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全集卷十四

译《食货论》轻重 我听说，圣人凭仁德守护君位，凭财物聚集人民。因此，财物是帝王用来平治理万物、养育众生、保卫国家、统御世代、安定百姓、建立治理的根本。百姓生活所需，没有比粮食和丝帛更重要的。然而圣人制作各种器具来为天下谋利，制造货币来使有无相通，然后养生送死所需的物品完备，贵贱的等级分明，万物流通而不枯竭，贸易迁移而没有穷尽。从燧人氏直到三王，没有一个不是用轻重之法来治理国家的。使物资流通、顺应变化，让百姓不感到疲倦；明察天时，辨别地利，考察人力，审察物性，掌握权衡来治理天下，并在不平衡之处进行调节控制，然后天地万物的真实情状才能显现，轻重、消长也才能由君主制定。世上变化最剧烈而最不整齐的，没有比人心更甚的；众人竞相趋逐、由此发生争夺的，没有比财利更急迫的。因此，整齐人们的行动在于发布政令，平息争夺在于均平。君主就是发出政令、主持均平的人。长的就压低它，短的就补足它；空虚的就增加它，充实的就减损它；减少有余、补益不足，衡量物资而务求公平。只向百姓显示给予他们的形态，却不让他们看见其中夺取的道理；使百姓顺着这种制度去做，却不知道其中的缘故，然后才能控制天下的变化、成就天下的事务。如今国家占有四海而富足，把山林川泽所产的一切都搜罗起来；披毛带角之地都有赋税，普通百姓都有户籍。东南的珍美物产，是大贝、美珠、羽毛、象牙皮革；西北的珍美物产，是皮裘、毯子和名马；中原的物产，是三品之金、锦绮织成的花纹以及泉刀等货币。盐是食物的调味之物，铁是农田生产的根本，酒是百般礼仪的防范之物，茶是众多饮品之首，这些都由县官掌管了。历代增加的横征杂税，也都沿袭保留着。货物被搜刮殆尽，百姓困苦不堪，然而仓廪并没有因此充实，国库也没有因此积聚起来，这是什么缘故呢？大概是因为物资有所滞积，利益有所停滞，开通与闭塞没有方法，收取与发放又不合时宜。有关部门只是会把空虚的账簿做得很庞大，设置许多科条禁令，搜刮剥取奇货赢利，多年不停；查问追究细枝末节，千里之外还要等待回复，以至于命令一下奸诈就随之而起，法令一出奸邪便由此滋生。这大概是由于不懂得权衡轻重，不通晓盈虚消长的道理，所以忽略大的方面而谋求小的方面，忘记长远而只图眼前。有人说：掌管财货禁防的府署，实际上执掌国家的财赋；运输有常规，出纳有期限，只要遵循常规、沿袭旧制，谨慎守住法度就够了，为什么还要讲究轻重权衡呢？我回答说：如今有几金产业的百姓，尚且知道闲时从事贩运，按照时机趋利，掌握事情的缓急，在城镇乡邑中取得优势，何况治理国家呢？〔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万里〕 何况治理天下呢？所以，用权衡轻重的方法治理粮食和财货，百姓就会富足，国家就会充裕；弱国也可以变强。不懂得权衡轻重的道理，百姓就会困苦，国家就会贫乏；强国也必然转弱。请试着看看唐代开元、天宝年间，那时国威盛大如太阳升起，四海安定，国家的根本已经很厚实了。到了明皇晚年，却很是追求奢侈耗费，同时又崇尚礼仪而过分谨慎自矜。韦坚、王鉷迎合皇帝心意以图得宠，采用各种苛刻剥削的办法，不能开通财利的道路，却专门从百姓身上搜取，倚仗法令玩弄权力，积聚怨恨以酿成祸乱。四方骚动，于是国家便因此倾覆危亡。宝应、永泰年间，承受大规模战争之后，百姓大量凋残，又连年遭逢灾荒，朝廷内外都为粮食困难。宫中厨房没有能供给两时的积粮，禁军断绝了粮饷，京畿百姓只得搓取禾穗来供给他们。各地将帅骄横，军队抗拒命令，违背怠慢法度，征收的赋税不能送入朝廷。郡县的赋税收入更加减少，幸而有刘晏掌管租庸，能够用羡余来互相补充。百姓没有增加赋税，从各道巡院直到京师，设置的驿递彼此相望；四方物价的涨落，水旱丰歉的地方，不到十天就全都能知道。因此，粮食和财货的轻重得以掌握在手中，能够疏通堵塞滞积，使天下没有特别贵或特别贱的物品。朝廷取得了丰厚的利益，国家的用度得到周济，下面没有横征暴敛，百姓也感觉不到劳苦。所以唐代有识之士认为，自从设置财货管理机构以来，能够通晓并施行其方法的，只有刘晏一人。开元年间得到的是善于聚敛的臣子，却不懂得使财物增殖的办法，只知道搜取没有名目的财物，如同抢夺劫掠一般，因此下层困苦而上层空虚，国家由强盛走向丧败。宝应年间得到的是精于计数理财的臣子，能够明白权衡轻重的法则，以治理财货、疏通流通，百姓依赖他的利益，国家由衰败而获得安定。这就说明，权衡轻重、平抑物价，是治理国家、使百姓富足的根本。如今国家贤能的人才和良好的辅佐，济济一堂地在朝廷之中，像管仲、诸葛亮、刘晏这样的人，难道说没有吗？难道是任用了他们，却没有让他们充分发挥才能吗？难道是升迁调任太快，没有时间谋划长久之策，只求迅速聚集功利吗？为什么在山麓海滨，积压滞留的货物和未能发挥的利益这样多，却不知道加以疏通发泄？东边有遗弃的禾束，西边有饿死的人，却不知道聚集和散发物资？对冗游之徒和蛀虫般的祸害，却不知道加以清除吗？看来确实是任用他们却没有尽其才能，迁转升调过于仓促，没有时间谋划长远之策，只求迅速聚集功利，才导致了这种情况。倘若朝廷真正谋划任用贤能，把国家大计交给他们，使他们能够自行选择郎官以下直到佩黄绶的官吏，不限于卑微小吏，只要有才能便加以任用，作为自己的属官，使他们能够权衡轻重、处理政务，再以成效来考核他们，一定会有管仲、诸葛亮那样的人才出现。这样自然会调和阴阳、均平万物，关市不会缺乏，货物财用充足而国力富裕，赋税征收宽缓而百姓生活安定。《原蠧》上篇 如今的天下，百姓繁多，四海山林川泽的富饶，远远超过三代。赋税收入和财货积聚，比汉、唐更加丰厚。国内外没有战事，没有军队出征、战争防守、运输军粮和赏赐功臣的费用，也没有随时应命、立即准备兵卒的征发。然而百姓的力量却更加亏损，国家的用度仍不充裕。中等人家以下，衣食都没有剩余。这种弊病是从哪里来的呢？大概是国家有三种蛀虫，却没有人忧虑它们。三种蛀虫而不加以忧虑，即使有姜太公的权谋、管仲的计策，也终究不能使国家安定、救济百姓的急难。什么叫三种蛀虫？第一叫兼并。那些兼并之家，对农民有害，败坏法令：对上争夺君主的利益，对下牢固占有普通百姓的产业。他们独自操纵山海的货物，掌管林薮的资源，役使贫弱小民来致富；善于窥测时势、操控物价，坐享百倍利益。他们不知道耕田尽力、辛勤收获的劳苦，却让豆粟多得供犬马食用；不知道织布纺纱的劳苦，却让彩绣覆盖在土木建筑之上。奔驰车辆、飞驰骑马，规模可与贵戚相比；藻井彩绘，超过官府寺观。凭借财富雄厚，他们结交权势；爵位可以贩卖，刑罚可以设法回避。一次取悦权贵所花的钱，抵得上普通人家好几家的财产；一次宴享所耗费的财物，抵得上上等农民一年的劳动。既然如此，普通百姓凭什么生存？农民怎么能不流亡呢？

译农民辛勤劳苦，却不能免于饥寒，于是舍弃田地而奔向市井。市井中的人，利益又被富有强势者夺去，所以穷困而沦为奸盗。奸盗一天比一天多，农民也就更加困苦。因此百姓的产业一起窘迫，国家的用度更加空虚。这种蛀虫是由兼并造成的。富人之所以能够占有市井的利益、侵夺农民的产业，是因为国家不替财货权衡轻重、明确贵贱的制度罢了。如果确实能够考察根本与末节的道理，审定事情缓急的法令，平抑谷物的高低价格，视年成丰歉而收取或发放，堵塞牟利的道路，使货物只能从一个渠道流通，均衡其中的损益，调节盈虚，使强横的商人和囤积之家没有机会谋取暴利，那么权力就在君主手中，恩惠就在普通百姓身上了。古代四种民众各自凭劳动谋生，掌握技艺、从事职业来奉养一位君主，所以劳役容易供应，需求也容易满足。如今一个城邑有君长的尊贵，一个乡里有公侯的富有，豪强肆意掠夺孤弱，越过并触犯君主的禁令，这是百姓少而统治他们的人太多。先王制定典章，对于国家的宫室、车旗、乐舞、衣服、饮食、宾客、祭祀等礼制，直到冠礼、婚礼、丧礼、祭礼的仪式，从天子到大夫、士，尊卑等级无不有不同的规定，用来强化彼此的区别。至于规定普通百姓的产业，使他们向上足以奉养父母，向下足以养活妻子儿女，衣食充足，信用和立身之本也就确立了。所以，即使富有，也不许穿与身份不相称的服饰；没有特殊理由，不吃珍贵食物；进入朝廷所进献的财物不过缁帛五两；婚姻结亲时的礼物不超过一块肉。衣食之外的东西，凡超过身份等级的，都是逾越本分。纠正邪曲要超过端直，挽救浮华要以质朴为本，这些都根源于朝廷的风俗，从京师开始，上面实行，下面便仿效，响应如同回声。如今即使不能完全取法古代，也应当使四民的产业平等，不让富人独占财货、耗尽物资；从他们的房屋、车马、器物、服饰、奴婢等方面，都应进一步制定制度加以节制。名分确定就容易知足，欲望减少就不会争夺；即使积聚财货，也没有可以铺张使用的地方，那么他们贪婪聚敛的心就会知道止步。对上可以厚实国家的根本，对下可以劝勉农事，使百姓懂得谦让，刑罚也因此减少，天下沿着正轨运行，没有不足的忧患，难道不正是因为除去了兼并这一蛀虫吗？《原蠧》中篇 那些兼并之家，危害农民、败坏法令，确实是君主的蛀民。或者说，游入佛道和道教之道的人所造成的蛀害，难道不是更大吗？古代圣王治理百姓，把他们分为四种行业：有贵人所做的事，也有小民所做的事；有的劳心，有的劳力。劳心的人治理别人，劳力的人受别人治理。治理别人的人取食于别人，受治理的人供养他人。只有士人劳心而取食于人，农民、工匠、商人都是劳力并相互供养的人。从前，朝廷中有诚实的士人，田野中有诚实的农民，作坊中有诚实的工匠，市场中有诚实的商人。到了世道衰败，风俗教化淡薄，民间习俗败坏，于是士人矫饰虚伪的行为，农民离开本业，工匠制作过分精巧的器物，商人贩运奇异货物。即使末业逐渐发展，也仍然只是四种民众而已。后来黄老之说在秦汉兴起，晚些时候又有佛教传入。魏、晋以后，天下分裂倾覆，永嘉之乱发生，伦理纲常全都败坏。羌人、胡人杂居于中原，士大夫流散到荆、吴一带。邪说逐渐得势，其教义于是大为盛行。所以《诗经序》说：“小雅完全废弃，四方夷族便交相侵扰，中原就危险了。”到了梁氏时期，佛道之徒更加横行，百姓更加昏乱困顿、迷惑不悟。历经唐代直到今天，邪说浸染泛滥，横流溃决而不能遏止。先王之道，已经断绝得如同一根将断的丝线。九畴、五教以及天人之间的法则，都被搁置而无人过问。凡是普通百姓，舍弃君父的尊严而去侍奉泥木雕像，轻视忠孝之道而诵读佛道荒诞悠远的言论，忽略律令之法而遵循佛道的戒咒之说，轻视赏罚的命令而相信祸福报应；割舍衣服食物的用度，来供奉佛道庄严的费用；侵夺贫民的产业，去资助那些游荡懒惰的人。上至宫禁、外戚、公侯，下至士人和庶民，他们信奉并归向佛道，没有不如此的。古代教导百姓，各自从事自己的职业；父亲教训儿子，兄长勉励弟弟；年少时学习，长大后精通；不见异物便改变志向，所以经常的风俗得以保持，民心不乱，制度能够确立，邪僻之事不生。如今天下即使只有十户人家的小邑，也一定有一座伽蓝；简陋门户之下，也一定有一龛佛像。不同街巷的人聚在一起，高兴时互相祝贺，愤怒时互相诅咒，一言一语，必定以佛教的话作为凭证。从小听惯了，长大又看惯了，怎么能不相继沉沦而流入它的行列呢？因此它的源头深、流脉长，根基牢固、枝叶茂盛。它的徒众遍布天下，而人们却不知道厌弃。国家的府库在上面被耗尽，百姓的财力在下面被竭尽；君主凭借威权发怒而予以铲除，势头刚刚平息便又重新炽盛。正直士人以辩才和智慧扼腕深切议论它，一开口便获罪，因而它的徒众更加张扬。上明则没有日星，下暗则没有鬼神；前面没有伏羲、神农，后面没有周公、孔子，却以诬蔑惑乱之说蛀蚀吞食这些百姓。广大的殿堂高耸的楼阁，制度规模如同帝王居所，都是它的徒众居住的地方；罗纨和精细的白绢，都是它的徒众所穿；稷粱等精美甘滑的食物，都是它的徒众所享用的。有的还囤积财货、谋求利益，坐着开店、行走贩卖，既不承担赋役，又兼并侵夺农民和商人的产业。古代论说治理国家的人认为，一个男子不耕作，就有人因此挨饿；一个妇女不织布，就有人因此受寒。如今佛道中游食的人，姑且只计算天下各地以及供他们役使的童仆，总共有多少人口，难道只有五十万吗？按一个普通人的食量计算，再加上柴薪、盐、蔬菜等用度，每人每月耗粮一斛，每年就是六百万斛；每人穿布帛二端，每年就是一百万端。我私下估量国家安排财用，上要供给郊社、宗庙、百神的祭祀，下要供给百官俸禄、六军粮饷，所需数目极其巨大。仓库中的积粮，依靠东南运输供给；然而每年江淮漕运的粮食运入太仓，国家的制度不过六百万斛，却还没有人能把它全部运到。这样看来，佛道中游食之徒一年所吃的粮食，就相当于国家一年的储备。何况四方各郡和边塞地区，常常苦于军粮不足。

译到了天下不幸遭受水旱灾害、虫螟灾害的时候，百姓填尸于沟壑，饿死者流散道路；想要赈济救助他们，却计算仓廪积蓄而发现无力供给，那么这种蛀害确实由来已久了。然而该怎么办呢？圣人的制度，是用道理随着时势变化而增减，谋划事情先从根本开始，必定顺应时势而归于正道。《易经》节卦的卦象就是这样，所以节制得当则吉祥，节制过度则凶险。至于已经失去产业的百姓，把他们驱赶回南亩，又毁掉他们的房屋、登记他们的财产，这样的节制不是太苦了吗？如今如果确实节省那些伤财害民的事情，稍微禁止毫无限度地营造土木的费用，更加严厉惩治奸盗和触犯法律的行为，同时又不颁布普遍度僧、广施佛法那样漫无边际的恩泽，那么不用等到一世过去，佛道之徒就会减少大半。幸而把他们大半的衣食费用节省下来，用来增加百姓的供给，天下难道不会更加富裕吗？《诗经》说：“和乐平易的君子，求取福祉不走邪路。”如果赈济贫穷，抚恤孤寡，礼敬高龄老人，救助病人，免除拖欠的债负，放宽赋税，简省刑罚，振兴淹滞未进的人才，这确实是君主向下施布恩德、从上天接受福禄的道路。卿大夫对君主尽忠，立身行事正直，对下属施以恩惠，就能承受上天的美好命令，能够享有自己的家业。普通百姓谨慎修身、节约用度来奉养父母，就不会遭受灾祸。这样风俗自然归于淳厚，上下都能富足，国家堂堂正正，百姓全都得到治理，又哪里还会有追求佛道的需要呢？孟子说：“我听说用中原的教化改变夷狄，从来没有听说被夷狄改变的。”说的就是这种情况吧？《原蠧》下篇 三代以后，谈论治理国家的，只有汉、唐直到我朝。天下大概还是从前的样子吧？但若说到蛀害，那就更多了。汉代有兼并，唐代有佛道，我朝又增加了兵马。蛀害出于一种，百姓就有不足；蛀害出于两种，国家就将空虚贫乏。三种蛀害一起产生，怎么能希望上下都丰足呢？上天生出金、木、水、火、土五种材料，世间共同使用，国家必定要有武备，这是国家的大政。军队是国家的卫士，怎么能说是蛀害呢？只是设置军队的方法同古代已经不同，所以才称为蛀害罢了。三代以后直到唐代，兵农本为一体，所以周代依靠州里组织军队，齐国人修治内政而寄托军令。汉代的法令征调百姓轮番更替，以充实边防戍守；唐代的制度按户籍登记征发，以准备府兵。因此这些人平时耕作就是农民，战争时作战就是士兵，从来没有平时安逸坐着、只依靠国库供给衣食的人。考察用兵的法则，奔驰战车一千四驷，革车一千乘，带甲士兵十万人，计算其财物用度，每天要耗费千金。因此用兵贵在笨拙而迅速，不把持久作战当成高明，是害怕耗尽力量、用尽财物，从而使国家受害、百姓骚扰。所以善于用兵的人，不再征发同一批人，不连续三年运送粮食；军需取自本国，粮食则取自敌方。如今从禁卫军到州郡的冗余士卒，不下百万人，张口就吃饭，伸臂便穿衣，数日便以领取赏赐为期；每天都有万金的供养，没有一刻休息，天下供给他们，怎么能不困乏？考察历代用兵的办法，只有唐代最没有节制。凡是发动徭役、征集藩镇军队，军队一出本境，便由度支供给粮食，因此骄横的将领和强悍的士卒暗中彼此勾结，故意拖延出兵、养大寇盗，以求邀取宠幸和利益；国家力量不能供给时，往往只好罢兵释放，却又更加厚待姑息他们。不过军队解散之后，费用总还有停止的时候。起初天宝年间，废除折冲府，建立武士帐，兵和农民才开始分离。代宗、德宗以后，内外多有祸乱，又增加设置禁卫军，开始建立各种名号，于是有了天威军、神策军等军队。到了有大规模征讨时，发动大批人众，必定要征发诸侯的军队。因此宝应、建中年间，国家虽然多有变故，从江淮漕运来的粮食用来供给关中、供应军粮，也才四十万斛，还没有人能够运到。如今从东南运输粮食，送入太仓，是唐代的十倍，却仍常常感到供给不上。京师百姓以亿万计，大半依靠军粮余下的粮食生活；所以在稻粟产地，农民冬寒耕作、夏热除草，常常没有多余的一粒粮食。中等人家以下，大多没有储藏；富强之家所存粮食，也很少能留到新谷成熟的时候。土地的力量、贫农的劳作，全都被搜刮一空，运到西都作为军粮。所以我屡次把兵马列为一种蛀害，是因为设置军队的方法同古代已经不同了。那该怎么办呢？如果上面不废弃武备，下面又不耗尽国家财力，那么我曾经提出过民兵的主张。如果使粮食和兵力都充足，又不废止训练，那么我曾经提出过屯田的主张。倘若这些主张能够在朝廷上被采纳，加以润色完善并付诸实行，不到十年，精锐的士兵就都会回到南亩耕作了。然后放宽徭役、减轻赋税，劝勉农民致力于根本事业，减少上面的负担而增加下面的利益，百姓的喜悦一定无边无际。取消禁令，除去对商旅的讥察，国家用度自然会周全充足，家家给足、人人富裕，礼义兴盛流行，歌颂之声洋溢四方，盛大的德业将超过三代。谨此论述。《乐全集》卷十五 钦定《四库全书》《乐全集》卷十六　　　　宋　张方平　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