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全集卷八　　　　　宋　张方平　撰

译臣私下看到朝廷制度，凡是职务参与侍从、班列位于两省的，无论在中央还是在外地，每年到了诞节，便任用一名京官；郎官、卿监、外台廉察使，凡遇郊礼，也总是任用一名有职任的人。近来的制度又规定，员外郎兼任馆阁职务的，可以享受正郎的品秩；三丞请求退休，也承受门子的俸禄。这实在是由于盛世一统、天下无外，铨选任官的道路广泛，郡县官员众多，足以普遍施布君王恩泽，周遍覆盖各种细微品级，奖赏劝勉群臣，不必为子孙忧虑。然而臣愚昧的想法，私下认为仍有不足。恩赏延及后代，虽然是盛世的典章，但如果子弟不能胜任官职，也是先贤所告诫的。如今入仕任官的途径越来越广，只是教育之道还没有施行；况且世代享受俸禄的家族，很少能够遵循礼法，富贵人家的子弟容易骄纵。他们生来享受丰厚有余的供养，习惯看见安逸欲望的奢靡，却没有用先王关于道德、恭敬、节俭的言论来磨砺，也没有用古代贤人孝顺、友爱、恭敬、谨慎的训诫来陶冶感染；这样就会使立身之道不够笃厚，做官的法则不能修明，不知道平民劳作谋生的艰苦，也不体念耕种收获的辛劳，家业迅速衰败，世代美名很少能够成就，所以理当如此。那些天性懂得礼义的可贵、内心以艺文为乐，能够卓然自立、不陷入邪道、自然成器的人，大概只有少数家族能够做到。因此，古人兴办学校，聚集士人加以教育，不只是为了国家培养人才，本来也是为了臣下建立家业。臣恭请今后的子弟，凡凭资历任用入仕的，都应登记在太学；在京城的，命令他们每日入学肄业，遵行古代按年龄排列次序的礼法。臣听说，教师受到尊重以后，教育才能受到尊重；要使教育受到尊重，就要尊重教师；要使教师受到尊重，就要提高教师的地位。伏愿从朝廷官员中选择年高有德、清正有操守、声名一向著称的人，正式授为博士，明确制定教学条文，使他们实行师生之礼，以此整肃学风。每年考核，显著勤奋者升进，懒惰者处罚；到三年举行大考，能够精通一经、通晓大经，并能衡量时务而贯通的人，送交吏部，依资历补授任用。尚未精通的，仍留在学校继续学习，必须达到标准才得授官。在外地的，到举行大考时赴京集试，升降也按同样办法办理。

译古书说：“学习是为了从政，没有听说凭政治权力进入学校的。” 所以，学习古代学问然后入仕，按才干授予职任，这些都写在典籍训诫之中。怎么能舍弃这套办法呢？这样一来，名义上是凭资历任用，实际上经过了教育培养；即使是显贵华美家族的子弟，也会有寒门士人的学业。父兄必定更加勤勉地早晚训导，子弟也必定以勤奋讲习修业为志向，劝勉激励的办法建立起来，学校教育便兴盛了。朝廷中多有世代积德的人家，官府中得到称职的官吏，向上可以补助时政，旁及可以扩充治理法度，这不正是国家教育的大事吗？再次建议恢复孝廉科。臣听说，善于评论士人的，先看品行而后看才艺；善于选用人才的，奖励根本而砥砺末技。所以孔子说：“孝顺父母、敬爱兄长，这大概就是仁的根本吧？”先王治理天下，端正重大的伦理关系，尊崇义理节操，致力于弘扬道德教化，使百姓归于淳厚。因此《周官》中的司徒用乡学的六种德行教育万民，并从中选拔宾兴，其中第一项就是孝亲友爱。汉代制度开始恢复以孝悌取士并授官，汉武帝于是把孝廉列为科目。郡国不举孝，以不恭敬论罪；不察举廉洁之士的，免官。汉代得到人才，虽说有多条途径，但最接近王道的，还是这项制度，而且实行得最为笃实。历代以来，风俗教化逐渐衰薄，难道只是古今风俗不同吗？大概是劝导的方法太浅薄了。况且人才的品行和才艺很少能兼备，例如庆建谨慎厚重，却不通晓舒谊的经术；黯式质朴正直，又缺少迁向那样的文雅。如今授官的标准，大概只有进士、明经和世家子弟而已。像曾闵那样的孝子，没有人希望用劝驾的方式荐举；像伯夷、范蠡那样的廉士，也不列入辨别人才的议论。臣愚昧地认为，应当恢复孝廉科，由两府大臣每年各举一人，天下的岁贡则交给外台办理。凡操守端正、侍奉父母孝顺、生养合乎礼法、父母去世服丧而有声誉、友爱兄弟、和睦宗族亲属、为姻亲党羽所尊敬仰慕、为乡里所归附敬仰的人，可以允许乡人把他的品行列状署名，送到县里。县令向众人询问核实后，再把他升送到州。州长官像核审乡人署名的情况那样详加访察，报告给外台。外台考核各部、郡上报的人，分别考定次第，提拔其中最为优异的；每一道每年取三人，进献给天子。不必样样齐备，只要确实是这样的人即可。对那些稍微通晓文字义理、相当精通经学的人，命有关官署根据时务出策题考问，再随其才干叙用授官。品行事实确实显著，却很不通晓学问技艺的，可以优宠授予上佐、助教或冗散一类的官阶，并免除其家徭役。臣听说，感动人要靠品行，不靠言辞；施行教化要敦厚，不要浅薄。经术不过是仁义留下的糟粕，文章又只是经术的附属言说。既然亲身实行道义却不显扬其特殊功绩，难道反而只崇尚附属言说吗？臣疑心，表彰劝善的办法还没有做到完备。况且世家荫补，每年有数百人；两科取士，一次开贡举之门，及第者便以千计。杂流冗官还不在其中。若确实再参用孝廉荐举，劝善励俗的方法不就更加完备了吗？《礼记》说：“上面举用孝子，百姓就不会遗弃自己的父母；上面察举廉士，百姓就不会在行为上玷污自己。”一个县取一人，全县的人都会受到劝勉；一个州举一人，全州的人都会受到激励。天下做父兄的，没有不勉励自己的子弟的；天下做子弟的，也没有不勉励自己修养品行的。所以，敦厚人伦、移易风俗、美善教化，难道不是只有进用孝廉之士才能做到吗？选官制度 臣听说，选举人才的制度，从周、汉到隋，共有六次变革。之所以反复更改，是为了挽救弊病；制定制度，是为了适合当时，这才是掌握政事的根本。而且人情安于长期习惯，时论看重改作；通达的人少而拘泥的人多，倡导者孤单而阻挠者成群。因此因循守旧的弊病，是政治的大患，古今都一样。从前后汉左雄认为孝廉茂才的选举日渐衰败，郡国因缘徇私而多有滥举，于是首先建议：凡被察举的人，都先到公府；诸生试考经学，文吏考核笺奏，副本送到端门，核验其虚实，并用年龄限制来约束。当时胡广、郭防在前面驳议，张衡、黄琼在后来非难，皇上独自信从左雄的建议，终于得以施行。左雄在尚书任上十多年，天下没有人敢妄自举荐，朝廷称道他能够得到人才。后世有见识的人才认为他的制度好，所以知道不明白时势而拘守经常之法的人，必然只循名而遗漏实际；通晓治政方法的人，才会先收取实际效果，然后才重视名目。前面驳议，是因为怀疑左雄出于胸臆的说法；后来称善，是看到了制度在耳目所及处产生的功效。唐代宗时，杨绾认为贡举有弊，建议废除明经、进士科，恢复乡举里选的制度。诏书把他的建议下发讨论，朝廷大臣多与杨绾意见相同，于是实行了这套制度。后来近臣中有浅陋拘滞的人，有的议论说这样做不便，皇上不能坚持，不久又恢复旧制。如今两科的弊病，只在于泛滥而人数过多，取士不能精当；有的确有实学却被遗漏，有的才干低下却取得高等。然而天下人之所以还没有厌弃它，是因为国家以至公之道处理，主管官吏不能夹杂私意；因此人人各自约束自己，把结果归之于命运，不再责怪法令。况且尧、舜的朝廷还广泛询问隐微卑贱之士，三王盛世还因梦卜而感发求贤。到了两汉，士人带着束脩住在衡门茅舍，而征召的文书已经到了门前。魏晋之际，士人的操行在内著称，清议在外相互认可。假如使士人谨慎修身、笃实行事被认为无益，而把宠贵名位俸禄看作偶然所得，形成苟且偷安的风俗，败坏奋发自励的节操，这对政治体制岂不是很大的损害吗？如今一次开礼闱，入仕者超过千人，铨衡依等级把他们注授到郡县；没有职位可以任命遣用，于是又因超过期限而停罢，迁延数月经年。这就是贤愚一同滞留，泾水渭水混成一片；不审察源头便堵塞水流，不计较根本便压抑末端。臣愚昧地认为，应略仿唐制，依照甲等品第设置选限。属于特别优等的，特承优厚恩典，请沿用旧制立即授官，以表彰其高尚业绩；应当入选的，大抵依照期限和等级办理。能够区别各科而另有突出表现的，自然应另行防察、奖赏和擢拔。

译况且唐代把明经、进士称为及第，把宏词、拔萃称为出身。及第的人虽然列名王府，却还没有进入仕籍，这是辨别人才、确定评议的名目；有出身的人才开始登记在官籍中，参与施行政务，具备做臣下和辅佐君主的条件。所以，用两科罗致众多士人，用诏令荐举擢拔特殊人才，用选限防止滥取，以多条途径进用人才作为制度，其完备程度就像国家举行盛大礼仪，恩泽遍及四方。凡列名在选的人，还应当普遍叙用。伏请初次入选的人，选取和任用的礼文可以稍有区别，委托刺史、太守考察其乡里的评论；有一项节操、一项长处的，就令以姓名上报，立即注授官职。没有预先荐举的，必须满选期后再授官。如今的士人，大多不肯自我敦促整饬，求学只务求苟且取得进身，谋求迅速达到目的。可是百姓的真伪、动静，事务的险阻艰难，古代治理政事的人一定要周密了解。若不是贾生、终军那样的少年奇才，甘奇、辟疆那样的神敏之人，即使有明悟的资质，也往往有轻率简略的过失。如今设立选限以使进身受到重视，设置荐举以勉励他们立身，那么人们必定会自行磨炼，家家自行教导勉励，始终修整自己，务求打好根基。这样自然人人知道谨慎修身的劝勉，士人免于荒废学业而急于求进，乡里有恭敬谦让的道义，考场停止争逐末利的风气，官府得到贤能之吏，铨选调任减少烦杂积滞，整肃风声，端正教化，不是很好吗？川岭地区举人的便利办法 臣听说，唐代沿袭隋制，以两科取士；但诸侯可以自行征辟属官，仕进的道路很宽，不专靠科第，许多人由藩镇幕府进入朝廷。又因闽岭、黔峡的士人特别少，两河以外后来成为寇盗之地，帝都在关中，靠近巴蜀，所以礼闱可以每年举行，而录取名次不超过十人【开元、天宝年间举人有时达到二千人，但登第者百人才取一人】。我太祖朝，这种风气还存在，或许也是因为王朝制度刚刚草创，人才稀少。到后来举荐荆蜀、下江，广泛收取闽越人才，平定太原，武事停息，文物制度渐渐昌盛。兴国以来，取士范围更加扩大，风教远播，四海大体安定；身上刺文身的人穿起宽大的衣带，口音如鴂鸟的人也诵读圣人之言。瓯闽的风俗，编入户籍的人都等待宾兴；邛髳之乡，邻里都想着赴计取士。越过剑门的人跋涉崎岖万里，翻越山岭的人往返要一年，因此礼闱不能每年开设，于是贤能之士同时遭到滞塞。贡士必须广泛录取，但卑劣、滥充的人也一概混杂其中。况且远方人中也有可以施展的才艺，即使勉强接续粮食，也无法从穷巷中拔擢出来，不能参加朝廷考试，终于断绝了通达仕途的希望，寄身于偏远鄙陋之地，实在令人叹息。臣伏请，凡逢秋赋之年，礼部在三月上奏请示以后，立即把诏令颁示远方。岭南和两川地区，就在仲夏时节发出荐举。被列入荐举名单的人，岭南各郡送到广州，两川各郡送到益州，委托两府依照礼部的格式考试。考试时，本路转运使和州中长官在部、郡监考，选派有文学才干、声望著闻的人担任试官。朝廷特意派台阁臣僚一人，传诏前往监试。到年末，选取者应当全部办完手续。被解送的人，就遣送到京城，附在南省榜上，参加廷试。未被解送的人，就按照到省应举的办法办理。廷试落第的人，回到本籍以后，允许本路计使差遣他们充任摄官。这样，远方人免除崎岖跋涉的劳苦，寒门士人不再有被废弃的叹息；地方风俗因乡举而受到劝勉，礼闱也能少费考核而得到人才。有人反对说：如今礼部主持考试选拔，委托大臣遍选馆阁殿省之臣，广泛任用才良来掌管考校，又采用糊名、转录来防止徇私滥取，确实已经把这件事看得很重、办得很难了。舍弃这种办法而委托两府，难道可以吗？臣回答说：那里的岷岭虽然地域狭窄，但各自超过百城，官吏有数百人，都是朝廷任用，铨衡选补也由朝廷掌握；两府长官是国家重任，两台使者朝廷必定慎重选择。如果再派台阁中有才干的大臣前去监督，严格执行法制，明确规定条约，慎重办理委托，信实地执行命令，就可以从远处控制了。这和唐代在洛邑分地选士、在东都放榜的制度相近。何况考试时各州官员聚集在一起，不容许私下请托；权力分掌于当事官员，事情应当出于公共之心，而且那里只是荐举发端之地，并不掌握最终的名器，按理没有疑问，又有什么不安呢？反对者说：改变常规，是危险的事；改制作法，会留下坏名声。如今两府选取人才，多了就会滋长滥取，少了就会招来怨言；况且众人聚集在那里，也不是国家安抚远方的办法。臣回答说：改变常规的事确实危险，改作的名声确实不好，是因为它违背民情而有所行动。若改变能顺应众人，改作能带来利益，又有什么危险和坏名声呢？臣曾见礼闱中川、广两地的贡士，每地不过百人，难道能说人数众多吗？况且两地士人赶赴试场，往返要几年，跋涉万里，进入天下众多士人之中，角逐没有止境的得失，有的多次被罢退，很少有人不诉说劳苦。如今若使他们不出乡关，安坐而参加荐举，才艺学问彼此可以考察，声名相互能够了解；即使有所取舍，也都是当地人作出的选择，一方官吏考核百人的考试成绩，取舍必然精当，又怎么会滋长滥取呢？按礼法退却落选者，又怎么会招来怨恨呢？所以臣说这是便利的办法，道理已经很清楚了。谨此论述。《乐全集》卷八 钦定《四库全书》《乐全集》卷九，宋代张方平撰《刍荛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