待制集卷十四　　　　　　元　栁贯　撰记

译敕赐天妃庙新祭器记 海神中尊贵的祭祀对象叫天妃。天妃主管在海上行事者的命运。她的别庙在吴城西北角。漕运都府治理吴地，专门统领海运。每年运送东南粮食三百万石，京师通常在春三月、夏五月上旬的吉日开船，从刘家港借顺风航行，不到十天便抵达直沽口。船将出发时，临时派遣省臣率领漕府官僚，用一头大牲畜奉行天子的虔诚祭祀之命，献祭于天妃，得到吉卜后才出发。神灵的感应芬芳显著，如同父母顾念抚养子女，从没有丝毫差错。至顺二年，岁在辛未，行省左丞迈珠公实际主管漕运事务。将要祭祀的前夕，平章政事伊寔栋阿公入朝觐见，经过吴地，于是请迈珠公亲临行裸祭。第二天，伊寔栋阿公斋戒沐浴进入庙中，跪下恭敬地祭奠，回头看见尊、斝、笾、豆杂乱不齐地排列着，叹息说：‘国家敬重神明，清洁祭器祭品的心意，难道应当像这样吗？’于是五月某甲子日，皇帝在兴圣宫，迈珠公在奏事时请求按照规制重新制造天妃庙祭器，以彰明神灵的赐福。皇帝下诏，立即赐给交趾进贡的黄金饮醆、承舟各二件，又从内库取出白金五锭，共二百五十两，命迈珠公督办完成。所有器物借置于庙中，供平时祭献使用。六月辛未日，迈珠公携带黄金回到吴地，详细宣布皇恩诏令，漕府官僚面向宫阙称谢。又拨出公帑中储存的、近年所赐黄金五十两，总共三百两，告诫金工按照上供的新制制造祭器，共十二类；香彝、香奁各一件，其中可以列出名称的共四十九匣，收藏在平江府库中。祭祀时取出陈列，账簿则归漕府管理，并且稽查其出纳。漕臣说：‘只有古代神圣之人，制器时取法于形象，而祭器尤其重要；使光明真诚通达神明、显现气味，使用贵重之物，并不只是看重物品本身。’天妃的祭祀列在中祠，延续将近五十年，虽然祭祀有固定仪式，但祭器与祭祀对象不相称，仍然要等待大臣上奏、皇上施加仁恩，然后数目周备、礼制完备。这样不文饰的金石之物，凭什么彰显君王的恩赐、感格神灵的福佑呢？我实在非常惶恐，于是前来请求撰写此文。我从前任职礼廷，私下曾听闻彰明德行、慎重祭祀的道理，于是执笔写下，以便后人有所考察。各种器物的数目都列在下方。全宁路新建三皇庙记【代人作】三皇庙祭祀伏羲氏、神农氏、黄帝氏，就是古代所谓的三皇。三皇开创天地、确立纲常的功业，是千万世帝王所共同尊奉的根本，但历代都没有祠庙祭祀他们。为他们建祠始于我圣朝。既然开始祭祀他们，而主持祭祀的事务却独独托付给医家一流的人，这是为了使三皇的道术借医药来神明化并兴利于万物，继承历代圣人考察古道、教化百姓的意旨，真是微妙而深远。如今天下各郡邑都建有庙宇，兴建学校，有老师有学生，唯独全宁路缺少三皇庙。全宁是驸马都尉鲁王的分封邑。延祐四年，鲁国大长公主以皇帝姐姐的身份居于藩地，首先捐出汤沐之资，在大永庆寺东面建造新庙。门楯高大，神像图画光明庄严；春秋祭祀，牲畜肥壮，酒水清洁，礼典因此相应，神灵也安然降临。于是公主命使者嘱托太史某记载工程竣工之事，不能推辞。我私下考察三位圣人，知道道存在于天地之间，显明的彰显、幽隐的阐发，本来各有适当之处，但无论宏大细微、高下不同，最终归宿是一致的。伏羲亲自观察阴阳六气，因此有四时和水火升降的形象。神农辨别草木的颜色、形状，并审察它们燥、寒、平、毒、畏、恶等性质，撰写《本草》，制定方书，对照考察药性，使其调和适宜，以利于天下。黄帝坐在明堂，观察八方极远之处，考察气候运行，作《内经》来命令臣下，讲论面色、脉象、药方和药饵。三皇的著作，大多通过医术流传；著作流传下来，他们的道也就显明了。虽然把庙中祭祀事务托付给医家一流的人，却并不是不庄严、不尊贵。然而如今郡国的制度，难道没有其他祠庙可建吗？公主却唯独对此急切，不敢把它留到以后，这样的心意难道不是想宏扬此道：上可以使我们的君主和国家长寿，中可以使我们的亲族和藩国长寿，下可以使我们的百姓长寿吗？唉，这是麟趾、驺虞教化的体现，也是肃雝德行的成就啊。我虽然不聪敏，仍敢诵述所听闻的道理，以回复使者的命令，并且把它作为记文。

译见初亭记 国子博士刘先生是眉州人，把先父宣之安葬在南陵。南陵先生仕于国朝时，起初是先父逃离蜀地战乱向东而下，寄居在鄂渚，曾说：‘这里是往来东西的道路，实在是办事的捷径，难道我将要回去吗？’到了十年以后，风气开始开通，九州归于一统，但故乡的里巷已成废墟，水井也被填塞，回去后没有可以依托的主人。大概他把传授弟子的书斋题名为‘遂初’，而先父的志愿就孤独地留下了。后来先生出仕，先父凭借高寿在他身边接受奉养，随他来到南陵，六年后去世。从出生之日算起，经历五百二十个甲子，年寿没有超过他的德行，难道还值得遗憾吗？先生已经占卜黄塘墓穴，认为吉利，又在墓道旁建造见初亭，年节时前来瞻仰省视，触景生发志意，仿佛刚刚离别之时。先生对于亲人的笃厚，正如先父对于眉州的笃厚。至治元年，我有幸与先生同僚，他对我说：‘我父亲的斋名和我的亭名，您都已经听说了。我回去后将把文章刻在亭上，给您和子孙看。现在请您写下它。’我不敢以文章粗陋为辞，于是回答先生说：‘山川的流动和耸立，草木的根芽和滋长，是土地的形貌。然而只去比较嵩山、华山的高，测量汝水、汉水的深，再寻找终南山九▯的树木来与它们相比，那么高峻的都是山，深长的都是水，苍苍茫茫的，我只知道是草木罢了。’ 指着舆图询问神州大地，面对河洛而追思禹的功业。那里地气的闭合与开辟，难道不是与我们人的内心有所感应吗？’所以从宣州到眉州，乡里相距超过数千里；以儿子继承父亲，世代才经过一代，关系却很近。先父年轻时在蜀地登记户籍，哪里会料到年老后在吴地、楚地休息？他抛下眉州的亲戚坟墓而离去，哪里会料到又把自己的遗体葬在宣州土地上？宇宙的开始，是同一片天的运行；父子的开始，是同一个人的身体。可知的是天，不可知的是人。那么子孙传了几代以后，安于迁居、乐于安定，只知道确实是宣州人罢了，哪里知道眉州曾是西南大州呢？如今墓土重新堆起，亭子和屋宇已经建成，诗书手泽仍然保存，俎豆祭祀的声容相接，青神、峨眉仿佛就在眼前；一泉一石的秀润，一花一草的芳香繁茂，都使人因见其相似、听到其名称而心神惊动。地气的疏漏、魂气的遥远，已经不能从中间隔断他们了。然而我听说风俗的形成，常常取决于人。古代所谓乡先生，活着时在乡里学校教人，死后在里社接受祭祀，大概就是这样的人吧？苏轼先生称说‘我州有三种接近古代的风俗’，如今还不知道能不能做到这一点。先父是蜀地的君子，他在耳边教诲、在庭前教导的话，先生一定知道得很详细。那么接近古代的风俗，将从一家开始，并推广到乡国；仁爱兴起，谦让被推行，百姓都努力劳作，政事容易治理，官吏也能优游而无事。我替南陵庆幸了。先父想实现他的初志，先生能够看见他的初志，难道果真不在这里吗？先生的儿子刘铸，曾跟随我在国子学学习，如今以进士高等成绩授官，侍奉先生南归。因此我把这些话告诉先生，也一并告诉刘铸。至于先父的世代家业、品行政绩以及去世安葬的年月，应该由墓表完整记载，作记的人不必详述。七月六日丁丑记。常州路城隍神新庙记 城郭用来界定百姓居住的地域；修筑高城、深挖护城河，用以沟通和封守，是希望居民居住时没有危害，有所防御。百姓所仰赖以兴财致用的事情正在这里，因此城隍有神，理应世世记载其灵验，年年按时不断报答。像古代诸侯国刚开始建造县邑，设置神位、规定牲畜和祭品，甚至崇奉门神、行神、户神、灶神，以及坊、庸、表、畷等小神的防护，又怎能与它相比呢？常州治理毗陵，划江为界、依山为界，土地方圆千里，统辖四个郡县，在浙西是大府。当王师向南征伐时，那里守臣曾经凭兵力抵抗而不投降，战火烧到城中，官署寺观和百姓房屋全都化为烟尘；唯独城隍神祠在奎斗门西面，没有损坏一片屋瓦、一根椽子。有人说：‘这座城、这道护城河，并不是不高不深；一旦旄钺奋威，十几万百姓却不能依靠它安稳牢固，神将没有责任吗？’然而命运有的使人离去、有的使人留下，取决于顺从者昌盛、违逆者灭亡；这样看来，这位神的灵验大概明白而不可欺罔。于是延祐五年，距离城池焚毁的年份已经四十多年，而祠庙尚存的部分瓦片飘落、栋梁破败，台阶坍塌、栏楯折断。总管府知事广陵人赵君琦恰好来到此地，忧伤地说：‘这里是我治理的地方，地域广大、物产丰盛；凡是调节雨水、安定旱灾、消除灾气、平息祸患的事情，如果不尊奉神灵，还有谁来保佑我们？’ 难道要先建祠庙来彰明神灵的功德，然后才可以吗？于是他向长官请求，商议后终于意见相合；正当选择吉日、筹备材料、召集徒众、安排工匠时，勤于礼仪、兴于义举的人都来贡献力量。不到一年，庙就建成了，神像塑得非常庄严，祭品陈列众多，屋檐宽阔，屋脊高耸，丹红涂饰，白粉涂抹，修整绵延而华美精密，不节俭也不奢侈。后来年年邻境有的地方报告饥荒，但常州四周却一片兴盛；百姓在乐郊依靠神灵，就像大堤截断洪水、高大的屏障遮挡风雨。说到祭祀神灵必须在与神灵相类的事物中寻求感应，难道不是真的吗？又过了两年，赵君因为调任而赴京，路过我这里，对我说：‘请您把石碑准备好，替我记载这件事。常州是延州来季子的封地，风俗本来诚实而好谦让；如今这里的百姓，难道不是昔日那些至死尽孝、至死尽忠之人的子孙或同族吗？保护聚集的百姓、教导训诫他们，彼此相及已经超过三十年；朝廷的涵养培育，神灵的荫庇福佑，又有接续和辅翼，难道不能使这里日益繁衍壮大吗？我的职务只是坐在幕府中治理文书罢了，我发挥余力来深深赞美这座祠庙，使百姓安康和睦；从今以后，饲养牲畜、洁净斋戒来娱悦神灵、求神保佑，回头看这座庙宇，洒扫却不勤快，难道不会激起人们对“甘棠勿剪”的思念吗？这些都是我的记文中未能详尽写出的。赵君清正严肃而有谋略，如今晋升为从仕郎，任穿山场盐司。我可惜他将要年老，却还没有充分得到任用；若让他获得政权并施展作为，就可以从他的事神和治理中看到成效。’ 这样才合乎让人的先后次序。至治二年六月二十八日，将仕郎、国子博士柳贯记。

译鹤山庵记 从前我们乡里显贵的家族、大姓望族相互可见，敬重宗族、亲爱亲人的道义始终如一。除了在宗庙祭祀、寝室荐享之外，春秋两季还洒扫坟茔，登堂享用祭余，聚集宴饮来取乐。长幼有长幼的秩序，尊贵者没有因尊贵而另立等级。大概以礼率领、成就教化，就在这里；如今离开这种风俗才几十年，竟有人身为戴帽穿鞋的士大夫，却把先祖委托给马医、种田人之类的人。孔子说：‘我还赶得上史官有所阙文。’那么长者旧日的见闻有所缺失而不流传下来，不也令人叹息吗！至治二年，我在京师任官，乡友唐君楷，字公则，让人带着文状来告诉我说：‘唐楷的先父登仕府君，墓穴安葬在鹤山下，山距离我家数里。凡是在山麓建房居住的，只有我们唐姓最为兴盛。高峻的山峰、幽深的山谷、清澈的泉水、秀美的树荫，都是用来显露神灵幽秘、展现奇异景色的，好像专门在这里施展其美，所以过去曾依傍山势建造庵庐。年久以后破败倾斜，我已经拆除重建。恰逢您被征召出任衢州明正书院山长，回来后又在庵后建造重屋四楹，中间用来安置府君的祠堂，两侧墙壁用来排列同族各支的神主。祭祀时都献上修洁的祭品，撤祭时共同奠酒，长辈按昭次排列，晚辈按穆次排列。’〔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日〕 ‘如今我把府君的神位放在同族诸位之上，难道不仍然有违礼法吗？这座庐舍本来是为先父建造的。从亲近的亲属推及疏远的亲属，返回根本来厚待根本，我一向尊奉的道理本来就有所在。何况各自尊奉自己的宗族，这是古代传下来的；请您把它写下来，我将把它刻在石上。’唉！不合礼法的祭祀，鬼神不会享用。先生制定庙寝的式样，规定尊、簋的数目，奢侈却不逾越，俭朴却不简陋。所以礼，就是实行这些事情。虽然墓祭没有文字记载，但庙堂祭祀有典章。后世有时因此建立祠堂，按年节依长幼排序，即使是地位低微者，也仍然保有敬宗亲亲的道义，仍可说是改变中的正道。公则年长于我，他从长者那里听到的旧闻，也大概是这样吗？我正为显贵之家、名望宗族不能全部流传而悲伤，却又突然为唐氏子孙足以记述旧礼而高兴，于是推辞不作，借此告诉乡里的父老兄弟子弟：你们是否也会有所兴起呢？明年二月十九日，将仕郎、国子博士柳贯记。遗清堂记 人有千金的积蓄，一定会留下来遗给子孙。因为父子祖孙以恩情为主，而道义却未必能够防守。然而过不了多久，转身再去问他，已经连同袖中的藏书简册一起失去了。亲爱子孙，谁不希望他们富贵呢？只是有一种东西比千金贵重，却比鸿毛轻；不依赖任何外物却能长久存在，也不凭借任何东西却不会消灭。一句话的训诫，可以遗留数十代。它光明昭著，像宝龟足以显示吉祥；这样的话，难道可以忽略忘记吗？真州的马氏父子，曾两度在南方任官。我不认识他的父亲，却认识他的儿子叔敬。与他交往后，我相信他所接受的教诲是正当的。当他的父亲去世时，潭府推官顾言说：‘我把清廉留给你的子孙，我认为这是丰厚地遗给你们，不要把它看作吝啬。’等到叔敬脱去丧服、有了出仕资格，便把‘清’字匾额悬挂在所居堂上，对上承继先人的遗志，对下教诏后代。这个意思，难道是用一句话换取千金吗？有一天叔敬经过我的寅轩，请我阐发其中的意义，我却无法解释。我听说，把自己所有的东西拿出来给别人，叫作遗留；所谓遗留，必定有具体的物品。赠送桃子，即使微薄，也不比回赠美玉低下；赠送华美的带子，也不比进献细葛布更有滋味。所以有所遗留的人，他的遗留浅薄；没有具体物品可遗留的人，他的遗留反而深厚。从前您的先君子，把自己积蓄的东西全部推及并施予给您；而您又能够谨慎勤勉地奉行守持，保全他所遗留的东西，像面对冰玉、饮用沆瀣一样，不沾染污秽而生出秽行，不结党附炎，不疏放任性以求取容纳，也不闭塞不通而废弃权变。这样，内心如深渊般澄澈宁静，境界广大而能够上下升降；别人好像不足，我却有余。汉代的韦氏、杨氏，都知道如何爱护子孙，也都知道如何遗留给子孙。然而丞相的宗族没有延续到太尉的后代，议论者说大鸟覆盖坟墓，开启了那种祥瑞，却不知道经义有穷尽，内心的德行却没有穷尽。当初遗留给子孙时，本来就已经在这里占卜他们的后果了。子张想知道十代以后的事情，孔子大概是用百代可以知道来回答他。唉！以我观察马氏，难道只是留下‘清’这一句话就完了吗？叔敬的五个兄弟并驾齐驱、共同奋发，而叔敬尤其有能干的声名。如今他以吉府照磨官的身份被征召为江西廉访使幕府的属官，声名飞扬、才华茂盛，或许就在此时吧？

译瑞州新修仁济桥记 瑞州治所在高安。州南和西面的山壑诸水汇成锦江，横贯州城以东，向下流入章水。州城外郭像环形玉佩，中间被水分开，街道巷路夹在两岸之间。百姓和旅客聚居交错通行，把桥当作生命所系。桥一天不修，车马行人就会止步，公私双方都会受损。即使官府调来水夫，刺小船等待渡过，若有一根羽毛掉入深渊，也像要把人陷进去。因此从渡河者谋求便利这一点来看，就知道郡政的大事，没有什么比修桥更优先的了。从前桥还没有建成时，连接船只、系上竹索，正对州治搭成浮桥，随着水波升降，但只能以年月计算其成败。宋淳祐壬子年，枢密院编修官郑公任郡守，开始勘察地势，凿岩架设桥梁。桥建成九年后毁坏，毁坏了十一年，守重公的后继者把它建成。建成三年后又毁坏。到了至大己酉年，总管蒲公镇守此地，当时距离上次已过三十六年，桥梁工程大举兴修。工程规模很大，功劳也很大，众人都希望它能够长久坚固。泰定三年五月癸丑日，暴雨洪水突然到来，水势凶猛冲击桥梁，第二天冲毁北堤，桥梁摇摇欲坠，不能支撑。又过了一天雨才停，桥体坍塌缺损三分之一，断口处洪流浩荡，宽达数十尺。行人徘徊不敢前进，居住者忧虑不安，只能徒然画地自守。没有人主管，也没有人继续修复。同年十月中旬，大夫太原人傅公恰好持节来到州中，召集父老到庭前说：‘官吏为百姓办事，我认为这是郡政；难道还有什么民生事务比修桥更应优先吗？’众人谢答说：‘这是我们所希望的，只是不敢因此劳累您。’于是郡中长官共同谋划，协同僚属一起参加。封境以内的人输送钱财、贡献力量，如同奔赴父亲的职责。傅公又寻找到曾经承办蒲公修桥事务、干练敏捷而有才略的李荣等七人，让他们主管钱物出纳；命录事陈德敬总管全部事务，按劳役分配任务、考核功绩。从开始施工到工程完成，傅公每天都来劝勉督导，工匠忘记劳苦，不必催促也都整治完备。他说：‘我彻底查究缝隙、洞穴和根基，从根本上治理它，不给后人留下忧患，这种利益难道不是胜过筹算吗？’北堤正对着水流冲击，旧时中间填实土袋，外面铺石，水流日夜冲刷，外来土壤被冲蚀，根基便失去依靠。如今搜集石块，增厚到十几层，按尺度测量，堤长七十五尺，宽一百二十四尺；上面加盖屋宇，柱间共七楹，用来补救残废、恢复旧貌。又认为南墩东西两面削成方形，水流与石头相争，石头抵挡不住就会反手裂开，应该把宽面改成尖面，使其迎着水流伸入，以削弱水势的猛烈。各根梁木中脆弱弯曲的、砌石中破碎松动的，全都拆除修治，选择坚固紧密的材料，不苟且，也不偷懒。工程完成后，在桥两端排列设置两道栅栏，分成三条通道，使东西往来的车辆不能并排齐行，以免摇动震荡造成危害。这些都是为长远考虑、引申远图，没有剩余的筹算了。从郑公谋划修桥至今，建成过三次，毁坏过三次。近的有三四年、八九年，远的达到二三十年。难道宁可使岁月空过、工程长期延续，等待仁慈惠爱的守长出现，提出新智慧、开创长久规划吗？可是每个人的谋划都不相同，难道仁慈惠爱的守长，除了这几位之外，竟然全都没有可称道的吗？大概事情有时少有相同：有应当做却懈怠不做的，有能够做却没有做到的；即使仁慈惠爱，从一座桥的修建和废弃来看，本来就不可能完全考察出来。大抵人才是否显现，取决于所遇到的事情，而且不能有一定要取得盈余功名的心。假如瑞州有这座桥，一修成便不毁坏，那么这几位公卿在别处成就了什么、而没有在这里成就什么，我将无从询问，更何况能够歌颂他们吗？傅公名颜，字颜卿，历任部寺属官，在上京参与掌管留守钥务，凭借熟悉文法而得到当时赞誉；出任地方长官，佩带二千石的印绶，主管一州。还不到一个月，使百姓安定的政绩已经鲜明可说。只有这项修桥功劳，对傅公来说是小事；但傅公的志向，似乎是担心成法不能流传，那么后来的人将从什么地方观察呢？傅公来信请我记载这件事的经过。我曾经有幸与公同朝为官，不能推辞，于是回答公说：‘眼前眉睫的忧患容易看见，水涝的危害容易知道；但隐藏在看不见之处、消失在尚未形成之时、受限于无法自行通达的事情，就难以全部了解。如今公刚开始施行政令，不把修桥当作小事而兴办这项工程，因此把自己承担父母官、师帅的重任，以及求得尽心尽力，都大略显现在这里。四境之内并不比千里之外特殊，所不同的只是都要顾念；我的职务因此可以被搁置吗？开通和堵塞，还有比一座桥更重大的事情吗？’傅公担心听不到意见，听到后就立即实行。既然如此，把修桥功劳归入小小的德政，难道是真正了解傅公吗？这座桥旧时以江命名，如今题名为‘仁济’，是昭献元圣皇后所赐的名称。这项工程耗费钞一千二百八十五锭，役工达到某万某千某百某十人。次年十一月十一日辛未日考核工程始终。参与桥务商议的郡监、牧佐、掾属、县令长以及州中的义民，都把姓名署列如下。考成之月某日壬午，谨记。

译龙兴路医学教授防壁记 凡是郡制中为医学建立学校，都是因循三皇氏的宫室；老师和学生讲习学业，于是有正堂和斋舍。豫章是江右的重镇，实际位于行省和宪司治所附近，学校本应当宏大而完备。然而学校开始建造以来，校舍地处偏远空旷，师生没有藏身休息的地方，读书人的往来，反而好像不能与其他州相提并论。庐陵人谢缙翁担任本学教授的第二年，惠民药局被焚毁。第二年，有司准备按照旧例修建，肃政廉访司照磨官程君请缙翁向行省请求说：‘学校过去只有一座堂孤零零地立在篱墙之中，连祝融、回禄也不肯帮助我们，反而把它焚毁了，教化之道还有什么地方可以容纳寄托呢？如今我愿意把药局的空地改建为新的公署，把讲堂、斋舍等应当具备的设施一并按次序建成，使来求学的学生能够选择安近、容易到达的地方，不再迂回遥远，也借此激发他们趋向善良、乐于学业的心，难道只是为了方便我一个人吗？’中奉大夫、参知政事覃怀常公听到后很高兴，认为身居其职便应当思虑其忧患，事情理当如此，于是把图样交给府和县，拿出官帑资财，完成这项工程。工程完成后，正堂庭院开阔，斋室如鸟翼舒展，明亮、深邃、宽敞、爽朗，不高亢也不卑下；学生击鼓、开箱、游学歌咏，来到这里的人都受到整饬。缙翁因为我一向崇尚斯文，请我写辞刻在石碑上，嵌置在墙壁之间，给后来的人看。我回答他说：‘您以教化之道面对诸生，难道也没有自己的职责吗？所谓对上事奉君长、施行教化，对下接受学习，有经典作为标准，有志向作为箭镞和羽翎；如果不从道理中求取，却只把责任归咎于器物和事务，怎么可以呢？如今流传的医经，世人说出自黄帝、岐伯，我不知道它与五帝三王的典籍究竟谁先谁后。然而其中论述阳明、阴浊的征候，刚躁、柔缓的应验，推演到切脉察理，又用药石、针砭来说明，应该没有一处不符合《易》爻的动静和礼乐的进退。虽然把它的名目混在九流之中，实际上却有自己的道。过去我私下读它的书，看见它显明的文辞、精密的义理，包罗联络，巨细完备；却奇怪那些传注、编纂、著述的人，反而更加蔓延他们的说法，使自己迷失源头、堵塞道路，最终把执持液剂、调剂药物、借假攻熨当作伤害人的工具。难道他们是出于嫉妒之心、残忍行为吗？只是因为讲解得不详细，选择得不谨慎罢了。如今覃怀公不轻视这件事，幸而为公署建造居处来荫庇您；您又能够以鲁、邹之学为根本，用仓公、扁鹊的医术来加以文饰，使自己的心意得到实际施行。那么作为豫章医学的师生，眼睛接受规矩，耳朵听到声律，没有不欢欣踊跃的；最终达到道的境界，使教化的形象形成于一州，使美好的声誉流传到京城。我将要从您这里考察它的成效。即使覃怀公所期待、嘱托于您的事情，也未必不在这里。您还请努力吧！缙翁拜手致谢说：‘我哪里敢不服从您的劝诫？但请您把最后的文字写完。’我说：‘好。’于是写下这篇文章。泰定四年，岁次丁卯，冬十月朔日乙未记。云从山崇真观记 豫章处在江山之间，有许多古代神仙的洞府遗迹，而许旌阳的遗迹最为显著。许旌阳是晋代人，晚年得道，凭借灵剑消灭驱逐蛟龙蜃怪，安定我们的百姓；于是暗中役使鬼工，铸造铁柱，放置在郡府牙城南面的钩锁地脉之处，使这里永远没有灾害。如今的铁柱延真宫就是那个地方。土地优胜，所以道法兴盛；门徒也日益增多。盛宫有华隐堂，真静大师杨君湛然实际居住在那里。继承他的道法的是周君克恭，尤其修行有成。信公卸任提举宫观之事后，便谋划选择宅地，另建真馆，在琉璃门外找到一块高敞爽朗的地方。占筮认为吉利，于是修筑高大的台基、建造杰出的屋宇，坚固严密、幽深庄严，仿佛从地下化出、涌现而成。殿庭、藏室、宽阔的廊庑、高大的门闳，仿佛明灵之都。刚刚竣工，玄都大宗师张公代替皇帝祭祀名山，给它题额为‘崇真观’，并把它列入祭祀名籍。随即命令杨君、周君的门徒承继并主持这里，使道统不因换代而迷失，表明有所继承。起初父老说，这个地方原来叫云从山。许旌阳尚未升真时，大概曾在这里安置药炉丹灶。直到现在仍以云从为山名，却没有人明确记载他的遗迹。然而储蓄精气、凝聚精神，未必不在这里。这样看来，周君虽然名义上是新建观宇，在追念古迹方面难道没有相合之处吗？杨君、周君先后化去，继而由我君德新接任，道纪堂建成；又由徐君希真接任，观中的制度没有一样不完备。我和徐君都曾专门设席延请真修、退隐之士；徐君使这座观游息安恬而进入寂静，像拿着左券互相交付，也称道华隐堂人才众多、崇真观有可记述之事。从至元二十二年、岁在丙戌开始兴建观宇，直到今天至正戊辰年，已经历经四十年。凡是聚集在这里的族人，都有足以栖息的地方，饮食也有接续。幼松和高竹，围合成把，幽深的小径和茂密的树林如屏障一般，能够排除尘氛，几步便到城门，和美好的隐居之地相当。此时徐君年高而厌倦事务，又一向希望我叙述事情的始末。我已经重新写好这篇文章，徐君便通过我的故人之子王渐来请求说：‘从前我的先师计划建造别馆，祭祀许旌阳，没料到云从山遗址恰好符合他的卜择，这确实可以相信是仙人的灵应。然而我还来得及亲眼看见吾师创建基业的辛勤，以及成法不可改变之处。假使再传几代，就会无人知晓而任其废弃，谁来说明它的源流？这是我想把它记在石上的愿望，也是对后人的祈求。我如今姑且把这个请求托给您。’我说：‘您的道法应该流传，为什么一定要区区求取我的文章呢？于是入关著书，上下篇总共五千字，您的教法大概以此为根本；那么它所依据的根本究竟怎样呢？’ 他说虚无、清净、慈爱俭约、柔弱，此外没有别的智慧。他起初是想让人深自收敛节制，以保全生命；至于寂静与感应的关键，却并不离开运动。静下来固然能使精神坚固而神妙。然而，所谓“绵绵不断，仿佛存在”，既足以树立他的宗祧、保佑他的后代，何况旌阳的神灵远超九清，玄览八方虚空呢？只是他还会随着云气从鼎灶之间降临人间，时常下来一次；既然有这样的福祐，难道还肯薄待自己的故乡、遗弃自己的后世吗？从前我有幸承受泰睢展采之泽，周旋于圭璧牲币之间，歌颂祥瑞感应；等到归来而怀念黄老之道，已经很久了。徐君不以我为鄙陋，托我写记，于是我执笔为文：上面用来彰明圣人在位时宽仁的恩德，下面用来开启后世继承事业的重任。这样看来，人们因为我的文章而知道此事，或者因为知道此事而使我的文章一同不至于坠失，这究竟是有凭据呢，还是没有凭据呢？我也不知道它最终会怎样。唉！天下的事情，关键在于最后的结果，不过如此罢了，难道值得希冀吗？难道值得希冀吗？

译《采衣堂记》古代童子的礼服是黑色麻布衣，镶锦边，系锦带，衣带用纽扣相连。到了加冠以后，仍然穿采衣。所谓“采”，就是把夏布染成五种颜色，朱、黄、青、玄、纁各有等级。既然将要用成年人的德行来要求他，衣服采用黑色麻布，装饰采用朱色锦缎，是表示一文一质相结合的意义。所以人长大以后，才开始离开父母的怀抱；想要奉养父母的心愿，幸而可以实现。但希望父母长寿长命，有时能够实现，有时不能实现，于是便把衰老的身体置于暮年光阴之中，珍惜晚年的时日。于是戴着头巾、穿着护臂登堂，陈列食物奉养老人，凡是可以尽情表达我的欢欣的事情，没有不亲自去做的。古代有一个叫老莱子的人，是楚国人。他大约七十岁时，父母还健在。他奉养父母时战战兢兢，唯恐没有办法使他们开心。于是便制作童子的衣服，学习童子的游戏。五彩斑斓的衣服穿在身上，在父母面前嬉戏玩乐，希望早晚都能借此舒展父母垂暮的面容，以慰藉自己一生珍爱父母、及时行孝的心情。传述此事的人记载它，谈论此事的人赞美它，直到今天仍然如同当日一样。然而，这种感情不能自已，是因为它出自人的本性，中间没有谁能够增添或减少它。我寄居在豫章，有个李姓人告诉我：丰城是古代的大县，现在成为州。〔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日〕 江以清大概就是他的乡里人。当初有关部门上报他在文书方面的功劳，他得以承受省中檄文，担任管理仓库的官吏。他想到母亲已经白发苍苍，而自己的身体还很强健，不忍片刻离开母亲身边，因此放弃微薄的俸禄，专心尽力享受奉养母亲的快乐。如今已经十四年了。母亲的年纪日益增长，他作为儿子的职责也日益修明。于是他把奉养母亲的堂屋题名为“采衣堂”，并对人说：“我没有老莱子的德行，却有老莱子的心。世上的君子，是否有人能够体察我的心意呢？”我听说此事，替他感到欣喜。老莱子的事，楚人把它载入《高士传》中，他固然是贤者。然而他行孝的方式，也不过如此：穿童子的衣服，怀着童子的心，是因为他能够保全本性中的仁义，不依赖外在条件；若不是曾子那种奉养父母心志的孝行，大概还不能与他相提并论。这样说来，老莱子莫非是学习曾子的人吗？像江君这样的人，又难道不是学习老莱子的人吗？所以我说：表示一文一质相结合的意义，依靠的是外在形式；而保全本性中的仁义，则出自内心。我不认识江君，却乐于替他说这些话，是因为其中的义理很值得说，所以不能不说罢了。

译《玉隆万寿宫兴修记》郭景纯与许旌阳同时代，曾替旌阳选择宅地，在豫章西山南面找到一处叫逍遥山的地方，让他居住。后来旌阳在此地拔宅升真，于是建立游帷观，改名为玉隆万寿宫。“游帷”这个名称，是因为当年旌阳飞升时曾有锦帷飘落下来，这个地方便以此命名，正是取其实迹。“玉隆”则取自《度人经》所说三十二天中的“太释玉隆腾胜天”，意思是说此宫是群帝所居之处，谁知道玉隆腾胜天不就在这里呢？这也是取其实际意义。道观始建于晋代，盛于唐代，尤其以宋代最盛。宋代祭祀许旌阳将近四百年，而史籍记载此宫的营建修缮有两次：大中祥符年间的营建，财力出自郡人光禄寺丞胡仲容公，王兾公实际撰写了记文；政和丙申年间的扩建，费用出自系省官钱，图样依照西京崇福观的旧制。于是朝廷从内府取出玉册，派遣帅臣加上尊号，又下诏让侍从和升朝官担任提举宫事，使其祭祀等级渐渐接近岳镇。如此看来，祭祀隆盛、宫观兴盛，难道不是正逢昭应受书、玉清定鼎的时代吗？至元丙子年，宋朝灭亡以后，有司把江南名山仙迹中适宜祭祀的地方报送礼部，玉隆万寿宫便是其中之一。所以凡是主持此宫的人，大多都按诏令接受玺书。至治元年，临川朱思本君承继主持之位。他刚到任时，看到十一大曜、十一真君的殿宇，以及祖师祠堂已经坍塌剥落而无人修治，位置也不合适，便谋划改建，于是把情况写成文书请示教主、嗣汉天师、会元教大宗师吴公。吴公也带着香和财物前来祭祀，于是两人各自捐资倡导，捐施者渐渐聚集，选材备工，所需之物也都齐备了。大概宫院的格局是两座殿宇居中对峙，厢房和廊序在前面排列，中间分隔开来，左右拱卫；于是相度藏室北面，拆除旧建筑，另建六楹的殿宇，东面供奉十一曜真形之像，西面供奉吴黄十一真君之像，左右夹辅，面向和背向各有尊奉之处，也就没有违背礼制。又在十一真君殿旧址上建造重屋一所，上面是青玄阁，下面是祠堂；凡是自唐代以来曾经施舍财物、曾经主持兴建的官员，以及历代住持和有功绩的僧道士庶，都列立牌位祭祀。每逢三七日便集合众人焚香诵经，按岁时洁净食物、进献祭享，按照子孙安置侍奉祖先的心意，没有一点不到位的地方。工程始于泰定二年八月，经过三年才验收完工。朱君来找我，请我撰写记文。我与朱君有旧交，知道他仍然聪敏宽裕，相信完成这件事对他来说并不困难。然而我听说，古代人与鬼神交往自有一定的道理；像受明、新永、则固这样的事情，本来是帝王一心运筹裁量所造成的，百姓并没有参与其中。到了秦代以后直到汉代，礼制败坏、音乐崩解，黄老之道首先兴起。一时那些荒诞怪异的人，乘着政治昏乱，用祈禳、禬禳、驱除灾害的方术来迎合，大体已经是末流了。然而宫、观这些名称，也不过是沿袭寿宫、交门、栻阳、蜚廉等旧迹，再加以扩张罢了。坛场宏大，文饰繁盛，雕镂黼黻极尽华美，人们只认为这样才合适。唉！这距离以黄老之道作为治理根本，是多么遥远啊！古代明白神事的人，必定都是精神纯一、不二其心，聪明而庄敬肃穆的人；如今奉行道士法术的人，难道就是这类人吗？不然，所谓重黎氏的后裔，果真能够胜任宗伯、祝官的职责吗？旌阳是晋代人，曾经对吴楚百姓有恩；等到功业崇高、德行成就之后，超然升天，而山川因他而显灵，鼎灶遗迹也仍然存在。如今虽然离开人世已经千年，彩虹般的旌旗和羽毛装饰的车盖，仍然不时俯临眺望他的故乡。那么，他驾着群帝的车驾，带着飞仙遨游，不到这里又能到哪里去呢？十一大曜是天神，十一仙真是神人，我对此没有异议。至于把历代有功者列入祠中，享受四时祭祀，又怎么知道他们不是出自八百地仙的名籍呢？即使如此，精神纯一、不二其心的人，也一定要像朱君这样才足以担当。宫观最初建立以来，到现在何止一千年，营建修缮不止一次，但只有大中祥符和政和两次流传下来，是因为有记文的缘故。那么朱君主持这项工程，功绩如此显著，难道可以不为他记载吗？虽然时势未必相同，只要有这样的人，天下还有什么事情不能办成呢？朱君字本初，在龙虎山中受道，后来跟随张仁靖真人长期侍奉两京，学问有源流和系统，曾经撰写《舆地图》二卷，刊刻在上清三华院的石碑上。

译《建德县修学记》建德县只是本府的附属县，然而按制度理应有学校。县治门东边原有旧学校，近几十年来曾多次说要修缮治理，却只求勉强完整，从不考虑长久。如今县令襄阳张侯永坚到任，按照旧例向先圣先师行礼，看到房梁栋木已经损坏，墙面毁坏、砖砌的井沟残缺，便惊然说道：“学校是风俗教化的首要之地，政治治理得好不好常常系于此处。我将要筹划修建，但不能按十天半月来计算。”于是依礼聘请豫章通晓经学的范介，招来子弟在这里教习，使他们知道兴办学校的开端，大概就在于此。第二年，诉讼渐渐稀少，防务压力稍有缓解，张侯估计力量足以办成此事，便停发自己的餐钱，购买材料，召集工匠，凡是劳役都身先士卒；百姓和官吏乐于仗义，也都共同成就此事。拆除旧建筑换成新建筑，建造六楹的弦诵斋，殿、室、堂、廊、门、窗、厨房、粮仓，上面的栋梁、下面的屋宇，道路、四周的墙垣，墙面涂饰和门阙彩绘，内外整齐修饰，规划设计的每一细节都出自张侯的心计，坚固而精密。其精美程度超过私人住宅，工程从至顺元年庚午春天开始，到秋天便宣告完工。耕田的农民和贩卖货物的人看到学校焕然庄严，却没有看到普通劳役波及自己，便惊叹称异，说：“我们这些小民为官府服役，不是早晨就是晚上；除了看到官署的华丽和佛寺道观的崇高，哪里见过这样的事呢？” 如今我们的张侯不去做那些事务，而把兴办学校放在首位；没有征求木材芦苇，没有击鼓征发民夫，却能取得这样的功绩。我听说君子学习道理，就会爱护人民，张侯大概就是这样的人吧？于是学校的学生和老师请里人、武昌路儒学教授马泰之写成书信，又托他的侄孙马莹，奔走到邻郡浦阳山中，请我把文章题刻在坚石上，以便和《角弓》诗的歌咏相媲美。我说：如今大县有五六万户，中县有一二万户还多一些；以今天衡量古代，今天的县大约相当于古代的乡、遂。古代的教育制度是：家有塾，党有庠，遂有序，国有学。从闾胥、族师、党正、州长等属官开始，百姓都有教育；治理政令、考察德行、纠正过错，都有劝勉和告诫。所以闾巷左右私塾中出入受教的人，就是在那里接受庠学教育、进而到序中学习射礼的人。被称为贤能的人，便由乡、遂大夫依礼宾客般地举荐出来；被称为有道、有德的人，便接受大司乐关于乐德、乐语、乐舞的教育。州、乡考察人才的方法很详密，司徒升用选拔的制度很严明。学校因闾井而兴盛，闾井也因学校而和睦。儿童时代读小学，成年后读大学；在京城读国学，在地方读乡学。乡吏在乡师那里施教，保氏在国都施教，没有一所学校不使百姓受到深厚教化，也没有一个百姓不归属于学校。教育的先后有次序，始终彼此成就，大概就是这样。古代乡、遂所容纳的人口，分为二十五党、二十五庠，又总合为一序。周代的乡学，已经很兴盛了吧？然而与今天五六万户的大县和一二万户还多一些的中县相比，土地大致没有增加多少，而人口却至少是古代的五倍。因此学校应当更加广泛，教育应当更加修明，政治治理也应当更加超过古人。可是竟至于只剩下一所学校，或者倚着坐席而不讲学，这是什么缘故呢？大概古人对待学校，就像对待厅堂房舍、饮食一样，早晚都在那里生活，饥渴时都在那里寻求；如今最兴盛的学校，也不过致力于讲诵经文、学习文章罢了。其余时间便把学校看作驿亭，有的一个月只去一两次，有的春秋祭祀结束就离开。讲诵文章虽然不足以期望达到德行道艺的成就，但涵养、揉磨、砥砺、改变人的工具，本来也要从这里开始。像张侯治理建德，必定先使百姓知道学习，然后收拾废坏之处，慢慢兴建修葺。工程没有超过时限，劳役没有烦扰百姓，而祭祀宴享的庭院、师生居住的屋舍都高大整齐。衡量古代乡、遂的制度，没有超过它的。这样看来，张侯用礼法引导百姓，使百姓归于善行，本来就是推行平易正直、慈爱诚信的心意，从而成就孝顺、友爱、和顺、慈爱的教化。我看百里之内，兴建学校、设立教师所产生的熏陶效果，难道只是说致力于讲诵文章而已吗？从前鲁僖公能够修建泮宫，国人歌颂他。大概他们看到泮宫的旗帜，便希望无论老少都跟随国君前进；看到他的马，就认为他神色温和、面带笑容，而不是发怒，乃是在施教。郑国到了昭公时，衰败混乱已经到了极点，城阙上挑达往来的情形、学生不来学校的现象，国人实在深深讥刺。一个学校的兴废，关系到政令的得失，也可以由此观察当时的政治。如今圣明的君主在上，尊重经典、推崇儒学，召集年高有学问的人，诗书礼乐的教化大概已经遍及天下。张侯兴办学校、教育士人，正好适逢这样的时代。子贡说：“看见礼制，就知道政治；听到音乐，就知道德行。”那么，若上考察这个时代，并把张侯作为五百石官长的楷模，应该会从这篇文章中得到一些东西，难道会认为我的话可以废弃吗？那一年冬十一月丁丑朔，过了五日，冬至日记。

译《永嘉县新学记》温州治所是永嘉；如今永嘉是上县，温州是大府。府里有学校，县里也有学校，就像党庠、遂序名称不同，而共同以教化百姓、形成风俗为宗旨。永嘉旧学校在府城东角华盖山下，延祐甲寅年焚毁。第二年，县令何君玉建造礼殿。又过三年，县令王君贡建造门廊和讲堂，基础和结构大致建立起来，但墙壁、屋顶的涂饰还没有完成。到了十四年后的至顺辛未年，县令赵君搭纳，字敬叔，继任到此，告诉众人说：“县里确实有很多百姓，而要使他们受到教育，就要通过教化之道；学校就是实行教化的器具。圣师将要莅临这里，我怎敢不整治它？”于是选择吉日发布图样，挑选材料、准备器物，士人献出多余的财物，工匠施展自己的技巧。总共新建弦诵斋十六楹；从殿到堂、门窗和应当髹漆装饰的地方，庭院水沟、台阶和应当加铺砖石的地方，全都考察尺度，以求达到工艺要求。塑像和绘像都合乎章法，祭祀器皿符合制度，住宿处所有次舍，界限处都有墙垣。厨房和粮仓安排在左右，所见之处无不美观，既不简陋，也不奢侈。举行释奠礼并宣布工程完成后，赵君又告诉众人说：“这所学校的工程，幸有贤明的府侯主持其总领，又有县令和县丞如钟吕般相互协调。所以我能够上下承受他们的规划，在其中努力办事。如今学校房舍勉强完备，游息歌咏的人也渐渐聚集起来。然而学校难道仅仅是器物而已吗？”于是派人来请我写文章，向学校的师生表明其意义。古代学校一定祭祀先圣先师，刚入学时便戴皮弁、进献菜蔬；入学成为官吏后，还要在夜间学习《小雅》中三篇。人的本性本来是善的，但要经过磨炼、陶冶和迁改，最终取得成就，仍然有赖于礼的熔铸和乐的陶冶。因此，要向学生显示尊敬道术的意义，并要求他们以此从事治理，固然必须有相应的人来施行。按照礼制，五百家的党、一万二千五百家的遂，有百姓就有学校。党中称庠，由党正主持教育和治理；遂中称序，由遂大夫彰明有功之人。正月岁首所属官员让百姓学习法令，所读的是三物之法；三年一次的考察中，长官推荐有才能的人，所推荐的是三物之能。统属和统率这些事务的人，是党正和遂大夫；他们所做的事，就是学校和教育罢了。政治无论走到哪里不是教育？教育无论走到哪里不是道？士人生活在这样的时代，看见大节，实践大义，在外听闻诗礼教诲，在内谨慎学习仁让的习惯，乐于从事这些事情，勉励建立这些功业，人人都有尊敬君主、亲近上级的心。所以说：“官员首先在于办事，士人首先在于立志。”已经做官时所办的事，就是未做官时所立的志；各人都有自己的职责。只是不能把政事和政事分开、把教育和教育分开；那么兴办学校以示范百姓，一切都是道与器所寄托的地方。舍弃器物而空谈道理，这叫欺罔道理，我不认为那是道。赵君好学古道，懂得方法，修养笃实。他自修并治理永嘉才一个多月，百姓已经安居乐业，士人也趋向学业；赵君不以此自满，反而专心急切地把学校作为唯一要务，又想征求我的话来进一步警戒勉励他们。那么，世上那些只崇尚外表美观、追求奢侈名誉的人，竟把儒者一概看成不懂政事，实在多么荒谬啊！泮宫建成，鲁侯的德行因此显明；乡校没有毁掉，子产的仁德因此更加可信。我对赵君已有充分了解，写出的赞美又超过事实，哪里算得上知言呢？这项工程，县教谕信安沈元鼎自始至终确实出力，应当按照惯例把他一并写入记文。写作的目的在于嘉奖善行、劝勉后来者，这完全符合《春秋》的义理。至顺三年，这一年壬申春二月甲子记。《退藏山居记》仲和住在城中，却把自己的书斋题名为“退藏山居”，有人怀疑这近于欺罔。我说：“这正是仲和的志向。”仲和将要老去，喜爱山林的闲适旷达，难道唯独没有这样的心愿吗？只是他的力量和时间有所不及，所以借题名来表明自己的志向，这是真实的，又有什么可疑的呢？况且住在水边的人未必懂得水，住在山中的人未必懂得山；那幽深的水、险峻的山，并不就是水和山本身。等到内外之分已经确定，荣辱的变化都已忘却，那么在醒睡、饮食、呼吸之间，看见烟霞的舒卷、云日的吐纳，凡是每天接触到眼前的景物，都足以使我享受自身的拥有，而不能损害我的坚定；这样才是住在水边而懂得水，住在山中而懂得山，因为志向存于此处，而无暇顾及其他。如今仲和已经从声名利禄、得失取予的道路上卸下负担，从觉悟与梦境、是非分别的圈套中解脱出来，正希望自己在世上默默无闻；那么，慨然想望山林，眷恋岩谷，结集丛桂以招隐士，佩带幽兰而长久等待，即使不一定亲自踏着苔藓、坐在树荫下，采摘花朵、欣赏秀色，凤凰的高飞也已经与鸡虫得失相距遥远了。那些只看见仲和混迹于流俗之中，却不知道他内心自得而趋于道的人，本来没有不感到充实自得、悠然快乐的。仲和从庄子那里得到这种道理，庄子又从周代藏史那里得到它；他的气息深沉，他的智慧幽昧，这就是所谓遨游于方外，那么还谈什么退隐？又还谈什么藏身？这样看来，我尚且不能完全了解仲和的志向，何况那些旁观者呢？《镇江府录事司题名记》镇江古代是丹阳郡，沿江筑城；按地望是大藩镇，按户籍却是下路，所以也得以设置录事司，设长官和副职三员，统辖治理城门以内。职务的繁简，哪里能同其他官署相比呢？然而这里是边地，土地上的居民没有固定根基；上要承办大府的供给，下要应付宾客的迎送，耗尽一天的力气、疲惫精神去做这些事，仍免不了受到责备。凡是担任这一官职的人，都像患了重病一样，完全没有施展才干、安闲享乐的意思。至顺二年，进士呼图克巴丹，字成之，初次接受占卜任职来到这里，担任长官，说：“我有土地，有百姓，有政务，有教化，难道不能最终把这些都治理好吗？”于是他为各项事务制定制度，而治理必定以民情为根本。不到一年，职务得到修治，事情都办成了，过去的责备全变成了爱护和敬重。成之也认为，自己从百姓那里得到的东西，实际上也是从内心获得的，于是大力修饰官署，购买石碑，寻求历任官员的姓名，准备按次序刻在碑上。因寓居此地的汾亭石君来请我写文章，放在题名碑的开头。我说：“官署有题名碑，是为了记载官员的更替。这种制度出自国谱人表，记载任职和罢免，而人的善恶自然不能掩盖，大概正是史官法则的遗风。镇江设置录事司，录事司设置长官副职，自从设官以来已有五十年，历任相继，何止一百一十人？” 他们治理的事迹还保存在这里，仿佛从未磨灭。这样看来，对着镜子寻找借鉴，考察车轮留下的轨迹；一切有继承，也有改变，都是我们可以学习取法的地方，难道可以不加思考吗？如果不是成之勤学而且见识敏锐，哪里足以谈到这些呢？所以我得以把这些事情详细记下。至顺四年，这一年癸酉冬十月庚午记。

译《甫里书院记》求学者向圣人求证，只要这些话出自孔氏，天下后世就会取来作为法则。《论语》记载孔子的言论，历次叙述群圣人的道，并附带说到三仁、八士、逸民、师挚一类人物。说到伯夷、叔齐、仲逸、张惠、少连等七位逸民，他们同样洁身自持、砥砺品行；虽然不能完全依循中庸之道，固然也是一代高士。得不到中行之士而得到狂者和狷者，裁减他们过分的地方，以勉励他们不足的地方，这也已经是圣人的门徒了。孟轲以后，评论伯夷的清、柳下惠的和等风范，最终都归于孔子；看孔子在出仕或退处、任职长久或短暂、行动迟速方面的时机，就知道贤人足以证明扬雄之言的正确。唐代有甫里先生，是吴地人。他隐居以求志，选择仁义道德的道路，把如蝉蜕般脱离污浊视为清洁。看他所作《自怜赋》，感慨进谏的鼓无人敲，进善的旌无人理，平津阁也没有遇到合适的人；于是身体隐退、言论放达，在耕作垂钓中自我安顿。他不同于凤凰般高唱的仕进之歌，却近于颜回箪食瓢饮的快乐，于是可以列入七位逸民之中；圣人若不埋没他，归来便会接受他。更何况如今为他建立祠庙、举行祭祀，开辟馆舍供人游息歌咏，凭借后代贤人的力量，又成就于贤能守牧的推动，借此彰显盛世文治的兴盛和郡国教化的美好。至于先生，难道不是所谓百世以后等待圣人也不会感到疑惑的人吗？先生姓陆，名龟蒙，字鲁望，最初居住在临顿，后来避居松江南面的甫里乡，所以那里有环绕而居的祠庙，居住者都是他的族人。虽然族谱散佚，无法考察，但用祀典来证明，也还不是毫无根据。后裔陆德原专心从事儒业，私下曾有志于学习先贤；中年时拿出余力建学校、立教师，教育乡里的子弟，规制大致建立起来。后来又想到，我家姓陆，居住在吴地，历代都有声名：自吴县男陆德明以文学显名，太宗时文通先生陆淳光明而精研赵氏《春秋》之学，下及先生不求仕进的操守和独善其身的名声。虽然相隔百世，听到这些的人也会受到激励；趁着这里有祭祀他的地方，同时建造宫舍，以修奉先圣先师的祭祀，难道不是更加可以长久吗？总管赵侯凤仪听说后认为很好，于是移文廉访使者查实上报行省，再逐级呈到中书；礼部、集贤院、国子监都请题名为“甫里书院”，并任命德原为山长。他接受任命后，任期已满并将交代职务，却仍然笃志不忘，又进一步治理那些应有而尚未具备的设施。于是燕居之处有殿，安置祭祀有祠，讲学有堂，游息有斋，两侧有门，住宿有次舍；即使厨房、粮仓、厕所、浴室等处，也无不完备整治，并划出私田供给祭祀粮食。又置办了充足的粮食，共有四顷多田。还准备束帛礼物聘请经学教师，开导后来求学者，起到劝勉、奖掖、振兴的作用；其中出力最多的，是现任总管钱侯光弼。钱侯说：“这件事不可以没有记述。”于是请我写文，刻在石上以传永久。谨按：先生是天后朝宰相陆元方的七世孙，探究六经，窥见其中深奥义理，尤其精通《春秋》。他得到文通先生编纂的书，反复诵读而深入求索，说：“君子研究《春秋》，到终身而已。”大概当时正值末世，宦官腐败而窃取权力，藩镇骄横，朝廷没有正直士人的踪迹，民间却有如枭獍般的不孝群体。先生超然独立于世，困穷而不忧愁；即使征召命令多次降下，也坚决推辞不肯出仕。他所处的每一种情境，无不以道义的权衡来裁断，《春秋》的学问也就通达而能够施用于现实了。假使他处在孔子的时代，被引荐置于孔门诸弟子之间，即使子游、子夏恐怕也将被他比下去。大厦将要倾覆，一根木头无法支撑，所以他宁愿自比于长沮、桀溺、荷蓧丈人一类人，也不肯走李膺、乔玄、杨震、范滂等人的道路。否则，先生难道是轻视世俗、放纵心志的人吗？过去有人把松江、震泽一带的三位高士合祀，他们本来就是人心和舆论所系念的对象。如今先生配享先圣，祭器陈列于席前，论说传播于讲堂，仰望他的高远、钻研他的坚深，洋洋然仿佛就在眼前。这样就可以上溯寻求他的道，最终进入他的境域。若被任用，就尊奉君主、庇护百姓；若不被任用，就内心清明而行事合乎权宜。先生的道一旦施行，圣人的教化就会建立。德原寄身于平民之间，能够把自己所厚爱的东西推广出去，使乡里也得到厚待。观礼的士人，已经称赞他了。然而，党庠遂序的教育有主管官员负责；至于将这种制度改变而通向更高的道，也有赖于贤能守牧的嘉惠。至于先生的立言和行事，唐史的《隐逸传》已经有记载，这里不必再写。现在记载的是他对于名教的关系，以及足以承接逸民传统的地方，如此而已，这就是记。元统二年，岁次甲戌，春三月己丑朔制。

译《洞山如存精舍记》金华人张仁的父亲去世已经超过两周年，他在慎终追孝方面，无不极尽谨慎。已经选择了洞山惟食作为墓地，又在墓地左侧相地建造一所墓舍，前面是厅屋，后面是寝室，四周环绕墙垣，两侧配有厨房和粮仓，门窗高敞，器物排列整齐，凡是墓舍的规制大致都具备了。他准备让僧人居住在那里，负责清扫墓域、巡视看护松柏的事务。后来他向高阳许先生请教墓舍的名称，许先生把它命名为“如存”，并解释说：“父母去世了，还要像父母在世时那样侍奉他们。所谓像在世一样，关键只在于你的心是否思念，以及思念到什么程度。”张仁接受了这番教诲，又请我写文章来记载。张仁的父亲名某，字辅之，我曾听到乡里对他的评价，知道他确实善良而不夸耀自己，是一位美善而笃厚的人。他从小失去父亲，奉养母亲徐氏，居住在别室，竭力谋生办事，一向以勤劳节俭为根本。人们起初看不出他有什么作为，但他的生活日益宽裕；这本来是孝敬所成就、仁惠和顺所融洽的结果，功效就是如此。辅之在至元庚寅年去世，元统乙亥年享年四十六岁。辅之娶徐氏，生二子：长子防，次子就是仁；二女，分别嫁给武义的严文奎和浦江的吴汝霖。孙子三人：士元、士庆、士权；孙女二人，都还在防的家中。防和仁选择在洞山安葬父亲，那里岩峦夹住山脊，涧溪束住山口，土质润泽鲜明，地气融合浩荡。墓师说：“适宜安葬。”士人说：“吉利。”于是挖穴作为墓室，在至元三年丁丑年秋九月癸丑日，捧着棺柩前往下葬。又想到我的父亲奉养我的祖母，从未有一天离开她身边；如今生死既已不同，而魂气却无处不相通，于是在墓穴南面另开一个墓穴，等待将来安藏祖母。拨出若干亩田，登记为如存精舍的产业，拿出地契焚烧并发誓说：“僧人居住我的房舍、替我承担事务，就从这些田产中供给食粮；凡是修葺我这所房舍的损坏之处，也从这些田产中取资。即使是我的子孙，也不得侵夺据为己有，以败坏我的孝心。”像防和仁这样承继父亲、谨慎追思的做法，仿佛亲人还在世一样，没有一件事不谨慎。唉！孝子侍奉父母，父母活着时有奉养，死后有丧葬。收殓手足和身体，随即安葬；棺材包裹衣服，椁包裹棺材，土包裹椁，也不过如此。然而葬礼厚重或简薄，也要看自己所能做到的程度；君子仍然认为这合乎义。义到了哪里，礼就跟随到哪里。所以杨王孙想要裸体下葬，以便返回人的本真，对他自己来说可以这样做；但充虞所说“木材好像太美了”，意思是说，这样做就已经尽到了人的本心，却不能因为节俭而损害奉养父母的义理。张氏家中有百金的产业，财力足以达到中等人家以上，善行又足以成为子孙数代的凭依。亲人去世，防为他封土下葬，使遗体安藏；又依义建造墓舍，以便居住守墓。那么，他厚待父亲，也就是厚待自身；厚待自身，又能厚待乡里，必定没有一件事不极尽谨慎。厚葬归根到底是仁德的彰显。这样，亲人虽亡而并未真正亡去，虽不在而实际上仍然存在，难道只是祭祀那天隐约仿佛看见他吗？所谓“存在”的意义，按照许先生为墓舍命名的意思去寻求，就可以得到。防和仁，你们要好好继承它啊！下葬前一月，北斗杓柄指向酉方；这一天是甲戌日，太常博士柳贯撰文。《待制集》卷十四 钦定《四库全书》《待制集》卷十五　元代柳贯撰 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