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全集卷十

译礼乐论 臣听说，昔日帝舜任命伯夷掌管宗伯之职，主持三礼；任命夔掌管音乐，教育贵族子弟。到了夏、商两代，礼乐制度有所增减，不相沿袭。周代借鉴夏、商二代，典章文物完备，事务都有制度，细节都有防范，度数法纪全都载于六典。于是教化普遍融洽，诉讼减少而停止。后世衰弱的君王，所能守住的只有祭祀和名号，但天下仍然知道尊奉周朝，因为典章礼制都由周朝产生，国家根本系于其中。即使齐桓公、晋文公树立威势、成就霸业，也一定要借助周王的命令号令四方；仍然接受周王赐予的祭肉并下拜，请求增加祭祀规模却不获允许。到了后世末期，韩、魏分割晋国，田氏夺取齐国，也都因为诸侯向周王请求命令，在周文王、武王的宗庙中取得封册，然后才敢正定名号，使爵位通行于天下。由此可知，疆域广大、士民众多、甲兵强盛、威势隆盛，都不能侵犯典礼的尊严。否则，以齐、晋那样的实力来看，安、烈二王也不过如同普通人一样可以被擒获罢了。后来到了战国，战争连绵、祸乱交织，九种法则全被败坏，三纲全部解体；诸侯先焚毁、削除旧礼的篇籍，随后便僭越使用天子的礼制。然而周朝维持国家八百多年，虽危而未亡，将要断绝时又重新延续，若不是礼制，凭什么保存下来？汉初承接秦朝，学术被毁，制度荡然无统绪；叔孙通搜集散失的遗制，草创礼仪法度，随后君臣的名位才端正，郊祀的礼仪才修复，宗庙因此尊严，朝廷因此庄重，治国之道得以振兴，暴乱也没有发生。至于设置官职、分掌职务，以纲纪治理天下，使事务有本有末、有条有理，教导百姓形成风俗，使诸侯遵循正道而都归于最高准则，这些还来不及实行。汉孝文帝承继统绪，治理天下达到太平；贾谊劝告皇帝应当确定制度、兴起礼乐，但当时将相大臣都是武人，不懂得治国的根本，于是阻止搁置了他的建议。汉代在文帝、景帝时期，可以说很强盛了，百姓安居乐业，家家富足，五都的商业财富增长，七国旧贵族争相显赫，竞相鼓动浮华奢靡，放纵过度，民间的僭越竟超过彻侯。以文帝恭敬节俭、致力于德治，已经具备王道条件来看，他距离真正施行王道只差一步。其失误在于富裕之后却不能施行教化。到了汉武帝，招揽延请才智之士，文章礼仪和器物制度确实很美，但制度典礼始终没有真正建立；后来兵刑并用，财货征求更加急迫，如果不是叔孙通的礼法维持局面，汉朝几乎危险了。由此说来，叔孙通对汉朝的功劳，不在萧何、曹参之下。中兴以后，礼制逐渐恢复增补，建立明堂、灵台、辟雍、小学，实行宗庙祭祀和养老之礼。和帝、安帝时期，国势渐渐衰落；桓帝、灵帝不能履行君道，王制大为败坏。此后吴、魏政治不同，南北风俗殊异，世道多故，文献又不足。唐朝平定隋末乱局，太宗因袭开皇年间制定的五礼加以修订、校正并颁行。显庆初年，礼制的异同突然发生争论；到开元末年，讨论才刚刚确定。我私下详细考察《周官》，其中凡是制度和设施，都分别归属于各项官职；有人才在位，法令才能推行；上位者修明制度，下位者才能保存。凡是成为国家常规的事务，就称为礼；不恭敬办理这些事务的，便用刑法加以督责。礼和刑表里相成，本末相互发挥作用；治理国家、管理百姓，条理相通、贯串一致。汉、唐制定礼法，却与此不同，只是能够仿照礼制篇目的类别，却没有把它们归属各主管官署，只具备朝廷仪式，而不涉及天下政务；对官吏百姓的约束，另行写在刑书中。孔子说：‘用政令引导百姓，用刑罚整治百姓，百姓只求免于刑罚，却没有羞耻之心。’用来教训百姓、端正风俗的东西，不在礼典而在刑书，这是只完备末节而废弃根本，只放纵事情开始时的弊端，却在事情失败时强行追究。所以后世君王的治道不同于三代，原因就在这里。我朝接续衰败的唐朝绝绪，承受五代紊乱的政局，德泽深厚，四海大致安定，成为太平之世已经超过六十年。按理说，经过几代之后，仁德应当能够战胜残暴、废除杀戮；然而风俗仍未归于淳厚，刑罚还相当繁密。这是因为礼乐尚未彰明，制度多未建立，王道有所阻塞而不完备。如今考定钟律，整理端正雅乐颂歌，向天下发布明确诏令，告诫百姓不要僭越违犯。这本来就是朝廷深深考虑治理天下的根本，想要澄清教化的源头，使人归入规范和法度。臣听说，《尚书》说：‘伯夷降下典礼，使百姓受到刑法约束。’这是说先用典礼教导百姓，而不是专门使用法律。因此，在过错尚未发生之前加以禁止，叫作礼；在过错已经发生之后进行挽救，叫作刑。在过错未发生前禁止，是大力设置防范，使人不越界；在过错已经发生后挽救，是先养成既有风俗，然后再加以改革。孔子说：‘用礼乐引导百姓，百姓就会和睦。’所以，等到过错已经发生才设法革除，不如在尚未发生时建立礼制加以防范。如今大小官吏，凡是治理百姓的方法，无不把查阅文书、督促责罚当作急务，把玩弄文书、苛刻深刻当作称职；聚敛侵夺百姓财物，以此积累功劳；剥削刻薄贫民，榨尽他们的血汗。哪怕锥刀尖端那样微小的利益，也人人争夺。这是在驱使人互相吞食，逼迫人做盗贼作乱，又哪里有时间劝勉孝友礼义、尊重廉耻谦让呢？所以，懂得治理教化的大体，稍微能够使百姓回心转意、向往正道的人，大多不是庸俗官吏所能理解的。如今群臣上奏的内容、朝廷下达的计议条令，四方事务不是刑名法术，就是财利之事。百姓听不到德教，只听到利益和刑罚。因此法律一颁布，奸邪便产生；命令一下达，欺诈便兴起。如果只图一时取得结果，没有深谋远虑，都是因为用来逐渐诱导人心的只是末节。如今圣明的君主在上精励勤政，贤能的辅臣在下讲论教导，百姓安居乐业，四方夷狄前来朝见。这正可以开设九筵来发布政令，建立辟雍环水来宣扬德化，进一步扩充天下学校，使人学习射礼和乡饮酒礼，振兴雅乐颂歌之声。应分别命令大臣，召集诸位儒学硕士，根据前代圣人的遗制，考察旧礼沿革，确定切实恰当的一种说法，综合各家意见而取其中道，删去繁重部分，使之便于遵行。从国家损益制度，到官吏百姓等级的法度，制定成皇家的大典，建立流传百世的宏规。况且君王接受天命，必定有所制作，所以质朴与文饰相互变换，崇尚忠诚与恭敬各有不同；改变历法正朔，更换徽号，区别服色，改易器械，都是为了使天下人的耳目焕然一新，振兴旧有事物的衰败。何况礼乐这样的重大制度，本来就没有一味沿袭的道理。如今天下学士所学习的，是前代遗留下来的制度；朝廷群臣所引用的，是过去朝代的故事。我大宋承接天命而称王，重大的礼仪已经长期废缺。臣微末鄙陋，私下对此十分愤懑惋惜。太平之期难以遇到，英明贤哲的君主偶尔才出现，臣在下面不胜踊跃，以至于仓促间不自量力，冒昧陈述重大建议，实在是因为对明时盛世深为珍惜。谨慎地选取其中较接近政治教化根本的议论，保存数条如下。

译学校 臣听说，古代的君王建立国家、统治百姓时，把教育放在首位。古代的学校制度是：家有塾，党有庠，术有序，国有学。培养造就俊秀人才，使他们成为可供任用的官员，这是建立政事的基础。尊重贤者、崇尚德行，端正君师和父兄的尊位，这是设置教育的根本。集合举行射礼、学习乡饮酒礼，修习作揖谦让和弦歌的节度，这是礼乐所成就的。养老聚会谈论，宴享孤独者，慰问有功者，这是仁义所由兴起的。出兵时接受成功报告，战后擒获俘虏回来报告，这是朝廷威严的表现。选拔学习有才能的人，辅佐祭祀事务，这是宗庙祭祀的重要性。大概三王四代德行昌盛的时代，上至天子，外及诸侯，他们教化百姓、形成风俗的方法，没有不把学校放在首位的。《周官》说：‘州长在春秋两季用礼防范百姓，并在州序举行射礼；党正用礼聚合百姓，在序中举行饮酒礼，以端正年龄尊卑的位次。’《文王世子》又记载诸侯和群吏养老的事情。这说明州乡和列国学校的礼制，都与太学采用同一制度。周朝衰微，天下大乱，战争天天发生，但列国的学校仍然存在，所以《子衿》讥刺郑国学校不修治，《左传》赞美郑国学校没有毁弃。汉文翁首先在蜀郡建立学校，董仲舒随后在京师兴办太学；公卿大臣以及有名望、德行高尚的儒者，都有门徒弟子，横陈经书，传授道理，登记在册的有时达到数千人。到了东汉都城洛阳，求学之士渐渐兴盛。因此两汉时期，政事以经术为根本，议论依据王制；朝廷有宣扬名教的劝导，士人坚定地践行出处进退。等到桓帝、灵帝失去驾驭天下的能力，奸邪祸乱滔天，王朝纲纪解体断绝，百姓困苦，国家动荡；幸而依靠正直之人坚持教化，义士奋力拯救将倾的国家，扶持危局，延续残存的国运。虽然上层已经充满腥秽的德行，下层的清正议论却没有败坏，这难道不是教育功效深厚浸染所造成的吗？江左的晋朝，范宁在豫章建立学校，庾亮在鄂渚兴办讲舍，但倡导者少，响应者少，后来中断而不再延续，很快又废弃毁坏，学生纷纷解散。由此看来，当时的风俗和政治就可想而知了。只有我朝治世，居于帝王之位，盛大覆盖四方，天下文字制度一统；连鸟语般的蛮夷语言，也知道诵读简册上的话；结发髻、穿草衣的人，都穿上端甫式的衣服。奎宿、壁宿光彩灿烂，河洛显现祥瑞，文物制度光明显著，博学大儒杰出而起。因此学校在濉水、涣水一带开始兴盛，在郏鄏继续兴起；规模制度超过齐、魏，弦歌诵读之声传到江浙。乐于行善的官吏经营修建学校的缺失，百姓乐意出力，不待命令便像影子随形一样响应，学校制度已经清楚地遍布郡国。若不是朝廷用道德向天下示范，四方用礼义薰陶整齐百姓，又怎么能达到不言而教化、如同风吹草偃那样迅速呢？然而臣听说，一个集市要建立市场平准制度，一部书卷也必须配备老师；周代典制以此作为端正风俗的根本，用来安定万民。其中第一项是联合师儒。《礼记》说：‘求学的道理中，尊敬老师最难做到。老师受到尊敬，然后道术才受到尊重；道术受到尊重，然后人们才知道重视学习。’如今学校大量建立起来，但教师的职位仍然空缺，学生抱着经书茫然无主。即使他们时时勤勉修习，虽然有同学相聚的地方，也一定要有正规的学业，怎么能离得开师生相处的讲席呢？况且各种工匠技艺，都必须有师傅；佛道徒众聚集的地方，也总要设立师长。何况学校的作用，是为国家造就人才，使百姓兴起仁德；所传授的是历代圣人的格言，所学习的是先王的正道。教师教育不能建立，学校就只是空架子。三代以来，治国之道淳厚优良、儒雅之士尊贵博学，没有比两汉更盛的了。自文帝、武帝时期，朝廷多次下诏，勤勉命令郡国劝导建立学校，却始终不能兴盛。其余历代以来，小雅之道荡然无存，所以不再讨论。如今天下承受文明教化，学校修建成立，甚至超过两汉，朝廷应当完成这番美好愿望，乐于促成它。只是把它同其他不急迫的事务等同看待，对此不够重视，难道符合国家尊崇道术、培养人才的本意吗？近来京城附近几个郡的学校，虽然任命了讲官，不久又被吏职牵累，忙于处理文书簿册，哪里还有时间精通经籍呢？况且国家全部拥有天下，官员人数极多，山林湖泽、渡口道路以及百家聚集的地方，哪怕是锥刀般微小的利益也可以征敛，都必须派遣朝廷官员。唯独学校是王道所在，却因为一个士人的廪禄被废弃，就废坏政治的根本，这难道是朝廷重视教化而轻视货利的本意吗？臣愚昧地认为，应当委派有清望的近臣，从朝廷官员直到选曹官员，荐举经术精深、品行笃厚的人。凡是设立学校的州郡，都任命专门的学官；按照资历任职，优厚其俸禄。设置官署、分布职务，有的分散繁剧事务，有的联系时政；轻视它，职位就低微；归属它，职位就重要；尊重它，人们一定共同趋向；简慢它，众人就会共同轻视。事情无论大小，只要掌握其职权，权力就归于他；职务无论高低，只要委任其责任，就会建立功效。臣愚昧地认为，想使师道受到尊重、教育得以确立，关键在于让学官专门治理学校事务、主管学生；勤奋善良者予以表彰并加以区别，悖逆懒惰者记过并罢黜。到了宾兴选士时，必须参考学官的评议；曾被记过罢黜的人不得列入选拔俊才之列，曾受到表彰的人一定参与充任朝廷贡士。又命外台考察各学校的官员；其中学问特别通博、精心致力于讲学教育、能够使远方学士前来求学的，上报朝廷，特别赐予奖谕，或者另加赏赐。太学有员额空缺，便用这样的人补充选任。还应制定制度：有才名的人没有历任学官，不得进入馆阁；进入馆阁的人，必须先历任学官。这就如同近来的制度，先在郡中任副职，然后才可以补任御史台三院的官职。这样一来，清正有才的士人自然都会集中到学校。师道受到尊重，教育便能建立；士人的学业有成，品行便能修养；礼义传播到民间，德化渐渐遍及州里。国家得到优秀人才的任用，百姓得到良吏的庇护。三纲因此端正，五教因此完成；弦歌诵读之声传遍四方，道德在天下推行。车服 臣听说，以礼治理国家，没有比制度更重要的。制度真正建立，上下尊卑的分别就确定，贵贱长幼的次序就分明，争夺的祸患就会堵塞，僭越叛乱的危害就会消除。若能如此，治理天下岂不就像把事情呈现在手掌上一样容易吗？

译《左传》说：‘名分用来产生礼，礼用来体现政，政用来端正百姓。’ 因此政事成就，百姓就会听从。名分制度一旦改变，便会产生混乱。《易经·节卦》的象辞说：‘节制用来规定数量和法度，评议人的德行。’按照德行颁授爵位，按照才能安排职位，这就是评议德行；名分和职位不同，礼制的等级也各有差等，这就是规定数量和法度。所以《虞书》说：‘车服用来表彰功劳。’又说：‘五种服饰，五种纹章啊。’《周官》则设有五仪、九命，用来端正诸侯的地位，区分群臣的爵位。国家分封疆土的制度，宫室门庭的式样，宗庙祭祀的规矩，宾客交往的礼法，钟鼓羽籥的排列，几筵俎豆的数量，冕服、圭璧、簿籍、佩绶的装饰，车乘、旌旗、马缨和车饰的制度，牢牲、积储、宴食的品级，灌鬯、酬酒和慰劳问候的节度，凡是各种事务都有制度，然后国家才有伦序。因此观察服饰纹章，人们就会望而敬畏；辨明礼制文书和法纪，众人就不敢亵渎。有德的人，一件器物就可以用来表彰赏赐；有功的人，一句话就可以使他获得宠荣。君王面向南方治理天下，所凭借的不过是名分和器物罢了。汉代的车服还保留不少周代旧制，从士以上都穿衣裳、戴冠、穿鞋袜，而且乘车，以马作为副马；车轮、辐条、车衡、车轭、车厢、车帷和车衣各有不同，用来彰明等级。自江左到隋代，礼仪器物没有废替；但中原自永嘉以后，战争火灾接连发生，先王的典章礼制和防范秩序荡然无存。北魏、北齐把车舆服饰增饰得奇异诡怪，车舆衣裳的制度在古代没有依据。隋朝统一天下，逐渐恢复旧有礼仪；车服等级大致分为四品，有常服、公服、朝服、祭服。三公的朝服是进贤三梁冠、绛纱单衣、白纱中单、皂色领和衣缘、白练裙襦、绛色蔽膝、带金饰钩的革带、方心曲领、绅带、玉镖剑、山玄玉佩、紫色绶带、乌皮鞋，笏用象牙。乘坐油幰车，车上张朱网。当时内外百官的文物制度都有次序，贵贱士庶区别十分清楚。到了隋炀帝，多次巡游，屡次发动军役，百官随行都穿袴褶。开始下诏规定，跟随车驾远行的人都穿戎装，并用五种颜色区别贵贱。唐代侍臣服饰的法令虽然简略，比起隋制大概只保留陪祭服；在飨宴、元日朝会等大事时才穿正式礼服。平日进见奏对，只戴折角上巾，穿紫色襕袍，系环带和鞶囊，穿乌皮靴而已。于是开始有骑马服饰，大概是车已经不再使用了。这个制度相沿至今。臣听说，古代圣人制定礼制的用意，是制作冠冕来庄重头部，制作履舄来使行走庄重；行走时有冲牙相击的声音，登车时有和鸾相应的节奏，所以片刻之间也必须处在礼法之中。戴貂冠并骑马，是赵武灵王制定的服饰。靴子是戎人的鞋，合裆裤是戎人的服装。

译《左传》说：‘抛弃衮冕，戴着南冠出逃，岂不是简慢礼法吗？’ 尊卑没有章法，百姓还效法什么呢？如果只说便利就可以了，那么天下人难道不会奔驰放纵、陷入狂乱迷惑吗？如今举行郊祀大礼，天子驾着玉辂，而王公百官都穿着礼服骑马跟从，这是礼制中最严重的失误。臣考察汉代礼仪，即使地位低下的郡守县令，也都有随从车辆。唐景龙年间，皇子将要到太学举行释奠礼，有关部门草拟仪注，规定随从臣僚都穿戴冠服骑马。当时议论者认为：马本来用于军旅，穿戎服骑马，贵在便利熟习；长裙宽袖、缠绕组带、佩玉作响，都不适合骑马。这项议论于是被搁置。何况国家盛大的礼仪，是天下所观看的，正应当向人们显示尊卑，彰明秩序；却让辅相这样的重臣混杂在骑马侍从之中，难道是彰显朝廷尊严的办法吗？又如头巾、鞋履、靴子和笏板，从公卿大臣到朝服的服制，却同卒、校、胥、史采用同一等级。罗、縠、绮、纨以及织文、絺绣等服饰，从君王到百姓都同样使用。至于居室和器物玩好方面的奢侈，豪强富商甚至超过贵戚。臣听说《周官》说：‘用礼仪辨别等级，百姓就不会越界。’臣愚昧地认为，应当约取前代礼制，详细制定当今制度。大臣恢复依照汉、晋制度乘车驾驷马，增加有区别的冠服。卿、大夫、士按照品级制度逐级降低规格；地位尊贵的，器物制度完备；地位卑下的，礼制从简。至于卒、校、胥、史，何不稍微裁减节省他们的服制，使其有所区别，不至于彼此混杂难辨？这样上下就不会互相僭越，朝廷的道统受到尊崇，等级自然更加明确；整个朝廷显现出崇高台阶的气象，礼制纹章各自分明，也就不再有借助器物而遭讥讽的问题了。僭越风俗 臣听说，古代圣人约束百姓的方法十分周详。开始时丈量土地、建立井田，划分邻里、编成伍比，制定闾、族、党等组织制度，建立保民互助、救济周恤的办法；用四种职业区分百姓，用九种贡赋安排征收，以统一风俗，调节贫富，使他们趋向农业根本，勉励他们不要游荡。因此，不养牲畜的人祭祀没有牲畜，不耕田的人祭祀没有黍稷，不养蚕的人不能穿丝帛，不植树的人死后不能用棺椁，不纺织的人丧服中没有麻带。还担心仅仅驱使和勉励仍不能奏效，于是又设置刑罚：住宅周围不种树的，要缴纳里布；田地不耕种的，要缴纳屋粟；百姓没有职业的，要缴纳夫家之征。懒惰游荡、抛弃农业根本的人，给他们戴白色冠帽、系白色帽带，让飘垂的带子成为羞辱。这样已经督促他们从事本业。又担心他们奢侈而傲慢，所以规定即使富有也不能穿不同等级的衣服；没有正当理由不得吃珍贵食物；纳聘礼不得超过五两；婚配不得超过一块肉的礼数；老人和年轻人吃不同的粮食，壮年和长者承担不同的劳役。这样一来，衣服饮食、祭祀婚丧等事情，没有不规定制度的。然后家中设塾，党中设庠，遂中设序；比设长，闾设胥，对百姓进行教训、敦促和勉励，纠正过错、惩治懒惰。因此百姓的生业均衡，国家的礼义得以兴起。自秦朝毁坏井田、开辟阡陌，奖励经商致富，纵容兼并，到后来有人占有横跨丘陵田野的土地，有人垄断山林湖泽的利益，强者压制弱者，富人役使穷人，维系社会的四种根本全被抛弃，滥用刑罚以逞威，王道彻底败坏，再也无法恢复。这种流传下来的暴虐和遗留的弊病，大概一直延续到今天。此后天下有时统一、有时分裂，承受天命建立统绪的，共有十七个姓氏。能够平定国家、治理天下的，只有汉、唐；到了文帝、景帝的盛世，德行文明、人才英俊，朝廷政治已经修明，天下风俗已经安定，百姓懂得自重，刑罚稀少简省，可以说正是富裕之后施行教化的时候。可是他们不能谋划建立长远的方略、制定节制制度，所以财富强盛只能延续到自身这一代。天宝年间的败亡，最终还是自己招致的。如今我朝治理天下，统一整个四海，日月所照之处都受到声教，从幼儿到老人，都不知道惊扰不安；用礼乐引导他们，用德义浸润他们，建立治理天下的法则，现在正是时候。然而天下从事农耕的人少，游荡闲散的人多；末流风俗安逸，真正务农的人困苦。那些从事贸易、搬运货物的人，车马相随；坐在店铺中射取利益的人，高楼大宅相连；他们饮食陈列鼎器，服饰四时齐备，厅堂曲折、内室便利，歌妓姬妾左右侍奉，四方新奇物品片刻之间都能送到。与那些亲自拿着耒耜，冒着寒冷耕作、顶着暑热除草，前面忧虑水旱灾害，后面又受租税劳役逼迫，奴婢妾媵卖不出去，只能以沟壑为家的人相比，他们的劳苦和安逸差别多么悬殊啊！臣听说《周官》用制度和尺度教导节制，百姓就知道满足。饮食男女，是人的最大欲望；死亡、贫穷、困苦，是人的最大厌恶。因此欲望和厌恶，是人情的根本；加以节制，是治理人的最大权柄。百姓知道界限，明白规矩准绳不可逾越，贪夺、僭越和奢侈的心思就会平息，仁义、廉洁和谦让的意念就会兴起。因此王道的开端，必定从建立节制制度开始。《易经》履卦的象辞说：‘履礼用来辨明上下，安定百姓的心志。’所以可知，上下真正分明，百姓的心志就会安定；百姓的心志真正安定，暴乱、侵犯和争夺的祸患又从哪里产生呢？先前朝廷颁下明确诏令，告诫天下服饰器用中最为僭越的现象，于是奢靡流行的风俗知道劝止了。齐国经过一次变革可以达到鲁国，鲁国再经过一次变革可以达到王道，这是说治理教化应当逐步形成。臣听说，孝悌的根本在朝廷，礼义从京师开始。《诗经》歌咏晋国的篇章，说晋国百姓忧虑深、思虑远，还保留陶唐氏的遗风，所以把它归入《唐风》。况且陶唐氏不亲自执政已经很久了，但他的德教还留在百姓中，即使百世也不会改变，难道不是因为陶唐氏曾经亲自治理、使这里受到的教化特别淳厚吗？如今京师是宫室所在、王教首先施行的地方，理应使风俗敦厚质朴坚实，成为端正万邦的表率，使八方都取法于此，使远方之人知道仰慕。这里应当以道德作为富足，而不应以繁华作为盛大。如今京师女子、玉帛之物多于郢国，鱼龙杂戏、橦索杂技超过汉代都城；雕饰过度、奇巧淫靡的器物，奇异邪僻、纤弱靡丽的服装，陈列在市场上出售，流传到四方；欺诈虚伪、奸邪欺骗之事聚集成渊薮，损害皇家的正道，扰乱百姓的心志。臣愚昧地认为，应当进一步分条制定节制，务求遵从朴素；每件事情都规定制度，每种物品都制定法则，堵塞追逐末利的道路，裁减游手好闲之人。兼并土地的豪强奸猾、向上僭越、向下剥削百姓而成为祸害的人仍然很多，应当深加约束，使他们遵循法律制度，不让他们侵害逼迫小民来满足无休止的欲望。这样，天下鳏寡孤独、困穷无所依靠的人，才能得到片刻宽缓。雅乐

译臣听说，人承受阴阳五行之气，具有喜怒哀乐的情感；内心的情状表现出来，随着外物感触而发动，发动却没有节制，就必然产生淫逸、欺诈、虚伪的心思，发生悖乱、暴虐、傲慢的事情。因此圣人制定礼来文饰人的外在行为，制作乐来调理人的内心；让情感发于咏歌律吕，传播于钟磬管弦，调和雅正的声音，引导生命之气的和谐，使天理得到保全、善心由此兴起，不让邪气和偏僻的情感得以接近。古代天子、诸侯、卿大夫没有特殊原因不停止音乐，士人没有特殊原因也不离开琴瑟弦歌；雅乐颂歌的声音洋洋流布于宗族、乡里、州党之间，百姓共同听到它，无不油然而生平易正直、慈善诚信的心，以及慈爱、肃敬、庄重的意念。因此天下和谐喜悦，礼义秩序井然。所以说：‘移风易俗，没有比音乐更好的了。’这是说音乐感动人的力量深厚。教化百姓、治理天下的关键，必定以礼乐为根本。自周朝衰微以后，王道丧失败坏，礼制破坏、音乐散失；诸侯各自沉溺于所好，不同国家形成不同风俗，于是郑、卫、燕、赵、秦、齐、楚、越等地淫靡、过度、凶暴、傲慢、邪僻、急促繁杂的声音兴起，抛弃先王的音乐，用变化混乱正声。秦、汉以后，承袭并使用这些音乐；魏、晋、南北朝战争祸乱频繁，又夹杂巴、吴之乐，揉合淫靡之声，使人的耳目受到迷惑败坏，心志变得骄纵放荡。古人兴设礼乐，原本是为了治理国家，后世反而常借此造成混乱。雅乐中的钟鼓金石之声，即使世人议论修补，也只是勉强完备；然而登歌、下管既不是宾礼飨礼所用，崇牙、树羽也徒然作为器物陈设，只在郊庙中击拊奏乐、完成礼仪罢了。近来我听说朝廷召集诸生，考订正雅乐，大概是国家深知治国的根本，想整顿兴起衰废的礼乐，对上尊崇宗庙，对下美化风俗。臣实在愚昧鄙陋，不能通晓乐理，私下思量，希望有所仰助，以赞成这一盛举，稍稍补益光明的教化。臣听说从前帝舜命令夔掌管音乐，教导贵族子弟；周官大司乐掌管成均的教育政务，至于乐师、胥、瞽、蒙等职，也都任用有道德、通教化的人世代承袭其职业，通晓音乐的精微义理，所以能用于祭祀宴享而使鬼神来临，施行于朝廷而使君臣关系端正，展开为律吕而使阴阳调和，施用于学校而使万民协和。汉代记述人才盛多，而协律之官都在儒雅质直之士之列。又按汉代制度，卑贱之人的子弟不得参加宗庙酎祭的舞蹈，必须选用二千石官员至关内侯的嫡长子，才可充任舞者。历代以来，乐府令、丞大多任用士人。臣私下看见太常的乐工大都来自市井里巷，是屠夫、商贩等末流之人，卑鄙污浊，混杂居住在民间巷里；国家有大事，便临时召集他们教习，礼仪结束后随即散去。这样一来，他们的技艺怎么能详熟，专业又怎么能精通呢？这难道不是轻慢天地人三灵、亵渎典章礼仪，哪里是人君奉行天地祖宗之意呢？如今那些凭借技艺侍奉皇上的人，观测天象有司天监，医药有翰林院。至于琴、棋、书、画等一技之长的人，无不厚给俸禄，间或还得到优厚赏赐，接连获得美好仕途、身披朱紫官服的，几乎肩挨着肩站在朝廷上。太乐署的各位乐工，实际上正是古代大夫、士所担任的职务。他们所学习的，是先王用来教化天下、沟通天人的工具。使用他们时，天子要斋戒、穿法服，仪式典章全都具备，然后才能陈设乐舞。可见他们对于国家礼制，实在十分重要。然而如今对他们的蓄养极其微薄，教习安排极其简略，竟不能与医卜杂艺之末流相提并论，获得一命之官的荣耀。因此人们望见太常署的门径，便径直走过，又哪里有闲暇倾听钟磬之声呢？如今幸而朝廷兴起古道，考订钟磬石磬之乐。臣认为应当特别设置太乐署，大略依照司天监的体制办理，按照官员的次序和品秩，补用懂得钟律的人充任官员。选择世代有官位的子弟，或者仿照汉代太常弟子作为入选资格的办法，设置官荫，实行如太庙斋郎、室长那样的制度，隶属太常，使他们专门学习音乐，用来奉行郊庙祭享，尽到孝敬恭谨的诚心。天下凡有学校、庠序的地方，都应使它们具备金石之乐；春秋举行释奠礼，举行乡射礼时，就演奏这种音乐，以此向天下显示礼乐，用教化广泛教育百姓。这样或许可以使神人与人相互交接融洽，上下都恭敬顺从，调正四时之气的和谐，振发至德的光辉，使百姓懂得归向正道，人伦关系清明。谨此论述。《乐全集》卷十一。钦定《四库全书》。《乐全集》卷十二　宋张方平撰。刍荛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