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全集卷十六

译论 《中庸论》上篇 《中庸》说：“天所赋予人的叫作性，遵循本性而行叫作道，修明道叫作教。”这是圣人用来防范天人之理、穷尽性命的关系、举明中正大道的要领、端正教化开端的道理。至于孟子、荀子、扬雄三人关于善恶的论说，就与《中庸》的教化不同了。有人问他们的说法，我回答说：“三人所说的性，是一个人的性；《中庸》所说的道，是天下人的教化。天下的人，虽然风俗各异、贤愚品类不同，但说到口舌对于滋味，必定有共同喜爱的；耳朵对于声音，必定有共同欣赏的；眼睛对于颜色，必定有共同喜欢的。至于人的心，难道偏偏会各不相同吗？所以天下人心共同尊重、珍视的，是五常之道。你知道雨、雪、雾、露从哪里来吗？它们也是江河湖海之气。水气升腾上行，成为久雨、时雪、雾中的润气和露水的滋润，使百谷成熟、万物生长。天下人从不把功劳归给江河湖海，而把根本归于天，是因为水旱灾害的根源在天。人禀受五行之气而生，内含辨别好恶的明性。圣人顺应人性中共同尊重的东西，于是推行仁来扩大爱，制定义来合乎时宜，以礼端正名分，以智应对变化，以信彰显诚实，使天下得到治理，常伦得到整饬。” 百姓却不知道这些根本就是自己的本性，反而把功德归于上天，是因为治乱有其所系。况且五方的百姓，以及夷、貊等族，嗜好欲望彼此不同，语言也不相通，他们的本性不遵循教化，大概是天地之气所形成的偏向造成的。文王施行德政，西戎成为仁让之邦；箕子推行教化，东夷成为礼义之国；幽王、厉王淫乱暴虐，成王、康王时的风俗便败坏了；桀、纣残暴酷虐，禹、汤时代的百姓也就可以被诛罚。秦朝居于镐京，戎人的政俗却兴起；孔子居于九夷，夷人却不鄙陋；披散头发举行祭祀，伊川就成为陆浑；椎形发髻的人入朝，瓯越就成为汉朝的郡。由此说来，民性有什么固定不变的呢？只是随着教化改变罢了。你何不拿不同的动物来作比方呢？马、牛、骆驼、骡，是兽类中强悍的；雕、鹗、鹰、鹯，是鸟类中凶猛的；驯服它们、给它们套上器具役使它们，只在于顺从人的意志。何况人的灵性，难道会像木石那样不能改变吗？如果真是这样，那么周朝衰落、战国混乱以及秦朝暴政之后，经过几百年，就不会再有汉文帝、汉景帝；汉朝末年以后，魏晋的弊乱、五胡的扰攘又经过几百年，也不会再有唐太宗。因此，大教化施行时，天下人的本性就会归于一致；大混乱发生时，也会因为一个人的情状而使天下人的愚昧发生变化。所以说：“《中庸》，就是天下的教化。”这是圣人用来穷尽性命之理、端正教化开端的道理。谨作论。《中庸论》中篇 问者说：“您认为中庸之道一定要施行于天下之后才可以施行吗？”我说：“不是这个意思。中庸之道收拢起来可以充实一个人的自身，舒展开来可以遍及天下。我只是听说考察大的方面可以概略地说明小的方面，拘泥于小的方面有时会遗漏大的方面，所以特意把它的要旨推广开来说。姑且从一个人的本性来观察，不是更加精细吗？况且尧舜行善、桀纣行恶，难道天下每一家的人都亲眼看见过吗？居上位者所实行的，本来就是居下位者所效法的。吃惯苦菜的人不知道荠菜的甘美，居住在嬴、博之地的人必定说齐国话，青黑色的丝帛随着染色改变，香草和臭草能够改变气味，都是因为受所处环境迁移的缘故。尧舜以仁率领天下，百姓就跟随他们；上位者所指示、所顾盼的，下位者必定奔走趋赴，更何况亲身率领他们呢？所以一个人的本性如果确实仁厚，天下人的本性就会归于仁厚。汤、武时代的百姓，原本也是桀、纣时代的百姓；在夏、商时是恶的，在商、周时却变善了，这就说明民性很容易端正。因此百姓的本性随着教化改变，好比杞柳弯曲它就可以制成杯圈，好比湍急的水激荡它就可以使水向上或向下，好比树苗，用灌溉锄耨的功夫可以移植到肥沃或贫瘠的土地，好比木材，用加工揉治的力量可以改变木头的弯曲和直挺。因此圣人知道天下人的本性可以使其归于一致，所以执守一贯之道来制约天下的变动，通达至诚来会合万物化育的根源，与各种不同事物相契合，周遍观察而一视同仁；他端庄沉默于门窗之间，凝神于太紫之庭。我无为而治，百姓自然淳朴；我没有私欲，百姓自然受到教化。这样，天下的风俗就安定和谐，各自恢复本性，性命之理也就得到实现了。所以说：“只有天下最真诚的人才能尽其本性；能够尽其本性，就能尽万物的本性；能够尽万物的本性，就可以赞助天地化育万物，从而与天地并列。”因此，圣人的道理，大到可以与天地并立，小到可以通达鬼神；它变化时就发动，顺应时就安静；不急迫却能迅速，不行走却能到达，天下百姓仍然都在它的范围之内。所以它能使人伦和穆，改变风俗，使百姓的德性归于敦厚，使万物的本性合于和谐；这一切的根本，都是从一个人的教化开始的。因此，穷究性命的学说、贯通天人与人事关系的，只是中庸的教化罢了。谨作论。《中庸论》下篇 孔子说：“道不能实行，我知道原因了：聪明的人超过了它，愚笨的人达不到它。道不能彰明，我知道原因了：贤能的人超过了它，不肖的人达不到它。”贤能的人，是人道修养的大成者；聪明的人，是天下通行之道的明达者。凭贤能和智慧这样的资质，对于中庸的德性来说已经很接近了。孔子说：“什么叫超过呢？”我说：这就是所谓的超过和达不到，并不是说上等的智慧和下等的愚昧，而是说中等人的行为可以向上或向下。那些中等人不能得到道的最正确之处，所以刚强的人自我夸耀，柔弱的人自我懈怠。因此说：“小人也能行中庸，只是小人没有忌惮。”自我夸耀的人，以为自己的贤能就是贤能，以为自己的知识就是知识，所以超过了中庸。又说：“别人一次就能做到，我用一百次；别人十次就能做到，我用一千次。”果真能按这个道理去做，即使愚笨也一定会变聪明，即使柔弱也一定会变刚强。自我懈怠的人，认为自己不能做到，却没有人勉励他，所以达不到。这样两种人，高的可以压低，低的可以抬高罢了，并不是不能改变的本性。孔子说：“舜大概是最有智慧的人吧！他掌握两端而对百姓实行中道，这大概就是舜之所以成为舜的原因吧？”如果把聪明解释成超过中庸，那么舜就不能称为舜了。孔子说：“颜回这个人，选择了中庸之道，一旦得到一个善行，就诚恳地牢记在心，始终不使它失去。”

译如果把贤能解释成超过中庸，那么颜回还怎么能称得上“差不多接近道”呢？孔子说：“人人都说我聪明，却把我赶进网罗、捕兽器和陷阱之中，而不知道躲避；人人都说我聪明，却选择了中庸，不能坚持满一个月。”前面所说聪明的人超过中庸，就是这一类人。孔子说：“愚笨却喜欢自作主张，地位低下却喜欢独断专行。”《尚书》说：“轻慢别人，自以为贤能。”前面所说贤能的人超过中庸，就是这一类人。因此，圣人的道没有超过中正，也没有比和谐更有节制的了。用它来治理自身，心神庄重而身体舒展；用它来施行政事，百姓安定而事务顺利。把它推行到天下、国家和万民，就会使天下得到治理；它所以能够推行扩大的根源，发端于一个人的真诚。因此说：“真诚能够使自己成就。”又说：“真诚并不只是成就自己，也用来成就万物。”所以它开始于成就自己，最终达到成就万物。尧舜以德成就自己，天下百姓便归于敦厚；禹以亲身勤劳成就自己，天下百姓便真正得到治理；汤以除去暴政成就自己，天下百姓便盼望归附；文王、武王以仁义成就自己，天下百姓便兴起谦让之风；汉高祖以宽大成就自己，天下百姓便推诚相待；汉文帝、汉景帝以恭敬节俭成就自己，天下百姓便安定宁静。推及百世以后，从来没有居上者端正而居下者不敦厚的，也从来没有居上者邪僻而居下者不邪僻的。因此君子把真诚看得最为可贵。《中庸》的德性真是达到极点了。谨作论。三代建国论 天子建立天下的大名号，是用来表明万国；诸侯确立一国的名称，是用来统领百姓。所以君王承受天命后，要改变正朔、改换服饰器用，同百姓重新开始，这就是重大的制度。解释者认为，颛顼以前，是取法德行来确立君号；高辛以后，是依据土地来作为国名。到了三代，天下的称号就清楚明确了。五帝的道是把天下看作公有而没有私心；他们生前的称号不超过实际功德，死后的谥号也不夸大美德，百姓日常使用这些称号，却没有什么可以称述的。三王的国家世代相承，如同一家；如果不为它确立名称，子孙又凭什么称述呢？有人说：“夏、商、周，是沿用原有封邑的名称吗？”我说：是承受天命以后才为它们命名的。禹兴起时，没有固定的百姓和土地，却享有上天的禄命，那么“夏”这个名称就不是原来已有的。自契到汤，商国八次迁徙，汤开始居住在亳，沿用先王所居之地；军队奔向鸣条，桀逃到南巢，于是顺应天意人心，继承禹的旧业。这说明“商”这个名称也不是最初封立的。稷最初受封于邰，公刘居于邠，太王迁到岐山，文王奠定天命，成为西伯；说到他的都城，仍然称作镐；《牧誓》还说“远方的西土之人”。武王战胜纣王，大大成就了他的功勋，于是汇集天下大统，安抚四方夏地，作《武成》篇，开头说“在周庙祭祀”，又说“各国的大君和百官接受周的命令”，又说“有道德的曾孙周王发”，这说明“周”这个名称，大概是在战胜商朝以后才建立的。由此可知，夏、商、周三代的称号，都是取光明显赫的名称，用来彰显长久伟大的功业，建立大统，流传无穷。夏的意思是“大”，没有什么能比它更大；商的意思是“中”，以中道施用于百姓；周的意思是“完备”，盛大的德行完备。项羽分裂天下、分封诸侯时，高祖得到汉中，却因失去职分向西而去，心中怀着怨恨，张良、陈平等人说：“汉，是个美好的名称。”人们又说：“天汉。”所以高祖登上帝位后，最终用它作为国名。到了魏、晋以来，开创基业的君主都依据受命之地来建立国号，沿袭成为惯例，没有更改。君王以天下为身体，国君以国家为身体；君王世代居其位、把百姓当作子民，君主个人的善恶并不恒定，但国家的整体不能改变。修饰自身的美名，是私事；美化国家的名称，是公事。所以我说：君王受命后改变正朔、改换服饰器用，是留给后世谋划的大事。考察前代诸儒，大多拘守三代的名称，都认为它们沿用原有封地而不改变，并且认为先君封国的名称不能更改，以此使后世疑惑，所以我写此论加以说明。谨作论。

译《史记·五帝本纪》论 周朝的制度废弛，秦朝毁弃古文，焚烧《诗》《书》，所以明堂、石室、金匮、玉版中的图籍散乱。太史公搜集天下散失的旧闻，记载上自轩辕、下至太初的事迹，写成一家之言，事情的脉络条理分明，确实详备周全。然而编写史书的方法，以本纪为纲领。本纪，就是统摄全局，说明王者统一天下，天下的正朔从这里承受，法令也由这里发出。可是司马迁编写本纪，却从黄帝开始，我对此感到疑惑。《易经》说：“古代伏羲氏统治天下时，仰观天象，俯察地法，于是开始创作八卦，以贯通神明的德性，类比万物的情状。”大概三才之道、九畴的根本、文字契刻所记载的东西，都是君德最为盛大的表现。伏羲氏应当是历代帝王的首位。孔安国说：“伏羲、神农、黄帝称为三皇，少昊、颛顼、高辛、唐、虞称为五帝。”如今司马迁叙述三皇却遗漏伏羲、神农，编写五帝本纪却排除少昊，为什么呢？《易经》从三画开始，《尚书》的根本在三坟，礼的萌芽、乐的兴起、万类的区别、百姓的生存，都从伏羲开始，而司马迁却不加记录，为什么呢？《易经》说：“帝从震方出现。”五行发生作用时首先从木开始，所以太昊取法于此，首先以木德称王天下。如今遗漏伏羲、神农而不记录，排除少昊而不叙述，这对于五德相承的次序来说可以吗？郯子说：“伏羲氏以龙为官师，按照龙来命名官职；神农氏以火为纪；黄帝以云为纪；少昊以鸟为纪；颛顼以人为纪。”如今遗漏伏羲、神农而不记录，排除少昊而不叙述，这对于五官相承的纲纪来说可以吗？《时令》说：“盛德所在，各以相应的帝王配享。”这是用来主持四时祭祀、端正五方位置的。如今遗漏伏羲、神农而不记录，排除少昊而不叙述，这对于四时迎气的制度来说可以吗？《孔子家语》记载孔子对宰予说五帝德行的说法，遗漏少昊而列有禹。又有季康子询问五帝的名称，孔子便以太皞、炎帝、黄帝、少昊、颛顼回答。大概孔子的回答，是根据所问而来的；季康子从五德开头发问，所以孔子以五运相承来回答。宰我原本是以黄帝发问，没有问到少昊，所以略去不记。司马迁既然广泛搜罗、周备博取，裁定成为固定的典籍，接续先圣断绝的传统，阻止学者末流，以本纪概括名数，以表书校正时历，以世家彰显宗族根本，以列传记载成败。然而，他以大本纪作为统领，却在每一纪开头遗漏了两项：考察三皇的事迹而不记录伏羲、神农，观察五帝的事迹而不载少昊，我私下对此感到疑惑。如果说其中含有微妙的防范之意，那我就不知道了。谨作论。《三代本纪》论 听说著述的大体，在于辨明名分。名分不正，条理从哪里产生？三代的君王称号，是可以考知的。但司马迁编写《夏本纪》《商本纪》《周本纪》，却把夏、商称为帝，唯独把周称为王，这是什么道理呢？帝王，是拥有天下的大名号；名号，是用来表明功德的事迹。从前尧、舜凭至仁感通上天，广泛施爱而没有私心，是凭德而称帝的。禹平定水土，九种功绩都得到治理；汤、武实行革命，为百姓除去暴政，是凭功而称王的。《尚书·尧典》说：“考察古代的帝尧。”《舜典》说：“考察古代的帝舜。”至于君臣之间的言语，称帝时说：“是。”帝又说：“唉。”帝又说：“询问谁呢？”《夏书》则说：“考察古代的大禹。”至于禹与皋陶、益、稷互相赞助告诫的言语，称禹时说：“是。”禹又说：“唉。”禹又说：“好。”启与有扈在甘地的郊野交战，作《甘誓》，便称启为王，说：“啊，六事之人。”自先代诸儒都说：禹继承世代而以家天下，德性从此衰落，才去掉帝号，对启称王，这确实是可信的。《汤誓》说：“夏王率领军队阻挡众人的力量。”仲虺的诰文赞美汤的德行，说：“上天于是赐给王勇气和智慧，只有王不亲近声色，王努力彰明大德。”《汤诰》说：“王从战胜夏朝之处回来。”《伊训》说：“伊尹奉事继承王位的君王。”《盘庚》说：“王命令众人。”《高宗肜日》说：“祖己训诫诸王。”《诗经·商颂·长发》篇说：“武王载着旗帜，有防手执大斧。”又说：“确实是阿衡，确实辅佐商王。”考察《诗》《书》，夏、商称王是很清楚的。可是司马迁编写三代本纪，从禹以下十六王，从汤以下二十九王，直到桀、纣，都记录为“帝”；《尚书》称“商王受”，司马迁却称“帝辛”，到了周朝才称“王”。唉！司马迁既然打破编年体而改写为纪传体，搜集补充旧闻，驰骋于诸子百家之间，上下数千年，条理清楚，可以说勤勉而精密了。然而对于帝王的次序、国家统统的大体，反而发生错误，违背六经，把桀、纣称为帝，把文王、武王称为王，这能说是正名吗？况且本纪是政教的源头，也是列传、志书所由产生的根本。如今司马迁编写五帝本纪，却失去了相承的次序；叙述三王，又违背了正名的原则，没有比这更大的问题了，所以写下此论来加以说明。谨作论。

译《四代受命论》有人说：“源头深远，水流就长；根基厚重，德性就深厚。但舜、禹承受天命是凭自身，商、周累积功业却凭世代相承，这是为什么呢？”我说：“舜、禹，是上天亲自树立的；商、周，是人们自己成就的。从前舜父母失和而处在下层，居住在田野，谨慎戒惧，瞽叟也确实顺从他；他大孝的德行感通上天。帝让他经历各种艰难考验，最终授予他帝位。禹平定水土，常伦于是得到整饬，六府、三事、九功都得到平治，天命的历数归在他身上，于是任用他居于帝位。这些都是极高的德行和巨大的功劳，与神明相合，所以即使没有一旅之众、没有一成之地，诉讼的人也不归服于朱而归服于舜，歌谣的人也不归向均而归向禹。所以说，舜、禹承受天命是凭自身，是上天亲自树立的。商朝从契传了十代才有成汤，成汤亲自实行仁义，经过十一征而拥有天下。周朝从后稷开始，对百姓有功，积累德行、承袭仁政，到文王时接受上天的大命。所以说，商、周累积功业是凭世代，是人们自己成就的。因此，平民凭一己之身取得天下，德行必须像舜那样，功劳必须像禹那样广大；世代相承而拥有天下，罪恶必须像桀、纣那样深重，然后上天才会断绝其命。所以即使商、周兴起，也一定要等到这样的时机。不过一代之中如果有不同的君王，只要有盛大德行，上天一定会保佑并授予天命。” 夏朝的少康、商朝的二宗、周朝的宣王，都能够深厚地修治前代功业，使王业中兴。难道只有二帝三代的事情是这样吗？即使百代以后，也可以由此知道。况且天道最为诚信，人心却极其纷繁，天命并不固定，只授予有德之人。汉高祖从徒步平民起兵，挺剑向西，革除秦朝的惨酷，除去项羽的残暴；自周朝衰落、战国以来，百姓陷于涂炭达五百年，他一旦就把百姓拯救出来，使他们安置在仁厚长寿的境地，可以说是大德了。再加上汉文帝、汉景帝的恭敬节俭，汉武帝、汉宣帝的英明，所以即使汉朝中途断绝，百姓的心仍然依恋汉朝而不离去，这其中是有原因的！是有原因的！东汉末年丧乱，天下接连用兵，直到唐朝才开始重新恢复王者的事业。唐朝国运延续三百年之所以能够系结民心，是因为唐太宗。唐朝、宋朝以及五代的弊病，使四方土地分裂，越来越残酷地对待百姓，近二百年间，百姓没有可以休息的地方。我太祖武皇帝顺应天命和人心，拨乱反正，天子的旌麾所指，四海之内全部安定。到了先皇，天赐福祉，自古以来能够成就的事业，全都举而实行，难道不是承受天命的真正君主吗？因此宗庙祭祀他，子孙保守他的基业，从而聚集这无穷的福泽，是有来由的。《诗经》说：“美善快乐的君子，德行光明美好，适宜百姓，适宜众人，从上天接受福禄；上天保佑他、授予他命运，并从天上再次加以申明。” 《左传》说：“有盛大德行的人，一定享有百世祭祀。”《中庸》说：“有大德的人一定承受天命。”说的就是这个。谨作论。《南北正闰论》帝王建立事业，必定承受符命、接受图谶，改定正朔、变更国号，制定制度来实现大一统，推演历数来叙明五行运行，这都是为了响应上天的美好命命，与百姓重新开始。西晋发生动乱后，天下九州分裂，琅邪王室流徙到江东，实际上承继了金德；拓跋氏奋起于北方，迅速占据中原。既然五郊祭祀不能南北两边同时举行，三统相承，正朔和闰法就应当归于一致。如今把晋看作闰统吗？没有听说革命之后还传承闰统的；把魏看作正统吗？这实在不是中华旧有的大统。这个征兆已经决定了，谁来处置它呢？晋渡江以后，保存了中原的礼俗，占据吴人的旧地；齐、梁以后，风俗教化荡然无存，危弱相承，礼制刑法都没有建立。五代四姓，逐渐衰微灭亡；上面没有所承受的正统，下面没有可以归附的对象，即使想要匡正，又有谁愿意听从呢？况且商王盘庚迁都于亳，周平王建都于洛，都没有超出王畿范围，就像回到别馆之中，百姓确实跟随，也没有失去旧有的制度。至于身处藩屏之地，观望本朝，进不能扶救危局，退而另立正统，这不能相提并论。至于太伯逃奔勾吴，就不能再说他是姬姓周人；昭烈帝在巴蜀兴起，难道可以说他就是汉朝正统吗？魏氏先世本来就在漠北，控制弓月、朔方、代地，向南平定燕赵，继而打通秦、凉，发布政令、制定法律，改变风俗、迁移教化，使天地有所奉行，百姓有所庇护；而且它居有先王的君位，占有先王的国土，统治先王的人民。那么，夏禹出自东夷，周文王的基业起于西羌，后来承受天命，安抚四方华夏，《诗经》《尚书》记载这些事，应当怎样称说呢？前代大儒判定南北正统疑问的做法，正是为了扶正魏统。有人说：二帝三王承受天命、继承运数，必定先有歌谣归附，所以人与神共同协助赞美。秦朝迁置周鼎，汉朝接受秦朝投降，虽然仁暴不同，也仍有传授承继之事。元氏兴起于防合，践履并享有中原土地，称为受命；晋朝祭祀尚存，就称为中国。这样说来，刘聪僭据之地，竟成了陶唐氏的冀州；苻秦所建都之处，实际上就是宗周的咸阳、镐京。如果只是审定王都承继的次序，推考生胜相克的法则，使正统与闰统相继，那么又有什么值得崇尚的呢？回答说：刘聪、石勒、苻坚、姚氏，世代和国祚都短浅，想要匡正他们的名分，却没有可供匡正的名分。魏氏的霸业从道武帝皇始年间开始，典章法制明白显著，至太和年间完成；朝廷内部没有强臣，谁能与苏峻、桓玄的逼迫相比？间或有昏弱的君主，也不像宋、齐末年那样；即使末世发生尔朱氏之变，建康也已经更换了三个姓氏。唐以土德承继隋，隋以火德承继周，周以木德改变魏，魏以水德承继金德。过去汉高祖确定正统时，距离姬姓周朝灭亡已经将近六十年，以闰统的秦为霸而继承周朝，明定为火德，懂得此理的人认为这是得到了天统。魏氏推定历数时，距离愍怀帝死亡也有六十年。经过四个僭伪政权之后，魏又承接晋朝的定论，确定为水德。议论者认为，应当扶正晋朝的帝位，并上推到伏羲氏从东方震位兴起而君临天下。帝王大统的道理，就清楚了。谨此论述。

译君子大居正论 宋宣公舍弃太子与夷，立弟弟穆公。穆公病重，让自己的儿子冯到郑国居住。他召来大司马孔父，把殇公托付给他。殇公与夷即位后，十年间交战十一场，百姓无法忍受这种命运。华督趁着民众怨恨杀死了他，国家大乱。公子冯即位，这就是庄公。他停止战争、安定百姓，国家于是得到治理。《公羊传》说：“君子最重视居于正位。宋国的祸乱，是宣公造成的。唉！宋国的祸乱，穆公才是造成它的人。”公羊子的讥刺，是不是过分责怪宣公了呢？国家的大事，没有比继承统绪更重要的。宣公舍弃自己的儿子而立穆公，大概是考虑到宗庙的重要，慎重安排托付之人的意思，并不是疏远自己的儿子、偏爱自己的弟弟，也不是因为弟弟有才而儿子没有才。穆公没有体会宣公的本意，反而效法小节上的谦让，让与夷在国内任性妄为，以致造成大乱。所以宋国的祸乱，实在是穆公造成的。对宣公不加讥刺，是可以的。有人说：“《春秋》的义理，重视义而不重视表面的恩惠，伸张正道而不伸张邪曲。因此鲁隐公把君位让给桓公，君子认为这不正，可以说是轻视千乘之国，但还不能说是践行正道。”这就是宋宣公被讥刺的原因。回答说：“这两件事的义理不同。宋国是商王后裔，立弟弟为君是常法。从前微子舍弃孙子腯而立衍，君子认为他实行了古代的道义。周代的法制是嫡长子的儿子继承君位，微子立衍，是自行遵循商代的道路，所以记事者认为这是正当的。这样看来，宣公考虑得深远，在礼制上也顺当。他的义理不能同鲁隐公、鲁桓公相比。有人说：‘舜像尧，尧就把帝位传给他；禹像舜，舜就把帝位传给禹。因为没有找到像自己的继承人，所以才把帝位传给儿子，用以止息天下的争夺和动乱。’照这样说，舜不能把帝位传给禹，就是尧没有找到合适的授受对象；尧不能把帝位传给儿子，就是舜不善于知人。正因为他们的授受没有失当，所以二帝一王都被称为具有聪明的德行。宣公认为穆公贤能，让他主持国家；可是穆公反而成为祸乱的根源，那么宣公把君位托付错了，又该怎么办呢？回答说：‘这两件事的义理不同。尧、舜是从外部选拔，宣公、穆公是从宗族内部选择。从外部选拔，因为范围广大，所以必须寻找像自己一样贤能的人；从内部选择，只因亲近宗族，足以继承世系罢了。穆公比殇公贤能，舍弃殇公而传位给穆公可以；殇公不如庄公贤能，却舍弃庄公而传位给殇公，就不可以。’所以我说：‘宋国的祸乱，实在是穆公造成的。’《公羊子》讥刺宣公，确实过分了。因为国家的大事没有比继承统绪更重要，所以详细说明其中的大义。谨此论述。诗变正论 孔子删定《诗经》，分辨“四始”的意义，列出十五国的国风，却只有《周南》《召南》符合正始之道，是王道教化的基础；其中的防范作用究竟在哪里呢？回答说：从前周道兴盛，首先始于闺门之内。起初古公亶父和姜女一同前来营建居处。后来太任使周族受到美善的教化，姜太姒继承美德和美名，文王以身作则影响妻子，并由此推及家国。武王有十位辅佐大臣，其中也有妇人。所以国风的内容，本来取自后妃、夫人的事迹，并以《关雎》《鹊巢》居首，这正是周朝成就王业的踪迹。因此季札听到《周南》《召南》，说：“王业的基础已经建立了。”等到风俗教化融洽、德行教化纯厚，最后以《驺虞》《麟趾》表现忠信厚重的感应。《易经》说：“端正家庭，天下就安定了。”这就是其中的意义。后来周幽王、周厉王败坏德行，内受迷惑、外有动乱，宠妾煽动祸乱，嫡庶失序而上位者僭越，于是夫妇关系失常，人伦不正，风俗败坏。《关雎》所表现的反常局面，难道还说得尽弊病吗？问：各诸侯国没有正风，是什么原因呢？回答说：周朝自周懿王、周夷王失去正道以后，上面没有天子，下面没有方伯，各国政令不同，各家风俗有别；政治和谐的地方，百姓就欢乐，政治乖违的地方，百姓就怨恨。同一天之内，各诸侯国赞美和讽刺的情感不一，政事得失的表现各不相同，所以变风产生了。如果王道正当兴盛，治理达到太平，改变《易》、礼、乐的人会受到讨伐，革除制度的人会受到诛罚，政令出自一人，远近如同一体，王者恩泽流布而颂声兴起，那么这种治理安定的功劳归于天子，列国怎么会有正风呢？那么《周南》《召南》难道不是列国之风吗？回答说：武王灭商后巡视诸侯、陈列诗歌，观察四方风俗，因为周公、召公二人的德化最为深厚，所以把相关诗篇记录为风的正始，大概是以文王为根本。问：周公的盛德，像《豳风》那样的诗，为什么会衰败而成为变风呢？回答说：周公因为流言而东征，想到先公先王创立基业的艰难，始于辛勤耕作而成就天下，心志在于完成并扩大他们的功业。所以《七月》这首诗兼有四始的意义，总括各国风诗而接近《大雅》《小雅》，其中仍然存有疑惧之心；如果不是上天发威来彰显圣德，成王最终没有醒悟，那么这首诗也就变成变风了。问：风是一个国家的政事，雅是讲天下的事情；王国有变雅，为什么又应当跟随变风呢？回答说：雅就是正，是用来讲王道以端正九州的。周朝既已衰弱，不能保持先王遗留下来的旧俗，只像一个弱小国家一样，又怎么能够端正九州呢？所以有周幽王、周厉王时期的变雅，也有周平王时期的变风。变风止于礼义之中，仍然保有先王的恩泽。所以说：小雅全部废弃，四方夷族就交相侵扰，中原就衰微了。孟子说：“王者的踪迹消失，诗也就亡失了。”到了陈灵公作乱，君子知道这种风气已经不能作为教训，变风的声音也断绝了！因此，以后妃、夫人的德行作为风诗的开端，而采诗止于陈国之乱，确实是人伦始终的大纲要领吧？谨此论述。《乐全集》卷十七

译钦定《四库全书》《乐全集》卷十八，宋代张方平撰写 对诏策 回答手诏一道 我承受祖宗的大业，依赖文臣武将中的忠勤之臣，早晚都战战兢兢，希望达到天下大治。近来西部边疆防御戒备，天下纷扰不安，急忙招募冗余兵员，紧急调运军粮；虽然常规赋税有所增加，但日常经费仍然供给不足，年年如此，公私都陷于匮乏。加上太平日久，入仕升迁的门路太多，人员浮滥、政务混乱，官员多而职位少，助长奔走竞争，浪费俸禄。又地方长官的职责，是施惠安抚百姓，却很少听说有人因政绩卓著而受到奏报；将帅的职责，是以威势使四夷服从，却很难找到称职的人才。难道是制度没有建立，不能随时势变通吗？难道是考察选拔未能实行，不能劝勉激励下面的人吗？西北多有变故，敌情变化难以预料，献上奇谋诡计和空泛言论的人很多，陈述长远而有实际效果的办法却很少。预先防备意外，按道理应当把实际事务放在首位。我思考着怎样解决这些急务，却不知道从何着手；因为卿有很高的声望，所以特意来询问你。我因此侧身不安，顾不上吃饭，亲自等待你的谋划。回答 臣今日奉召到资政殿回答问题，蒙赐手诏一道，询问朝廷的急务，命臣分条陈述上报。臣凭着平庸昏昧的才识，错误地位列近臣，论议思考、进献意见，本是侍从的职责，却不能早晚勤勉，弥补君主的遗漏。圣心焦虑劳苦，亲自垂询，宽赦臣因循沉默的罪过，启发臣浅陋的见解，臣怎敢不尽情竭虑，粗略陈述大体，上冒犯陛下的裁断，稍稍补益如尘露之微，这是臣子的本分，也是臣无比的荣幸。臣恭敬地看手诏说：‘西部边疆防备，天下纷扰，急忙招募冗兵，紧急调运军粮。虽然常规赋税有所增加，但日常经费仍然不足，年年如此，公私都匮乏。’这足以看出陛下为社稷长远谋划、深切忧虑百姓的心意。当康定末年、庆历初年，朝廷商议征召民兵、增加军籍时，臣忝居谏官，曾多次上奏，极力陈说其中的危害。到了今天，事势果然如此。臣昨天在三司核算天下财用出入的簿籍，以及建隆以来国家蓄养的兵数，请求朝廷赶快加以谋划。太祖朝攻取荆、潭，收复蜀地、平定广南，防备河东，抵御西戎和契丹，蓄养的兵力不到十五万人。太宗朝平定河东，防备迁贼，抵御契丹，训练士兵、检阅马匹，意在收复燕、蓟，但蓄兵不过四十万人。章圣帝在位时防备迁贼、抵御契丹，搜募战士；到契丹请求和议，祥符以后，逐渐裁汰兵员，常常对宰臣说：‘如今的兵制和古代不同。古代一年三季从事农业，一季训练作战，百姓本身就是士兵；如今士兵都坐等国家供给衣食，国家经费极其庞大，不能不慎重选练，所以停止招募，排斥疲老兵员，以减少冗余粮饷。’到了宝元年间，近四十年中，天下可以说已经安定了。先前因为西夏阻拒命令，宰相又不是合适的人，考虑祸患不深，未能在事变之前察觉，于是造成大规模骚扰；开始登记民兵，不久又黥刺其面来补充军籍，升调各州厢军充任禁军，以虚名增加而承受实际弊害。至于陕西、河北、京东、京西，增置保捷一百八十五指挥，武卫七十四指挥，宣毅一百六十四指挥。庆历三年，因为王伦、张海等数十名狂贼先后在江湖、淮浙、福建各路活动，又增加宣毅一百二十四指挥。内外增置的禁军总数约四十二万多人，连同三朝旧兵，已经有八九十万人。乡军、义勇、州郡厢军、诸军小分、半分、剩员等还不在这个数目内。军人一天比一天多，农民一天比一天少。近来七年之间，天下极其困苦，百姓的财力已经耗尽，国家仓库空虚，三边的税赋不足以供给军费，只好招募商人运入粮草，再由三司在京城发还钱帛，并抬高常规价格，通常达到三倍；因此度支的总体筹划日益窘迫。对外搜刮各道的物资，对内侵用宫廷府库的钱财，优厚奖赏聚敛财物的人，轻率制定卖官的法令，只图应付眼前急务，没有人替长远打算。天下的事情，值得忧虑的没有比这更大的了。这些冗兵不只是困乏天下的财用，正要成为天下祸乱的根源。如果不早作谋划，日后就来不及了。景祐以前，兵力不到四十万人，三司每年的核算也没有听说有余 surplus；如今增加到九十万人，怎么能够供给充足？这即使愚人也能看见。若再加上横生的耗费，又遇到饥荒，国家安危的大计，臣私下实在寒心。臣曾两次把这一情况详细奏报，但中书、枢密院没有听说有所改变；即使现在马上改，也还要多年以后才能见效，就像救火救溺水，迟缓就更加来不及了。然而这件事关系重大，若不是君臣同心、上下共同救济，事情一定难以成功。臣恭请陛下先把臣这些话详细询问两府；如果另有高明的防备办法，能够增加财源、充足粮食，那就不是臣浅陋的智虑所能想到的。若按照收入来安排支出，确实没有办法在后面妥善补救，那么请严令天下禁止招募军人，命各路转运使兼提点刑狱，另行分巡所属州郡，审查选汰疲老兵员，立即放免停职；每年必须巡历两三次，轮流巡视，只依照常规逐步拣选放免，不得泄露朝廷的秘密防务。〔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三两〕 即使属于禁军，其中有羸弱不愿参加训练、愿意退到厢军的，也听任他们自行选择。委托枢密院考核核查军籍，人数少的就命令合并，以节省军官。马军中没有马的，就给以招募；愿意补入步军的，稍加补充，安排到衣粮较优厚的上等军分中。有马的，就合并凑足编制成为一指挥，命令他们能够训练和准备使用。还应诏令各路经略部署司体察朝廷的深意；对于专横固执、自作主张、没有体恤国家之心的人，也请陛下亲自裁断，惩罚一个就足以警戒众人。这是节省兵员的大略。至于高明的谋划、秘密的议论和权术机微之处，则有枢密机构负责，也不是臣所能详细知道的。手诏说：‘太平日久，入仕升迁的门路太多，人员浮滥、政务混乱，官员多而职位少，助长奔走竞争，浪费俸禄。’这又可以看出陛下深思官员泛滥，想从根本上清理弊端的深意。臣不敢远引前代和祖宗朝的事情，只拿景祐年间没有边事时来比较，就可以知道如今人员浮滥、政务混乱了。臣曾主管三班院，大略统计院中使臣，景祐年间四千多人，如今六千五百多人。臣核查学士院及两省以上官员的实有人数，景祐年间四十多人，如今六十多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