钦定四库全书乐全集》卷二十一宋张方平撰论事

译《左传》说：“国家的大事，在于祭祀和战争；只有祭祀与战争，是国君应当亲自参与的。” 这正是它所以重要的原因。自古以来出兵作战，什么时候有过主将不到营阵的情况？三代和春秋时期，国君没有不在战阵中的。秦、汉、三国直到唐代，其中像诸葛亮、杜预、娄师德、狄仁杰、郭元振这样的文士儒臣，数不胜数。凡是称为将领的人，没有不在战阵中的。不能亲自拿着武器作战的，是有这样的情况；至于手执胡床、羽扇，安然从容地处在军中，是可以的。主将在战阵之中，法令就能集中，赏罚就能分明，士气就能奋发，战机也能得到利用；不在战阵中，事情就都相反。自从敌寇侵犯边境，凡是大举入侵，羌族首领没有不亲自到来的。如今各位主帅接受朝廷任命，朝廷却总是允许他们不亲临战场。去年任福等人战败，直到今天天下人都把责任归给韩琦。就像前些日子三川口的事，虽然不是王沿督促逼迫他们赶赴死地，但葛怀敏等人在形势上确实不得不战。王沿把一路的军队全交给葛怀敏，自己却留在渭州空城之中。假如敌寇越过三川口而直趋渭州，葛怀敏依照有利形势坚守而不出兵，渭州被围困危急，那么王沿将怎样处理？朝廷固然认为葛怀敏这样做是放纵敌寇，但葛怀敏虽然拥有重兵，王沿却是他的统帅，他必须听从节制，所以臣认为葛怀敏在形势上不得不战。主将不亲自到战阵，军队出征必定不能成功；不仅不能成功，而且必定失败。此事关系重大，朝廷应当慎重议论。如今派王尧臣到西路任安抚使，不仅要吊慰死者、抚恤伤员、补充修整战败损失，还应把军中的利害事项、朝廷想要筹划改置的事情，以及四路可能有的不同意见，趁他出行全部分条记录下来，命他同各位将领共同商议。凡是士兵战马的调动、财粮器械的有余不足，都命令他一并筹划议论后上报；这样朝廷今后处理指挥，或许就能精细周全了。请求撤销陕西招讨经略司。臣私下认为，羌人违抗命令，王师前去讨伐，于是分别任命重臣，委托他们统率军队，所以授予夏竦陕西招讨等使之职，实际节制四路军政。全国耗费来经营边疆，到现在已经三年；军队不出战还好，一出战就丧败；敌寇不来还好，一来就必定得志。控制要地的城寨，残损伤亡没有多少可以补救；归附内地的部落，驱赶掳掠几乎已经殆尽。军队疲钝、锐气受挫，财物耗尽、力量困竭。去年刘平、石元孙阵亡，范雍被夺去节钺；今年春天任福战败，韩琦被罢免经略使。朝廷内外都认为朝廷的威罚没有实行，责罚处置太轻。然而仍然只是略微表示损抑惩罚，勉强堵塞舆论。哪里有掌握大军，坐视敌寇而不作为，以至于军队覆败、将领被杀、国土受损、威望丧失，却说“我事先不知道”的道理？这样还怎么能称为统帅？从前三代直到春秋列国，凡是兴起军队，没有国君不亲自参与军事的；从汉到唐，凡是兴兵动众，没有元帅不亲自率先士卒、处在战阵中的。后汉段颎征讨西羌二十多年，不曾安睡，最终平定羌虏。如果将帅能够奋不顾身、以身许国，发愤消灭敌寇，有这样的臣子，陛下还有什么忧虑呢？事情既然已经违背常理而失败，就必须重新整顿。臣私下听到民间议论，都说前后丧失军队，并不是敌寇能够击败我们，而是我们自己招致失败罢了。为什么呢？各边臣都听从招讨司的命令，掌管处理军事机宜；遇到防备上不能错失的紧急事务，他们却把紧急的事拖成缓慢。勇敢的人不能施展力量，聪明的人不能独自运用谋略；再加上彼此因亲疏好恶相互攻击，意见不同而互相抵触，文书檄令彼此矛盾，使人无所适从。况且朝廷设置这个司，是为了使各部分如臂使指、首尾相互救援，由统帅独断决定众人的谋议，把四路贯通成为一家。近来麟府被围，虽然不属于陕西的疆域，但作为统帅，如果国家有急患，即使不能请示后再前往救援，也应当在边境上显示军威，帮助形成声援。陛下为此废寝忘食、忧虑伤神，派遣持有玺书的敕使督促夏竦，命他出动偏师从远处牵制敌寇后路；他却迟疑不进、故意另作意见，最终不奉诏命，以至于敌寇如入无人之境，因而平定丰州，攻取宁远、麟州，几乎攻陷诸地。如今虽仅仅保存下来，形势已经孤立断绝。这就像秦人看待越人身体的肥瘦，完全不加关心；只恐怕泾原、鄜延一旦出现紧急情况，也一定不能像首尾那样互相救援。陛下委曲保全大局，请求恢复夏竦原来的官职，给他一个郡，使他实现自保的打算。同时精心选择各路守将，使每个人都能建立功劳、每一家都能自行巩固；根据各地边防形势配备兵力，并且在永兴军增加重兵，作为各路的根本和镇定人心的依靠。春秋两季选择派遣重臣出巡边地。春季就估量防御准备的力量，调动军马进入仓场和牧地，命令守将修治城墙壕沟，整备锋利的器械，以等待秋季防备的政令。秋季则检查训练军队的方法和搜补兵员的办法，考察官吏的劳绩才能，以明确升降的制度；核查赋税运输的盈亏，以通达粮食物资的筹划，来严格要求战守之事。只要边城能够坚固防守，就足以使敌寇疲敝；如果将领各自充分发挥作用，自然会建立功劳。恭敬地希望陛下圣心明察，予以采纳裁定。

译论任命渭州路招讨使之事。臣恭敬地看到，朝廷制命某官代替王沿，充任渭州路招讨安抚等使。朝廷把四路分开，用来藩屏西部边疆，其中道路平坦，敌军可以大举深入，而车辆骑兵的便利只有泾原具备。所以敌寇连年亲自来侵犯这一条道路，覆军杀将，每次来犯都更加深入。去年好水川战役，任福等人仍然奋力作战而失败，骁勇将领、精锐士卒和器械都损失殆尽。日夜竭力修补整顿，两年才勉强重新成军。这次定川寨之战，敌寇没有耗费一支箭一枚镞，就一举把我军全部卷走，如同进入无人之境。敌寇骤然取胜却不骄纵，命令严明、军众整齐，四次大规模行动都没有失策，气焰更加旺盛。如今既然取胜而归，休养士卒战马；如果明年春天一开始，倾尽全国力量再次来犯，而我方凭借残破败亡的余部，稍有更动便散漫不定，敌军势必堂堂正正长驱直入，产生在渭河饮马的意图，那么关中就会动摇了。北面又有强大的邻国虎视眈眈，表面上以和约助成其贪婪，实际上是利用这个敌寇困扰我方，意在坐收我方疲敝的好处。这样考虑，当前关中的轻重形势、天下安危的关键，就在泾原。某官虽然已经任职，临事时大致有声势和才力，但尚未经历重任，恐怕不容易担当这个强敌；而且又是新近受到防奖提升，朝廷内外还没有信服他。至于三路中从前建立功劳的人，看到他突然成为自己的统属，也难免心中不满。况且如今泾原的人口牲畜几乎尽失，兵马死亡所剩无几，一路萧条，没有藩篱屏障。此时施行规划处置，任何行动都关系军事机宜，正是老将也难以胜任的事务；若不是全才，谁能承担成败所系的重任？按道理不能轻易试用。希望朝廷的议论进一步审慎考察。如果实在不得已，或许可以从三路中替换一人；目前这一路最看重的是熟悉边政、通晓羌人事务，而且人心和众望也有所归属。论高继宣知并州兼并代路经略安抚等使之事。臣恭敬地认为，并代一路控制西北两边。三年以来，羌族敌寇屡次侵犯西路，揣度各道的防御都已经坚固，知道沿边地区荒凉，进入后无所掠取，于是改变计策以趋求利益，因而围攻麟府，窥伺汾州、晋州之间。如今河西两座城孤立高耸，河东千里都需要设置防备；此时谋求统帅并不容易，这个人必须文才能团结众人，武能威慑敌寇。像高继宣这样的人，虽出自将门，本来也是将家子弟，他办理官事的才干受到许多人称许；但统帅的方略，大家还不知道。如今并州不同于其他各道，正是经营谋划的开始，也是处置镇抚的初期，必须借助奇特的才能，才能完成事情。况且太原是大府，各项事务繁多，如果高继宣兼理郡政，他怎么能专心于军政？如果朝廷派一位有才望的臣僚来守州，而让高继宣专门总理军事，那么边境有警时，他可以出兵援助；把军政大权交给他，足以彼此辅助，也可以压下物议，看来合乎事宜。恭敬地请求圣上再次裁定。论种世衡主管营田，不宜调任知环州事。臣私下听说，庆州范仲淹奏请任命延州知青涧城种世衡兼知环州。臣恭敬地认为，种世衡此前在青涧开创营田，朝廷嘉奖他的用心，委托他完成这件事。范仲淹原来的奏章只是请求种世衡暂时到庆州教导部下经营田地；等到请求获得批准，种世衡已经到了庆州，范仲淹却又把他留下不让返回。前些日子罢免两位主帅，把军队分为四路，使每路各自守备、各自防备；各路将吏中稍有能力的人，各自主帅都很爱惜。种世衡本来隶属于延州，忽然被范仲淹奏请夺走，如果庞籍接着再上奏论列，那么朝廷的命令将往哪里放置？如果各路都这样做，彼此侵夺争竞，矛盾的祸端恐怕就从这里开始。况且种世衡新近承受恩命，正领有使职名号，应当推行公心，以体察朝廷的意图。环州管界虽然连接敌寇疆域，但牧守的人才终究容易另行推举。如今守卫边境的策略，首先在于粮食充足。臣认为种世衡的任命关系到的利害不小：一方面会废弃经营营田的长远计划，另一方面会开启四路之间争夺人才的端绪。臣认为，所迁就的事情很小，所失去的事情很大。枢密院札子曾许诺种世衡，营田完成之日，优厚地给他酬劳奖赏。已经见到功劳便授予奖赏，人们才知道受到劝勉。自从向西部边境用兵到现在三年，从未听说有一个边臣能够建立一项功利事业，唯独种世衡在穷远边塞之上首先创立营田的谋划，事迹有艰苦勤劳之处，按道理也值得奖赏。倘若为他优先升迁一级官职，责成他尽心兴办田地、谋求利益，比起那些安坐而享受富贵的人来说，这也并不过分。幸而如果环州仍然有缺，可以命范仲淹另行奏举一人来替代魏明；这样在任用和罢免之间，看来也算安排得当。论雄州杜惟序之事。臣前些日子到雄州，看见杜惟序将调任知沧州，这大概是降职。我认为雄州守将所负的委任十分重大；杜惟序虽然没有突出的才干和长远谋略，但考察他的见识和办事能力，还算通达审慎。从去年春天以来，边境事务很多，他能根据情况应对处置，没有大的失误。臣先前在朝廷时，听议论的人多说，前次萧阶来时，杜惟序不应只派通判作为接伴使进入边界。当时的情势是，北方人已经撤兵，听说朝廷没有解除戒备，北方军帐在燕京也不安，所以派萧阶骑马前来出使；又有涿州的文书报告，先前约定了过界的日期。杜惟序仓促处置，大概是担心加以阻止会使对方另行召集人马而产生疑事；如果另作处置，受到的责难议论反而会更重。臣私下观察河北中路担任郡守的武臣，都在杜惟序之下；至于隆重修饰厨传供帐，杜惟序确实比不上各郡。过去雄州守将如葛怀敏等人，都是因为善于迎合接待而得到虚名，错误地受到提拔，最终因此败坏大事。若杜惟序因为谨守本分、务实办事而被取用，恐怕并不能成为劝勉边臣的办法。王克基先前在沧州任职，以受贿闻名，如今却凭引进使身份知定州；张茂实只是因为出使途中有劳苦，从供备库使升为东上閤门使、知瀛州；王克忠没有其他勤劳功效，近来却得到遥领刺史、知贝州。杜惟序在边事纷乱之际负责应接，用了一年使事情已经安定，却反而被责罚调离郡守之职，朝廷在赏罚和区别功过方面因此有所失当。臣请求为杜惟序录取他实际办事的用心，不要让他因悠悠众口的毁谤而废弃，使他能够比照张茂实授予一个横行官职。依臣看来，这样大概还不算辱没他。至于任用之际，也希望按照他的器量任使，让他能够充分发挥作用。

译论四路将帅追击军队不前往之事。臣恭敬地看到，朝廷近来因北方人逐渐有背弃盟约的迹象，沿边紧急奏报接连而来，车驾声称要亲自出征，有关部门各自准备，打算抽调更换陕西兵马，以等待河北方面的事宜。据听说各路主帅有的没有及时发兵，以至于烦劳敕使随同前往告谕。假如北方军队果真到来，冲击皇帝车驾，车驾果然行动，仓促之间兵卫尚未集合，又有征召而军队不能到达，那么国家的大事就要失去了。纵观古今变乱、关系国家治乱的情势，外敌交相侵犯，没有哪个时代不存在；只是君主威命不能施行、朝廷政令不能贯彻，祸乱危亡的征兆一定从这里开始。如今的事势究竟怎样呢？猛烈不能补救宽纵，威严不能战胜姑息；朝廷命令，边臣容易违抗；边臣奏报回复，朝廷却难以坚持执行。推究这种放纵怠慢的端绪，全都源于姑息的过错。就像前些日子任命四位主帅为观察使，按旧例，带有职名的尚书、丞郎可以改任廉察；钱若水罢去枢密副使后，过了很久才授予此职；马知节罢去枢密副使，只授为防御使。陛下优厚体恤边疆重任，特意显示恩宠荣耀，如今这四个人职衔都是直学士，官阶为郎、员外郎，却又正式确定名位，让他们统率军队，并提高俸禄使他们安抚部下。本朝的用意难道是刻薄吗？诰命已经颁布，章奏却接连而来，妄自产生意见，反过来挑剔指责。即使有的勉强接受任命，心中也怀有很大的不满。更严重的甚至想要被拘系入狱，请求治罪，而应当承受这些的人还以班次等级为借口推辞。朝廷一概容忍，君命就越来越被轻视削弱。臣确实愚昧狭隘，私下独自对此愤怒。倘若陛下的威命能够施行，朝廷的政令能够贯彻，刑罚杀戮在后，爵禄赏赐在前，信用像《春秋》那样严明，威势像雷霆那样不可测，使朝廷内外的官僚震惧而奔走效命，那么天下人的智慧力量就会没有不能发挥的了。为什么要屈抑大公之法，伸张群臣的私意，像这样忧惧不安呢？从前有志于尊奉君主、庇护百姓的人，遭逢多难的时代，感慨激愤而挥袖起身，仅凭大义激发乌合之众的心，也还足以在外抵御敌人、在内安定社稷。如果占有国土、掌握军队，听到国家有急难，却袖手旁观、安然不动，难道还算一心向着王室吗？文臣尚且如此，如果武人暴夫也观望仿效，那么就会像初履薄霜而终于结成坚冰，事态渐渐不可增长了。这就是臣私下怀抱愤懑、实在为宗庙深切忧虑的原因。如果中使回报说各路有不奉诏令的，希望圣上特别派遣通晓事理、明白大体的朝臣，查问他们的情状，严厉实行责罚削夺，以谨慎约束下属的行为，来端正国家的纲纪。考虑祸患而预先防备，是古人善于警戒的做法，只有陛下明察。请求选派出使北方的文武官员。臣恭敬地认为，朝廷同北方人修好，已经历时很久。近来派遣使者，大多是出于恩泽，人选的才智和辩才，很少经过慎重选择。如今西部边疆尚未安宁，各戎族人心动摇；北方的事端，也颇有不同寻常的传闻。孔子说：“使者啊，使者啊！”大概是感叹出使人才难得。况且出使四方，如果不能独立应对，就是辱没君命。古代交战时，使者处在双方之间；如今却把奉行使者使命的重大职责，当作侥幸求取恩泽的资本，只顾臣下的小利，轻视国家的大计。这确实不是谋划议论不够，大概只是因循成习所致。如今北朝来祝贺圣节的使者将要到来，日期已经很近，应当选派接伴使。依臣僚近来的惯例，被派为接伴使的人便作为出使北国的人选。臣恭敬地请求，从今以后派遣使者，应当更加慎重选择。如果使者具备足够任用的才干谋略，就可以展示圣朝的光彩，宣扬大国的威灵；能够预见事变、把握先机，所起的帮助极其广大；折服敌人、排除祸患，这实在是重要事务。论广信军间谍之事。臣前些日子经过雄州，访知广信军有一名主管事务的人，即易州进士梁济世，因北方边界的事情败露而脱身归来。知军刘贻孙奏请命他赴阙，按照才干录用。朝廷却下令河北沿边安抚司，指挥广信军委婉而坚定地约束他返回，不得收留。臣认为，如今边境的军事机密，雄州、广信军实在是耳目。如果没有间谍往来探报敌方动静，怎么能够得知？凡是我们的间谍，一到敌方就成为他们的奸细，被敌人用利益诱使，使其家属陷入死地，事情败露于敌方。所以当他们归来时反而不收留，叫他们到哪里去呢？来这里没有生路，回去又遭大杀。今后间谍哪里还会被任用？边臣守将坐视成为聋子瞎子，朝廷预先制胜的办法就荒疏了。至于梁济世，恭敬地希望指示沿边安抚司，给他路费资助；等他到达朝廷，再特别按照才能加以处置。这样可贵之处，在于边臣有办法使用间谍，朝廷也有办法责问边臣。这件事关系军事机密，极其紧要。论京师卫兵之事。京师本是古代的陈留郡，是天下四通八达的地方。自唐朝以前，曾经是重要藩镇。五代时朱温最初封为梁王，后来因为他的宫府广大，便把这里建为都城。五姓相继，共有十一位皇帝，历时四十九年，覆亡如此迅速，自古以来没有过。或许是因为都城四面没有险阻可凭，藩篱不够坚固，又逼近强敌；各方镇掌握重兵在外，乘禁卫军队衰弱之时，造成了本末倒置的局面。国朝太祖皇帝深思安危之计，开始削弱各节度使的权力，把军队屯驻在京城内部，在京畿连设营寨。又修缮完西京宫室，大概有建都的意图。然而因为汴渠漕运便利，便因循着没有迁都。先帝与北国通好，随即安抚西戎。当时本来可以减少戍守、裁减军队，使百姓达到富足的境地。太平兴国三十年，却使军士徒然耗费仓库资财，使天下困乏，并不是没有深谋远虑。只是知道祖宗的本意是依靠重兵来保卫国家，这种形势不能改变。近来昊贼侵犯边境，逐渐调发禁兵，向西屯驻在四路，京城所留下的军队已经不多。如今北方之人制造事端的苗头又已出现，两敌联合，人心动摇。外有武将分掌重兵，而宿卫军队日益单薄，尾巴太大便不能摆动，根本空虚必然动摇，这是形势所决定的，不可忽视。愿陛下留意思虑，为社稷着想，京都应当拥有重兵，以培植巩固国家根本。并且请求核查防守现有的指挥人数，如果果真缺少，请从内库拿出金帛，招募有才力的人，训练整齐，必须以精锐充实禁卫，不要再让他们屯驻在外。猛虎之所以使百兽伏服，是因为它的爪牙锋利。如果老虎去掉爪牙，那么犬、猪、鹿、麋都可以同它相近而不惧。军队和卫士，就是国家的爪牙；兵力充足、粮食充足，才能威服四方，镇压奸邪和叛乱。

译论州郡武备的两条意见 西部边疆的征戍尚未解除，天下各州郡的军队又屡次被选调赴京，江淮以南尤其空虚，已经没有武备。近来各地盗贼相互勾结，抢掠城镇，声势很大，至今不能诛捕。自古盗贼造成的扰乱，不亚于四夷的祸患，汉、唐的事情就是不远的鉴戒。国家鉴于五代的乱局，削弱方镇权力，确实是强干弱枝的办法。到了如今弊病显现，已经没有臂指相互配合的形势，交通便利的大城市和州郡，官吏守着的只不过是空城罢了。财物收藏不慎招致盗窃的教训，不可不加考虑。现在各道提举兵甲司，过去只是领有虚名；如果朝廷稍微赋予它事权，就还保留有古代方面之制的意义。凡设置提举兵甲司的州军，请谨慎选任长吏，另任本路钤辖一员；各令本路招募士兵，按照山川险易、封域远近，约定设置军队的数目，常令训练阅习，务必精熟。朝廷不再抽调选取，本道也不得以杂役差遣他们远出。对本路巡检使臣、县尉以及各捕盗官吏，要考察他们能干还是无能、勇敢还是怯弱，并据此升降。所属郡县中强横凶恶、屡次犯法的人，戴上刑具送到本司，酌量情节依法迁配到有盗寇聚集的地方；根据盗寇势力，督促派遣巡检等人率领兵甲追捕。如果盗贼党徒稍多，本路钤辖就亲自督率吏兵，防守会合并加以掩袭诛杀。汉代制度规定，刺史、太守往往以盗贼数量作为考核优劣的依据，并据此实行赏罚条目，请求由朝廷参照议定诏令。所希望的是郡县武备彼此呼应，盗贼不逞之徒望风便知道畏惧，肃清盗贼，消除祸患的根源。又 臣以前在谏院时，曾多次论说郡县武备，所陈意见，朝廷没有加以精细审察。近来军务兴起、事务繁多，赋税徭役频繁，好在上天保佑，年成屡有丰收，但奸邪游荡之民仍聚集为盗，甚至拥着旗鼓进入城邑，杀害官吏，肆无忌惮。若不幸接连发生饥荒，百姓缺少食物，势必群聚蜂起成为盗贼；有时几伙人藏在村落之间，竟至聚集上千名吏兵，县乡因此残破，却不能及时擒获。即使盗贼气焰稍盛，兵祸相连，哪里只是边境的忧患呢？汉、唐的大业，从来不是没有边境祸患，有时甚至长驱直入侵犯宫阙，但并没有损害国家根本的稳固。到了黄巾、巢贼之乱，最终却把天下彻底毁坏。国家鉴于五代的乱局，藩镇不得擅自掌兵，常常把禁军屯驻在州郡外地；近年却把他们全部调回去戍守边疆。各州郡军队中强壮的，也大多被选调配置到各禁卫军中，剩下的只是罢弱羸弱的士卒供官府杂役，让他们给官吏充当随从罢了。哪里知道掌握兵器之事，如今连愚昧卑微的百姓也知道窥伺这个空隙？所以前些日子王伦等盗贼在沂州起事，渡过淮河、长江，行经数千里，如同踏入无人之境，直到后来才调动京城的军队追赶他们。假使民间有奸雄豪杰，难道不会产生轻视、改变朝廷的念头吗？臣以为先朝设置各道提举兵甲司，是为了专门督捕盗贼，同时也有长远防备的考虑，大略保留着方面之制。近来却忽视此事，使它只剩虚名。如今如果稍微赋予它事权，自然可以在外面张大声势。考察各藩郡中兼任提举兵甲的地方，那些重要地区，应当任用重臣镇守。其余地位稍轻而也领有此名的，不过七八处。应当真正选用有声望、有谋略的人担任长吏，并在各本路任命钤辖或都监一员；按照路分轻重、封域远近，约定设置军队的数目，令他们从本郡及所部州军现有士兵中选取强壮者，编成指挥，沿用前些日子设置的武卫名义供给禄粮。如果现有兵籍人数不足，就招募到规定数目；明确下达朝廷防禁，不再选调发往边疆，也不得擅自差遣远出。内部有逃亡的，随即补足。所有兵器铠甲，必须精良。每道选派班行使臣一两人，或者令长吏荐举，依照监押、巡检的资序，专门负责训练阅习。如果所属郡县有盗寇聚集之处，就根据事势发兵前往接应，令他们统领追捕。对于负责捕盗的州军都监、监押、巡检、县尉等官吏，应允许考察他们能干与否、勇敢与否，报告朝廷，并据此升降。如果所属郡县有强横凶恶、奸诈害民之人，应当加以查察追捕，按情节定罪迁配。远方若有盗贼，党徒稍多，钤辖、都监就亲自督率吏卒，防守会合并掩袭诛杀。其余赏罚科条，再由朝廷参照议定诏令。这样不但可以加强郡县武备，也稍微恢复方镇的体制，希望能够遏制盗寇暴虐，消除暴乱祸害。请下诏命令各道兵甲司，专门督捕盗贼。臣以为两浙一路仍连年遭受饥荒，近京东西、河北等地今年大都没有收获，自秋以来长期干旱，最初播种的作物没有长成，恐怕今后百姓多有流徙，或者奸邪游荡之徒聚集成为盗寇。前些日子海州奏报盗贼杀死巡检、县令，还没有见到擒捕。朝廷旧制，是委任各道提举兵甲司专门督捕盗贼；至于两浙，杭州提举浙西，越州提举浙东；京东则由青、徐、兖、郓各自兼任此职。近来各道把这个职务当作虚名，伏请特别下诏，重申明确条约。凡遭受灾伤、接连饥荒的地方，委托其负责赈济；一道之内仍允许举劾本道都巡检使臣等年老懦弱、懈怠怠慢者，选择有才干之士，任作提举兵甲司的大藩长吏，使他严督支郡，务必清除奸邪盗寇。希望能够安抚安置流亡，使困乏百姓得以生存救济，铲除盗寇，让州县肃清。论京东西、河北百姓传习妖教的事 臣听说京畿、京东西、河北民间传习妖教，逐渐兴盛。近来曾上言，请求加以防禁。愚昧的民俗传习开始时本来没有恶意，渐渐受到诱惑，因而陷入邪道。州县官府因循敷衍，没有切实察觉举报。到了法寺审议判决时，又往往按惯例从宽处理，因此愚民公然传习。僧徒的谶言戒律、乡里的经社之类，从州县坊市直到军营外以及乡村，没有不随风而行的。这种事情的形成，是逐渐发生的。近来贝州妖贼传言说，依仗妖术，朝廷因而加以惩罚。按察等官员，本来就因为失于防察检举，才导致妖事滋生，因此朝廷降下新条，增删旧文，加重故意纵容的罪责。然而听说州郡中很有一些告发妖事的人，中使也快马传递诏令捕捉妖徒，近来已经有好几批。臣私下担心奸人趁此机会构造似是而非的罪状，以求赏赐利益。官吏迎合风向，不详察事情实情，牵连扩展审问逮捕，甚至波及善良百姓。有人或许挟持私怨，相互攀扯，在拷打之下，还有什么罪名不能得到？于是平民自己诬陷自己，全都被说成妖党。这样上面使朝廷深深迷惑，下面使人心惶恐不安。伏望圣上慈爱，深察这个道理，特地下明诏：凡在今日以前传习妖教的人，一律免除罪责；其中确实涉及不顺、党徒已经形成的，才令审问奏报。

译从今日以后仍敢传习的人，一律依照新敕令施行。治理天下的动荡，只要以安静来对待它罢了。使事情遵循道理，使善与恶有所区别，这就是安定天下的办法。论天下州县新添置弓手的事宜 本月某日，本路转运司抄录送到诏令：因为近来各地选调士兵上京，担心州县另有盗贼，特地增加弓手以准备防守。这确实是朝廷约略采用兵农合一的办法，深切告诫不可忽视国家根本与枝末的防备。只是天下州县的长吏，通达明理的人很少，每当诏令颁下，虽然反复说明，到了施行时仍不能详尽执行。倘若再只向他们说明大体，约束不够周密，那么各郡县承办时就会各自臆断，现行措施必然出现不当。况且如今所差弓手遍及天下，赋役是大事，按道理应当公平适当。开始办理要出于周密筹算，考虑最终希望弊病少些。臣见识浅陋，早年蒙受诏令选用，斗胆以千虑之一得来补益万分之一。诏文中有制度尚未尽备的事项，以及臣另外所见的八条，谨列在下面：第一，诏文规定各县除原有弓手外，按照现有主户，每一千户差防弓手五十人，每一万户五百人；不足一千户以及超过一万户的，按照现在规定的比例酌量差防。臣以为天下大县有达到五六万户的，如果一县管有主户五万，所差弓手便达二千五百人，不但人数过多，使民户烦扰困苦；有的地方偏远险阻，有的年年遭遇饥荒，有的守令不是合适的人，有的奸猾之徒乘机聚集军力资助盗寇，也不可不加以戒备。请求一万户以下的县，所差人数完全依照敕文办理；一万户以上的县，也以五百人为限。因为小县虽然不能没有防备，大县选取五百名士兵，也足以自卫。这样轻重的形势就能平衡，臂指相助的力量也能均等。第二，诏文规定弓手必须从现有账籍中的主户里差防。比如臣所管州中有升降帐、有桑功帐，并且每年都上报户部。升降帐所管主户二万二千三百多户，这大概是官吏领取俸禄时所依据的户口数。桑功帐所管主户三万七千六百多户，这是州县户口每年增加的数目。然而州县赋役各有五等户版簿，平常所依据使用，臣很担心各地拘泥于‘帐籍’二字，以致差防人数不同。请求明确下达处分，州县只以现行使用的五等版簿所载现有主户数为准，使天下徭役公平。第三，诏文规定所差防的弓手中，第四、第五等户如果确实贫困，即使有丁口，也不得一概差防。请求命令各州县先从财力、丁口最高的户中差防；第一等户不足，就差第二等；第二等不足，就在第三等中按资产、丁口较多较强者确定。所有应当供给州县杂役的，仍依旧轮流差遣；正在供给州县杂役的暂时免除；弓手服役期满的，就补充为弓手。这样不只是先从富强户中征用而宽免贫弱户；富有资财的人各有保护家乡、亲爱亲族的心，所以必定比别人更重视不犯法。至于所需器械，他们也有力量置办，必然精良，天下差防的事情自然就公平适当。第四，诏文命令各县创置教场，每年从十月以后到正月末，按班次轮流召集训练阅习。教阅时，每人每天发给食米二升。十月以后虽然是农闲，但集合训练的日子很长，百姓也不容易承受。又按大略计算，每人每年要支给米二石四斗。如今各州郡仓库，除上供之外，留州支用的储蓄一向很少。比如臣州在两浙之中，户口不多，所差防弓手若按主户实际数，仍有二千人左右；若按人数发给日粮，每年要支米四千八百石，少数州县也要补足，多数州县更会增加，计算天下支出的粮食，数量不止百万斛。如果把各县所防弓手分成三班训练，训练时才发给口粮，训练结束放归后就停止发放。比如三千户的县，弓手一百五十人，每班五十人赴教，每人每年只训练四十天；这样人不失去职业，官府不耗费储粮，就是减少天下粮食供给费用的三分之二。第五，诏文规定教阅时，酌量借给铠甲、弩和器械训练穿戴，训练完毕便应由管辖官员收回入库。弓箭、刀、▯以及木枪杆棒之类，则允许自行置办，留作本乡村训练使用。奋起木棒、举起竹竿，尚且足以形成啸聚之势，何况人人懂得战斗、家中拥有锋利兵器，更不能开启这个祸端。请命令每个人置办的弓箭器械，都各自作好标记，全部交纳州县保管。每逢训练阅习以及遇到盗贼召集防守会合时，按数发给；事情完毕随即交回，常令官吏防察检点。若有损坏，就按班次发出，分别令其修缮。第六，诏文规定所差弓手每五十人中选一名有防守武艺和身手的人充任节级；每五百人再选一名有家产、生活优裕、身手好而懂武艺的人充任指挥使。臣以为内地州县与河朔不同，河朔设置乡军，本来是为战守使用，所以依照军法建立等级，以便相互统摄；而且各州军分别屯驻强兵，势力足以镇压。如今内地州县的人不习兵事，只是财力相互争强，富役使贫困，强者欺压弱者；那些平日吞并贫弱、危害乡里的豪猾之民，何况让他们以公役相互统制呢？能够做五百人长的，必定是乡里的大奸猾，不只是暴虐贫弱，而且是更大的祸患。前代大盗乘饥荒动乱的机会，振臂一呼尚且足以成为天下祸患，何况让他们拥有训练有素的士兵和锋利的兵器？这件事关系重大，关乎安危。请命令所防弓手每十人编为一甲，设置节级一人，每年轮换一次，依次更替补充。指挥使的名号，请求省去。每甲人数少，节级容易拘管召集；轮换补充，则不会形成相互统摄服从的关系，这也是驾驭百姓的深远防备。

译第七，诏文规定所防弓手必须由少壮者充任，并免除户下各种杂役差遣。天下州县人户大多贫多富少，各县五等户版簿中，中等以上户不到五分之一，第四、第五等户常常达到十分之九。因此国家的各种杂赋杂役，往往向中等以上户差派，这是为了惠及贫弱户。如今富强之家全都被占作弓手，那么各种杂役差派就全都落到贫弱户身上；倘若奸吏又借机骚扰，县乡就更加困苦。现在如果分班训练，每年赴教只四十天，官府还给他们食物，富强之家并没有受到多少损失，却白白免除了差役，给下等户留下祸患。请求各州县的各种杂役一律仍按旧制办理，只是严格执行条约。所差弓手除教阅以外，州县不得召集、差借以及以各种名目追役。若有强恶盗徒结成群党，需要召集防守会合时，也只准就近召集防守，令县令、县尉亲自统率部署，掩袭追逐，不得让公人押领，拖延时间而使他们聚集。应当像对长役弓级、耆壮等人一样，实行统一监捕的办法。若县乡只是小股盗贼，甚至持杖盗窃而不是成群攻劫，也不得擅自召集弓手，以免官吏借机任意聚集或遣散；那样他们所得到的利益反而超过免除差役的好处。第八，每年教阅时，请命令各州知州、通判各巡行所属县一次，对弓手进行考察阅视。如果所防之人不强健，器械不完整锋利，队列不整齐，训练不精熟，改动簿帐，削减粮食等，各县令、佐官都要分别查办处罚。其中懈怠严重的，要把事情详细奏报，请朝廷严加罢黜责罚。以上所陈如前。臣以不才，蒙受守郡之任，怀着一点诚心，勉力思考补益之策，只要有所见到，便奏告朝廷。伏请圣上裁夺选择；倘有可以实行的事项，伏请统一列为条目，颁布到州县，张榜公布，告诫约束官吏，务必实行。睦州奏请州学名额和公田 臣听说古代的君王建立国家、统治百姓，把教育放在首位。古代施教，家有塾，党有庠，遂有序，国有学。因此三王、四代盛德之世，从天子直到外部的诸侯国，他们教化百姓、形成风俗的方法，没有不把学校教育放在首位的。臣以为新定的古城，山地风俗淳朴淡泊，民风和顺亲睦；既然获得州的名号和地位，境内有才俊可选之人，乡野有重名节的士人。此前太平兴国九年，知州、故左补阙田锡开始建造今天的至圣文宣王庙，并上奏请求朝廷赐给九经书籍，蒙受恩典而得到赏赐，如今仍在收管。到景祐元年，知州、右司谏范仲淹扩建庙西面的围墙，建置学舍，树立讲堂。到宝元元年，知州、都官员外郎胡楷增修庙宇，使基础结构严整宽敞。等到臣到任，又涂饰修葺，完成了工程。伏望陛下尊崇并引导道德教化的源头，广泛勉励兴学任教的道路，使这个远方的风俗也能仰承天子的光辉，特赐恩准州学的名额，并请求从州内荒废、逃户所遗而归官的田地中，酌量拨给十数顷，用来供给学校粮食；选派官员主持教育职务，设置簿籍以防止物资费用被侵耗。这样或许游学之士能够获得安心学习的场所，使一郡成为邹鲁之家家成为洙泗之地；教化所到之处，恩施将十分美好。《乐全集》卷二十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