尚贤上第八
凡此五者,圣人之所俭节也,小人之所淫佚也。俭节则昌,淫佚则亡。此五者不可不节,夫妇节而天地和,风雨节而五谷熟,衣服节而肌肤和。三辩第七程繁问於子墨子日#32:圣王不为乐。昔诸侯倦於听治,息於锺鼓之乐;士大夫倦於听治,息於竿瑟之乐;农夫春耕夏耘,秋歙冬藏,息於聆缶之乐。今夫子日圣王不为乐,此譬之犹马驾而不税,弓张而不弛,无乃非有血气者之所不能至邪?子墨子日:昔者尧舜有《第期》者,且以为礼,且以为乐。汤放桀於大水,环天下自立以为王,事成功立,无大后患,自作乐,命曰《九招》#33。武王胜殷杀纣,环天下自立以为王,事成功立,无大后患,因先王之乐,又自作乐,命曰《象》。周成王因先生之乐#34,命日《绉虞》。周成王之治天下也,不若武王。武王之治天下也,不若成汤。成汤之治天下也,不若尧舜。故其乐逾繁者,其治逾寡。自此观之,乐非所以治天下也。程繁日:子日圣王无乐,此亦乐已,若之何其谓圣王无乐也?子墨子曰:圣王之命也多寡之。食之利也,以知饥而食之者,智也,因为无知矣。今圣有乐而少,此亦无也。墨子卷之一竟#1《闲诂》本『源』字下据王念孙说补『之水』二字。《校注》本据正德本改『源』为『原』,『原一下据《初学记》第六补『之流』二字。#2《闲诂》、《校注》二本『埔』字皆作『块』。《校注》称,《道藏》本作『埔』,形微鸪。#3《闲诂》、《校注》二本『传』皆作『博』。#4《闲诂》、《校注》二本『博』皆作『博』。#5《闲诂》、《校注》二本『耗』皆作『耗』,《校注》日:『毕云:耗,旧从未,非。』#6『山』,一作『由』。#7《校注》『君』下依《治要》及《吕氏春秋》补『者』字,是也。#8『肚』,毕沅本作『肚』。#9『刁』,《闲诂》、《校注》皆改作『刀』。毕沅云:经传或作『盛貂』,此作『刀』者,『貂』省文。旧作『刁』,非。#10『园』,一本作『圆』。#11《闲诂》本、《校注》本据王念孙说或别本并删『而可仕』字。#12《校注》本『羊』上依毕沅等说增『牛』字。#13《闲诂》、《校注》二本皆依毕沅说『兼一下补『爱』字。#14『贼其』,《闲诂》、《校注》皆依他本校作『其贼』。#15『侍』,一本作『待』。#16王念孙校『待』作『持』,『反』作『交』。#17『五』,《校注》据正德本校作『三』。#18『饿』,一本作『饥』。#19『全』,《校注》依正德本改作『完』,近是。#20《校注》将《辞过》篇『役,修其城郭,则民劳而不伤;以其常正,收其租税,则民费而不病。民所苦者,非此也。苦於厚作敛於百姓』四十字移於『极』字下。#21『椁』,《校注》依正德本作『柠』。毕沅云:旧作『椁』,俗写。#22《闲诂》、《校注》二本『费』上依正德本,《治要》补『凡』字。#23『赈』字,《闲诂》、《校注》依《治要》改作『振弋#24此四十字《闲诂》本删,《校注》本移於《七患》篇。#25『且一下《闲诂》、《校注》皆依毕沅、王念孙之说补『暖,夏则烯络之中,足以为轻且』十二字。#26『衣之』《闲诂》、《校注》依俞抛校作『之衣』。#27『是以』《闲诂》、《校注》皆作『足以』,是也。#28『馁』,《校注》依他本改作『馁』。毕沅云:『馁』,当为『馁』。《说文》云:『矮,饥也。』#29『欲』上《闲诂》、《校注》二本依毕沅说补『虽』字。#30『止』,《闲诂》、《校注》依毕沅据他本改作『上』。#31《闲诂》、《校注》依王念孙据《治要》重『奸裹』二字。#32『日』下《闲诂》、《校注》依王念孙说补『夫子日』三字。#33『自作乐,命日《九招》』,《闲诂》、《校注》依毕沅说补为『又自作乐,命日《护》,又修《九招》。』#34『乐』下《闲诂》、《校注》依王念孙校增『又自作乐』四字,是也。墨子卷之二尚贤上第八子墨子言曰:古者主公大人为政於国家者,皆欲国家之富,人民之众,刑政之治。然而不得富而得贫,不得众而得寡,不得治而得乱,则是本失其所欲,得其所恶,是其故何也?子墨子言曰:是在王公大人为政於国家者,不能以尚贤事能为政也。是故国有贤良之士众,则国家之治厚,贤良之士寡,则国家之治薄。故大人之务,将在於众贤而已。曰:然则众贤之卫将奈何哉?
译以上五件事,是圣人所节俭节制的,也是小人所放纵逸乐的。节俭节制就昌盛,放纵逸乐就灭亡。这五件事不能不节制:夫妇有节制,天地就调和;风雨有节制,五谷就成熟;衣服有节制,肌肤就调和。三辩第七 程繁问墨子说:圣王不制作音乐。从前诸侯疲倦于听政,就在钟鼓音乐中休息;士大夫疲倦于听政,就在竿瑟音乐中休息;农夫春天耕种、夏天除草、秋天收获、冬天收藏,也在敲击瓦缶的音乐中休息。如今先生说圣王不制作音乐,这就好比马驾车却不卸车,弓拉开却不放松,恐怕不是有血气的人所能做到的吧?墨子说:从前尧、舜有《第期》,既把它用作礼,也把它用作音乐。商汤把桀放逐到大水边,平定天下,自立为王;事情成功、王业建立,又没有大的后患,于是自己制作音乐,命名为《九招》。武王战胜殷、杀死纣,平定天下,自立为王;事情成功、王业建立,又没有大的后患,于是沿用先王的音乐,又自己制作音乐,命名为《象》。周成王沿用先王的音乐,命名为《绉虞》。周成王治理天下,不如武王;武王治理天下,不如成汤;成汤治理天下,不如尧、舜。所以音乐越繁多,治理就越少。由此看来,音乐不是用来治理天下的。程繁说:先生说圣王没有音乐,这也已经是音乐了,那为什么还说圣王没有音乐呢?墨子说:圣王对音乐的规定,是使它有多有少。饮食有益于人,因为知道饥饿才进食,这本来是明智的;如果因此而不知节制,就变成无知了。如今圣王有音乐但很少,这也可以说是没有音乐。《墨子》第一卷完 《闲诂》本在“源”字下根据王念孙的说法补入“之水”二字。《校注》本根据正德本把“源”改作“原”;“原”字下又根据《初学记》第六补入“之流”二字。《闲诂》《校注》二本的“埔”字都作“块”。《校注》说,《道藏》本作“埔”,只是字形略有差异。《闲诂》《校注》二本的“传”都作“博”。《闲诂》《校注》二本的“博”都作“博”。《闲诂》《校注》二本的“耗”都作“耗”。《校注》说:“毕沅说:‘耗,旧本从未,错误。’” “山”字,另一本作“由”。《校注》在“君”字下根据《治要》和《吕氏春秋》补入“者”字,这是正确的。“肚”字,毕沅本作“肚”。“刁”字,《闲诂》《校注》都改作“刀”。毕沅说:经传有的写作“盛貂”,这里作“刀”,是“貂”的省写。旧本作“刁”,错误。“园”字,另一本作“圆”。《闲诂》本、《校注》本根据王念孙的说法,或依据其他版本,都删去了“而可仕”三字。《校注》本根据毕沅等人的说法,在“羊”字上增补“牛”字。《闲诂》《校注》二本都根据毕沅的说法,在“兼一”下补入“爱”字。“贼其”二字,《闲诂》《校注》都依据其他版本校改为“其贼”。“侍”字,另一本作“待”。王念孙校改:“待”作“持”,“反”作“交”。“五”字,《校注》根据正德本校改为“三”。“饿”字,另一本作“饥”。“全”字,《校注》依据正德本改作“完”,比较接近原意。《校注》把《辞过》篇中“役,修其城郭,则民劳而不伤;以其常正,收其租税,则民费而不病。民所苦者,非此也。苦於厚作敛於百姓”四十字,移到了“极”字下面。“椁”字,《校注》依据正德本作“柠”。毕沅说:旧本作“椁”,是俗写。《闲诂》《校注》二本根据正德本,并依《治要》,在“费”字上补入“凡”字。“赈”字,《闲诂》《校注》依据《治要》改作“振弋”。这四十字,《闲诂》本删去,《校注》本移到了《七患》篇。“且一”以下,《闲诂》《校注》都根据毕沅、王念孙的说法,补入“暖,夏则烯络之中,足以为轻且”十二字。“衣之”二字,《闲诂》《校注》根据俞樾的校订作“之衣”。“是以”二字,《闲诂》《校注》都作“足以”,这是正确的。“馁”字,《校注》根据其他版本改作“馁”。毕沅说:“‘馁’应当作‘馁’。《说文》说:‘馁,饥饿。’” “欲”字上面,《闲诂》《校注》二本根据毕沅的说法补入“虽”字。“止”字,《闲诂》《校注》依据毕沅并根据其他版本改作“足”。《闲诂》《校注》根据王念孙并依据《治要》,把“奸裹”二字重出。“日”字下,《闲诂》《校注》根据王念孙的说法补入“夫子日”三字。“自作乐,命日《九招》”,《闲诂》《校注》根据毕沅的说法补作“又自作乐,命曰《护》,又修《九招》”。“乐”字下,《闲诂》《校注》根据王念孙校订增入“又自作乐”四字,这是正确的。《墨子》第二卷 尚贤上第八 墨子说:古代主持公事、治理国家的王公大人,都希望国家富足、人民众多、刑罚政事安治。然而他们没有得到富足反而得到贫穷,没有得到人口众多反而得到人口减少,没有得到安治反而得到混乱;这就是从根本上失去了自己所希望的,得到了自己所厌恶的。这究竟是什么原因呢?墨子说:这是因为治理国家的王公大人,不能以尊尚贤者、任用能人来施政。因此,国家贤良之士多,国家的治理就深厚;贤良之士少,国家的治理就薄弱。所以大人的事务,关键就在于使贤者众多。有人问:既然如此,使贤者众多的方法将怎么办呢?
子墨子言曰:譬若欲众其国之善射御之士者,必将富之贵之,敬之誉之,然后国之善射御之士将可得而众也。况又有贤良之士,厚乎德行,辩乎言谈,博乎道卫者乎?此固国家之珍,而社稷之佐也。亦必且富之贵之,敬之誉之,然后国之良士亦将可得而众也。是故,古者圣王之为政,言曰:不义不富,不义不贵,不义不亲,不义不近。是以国之富贵人闻之,皆退而谋曰:始我所恃者,富贵也。今上举义不辟贫贱,然则我不可不为义。亲者闻之,亦退而谋曰:始我所恃者,亲也。今上举义不辟亲疏,然则我不可不为义。近者闻之,亦退而谋曰:始我所侍者,近也。今上举义不辟近#1;然则我不可不为义。远者闻之,亦退而谋曰:我始以远为无恃,今上举义不辟远,然则我不可不为义。逮至远鄙郊外之臣,门庭庶子、国中之众、四鄙之萌人,闻之皆竞为义。是其故何也?曰:上之所以使下者,一物也;下之所以事上者,一卫也。譬之异#2者,有高墙深宫,墙立既谨,上为凿一门。有盗人入,阖其自入而求之,盗其无自出。是其故何也?则上得要也。故,古者圣王之为政,列德而尚贤,虽在农与工肆之人,有能则举之,高予之爵,重予之禄,任之以事,断予之令,曰:爵位不高则民弗敬,蓄禄不厚则民不信、政令不断则民不畏。举三者授之觉者,非为贤赐也,欲其事之成。故当是时,以德就列,以官服事,以劳殿赏,量功而分禄。故官无常贵,而民无终贱,有能则举之,无能则下之。举公义,辟私怨,此若言之谓也。故,古者尧举舜於服泽之阳,授之政,天下平。禹举益於阴方之中,授之政,九州成。汤举伊尹於庖厨之中,授之政,其谋得。文王举闳夭、泰颠於置罔之中,授之政,西土服。故当是时,虽在於厚禄尊位之臣,莫不敬惧而施,虽在农与工肆之人,莫不竞劝而尚意。故,士者,所以为辅相承嗣也。故得士则谋不困,体不劳,名立而功业彰,而恶不生#3,则由得士也。是故子墨子言曰:得意,贤士不可不举;不得意,贤士不可不举。尚欲祖述尧舜禹汤之道,将不可不以尚贤。夫尚贤者,政之本也。尚贤中第九子墨子言曰:今王公大人之君人民、主社稷、治国家,欲修保而勿失,故不察尚贤为政之本也。何以知尚贤之为政本也?曰:自贵且智者为政乎愚且贱者则治,自愚且贱者为政乎贵且智者则乱,是以知尚贤之为政本也。故古者圣王甚尊尚贤而任使能,不党父兄,不偏贵富,不璧颜色。贤者举而上之,富而贵之,以为官长。不肖者抑而废之,贫而贱之,以为徒役。是以民皆劝其赏,畏其罚,相率而为贤者。以贤者众而不肖者寡,此谓进贤。然后圣人听其言,边其行,察其所能而慎予官,此谓事能。故可使治国者,使治国;可使长官者,使长官;可使治邑者,使治邑。凡所使治国家、官府、邑里,此皆国之贤者也。贤者之治国者,也蚤朝晏退,听狱治政,’是以国家治而刑法正。贤者之长官也,夜寝夙兴,收敛关市、山林、泽梁之利,以实官府,是以官府实而财不散。贤者之治邑也,蚤出莫入,耕稼树艺,聚菽粟,是以菽粟多而民足乎食。故国家治则刑法正,官府实则万民富。上有以絮为酒醴乐盛,以祭祀天鬼。外有以为皮币,与四邻诸侯交接。内有以食饥息劳,将养其万民,外有以怀天下之贤人。是故上者天鬼富之,外者诸侯与之,内者万民亲之,贤人归之。以此谋事则得,举事则成,入守则固,出诛则强。故唯昔三代圣王尧舜禹汤文武之所以王天下、正诸侯者,此亦其法已。既曰若法,未知所以行之术,则事犹若未成。是以必为置三本。何谓三本?日:爵位不高则民不敬矣,蓄禄不厚则民不信也,政令不断则民不畏也。故古圣王高予之爵,重予之禄,任之以事,断予之令。夫岂为其臣赐哉,欲其事之成也。《诗》曰:告女忧恤,诲女予#4郁;孰能执热,鲜不用濯?则此语古者国君诸侯之不可以不执善承嗣辅佐也,譬之犹执热之有濯也,将休其手焉。古者圣王唯毋得贤人而使之,般爵以贵之,裂地以封之,终身不厌。贤人唯毋得明君而事之,竭四肢之力,以任君之事,终身不倦。若有美善,则归之上。是以美善在上,而所怨谤在下,宁乐在君,忧戚在臣。故古者圣王之为政若此。
译墨子说:譬如想使本国善于射箭驾车的人增多,就一定要使他们富足、使他们显贵,敬重他们、称誉他们,然后本国善于射箭驾车的人就会增多。何况贤良之士,德行深厚,善于言谈,广泛通晓道术呢?这些人本来就是国家的珍宝、社稷的辅佐,也一定要使他们富足、使他们显贵,敬重他们、称誉他们,然后国家的贤良之士也会增多。所以古代圣王施政时说:不合义的人不使他富足,不合义的人不使他显贵,不合义的人不使他亲近,不合义的人不使他接近权力。因此,国内富贵的人听到这话,都退下谋划说:起初我所倚仗的是富贵;如今君上推举合义的人,不回避贫贱者,那么我不能不行义。亲近君主的人听到这话,也退下谋划说:起初我所倚仗的是亲近;如今君上推举合义的人,不论亲疏,那么我不能不行义。近臣听到这话,也退下谋划说:起初我所倚仗的是接近君主;如今君上推举合义的人,不论远近,那么我不能不行义。远方的人听到这话,也退下谋划说:我起初以为身处远方没有可凭借的;如今君上推举合义的人,不回避远方,那么我不能不行义。直到远方边鄙、郊外的臣民,门庭中的庶子、国都中的民众、四境的百姓,听到这话都争相行义。这是什么原因呢?回答说:君上用来役使臣下的,只有一种原则;臣下用来事奉君上的,也只有一种方法。譬如筑起高墙、建造深宫,墙垣严密后,君上在上面凿开一扇门。如果有盗贼进入,就关闭他进入的门而搜捕他,使盗贼没有出去的道路。这是什么原因呢?就是君上掌握了要领。所以古代圣王施政,排列德行而尊尚贤者,即使是农夫和工匠中的人,只要有才能就提拔他,给他很高的爵位,给他优厚的俸禄,把事务交给他,授予他决断政令的权力,说:爵位不高,百姓就不敬重;俸禄不厚,百姓就不信服;政令不果断,百姓就不畏惧。授予贤者这三项,不是为了赏赐贤者,而是希望他的事务能够成功。所以当时,凭德行取得位次,凭官职承担事务,凭功劳决定赏赐,衡量功劳分配俸禄。因此官位没有永远尊贵的人,百姓也没有永远卑贱的人;有才能就提拔,无能就降下。推举公义,排除私怨,说的就是这种道理。所以古代尧在服泽的北边提拔舜,把政事交给他,天下于是太平;禹在阴方之中提拔益,把政事交给他,九州于是治理完成;商汤在厨师中提拔伊尹,把政事交给他,他的谋略得以施展;文王在捕猎设网的人中提拔闳夭、泰颠,把政事交给他们,西方土地于是归服。所以当时,即使是享有厚禄、尊贵职位的臣子,也没有不敬畏而努力施行的;即使是农夫和工匠中的人,也没有不争相勤勉而崇尚义理的。所以,士是用来担任辅相、承继事业的人。得到士,谋略就不会困窘,身体就不会劳苦,名声树立而功业显著,恶事也不会发生;这些都是由于得到贤士。所以墨子说:得志时,贤士不可不提拔;不得志时,贤士也不可不提拔。想要继承尧、舜、禹、汤的道路,就不能不实行尚贤。尚贤,是施政的根本。尚贤中第九 墨子说:如今王公大人统治人民、主持社稷、治理国家,希望国家得到修治、保持安定而不失去,所以不考察尚贤是施政的根本。怎么知道尚贤是施政的根本呢?回答说:由尊贵而且聪明的人治理愚昧而且卑贱的人,国家就安治;由愚昧而且卑贱的人治理尊贵而且聪明的人,国家就混乱。因此知道尚贤是施政的根本。所以古代圣王非常尊重贤者,崇尚贤者,任用能人;不偏袒父兄,不偏爱富贵,不以容貌取人。贤者就提拔而使其居上,使其富足而显贵,任命为官长;不肖者就压抑而废弃,使其贫穷而卑贱,役使为徒役。因此百姓都因希望得到赏赐而勤勉,因畏惧刑罚而警戒,相互带动去做贤者。贤者多而不肖者少,这叫作进贤。然后圣人听取他们的言论,考察他们的行为,观察他们的才能,慎重地授予官职,这叫作任用能人。因此可以让他治理国家的,就让他治理国家;可以让他担任长官的,就让他担任长官;可以让他治理邑的,就让他治理邑。凡是让他们治理国家、官府、邑里的,都是国家的贤者。贤者治理国家时,早早上朝,晚晚退朝,审理诉讼,治理政事,所以国家安治而刑法公正。贤者担任长官时,晚睡早起,收取关市、山林、湖泽和桥梁的收益,用来充实官府,所以官府充实而财物不散失。贤者治理邑时,早出晚归,耕种、栽培、聚集豆类和粟米,所以豆粟充足而百姓不缺食物。因此国家安治,刑法就公正;官府充实,万民就富足。上面有财物用来酿酒、举行盛大宴乐、祭祀天和鬼神;对外有财物制作皮币,用来同四邻诸侯交往;对内有食物供饥饿者食用、使劳苦者休息,养育万民;对外有办法怀柔天下的贤人。因此,对上,天鬼使他富足;对外,诸侯给予他帮助;对内,万民亲近他;贤人归附他。用这种方法谋划事务就会成功,发动事业就会完成,入内防守就坚固,出外征讨就强盛。这就是过去三代圣王尧、舜、禹、汤、文、武能够称王天下、使诸侯归正的法则。既然已经说明了这种法则,如果还不知道实行它的方法,那么事情仍然像没有完成一样。因此一定要设置三项根本原则。什么叫三项根本原则?回答说:爵位不高,百姓就不敬重;俸禄不厚,百姓就不信服;政令不果断,百姓就不畏惧。所以古代圣王给他很高的爵位,给他优厚的俸禄,把事务交给他,授予他决断政令的权力。难道是为了赏赐臣下吗?是希望他的事务能够成功。《诗》说:告诉你忧患,教导你给予爵禄;谁能拿着热东西,少有不用水洗濯的?这说明古代国君和诸侯不能不任用善于承继事业、辅佐自己的人,就好比拿着热东西必须用水洗濯,可以让手得到休息。古代圣王只要得到贤人并任用他们,就分给他们爵位使其尊贵,割地封给他们,终身都不厌倦。贤人只要遇到贤明的君主并侍奉他,就竭尽四肢的力量来承担君主的事务,终身不感疲倦。如果有美善之事,就归功于君上。因此美善归于君上,怨恨诽谤归于臣下;安乐在君主,忧愁在臣下。古代圣王施政就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