钦定四库全书乐全集》卷二十三宋张方平撰论事

译论国家财政收支的事。三司考察陕西用兵以来，内外增加设置的禁军有八百六十余指挥，约四十余万人。按人员和长行用中等标准计算，每人约征钱五百，月粮两石五斗，春冬衣赐绢六匹、绵一十二两，另给随衣钱三千。计算每年共支出料钱二百四十万缗、粮一千二百万石，按例折算六成计七百二十万石，衣赐绢二百四十万匹、绵四百八十万两、随衣钱一百二十万缗。每次南郊大礼赏赐六百万缗；其中马军一百二十余指挥，如果马匹全部足数，计算有六万余匹。每年支用草一千五百一十二万束、料一百五十一万二千石。属于三路的保捷、振武、宣毅、武卫、清边、蕃落等指挥，以及本路土兵连营，都依靠供应，约有二十余万人。加上屯驻戍兵约四十万人，本路税赋不足以供养。于是招募商人运入粮草，度支用钱帛偿还，按加抬的则例价格计算，通常是茶、盐、矾的三倍。由于这种办法，低价货物和利益流散，弊端全都归于官府。又自庆历三年以后，增加供给西北的银绢，内外文武冗官每天都在增加，因此三司的经常费用无法供给。庆历二年六月，圣恩特赐内藏银一百万两、绢二百万匹，并且全部免除此前向内库借贷的钱帛。庆历三年八月，又蒙恩赐内藏绢三百万匹。根据这些银绢共六百万匹两，折合钱一千二百万缗供支使用。庆历五年，又把江南铸造运来的大铜钱一十万贯，按小钱一百一十万贯支用。到如今还不到五年，增加的费用已经用尽；这就是说，每年常常要把内藏银绢折近三百万缗，供助三司的经费，还要调发各路钱物来供应，才开始能够满足。如今外州府库搜刮剩余财物，不知道内藏的积蓄还剩多少可以供今后拨付。天下山泽的利源以及茶、盐、酒税等各项收入，比起先朝以前，按例都大有增加，可以说已经没有遗漏的利源了。如果根据国家天下广大、每年的收入数量，自古以来没有这样多的；然而有关部门在调度时仍然显得匮乏，只是因为支出费用太多，没有量入为出造成的。如今最急迫的事务，没有比财货和粮食更优先的了。财货粮食不足，凭什么治理国家？从前唐朝自天宝之乱以后，肃宗、代宗时期，禁军缺乏粮饷，京畿百姓甚至揉取稻穗来供给军粮，还登上都城城门等待贡奉到来。王室可以说已经陷入危急困窘了。然而患难平定以后，军队有时可以解散；军队解散，民力就会得到舒缓。如今禁军名籍不下百万人，坐着享用衣食，没有解散的期限。七八年之间，天下已经困乏，而朝廷内外安然自得，竟然不知道。如果一旦发生万一的变故，再加上寇戎，又遇到饥荒，那么国家的长远谋划，臣恐怕即使有智慧的人，也很难在事后妥善处理了。请举一件事来说，其他事情也可以类推得知。景祐年间，天下预先购买绢一百九十万匹，去年增加到三百万匹。各路转运司大多申诉，有关部门却无从处理。为什么会这样？议论的人只知道茶盐等货物制度的弊端，却不知道弊端由何而来。详细追究原因，制度本身其实没有弊端，是形势造成的。设置军队有了防备，边费就可以节省；边费节省，兼并之家就不能观察时势缓急来侵夺利益和操纵权力，这样有关部门才可以控制物价轻重。臣以无才之人，错误地承担国家大计，职责所忧虑的事情十分迫切，内心如同焚烧。推究各种利害，直到根本之处，朝廷举动的关键和国家动静的枢纽，犹如臂膀手指的伸缩，都系于中书、枢密二府，并非有关部门所能参与。谨陈述大略，乞请交给中书、枢密院详细加以筹划，由圣上裁决，改变旧法而使之通达，确实使百姓获得生存之道，这才是使政治适宜治理的道路。再次上奏国家财政的事。臣昨天曾大略计算天下财利收支的账册，知道天下困乏的根源在于军队。因而考察宝元、庆历以后，内外增加设置禁军，每年供给钱帛、粮食、赏赐等数目，进呈朝廷，请朝廷筹划商议这件事，使它有所宽严调整。臣恭敬地认为，太祖皇帝攻取荆潭，收复蜀地、广南、江南，防备晋国寇患，抵御西北两个敌国，计算所蓄养的兵力不超过十五万人【开国初年得到后周军队十二万人，后来平定蜀地，选取其中精兵，只留下二百二十人；到乾德年间选练内外军队，只保存十万人，大概都是极其精锐的，后来才逐渐增加到十五万人】。太宗皇帝平定太原，防备西部边境，抵御北方边塞，选拔整顿军队，增加修治戎备，志在收取燕蓟，但蓄养的兵力不过四十余万人。先皇在咸平年间，防备西部边境，抵御北方边塞，搜求招募战士达到五十余万人；等到契丹请求和好，祥符以后逐渐裁减，放松马牧之地交给耕民【先帝常对宰臣说：天下兵马的数目虽然不少，但精锐的很少；况且如今的兵同古代不同，古代三季从事农业，一季训练作战，百姓就是士兵；如今士兵都坐等国家供给衣食，国家经费极其广泛，不可不慎重选择训练。〔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百二十人〕 向敏中说：军队编额逐渐增多，农民日益耗损，近来依照诏令防止过去的招募，斥退疲弱衰老者，大幅减少冗余粮食的消耗。皇帝说：你们应当经常讲求此事，务必寻求长久的办法】。边将占有兵力以自我固守的，往往加以罢免【先帝曾诏令环庆路减少神勇军、让他们返回营地，周莹说本路兵数并不多，不敢立即减省。皇帝说：西部边境很难得到草料粮食，每年役使百姓运输，周莹没有爱惜百姓的心思，也可以看出来了；当即用曹玮代替他】。到了宝元年间，近四十年，可以说已经安定；后来因为夏军违抗命令，才开始登记民兵，不久又命令刺选他们来补入军籍，于是在陕西、河北、京东、京西增加设置保捷、武卫、宣毅等军【保捷一百八十五指挥，武卫七十四指挥，宣毅二百八十八指挥，这是其中特别多的，其他不全载】。后来又在江淮、荆湖、福建等路设置宣毅军【淮南三十二指挥，两浙二十二指挥，江东十三指挥，江西十七指挥，湖北十九指挥，湖南十一指挥，福建十二指挥】。总计内外增加设置的禁军约四十二万余人，连同三朝旧兵将近百万人；乡军、义勇、州郡厢军、各军小分、半分、剩员等不计入其中。连营的士兵每天增加，南亩耕种的百姓每天减少，近来七年之间，民力使天下大为困乏。

译耕田的男子和织布的妇女，都不能供给自己的衣食，百姓的财富已经耗尽，国家的仓库已经空虚，而这些冗兵习惯于姑息待遇，渐渐骄横而势力炽盛，逐步形成严重的祸根。然而上下仍安然自得，不谋求补救，只担心招募设置得不够多。况且太祖训练十万人便平定天下，如今却把百万人还视为少数，这没有别的原因，只是各人苟且谋求自身一世的安逸，没有人为长久之计考虑。苟且偷安，是臣下只为自己考虑的谋划；长久之计，是陛下和国家的谋划。如今挑担贩卖的人家，还急忙储备一担一石的粮食，哪里有不考虑长久而能够保全天下的呢？近年以来，三路运入粮草，度支偿还价钱，常常达到一千万贯上下；边费如此之大，靠什么支撑？臣估量如今的国家大计，即使增加一百万人也没有益处，减少一百万人也不会有损失。近来卖官，六千缗可以买某些官职，簿尉要一万缗；至于殿直以及诸监、管、场、务的官职，按照课税收入制定赏格，收取盈利达到三二千缗，就按次序升迁。不知道卖官、迁官究竟有多少员额，能不能供给三路一年的粮草费用？这叫聚集小沟里的微薄水量，却用来供应尾闾的大量泄漏。浅陋的人还说要搜求遗漏的利益来补助经费，已经是本末倒置了。总之，财政的盈亏、时局的安危，都只系于军队而已。景祐以前，军队有五十万人，三司的财用就没有余剩；如今增加了一倍，怎么能够供给充足？臣近来大略估算今年京城的支出计划，先前已经进呈，只是按照通常用度作准备，周转调剂，勉强做到有备。此后如果再因之增加额外支出，又遇到饥荒，即使有智慧的人，恐怕也难以善后。何况臣这样愚昧的人，哪里敢期望能够成功？只愿这是社稷的福气、祖宗的神灵，加上陛下至仁盛德，能够感动天地，使上天降下祥瑞，以丰年作为回报，这就是亿万百姓所依赖的。如果从人事上看，臣愚昧地实在寒心。伏望命令中书、枢密院检查臣以前的奏章，详细加以筹划议论，由圣上裁决，早日采取措施；即使如此，也还要多年以后才能见效。正如救火救溺，迟缓了就更加来不及了。请节省财用的事。臣恭敬地认为，天下承平已经很久了，但国用仍不充足，民力更加困顿。如今军队集结在边境，调发费用日益增加，若依靠正常收入，财力便供应不上；再加征额外赋税，百姓又承受不了。要挽救这种交相逼迫的急势，关键在于陛下亲自带头约束下面，只是对一切事务实行节俭罢了。臣私下认为，陛下亲自勤于节用，能够自我克制并心存敬畏，各种服饰器用都十分俭朴，可是朝廷内外都说用度过多。臣私下对此很疑惑，大概是宫中受宠亲近的人、左右近侍，借助威势而恣意横行，竟敢欺骗诬罔，仰仗陛下仁慈，因而营私舞弊。而且宫禁中有所索取，动辄声称是圣旨，有司奉承供应，都说是进奉皇上，所以外面的人不知道详情，反而使讥议累及圣德。国家府库的困窘，正是群臣下属侵吞贪取所造成的弊病。伏愿陛下上为宗庙社稷的长远大计考虑，下以百姓的生计为念，那些妇人、宦官，何必过分姑息？请陛下超然远虑，从内心加以防范。试取先帝在位时期以及陛下即位以来的情况，尤其是天圣初年宫司账籍，如内东门等处，比较近年支出的金帛，就能知道增减、丰俭的数目。用一句话裁减费用的恩惠，作为天下富庶的根本，百姓都将赖此受益，实在是极大的幸运。先朝以前的制度，恐怕难以恢复；但若仿照天圣初年的体例，难道还很遥远吗？因此请下诏书晓谕天下，把陛下忧虑边患、爱护百姓的心意告诉他们，那么将士听到后，谁不会奋发努力、献身效命？士人百姓听到后，谁不会受到鼓舞而称颂仁德？至于外部各司库务，一切额外费用，乞请特意设置专门机构，选用三两名公正、通达、敏干而熟悉时务的人，逐条整理，并由一名大臣监督总领其事。可能感到不便的，只是左右掌管此事的臣僚罢了；如果陛下果断裁决而不疑虑，不容许他们阻挠，那么对上可以增益圣德，对下可以施加恩惠，对内可以汇集国计，对外可以成就武功，见效迅速而利益众多，事情切近而德泽长远。这是当今最迫切的事务。

译论减省财用事 臣近来接受诏命，同贾昌朝等共同议定裁减节省财费的办法。臣私下听说，陛下已经先从宫禁开始裁减一切用度，甚至连供奉圣躬的缗钱也下令停止供应。这是陛下亲自带头勤俭，为百姓考虑。减省费用这件事，如果由下级议论上级，按体制说是不顺；由上面带头示范下面，按名分说才是正当。臣希望把宫禁中实行的事情选取其中较大的三四项，向外廷宣布，并因此发布明确的诏书，使天下共同知道圣上忧虑边患、爱护百姓的深切心意，这样内外臣民难道不会体察国家的急迫形势，向上承奉圣德吗？关键只在陛下裁断。圣心若不屑于计较细小言辞，成效就可以期待了。那些只顾自己利益的人，得到利益就高兴，被夺取利益就发怒，这是女子和小人的常情，也是怨谤产生的原因。臣等怎敢不竭尽精力、用尽思虑，以便上合天心。请核查国家财政事务 臣恭敬地看到，自从西部战事以来，为应付边防，天下都承受了劳苦，各种赋税往往增加到原来的数倍。当时朝廷的诏旨，大概是用兵期间权宜应急的办法，哪里敢把它作为常规？如今边防虽然逐渐安宁，但沿边戍守还不能完全撤除，四方增置的兵马数量也很多。以前增加的赋税，必定难以恢复旧额，拿什么来安慰天下百姓的愿望呢？朝廷用来安抚西夏、契丹二国，正是要放宽财用、舒缓民力，以充实防备。如今正可利用边事稍有间隙的时候，难道可以悠闲地虚度岁月，不切实谋求长久之计吗？如果终于安然自得，害怕有所作为，臣恐怕民力会日益困顿，财用会日益匮乏，以后就难以善后了。现在内而三司，外而发运使、转运使，凡是掌管财利的官员，连簿书和期限都忙不过来，哪里还有空闲为国家和百姓作长远考虑呢？臣想请在两省以上官员中选派三两名才干敏捷的人，到三司与使、副共同办理，依据国家每年的收入数额来确定支出，调节货物价格的轻重，疏通天下物资的有无，考察利害产生的根源，以革除因循的弊端。随后详细列明事情的条目，先到中书、枢密院陈述并商议，凡确实可以长久实行的，再奏上请裁决。如果只是琐碎小事，没有大的得失，只会造成烦扰，就不必施行。希望能够帮助财用、舒缓民力，这是当今最迫切的事务。再次奏请的札子 当今天下最迫切的事务，没有比财货和粮食更重要的了。财粮的根源在三司，但掌管财政的大臣事务繁杂，连簿书和期限都忙不过来，哪里有空顾及国家根本性的忧虑呢？因此臣去年曾上言，请在两省以上官员中选派三两名，到三司与使、副共同办理，根据每年收入的数额，约定内外的支出；对于调拨使用的办法，就权衡轻重；对于征敛的物资，就疏通有无；参究利害的根源，革除因循的弊端。希望借此宽裕财用、舒缓民力，帮助三司达到均衡节制的作用。此后不知道朝廷为什么还没有施行，也不知道认为此事困难的用意是什么。如今若不趁边事稍有间隙，赶紧谋划长久之策，臣恐怕民力会日益困顿，财用会日益匮乏。臣又恐怕朝廷以为会因此多生事端，因此请暂且命令三司把天圣年间一年天下赋税收入的数额，以及内外支出的账簿，与上一年比较，分条上奏，那么国家的大计就可以核查而知了。如果这样能够长久维持，那当然很好；如果不能，难道还可以安然不作深思吗？臣先前所上的札子，伏乞再次赐予详加选择。请另行差官议论财政事务 臣近来曾上言，请派官员到三司议论财政事务。最近听说已经派了臣和杨偕。臣原本请求推选有才干见识的人，后来却由自己充当所选之人，招揽此项职任，把它当作自己的功劳，干预舆论，按道理实在不可以。因为臣身处负责进言的职位，所以把思虑所及合宜地陈述出来。难道凭臣浅陋愚钝的才识，果真能够周全地处理事务吗？所裁定的事情，即使再经过中书、枢密院商议，如果仍然出现过失，又将让谁来进言？乞请另行任命近臣办理，这样在体制上较为方便。【改差高若讷】奏论财政事务中不便之处及应当商议的条件 臣昨天请求派官员到三司共同议论财政事务，向众人询问后，发现公私利害之事处处都有。现在选取其中的大要，列出五条，先略举端绪，其余属于议论的内容。凡是这类事情，臣想中书、枢密院以及三司前后一定都有臣僚曾上言说明其利弊，也请检取诏书，送到有关机构审议是否可以施行。一、陕西、河东现行财币制度的利害，应当共同议定长久办法，以便利官府和民间。一、天下常平仓用来调节收散、平衡物价轻重，应当共同议定兴办办法。一、两川长期以来把各场务的课利改收银两，加上西部战事以来增加的绢布赋税很多，民力已经交相困竭，应当共同议定救济和改革办法。一、淮南各盐场积存的盐相互因袭，而江南远地、荆湖两路百姓没有食盐，官府又有遗留的利益，众人都说开放商运较为便利，应当共同议定施行办法。一、各路入中粮草的利害极多，本来是因为边远地区贫困、运输困难，计算其劳役费用，招募人户缴纳；近来豪商却擅取公利，借国家有急事反而操纵轻重，其中各地有险易不同，谷物有丰歉之别，应当平准适宜，共同议定施行办法。【奉圣旨，送杨偕等商议】请裁减陕西兵马及各种冗余费用 臣听说陕西遭遇夏季旱灾，两种麦子都没有收成；近来虽有一些地方得到雨水，秋田也未必有收成希望，百姓已经粮食艰难，颇有流徙。边境警报虽然平息，驻军仍然很多，加上饥荒，实在令人忧虑；草料粮食的输送，是最紧迫的事务。朝廷安抚西夏寇患，本来是为了休兵息民；如果劳役费用不能减轻，必然会看到物力日益困顿，长久之计几乎无从维持。近来各州屡次报告发生地震，考察这些灾异的征兆，是阴气有所过剩。阴，代表妻道、臣道、百姓和外族。此时后宫没有超过制度的地方，外廷也没有权势过强的人，所应当警戒忧虑的，就是百姓和外族。内则安定百姓，外则防备强大的外族，关键只在财力物力有所储备罢了。如今边境上的堡寨，兵力分散而力量微弱，假如敌人来犯，势必不能出战；如果据守，那么各处的当地人本来就足以应付。何况春夏之际，敌人必定不会大举进攻。如果每年三月以后，将沿边驻扎的军队全部抽调到内地就食，到了八九月再派出戍守。又边城供给一匹马，抵得上步卒三人的给养；其中既有许多瘦弱劣马，不能任用来奔驰御敌，平时又白白耗费草料粮食，动辄还连累多人送命。今后如果把沿边驻扎的骑兵发出时，估量只要足以巡逻境外，就稍微用步兵替换骑兵，放宽并减少调发，这就是大略。

译近来听说勾抽陕西提点刑狱曹颖叔到朝廷，想让他裁减边防费用。臣两次见到颖叔，据他所谋划的方案，也恐怕只是徒然施行。如今边臣只务求留下军队，朝廷又没有人肯承担责任；悠悠然对待颖叔的行动，至于大计怎么办？关键在于内外同心协力，共同考虑祸福，趁边境稍有空隙，日夜尽力而怀着忧惧。倘若详细考察利害的根源，仍有不同意见，究竟采用哪一种，想必应当由圣上裁决。颖叔此行，请每件事都明确给以处分；凡涉及冗费的，都应大力裁减。如果恐怕事情轻重不是他一人所能承担，也可以推选一名近臣奉命前往。陕西四路的部署，请各赐给一道诏书晓谕，使他们把这个意思同颖叔共同商议。所有陕西转运使，也请留意臣先前的意见，早日另行选择任命。请裁减河北徭役 臣恭敬地认为，国家同契丹通好至今已经三十七年了。边地百姓不知道战争的忧患，也没有输送粮饷的劳苦，保全父子家庭，安于耕种、养蚕和畜牧，本应当产业日益繁殖，财力更加充裕；可是家家户户都衰败困苦，大多没有积蓄，一旦谷物歉收，便没有能力自救。臣愚昧地私下思考其中的缘故，弊端有三项：一是厨传，二是徭役，三是河防。自从和好以来，边将没有事情可做，只是以酒食宴乐、赠送财物互相馈遗，争逐声名，唯恐比不上别人。公家的钱不够，就向百姓索取；百姓也不够，就借贷求取赢余；借贷仍然不够，就倾尽私囊来接济。这样一来，羊猪不能在栏圈中安生，野鸡兔子不能在野外安宁，行商贩卖的人不能共享其利，挑担负重的人不能安居，这是厨传造成的弊病。百姓最大的祸害，又在于轮番服徭役。有男丁被调到州中服役，就又被县里差遣；家中没有多余男丁，自己还要经营生业，所以凡是服役，往往都要雇人代替。两年轮换一次，雇工钱不少于十万，中等人家就耗尽了。既然这样，百姓怎么能不困苦？臣独自叹息，边疆太平超过四十年，却不能使公私财力充实，做到有备无患，反而把百姓的财产耗费在不急迫的劳役以及官吏口腹享乐的费用上；一旦仓促有事，便空虚萧条而没有可以依靠的东西。只有河防，还是国家不得不做的事情。请朝廷选派官员同河北转运使，把一路各郡县百姓的户籍全部取来，核对徭役的数目，再加以削减节省。各州郡厨传、粮饩、馈赠的弊病，臣深知这也不是官吏所愿意做的；然而由于体例相沿，彼此攀比，即使有爱民节用的心，也势必不能独自不同。臣认为应当明确制定条约，凡事规定制度；这样即使有往来的使客，也自然会断绝过分索取的念头，至于毁誉爱憎，也应当逐渐自行消除。然后裁减费用，以充实公私储备，考察名实，以观察郡县政绩，经过三五年，百姓的富庶大概一定会有所增加。请选任河北、河东、陕西转运使 臣切实认为，如今边事大致安宁，正是朝廷日夜留心、考虑祸患并预作防备的时候。至于抚恤疲敝百姓、均衡节制赋役，以及那些同事务切近而可以取得功效利益的事情，三路转运使最应当精心选择。像陕西、河东在残破疲敝之后，却任用某些人，如今又授予某官，这只是遵循旧常，按资历次序补任而已，并不是任用人才来济办事务。近来某官授任河北，众人也不认为合宜；但有能与他共同办事的人，尚且可以互相补救。陕西、河东各请特别选一人前去替代；其中尤其不能任职的人，也姑且调降，以平息舆论。凡是负有言责的人，事情有害于道理，就可以进言。至于观察时势而俯仰周旋、对意见若即若离，大概是因为惩戒那些高谈阔论却没有益处的人，估量朝廷能够实行的程度，而稍微取得一些成效罢了。

译论京师军粮储备 臣私下认为，如今的京师，就是古人所说的陈留，是天下四通八达的地方。它不像函秦那样是天然府库，有百二之险；也不像洛阳处在九州中央，内外有山河屏障，地势险要足以凭恃。自唐末朱温受封于梁，便因此建都。到了石晋割让幽蓟之地给契丹，于是同强敌共同拥有平原之利。所以五代相互争夺，战马在郊外奔驰，祸患是由于京畿没有藩篱的限制，根本没有庇护。祖宗受天命以后，把规划筹划都研究完备，并不是不愿回到周、汉的疆域，而是沿用了梁氏的都城，这是形势所迫、不得已而为之。大体上是有利于漕运以供养军队，依靠强大的军队来建立国家。因此今日的形势是，国家依靠军队而立，军队以粮食为生命，粮食以漕运为根本。如今依靠官仓供粮的，不只是三军，连京城的士人百姓也以亿万计，大半要靠军粮剩余来吃饱。所以国家对于漕运最为急迫、最为重要。臣在庆历五年权任三司使时，曾经查核在京各仓现存的斛斗数目：人粮一千三百万石；当时每月约支用三十四万多石，计算起来可以供应二年十一月。支用的马料三百二十万石，当时每月约支用四万多石，计算起来可以供应七年。这次奉命再次掌管国家财政，臣昨天在三月中旬查核在京各仓现存的斛斗数目：人粮八百万石，每月约支用四十万石，计算起来只能供应一年八个月。支用的马料七十万石，每月约支用四万七千多石，计算起来只能供应一年四个月。把庆历以来到现在共十年相比，计算所亏耗的达到五分之二。替国家作长远考虑，臣私下实在寒心。究其所以如此，大概是自庆历七年选发京东、西、江湖、淮浙的宣毅兵士，充入在京各军。至于各种冗余粮食，近来更加增多。又因为西部发生战事，内外支出不能充足，多次减少东南籴粮，把应缴的缗钱输送到王府；或者州郡遭受灾伤，朝廷便停止粮运来救济急难。也由于各路转运积久形成废弛怠慢，年度额数亏减，上下因循，缺少督促举发，官员失守职责，事务忘却旧规，以致储备日益缺乏。这样日削月减，再过五七年，京师仓库就连一年的储备也没有了。金帛等轻便财货，缓急时容易聚集；至于粮食运输，不是平时预先储备就办不到的。如果又遇上饥荒，倘若另有不可预防的事情，一旦发生缺误，难道能仓促间取得吗？倘若供应不足，即使有大圣大智，又将用什么办法来挽救国家安危的大计呢？臣才力浅薄、思虑疏漏，但既然职责所在而想到这些忧患，谨慎地把应当施行的事情列成条目如下。一、汴河每年额定上供斛斗六百万石，如果每年都能按数运输，就可以供给一年支用而且有余。自康定年以后，西部用兵，经费不足，每年常常把上供斛斗折纳为现钱，按一石一千钱计算，有时一百万石，有时五十万石。当时王师在外戍守，在京军粮每月支用数额较少，减少仓储、供给边地籴粮，尚且有名义可说。后来边兵返回营地，京师增加禁军，人数越来越多，却仍然有时沿用旧例折纳。去年因为恭谢大礼，也从江湖六路把斛斗五十万石折钱五十万缗，起运到京。请特别下诏命令三司，今后不得再把年度额定的上供斛斗折换成现钱。一、汴河上供斛斗本来是京师的军粮储备；自明道年间山东接连发生饥荒，朝廷以此为忧，特令截留调拨运米进入清河赈济。此后因此屡次在上供粮食之外支给各路。去年下令截留上供粮米六十万石，其中供给河北十五万石，供给京东五万二千多石，又从湖南起运，运往昭州、桂州卸纳。然而州县发生灾荒，理应赈济；如果考虑利害轻重，也应当比较根本和末节。请特别下诏命令，今后各路发生灾伤，不得再议截留调拨上供斛斗，只命三司多方谋划，从别路调拨支给。如果情况极其艰急，必须动用内府钱帛，仍然胜过使军粮储备亏乏这一更大的祸患。一、广济河每年额定上供斛斗六十二万石，实际为五十万石。其中十二万石，是庆历初年京东转运使上奏说南京军营很多，每年估计军粮要从徐州、单州、曹州、济州、广济军调拨，由两税供给，民力劳苦疲敝，于是截留上供运米十二万石，加上旧有八万石，共二十万石，作为本京军粮；但又从广济河认定的数额中运输补纳。所截留的粳米、小麦，补足的数目多用杂色粟豆，已经造成仓储亏损。而且三司每年又把它折换成钱帛，以供助支费用；至和二年折三十一万石，嘉祐元年折二十万石。有时全部折纳，只是三司按照惯例办理，也不曾奏请朝廷诏旨。今年没有再实行折换，但也担心本路历年没有足额起发斛斗，因此纲运的人船可能因循缺备。请下诏命令三司，今后不得再把广济河年度额定的上供斛斗折换成钱帛；并命本路所运输的年度额定斛斗，今后必须足额起发。纲船和兵士应常令本司增补充足，运输所经的河道也委托本司筹划办理，使其畅通。一、惠民河每年额定上供斛斗六十万石，其中二十五万石是淮南年度额定、运往咸平、太康、尉氏等县作为军粮的。近来发运司又在汴河年度上供额内删去这二十五万石，显然是把这批斛斗重复计算。省司正在查问此事。其余三十五万石本应由京西负责认额起发，近年却一直没有赶办运输，每年运到京师的只有五七万石而已。考查皇祐五年曾下朝廷诏旨，命蔡河拨发司每年增加运输上供斛斗的数目。本路以所属地区遭灾为由申诉，请求等到丰收时再供给。此后因循拖延，也一直催促不前。如今估量本路财赋并不丰足，各种支出又多，要求办足年度额数，恐怕来不及，因此请下诏命令，今后年度上供斛斗特予减免十五万石。现在只运输二十万石，必须保证到京数目充足，不得再有亏缺。其中供御小麦以及油醋库的油麻，仍依照省司核定数目随时供纳；其余允许用大小麦、小豆、黑豆、谷、粟充数。

译一、关于黄河查核，景德二年诏令陕西转运司，每年认定马料三十万石；上京所有细色斛斗，如果有剩余数额，就立即运输。又查核三门、白波发运司，编入诏令的黄河年度上供粮食斛斗，委托陕西转运司一并支取新的优质斛斗，运往沿河仓库交纳，并且常常预先通知三门、白波发运司，估量人力船只进行运输。如果调拨计划有失误，责任归转运司；运输亏少额数，责任归发运司。并命三门、发运判官催促运输，每到冬末，列明已经运过的数目，比较后上奏。臣考察景德二年，正是李继迁骚扰、西部用兵、陕右困敝之时，然而漕运上供京师从未废止。查考近年以来，却不曾有一船一运运到京师，或许是因为天下无事、财力丰足、仓廪充实，不把储蓄当作急务，内外因循拖延；到了宝元年间夏戎叛命，便再也供应不上。近来边事平息，关中连年丰收，本路财费没有缺额，朝廷至今每年供给的钱帛也不少。原有额定马料三十万石，应当办理上供。请特别下诏，命陕西转运司、三门和白波发运司，从嘉祐二年秋季起，一依先前诏令，按年度额定马料三十万石，必须保证运输到京足额。一、在京每年支用的马料豆麦约六十万石，近年估量时往往把许多数额下拨给发运司起发，于是用大麦、黑豆等粗色粮食充数，每年常常达到三十万石，计算兵船人员的口粮和水脚费用，要多出数倍。如今如果命陕西、京西以及京畿把二税中的细色粮折纳为粗色粮，年度数额就可以足够；那么汴河漕运便专门运输粳米，只用小麦按年度额数补充，这就是所谓转运江湖粮食来充实太仓。一、如今从军粮储备的大计出发，希望仓廪充实。各河所运输的年度上供斛斗，考虑到现在纲船、船夫、兵士经常不足，难以再增加运输数量，只有在京师就地收购入仓，才可以免除漕运费用。如今京仓每月支用军粮四十万石；如果就地收购，每月以五万石为限，仍有余裕，可以供百姓购买。这样每年可以得到六十万石，价格应当随时估定；但按中等价格通算，每石一百文，共需用钱六十万贯。查考历年初春，内藏库拨钱六十万贯交给三司，增加补助支费，称为“年退钱”；可以把这笔钱桩留起来充作收粮价钱。如今计算天下财赋收入和内外军国支出，每年支用后现存的数额还不至于完全缺乏。昨天因为河北灾伤，又有河防之患，本路形势艰急，三司除供应军粮斛斗外，还拨给现钱、银、绢约八十五万贯、匹、两；又估量今年年度支用的粮草，筹置人粮、马料二百万石，因本路丰收，又在年度计划之外增加收购一百万石，以备军粮。这些收购本钱如今已经筹划备足。今年又把麴院、店宅务的课利钱六十五万贯拨还内藏库，用来补纳至和二年停止拨给河北的便籴本钱，估计再用来年半年的课利便可以拨补足数。这些钱数都属于年度计划以外的非经常支出，总计二百二十万贯有余。眼下根据现有储备，尚且大体没有缺乏；如果各路丰收、边境安宁，朝廷每件事都节省，又没有别的额外费用，那么把年退钱全部桩留作就地收购的本钱，增加军粮储备，足以使其不至于缺误。一、要储备粮仓、贯通漕运，就应当使河道疏通。艺祖开国，首先疏浚各条河流。考察汴渠，本来就是大禹的遗迹，春秋时期已经在各部经典中见其名称。历代曾经疏浚它，隋朝大规模征发民力开凿通济渠，它与古汴渠大约相距不远。从汉到唐，虽然都城在雍、洛，但各种水运都依靠这条渠，漕运引来江湖物资，利益遍及南海。天圣以前，每年都开挖修理，沿河人户各自储备开河器具，名目种类很多，从未有淤塞。天圣初年，有个叫张君平的人陈述开河的利益，开始废罢春夫；后来又有浅陋妄为的小人，只图谋求取赏赐利益，节省役费，把这当作功绩，导致如今淤塞，妨碍漕运畅通。至于惠民、广济两条河，都是用来运输四方货物粮食，使京城船只相接，供给公私的。近年以来，全都填塞了。大概图谋长远利益的人不顾小额费用，期望一劳永逸的人不怕一次劳作。伏乞朝廷访察，选派稍懂水利、精力充沛而能办事的三两名官员，不拘文官武官，筹划办理，开通各条河流。各按地界，所经过的州县，命民夫完成工程和材料供应；疏理木岸、坝、闸、堰、埭等材料，对应当修缮的地方先行筹备，并严加责罚，务必使其长久有效。去年京畿发大水，毁坏官私房舍；从去年秋天到今年春天半年之内，修缮各军营房屋十多万间。凭国家的物力，哪里有不能办成的事情？只是事情会败坏于因循拖延，也会成功于果断坚决。至于那些不得不办的事，也一定能够办成。可是各种没有名目、并不急迫的修造工程，土木工程没有片刻停止，所耗费用不可胜数。这些河道都是祖宗留心经营的地方，是国家大计所依赖的，忽视而不谋划，也是有司的过错。一、里河折中仓本来是在京师就地收购粮食，以增加军粮储备，随着时势制定办法，随即实行收购。但这对边地籴粮的轻重价格有所妨碍，因此这种办法收入不能达到数额。庆历年间，近来曾命在京入中各色斛斗二百万石，采用三说法：三十贯支付现钱，三十五贯支付向南方州军支取的末盐，三十五贯支付香药茶交引。当时这是为了河北沿边入便，也采用三说法。由于文钞等原因，实际只收入十五万多石，事情不便，于是停止。如今库中香药缺少，而江湖末盐本来就实行现钱办法，是国家财政所依赖的。各山场茶货已经用来供应河北粮草；如果再实行折中，必定又会彼此产生利害冲突，所以不如就地收购，事情简便而利益广泛。一、京东、淮南土地宽广，财粮足以供养，可以容纳三五万人驻扎就地取粮。如果派京师禁军到淮南就粮，让河北兵士到京东就粮，就可以节省仓储、留存边地粮食；趁他们在外驻扎，也可以拣退疲弱冗余的兵员。

译一、在太仓积蓄粮食，本来是为了强兵；但懒惰废弛、冗余吃粮的人，白白造成消耗，使储粮日益空竭，而对此玩忽不顾，这是深重的弊病。查考在京以及京畿县的各营，剩余人员将近三万人。至于京城六军的士兵，其中年老有病、不堪服役的很多。各司库务中疲弱、闲散、冗余之人，不可胜数。这些人都从府库取得衣食，侵蚀百姓的膏泽。山海的高深尚且不拒绝涓滴之益，亿万之数也是从一二点积累起来的。所以凡是聚集储蓄的事情，必定要逐项积累细小的节省，才能形成广大储备。现将京六军、京城府界的剩余人员、各司库务人员以及各种老病之人，都请朝廷详细斟酌，发令逐步拣选停罢，以免白白耗费仓库。一、府界税赋按照皇祐五年赦诏规定，开封府各县两税过重的，在原有额数上特别减免三分，永远作为固定制度。如今查考，除依赦诏减免三分外，目前夏秋两税斛斗四十万多石，钱三十四万多贯，绢十万多匹。过去由于赋税沉重，百姓缴纳输送不及，所以遇到灾害多酌情减免，务求宽恤；朝廷也因此明确下达赦令，按例优先免除。奸诈游惰的百姓仍沿袭旧态，即使年成顺利也还要申诉；官吏只图省事方便，从未按规定核查履行，只根据保甲大致一概约定免除，姑息侥幸，渐渐习以为常。今后京畿县发生灾伤，应差官分头检视，命令一律依照农田诏令的格式施行减免。租税制度，是有国家者从百姓那里取得赋税的办法，讲究的正是公正之道。每年丰歉不同，依法实行宽征或减征，使事情处于适中，合乎正道；这就是所谓治理财用、端正言辞、禁止百姓作非分之事，称为义。一、漕运的职务属于发运使所属官员，责任在于长期任职。请精选有才干的官吏，曾任三司判官、按资序应当进入第二任转运使的人，暂且权充此职；任满三年、职事办妥，就正式授任；再满三年、事务修举，就任三司副使兼领职务；再满三年，就授予近职或两省官。有才略足以任用的人，还应由朝廷另外加以提拔，委任其中两人，曾经让他们前后相继任职替代，这就是为官职选择人才的体制。一、粮食纲运到京交纳时，每年短少不低于六七万石。各纲的凭券、历书以及兵士、船夫的粮食，按照惯例在路上都暂时扣留不请领；到了仓库卸纳时，根据各船短少的数目，把凭券上扣留的粮食斛斗拿来抵偿所欠，称为“折斛”。按兵士、船夫的口粮，本来应当沿途支领，却动辄积留下来，反而把太仓本应交纳的军粮储备折耗掉。这都是近年因循旧弊造成的，理应命发运司按数承认，每年等到上供停止运输时，把折斛总数列明送交本司，逐步办理补纳填补。这件小事已经由三司指挥下达施行，也应当奏报。以上是臣所分条筹划的事情，乞请朝廷详细议论施行。倘若能够相继坚持而不仓促改变，那么大概三年可以有多出一年的储备，十年可以形成三年的积蓄，累计三十年而有九年的储备，可以说是盛王的大业。前代史书有言：“尧时的水灾、汤时的旱灾，却没有危急灭亡的忧虑，是因为储蓄有所准备。”尧、汤那样圣明，也不能没有准备而等待天灾；天灾流行时，也没有比人有准备更好的办法。唐代刘晏论漕运说：“三秦的百姓依靠它而吃饱，六军的众人依靠它而强盛，四方抗拒者可以因此胆寒，三河流离的百姓可以借此请求保全生命。” 这就叫作安定社稷的奇策。安置百姓的道理、建立国家的根本，只在于衣食罢了。希望陛下深深留意圣虑。《乐全集》卷二十三 钦定《四库全书》《乐全集》卷二十四，宋张方平撰，《论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