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全集卷十八　　　　宋　张方平　撰

译臣任御史中丞时，拿本台的班簿核查计算，景祐年间京朝官不到二千人，如今二千八百人。臣任流内铨判官时，核查参加铨选的人员，始终无法知道确数，大约三人占一个职位，粗略计算有一万多人。十年之间，官员增加到这种程度；如果再过五七年，将怎么办呢？官员人数既然太多，贤能与庸劣一同停滞，才与不才又难以分别，奖惩无法确立，士人很少能保持完整操守。这就是天下政事日益不能治理的原因。如今略数入仕的门路：礼部贡院录取的进士，除明经科外，按照近来的惯例，大都根据举荐人数编排另行考试的名额；恩荫人员每榜不少于两三百人。文臣中两制、两省、少卿监以上官员，每年可以奏请荫补子弟；各路转运使、提点刑狱、正郎以及带职员外郎，遇到郊祀恩典，按例也能奏请荫补子弟。武臣从各司副使、军职大校以上直到宫中嫔妃、内臣及近侍职务，每年或遇郊祀恩典奏请荫补，也都有固定成例。又有文武官员因任职或退休留下遗奏，以及因各种特别恩典录用的人；还有诸班殿侍、三司军大将、内外胥吏、牙校出职等。这样统计起来，每年入仕的门路因侥幸和攀援而不断产生新的成例，多得数不清。浪费俸禄，烦扰官吏百姓，谋求职位次序，凭借关系请托，各自为自身打算；衣食的压力逼迫他们，奔走竞争于是越来越严重，形势使他们不得不这样。澄清源头、培植根本，只在于陛下发布命令。请命令中书、枢密院分别列出每年各种入仕途径的名目和人数，挑出其中因侥幸而产生、弊病滥行最严重的，按类别分别制定条约，适当加以裁减。属于三司、殿前司、群牧司等处的酬奖条文，也请分别委派明达敏练、职位较高的官员重新详细审定。臣听说先朝以前，即使将相大臣家的子孙，也有很多穿着白衣而没有做官的。如今从少卿、监以上的官员，竟然每年就能任用一人，难道不是太过分了吗？像这样的情况，可以说是侥幸、弊病、滥行最严重的，适当裁减，并不会损害大局。如果只因循今天的成例，人员浮滥、政务混乱，恐怕会越来越严重。手诏说：‘地方长官的职责，是施惠安抚百姓，却很少听说有人因政绩卓著而受到奏报；将帅的职责，是以威势使边境服从，却很难找到称职的人。’难道是制度没有建立，不能随时势变通吗？难道是考察选拔未能实行，不能劝勉激励下面的人吗？这又可以看出陛下爱护百姓、不忘边患的心意。臣请只谈祖宗时的事情。祖宗时期，文武官员没有规定通过磨勘年限、按照资序升迁。有才干、有实际声望的人，有的从低位便得到越级擢升；没有才干和实际声望的人，有的守着一个官职十多年也不能改任升迁。他们任监当，或任知县、通判、知州，有的担任数任仍不能升迁。所以当时人人都自我勉励，知道没有功劳成效就不能进用，于是在职务上大多努力办事。因为任用人才没有固定等级，只看才能任用。祥符以后，天下太平，朝廷的议论日益宽大。因此下令由监当升任知县、知县升任通判、通判升任知州，都以任满两任为限；又下令任守官满三年就可以考课改转，后来又不限职位。在外在京、在任不在任，只要累计满三年，便按例可以磨勘。先朝实行这种办法时，人们开始知道感恩，还没有显出弊病。到了如今时间久了，大家习以为常，都认为按这种办法升迁本来就是应得的，不论贤能还是不肖，都不知道该受什么劝勉。因此地方长官很少听说有政绩卓著的，这实在是制度不能随时势变通造成的。陛下如果想使制度变通，就应当稍作整顿改革。凡应当通过磨勘叙迁的，必须确有功劳成绩可以褒奖，或者有朝廷特别敕令选定官员担保任用，才给予升迁；如果没有功绩，又不是因为有人担保任用，就按例增加考核年限。这样或许人们才会稍知劝勉，努力建功。保举任用的办法，不应一概施行，而应选择有清望、有才识的人，命令他们荐举人才。这样就是委托执政大臣荐举有清望的官员，再委托有清望的官员荐举亲民官。有职位空缺，就按照缺额让他们荐举，又足以显示圣上急于求才、爱护百姓的心意，这也是稍微改变当前弊病的方法。至于将帅的任用，关键在于驾驭有方，而且应当让他们长期任职。李汉超自太祖时任济州防御使兼关南兵马都监，到太宗朝擢升为应州观察使，仍然镇守关南，共十七年，北方人畏惧服从，不敢窥伺边境，只改任升官一次而已。太宗任用郭进担任西山巡检二十年，贺惟忠镇守易州十多年，李谦溥镇守隰州十年，姚丙斌镇守庆州十多年，董遵诲镇守通远军十四年，侯赟镇守灵州十多年。真宗任用杨延昭镇守高阳关，也有九年。可以把事权交给他们，略去细小过失而不加干预，稍有事情就轻易调动，只责求他们取得成效；又不授予很高的官位，常常使他们心中还有未满足之处，不懈怠于任事。如今却不是这样，武臣把边郡任职称为边任，把它当作升迁发迹的地方。经历边任的人，未曾有丝毫功劳和微小成效，没过几年就直接升到横行、刺史、防团、廉察等职位；能装饰接待车马、熟悉人情世故的人，就认为有才干，又不断调换改任。他们还没有来得及了解地形山川，还没有来得及熟悉军官士卒，还没有来得及通晓吏民和当地风俗，就又离开了。这样凭什么使边境服从并称职呢？这是因为选拔任用没有合乎道理，所以下面的人不知道应该怎样受到劝勉激励。希望陛下借鉴祖宗的旧例，重视爵位和赏赐来等待有功劳的人，要求长期任职来鼓励有成效的人，这也是驾驭将帅的一项办法。手诏说：‘西北多有变故，敌情变化难以预料，献奇谋诡计和空泛言论的人多，陈述长远而有实际效果的办法少。预先防备意外，按道理应当把实际事务放在首位。’这可以看出陛下安居时不忘危险、思考祸患并预先防备的长远谋虑。国家自祖宗以来，并不把边疆战功作为急务，而是把爱护百姓、安定人民作为最急迫的事情。过去太祖只把增加财力、训练军队、保卫边疆作为事务，曾经把绢帛积存在内府，对身边的人说：‘北方人如果敢像过去那样侵犯边境，我用二十匹绢买一个人的首级。估计他们的精兵不过十万人，我用二百万匹绢，就能把他们全部消灭。’圣人的谋略多么雄壮！兵法所说的“先使自己处于不可战胜的地位，以等待敌人可以战胜”，正是这个意思。臣先前所说，国家蓄养冗兵，已经耗尽天下力量，而且正在形成祸患的根苗。如今每年除天下赋税之外，仅东南和买防绢就有三百万匹，而衣赐和其他用度仍然不能供给，公私怎么能不匮乏呢？

译这还没有等到敌国的祸患发生，我们自己就已经先困乏了。预先防备意外，按道理难道应该这样吗？臣希望陛下仔细考虑臣先前所说的话，裁减兵员、节省费用，选择官吏、选拔将领，慎重对待赏罚，以明确劝勉和荣宠。春夏时节，可以逐渐把边兵调到内地州郡就食，逐渐减少边地骑兵，调到内地放牧。边费节省了，国家的财政就充足；民力宽裕了，然后对外谨守盟誓，对内修缮防备。要取得长远的实际成效，没有比这更重要的。奇谋诡计和空泛言论，又有什么值得听取的呢？这也是把实际事务放在首位的道理。臣恭敬地认为，陛下仁德至高，明智宏大，劳谦而敬畏，努力求取治理的要领，这正是帝尧向众人询问、大禹不自我夸耀以及前代圣王美好事迹所体现的品德，陛下都从容地具备了。臣惭愧自己顽钝疏陋，不能通达治国之道，只根据诏书所问及的内容，谨以当前事务回答。诏书没有问到的事情，臣也不敢冒昧陈述。冒犯天子的听闻，臣惶恐至极，等候治罪。【庆历七年二月十六日，仁宗皇帝在资政殿，亲自向两府、两制、两省官员赐下手诏，命他们就座分条回答。宰臣陈执中、枢密使夏竦等请求各自在本司回答，皇上答应了。当晚，某人值宿禁林，夜漏至五鼓，封缄进上这篇回答。】再次回答御札一道 御札中的手诏，已经说得不够详尽；如果卿还有所见，仰望你仔细陈述，写成密封奏章上报。回答 臣奉到十七日的御札，内容是：手诏已经说得不够详尽，如果卿还有所见，命你仔细陈述，写成密封奏章上报。上天降下询问，臣承受诏命，惶恐战栗；学识浅陋，惭愧不能符合圣明求治理政、勤恳切迫的心意。臣私下思量，士大夫遇到时势、侍奉君主，即使有远大的才干和谋虑，想要亲自施展，却往往没有机会。如今臣凭什么能够遇到陛下深怀戒惧、虚心听取意见，不享有天下的安乐而把天下当作忧患呢？臣难道敢隐瞒实情、顾惜祸害而有所不尽言吗？臣恭敬地详察前诏所问：冗兵应当怎样处置，国家财政盈亏的根本，入仕门路过多造成的泛滥，地方长官缺乏人才的原因，将帅选拔任用的原则，西北预先防备的方法，这些都是当今紧迫的重要事务，圣上的心意已经考虑得很深了。如今承蒙诏令，让臣进一步陈述见解，臣敢于推究自己的愚见，把平常思考的事情中最紧急的选择出来献上。如今圣上是否因为昨天保州、恩州发生变故、事态难以预料，而特别考虑河北呢？臣曾感叹国家竭尽天下力量来供养冗兵，而且使它成为祸乱的根源；但河北比天下其他地方更加严重，这是为什么呢？河北自唐代天宝年间安史叛乱以后，接着又经历五代的后唐、后周，这些政权都以魏地为基业，所以河北军队一向以骄横强悍自居；又由于北面接连契丹，朝廷也曾姑息他们。太平虽然日久，骄悍之气却没有消除，这在处置事务上也很难办。想要选择军校来严格整顿吗？那么河北军官全都是本营迁补的，不像京城和各道那样可以转调人员。想要选拔人员到京城另行补入军队吗？那么河北军队全是本营子弟和姻亲，关系盘根错节、根基牢固，安于故土而不愿迁移，也不像京城和各道那样可以选募、转徙。想要提升军队等级来以利益促使其变动吗？那么河北军队的衣粮向来优厚，难以再增加供给，因此处置起来很困难。臣曾核查，河北厢军、禁军仅二十万人，其中禁军占五分之四；但臣曾亲自询问，其中年老疲弱、不能服役的很多。如果朝廷秘密告谕安抚部署司以及转运、提刑官员，此后暂且一概停止招募补充，命令依照常例逐步拣选放免，频繁分批拣选，少量放停，使军人能够接受而又不知道其中深意，不得泄露。朝廷应当在若干年以后，逐渐合并军队；根据相关指挥，从京城调禁兵驻扎各州。自古以来设置军队的办法，汉代有南北军和七校，唐代有两军十二卫，都必须分散削弱各部势力，使它们彼此牵制，然后才能安定。河北兵自唐以来骄横强悍、互相护卫，只是因为本地士兵结党相援罢了；如今如果逐渐减少本地兵，适当设置禁军，主客双方的形势就可以互相制约。如果用能干的将领统率他们，用能干的官吏安抚他们，折断他们的祸根，除去危害群体的人，或许就可以设置相应措施来使他们安定。如今圣上是否因为昨天卫士震惊宫禁、惊扰宫省，而考虑亲卫之事呢？臣考察《周官》，虎贲氏掌管守卫王宫，都是士人。赵国左师触龙把自己的儿子托付给太后，请求补充黑衣卫士的空缺来守卫王宫；这大概说明王宫的卫士也兼用卿大夫的子弟。秦汉官制中，郎中令掌管宫殿、宫门，三署郎都执兵器侍卫；期门郎类似郎官而没有定员，多至千人。后来改名为虎贲郎、羽林郎，期门从六郡良家子弟中选充，又选取从军战死者的子孙供养在羽林，教授五种兵器，号称羽林孤儿。历代以来，值宿宫禁的士卒不只是选择勇武有才的人，还必须选取驯顺诚实、庄重谨慎的人；因为他们接近尊贵之人，不能不慎重。国初沿袭周朝军制，设置诸班直作为爪牙，士卒隶属殿前司；又设置亲从官隶属皇城司，掌管宫门启闭、洒扫等事务，负责严密守卫和扈从。值宿守卫的制度，宫殿外隔间设置营舍，轮流防守；宫殿内则专门使用亲从官，作为最亲近的卫兵。然而招募制度却不同于古代，都是些懒散游荡、没有根基、无处容身之后才来应募的人。此前变故突然在意料之外发生，臣恐怕应当有所惩戒创伤。臣的职责在于掌管诏令文书，对军旅之事没有预先听闻，只是大略依据古制，粗略陈述要点，惟愿陛下选择采用。如果从诸班直中选择任职年久、资历较深的人，以及东西下班、殿侍中有门第家业的人，再从诸军战死者的遗孤中选择稍有才力、能够胜任军役的，严格制定保举任用的办法，选取一千人充任殿内卫士，仍隶属皇城司。命枢密院、殿前司制定选补格式和任期更代的办法，任期满后优厚遣返。愿意留下的，命皇城司保举任用；确实庄重谨慎、善良可靠的，就允许留下。按年劳资历选取，可以使人把它看作出身的途径；按门第家业选取，可以使人顾念家族；选取战死者的遗孤，可以使忠义之人受到劝勉。确立任期和更代，可以使人知道劳逸应该均衡；规定迁补格式，可以使人知道自我珍重。至于功过标准、训练方法、居住制度、供给标准，就请朝廷裁定。如今圣上考虑冗兵造成的祸患，怜悯国家用度不足，难道不会想到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吗？臣听说太祖皇帝整顿各军，法制非常严密，军人不得穿黑色衣服，只许穿褐衣，衣服下摆不得过膝。

译哪里有红紫色的服装？葱和韭菜都不得带入营门，哪里知道鱼肉的滋味？每次领取月粮时，营地在城西的就到城东支取，营地在城东的就到城西领取；不许雇车乘坐，必须让他们自己背负，用这种办法使其劳作。太祖曾问身边的人：‘后唐庄宗为什么导致天下大乱？’有人回答：‘庄宗不能驾驭部下，曾经外出打猎，军士来到面前，拢住马头，自称儿郎寂寞，希望得到接济借贷。’太祖拍着大腿叹息说：‘庄宗取得天下多么艰难，做事竟然到了这种地步。我对三军也并不吝惜财物，但谁敢触犯我，只有剑相对。’所以当时法令一出就必须执行，军士也因此足以维持生活。如今却不同了。臣曾经入朝，看见各军统帅的随从士卒，全都穿一样的新紫罗衫、红罗抱肚、白绫裤、丝鞋，戴青纱帽，系长带绅，鲜明华丽、灿烂夺目；他们的服装稍微破旧，就已经在人群中感到羞耻。一顶青纱帽，市价就有一千钱；至于衫裤，估计一个士卒的一套衣服不下万钱。如今上四军的请给比各军最为优厚，但每月领取一千钱，正好只能买一顶帽子。估计所戴的帽子每年要两顶，补缀、染色衣服还必须保持鲜洁，那么其他各项花费大概也就相称如此了。〔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二枚〕 计算他们所领取的俸禄供给，连一个人的费用都不够；如果有妻子儿女，怎么能不饥寒交迫？妻子儿女既然免不了饥寒，小人的情感怎么能不归罪怨恨于上面呢？这就是军心容易动摇的原因。至于常规支给和特别支给，按例只核验料钱发放；朝廷一次特别支给，在京城约要用钱三十万贯，等到钱到了军人手中，又哪里够用呢？所以朝廷已经被困乏压倒，军中却完全没有得到救济；之所以到了这种地步，是由于习惯奢侈、追求过度的弊病。希望陛下利用清闲时间，试着召见军帅这样询问他们，便可以秘密命令他们分条陈述：用什么办法可以革除今天的奢靡？用什么途径可以恢复过去的朴素？如果统帅大臣能够自行节约，以身作则率领部下，军人或许就可以维持生活了。如今圣上又考虑近来各道州郡军民构造妖事，往往因此兴起大狱，难道是想用重刑严法来惩治制止吗？臣私下认为，陛下即位至今将近三十年，最为盛大的德行、所以感动天地并深深凝聚人心的地方，在于仁慈厚重、喜好生存而厌恶杀戮；对于深重罪行从严办理，对可以宽赦释放的罪行从宽处理，怜悯各类案件，只在刑罚上加以谨慎体恤。近来因为贝州盗贼借妖术作乱，朝廷又追究核查李谭的案件，张存等人按例受到重罚，州郡受到风气影响，侦发妖事，到处形成大狱；以至于诵经、供佛、符咒、禁术等，也全都遭到捕捉拘系，牵连蔓延。百姓中难道没有奸人趁机捏造疑似之事，以求获得赏赐利益吗？或者挟带仇怨，互相攀扯牵连。在拷打审讯之下，还有什么口供得不到呢？如今臣看审刑院本院奏报的案件有七十多件，其中二十多件属于妖事。虽然近来已经下达诏令，严加制止断绝，但臣恐怕今后官吏审判案件，会把李谭案当作警戒，不再使用平恕之心，而是罗织文饰、严刑逼供，担心最终造成悔恨。臣听说赏罚如同风，人情如同草；风吹过草，草必然倒伏，人的情势也会随着赏罚而改变。臣痛惜陛下三十年极盛的德行，可能因功亏一篑。宝元以后，国家多有变故，边地驿报纷扰，人事纷杂，灾异屡次出现。朝廷内外担任职务的官员，很少显著建立事功；从人事方面推究，形势已经值得忧虑。圣心焦劳，敬畏而自我警戒，一天比一天谨慎，到今天能够安定，独独依赖陛下仁慈厚重的德行；正是这种德行感动天地、深深凝聚人心。为什么还要轻率动用刑狱，使天下陷于危险，招来灾气，加速百姓怨恨呢？本月十六日是立夏，可以释放重囚，放出轻罪拘系者。愿陛下提前临轩审理，疏决在京罪人；同时派遣使者分赴四方，对各州郡现今拘禁的妖事案件，命令依照近来下达的圣旨办理，除去确实涉及悖逆不顺、应当具案等待裁决的，其余一律释放。仍应切实下令各路提防刑狱司，查察、揭发所属部门在刑禁方面的冤枉和滥用，以及牵连无辜良民的事情，务必做到清明公正，只是不使有罪者逃脱罢了。还要告诫官吏，不得因为张存的缘故，便借机援引深文严法办理，以使上能完全体现圣德，下能安抚人心；这才是国家长远的考虑。臣所陈述的，都是当前紧要的事务，但也不过只是事情的一个方面罢了。至于天下的大势，臣请求为陛下说明。臣考察古今治乱的变化，不在别处，只在上下之间的形势是离散还是结合罢了。上下形势相合，没有什么大事不能成功；上下形势相离，没有什么小事不会失败。近年以来，朝廷颇多起用轻浮险诈之人，把他们布置在言论谏诤的职位上；他们违背正道以求取声誉，把能言善辩看作贤能。天下便随风而变，完全改变了风气。外间人士的议论，又辗转加以修饰，互相沽名激进、仿效追逐，只怕赶不上，败坏了雅正的风俗，终于形成了险诈刻薄的风气。朝廷内部则是言事官，外部则是按察官，多揭发别人闺门中的暧昧之事，哪怕年代久远、屡经赦免；又有各种小人，下至吏员、胥役、童仆、奴隶，见时机可乘便得意逞强，敢于冒犯上级，编造言辞。朝廷随即施行，又掺杂个人的爱憎，还有什么做不出来的呢？所以从将相以下直到卿、大夫、士，都惴惴不安、心怀恐惧，没有一个能够安然自得的。一举一动，动不动就说恐怕招来别人的议论。推想这种情形，直到陛下宫禁内外的近侍之前，下至乡里百姓，也没有不如此的；彼此姑息迁就，专门躲避嫌疑，苟且因循，只求免受诽谤和责难，哪里还有空闲舒展心志，为国家建立事业呢？臣私下详察圣意，难道是希望人情风俗变成这样吗？只是这种情形由来已久，逐渐形成，从上到下没有不知道的，只是没有人肯为陛下深切地陈说罢了。治国之道的阻塞，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上下形势离心阻隔到这种地步，那么还有谁能和陛下同心同德、深谋远虑呢？既没有同心同德的人，也没有深谋远虑的事情，天下的事务凭什么能够治理好呢？愿陛下对此深加留意，务必使上下的情意相通；要使上下情意相合，只在于审慎地听取和接受意见罢了。臣自从任防侍从以来，升降迁转已有十年，在法座前听到陛下的德音很多了；观察陛下宽厚仁慈、怜悯恻隐，如同上天没有什么不能包容；英明睿智，如同太阳没有什么不能照见。那些浮浅、狡猾、欺诈的人，在天日之下又哪里能隐藏形迹呢？然而臣听说，圣人施行刑罚，对过错即使很大也可以宽宥；对故意犯罪，即使罪小也不宽免。欺骗蒙蔽、险诈诡谲的，才是真正的奸邪；偶然稍有失于检点防范的，只是小过失。

译如果陛下能够察明真正的奸邪，必定按国家法典严正处理；对于小过失则加以宽宥，以保全并任用人才，那么臣下即使有亿万之多，也自然会一心一意，依照才能大小，谁会不竭尽全力呢？这就是所谓使上下形势相合，确实是君主治人的根本，也是治理国家的大原则。愿陛下对此特别加以省察采纳。臣见识思虑迂曲疏浅，不能通达治国的要领；本来职位的简拔任用，全都出于圣恩；浮沉于官位之间，惭愧自己没有什么可以报答，何况又承蒙陛下询问，怎敢不竭尽愚见，向陛下冒昧陈说？臣不胜战栗惶恐之至，谨此回答。【十七日早晨，没有上朝。宫中传下这道询问，当天晚上写成答复，封缄进呈。】应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科对制策一道【景祐五年八月】皇帝这样说：“朕承受累积而来的福祉，治理广大的疆域，敬畏天命，以使百姓安康。朕想要扩大祖宗的长远谋略，追求古代圣王极盛的治理，把风俗提升到仁慈长寿的境域，用礼义的教化陶冶百姓。朕兢兢业业，不敢懈怠安逸，焦心劳神，到现在已经十七年了。然而朕的明察不能照见远方，智慧不能通达幽隐；奉行先王的谋略训诫，只怕有所失误。因此深切诏令有关部门，详尽延请天下特出的士人，希望听到忠诚正直而切实的言论，来弥补朕的不足。诸位大夫卓然出于群士之中，盛装来到朝廷，必定有宏大的谋略，可以满足朕虚心期待的心愿。”国家盛大地承受天命，迅速统治天下，三位圣君相继光明治世，各方邦国都得到治理。铲除残暴，革除暴政，减免苛细，减轻赋税；农业政事得到修治，礼制得到整饬，文教繁盛，爱护人民超过爱护婴儿，招徕贤才如同不让白驹从缝隙中逃走。奇异杰出、魁伟卓越的人才，列位朝廷；循良慈惠的长官，分掌外地政务。求取治理达到如此程度，可以说既勤勉又周备了。然而拿它和前代相比，仍然还有不同的议论；法制逐渐讲求却还没有协调到适中的程度，财政费用确实繁多却还没有得到节制。音乐还没有和谐到《韶》《濩》的境界，刑罚还没有达到成康时代那样几乎不用的境界。官吏有的不了解廉洁公平，风俗也颇有损于朴素。夷狄虽然大多接受教化，却时常有侵犯边境的；年岁时节虽然安宁美好，却时常有需要警戒的灾变。难道是由于朕的德行不足才使它这样吗？还是万物自有定数，恰好遇到这种情形呢？诸位大夫应当精心思考、竭尽忧虑，不要有所隐瞒。古代的制度，有可以施用于今天的；今天的规章制度，也有违背古代的。都应当分条列举，不要杂乱合并。建立礼乐的办法，怎样才能感动神祇而招来祥瑞？刑罚的要领，怎样才能使监狱空虚而招致和气？至于选拔众多人才、努力建立百官，都有前代成规，可以作为后世的典范。唐代考功的法则，把善绩优绩全部陈列；汉代刺史部的制度，把各项条文详细列举。士人百姓之中，愚昧者多、贤能者少，奢侈僭越彼此崇尚，习惯久了便形成风气。不严加约束却要使其改变，方法在哪里？放纵凶悍的强盗，怎样才能改变他们的邪恶？人心冷漠，天地大化怎样才能使它归于顺序？况且道是万世不会有弊病的，而前代经籍有以忠诚文德相互匡救的说法；法是百代君王不改的，而旧典著明了刑罚轻重应当区别使用的道理。《戴记》所说治理国家有九条常道，应当加以解释次第；《周官》按照五种物类辨别土地，都应当详细陈说。务必要符合这次询问，也要看是否能够穷尽通达；既然将要施行于政事，就不只是用来装饰文章的。请你尽意陈说，不要因顾虑主管官员而有所改变。” 回答。臣听说从前汉代开始举荐贤良文学之士，并以当时的重大政务作为策问，凡是有关治乱的原因、施舍取舍的适宜，都让他们依据经义回答；所得回答好的，往往施用于政事。所以文帝、景帝时期，制度兴办的成就可以和三代相比；人才得到充分任用，正是由于这种选拔。如今陛下上承先帝遗志，远考古代的治理，只是警惕安定太平难以长久，谨慎戒备每件事务的完备，多次诏令通晓方术、博闻强识的士人，延请到朝廷，在殿庭亲自询问保全国家、治理政事的道理，以沟通天下人的心志，以成就天下的事务。这实在是有抱负、有才能并且关心百姓的人，抒发自己积聚已久的愤懑和愿望的机会。臣不才，学问不足以通晓天人变化，见识不足以通达古今事务，但私下也有志于此。如今承乏应试，惭愧地充数应举；圣上所问的重大问题，哪里是臣的愚见所能通达的呢？即便如此，怎敢不把平日学习所听闻的，谨冒死献上愚见。臣恭敬地读了圣策，看见陛下敬畏天命，以使百姓安康为心愿；奉行先王谋训，以扩大长远谋略为志向；希望把风俗提升到仁寿之境，思量用礼义陶冶百姓，却退让说自己有所不及，以求取忠诚正直的言论；由此可见陛下虚心听取意见的勤恳。臣又看到圣策中有铲除残暴的言论，以及减免苛细、减轻赋税的意愿；列举爱护人民、招徕贤才的办法，叙说选拔贤能、分掌政务的良吏；由此又可见陛下勤于体恤百姓的依靠，深入察知他们细微隐蔽的疾苦，振作精神整顿各项政务的教化，广泛任用人才。这正是帝尧协调各方邦国、周文王思念众多贤士的情怀。然而陛下仍感到不足而发出叹息，远远怀想古代的治理，请允许臣为陛下进一步阐发其中的意义。从前圣王之所以能在门户窗牖之间洞察天下，在掌股之间运转万物的变化，并不是因为一个人的聪明智慧就能全部看见、全部查明，而是使有耳聪目明的人竭尽视听，使有智慧力量的人竭尽谋略才能；这样事务就没有遗漏，政事就没有不能办成的了。想要事务没有遗漏，在于广开言路；想要政事没有办不成的，在于端正主管官吏。臣听说《尚书》称说舜的德行是“询问众人”，伊尹说：“普通男子和妇女不能得到机会尽情发表意见，君主就无法和他们共同成就功业。”古代兴起的君王，感叹、警戒、谨慎，没有不告诫勉励群臣，使他们补救、考察自己的政务。因此，乘车时有旅贲之士的规谏，居处安宁时有官师进谏的典章，凭几休息时有诵训之臣的规劝，临事时有瞽史的引导；即便这样，仍像众多楚人在旁喧闹，想求得他们说出一致的话也不可能。古代明君想要兴起治国之道，哪里有不先扩大自己的视听来平正王道法度的呢？从前汉代魏相请求取消尚书省副封的制度，以防止信息壅塞，于是宣帝能够知道万机中的细微情形，成为汉代的明主。唐太宗制定《司门式》，说：“没有门籍的人有论奏之事”，都命令监门的司马引导进见答对，不许阻拦。又规定大臣入朝议论政事时，总让谏官一同进入；如果回答询问的话有违背道理之处，便立即争辩。

译这就是唐文宗招致太平的事迹。如今朝廷设置纠察过失、拾遗补阙的职位，只有御史和谏臣；所有其他官员，都不得越出自己的职位发言。臣愿陛下深加考虑，远远思量治国的方法，更加进用正直明亮、刚正鲠直的人，使他们朝夕承助辅弼。清闲之余、临朝之际，向他们询问古代训诫，并推及政事，那么嘉谋就会每天从帷帐和冠冕之后传来。如果确实让士人各自荐举自己的见闻，像这样，还有什么地方是照见不到的呢？臣听孔子说：“一定要先正名分吧。”《春秋》的义理是，君主不亲自处理细小事务，臣下不专擅大权，所以尊贵的君主掌握要领，卑下的臣子承担劳作。君主因任用臣下而安逸，仰赖臣下成就事业而治理天下。三公议论治国之道，九卿各自分掌职务，众多主管官员各自办理自己的事情，因此百般事务、各种职务，本末都得到治理。如今即使渡口的官员、驿亭的小吏，乃至一个命品微小的官员，米粮盐铁货物利益等细小事务，也没有不由他们关涉裁决的。衡量大事、处理繁重政务，本应清明地交给三公；下属则应承担卿大夫的劳务，卿大夫再分掌众多主管官员的事务。如今职分和名位各自局限，事务不归台省，政事失去根本，办事忘却旧制。陛下若考察治理的要领、清明教化的源头，没有比谨慎把握各项关卡、掌握权力枢纽、委任三公、切实研治根本更重要的了；这样，统领百官的人就能谋划建立各部门的长官；列举各部门长官的人，就能分别选用众多职务的负责人，把权柄交给他们而考核成效，使他们充分发挥才能并责成他们完成事业。各官员恪守职责、掌管事务，彼此不得侵犯扰乱；有废弃自己职守的，必定按刑罚处理。这样，陛下就能以无为之道驾驭天下，天下群吏没有不各自有所作为、为天下效力的。关键在于上层详细考察，在于下层各守职责；上下端正了，天下就能治理。这样一来，又有什么幽隐之处不能通达呢？那时陛下正可优游于岩廊之上，拱手揖让于羲皇、轩辕的朝廷，不亲自劳作而功业成就，不亲自操劳而治理安定。《易经》说：“以智慧临莅天下，是大君所宜。”说的就是这个道理。臣恭读圣策，看到其中说：“如今奇杰魁伟之士列位朝廷，循良慈惠之长官分掌外地政务。”求治如此勤勉，却仍不能达到前代的程度，臣反复读到这里，内心实在深有感触。臣确实感叹陛下具有英明睿智的气度，而辅弼之臣却缺少将事情办明白的才能；因循蒙蔽欺骗，苟且图求一时，不能为治理建立法则，不能革除细小弊病，唯独给陛下留下兢兢业业的忧虑。假如朝廷之中全是奇杰之士，那么朝廷就会尊重，百官制度就会端正；外任官员全是循良之人，那么上下就会交相沟通，志意就会相通。即使是极盛的德政，又怎么能超过这个呢？又有什么地方会愧对前代呢？依臣愚见，正是朝廷职位中少有魁伟杰出的人才，外任官员中缺少慈惠的长官，还不足以满足圣上的心意，只是爱护百姓、招徕贤才的愿望罢了。即便如此，奇杰之士也是隔世才出现，循良之人也不是随处都有，仍然在于君主推求选择、使他们受到尊重和勉励罢了。为什么这样说呢？列位朝廷的人，忠诚还是奸邪不可不辨；分掌外地政务的人，宰相和州牧不可不慎重。臣听说伊尹告诫太甲说：“左右近臣只要任用合适的人。”周穆王任命伯冏为太仆正时说：“仆臣正直，他的君主就能正；仆臣谄媚，他的君主就会自以为圣。”这些话真是深切啊！这是圣贤究察治国根本的道理。尧、舜、禹都是最伟大的圣智之人，然而仍然相互感叹，把不能识别人作为忧虑；这就是九德成为帝王谋略的原因。至于孔子，也认为识人困难，说：“尧舜尚且为此感到困难。”之所以说识人困难，是因为花言巧语、伪善面色会损害真实。世间的治乱、君主的昏明、臣下的忠邪，都会交替出现；即使是太平时代的明君，也不能使朝廷任用的全是忠贤而没有邪佞，只是因为能够亲近忠贤而疏远邪佞罢了。即使是乱世的昏君，也未必会使朝廷任用的全是邪佞而没有忠贤，只是因为亲近邪佞而疏远忠贤罢了。所以尧舜的朝廷中有稷、契那样的贤臣；共工、鲧以及幽王、厉王的朝廷中，苏、卫那样的人却和荣夷公、暴君相类。关键只在于君主所亲近、所接纳的人，是谁能使他喜悦罢了。如果想辨别朝廷官位上的人是忠诚还是谄谀，考察他所交结朋党的行迹，他的志向和品行就显现出来了；察看他施行、谋划的事情，他的才能和智慧就清楚了。忠诚庄重而端正刚直的，就是经得起风霜的松柏；谄媚顺从、逢迎取悦的，就是疾风中的蓬草。推荐这种人时，应当追究他的声誉从哪里来；斥退这种人时，应当察看诋毁他的言论从哪里出。物以类聚，必定各有同类。这样，朝廷任用贤才，就颇能得到奇杰魁伟之士了。臣听说，民政的根本在于州牧和县宰，但朝廷选任他们的制度很轻率；铨选、考察、补授、除任，起初没有区别选择，只按资历等级授官，依照资格次序派遣。有的官员软弱、昏乱，有的凶狠顽劣、贪婪残酷，流毒于下，百姓受尽冤屈而无处申诉；刺史、太守又被权势利益夺去职权，坐视弊端而没有人把它报告上来，地方彼此相连，弊病互相掩盖。根本已经失误，姑且先整顿枝末，仍然胜过完全不整顿。从前两汉，虽然设置刺史督察州郡，但又不时派遣使者分赴各地考察群吏的治理。因此西汉有绣衣直指使，巡行四方，可以专擅罢免二千石官员；东汉有以美化风俗、清明诏令为名的使者，用来按察郡国。唐代虽然有采访、按察的职务，也常派郎官、御史出外考察地方事务。如果国家确实举用汉唐的旧典，精选台阁之臣，任用才识深明、风度端重的人，不时分道出巡，考察郡县守令的能干与否，详细记载善恶后回朝报告。并且表明赏罚一定施行，这样州牧县宰便会心知所当勉励和畏惧，郡县政务也会逐渐澄清。这样，主持民政、分掌政务的人，就较能得到循良慈惠的长官了。圣策说：“法制逐渐讲求却还没有协调到适中，财政费用确实繁多却还没有得到节制；音乐还没有和谐到《韶》《濩》，刑罚还没有达到成康；官吏有的不了解廉洁公平，风俗颇有损于朴素。”由此可见陛下没有什么细微之处不讲求，没有什么小事不思虑。法制之所以没有达到适中，是因为诏令屡屡改变；经费之所以没有节制，是因为费用使用没有限度；音乐之所以没有和谐到《韶》《濩》，是因为乐官失职；刑罚之所以没有达到成康，是因为货利扰乱了制度；官吏之所以有的不了解廉平，是因为澄清、劝惩的原则废弃了；风俗之所以颇有损于朴素，是因为等级制度和礼节超过了限度。臣请求为陛下一一说明到底。臣所谓法制没有达到适中，是因为诏令屡屡改变；臣听《尚书》说：“谨慎你的发令，命令发布后只许实行。”命令是国家的纲纪，是政事的堤防。纲纪一旦松弛，众多纲目就会随之解体；堤防一旦倾毁，横流便无法控制。所以治理国家的根本、施行政令的源头，诚信确实是最大的事情。近来命令下达不久便又冲改，因此郡县承受执行时互相抵牾，奸吏借机巧言诋毁，因缘牟利，百姓无所措手足，因而多有触犯主管官府的事情。

译从大体上评论，这是损害政务最深的事情。假如朝廷发布命令，凡关系重大政务的，必须集中议论后再施行；向多方发布后，必须确定下来而不再变更；略去苛细，删减重叠，使万姓都说：“君王的言语多么伟大！”又说：“君王的心意多么专一！”这样法制就会确当，合于中正之理。臣所谓经费没有节制，是因为费用使用没有限度；臣认为承平日子长久，所以因循的弊病日益增加，往年只知增长，不知减少，这就是费用烦多的原因。陛下如果施加恩惠，考虑节省开支的办法，臣认为只应以俭约来处理罢了。宫室台榭足以顺应阴阳时令，旌旗羽卫足以显示文物仪仗的容貌，苑囿池籞足以供游览休息，乐官乐部足以备办宴享礼仪。除此以外，不急迫的土木工程全部停止；不常使用的仪仗侍卫不再修饰；放宽池苑禁地的收益，把赋税减给贫民；减少音乐伎艺，逐渐裁退冗余的供养人员；减少后苑的精巧工役，停止工匠机构的营缮；谨慎无名目的赏赐，节约没有功劳者的颁赐；停止对缁衣、黄冠之人的厚重施舍；节制一切横生的费用，用来缓解天下水旱灾害的赋税负担，充实国家的仓库府藏，救济疲惫的农夫、织女和耕作收获的劳苦，整治老弱孤寡所遭受的饥饿困苦。这样一来，德泽就能施及天下，而经费也有节制了。臣所说的音乐尚未达到《韶》《濩》的境界，是因为乐官失职。过去舜任命九官，其中“防”实际上掌管音乐。汉代史书叙述当时人才众多，把儒雅、质朴正直之人与协律之官并列记载。汉代又规定，卑贱者的子弟不得在宗庙祭酎礼中参与舞乐。历代以来，乐府令、丞大多任用士大夫，考定音声、审察音律，其中的意义已经微薄了。所以，乐师、乐工以及盲乐师，古代极为重视他们。如今那些掌握技艺来侍奉君上的人，观测天象有司天监，医药事务有翰林署。至于琴、棋、书、画这些细小的专长，也无不厚给俸禄，有时还蒙受恩宠赏赐。太医以及各种工匠，确实就是古代大夫、士所承担的职务。臣认为，应该略仿照司天监设置官职次序，补用懂得钟律的人，以充任这些职位；选取儒者和乐师担任令、丞，使他们学习音乐的精微义理，通晓十二律吕。这样，虽然名目不同于《韶》《濩》，但同样可以用来祭祀天地、奉享祖宗，其道理是一致的。臣所说的刑罚还没有达到成王、康王时代那样可以搁置不用的境地，是因为货利之事扰乱了制度。臣恭敬地认为，国家处于宽仁治理之中，天下一统，政治清平，德教施加于百姓，其陶冶教化想来已经很深了。陛下登临帝位，统御天下，敬重体恤众人，严急惩治深重罪行，宽缓放免应出刑罚的人，既有悲悯恻隐的仁爱，也有忠诚利民的教化；然而刑罚仍未能搁置不用，狱中拘系的人还很多。这是什么缘故呢？大概是上面垄断货物，经营财利的途径太多；管理专卖、封禁占有的法令严密，又有权贵豪富人家从中作梗，侵夺贫弱细民。官吏因循敷衍，有的还收受贿赂，不能抑制强暴、扶助弱小，因此百姓产业困窘、生活贫乏，想要铤而走险的人就多了。若朝廷慎重选择守令，压制豪强狡猾之徒，稍微放宽谋利的途径，使平民得到宽裕；删定法律，除去罗织罪名、拘泥细微的条文，务求简明易行、便于遵守，使百姓不敢欺骗冒犯，而试行法律的官吏也不能任意轻重、舞弄文法，那么刑罚虽然还没有完全废置，罗网陷阱也会宽松了。臣所谓官吏有的不了解廉洁公平，是因为澄清、劝惩的原则废弃了。按照《周官》，小宰用六计考核群吏的治理，虽然政绩和行为各有不同，但都以廉洁为主。所以驾驭官吏的法律，重在严惩贪赃，而收受贿赂、触犯禁令的事情却接连发生。莫非官吏之刑渐渐宽弛，主管部门又多有故意放纵吗？贪图利益、侵夺刻剥的官吏，使百姓善于侍奉上官；他们的心腹和爪牙也各自有所施展。等到罪恶积累满盈、罪行暴露，官员因贪墨而败坏，又恰逢赦令屡次下达，很快便得到释放；墨迹未干，已经希望重新收录叙用。这就是所谓官吏之刑逐渐宽弛。如今县令、知县有贪滥污浊的行迹，郡守、通判即使放纵也不考察核验；郡守、通判有贪暴的政绩，主管官司又隐瞒不使上闻。等到罪恶积累到不能掩盖，事情传播开来而无法逃避罪责，罪行虽已确定，却不察究其责任，刑罚反而太轻。假如各统辖部门以及有联属事务的官职，都因赃罪彼此连坐，从重增加惩罚，那么人人自然会为自己打算，下面就没有容纳奸邪的地方了。严刑苛禁，确实不是太平时代善良教化的本意；然而如今风俗放纵泛滥、越出轨范的人很多，如果不严整官制，凭什么建立法令呢？这就像驾驭烈马，却不利于控制缰勒，马还会奔跑踢踏而跌倒。古人所说“只是整齐，而不是整齐”，指的就是这个道理。臣所谓风俗颇有损于朴素，是因为等级法度和礼制超过了限度。《尚书》说：“人民生性厚实，因外物而迁变，违背上面的命令，顺从自己的爱好。”所以做君主的，应当彰明所崇尚的事来显示民间风俗，谨慎对待所厌恶的事来防止百姓放纵。风俗教化的兴起，必定由上而下，由内而外；而且天下各国的表率，在于王国。如今雕饰巧伪的器物、奇异邪僻纤巧奢靡的服饰，陈列在市场上出售，流传到四方，欺诈虚伪、奸邪欺骗便聚集成了渊薮。按照《周官》，用礼仪辨别等级，人民就不会越分；用法度教导节制，人民就知道满足。古代制约人民，使他们即使富有也不得穿着不同等级的服饰；没有缘故不得食用珍贵食物；纳聘礼不过五两；结亲不得超过一块肉。所以王道的开端，必定从制定节制开始。臣认为应当进一步条列奢侈僭越的弊病，对每件事情都规定等级和限度；所发布的制度命令，务必做到令人信服。这样，争夺和过度奢靡的风俗就会革除，礼义敦厚的教化就会施行。圣策说：“夷狄虽然大多接受教化，却时常有侵犯边境的；年岁时节虽然安宁美好，却时常有需要警戒的变异。”这又说明陛下过分忧虑盗寇聚集的趋势，深深畏惧上天警戒的重大意义。然而侵犯边境的骚扰，不只是边远地区的强敌；灾变的到来，乃是阴阳运行的大事。陛下为什么把它放在后面询问呢？那些群蛮依凭溪谷洞穴的险要，倚仗山林岭壑的阻隔，窥伺防备空虚之处，暗中出来抢掠，聚集如蜂蚁，飞散如鸟兽。守边大臣无能，自取败亡之地。但这种小小的事情，又哪里值得损害国家威势、烦劳圣上忧虑呢？臣认为边疆事务的重大之处，在西北吧？北国同我国交好，已经三十多年了。自汉代以来，南北和好而能够长期守信不违，像如今这样长久的，从来没有过。不只是因为它感念我国的恩信、贪图我国的聘币，也是因为正值我国德政盛明的时代，没有可乘的间隙。用利益相互结交，利益尽了交情就疏远；用形势相互结合，形势解除祸难就会发生。所以有备才能无患，这叫善于谋划。

译不要寄希望于敌人不来，关键在于多作谋算。又有西部边疆虽然接受羁縻和姑息，已经很久了；自从国家失去朔方、放弃灵武，把戍守设置在内地，控制扼守的范围越来越狭窄。虽然在外表上恭谨地进贡称职，但内部巢穴却很牢固。边境上方的防备，不可不加警戒。而且自唐代中期以来，兵农之业分离，文武权力分开，政事不能协调，国家谋略互相乖违。如今的边疆事务，根本在于朝廷的安排部署，本来不是下臣所能详细说明的。但三军的命运系于主帅，因此选择将领，是军事的根本。臣请求借平定盗寇的询问，在后篇中写明这些道理。臣深思陛下以如天日般高明的德行，承受祖宗淳厚光明的神灵；早起临朝，直到日过中天仍勤于听政，敬畏上天的命令；面对天下百姓，愿求无边无际的福祉，也无边无际地体恤他们。这样本应上天降下福祥、各种美善前来应和，然而灾异屡次发生，诡异的变化接连出现。上天反复警示的意思，想来不会无故显现，必定有所指向。近来陨星如雨，流星纷扰而失去常度；定襄发生地震，大地裂开而涌出泉水；雷声到了隆冬仍不止息，甚至在穷冬发作。又从正月以来，太阳似乎少了光辉，有时连续数日不能恢复。臣是浅陋的儒生，不通晓天官之学，私下考察《春秋》的义理以及前代志书关于天文五行的占验，这些灾咎都由于阳刚之德微弱，阴柔之道专擅放纵，下面有人阿附朋比、盗用威权所造成。阴的象征，是臣下之道、妻妾之道，也是外国之道。上天的意思莫非是说：将要让陛下察明左右近臣的奸邪，以礼法端正宫闱，谨慎边防的准备吗？君主之道之所以配合乾道、取法上天，大概是取乾体刚健、天运行强健的特点。刚，所以中正而没有邪曲；健，所以运行施用而不停止。《洪范》说：“只有君主能作福，只有君主能作威。”《春秋》的义理，讥刺大夫专擅权力。臣下能够窃取威福的权柄，也不只是执政当国之臣才会如此；君主如果轻信听从他们，或者稍有过失，欺骗诬陷就会随之产生，正如蚂蚁侵蚀堤坝、火炬遗留火种而烧遍原野。杜绝渐生的祸患、防备细微的过失，在于慎重对待开端，这就是所谓察明左右近臣的奸邪。至于防止外戚党羽侵扰干预，断绝宫女内侍的请托，抵制进取功名之事，参照《周典》的文字，仿照汉代的制度均衡选用人才，警戒宫中久留不出所造成的危害，减少政事中的幽怨以延续和气，这就是所谓以礼端正宫闱。至于将校之中，谁是有智慧勇气、可以任用的人？士卒众多，察看其中锐利骁勇、所向无敌的有多少？边塞堡垒的守将，谁有捍卫城池的才能？帷帐中的谋臣，谁有折冲御敌的谋略？至于储备粮秣、运输发放的方法，兵器装备精良完备的数量，只要有一项没有准备好，就不是先取得胜利的办法。这就是所谓谨慎边防的准备。以上三件事，只在于陛下集中精神而远见明察，凝聚思虑而深思熟虑；不要把利益和权柄假借给别人，君主的威严贵在由自己独自运转。即使箱柜已经牢固，门闩钥匙也不可不严密；即使城墙已经修缮，关隘枢纽也不可不设置。运用乾道的刚健来平息阴气的异常，谨慎处理人事来回应上天的心意。这样，灾异就不足以发生，祥瑞也不足以招致了。况且圣策要求人们精心思考、竭尽忧虑，不得有所隐瞒。臣既然冒昧接受陛下这次举问，难道敢因为顾虑后患而替自己谋划吗？也正希望陛下宽免对狂妄之罪的诛罚，以招来天下最切当的言论。圣策说：“古代的制度可以施用于今天，今天的章程有违背古代的，都应当分条列举，不要杂乱合并。”臣谨按《春秋》的义理，它讥刺改变古制、改易常法的人，同时也肯定合宜地变更旧制的人。国家的良好制度不可轻易变更，不完善的制度则可以变更。臣恭敬地认为，先代制定的旧法，都是在特定时代、特定情势和权宜需要下形成的，各有其设置的原因。如果是重大制度或重要典章，作为一世的规范，写在正式法令中，就应当遵守而不可失误，谨慎奉行。至于各种小事，往往因时势而增减；有的表面相同而道理已经不同，有的法律久行而奸弊滋生，就必须践履实行、加以改变，不能把不改变祖宗之道当成原则。这就是所谓胶柱鼓瑟、刻舟求剑。《易经》说：“穷困就要变，变就能通，通就能长久。”所以反复施行而不厌弃，长久施行而不衰弊，才叫作道。从前先王制定爵禄、赏罚，亲自掌握其权柄，因此成为天下的君主。见到有功劳便授予赏赐，众人的称誉也不能使没有功劳的人进用；没有功劳而被发现有罪行，便施以诛罚，众人的谗毁也不能使忠良被斥退；没有罪过的，也不应无故罢免。假如政事无论大小、人物无论善恶，其进退任用一概只取决于旧例，那么爵禄赏罚就不在君主手里而在成例手里了。陛下还有什么权柄可以给予和夺取呢？臣愿陛下革除弊端、清除蠹虫，不要有舍不得惩治的私爱；拔擢人才、赏赐忠诚，不要因身份疏远卑贱而有隔阂。大事广泛考察古代，小事酌量今天，使天下人的耳目常常接触新事，万般事务的根本源头必定端正。不要只说援引旧例、合乎义理就够了；这样，古代制度才会施用于今天，今天的章程也自然合乎古代。帝王的制度，岂不是更加光明宏大吗？圣策说：“建立音乐的办法，怎样才能感通神祇、招来祥瑞？刑罚的要领，怎样才能使监狱空虚、招致和气？”臣前面所说谨慎乐官职守、整齐货利制度的办法，已经完备了。音乐奏起而使和顺之气形成征象，就会和谐；和谐，祥瑞之物就会到来。所以《尚书》说：“啊，我击打石磬、抚击石磬，鸟兽便欢快地舞动。” 《箫韶》演奏九成，凤凰便来仪舞。”刑罚使用得当就会清明，清明便有和气响应。所以《周官》说：“用刑罚教导使之合于中正，人民就不会暴乱。”这样一来，和气还有什么不能通达的呢？圣策说：“选拔众多人才，努力建立百官，都有常规，可以作为后世的典范。唐代考功的法则，把善绩优绩全部陈列；汉代刺史部的制度，把各项条文详细列举。”臣按《唐六典》，考功考课的方法有四项善行：一是德义闻名，二是清廉谨慎而声名显著，三是公平可称，四是恭谨勤勉而不懈怠。善行之外，又有二十七项最优政绩：能进献可行之策、补救过失，是近侍官的最优政绩；衡量人物、选拔贤才，是选官部门的最优政绩；表彰清正、抑制浊恶，褒贬必定恰当，是考校官的最优政绩；礼制仪式举动合于经典，是礼官的最优政绩；音律能够和谐、不失节奏，是乐官的最优政绩；裁决事务不迟滞，给予和夺取合乎道理，是判事官的最优政绩；统领部属有方法，警戒防守没有过失，是宿卫官的最优政绩；士兵训练有素，军装装备充足，是督领官的最优政绩；推问审讯得到实情，判决公平允当，是司法官的最优政绩；校勘精细审慎，明于刊定，是校正官的最优政绩；承接诏策、铺陈奏议，传达应对明白敏捷，是宣纳官的最优政绩；

译训导有方，学生能够完成学业，是学官的最优政绩；赏罚严明，攻战必胜，是将帅的最优政绩；礼义兴行，使所管辖地区整肃清明，是政教官的最优政绩；详细记录典章，文章和义理兼备，是文史官的最优政绩；访察精细审慎，弹劾举发一定恰当，是纠正官的最优政绩；明于勘验复核，查考过失没有隐瞒，是勾检官的最优政绩；职掌事务修治妥当，供奉承办有力，是监掌官的最优政绩；功课都能完成，丁夫和工匠没有怨言，是役使官的最优政绩；按时耕作，收获达到定额，是屯田官的最优政绩；谨慎管理收藏，明于出纳，是仓库官的最优政绩；推算盈亏，穷究道理而精密，是历官的最优政绩；占候、医药、卜筮，多有应验，是方术官的最优政绩；稽察有方，使行旅没有阻塞，是关津官的最优政绩；管理市场不扰民，奸诈滥行不能发生，是市司官的最优政绩；收养牲畜使其肥壮，繁殖增多，是牧官的最优政绩；边境肃清，城池修整，是镇防官的最优政绩。把这些善行和最优政绩分类，考定内外文武官吏的成绩，分为九等。汉代刺史用六条考察所部的二千石官员，大略说：豪强兼并土地，占田超过制度规定；二千石官员接受、包庇贿赂；凭个人喜怒办事；选用署理不公平；子弟请托；违背公义而结党亲下。这就是考察条文的项目。圣策说：“士人百姓之中，愚昧者多、贤能者少，奢侈僭越彼此崇尚，习惯久了形成风气。不严加约束而想使他们改变，方法在哪里？”臣关于戒除奢侈、防止僭越的方法，前面已经略有陈述了。所谓百姓，是说他们大多没有知识；有辨别能力的人少，愚昧的人多。他们所禀受的情性大概如此，他们的一举一动、趋向和习惯，只看上面怎么做。所以说：“君子的德行像风，小人的德行像草；风吹到草上，草必定倒伏。”这是说下面受到上面的教化非常迅速。《易经·履卦》的象辞说：“君子以此辨别上下，安定百姓的志向。”所以上下的等级真正分明，百姓的志向就会安定。《节卦》的象辞说：“以节制来制定数量和法度，评议人的德行。”数量法度有等级，贵贱就能彰明区别；德行得到奖赏，贤能和愚劣自然就分开了。这就是节制的根本。陛下顾念百姓，屡次把习惯奢侈作为问题询问，这可以看出圣意深深怜悯末世风俗不厚。近来颁下诏策，告诫服饰器用尤其过分的人，偷安奢靡的风气稍有减损。然而这还不足以称合陛下淳朴节俭的教化。难道是百姓所效法的对象，其根本还没有端正吗？《春秋》的义理是，法令所要建立的，必定从尊贵者开始。陛下如果确实想要清除天下的弊病，应当先从外戚、豪贵和大臣之家做起。上面的人行动稍微迟缓，下面的人就会奔走效法；不严加约束而能使风俗改变，方法就在这里。圣策说：“放纵凶悍的强盗，怎样才能改变他们的错误？人心冷漠，天地大化怎样才能使它归于顺序？”至于制约边疆，臣已经在前篇陈述过了。关于选拔将领的事情，请允许臣再次详尽说明。如今禁卫军像千重帷幕环绕京城，什伍之间互相统属，偏将、副将层层承接，六军的重要事务统一于元帅，但将士都只是从事奔走勤劳。过去积累恩泽，便逐渐升迁；把体力强健当作武勇，把能开弓拉强弩当作才能，却没有足够智慧通达机变，也没有足够恩惠安抚部伍；他们冒险争取宠幸利益，优游于太平之世，以轻裘肥马彼此夸耀，坐享姑息。如果不幸远方角落有聚众呼啸的盗寇，边境有侵扰牧民的祸患，即使接受朝廷成命，指挥调度也在个人；这不仅军纪不会完备、智勇没有可凭，难道他们肯舍弃轻易取得的富贵安逸，冒着困难去赴死、面对锋刃吗？所以将领不懂军事，君主不选择将领，无功而厚赐，无劳而重禄，都是法令所忌讳的。过去朝廷考虑将帅人才难得，因此选择士大夫中有能力的人；然而所得之人多半只是善于奔走，把人事活动当作获得宠幸利益的途径罢了。他们并不是完全没有掌握军事谋略和才艺的人，但确实很少。如果国家据此增删科条、损益制度，使那些应诏而来的士大夫接受关于军务机宜的十道设问加以考察，必定有考据军书、精通时势和军务体制的人，才应当作为通行擢用的原则。在戎务方面，对于列校将官，他们的方略、智谋、勇力固然未必全都具备，但终究还胜过徒然进用的人。至于调和天地大化、使天下达到大顺，这要由下层民心和顺，才能使上天的和气响应。那时如果实行薄赋以使百姓富足，放宽刑罚、减轻劳役以使他们安逸，制定节制、谨守法度以使他们平和，选择官吏、审慎发布命令以使他们安定，那么政事和顺，百姓才会和顺；百姓和顺之后阴阳才会和顺；阴阳和顺，大化才会调和，和顺之气才会有次序。圣策说：“道是万世没有弊病的，而前代有用忠诚文德相互匡救的说法；法是百代君王不改变的，而旧典著明了刑罚轻重各有不同用法的道理。”董仲舒推明道，大概是探究它的根本来立论；荀卿论说刑罚，大概是有所激愤而发。他们所说三代的弊病，虽有以忠诚文德相互匡救的说法，但至于效法天道、顺应人心的根本意义，难道可以改变吗？这就是万世无弊的根本。那些治乱不同的时代，虽有刑罚轻重各有不同用法的适宜，至于遏制邪恶、扶助善良的作用，难道可以不同吗？这就是百代君王不改变的制度。圣策说：“《戴记》说治理国家有九条常道，应当加以阐释编次。”《周官》从五种土地辨别物产，都是对此的铺陈。所谓治理国家有九条常道：修养自身，治国之道就能树立；尊重贤者，就不会迷惑；亲爱亲族，诸父和兄弟就不会怨恨；敬重大臣，就不会轻慢；体恤群臣，士人报答君上的礼意就会更加深厚；把百姓当作子女，百姓就会受到劝勉；招徕百工，财用就会充足；安抚远方之人，四方就会归附；怀柔诸侯，天下就会畏服。这就是治理国家的九条常道。《周官》大司徒的职掌，依据土地会计的方法辨别五种土地所生的物产：一是山林，其中的动物适宜毛类，植物适宜皂类，那里的人毛发多而身形方正；二是川泽，其中的动物适宜鳞类，植物适宜膏类，那里的人肤色黑而多汗；三是丘陵，其中的动物适宜羽类，植物适宜果核类，那里的人性情专一而身材高长；四是坟衍，其中的动物适宜甲壳类，植物适宜荚类，那里的人肤色白而身体瘦；五是原隰，其中的动物适宜裸类，植物适宜丛生类，那里的人肌肉丰满而身材低矮。这就是五种土地的物产。圣策说：“本来就要把这些施行于实际政事，并不是只从空洞的文辞中取用。”这正可以说明陛下虚心咨询，留意听取像葑菲这样微贱的意见。臣才识迂陋，不通晓政事，至于所陈述的内容，也希望其中或许有足以上合圣心之处。陛下不废弃臣的言论，选择其中近于正确的，加以修饰而采用，使天下知道国家设置科目选取士人的制度并非徒有虚名，那么岂只是臣一人蒙受恩宠吗？这实在是朝廷的盛美之事。臣冒死上奏答复。【第二年夏天，戎人违抗命令，西边用兵，朝廷多有事务。又过两年，契丹前来撕毁和约。】《乐全集》卷十八。钦定《四库全书》。《乐全集》卷十九　宋张方平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