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全集卷六　　　　　宋　张方平　撰

译《政体论》我曾经读《汉书》，读到鼂错的事迹时，总认为鼂错的谋略宏大深远，通达权变和义理，有辅佐君主、治理天下的志向，却被奸邪谗佞之徒污蔑杀害；史官不能褒扬阐发他的忠心，反而又用改变古制、变更常法的话讥刺他。我私下对此愤懑不平，反复考察鼂错的言论，他所辨析议论的事情，都是国家的危机和治乱的根本，目的是谋求安定、建立治理，无不符合成就霸王事业的法则，不能不纠正司马迁错误的讥评。现在试着论述如下：古制难道不可以改变吗？如果不可以，那么夏、商、周三代就没有革除弊病、挽救过失的道理，而汉朝所采用的法制也应当沿袭亡秦旧法。忠厚恭谨有所不同，崇尚质朴和文饰也有差别；礼制不能相互完全承袭，音乐也不能一味沿用，这难道反而成了三代之君的罪过吗？以宽大政策革除苛刻残酷，难道也是汉高祖的过错吗？况且从文帝、景帝时代回头看汉初政治，沿袭和改革已经很多，难道都是鼂错先行改变的吗？考察司马迁的意思，他认为遇到倾覆却不扶持，遇到危险却不挽救，把兴亡归于天命，把成败推给气数，闭口不言、随波沉浮以保全自身，才算明智。这正是孔子深深鄙弃的态度，认为这种人不过是“何必用那个人作卿相”，只能做一个具备职位而无所作为的臣子。所以评论者说司马迁的是非判断违背圣人，这确实如此。更何况这样会使后人只图苟且、厌恶建立功业，重视因循、害怕改革，挫伤有志之人的锐气，制造毫无功用的言辞，这对于教化和义理，岂不是损害很大吗？我曾经这样议论：治理国家的道路，有一定的制度，也有权宜的变通；制度是根本，权宜是形势。用礼来节制，用信用来推行，用刑罚来整齐，用义理来决断，这是不可改变的法则。因此制定制度时，长的就使它有所约束，短的就加以伸展，过重的就减损，过轻的就增益，这是不能固定不变的道理。因此运用权宜时，那些不可改变的原则，不能因为危急仓促就改变；那些不可拘泥常规的措施，也不能因为安宁太平就怠慢。根本端正，即使危险也终将安定；形势倾覆，即使一时治理也终将混乱。然而人的普遍情感是遇到危险便思求安定，处于治平便预防混乱；要均衡这两方面而处置权宜之策非常困难，不是通达才识、明白义理、能够适应时势而知变的人，谁能参与其中呢？《易经》说：变通就能通达，通达就能长久。所以乐而不乱、反复而不厌倦，才叫作道。事情久远必然产生弊病，法令长久必然衰败；考察它们最初制定时，各有当时的筹划，后来时代迁移、风俗改变，表面虽仍存在，实际道理却不相同。圣人掌握权宜，为什么不立即回头改革，使天下人的见闻常常更新，使各种事务的根源必然端正？制定法令、垂示制度，难道不在君主吗？说话成为典范，行动成为法度，只要不违背大义，为什么一定要全盘取法旧章？商代中宗严肃恭敬、谨慎畏惧天命，自己衡量如何治理百姓，恭敬戒惧，不敢荒废安逸；周宣王积极求取贤臣，忧劳勤勉而谨慎戒惧，以振兴断绝的事业，嘉美安定各邦，同时建立中兴功业。他难道全都照搬商汤、周武王的旧迹吗？汉孝武帝选拔俊杰，文治才艺兴盛；振兴武功，显耀雄才大略，成为汉代盛世君主。他难道又全部践行文帝、景帝的旧教吗？事情只要有利于时俗，难道还怕解开旧弦而重新调整？政令只要违背时势，为什么固守成规、像守株待兔那样停滞不前？所以，不懂得通达权变、推求变化的道理，却被拘泥常规、因循旧法的言论牵制，便是拘守成见的腐儒，只会按字面、泥风俗，使治理之道凝滞闭塞。这正是圣明智慧之人一向忧虑的事。我斗胆旁取世间事务，只把其中像小弊病的列举出来，用来稍稍补益万分之一。建立政治的根本在于使命令得到信守 我听说，控制天下各种行动，关键在于统一；整齐天下众人，关键在于信用。君王的话就是命令，百官承受法式，百姓服从治理。发布命令越困难，越要谨慎，唯有不断更新自己的德行。天下极其广大，百姓极其众多，民心变化极快，各种事务极其繁杂；要统摄它们必须有根本，要防范它们必须有主导，使众多而不迷惑，繁杂而不混乱，除了信用还能凭什么使它们统一？所以说：德行专一，行动没有不吉利的；德行二三其心，行动没有不凶险的。上天有什么言语吗？四时照常运行，万物照常生长，只是因为它始终守信罢了。因此君王居于上位来制约下属，居于中央来谋划大事，思虑周善而后行动，不合礼的事不说。行动可以成为法则，法则必须能够继承；言语可以施行，施行必须能够反复验证。赏罚、政令、纪律和条理，都要在每件事上预先准备好；没有信用，凭什么完成它们？傅说说：“言语会招来羞辱”，意思是教令轻率发布，便会招来混乱。帝舜说：“言语可以产生善，也可以兴起战争”，是说君王的话，关系着天下的善恶。因此凡是身居上位的人，从一句话到一句话，没有不戒慎的；一举一动、一静一动，没有不敬畏的。何况制定法制并布告四方这样重大的事情呢？《尚书》说：“谨慎发布你的命令，命令发出就只许实行，不许反悔。” 所以命令是国家的纲纪，是政治的堤防。纲纪一旦松弛，所有纲目就会随之解散；堤防一旦倾毁，横流便无法控制。因此命令必可信守，上位者才能端正，下属才能安于职事；命令不可信守，官吏就会轻侮法令，百姓就会轻慢禁令。弊病虽在安静初期尚未显露，灾害必将在紧急忧患之时扩大。普通百姓如果没有信用，众人必然抛弃他；士人没有信用，朋友必然疏远他；卿大夫没有信用，家族必然败亡；君王失去信用，天下必然危险。所以人可以舍弃食物，却不能没有信用；三军可以失去统帅，却不能没有信用；信用是治理国家的根本，是施政的常道，信用最为重要。近来我看到朝廷诏令，有的刚发布不久就改动，有的过了很久便自行废弃。官吏轻视它们，奉行便不坚定；百姓忽略它们，苟且怠慢而多有违犯。从大体上衡量，这是损害政治最深的事情。大概国家急于求得治理，急于听取意见，一人倡议便立即实行，一人阻止便立即停止；根本和枝节因此互相抵牾，前后也彼此矛盾，使百姓无所适从，并且常常触犯有司。我恭敬地希望从今以后，凡是群臣提出创立新事、整治旧事、涉及重大政务的建议，必须集体议论后才实行。对于下属提出的各种意见，必须确定下来而不轻易改变；略去细碎末节，简化烦琐芜杂的规定；不要用巧辩的言语扰乱旧有经制，不要以小的忠诚损害大的德行。没有根据的话不要听，没有经过询问的谋划不要采用，使万姓都说：“君王的话多么伟大！”又说：“君王的心志是多么专一！”这样民心自然协和于中，四方受到风动感化，谁还敢再轻慢？谁会不喜悦、不服从？唉！不思虑，怎么会有收获？不去做，怎么会成功？谨慎对待开始，谋划好结局。只有圣明的君主，国家才会永远获得福善。治理政治的要领在于广开言路

译我听说，趋利避害、离开危险谋求安定，是世人的共同情感；舍弃自身、顺从时势，忘却家庭、保全国家，却是人们难以做到的事情。因此从容享受安逸、留恋富贵、沉溺于情欲快乐的人，天下到处都是；为忠义而感奋、重视名节、处在艰难事务中的人，却世所罕见。明智的君主、兴盛的君王深知这个道理，所以敞开心怀接纳意见，勤勉用心率先激励，无论什么话都接受，择取善言而听从。奇策远谋，必定加以酬赏；即使冒犯容颜、违背心意，也委曲宽容。愚昧浅陋的人本来就在宽恕之中，疏远放诞的人也姑且置于法度之外。像镜子照物一样，使众人都能尽情表达；像秤衡一样平正，对任何事物都没有偏差。汇集群体的智慧作为自己的智慧，凭借众人的心意作为自己的心意，通晓真情和虚伪，分辨邪正，那么君临天下的道理就全具备了。伊尹说：“一个平民男女不能尽情表达意见，君主就无法和他们共同成就功业。”盘庚说：“不敢隐藏小民所提出的规劝。”这就是向樵夫询问，意见下达至平民贱民。何况士人百姓呢？何况卿大夫呢？我听说：屋顶漏水，下面的人最先知道；政事有缺失，必须访求旁人的议论。《诗经》说：“那两个国家，政治不得成功；正因为这样，四方诸国才来考察谋划。” 晋文公听取民众的歌谣，终于成就霸业；子产采纳乡校中的讥谤，最终建立良好政治。众人认为好的，我就实行；众人认为坏的，我就改正。政治因此没有瑕疵，事情因此合乎义理，这就是治国者的药石，也是施政者的准则。譬如平民治理一家事务，乡里人和同乡子弟看见他田地荒芜、家事不修，就勉励他专心事业、厚实生计，劝他努力做事、追求功利；看见他穿衣、服饰、器物不合礼制，起居出入没有时节，就告诫他节制欲望、谨守法度，周全自身、节省费用。平日便用孝悌和睦的美德勉励他，遇到缓急便向他表现救济周助、分担劳苦的情意，这一定是族人姻亲和相互爱护之人，心意在于使他家族厚实。若有人说话不合义理，游荡不合时宜，暗中诱导他的子弟使他们不遵循法度，离间挑拨他的仆妾使他们不亲近主人，这一定是平素曾有仇恨，或怀着奸心等待机会以谋取利益的人。那位一家之长将会喜欢谁呢？必然喜欢那些彼此厚待的人，认为他们有益于家庭；必然怨恨那些怀仇而谋利的人，认为他们会损害家庭。如今治理天下却不是这样：忠良而彼此厚待的人，反而被当作怨家；谗邪而从中谋利的人，反而受到喜爱。这样看来，竟还不如平民治理一家，能够审察利弊的正道。唉！历代昏君暴主不能进入道德之门，原因可以知道了，难道是因为他们的臣下有人从中取利吗？历代乱臣贼子不能站在忠孝的道路上，原因也可以知道了，难道是因为他们的君主有所招致吗？所以君臣之间的诚信不能充分实现，天下的祸患必然产生，这是事理的必然。我私下认为陛下具有刚健如天的德行，振奋而明断，奖拔孤高正直之士，听取并采纳下属的意见；像帝尧询问众人，大禹不自夸，成汤听谏而不违拗，周文王柔和美善、恭敬有德，兼有前代君王的道德，光辉照耀四方。小臣愚昧鄙陋，哪里足以认识圣德的广大？然而我曾经浏览史籍，颇知治乱的道理。看那些英明睿智的君主、忠贞正直的臣子，恭敬谨慎、互相咨询告诫，没有不因广泛采纳下情、周知众意而兴起治道和德行的。骄纵安逸的君主、奸邪逐利的臣下，阿谀奉承、顺从欲望、牵强附会、迎合心意，没有不因为阻塞压制忠直之言而逐渐衰败，直到危乱。所以我深切希望陛下发扬日月般的明察，没有幽暗隐蔽之处不被照见；扩大江海般的气度，没有涓滴细流不予接纳。不要因为秕糠稗草近于世俗便抛弃它们，也不要因为葑菲生长在低处便不予采摘。招来正直的言论，以扩大听取善言的德行。汉代魏相上书，要求取消尚书的副封，以防止信息闭塞，汉宣帝因此能够了解各种机要，成为汉代的明主。唐太宗亲自勤勉治理政事，善于听取意见，制定司门的法式说：“没有门籍而有论奏的人，都命令监门司马引见对答，不许阻碍。”又制定制度：大臣入朝议论政事时，总让谏官一同进入；如果回答和询问中有违背义理的地方，谏官便立即争辩。这是唐文宗达到太平的根本。我听说人的才能有通达和闭塞，见识有深浅。争辩而合乎义理，自然大有益处；争辩如果不恰当，也只需搁置不采纳。所以《春秋左氏传》说：“鲁文公违背祭祀次序，有三人离去；鲁定公顺从祭祀次序，有五人叛离。”所谓离去，是说三次进谏而不被听从，便按礼离开，这是进谏正确的；所谓叛离，是说进谏不合道义，离去也不合义理，这是进谏错误的。因此臣下议论政事，可能有正确和不正确之处，关键在于君主明察选择其中的善言，能够听从的就听从。若是打开忌讳的大门，截断正直进谏的道路，公开表现出蒙蔽拒绝的意图，以挫伤忠义之心，即使臣非常愚昧，私下也不赞同。恭敬希望陛下观察成汤、盘庚的良好法令，考察汉宣帝、唐文宗的善政制度，努力进用有志之士，时时听取近前面奏的意见，更加宽大，像上天覆佑万物一样，不自以为聪明，把视听寄托于四方远近，以沟通天下人的心志，完成天下的事务；那么七代祖宗的宗庙就能流传无穷，百姓的生活也都能共同享受福庆。姑息性的赏赐 我听说，名分和器物，是君主的重要权柄；有功必赏、有罪必罚，是国家的大法。因此按照德行授予爵位，衡量才干安排官位；计算功劳给予俸禄，衡量罪行议定刑罚，这是历代君王共同的制度。《二典》《三谟》《五诰》以及众多誓辞，《春秋》所体现的王道法则，《周官》六典的训诫，都说明了这一点。“功劳大就给厚赏”，道理完全相同。因此用车服表示功勋，是二帝褒奖德行的办法；把衣裳放在箱中，是商代礼遇贤人的办法。到了周代，古代常制全都保存下来。王畿以内的卿士、甸服以外的侯伯，都有九仪的命数，用来区别尊卑等级；又有八柄的法则，用来掌握授予和夺取的权力。至于优厚赏赐、分别颁赐的制度，大概是用来表达宴饮喜庆的深厚情意，并不是用来尊宠大臣的。过去周公辅佐成王，使天下达到太平；营建洛邑之后，在新都建立社坛。各国诸侯急速赶来朝见，召公想借大典显扬周公的功劳，于是出去取来束帛，进来以王命赐给周公，不过是一束帛罢了。由此可知，圣人崇尚德行、重视礼制，不滥用财货，只是用来教导天下恭敬节俭而已。到了王室衰微、天下混乱，战国纷争，兵祸交结，各国致力于互相吞并争胜，竞相制定赏赐制度来激励士卒效命。因此秦朝设置二十级武功爵，用来授予战士；齐国制定赐金的法令；

译魏国实行免除徭役赋税的制度，以斩获首级来换取首级，以享受苴茅之封；后来合纵连横，甚至取得封君爵位，竞相追求赏赐和利益，终于形成风俗。直到楚汉以来历代君王，各自乘着间隙和嫌隙，互相窥伺图谋；得到时称为英杰，失去时称为奸叛，无不以斧钺威胁，以车服冠冕宠用。这就像商贩买卖的办法、劫持人质诱骗掠夺的手段，难道是先王尊崇教化、褒奖功德、依据天命秩序制定礼制的本意吗？到了唐代，天宝年间幽陵发动叛乱，建中年间奉天受到逼迫，爵赏刑罚的制度已经穷尽。财赋不足以用来赏赐，便授予职官作为奖赏；职官也不足以补授，便设立检校、试授等名号。小吏、胥吏、舆夫、皂役，借用春坊、宪署的官秩；士卒、冗员和低级军官，僭越使用三公、八座的称号。常法荡然无存，官纪极为混乱。五代相互践踏，祸乱没有一定，彼此以抚慰姑息为事，务求加厚恩惠。奸臣骄将磨牙择肉，把国库看作自己的外府，把藩镇和名山大川视为别业。君主治理国家，如同燕子把巢筑在帷幕之上，本来就没有空闲铲除深固的弊病、建立宏远的规制。我恭敬地想到，我大宋汇集神明的天命而居于天极，筹划治理昏乱，削平乱局，广大覆盖天下内外，继承光明事业。所以历代相互践踏争斗，正是替我们驱除祸害。如果各种政事仍然因循不改，本来就应当以他们为鉴而改正。我私下看见，赏赐制度的错误、姑息迁就的旧规仍有保存，恐怕是朝廷等待议论的人所提出的。前代贤人的议论说得好：爵位和赏赐，是用来建立国家的道路；义理和权宜，是诱导人的方法；名声和利益，是诱导人的手段。名声接近虚名，但对于教化很重要；利益接近实际，但对于德行较轻。凡是裁定是非、建立法制，关键在于义理；至于参验虚实，衡量轻重，调节盈亏，使人能够不懈怠，关键在于权宜。只专门给予实际利益而不以虚名辅助，就会耗尽财物，物力不足；只专门给予虚名而没有实际利益相称，就会空泛荒诞，人心也不会趋附。因此国家的制度中，赏典、赏赐、财赋、俸禄，是用来裁定实际利益的；等级名号、品秩差别、章服，是用来装饰虚名的。载入甲令的秩禄，有职事官，有散官，有勋官，有爵号。那些主持政务而领取俸禄的人，是按才能排次、按贤德定位，这叫施予实际利益而寄寓于虚名之中。勋官、散官、爵位、名号，大体只关系到服色和资荫，用来驾驭崇贵之人、辨别功劳，这叫借助虚名来辅助实际利益。虚名和实际利益互相滋养，所以人们不会滥用；赏赐的轻重互相制约，所以国家不会失去权柄。那些胥吏、台舆、部曲、卒校，虽然手持简牍、拖着绶带，却没有尊贵显异的实际地位，只是借用虚名，没有总摄事务的权柄；犯罪不足以论赎，服徭役也不能因此得到免除。他们在下层处于无所损失、也无所得益的状态，对于国家却有损害名分、伤害义理的深重后果。因此减少上层的虚名，增加下层的实际利益，本来就是收拢权力、取得治理利益的大原则。孔子说：“一定要先正名吧！”难道只是名分不正而已吗？其中还有更重要的道理，请允许我详细说明。自从天下安定，四境不惊，百姓安居乐业，超过三十年，正是国家全盛、公私富足的时候，可是国库粮仓却缺乏连年积蓄，街巷中还有只能分食半菽的百姓，难道不是因为费用支出太广、所以征敛太重吗？由此看来，假如不幸偏远地区发生蜂蚁般的小扰乱，接连的州境遭遇水旱灾害，边境有建立功劳的军队，郡县有施行劳绩的人，那么虚名在无事之初就已经耗尽，实际利益到了有所作为之时又不足，临到危急才谋划，时机已经晚了。况且军队骄纵、将领懈怠，没有比现在更严重的；他们还没有竭尽力量抵御患难，却已经列入功臣之号；从来没有见过修筑亭障、出营垒的官员，却能使赏赐充满自己的私囊。按照治国之道制定法令，弊病尚且不能救治；如果连法令都没有，又靠什么来救治呢？如今正值艰难之时，可以说是乘着治理国家、制定法令的时机，正应当全部革除五代姑息养奸的弊端；然而虚实之术已经用尽，权宜与义理的制度尚未建立，这正是臣动辄感慨愤懑的原因。臣听说，众人的去留取舍，要看君主的心意；事情的轻重缓急，取决于国家的制度。重视它，众人就会仰慕；轻视它，人们就一定会怠慢。所以英明的君主治理国家，譬如手持秤锤和秤杆，难道不是为了权衡轻重吗？天下的事情，正是用来决定众人去留取舍的。谨慎爱惜它，它就显得重要；泛泛使用它，它就显得轻贱。如今虚名授予在人们手中，可以说是泛滥而轻贱的东西；授予它，既不认为是恩宠，罢免它，本来也不足以成为怨恨，可是却不加意谨慎珍惜，制定法令时不使它显得尊贵重视，不谋求把它作为辅助实际利益的手段来使用。孔子说：“百姓可以使他们遵循，却不能使他们明白其中的道理。”管子说：“使事情的端绪严密，上位者就会显得神明。”自古明君良臣讲论议定治国道理，没有不把权衡轻重、消长进退的办法用于政治的。如果死守一成不变的制度，不明白通达长久之变，错过时机、失去防备，事后只能徒然后悔，却把惊动众人视为忧患，把改变常法作为戒忌；像这样却想通达天下人的心志、成就天下的事务，臣实在不敢知道能否做到。恩赦与刑罚 臣听说，《洪范》所说的三种德行中，所谓平康、正直，是说用正直的德行来治理太平安康的时代。所谓正直，大概就是刚柔并用、威严与恩惠相互配合。只有刚强而没有柔和，就不是安抚怀柔的办法；只有恩惠而没有威严，就会形成姑息养奸的弊端。况且子产有宽缓和严猛的说法，认为宽缓会使百姓容易触犯禁令，不如用严猛来施政；荀卿有轻刑和重刑的论说，认为刑罚轻了会使人没有畏惧，不如加重刑罚更合乎道理。子产是仁人，荀卿是正士，他们谈论刑法，都是先说宽缓而推崇严猛，是主张重刑而不是轻刑。他们难道喜欢苛刻残酷、以杀伐为贵吗？实在是审慎考察了治国用法的适宜与否罢了。《尚书》说：“威严胜过恩爱，确实可以成功；恩爱胜过威严，确实不能成功。”什么叫太平时代？君主尊贵、臣下卑微，根本重要、末节轻微，朝廷没有权势强大的臣下，士人没有虚伪的行为，百姓专心于自己的产业，饮食有节制、用度合时宜，乐于办事、勤于建功，尊敬君主、亲近上级，风俗敦厚而奋发，礼义兴盛流行，纲纪和典章修明整齐、淳厚稳重，这才叫太平时代。凡有达不到这些条件的，不能称为太平。况且把一个国家的法制比作一个人的调养，那么要使身体得到调养，疾病必定要及时攻治。安逸舒适而不按时发散、伸展、宣导，必然会产生气血壅滞、虚实失调的疾病。发散、伸展、宣导既失去节度，患病后又不及时攻治，病邪延伸到腠理，逐渐侵入血脉，又懒于用针灸、艾灸、汤剂来救治，渐渐深入膏肓，即使有扁鹊的医术，也实在无从施展了。

译然而，疾病起初正是由于依赖安逸舒适造成的。因此，刑罚是治疗因循姑息的药石；保养休息是太平时代的美食。已经太平了却使用刑罚，是用药石来调养身体；因循姑息之后又继续保养休息，是用美食来攻治疾病。臣实在愚昧，不通晓其中的要旨，私下揣度当前政事，正值盛大累积的时代，治理采用适中的法典，德化醇厚，仁爱恩泽深厚，但百姓颇为流荡懈怠，事情有时又受到恩赦宽免。尤其明显的是，刑罚施用于下级而不施用于上级，赏赐施行于上级而不施行于下级。如果不整顿严厉地驾驭缰策，钳制勒束车驾，那么就将车铃失去节奏，车马冲撞而败坏驾驭了。从前舜顺应上天的讨伐，诛杀了四个罪人；商汤制定官吏刑法，列出十种过失作为警戒；《周官》规定八种议刑，具备议论贵族罪刑的法令，大概都是说要请王裁决。《礼记》说“刑罚不施加于大夫”，大概是说不损伤其体面，并不是说他们不列入刑罚的范围。因此，对内有流放、夺爵、诛杀、刺字等法典，对外有贬黜爵位、削减封地、责罚征伐等制度。汉代的法令则有免职、罢官、贬谪、迁徙以及免除肉刑而使人舂米、服劳役的规定。所以爵位官职，是天下人的磨刀石，是先王用来激励世人、磨砺庸钝者的工具。有贤能就让他居其位，没有贤能就避开不用；有才能就任用，有罪过就惩罚。这是自古驾驭臣下的通行制度。古代官位越重，忧患越大；俸禄越厚，责任越深。如今官位越重，反而没有忧患；俸禄越厚，反而可以免除责任。所以臣说：刑罚施用于下级而不施用于上级，赏赐施行于上级而不施行于下级。臣恭敬地希望陛下发扬英明威严，果断裁决，以高明深远的洞察力明察一切，鉴察前代君王治理国家的轨迹，访求良臣的忠贞议论，重新树立大的训典，裁抑过分的侥幸。赏赐如果确实依据功劳，就不要因关系疏远亲近而给予不同的赏赐；刑罚如果确实因为有罪，就不要因尊卑不同而施以不同的刑罚。这样，国家的典章在上面端正，官吏制度在下面确立，给后世留下永久的规范，使人看见英主革除弊病、建立制度的明智。谨此论述。《乐全集》卷六 钦定《四库全书》《乐全集》卷七　　　　宋张方平撰 《刍荛论》《主柄论》君主处在统治天下的地位，居于北极星般尊贵的位置，掌管天地的政事，主持名位和器物这些重大权柄；说话就是法令，行动就是制度。他用来牢固掌握自身权力的，不过是赏罚两种权柄。因此，万国的贤人都共同做臣仆，义士勇士愿意献出生命，贤能杰出的人贡献智慧。怀有才艺能力的人，想着爵位俸禄而竭尽力量；逞强施威的人，顾忌斧钺刑戮而死心效命。君主巍巍地面南而立、统临天下，人们因此既畏惧又拥戴。这是因为他私自掌握两种权柄而公正地使用它们。这叫作上天的重大宝物，必须由于承受天命才能得到；这也叫作国家的有利武器，一旦借给他人就会丧失。因此，明君谨慎对待听闻，日夜感发警醒，寻求有道德的老臣、忠信的臣子、贤正的人才、慈惠的士人，与他们共同居处，共同谋划议论。他严肃恭敬、谨慎畏惧，奉行上天的命令；授官不涉及私人亲近之人，只看才能；赐爵不涉及品德恶劣之人，只看贤能。到了后来，放纵的君王荒废政事、沉溺安逸，耽于轻慢亲昵，邪恶奸佞肆意而行，喜怒反复无常，只求轻易地使用权柄。下属因此失职：有的失误发生在闺阃，有的发生在阍寺，有的发生在廊庙，有的发生在藩方。追究祸患最初的根源，往往都从亲近之处开始；即使表面上从外部获得权力，奸邪也必定先在内部滋长。所以权柄在藩方，耳目必定在廊庙；权柄在廊庙，心腹必定在阍寺；权柄在阍寺，肘腋之患必定在闺阃。大概关系越亲密，机密的空隙就越容易被窥伺；凭借宠爱和显贵越重，指斥揭发就越难以触及。在荒草中埋伏兵戎，尚且可以防备；兵戎埋伏在门内，就无法防备了。以至于后妃的亲族成为毒蛇蝎子的巢穴，北司内省成为豺狼的窟穴，台司公府成为设置陷阱的地方，各地诸侯和都城成为刑戮的场所。四方彼此仇杀，百姓困苦不堪，难道不是由于上面失去正道、下面遭受祸害吗？历代的败乱，倾覆的车子总是走同一条旧路。看那些偏邪的君主失去驾驭之术、强臣掌握政权，大概都是由于沉溺于美味和腊毒、安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