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全集卷七　　　　　宋　张方平　撰

译宴饮而滋长奸恶。他们以为箱柜已经坚固，锁闭不必再严密；以为墙垣已经修缮，门闩可以松弛。倒置酒尊交给盗贼，脱去车辕自行断绝。等到奸邪防蔽、暗中玩弄权术，包藏祸心、结下仇衅，蚂蚁造成的漏洞毁坏堤坝，遗留的火炬终将燎原。合抱的大树从毫末的萌芽开始，脚踏霜冻是坚冰逐渐形成的征兆。用自己的刀锯去威胁他们，用自己的衣裳去诱惑他们，他们全都已经成为心腹之患。即使有平勃那样的谋略，也无法遏制吕产、吕禄的势力；即使有蕃武那样的重臣，也不能纠正甫节的罪恶。谢安任宰相，也不敢阻止南郡接受九锡；尉迥出任将领，也没有人能够纠正隋公接受遗命。因此，《周书》所说的八种权柄，只有君王可以施行授爵、赐禄、定罪、诛杀等事；《洪范》所说的三种德行，只有君主可以专擅美食、威严和恩福。这两种权柄，是君主用来巩固自身统治的东西，也是百姓寄托生命的所在，难道可以不慎重吗？所以我简略记述前代治乱危亡的踪迹，作为鉴戒。后妃 臣听说，礼从大婚开始，《诗经》以《关雎》开篇，《易经》说“端正家庭，天下就会安定”。所以帝喾设置四位妃子，虞舜娶二女为妃，涂山氏配偶于禹，简娀生契而开启商朝；周朝从古公、王季以及姜任、太姒，世代承载德行，所以文王能够以身作则于妻子，并治理家邦。三代的制度中，后妃、嫔御都是用来辅助整治阴教、协助完成内政的，宫门之外的事情，不是她们应当参与听闻的。秦代芈后开始干预朝政，让弟弟魏冉掌握国家、主持政事，所以范雎认为：“秦国只有穰侯，天下都不知道有秦王了。”到汉代，吕氏趁惠帝早逝，乘机崛起，侵据帝位，阴阳秩序错乱，根本与枝干倒置，到了末路便沦败溃灭，几乎改变了国运。汉孝成帝即位后，把政权交给王氏，皇统中途受到阻隔，正统三次断绝，外戚家族昌盛壮大，掌握权力达四代，而东朝太后长寿，成为他们的宗主。到了新莽，终于盗取了帝王神器。及至东汉，孝安帝以后，外戚拥立了四位皇帝，临朝听政的有六位皇后；她们深居帷幄之中，礼制又隔绝外朝，无不把权柄归给父兄，把诏令专托于阍寺。于是出现了偏爱幼主而忌恨贤能的祸患，施行邪谋密策以图自固；小人乘隙而入，又像牵着牛践踏田地一样造成更大破坏，使正直之士忧心痛惜，想投鼠忌器般有所行动却又顾虑牵连，最终祸害家庭、凶危国家，祸乱的源头渐渐形成。近代如唐朝，唐大帝、孝和帝时期，武氏、韦氏之乱，使宗庙社稷危急断绝，仅如一线相续。《春秋》的义理认为，君子最重要的是居于正道。即使继承帝位的君王年幼，刚刚即位，也应当由冢宰总理朝政，由师傅保卫辅佐君身；这样的人，商朝有阿衡，周朝有勤劳王室的周公。因此，三代的政治原则中，没有后妃参与政事的道理。汉朝自诸吕之乱后，大臣商议拥立谁为帝，先选择外戚中贤能的人来确定大计，所以孝文帝入继帝位，也 partly由于薄氏仁厚善良的缘故。到武帝时，才识机谋高远，深思熟虑而独断专行；顾命大臣金日磾、霍光能够使国基谋略兴盛，武帝确实是雄杰英主。魏文帝鉴戒东汉覆亡的旧辙，为后世确立长久的基业，也曾制定戒誓，这件事值得效法。关于六宫的职位，考察《昏义》，有三夫人、九嫔、二十七世妇、八十一女御的数目。按照《周礼》，世妇、女御的职名存在而具体人数缺载，大概是表明君子不随便沉溺女色，有妇德才选择充任其位，没有合适的就空缺。自姬周王室衰败，诸侯僭越放纵；秦兼并六国后，迁取各国后宫，任意纵情享乐，更加尊崇后妃爵号。汉代文帝、景帝致力于遵循俭朴的德行，几代累积而兴盛；到了武帝、元帝时，选纳后宫更加广泛，宠幸之人日益增多，甚至后宫有三千人，增加等级十四等。因此君主沉溺于娱乐安逸的快乐，产生骄纵懈怠之心，最终懒于勤政，废弃政事而导致混乱。这就是唐代景龙年间的罪孽和天宝年间的败亡，都是从妇德失范开始的。起初都依仗当时天下太平、国势全盛，没有想到百姓从事生产的劳苦，也不顾四方百姓恪守正道所缴纳的贡赋，沉溺流连，逐渐发展到弊病深重。妇人的请托干预王法，奸邪之徒暗中窃取事权，国库因过度挥霍而耗尽，赏罚因偏爱亲昵而错乱滥施；当日招来的祸患，足以垂示后人，实在令人悲哀。因此考察历代治乱的踪迹

译，阅读彤史关于得失的论说，选择善行、避开过失，可以举出一些来说明。至于戒慎后妃失政、保全外戚的方法，不如给他们俸禄，让他们回到自己的宅第；教导他们学习，使他们遵循礼法；给他们安排儒雅笃行之士作师傅，断绝他们与邪僻险诈之人的交往；向他们显示恭敬谦让、节俭守德者可以得到的赏赐，惩罚他们慢游僭越、奢侈放纵的嗜好，用义理和节制约束他们。这叫作用恩惠宠爱他们；若反而使他们骄纵，便是为他们招来祸患。梁朝的窦氏在汉代没有留下活口，武氏、韦氏在唐代也没有留下后代，这些都足以作为警戒。至于遵循乾坤的法则、端正宫闱的治理，不如选取良好姓氏的后代，接纳世代仕宦的衣冠家族，屏退卑贱妖媚的美色，斥退猥亵淫荡的行为，依次进用柔婉顺从的德行，尊崇亲近清静闲雅的性情，使恩泽如雨露般均匀施予，光明照临而没有偏颇，以此辅助昊天长久无疆的福命，取得文王那样众多的善庆。

译至于保全国家、追求治理的方法，以及节省费用、安定百姓的善政，不如削减后妃的品级名号，停止虚授官职所领取的俸禄，遣散游荡闲散之人，节省徒然耗费的羞服，裁减用度以宽解民力，平息长期的怨恨以消除灾异之气。因此，太平时代贤明君王修身正家、爱民治国的道路，没有比这些更优先的了。完。宦官 臣听说，三代的制度中，凡是在君主身边任职的，都是卿、大夫、士。夏商时代，没有听说有宦官。周官虽有阍人的职务，也只掌管王宫中门的禁令，按时考察出入、开启关闭门户，打扫门庭而已，并不是让他们参与政令、总揽权务。周朝的政治衰微、官纪混乱以后，寺人、巷伯才渐渐见于《诗经》和传注。到了秦汉，宦官列入近侍职位；但在帷幄亲密之地、宫禁内省左右的职务中，传宣接受诏命、陪从车驾的，从诸常侍、谒者等职务看，多数仍由士人儒者担任。自武帝临朝以后，长期留恋游乐，屡次在后庭宴饮游玩，很是疏远隔绝朝廷士人，因此请奏机密政事多由宦官首先传达，宦官于是逐渐掌握政权，终于成为东汉、西汉两朝丧败的根基。东汉自孝安帝以后，又接连有女主临朝，阴私势力相互凭借，于是宦官大肆专断国命，掌握朝廷枢轴；贤才死于党锢之祸，百姓陷于水深火热，三纲错乱，四海离散，祸害遍及生灵，毒害充满天下。然而桓帝竟开始把曹节、王甫比作伊尹、周公旦，灵帝又反而把忠臣称作翁母；史书所载覆亡的迹象，没有比桓帝、灵帝时期更严重的了。唐太宗制定制度，内省官员的品阶不得超过四品，人数也不满百人，只分别掌管五局以及在閤门守卫防御，穿黄衣、领取廪食而已。后来明皇继承帝位，崇尚重用宫廷宦官，甚至封爵为国公，门前设置棨戟，宦官人数于是达到三千人；他们奉命出使四方，监视各道军队，传布密令，主持重要事务，到了一个郡或一支军队，便索取财货，动辄以千万计，震动天下，扰乱朝廷常法。对内，思艺是李林甫的心腹；对外，璆琳是安禄山的耳目，终于养成祸变，倾覆国基。后来肃宗受到李辅国的逼迫，不能保全父子之间孝慈的天性；代宗被程元振牵制，不能庇护将相这些股肱之臣；德宗从山南蒙受播迁之辱回来后，不愿让武臣掌管亲兵，于是设置左右神策、天威等军的两位中尉，分别掌管两军，并把军权交给宦官。由此，禁卫军权的重要部分全都归于宦官。掌管兰锜的将臣、镇守藩岳的军帅，从培养任用到遣派安置都由宦官决定，威福之柄不再由天子掌握。元和年间的神武功业尚且没有写入史册，昭宗、愍帝时期幼弱昏乱的祸患自然难以自保。仇士良在太和朝廷上如虎视眈眈，田令孜在乾符以后如鸱鸟张翼；到了唐朝末世，王室如同被焚毁，南北相互结党，中外彼此猜疑。对内，阴险邪恶之徒掌握枢机；对外，凶险奸贼占据相位，争夺权力、相互吞噬，彼此报复，直刺骨髓，所以崔昌遐等人…… 他们结交强大的藩镇，向朱全忠提供引导，原本是为了自我援助的谋划，最终却酿成了移易国统的祸患。这不是一朝一夕形成的，祸患的由来是逐渐积累的。有人问：“三代以后，统一而太平地治理国家的，只有汉、唐；而它们颠覆丧败的祸患都同样由此而起。考察历代却并非如此，这是为什么？”臣回答说：“正因为是统一而太平地治理国家，后来才会有同样的权柄祸患。为什么呢？”回答说：“治理国家，外面没有忧患，必定会有内部忧患。若不是圣人，谁能始终戒慎呢？在安定以后没有忧患警惕之心，正当统一成为大局、没有艰难忧患的急迫时，长期太平、治理日久，便产生骄纵奢侈的意志，不勤勉而只懈怠，追求安逸欲望，把机要政务和秘密谋划交给近侍，大臣从容议论，只保存大体而略去细节。奸邪小人窥伺其中的空隙，乘机窃取事权，所以弊病积累到极深处，奸恶产生于被忽视的地方，这就是汉、唐所以发生乱亡的原因。”魏朝直到江左，边疆事务不断受外部侵扰，朝廷多有忧患；即使有凶暴傲慢、荒淫偏邪的君主，处境危急困顿、最终覆灭，也势必不能长久宠信奸佞邪孽，他们很快也会被铲除诛灭。因此上面的权力即使落到下面，也没有滋长蔓延、根深蒂固的形势；或者当时常有缓急变故，其中没有容许因循苟安的余暇罢了。所以臣说：“正因为是统一而太平地治理国家，才会有同样的祸患。”唉！弊病的到来已经很久了，又能怎么办呢？姑且可以取来作为警戒吗？汉桓帝、灵帝时期的事情，不要让宦官参与刑狱，以免他们诬陷牵连善良之人的暴虐，可以取来作为警戒吗？唐明皇时期的事情，不要让宦官奉命出使，以减少他们恐吓震动郡县的威势，可以取来作为警戒吗？肃宗、代宗、德宗时期的事情，不要让宦官侵夺军队事务，以收回他们把持天下权柄的机会，可以取来作为警戒吗？这三点如果不失误，那么君主据守国家图籍、驾驭天下的办法，士大夫输诚尽忠、侍奉君主的办法，百姓安居生存、托付生命的办法，就都可以保全，不会陷入不合正道的境地。宰司 臣听说，天下的事情，无论政务大小，都取决于朝廷。有谋划议论之后，才有得失；有得失之后，才有治乱；有治乱之后，才有安危；有安危之后，才有存亡。善于议政的人，不使事情发生过失；善于纠正过失的人，不让它发展成混乱；善于挽救混乱的人，不让它达到危急；善于谋划应对危急的人，不让它走到灭亡。如果朝廷之上能够协力尽忠、共同救治，广泛求取俊杰贤哲，安排在各个职位上，凡事都有准备，发布命令时戒慎，不从事违背常道之举；善于从开始谋划到最后，始终只想着正道，又怎么会有危急到来的情况呢？所以人谋确实得到充分运用，就不会把责任推给天时；国家法制已经修明，就不会把责任推给历数。当治理之法有谋略，诸侯国安定，王道正直，百姓因而平安康乐时，功劳应归于人，美誉应推给政治。等到国家危急却不扶持，倾覆却不搀扶，上面废弃典章，下面百姓作乱，却把过错归给命数、把罪责遗留给上天，这不是近似于善事归功于人、过错归罪于天吗？古代君子相反，善事归功于天，过错归咎于人。禹、稷赞美尧、舜，就引用上天的命令；汤、武诛伐辛、癸，就斥责人的罪过。大概天降灾祥取决于人的德行，而吉凶并不会错乱地降临，关键在人。既然是自己造孽，为什么要怨恨上天呢？

译前代的事情相隔久远，略过不再讨论。近取唐代来说，天宝年间幽陵的叛乱，兴元年间奉天的危逼，广明年间邛、蜀的幸乱，乾符年间迁徙到豳、岐，这些都是祸衅从朝廷兴起、祸患归于国家的事。朝廷之上，有得失，有治乱，有安危存亡；有爵位、赏赐和显达荣耀、宠爱利益；也有兵权、刑罚以及毁家灭族的祸患。况且君主的德行成就于辅弼正直，国家的体统端正于臣下和邻近辅佐之臣。如果没有英明睿智的君主、聪明洞察的德行，怎么能够照察奸邪、显扬忠良？如果没有仁义的臣子、忠诚明亮的志向，怎么能够协力恭敬而达到治理？因此，帝王之道没有比平正内心、驾驭万物更重要的；辅相的德行没有比谋划大事、使君主达到治理更优先的。有平正内心的气度，所以能通达天下人的心志，而不陷入偏听的迷惑；有谋划大事的思虑，所以能以天下为心，而不急于树立私人的谋划。君主偏听，就会打开谗言奸邪的大门；臣子树立私党，就会开辟朋比为奸的道路。于是奸诈谄媚、求进身的贼徒，就会在君主身边得势；游说谋利之士，就会在大臣门下刺探。君主怀有被蒙蔽、猜忌的心，臣子施行倾轧争夺的计谋。这样一来，国家怎么能够得到治理，政事怎么能够和谐？这是天下的大祸。所以君主把臣子当作自己的身体，臣子把君主当作自己的心。正道充满精神气宇，美好之气就会畅行四肢；忧患结聚在皮肤肌肉之间，忧虑就会影响各种思考。因此臣子各自献上忠诚，君主就能得到他们的功效；国家先在上层安泰，臣民家庭也会蒙受福泽。由此说来，便知道偏听是招致混乱的根本，树立私党是治理末流的办法。假使君主实行这条道路，臣子明白这个道理，天下还有不能治理好的吗？藩镇 臣听说议论者说：“唐朝在藩镇将帅那里失去驾驭之权，以至于一道之内有百座城池，跨越千里实行控制；各郡长官都由藩镇自行任命，诛杀二千石官员也不请示朝廷；土地专由一方占有、世代相传，几乎如同战国时代。自安史起兵作乱，河北不再是天子之土；德宗、顺宗姑息养奸，河南也都成为藩镇防区。宪宗章武帝夙夜勤劳，选拔人才、训练谋略，竭尽力量十年，才大致扫平险阻。懿宗、僖宗以后，国势渐渐衰弱，朱氏兼领十镇，于是进行窥伺逼迫，最终接受唐朝的终结。五代倾颓危亡接连发生，都是因为强大的诸侯拥兵自重而夺取帝位。等到我太祖奉天受命时，运用上天般的谋略和神妙的机智，如风雷变化，创伤前代弊病，谋划建立长久的防范制度。于是并不吝惜节钺，多任命统帅，分割权力，势力自然减轻；表面给予外部权力，实际上把权力收归朝廷。后来诸侯入朝觐见，逐渐把他们留在京城而不遣返；各地都府、牧伯的职位，改由士大夫担任，僚吏掾佐也全由天官选补，堵塞他们觊觎权力的道路，覆灭奸乱的巢穴。因此四位圣主相继兴盛，至今已有六纪，天下安宁，不受震动扰乱，门户无需关闭，难道还需要担忧夜间击柝吗？财物没有锁闭，怎会容许有撬箱盗窃的变故？这可以说是巩固自身、把器物安置在安全之处，规划深远了吧？” 臣听到这些话后评论说：“唐朝自天宝之乱起，天下分裂；直到我朝太平兴国年间擒获刘继元、平定并汾，天下才开始大一统。百姓脱离刀兵之祸，祖宗的巨大功德，实在没有什么可以与之相比。然而三王的良好制度也不可能没有弊病，百世通行的长久轨道也难以永远驾驭。因此自古以来，只有乱世的国家而没有天然乱的君主，只有能治理的人而没有永远不变的治法；利害相互依存，正是形势和命数的常态。幽王、厉王享有文王、武王留下的国家，桓帝、灵帝继承高祖、光武制定的法度，却抛弃常道、败坏典章，亲近邪恶、疏远正直，周、汉的宫庙都变成了荒草丛生之地。历代君王开始建立王业、开创基业、给后世留下福泽，无不鉴戒前代失败，深思如何使制度长久。替秦国谋划的人，看见三代相继覆亡都由于诸侯，于是提出废除五等爵制的谋划；替汉朝筹划的人，看见秦朝没有盘结维系的牢固基础，孤立而容易危亡，于是制定郡国并建的策略；魏、晋时代议论国政的人，看见陈胜、项羽的事情和黄巾之乱，都是乘州郡没有防备而迅速溃散蔓延、无法控制，于是制定都督持节的任命。这些都是为了警戒覆车旧辙、遏制乱世谋略，坚固契约以抵抗倾覆，平整秤石以调节轻重。然而那些负舟而行、迁鼎而骤然占有天下的人，又并不总是能够长存；借助世家大族来安抚住宅和疆土的人也是如此。所以闾左的戍卒，挽起袖子就灭亡了秦族；泗水的亭长，提剑而开启了汉朝国运；光武帝以书生身份从宛地起兵，曹公以孝廉身份离开谯县；司马氏并没有凌厉俭约的民众，宋高祖也缺乏敦厚温和的势力，宇文化及却从偏将的防区中兴起。隋文帝凭借外戚亲里的重要地位，等到乘隙建立功业，形势归附、事情成功，备具九锡礼物，建立国家和台省。和西伯以天下三分之二的势力仍侍奉纣王、小白拥有四境土地却奉勤王之事相比，事体和行迹完全不同。因此，商鞅废除诸侯、设置郡守的谋划，只看见车轮和车毂转动的劳力；贾谊、晁错关于加强中央、削弱枝属的论说，大概不明白皮毛依附根本的道理。至于天乙之后，王室屡屡衰弱，每当贤王出现，九鼎又重新稳固。周厉王时削弱，宣王中兴；秦朝天下归一，二世很快灭亡。郡县制在哪里能保证安定呢？况且唐朝承受国运将近三百年，内部祸乱四次，外部寇乱三起。大帝、孝和帝的祸患在帷薄之内酿成，宪宗、昭愍帝的毒害由宫廷近臣引起。范阳的叛乱、奉天的危逼，虽然安禄山、朱泚是发动战争的首恶，但杜甫、卢杞实际促成了祸胎。恭宗、惠宗不能成为合格君主，纪律于是亏败废弛；亲近之人掌握权衡大权，阍寺专擅帷幄谋划。于是安南结成祸患，徐地战事接连；发动邛、蜀的战役，构成云、代的冲突。” 恭宗、定宗相继即位时，王朝纲纪已经解体，天下一半都成为黄巢、尚让涂炭之地。自陕州以东，成为权儒践踏吞食之所；禁军被蒲州人消灭，邠州军队又借襄王的僭越命令行事。追究这些祸乱的根源，全都在田令孜。因此唐朝的倾覆危亡，并不是由藩镇造成的，而是由宫墙内部造成的。假如明皇勤于体恤百姓而不懈怠，始终保持开元初年的状态；武宗神武奋发，始终如建中初年那样励精图治；懿宗继承帝位，能够守住大中年间的政治，那么范阳、泾原的将帅凭什么借着什么祸衅来犯上？岭表、彭门的势力又因什么空隙聚众作乱？譬如有病的树木，蛀虫是从内部生长的；譬如层层堆叠的棋子，倾坠的势头是从上面开始的。所以知道，治乱的根本在于法度，兴亡取决于当时的君主。驾驭各道，远方可以宾服、断绝异俗；安抚近处如果违背方略，连宫室也不能保全。那些各地州镇，是控制动静、如臂使指、伸缩自如的关键；制度的控制不在外部，而在中央。况且我太祖凭借睿智勇武拯救天下，有经略安定、恢弘平定的谋略，有驾驭控制、威严怀柔的办法；我太宗凭借英明文德继承大业，有光明治理、安抚安定的道路，有裁制节度、划一制度的法令；我真宗凭借至仁继承大业，有宽和谦冲、恭敬和睦的德行，有守成保盈的办法。他们虽然在平定乱世、守护文治方面所处理的事情略有不同，但都由君主独自运转威权，国家命令由中央自行制定，政事不容姑息，思虑不借助近臣。

译这就是君主高高拱手面南而治、使子孙享有无穷福泽的法则。当今皇上发出光耀震动的精气，体现乾刚的德行，掌握威严与恩福两种权柄来照临四方；裁断事务不受牵制，也不因无原则的仁爱而迟疑；选拔人才不因地位卑微、距离遥远而有所隔绝；广泛谋议以明察听闻，实行独断而杜绝渐进浸润的谗言。这样，上面可以建立皇极，下面可以安抚天下；至于郡县制度，即使说它能够防备意外，难道是朝廷真正可以依靠的吗？谨此论述。《乐全集》卷七 钦定《四库全书》《乐全集》卷八　　　　宋张方平撰 《刍荛论》《选举论》臣听说，设置官职，是为了共同治理；选择人才，是为了让他们担任官职。职位、职掌、俸禄三者，是官制的纲纪；德行、才能、功劳三者，是人的等级依据。衡量德行来安排职位，估量才能来授予职掌，计算功劳来颁定俸禄，这是兴盛王朝用来治理国家的办法；德行不配职位，才能不能胜任职掌，功劳微薄而俸禄过重，这是衰世发生混乱的原因。只有君主主管万民，只有治理和混乱取决于各级官吏；选用贤能，是多么困难、多么需要谨慎的事。古代先王培养人才、考察德行的方法，周密极了。周朝选取士人，从乡学、家塾开始；乡老举荐秀异茂盛的人，以宾礼相待；司徒考察教化和六艺，使他们升入学校；乐正评定俊秀成材者，进上姓名；司马辨别适合做官的人才，确定评议；然后由天官掌握任官大权，颁定爵位；内史记录副本，制定俸禄；司士掌管名册，掌握人数；小宰核平计簿，考核治理。它任用官员的方法，就是这样详密。汉代选取士人，也从乡邑开始；从县令属吏、佐吏和曹史中选拔人才，州郡再次征召，公府又推举成绩优异者，才出仕授官。郡国送来的孝廉、秀才，有的由公车征召；那些罢职等待诏命的人，都居于三署；光禄每年考察四行、茂材、廉吏，才补任使用。到了魏代，疆域分裂收缩，兵乱不断，士大夫四处迁徙，陈群制定九品官人法，于是选举开始泛滥；中正评定高下，按品级署任；吏部依据升降授予官职。后来制度虽然更加败坏，议论者纷纷出现，却始终不能改革，历经六代到了隋朝，中正制度才开始废止。进士科由隋炀帝设置，延续到唐代，而我国也沿用它，可以说逐渐浸染发展而日益扩大了。士人所从事的学业越来越浮薄，入仕也越来越容易。唐代考察贡士的制度，专门委托有关官司办理，每年评定出来的很少；即使在王府中登名，也还没有取得仕籍，还要再到吏部考试，并且有人屡次被斥退。其中合格者，只补任京畿赤县的丞、尉；不合格者，有的按惯例赴选曹参加集试，或到藩侯府中任职，必须在外任上有显著成绩，才开始正式授官。我太祖刚受命时，王朝的谋略尚未完全推行，人才大概很少；进士登科，每年没有十多人。当时文法宽疏简略，吏员也很少，曾听说郡中从牧守、长吏以下，有时只有几名官员。到了太宗时期，治理达到太平，教育风气逐渐兴盛，盛大的教化如太阳普照，天下一统而没有边外；又高兴天下英俊都被收入网罗之中，于是开始亲临便殿主持贡士考试，广泛选拔，务求尽用人才，破格任用，使他们迅速升入优良职位。【国初进士甲科授司寇或幕职，官制到兴国初年才开始授予等甲京朝官、较大郡的副职，有的立即授予直馆；进士中第者多达七百人，后来遂成为定例，至今如此。】兴国以后，便成为常规。然而天下凡是读书求仕的人，都把这看作求取俸禄的道路；以儒术治理国家，确实是王道的大原则；凭文章技艺起家，本来也是儒林中的优选。因此天下学士纷纷趋向这条道路，不只是受到道德教化的陶冶，也有受到荣宠利益诱惑的原因。孔子说：“只凭言语取人，一定要把他说的话推究到底，考察那些言语是否只是文饰而背离道理。”因此，士大夫的品行缺少考察古道的见识，端正严肃的人少有经世应时的议论，任官者少有称职的官吏，临事时没有依仗义理的节操，风俗有流于浅薄的损害，朝廷形成选拔泛滥的局面，难道不是由于容易录取、又骤然任用他们吗？这就是张衡在汉代深感愤恨的原因，也是杨绾在唐代建议改革废止的原因。况且三王的治道也不可能没有弊病，所以董仲舒把它比作琴瑟失调，弊病严重时就必须拆开重新调弦。周代造就士人，评议才能从庠序开始；到了汉代，兴起察举廉吏、孝子，从各地乡里选取；到了顺帝时，经过三百年，左雄建议考察诸生的章句，考核文吏的笺奏，作为限定年资的标准；又过了一百年，魏代陈群设置九品官人制度；又过了三百年，隋文帝列出志行修谨、清平干济等科目；后来隋炀帝又制定进士词赋科。这些都是历代举荐选拔人才的方法，顺应时势的需要，不断改变以挽救弊病，就如同三代分别崇尚忠、质、文的政治，以革除弊病、改变风俗教化一样。臣恭敬地认为，朝廷收取贤才、聚集人才的方法，因此也同时开设了几条途径。只是进士科最为宽广而且最容易，鼎司台席上的显贵、玉署金闺中的才俊，都从馆阁和殿省中产生，分布于台省。国家的纲纪、百姓的君师以及百官群吏中清要显达的职位，哪一个不是由此起步的呢？虽然名臣接连出现，但混杂滥取的情况也很多，原因在于取士过于宽泛。周、汉培养士人的制度如此详密，尚且不能全都得到贤良，更何况只考察一日的技艺，忽略平素确定的品评，又怎么能要求没有泛滥呢？唐代制度专门委托有关官司办理，其好处在于有才的人必定不被遗漏；弊端在于开启奔走请托的门路，使平日没有门路的人受到排斥。按照今天的法制，好处在于使人遵循正道来求取功名；弊端在于被录取的不一定有才，有才的不一定能被录取，于是劝勉激励的教化松弛了。比较这些利弊、思考折中的办法，必定各有长短。至于儒术衰微，应该思考如何振兴并提高其地位；士节衰落，应该思考如何使其振作；这些都是国家教化的开端、王政的根本，姑且用自己的见闻加以窥察，写在篇中。凡是凭借资荫任用的子弟，隶名于国子监，制定等级，考试学业，并议论补授任用。臣听说，古代有士、农、工、商四民，都世代承继自己的职业；因此仿效贤者、世袭俸禄，是古代的制度。然而三王时代，世家子弟也一定要接受学校教育，等到技艺成熟、德行成就之后，才辨别其才干并授予官职。所以舜命令后夔掌管典乐，教育贵族子弟；夏代有大小两种学校，商代有左右两序，都是用来教育国子。周官中大司乐掌管成均的制度，以治理国学的政教，并集合全国的子弟：王太子、王子、诸侯的世子、卿大夫和元士的嫡子，以及国家选出的俊秀，都到这里学习。用《诗》《书》的教导来尊崇他们，用德行的美善来教诏他们，学习干舞羽舞，弦歌诵读。凡是学习都要合乎时令，修习六礼来节制性情，阐明七教来振兴德行。每年考察校核，直到学业大成，然后评议才能、确定职位，授予官职使用。汉代制度规定，中二千石官、九卿可以任用子弟为郎；有的人死在刺史、太守任上，名声功绩流传显著，也蒙受恩典，录用其后代。三署的郎官都隶属于光禄勋，轮流值宿护卫宫禁；每年考察廉洁、才茂，举荐有四种德行的人，等到才干事迹优异显著，才允许参加选举，铨定为高等，才出任长官、丞官。自魏晋以下直到唐朝，臣僚有功劳恩惠及于百姓、劳绩效验有益国家的，才承受恩泽，赐给一个儿子官职，以示褒奖、激励和赏赐，这其中的意义很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