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全集卷四十

译钦定《四库全书》。《乐全集》附录。行状。原籍是应天府宋城县孟诸乡。曾祖文熙皇，追赠太师。曾祖母苏氏，封武功郡太夫人。祖父峤，追赠太师、尚书令、兼中书令。祖母刘氏，封沛国太夫人。父亲尧卿，追赠太师、尚书令、兼中书令，封魏国公；母亲嵇氏，封谯国太夫人。公讳方平，字安道，世代居住在睢阳，三代都因公的显贵而受到封赠，封赠都达到最高品级。景德四年丁未出生。有一次在船中，盗贼跟随在船后，十多天都没有找到机会下手。这天晚上船停泊在野外，盗贼乘机准备行凶，恰好太夫人要临盆，询问乳医，乳医住在隔水之处，于是把船移过去寻找他。另一艘船后来到达，正好停在原来的位置，盗贼夜间赶到，不知道船已经换了，便大声喧闹发动攻击。后来的船上有武人登岸与盗贼搏斗，盗贼逃散；有一个被抓住的盗贼说出了实情，这才知道他们弄错了船。因此母子都平安无事。公在幼年时便英俊秀异，神采明澈，见到他的人无不喜爱倾慕，都说他有仙人的骨相和道家的气韵，不是尘世中人。稍长便聪敏早慧，飘然有凌云之气。太师冲默安静，不被外物牵累；公自幼由贤明博学的太夫人亲自教诲。公十三岁时，太夫人抚摸他说：“扬州风俗浮薄，睢阳乡里有学校，四方求学的人都聚集在那里，我的弟弟是他们的领袖。你正立志求学，为什么不去依从他呢？我只有你一个儿子，想到孟母迁居择邻的义理，不远千里把你送到外祖家，让他们教你求学。你去吧，要努力！”太夫人有个弟弟名颖，当时是有名的士人，既有学问又有品行，所以忍痛把他送走。到了舅父家，舅父器重喜爱他，同他切磋讲习，他的学业大有长进。他常住在学舍，二更时上床睡觉，忽然听到急促的敲门声，公起身询问，原来是一名从远方来的举子【举子许育从亳州城父来到】。于是请他进来交谈，片刻之间，房屋的墙壁倒塌，席子和案几全都破碎。公天资聪明悟性高，各种书籍看一遍就能通晓，很少再读第二遍，因此不专心雕琢；但读到关键处就不会遗忘。他旷达不拘，不屑于琐碎小事，气度十分宽广。夏月醉后在郊外行走，突然下起大雨，他不知不觉走远了，直到天快亮才醒来，原来仰卧在水中；他奋力起身，回去后也没有别的事，自己也不探究怎么会如此。在乡里交游不杂，诸位老先生都自认为不如他，名声传遍四方。宋宣献公绶、蔡文忠公齐相继镇守南都，都空出榻位等待他，回朝后大力为他扬名。明道二年举行制举六科，众人共同称赞并举荐他参加茂材异等科。范金华看到公的文章，惊叹说：“真是奇士啊！”于是和两位公一起列名上奏，召他到秘阁考试，选中参加廷对，脱去布衣，任秘书省校书郎、苏州昆山县知县。吴县是事务繁剧的大县，户数三万多，有些田地诉讼长达几十年不能决断。当初吴越归顺，郡县土地荒旷、人口稀少，占田没有限额，只以田地四至和水沟作为界限；年久以后，水旱灾害使水沟移动改变，彼此便侵占越界。县里每年受理诉状，反复追查邻里，来回勘验，农事荒废，大家习以为常，乡民不能安业，积怨很深。公查得田地诉讼十多件，召来佃户询问每年缴纳多少租税，大约是十分之一二，公把这部分全部收取，其余土地租税用来补助贫困户。从此田地诉讼便断绝了。范文正公仲淹、蒋公堂镇守姑苏时，邀请公来交谈游览，公很少留在县中，县里也没有什么事情。蒋公勉励他说：“等到任期届满回朝，你拿什么作为贡献？空泛的言论没有补益，不如写些对当时事务有益、能够帮助治理的文章。”公便利用处理事务的间隙，采集当世政治的得失，十天完成《刍荛论》五十篇、十卷。蒋公反复阅读，爱不释手，装入匣中上奏，荐举他参加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科；他考入等第，升任秘书省著作佐郎、睦州通判。这一年发生大地震，河东多次出现灾异，诏令征求直言。公在宫阙下上疏，切中时政的弊病，引经据义，慷慨陈词，援引经术阐明七件事情，极力揭露当世弊端，因此大大触犯了当权者。制诰称许他登科，但官职已经停止，当召他入宫考试；公既然孤高耿介，从未登权贵之门，又加上这篇奏疏的缘故，所以没有召见【奏疏在文集】。此前韩忠宪公解除枢密职任、任知政事，镇守南都时，奏请征召公任应天府通判，任命已经完成；等到公入朝答对，直陈时事，毫无顾忌，执政者最终因此改任他为新定通判，实际上是降职【奏疏在文集】。仁宗广设六科，网罗天下英俊；从平民身份登上茂材异等科的，只有公和富丞相，历经三朝再没有继承者；后来再次登科的，也只有公一人。到了新定任职的第二年，夏军违抗命令，朝廷没有深思其祸害，任其发展而形成大患，征发调运军需，不到一年天下就都承受了劳苦。公上奏《平戎十策》【在文集】。当时吕许公再次入相，正励精图治，得到公的十策后，对枢密院使宋宣献公说：“六科真是得到了人才，原来是因为公当初做宣献的察举官啊。”十策全部得到施行。当时诏令州郡县增置弓手，约束规定很简略，各郡县意见不同，处置也不适宜。公认为赋役是大事，理应均平妥当，于是分条上奏八项，朝廷重新详细议定，使事情周密。不久又命朝臣分赴各路，把所设置的弓手招募编入各军，公陈述六项弊害，皇上命中书把公的奏章下发；所派使者因此招募人员时不敢强迫百姓，民情稍稍安定【二奏在文集】。吕丞相每次读公的章奏，都对同列说：“这是国家的栋梁，凡是条陈说明的事情都应施行。”因旧相李文定公征辟，调任天雄军通判；随后有诏召他赴京，入朝答对后，皇上当面赐给五品服饰。第二天，皇上告诉执政者送他到学士院考试，不久又记起说：“这就是第二次参加制策答对的人。”执政者共同说明他所上奏章的内容，奏疏所论朝廷已经采纳，事情也已经见诸施行。

译皇上说：“还用考试吗？”于是授任直集贤院；因李公是旧日宰相，特别下诏，让公前往接受他的征辟。李迪如果调任，就令公不等候替代者，直接回馆供职。公将要回南都，准备迎接母亲来任所。李公调任青州，当天便授公太常丞、知谏院，并举荐刘沆、王质代替自己。刘沆升任黄州知州，王质授荆湖北路转运使，都有清正名声。当时夏军侵犯，败军杀将接连发生，国家多事，公独自在谏院，外则议论边事，内则整顿刑典，亲近皇帝竭尽规谏，全心设法挽救。仁宗宽厚大度，能够容纳意见；当国者虽然厌恶他的切直，却也依赖他来整肃内外。官军受挫，关陕局势动荡危急。此前张士逊任宰相时，建议军务由枢密院承担责任，因此罢免枢密院知院王鬷等人，而中书仍照旧。公援引典故，请求政事总归中书，以便沟通谋议。皇上认为这是权宜之计，下诏宰臣兼任枢密使；从此军务机密，中书开始参与【奏疏在文集】。夏竦等人担任陕西四路招讨经略安抚使，并统领诸将；四路报告答复时常错失时机，公请求罢免夏竦的总帅职务，使四路各自防守，这样便可以责成他们取得成效。朝廷议论认为可行，于是夏竦调入内地，另任命四路帅臣；从此人人知道要自我奋发备御，防备更加修整【奏疏在文集】。此前范仲淹在延州，派人送信给元昊，说明逆顺祸福；使者出发后又把信的底本记录下来上报，敌人回信言辞不恭，范仲淹把它烧掉了。知政事宋庠认为边臣擅自与境外交往，又送来侮慢的书信，有辱国体，建议斩杀范仲淹。仁宗认为这个意见过于险峻，没有采纳；但从此边臣把这件事作为警戒。庆历元年冬季郊祀时，公于是请求借赦书招抚怀柔夏军，并令边臣向他们传达善意。仁宗高兴地说：“这正是我的心意。”到了中书，公又向执政者详细说明，执政者称赞他的奏议说：“除了你，谁能提出这样的意见？”郊祀礼成，大赦天下，赦文所载都依照公的请求，因此西部敌人开始通问，派遣使者，直到接受归顺、解除兵事、使百姓休息，都是公启发促成的【奏疏在文集】。敌人归顺命令，范仲淹、韩琦、庞籍都因西部战事平定而升任二府。此年赦书录用功臣后代，增加赏赐戍边守将，功臣建立私庙，赐予旌表共九节，都是公提出的建议【奏疏在文集】。又请求皇上亲自祭祀郊庙，撤去登坛陛道上的障蔽物，不在黄道上进入小次，纠察不恭敬的祠官，祭祀时使用金石新乐，这些都得到皇上特别听从【奏疏在文集】。公每天勤勉不懈，思考怎样补益国政；大体上，他认为风俗根本在于敦厚，刑名根本在于宽恕，赏罚根本在于公正，朝廷根本在于任用官吏，边防根本在于选择将领，财计根本在于节省用度。如今编入文集后面的论事文章有十卷，保存下来的只是其中一部分；此外还有几十上百篇，有些不宜流传，有些遗失了很多，也足以由此知道公进纳忠言从不懈怠。公多次上章奏，希望能够启发君主的心志，使其不知疲倦，于是上奏说：我听荀卿说：“圣王有百位，我应当效法谁呢？禹、汤所传的政事，还不如周朝考察得周密。”唐朝治乱的事迹距离今天最近，请节略《唐书》纪传中的事迹，选择今天可以施行、对时政有益的内容，每天摘录一两条进呈；好的可以作为准则，坏的可以作为鉴戒。这也就是贾谊、晁错借秦朝来譬喻汉朝之事的意思。皇上欣然听从。以后遇到有应当进言的事情，便取同类事例进呈；三五天不进呈，仁宗就问其中缘故。枢密使杜祁公衍听说后说：“这就是所谓陈述古事来讽刺今日，正是《诗经》中诗人讽谏的方法。”后来授任知制诰，仁宗命人取出他所摘录进呈的《唐书》事迹，编次为一集，留在宫中。第二年春天，授任修起居注，仍兼任谏职。冬天出使契丹，暂任起居舍人、知制诰进入北境；到郊外迎接北方君主时，他和弟弟私自来到范阳城郭门外，母阏支等人也乘骆驼车出郊，道路两旁拥挤不堪，观看的人无不注目。〔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十百篇〕 宴饮那天，北主亲自来到座前，命人拿玉杯敬公说：“听说您的酒量很大，请把它喝完。”又对身边的人说：“有这样的臣子，真好。”又因公出馆舍来到公的寝室，翻开药匣取出汤茶带走；每次所赐之物都另写题签送来，礼意格外优厚。使者回来后，进呈的语录中有几段问答，都能预先折服对方所提出的事端；当时宫中用大黄签标记这些内容，拿给中书看。从此北方使者因事务来到时，总是命公负责馆伴。庆历年间，他多次担任馆伴使。二月使者回国，三月召入中书考试，授任右正言、知制诰，赐三品服饰，当时是庆历二年。不久纠察在京刑狱，判吏部流内铨，任登闻检院、昭文馆、太常寺并兼管礼部事务，知通进银台司并兼门下封驳事务，主管三班院，知审刑院、审官院并兼任史馆修撰，专门修撰日历，修宗正寺玉牒，详定编敕，修《唐书》乐书，充任馆伴使，主持考试制科、武举。他每次兼任的职事达到数项，便总是辞谢推脱。此时仁宗对公宠爱深厚，每次召见都一定留他降阶而坐，临行必亲自目送。凡朝廷要议论重大的官署和重要职位，宰相不敢不把公的姓名上报中书。曾经拟任曾公亮为史馆修撰，皇上没有同意。贾丞相对曾公亮说：“得到张君的一次荐举，可以吗？”公替他荐举，仁宗立即同意。西掖所撰制诰，唐代元稹独得深厚典雅的风致。唐末至五代，直到本朝，极少有人达到王言制诰的文体要求。公的文章既典雅，又雄健富赡，使诏令的文采焕然一新，差不多恢复了西汉的遗风。直到今天，天下人都推重佩服。范文正公任知政事时，凡时政有所改革，必等公入直，才拿出事项，降下制诰。范公曾对朝士说：“张舍人对于教化很有深意，不只是文辞美妙而已。”从此两制所作诏令都有训诰之美，这种风气是由公倡导的。仁宗临朝多年，日历因循日久，失去纲纪。章丞相监修国史，上奏请公继续修撰。公首先请求从干兴年间到庆历年间，把群臣的死亡情况全部追查其世系、功勋和行状；但已有的家族文书多已残缺，或者子孙不能记述先世，遗失的很多。公辗转考察访求，只能勉强分条编次。至于各司沿革和典章事迹，则全部责令有关官署送来，最终保存下来的也很少。到仁宗在位四十二年编纂实录时，依靠公在中间采集资料，才稍有准备。当时掌权办事的人多结党交游，彼此以尊贵恩宠相待，互相游说奔走，依附结交。公在朝廷上正色立身，独立不惧；众人虽然不高兴，却拿他没有办法。

译范文正公常常用公的议论来支持自己，皇上也深知这一点。吴正肃育春卿、宋景文祁子京与公最为厚交，常常相互说：“不动如山，说的不就是张安道吗？”公掌管审刑院和御史台时，有一桩狱案牵连到欧阳修；当时欧阳修任河北都转运使。制使前往推究，欧阳修不承认，重新推究后仍如原案上奏。法官判定欧阳修应当回奏皇帝，却没有据实说明，便把案情归罪于公并上报。仁宗大怒，认为使者有所偏党，所以没有把实情查尽，命令送中书选官重新审理。公对贾丞相说：“相公与欧阳修关系不同于众人，这是大家知道的。如今重新推究没有查出罪状，却还要复审，即使有诏令，天下也一定议论相公。相公何不设法处理呢？”贾丞相替他解释说情，事情才得以停止；但审查后又把案卷发下重审。审刑院取出诏令，援引江湖上佐的事例来向公说明，公不接受。于是上言说，审刑院特旨裁断有时在法外，而掌管审刑院的人有一人专门决定轻重。凡侍从官到任以后罪责已经很重，有官吏建议应当由中书上取众议，这样才合宜，最终却没有上报皇帝而送交政府。贾丞相想到公的意见，只夺去欧阳修的龙图阁直学士，改为知制诰、知滁州。后来又有龙图阁待制王素的案件，公援引前例请求，仍没有裁断，而把案件送交中书，因此中书不高兴。公又援引罢免审刑院断例的旧事，说明官员犯赃罪和私罪，案件审结后便收捕治罪；举主也应当上奏说明收捕治罪。被举荐的人如果获准自首免罪，就应责令举主平常考察自己所举荐者的违法行为。致仕官既已脱离官籍，退居谢绝远离政事，不应承担在职官员所受的责任。朝廷议论认为有理，从此致仕官免于因属吏获罪，连家门都不牵连。夏文庄公与张耆有嫌隙，张耆的儿子任閤门使，得到一个贝州知州的职务。到任七天，吏卒王则、卜吉生事作乱，被捕获一人。官军围攻六十天，城破后又擒获一人。御史台法官判定这两人谋反，文庄想依谋反法把他们全部处死。当时宰相陈恭公主持此事，认为被擒者只是懦弱之人，遭到拘捕而不能自杀，已经抵达重罪，却没有谋反的根本意图。仁宗于是免除株连，但仍没收其宅第。公与张氏毫无关系，听说张耆的妻子租住简陋房屋，没有地方安置族人，便从容进言说：“张耆确实是皇帝宠信的臣子，这座宅第本是皇帝恩赐的。如今王则等人的妻子儿女免于株连，张耆还在世，儿子又多，却没收他的赐第，法理不相类。”仁宗认为有理，便把宅第发还给张家。直到今天，张氏子孙也不知道这件事。仁宗又从容问公：“臣僚上奏说，治国的方法在于刑法；如今法令松弛，所以下属轻慢，如果没有严峻的法令，就无法振兴衰敝。大臣中也有人这样说，你认为如何？” 公说：“古代圣贤所说的治道，以德义为根本。三代末世才兴起重刑，都是衰世的做法。本朝历代圣主累积仁厚，如果严惩罪恶深重的人，宽缓放出该受惩罚的人，百姓就会感念恩惠，安居在长寿之域；法令没有自行松弛，实际是人使它松弛。除去各种姑息，惩戒侥幸之徒，衰敝自然会振作起来，并不在于严刑峻法。”后来在资政殿答对时，公的条陈也是如此。仁宗认为公的话好，群臣的议论于是平息。公奉命修订庆历编敕，认为编敕应当依照律文分类，并完整具备起请的缘由和详议的意义始末，这才叫编敕。治平年间延续日久，事务条目越来越多；天圣以后，文书繁杂，于是允许编修官删改增损，有时把数件事合并为一条，类比附会又不完全相合，天下承用后多失去法令本意。朝廷议论想省去繁琐细节，稍稍恢复旧体，执政者对此感到为难。等到书编成后，公校订新敕，凡是刑名条文，都不使它超过旧文，于是上奏进呈。代理开封府，听讼决狱明敏，虽然任职不久，仍被称为治理有成。授翰林学士，免去京尹职，领群牧使。公在两制任职时，朝廷大事有时征询他的意见【奏事在文集】；公必定披露诚心逐条回答，毫无顾虑，所以皇帝都倾向于采纳。群牧司从真宗时起，因为国家马政大事，常命枢密使统领，职权很重。天圣以后天下太平，监牧多废弛失职，公充任群牧使后，便整顿考核牧养马匹的政令，又恢复沙苑、东平监，创立纲目，准备扩大繁殖，革除各种弊端；但经营尚未见效，便升任谏议大夫、御史中丞。刚接受任命，就主持贡举。当时太学举人任意改变文体，把奇字僻语当作高妙，把游辞长句当作富赡，四方学者随风而变。公主持文科考试，遇到这种文章便揭示批评。于是上言请求实行告诫勉励，皇上命人把公的奏章抄录下来，用大字张贴在贡院前，由此士子知道遵循旧有格式【奏在文集中】。宰臣与知政事在皇帝面前争辩，持续了好几天，整个朝廷喧然。公请求入对，把道理和处理办法全部说明。宰臣派人劝说公：“一切是非都在于你。知政事今天免去你的职务，明天就补你的位置。”公惊讶说：“这种话为什么要说到我身上？”来劝说的人原来是公一向交好的人，到这时公严厉责备他并谢绝了。后来有人向宰臣自我献媚，知政事被免职，果然由那人补任其职。宰臣因此怨恨公，想找机会危害他。此前南郊赏赐尚未筹集齐全，仁宗对此深感忧虑。三司使因为这件事受到连坐而被罢免，于是朝廷重新任命公为翰林学士，授三司使。公到任后督促责成郊祀费用，查核京城和各路支给的名目物品，一一作出安排，并备具账籍上报。皇上大为高兴，谗言于是受到压制。直到现在，计司仍把这作为常例，遇到郊祀便提前上报账籍。公刚开始阅看事务时，属吏报告说河朔榷盐法的议定已经完成，正准备施行。公命令暂时收起成法，第二天入朝答对，论说这项盐法不对。唐末藩镇专擅土地，横征暴敛不断加重；五代相承，中原困窘狭小，盐禁严密，百姓苦于刑罚。周世宗北伐时，父老哀诉，请求把盐课平均分摊到地税中，同时放宽盐禁。世宗怜悯他们而听从了，这就是今天的地税盐钱。国初征利的臣子请求恢复榷盐法，河朔父老到宫阙陈述。太祖皇帝询问事情始末，盐法终于没有实行。今天如果下令施行，百姓一定会来诉说而不接受，实在不便利，应当改变。不如先以特旨罢除，让军民知道皇帝的恩惠。”仁宗深以为然，当天便下手诏罢除。河北父老都来到澶州，在河桥南面面向北建立道场，感谢恩德并祝愿皇帝长寿；各州依次相连，直到此事结束。仁宗对公说：“盐法这件事差点误了朝廷。”皇帝的手诏如今还刻石立在北京。

译自从西部军队屯戍，边事逐渐扩大，财用不足，民力大为困竭。公大力考察国家财政，上言说：上天生育百姓，以衣食作为生命的根本。圣人顺应这一点而制定制度，均平节制，确立君臣贵贱等威的区别，以制止争斗和动乱。所以礼，是用来文饰这些制度的；刑，是用来防禁这些制度的。凡是所谓赏罚、法令、仁义、廉耻，都是由此而建立的。衣食不足，还谈什么礼刑？对内无法保全社稷，对外无法制服夷狄，国家就不成其为国家了。因此，财货粮食是人事中确实可靠的道理，不是靠高谈虚论能够得到的。于是条列财用盈亏的原因和出纳的数目，请求追究根本，以制度和章程加以节制，上奏可以说极其精细详尽。中书翻阅讨论了很长时间，多次议论，却不能有所措置。郡国缴纳赋调，一定宽限日期，所以免除仓促征收的费用；库务收支，一定明确规定程序，所以没有刁难阻滞的弊病。省去各种刑罚根本，断绝后续祸害；在案件审理之前，四方已经得到福泽。凡是公所建立的制度，都成为成例，直到今天老吏仍然追念。南京鸿庆宫安奉三位圣祖皇帝的御容，本应派宰执大臣主持，皇上特意让公充任礼仪使。礼成后赐宴，命公主持宴会，乡里都以此为荣。第二年春天，公因眼病恳请解除掌管国家财政的职务，皇上当面告诉他说：“卿主持国家财政，事情没有缺失错误，应当暂且稍微努力，不会再烦劳卿很久。”宰臣陈恭公也极力挽留，又想正式确定三司使的名位，公坚决辞谢；皇上又特意命三部副使分别承受辞讼和日常琐务，只令公发遣各案，大事才禀报。仁宗对臣下很少表现出如此深厚的情意，眷恋挽留公，实在是想继续进用他。公因眼痛，说：“我一天也不能再留了。”陈恭公为此叹息说：“俸禄和官位难道本来就有固定的分限吗？”于是公解除三司职务，回任翰林学士，仍兼端明殿学士，判尚书都省，领银台、封驳、审刑、太常等职三个月。皇上召集二府和两制官员到资政殿，观看龙图阁、天章阁收藏的祥瑞之物。观看完毕赐坐，陈列笔墨纸砚；皇上从怀中拿出一幅文字，原来是诏令，宣布让众人各自就座条陈回答。宰臣陈执中独自坚决推辞，不久二府一同进言，请求回中书、枢密院答对后封缄进呈，皇上答应了。有人说枢密使夏竦嫉妒陈执中，认为他不是科举出身、文才少，所以提出这个办法来困窘他。陈执中刚毅持重、质朴正直，心里知道确实如此，所以极力辞谢，不肯答对。陈执中本来就是凭章奏自我进达真宗，因此从光禄寺丞擢升为右正言；如果当时奋笔直陈时事，即使二府大臣也很少有人能够赶得上他。到了这时，他坚决推辞，见识的人都认为这样合乎体统。当时张公外出回来，任职于禁林；这天晚上正值锁院起草麻制【使相章得象授司空致仕】，直到写完，才取纸一挥而就，写成数千字，五更时封好送入。仁宗披阅后，认为文章精美充实，十分惊异；又扩大范围发问，增加条目。这天又从宫中发出御札，命他尽情陈答。张公所陈述的，都是祖宗典故、当时政事的要紧处，以及施行的利弊，周详完备，皇帝非常赞许。后来我又在迎阳门奉召，皇帝召两制近臣入内，赐座，又当面赐问，大意说：“国家的奸邪蛀虫、朝廷的邪曲小人，以及大臣中无能的人，都直截了当地写明他们的情状，不要有所隐瞒。”皇帝设席，把张公引到近前、靠近御座，并当面殷切叮嘱，命他尽量逐条分析。阅完以后本应毁掉稿件，为的是保证没有泄漏言论；皇帝专心注视着张公挥笔。张公不愿揭露别人的隐私，也不愿把人逼入险境，最终没有依照诏令详细指斥，只泛泛论述大体而已。奏章呈上后，皇帝面色不悦。起初，皇帝因张公前次对答以及在迎阳门的表现而赏识他，专门向他发问，本意还想立即任用他取代那些无能的大臣。后来张公没有遵奉诏令，事情便中途受阻。张公听说后说：“我的志向在于进纳忠言，却因此成为攻讦夺权的工具，难道这是我的本心吗？【前次对答及迎阳门问对两道诏令，均在文集《迎阳门问对》，但没有原稿】然而皇帝的心意从此已经改变，左右近臣不断进谗，便乘隙得以进用。” 三司判官杨仪因为请托而被弹劾，行为险恶的人借此逞强，牵连出近侍官员和朝士十多人。张公与杨仪颇为亲厚，所以也被审问。案件审理完毕，法官判定杨仪的罪只在于请托，而被牵连的殿前指挥使许怀德、御史中丞杨察、知台杂事张昪、修起居注韩综、开封府判官种世材等人，都只是被细小文法牵连，唯独张公没有可记录的罪状。当时执政中有人想中伤他，依例从重议处，张公也被罢去翰林职务，出任滁州知州。张公长期任职于清要近侍之地，参与升降人物、论议政事，忽然无端被外放到遥远的淮甸，士大夫朋友大多来慰问他。张公说：“这算是什么呢？各位朝士任满回京，等待授官，往往一等就是两三年；如今我有什么可劳心的，不过治理一个郡罢了？大家只管为我将要得到安逸而祝贺就可以了。”于是欣然赴任，完全没有不满足的神色。皇帝不久便后悔了，张公到任三个月，就改授端明殿学士、知江宁府。张公平日和相知的人谈论治理百姓的原则，认为：“诉讼、市场、赋税、徭役，是百姓安乐还是困苦的原因；诉讼不苛刻，市场无扰乱，赋税按时征收，徭役分配均平，百姓就有安身立命的条件了。所谓不苛刻，根本在于宽恕；所谓无扰乱，根本在于简约；所谓按时，是说预先确定缓急期限；所谓均平，是说簿籍文书详细而公允。” 因此，张公长期治理百姓、推行政令，确实实行了自己的志向，对这四件事无不留心。他所到之处都清静安宁，官吏百姓安于他的治理；不留下炫耀功绩的明显痕迹，却使人日后长久思念，这大概是因为他深得治道的本体吧？在此以前，江宁府官署失火，到这时重新修建才完工，皇帝特意下诏命张公撰写记文，于是他把这番道理写入文章【《敕撰江宁府重修府署记》载于文集】。第二年冬天，张公加授龙图阁学士，升任给事中，调任杭州知州。钱塘一带风气轻浮奢侈，财货和利益集中，是有名的繁剧难治之地。张公刚渡过长江，百姓便听到风声而欢呼迎接；到任以后，讼事公庭肃静。适逢清台上奏称推算星象，吴越将遭灾祸，不是战争就是疫病，所以朝廷命资政殿学士、知杭州范仲淹兼任浙江东西两路兵马钤辖。等张公前往时，吴地正在发生大疫，越地又遭饥荒，因此张公修订救荒政策，使百姓没有失去生计。张公任满以后，朝廷便把浙江东西分为两路，不再由一人专统。杭州地处交通要冲，宾客停留往来，百姓长期苦于供应厨传的骚扰。张公听说此事，规定舟车一进城门，就立即送来供给；过去吏卒喧闹索取，供应没有定时。张公命主管厨房的人每天早晨只生火做一次饭，饭食和酒浆丰足洁净，百姓因此各自安于本业。张公对属官说：“给人造成利害，不在事情大小，归根到底在于是否简便，这就是施政的方法。

译大的事情就畏惧它，小的事情就轻视它，这对百姓有什么意义呢？”郡城中的沟渠，自从吴越归降以来从未疏浚，水积聚污浊，居民洗涤、灌溉都使用这些水。张公察看江闸，正值潮水退去，上下水位相差很远；于是趁暑雨时聚集一百多只船，荡涤那些污水，打开闸门把水泄出，使污水流到富阳，再趁涨潮纳入新水，沟渠便全都清了，城中百姓互相庆贺。凡是各种施政措施，全都遵从便利百姓的原则。钱塘人把这些事编成歌谣，直到今天还在歌颂。不久，张公遭逢母亲去世的丧事，郡中百姓哭着送到城郊，依依不舍，不忍回去。亲友听说张公服丧后将回南都，便在嵩麓阳翟选择墓地，等待张公到来。张公对乡人说：“夏、商、周三代以来，各诸侯世代拥有自己的国家，从没听说宋公葬在郑国、曹伯葬在许国。如果认为许、郑的水土深厚就是好，宋、曹的水土浅薄就是坏，那么许国先于曹国灭亡，宋国又晚于郑国灭亡。两汉之间，各州乡都登记户籍；魏晋以来，封疆分裂，士大夫才开始有寄居异乡的情况。我所亲近知晓的地方只有睢阳，内外亲族的坟墓彼此相望。我不知道阳翟在哪里，怎么能把父母托付给山麓，自己却和妻儿安居在本乡呢？这里的土质虽然浅薄，我将用砖累砌成墓穴，把棺木下葬，再用土填实，避免坍塌、漂浮和风水侵害，也使蛇虫狐狸无从进入，不也很好吗？” 于是就按照这个办法完成了丧葬。后来宋人普遍采用这种方法，遂成为习俗，邻近各郡县也逐渐仿效，都得到安葬的便利。服丧期满后，张公回任旧职。这一年皇帝到郊外阳丘祭祀，陈丞相问张公：“民间有没有什么利弊，可以上奏来彰显皇上的恩德吗？”张公便陈述京畿赋税沉重的情况，又请求减轻已经确定的刺配刑名，因此赦书中提到了这些事。京畿县的两税，特例按照原定额减免三成，永远作为定制。等到依据后来下达的诏令详细议论刺配条款，张公又请求减免【皇祐五年赦诏，载于文集】。不久兼任翰林侍读学士，授秦凤路经略安抚使。张公任秦州知州时，秦州蕃部有人叛乱，截断古渭路。都总管张昪出兵讨伐，副总管刘涣不接受命令，双方互相上奏论劾，因此两人都被调往内地，由张公代替张昪。张公请求入朝对答，说：“边境发生军事行动，就应当依照典章法律办理。张昪和刘涣各有官阶，如今却互相上奏论劾，结果又把两人都罢免。张昪既有自行丧失主帅体统的过错，刘涣又有不接受节制的罪责，二人的轻重，律令中都写得清楚。臣前去代替张昪，凭什么驾驭偏将副将呢？

译我反复陈说此事，最终皇帝没有接受命令，所以只调走了刘涣，而张昪得以免罪。当时朝廷议定以陈、许、滑、郑、曹为辅郡，增加兵力加以防守，并命令在学士中任职较久的人选任守臣。因此张公升任尚书礼部侍郎，知滑州。三月赴任，七月升任户部侍郎，调任益州，兼任益利路兵马钤辖。张公走到陕州，遇到本路走马承受张勉入朝奏报：“广南蛮贼侬智高诱导煽动云南人侵扰蜀地，军队已经越过卭部，坤维一带大乱。”等到张公到岐山附近，朝廷已拟定处置办法，催促他赶快上路；蜀中各部司、州郡的奏报接连抄送下来，情势十分紧急。朝廷宣令调发秦、渭一带兵马，转运输送器甲，络绎不绝地经过道路，到了两当驿便进入蜀地。州郡征发民夫连夜筑城，各县弓手动辄增加三倍，日夜编组训练检阅；等到绵州、汉州，城门全都不能按时开闭，百姓结成坛社相约自保，嫁娶也不再等待适宜年岁，窖藏物资，谣言互相惊扰，形势危乱纷纷。张公直接到府，一到任便处理政事，当天发布教令，把各属地增加的弓手和筑城民夫立即遣散。又告诫各州县查察那些互相恐吓的言语，禁止不合礼制的婚嫁，解散各地坛社【蜀人称为清坛，大概是私下订立盟约】。正值上元节观灯，白天黑夜都设置盛大的防备，于是大开城门，三夜不闭，民心这才安定。后来逐步查究谣言的来源，原来是卭部的译人想让军队集结在边境上，以图谋商贩的利益。张公追查并杀掉了策划造谣的人，其余人流放到湖湘一带；又详细上奏，请求把秦、渭的戍兵调回，把器甲归还岐、雍，蜀地于是恢复了往日的安定。蜀地父老相传，太皇在位时，李顺、王小波曾于甲午年作乱，所以蜀人把甲午年视为凶年。仁宗常常因此忧虑。癸巳年夏，程戡由密直学士授任端明殿学士，兼领益州，皇帝当面告诫他这件事，并说：“如果无事发生，就回朝来，我把你安置在二府。”第二年七月，朝廷以防知政事的名义召程戡回朝，由张公代替他。张公平定蜀地，正是甲午年。起初张勉入朝奏报时，朝廷内外都大为震惊。张公刚接受朝廷命令，负责经略此事，便上奏说：“云南距离蜀地险远，长期不与中原往来，只有各蛮部互相交通。侬智高是南方最大的顽贼，难道云南全国都会跟从他吗？这大概是虚妄的传言。不过因为百姓受到骚扰，也确实可能因此引发动乱，只宜安静等待。等我进入境内，到了任所，事情已经妥善处置。不久便收到平安的奏报，两府共同奏明镇抚措施得体。仁宗为此神色振奋，称赞感叹。龙图阁学士王贽授任瀛州，经过京城入朝，仁宗一向与王贽交厚。张公任中司时，曾举荐王贽担任御史，皇帝记得这件事，问王贽：“张某是你举荐的吗？”于是谈到益州的事情，长久地叹息说：“他昨天深深地解除我的忧虑，人的才能应当看他所做的事情。”后来蜀人把张公的画像画在净众寺中。眉州人苏洵是西蜀名儒，为张公的祠堂撰写记文。秘阁校理、知卭州李大临，是方正雅正的士人，为张公的画像撰写赞文。他们所记述的，都足以流传而成为可信的史实。当时侬蛮逃避诛杀，实际逃在云南，所以侦探乘机煽动。后来这个蛮酋终于被云南人杀掉。在此以前，侬智高的母亲、妻子、儿女都被拘押在京师，还活着，朝廷想用他们招降侬智高。张公的奏报送到后，他们才被依法处死。坤维一带地势险远，藩镇最为强大，所以朝廷授予那里较重的权力。百姓中有奸邪暴徒，可以依法以外的权宜手段弹劾惩治；事情有艰难紧急的，可以便宜裁处。有人说张公以前治理地方，一定是用威严控制下属。张公说：“大家都是皇帝的百姓，为什么要施加暴虐？我按照内地的方式治理，从未把一个百姓迁到远方。”所以蜀人直到今天还怀念感激他。张公在蜀地将近两年，朝廷以三司使召他回朝。张公入朝对答后，从未谈及蜀地，心里原本想再次请求外任，不愿主管财计。正逢仁宗身体违和，刚刚平定重大烦忧，不宜再让皇帝劳心，于是张公就接受了职务。先前西部用兵时，两蜀有许多征调，百姓都说困苦。张公上奏请求免除额外赋税四十万贯匹，又减免铸造兴州、嘉州、卭州铁钱十多万缗，百姓依赖他的恩惠。张公在庆历年间主管全国财政时，仓库和军粮足够支用三年，马料足够支用七年。到了这时嘉祐初年，中间已经过去十年，军粮储备减少了一半，马料只够一年。于是他上奏说：“如今的京师，就是古代所说的陈留，是天下交通冲要、八方通达的地方，并不像函谷关、秦地那样具有百二之险。洛阳位居九州中央，内外有山河屏障，地势险要足以凭恃。自从唐代朱温受封于梁，便因此建都。到了石晋把幽州、蓟州割给契丹，遂与强敌共同占有中原腹地。因此五代争夺不休，华夏不得安宁，祸患是由于京畿没有藩篱般坚固的屏障，根本无处得到保护。祖宗受天命建立国家，国都规划都已完备，却没有返回周、汉的旧都，而沿用了梁氏的都城。这并不是喜欢那里而居住，而是形势所迫，不得不如此；大体上是因为那里有利于漕运、供养军队，依靠强大的军队来建立国家。这样看来，今日的国势是国家依靠军队而立，军队以粮食为命，粮食又以漕运为根本。如今依赖官仓供给的，不只是三军，甚至京城的士人百姓，也以亿万计，大半仰赖军粮剩余来供食，所以国家对漕运之事最为重视、最为紧急。” 于是他列举并规划漕运的十四项条件，奏报上去。当时富丞相替皇帝宣读，并且为皇帝详细解释其中的主张。这一天皇帝留在殿中十刻，侍卫都站得疲惫不堪，甚至跛足倚立，皇帝还说：“这是国家财政的大根本，不是寻常事务。”张公到了中书，文丞相说：“庆历年间，张公在三司陈述国家财政的两篇奏议，中书每次讨论财计，都一定以它们作为议论的根本。当时张公在杭州，已经得到召回的诏令，准备让他重新主管财政，却因为张公服丧而停止。张公凡是发表议论，本来就有根有末，从未迁就废弃。”十四项全都按照条文规划施行【《奏京师军储事》载于文集】。五年以后，张公经过京城，问三司旧日属吏，得知实行这套办法以后，仓储已经足够支用五年多。张公任三司使时，发往各路的公文往往减为一半，朝廷没有无理的诉讼，狱中没有长期羁押的案件，天下没有暴横的赋税，他的爱民惠民所及十分广泛。张公在尚书省任职，升任吏部侍郎；因眼病多次请求解除职务，每次都降下诏书不许，过了两年才获准，升任尚书左丞，恢复兼任端明、龙图两职，出任南京留守，奉父母车舆回到故里。不到一年，升任工部尚书，兼领秦州，这是重新执行先前的任命。因为父母年老，迎接侍奉不便，张公三次上表辞谢，皇帝三次下诏都不准【表章及诏书载于文集】。先太师对张公说：“君命既然如此，你还一定要坚持吗？

译只是我还能够骑马乘车，你何不就走吧。”张公这才接受命令到京，正值盛暑，仁宗特意下诏命他等到秋凉，以便侍奉亲人。秦地与西夏相接，统辖洮州、凉州、邈川；大首领在朝廷制诰中只写作“唃厮啰”，长期以来朝廷内外都不知道这究竟是什么。张公开始详细考察，弄清了他的族属、名号、居住迁徙情况、城邑部落，并全部记录上奏。二府中有许多曾任秦州主帅的人，也从未听说过这些，于是说：“把它交给史官，西羌的一篇传记就完备了【奏章载于文集】。”张公施行政令严明而简约，士卒和战马都整齐和睦。当时西夏酋长谅祚骄横僭越，派使者到朝廷，竟自称宣徽使，而西夏方面却任命侍御史知杂事。张公大规模集结戎骑，在靠近筚篥城的地方建立营寨；筚篥城在秦州边境。附近的蕃户大多逃入山林，张公检阅军马，声称要出境，以安定内属蕃户的心，实际上并没有真正出兵。有负责谏诤的人对张公心怀不满，说张公轻率出兵；当国者也想借机陷害他。一位宰相说：“边臣谨慎守备本是职责，有什么可议论的？有备才能无患，这是军政的首要事务。敌人到了却不戒备，凭什么巩固我们的边防？军队并未出营，怎么能说是轻率出兵？”皇帝一向明察张公的所作所为，所以进言者没有得逞。起初皇帝命张公上奏边防事务，授任宣徽使。后来有人从旁散布流言，因此改授冬官，并且说以后还会有任命再授给他。到这时，原先不喜欢张公的人将要设法破坏、废止先前的任命。张公听说后说：“宰相难道是时机一到就来干涉我吗？这有什么关系！”于是恳切辞职，请求解除官职，奉养父母回乡。朝廷因此又让他兼领南都留府。英宗即位，加授礼部尚书。此后张公多次请求回乡奉养父母，又调任陈州。经过京城时，正值仁宗神主祔入太庙，所以他只参加陪位仪式，因而留在京城判尚书都省。不久，请求出任郓州知州。郓州北面有大泽，来自青州、齐州一带的河流汇入其中，公私船只往来不断。到了寿张县，河流分成两支：一支靠南，水流平缓，直行容易；一支靠北，河道曲折，岸边多石，水势湍急，行十里左右又重新汇合。有个土豪甲氏居住在河道曲折处，长期作奸营私，逐渐使南道淤塞。船只必定要经过湍急水流，重载船只还要雇人和牛牵引，而甲氏独占其中利益。张公趁年成歉收，从仓库拿出粮食，招募人力疏浚河道，每天役使一千人，发出粮食三千斛，浸润数日后南道就通了，直到今天公私船只都得到便利【刑部郎中李师中撰文刻石，在寿张】。不久，加授翰林侍读学士，调任定州知州兼本路安抚使。张公因为父母年老再次请求回乡奉养，改任徐州，以便乘船侍奉父母，所以接受了任命。第二年春天，朝廷召他回翰林，充任学士承旨，升任刑部尚书。不久他赴东平入朝对答，英宗惊讶地说：“我记着你的姓名已经很久了，却不知道你竟然还在朝廷外任，如今为什么自己去做一个郡守？”张公说：“臣先前任陈州知州，经过京城时正值先帝神主升祔太庙，参加陪位仪式，因而稍作停留，没有职务在身，所以不敢求见。如今奉命辞行，也想着贡献微薄之力，于是出具奏牍，陈述时政要务【载于文集】。”皇帝多次询问，后来职务已经外授，神色仿佛有所后悔。等张公调任徐州，皇帝多次对执政说让他回朝，总共三次都被阻止。最后皇帝说：“我在藩邸时读过他所写的《刍荛论》和贤良策问，其中对当时政务的论述，详备周全；凭这些文章起草诏令，足以彰显朝廷的光彩。”阻止召回的人看出皇帝的意旨坚定，这才奉诏办理。张公入朝觐见后，皇帝把这番意思全部告诉他，慰问抚恤十分优厚，又说：“听说你的父母年老，你在内廷值班时，偶尔文字较少，可以出去住宿。”皇帝自己在藩邸时就爱好学习、喜欢文章；即位以后，两制官员代拟诏令往往不能合乎他的要求，所以很高兴张公回朝。每次阅看诏令，都对知制诰蔡抗说：“老笔一出，确实不同。”一天入朝对答，皇帝问张公：“我过去读你的著述，知道你留心治国之道。所谓治国之道，是否有它的根本和要领呢？” 张公说：“治国之道本来就有根本和要领。什么叫作根本和要领？”皇帝说：“根本和要领在于平易简约。”张公问：“这话怎么解释？”回答说：“平易简约，是天地的道理，也是贤人德业由此产生的根源。”于是张公向皇帝阐发《系辞》中一篇的意思。皇帝说：“怎样施行，才能达到平易简约？”张公说：“根本在于诚与明罢了。诚就会平易，明就会简约。诚明，是君子的本性。诚，就容易使人了解而亲近；明，就容易使人遵从而取得功效。因此他的德业可以长久、可以宏大，他治理天下，岂只是像看手掌一样容易明白吗？”这一天皇帝询问了很久。皇帝说：“我过去在藩邸，列身朝班，远望两制近臣，认为他们都是天下所选拔的人才。自从即位以后，才发现他们上奏议事往往只是平常如此。不只两制和执政之中，就是能够有所发明的人也很少。今天听到你的谈论，才知道世间还有这样的人。”皇帝扶起宗室子弟及纂御官员，自己深深表示谦抑。自宰臣以下，皇帝从不直呼姓名，只称官职；馆阁诸生中有得以入对的，也只称学士。张公从容地说：“君尊臣卑，是国家的大体；在君主面前直呼臣下姓名，是朝廷的常规。整肃权力纲纪，端正宪台制度，是治国的根本。对臣下的礼遇太过，就不是用来尊崇朝廷、彰明等级威仪的办法了。” 皇帝从此接见群臣时，逐渐恢复了正常的名分【有奏札子载于文集】。张公以前在禁林修撰玉牒、宗室属籍，到这次重新回到内制，又负责宗室谱籍。他看到近年宗室繁衍，获赐名字的人大多名字鄙俗，原来是因为四声中可用的字已经取尽。宗室中已有一千多人因读音相同而需要避讳，一个人用了一字，其余同音字也全都废弃。张公请求按照服属关系的远近赐名；读音相同而字形不同的，不彼此犯讳，不再回避。由此宗室子弟又能得到雅正的名字。英宗多次称赞这件事，说张公真是懂得挽救时弊的人【有奏札子载于文集】。皇帝深深忧虑官员冗滥，命两制官员集体议论，以清理其中最严重的部分。过去两省官员议事常有不同意见，不能折中而归于合理。到这时张公担任两禁之长，事情必定由他在中间裁定，朝廷依赖他的判断。谏官李受请求入对，论说冗官的弊病，皇帝说：“这件事交给张某办理。你如果另有意见，可以告诉张某，选择其中长处来处理。”李端愿入对时也谈到此事，皇帝仍命李端愿到学士院传达这番意思。枢密副使胡宿请求外任，出任杭州知州。第二天中书请求任命官员，皇帝说：“张某是宰臣，他们又想阻挠他，实在难以拒绝。”皇帝的意思于是说：“过去常常议论枢密院本来应有一名武臣，已经空缺很久而没有补上。

译现在就按照以前的议论恢复旧制。”于是皇帝逐一说出几名武臣，直到郭逵，称赞他可以任用，便授郭逵为签书枢密院事。后来张公因入对对皇帝说：“罢免胡宿，本来就是为了任用您；中书每次都不替您留出位置。至于议论任用武臣，中间任命吕公弼为枢密副使时，却不提出旧议，那么他们的意图就可以看出来了。”张公说：“仁宗庆历以后，选拔任用二府官员，必定与宰臣共同议定。臣只知道侍奉君主，但我所坚守的原则已经有很多年了。”十一月，英宗身体违和；十二月，病情渐重。二十一日，皇帝召张公进入福宁殿，皇帝倚着几案授予册命，立今上为皇太子。第二天公布任命，盛传制辞，颁告四方。张公到了中书，执政都说：“建立皇太子，是国家的庆典；得到张公撰写制辞，足以增加储君府邸的光彩，流芳于史册了。”皇太子上辞谢表，张公为他撰写批答。到了东宫，太子读后称好，宫僚都传诵，没人不赞叹欣赏。张公接受诏令，充任册立皇太子礼仪使，正要讨论大典。英宗去世，皇太子即位。第二天，张公首先入朝觐见，皇帝召他从侧门入对，商议给宰臣和宗室加恩。张公于是说：“仁宗去世时，在位四十二年，丧礼没有预先准备，仓促间用绵蕝草草安排，事情多有超过制度之处，各郡县又因此承担了劳扰。现在请详细斟酌裁定，使仪典稍微从简从便。”皇帝说：“我也考虑过，但奉祀先人的礼仪，不宜削减。”张公说：“请申明先帝遗制。遗制本来就说，山陵诸事都应从俭约办理；能够奉行先帝遗志，可以说是天子的孝行了。”皇帝拍着大腿说：“你说得很能启发我的心意。立即传令中书，派官员到三司设立机构，节省各种多余而不急需的费用，公私都称便利。”皇帝因即位推恩，张公升任户部尚书。当时国家接连发生重大丧事，内外赏赐发放以及积存的物资都受到影响，英宗登极时颁赐尤其广泛。张公率领近侍官员请求裁减，因此从宰臣以下以及宗室、外戚，按例削减十分之七八，节省的费用不可计量【奏札载于文集】。张公在内廷任职，所有诏令无不传布天下。关于英宗庙号、谥号和祧迁的议论，各篇重要制诰都由张公撰定，凡有增删损益，无不折中合宜【谥议、庙制均载于文集】。所以今上对他的宠爱礼遇尤其深厚，常常询问当今政务的先后。张公陈述治国之道的大体【载于文集】以及国家财政的大根本【《论国计事》载于文集】，说这就是所谓守住君位叫作仁，聚集百姓叫作财。皇帝说：“这可以说是政务的首要事项了。”张公所陈述的国家财政极其详尽，于是说：“陛下准备怎样谋划这件事呢？” 皇帝说：“把它交给二府负责罢了。”张公说：“这样就对了。”事情交给二府以后，每隔一旬，皇帝就追问一次施行的条理，所以二府也不敢懈怠，逐渐加以安排，所得到的补益也不小。四月，防知政事吴奎被免职。这天张公正好入对，皇帝告诉他事情的缘故，并说：“我的意志已经决定，要提升你进入政府。”张公再三谦辞推让。皇帝说：“你历经三朝，可以说是独立杰出；我知道你不结交朋党，左右也没有人为你奔走。既然朕亲自首先举用你来辅佐自己，还有什么可推辞的呢？”随后谈到韩琦长期告假，皇帝的意思是保全吴奎；吴奎既然被免职，必定不会再起用。张公于是说，韩琦虽然有爱憎之心，但对王室有功，进退之礼应当充分体现恩意。皇帝深以为然，亲自写札子下诏，敦促韩琦回来，并恢复吴奎的官位，以此安慰他。皇帝喜欢文章，从容间问到古今制诰的优劣。张公说：“诏令以简明庄重为体，西汉制诰典雅深厚，言辞简约而意思完备，所以前代史书认为汉代文章与三代同一风格，是因为它接近训诰的缘故。臣才学空疏，惭愧不能阐发圣上的心意，也只能取其典雅罢了。”第二天皇帝赐下御笔，称赞他的文章，褒奖优厚而特别隆重。当时朝廷有时访求人才，有时特意召见。一天皇帝对张公说：“你所上密封奏章中，那些精确切实的，我都放在寝宫里，时时拿出来省阅。”九月，英宗神主入太庙，皇帝忽然在夜间召张公入宫，因宰臣韩琦被罢免，讨论授官和恩典的事，于是命张公为防知政事。当时张公因母亲生病告假，坚决推辞。皇帝说：“接受任命也是为了让亲人安心，或许对她的病情好转也有帮助。”皇帝撤去御前的两支蜡烛，送张公回院。这天晚上又召知制诰郑獬，夜里到起居院起草授予张公的制书，皇帝当面说明赞美文辞的意旨。郑獬所起草的任命书，都是皇帝亲自授意的。按照旧例，任命知枢密院事时，中书取得诏旨后以辞头授给当值舍人，由当值舍人起草，从未在夜间召见；只有亲王、将相有重大任命时，才当面召来授意，节度使之类也多使用旧有成例。第二天制书颁出，张公仍在告假，朝廷宣召他入宫，当即由中使召他到延和殿谢恩。张公站在殿门外，以母亲病情自陈，皇帝催促他入殿，在殿上安慰劝谕了很久。张公请求等母亲病情大好后再接受任命，皇帝不许。近侍宦官立即送他赴中书。前一天，韩绛、邵亢被任命为枢密副使。第二天，张公与赵抃同时受命。又过一天，内殿起居时，阁门规定两府官员按先后入殿排列班次；退班后，皇帝宣召阁门使，亲自确定班次，以张公为首，韩绛次之，赵抃再次之，邵亢又次之。张公进入政府的第二天，宰臣议论任命王安石为御史中丞。张公说：“御史中丞掌握国家法度，王安石以经术著名，性情自处甚高，难以处在受法度约束的位置。”赵抃也认为如此，任命最终停止。不久，太师去世，皇帝听闻后震惊叹息，派内司宾前去临奠，近侍宦官多次慰问，赙赠尤其优厚。后来每次谈到此事，皇帝都叹惜不已，命令空缺此职，不再任用别人，以等待张公。王安石参与政事后，与张公志趣不同，又听说张公曾阻止任命他为御史中丞，便在张公服丧期间乘机让众人交相诋毁，最终任命张公为观文殿学士、知西京。留守府派使者带着诏书、告身和马匹到张公家赐予，过了十多天，中书又批示命张公赴京朝见。张公入朝对答后，恳切请求任南京留司御史台，皇帝慰问了很长时间，又告诉他可以以宣徽使身份留京任职。张公坚决辞谢，只请求南台职务。第二天便授任判尚书都省，兼领集禧观。张公再次请求入对，推辞不接受诏书。皇帝说：“朕要留你，你却坚决推辞；你所请求的事情，朕又难以答应。至于到哪个藩镇任职，只能由你选择。”皇帝逐一问他：“太原、雍州、河阳、许州、青州、郓州，哪个方便？”张公说：“如果不得已，愿意任颍州。”皇帝说：“颍州只是一个支郡。”

译张公说：“颍州其实是个好郡，过去的老宰相都曾兼领它。”皇帝说：“与陈州相比怎么样？”张公说：“臣先前经过新行一带，陈州是治理国家时很重要的地方。”皇帝说：“陈州的调动容易办理，那就让你兼领淮阳。”张公于是当面说：“臣蒙受的恩遇特别深厚，应当略微有所施展来报答。”皇帝说：“很好。”张公便从怀中取出一份奏稿，上奏说：“近来听说朝廷设置条例司，开始创立新的意图，而且将要大规模改革。一个机构、一项事务即使有所变革，即使有过失，日后还可以恢复；但国家的大事在于军队和百姓，不可轻易议论改变。兴师动众，祸患必定在后面；民心一旦危动，实际很难安定。军队是凶器，战争是危险的事情，不可轻率对待。百姓愚昧却不可欺骗，弱小却不可战胜，不可轻视。因此军队像火，可以焚烧万物，也可以焚烧自己；百姓像水，可以承载船只，也可以倾覆船只。愿陛下谨慎守护祖宗的法度，以保全泰山一样的安定。”当时是熙宁三年正月，条例司的议论刚刚开始实行，所以张公因入对谈到了这件事。退朝后，他对亲友说：“我这次能够得到召见，也不算白来一趟了。”皇帝问：“还暂且留下吗？”张公说：“如今出了都门就要上路了。” 张公下殿后，不再回自己的宅第，骑马立即上路；听说后来还有赏赐，也来不及接受。他在陈州任职一年多，庆州有叛卒结党作乱，声势震动关中。本路转运使沈起发布檄文，命所属兵官、县尉各自召集军队在边境防守，人人披甲持兵，村落都受到骚扰，百姓十分惊恐。州县辗转传报，急如星火。张公发布檄文制止，因此从陈州以东都安静下来，并且把情况详细上奏。皇帝把这件事交给枢密院，颁布到各路，军队这才解散。皇帝回头对二府说：“守臣不应该这样做吗？遇到事情，才看得出一个人的器度和谋虑。”近臣入对时，皇帝一定谈到这件事，特意下诏举荐两名可以担任谏官的人。张公推荐李大临、苏轼应诏，有人劝阻张公。张公说：“我所知道的只是举荐能够担任谏官的人，不知道其他事情。”当时监司中有些官员苛刻严酷，事情稍有嫌疑，就另行指定一个州审理，甚至设置三四处禁推机构，官吏大多被檄令推问案件，州县苦于官员空缺。陈州设置了四处推勘机构，快速的案件尚且要拖延半年。每年追捕拘拿证人，路途远达数千里，有人被车载人抬，拘禁期间又因疾病、寒暑而死，间或就有这种事发生。张公把这些情况列条例上奏，主管官员受到诘问，郊外赦令下达后，案件得以释放。朝廷因此制定约束，颁行天下。各路推勘狱讼从此不敢妄为，刑狱禁系也因此清明。张公在西轩时，听见筑墙的人歌声十分喧闹，便询问他们，说：“百姓正在为张太尉修建庙宇。”张公派人察看，只见男女奔走着捐输财力、木材、砖瓦和食物，堆积得满满的。另一天正值国家忌日，僧寺举行行香仪式，张公在堂后门下看见一幅画像，便问身边人：“这是唐代的赵太尉。”张公说：“巢寇作乱陈州时，如今郡城北面的舂磨寨还留下遗迹，由此就可以知道当时的祸害有多深。赵犨守卫孤城，直到战争结束，没有一天不交战，最终保全了这个州；他能够抵御大患，却没有享受祭祀。张侯是什么人呢？【现在京师还有张侯庙，封号为灵应侯】”张公命人拆掉张侯庙，夷平庙宇，把其中的资财器用登记后送交官府；又在寺中为赵太尉建立祠堂。直到今天，官吏仍按时以常礼祭荐，陈州人也都前来享祭【石刻记文在寺中祠堂前】。各路监司兴办功利之事，长官都不预先知晓。张公说：“我已经衰老了，而且向来不能侍奉迎合别人，何不归去呢？这样也可以保全自己的志向。”于是再次请求任南台，皇帝不许；他又多次请求，终于解除州郡官职，判南京留司御史台。先行置办行装，接受任命后立即出发；回到住处便打扫房舍、关闭门户，很少与人交往，静坐而忘却外界照临，仿佛遨游于尘世之外。他所居住的地方建了一座虚堂，题名“乐全”，大概取自庄子所说“乐全”的意思。所谓得志，并不是取得轩冕富贵，而是没有什么东西能够增加或损害他的快乐罢了。他自号乐全居士，对知己朋友说：“一丘一壑的乐趣，全都在这里了。”朝廷内外都寄予期望，朝廷议论认为张公一定很快会被重新起用；有人问，朝廷有这样的议论，张公将怎么办。张公说：“我进仕不是为了求得同党，退居也不是为了显示清高；如今只是因为生病罢了，哪里敢轻慢君命呢？”枢密副使蔡挺是张公的同乡。皇帝时常询问张公的动静，当时的宰相知道皇帝的意思，想就近授予张公南都的职务。张公料想还会有别的任命，便对蔡挺说宁愿就任陈州，于是授任陈州。不久，夫人去世，张公便请求改任南都，以便安葬，又调任南都。皇帝告诉宰相韩绛、参知政事马公，说张某可以经过京城；二人于是通过亲近的人传达诏旨，张公便入朝觐见。按照阁门新制，应当入见而需要对答的人，都要依次等候。第二天早晨宣召入对，但因已经退朝，未能入见。又过一天才入对，皇帝慰问他，停留了几刻钟，谈及旧事十分高兴，说：“先帝常说你不结党，你朋友居住的竹栅门常常关闭，有时一整天都没有一匹马进出。”于是又说：“暂且以宣徽使身份奉朝廷之命任职。”张公恳切辞谢，说不敢当。皇帝在前殿命人赐座、赐茶，这种待遇很少赐给臣僚。张公退下后，皇帝对左右说：“张某的气度相貌，抵得上四十来个人。”不久有诏令下到阁门前，两府官员来见张公辞行，当天就入对，不得以班次阻隔，于是把这件事写入法令。这天晚上，皇帝亲笔批示，命张公赴南郊陪祀。执政认为，大臣获准休假本来可以有陪位之礼，如今又命他陪祀，是特别的诏令。张公将要代理祭祀事务，于是下诏命他代理侍中，后来又代理太尉，这些都是执政所承当的代理职务。前一天，在宣德门演习仪式，张公端正地执着笏板，身姿挺立，进退举止详慎整齐。楼前有万人观看，无不注目。冬季休假尚未结束，他先行投递文牒请求辞职。皇帝对他的恩宠眷顾已经很深厚，先前又曾当面告诉他，命他按时入对。张公不敢多次入见，皇帝本来打算等假期结束后召见，并且另有任命。忽然看见奏辞在朝班中呈上，而张公的姓名也列在其中，皇帝很惊讶。半夜降下一幅批示，写着“张某”三个字，交给外廷，放在韩丞相那里。中书早晨承受诏意，命改授张公宣徽使、判应天府。等张公入朝辞谢时，皇帝说：“已经有命令了。”张公恳切辞谢，说不敢担任。几天后，阁门催促他接受诏书，张公请求先入对后谢恩。有诏令命他先谢恩后入对，大概是为了断绝他回避任命的办法。张公于是陈述，宣徽使一定是因寄任而授；先前臣只是为了个人便利请求南都，如今却授予重官，让臣回归故乡，这会开启侥幸求仕的途径。皇帝说：“这个意思，朕以前没有想到。”又说：“你自己持守诚信，确实合乎体统。”青州是重要的镇州，应当由大臣前去镇抚。皇帝当面告诉辅臣，称许张公有风节，改授他判青州兼京东路安抚使。

译张公到延和殿谢恩，皇帝命人赐座并进茶，问道：“你熟悉边疆事务，祖宗时代用来抵御戎人的办法，哪一种较为长久？”张公回答：“军旅之事臣虽然没有专门学习过，但历代史册所记载的得失成败，也可以说一说。本朝太祖专门致力于选择合适的人来安定边疆、保护百姓，并不热衷于远方的谋略。比如夏州的李彝兴、灵武的冯晖、河西的折御卿，都是因为任用当地酋豪，使他们承袭职位，以此巩固边防；又选拔骁勇将领，如董遵诲捍卫环州一路，郭进守卫西山，李汉超保卫关南，都长期委以重任，甚至十多年不调动；优厚供给赏赐，放宽文法约束，使他们能够安逸自在，以收取他们的力量和作用。因此太祖在位时始终没有边境上的大事。太宗平定并州以后，因军势强盛，便想乘势收复幽州、蓟州；不能成功，于是与契丹结下怨仇，边境祸患没有一年停止。曹彬、刘廷谦、傅潜等人都遭受重大损失，所损失的兵力各达十多万人。后来又把李彝兴、冯晖一族迁入内地，以取得他们的土地，因此导致李继迁作乱，三边大为骚扰，朝廷日夜忧劳。后来又发生蜀地叛乱，以至于忧患劳苦而厌恶用兵，但后悔也来不及了。由此看来，历代抵御戎人的策略，其得失已经很清楚了。真宗初年，赵德明接受朝廷的归顺，西部边境才安静下来。到了澶渊之行，北国与我朝讲和，军士解甲，直到今天已经七十年了。百姓安于富裕丰足，这可以说是盛大的德政和功业了。近年以来，常听说边臣提出开拓疆土的建议，这其实是进取之人侥幸想建立功劳以求赏赐、追逐利益，恐怕并不是国家的长远考虑。只希望陛下思考太祖的善政，鉴戒太宗防备失误的教训，谨慎维持三朝的和好，使四方安宁，抚养百姓。皇上说：“庆历以来的事情，你知道吗？”元昊起初归顺时，朝廷是怎样对待他的？公回答说：“元昊归顺时，臣任翰林学士，他的誓诰、封册都是臣撰写的，因此详细说明了事情的始末。”皇上说：“那时你已经任学士了吗？真可以说是老臣了。”又问：“庆历初年契丹派使者来，常听富弼说，当时兵事逼近边境，敌人决心一定要南侵，最后却用金帛诱使他们退兵，这其中的谋划究竟是什么？”公回答说：“当时萧英、刘六符来出使，乘我西部军队屡遭挫败，知道朝廷用兵困顿，北国又贪图侥幸，所以来违背盟约。臣当时任谏官，也曾上言，私下揣度敌情，认为用金帛诱引他们一定可以解除危机。为什么这样说呢？自从和好以来，北国的军队自身也变得骄纵懈怠，他们的贵近之臣安于奢侈逸乐，下层的人没有机会自我振作，所以制造事端来求取功劳、谋求富贵，这是人的常情。如今北国还有像马保忠这样的旧臣，北国尊重他，必定会认为他的谋划忠诚。如果现在接受金帛而退兵，那是耶律氏的利益；如果因此弃弃和好、发动战争，那就是群臣的利益。”当时仁宗命宰相吕夷简、枢密使晏殊在殿庐中置酒商议此事。萧英自己说，两国和好本来是好事，难道愿意再看见战争吗？又自己泄露了许多北国的实情。刘六符变了脸色，向他使眼色。回去以后，萧英最终因此获罪。由此看来，他们是乘着有利时机行动，得到所希望的结果便退去，他们的谋划也不过如此而已。因此公又说：“如今听说北国使者又要到来，希望陛下为社稷和百姓考虑，对所议之事还要更加深沉地忍让。如今河朔接连发生饥荒，百姓多有流离逃散，财用不足，粮饷空虚，以至于将帅之臣中能够整顿军队、担当其事的实在很少。一定要能够忍耐才会有所成就，能够宽容，德行才算宏大。”当时北国使者萧禧很是狡猾，恐怕他在答对皇上时礼数傲慢，有人不能容忍，所以公特意深切地提出这件事。皇上说：“兵器是不祥之物，战争是危险的事情。朕想到庆历年间敌人再次和好以后，中原于是自以为安定，不把受到凌侮当作耻辱，也不再忍耐着加强戒备，以便为后来的事情做好准备，所以朕现在整治兵器、训练军队，并不是有意兴兵，只是到了不得已的时候用来应战而已。” 公回答说，魏相所谓“用兵应敌的可以称王，贪图用兵的必然灭亡”，但所谓应敌之兵，是指兵祸已经形成；趁它尚未形成而消除平息祸患，才是最好的办法。公先前在内禁任职，英宗病危，召公到福宁殿，倚着凭几说：“明日下诏，册立颛为皇太子。”说了几句便气力不支，公请求纸笔，让他写下来，只勉强写成。公也不敢把它私藏在家中，到这时便从袖中取出，当面呈上。皇上说：“这是什么？”公说：“这是先帝的亲笔手札，想请您过目。”公说：“请在宫中展开阅览。”皇上怅然，将它交给侍从宦官。后来皇上告谕说：“你所呈上的先帝亲笔手札，是先帝倚凭几案时留下的遗命，这确实可以称为顾命了。”公不敢承当，只请求前往青州接受任命。皇上派亲近宦官到班次中宣布说：“你可以等到过了正旦朝辞。”第二天中书批示，让公到都亭驿押赐辽使御筵。都亭驿押宴，通常由两府官员担任，从来没有外官主持过。皇上说：“你是旧日有声望的臣子，馆宴时可以同戎使尽情交谈，不同于那些新进之臣。”元日举行馆宴，戎使非常恭敬，说：“请问押宴宣徽使的贵寿。”公说自己六十八岁，四人都赞叹称许，公的脸色始终不变。公在庆历初年曾出使北方，这四个人中一定有人曾经见过公。不久，他们长时间切切私语，大概是因为公出使北方时，北主曾给予特殊礼遇，北国把这件事记载下来，直到如今已经三十多年，没想到公今天仍然在朝廷。傍晚公上马时，北人都拥聚在堂阶上围观，公出了门他们才散去。刚过元日，公请求辞行赴任，面见皇上接受了留任的敕令，过了上元节再走。皇上亲自告诉阁门使张某，并且让公参加常朝，过了上元再走。公又请求，皇上说：“青州没有什么事情，而且知州滕甫现在还在任，你可以留下过同天节。”公回答说：“同天节还很遥远，臣久留京城，请求暂且赴任。”皇上说：“你熟悉朝廷典故，朕还想时常见到你。”皇上再三挽留。当晚中书批示，命公回本院供职。公认为，让宣徽使留在京师，只有国家最亲近的外戚和文臣才有此例，过去从未有过，于是写下这番恳切的话，最终仍未获准。皇上当面告谕说：“宣徽院没有什么事务，留你在这里是为了有所咨询访问，不只是供职而已。现在将举行春宴，北使萧禧正在路上，公请等萧禧到来，一同参加这次宴会。”皇上谈到萧禧来此是为了河东边疆之事，告谕得十分详细。公上奏说：“仁宗朝嘉祐二年，北使萧扈已经来过一次争辩，朝廷查考事情始末，命馆伴王洙等详细说明萧扈言辞理屈，于是把谈判事项记录下来交给萧扈。

译公还保存着王洙的奏章，于是把它上呈给皇上。”萧禧应当辞行时故意傲慢拖延，官吏从早到晚催促，他仍不肯入朝。公在殿屏旁与枢密副使吴充并肩站立，对吴充说：“北使滞留馆舍，按礼送行之事不能实行，就让主管官员每天送给他馈赠而不要间断，同时命边吏把这件事移文告知北国，就可以了。”吴充把这话入内禀告皇上，皇上认为可行。过了几天，萧禧果然自行请求辞行。皇上说：“朕认为你应当自己详细权衡事情，并兼顾各方面。”于是授予公中太一宫使之职，皇上当面告谕说宫殿刚刚建成，是国家严肃奉祀之所，所以特意创置了这个使职。公回答说：“臣这次入朝觐见，已经深深承蒙陛下顾念礼遇。南都的任命，臣也正准备以年老为由辞退。想到今后再也不能希望见到圣颜，本来只是想当面谢恩，谢恩之后便离开，并不是为了官职而来。希望陛下不要因为臣的进退而劳烦圣心。”臣自认为安守本分，于是辞去宫使，皇上下诏不准。皇上多次说：“你可以说是先帝顾命的旧臣了。你总是请求外任，莫非在朝廷中有什么好恶之处吗？”公说：“在君主面前，我哪里敢隐瞒？臣实在从未同人结怨。”按照阁门仪制，宣徽使奏事，辰牌时便要到后殿。公每次应对，报称辰时，皇上必定另有诏令。第二天在前殿奏对，从来没有隔过后殿才召见。大概是皇上对他的礼遇不按通常制度办理。亲友中有人劝公说：“公深得皇上信任，朝廷内外无人不知，何不体察皇上的心意？屡次辞谢是不合适的。”公说：“所谓得到君主信任，是指能够推行自己的志向。我对国家既没有什么补益，又怀着恩德而求得容身之地，从而损害君主的明察，这就是罪上加罪。引退自身而远离耻辱，这也是一个普通士人的操守。”公生日时，宫中使者赐给他粮食和酒醪。在任的两府官员有这种赏赐，宣徽使却没有这种特殊待遇。入朝后早早退下，家门没有杂宾。过了很久，公又请求主管徐、兖一郡，于是便不再入朝。皇上派近侍到宣徽院传旨，问道：“你的心志总是自愿疏远外任，这是为什么？”公回答说：“大夫七十岁退休，这是礼制。臣的年纪已经逼近这个年龄，幸而能够请求退职，希望便于告老。”皇上说：“你还很不衰老，为什么说年纪逼近了？”公说：“譬如土木偶人，外表看起来似乎还可以，里面实际上已经干朽了。”皇上说：“礼制有时也有不能辞谢的情况，进退之事不由你自己决定。”公说：“不能辞谢君命，是为了更加优待年老有成之臣；但也不应再把烦重的事务交给他们了。”皇上说：“到了年龄却担任烦重职务的人，原本也有。”公说：“天赋特别异于常人，不能说没有这样的人。大体说来，古人四十岁出仕，七十岁养老，中间三十年，这就是一世，也是上天的规律。万物壮盛之后就会衰老，人的精力到了年纪也自然应当衰退。勉强从事，只是顾恋俸禄和官位的人才会这样做。臣虽然知道留恋圣朝，难道敢忽视名教吗？”第二天中书省刚开始奏事，皇上说：“张某，朕再三挽留，而他请求不止，必须顺从他。于是商议应给的恩典，有人提出不同意见，便改授宣徽南院使，加检校太傅。”有人说，公上朝时皇上十分不悦，面露不满意的神色。于是任命公判应天府。公接受命令入殿奏对，皇上说：“你的请求已经很坚决了，这个任命实在是朕不得已而为之。”皇上的脸色很不愉快。过了很久，在公辞行之日，皇上特意赐给他方团带。宰相解除政务而授使相，才有这种赏赐，除此之外没有先例。这份优厚的恩典还及于他的私第。公辞行后几天，有长星出现在轸宿，侵犯左右辖而将其遮蔽。其中一颗星【名为长沙星】。皇上因此避开正寝，降低礼仪，下诏征求直言。公上疏论述时政的得失，奏疏留在宫中，没有下发。到了南都，正好高丽使者经过府城。此前已有诏令，夷使经过的地方，长官应出城迎接。公上言：“宣徽使的班秩同于两府，夷使只是陪臣，这样的礼遇太过分了，特请下令停止迎送，只让通判接待办理。”使者来拜见时，公即按照恢复礼制后的规定接待。当时使相公等人在扬州，便命扬州也依照这个办法接待夷使入谒。退下后，公对中使冯宗道、通判韩晋卿、李钧说：“我在本国时，早就听说公的名声，没想到今天在这里得以拜见接待。”广西的守官侵扰各蛮部，交趾乘机挑起祸乱，攻破邕州、廉州，大肆杀戮掠夺，南方边地陷入骚动。朝廷命军队出征，号称十万人，二广、湖南直到江西都征调民夫运输，又从陕塞调发精锐骑兵前往讨伐。公上疏论述此事，共十条，大意认为：“古代征讨蛮人，从未调动大军，因为那里山谷深险阻隔，水土和风气恶劣。如今大举出兵，精锐士兵难以长久处在瘴疠之地，突骑不能在鸟兽才能通行的小路上驰骋，蛮人逃入险地，军队也无法发挥作用。臣认为应该选派官吏安抚聚集逃散的百姓，保守边境，慢慢谋划而取胜，这才是上策。”奏疏上呈时，军队已经出发，后来果然因为疫病，军队和民夫不能久留而撤回。当时司农寺总管制定财利方面的条令，主管这一职务的人有时并非合适的人才，便把天下的祠庙按照各坊场、河渡每年的收入征取钱财，并专门管理祠庙的祭祀事务。公当时镇守南都，上言说：“阏伯受封于商，主管大辰的祭祀；微子最初受封于宋，宋是国家王业兴起的地方，又以火德称王，奉祀尤其应当严肃。至于张巡、许远、南霁云，都是前代忠烈之臣，在这里享受祭祀，却让无赖之民得以冒犯亵渎，这恐怕并不是朝廷所应有的主张。” 皇上看了奏章，亲笔批示说：“怠慢神灵、羞辱国家，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皇上让执政大臣推究这项措施施行的缘由，原来从未经过朝廷议论，只是前任主管司农寺的人曾经遇到此事却没有揭发，于是按照轻重加以惩罚，并再次下令天下一律废止。公身在外地，看到各种利弊，便常常上言：请禁止钱财流出边关，恢复铜禁。高丽使者到京时，起初没有任何防范阻拦，任凭他们前往各处。公请求禁止他们私自游历，凡有适宜处理的事情都必须上报。又过了几年，公七十岁请求告老，奏章屡次上呈，每次皇上都下诏不准。王丞相把皇上的意思告诉公的亲近之人，认为即使请求一百次也不会获准。公托人向王丞相表达心意：“姑且让我到闲散之地任职，可以吗？”丞相替他说情，于是授予东太一宫使，撤去府第职务，让他回家。公此后谢绝人事往来，只有赵公叔平年老后居住乡里，二人来往，从未到别处去。仅仅两年，公又请求退休；再请求三次，皇上下诏阻止。最后皇上把奏章交给执政大臣，命令召知制诰李清臣到中书省宣谕，说明公恳切请求辞谢的心意，并且命令诰词写明公先前参与预定皇太子人选的事情，命人把这些都写入诰书。于是公以宣徽南院使、检校太保、太傅、太子少师的身份退休，皇上派使臣携带诰敕到府第赐给他。

译听说苏轼被交给司法官吏审讯，公想到应当设法宽缓朝廷的法令，便上言说：“从前晋国囚禁叔向，当时祁奚已经老了，乘驿车去见晋君，听到他的劝说便释放了叔向；祁奚没有见叔向就回去了，这是向世人表明公正的言论。”苏轼因被认为有讥刺之罪，受到责罚后免于囚禁，这也算稍稍慰藉了士大夫的愿望。公因苏轼之事也获罪，被罚金，从此退居一室，正要把生死看得同等，不只是把荣辱置之度外。回头看世间的风尘，正如庄子所说：“就像小虫飞过眼前一样。”他的胸襟气量坦荡平易，没有城府，不预先猜疑欺诈，也不隐藏怨恨。他性情不喜欢营造声名，所以从来没有什么值得夸耀或刻意修饰的地方。对于毁誉，他全不在意。他性情不喜欢结交朋党，所以从不攀附援引、结纳权贵。对于人事，他淡泊无心。他性情不喜欢权势利益，所以从不迎合时俗以求取容身。虽然侍奉君主总是遵守礼法、毫不懈怠而已，但对于仕进和退处，他始终安然自若。他所读的书专注于六经；读史只看《太史公记》《班固汉书》，认为这样就足以传达真实。闲暇时颇喜爱老子、彭祖导引养生的方法，阅读佛典《楞伽》《净名》而领会其中的道理，常说：“儒家的诚明，道家的正一，佛家的定慧，它们的归宿是相同的。君子的道，只需向自己寻求，以端正性命罢了。” 公兼通内外之学，因此天下人都以博通之士推许他。所以那些偏僻、诡诈、邪曲的东西，不能进入他的心术，爱、恶、哀、惧都无从侵入。他所历任的官职有：释褐授秘书省校书郎，著作佐郎，太常丞，右正言，谏议大夫，给事中，礼部、吏部、户部侍郎，尚书左丞，工部、礼部、刑部、户部尚书，宣徽北院使、南院使，检校太保、太傅，以太子少师退休。他所担任的职务有：直集贤院，知制诰，史馆修撰，翰林学士，龙图阁翰林侍读，端明殿、观文殿学士，在朝廷任知谏院、登闻检院，纠察在京刑狱，太常寺兼礼仪事，吏部流内铨，审刑院、审官院、三班院，通进银台司兼门下封驳事，尚书都省，昭文馆、秘阁、秘书省，宗正寺修玉牒官，提举集禧观、群牧使，知开封府，御史中丞，权三司使，正三司使，同知政事，宣徽使，中太一宫使，间或奉命修撰《日历》《唐书》《乐书》，担任契丹国信使、馆伴押宴、知贡举、南京奉安三圣礼仪使、册立皇太子礼仪使。外任则任知苏州昆山县通判、睦州知州、滁州知州、江宁府知府、杭州知州、滑州知州、益州知州、应天府知府、秦州知州、郓州知州、徐州知州、陈州知州。秦州曾两次授任，只去过陈州一次；五次授任，只到应天府任职两次；四次授任，只三次到西京任职；镇定、太原、永兴、青州、徐州，都接受了任命却没有前往。大体说来，他所经历的藩镇，到了那里便使政治清简安定，离开以后人们一定会思念他，由此也可以知道他在朝廷内外所留下的政绩和声迹了。他的文章四十卷，名为《乐全集》；内外制诰、辞命及杂著二十卷，名为《玉堂集》。元祐六年，岁在辛未，十二月二日，他精神不变，安静地顺应天命去世，享年八十五岁。讣告传来，皇上停止视朝两日，特赠司空。授予他的五名属官官职。他的妻子永嘉郡夫人马氏，是太常少卿绛的女儿，有学识，妇德温顺而端正，母亲的德行慈爱而公允。晚年明白性理之学，她去世时有异事，另有墓志记载。四个儿子：邦彦，任大理评事；邦直、邦杰，均任太常寺太祝，都有文学和品行义理，且都先于父亲去世。幼子名恕，能够自行修养立身，是保全家业的儿子。三个女儿：长女嫁给殿中丞蔡天申，他是枢密副使蔡挺的儿子；次女嫁给右朝奉郎王巩，他是端明殿学士、工部尚书王素的儿子；幼女出嫁后又返回娘家。元祐七年八月九日庚申，葬于宋城县孟诸乡南原，与先祖坟茔相从。以上谨慎地列具他的家世、功绩和行状，呈给太常寺考功，请求议定谥号，并上送史馆，以备编纂记录。某年某月某日，王巩撰状。《乐全集》附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