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全集卷十六　　　　宋　张方平　撰

译论 音乐，是天地的命论【以下六篇论，乃景祐元年应茂材异等科时，秘阁同日考试的文章】人承受天地中正之气而出生，安静不动叫作性，受到外物感触而发生变化叫作情。外物感动人的情况无穷无尽，人的喜好和厌恶也没有止境；如果任其放纵而不回头，天理就要消灭了。要想平息六志中的邪念，恢复五常的正道，使人的行动不违背正理，情感的发露合乎节度，不用音乐又凭什么来调和它呢？所以《礼记》说：“音乐，是天地的命令，是中和的纲纪，是人情所不能避免的东西，大概就是因为这个吧？”所以聆听雅、颂的乐声，人的志意就能得到舒展；执持干、戚、羽、旄等舞具，练习屈伸俯仰，容貌就能显得庄重；按照舞队的行列和位置行动，配合节拍和节奏，进退就能整齐。人内心和顺、安康、平易，暴戾傲慢的心思就不会进入；外表恭敬、严肃、庄重、谨慎，懈怠轻慢的神色就不会显现。外表严肃恭敬而身体平和，内心和顺而志意端正，阳气舒展而不涣散，阴气收敛而不闭塞，刚强之气不暴怒，柔和之气不怯弱。即使有极盛的德行，还有什么能超过这种状态呢？这样一来，骄纵放逸、欺诈虚伪的萌芽，悖乱奇邪的事情，就无从产生了。这本来不是制定命令所能整齐的，也不是条文教令所能告诫的；它的感化来自人的情性，它的发露合乎自然。所以说：“音乐，是天地的命令，是中和的纲纪，不是最能深入人心的善物吗？” 从前圣人用来防范人情的道理，是可以说明的。音乐，是心的活动；声音，是音乐的外在表现；文采、配合和节拍，是声音的装饰。君子先发动根本，使心中有音乐，然后再治理它的外在形式。音乐在耳目之前奏起，却在人的心智之外产生感应。所以在朝廷和宗庙奏乐，君臣上下共同聆听，就没有不和谐肃敬的；在宗族、乡里奏乐，长幼共同聆听，就没有不和顺的；在内室之中奏乐，父子兄弟共同聆听，就没有不亲爱的。君臣肃敬，长幼和顺，父子亲爱，这三者是天下的大教化。音乐在这里奏起，教化在那里完成；如果不是天地的命令，还有什么能够达到这种程度呢？所谓命令，并不是一定要反复恳切地教导说明之后才叫命令，而是说其中有一种自然的道理。瓦、丝、匏、革等乐器的声音，清浊快慢的次序，旌旗和舞队行列的排列，钟吕宫调疏密的节拍，这些难道就是音乐本身吗？不过是它外在的装饰罢了。至于能够宣导和顺之气、辅助形成端正之心，像四时一样相应，像风雨一样均匀，洗涤畅通血脉，渐渐浸润肌肤，不让放纵淫邪的思虑接近心术；近则作用于一身，远则教化天下，始终遵循中和之道，这才是得到了天地的命令，才是音乐的本来情实。因此圣王尊崇音乐，凡是谈到教化中重大的事情，必定说到音乐。谨此论述。圣王处置百姓于瘠土论 从前先王划分治理天下，均衡区别各地，无不把肥沃丰饶的土地、敦厚贫瘠的土壤标记出来，辨别它们的物产性质，审察它们的生产利益，据此制定土地贡赋，规定土地职役；把休闲、变易等三等土地分开，作为上、中等土地交错征收赋税，难道本来就是专门想要劳苦损害百姓吗？可是《国语》记载文伯的母亲说：“圣人安排百姓，选择瘠土让他们居住，使他们劳作并使用他们，因此能够长久拥有天下，不是很奇怪吗？”圣人驱使百姓安于劳作的意思，这话大概也是有所激发而说的，请让我试着论述它。大凡君主治理百姓，把他们分为四种行业，排列为九种职事，都是为了激励他们，敦促他们重视根本，不使他们游荡。然而百姓之所以舍弃根本而奔赴末业，以田亩劳作为苦、以市井生活为乐，往往是被利益牵引的缘故。只知贪爱利益，平常的心志就不能坚定，于是放纵邪行、流于偏僻，欺诈虚伪、骄纵奢侈，无所不至；祸乱因此发生，彼此争夺，甚至触犯刑法。将要惩治这种过分行为，宁可俭朴也不使人僭越，所以说：“瘠土上的百姓，劳苦不息就会生出善心；沃土上的百姓，安逸不止就会防遏善心；防遏善心就会生出恶念。”因此，瘠土上的百姓没有不向往仁义的，是因为劳苦；沃土上的百姓不能成材，是因为安逸。而且人都含有血气，心智会活动，蓄积着喜怒好恶的感情，只有贤明有智慧的人，才能使自己的感情合乎本性并自我勉励向善；中等人以下，一旦习惯于安逸就会远离善道。生活不足就会有所约束，有约束就能坚定，坚定就会淳厚，淳厚就会想到善，这说明善产生于不足。有余就会放纵，放纵就会怠慢，怠慢就会骄傲，骄傲就会接近恶，这说明恶产生于有余。因此圣人知道这个道理，便思考节制的方法，为百姓均衡安排生活产业，使他们向上足以奉养父母，向下足以养活妻子儿女；即使富有，也不穿与身份不同的服饰；没有特殊理由，不吃珍贵食物；纳聘礼不过五两，结亲不超过一块肉。至于婚姻、祭祀、居室的礼仪，也无不为他们制定规矩。这样之后，百姓就不会逾越规矩、败坏制度，也就懂得廉耻礼义的道理，不会有争强凌弱、斗殴争辩的诉讼了。我认为，文伯的母亲说这些话，是为了激励她的儿子，不让他陷入懒惰怠慢，知道勤劳节俭是美好的德行。否则，天下如此广大，四海如此富饶，难道没有崇尚仁义的百姓吗？难道他们都是因为被安置在瘠土上才如此的吗？也只是在上位的人替他们制定礼制加以节制罢了。所以说：她的话大概是有所激发的。谨此论述。

译治乱刑重轻论 君主效法上天震动显耀、诛杀万物的一面来建立威势，狱刑罚法则效法上天生殖、成长、养育万物的一面来体现温厚慈惠和平。这是德政和刑罚的根本；然而刑罚在不同世代有轻有重，表面相同而实际并不相同。所以《周官》有三典之法，《吕刑》有五种刑罚的运用，随时制定制度，本来就不完全遵循同一道理。荀卿说：“在治世犯法，刑罚本来就重；在乱世犯法，刑罚本来就轻。”这话是什么意思？请让我加以论述。荀卿提出这个观点，大概是在说象刑之事，认为治世不应当有象刑。所以他说：“上古治世难道不用刑吗？”象刑本来就是不用的。上古治世难道还有触犯刑法的人吗？如果这样，那么杀人者不处死，伤人者不施刑，就不是治理国家的道理了。我认为象刑的说法本来不能作为法则。荀卿的话，也没有达到恰当平衡，都是过分或不及的说法。治世不应当有象刑，这一点是明白的；但荀卿认为“在治世犯法，刑罚本来就重”，也没有考察清楚。先王达到大治，处理事情依据议论和裁制，而不专靠刑罚，是害怕百姓产生争斗之心。因此用礼确立根本，用诚信推行政令，用仁爱保全宽恕，用义来判断适宜与否，用廉洁谦让教导他们，用礼节文饰成就他们。所以制定冠礼、婚礼等吉庆之事的制度，以加重成年礼的意义；制定祭祀和供养的规范，以增长孝敬亲爱的心；制定贵贱等级、彩色徽章和礼仪器物的数量，以严肃奉事上级的诚意；制定聘问、享礼、宴饮交好以及揖让升降的仪节，以笃厚交往相接的义理；制定乡射中辞让的法则，以安排彼此恭敬和睦的关系；制定歌乐仪节的规则，以保持和易的性情。因此君子没有一件事不处在礼中。有一件事不依循礼制，还能称作治世吗？还担心百姓没有完全达到善的境界，所以寻求圣明睿智的上士、明察的官员、慈惠的老师、忠信的长官，来面对并治理他们，教导引领他们。因此百姓没有一举一动不遇到善。有一件事不依循这些，还能称作治世吗？既然这样，又哪里需要重刑呢？所以夏代有乱政，才制定禹刑；商代有乱政，才制定汤刑；周代有乱政，才制定九刑，都是末世兴起的三种刑法，并不是上古治世的事情。《舜典》说：“以象征性的刑罚施行常典。”《益稷》说：“皋陶正施行象刑，只在于明察。”这都是取法象征之意，哪里是说墨面、蒙头、艾灼耳鼻、剃发、穿菲草鞋、穿赭色衣服、不穿全色衣服呢？自汉武帝以来，公孙弘、《平准书》以及刘向都引用这些话来立论，为什么竟然也不思考得这样严重呢？荀卿首先纠正了这种说法，但又不能用恰当的道理来折中，所以没有被汉代诸儒所采用。因此我说：这两家的说法都是过分或不及，大概就是这个意思吧？谨此论述。治地莫善于助论 古代制定国家制度，上面有宗庙和群神的祭祀，下面有朝廷百官的供给，所以制定财物用度的节制时，从百姓那里取得财物必定有一定的制度。孟子谈三代的事情说：“夏后氏每五十亩纳贡，商人每七十亩实行助法，周人每百亩实行彻法，都是十分取一的制度。”又说治理土地没有比助法更好的，也没有比贡法更不好的。贡法是核算若干年中的收成，取其平均作为常数。周诗说：“雨水降到我们的公田，随后也降到我的私田。”只有助法才有公田，这样看来，即使周代也实行助法。大概三代的道理是：夏后氏对百姓少有怨言，不向下层要求事事完备，百姓还没有厌弃亲近之情；商人则要求完备了。但孟子举出治理土地的好办法，以助法为合乎义理，原因在哪里？请让我试着论述。十分取一，是从天下取其中正的标准；超过它，就是大桀、小桀；少于它，就是大貉、小貉。因此井田制度规定：一夫一百亩，八夫为一井，共同耕治其中一夫的土地作为公田。所谓助，就是借，意思是借用百姓的力量来耕治公田。土地肥瘠不同，年成丰歉不同，按照助法征取时并不加以区别罢了。所以说：“私田收成不好，不是官吏的过错；公田收成不好，不是百姓的过错。”群神祭祀所需的谷物由此产生，政事供给由此得到节制，国家固定的收入由此确立，百姓的繁衍由此兴起，谷物俸禄由此得到均平，政令教化由此得到调和。所以说：“十分取一的制度实行，歌颂之声就会兴起。”至于贡法，是核算数年收成取其平均作为常数，不考虑土地肥瘠和年成丰歉，这就是按田亩征收的办法。春秋记载宣公开始按亩征税，因为他选择其中较好的土地来征取，所以君子讥刺宣公，认为他对百姓已经搜刮尽了。因此君子做事情，施行时取其宽厚，办事取其中道，征收依从轻薄，这就是先王从百姓那里取得财物的节制。能够节制向百姓征取的原因，大概是有道理的：节省用度而不设防止节约的界限，吝惜费用而不认为小数目可以忽略；不看重奇异物品，轻视无用之物；不做无益之事，不损害有益之事；想到四方只供给合乎正道的物品，就戒除盘游宴乐的放纵；怜悯百姓劳作的艰辛，就断绝奢侈过度的供奉。年终考核收支，量入为出，这样就能节制向百姓征取。记载说：“按时役使百姓，减轻赋税，是用来劝勉普通百姓的。”所以百姓趋向根本事业，农民安于田野；向上足以奉养父母，向下足以养活妻子儿女；丰年因粮食有余而快乐，荒年也能免于流转死亡。这样，人们乐于做事、勉力成业，尊奉君主、亲近上级，廉洁谦让的道义得以确立，争夺的祸患得以平息，驱使百姓归从教化，也就容易了。要经过怎样的修治才能达到这种境地？难道不是由于治理土地的方法好才做到的吗？

译禘尝治国之本论 治理国家的根本，没有比礼更急迫的；礼有六种体制，没有比祭祀更重要；祭祀之中，没有比禘祭、尝祭更大的。这是商人的礼制吗？《礼记》说：“祭祀有四种：礿、禘、尝、烝，是四时的祭祀。”禘祭，是阳气盛大之时；尝祭，是阴气盛大之时。古代举行禘祭时，授予爵位、赏赐服饰，以顺应阳气生长的义理；举行尝祭时，发放田邑、发布秋季政令，以顺应阴气肃杀的义理。所以尝祭这一天，打开公室库藏，表示赏赐。草木长成便可割取，秋季政令尚未发布时，百姓不敢割草。因此说：“禘祭、尝祭，是礼制盛大的体现，是治理国家的根本。”治理国家的根本，没有比赏罚更重要的。赏罚如果确实恰当，治理国家大概就像伸手指点手掌一样容易吧？古代贤明的君主，给有德者爵位，给有功者赏赐，必定在太庙中颁发爵禄，表示不敢独自专擅。禘祭是夏祭，阳气主宰时令，所以君主顺应时令使万物生长，借祭祀发布赏赐；对上是为了彰明顺应上天的次序，对下是为了昭示尊奉祖先的义理。德行和义理的盛大，由禘祭显现出来。《左传》说：“开始杀伐而举行尝祭，这是秋祭；少阴主宰时令，帮助阴气开始肃杀，可以据此断决轻刑、判定小罪。”所以说：“草木长成便可割取”，意思是举行尝祭以后便可以发布秋季政令。赏赐在春夏施行，刑罚在秋冬施行；顺应夏季禘祭而颁发爵禄，凭借秋季尝祭而判决轻刑。赏赐要厚重，刑罚要轻缓，这是先王鼓励赏赐、使人畏惧刑罚的意思。所以说：“禘祭、尝祭是治理国家的根本，大概说的就是这个吧？”因此，明白其中义理的是君主，能够办理其中事务的是臣子。不明白其中义理，作为君主就不完备；不能办理其中事务，作为臣子也不完备。所谓义理是什么？只是明白赏罚的实情罢了。所谓事务是什么？只是实行赏罚的节度罢了。因此君主将要赏赐时，就增加膳食；增加膳食就会有赏赐。将要施罚时，就不设盛馔；不设盛馔就撤去音乐。厚重地赏赐，士人就受到勉励；轻缓地施罚，百姓就心悦诚服；政事因此和谐，教化因此完成。用这种方法治理国家，还会有什么困难呢？厚赏薄罚的意思，由禘祭、尝祭显现出来。因此说：“禘祭、尝祭，是治理国家的根本。”至于后世的君王仍然举行这些典礼，也有顺应景风而封爵，等候鹰开始搏击而疏理囚禁，这难道不是禘祭、尝祭所体现的防范意义吗？至于周代四时的祭祀，春季叫祠，夏季叫礿，而把禘作为三年一次的合祭。祭祀的名称虽然不同，施行政令的实际大概是相同的。顺着这一原则推及后世，即使经历百代，先王制定治理制度的用意，寻求顺应天时、满足人欲的道路，难道还会改变吗？三公为乡老论 圣王设置官职、划分职掌，用来教化百姓、治理风俗的方法，已经完备了！在内有朝廷，在外有乡遂。朝廷中最尊贵的，没有比三公更高的；乡遂中的师长，没有比乡老更重要的。所以《周官》说，乡老掌管二乡，每二乡设公一人，用来统领州、党、族、闾、比等组织。关于他们安定、抚慰邦国的道理，请让我进一步阐发其中意义。先王制定爵位，使贤德不同等级的人各得其位；用礼仪彰明贵贱，于是有公、卿、大夫、士。两位公分掌监察天下，称为二伯；一位宰相居于朝廷之内，这就是三公的职位。大概他们要论说治国之道、治理国家，总揽各方事务并参与谋议，辅佐君王制定政令，调和天地人。所以说，天子的宰辅，关系通达天下，其地位极其重要。至于三公在内主持六卿的事务，在外参与六乡的教化，他们的要务都是为了百姓，因此把乡的事务交给他们。君王设置六乡，三公分掌其事，所以说每二乡设公一人；他们用来协调比邻乡里的关系，使百姓懂得孝、友、睦、婣、任、恤、救、赒的道义，劝导他们治理田野，使他们懂得耕种收获、树木种植、世代事务和学习事业的道理。贤能的人，就举行宾兴之礼，推荐给君王；成年者和年幼者，也一定拿着礼物来拜见，听受教诲。在学校饮酒，众人就知道长幼的礼节；在序中学习射箭，众人就知道辞让的可贵。举行蜡祭，就教百姓敦厚节俭；举行社祭，就教百姓报答根本。所以，理顺人伦、端正风俗、美善教化、树立道义，都必定要依靠乡老。而且百姓是国家的根本，政权要依靠百姓才能稳固；后来若没有百姓，谁来拥戴君主？国家若没有百姓，凭什么建立？因此王政的详密安排，从夫家开始；州设置长官，党设置正官，族设置师，闾设置胥，比设置长。尊贵者主持要务，卑下者治理细事。大的方面，划分土地职事，安定土地守则，推行政教；小的方面，核定土地邻比，承担土地事务，以等待政令。一直到考察人口多少及其施舍，辨别老幼，区分贵贱，以便听候政役，准备军旅，供给吉凶之事，发布诛罚和赏赐的命令。这样上下就能彼此亲近和睦，礼义充分融洽，教化不用严厉督促也能成功。三代的道路衰落以后，井田制度随之败坏；不再整治州、党、族、比的政令，而改行阡陌、道路和巷里的制度；尊崇奖掖游荡末业，宠纵兼并之家；分掌职事的官员缺少仁义之师，牧养百姓的长官没有慈惠之心。善行无人劝勉，恶行无人阻止；壮年人横暴，老年人被遗弃；争斗辩讼的案件增多，侵夺欺凌的祸患兴起，仁义之道从此断绝。古代贤哲君王之所以任用贤能、尊重德行，并不是为了一个人的利益，而是为了使万民都获得利益。古代君子居于职位、推行道义，并不是为自身谋划，而是为万民谋划。因此，在朝廷中地位尊贵，政事便在上面成功；在乡里施行教化，风俗便在下面推行。这就像衣服有冠冕、水木有根源一样，所以说：王政的详密安排，必定从夫家开始。三公担任乡老的意义，大概就在这里。

译归狱论 《春秋》称许季友为贤。季友确实是鲁国贤能的公子，辅佐鲁国公室，国人也认为这样做合宜。庄公末年，国内多次发生祸乱。僖叔与庆父相近，季友便杀了僖叔。庆父杀害了公子般，季友却没有讨伐他。评论者都认为季友这样做是得到了亲亲之道。我却特别对此表示怀疑。考察《左氏传》，庄公病重时，向叔牙询问继承人之事。叔牙回答说：“庆父有才能。”庄公又问季友，叔牙回答说：“我愿以死奉立公子般。”庄公说：“先前叔牙说庆父有才，成季便派人以国君的命令命僖叔用毒酒杀死叔牙。”等到子般即位，共仲派马夫荦在党氏杀害子般。成季逃奔陈国。等到闵公即位，季氏回国，却没有讨伐庆父。所以齐国的仲孙说：“不除掉庆父，鲁国的祸难就不会停止。”后来，共仲又派卜齮在武闱杀害闵公。又考察《公羊传》的说法：庄公末年，公子牙不称“弟”而说“杀”，为什么不说“刺杀”呢？这是因为季子阻止了最终的恶行，不把它作为国法之狱，而是顺着季子的心意替他隐讳罢了。庄公病重，召见季子说：“我将把鲁国交给谁呢？”季子说：“般还在，君王有什么可忧虑的呢？”庄公说：“叔牙说我鲁国的继承规矩是兄终弟及，庆父也还在。”季子说：“他怎么敢呢？他将要制造祸乱。”于是调和毒药让叔牙饮下，说：“公子如果听从我的话饮下此药，就一定可以避免被天下人耻笑，而且鲁国必定还有后代。”叔牙饮药而死。如今说公子牙将要作乱，为什么对他的处理却同于亲亲者杀亲呢？君亲之间一旦有作乱的意图，既已显露意图就应当诛杀。诛杀叔牙而不回避兄长，是君臣之义；不直接诛杀而用毒酒，实际上是对兄长实行诛杀，却隐瞒此事并逃避，使人看起来像是因病而死，这是亲亲之道。说公子牙将要作乱。季子没有免除庆父的罪责，庆父杀害国君，为什么不诛杀他？因为他已有作乱意图却未能免祸，这是为了遏止恶行。后来事情已经无法追究，便借助诉讼归罪于他人，不追究实际情状而加以诛杀，也是亲亲之道。把罪归给谁？归给仆人邓扈乐。庆父派乐杀害子般，于是诛杀邓扈乐，把罪责归到他身上。季子的做法始终没有改变。僖叔与共仲，都是成季的兄长公子牙。诛杀其中的共仲，是季子实行亲亲之道；推究亲亲之道，杀掉罪行显著的人，也可以说是适当的。象曾经谋划杀舜，舜即天子位后却把他封在有庳。管叔、蔡叔挟持商奄来扰乱王室，周公是他们的弟弟，却仍然诛杀了他们。所以，谋划而尚未发动，与叛乱已经形成，罪行是有差别的。况且叔牙因为与庆父相近而死。庆父作为臣子，却杀害自己的国君；作为弟弟，却杀害兄长的儿子；季子反而不讨伐他，把罪归给别人吗？小人最终使庆父再次发动祸乱，而庆父最后也自取灭亡。所谓亲亲之道，这能说是正确的吗？晋灵公死后，赵盾身居正卿之位，反而不讨伐弑君者，史官却把弑君的罪名加在他身上。季子虽然逃亡，却越过国境；如果只是为了躲避恶名而归国，却不讨伐罪人，就会同赵盾一样。为什么公羊先生又把罪归给地位卑下的人当作亲亲之道而赞美它呢？这会使人循着这种做法，把奸诈谋利作为名声。历代践行这种做法的人因此相继出现。可见把罪归给下人的做法确实产生了这种后果！唉！季友在前面败坏法度，公羊先生在后面失于措辞，后世之人又接续他们的恶行，却没有人纠正这种说法。因此我写下这篇论说。赵鞅论 《春秋》定公十三年秋，晋国的赵鞅进入晋阳反叛。冬，晋国的荀寅、士吉射进入朝歌反叛。晋国的赵鞅回到晋国。《公羊传》《谷梁传》说：“这本来是叛乱，为什么说‘归’呢？因为凭借晋阳这块土地来整治国家。”赵鞅取用晋阳的兵甲，驱逐荀寅、士吉射。荀寅和士吉射，是国君身边的恶人。为什么要说他们“叛乱”呢？因为没有国君的命令。我读《春秋》二传到这里，没有一次不痛心。二位先生解释《春秋》，确实长于劝诫，但他们的用心却与圣人不同。圣人的言辞之所以含蓄而防范长远后患，难道是故意迂曲地这样做吗？大概是为了使人能够取法，却不能借此谋利。譬如太阳，可以仰望，却不能亲近。如今二传借事立言，虽然意在劝诫，反而成了奸诈叛乱的通路和权谋欺诈的准则。所以从诛杀晁错以来，凡是发兵制造祸乱、以驱逐恶人和整治国家为名的，都是效法赵鞅的事。况且晋国自景公以下，公室卑弱，六卿富强，政令出自多个方面，逐渐衰败混乱。到范氏、中行氏作乱时，赵鞅实际上成为祸乱的首要人物。考察《左氏传》的说法，当初赵鞅因为不能忍受小小的忿怒而杀了邯郸午，所以邯郸午的儿子稷便据邯郸反叛。邯郸午是荀寅的外甥，也是荀氏、范氏、士吉射的姻亲。所以范氏、中行氏帮助邯郸氏攻打赵氏的宫室，赵鞅逃到晋阳，晋国人包围晋阳，而韩氏、魏氏又同范氏、中行氏互相憎恶。荀跞想趁乱谋利，所以对晋侯说：“君王命令大臣，最先制造祸乱的人处死。如今三位大臣首先制造祸乱，却只驱逐赵鞅，刑罚不均。请把他们都驱逐。”于是荀跞、韩不信、魏曼多奉国君之命攻打范氏、中行氏，没有取胜。二氏于是攻打晋侯，战败后逃到朝歌。韩氏、魏氏替赵氏求情，所以赵鞅得以回到绛地。至于所谓取晋阳兵甲、驱逐君王身边的恶人、凭晋阳整治国家等说法，大概都是二传借此寄托的言辞。况且智伯以三位大臣同罪为由，说只驱逐赵鞅便是刑罚不均；后来范氏、中行氏被驱逐，而韩氏、魏氏却只替赵氏求情，这同样是不均。赵鞅是由于韩氏、魏氏才得以回归，还能整治什么国家呢？范氏、中行氏，是晋国世代显贵的卿族。考察荀寅、士吉射平日侍奉国君的情况，并没有记载他们有什么恶行，又怎能说他们是国君身边的恶人呢？自赵氏回归以后，晋国没有一年不动兵，最终同韩氏、魏氏一起与智氏瓜分晋国而占有它。唐叔的祭祀也因此断绝了。晋国的祸患就是从这里开始的。况且这还会使后世行权诈的人沿袭这种做法，所以二传的书实际上是在替这种行为粉饰。我看出它们的言论不能作为法则，却恰好成为奸雄谋利的凭借，所以说它不同于圣人的用心，大概指的就是这个吧。

译祭仲行权论 侍奉诸侯，使本国得到尊重；辅佐天子，使天下归于正道。不顾小利而败坏大局，国君可以更换，社稷却不能灭亡，这才叫忠臣。国君在位，便与国君共存；国君灭亡，便与国君共亡；不能使国家稳固存续，也不跟随国家陷入混乱，这叫具臣。贪图苟且的安逸，怀抱观望的忧虑，反复疑惑、心怀两端，只为保全自己的宠禄，这叫奸臣。因此，忠于社稷的人，侍奉谁不是国君？只是爱护国君的人，却不一定有利于社稷；迎合国君的恶行，就会使国家灭亡。这就是《公羊氏》赞许祭仲、认为他懂得权变的原因吗？《春秋》桓公十一年记载：“宋人拘执郑国的祭仲，突回到郑国。”公羊说：“祭仲是郑国的相，却不称他的名字，是赞美他懂得权变。”所谓权变，是什么呢？权变就是违背常经，然后能够取得善果。权变只有在面临死亡时才可以使用。实行权变有原则：通过自我贬损来实行权变，不伤害别人来实行权变；杀人来使自己生存，牺牲别人来使自己保全，君子是不做的。古人中懂得权变的，祭仲所实行的权变就是这样。郑国弱小，宋国势强，不能抵抗。祭仲已经掌握国政而被拘执，实在无计可施。以弱小对抗强大，以没有谋略对抗有准备，郑国将要危险了。忽即使想不出去，形势允许他不出去吗？突即使想不回来，形势允许他不回来吗？祭仲掌握国家大权，对内来不及谋划，对外又白白送死，这对国君没有益处，只会使国家徒然受损。因此一定要听从他的安排，就可以使国君由死转生，使国家由亡转存。稍稍拖延一段时间，突就可以故意出逃，忽也可以故意回国。五年后《春秋》记载：“郑伯突逃亡到蔡国，世子忽又回到郑国。”这就说明祭仲的谋略奏效了。《易经》说：“以巽顺来实行权变。”孔子说：“可以同他一起走正道，却不可以同他一起懂得权变。权变在适当时机中的意义，是很重大的。”君子实行权变，是为了辅助正道；小人实行权变，却是为了成就欺诈和私利。孟子说：“有伊尹那样的志向就可以，没有伊尹那样的志向就是篡夺。”至于三卿瓜分晋国，田氏取得齐国，新莽篡夺汉朝，孟德把汉献帝迁到许都，三马氏夺取魏国，以及二桓逼迫晋国，这些都是挟持一个人来号令天下，发动欺诈的机关来玩弄国家神器。做不成就是奸臣叛徒，做成了就是英雄；借用伊尹、周公的名义，实行后羿、寒浞的行径。唉！公羊先生如果只是从祭仲本人的内心来赞美祭仲，那还可以；然而君子厌恶的是他为后世开启了这种做法。杜预解释《左氏传》说：“不称作行人，是因为听任宋国逼迫胁持郑国而驱逐国君，这是在责备祭仲。” 《谷梁子》说：“国君遭难而死，这是臣子的正道。如今却立恶人而废黜正统，这是责备祭仲。”《春秋》的义理中，有借一件事作为贬抑开端的做法，也有推究情由而责备的做法。圣人将要借此显示教诫、彰明大法，即使恶行实际上不是从某人开始，也仍然把他作为开端来贬斥。如今祭仲以陪臣身份侍奉小国，拥立国君，驱逐国君，权力全在自己手中，给后人留下了难以效法的先例。至于贬斥一个人，以警醒后世，防止奸邪逐渐滋长，堵塞祸乱的阶梯，这也是圣人忍受小小的侥幸、显示大公之心以作防范的办法。关于祭仲的贬斥，请采用《公羊传》《谷梁传》二家的说法。

译汉功臣论 汉高祖从沛县起兵，进入关中，称王于蜀汉，回来后攻破三秦，与楚人争夺天下，浴血奋战五年，最终消灭项氏。跟随君主的贤能杰出之士很多。有像萧何、曹参这样的，成为他的心腹和股肱，巩固国家根本；有像张良、陈平这样的，在帷幄中筹划计谋，出奇制胜；有像韩信、彭越这样的，统率军队、指挥众人，攻克国家、擒获敌人；有像樊哙、郦商这样的，身披坚甲、手执锐器，抵御侮辱、捍卫危难；有像随何、郦食其这样的，凭轼而坐、系好缰绳，奔走游说诸侯。有周勃、纪信那样的忠贞节义，来坚定人心；有陈平、陵?那样的方正厚重，来承担重大事务。等到天下已经平定，奉春君刘敬议论建都，使汉高祖的居处安定；叔孙通制订礼仪，使尊卑地位确定；律令完备，章程建立。虽然每天都忙得不可开交，但规模宏大而深远。《大雅》说：“没有什么能胜过人才。”汉朝之所以承受上天的大命而成就伟业，确实是因为有这些人啊！从高祖时代到历代士人，评论汉初功臣时，总是说：“汉高祖得到了三位杰出人才，而酂侯的功劳排在第一。”依我看来，在汉朝刚刚平定、评定功劳的时候，酂侯确实没有人可以与他争；但历代评论者却没有想到这一点。依我看来，汉朝的功臣，叔孙通并不在张良、陈平之下。汉高祖从平民起身，提着三尺长剑，在大泽中起兵，多次处于颠危艰险、几乎不能成功的境地。由于气数有所归属，众人纷纷归附他：忠诚的人为他守卫，聪明的人为他谋划，勇敢的人为他作战，善于辩说的人为他游说。凭借他宽仁大度、不嫉妒他人、也不以不能取胜为忌的品德，所以天下的人才都能为他所用，最终取得成功。等到项氏灭亡，群臣诸将都是乡野之人和武士，原本同高祖一起从田野起兵，平日里彼此地位相当；一旦成为君臣，他们的心却不能立即服从，以至于在殿上喧闹饮酒，拔剑奋击。当时祸乱就在顷刻之间，变故就在须臾之中。即使有萧何、曹参的忠良，陈平的谋略，英布、彭越的勇武，随何、郦食其的辩才，也都无从施展了。叔孙通一创立朝廷礼仪，强悍的人便畏服，勇武的人便顺服；不施用威刑，不烦劳训令，君主尊贵、臣下卑下，上下秩序肃然安定。宗庙因此严肃，朝廷因此庄重，职位等级因此有序，贵贱因此分明。高祖这才开始感叹天子的尊贵。成周时代人才很多，然而成就文王、武王的功业、实现太平功绩的人，最终还是周公。而周公实现太平的制度，又完备地体现在六典之法中。懿王、夷王以后，王室逐渐衰弱，后来的君王所能守持的只是祭祀和名号，但天下仍然知道尊奉周朝，是因为国家的秩序和典章纲纪的根本仍系于周。即使齐桓公、晋文公建立威势、平定天下而称霸，也一定要挟持周王的命令来号令诸侯；他们仍然接受周王赐予的祭肉后下拜，请求开通隧道安葬，周王却不答应。到了末世，韩氏、魏氏瓜分晋国，田氏取得齐国，也都因为诸侯向周王请求命令，在文王、武王的宗庙中取得封赏的文书，然后才敢确立自己的名号和爵位，向天下通行。由此可知，疆域广大、士民众多、铠甲兵器强盛、威势兴盛，都不能侵犯典礼的重大性。否则，凭齐国、晋国的力量，视安陵这个匹夫为无物，捉拿他就是了。到了战国，兵争加剧、祸患扩大，诸侯先偷偷焚毁、删削旧礼的篇籍，随后就僭越使用天子的章法。然而周礼维持邦国八百多年，即使危急也没有灭亡，几乎断绝又重新延续，不是礼制凭什么保存它呢？汉朝自孝惠帝继位以后，汉初大臣和旧将都面向年幼的皇帝北面而立，战战兢兢，不敢产生异心。等到吕氏以妇人身份临朝治国，坐在闺帷之中控制天下，陈平、周勃等人尽力服事她，大概是受朝廷礼仪约束，也迫于大义。等到光武帝中兴汉朝，三辅的老臣旧族再次见到汉朝官仪，有的甚至感动流泪，有见识的人本来就能由此知道他有能力恢复汉室的国运。由此说来，就知道叔孙通是汉朝子孙所依赖的人。那些攻城野战、出奇谋划策的人，不过是在一日之间决定功劳罢了。周朝掌管司勋的官职辨别臣子的六种功劳，其中有安定国家的功劳、安定百姓的功劳、征战的功劳。像叔孙通这样的人，可以说是有安定国家的功劳吧？所以我说：汉朝的功臣，叔孙通并不在张良、陈平之下。《乐全集》卷十六 钦定《四库全书》《乐全集》卷十七　宋张方平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