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全集卷十三

译食货论 我听说，粮食是百姓生存的命脉，财货是供百事使用的权力。它们自古以来就是世人最急切的需要。神农氏开始辨别五谷，发明耒耨的便利来教导天下，于是百姓懂得以粮食为食。中午设立集市，招来天下百姓，聚集天下财货，建立交易的法则，于是世上的财物和用度不再匮乏。黄帝、尧、舜丈量土地、设置井田，授予农时、发布政令，通达事物的变化，使百姓不感到疲倦，于是天下的各种利益都得到具备。禹辨别三等土壤，确定九种赋税，使有无相通、彼此贸易，天下诸侯国因此得到治理。周文王在岐地时，制定司马之法，建立平治土地的政令，均分土地，以什伍相联来核查人口，并按井田、牧地治理田野；依据土地情况授予土地职事，命令百姓办理贡赋税收之事。古代君王制定财物和用度的办法，大体只把田地以及山林川泽作为正当的财源。至于百工、商贾以及掌管山林川泽的赋税，则是因为他们属于从事末业、脱离根本的民众，仍带有惩罚和抑制的意味。自周朝衰落以后，百姓失去职业，经界制度毁坏，徭役横行。秦朝知道顺应人心、改变制度可以获得大利，所以废除庐井制度而设置阡陌，急切推行耕战赏赐，尊崇奖赏兼并和奸诈之人，抛弃削弱王制的旧法，专门施行一时苟且、深刻残酷的政策。到秦始皇、秦二世时，征收超过一半的赋税，征发戍守、运输和劳役同时兴起，杀戮接连不断，百姓的生计被断绝，天下怨愁，于是因溃败和反叛而灭亡。汉朝承接秦朝的弊病，致力于安定百姓，简约法令、减少禁令，把田租减轻到十五税一，并根据官吏俸禄和官府用度的数量向百姓征赋。汉文帝、汉景帝亲自修行俭朴的德行，节省用度而爱护人民，四方和平，家家富足、人人丰足；都城内外的粮仓都装满了，府库也有多余的财物。百姓懂得自爱而重视犯法的后果，先行义举，耻于受到贬斥和侮辱。到汉武帝时，对外征伐四夷，对内兴办工程，七十年的积蓄不久就耗尽，征发戍守和劳役接连而起，天下共同承受其劳苦；出行的人携带粮饷，留居的人负责运送，内外纷扰，百姓疲惫不堪，靠巧立名目的财货和贿赂来补充，仍然衰耗而不能满足。交纳财物的可以补授官职，拿出钱财的可以免除罪行，于是那些谈论求利、以此建立功劳的大臣，以及精打细算、斤斤计较的人，纷纷得到进用。于是设置平籴，建立均输，开办漕运，兴办盐铁，设置爵位等级，实行酒类专卖，计算船只车辆，登记积蓄，又颁布告缗令，改铸皮币、玉璧币，天下变得萧条而无所依靠。只因为一个人的奢侈欲望，竟给百姓造成万世祸患。圣人因此尊崇仁、看重义，称赞节俭的德行，把逐利视为祸害，这种用意深远啊。自此以后，搜刮越来越厉害，损害下民而增加上层，日削月剥，把侵害百姓说成忠诚功劳；南北都受到扰攘，君王的恩泽也枯竭了。唐朝初年，世道尚薄赋宽徭；天宝末年，国家用度逐渐扩大，边境有以立功自矜的将领，朝廷有专擅权柄的大臣，外戚亲属相互骄纵，后宫请托争相进用。因此又崇尚礼仪而谨慎自守，韦坚、王鉷凭借聚敛财物得到进用，实际上同类很多；他们替皇帝聚集怨恨，给百姓造成创伤。那时太平日久，百姓本不愿意作乱，但这几个人提出邪僻的主张来侵扰百姓，最终成为祸乱的根源，导致国家丧败。到至德以后，战争不止，征调运输和军粮，各种劳役一并兴起，人口和财力日益凋敝，户籍版图空虚；赋税名目繁多，特别科目和特殊征调层出不穷。度支机构不能考核各使，各使不能考核各州，奸猾的官吏和专权的大臣便借机做买卖。渡口有税率，堤坝有征收，房屋有税，禾苗庄稼有征敛，甚至还按照比例向豪强人家摊派索取僮仆和马匹。人的常情是，给予就高兴，夺取就愤怒。因此先王只让百姓看见给予他们的形式，而不让他们看见夺取的实质，这样之后，百姓才可以被治理。横征暴敛即使确实以侵夺剥削为利益，仍要借抑制末业、遏制强豪来作借口。唐朝的赋税竟然如此，真是奇怪！这分明是无名目地直接夺取，和劫掠抢夺有什么不同呢？从前英明君主保全国家，费用和用度的制度难道是上天降下、土地生出的吗？也不过是取自百姓罢了。然而，他们用来调节轻重、弥补盈亏、掌握收入支出的节度、准备储蓄的方法，一定是有办法的。大致说来，唐朝租庸调令在武德年间确定，两税法兴起于建中年间；盐铁专卖的利益由第五琦扩大，后来由刘晏完成；茶叶专卖禁令萌芽于赵赞，后来由张滂完成；进奉之名起于兴元年间，后来又有每日进贡、每月进奉的臣下，以及藩镇进献余财的名目。他们榨取百姓的膏血，结交皇帝的恩宠，不列入县官的正常经费，而收入君主的私藏。这就是唐朝制订财用制度的大纲。我国家安抚并拥有天下，四海富足完整，太平安乐将近五十年；边塞没有聚集军队、长期驻师之事，运输粮饷、赏赐功臣的费用也不多，州郡的灾害足以由丰年补偿歉年，百姓没有紧急征发和杂项调派，也没有早晨下令、晚上就必须办齐的急迫事务。本应从容舒泰，然而公私积蓄却不足以支持两年；一旦遭遇饥荒，民力困顿，所在仓廪没有东西救济。这究竟是什么原因呢？不是因为天下百姓趋向末业、背离农业的人多了，生产的人少而浪费的人多；对外有强敌消耗物资，供给永远不能满足；对内军队长期骄横，赏赐没有限度。法制没有建立，所以编户百姓僭越使用王侯的服饰；教化有所亏缺，所以普通百姓进入佛教、道教的邪道；依附市场聚集了游手好闲的人，而奉命任职的卿大夫中忠诚之士很少。因此，耕田养蚕的百姓渐渐减少，衣食的来源越来越狭窄，却用这些财物供奉奢侈，用度没有尽头。既然如此，哪里还谈得上富足而人口众多呢？所以圣人治理百姓，区分士、农、工、商四种职业；从天子、公侯、卿大夫以下，直到守门击柝的人，他们的爵位、俸禄、供养以及死生待遇，都各有等级。地位低的不可以僭越地位高的，卑贱的不可以超过尊贵的，因此上下有秩序，百姓的心志也就安定了。《易经》履卦的象辞说：“履，是用来辨别上下、安定民心的。”节卦的象辞说：“节，是用来节制数量、制度，审议德行的。”又说：“不能节制，就会忧叹。”所以先王制定礼、建立法，关键在于使人遵循轨道，裁制过度，使他们欲望减少、行事节制，财物充足而不争夺罢了。管子说：“使百姓知道等级名分，是王道的根本。”如果上面不能节省用度、吝惜费用，不能让人按时从事生产，国家的制度不能建立，百姓中的游惰蛀虫不能除去，那么即使有管夷吾的权术、李悝尽力开发土地的才能、晁错和贾谊善于议论的本领、诸葛亮治理国家财用的办法，也不足以取得成功。我谨慎列举前代有利于国家、惠及百姓的良策，以及危害国家、损害万物的乱谋，其中可以作为警戒、可以作为法式、适合于今天的，举出其中的要点。屯田

译我听说，古代军队服役不超过时限，没有远征和长期戍守的劳苦，也没有驻军转运粮饷的费用，所以三代时没有屯田之事。到了秦、汉以后，致力于扩大疆域，使中原疲敝，对外经营边境。魏氏以后，吴、蜀鼎立；永嘉年间向东迁徙，于是形成南北对峙，天下分裂解体，彼此互相轻视，分别划定疆界、占据地域，各自分兵戍守；努力耕作的农夫很多，披甲作战的士卒很少。战争长久不止，兵势未能解除，于是屯田的利益兴起。汉昭帝开始调发善于战斗射箭的士卒，在张掖设置屯田；赵充国后来攻打先零羌，在浩亹留下军队屯田。魏武帝经营四方，取得济水、许昌、颍川一带的积储；晋朝南征吴国，依靠江淮地区的储粮供给。唐太宗平定天下后，想要分散兵权、节省国家用度，于是沿用隋朝制度，在各个交通要冲设置府，计算闲置土地来设置屯田。三季致力于农业生产，一季讲习武事；平时可以有守卫城池的劳力，粮食供给也能自足；战时则有调发名册，军务也不会废弛。到明皇时，倚仗海防安定，正当国力全盛之时，府兵耗散，田地荒芜不耕，后来又停止折冲府，建立武士帐，于是废除丁兵而有了正兵。受宠的将领和骄横的士卒坐享其成、蛀蚀国库，仓廪空虚，财用不足；而那些谋求商利、侵削百姓的大臣，想尽各种办法征取，百姓困苦疲惫，逐渐走向危乱。范阳酿成祸乱后，战争一天天接连不断。代宗、德宗专门采用姑息政策；各地节度使的任命，只是徒然兼有经营屯田的名义，承担防守的士卒像箕踞一样坐着等待供给。到宪宗时，有关官署呈上《元和国计簿》，核算天下兵员和农户的数目，大致是两户供养一名士卒；民力凋敝，由此可以全部看出。天下兵农的事业于是分离，再也没有合一。如今国家的事务，没有比养兵更大的了。四位圣人同样仁慈，恭谨节俭、谨慎修德，不沉溺于安逸，不热衷观览和田猎，想到四方百姓只靠正常赋税供给，怜悯小民劳作的辛苦；节制爱护一切，节省用度从不轻视小事。然而，出纳上的吝惜只在有关官吏那里，他们刻意搜刮、逐项勾取，连锱铢、圭撮这样的微小数量也不放过；天地所产生的、山海所蕴藏的、动物植物的物产，全都由官府掌管。妇女织布却没有衣服穿，男子耕田却没有粮食吃，百姓的力气耗尽，寒暑之中都不得休息，用来供给军士的衣粮和赏赐费用，却急迫到仍然不能满足。我看到有议论者提出屯田的建议，虽然还不能完全概括其中的根本要点，明确辨析它的利弊事实，但有人却贸然提出异说，破坏了这项建议的头绪，我于是为它申说，以阐明其主张。有人说：大概是聚集军队在边境，战守相持；留在那里就粮草不足，撤开则盗寇祸患未息，所以只好一边耕种一边防守，然后才有屯田之事；从未听说太平时期在内地兴办屯田。我回答说：从前枣祗在建安年间创办屯田，地点靠近都城；邓艾在正始年间谋划屯田，地点靠近陈、项；晋朝荀羡兴办石鳖的屯田利益，分置在东阳一带；齐朝斛律氏设置怀义屯，就在河内；唐朝府兵依附土地耕作，天下各处相望。后来上元年间，又凭借洪泽、芍陂的富饶，大大资助了国家用度。这说明本来不必等到边境才可以屯田。如今淮扬、许昌、汝南一带，人口稀少、土地空旷，土地的生产力没有充分利用；又紧密连接京城附近，便于漕运调发。即使让京城的禁军轮流外出就食，往返十天，也不会废弃卫戍防务。再如东平、钜野直到彭城，大多有闲置田地；民力不足，黄河决口处沉积的泥沙，都成为肥沃田野。每年收入的粮食，向东从济水、汶水漕运后向北回转，可以到达河北东部；向西进入广利渠，可以运到太仓；曹南、陶丘可以作为粮仓储积之地。设置屯田的地方，没有比这里更便利的了。江淮境内人口稠密、土地狭窄，田地没有休耕轮作的余地，也可以布置屯田。况且国家每年漕运东南粮食，计算运输费用，已经相当于粮食本身的两倍；把屯田设在这里，正是谋划得太迂曲了。有人说：唐朝以前，士兵和百姓从事同样的职业，兵员本来从农户名册中调取，因此可以让他们从事农业；如今的军士，都是市井中强悍狡猾、脱离本业而懒惰游荡的人，直到无处容身，才进入军籍；况且他们骄横已经很久了，官府一向抚慰保护、让他们休养生息，没有人敢违拂他们的心意，难道可以让他们冒着严寒耕作、顶着酷暑锄田吗？我回答说：过去从事屯田的人，大多就在军队之中，脱下铠甲头盔就拿起耒耜，放下耒耜就拿起盾戈；出征时赴死，平时服劳，没有人对此怨恨，只是看统帅如何使用他们罢了。何况四方没有战事，边疆没有征役，衣食充足、起居合时，安居家中、守护妻子，让他们到南亩耕作，各自凭劳动养活自己，又有什么不满呢？大概智者谋划事情从开始入手，顺应形势推移，使事情成功而众人安定；关键在于善用权宜并成就事务。我虽然不聪敏，请允许我试着献出愚见。汉朝的屯田，征发的是解除刑罚的罪人；曹氏的屯田，设置的是营卒；北魏的屯田，借用的是民力；唐朝的屯田，使用的是府兵；有时用兵，有时用民，只看需要使用什么人。如今天下有许多流动无业的户口，依附豪强之家充当佃客，只取得收成中极少的份额，却要缴纳大半的比例，这是因为他们没有办法独立谋生。假如用优厚的制度招徕他们，以利益诱导他们，放宽其赋税缴纳，免除其他徭役，那么愿意参加屯田的人，就会背着孩子携带家属前来了。为此设置典农官，专门负责耕作事务；功劳报酬和赏赐，法令一定要守信；趁冬季农事空闲，选拔其中强健精锐的，教他们角力、射箭，奖赏精力充沛的人。古代顺着农事而寄托军令，说的就是这种情形。这样招募屯田农夫，就能得到屯田士兵：平时是耕种的人，需要时就是作战、骑马的士卒；不用穿官库发的绢帛，不用吃官仓的粮食，因此骄横的士卒可以遣散，屯田仓储也可期待充盈。即使发生荒年、水灾、旱灾，也不会使军队缺少储备，百姓也不会增加横征的赋税。建立屯田的利益，确实很广泛。仓廪

译我听说，古代百姓耕种三年就有一年的余粮，耕种九年就有三年的积蓄，累计三十年就有九年的储备。丰年补充歉年，即使连续遭遇灾年，百姓也不会受困。然后德教流行普及，礼乐才得以兴盛。这就是三代盛世太平的情形，是土地分配适当、百姓富足以及教化的根本。周朝衰落，经界失去条理，百姓生业不均，于是出现善于权谋的大臣和通晓变通的人，调节盈亏的数量，修治轻重的办法，用来控制国家用度、均平百姓财产。像管夷吾的准平法、李悝的平籴法、汉代桑弘羊的均输法、耿寿昌的常平法，以及下至齐朝的义租、隋人的社仓制度，都是便利物资、利于百姓、救济时弊、合乎正道、安定人民的仁政，是治理国家的良法。孟子说：“猪狗吃掉了人的粮食，却不知道收检；野外有饿死的人，却不知道开仓赈济；百姓死了，却说‘不是我的过错，是年成不好’，这和拿刀刺人把人杀死，却说‘不是我的过错，是兵器杀的’，有什么不同？”由此可知，储蓄积存是国家的大根本，按时收敛和发放是政治的大平衡，饥荒和丰收是上天正常的运行，预先准备则是人力能够做到的。因此，有一万户的城邑，必定有一万钟的储藏；有一千户的城邑，必定有一千钟的储藏。君主用准平之法来调节它，这样百姓才有所依靠。国家太平已经六十年了，却仍然漕运东南粮食来输送到太仓，挖掘土地也没有余粮，常常好像还来不及，只勉强够军队食用；边塞的积蓄很少能达到两年的储备，富裕人家的积藏旧粮接不上新粮，贫困人家的粮食早晨还没有保障晚上。倘若不幸发生旱灾、水灾泛滥，民力耗尽，国家又没有东西救济，老弱之人转死相继，尸体枕藉于沟壑；等到惊惧之后才谋划救济，强行征发私人仓廪，转运千里之外的粮食，劳费更加严重，官民都受到扰乱，这不是谋划得太晚了吗？近来诏书曾告谕州县设置义仓，但只有空文，没有统一的制度；到现在三年了，天下仍然没有真正设置的。况且如今的风俗苟且因循，即使严令坚约，人们还会违抗怠慢；要替百姓兴利，哪里容易找到合适的人？有官位的人没有心志，有心志的人没有官位。在上位的能够施行的，往往只图闲逸而沿袭苟且；在下位的乐于施行的，有时又受到牵制而不能专断。因此民间有利的事情不能及时兴办，有害的事情不能及时除去，弊病积累成灾，以至于国家丧败。并且凡是创办一项事业，确实很难，毁坏它却非常容易；有的本来谋划用来获利，后来反而转为祸害。义租、社仓这种制度，齐、隋、唐三代都曾实行过，开始是替百姓储备粮食的方法，最后却成了偏僻君主荒淫奢侈的费用，这等于在正式赋税之外又增加了一项征调。如果国家确实能取法前代的良策，为普通百姓作长远打算，明确制定条例，权衡粮食的征收和发放，命令天下各县分别在各乡修筑粮囷。对中等户以上的家庭规定等级，按等级征收谷物和麦子；输入的数量，按照年成的丰歉来确定。由三品县掌管账籍，由乡吏看守。遇到饥年，就开仓赈济：小饥荒，就按照小丰年应征的数量收取；中等饥荒，就按照中等丰年应征的数量收取；大饥荒，就按照大丰年应征的数量收取。完全由县、乡自行检查管理，不许州郡和计司侵夺或挪作杂用。这样，就是从富裕户在丰年中的余粮里收取，分给贫民在荒年中的不足；不让兼并土地的商人凭借少量资本、囤积大量货物来控制利益，强行夺取百姓的财物。这符合《大易》“减少有余、补益不足，衡量物资而公平施予”的道理，符合《周官》中乡党之间互相救助、州之间互相周济的法制，也符合《诗经》歌咏粮仓高大的颂辞，顺应时令、救济贫乏的道理。这样使百姓富足而懂得顺从礼法、谦让，更多地回归农业本业，实在是国家的大事。税赋 我听说，治理百姓的道理，以使人民安居土地为根本；区分和安排百姓的关键，以均平土地为大事。因此古代井田制度，必定先确定步数和亩数来校正经界。百姓接受私田一百亩，耕种公田十亩，这叫什一之法。夏朝五十亩收贡，商人七十亩实行助法，周朝一百亩实行彻法，都是什一税。因此《春秋》传说：“什一，是天下最适中的正道。”山林、薮泽、原野、丘陵、淳卤等土地，按照肥沃或贫瘠确定等级，随着土地厚薄征收赋税。所以《春秋》讥刺宣公开始按亩征税，说这是踏量每块田亩来征税，专挑肥沃的田地收取。因此君子厌恶这种公然征税，认为这样对百姓已经搜刮尽了。自从庐井制度败坏，王制大乱，百姓的生活失去均平，税赋制度也不统一。汉初承受秦朝的暴政，致力于安定残存百姓，简省用度、减少禁令，进一步减轻田租。到汉文帝、汉景帝时，有时三十亩收取一亩，有一时期甚至全部免除、不再征收，可以说宽缓简约了。当时法网稀疏而百姓富足，百姓安乐，知道看重礼义，天下的刑狱几乎都停置了。征敛厚重，百姓就困苦；困苦，奸盗就会兴起，刑罚也会加重。赋税轻，百姓就富足；富足，礼义就会兴盛，刑罚也会简省。刑罚加重，百姓就忧愁怨恨而想要作乱；礼义兴盛，百姓就安乐而希望得到治理。想要作乱的人，把君主看作仇敌，即使有箕子、周公那样的仁德，也不能使他们安定长久；希望得到治理的人，把君主爱戴如同父母，即使有蚩尤那样的祸乱，也不能使他们动摇危亡。大概厚重的征敛起因于荒淫浪费，轻薄的赋税来自节省用度。秦朝自从以暴政统一天下后，奢侈欲望没有止境，扩大疆域，向北拓展胡地，向南开辟越地。于是征发闾左百姓戍守，耗尽天下民力，飞快运输粮草，运粮万里，尸骸暴露、白骨堆积在边地荒原。朝廷内部兴办工程，把劳役用到极限，营造阿房宫，仿备六国宫室制度。胡亥征发徒众百万人营造骊山；等到崤山以东兴兵，聚集军队等待粮饷，这就是秦朝收取大半赋税仍然不足的原因。汉初平定天下时，百姓困苦疲敝，于是根据官吏俸禄、估量官府用度来向百姓征赋。孝文帝亲自修行俭朴节制，仁爱清静；宫室苑囿、车马服饰，没有增加修饰，不便于百姓的事项就立即废止，以便利人民。他自己穿粗绨衣服，后宫亲近宠幸的人，衣服也不拖到地上；帷帐不用刺绣，爱惜百金的费用，停止建造露台。匈奴背弃盟约侵犯边塞，他命令守边防备，不发兵深入，不惊扰劳苦百姓。修建陵墓顺着山势，不增加高度，器物使用瓦制，不收藏金银；又亲自行籍田之礼，以劝勉农业，致力于扩大储蓄，以防备灾害。

译这就是汉朝实行三十税一、有时全部免除而不征收，却仍然能够使国家用度充足的原因。自汉朝末世以来，吴、魏三分天下，司马氏渡江南迁，中原分裂。对外要防备边疆事务，承担各种役使的费用；对内又间或遇到昏庸、偏僻、骄纵、淫逸的君主，急迫征收，横加赋敛，科目调发杂乱而不断。因此汉朝有暴虐政策，便出现田亩之赋；齐朝有荒淫政策，便加重重床调的租税；隋朝有乱政，便有提前征收、预先征取的暴政；唐朝有弊政，便有青苗税、地头税。旧弊不革除，新名目天天产生，侵削疲敝的百姓，自取孤立和衰弱。这和割自己的肌肤来滋养口腹、只治理枝叶而剔除根心有什么不同？像反穿皮衣、背负柴薪，徒然有爱惜毛皮的心意；用棍棒打死人，却不知道应当归罪于年成不好。剥削征敛的名目，可以说已经穷尽了。国家承接衰败的唐朝，经历五代的乱法，平定四方僭越的政权，建立统一王朝的法式。那些横征的算赋、无名的征收，能够革除其弊病的地方很多。近来在先朝，确定百姓田地的租税，考察土地肥瘠，制定赋税轻重，裁定使之均平，以宽缓简约为根本，有利于百姓而奉养国家，确实是合乎中正的制度。古代的田制，有赋也有税。税是用来供给郊社、百神、宗庙的祭祀，以及天子奉养百官俸禄饮食的费用；赋是用来供给车马、铠甲、兵器和士卒劳役，以及充实府库、赏赐臣下的费用。如今车马、铠甲、兵器的资用，士卒众多所需的供给，都由县官平时准备，不再从百姓中登记征取。大致中等田地每亩收一石，输送给官府一斗；京畿以外每年供应两税，没有其他额外课调。这样看来，如今制度下的赋税法，已经很简约而有常规了。至于山地原野，有的出产稻米；池塘沼泽地区，有的出产缣绨。如果舍弃当地所有的物产，却要求它交纳当地没有的东西，农民只好供给，费用自然加倍。有这种物产的人要折半价卖出，没有这种物产的人却要加倍买取，于是从中牟利的商人便可以操纵奇货暴利。这就是商人兼并农民、农民因而更加困苦的原因。如果确实依照古制，均衡确定不同土壤的赋税，随着各地所产之物，依据百姓所擅长的工艺，删省杂乱名目，专门缴纳谷物和丝帛；废除折价折纳的命令，去掉以钱币征收的名目。这样，国家的正常收入仍然如旧，百姓的输出有固定标准，利益归于真正务农的人，权力从富人手中夺回。上面的恩德惠及百姓，百姓的颂声传遍天下，即使拿着棍棒，也足以鞭挞历代暴君和贪官污吏了。畿赋 我听说，王都，是天下的根本、九州的枢纽。用一个人的身体来比喻，京畿就是他的腹心，四方则是他的肢末。腹心应当安泰，肢末承受劳苦，这是养护身体的道理；先安定京畿，后来使四方康宁，这是治理国家的体制。如今所谓租税法、徭役制度，王畿最为沉重，名目品类尤其繁杂。百姓辛苦耕作，按时收获，没有遭受水灾、旱灾、虫害，田赋刚刚缴清，又一点一点地积累，经过多年，生业才刚建立，就被驱赶去服一项徭役，回来后又立即破散。因此京畿之内的百姓，很少有家产丰足的。过去明君保全国家，预先准备的方法，只有在太平时期才能开始谋划；等到弊病已经形成，救治一天都来不及，即使有贤能智慧的人，哪里还有时间谋划长久之计？如今内外无事，赋税收入有固定制度，而民家却贫困得家徒四壁，田野没有青草；一旦有临时加征、紧急摊派，来不及均匀远近，只能就近要求立刻备办，那么百姓一定会扶老携幼，转死于沟壑。即使刑法严峻、禁令严格，也不能制止流亡溃散的祸患。治理的根本在于制度，规定百姓产业的关键在于均平。孔子说：“不担心财富少，只担心分配不均。”大概均平了，就没有贫困。况且都城之内，大商人和富商坐在那里排列货物贩卖，囤积储藏、获取加倍利息，乘着朝廷法令谋取暴利，不知道耕作的艰难，却常有精米肥肉剩余；乘坐坚固车辆、驾驭肥马，穿着丝鞋、拖着丝衣，住宅器具的华美超过侯王，奢侈的风气日益轻浮僭越。赋税征调不加在他们身上，各种劳役也不涉及他们，他们悠闲安逸、纵情享乐，专门从事骄奢靡费的事情；而农民冒着严寒酷暑，穿行田间、努力耕作，用来供应租税、承担徭役，向上不足以奉养父母，向下不足以养活妻子儿女。同样都是君王的百姓，城门内外劳逸竟然如此不同，这难道是抑制末业、厚待农业的道路吗？又凡是国家发布恩德诏令、施行恩惠，总是首先涉及京城，有时还特别施恩：重罪的人最后得到减轻，拘禁的人得到宽宥；奸邪强暴、违背轨道、扰乱常法、偷盗欺诈、不守常道的人，都沾受恩泽。可是农民长期拖欠的旧债，即使只是极小的欠数，也不肯减免，侵入肌肤、割断骨髓，还牵连禁锢妻子儿女，这难道是推行恩惠、布施德政的道路吗？兼并土地的家族、奸邪盗窃的人，因为有幸接近天子，所以特别得到庇护照耀；而这些农民却得不到恩泽。臣愚昧，怀疑这种做法还不周全。如果天子确实怜悯这些疲敝的百姓，广施恩惠，免除各种杂调、折纳、变更征收的名目，放宽他们缴纳税赋、承担庸役的法令；选取孝顺父母、敬爱兄长、努力耕田、守持节义的人，免除他们全家的赋役，以此激励风俗；又在王畿之内制定严格的占田限额，不让权贵豪强侵占兼并贫弱百姓的土地；上可以为国家储备力量，下可以劝勉农业生产，使从事本业的人能够与兼并者、奸邪者一样，同样蒙受皇上的恩泽，这不也是强化根本、优待农业的办法吗？《乐全集》卷十四 钦定《四库全书》《乐全集》卷十五　宋　张方平撰 《刍荛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