待制集卷十六　　　　　元　柳贯　撰

译《共山书院藏书目录序》汲郡张公从最初做官时就喜爱收藏书籍，等到官位显达以后，更加节省并拿出俸禄，转而购买四方的书籍；积累三十年，总共得到经、史、子、集各类书籍若干卷。后来把它们收藏在共城苏门百泉之上自己的居所，并像上文那样分类编排书目。延祐三年，张公参与中书省事务；第二年，我来到京师，恰好寄居并教授于他的家中，偶然得到他所谓的书目来观看。他所储藏的书，除了五经、三史等典籍以外，群圣百家的言论全都在其中。他已经咀嚼其中的精华，润泽自身，又选取其中重要的内容，用来治理天下国家，余绪则用来传布给后人。像张公这样的心，可以说没有被书籍所累。然而经书用来承载道，史书用来承载事，上下几千年间，宇宙运行、古今变化，彼此相接而无穷无尽的内容，纷繁众多。帝王盛世，道存在于人心之中，本来没有不是全书所包含的。秦代的焚烧毁灭，是秦自己焚烧毁灭了它；汉代的表彰尊崇，是汉自己表彰尊崇了它。书籍本身没有丝毫增损。此后，执持谶纬来谈论经书，经书才开始分离；依附私门党派来议论史书，史书才开始受到歪曲。传注、纪述的作家，大概像蜂群、刺猬一样纷纷兴起，数量超过古人十倍百倍。即使有向歆父子的《七略》、班固和荀勖的甲乙分类，以及元嘉年间的部类、崇文院的书目，也只不过是当时宫中秘密藏书的目录罢了。何况世事变化不一，文字日益繁多；我若只拿几寸纸张，想把名称类别全部穷尽，唉，也未免太狭隘了。如今公所聚集的书籍如此浩大繁富，那么编成谱录加以考核，本来势必不得不这样做，难道还能说这是多余的吗？或者说，圣贤的精神、心术都寄托在书中，其中关于道德性命的言说已经达到极致，而制度礼仪到今天还幸而可以考察，没有比礼乐更详备的了。既然记载得如此详细，又能从人心根本说起而容易使人接受，那么伯夷、后稷的教化本来就应当旁通洋溢，流传千万世而如同一日不变。然而五礼、六礼各有不同的次序，五音、七音的位置又有变化，于是有人取用其中进退俯仰、高下清浊的数理，任意纷乱更改。用绵蕝来改变三代的礼仪，因同处一室而扰乱都宫的制度。乡饮礼不再实行，上齿尊老的风俗便衰微；冠礼不再讲习，成人的正道便断绝。至于讨论钟律，铢、黍的标准既然已经差错，均衡节奏还从何谈起？五量、三统也因此没有适从的标准；即使太常寺所学习掌握的，也将疲弊于龟兹乐部和梨园伎艺，郑、卫之声反倒还算不上过度淫靡了。唉，又哪里知道五帝、三王的制度并非相沿袭承，其流弊竟会发展到这种地步呢？这正是有志之士踮足期待礼乐兴盛，希望人心能够端正、世道教化能够隆盛，使尧、舜、禹、汤、文、武、周公的治理得以实现的原因。如今上至铺陈谋略、叙明伦理的君主，下至阐明义理、宣扬教化的臣子，在朝廷大议中，想来一定会涉及考察古代礼制文章的事情。圣贤离我们很远了，他们的精神、心术所寄托的内容，条目在书中，纲要在录中，大体都可以举出并加以统摄。除了寄望于公，还能寄望于谁呢？我柳贯学识浅薄，哪里足以了解这些？只是借作序叙述的机会，私下向公献上这些话。《东亭图序》【代赵承防作】《东亭图》，是描绘东亭景色的图。亭中景物有十多处，却没有逐一题名；因为东亭的景色最为优胜。大概从东南方出古邢城三十里左右，有个村子叫窦村，这里是魏国张忠宣公的别墅。东亭以方彦清父，即今天大司农彦清父所建而得名。别墅在村中最好，亭子又是别墅中最好的地方。别墅有树林、田畦、厅堂、房舍，有百泉的水流，有蓬鹊山；浮动的山岚云气，早晨的姿态、傍晚的形状，顷刻之间千变万化。坐在亭中，抬眼便全都可以看到。亭子仿佛就是图，图也仿佛就是亭。起初张氏的祖先侨居在这个村子，经历宋、金两代，隐约居住了一百多年。到忠宣公凭借宏大的才略侍奉世祖皇帝，出入中书省、寺院，成为当时的名臣。如今司农公又凭文学受到四朝知遇，官阶升至第一班，位居亚疑丞直，所作文章议论正直而有实效，得到皇上了解；村中的老人孩子，没有不夸耀称羡的。公父子以此为村子的荣耀，而公也认为这里的水、这里的山丘，是先人曾经垂钓游览之处；水有源、树有根，自己片刻也不能忘记。因此自忠宣公离开村子到城中建府第后，仍然就村中营造别墅。后来公因魏国太夫人服丧，辞官回到别墅居住，于是修筑了这座亭子。他专心忧居、读习丧礼，闲暇时向外眺望白云，行走时抚摸嘉树，对祖先的怀念始终如新。如今公身在朝廷，心思却无不在山林田野之间。他曾指着图对我说：“我有了这幅图，就如同有了这座亭子。图在手中，亭子就在心里。虽然如此，看见图而看不见亭子，那么图就成了真实，亭子反成了幻象；看见亭子而看不见图，那么亭子成了真实，图反成了幻象。您若能用庄重的言辞为我的图作序，就会使真实本来是幻象，而幻象也成为真实。”我回答说：“可以画出来的是亭子，不能画出来的才不是亭子；所画的是幻象，不画出来的才是真实。”如今公正年富力强，又遇上圣明的时代，文采功业、宏大事业的铺陈宣扬，都有责任落在公身上。天地之间凡是细小的生物和各种动植物，直接就是公图画中的一件事物。既然如此，把一亭一墅寄托在微小的笔墨之中，以幻象当作真实，还要我再写几句话系在图后，这又是为什么呢？公家的先德深厚、世泽滋长，本来就是千年难逢的盛事，而其真实情形恐怕不是一幅图所能穷尽的。像我这样衰老之人的话，才正是其中的幻象。画图的人是谁？是蓟丘杨光祖。作序的人是我，我是吴兴赵孟頫。”

译《席御史文集序》元城监察御史席公去世三年后才下葬，我柳贯写文章刻在墓穴上作铭。又从他家得到遗稿，杂有诗文若干篇。公的朋友渤海嗣君时，也曾任御史，是闵公；公没有后嗣，他将把遗稿刊刻流传，于是让我作序。公的学问大概出自紫山胡氏，浸润于义理的真髓，含咀道德的精华；起初并不以华美辞藻、脂粉修饰来争奇逞巧，只求最终能够用于实际而已。他在京师居住十多年，才得到郎官、秘书之职，但所属官局却没有什么事，即使领取的廪禄已经很少，生活更加艰难，他的气度仍平和，心虑仍淡泊，始终不肯希求宠幸、凭借权势，也不曾到贵人的门户下留下踪迹。只是内心融和愉悦、神色温润充盈的情怀，时时从歌咏声中流露出来，心中没有什么忧病，所以言辞也没有什么失误，大体上是醇厚平和的。又过了十多年，他进入御史台，于是对时政负有进谏的责任，吟咏之情也稍稍减少了。然而他的忠诚恳切，凡是关于国家体制、百姓性命而提出的意见，尤其恳切周至。不幸多病，最终未能使自己的意见得到伸张便去世了，所赖以保存下来的，只有这些文辞而已。学习却不能自行施用于实际，难道不是命运吗？考察他的文辞而了解他的内心，便知道公的学问总的说来没有违背他的老师。至于嗣君笃守朋友之信，生死之间也不改变，急切地希望公的言论流传后世，嗣君后来的这种情谊，确实值得称许。《诗经》说：“施惠于朋友，施惠于平民和年轻人。”嗣君大概是懂得政事的人吧？延祐七年三月十二日，国子助教柳贯作序。《阎氏嘉禾堂诗序》天地之间精粹美好、纯正和厚的气，承袭祥善而发出福瑞，本来专门聚集在人身上。然而大地所承载的事物、神明所显现的形迹，有时也会间或表现在万物之中。万物哪里能够各自偏胜呢？大概是气势盛大而不过分时，忽然彼此感应，灿然彼此相合，这种现象哪里可以诬称为虚妄呢？起初我懂得读训诂经典时，看见《周书》所列的《归禾》《嘉禾》二篇，大概因为周人没有私心，便认为成周盛世之际，浩大充沛的气已经聚集成周公、召公、毛公、毕公等人；那么当时万物遭逢这样的时代，鸟都成为凤凰，兽都成为麒麟，树都连理，禾都同颖，又有什么可疑的呢？只是区区一株禾的祥瑞，史书却屡次记载，文辞虽然残缺，但下民向上天、下级向上级报答的意义，确实还流传着。如此看来，这种盛大而不过分的现象，难道能只归之于气吗？也正是忠厚的恩泽遍及万物，而不可以由人独占吧？如今文书制度四方相同，声教广泛传播，人才聚集，向上已经压过姬、孔，向下也使管、商显得浅陋了。草木的精华应当畅茂而成为美瑞，接连出现，以彰明气化流行的盛况，可是最终却还没有听说。我等待这种祥瑞已经很久了。延祐七年，我和西蜀侯岩亮甫一同客居京师，他偶然对我说：汾亭阎君显卿，是我的朋友。他辞去蒙阳令后，便居住在成都，在园圃中培育禾苗，都是同一本而长出不同的穗，分成八九枝，乃至多得无法计数。百姓欢呼着说：“这是祥瑞，难道阎君能够独自占有吗？”于是把情况上报郡府，郡府又对行中书省的宰相说：“这是美好的祥瑞！何不把这件事归美于天子，或许可以成为国家的祥瑞，而我们也能共同分享荣耀。”于是用驿站传送到京城。当时仁宗皇帝正在嘉禧殿斋居，事情上奏后，便把禾苗交付史馆记载，也已经特意写在史册中，传示无穷。阎君又夸大宣扬皇上的美德，于是把自己的堂命名为“嘉禾堂”。蜀地的杰出士人和朝廷的知名人物，往往用歌咏诗篇传述此事，为阎氏增饰光彩，这是千载难逢的际遇。此时阎君改任龙游令，他的儿子敏道也被征辟为云南行省属官，恰好因事来到这里，将顺路经过家乡，便捧着酒杯登堂，用弦歌和笙匏演奏各种诗篇，为父亲祝寿。您若能为此作序，敏道这次回来就更加有幸了。我听说阎君在蜀地任官三十年，能够凭清廉谨慎取得声誉，有五个儿子，都奋发有为；这难道不是贤德吗？我前面所说的精粹美好、纯正和厚的聚集，是从气来讲的。盛大而不过分，有时表现在人身上，有时表现在事物上，都是有所感而来、有所触而应，并非人为招致却自然到来。一株禾的祥瑞，也可以说是从阎氏开始，但难道是一家一乡所能独自承受的吗？我既然尊重自己听到的事情，并相信其中的道理确有实据，所以先为它作序。若有人说我是仰慕占卜求祥的人，那么删去这篇文字来惩戒我的僭越，也可以。冬十一月初一日，柳贯作序。

译《送刘宣宁序》从前刘君将要任鄯阳令，仙井虞先生作序赞美他的出行，文章尚未完成便遭遇太宜人之丧。服丧期满后，吏部再次调任刘君为宣宁令。宣宁是县，隶属大同府，本为战国赵地，汉代属云中郡。汉高祖追击韩王信到平城，被围困在白登；后来北魏道武帝迁都平城，都在这一带。按地图看，它在单于府东南，在雁门、马邑东北。唐代逐渐在边境设置使节、节度使，经营北方；距雁门以北三百里的地方叫大同军，于是府名为大同，或许沿袭了这个名称。现在所辖县有云中，仍沿用汉代旧郡名，表明它西边的云内州并非汉郡故地；只是不了解宣宁最初因何设置为县，难道是在辽氏建国、升府为西京的时候吗？起初这里临近西北边境，百姓生长在骑射环境中，又畏惧战争，手持长矛、弯弓搭箭，才敢兼事耕种和放牧。塞下人说当地风气强劲尚武，习俗坚硬强悍。然而若用文法和吏治来治理，却又好像把湿柴捆束起来一样难以整治。等到国家在龙荒起兵建业，迅速安定四方，这时大同如同古代的京畿，即使分封藩王、登记兵籍守卫边疆，边境也不惊扰，鼓槌不响，警报不作，延续将近百年。人们由骄悍变得安恬，由强暴变得柔和，往往穿戴文官服饰而谈论诗书，自以为同于齐鲁之人。所以一旦有贤能的县令长官，以小小的恩惠抚育他们，他们便爱戴感悦，就像婴儿对慈母一样。居住在这里的人有了主管牧养他们的官员，又有社稷和百姓，过去的困难已不复存在，而在今天治理起来就容易得多了。唉，谁知道这是历代圣主恩德温煦、涵养浸润达到这样的结果，不正是所谓经过一代人的时间便可实现仁政吗？我听说朝廷每年运送粮食，充实和林、明安诸仓，达到八十万斛，屯戍将士才免于饥饿。核查士卒、车辆的名数，计算道路运输的工役，大同一府总管其事，而所属州县承担具体劳役。近年灾祸连连，人畜倒毙、死在道路上的超过一半，有司下达紧急文书，责令各家偿补；一旦不能按期完成，官员或吏员便会受到谴责呵斥。幸赖二三位大臣谋划改变制度，全部拿出户部的茶盐引招募商人；有人能够自行挽运、自行输送，交纳粮食后便发给凭券。既然舍弃利益来给商人，那么粮饷运输便会像云聚川流一样汇集，有什么不能不靠腿脚和翅膀就飞快运达的呢？近来见到巡边使者回来，说仓廪中的存粮大致足以支撑三四年。而山西八州去年秋季大丰收，豆麦遍野，每亩收获都达到一钟，百姓已经离开震荡劳苦而进入休息安养的生活。宣宁只是方圆百里的县，但教化容易感化人，治理容易成功，大概没有比此时更适宜的了。刘君既然敏捷宽裕，又得到合宜的时势和地理条件来施展作为，那么他将会起身追随卓茂、鲁恭那样的良吏。还有什么可惭愧的呢？如今中央御史和外地廉访使，都奉诏考察、举荐地方守令，每年把他们的政绩名声上报朝廷。有从小县超越升任大州长官的人，我知道刘君一定不会被荐士文书遗漏。考察土地疆域、征验民情，是县令的职责。我虽不认识刘君，却乐意为您称述这些事。虞先生的序已经足以令人信服，但我又希望孔夫子“学习道理、爱护人民”的教诲能够在世上显明，所以说了这些话。《送王吏部签宪燕南序》河北屡遭饥荒，加上去年秋天大雨成灾，镇定、瀛、易诸州本来共同受此灾患。然而太行山以南各沟壑的水流，借着高处直灌冶河而下，与滹沱、滋阳二水汇合，奔流横溢，大概先淹及镇定，随后又波及瀛、易。原来的禾苗田垄既然变成了蛙坑水洼，那么这几个州的百姓，生存的希望几乎已经断绝。朝廷听说后忧虑，于是停止朝会，派朝士前去察看灾情，发放粮食、劝导富户分粟，凡是用来安置救活百姓的措施，几乎没有遗漏。于是台臣又说：“燕南廉访使所治理的镇定、瀛、易，都在他的辖区。如今百姓困于饥荒，距离新粮成熟还有几个月；如果不加厚防护、深切养育，就像人已经痿痹，元气一旦耗散衰败，便再也没有活路了。”朝廷议定选派官员上报，而我的朋友王君景先，正由吏部郎出任签宪，主持廉访使事务，穿紫衣、佩金鱼袋，奉命立即出行。京城中的老幼都异口同声说：“他曾手持御史符节巡按河南，首先弹劾奸臣并将其罢黜。由这样的人来考察一方，哪里可以冒犯呢？”然而景先是儒者，平时不追求矫饰高亢的行为，只是遇到事情便英姿勃发，认为天子正在建立治国制度、忧恤百姓疾苦，怎么能容许一只恶枭毒鸩混杂其间，使善良之士畏缩不能有所作为？如果这样，难道我的节操还能算什么呢？”〔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口〕 人们只是看见他排斥奸邪的力量和摧毁它的容易，却不知道景先的心意也不过是推行本来应当做的事情而已。何况如今正要在严寒之后施加温暖，在将要溃烂的伤口上洗濯治疗；如果像调弦一样，弦太急便会中断，太缓又会屡屡松弛。以正当的学术作为根本，以实际成效加以验证，他所采取的救灾防患之道，就是诛除强暴、铲除梗阻人事之心，这与这几个州的百姓有什么不同呢？愿他们不要因困顿憔悴而自伤，反而用这些事情来安慰自己；这样便会知道朝廷慎重选用宪官的用意正在这里。然而我尤其担心您的恩惠不能长久专施于这一区域，所以在您告别之前先作此序，作为凭信。至治三年四月九日，柳贯作序。

译《理成隐居图后序》我的同乡朱叔晦先生，在咸淳年间已是著名进士。他经历忧患，想要把自己比作管宁、陶潜，但志愿没有实现，于是又带着自己的耿耿之心北上京师。他又把自己看作陆机、陆云二人入洛时的情形，通侯贵卿见到他便加以慰问荐举。先生却始终不肯稍稍降低气节、压抑言辞，久而久之，只得到江东一个县的试任，便回来。虽然身上穿着章服，心灵却游于淡泊之境，仍是一个孤高而沉静的奇人。他居住在理成林崦，房屋掩映于废墟、井泉错杂之间，曾以“理成小隐”自号。东平张公梦符按自己的意思为他作图，御史中丞刘公、中书左丞马公以下的人，都按自己的意思为图题诗。有人说：“先生不是充作隐士吗？”他低头笑着说：“我从未真正隐居，却也从未不隐居。但说我是充作隐士，就是诬蔑。”后来他辞去越州上虞县令，径直回到理成，在山水之间长啸吟咏十多年，享年而终。图还是原来的图，人却已经不是原来的人了。从前我还未成年，父亲正在拜访故国子博士施公，回来忽然倚着几案，慨然说：“我们乡里综括名目、核实事物的学问，从源头到流派，大体还像同一天形成的。”施公也老了，他以下的人，只有朱叔晦兄弟或许能够像他。那时我还不懂这话，却已暗暗记在心里。我稍稍长大后，有幸一两次见到先生，听他纵论古今，议论腾跃，钩连贯串，像在大庭上张设音乐：商声飘扬，羽声高举，律吕宣发回旋；慢慢按节奏演奏，无不清越地应合节拍。这样以后，我才知道他的根本正在这里。如今先生兄弟和我的父亲都已入土，而我凭借平庸空疏的资质偶然遇到昌盛时代，越级登上儒学馆。仰望前人的德业还不遥远，感慨乡里的学术已经寂寥，便借展开图卷，在末尾记下这些话。九泉之下的贤士，我哪里能够使他们复生呢？大概我也将要隐居了。至治三年夏六月十日，柳贯作序。《上京纪行诗序》延祐七年，我柳贯以国子助教的身份分任北都教职。学生们刚出居庸关，越过长城，来到滦水北岸，便停宿在那里。从夏天渡入秋天，经历了两个季节，才再次计算关塞道路，观览历代险要雄伟之处；凡是呈现在眼前的宫苑、器物、仪仗的盛况，都足以使人心情激动、精神振奋。我的感情受到触发，有时也放口成诗，按次记录下来，共三十二首。唉，把贫寒人家的子弟放在交通都会、万货聚集的地方，珍奇怪异之物充满眼前，能收取一两件而遗漏千百件；即使想多取一些，哪里能够全部竭尽力量得到呢？我柳贯是西方偏远之地的人，从小到大屡遭家难，学业荒废，志趣念虑迂疏，只是父亲、老师的箴言还在耳边，常常惭愧不胜。如今幸而凭章句训诂之学，偶然混迹于西廱的武职之中，私下得以陪随在朝臣末列。皇帝的光辉灿烂，照耀前后；山川的宏伟奇异，振发于左右。那么把这些记录铺陈出来，不能因为我的言语芜杂拙劣就一并废弃。现在我早晚等待被淘汰，希望退居田里，以安度晚年。然而这些诗稿又担心日久散失。我的朋友薛君宗海素来擅长正书，从囊中找出几块旧纸，于是请宗海用小楷将诗联缀成卷。难道只是拿回去向田夫野老夸耀，以夸大这万分之一的幸运遭遇吗？然而回头眺望鼎湖，天高万里，想到遗弓的悲痛，便涌上心头，这种悲痛还要到什么时候才能停止呢？后三年，即至治三年十一月五日，柳贯自作序。《高氏四子字序》树木属于植物，而从微小的茅草萌芽开始，逐渐拔高到可以满把握住、两手合抱，都是雨露滋润、地力培育的结果，因而能够最终发挥自己的才能，成为绳墨取材而不舍弃的材料。观察它的开始，便可知道它最终能达到什么程度；那么牛羊、斧斤有时阻碍它生长、毁坏它的完整，难道是树木的罪过吗？徂徕山有松树，新甫山有柏树，是树木的园囿。公输、梓庆一旦经过并斜眼看它们，便会发现低处的树压过一般草木，高处的树干直冲青天；那些分立交错、耸峙在我们眼前的树木，取用起来有哪一样会用不尽呢？由此才知道，才能是上天所赋予的；它先前枝条伸展、茂盛繁荣，正是为了后来落花结实作准备，关键只在于它的根本究竟怎样。《易经》以地中生木为象，说君子应当顺应德性。由小积累到高大，大事由小事而成，靠的是积累；积累能够达到目标，靠的是顺应。所以小的积累是大积累的渐进，大的顺应是小的顺应的显现。枝叶茂盛，是根柢牢固的表现；树梢高耸，是中部端正的结果。这样，从树木最初的性质，就可以知道树木之道必能有所施行，这正是运用《易》的妙机。学习者增进学业的功夫，大概也不过如此。〔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日〕 詹事府长史、太原人高君，已经充分发挥自己所得的学问，在当世显达；又将让他的四个儿子进入学校学习，于是拿他们的名字来向我请取表字。我曾从树木中观察到它所以能够上升的道理，便就四个儿子的名字推演它们的意义，进一步告诉他们。所以树有根本便会滋长，这是诚信树立的表现；根本如果不端正，末梢便会迷乱错误。给孟端取字为本，意思是由憔悴转为繁荣，这是仁德的实际；生机流通，完整的德性不会昏昧。给仲仁取字为荣，意思是树干挺立于中央，是万物的法则；若不是栽培它的刚健，它怎能成为法式？给叔刚取字为桢，意思是上面横架、成为栋梁，是树木达到极致的道理；高而再高，便与中正相合。给季隆取字为栋。端正、仁厚，是实践我们的诚信；刚健、隆盛，是思考我们的顺应。懂得上升的时机，便懂得学习的次序；我把物的微小与义理的广大相类比，用这些表字配合君的名字，其中难道没有遗留的意义吗？虽然如此，父子之间的恩爱，是上天施予的。一根草茎、一棵树芽，虽无形色之神来主持，但滋养它们的生气到来后，无不追念自己的开始，以使结局更加丰厚。所以君子的教化，只有树木最为接近；而像树木上升所体现的顺应德性、渐渐形成良好风俗，大概无不是树木之道的作用。这就是高君取这些意义为儿子命名的用意。可惜我的言语不足以发扬高君所蕴藏的东西，但他原来曾带着嫡子跟随我学习经书，其中的意义却有不能隐没的地方。深入体会、仔细观察这些道理，就在四个儿子自身。我还有什么可说的呢？

译《开元宫图后序》右边这幅《开元宫图》共一卷。开元宫本是宋理宗女儿周汉国长公主的府第，在杭州清湖桥西边。建成于景定辛酉年，公主正于这一年下嫁驸马都尉杨镇。后来公主去世，杨镇随同北上；到至元辛卯年，杨氏取得这座宅第已经三十年了。道士买下它，将其改作宫观，依照道教方法涂墙绘饰、修治宫室；又过了三十年，到至治辛酉年毁于火灾。天运才循环一周，兴废盛衰便不可再追问，竟到了这种地步。这幅图所记载的全是杨氏旧有的建筑，而宫观的格局已经不复存在。记下这种变迁，是为了不忘它的起始。起初理宗没有儿子，度宗从福王府入宫成为正式太子，谢皇后只有公主一个女儿，二宫对她最为宠爱。有司迎合上意，大肆营造府第、帷帐和供御之物，车舆待遇与皇帝同等，居住了半年；又因为距离掖庭较远，便另行占卜，在和宁门东面穿过空地和墙垣开一条直道，使内官、宫婢早晚相通，馈送问候。至于赐给她、位于清湖的宅第，只是在杨氏母亲方已、己未、庚申年间才由杨氏居住。贾似道凯旋还朝，凭功劳自我夸耀，上下都受到蒙蔽，忌讳谈论边境战事；对襄樊、秦蜀的赏赐和收买也不能宽免，却不断输送土木、文绣之物，豢养骄奢，保护淫逸，最终导致兵火接连发生，国家鼎器的存亡便再也无法预料。何况那些甲第宅院，弃旧更新就像赌博投掷一枚骰子一样轻易吗？即使以竹宫、桂馆的名称替换珍台、璇室的旧名，祝融、回禄仍然回头顾视它们，难道一定要同昆明池的灰劫一同毁尽才罢休吗？或者说，天上诸神轮流值守、交替为王，人力果真不足以胜过它们吗？如果不是这样，那么凤箫已经远去，绛节有时降临，岳神、河神掌管禁戒、呵斥和祓除，他们又为什么独独对此无所作为呢？这大概是命数不得不如此，而万物被困在其中；其中的道理，我也无法知道。作图时宫室还没有被焚毁，厅堂华美，窗户森然高耸、幽深严密，规矩牵引、墨线相联，纤细与宏大、疏朗与密集，即使精通历算的人也不能再增减调整；但台、亭、池、沼已经有一半毁坏荒废。道士对此有所增删修整，不过大体还可以想见旧貌。眉叟真人如今主持这座宫观，正要进一步扩建，使它更加宏敞，以修整祭祀、厘定功德，但工程尚未完成，便赴朝廷京师，把图拿给我看。我曾私下记得它的旧貌，于是作这篇序；凡是从《黍离》《麦秀》遗留下来的哀亡之声中有所感触的，也附列在后面。泰定二年五月二十三日，柳贯作序。《齐太史春秋诸国统纪序》解说《春秋》的人，知道圣人治理天下的方法寄寓在一字一删之间，却不知道它借用鲁国史书来记载诸侯国的事情。各国盛衰离合的端由，成败是非的踪迹，都有不可掩盖之处。孔夫子是鲁国人，而鲁国实际上是周的宗国；幽王、厉王使周室受创，除了鲁国还能依托什么呢？孔子拳拳之心，难道是出于不得已吗？然而经文一定称“天王”，正义一定称“王正”，正是把开端托在这里，深刻显示拨乱反正的道路。大概常常像文王、武王、成王、康王亲临眼前，典章礼制、命令征讨都有其宗本，并不只是详记鲁国而略记外国。经书所记，有常态也有变化；常态固然不可改变，而变化正是为了显明常态。开头先写王室人物、其次写封爵，这是常态；以会盟为主、以战争为主、谋求顺从、谋求叛逆，就近于变化了。先后次序有时不同，名号的实质却没有改变。把宋、齐、晋、卫同秦、楚、吴、越并列，便是把柏翳、鬻熊的宗族、太伯、仲雍的后代、夏后氏的后代，概括到戎狄之道中，难道是多么缺少恩意吗？只要中国之道尚存，名分和义理便仍在，所以能够在祸乱开始时遏制它。等到这些都已经离散，大权向下逼迫，外患日益侵入，誓盟征伐之事便由各国专擅，进而排列先后，也正是用来记载这种变化。圣人的心纯一明亮如天日，造化的权柄和根本都表现在特意记载、屡次记载之中，是要使万世之后的人面对它也感到畏惧。若说他把王室列在诸侯之中，把华夏衣冠推入左衽之地，那是不懂得他言意的人。我自从接受《春秋》教育以来，私下曾疑惑：列国的事情，难道全都是史官承受告知后记录的吗？总的说来，举出事实、建立文辞，各有它的根据，而贵贱荣辱经得起考察，绝不虚妄。《春秋》存在于天地之间，看待周如同看待鲁，看待鲁如同看待列国。若认为它是为鲁国而作，那么从隐公开始到哀公结束，而把根源归于典礼、命令、征讨的原则，究竟是为了天下，还是偏私于鲁国呢？我经历艰难离散，不幸学业未成便中止了。近来来到京师，常希望向博学大方之家求教，以消除自己的疑惑。见到齐沙鹿先生的言论，他说：《春秋》是用共同之处来统摄差异，用统一来统摄万事。它从鲁国开始，以吴国结束，是合并二十国的史记而作成的。我间或曾按类别编成一书，称为《诸国统纪》。把周降列为鲁，是尊崇鲁国而使王室居内的屈笔；把齐列在晋之前，是以霸业替代亲亲之义；把楚、吴系连起来，是惩罚僭越以归正。它阐明名分的意义，贯穿在书法和义例之中，这也是前代儒者有所引用却未充分发明的深奥道理。我还能说什么呢？我得到此书后诵读推究，又把自己浅陋质朴的见解编次出来，请先生指正，以此自我勉励。如果还说我曾经懂得多少《春秋》，岂不是要成为孔门子游、子夏那样的罪人吗？泰定二年八月二十一日，柳贯作序。《嘉溪图序》太原既然号称山水的园囿，嘉溪又以地名相配，那里应当是极其优胜的地方了。地势优胜，所以物产也不平凡。珍奇花卉、奇异植物以及各种飞禽走兽，不能独自占尽其美；刚劲、端正、奇异、特出的树林，往往生长在这里。《诗经》说：“看那旱山山麓，榛树、樗树繁盛整齐。”又说：“洁白的玉瓒，黄澄澄的酒在其中。”这是说肥沃的土地不会出产贫瘠之物，美好的器物不会有低劣的滋味。那么只谈论一个人的品德，却不追溯他的土地根源，可以吗？我的朋友段君某居住在嘉溪，外出到南方做官，常常急切地谈论溪居的胜景，所到之处便用“嘉溪”命名自己的堂，以表示不忘祖先。他如今正任职于江西廉访使府，以清正的裁断、敏锐的见识获得当世声名，正在逐步接近显贵要职，等待成为天朝的辅弼仪表，这本来就像从囊中取物一样容易，恐怕未必能始终拥有这条嘉溪了。然而溪水从前隐藏、如今显露，是由君为它发扬；因此不是溪水因君而更加美丽，君也不是凭溪水来求取声名。溪水可以洗濯君的帽缨，溪石可以磨砺君的牙齿；溪中鲜物可以切片食用，禽鸟毛羽可以进献；它不以愚昧自辱，也不以廉洁自矜，与你的德行相配，使你的声名专美。即使它整体都刚正奇特，说它比君更嘉美，又哪里算多余呢？尊重自己的出处，是仁；知道自己所选择的方向，是智。我从君给堂命名这件事，知道他兼具仁与智，所以按自己的意思为他作图，又作序来落实这层意思，并借此庆贺嘉溪有了彰显。引声歌咏《诗经》中诗人的意义，希望不要让人认为我的话过于夸张。

译《宪幕诸公送许仲谦北上诗序》滑台许君仲谦任廉访司属官，湖南、湖北、江西三府的考核等第已经完成，于是将要升入天官的名册。当时江东廉访幕府人才众多，大家都鼓足勇气作诗，希望许君显达宏大，以夸耀我们府中得人的优胜；他们不嫌我的文章粗陋，把纸简交给我请求作序。我说：李唐盛世最重视同馆朋友的情谊，遇到有人出行任职，必定选择名园广榭，设宴饮酒取乐，徘徊观望，白天结束后接着通宵。虽然诗筹酒令在离别之间交替进行，但其中的情感和文采一旦发出便不会停止，常常足以触动诗人的反复感慨，彰显太平盛世的美好景象。到了宋代，这种声誉风范还没有消灭，篇章所在之处，仿佛可以展开画图观看。所以借人物来论时代的人，往往从这里有所取法，认为这是政治教化成就的证明。如今我们的府治设在洪州，凡是江右十一州所属的政令，都可以考察它们的好坏，按时加以纠察举劾。正值廉访使贤明整饬，正官职制度、修明纲纪；而执笔作文的英才，又都是东南最优秀的选拔人才，声律和谐，冰玉相映，革除愚顽，铲除暴虐，威势震慑，教化施行，美好的声誉遍及内外。仲谦正是在这个时候名列荐书第一，又同群贤交游，并且能够追求典章礼仪，以更加完备的文辞彰明它们，用来激励当世。在我看来，所谓希望他显达宏大、以夸耀本府得人的优胜，难道只是偏爱一个仲谦吗？然而如果没有仲谦的清廉，便不能承受贤能廉访使的特别知遇；如果没有同游群贤的欢欣，也不能传播仲谦美好的声名。而我今天作序叙述这些，只是想等待将来，在调和铅粉、吮墨作文的深厚根基上，把骏马驾入虚空，追溯焦明的踪迹于辽阔天空。我对仲谦是有所期待的。《义乌王宰二子字序》在朝廷中授予人的爵位，等级有五：公、卿、大夫、士。公尊于卿，卿尊于大夫，大夫尊于士；没有比公更尊贵的，也没有比士更卑下的。尊贵者统摄卑下者，靠的是势相维系；卑下者隶属于尊贵者，靠的是名分相承。到了势与分不能相互显示高下，而才德的评判建立起来时，君子便会有所权衡；所谓权衡，并不等于已经拥有实际地位。至于古代的皋陶、夔、稷、契、伊尹、傅说、周公、召公，都是所谓具有疑丞、辅弼之德才，又处在疑丞、辅弼之位、拥有疑丞、辅弼之名的人。天下后世相信他们，称说他们，是因为他们确实具有那种实际。唐代韩愈，是有名的史学家。他评论自己的兄长韩弇以及朋友卢东美、张正则、崔造，说他们喜欢谈论经世济民，自以为具有辅佐君王的才能，当时人称他们为“四夔”。这四个人虽然身处未仕，天下已经承认他们可以同夔、皋相提并论。韩愈借评论他们而抬高四夔的品行。君子本来可以有所权衡，权衡并不等于实际地位。那么身处未仕，既然已经承认他们有王佐之才，又因其才而给他们王佐之名，又有什么不可以呢？晋宁王君出任乌伤县令的第二年，我经过县境，以宾客之礼拜见王君。王君见到他的两个儿子，便请我为他们取表字。我间或与二子交往，喜爱他们气度平和、神色庄重，学业端正、见识敏捷；他们的年龄虽未必能赶上别人，志向却不是别人能赶上的。富贵家庭中膏粱绮纨的习气，不存于他们心中，也不游移于他们的思虑之间。即使出入帷帐之间，志趣仍淡泊如常。问他们的名字，长子名辅，字公辅；次子名弼，字公弼。他们取义所依据的意思，不费一句解释，意义已经独到，足以嘉许。然而我认为，“辅”有扶持车子的意义，“弼”是承托弓弩、使它发挥作用的东西；二者都资助他人，而人也依靠它们来发挥作用。因此我把这两个字配在疑丞、辅弼一类称谓中，作为王佐之才的别称。人与物难道有不同的作用吗？凭二子的醇厚资质和美好品行，进而任用于世，没有什么不可。成年行冠礼并占筮选择宾客时，只用这两个字定作表字，又分别以公辅、公弼开头，是对他们期望深远而宏大的意思；也就是说，论其才质，可以成为公的辅佐、成为公的弼臣。既然有这样的辅弼才能，那么从士进为大夫，再进为卿，逐级升迁、循序前进，即使同样升到公位，也都是分内的事情。谁说权衡不等于实际呢？否则，像韩愈那样懂得言辞的人，为什么径直把四位朋友称为四夔，而史书最终又把它写下来当作事实呢？因此写下这些话来勉励二位公子，也把它告诉王君。至元四年冬十一月甲子日，蜀山居士柳贯作序。《待制集》卷十六 钦定《四库全书》《待制集》卷十七　元代柳贯撰写序文 《蔡氏五庆图诗序》自从养老、引年之礼不再见于学校，家家自行处理，人各自形成习俗。即使君子和平民中有些老人，身上拥有富贵，也不能按照年龄等级享受双份膳食和日常珍味的供养，那么只是徒步行走、徒然进食，仍然受体力限制，也是不得已的事。至于让老人参与推算年龄，却使他们蒙受泥涂般的羞辱，难道是先王显示慈惠、教训孝悌的本意吗？五十岁便赐杖，不再从事力役；八十岁赐杖，并免除其子的徭役；九十岁亲自到家问候，并免除其全家的徭役。朝廷所做的，是登记户籍、核验年龄、隆重礼遇、完备供养，使老人优游于诸侯道路之间；有时这些未能从上面得到，子孙在家庭宴聚之时却能够按时调节老人早晚寒暖，适应肥甘轻暖的需要，使老人心志快乐而不违背其心意，那么也就是一家的曾参、闵损，一乡的四代同堂了。学者认为其中有施行仁义的意义，把它记录下来，确实也是维系世道变化的一种关键。我回到故乡后，常常听说淛东廉访使治理我的婺州，他的属官蔡君君美很贤能；虽然间或见过一两次，始终没有完全了解他贤能的原因。今年夏天，他忽然寄信托吴郡朱泽民绘制《五庆图》，请我作序。君美世居绵竹，后来侨居云间；祖母徐氏九十岁仍健在，养父桧岩翁也已经超过楚莱子以儿戏娱亲的年龄。如今君美又有三个儿子、两个孙子：兰菲、芝晔、服和、袭顺。每逢时节前来祝寿，五代同堂，陈列馈赠和美食，举止美好而有礼。上天对蔡氏的顾念安抚太厚了，而君美又能够不轻慢这份厚恩。他既托付画师作画，描绘这种难以用言语命名的盛况，又寻求善于言辞的人，用歌咏来传扬，用管弦来流布，以彰显这一门的美好显赫之祥。《诗经》说：“孝子之心永不匮乏，长久赐福给你的同类。”又说：“快乐的君子，哪能不长寿而成为黄耇老人？”既然如此，上天厚待君美，难道只是厚待他本人吗？诸位君子所以厚待君美，难道又只是厚待他一个人、一个家庭吗？如今养老引年之礼在学校中丧失到那种地步，却在家庭宴聚中得到如此体现，那么孝悌仁义的端绪，正是由君美发扬出来的。木铎会把它采集传播，朱笔会把它书写记录。至于图画、诗歌和我这篇不丰厚的文字，也未尝不能成为有征验的记录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