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全集卷十二　　　　宋　张方平　撰

译刑法论。臣听说从前周成王时代，只有文王能够彰明德行、谨慎刑罚；武王时代也谨慎地处理狱讼。周公制定六典，大概是用礼端正根本，用刑防范末流，辅助完成五教，使百姓合乎中正。到了成王、康王时期，甚至可以把刑罚搁置而不用。孔子说：“用刑罚来整治百姓，百姓只求免罪而没有羞耻心；用礼来整治百姓，百姓有羞耻心并且归服。”又说：“礼乐不能兴盛，刑罚就不会适当。”所以叔向认为，三种刑罚的兴起，都是衰世的现象。汉代自文帝、景帝以后，朝廷建立重大制度，施行重大诛罚和赏赐，往往让诸儒依据经义裁断，也能议论政事、制定制度，尊重君主、抑制臣下，辨明是非，他们的论议高明而宏大。因此三王以来，汉代的治道最为纯粹。东汉以后，法律逐渐繁琐严密，南北风俗不同，无法胜任其弊病。唉！世道失去正道，百姓离散已经很久了。根本先已衰弱而势力强盛，怎么能长久？所以世间即使太平也容易转危，国家即使强盛也容易败亡，原因在于制度没有预先建立，礼义没有存于人心。譬如高大的楼厦巍然耸立，但柱石不坚固，难道是能够长久支撑的形势吗？众多的网目虽然交错，却没有纲维来整理，当然是必然紊乱的道路。治理国家而不修明礼法，凭什么达到治理呢？近代唐朝时，礼制和刑法繁杂，礼制几年一改，法律有时一代之内还要修订两次。贞观、显庆年间，仓促制定了彼此不同的制度；永徽、开元年间，又有前后不同的法格。诸儒争立异说，互相出自胸臆；执掌法律的官吏迎合人意，随即把刑罚定得或轻或重。奇特的奏请和援引其他案例，堆满了几案和楼阁。即使精通法律的人也不能全部看遍，因此郡县承用这些法律时便互相驳杂而陷入错误，愚昧地使无罪者死亡，使百姓受到罗织而不能幸免。其过失是由于法格、命令过于繁多，所以奸吏得以借机利用，从中交易取利。太祖皇帝统一天下后，怜悯刑狱过多而滥用，开始制定郡国设置司寇官的制度。太宗又增置审刑的各种职官，来复核天下的狱案。先皇又设置提点刑狱的职任，分管四方，申理下民的冤屈，察究群吏的违法。这些都是圣人竭尽感情和心力、哀怜体恤百姓的措施。自陛下登临帝位以来，敬慎怜恤百姓，严办深重旧罪，宽缓放免刑罚。您在宣室决断政事，明察超过汉宣帝；太官减少膳食，仁德胜过唐文宗。您有悲悯深切的爱民之心，有忠诚而有益的教导，可以说是盛大的德行了。孔子说：“如果有王者兴起，必定要经过一代之后，仁德才会形成。”善于治理国家的人，百年就可以消灭残暴、停止杀戮。我大宋施行宽仁之政，天下超过八十年，四海统一，清明安宁，德教加于百姓，陶冶教化更加深入了。然而刑罚仍不能搁置不用，监狱中的囚犯还很多，这是什么原因呢？大概是礼制失去了端正根本的作用，法令却急于防范末节；上层堵塞货物流通、渔取财利的道路很多，管理专卖、封禁侵占的门径也很多，又有权贵豪强从中干预。富人依仗公法进行私下的奸邪活动，侵夺剥削百姓；官吏只求因循，有的还牵引赃贿之事，不能抑制强暴、扶助弱小，狱讼不公平，所以小民生业困窘贫穷，便想不顾法度去做盗贼，以虚弱欺诈来苟且逃避饥寒。孔子说：“古代懂得法律的人，能够省察刑罚的根本；如今懂得法律的人，只是不放过已经犯罪的末节。”不追究百姓所以犯罪的原因，却奖赏官吏能够揭发奸恶、取得实情，这就像大开栏牢，高高张起罗网，捕获鸟兽后把功劳归给射猎之人一样。因此官吏本应执行法令、检举违法，治理百姓并引导他们向善；但有的苛刻之人巧于玩弄权术，任意改变轻重；有的宽纵之人疏忽轻慢，把政务当作鄙俗小事。不才之人固然会被奸吏欺骗，有才能的人有时也会被豪强收买；求取进用的人，甚至曲解文辞来迎合上意；沽名养望的人，宽宥旧过、减轻刑罚来取悦众心。各家各自作出评判，每个人都坚持自己的见解，以至于罪行相同而轻重不同，刑罚条文相同而深浅各异。种种弊病，最后全都归害于百姓。我诚恳希望朝廷考察周、汉的旧法，深入讨论礼制和刑法的中正之道，削减游商和兼并的行业，增加节制奢靡浪费的费用，稍稍放宽谋利的道路以优待平民，删削订正律令，铲除其中繁多、互异、诋毁欺诈、罗织文辞和琐细苛刻的条文，一律删除，务求简省约略，使人容易遵守。制定一部大宋统一的法典，颁行天下，这难道只是有利于当世，也必将成为无穷久远的法则。臣的话虽然疏阔简略，不完全符合当时的权术，难道不接近于清理源头、端正根本的议论吗？其中当时尤其急迫、关系朝政得失和人伦厚薄的事项，略举在下面，希望用来端正国家的大纲。诏狱的弊端。臣听说刑罚不适当，百姓就会手足无措。刑罚，是治理国家的最后手段。然而古代圣明帝王用来辅助德教的刑罚，并不一定非要刑讯、杀戮、割鼻、断足之后才算刑罚。所以舜称赞皋陶说：“你担任士官，要明白五刑，用来辅助五教；希望由我来治理刑罚，更希望达到无刑。百姓合于中正，只要这些臣民没有谁触犯我的正法，这就是功劳盛大啊。”皋陶又把美德归于帝王说：“帝王的德行没有过失，以简约治理下民，以宽仁统御众人；刑罚不牵连后代，赏赐延及后世；过失即使很大也可以宽宥，故意犯罪即使很小也要施刑；罪行有疑问就从轻，功劳有疑问就从重；与其杀死无罪的人，宁可失于不当。爱好生灵的德行，浸润了民心，因此百姓不会触犯官府。”这些话是说，君主能够用德行安抚百姓，臣下能够顺承并发扬这种美德，于是百姓大为明白而服从，达到时世和谐，所以最终可以达到无为而治。三代以来的帝王、历代的治世君主，谁不慎重选求善于治理狱讼的官员，以判决刑法是否公平呢？周文王时说：“不要专意兼理众多狱讼，各种谨慎之事，只在于有司和牧民的长官。”武王时有苏公式讲明刑罚，穆王时有甫侯训示刑法。西汉有张释之、于定国，以宽平著名于汉文帝、汉宣帝朝；东汉有郭躬、陈宠，以怜悯宽恕著称于汉明帝、汉章帝时期。

译凡是君主存心于敬慎怜恤，主管司法的官员就会尽心审理得当。刑罚关系到有人受生有人被杀，关系到国家混乱、邦国危亡，是人命所系，怎么可以不慎重呢？刑罚是君主权柄所在，关系到有生有杀、邦国安危，怎么可以不谨慎呢？没有不凭借宽厚慈爱、惠和仁政而得到众人的，也没有不由于惨酷暴虐而失去百姓的。设置官职、选用人才，务求遮蔽私情而处置得当；双方供词完备，五种辞证简明可信；无论大小案件，鳏寡之人的冤屈都不能被遮蔽；一成不变的法律，三尺之法典都完整存在。然而舞文弄法、巧于诋毁的人，曲意迎合、希求合意的官吏，仍有时任意改变刑罚轻重，把轻重放在心中，钩取罗织、锻炼成罪，完全不遵守法制。更何况如果多设罗网陷阱，另外开启诏狱，使审理案件的官员不能议论，朝廷大臣听不到辩白，事情落到近臣手中，法律又有两三套不同的门径呢？这就是君主向天下显示私意，也正是大权所以失落于下、祸乱所以产生的原因。汉、唐覆亡的车辙还在：汉代因政治混乱而设置黄门北寺之狱，唐代因政治混乱而兴起神策北军之狱。这两种刑狱的兴起，都是衰败时代的现象。凡是强臣擅自发号施令、女主临朝执政，大多设置刑狱来威制天下；而官府另有两套刑狱，流毒暴虐尤其严重，助长他们的残害。鸱义奸宄之徒，劫夺盗窃、矫饰作伪，诬陷牵连善良，屠杀陷害贤士；邪曲枉法之事炽盛纠结，冤屈横祸纷乱沉沦，只有欺诈、内应、财货和来往关系可以通行。汉代自从党锢之祸兴起，铲除贤能俊杰，国家困苦，朝廷内外分裂。政治昏乱不明，终于衰败灭亡。唐代自晚期以来，即使将相所涉的大狱，也由宦官造成；还进一步罗织杀灭豪强，没收夺取他们的财货。《尚书》说：“掌管狱讼，不在于穷尽威势，只在于穷尽财货。” 这是说，应当首先断绝贿赂。后来南北背离乖争，百姓怨恨忧愁，逐渐衰败郁结，终于形成危乱。因此可知，刑罚是君主的大权，是天下的公器，不是可以借给他人使用的东西。法律一旦倾斜，上下都会危险。我国家承袭仁德，重熙累洽，彰明德行、谨慎刑罚，施展刚断，具备严肃的天威；使天下平康正直，审慎采用中正的刑典，只让贤良之人审理狱讼。怎么会选用非其人的官员呢？慎重测量罪情的深浅，必定附合宽平的判例。忠诚、爱护和恩惠深入人的骨髓，可以说是刑罚吉祥、法律宽平，使人归向正道而不滥刑了。然而近年王府审理案件，有时让宦官亲临审讯，有司承受其意旨，颇又对囚犯侵凌急迫；有见识的人担心这会成为履霜之渐，已经感到寒心了。陛下英明果断、神采焕发，天德刚健，威福不假手于人，雷霆般的威势自然远播。您亲自总揽万机，首先辨明并洗雪冤屈，斥退远离那些招权纳贿的奸孽，摈除阴险谄佞的奸猾，使光明正大的常道显明，如同白日照耀。可以说是制定法律、垂示制度的大智慧，是聪明睿智而勇武的英主了。臣愚昧地希望陛下显示明确的制度，垂戒无穷，使刑罚之权不是有司不得专擅，不容许外部势力干预；这样或许能使受五刑之教的人都合乎中正而获得福庆，永远给百世留下以我朝祥善刑法为鉴戒。诗说：“使人民和顺，使贤人和顺，从上天接受禄福。”

译《尚书》说：“一人有福庆，亿万百姓都依赖他。” 接受上天的福佑，成为百姓的幸福，德行极其盛大，难道不就在于慎重使用刑罚吗？不孝之刑。臣听说五刑所属的罪名共有三千种，其中没有比不孝更大的罪。周官司徒依据乡里的八种刑罚纠察万民，第一种就是不孝之刑。对自己的父母不孝，能够忠于君主吗？能够和睦族亲姻亲吗？能够合乎义地对待朋友吗？如果这样，怎么能治理百姓呢？所以说，侍奉父母孝顺，忠诚之心才可以转移到君主身上。《诗经》说：孝子的孝心没有穷尽，永远把福泽赐给你的同类。君王设置官职、颁布法令，教导百姓树立准则，必定选择仁义之士、慈惠之师，用来教育百姓，引导他们向善，使百姓庄重地行事并以他们为榜样。假如这些人的自身违背德礼，在家庭中有亏于义，忠诚和孝顺两方面都做不好，凭什么侍奉上级？到任做官、执行法令，百姓又拿什么作榜样呢？所以汉代制度规定郡国察举人才，列明其品行事状，第一项就说：活着侍奉父母，爱护恭敬；父母去世，丧葬合乎礼制。这就是汉代选取士人，首先重视品行的原则。亲人没有比父母更亲的，所爱没有比妻子儿女更爱的。臣近来看到邸报，私下发现臣僚中竟有人抛弃母亲而不奉养，听说母亲去世却不服丧；又有些原本贫贱时同甘共苦的妻子，刚一做官便把她休弃。这种伤害教化、败坏人伦的事，哪里有比这更严重的？况且做官取得俸禄，贵在能够及时奉养父母、终身保持孝思，所以坐在重重铺设的褥垫上，也会再次产生思念父母之感。三年服丧尚未报答父母的恩德，免不了怀抱深重的哀思；同灶而食的亲族有服缌麻之哀，旧日居所也有流泪的悲痛。何况苍天有养育之劳，赐给我们身体形气，顺着内心自然产生孝亲之情，大概是出于人性的自然义理。慈爱父母，哪怕只走半步也不忘，哪里还要等到礼法牵引才知道呢？同为衣冠之族，却还不如蛮夷吗？看看虎狼，尚且知道母子之爱。只有枭、蝮之类不禀受阴阳和气，伤害人间伦常，玷污我们的王道。况且法律规定，子女辱骂父母，罪当处死；如今活着不奉养、死后不哀悼，难道仅仅一次辱骂的恶行能比得上这种严重程度吗？况且不孝之刑位列十恶之首，不是赦免宽宥所能解除的。臣认为，必须依正法施行丛棘之刑，把罪人陈尸于市朝，流放到不毛之地，使其与魑魅为伍。可是后来听说有司议定刑罚，只停止官职、罚金而已，臣私下感到惆怅，痛惜赏罚失当。臣又想到，天下身穿冠裳的士人，很少能完全具备孝友的品行，大多因为出仕远游，或者由于婚姻关系，于是经营置买田宅，轻易离开祖先坟墓，只顾选择有利之地居住，完全不念狐死首丘的仁义。古代氏族各有源流，乡里关系记在图籍上：一方面，宾客荐举出自乡里；另一方面，忠孝品行考察于门第。迁徙寄居，大概是由于乱离；正当我朝政治清明，理应按土断法确定户籍，哪里有无故离开父母之国，只求独善而抛弃兄弟亲情的道理？臣亲自见到这种事，比比皆是；流俗互相沿袭，不以此为怪，时论反而习以为常；也不讥刺这种损害节义的行为。这正是民德逐渐衰败、人伦日益薄弱的原因，也是玷污陛下教化的地方。这样一来，下层的风俗教化就败坏了，治理天下的根本道理也坏了，法律侵害纲纪。其损害非常大。臣恳请：凡享受俸禄的人，父母在世时，若没有其他兄弟迎养父母却不奉养；父母去世后，却隐瞒不服丧；父母在世时，有的因做官而另行经营田产，即使父母已经去世，而乡里仍有宗族坟墓，却偏偏在别处置产居住的，无论贵贱，都应削夺其官爵，流放到边远地区。即使遇到大赦，也不在赦免范围之内。凡应当保举任用的人，必须先在举荐文状中列明以上几条；如同赃罪一样依法处理，并实行连坐。父母都已去世，尚未下葬便求取官职，虽然已有明文规定，却往往有很多人冒犯。臣希望凡居丧服满、应当叙复官职之日，委托本人乡里以及所居州郡的官吏共同保明，确实已经完成安葬，然后才准许授官叙用。这样，中等资质的人也会遵循礼法后再行动，不义的子弟也会畏惧法律而知所恐惧。上面可以敦厚王化，下面可以厚重人伦，这本来就是治理之道的根本。官刑的滥用。臣恭敬地认为，先帝勤劳体恤国家，明察谨慎地处理各类狱讼，所以在朝廷内设置审刑官职，复核天下的刑狱；在外设置提点刑狱的官司，接受百姓的诉状，使受到侵凌、冤枉的无辜者有地方申诉告发，并得以察举州县二千石以下的群吏，遍及一道百城，纠察治理千里。它的选任十分重要。官吏百姓发生诉讼，州县不能查得实情，而能够再向外台申诉的，本来就很少；外台如果不接受，那就更不用说了。乡村偏僻之地的百姓，有谁能到达肺石前申诉呢？所以天下常有冤屈之人，常有滞留未决的诉讼。如今设置这样的官司，正是为了百姓，又开辟了一条取得公正的门路。这难道不是国家对大小狱讼都尽心尽力吗？然而如今各个所辖区域，广大者达到几十个郡，而巡按边界时又不许分路而行，所以一年巡历不过一两次。贫困的百姓前来诉讼，既不能远道前往；有疑难滞留的案件，其中或有滥刑，也可能不能全部被听闻。臣愚昧地认为，各路应当在道路适中的地方设置一处官署，一人巡行，一人留守。巡行者考察郡县治理，留守者接受官吏百姓的诉讼，使诉讼者有固定的投诉之处，使治理地方的人有所畏惧。臣又近来看到州县群吏，有人因为刚直耿介触犯长官，或者被众人厌恶忌恨，有时便以违犯禁令为名把他下狱，最终导致非正常死亡。【臣往年听说亳州有一个以职官身份知卫真县的黎德润，为人耿介，不善于奉承上级，曾因事情触犯长官，于是长官搜罗牵强的罪状，拘捕他准备审讯。德润害怕不能免罪，逃走准备到都城自行申诉。本州派遣爪牙之士追赶到襄邑县，把他抓住，戴着刑具押送到州府下狱，鞭打凌辱无所不至，最终却没有可以查验的罪状。各位官吏害怕他获释后进行申辩，便唆使狱官断绝他的饮食，使他饿死。等到奏报交付大理寺议定，判决只是罚金，仍恢复原职，但诏令下达时德润已经死了。】臣愚昧地认为，州县官吏获罪、应当拘系审讯的，本来属于州县管辖的案件，应列明其犯罪情状上报，由提点刑狱司本司拘捕、审讯、弹劾。需要对答申辩的，就移交州府追究遣送。官吏获罪本来不是常有的事，留守之官一人就可以审讯；如果被拘系者积累到三人以上，就应上报说明，由巡行之官返回共同审讯。这样，长官即使有凶暴之人，下属官吏也不会遭受冤枉滥刑的酷害。郡政是宽舒还是惨酷，取决于长官是仁慈还是暴虐。如果长官贪婪残暴、任性专断，昏庸蔽塞而不明事理，倚仗法律剥削百姓，放纵情欲而无所顾忌，那么流毒暴虐遍及辖境，谁敢阻止？即使有属官辅佐，地位低、势力弱，也只能徒然施展螳臂；即使有副贰官员，职事相同而力量稍弱，谁肯轻易触犯豺狼之口？所以大多只能苟且自守，谨慎退避；不倡导、不附和就很难，能够坚持操守的人实在很少。

译何况身份中等而处在下位的人，很少有不迎合风势、迎合上意的。近来如蕲州王防正的奸诈暴虐、林宗言所受的侵凌侮辱，由此就可以知道了。况且宗言是朝廷士人，防正是员外官，官阶本来相近，与州郡长官的地位也并非相差悬殊；在这种地位相近的情况下，尚且被压制屈辱到如此地步，更何况尊卑不同、地位声望相差悬殊的人呢？那就死定了。所以臣请求：官吏获罪、应当拘系的，交付提点刑狱司弹劾审理，这样或许能查尽真实情况，避免锻炼罗织的冤枉，实在是施用刑罚的一项益处。官吏作奸贪赃。臣听说周代典制中，小宰用六种标准考核群吏的政绩，说的是：廉洁而善治，廉洁而有才能，廉洁而恭敬，廉洁而正直，廉洁而守法，廉洁而明辨。政绩行为虽然不同，共同的根本都在廉洁。只有廉洁才能公平，公平才会公正。不廉洁必定有所偏私，有私心法令就会废弛，百姓便会手足无措。不才而能廉洁，只能做到听理断案，不能完全弄清曲直，不能察究隐微；但自身端正，属下就不敢容纳大奸大恶为害，危害较小。有才能却不廉洁，必定建立威势，震慑下属；属下贪婪残暴，流毒虐民，舞文弄法，倚仗法律，把曲枉当作正直；上司自身不正，属下便借机牟利，使贫困、孤弱、无处申诉的人受到巨大危害。不才而能廉洁，虽然对事务不够明察，但自我操守必定良好；有明察的上司提挈纲领，最昏庸的人也会受到抑制而容易罢黜。有才能而不廉洁，必定显出办理事务的功效，暗中构筑巩固自身的手段；行为虚伪而坚决，顺从错误而加以粉饰，谄媚逢迎上司，善于侍奉长官，心腹和爪牙各自有所安排。除非罪恶贯满而天理败露，否则国家的诛罚也无法触及他。所以历代法律规定，官吏作奸贪赃，罪行特别严重，不在赦免宽宥范围内，也没有洗刷罪名的道理。然而各种犯赃的人接连不断，难道不是上下互相包庇隐瞒，把苟且安稳、自求保全当作要务吗？负责监察的官员尚且因循苟且，没有纠察奸恶、揭发隐伏的功效。况且如今保举任用的制度规定，赃罪要连累保举者同罪，是为了使他们心存顾忌，知道慎重。然而普通人的性情容易动摇迁变，一旦被利欲改变，很少有人能保持始终如一的操守。罪行积累多年，官职屡次更换，保举官员也因而受连累，最终却不能免除。如今州县的官吏，地位处在总摄政务的中心；提点、转运等官职以澄清吏治为职责，而且纲目互相维系，臂膀手指互相配合，耳目互相连接，政事互相成就。这与多年前相隔千里的保举制度相比，关系的疏密、势力的强弱完全不同。如今县令、县宰有残酷贪污的迹象，而州守、通判即使放纵不加考验；州守、通判有贪暴虐民的政绩，而廉访、刺史却隐瞒不向上报告。等到事情败露、恶行远播、罪恶贯满而自行败亡时，罪责只追究没有察觉，处罚极轻。况且州县有恶吏，是百姓所厌恶痛苦的；即使民谣广泛流传，实际罪状却没有彰明。想要证明其罪行，必须询问民众，所以张榜于官署，召集百姓，使他们能够告发。然而庸常之人畏缩退避，害怕与恶吏争辩，甘心承受侵凌冤枉，仍不敢自行申明。近年诏书又加以禁止，这确实是朝廷宽大，不愿急切地让下属官员公开揭发隐私；但臣私下对此很困惑。难道可以对一个人宽略，却任由他残暴地危害一县一州的百姓，使鳏寡孤独、困穷冤屈的人无处申诉吗？这正是臣感到困惑的地方。县吏获罪，州官却受到没有察觉的处罚；州吏犯法，廉访、刺史却可以免受督察失职之诛。恶行败露本来会有互相连累的谴责，罪状也有迹可寻；既然如此却不准他们纠察揭发，这正是臣感到困惑的地方。诏令反复训示，必须有人告发，才会下令处理。可是爵禄赏赐在前，罪罚诛戮在后，却不知道如何劝勉，又凭什么去告发？这正是臣感到困惑的地方。臣恭敬地希望陛下重新颁下明确禁令，撤回前诏，不再执行，使廉访、刺史能够履行举发职责，考察群吏的治理，进一步督促激励，务必断绝奸贪，以清明各项政务，惠及疲困的百姓。凡是统摄下属的官司，也应实行与保举制度相同的办法，赃罪连坐，以加重其牵累：县令连及州守、通判，州守、通判连及廉访、刺史；其余共同办理政务的官职，也以此为准。除去恶人，就像农夫除草一样，要把繁茂的杂草全部铲除，断绝其根本，才能使良田里的庄稼繁盛。国家除去恶吏，进行检察、罢黜、驱逐，也是为了彰显贤良之士，养育善良百姓。臣又近来看到，败坏的官吏往往让品行恶劣的子弟与奸邪之人交往，引入贿赂馈赠。父亲有能直言规劝的儿子，自己就不会陷入不义；父亲做不义之事，儿子应当劝谏他，何况反而使父亲陷入罪恶的人呢？父亲因罪被弃置，儿子却与士人同列，这实在不是劝善惩恶的办法。臣恭请：凡因贪赃暴虐而被罢黜的官吏，如果他的子弟起初也曾参与或知情，应终身禁锢，不许出仕进用。这样，父亲会怜爱子弟，子弟会劝谏父亲，他们心中就会更加顾忌，更加重视后果。古人所谓用刑罚来制止刑罚，说的就是这个道理。从前汉丞相邴吉以审查奸私官吏为耻；后汉司徒袁安不因赃罪而禁锢他人。两汉时期，朝廷还崇尚清议，士人重视名节，贪赃官吏即使不被禁锢，也会自行被社会抛弃，所以两位公卿能够以宽厚的德行自我宽裕。如今风俗泛滥，人人都致力于奢侈浪费，里巷中没有守志之士，士大夫中缺少遵循正道的人；如果不严整官制，凭什么建立法度？这就像驾驭烈马突奔却不把嚼环和缰绳磨利，它还会奔跑踢踏、冲撞跌倒。因此抑制强者、扶助弱者，本来就符合仁义之道；减少上层所得、增加下层利益，才是施行生养之理；挽救时弊、安定百姓的根本，难道不就在于诛除铲去恶吏吗？谨此论述。《乐全集》卷十二。钦定《四库全书》。《乐全集》卷十三　宋张方平撰。刍荛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