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全集卷十八

译论事。上疏一篇。臣恭敬地看到丙午诏书：由于星象流动变化，大地承载震动，未到春天便打雷，各种异常交相发生，陛下警惕恐惧，思考用来承当天意的办法，于是下达明诏，广泛告知百官；凡是君身的缺失、遗留下来的政事和刑法的过失、阿谀枉曲的党徒、欺蒙作奸之事，都让人秘密防察并进言，要求竭尽心力，不要有隐瞒，亲自阅览，不得推给有关部门。臣恭敬地看到诏书，惆怅感慨，远想祖宗创建基业、确立法度的辛劳，先帝守成并为后世留下福泽的意旨，敬畏上天的命令，抚养天下百姓，既要享有无穷的福，也要承担无穷的忧。陛下天资神智，英明聪睿，继承并兴隆帝业，恭敬地承奉帝王之事，治理百姓时敬畏谨慎，从不自行闲逸。假如近臣都正直，辅弼大臣都贤良，同心匡正过失，顺势成就美政，陛下就可以高举双手而立于成王、康王之上，从容步入唐尧、虞舜的境域。可惜君主有仁德明察之德，臣下却缺少辅弼的才干，因循蒙蔽欺骗，只图苟且取利；治理没有法度，弊病也不谋求救治，灾气形成征象，变异和罪咎接连而来，使陛下独自承受忧患。臣愚昧孤陋，学识浅疏，幸而遇到诏书询问草野之人，谨慎考察探究天人之间的情理，参照会合古今的论说，向上追溯灾罚的根本，向下陈述达到治理的办法。假如日月般的圣明照察到臣这片忠义之心，使臣免于在权贵豪强手下遭受报复，这都是陛下极其明察的结果，岂只是微臣蒙受恩赐而已。只愿陛下留心思考，明察臣的狂妄言论。臣恭敬地思考诏书所说的“星象流动变化”：臣是浅陋的儒生，不通晓天官之学，谨按前代志书所说：“《春秋》中星星陨落如雨，是王者失去权势、臣下专擅放纵的应验。”何况紫微垣、太微垣是上帝的座位、天子的朝廷，列星布列其位，象征近臣；星象流动、失去次序，就是近臣不恭敬职守，互相结党依附下位者，心怀二心而苟且容身，不忠于王室的罪咎。“大地承载震动”，臣私下考察历代典籍以来，地震的灾异从未像这次这样严重。谨按前代志书：“阳气潜伏而不能出来，阴气逼迫而不能上升，于是发生地震，这叫作阴气不顺。”坤是阴的形体，象征臣道、妻道和外国之道；阳气逼迫阴气而不能胜过它，彼此相乘而震动。况且定襄之地正对王城西北，处在乾位，是君德所在之处，正是上天的警告，难道会是徒然发生的吗？“未到春天便打雷”，臣谨按前代志书：“雷应当在二月出现，它的卦是豫，意思是万物因雷从地下出来，都感到喜悦；雷在八月进入地下，它的卦是归妹，意思是雷重新进入地下，便使草木根芽孕育、生长，使蛰虫得到保存。”雷本来是阳气，具有君主的象征，所以在时令之前发声，就像阳气不能闭藏，发泄没有节制。又自正月以来，白昼常常少有光亮，有时甚至连续数日不能放晴。臣谨按前代志书：雾像尘土，雾出现以前先大为温暖，雾日不见而仍然行动，不向上请示，这叫作制造福祥；雾气微弱而被风吹散，随后雾又从下方升起而专擅刑罚，这叫作分散威权；雾气浑浊遮夺日光，公卿不能任职，这叫作不加黜退；雾气忽冷忽暖，风吹扬尘土，知道佞人而厚待他们，这叫作蒙蔽。这些是关于雾气的大略。臣听说上天不说话，而以征象显示给人；君主反省自身，就应当以实际行动回应上天。因此考察政事一定要从天象探求端倪，消除灾害一定要从人事推究原因。天与人的关系，其感应十分明显。臣谨按《春秋》的义理，举出过去的事来说明将来，观察显著的征象来思考细微的原因。天地的变化、国家的政事，都清楚地显现出来，没有什么可疑惑的。所以星星流动陨落、地震开裂、未到春天便打雷、白昼多日不晴，这些灾咎都是由于阳德舒缓懈怠，阴道专擅放纵，臣下相互阿附，从而蒙蔽君主的聪明。臣愚昧不能通达大道，斗胆借四种变异来推明七件事情。臣听《尚书》说：“不敢隐瞒小人的劝诫。”这是说圣明的君王求取治理之道，不遗弃下层人的言论。臣的意见虽然鄙陋，但切实认为这是当今最急迫的事务，是治理之道最重要的关键，没有比这更重要的了。陛下如果施加恩惠，不因为臣疏远卑微便废弃这些言论，天下就非常幸运了。什么叫七件事？第一是严守机密事务，第二是运用威权果断决断，第三是广开言路，第四是重视谋划和任用， 第五是整顿有关部门，第六是使命令得到信实执行，第七是显示戒惧之意。什么叫严守机密事务？臣听《易经》说：“君主不严守机密，就会失去臣下；臣下不严守机密，就会失去自身。”机密之事不保密，事情就会遭到破坏。所以《春秋》的义理讥刺君主泄露言语。因此臣下应当跪近君前陈奏，故意用隐曲的言辞出来，君主明察其意而果断施行，这是极其谨慎的做法。韩非子说：“事情因保密而成功，言语因泄露而失败。”臣近来看到群臣进言论事，有深切的言论，陛下有时把它传播给身边的人；装入囊中的密章密疏，陛下又多交给有关部门办理。凡是国家各种政务、得失的奏疏，没有不与中书、枢密二府相关的。所以臣下的言论中，凡有指摘时弊以及涉及政治治乱的内容，掌权的大臣一定不高兴，陛下反而将其言论公开，使他的奏章暴露出来。因此受到责罚贬谪的事情就发生了。这大概是因为陛下优待大臣，深信他们不会有二心，而疏远外在的群臣，忽视了他们尚未显露的言论。大臣固然不可以因为忌恨猜疑而拒绝臣下的言论，也固然不可以轻率相信；但也应当深入思考其意图，慢慢察验其中的真伪，参照事理，辨别是非。言论如果确实可以施行，就应当听取采纳；言论如果还不完善，就搁置而不要宣扬，使臣下竭尽忠诚，贡献自己的见解。这样，奸谋邪行就不会在下面萌发，嘉言正论就会日益上达，达到治理的成效，还有什么比这更优先呢？如今君主清问时的回答、封缄上奏的事情，已经使开口进言成为招致怨恨的根源，使挥笔写奏章成为祸患的胎芽，阻塞忠义之言，形成互相猜忌妒恨的风气。人们害怕日后的祸害，谁还敢进献言论？下情壅塞隔绝，这是国家的大祸。臣深愿陛下首先实行这条原则，把它作为确立政事的根本。凡臣下入内报告的意见，应当由圣心裁决；君主清问时的言论，暂且谨慎，不要向外泄露。想到《易经》关于失去臣下的警戒，防止《春秋》所讥刺的泄露言语，那么天下有心报国的臣子，都能为陛下所用。第二是运用威权果断决断，是什么意思？臣听《尚书·洪范》说：“只有君主能够作福，只有君主能够作威。”臣下不应当擅自作福作威；臣下如果擅自作福作威，就会危害您的家族，使您的国家凶险。

译所以《春秋》的义理讥刺郑忽软弱，因为他受权臣胁迫。做君主所掌握的权柄，只有赏赐和刑罚；有功必赏，有罪必罚，只在于果断而已。乾体以刚为性，天道运行以健为德，所以能够中正无邪，运行不息。君主的德性与乾相配、以天为法，大概就在于刚强而健行。凭陛下的英明温睿，再加上果断，天下没有不能治理的。往年庄献皇后驾崩，陛下亲自处理政务，革除弊病，清除蠹虫，拔擢人才，赏赐忠臣，出自内心的决断，不受臣下牵制，典章刑法得以端正，国家面貌焕然一新。天下一致称颂，都说陛下的天赋机断如同艺祖，神明谋略如同太宗，这是万世难逢的时机、无穷的福分。如今道路上的议论，都说陛下宽厚敦恕，温和宽容，办事注重大体，行动总是遵循旧例。臣私下对此感到疑惑，这大概是掌权的大臣贪恋权势、攫取国家权柄，所以用所谓人君的孝道来劝说陛下，认为君主最大的孝就是奉行祖先的意志、遵守成规。祖宗建立基业、留下训诫，像日月星辰一样明白，像四时运行一样可信，难道即使百世之后也可以改变吗？至于整饬纪律，明辨赏罚，任用正直之人，斥退邪恶之徒，治理国家不忘记乱象，国家安定不忘记危险，使百姓和睦，保全宗庙，这才是孝道中最大的事情。而且政事会随着风俗改变，彼此只是一个时期的情形；事情的体势和权宜办法各有不同。有的表面迹象相同而道理不同，有的治理久了便滋生奸弊，必须亲自实践、实际施行，若以为这样就是对祖宗之道不作任何改变，哪里还足以称为孝呢？《易经》说：“穷困就要变化，变化就能通达，通达就能长久。”所以反复调整而不厌倦、长久施行而不产生弊病，才叫作道。遵循常规、墨守旧制，并不是圣人的做法；顺应时势而有所损益，才是建立治理的道理。从前先王制定制度，爵禄、赏罚都根据具体事情制定适宜办法，因此才能成为天下的君主。看见有功劳便授予赏赐，众人的称誉也不能使无功者得到升进；没有功劳而行为有过便加以诛罚，众人的谗毁也不能使有罪者被赦免。如果政事无论大小、人物无论贵贱，升降任用一概取决于旧例，那么爵禄赏罚就不在君主手中，而在簿书之中了。赏赐和剥夺的权柄，陛下还剩下什么？只要一个掌管簿书、按例办事的史官就够了。这正是掌权大臣为自己打算的办法：无才而按例升进的人，把恩惠归于自己；有才而按例被黜退的人，把怨恨归于君主。君主想赏拔忠良、擢用才俊，而掌权大臣不高兴，便总说：“按旧例不可以。”掌权大臣私自援引亲旧、妄自提拔庸劣之人，而君主想追问缘故，便总说：“按旧例本来就应当如此。” 以至于如今台阁混乱，贤能和愚劣混杂，典章刑法全都松弛，名位器物也越来越轻贱。以后掌握政务的人，便会满足于援引旧例的说法，始终不会有发明道理的言论。臣曾读《汉书》，读到晁错的事，晁错的谋划宏大深远，通晓权宜与义理，有使君主成就事业、治理天下的志向，却被奸邪谗毁之人的言论杀害，史官不能褒扬他的忠诚，反而用改变古制、变易常规来讥刺他。臣私下愤懑激切，痛惜忠臣难以有所作为。臣又读《晋书》，读到何曾的事，他告诫儿子说：“我每次入朝进见，从来没有听到治理国家的长远谋划，只听到平日里的寻常话语。”这并不是留给后代的办法，只不过顾及自身罢了。何曾身为上公，如果不能建立长远谋划，谁应当承担罪责？可是史官不能贬斥他的罪过，反而赞美他能预见事机、具有先见之明。臣私下惋惜悲痛，痛心于谀臣误国。唉！忠诚之言得不到报答，善恶不能显明，这种情形已经很久了，难道还可以只在这里长叹吗？臣愚昧，伏愿陛下奋发乾刚之威，施行上天般的决断，裁正一切不应容忍的偏爱，选拔人才而不受疏远卑贱的隔阂限制；大处考察古代，小处衡量今日，使天下人的耳目常常更新，使一切事务的根本必定端正。不要只说“援引旧例而符合义理”就算了，帝王的制度不也应当光明广大吗？第三是广开言路，是什么意思？臣听《尚书》赞美尧的德行说：“向众人询问。”《春秋》的义理讥刺大君任命大夫而大夫专擅其权。如今天下的士人，不想着结交而取得君主的知遇，却想着被贵臣了解；愿意把恩德归于强权大臣，不愿意接受君主的恩德。这是为什么呢？取得强贵之人欢心的，自己不遭遇危险而且可以长久保有富贵；得到陛下知遇的，地位还没有安稳便已经遭受祸患。如今大臣有所推荐议论，陛下不愿重重违逆他的意思，有时便勉强听从。陛下所亲信宠遇的人，大臣却不能因为陛下的缘故姑且收留下来任用，必定排斥并除去他们。这是为什么陛下厚待贵臣，而贵臣却薄待陛下呢？他们又常常驱逐善人，指称他们结党营私，使陛下的心腹无处寄托，耳目无所依托，奸邪无法揭露，恶行不能显明。深宫之中，渐渐形成孤立的局面。陛下天性聪明，将要成为圣人，能够神妙地察知事机，这个道理非常明白，难道会不明白吗？从前汉代魏相请求取消尚书的副封，以防止壅塞蒙蔽，宣帝因此得以知道祸乱变故的细微征兆。汉明帝是汉代贤明的君主，唐太宗亲自勤于政事，明察听取臣下意见，曾为司门制定格式说：“没有门籍而有事情要上奏的人，都让监门司马引导进来对答，不许阻拦。” 又规定大臣入朝议论政事时，总要引谏官一同入内，有时让谏官当面询问，如果言论有违背义理的地方，就跟随其后加以争辩；这是唐文帝达到太平的事迹。到了唐代宗时，元载做宰相，邪恶违法，害怕被人议论，于是提议凡群臣上奏政事，都要先让本部门长官知道，向宰相通报，然后才能上达。那时颜真卿上疏说：“过去李林甫欺骗君主、擅揽权力，奸邪骄横而掌权，群臣指斥他的人，大多都被他借事暗中中伤；他尚且不敢公开制定条文来断绝言路，可见元载的罪恶超过李林甫了。只在于陛下开辟道路延请正直之人，虚心接纳，不限其卑微疏远；只要跪近君前的进言有益，即使触犯圣颜也一定宽恕，以沟通天下人的心志，成就天下的事务，难道不就在于广开言路吗？”第四是重视谋划和任用，是什么意思？臣听《尚书》说：“亲近啊，大臣啊！”这是帝尧感叹与自己亲近的大臣，一定要有德。又说：“敬重四方近臣！”这是帝尧感叹在自己左右前后的大臣，一定要是正直的人。所以《春秋》的义理认为，天子的宰相，职权通达天下，尊重他到了极点。国家所说的大臣，没有比宰相更尊贵的；君主是头，宰相就是他的股肱，行动、安乐、忧患，按道理应当像一个身体。

译宰相的职责，是早晚在君王身边论说治道，任用人才，谋划讨论天下政事。哪里有处在宰相之位，却脚不踏入王庭，面不见君王，言语不被君主听到的呢？大臣生病，君主为他忧虑，派太医治疗，派内使前去问候，多次赐假并加以恩遇，情意和礼数已经很厚重了。但如果他躺在家中休息，便停止入朝拜见，长久荒废时日，甚至经年累月，也从未有过这样的做法。臣以为台司是众人瞻仰的地方，朝廷不是养病之所，朝廷的仪制不可轻慢，社稷的重任不可轻视。何况如今灾祸接连发生，人心汹涌恐惧，国家安危所系，实在在于掌权的大臣。伏愿陛下为宗庙社稷的大计，略去恩礼上的小节，慎重选拔有德有声望的人，考察谨慎地任命宰相，向上对苍天的谴告作出回应，向天下显示大公无私。自从灾异发生以来，陛下忧劳谦惧，广下恩诏，列举各项政治缺失，真诚地自责，而元老大臣主持国政，却没有人肯承担罪责，只求苟安于宠禄，阻碍贤者进用之路，礼义廉耻拿什么来训导臣下？其余三位主持政事的大臣，志向操守是忠是邪，才智深浅如何，陛下知人之明，想来都已经存于圣虑之中。第五是整顿有关部门，是什么意思？臣听孔子说：“一定要先端正名分。” 《春秋》的义理是，君主不亲自处理小事，臣下不专擅大名，所以尊贵者掌握主要事务，卑下者各安其职，这样才能端正职位等级，分明朝廷上下。君主善于任用臣下，垂衣拱手而治理；三公讨论政事，九卿分掌职务，各个有关部门各自办理自己的事务。因此端正根本，影子就会直；提起衣领，衣襟自然整齐；各种事务和百官职掌都能各自安于其位。如今即使是津官亭吏这样微小的官职，哪怕米盐货利这样细小的事情，也没有不由上面过问决断的，甚至细枝末节都烦扰圣心。三公不修行自己的职务，却卑屈地侵夺各部门的事务；各部门只图谋完成考课期限，便没有地方安守本职；上下互相姑息，久而久之习以为常，偷懒怠慢而贪图安逸，风俗日益败坏。臣愚昧地认为，如今关系国家体制的关键，在政府以下分掌职务的责任重大；台省的机构虽然齐备，但戴獬豸冠的官员缺少不顾自身、尽忠职守的人，持蒲规的谏官也少有能辨别是非、纠正过失的言论。掌握考核鉴别的人只按资历，不分贤愚，断绝了劝奖和澄清的原则；负责筹划财计的人只拿空账簿，责求锥刀般细小的利益，却没有收取、散发以及轻重缓急的权力。政事失去了根本，办事忘记了旧有原则，这些弊病的招致，已经是逐渐形成的。臣愚昧，伏愿陛下稍稍运用圣明智慧，详细思考世间政务；像这些弊病，都应当有所振兴和改革，抓住其中的关键，谨慎控制其关节。不如选择任用三位官员，切实研讨治理的根本：使总领百官的人，便谋划任用各部门长官；列举各部门长官的人，便分别选用各类职务的负责人；把权柄交给他们而责求成效，使他们竭尽才能而要求他们取得成功。各官员守职，各掌其事，互不侵夺扰乱；有废弃自己职守的，必定依法惩罚。这样，陛下就可以悠闲地处在太紫宫之上，掌握赏罚的权柄，而群臣没有谁敢不奔走履行职务，各项事务肃然有序地得到治理。第六是使命令得到信实执行，是什么意思？臣听《尚书》说：“慎重发布你的命令，命令一经发出就只管实行。”命令以简明为重要，以守信为根本。简明就容易遵从，守信就一定实行；容易遵从便不会触犯，一定实行便可以长久。这就是治理国家的要领、施政的常道。臣近来看到朝廷发布命令，有的很快就改变，有的片刻后又停止废弃，官吏轻视它而执行不坚决，百姓忽略它而苟且怠慢、屡屡违犯。从大体上评论，这是深深妨害政事的事情。法令增加条文，就会招来巧言诋毁；文字繁杂，法令的效力就会减弱。如今条令层层叠加，充满案几楼阁，即使熟悉政令的人也不能全部看完，何况郡县承受采用它们的人呢？这使愚昧的人陷于无罪之中，使普通百姓受到法网罗织，罪过就在于法令格条繁多而又不能守信，所以奸吏便借机从中取利。臣请求今后凡群臣请求修改整顿条制，都应当反复审查核验，更加详细谨慎；没有根据的言论不要听取，没有询问查实的谋划不要采用，使万姓都说：“君王的言语真伟大！” 又说：“君王的心志是统一的！”这样自然会使百姓没有兴起欺诈的端由，官吏停止玩弄文法的伎俩，刑罚祥善、制度良好，一切都合于中正而有福庆了。第七是显示戒惧之意，是什么意思？臣听《尚书》说：“上天降下灾异和祥瑞，吉凶取决于德行而不会有差错，祸福也取决于人事。”因此有时没有灾害反而使国家倾覆，有时有灾害反而使国家兴盛。没有灾害时骄傲懈怠，所以祸乱由此而起；有灾害时戒惧警醒，所以兴盛由此而生。从前尧、汤遭遇水旱之灾，仲康又有桑树生雉的异象：一个因为有所准备而没有祸患，一个因为修养德行而消除妖异。如今这些变异，也在于陛下，只要修养德行罢了。辅弼大臣，应当警戒权势过重；侍从大臣，应当警戒阿谀奉承；帷幄之中亲近机密的任职，应当警戒借势用事；后宫嫔妃的宠爱，应当警戒沉溺宴乐的迷惑；衣服膳食要警戒超过制度，优游戏乐要警戒荡乱心志；节省用度，不要有微小的奢侈浪费；即使细微之处，也要想到四方百姓只供应正当的赋税，怜悯百姓生产劳动的艰苦。至于边防的守备、军队粮食的储备、器械车乘的使用、将帅的人才，臣认为都应当存于圣心之中。因此臣说：“惟有加强防备、保持戒惧，这就是大略。”至于修身反省的方法、警惕奋勉的心意，虽然陛下早晚兢兢业业，从未忘记，但天下人却不知道。按《春秋左氏传》，晋国梁山崩塌，晋侯召见伯宗询问，伯宗回答说：“山崩川竭，君主为此减省膳食，穿降等服装，乘坐素车，撤去音乐，迁出正寝，命祝官奉币、史官致辞，依礼祭告。”如今地震谴责的异象，各种变异重重叠叠，哪里只是山川的灾害而已？臣愚昧地认为，陛下应当对平常礼制有所减损，斋戒居处，澄清思虑，深思天意，考察阴阳运行的道理，察看教化政事的缺失。属于陛下自身的，臣愿陛下不要吝惜承认过失，必定改变行事尺度；属于臣下的，臣愿陛下内心作出决断，明确端正地施加惩罚，使常伦秩序都得到整顿，以求得上天的福佑。这样，七世祖庙就能把福泽传到无穷，百姓的生活也都能共同享受福佑。臣地位卑微而言辞高亢，有僭越的过失；行迹疏远而心意忠诚，有激切揭发的罪责。但只要臣的言论经过圣上阅览，使君心稍有领悟，幸而像微尘水滴一样对国家有所补益，那么即使在鼎镬中舍弃生命也不推辞。臣冒犯天威，激切惶恐，恭候治罪。《平戎十策》【及表】

译臣某启奏：臣在景祐元年以茂材异等回答诏策，陛下擢升臣为秘书省校书郎。到宝元元年，臣又以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回答诏策，陛下擢升臣为秘书省著作佐郎。士人感念知遇之恩，尚且愿意以死相报，何况陛下亲临统治以来十五年间，两次考试天下士人，中选的只有五人，而臣却两次滥蒙选拔，和另外三人同列。如今臣虽然远在江湖之外，听说朝廷有轻视君上的忧患，难道可以悠悠然把自己当作普通人吗？臣没有才干，见识短浅，然而历代书籍大都曾经涉猎；至于成败得失，尤其用心探究，略微能够说出大概。至于国家议论的大体、时务的细节、诏策中详尽的措施，如果让我参与其中讨论，臣私下衡量自己，也不敢排在诸生之后。这是陛下在重大询问中再次选取臣，臣有幸没有辱没使命。近来听说元昊猖狂，竟敢侵犯边吏，朝廷出兵遣戍，颇使陛下日夜操劳。臣私下搁笔愤恨叹息，向西遥望而毛发竖立，只恨身在远方，不能到朝廷请缨，想贡献愚者的思虑，于是上奏《平戎十策》。臣从未到过函潼以西，所以那里山川地形、风土人物，不免有所缺略。至于军国机密事务，臣因为疏远而不能详细了解；如今所论述的，只是采集历代史册、兵法谋略、地理志书，以及臣所看到的朝廷明显施行的事情，凭臆测和传闻推求，恐怕不够精确审慎。至于其中若有所得，或许还足以启发圣听。伏望陛下神妙的机断、上天般的谋略，本来就不会有遗漏。请在处理万机的闲暇、清静空余之时，稍稍回转日月般的圣光，俯察臣衡石般微末的意见；臣的诏策即使不十分迂阔疏陋，也请求召两府大臣到御前试行商议，或许其中有一得，能够上合圣心，那么对于海岳般的国家也有涓滴尘埃般的助益。所撰《平戎十策》，谨另行抄录，密封后随奏递上。冒犯天威，臣战栗汗出、惶恐失措，恭候治罪。臣诚惶诚恐，叩头叩头。攻心。臣听说，最高明的用兵是攻伐敌人的谋略，又说攻取敌人的内心是上策。臣私下推测，戎人蓄谋反叛，已经有很长时间了。国家自艺祖铲除五代的弊病，开始实现大一统，建立太平的根基。太宗、真宗休养生息，仁慈恩泽覆盖四方，以文德安抚远方；强敌侵犯越界，也只是驱逐出境，谨慎守备边疆而已，从未炫耀威势、勤于远方谋略，深入敌境来扩展疆土。如今元昊猖狂，辜负恩德，而且熟悉我朝以往的做法，有轻视我的意图，却没有防备我的心理，认为我朝一定不能长驱出塞，稍加讨伐以问罪。臣谨按地理志，麟府本是银胜之地，距离银州三百里，距离夏州五百里；它与兴州的疆界相接，贼人的巢穴在兴州的中都山。如果借助向导渡过黄河，径直赶路五七日就可以到达。贼人来入侵，必定从延州、渭州北面返回救援自己，路程会加倍。如果只是派轻骑，姑且谋求侵犯边境，那么清空野外、深挖沟壕，就足以挫败他们的锐气。假如他们全部出动，亲自前来入侵，那么中都的守备势必单薄。若真能先用精兵屯驻布置在沿河州郡，等元昊侵犯边塞时，作为奇兵从麟府路进入，卷甲急行，突然袭击他的巢穴；让西边城垒据险自守，不要同他交战。元昊听说军队兵临国境，正是他必定要救援的地方，事情出乎意料，众人心中就会沮丧恐惧；从几条道路设伏攻击，便可以使他们溃败。况且那里的州中父老，是我朝遗留下来的百姓，饮用乳汁，披着毡毳，仍然怀念华夏土地。王师突然到达，可以用恩德信义招抚他们，那么朔方之地或许可以重新归于国家。攻伐已经确定的谋略，攻击出乎意料的内心，这就是所谓出其不意、攻其不备，一举击破贼军，是上等的策略。臣听说先发制人，是用兵的要诀。自从国家失去朔方、放弃灵武，在内地设置戍守，控制扼守的范围越来越狭窄，专门采取以静制胜的办法，深深戒备不要滋生事端。然而戎人贪婪暴戾，越来越想逐步蚕食。如今如果只在边郡屯兵，坐在那里耗费粮饷，敌人来时只求自保，敌人离去又不追击，耗费钱财而没有功劳，损害威势、显示软弱，那么谋划之人如果不加重姑息戎人的使者任务，不使他们满足而后停止，臣恐怕边境的忧患还不能彻底解除警报。伐交。用兵的方法，其次是攻伐敌人的外交关系。如今元昊所倚仗的盟友，难道不是北国吗？臣听说元昊与北国通婚，按照事情和形势推测，他一定先要结好我朝与契丹的关系；我们与契丹交好已经三十多年了。自汉代以来，南北之间的和好能够像如今这样长久而谨守信誓的，从来没有过。不只是因为契丹感念我国的恩信、贪图我国的聘礼，也因为正值我国德政盛隆的时代，没有可以乘机侵犯的裂隙。如今契丹与我朝的和好在表面上，而它与戎人的和好则兼在内外。即使我国的和睦暗中成为戎人的助力，这一点也不能不多加考虑。向我朝显示它有礼，防止它获得发难的借口，这是事机，不能错过。臣愿派一名使者，带一封书信，向契丹说明元昊背弃义理的缘由和朝廷防备抵御的意图。信中说：“夏州自从李德明以来，承受国家恩德；到了元昊，抚恤安定更加丰厚。如今忽然放纵暴横，亏废进贡职守，藩臣违抗命令，按法理应当讨伐。如听说元昊与你们联结婚姻，便仓促兴起问罪之师，实在会损害与你们国家的友好。你们如果确实怜悯他的狂妄轻率，就把这些情由转告给他。如果元昊悔过改变计划，献上诚意请求接受命令，那么我朝将为他宽赦，像当初一样对待他。如果元昊确实不接受训诫和命令，公然顽固跋扈，违背我们两国的命令，自恃一个独夫的强暴，那么就应当明白地下诏，削夺他的爵位和命令，申明告诫守将，彻底消灭这个鲸鲵般的祸害。这样，我们对于契丹，因为元昊的缘故，就更加显示敦厚和睦的道理；契丹对于我们，虽然是元昊的姻亲，也没有理由兴起离间嫌隙的说法。虽然不能破坏他们的交往，但我国亲近邻国、讨伐叛逆，双方都有了可以申说的理由。” 专胜。

译善于用兵的人，能够使我方集中而敌方分散。我方集中为一，敌方分散为十，这就是用十份力量攻击敌方的一份力量，于是我方兵力多而敌方兵力少。我们所要交战的敌人是有限的，敌人不知道我们将在什么地方交战，那么他需要防备的地方就多，而我们所要交战的地方却少。兵力少，是让别人防备自己的；兵力多，是使别人到处防备自己的。从前吴国分设三军而使楚国困顿，隋朝频繁变换戍守而使陈国疲敝，采用多种办法误导敌人，都是用了这个计策。如今沿边城垒绵延千里，臣担心元昊分派凶党，间或出兵劫掠，假装要掩袭，分散我国守备，务求使我军疲劳；各地守将又轻率请求增援，我方出兵防备他，他却离去，正好落入他的计谋。如今鄜延、环庆、泾原各路，都是国家控制西部边境、设置兵力的根本，形势互相援助，足以首尾相应，沿边城垒也依靠这些地方。臣请求各边境州军精心选择守将，使他们修筑堡垒戍所，扩大烽火侦察范围；即使敌寇不按时到来，也只让各处收拢军众、清空野外，关闭城垒自守，不要轻率接战。又元昊侵犯边塞所经的道路，都是荒凉沙碛，没有水草；带粮食而来，即使进行攻围，势必也不能长久。如果贼军屡次前来挑衅我军，就由各路发兵，设谋截击追逐，不要轻率调动大军而损伤威严。这样就不会被多方面的计谋所误导，而能取得集中兵力取胜的功效。借敌之力攻敌。邈川大首领唃厮啰，本是吐蕃的遗族。自从潘罗支杀死李继迁、李德明又消灭六谷以来，世代结下仇怨。如今各个戎人中能够成为元昊后患的，只有洮州、凉州的势力。近来听说他们归顺朝廷，前来献上戎人的战果，朝廷抚慰接纳，恩德信义也很厚重，这实在是可以借敌攻敌的良策。臣认为驾驭外族藩国的办法，只在于用赏赐利益怀柔诱导，同时也在于以诚信结交联络。如今邈川处在西部边境之间，感念仰慕恩德，献纳忠诚而愿供国家使用，平常所赠送的财物，恐怕还不足以使它竭力。假如从朝臣中选择一名有机敏才辩、具有才能的人，奉命前往安抚，向他说明国家眷顾优待的心意；凡是元昊的部族与洮河接壤、而我国援军能够到达的地方，都让邈川自己攻取；再派偏师奔赴要害，与它形成掎角之势，这就是让邈川自己作战。有人诘难臣说：“元昊已经衰弱，邈川又强大起来；元昊还没有被消灭，却又产生了一个秦国。”臣说：“不是这样。如今衡量邈川的兵力，本来还不能困住元昊；我们借助它的力量、借给它这样的形势，羌人有贪图利益的心，而且暂且为我所用，足以牵制元昊的后方，分散他的防备，这也是多种谋算中的一端。” 安民。臣听说武事有七种德行，首先安定百姓，然后才可以保全大业、建立功绩。如今在西部边疆聚集军队，各项调发征用、按照期限赶办，实际上都在关中。如果百姓力量耗尽，流亡骚动，那么啸聚山林、偷窃作乱的不得志之民就会乘机而起。俗话说：“鸟到了穷困地步就会啄人，野兽到了穷困地步就会搏斗，百姓到了穷困地步就会成为盗贼。”各个党徒相互联结，辗转争强，这也是祸患从极微小处开始、事端在被忽视的地方产生；那么朝廷的忧患就不在边防，而在四郊以内了。伏愿陛下深切思考这一点！陕西各路奉命的转运使等官员，应当任用懂得大体、明白时务、才能周全的人。凡是废置的适宜与宽减征敛的事务，都应当遵循宽大原则，不要使办事急躁。陕西各州县的长官，都应当慎重选择；特别降下严明诏令，告诫各地守令，所办理的民政务必简明正直；过去长期拖欠的债务，一概免除。各项近年开始、对百姓有害的征发摊派，暂且全部停止。凡徭役过重、损耗百姓产业力量的，都应当改弦更张，使百姓得到安宁。关津山泽中侵夺百姓微小利益的事项，应当与众人共同经营，以惠及贫弱；上面用来布施国家的恩泽，下面用来拓宽编户百姓的生路，从而消除盗贼，巩固根本。安定百姓的要领，大节就在这里。如果不先体恤百姓，反而先使他们困苦，敌寇尚未到来而百姓已经疲惫，这就是自己造成疲弱，哪里还谈得上保全大业、建立功绩呢？设置军队的根本。军队要决胜，取决于统帅。统帅不统一，威令就不能执行，彼此不能互相配合使用，这不是能够成功的形势。近来观察唐代，讨伐淮西元济、围攻相州庆绪，成败的原因，从这些事情就可以看出。淮西之战，朝廷内外互相疑阻；任用裴度为宣慰使，裴度一到，各军将领都谋求建立功劳，只怕落在别人后面，所以吴元济终于被擒。相州之围，郭子仪、李光弼都在，并非没有名将；但九节度的军队彼此不受统制，只任用鱼朝恩为观军容使，所以互相观望，最终溃败。如今环庆、鄜延、泾原等路各有分部，没有相互统领，行动如同手臂和手指的伸缩都要从中间控制，军机的缓急也势必不能相互救援。同船渡河时，吴国和越国尚且能够同心；利害一旦相反，就会变成路人。臣伏观唐代制度，对于一方的重大权力，不愿专门授予戎帅，所以任命皇子皇弟为元帅和节度大使，而藩镇主帅只授予副元帅、节度副大使以及长史、行军司马等职，有时也命宰臣遥领节度使和副元帅。如今从陕西以西，永兴处在咽喉要地，大河以南、襃汉以北、荥阳以西，运输粮饷、供应给养，这里是总汇之处。臣愚昧地私下认为，大军的根本应当驻扎在这里；设置“陕西处置招讨使”的名号，统领鄜延、环庆、泾原各路。其大使请由圣心亲自选择，留在都城，遥领此职；选择任命才望、威略足以担负重任的大臣为副大使，代行大使职务，以永兴为治所，用来临制各路。凡沿边城戍和要害扼守之处，遇到敌寇冲突，或者需要截击追讨，应当得到邻近各道共同防御、互相接应的地方，听任其自行处置。这样，权力虽然运用在外，而权柄实际在内；轻重相互制约，容易调动改变，这大概是驾驭将帅的要道。充足粮食。

译关中雍州一带，土地属于上上等。从前秦国郑国渠引泾水注入洛水，长三百余里，灌溉盐碱地，每亩都能收获一钟。到汉代白公又引泾水注入渭水，长二百里，所以关中号称沃野千里而没有荒年。自汉、唐强盛以来，这里成为都城所在，不仅因为有百二之险，也因为凭借土地肥沃的利益。臣私下认为，西部边疆的事务应当在永兴集中重兵，把这里作为临制各地的根本之地。然而如今关中土地仍有遗留的利益，山陵险阻，飞挽运输艰难，边境储备、军资和供应都十分劳敝。如今如果确实能够按察两条渠道的旧有遗迹，丰富衣食的根本，检查核定田界，开设屯田事务，那么不必从远方调发也能使粮食充足。有人诘难臣说：“从前唐朝建都关中，肃宗、代宗时兵乱兴起，朝廷内外粮食艰难，禁军缺少粮饷，百姓甚至要捋取麦穗来供给他们。等到刘晏掌管租庸转运使，最为通晓粮食财货轻重的道理，然而也只能引江淮的粮食来供养秦地百姓，难道两条渠道的利益在那时没有兴修吗？”臣回答说：“从前唐初，两条渠道所灌溉的田地还有一万多顷；到太平日久，事务渐渐不致力于根本，肥沃宽广的土地被权贵豪强占作游观园林，水利又分给池塘楼榭和碾硙，因此丧失了天府的利益，给天下留下了祸害。所以两条渠道难以在唐代复兴，正是因为当时把都城建在那里。如今商议恢复它们，又有什么可畏惧的呢？” 增加财用。兵事之中，财用最为紧要。财物丰足、用度充裕，必须有根本保障。财用的根本，在于三司。近来国费困敝，事务积压。有司只是张列空账簿，国家财物却散失在奸邪游荡之徒手中。臣伏望选用才干精强、精力充沛，通晓轻重之数、明白功利之术的官吏，核实天下金谷，量入为出，以有余补不足，防备内外一年经常用度的实际需要，那么财赋的盈亏便可以预先料知了。又应疏通积滞，权衡盈缩，使关市不缺货物；平准之道，正是国家用兵的根本。所有不急迫的事务、无益的工程、浮滥冗费以及侵吞欺骗的弊病，都应精心节制，以汇集国家大计。孔子说：“粮食充足，武备充足。”《洪范》所说八政，先讲食货，后讲宾师。因此可知，军旅是国家的大事，而财用最为紧要。防备奸邪。臣听说用兵的办法很多，稍有失误便会造成祸患。东南粮运依靠汴渠，近来因为过于爱惜民力，长久没有疏浚。每年霜寒水落，泥沙沉积淤塞，终于使渠底高过堤下民屋。至于黄河水流奔腾湍急，也全靠堤防坚固；所谓筑墙来导水，如今黄河、汴渠就是这种情形。自从戎人开始往来通商，来往不绝，遍布都市，他们之间的联络结交向来没有禁限。唐宪宗初年讨伐淮西时，奸臣王承宗、李师道等暗中派遣刺客，突然杀害大臣，破坏陵庙的防卫，焚烧储存刍草粮秣的仓廪，这也是必须防备外部祸患的事情。如今黄河横贯腹心之内，汴渠是运输粮物的根本；如果奸人窥伺，暗中决堤凿渠，使我们的良田被水淹没，城邑房屋受损，运输道路阻断，那么就是在肘腋之下又生出一场战事。对于汴渠、黄河的堤防屏障，更希望选择勤勉能干的官吏，秘密划分地段巡逻，以侦察奸人。

译《尚书》说：“每件事情都要有所准备，有了准备就没有祸患。”说的就是这个道理。悬赏招募。臣私下听说元昊勇猛而喜好杀戮，残忍寡恩，背叛与反目之间必然有仇敌。可以再次重重悬赏，以此动摇他的人心；有谁能取得元昊首级，就把元昊的爵位、职位和土地全部授给他，并答应出重兵作为他的援助。还要防止戎人不知道此事；他们见到利益一定会行动，那么彭宠在家奴手中丧失性命、苻生死于近亲之手的事情，或许就会再次发生。以上是平定戎人的十条防备。臣只是一个卑微的书生，本来学习的是俎豆礼仪之事，区区壮志，也不过略读过孙武、吴起的书，哪里通晓权谋，不过取得一些糟粕罢了。近来听说元昊已经饱受挫败，朝廷正在防御，虽然敌人像蜂蚁一样聚集，犬羊般的戎人仍然迟疑徘徊。臣仰想圣上的思虑，并未忘记忧患。臣身居郡守之职，精神却驰念边塞，不能亲自到军前，只能把方略写上来，冒昧从远处推测，或许能对万分之一有所补益。天地能够容纳覆盖万物，日月普照一切，哪怕微小虫豸稍有动静，也各自能够尽情表达。臣这些如樵夫般浅陋的意见，伏望圣上采纳。议论西北边境事务。本月五日，中书、枢密院聚集议事，奉传圣旨，宣示契丹来书以及朝廷答复的文书底稿，命令我们如果看见有不同意见，便详细陈奏。如今朝廷答书的大意，是想接纳元昊，所以书末有“按道理难以阻绝”的话。臣私下详察，现在契丹正与元昊交战，虚实尚未确定；姑且从来书的大体意思看，契丹说元昊因为不顺服朝廷而结怨生衅，于是已经兴兵，担心深入讨伐之后，元昊反而归附朝廷，所以请求拒绝接纳元昊。如今如果答书直说“按道理难以阻绝”，就是严厉拒绝契丹的请求，坚决接受西方人的盟约；得到新近归附的小羌，失去长期和好的强国。何况契丹看见军队屯驻、兵甲陈列，距离边境很近，因此才说出违逆之言；一旦形成怨隙，控制弓弦逼近边塞，便有了出兵的名义。北部边境的防备素来完善，祸患来得有迟有速，事情有重有轻，朝廷谋划应对，可以消除祸根；关键在于处置得当，使正义与利益两全。如今西部边境派来的人已经到达边界，想请朝廷下诏给元昊，大意说：“此前朝廷接纳你的款诚，实在也是因为契丹的启发赞助，嘉许其善意，于是商议加封。现在听说你招诱契丹的边民，颇为失却甥舅之间的和好，契丹派使者来说明此事。朝廷以睦邻为体，按照大义，心中深感忧虑。你应当审慎处理有关事务，早日消除嫌隙，那么盟誓文书和封册便可以施行。” 仍请在给契丹的回信中详细说明这个意思。这样，朝廷对于西方人有深厚的恩意，对于北方边境没有构怨的由头；中原礼义的宽容覆育就很大了。将来如果契丹又与元昊和好，派人再次请求开放接纳，那么今天的诏令已经具备，后来命令元昊接受这道恩诏，他应当知道感恩戴德。假如他的凶恶本性再次使他抗拒，那么比较两方面祸患的轻重，羌戎的祸患小，契丹的祸患大，这是完全可以判断的。臣承蒙询问，不得不把愚昧浅见全部陈述出来，至于采纳还是舍弃，都取决于朝廷。再次上奏议论事务。臣等近来因为中书、枢密院传达圣旨，宣示答复契丹国书，命令各自陈述意见，已经在初六日共同上呈札子，详细陈明事情的意思。私下听说朝廷改定了答复契丹的书信，认为如果元昊完全按照约定办事，朝廷就难以推辞不接受。臣等心中仍有未尽之意，所以必须再次陈述。如今对西方有三件可虑的事，对北方有五件可担忧的事。为什么这样说？如果朝廷已经接受元昊的誓书，势必立即举行封册，而北方使者又来，坚决要求我们拒绝元昊，这是可虑的第一件事。如果朝廷已经接受元昊誓书，却拖延不举行封册，就是让西方人窥见我们有所牵制，这是可虑的第二件事。如果不得已而下达封册之命，却中途停止，那就是中原从此不再有信义，永远断绝招抚怀柔的道理，这是可虑的第三件事。若答复传到契丹，契丹见我们拒绝的意志坚定、言辞激切，万一怒气产生而造成紧急变故，那么河东、河北突然被其乘虚而入，边防将如何应付，这是可担忧的第一件事。况且西方人对我们挑起祸难，契丹曾约束使者来接受和好；如今西方人又向契丹挑衅，我们却因此接纳西方人，不与契丹共同承担祸患，契丹拿这件事责备我们，便有了充分的理由，这是可担忧的第二件事。如今两国相持，事情的形势已经显现。元昊权诈无耻，诡计多端，即使依仗屡次取胜的强势，也一定不愿同时延请两个强敌。北方军队一旦逼近，他或许会迎接归降、认罪，那么契丹的号令，元昊未必敢于违抗；谁知道已经订立的和约不能再次使他们离心呢？这样就是我们不能消除西方的祸患，反而白白招致北方的怨恨，这是可担忧的第三件事。现在契丹聚集军队，距离边境很近，选择有利时机行动，势必不会空手返回；如果元昊早晨接受封册，契丹必定当晚就等着我们答复，只恐怕用金帛应付也未必符合他们的要求。因此不如叩问其中的两端，慢慢观察两国的变化，拖延时日，修缮完备守备，不应趁他们正逞强激动时出兵，这是可担忧的第四件事。两国之间的裂隙是真是假尚未明白，即使确实如此，也尤其应该审慎处理。看清实情后才能取得正当理由；如果一定违背契丹而以一个新近归附、难以保证忠诚的叛人为依靠，激怒长期和好却值得忧虑的强敌，既催促了兵戈相寻的祸端，反而坚定了元昊的交好，这是可担忧的第五件事。所有这些可虑、可忧的事情，如果朝廷能够深谋远虑、长久防备，善于安排后续，臣等不敢妄自揣测；如果尚未有所准备，那就像拉开弓弩、放出箭矢，只等待一击必中罢了。臣等先前的意见，是希望以大义来说明问题，以求两全。况且还没有接受西方人的誓表，只须特地下诏，或者派一名使者前去说明告谕；至于和约，也不是要阻绝，便把这个意思一并回报契丹，并让使者邀请契丹作最后决定，催促北方方面采取行动。这样，对西方人来说名义上是拒绝，实际上仍然相通；对北方来说言辞谦逊而体面端正。所有这些事机，日后都还可以挽救。臣等身居侍从之位，按义理与国家同休戚。为了国家大义，再次承蒙询问。愚昧的考虑所能想到的，不避烦琐重复。伏望朝廷再次赐予采纳裁决。【学士宋祁同上】《乐全集》卷十九。钦定《四库全书》。《乐全集》卷二十　宋张方平撰。

译论述事务。陈述政事三条。臣曾经读前代史书，总是把臣下敢于进谏看作美德。因为指斥时政的忌讳、触犯君主的脸色，是臣下最难做的事。臣没有才德，任职谏官，走过赤墀，登历文陛，来仰望圣上光辉，已经没有一个月虚度过。可是议论事务既不能切中要害，又没有疏漏谬误，反而不能不收敛威严、接受责罚；臣私下想来，这是遭逢时代的幸运。然而臣器量浅陋，昧于大道，不能激发高昂的风义，使人有所感发，惭愧不能胜任职守，给朝廷带来羞耻。臣早晚思考，希望减轻过失和责备，略举三件事上奏，只望陛下留神省察。臣以为今天的事务，最紧要的是明确赏罚、辨别欺诬、沟通谋议。审慎办理这三件事，对内可以端正法度，对外可以遏制寇贼暴虐，使国家达到治理的根本，取得成效也会很快。什么叫明确赏罚？臣听说善于治理国家的人，一定先端正赏罚的界限。赏罚一定实行，人们就会把苟且偷生看作耻辱，把舍生赴死看作荣耀。人不怕死，举天下都容易如反掌，何况讨伐贼寇呢？等到驾驭失当、纪律不振时，就把侥幸当作奖赏，把姑息当作惩罚。虽然给予赏赐，士人却不知道感恩；虽然施加惩罚，下属却不畏惧威严。上面习惯因循，下属心怀顾虑，人们将要伸出手却不肯前进，何况让他们奔赴患难呢？自从西部边境骚动以来，事情已经三年了。贼人元昊虽然骁勇狡猾，也不过只是一个斗将的材料，并没有远大的谋略和英雄的气度；他侥幸成功，只是因为恰好遇到时机罢了。长期以来天下安宁，戎备没有警戒，朝廷没有预先制胜的谋划，边境缺乏克敌制胜的防备。自从延州被围，以及好水、定川的败仗，军队覆没，将领被杀，朝廷威灵受挫，都是因为自行驱遣军队，把他们投入死地。担任总帅这样重要的职位，却没有人受到责罚；朝廷一味姑息，没有端正刑罚。贼人刚开始叛乱时，授予夏竦旄钺，让韩琦等人辅佐他，统制四路，并统领诸将，前后三次大举出兵，奇兵一去不返，使封豕长蛇般的贼人肆意践踏吞食，千里边亭萧然一空。赋税运输和征发兴起，天下都承受其劳苦；交结党羽、株连无辜，公议无法成立。到了不得已的时候，也只是解除总帅之职，把他所任的官职调到京城以内的便利州郡罢了。又如并州，近来因为贼人进入麟州、府州，朝廷认为方面重任难以选择主帅，于是让名义上的使者杨偕暂代方面职任；他处理事务疏略，陈奏请求荒诞空泛，令人听闻而惊骇。麟州、府州彼此依存，就像车的两轮和人的面颊相互依靠，是河东的屏障；没有麟州，府州就孤立危急。国家部署河东的重要戍守，正应当在麟州、府州。假如麟州、府州不能在后方制约贼人，那么黄河以东还有谁可以守卫？所以麟州、府州对于并州、代州，就像手臂保护头部和眼睛一样。然而上奏议论的人想要放弃那里，既然知道人才不足以任用，却还让近职官员兼领河东。北方重要藩镇竟然如此，却想要取得功效，这就是车头向北却想到楚地去。到了刀箭石块交加之际，奋不顾身的小臣，议论功劳、施行赏赐，却按资历一级一级地计算，分毫析铢，唯恐违反旧例。我观察历代英明君主和贤良大臣运用赏罚的道理，大概是威严的惩罚应当从尊贵者开始，恩惠的赏赐应当先施及卑贱者。所以惩罚一个贵臣，如果与他的罪行相当，天下人都会恐惧；奖赏一个卑微士人，如果与他的勤劳相称，天下人都会受到鼓励。臣不敢烦琐引用往事，我朝祖宗驾驭臣下、运用威恩的事，都是耳目所接触的，往往可以说出。陛下在万机稍暇之时，试着广泛询问，一定会有所收获。凡是重大的赏罚，是君主的事务；如果不是圣心亲自裁决，臣下不敢承担。因此侥幸和姑息产生于犹豫依违。若想堵塞侥幸的门径、革除姑息的弊病，只在陛下议论赏罚之时稍微作出君主的决断罢了。应当加罪惩罚的，不要因为对方尊贵显要而隐忍；应当施加恩赏的，不要因为对方卑微低贱而轻易废弃。议定一经确立，就不要容许奸邪谗言巧语迷惑、扰乱和改变它，这样恩威就分明了。什么叫辨别欺诬？如今的弊病，是人人把侥幸当作心意，政事把姑息作为手段，这正是因为欺骗诬罔得以流行。欺诬得以流行，大臣就会恐惧，正忙于在谗毁中自我营救而不能保全，又哪里有空表彰善人、辨别恶人，修明法度呢？如今风俗大多是旧日显贵的大臣，动辄向后辈屈身，矫饰情态容貌，虚伪习气因此成为风尚，损害美好教化，败坏善良风俗；朋比结党，下属凌辱上级，上级也因此衰替。近来又有人用伪善欺骗来迎合天心，希望得到任用。陛下最终没有让他得到大用，有见识的士大夫因此知道陛下深沉的心意和大智慧能够洞察一切情状，确实明白奸邪不可为。然而这种风气还没有完全革除，大概是左右近臣仍有人因疑忌毁谤而使贤者被废弃。舜说：“我嫉恨谗言，败坏德行。”可见即使在舜朝，谗人也不能完全避免。孔子说：“远离佞人。”陛下既然推行防备佞人的政策并使他们远离，如果又起用那些因谗言而废弃的人，那么天下无论贤者还是不肖者，都知道浸润式的邪说果然不能成功；而且这样也能安定臣下的心，使他们磨砺志向、竭尽精力，有心报效的人不必忧虑后患，事情便会不待命令而自行遵从，这就是所说的道理。什么叫沟通谋议？国家承受五代的弊病，有些还没有革除；军国文武事务，分别由中书、枢密院掌管。唐代宗时，军队兴起、军事事务繁多，所以在宫禁之中专门派遣宦官掌管内外文书奏章，称为掌机密事。梁朝开始设置这一官名，五代时枢密院与中书有时合并、有时分离，进入本朝后便分掌天下事务，成为两府。由此军民政务不同，文武任用不同，命令相互乖违，彼此各自为政。天下的事情，哪有不是因为同心而成功、因为分歧而失败的呢？平时无事，姑且因循尚可；到了有所作为的时候，这种分歧就会成为祸害。从前祖宗三位圣明君主，独运威灵，各自广泛延请谋议，最终由君主一人决断。陛下谦冲自持、推让责任，希望臣下成就政事，权柄既然分开，事情的筹划必然隔绝。陛下如果确实能够纠正以往弊病，考察旧典，把两府合为一套政事，实在是大公无私的盛举。即使重视旧有规制，难以改作，臣认为也应当使枢密院事务与中书共同议论，使治理之道相互贯通；“每件事情都要有所准备，有了准备就没有祸患”，所以臣所说的“沟通谋议”，意思就在这里。这三件事都是今天的紧急事务：恩威分明，边臣就会奋发；辨清欺诬，朝廷就会清明；谋议沟通，政事就会平稳，命令也能统一，都是治国之道的急务。臣以卑微孤陋的身份，处在可以进言的位置，所遗憾的是见识不足以探究精微，才能不足以成就事务，只敢进献一点所得，希望能补益万分之一。

译论请沟通中书、枢密院事务。臣私下认为，朝廷政令的出处、万事的根本，统一归于中书。至于枢密院，古代本来没有，是后唐因权宜而设置的制度，因循相承，兵权逐渐加重，于是与中书共同掌握国家枢要。后来把军政、民政分成两体，把文臣、武臣分为两途，诏令并行，议论难以统一，事情无人负责，彼此相互观望。自古治理国家，祸患在于政出多门，何况如今两府之中，难道全都是有才略的人吗？朝纲在内部松弛，边事每天发生，西戎、北敌交相凌犯；中原的志气衰弱，财用耗尽困窘，各种职务荒废。这个时候，朝廷之上哪里容得下没有才能的人？想使朝廷尊严、边事安宁，关键只在于分别大臣有才还是无才罢了。陛下如果罢免无才之人，又有谁应当进用？如果让安处朝列、保全自身、培养声望的人优游尸位，那么劳苦功臣会更加离心，武士也会更加失望。这件事关系重大，实在应当详察。臣认为应当详细考察利害，考察恢复古制，把枢密院省并归于中书。如果又认为改制过于重大，不如把枢密院的职事与中书沟通；现任枢密院使、副使中有才能的留用，无才的罢去。各房吏史暂且都按旧制安排处置，慢慢再行商议。这样就足以统一政事的根本，重掌赏罚的权力，裁汰冗滥的人员，堵塞侥幸求进的希望；加以改革并使其振作，不损害体制而能成就事业，也不惊动众人。陛下若能同一两位宗室大臣、旧日老臣深入谋议这件事，确实有益于国家，希望由圣心亲自决断施行。【当时下制书，任宰臣兼枢密使。】请不要停止两府聚集议论、商量公事。臣伏见宰臣贾昌朝、陈执中等请求解除兼任枢密使的职名，已经下诏准许了他们的请求。自古以来，历代制度中，三公的职务没有不总摄的。建国初年，中书、枢密院由两位大臣兼领；臣私下详察当时的情形，大概是后周世宗的深意，想合并两府以恢复唐代旧制。等到范质等人罢去这一职务，政事体制便分离，谋议分成两边而不能统一，最终都由君主决断，实际上增加了驾驭权柄的烦劳。近来因为邻敌构成祸患，边防多有警报，才开始命宰相辅弼参与决断机密事务，国家议论大体归于一致，渐渐习以为常。如今疆场虽然逐渐安宁，戍守却还不能解除戒备。对待北国如同对待老虎，饥饿时就会咬人；畜养西戎如同养鹰，吃饱后还会飞走。两位宰相既然都罢去这一职务，退朝之后必定更加不会聚集议事，彼此便如同路人，往来隔绝。如今虽然已有处分，凡涉及军国机要和边疆事务，仍命令依旧共同商量施行。又因为朝廷的举动关系体统，内外人心容易动摇；三边忽然有小的忧患，两地就必须聚集议论，这便是非常之事，会远远引起四方疑惑。合并本来容易，分离后却难以再合。如今圣恩已经听许贾昌朝等解除枢密使名号，枢密院文书自然不再共同署名，各房事务也停止呈报请示。臣愚见认为，边防奏报、军马机宜仍应照常聚集议论，每件事情都共同商议之后再办理；这样即使有警急，也可以使各种事务周全知悉。倘若遇到事情需要商量，也可以避免惊动人们的视听。若圣心采纳，乞请特地下令宣谕施行。请命令两府聚集商议公事。臣认为，中书、枢密院分掌军国事务，在朝廷根本上实为一体。如果能够作长远谋划、预先思虑祸患、相互沟通谋议，事情才可以成功。庆历二年，边疆多有变故，陛下深思事情体制，考虑适宜的机务，才开始命宰臣兼任枢密使，凡涉及边事，都共同商议。北国再次安定，西戎归顺，也是因为执掌权柄的大臣相互协商，上面辅助圣明，谋议沟通而事情妥当，这就是成效。前些时候宰臣请求解除枢密使职务，大概是由于谦让而远避事权；下诏准许时，臣也曾冒昧上奏议论。如今边疆事务大体安定，朝廷稍有空闲，正是经营、补缀、整顿的日子，还不是安逸享乐、放松懈怠的时候。臣愚见认为，中书、枢密院执政的大臣，应当时时聚集，共同议论朝廷事务，讲求得失。至于边防处置、将帅调迁，中书治理根本，本来就应当参与关涉；凡是稍微涉及重大事务的，都应从共同议论后施行。所希望的是各自尽公心，从上面补益国家体制。请乘空闲召见大臣议论事务札子。近来边境有了衅隙，朝廷事务繁多，仰想圣上的思虑，哪里会忘记忧劳？然而每天临朝，前殿、后殿面对群臣，每次不过几刻钟；两府大臣依次进见回答，只是急忙呈上文书便退下。至于讲论治道、治理国家，就没有空闲了。如今深秋天气清爽，宫殿凉快，臣希望陛下在燕居闲暇之时，召见大臣，从容赐坐，与他们谋议天下事务，那么治乱得失都可以在几席之间明白。臣观察当今天下的形势，可以与之安定，也可以与之危乱；安危的形势，只看陛下努力施行得怎样罢了。况且帝王的体态，应当像天运行刚健而不停息，像太阳高悬明亮而普遍照耀；如果深居宫禁，自取闭塞隔绝，这正是阴气灾变发生的原因。希望陛下特别开启圣明的鉴察，谅解并采纳臣的愚诚。

译论述治理之道的先后。臣听说如今朝廷内外议论的人，无不把羌戎的警报、兵赋的紧急看作当世要务。臣私下认为，历代治乱安危的根源，不在边境之外，往往就在门窗以内。所以臣所献的愚见，先陈述身边的事情，伏望陛下稍微留心思考。臣听说《礼记》说：“古代圣人想要把光明的德行彰明于天下，先治理自己的国家；想治理国家，先整齐自己的家庭；想整齐家庭，先端正自身。”什么叫先端正自身？从前商代中宗严肃恭敬、戒慎畏惧，治理百姓只存敬畏，不敢荒废安逸；周文王穿着简朴的衣服，想到农事的艰难，不敢沉溺于酒，不敢以逸乐为德。从早晨到中午以后，忙得没有空闲吃饭，用以使万民都和顺。那些圣人不只是亲自节俭，兢兢业业地治理国家，也知道声色滋味、安逸欲望不是保养身体的益处，所以努力勤劳节俭，退居淡泊朴素，以充分表示爱民之意；其实这也有自爱自身的道理。恭敬地想到陛下正当盛年，临朝日久，虽然天地人三灵保佑，而国嗣尚未确立。臣希望陛下向上思考宗庙社稷托付传承的重任，向下想到中外士民寄托依附的心意，保全爱护圣躬，与上天相配而长久，省去那些无益的享乐，把它转为居安思危的考虑，使精神在穆清的境界之外得到怡悦，使福泽延及照临之下的一切。这就是端正自身的道理。什么叫先整齐家庭？就是使宫闱之内合乎礼法。自景祐以来，嫔妃宫人的行止如果不婉顺，便动辄斥退远离。天下人都知道陛下以宗庙社稷为重，却不爱惜自己所偏私的人。大概是要防患于未然，免得因忽视而产生后悔；但斥退远离的事情也不应太频繁。不如用礼节加以节制，用义理加以约束，依次进用贤良淑善之人，不亲昵卑贱微小之辈。《诗经》说：“文王以身作则规范他的妻子，进而治理家国。”《易经》说：“端正家庭，天下就安定。”这就是整齐家庭的道理。什么叫先治理国家？就是大臣和百官各尽其职。臣以为近年来边疆用兵，指挥调度、接受成效，实在掌握在两府。凡是任命官员，都应使将帅心服、舆论满意，然后朝廷才尊重，成功才可以期待。如果不是这样，朝廷上下的威严就不高，内外都会失去瞻仰依靠的对象。已经成为定命、事情已经办成，臣不再议论。至于有才和无才，也无法逃脱圣明的鉴察。又从景祐末年以来，纲纪暗中松弛，上下苟且，人人习惯姑息；倚仗权势相互勾结，爱憎相互排斥；有的树立朋党，有的泄漏机密、破坏朝政，有的专任己见。陛下明察臣所说的事情，已经看清他们的情状，逐渐革除这些弊病了。如果再振作严厉纪律，审慎辨明邪正，那么法令章程就会修明兴举，各项制度也会归于正轨。这就是治理国家的道理。臣凭借庸常昏昧的资质被擢升，从疏远之地进入朝廷，今天才开始登上文陛、仰望圣光；指陈事务、剖白诚心，不知道避讳，即使能有万分之一的补益，死上百次也无怨无悔。贡院请诫勉天下举人文章。臣听说文章的变化，大概与政治相通；风俗所表现的，正是教化的根本，国家体制所系，治理之道也存于其中。何况如今选任官员专门取其文辞才艺，士人只凭天资敏捷，再用学问充实自己，所以道义积聚于内，而精英华采发露于外。以文章取士，是要从外在文章考察其中蕴含的学识。言辞如果不合尺度，又有什么可观之处呢？臣以为礼部条例，是先朝制定的，考核高下、升降黜落，都有一定程序。自景祐元年以来，有人因为改变文体而取得高等名次，后来的读书人争相仿效，于是形成习惯。此后文章格式日益失去旧制，各自标新立异，互相以奇特取胜。自从太学建立，直讲石介教导诸生考试所学，又顺着他们所喜好的趋向，终于形成风气：把怪诞嘲讽当作高明，把放荡猥杂、烦琐冗长当作富赡，超越规矩，有时会误导后学。朝廷厌恶这种情形，所以颁下诏书反复告诫勉励；但学者乐于放纵，很少能够自行改正。如今贡院考试各位进士，太学的新体文章仍然偶有出现。有的赋超过八百字，而且每句有十六字、十八字；有的论超过一千二百字；有的策文置所问于不顾，任意抒发胸臆，分条陈说其他事务。若认为不合格，文章辞理却还粗通；如果这样也录取，就上违诏书的本意，下轻视扰乱旧有章法，更严重地损害高雅风俗，助长浮薄之风，忽视皇上的命令。难道这符合国家选取贤能、收揽人才以备治理之用的本意吗？举人的程试文章中，有擅自学习新体、尤其诞妄放漫而不合程试规范的，已经按照规定考核黜落。臣私下担心远方人士还没有完全明白这些规定，伏乞朝廷重申前诏，再在贡院门前张榜明示，使天下士人知道遵循正常的文道。臣掌管法度，又参与主持文考，谨敢把这些意见陈述上闻，伏候圣上裁决。论中书议事。臣观察古今治乱的变化，只在上下形势的离合罢了。上下的事务相合，事情没有大的不能成功；上下的形势相离，事情没有小的不会失败。何况近侍辅弼的大臣，犹如股肱同体，应该协同恭敬、和衷共济，哪里容许彼此乖异？臣私下听说中书在御前奏事争辩，连续多日喧哗，内外都惊骇喧腾。其中按照事理必定有曲有直。臣以为中书是政事的根本，中书所拟定议论的，就是国家命令；不偏爱、不偏恶，这才叫皇极。各自执着自己的意见，凭什么能够使国家走向治理？历代败乱的征兆，都是由于朝廷树立彼此之论罢了。彼此一旦树立，朋党就会分裂；朋党分裂，就会产生胜负；产生胜负，就会发生攻讦争夺；发生攻夺，败乱便由此而起。臣希望圣心对此深加鉴察。由于中书议论之事颇为机密，外间传闻并不确实，臣不敢据此妄言，所以只陈述治乱的大体罢了。

译论小臣妄自投递封章讥刺皇上之事。臣听说下属轻视上级，卑贱之人图谋权柄，国家就会动摇，风俗也不得安定。《春秋》的义理，是以尊贵者治理卑贱者，不让卑下者凌驾尊贵者。《左氏传》说：“下属凌驾上级，上级就会衰替；凌替的渐变，不可以任其发展。”臣私下认为近年以来，时俗逐渐败坏，是非起于憎恶和偏爱，毁誉因朋党而改变。尊贵者害怕受到诽谤诬陷，所以对待下属更加谨慎；卑贱者倚仗诋毁讥刺可以奏效，所以奉事上级的礼节更加傲慢。彼此互相姑息，终于形成风气，法制因此不能振作，朝廷上下的等级也因此更加削弱。况且军国谋议、三公职掌、将相进退，都是君主的权柄；即使处置有违道理、谋略不合人望，朝廷本来已有近臣列位，谏官御史中可以进言的人很多，一定会有人提出意见，哪里容许小人妄自干预议论？近来如王预，不过是仕途中品秩卑下的人；娄彻，是草野中的狂妄书生，却投匦上封，任意斥责朝政。唐贞观年间，监察御史徐师合上书，议论执政大臣不应兼任数职。唐太宗说：“这个人妄自毁谤，想离间君臣关系。”于是把徐师合流放到岭外。徐师合的官职只是监察，所说的话也没有十分切害，太宗仍然流放他，大概正是为了尊重朝廷、谨慎整顿风俗。臣有幸列于谏官，以进言议事为职，哪里是想堵塞众人的议论、蒙蔽损害圣明的听察？只是这些细微邪僻的言论，对政事没有益处；宽容它们不足以扩大言路，反而会助长它们，从而损害善良风俗。伏乞下发王预、娄彻等人所上的封奏，察看其中的义理；如果明显属于欺骗蒙蔽、侮慢亵渎治理国家的大道，即使不能深加刑罚，也请暂且把他们投入远方边疆，使那些行险侥幸的人知道有所惩戒畏惧。请追捕在荆南嘲咏长官的人。近来听说王某因为言事官弹劾，请求调任外郡。王某先前在荆南，颇受流言议论，也因为被人嘲讽讥刺，所以传播到了京师。庆历三年曾经下诏，禁止匿名歌诗，同时颁行告发奖赏的命令。小人狡猾，竟敢蔑视法令；近来在位的臣僚又拘谨怯弱，习惯姑息，远避嫌疑、躲避怨恨，以防止多言，风俗日益浇薄，公道日益衰败。这件事虽然细小，实际上却伤害国家体统。对于创作诗歌进行讥刺的人，乞请下令荆南秘密而严密地搜捕，务必追查捕获，依法严惩，使四方都知道应当戒惧。论赦免以前的事情。臣伏见近年以来，台谏官和按察官等，常常揭发别人多年以前的罪状，或者遇到弹劾之事，便请求不因赦令而宽免减轻，实际上把法制做得冷酷严苛，这非常不合治理之道。赦书中说：“敢于把赦免以前的事情拿出来议论的，以其罪论罪。”这是为了减省刑罚的根本，彰明极大的诚信。人的偏僻过失，已经很久了；处在中等资质的人，谁能没有过错？如果因为一次过失，就成为终身的牵累，臣恐怕天下人都没有完整无过的人了。既然已经经过赦免，准许他改过自新，忽然又追究议论，谁还能自我保全？满足一时的小小怨愤，却失去天下的大信。弊病沿袭日久，渐渐形成险恶的风俗。弃去瑕疵、记录善行，按道义本来不应如此。伏望特地下诏，明白告谕内外：今后言事官和按察官等，不得揭发他人已经多次赦免的事情，也不得请求不按赦令宽免减轻，以助长忠厚的风气，使大公的教化真正和谐。请趁郊庙祭祀致诚，以谢灾异之事。臣以为，在郊外举行礼仪，是陛下恭敬侍奉天地、严肃配祀祖宗、面对众神的礼典。所以贵重的并不是仪式多、物品齐备，而在于外在礼仪尽到精诚敬慎，内心完全尽到诚意罢了。自景祐五年郊礼以后，灾异屡次发生：上天三辰失去运行次序，地下五行发生灾变，水旱灾害在内地流行，夷狄在外部侵扰。臣私下思考，陛下自从承受天命、登临宝位以来，处事艰难而谨慎，恭敬节俭的德行一向没有懈怠，宽厚和乐的教化又视百姓如同受伤之人，本来应当有三灵降下休祥、万国拥戴仰望。然而天人之间还没有顺利协调，恐怕是因为内外左右、百司众职不能同心协力、挽救灾患，不能输诚奉公、遵循圣意以达到至治。臣听说大禹、商汤把罪责归于自己，他们的兴盛便迅速起来。《礼记》说：“阳气感动上天，不会超过一天；阳气就是君主。”意思是君主如果发心致诚，向上感通于天，天的回应迅速，不会超过一天。臣希望陛下想到灾异降临必定有原因，趁着郊祀之时，斋戒居处于穆清之中，向上思考祖宗托付基业的重任，向下思考百姓寄托性命、仰赖恩泽的心意，远思前代国家兴亡的缘故，近思朝廷纲纪得失的体制，内思宫禁帷幄左右侍从的蒙蔽，外思戎狄侵扰边疆的祸患。把这六种思虑总合起来，深深存放心中，白天吃饭时思考，夜晚坐卧于几席之间也思考。等到进入宗庙与祖宗相见，登上祭坛与神祇相接，借着洁净的祭品，献上精诚敬慎的心意，把过错归到自己身上，祈求上天延长国命，以显示陛下知道上天殷切告诫的意思；这样也许上天就会知道陛下敬畏修省的心，那么感应到来的速度必定不会超过一天，兴盛的福气也不只属于禹、汤。臣私下认为，圣上的内心明白通达，哪里是臣这浅陋之见所能揣度的？只是因为臣的职分在于规谏，志向在于补益，近来思虑所及，希望一定能够上达罢了。

译论郊庙三件事【庆历元年】。臣前面所议论的，是请在郊庙致诚以感谢上天的警戒。这是发自内心精诚的事情；然而祭祀享献的礼仪，在于内心尽到志意，外在尽备祭物。外在尽备祭物，并不以物品多为贵，而在于合乎礼制罢了。臣近来奉诏在郊庙执事，所以列举所见不合礼制中最突出的三件事上奏。大概礼典旧制存在疑问，另外没有加以讨论。礼这种东西，主要在于恭敬罢了。这些是圣心可以裁断纠正的事情。第一，圜丘的黄道。臣伏见圜丘祭祀昊天上帝、皇地祇使用黄色褥垫，祖宗配祀的位置使用红色褥垫，以表示祭天地时有所减损。皇帝的版位和饮福位都使用红色褥垫，表示不敢超过祖宗。但从小次以前设置黄道，登坛时要经过；黄道这种制度并没有记载在典礼中，臣私下详察其原因，大概是因为皇帝已经解剑脱履，要借褥垫行走以保持洁净；既然用褥垫借步而颜色又用黄色，就是超过了祖宗褥位的制度。并且登坛的各位执事还要盘旋回转，礼容不够肃敬，以至衣襟衣袖拖拂，也要避开神位上的黄道。况且坛上已经铺设织成的毯子作为借步之物，臣认为从小次登午陛，照例都可以使用毯子褥垫；唯独请撤去黄道，这样才合乎礼制。第一，小次。皇帝行礼以后，应当到坛下的褥位。设置小次，是皇帝奠币、登坛献礼，每次下来便进入小次。至于近侍左右，往往在帷幄后休息坐卧，那么陪祀的百官不能不跛足倚靠、松懈怠惰。三年举行一次郊礼，已经很稀少了；如果又不够恭敬谨慎，就不是用来符合陛下敬事上天、尊奉祖宗的本意。掌管小次，是《周官》所记载的旧职，礼制有旧文可依据。如果撤去帷幄遮蔽，使那里空着而不让人居处，这一改变礼制的做法由圣明开创，后世也会有所记述。第一，祠官。所有祭祀事务，根本在于肃敬。何况礼仪在郊庙举行，如果肃敬不足，就叫作亵渎祭祀。臣在太庙看见司徒升坛奉俎时，俎已经送入室内，却命令执事者重新抬出来，才开始奉献祭品；不恭敬竟到了这种地步。又有监礼官，直到祭祀结束也不到场，有司没有诘问，御史没有纠察，百位执事在职守上懈怠竟到了这种地步。凡是因祭祀事务任职的官员，虽然在尚书省接受誓戒，也只是徒然习演虚假的仪式罢了。请特地下达中书诏令，重申告诫御史台，严格加以纠察，以惩罚不恭敬职守的人。以上三件事都切合礼意，事情并不难实行；向上可以奉行陛下的精诚，向下可以端正朝廷的常典，希望三灵降临，百福齐集。倘蒙圣心，特别加以察纳，即请下发施行。【中书：撤去黄道，不设置小次；百位执事不恭敬履行职务的，应当纠察并端正，施以相应惩罚。】郊禋赦书事项。录用近代有功边将的子孙。本朝的将领和大臣，如杨业、田绍彬、曹玮、张凝、李允则等，都是抵御敌寇、守卫边疆而声名事迹显著的人。他们的子孙中有才能、可以选拔任用的，应分别升迁授予边职；即使家世衰微、仕籍中断，也应推求他们的近亲，按照才干量材录用。《礼记》说：“继承世代而建立诸侯，是取法于贤人。”使灭亡的得以保存，使断绝的得以延续，这是《春秋》所大为称许的。这足以用来表示对边臣的劝勉。酌量赏赐边疆守将。郊祀礼中应当行事的官员，以及虽已退休而获准陪位的人，内外各军的将校，都按惯例接受赏赐；边疆的臣僚和守将却不在其中。沿边各路最远处的守将，应当分等级酌量赏赐器物和财帛，以便均匀地施行庆典赏赐。边地任职的臣僚。近来各边疆的任命派遣，大多有人推辞，原因是边塞荒远，处境危险艰苦，却同江淮、湖、浙等便利优厚地区一样对待，所以审官院、铨司、三班常常用受罚谪的人员来补充。如果让最远边地的州、军、城、寨中应当选任的人员代替任满者回京，并比照通常选任的标准，酌量减免举主要求、考核期限、磨勘和改转等限制；尚未到磨勘期限的，先行注授本家附近而便利的地方；对于有职田的地方，以及班行使臣、京朝官，也大致据此制定优厚制度。这样一来，人们一定乐于前往任职，三边的官吏就可以择优任用，恩惠施加于百姓，也就广泛了。麟府州城中的百姓，凡老弱而不能自行生活的，如果愿意渡过黄河，就命令河东转运司把他们分别安置在内地附近的州县，务必使他们得到救济。麟府州的祸患在于仓储供应不能接续，关键在于节省粮食、爱惜费用。当地居民既然向东渡过黄河，逃避敌寇并寻找粮食，商贩也应当不会到来，势必难以自行生活。倘若借赦文的机会开放这一条意外的恩典，表示推施恩惠，实际上也能减少境内人口。如果转运使能够筹划妥善地安置他们，那么老弱人口迁入内地的一定会很多；等敌寇退去，他们还可以返回故业，这也是权宜而便利的办法。允许功臣建立私庙并赐予门戟。按照唐代制度，三品以上官员可以建立私庙，赐给门戟。如今本朝文武官员中阶、勋、品位高的人很多，难以一概而论。像三朝配享的功臣，以及曾任将相、虽已去世而对世间有功德的人，如今即使其子孙微贱，也不应一律不许立庙。应命史臣先详细列出功劳状况，申报中书，选择其中功勋事迹显著者，允许本家追建修缮。现任将相当然依照礼制办理；仍应命礼官详细制定立庙的典制，颁行天下，并赐给门戟。凡是名位器物，都是用来劝勉功劳勤绩、彰明等级威仪的。如果完全依照法令制度，那么应当受赐的人太多，受赐者多了，人们就不会认为它珍贵。臣认为应暂且作为特恩来表示褒奖，以慰劳有功之臣。京东地区的税赋。应天府所属的济、单、曹、濮、郓等州以及广济军，去年完全没有夏麦，转运司却没有给予减免租税。朝廷知道百姓力量困敝，只命南京通判宗纯加以查验估量而已；后来又误了时令，催促缴纳完毕。到了秋季又遭旱灾，所收庄稼只有一两成，却仍然没有为他们蠲免。现在适逢广泛施恩庆贺，请求给予免除。河北、两浙、京东、京西有的地方发生流民迁徙，应命当地官府加以安置，使他们得以存活。上述四道之中，两浙、河北的粮食困难尤其严重，应命转运司想尽办法赈济救助。凡是与遭受灾害的地区相邻的郡县，如果有流徙的人户进入境内，守令等务必加以安置，并酌量发放仓粮救济他们。郡县官吏大肆征敛。近来朝廷虽然下令责罚王逵、王隲等人，以惩治聚敛财物的官吏；但最近看到奏报，郡县仍以帮助军队为名，借机营私作奸。臣认为应借赦书特别加以告诫勉励，使天下知道，残酷地征求财物本来并不是朝廷的意思。举人。先前因庆礼推恩，对科场中年长而屡次应试的人，命令免除解试，直接赴京。有人甚至走了几千里，破产后乞求拜谒而来，却又命令他们参加考试。他们既已长期荒废学业，考试大多不能中选，往往又被罢退，沿途怨恨叹息。况且朝廷的本意，大概是怜悯他们年老而终身无成，并不是还要考取他们的才能。如果给予他们一种便利的成法，命郡县查验核实，凡符合规定的就上报姓名，授予一个文散官的等级，以酬答他们平生的劳苦，免得他们奔波往返、进退失据，在事情处理上也较为便利。奏请赦书事项条目【皇祐六年南郊】。臣恭敬地认为，本朝的制度，常常因举行大祀而广布恩德。如今郊祀将近，大赦诏令即将发布，臣冒昧陈述愚见，希望稍稍有助于国家的议论。第一件事，请求减省并确定刺配的刑名。

译臣恭敬地认为，祖宗的谋训以仁厚宽大作为治国根本，对于刑罚尤其慎重怜恤。凡死刑案件中情理和法度有轻重之分，罪情稍有可怜悯之处的，历代圣主都加以恩典，使有关部门审理时大多比照宽缓的先例。景祐年间，曾因赦文制定《减定刺配敕》，以减少反复申报的烦劳。如今庆历编敕中的配隶条目比前一敕更多，罪行有等级差别，所以配往的地方有远近之分；戴着刑具、受禁锢而被递送，沿途相望。荆湖、岭峡一带尤其聚集奸恶之徒。近来蛮寇猖獗，也听说这些人中有很多跟随作恶。如果不加改革，配隶将没有止境，实在恐怕远方逐渐成为罪恶渊薮，乘机煽动，助成祸患的根源。幸逢赦书发布，请命各路提点刑狱转运使与各州军长吏，根据配到人员原来押送时所载的罪状，详细甄别选择。凡所犯罪情理稍轻的，准许直接移送回本贯。人都是安土重迁的，这样一定会使他们更多顾念自身，不至于流离而生怨；应当减轻《编敕》以及后来续降敕令中的各种刺配条款，请另派官员重新详细议定，考虑删减废除。这样，刑法的根本就会稍稍清明，民心也会共同喜悦。不仅可以显示仁政的大体，也可以消除远方发生祸乱的征兆。第二件事，请求减轻并均平京畿县的税赋。臣恭敬地认为，京城近郊是天下的根本，赋役是百姓赖以生存的根本。如今京畿内部的租税制度，比四方最为沉重。输送供应不足，便往往托称水旱灾害，希望侥幸得到蠲免。夏秋两季群起诉求，年年都成了惯例。况且都城以内，豪商大姓积累资财囤积货物，追逐投机利益，僭越奢侈、安逸享乐，无所不至；赋税调发不能加到他们身上，差役也不能及于他们，而农民从事耕作，尽力收获，供应租税、服给徭役，向上不足以奉养父母，向下不足以养活妻子儿女。同样都是君王的百姓，城门内外劳逸竟有如此大的差别。又有权势豪强之家欺凌侵夺贫弱小民，暗中转移税目的名色，使轻重不均。请求借赦文明确宣布恩意，选择明察敏达的朝臣，根据府县的版籍、田图和赋租数额，重新确定税制，稍稍趋于轻宽。按土地顷亩均衡征收，改变折纳和杂科，一律制定为固定条例。还应在都畿以内严格规定占有田地的限额，不让权势之家侵吞兼并孤单贫弱的人家。这确实是加强国家根本的办法，也是扶持根本的道路。请趁郊祀大赦，招抚怀柔西方敌寇札子。臣恭敬地认为，前在景祐五年，朝廷在圜丘举行祭祀，西戎没有前来进贡，从此开始酿成衅端。第二年春天，终于发动战争侵犯边境，杀戮掳掠官吏百姓。边将防备抵御没有措施，敌寇多次入侵，往往取胜而归，助长了他们的凶谋，气焰更加盛大。如今从陕西四路、河东、麟府，远近各处驻军的运输和供给，使天下为此疲劳困弊，而停止戒严、休兵息甲，还无法预期在何日实现。臣曾询问从边地来的人，了解敌寇内部的事情，大概如今的羌戎本是汉、唐的郡县之地，并不是靠追逐水草、射猎为生，都要依靠耕种收获来吃饭。敌寇每次防备集结资粮器用和人员，自行准备，必须以一两年为计划，才能发动一次大规模行动。他们即使攻破城寨，也不能占有我国一寸土地；而且朝廷又断绝了他们的俸赐，禁止他们进行关市贸易，敌寇内部一尺布的价格达到数百钱，边防守备修缮完善而更加牢固。敌寇看到形势已屈服，本来应当改变计策，然而如今骑虎难下，即使有悔过之心，又有什么途径来表达诚意归款呢？朝廷虽然想招抚他们，如果没有合适时机和名义，事情也很难举行。倘若趁这次郊祀大庆广施恩典之时，特别开启广大宽宥的恩德，向他们表示安抚怀柔的意图，或者特意颁下一道诏书，或者把它写入赦书。诏书的大意可以说：王者以天下为尺度，凡有生命的生灵，没有不受到覆盖养育的。何况朔方、灵武、河西五郡，凡声教所能达到的地方，无不属于王者的百姓。自从德明以来，他们一直能够保持外臣的节操，朝廷对他们的眷顾待遇和恩礼极其隆厚。去年元昊派使者来，声称是替本藩推戴，因其归附顺从已有三十多年，忽然作此奏陈，不能不令人疑惑惊骇；朝廷还没有审明其中实情，就于是兴兵，使边地百姓不得安宁，军队在外暴露。如今亲自郊祀上帝，盛大的礼仪已经完成，庆典赏赐大行，囚犯也全部释放。回头眷顾西方，悲悯地思念他们，是我们在抚育方面有所亏欠，我对此十分伤痛。从今以后，夏州如果有使者到来，不得阻拦断绝；如果有意愿与朝廷通好，就命边臣接收并上报朝廷。同时泛告边臣谨慎守卫疆界，不要无事生端，把诏令张榜悬挂在各边塞之上。或者对于边臣中有威望的人，派一名使者带着朝廷文书前往开导晓谕，足以彰显陛下德义的深厚，并不损害朝廷威严尊重的体制。况且敌寇妄自尊大，长久困守在巢穴之中，王者本来应当像畜养鸟兽一样对待他们，哪里值得同他们争辩名位器物、等级威仪的区别呢？敌寇如果有悔过息祸的心意，称藩纳贡，陛下就优厚地赐给他们封爵名号，以此使他们服从安定；拿出府库中的余财，按时供养诱导他们，使天下知道陛下深远真诚的谋虑，是在为百姓打算。至于天地鬼神，也应当帮助仁德之举、保佑归顺者。仁德之人能够在天下无敌，何况只是一个敌寇呢？如果敌寇凶悍自恃、刚愎不改，也足以使他们骄纵怠惰之心更加滋长，激发我方众人和边臣的愤怒，他们一定会说：“天子的恩意已经如此深厚，敌寇却不改过，我不能不奋身为国讨伐他们了。”战士一定会说：“天子不因为敌寇不义就一定把他们穷追尽杀，这是怜悯我们长期戍守；如今敌寇不改过，我们不能不拼命战斗了。”从边地百姓到天下百姓，一定会说：“天子赦免敌寇，是因为想到赋役的烦扰和我们百姓的困苦劳累；如今敌寇不改过，我们不得不竭尽力量来供应边疆了。”敌寇党徒一定会说：“天子幸而施加恩典，没有杀我们；可是他们的君主如果仍不思考，这就是把我们驱赶到刀锋之下，只为满足他的欲望罢了。兵器就像火一样，不加收敛就会自焚；让我们的愤怒和他们的怨恨相互激发，敌寇既有自取焚毁的趋势，那么成败就有了分界。”如今议论此事的人听见臣的说法，一定会责难臣说：“敌寇自从入侵以来，没有不取胜的，哪里有什么困窘？如今即使招抚怀柔他们，也只是显示国家软弱，敌寇肯改过吗？”臣请求回答说：“从前李继迁成为边疆祸患时，号称骁勇强悍；有谋略的人攻陷朔方、灵武，国家丧失土地将近千里，而他们的军众也受到极大损耗。

译那时李继迁虽然没有被六谷部族杀死，势力也已经支撑不住了，所以他临死时告诫德明说：‘你应当一心归顺朝廷，如果一两封表章没有得到接纳，就接连上呈奏章，以求朝廷听取。’因此德明诚心归附，终其一生没有改变。如今的敌寇不能同李继迁相比；不幸的是，他们从最初反叛时起，我方守边就没有用对人，所以敌寇屡屡得志，而他们的部众也贪恋做盗寇的利益。假使我方没有遭受大败，他们没有获得大胜，再加上敌寇残酷役使部下，不久就应当疲惫溃败了。”如今朝廷筹划边疆事务，防守阻遏更加牢固，将领士卒效命，财物用度不缺。虽然还不能大规模削弱他们的军众，姑且使他们来时无所掠获，那么敌寇自然会陷于穷困；现在先为他们打开归顺的道路，以便日后谋划，即使敌寇还不归顺，对国家又有什么损害？他们一定又会责难臣说：“敌寇即使表示归顺，戎人的心意能保证吗？即使归顺确有实情，边防能够因此撤除吗？”臣请求回答说：“从前景德初年，契丹大举入侵河朔，先帝亲自北巡到澶渊，契丹国主才派使者来商议通好；不久，他们的统军达兰又中弩而死，和议于是定下。当时难道可以保证边疆、相信戎人的心意，撤除警戒防备，并说这种继承友好关系能够坚固到今天吗？关键只在朝廷如何安抚接纳、控制驾驭罢了。如今处理边疆事务的费用每年将近千万，自从用兵以来，被拘系和杀戮的将士百姓将近几十万人，所以自古以来谈论边疆事务的人，没有不认为和戎有利、征戍有害的，正是深深考虑到这一点。恭敬地希望陛下召见二府大臣，试着详细审议这一建议；倘若能够采纳，便是百姓的福分，实在是大家所依赖的。臣不胜区区恳切之情。《乐全集》卷二十。钦定《四库全书》。《乐全集》卷二十一，宋张方平撰《论事》。《西事谘目》上呈中书。第一，敌寇每次侵犯边境，往往擒杀大将。议论此事的人认为，各位将领都有自己的亲随军队，按照旧例，凡是主帅阵亡，自有军法处置。近来的情况是，这条命令没有实行，所以将帅交战时，左右亲随逃散溃败，无法加以禁止控制。依愚见，这是军中的政令，应当由招讨经略司处理。前些日子好水川战败，任福等人全部阵亡，士卒逃散死亡很多，所以韩琦奏请招集，朝廷的议论同意了。既然请示本来没有道理，同意也不合适；同意，就是朝廷自行废弃军法，把施恩归给帅府；不同意呢？又可能因此造成意外，帅府便可以借此推辞，而朝廷承担他们的怨恨。军中已经听到了帅府的命令，忽然又有朝廷特别降命，三军一定疑惑恐惧。若在遇敌之时，进攻已有败势，退却又没有生路，情势难免使将领投降敌寇，更恐怕倒戈反向朝廷。将领在军中，君命有时可以不接受；面对时机应当适宜处置，间隙不能容发，哪里有上奏请示、往返数千里等待命令的道理？臣认为应特别派遣使者，或者明确降下诏书，责问其中情由，并申明告诫今后不得如此。这也是彰明朝廷防微杜渐的防范，挫折臣下只图保全自己的打算。第二，敌寇连续多年进入泾原，逐渐深入，杀戮掳掠老幼，驱赶抢夺牲畜，焚烧荡平房屋，使百姓不能耕种收获、栽植树木，沿边的篱笆村落荒凉一空。从镇戎军、原州、渭州等州城墙以外，南面的田地已经一片萧条，形势将要同保安州、延州相类似。这样下去，运输供应和转运补给，公家和私人都将更加困窘。汉代法律让被判谪刑的徒犯充实边地，唐代制度把罪人迁往塞下。如今如果命令流刑以上的罪犯，以及铸钱、造印和各种盗窃抵罪之人，结伙冒险贩卖禁物十人以上之人，明知敌情却越境运送资给、藏匿敌人、接受分赃等罪犯，只要是对良民有害、情理上特别恶劣的，都把其本人及一房亲属迁徙到边地，按人口给田，使他们自行供给粮食；然后实行什伍编制，使他们彼此互相担保、侦察，另行制定条目，交给边臣以严法惩治。希望能稍稍耕种塞上空置的土地。第一，四路分别守卫其根本，根本应当在长安。近来长安没有设置防备，而骑兵敌寇每次入侵都逐渐深入。假使敌寇冲出上防，乘胜像野猪一样横冲直撞，确实可以饮马于渭水。臣认为应在蒲州、雍州之间设置军队，派重臣镇守永兴军，委托他负责接应各路；等到知道敌寇集结、查明他们入侵的道路和方向后，再根据敌我人数多少分派军队前往援助。敌寇退去后，便率军返回原来的驻屯地；这不仅能壮大根本之地，遏制敌寇奔突冲击的势头，也足以安定关中人心，免除边城的运输劳役。第三，敌寇每次入侵边境，常常用衰弱的样子诱骗我军。将吏贪功愚昧，接连追入敌军的伏击圈，因而败给敌寇。采用这种战法，一个敌寇就能使王师三次覆败。就拿前些日子三川口的事情来说，如果葛怀敏拥重兵依靠险要之地，坚守营垒而不与敌寇交战，命令各个边塞营栅严加防备固守，那么敌寇即使敢于率兵深入，停留在坚城之下，进攻则势必不能攻克，停留则没有粮道可以依靠，退兵又有重兵从后追击；这难道是同我军相持日久的形势吗？据此推测，敌寇一定不敢越过葛怀敏而趋向渭州。所以敌寇只是希望迅速交战，使用各种诡计，务必引诱我军出战。况且我军屡次战败，士气消竭、势力衰弱；敌寇突然取胜却不骄纵，法令严明而军众整齐。臣常常认为，这个敌寇虽然没有远大的志向和长远谋略，实际上却是优秀的将领。让任福、葛怀敏等人抵抗它，恐怕还不能在一天之内决出胜负。如今制伏敌寇的办法，没有比不与它交战更好的；只要能够保全军队、严加防守，敌寇一定不敢深入。如果敌寇稍有越界侵犯，我军就以逸待劳，用轻装精锐截击其负重军队，占据要害来取得胜利，或许可以建立功劳。臣私下思考前后所以覆军杀将、助长敌寇气焰、丧失国家威严，使边疆事务到了这种地步、没有结束战争期限的根本失误，在于主将没有亲自来到战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