为命是存在的，也不妨考察一下先王的书。先王的书，是用来治理国家、向百姓发布法令的典章；先王的典章中，难道曾经有这样的说法吗：“福禄不可求取，祸患不可忌讳，恭敬没有益处，暴虐没有伤害”？审理案件、判定罪刑所依据的是刑法。先王的刑法中，难道曾经有这样的说法吗：“福禄不可求取，祸患不可忌讳，恭敬没有益处，暴虐没有伤害”？用来整顿军队、进退军众所依据的是誓令。先王的誓令中，难道曾经有这样的说法吗：“福禄不可求取，祸患不可忌讳，恭敬没有益处，暴虐没有伤害”？因此墨子说：“我还没有能够逐一计数，天下的良书无法全部计数；大略论列起来，有五类是这样的。如今即使不去追究宣扬有命者的话，也不一定能穷尽，难道不是可以暂且搁置吗？” 如今如果采用宣扬有命者的话，就是颠覆天下的义。颠覆天下的义，就是树立命说；这是对百姓的诽谤。宣扬对百姓的诽谤，就是毁灭天下的人。既然如此，为什么要希望义存在于上位者那里呢？回答说：义人处在上位，天下必然得到治理；上帝、山川、鬼神必然会扶助其王，万民都得到巨大的利益。怎么知道呢？墨子说：古代汤被封在亳地，截长补短，方圆土地百里。他与百姓相互爱护、相互谋利，遇事就分利给他们。他率领百姓，向上尊敬上天、侍奉鬼神。因此天鬼使他富裕，诸侯归附他，百姓亲近他，贤士归向他；还没有终其一世，他就称王天下，号令诸侯。从前文王被封在岐周，截长补短，方圆土地百里。他与百姓相互爱护、相互谋利，因此近处的人安于他的政令，远方的人归服他的德行。听说文王名声的人都起身奔向他；疲弱、不贤、四肢无力的人则停留在那里羡慕他，说：“如果文王的土地能够扩展到我们这里，那么我们得到的利益，难道不也会像文王的百姓一样吗？”因此天鬼使他富裕，诸侯归附他，百姓亲近他，贤士归向他；还没有终其一世，他就称王天下，号令诸侯。刚才所说的：“义人处在上位，天下必然得到治理；上帝、山川、鬼神必然会扶助其王，万民都得到巨大的利益。”我就是依据这些知道的。我是根据这些知道这一点的。因此，古代圣王发布法令，设置赏罚，用来勉励贤能之人。于是，人们在家孝敬慈爱亲属，出外敬爱兄长、尊长；坐卧有一定规矩，出入有一定节制，男女各有区别。因此，让他们治理官府，他们就不盗窃；守卫城池，他们就不崩溃叛乱；君主有难，他们就以死相从；君主出逃，他们就护送。这是上位者所奖赏、百姓所称誉的行为。宣扬有命的人却说：“上位者所奖赏的，是命本来就要奖赏，并不是因为贤能才奖赏；上位者所惩罚的，是命本来就要惩罚，并不是因为暴虐才惩罚。”因此，人们在家不慈爱孝敬亲属，出外不敬爱兄长、尊长，坐卧没有规矩，出入没有节制，男女没有区别；所以治理官府就盗窃，守卫城池就崩溃叛乱，君主有难就不死守，君主出逃就不护送。这是上位者所惩罚、百姓所非难毁谤的行为。宣扬有命的人又说：“上位者所惩罚的，是命本来就要惩罚，并不是因为暴虐才惩罚；上位者所奖赏的，是命本来就要奖赏，并不是因为贤能才奖赏。”按照这种说法，做君主就不义，做臣子就不忠，做父亲就不慈，做儿子就不孝，做兄长就不善，做弟弟就不敬。强行坚持这种说法，就是凶恶言论产生的根源，也是暴虐之道的开端。那么，怎么知道命说是暴虐之道呢？从前上古的贫困百姓，贪图饮食，懒于做事，因此生产衣食的财物不足，饥寒冻馁的忧患到来。他们不知道说：“我疲弱无能，做事不勤快。”却一定说：“我的命本来就注定贫苦。”上古的暴君，不能节制耳目的放纵，心志偏邪，不顺从亲属，于是导致国家灭亡、社稷倾覆。他们不知道说：“我疲弱无能，治理政事不好。”却一定说：“我的命本来就注定失去国家。”《仲虺之告》中说：“我听说夏人骄慢天命，把命令发布到下界；上帝厌恶他的罪恶，讨伐他，使他的军队丧亡。”这说的是汤为什么非难桀宣扬有命。《太誓》中说：“纣安处逸乐，不肯侍奉上帝鬼神，使他的先祖神灵遭祸而无人祭祀。”他还说：“我的百姓有命，不必徒劳排除困难。”上天也放纵他，抛弃他而不加保佑。这说的是武王为什么非难纣宣扬有命。如今如果采用宣扬有命者的话，那么上位者不听理政，下位者不从事生产。上位者不听理政，刑罚政令就混乱；下位者不从事生产，财物用度就不足。上面没有财物供奉盛大的宴饮和酒醴，祭祀上帝鬼神，招致并安抚天下贤能之士；对外没有财物接待诸侯的宾客，对内没有财物供饥者以食、供寒者以衣、供养老弱。所以，命说对上不利于天，对中不利于鬼，对下不利于人。强行坚持这种说法，就是凶恶言论产生的根源，也是暴虐之道。因此墨子说：如今天下的士君子，确实希望天下富裕而厌恶贫穷，希望天下得到治理而厌恶混乱，那么对宣扬有命者的话就不可不非难；这是天下的大害。《非命中》第三十六篇。墨子说：凡是发表言论、依据文献来论述道理，都不可不先树立义理和法则。若说话没有义理，就好像在圆转的陶钧上竖立朝夕表一样；即使有巧匠，也一定不能把它摆正。然而如今天下的真情和虚伪还不能辨识，所以要使言论有三种法则。三法是什么？有本源可考察，有依据可追溯，有效用可检验。考察本源，就考察天鬼的意志和圣王的事迹；追溯依据，就以先王的书作为证明；检验效用，怎样做呢？把它发布出来，施行于刑罚政令。这就是言论的三种法则。如今天下的士君子，有的认为命不存在。我之所以知道命说有或无，是根据众人的耳目实际来知道有和无：听到过、见到过的，叫作有；没有听到、没有见到的，叫作无。然而为什么不考察百姓的实际情况呢？从古到今，自从有生民以来，曾经有人见过命这种东西、听到过命的声音吗？从来没有。如果认为百姓愚昧无能，耳目的实际不足以作为法则，那么为什么不考察诸侯相传的言论和流传的话呢？从古到今，自从有生民以来，曾经有人听到过命的声音、见到过命的形体吗？

译从来没有。可是为什么不考察圣王的事迹呢？古代圣王举荐孝子，勉励他们侍奉双亲；尊重贤良之人，勉励他们行善；发布法令、颁布命令来教诲人民，以赏罚来勉励和阻止他们。这样，混乱就可以使之得到治理，危险就可以使之得到安定。如果认为不是这样，那么从前桀造成混乱，汤治理了它；纣造成混乱，武王治理了它。时代没有改变，百姓也没有改变，只是上位者改变政令，百姓就改变教化。在汤、武王时便得到治理，在桀、纣时便发生混乱。安危治乱，取决于上位者发布的政令，难道可以说是有命吗？所谓“有命”，实在是不对的。如今宣扬有命的人说：“我并不是替后世创作这种说法；从前夏、商、周三代就有这样的言论流传下来。”如今请问先生如何回答他？回答说：宣扬有命的人，是不知道从前三代的圣贤善人吗？还是不知道从前三代的暴虐无能之人吗？怎么知道呢？起初，那些列士和贤大夫谨慎言语、明察行为，对上能够规谏他们的君长，对下能够教导百姓使他们顺从；因此，对上得到君长的奖赏，对下得到百姓的称誉。列士、贤大夫的声名没有泯灭，流传到今天，天下人都说这是他们自己的力量。另一类人却一点也不顾国家和百姓的政务，繁复地从事无用之事，暴虐违逆百姓，使下属不亲近上级；因此国家成为空虚的废墟，自己身陷刑辱之中，却一定不能说：“我看见这是命运造成的。” 因此，从前三代的暴君，不节制耳目的放纵，不慎重自己的心志和偏邪，外出驱驰田猎、射猎禽兽，内里沉溺于酒乐；而那些疲弱无能的人，做刑罚政令不善，却一定说：“这是我的命使国家灭亡。”即使从前三代的贫困百姓，也有同样的情况。他们在内不能好好侍奉亲属，在外不能好好侍奉君长，厌恶恭敬俭约而喜好简便放纵，贪图饮食而懒于做事；衣食财物不足，使自己遭受饥寒冻馁的忧患，却不能说：“我疲弱无能，做事不勤快。”一定说：“我的命本来就注定穷困。”即使从前三代的伪诈百姓，也同样如此。繁饰有命之说，用它教导众多愚昧朴拙之人，已经很久了。圣王忧虑这种情况，所以把它写在竹帛上，刻在金石上。先王的书《仲虺之告》说：“我听说夏人骄慢天命，把命令发布到下界；上帝因此憎恶他，使用这种方式使他的军队丧亡。”这说的是夏王桀宣扬有命；汤和仲虺共同非难他。先王的书《太誓》中这样说：“纣安居逸乐，不肯侍奉上帝，抛弃他的先祖神灵而不祭祀。”又说：“我的百姓有命，不必徒劳其事务。”上天也放纵他，不加保佑而任其灭亡。这说的是纣宣扬有命；武王用《太誓》来非难他。《三代不国》中有这样的记载：“你不要崇信上天有命。”《三代不国》也说命是不存在的。《召公》的执令中说：“要敬慎啊！不要说有天命，只有我们两人；不要制造虚妄言论，不要说自己能够从天那里取得它。”在商、夏的诗书中说：所谓命，是暴君制造出来的。如今天下的士君子将要辨明是非利害的原因，对于宣扬天命的人，不可不赶快加以非难。宣扬有命的人，是天下最大的祸害。因此墨子非难这种说法。《非命下》第三十七篇。墨子说：凡是发表言论，就一定不可不先树立标准，然后再说话。若不先树立标准就说话，就好像在旋转的陶钧上竖立朝夕表；我认为即使有朝夕表的辨别，也最终不能确定它是否正确。因此，言论有三种法则。什么叫三法？回答说：有考察它的，有追溯它的，有检验它的。到哪里考察？考察先代圣王的事迹。到哪里追溯？考察众人的耳目实际。到哪里检验？把它发布为国家政令，在万民中考察并观察结果。这叫三法。所以从前三代圣王禹、汤、文、武治理天下时，都说：“一定要举荐孝子，勉励他们侍奉双亲；尊重贤良之人，教导他们行善。”因此发布政令、施行教化，奖赏善人，惩罚暴虐者。并且认为这样做，天下的混乱就将可以得到治理，社稷的危险就将可以得到安定。如果认为不是这样，那么从前桀造成混乱，汤治理了它；纣造成混乱，武王治理了它。在这个时候，时代没有改变，百姓也没有改变，只是上位者改变政令，百姓就改变风俗。在桀、纣时天下混乱，在汤、武王时天下得到治理。天下得到治理，是汤、武王的力量；天下发生混乱，是桀、纣的罪过。由此看来，安危治乱取决于上位者施行政令，难道可以说是有命吗？所以从前禹、汤、文、武治理天下时，都说：“一定要使饥饿的人得到食物，寒冷的人得到衣服，劳累的人得到休息，混乱的人得到治理。”于是他们在天下获得显赫的声誉和美好的名声，难道可以认为这是命吗？应当认为这是他们的力量。如今贤良之人尊重贤能、喜好功业和道术，因此向上得到王公大人的奖赏，向下得到万民的称誉，于是在天下获得显赫的声誉和美好的名声；难道也能认为这是他的命吗？也应当认为这是他的力量。然而如今宣扬有命的人，是不知道从前三代的圣贤善人吗？还是不知道从前三代的暴虐无能之人吗？如果按照这种说法来考察，那么他们一定不是从前三代的圣贤善人，而必然是暴虐无能之人。然而如今把命说成存在的人所说的，正是从前三代的暴君桀、纣、幽、厉：他们贵为天子，富有天下，却不能节制耳目的欲望，放纵心意的偏邪；对外驱驰田猎、射猎禽兽，对内沉溺于酒乐，不顾国家和百姓的政务，繁复地从事无用之事，暴虐违逆百姓，最终丧失宗庙。他们不说：“我疲弱无能，我听理政事不努力。”却一定说：“我的命本来就要使我失去国家。”即使从前三代疲弱无能的百姓，也同样如此。他们不能好好侍奉亲属和君长，十分厌恶恭敬俭约而喜好简便放纵，贪图饮食而懒于做事；衣食财物不足，因此自身陷入饥寒冻馁的忧患。他们不说：“我疲弱无能，我做事不努力。”却又说：“我的命本来就要使我穷困。”从前三代的伪诈百姓，也同样如此。

译从前暴君制造这种说法，贫困之人传播这种说法；这些都是使众人疑惑、迟钝、朴拙的东西，也是先代圣王所忧虑的，早已存在于前代。因此把它写在竹帛上，刻在金石上，雕刻在盘盂上，传给后世子孙。有人问：“有哪些书这样记载？”《禹之总德》中有这样的说法：“诚信而不显明，只依从天；百姓不愿意保守它。既然防备凶恶之心，上天就加给他罪罚。不慎重自己的德行，天命又怎会保佑他？”《仲虺之告》说：“我听说夏人向下界骄慢天命，上帝因此更加憎恶他，使他的军队丧亡。”他把没有说成有，所以叫作骄慢、欺罔；如果本来有而说有，难道能叫作欺罔吗？从前桀坚持有命之说而行事，汤作《仲虺之告》来非难他。《太誓》中的话，在《去发》中说：“唉，君子啊！上天有显明的德行，它的运行非常显著。鉴戒并不遥远，就在那位殷王身上。他说人有命，说恭敬没有用，说祭祀没有益处，说暴虐没有伤害。上帝不再常佑，九州因此灭亡；上帝不顺从他，就降下丧亡。只有我们周国承受了大帝之命。”从前纣坚持有命之说而行事，武王作《太誓》《去发》来非难他。为什么不再考察商、周、虞、夏的记载呢？从《十简》篇往上查考，也都没有有命之说，那还要怎样呢？因此墨子说：如今天下君子撰写文献、发表言论，并不是只想劳累自己的舌头、使嘴唇得到利益；内心实际上是想为国家、城邑、乡里和万民制定刑罚政令。如今王公大人之所以早早上朝、晚晚退朝，审理案件、治理政事，整天平均分配事务而不敢停息懈怠，为什么呢？回答说：他们认为努力就一定能治理，不努力就一定会混乱；努力就一定能安定，不努力就一定会危险，所以不敢停息疲倦。如今卿大夫之所以竭尽四肢的力量，发挥思虑的智慧，对内治理官府，对外收取关市、山林、泽梁的利益，使官府充实而不敢停息懈怠，为什么呢？回答说：他们认为努力就一定尊贵，不努力就一定卑贱；努力就一定荣耀，不努力就一定受辱，所以不敢停息疲倦。如今农夫之所以早出晚归，努力耕种栽培，多聚集粟米而不敢停息疲倦，为什么呢？回答说：他们认为努力就一定富裕，不努力就一定贫穷；努力就一定吃饱，不努力就一定挨饿，所以不敢停息疲倦。如今妇女之所以早起晚睡，努力纺绩织作，多治理麻、丝、葛、绪，织成捆布和縿，而不敢停息疲倦，为什么呢？回答说：她们认为努力就一定富裕，不努力就一定贫穷；努力就一定温暖，不努力就一定寒冷，所以不敢懈怠疲倦。如今如果王公大人真相信有命而照着实行，那么他们一定会停止审理案件、治理政事；卿大夫一定会停止治理官府；农夫一定会停止耕种栽培；妇女一定会懈怠于纺绩织作。王公大人停止审理案件、治理政事，卿大夫停止治理官府，我认为天下必然混乱。农夫停止耕种栽培，妇女停止纺绩织作，我认为天下用于衣食的财物必然不足。如果这样来治理天下，对上用来侍奉天鬼，天鬼不会接受；对下用来供养百姓，百姓得不到利益，必然离散而无法使用。因此，入内守卫就不坚固，出外征讨就不能取胜。即使从前三代的暴君桀、纣、幽、厉之所以使国家败坏、社稷倾覆，也正是这个原因。因此墨子说：如今天下的士君子，内心确实希望求得兴起天下的利益、除去天下的祸害，就应当这样说有命之说：“命，是暴君制造出来的，是穷困之人传播出来的，不是仁人的言论。”如今行仁义的人，不可不考察并努力非难这一点。《非儒上》第三十八篇，篇文有缺。《非儒下》第三十九篇。儒者说：“亲爱亲属有不同的方法，尊重贤者有不同的等级。”这是说亲疏、尊卑各有差别。他们的礼制说：父母去世服丧三年，嫡长子服丧三年，伯父、叔父、兄弟、庶子服丧，亲族服丧五个月。如果按照亲疏来确定服丧年限，那么亲近的服丧时间多，疏远的服丧时间少；这样妻子、嫡长子就与父母相同了。如果按照尊卑来确定服丧年限，那么就是把妻子、儿子看得与父母同等尊贵，却亲近伯父、宗族兄长而贬低儿子。这种颠倒还有什么比它更严重的呢？他们的亲人死了，就排列门户不让人进入，登上屋顶窥视井中，挑开鼠洞，探查洗涤器物，到处寻找死者。如果认为死者实际还在那里，那就太愚蠢了；如果明知死者已经不在却仍然这样寻找，虚伪也太严重了。娶妻时亲自迎接，只恭敬畏惧地像仆人一样，手执缰绳、递上绥带，如同仰视严厉的父母。婚礼上的威仪，好像承奉祭祀一样。这样颠倒上下关系，悖逆父母；下位的妻子、儿子反而侵凌上位者。这样侍奉父母，可以说是孝吗？传授这种说法的人说，迎娶妻子，是因为妻子负责奉行祭祀，儿子将来要守护宗庙，所以看重她。回答说：这是欺骗性的说法。宗族兄长守护先祖宗庙数十年，死后为他服丧；兄长的弟弟之妻仍然奉行先祖的祭祀，并没有因此中断。那么为妻子、儿子服丧三年，就一定不是因为要守护、奉行祭祀。有人忧念妻子、儿子，极力增加服丧礼制，说这是为了尊重亲属。为了把本来应当轻的关系加厚，却把本来应当重的关系减轻，难道不是大奸吗？有人强行坚持有命之说来发表议论：“长寿、夭折、贫穷、富裕，安定、危险、治理、混乱，本来都有天命，不可增减。穷困和显达、赏赐和惩罚、幸运和不幸都有定数，人的知识和力量无法改变。”群吏相信它，就会停止履行职务；平民相信它，就会停止从事生产。不治理就会混乱，农事迟缓就会贫穷；贫穷和政事混乱，是国家败坏的根本。然而儒者却把这种说法当作道术教化，这是轻贱天下人的做法。而且，他们繁琐地装饰礼乐来放纵人，长久举行虚伪的丧礼来欺骗亲属，树立命说使贫困者懈怠，却把安逸闲居看得很高；背弃根本、抛弃事务，以安逸休息为好。他们贪图饮食，懒于劳作，陷入饥寒，危险地面对冻馁，却没有办法摆脱这种处境。这是在苦害人的精神：亲近一只老鼠而藏起来，却像看待纸羊一样，假装振作而起。君子嘲笑他们，他们发怒说：“散漫之人，哪里懂得贤良儒者！”夏天乞求麦、禾，五谷收成以后，大规模丧礼随之而来，子孙都跟随参加；能够厌足饮食，办完几场丧事，就算达到目的了。他们借着别人家的丧事来取得利益，把依靠别人田野里的收成当作尊贵；富人家有丧事，他们就非常高兴，说：“这是衣食的来源。” 儒者说：“君子一定要穿古代的服饰，然后才是仁人。”回答说：“所谓古代的服饰，当时也都曾经是新的；古人穿它，就成为君子了吗？那么一定要仿效的就不是君子的服饰。说的不是君子的话，然后才是仁人吗？” 儒者又说：“君子只遵循旧制而不创作。”回答说：古代羿制造弓，仔制造铠甲，奚仲制造车，巧垂制造舟。那么如今的鲍、函、车、匠都是君子，而羿、仔、奚仲、巧垂反而都是小人吗？况且他们所遵循的东西，必定有人曾经创作过；那么他们所遵循的都属于小人之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