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全集卷八

译论任用官员 臣听说，人的四肢与头部同为一体，才成为完整的人；阴阳二气与冲和之气三者合在一起，才能生育万物。君臣之间相互依赖也是如此，所以天下治乱在于众官，国家安危系于任用什么人。贤良的大臣依靠圣明的君主，君主依靠大臣。考察历代典章制度，观察先王的治国之道，无不都是简择贤能、授予职任，辛劳于谋划选择，而安逸于任用使令。尧能够明察俊德，舜能够及时辅佐上天成就功业；分设职务、任用人才，还要咨询四岳。因此尧说：“谁能询问并像我一样掌管政事？”汤时洪水泛滥成灾，便询问谁能使天下安定。舜说：“谁能奋发努力，光大帝王的事业？谁能像我一样掌管百工？谁能像我一样管理山川草木鸟兽？”这就是说播种一定用后稷，击鼓和拊琴一定用夔，各自任用所长，所以能把事情办好。到了夏、商、周三代，官职有世代相守的人，专业精熟，能力受到激励，各项事务都能办成。汉武帝、汉宣帝时期，也以人才众多而著称：朝廷内有儒雅、质朴正直、运筹谋划、制定法令、善于文章应对的大臣；朝廷外有担任将帅、奉命出使、宣扬风教、治理百姓的良臣，都能适合各自职任，各自实现志向。因此西汉被称为治理接近古代。魏、晋以来，凡开创谋划的君主、致力于治理的君王，没有不能驾驭英俊豪杰、奖赏擢拔俊异之士，从而建立大功业、制定大制度，为后世留下谋略、把富裕福泽垂传于典籍的人。然而官吏制度的弊病世代增加，从根本到枝末，请允许臣试作概括论述。天子统治万国，国家中承担三公之任、总管百官的人，就谋划建立众官之长；列为众官之长的人，则广泛选择各职任用的人才；卑下的官职治理细目，尊贵的官职统领纲要，各自有主管机关，互不侵扰紊乱。因此人人有所守，各自安于职事；法令简约而责任考核详明。君主可以垂衣拱手等待成功，百种政务因而条理贯通、秩序分明。到了隋代，把下级的权力全部收归中央，哪怕一命之官也都出于王命；三铨混杂各类流品，繁多错杂，皋陶所说的九种德行也不足以穷尽选官之道，周官的六项考核也不足以治理弊病丛生的官吏；即使有毛玠执掌鉴别人才的权力，也不足以振作衰败的风俗；即使有山公善于品评人物，也不足以振发清议。唐代杂用隋制，本朝又多沿袭唐代旧制。如今吏部的职掌分成五部分，仕进道路烦杂宽广，贤愚不能周遍知晓；资格有固定限制，人的才能和是否称职本来就很难全部辨清。然而王者设置官职、划分职掌，是为了树立百姓的准则；能够识别人材便会明智，能够任用官员、安定百姓便是仁惠。大臣荐举贤才、援引能人，分掌治理国家的政务，关键在于广泛招纳俊杰，列置于各类官位。那些百司众吏，既不是尊贵显达之人，却各有长处；他们朝夕承受辅弼之责，出入于君主起居之间，传达号令、施行政务，左右前后的官员，本来应当周密了解其善恶，使他们各尽才能。谁有能够使君主成就政务、辅佐宰相的道术，可以居于朝廷？谁有克敌制胜、决胜疆场的将帅谋略，可以安定边疆？谁有深沉谋略和深远见识，可以决断大事？谁有纯诚朴厚、忠心不二的品德，可以面对重大节义？谁有通晓通塞、筹划利弊的方法，可以掌管国家财政？谁有端方持重的声望，可以执掌国家法纪？谁有详熟掌故、通晓古事的学问，可以应备朝廷的询问？谁有不畏强御、敢于直言的气概，可以掌管谏诤之职？这些人都是帝室的仪表、当世的权衡，是朝廷轻重所依赖的人，也是百姓安危所凭借的人。若不对众议深入详察，不早在选拔记录中留意，一个职位没有任用适当的人，本来就会造成政治上的缺失。至于像终军、陆贾那样出使专对的人才；像延寿、黄霸那样治理百姓的本领；像张纲、范滂那样澄清风俗、砥砺名节的人；像释之、定国那样明慎刑狱、哀矜平恕的人，这些人都是在朝廷内参与政务，在外宣扬风教、传播君主的恩威，使百姓得到舒缓或遭受困苦的人，又怎么可以不预先考察他们能否胜任，从而充分发挥他们的作用呢？臣曾读《汉书》，看到元嘉年间，丞相王嘉上疏说：“以前山阳郡逃亡的徒众苏令发起为盗，想派使者去查问情况，当时却没有可派的人。盩厔令尹逢被授为谏议大夫，便派他前往。如今各位大夫中有才干的人很少，应当预先蓄养，使他们成就才器；临到事情仓促时才去寻找，不是彰明朝廷的办法。”臣每次读到这里，总是放下书卷长叹。孝哀帝时代，天下地域如此广大，官职如此众多，仍如武帝、宣帝时一样；然而朝廷空虚，国家困敝，竟至于连一个能出使的人才都没有，这难道不是由于平日没有预先储备人才的办法吗？所以臣深切希望陛下扩大知人之明，把它作为建立政事的根本；从不论贵贱的民间选拔人才，确实遵守始终如一的任信之礼；使端正善良之士早晚在左右侍从，才德兼备之臣在台阁中作表率，廉洁能干的官吏治理州郡。这样陛下自然可以高拱端坐于太紫宫，凝神于穆清之境，不出门户，天下本来就已经治理好了。臣才力驽钝，见识浅近，不通晓治道要旨，考察当前任用官员的方法，略有接近政治得失的内容，现论述如下，以补拾遗缺。任用人才的根本 臣下私下认为，本朝的两府，前代的三司，都是用来总理各项政务纲要、总览万事法纪、向下分派群吏职责、宏大完成天下事务的。因此，高宗任命傅说为宰相，傅说便广泛招致贤能之士，使他们列于各类官位。周官所载，太宰以八种权柄告诫并辅佐君王，以驾驭群臣。西汉丞相府设东西曹，其中有人后来升任中二千石。东汉三府察举廉洁、秀异和成绩优等者，出任刺史、太守，入朝则任乡校之职。南朝晋、宋以来，五品以上的执政官，与吏部共同掌管政事。到了唐代，宰臣仍可不拘常格而进用人才。唐代宗时，元载主持国政，公道因而受阻；常衮参与执政，人才也因而滞塞。等到崔祐甫任宰相，每天任用十多人，不到一年，共任用官吏八百人。皇帝说：“有人诽谤你所任用的官员很多都涉及亲故，这是为什么？”祐甫说：“推举拟任各类官员，必须衡量其才能而授予相应职务。我如果和他们相识，才可以大略了解人才；如果平素不认识他们，又从哪里考察他们的言行呢？”皇帝认为他说得对，有见识的人也赞同这种做法。宪宗时，李吉甫由承防升任宰相，对学士裴垍说：“我李吉甫自尚书郎任上流落远地十多年，后起的人才很少有机会接触。宰相的职责，应当选拔任用英俊之士。

译您很有识鉴，希望能告诉我当今的才俊。”裴垍拿起笔写下他们的姓名，共有三十多人；几个月之内，几乎全都得到选用。当时舆论一致称赞并推重此事，李吉甫也因此获得了善于得到人才的称誉。自文宗时期起，宗闵、德裕一类人把私情置于公事之上，结党援引、互相倾轧，于是朋党之议兴起。所以文宗说：“除去河北的贼寇还很容易，除去这些朋党实在困难。”从此每进用一名官员、升迁一名吏员，彼此都要相互顾忌，害怕招致讥议，这难道是以最公正的原则治理万物的道理吗？臣恭敬地想到，我太祖、太宗在位时，选拔贤能、任用有才之人，根据才器授予职务；才略奇伟杰出者，有的几年便做到宰相，浅陋昏昧而无能者，有的超过十年也不改变职位；有的品级虽低却处在重要职位，有的官阶虽高却居于闲散职位。升降取舍，只看才能，因此能够兴建功业，使四方安定。这些制度和遗留下来的文章，可以传给后世万代。凡是功名能够建立，必定要依靠驾驭和任用人才。后世因循而形成弊病，大概是由于承平日久；在今天要实现治理天下的根本，没有什么比任用官员更重要。帮助陛下任用官员的，难道不是宰相吗？官至卿、监，职掌参与台省事务，迁调任用的命令本来就在政府掌握。郎官以下，属于审官注授的职掌，由选曹统管。这两个官署，实际都由宰司加以选拔。况且如今外任官员中最为重要的职位，寄托着国家权力的，并不只是廉访、刺史等职分，而是两类转运使以及提防刑狱者。天下各道合计不到一百人；如果这百人确实有才能，那么天下的政务就算举措得当了。这正是陛下应当慎重简拔任用、宰司应当谨慎选择的人。臣近来看到诏书改令两省、两制荐举人才，这固然是朝廷不愿私自掌握用人权，而想与天下共同使用这一权力的意思。然而凡是被荐举的人，果真都贤能吗？如果只按资历排列、按品秩次序授予恩宠，不再区别选择，像鱼贯一样授官，又不知道根据实际情况变通，这仍然如同只按伯乐的图样，到市场上去寻找骐骥一样。臣愚昧地认为，应当由圣明的陛下亲自裁断，远远遵循往昔的制度，把用人权交给宰司负责。凡是长期被埋没的人才、俊杰的器识，以及声名品行磊落、众人都确实听闻过的人，都可以越级甄别提升，赶紧收取他们的功效。如果一定要依照阶次逐级升迁，哪里还称得上用人？即使是高级官吏不能胜任职务，身居刺史、太守之位却没有治理的实绩，大的应当罢职退回乡里，小的应当退居闲散职位。《汉官仪》说：“三公听取并采纳长吏对官员好坏的评议，以及百姓疾苦，把它们分条上奏，这叫作采举谣言。”又按照汉代旧制，州牧奏报二千石官员不能胜任职位的人，事情都交给三公处理，派遣属官查验后加以贬黜罢免。这就是前代朝廷内外群吏升用善者、黜退恶者，都由宰司掌握的旧例。既然把权柄交给他们，又以诚心推任他们，那么只要有一个人没有得到任用，或有一个官职没有得到妥善安排，陛下就有理由追问他们。有的人说：“在治理艰难昏暗的时期，才有不拘常格、急于任用人才的提拔；在保持盈满、守成安定的时期，自然应当遵循常规、守住旧制罢了。”臣认为这只是腐儒的错误说法，哪里是英明君主的长远谋略？况且陛下从前亲自总揽万机，重新登上帝位，独自决断而不受牵制，选拔人才、振作滞塞之士；那一两个臣子承受您的奖擢，全都从卑微偏僻的职位骤然升入清要之职，这难道还能说是按照资历和任职年限办事吗？何况这三司实际上掌管众多职务，动辄援引成例，这还称得上选拔人才吗？有才能的人一天处在下位，天下就少一天他的益处；没有才能的人一天处在上位，天下就多一天他的损害。所以提升拔擢善良之士、斥退远离邪恶之人，即使晚一天也不行，哪里能说应当遵循常规、守住旧制呢？如果这样做，上下都尽心竭力，各类官职都得到整治，天下的士人就可以被任用和驱使。皇帝不再有焦劳的忧虑，也不必为日夜操劳而担忧，百官的职务就都能治理好了。治理郡县的根本。臣下私下认为，如今外任权力最重的，只有转运这一道职务。百城的号令、千里之内官吏的黜陟、财赋的征收与宽缓、恩泽的流通与壅塞，以及民政的困苦或舒缓，都由此相关。郡县都观察并听从他们的声势和威严，朝廷依靠他们办理外部事务；他们掌握各项职务的纲要，实在是地方方面官员的师表。这大概相当于汉代刺史的职务，以及唐代度支所属各道巡院留后的职任。汉代制度规定，刺史依据六条考察督察二千石官员，但不主管钱粮财利之事。主管钱粮财利的，是大农所属各部设在州中的部丞，以及郡国所设均输、盐铁官。唐代乱世以后，因急于解决军粮，计臣才开始兼有转运各项专卖事务的名号；各路设置巡院官，掌管赋税调发的制度和输送物资的储藏，却不总理州郡政务以及官民事务。总理州郡政务和官民事务的，则有按察、采访、黜陟使。如今的外台竟兼有这些职任，接受国家托付，所凭借的权势和声望很大，大小政务无不统辖。至于搜集、清理、盘剥以及锱铢毫厘的计算，损有余而补不足，供给、报销和调度的筹算，正是一个胥吏就能办理的事。转运使的根本职责，在于访察民间风俗，革除和纠正因循积弊，考察核实官吏，全面了解他们的优劣和才能。这本来就是水木的根本源头、衣服的冠冕所在。如果不谋划这些根本事务，却琐屑地忙于米盐、饲草和秸秆方面的防禁诛罚，计较圭、勺、星、铢那样细小的差错，那么长期作奸、最为狡猾的人就会占据都城、盘踞郡县，府署成为豺狼的巢穴，州县成为毒蛇蜥蜴的住所，甚至暴露于天子耳目、传达到四方，而外台仍然没有人举劾他们。这难道是与天子共同治理天下的意思吗？近来朝廷议论郡中长吏的罪过，转运使也因牵连而被贬官，这正说明朝廷务求澄清整顿，外部政务也因此肃然。圣人制定法令，所重视的是形成风俗；习惯见闻已经持续很久，再想回转革新就很困难。如今天下的风俗，喜欢和易而厌恶刚正，尊重因循常规而看重改作；建立一项功利事业，必定担心被说成滋生事端；免除一项恶弊，已经会招来刻薄严酷的诽谤。所以即使纲膺蒙受任用、担任如今的职务，也仍像颇牧处在汉文帝时代一样受到限制。臣又详细考察“转运”这个名称，大概以赋税运输为主，似乎并不是专门为举荐贤能、罢黜恶吏而设置的。孔子说“如果一定要说，首先就要正名”，那么居于这一职位的人，先忙于聚敛而后顾及民政，也就不能过多责怪他了。从前两汉虽然有刺史督察州郡，但又时常派遣使者分赴各地考察群吏的治理；所以西汉有绣衣直指使，巡行郡国，能够专擅诛杀二千石官员；

译东汉则有以美俗、清诏为名的使者，分道巡行四方。唐代虽然有采访、按察之职，也时常派遣郎官、御史查访政事的得失。臣愚昧地认为，应当仿举汉、唐的制度，精选台阁中的臣僚，选取才识深厚明达、风度端方庄重的人，奉命分道巡行，参考民间歌谣和舆论，把情况上报朝廷。对廉正者加以表彰，对应当弹劾罢免的庸劣暴虐者，必须分条列出他们能干或不能干的事迹，如实记录他们善恶的情况，以此施行诛罚和奖赏的法令，建立褒奖激励的制度。至于有可以兴办的功利事业，有可以免除的疾苦，民间有隐居未仕的士人，闾巷中有守节重义的人，也可以趁机搜求表扬，用来辅助政治之道。每隔几年就派遣一次，不要受固定常规限制。这样，官吏就知道什么会受到抑制、什么会受到劝勉，常常怀有戒惧之心；百姓受到侵害冤枉，也会更加有申诉辨理的途径。利弊能够上达而不被遗漏，恩泽能够下流而不受阻塞。考核功绩的制度。臣听说，经过三次考核而决定黜陟，记载于虞舜的典章；三年一次比较考察，详载于《周官》。在汉代，京房创立了考功之法；在魏代，刘劭建立了都官考核制度。杜预制定的泰始年间格式，把考核所属官员的责任交给达官；崔鸿提出延昌年间的议论，大概是忧虑选曹没有甄别选择。虽然这些议论大略留在后世史事中，却都没有在当时实行。南北朝后期，便再也没有人议论此事了。至于考察历代任用官员的得失，斟酌一时风俗的厚薄，从治理政务的事迹来看，大体上确实可以知道其中的情况。汉代的察举制度，相关辨析论说已经很详细。九卿从刺史、太守中选取，刺史、太守从四府、三署中选取。除去县令、县丞考绩优良者以外，又用六条督察郡国的治理。朝廷不时派遣诏使巡行四方，以考察官吏、考核风俗；公府又听取并采纳长吏对官员好坏的评议，根据民间谣言举发查办，往往因此受到贬黜罢免。这些并不属于考功制度，但善恶已经彰明。魏晋时期，九品中正制度和中正官的职责，正在得到整治和推行，还没有衰败。中正评定人才和品行，吏部依据评定结果授官，所以虽然没有实行都官考课制度，社会舆论也已经确定了评价。永嘉之乱后，天下分裂，时政衰败困顿，苟且度日、偷安自保，实在无暇制定宏大长远的谋略，来治理时政、建立制度。到了隋朝，行事不以古制为师，废除州郡自行辟署官员的制度，以收揽下级的权力。末等官员的资历限制，全都由铨衡机构负责选授拟任，于是官纪紊乱，人才也混杂了。唐代让吏部掌管文武选官之事，选官事务分别归为三铨；考功司掌管考核评定朝廷内外官员的考绩，大体分为九等。虽然制度还存在、法令也有明文，但很少有人能够真正实行。凡是两部所掌管的六品以下官员，都在规定期限于冬季集中，宣唱姓名、注拟补授而已。按年资停留的制度，是崔亮在神龟年间设立的；循资升迁的格式，是光庭在开元年间制定的。把累积年岁作为劳绩，以历经等级作为限制，无论贤能还是不肖，全都混同为一律。从此，天官的职责只是在执行令史的事务，考课制度也徒然成为空文。如今朝廷任用官员的方式，是以尊贵者任用卑下者，以多数人共同任用少数人，贤能之士按类别举荐，犯罪者实行连坐。这一原则极为公正，这一制度极为公平，消除了偏重一方的权力，也没有专擅蒙蔽的弊病。所谓向众人询问，就是与天下共同授予官爵的意思。然而，选曹之所以使群吏的治理受到弊害，是因为他们的功过事迹起初由州郡记录，而州郡的记录又受条文格式限制，只是铺陈罗列杂乱的文书，甚至涉及极细微琐碎的事情。等到连筐、锅、盆、缸等老妇日用之物也全都登记，竟像遵守剂量和约束一样，至于官员的才能、办事效果以及善恶事迹，反而昏暗不明，无法知晓。等到任期满了一年仍未调动，铨衡机构便考验核查其材料，最多只会挑剔文书中的小错误、日期时日的差错，盘问细枝末节，借机索取贿赂，吹毛求疵而掩盖优点；有的从小州调入大州，有的从偏远县调到近县，按次序升迁补任，像鱼贯雁行一样；离开这里而选取那里，仿佛探囊取物、打开箱笼一样容易。因此恶吏没有什么畏惧，民政常常因而错乱。臣认为，应当命令天下州郡每年汇总群吏的考绩，首先详细列出他们功过的情况，然后再根据善恶的深浅互相比较，分别补任，评定为三等。只需直截了当地写明：某人担任某职，能够履行职责；曾经建立某项功绩，对百姓有利；曾经主管某事，能够办理成功；或者审理案件时能够查出隐瞒和枉滥；或者能够揭发大奸大猾，除去危害百姓的弊害。至于过失和处罚，也应简要记录。这些材料，应由郡县各级官吏中的长吏亲自书写；郡守、郡佐的考绩，则由转运使、提防刑狱者分别考校评定。各部州郡规定月份和日期，集中汇报给两司；两司官员在集中办理事务的处所，会同考察所管各部郡的考绩簿籍并加以参议，按照等第，每年把最优和最劣者上报王府，并把副本移送考功司。希望朝廷慎重选拔有才识的人授任考功之职，并增加考功官员的员额，分统各道，接受外台上报的各部郡考绩情况，使他们能够广泛采纳公正舆论，访察民间歌谣；即使有贪婪暴虐者位居优等考绩，或有清廉善良者处于劣等，也可以据此论劾纠正，核实其功过。事情核实之后，按照补任和授官的制度，各依其品秩，或上报宰司，或列入审官机构，或报送选曹，分别依照等级实行升迁和黜退。凡是官吏任职三年，连续三次考绩为上等的，予以升迁；连续三次为下等的，予以罢免；两次为上等、一次为下等的，优先叙用；两次为下等、一次为上等的，列为考绩最差而留任察看；其余情况也依此分别处理。这套办法简约而容易遵守，简单而容易辨别，有古代制度可以考察，又能为后世继承。官吏知道苟且敷衍不是应付时务的办法，就一定会勤勉施展才能；士人知道名节是取得尊重的途径，就一定会努力增进德行。这样，行善的士人会更加勤勉，履行职责的官吏都会受到劝勉，郡县政务不用严厉督促也能办成。与房劭的苛细制度、崔裴的弊害相比，岂不是好得多吗？自行辟署官员的制度。臣听说，周代制度规定，大国有三卿，由天子任命；从大夫到群士，都由国君任命。王室卿士的属官，也各自选用。因此穆王任命伯冏为太仆正时说：“谨慎地选择你的属官，只选用贤善之士。”汉代的藩国，朝廷只负责派遣傅、相，其中尉以及千石以下的官员，可以自行设置。三府各自选择属官，州郡的从事、各曹官员和其他职务，全都由刺史、太守任用。魏晋开始建立九品官人法，中正官在外考核人才，吏部在中央铨选授官，但自行辟署的制度仍然实行而没有废止。隋开皇年间，内外各类官员，无论大小，全都归选曹管理，不再由地方自行补授。唐代参杂采用古代制度，逐渐恢复这一做法；采访使、节度使等官员的属官，判官以下都由他们自行延请。已经任职后，再慢慢上报朝廷；尚未得到答复的称为摄职，已经得到王命的与正式官员相同。肃宗、代宗以后，岳牧的权力加重，有的可以自行任命支郡刺史，专擅诛杀二千石官员。凡是各处自行辟用的官员，也都兼带台省官衔。本朝兴国初年，才开始废除假摄制度；而重臣、近职出任方面长官时，从介倅、宾佐直到各类属官，都可以由王官请托辟用，历来相承仍依旧例。这样做对政务并没有什么损害，但近来议论者又认为这是过失，认为其中多有援引旧交的情况，有的容许请托；又担心孤立清平的人才被代使差遣得奔波而无暇自处，并且郡县接送使者反复劳顿，于是又停止了奏请辟用的制度。

译臣听说，《尚书》告诫任用贤能不可有二心，《易经》赞美汇聚征召贤才的吉祥；《左传》褒扬举荐善人，《诗经》重视选拔俊秀之士。况且朝廷任用官员的制度，大体上把保举、担保和荐举作为选拔提升人才的途径。官位已经进入朝列，职务分掌半州事务，本来就可以举荐自己所了解的人。何况大臣是皇上所尊敬礼遇的人，受到信任并承担与皇帝共同治理天下的重任，也正需要寻求能够辅助自己的贤才。假如援引旧交而能够得到贤才，容许请托而又没有失去人才，那又有什么过错呢？按道理说，凡是所谓善于知人的人，必定要审察其善恶、考察其器量才能；如果不是旧交，又从哪里了解他呢？如果平素没有旧交关系，那就必须寻求长者的赞誉、善人的评论，采纳公正舆论，访问乡里的评议来选取人才，这样也就会涉及请托了。魏国的卢毓说：“名声不足以招致非凡的人才，却可以得到普通的士人；一个人畏惧教化、仰慕善行而后获得名声，难道不仍然胜过完全没有善行却被称赞的人吗？”可是议论者总是迎合事端而设置防范，受世俗情状的蒙蔽而损害大体，使大臣知道谁是善人却不能任用，知道谁是滥竽充数者却不能罢黜，这对于治理有什么意义呢？臣愚昧地认为，应当恢复旧制，稍微制定条约，使援引人才的好处能够实现，堵塞过分请托的弊端。讨论辟用之初，应当按照升迁次序补授；如果辅佐有成效、有声誉，就按通常科格加以奖赏和荐举；如果确实有人才，却违背众人的舆论，有不能掩盖的瑕疵，事情出于徇私侥幸，或有使众人惊骇的行为，就可以让宪司弹劾、外台考察廉能，揭露其妄自荐举的过错，表明必定执行的法典。这样，被荐举任用的人会有顾念谨慎之心，砥砺名声品行的人会有得到知遇、施展才能的希望，官吏都会受到劝勉，政事也就能够得到整治。杰出的人才必定会被收取，贤士也可以得到挽留；上面逐渐形成选拔人才的道路，下面免去人才长期滞留、不得调任的叹息。执旄旗者喜爱善人，虽可比拟纪浚郊的美事；棫朴所歌咏的任用人才之事，最终也将归于周朝那样的盛世。《乐全集》第九卷。钦定《四库全书》。《乐全集》第十卷，宋代张方平撰。《刍荛论》。《宗室论》。臣听说，昔日帝尧能够彰明俊美的德行，使九族亲善。九族亲善之后，才评议百官，使天下万国协调和睦。夏、商、周三代的君王，没有不分封同姓宗室子弟，让他们作为屏障卫护的。周代的宗族盟会，异姓诸侯居后；为了敦厚叙录世族的情谊，设有宴饮馈食之礼；为了亲善伯叔诸国，又有赐予胙肉的礼制。到了周王室衰微时，周幽王不能与同姓宗亲宴饮欢乐，骨肉相互怨恨，于是《頍弁》《角弓》一类讥刺之诗兴起。周平王抛弃九族，讥刺王室的《葛藟》也随之出现。然而，宗室如城郭，辅佐王室，因此周朝享有天下超过八百年。到了孤立的秦朝把天下分为郡县，只专门自我封尊，不再分封诸侯，皇子兄弟孤单地守卫地方，势力与平民无异。及至崤山以东盗寇兴起，他们孤立无援，四方瓦解，很快就覆亡了。两汉的制度，是让皇子兄弟作为屏翰，入朝参与宿卫；宗室中贤能的人，可以参与听闻朝政；亲疏之人交错任用，轻重彼此制衡，所以国基虽动摇而又安定，国运虽断绝而又续接。魏氏的制度刻薄疏薄，使兄弟彼此隔绝疏远，又约束宗族和诸藩王，不许他们入朝觐见；文如鄄城王，武如任国王，都被关防禁锢，才华无法施展。于是只能忍死等待赋税，寄托遗孤、交付生命；根本浅弱，龟鼎很快迁移，国祚随即转移。司马氏近取曹魏覆亡的教训，谋求安定后世，于是给诸子配备军队，让他们分据要地。永嘉之后，祸乱变故接连发生九次，司马氏内部自相杀戮，超过了世代血仇；离石一带发出乱声，地区大为骚动，羌胡纷纷起兵，王朝制度几乎全部剥落。还好依靠宗室外戚安抚镇守各方，所以帝王的大命又重新集中于江左。中兴以后，王敦、苏峻等人的诛乱，都是从上游逼迫京城而来，因此自晋代直到宋、齐，凡有险要之地和京城防卫，必定命宗室子弟镇守督领。后来刘氏、萧氏两朝的君主昏乱悖逆，嫉妒同类而亲近异姓，任凭斧斤相互砍伐，枝干全都砍尽，枯根孤立，股肱之臣全部被除，只剩下胸腹之间的空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