待制集卷十八　　　　　　元　栁贯　撰题防

译这是陆文通先生《春秋纂例》十卷，是平阳府刊刻的本子。末尾有题识说：“泰和三年五月十三日，秉文置。”它的装订封面还使用宋绍圣年间旧门状的纸，大概是金代仕宦人家的旧物。延祐三年，我在京师客居时得到它。校读后发现其中缺失三十一张纸，便向朋友借来善本，亲手抄补，重新装订成一册。先生研究《春秋》，精纯深厚。《春秋》记载根本，三家中《公羊传》《谷梁传》以解释经文为主，《左传》以记载史事为主。自汉代设立学宫以来，师承各有不同，所以常常互相弹劾讥刺，以显示自己高明，结果言论杂乱，道术分裂。唐代啖助、赵匡等人著书，才开始分析相同之处、辨别不同之处，既讲义理又讲条例，阐明三家的要旨，归结为显示一代圣王的法度，于是这门学问才清楚明白。先生曾承受赵氏之学，把自己听闻的内容写成书，名为《纂例》和《辨疑》，这是其中的一种。我将要阅读并推究它，还要寻找另外两部书来完成学业。上天既然开启我理解条例的机会，哪里知道不会接着使另一部书也归我所有呢？我暗自为此欣喜。考察金章宗在位第十一年改元泰和，那么泰和三年就是癸亥年。当时北方学界称赵秉文为赵闲闲公，“秉文”正是他的名，因此可以确定这是赵氏收藏的书。癸亥年以后七年，章宗收复中原，厌倦兵事；又过了二十五年，金朝灭亡。这部书免于灰烬、残毁和践踏，在万物毁灭中保存下来，经历藏在墙壁、覆盖在瓿器之中的劫余，辗转经过几姓几家，终于到了我手中。倒推计算，它也是一百一十六年前的旧物了。何况如今已经没有刻板本，难道不是尤其值得珍爱吗？得到此书后第二年八月二十五日，解梁柳贯记。题记松雪翁重新绘画陵阳牟公所作《脱靴返棹》两图。宋朝自端平初年起，士人的气节渐渐萎靡。董、卢一两个宦官，实际上就是这种风气的先兆。有人也许因为惩戒已经造成的弊害，反而严厉压制它，却不知道翻车之路仍然只有一条。探究事情的起因并考察其结局，君子大概不应稍有宽贷。所以端明殿学士陵阳牟公当时在西掖任职，直言不讳地发表意见。不久，他以姑孰太守的身份上章请求离开朝廷，那些迎合上意、借机罗织罪名来诋毁牟公的人，正像蜂群刺猬一样纷纷而来。牟公清楚地知道这一点，便作了《高力士为太白脱靴》《黄太史罢郡返棹》两幅图，并且亲自题赞。当时，牟公的气概本来就很高，仿佛向李白、黄庭坚作揖而与他们并肩而立。那一两个受熏腐之气的宦官，不过是蛇蝎之类罢了。即使沉香亭乐府、承天院塔记足以成为别人讥笑我的把柄，即使早晨被贬到夜郎、晚上又被流放到▯道，那又有什么损伤呢？自至德、绍圣以来，像牟公这样有先见之明而又不可企及的人，哪里还有呢！可悲啊。端平以后八十五年，苍龙庚申年冬十月四日，柳贯题写《松雪翁重画二图后》。题东莱先生手书《送张孟远序》吕成公从他的第二代起便居住在婺州。婺州是我的乡里。我童年时曾随同几位父辈老人走在路上，记得吕公为人平和持重、诚实谨慎，与人相处时温厚谦冲。当时唐与政、陈同甫以文章词采相互争高，气势震厉而无所顾忌。吕公处在他们之间，像一道高大的屏障，没有人能够冲破。他们相处久了，两人没有不满意吕公的和顺，也没有不认同他的义理。张孟远是吕公同年进士，从太末经过吕公那里，吕公作序酬答他的勤意，说我正因自己的困滞而苦恼，若能得到孟远这样超卓出众的人，或许可以使闭塞变通、使狭窄变得宽广。我认为孟远也真是明白事理的人。接近吕公而归来，他一定不会和唐、陈有同样的毛病。这篇序，确实是医治仓促浮华的良药。清苑杨君祥曾任处州遂昌簿，得到吕公亲手书写的这篇序。我在燕地作客时见到它，作诗说：“桑梓所在之地，必定恭敬对待。何况这种文章尚未泯灭，而前人的典范还完整存在，谈到它怎么可以停止呢？”

译东阳柳贯书。题高安蔡辅之家收藏其五世祖仲舒所受赐第告身。宋代制度，赐进士出身时，命中书省撰写诏词；诏书称乡贡进士某姓某人，那么他就是礼部省试的第一名。这是高安蔡中允景祐五年所受的告身，上面说：“石扬休，是会稽新昌人，官至御史中丞而卒。”国史对他的言行记载得很详细。其孙蔡▯，字子重，朱文公曾称许他的学问；诗书相传的恩泽，大概同蔡氏彼此发扬流传。如今距那时已有三百年，想见当年科举兴盛、人才美盛的情形，那么这份告身的保存，真如宝龟遗留在人世；它的声名和美誉至今仍足以感动人心，可以玩味欣赏，却不可轻易毁坏。题《天野飞云编》有客人带着一编杂诗赋给我看，题识为“天野飞云”，却没有署撰写人的姓名。我还没有读完，便惊讶地说：“这些作品厌弃浮华而咀嚼淡泊，含有幽深的光彩而有凄清的韵味，其中多半得到了《楚辞》作者的性情吧？为什么语言如此相似呢！阴气积聚成云，浓重郁结的气氛散开，茫茫弥漫于太空，忽然不知道它要到哪里去。云并不能凭自己神奇，凡是它所以显得神奇的地方，都是因为风乘载着它。它看见自己经过九天，把九天当作一片旷野，渺茫之中有谁凭借它、又有谁给它翅膀？难道是要登上天帝之处，俯视赫戏之境吗？还是要超越无为之境，与太初为邻吗？这样看来，诗道的衰落而《骚》体的萌发，始于屈原、宋玉，完成于扬雄、司马相如，难道只是从声律上寻求相合吗？”客人替我追溯这片寥廓天地，又重新询问“天野飞云”的含义；如果还能因此启发我，那么《骚》家的后裔，大概就在这里了吧！题吴越国命官墨制 这是富韬任中吴军苏州长洲县令时的制书，署文说：“天福三年七月日。”年月日和衔幅上都叠盖着吴越国印。考察天福是晋高祖所用的年号，按世次推算，钱文穆王之后元瓘尚未去世的第三年。富韬以代理县丞的身份掌管县事，稍后晋升秩级，担任县令。虽然这只是一时一国的制度，但武肃王开始接受梁朝封爵，成为吴越国王；唐庄宗进入洛阳后，才赐给他玉册金印，那么这里使用的印章就是那一套。既然接受了封爵，又专制两镇，使用自己的印章署任属官，怎么能说是僭越呢？世间有时传说《落星石制书》有“宝正”年号，说吴越也曾称帝改元，而《五代史》却没有把它载入世家。我私下认为，钱镠建国受命于梁，梁朝灭亡后无所归属，所以改元而以吴越为纪年，是出于不得已。唐朝既然赐给册命，便始终使用唐朝的正朔。后来他们艰苦航海向中朝纳贡，以保全自己的百姓，使百姓完整富足、安定快乐；大概三代四王始终如一，这正应当使子孙绵延不断地享受他们忠顺的报偿，永无止境。秦汉以来，每任命一名官员，往往就刻印让他佩带，印章和绶带大多有等级差别。隋唐兴兵以后，开始使用版授，后来改用告身，又有墨制，大体上都是为了更加便利。〔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日〕 吴越以墨制任命官员，史书既然缺少记载，而苏州处在三吴地域的中央，前唐后宋都只因姑苏而称州，难道当时曾把它当作大镇，升格为军额，统辖州县，而地志也把这件事遗漏了吗？欧阳公在《集古录》序中说，金石文字可以补正史传的缺漏和错误，说的就是这种情况。这份制书流传了几代，吴越王的后裔、昌化主簿君恰好得到它，实在是一家的镇宅之宝啊。题赵明仲所藏姚子敬书写高彦敬尚书绝句诗后。高公彦敬的绘画已经达到能品，所以他的诗神情超逸、韵味高胜，好像王摩诘在辋川庄，李伯时停舟皖口时的思绪，随着眼前境遇自然脱口成章，自有一种奇秀之气。人们只看见他出仕入仕，却不知道他是在尘世间游戏，那里不过是他的寓居罢了。姚子敬所书写的十多首绝句，都是我过去见过的；高公诗作的佳妙，难道仅仅如此吗？京城有位隐士何得到了这些诗，他过去曾与高公、鲜于伯机一同学习作诗，年近八十才去世。他曾作诗题在高公的墨竹上，也萧疏清爽，令人喜爱。因为明仲的爱好不与众同，便亲手抄录下来送给他，或许可以一并放在书箧中。题《北还诸诗卷》后 我思念归乡，心情已经十分急切，正把前面的诗抄写在卷轴之间，却突然被命令主持进士考试，只得北上京城，冒着严寒，在千里驿路上奔波；寒风侵骨，暴雪凛冽，心志和处境都十分困苦。回想过去的游历，简直不只是鼎中之鱼思念水泽，连唾沫也没有，便觉得蓼虫所食的蓼草都是甘美的。我曾间接询问翰林修撰杨君廷镇，他认为，自苏武、李陵以后，上下数千年，诗人辞客未必有谁能在此时深入这片土地。如今我们这些人为了公事奔走，只拿着一管小笔，在经术辞艺之门中分辨极细微的差别；如果不是皇帝的威灵广泛覆盖、天下文书制度得以统一，又怎么能够亲自参与其中呢？所以在鞭打疲惫的马匹、拖着困乏的身体之余，我私下作了一两首诗，用来描写事物、抒写景色，同时抒发自己郁结的胸怀，怜悯自己孤独的处境，感情也包含在其中。传说：“声音形成文采，才叫作音。”至于声音和文采，我是不懂的。泰定元年正月十一日，柳贯亲自题写。题虞司业撰《岭北行省左右司郎中苏公墓碑文》自从我游历京城以来，私下听一两位熟悉边疆事务的朝廷大臣说：和林城一带土地肥沃平坦，河流在左右灌溉，适宜间种黍和麦，所以过去屯田的遗迹以及居民的水井、石臼，常常还存在。大概阴山以北的大漠向南延伸数千里，控制着险要形势，和林正是雄据要地。大德年间，边境曾发生一次骚乱，不久，天子便为此停下政务，命右丞相顺德忠献王出任该省长官。事情发生后，他使兵事停息、农民得到休息，修整驿站，流通货物钱财。此前，王所留下的屯田统帅张某，也因屯田的功绩上报朝廷。不到一年，士气和民情便恢复到原来的安定状态。王去世后，张某也很快死亡，屯田耕作之事随即废止。虽然后来有重臣接任，大多只是沿袭旧规，再没有长远的打算。等到关陕变乱发生，仓促之间军队溃败，几十或上百名骑兵闯入城门来索取军粮，于是上下颠倒、手足无措，军民相互观望，几乎没有可以归属依靠的人。幸赖皇帝威灵震赫，敌军自己退去；但讹传屡次使人惊恐，仍过了一个多月，直到大雪封塞原野，饥民狼藉地倒在道路上。赵郡苏公当时以左右司郎中的身份刚到任，立即上报，发出仓中的实粮，按人口分给食物来救济他们。又下紧急文书催促北境转运粮食，并提高价格招募商人运粮入境，以充实储备；缝补器用、调度整齐，竭尽才智和力量。〔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十百骑〕

译一年便显出头绪，二年便具备规制，满三年时百姓安乐，事情顺利，人人忘记了先前的艰难。奉命巡行边地的御史回来报告治理情况，朝廷总是加以慰劳勉励。正准备让苏公代替别人回朝任用时，苏公的精力已经疲惫耗尽，于是刚到京城便去世了。和林城，国家最初以宣慰使治理，后来设置行省，常常选择勋戚大臣镇守，以显示国家的重视；即使是郎官属吏，也往往提高品秩、给予荣宠，因为他们的功劳显著，有时还因此使他们得以进入枢要职位。然而十多年来，在道路上能够指出来称道的，不过从顺德忠献王到苏公而已，难道不是因为他们所处的时代和遭遇，使功业较容易建立吗？我看如今各藩府的显要官员，凭借文书议论同长官争高下，常常拘泥于盛气凌人，不能施展才干，严重时还遭到挫辱、斥骂；那些出言危险、暗中伤害别人的人到处都是。苏公聪敏宽裕、严整干练，独能筹谋行政、施行措施，成效如此显著，他所建立的功业足以感动人。假如苏公有幸处在顺德忠献王的时代，把边防利害一一向王陈述，他一定能够精心训练军队，发展耕作和战备；两三年内，计算海州等地的粮食足以供给边塞数年的粮食，然后扬声宣示，充分伸张天威，使大海以北没有不闻风恐惧、降服的地方，哪里还会有黑痣长在脸上那样的小患值得忧虑呢？得到人才却错失时机，天下的事情大概都如此而已。我读了苏公墓道碑，才知道虞君撰写它的用意；苏公历任的官职和所作的设施，没有一件不能记载。和林的事情记载尤其详细，这正是史官特意记载的例子。事情借文章显现，文章又借事情得到证实。虞君作这篇文章，本来是因为苏公的操守行为与古人并不相违。他的功业盛大，所以文章丰富；他的道理正直，所以法度完备。今天不能得到施用，后世一定会有人得到它。可是我特意把它表彰出来，是因为苏公的才干没有完全得到施用而替他悲哀，也因为世人习惯于安逸而以此作为警戒。希望有人因我的话而从这篇文章中振作起来；至于今天是否一定没有这样的人，我不敢断定。泰定元年十二月二十八日，东阳柳贯记。《鲁国王文定公家传》后题 自从绍兴和议达成以后，朝廷内外都忌讳谈论军事，贪图安逸而忘记耻辱。到隆兴内禅时，已经过去二十年了。寿皇帝刚即位便立志恢复中原，没有一天不把这件事放在心上。可是淮江、荆襄的军队一出战就失败受挫，还敢希望它们攻入巩洛、窥伺恒卫吗？淳熙初年，鲁公当时以翰林学士担任次对，极力陈述自我整治的办法，关键在于扶持法令纲纪，观察敌方破绽、等待时机；现在还不能轻率浅薄地行动。于是他首先得到皇帝的重视，当天就被任命为签书枢密院事，后来由同知枢密院事升任枢密使，接着代替赵魏公任右丞相，又代替梁郑公任左丞相。寿皇帝任用丞相，专任而且长久的，只有鲁公前后共历十四年才罢免。皇帝亲身经历了成败之后，更加知道纠正轻率、警戒怠惰的言论很有价值；当时收揽众多正直之士，整顿边防，准备逐渐形成安定疆土的形势，大体上多是鲁公首先提出的。评论者认为这样做是强干弱枝，似乎不错；但祖宗留下的大规模投身艰难事业的意旨，究竟又怎样呢？他们不知道，古代君子谋划国家大事，处理事情、应对变化，有根本也有枝节，先后和利钝本来就来不及计较。龙川陈同甫的三封书、五篇论，不能说不明快激烈、俊爽痛快；然而考察它们的实际成效，也不过是书生无用的空谈罢了。天下的事情，必定要仔细审察之后才能明白，要亲身实践之后才真正有所收获。用庭坚关于不享祀的议论来衡量，那么鲁公的这片心意，确实可以同诸葛孔明、王导、祖逖相比而得到谅解。否则，为什么他的子孙绵延不断，直到今天还没有衰落呢？我出生得很晚，幸而曾早年跟随乡里的长老交游，私下知道鲁公的一两件事。我在京师任职时，鲁公的曾孙、新任瑞安州判官文彪，字君采，正好来赴调，带来了鲁公家传，于是我背诵自己听闻的内容，附在卷末，记下其中重要的部分；细节不能夺去主旨，就看君采如何充实它了。泰定二年二月十五日，太常博士柳贯敬题。

译题唐李德裕手题《王维辋川图》唐代诗歌辞章的盛况，到杜子美时，兼善比兴，纵横驰骋于《楚辞》和《诗经》雅颂之间，前人没有谁能与他抗衡。然而若说能够与他并驾齐驱的，只有李太白；而孟浩然、王摩诘的作品也尤其高妙。后人说“清诗秀句”，是懂得诗歌的人，这并不是只评论辞藻。王摩诘本是太原人，他的别墅在京兆府蓝田县南面的辋川口，就是宋之问的庄园，山丘沟壑幽深秀美。他既在关辅地区享有盛名，又得到道友裴迪同他在这里吟咏长啸。大概自从乾元以后不再任尚书右丞，他胸怀冲淡、气度旷达，纵情寄托于林泉之间，外物哪里能牵累、触犯他呢？杜子美有《解闷》绝句十二首，其中一首说王摩诘，一首说孟浩然。孟浩然隐居襄阳鹿门山，终身没有做官。杜子美唯独推重这两个人，却遗憾不能见到他们。当时大约是大历初年，他独居夔州之时；那么凝碧池管弦乐声所带来的怨恨，正足以使他的内心更加深沉明亮，也与他上疏请求释放房琯的先后，出自同一种心情。如今看见世上有人把汲水、背土之类的事情当作高深，暗自承担讥评的责任，以便满足自己发泄嫉妒的私心，实在不值得一提。过去传说王摩诘作过《辋川图》，好事者于是多有临摹仿作。这一卷有李德裕的题跋，另外还有各镇节度使的印纸和墨迹，也接近古物。李德裕在唐代是两代宰相之家的人物，后来牛李党争的祸患，起于心胸狭窄，成于嫉妒；若拿杜子美来衡量，李德裕的气度或许还算宏大深远。我曾有观画的方法，认为通过画来求诗，不如通过诗来求画。我家藏有《辋川集》，常常喜欢诵读给别人听。如今在京师尘土之中，忽然看见这幅图，因而感慨追想不已。难道我只是偏爱古人吗？题鲜于伯机与仇彦中小帖 过去有人评论至元年间，说中州人物极其兴盛。因为金朝灭亡还不久，宋朝的旧臣遗民往往大多还在。正当车书统一、征召贤士的车驾四处出动，江淮一带不再有阻隔之时，风流文献彼此仰慕，只怕一天也不能见到对方。所以在南方游历做官而最爱钱塘山水的人，我曾认识其中五位：李仲芳、高彦敬、梁贡父、鲜于伯防、郭佑之。仲芳、高彦敬兴致来时便作竹石林峦画。伯防的行书、草书达到能品。贡父、佑之和这三位都喜爱吟诗，也喜欢鉴定法书、名画和古代器物，因此吴越士人借此更加推重他们。几个人中，彦中廉访公从南闽回来时，曾为伯防留住数月。当时赵子昂从齐州解任回吴兴，也常来参加诸君的聚会。我虽然没有来得及同廉访公交往，却听说他会弹琴并自度曲调，时时变换声调，仿作古曲，能使诸君尽情饮酒直到大醉，这在燕蓟之间也是一件奇事。又过了几年，仲芳以行御史台照磨官的身份先去世，郭佑之出任宣府判官。伯防得到太常寺典簿之职后也去世。廉访公居住高邮时患病，被抬到扬州求医而死。彦敬晚年入朝，官至刑部尚书，镇守大名。贡父任集贤院学士。子昂从翰林承旨请求退休归乡，后来也都活到高龄才去世。聚散存亡，像这样不能再计数的事情太多了。可是钱塘人直到今天还传说并惊叹诸君，认为他们同我们的土地有缘。这样看来，文士相从相聚的快乐，大概也是造物主特别吝惜给予的东西，即使想不断取得、反复得到，又哪里能够呢？我在京师任官时，恰好克绅公的儿子监察御史公哲拿出伯防的这封小帖，子昂又在后面题字。我仰望他们的声誉和遗风已经远去，惆怅文坛寂寥。记下当年的盛况来悲悼它的衰败，邻家的笛声传来。我当时便掩住耳朵躲开了。题陈庆甫所藏鲜于伯防自作《饮酒诗》书法。鲜于公脸上带有河朔地区雄伟豪迈的气质，每当酒喝得尽兴，便放纵不羁地吟诗写字，奇异的姿态横生。这些饮酒诗尤其旷达豪迈而可喜，遇到得意之处，往往诵给别人听。我也还私下记得其中一两首。大概庆甫在浙东任属官时，鲜于公任都曹；他将要离任，是大德三年的事。又过了两年，鲜于公便去世了。鲜于公在世时，他的书法人们已经十分珍重，何况现在又过了二十多年，像明珠拱璧一样，哪里还值得吝惜珍藏呢？

译题《秋池楼观图》四十年前，我只在抗越之间旧日侯爵府第中见过这样的景色。如今那些地方都化为茂密荒草和荒废的废墟，而画中的形貌仍宛然呈现在眼前。盛衰变化，哪里还能够一一计较？我尚且没有赶上它盛盛之时，何况后来出生的人呢！书《文集》贤撰《欧阳复初父墓志》后。谈论南宋末年人物的世代声誉，应当推重丞相信公的节操和义理，而信公的学问大概出自欧阳氏。欧阳氏中有人说：“巽斋先生在穆陵皇帝时入宫任侍讲，最受江文忠公知遇。”庐陵人直到今天家家还藏有他的书，庐陵的学问大体上就是欧阳氏的学问。国子监进士字致远，是先生的侄孙，曾经同信公友善。集贤君所作的墓志，理应得到这些事实；然而不知道致远的姓名，是否还来得及附载在信公的家集里呢？世间学问相互重复，最初就应当谨慎对待啊！题欧阳文忠公墨迹 这是《六一公集》古录中元结所作《阳华岩铭》的题跋末尾。元结确实喜爱奇异之事。他如此急切地追求奇异，难道也有矫饰的成分吗？元结哪里是后人所能赶得上的呢！欧阳公的这番议论，不仅是为了千百年后的元结，也是说凡是做人、作文的人，都应当从这里取得准则。或者说，喜爱奇异却不失正道，这正是元结之所以为元结的地方；欧阳公本来知道这一点，只是别人不知道罢了。题杨文节公手书《学箴》后 庐陵文节公刚入朝任职时，大概同新安文公一起被召见；二人的学术和文章应当有相同之处。然而庐陵文公的光明刚正、清亮洁白，以及新安文公的博大精深、纯粹精微，都足以承受阜陵皇帝特殊而卓越的知遇。这篇九十六字的《学箴》，是文节公的遗墨，由新淦曾贯之带来给我看。我认为，《敬斋箴》实际上是这篇《学箴》的纲目，而这篇《学箴》又是《敬斋箴》的总纲。只有得到九方皋相马之法的人，才可以审察出二者的相同之处吧。题江陵项平甫为李文定公所作《盘居诗》。项平甫先生初次做官、任会稽教官时，吕成公为母亲服丧期满，来到越地省亲；伯舅曾公喜爱他的才华，把他推荐给文公。文公于是器重并赞许他，从此他得以登门拜见朱、张两位先生。这件事见于《丽泽集》。项平甫世代居住在括州，从他的先人开始才在江陵置家，但括州的祖坟至今还在。后来因言官胡纮曾竭力攻击文公，项平甫以与他同乡为羞，只称自己为江陵之学；他探究经义，披剥根叶，一定要穷尽深奥之处。按年龄和辈分推算，他应当在李文定公之前。文公镇守南康时，文定公才开始跟随他交游；二人同出一源而流派不同，理应彼此引荐推重而不停止。文定公是庐山人，在建昌建造书院，取公择尚书白石庵山房的旧名，把它安置其中；所谓盘居，是文定公闲居游憩的地方。项平甫作诗六章，题为《为盘居主人李敬子作》。诗中所说的“宝峰之阴，云居之阳”，那个地方距离书院应当不远。当时文献兴盛，明显具有乾道、淳熙年间遗留下来的美好风气。此后便茫然不可考了。宜黄李敬心过去以建昌郡文学的身份代理掌管山房祠事，因读到项平甫的诗，领会到文定公所以自得自乐的原因，回来后也把自己的书斋题为“盘居”。多么纯粹地体现了崇尚道德的心意啊！敬心早年便立志求道，如今临川先生、翰林学士屡次在文章中称赞他。临川先生谈论经学，很少有过许可，唯独对平甫的言论深有体会。敬心取法于此，难道是因为他尊重听闻、努力实行所知吗？这样说来，戴着美玉制成的帽子和玉簪，拖着霞衣月裳，人们对您的期望是这样；可是您渐渐停下脚步，困顿而仍以正道自持，您自己的所得却又是那样，这究竟是为什么呢？如果不能审察时势和事物的真实情状，大概就不能最终完全理解。敬心请求我写几句话附在诗后，我姑且概括叙述这些。自题《钟陵稿》后 我寄居钟陵三年，没有因官场议论而畏缩怯懦，却有拙朴之人的逍遥自在。每当情感触动、景物感人，往往把它寄托在吟咏讽诵中，以自我记下有幸白食俸禄的心情。随着得到的感受，便常常把它编次成稿卷。拿它同《诗经》作者的委婉深厚、辞赋作者的含蓄婉曲相比，哪里敢希望达到其中千分之一呢！临川学者危太朴说我有一点长处，带着干粮、穿着草鞋，忽然肯来惠顾我，留了十多天，请我拿出诗稿诵读。后来他独自对这些诗有感于心，亲手抄写，装满行囊回去，说将把它放在云林山房，与那些厌尝、嗜好古物的人共同欣赏。然而我的诗出自我的内心，发之于我的口，没有优美滋味来取悦别人，也没有宏大声调来惊动世俗。向上不足以追及古人，向下也不足以留传给今人，不过像嵇康听打铁、阮孚穿木屐一样，只是满足我自己的爱好罢了。太朴取重这些诗，究竟是与我有相同之处，还是不同之处呢？我一点也无法知道。我是山中之人，早晚将被替代而向东归去；把这些诗留在山中，那么林中的猿猴、野外的仙鹤将会有办法使它们得到理解吧。〔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日〕 题新建龙泽书院本末 胡文定公和他的儿子致堂先生留居龙泽山中时，正是绍兴初年议论割地讲和的时候。他们借《春秋》之名，著述王道与霸道、内与外的大略，君臣父子的伦理，以暗中寄托恢复旧仇的道义。如今这部书列在学宫中，那么龙泽山中的一草一木，尚且能够知道胡公措辞严正、坚持义理正确，何况那些由故老相传的事迹呢？汉南州的高士徐孺子也曾在这里读书，前代贤人的踪迹鲜明如在，难道可以忽略吗？乡里的贤士熊若明，能够兴起追慕先贤高尚品行的心意，割出自己的田地来供奉祭祀，真是贤德。曼硕内翰又能倡导众多乐于行善的朋友，亲自承担买地建祠的责任，岂不是更加贤德吗？我这个晚出的小人物，冒昧充任劝学之职，怎敢不反复诵读《缁衣》中的章句，希望能够有所感发？在千年之后闻知先贤遗风，从而窥见伊阙学术渊源的由来，正在这里而不在别处。题谷平李氏家谱

译谷平李氏始于唐代，历经宋代直到今天；到天历改元的第二年，借助家谱可以考见的已有十九世。西平王的第七个儿子曾任观察江西，死后葬在宜春，子孙于是留下居住。谷平李氏的祖先上溯到西平王，相距七代；连同家谱所见的十九世，共为二十五世。西平王去世在德宗贞元九年，那一年是癸酉年。经过五百五十二年，到了今天，已经很久了。这当然遥远啊！经历五百五十二年的久远岁月，又繁衍出二十五代众多子孙，他们的嫡系和旁支有根有流，可以考察而不虚假，正是因为有家谱保存的缘故。家谱是为了彰明宗族、收拢族人而编写的。假如在道德沦丧、风俗偷薄之后，讲礼义的人家又不替他们立谱、划分世系来联结族人，那么仁义的根株就会被砍断，孝悌的枝条也会更加散乱。世道一天天下降，将来人们恐怕不只是彼此像陌生路人而已。这个家族有家谱，正是作为规范人心的一种东西；但世间本来很少有人能清楚明白地认识到这一点。如今谷平这部家谱能够保存，是因为先人有积累，也因为有人加以维持。李氏如果懂得这个道理，那么即使再经历二十五世，直到千百世，又有什么可忧虑的呢？我因此把这些道理完整地论述出来。题《江矶图卷》后 这幅《江矶图》，是淮阴龚圣予先生所作。我初次见到先生时，他在钱塘湖东，年纪已经七十多岁；稀疏的胡须、秀美的眉毛，身材高大而气度超逸，像古代图画中的仙人剑客。他时时为爱好书画的富贵人家吟诗、作书、绘画，韵致气度冲淡高远，往往超出寻常笔墨的范围。当时我年纪还小，正出游于诸位先生之间，虽然不敢勉强先生为我作画，内心却实在仰慕他。这幅图是为弁阳周公谨所作，公谨的旧家多收藏法书名画。龚先生去世，大概在公谨之后几年；而公谨的子孙如今已经把他所收藏的东西全部丢弃了。我在燕地时曾见过其中三四件，后来到了豫章，在蒋洪仲家见到《集古录》；如今又从盱江周道益处见到这幅图，却不知道这件珍奇之物为什么能够不凭腿脚和翅膀，自己飞行到这里呢？钱塘是宋代故都，不到一百年，风流文物已经荡然无存，只有书画中保存的遗迹，还可以想见当年的仿佛景象。这本来就是重视凭吊古迹的人所共同感慨的一件事。题朱文公与马防叔尚书二帖 这是徽文公亲手书写的两封信，由淳熙年间礼部尚书马公的曾孙马莹彦珍藏。文公与尚书同朝为官，有交游之谊。前一帖说，时论发生了变化，朝廷官员多感到不安；所幸自己已经在山中，又蒙受错误的恩典而得以请求免职，似乎可以稍稍安心。然而事情不可预料，正担心自己也难以保全。这正是文公免任南康、辞去江东转运副使、回到武夷山居住时留下的信。后一帖说，举子仓今年不能不亲自承担输纳；又说这里每年支出三四百石，而仓息只有其中一半。如果能够按照旧例核查，支出并除去本金，趁这个冬天收购几百石粮食，再过两三年便应当不会有缺乏的忧患了。这一定是文公除任知漳州、上任之后留下的信。大概当时尚书公任福建安抚使，漳州属于他所知的福州辖区。马公到漳州后，知道当地的弊病，想稍作疏理，所以有这样的请求。从这里可以看出，前代士大夫在出仕、退处和进退之间，不仅沉着深远的见识足以为世人表率，而且忧国爱民的心意也格外恳切。信中所说的子澄，就是静春先生刘氏，名清之。前帖说到他的病情开始，后帖便哀悼他的去世。这又可以看出两位公深厚的交友情谊，生死都不改变，难道也是今天的人所能企及的吗？所谓时论的变化，哪个时代没有呢？无论在朝还是在野，只看自己如何处置罢了。世家文献虽然年代久远仍然保存下来，我于是抚览这些遗墨而为之长叹，便把这段话写在后面，将它归还给主人。题朱、张、吕三先生手帖 当三位先生的学问和品行在东南流传时，小人有时公开诋毁欺侮他们，但真正志同道合、心悦诚服的人尤其不是没有。宋朝三百年间阳气消退、阴气增长的局势，大约开始于熙宁、元丰年间，形成于建炎、绍兴年间，到嘉定、淳祐之间达到极点。上虞李庄简公尤其是咸阳所深深嫉恨的人。直徽猷阁潘公德鄜，是默成先生的女婿，而庄简公家与他有姻亲关系；他又同三位先生切磋问学。文公曾为他父亲作墓志，说曾觌在贫贱时曾以诗文来结交，富贵之后却完全不与他往来；曾觌派人来表达殷勤，他也总是不予答复。他的自信为什么这样坚定呢？

译卷三的一帖说：“提刑中最重要的人，是德鄜。” 德鄜由提举湖北常平茶盐改任湖南提点刑狱，因为公事，那封信中首先谈到湖南各郡的困乏以及修复石鼓等事。舍人公的文集序说，默成就是他。如今在潘公文集中看见：“文潜、文授，是庄简公的两个儿子。”宣公的信，是他离开都督府、任书写机直文字时，带着母夫人服丧期间所写的。成公的信，则是在为曾夫人服禫期间所作。现在看这三封信，里面都有对世事的隐忧和对学业的砥砺，显然是君子之言。这难道能同那些随时代消亡的人相提并论吗？这些信如今成为余姚徐氏的家藏之物；徐氏如果能够闻知遗风而振作起来，难道不能成为君子的一类吗？题司马温公修《通鉴》稿 余姚徐氏收藏司马文正公，即范忠宣公亲手书写的修《通鉴》稿一纸，共四百五十三字，没有一笔写成草体，由此可以知道其中忠信诚笃的根基。永昌元年，那一年是壬午年，是晋元帝即位的第五年。从正月王敦将要作乱，到十二月慕容廆进入令支而回，每件事只写开头一两个字，或四五个字，下面便用“云云”概括。这同今天《通鉴》记载这一年的内容相比，条目时有不同；这难道是最初的稿本，后来又删削订定的吗？当初司马公征召官员、设置编修局，前后汉由刘贡父负责，三国至七朝、隋代由刘道原负责，唐至五代由范淳父负责；至于删削繁冗、举其纲要，必定经过司马公亲手才最后确定。这一年永昌年间的事情，司马公不交给刘道原，却亲自起草，为什么呢？这样看来，文正公、忠宣公留下的手泽，仍然足以使人追想元祐一时人才际会的盛况；难道它本来是凭书法文章争长短才值得流传的吗？题韩魏公手帖 这是魏国忠献公的手帖，末尾盖有“安阳病叟”的印记。所写的姓名和官衔，笔意方正严肃，俨然显现出戴冠束带的仪容。他内心的操守由此表现出来，本来就足以使本朝根基坚固、国势壮盛。公的八世孙性，字明善，考定为《答欧阳文忠公书》。欧阳文忠公在治平四年从政府出任亳州知州，第二年调任青州，又过一年接到太原任命，坚决推辞不受，于是改任蔡州，以太子少师身份退休。忠献公当时也从陕西再度改镇乡部。文忠公死于熙宁五年，忠献公死于熙宁八年。到了这时，熙宁新政逐渐已经不是治平旧政的样子，而宣和、靖康的祸乱，也已经在其中萌生。这样看来，忠献公预料欧阳公一定会辞官，却又为他终于获准而高兴，其中可以看出真正以德爱人的情怀，而前代人的作为，本来就是这样。唉，从这里足以观察世道的变化了。题郑资政《雪竹赋》从前我的舅父郑公子有保爱惜他先世的旧物，如同珍宝和大弓，丝毫不敢失落。他想到先正资政公所作《雪竹赋》的真迹已经无法再得到，便请名手依照雪竹画在卷上，又请乡里前辈用行书、草书、篆书杂写这篇赋的后半部分。我三十年前曾在郑公家陵云山房见过它。如今病弱衰耗，记忆十有八九已经忘却，忽然打开书箧，发现这卷还没有亡失，如同再次见到白水，因惊喜而流泪，拿着赏玩，舍不得放手。大概自资政公去世以后，郑家所藏之物全都像云散鸟灭，唯独这卷依靠他的侄子子叔保存下来，没有被别姓之人吞并夺去。我想，北山的神灵正在暗中护持它，使先正的高风劲节因此不至泯灭，仍然足以成为后人的凭借之地；否则，一张纸上的墨迹又怎么能够傲然经历世变而独自保存下来呢？这篇赋是资政公未遇时所作。看他那种负重奋起的言辞，已经足以使人相信他一生事业的显著；至于“积羽将沉、泥涂可陷”的警戒，则晚年被贬谪、流离的灾祸也已经在这里显露出征兆。假如当时苟合取容的念头一旦萌生，那么即使把云月织成华饰、把冰玉雕琢成器，也只是招来后世讥笑；即使孝子慈孙想替他擦拭污点、掩盖从前的过错，又有谁会相信呢？这正是士大夫用来磨炼自身、砥砺操行，时时不敢落后的原因。叶公昌父的草书出入章草与羲献之间，潘公希声的行书完全仿效颜真卿、徐浩的笔迹；从他们的文章书法风流中，仍然足以想见承平时代世家文物的美盛。你说我只知道管仲、晏子，那么我难道就只是齐国人吗？题家中所藏文公手帖 我家旧藏有文公答复文叔明府的一封帖子，言语真挚，情意恳切，应当是写给文公门人中位居高第、任职邻近县邑的宰官的。信中说辛防安经过这里，极力称谈其善政，与他写给诸位朋友的书信不约而同；这虽然是如实称赞他，实际上也是深深寄托勉励之意。学习的目的，在于成就自己，也成就他人，使“学道爱人”的训诫得到讲习而不流于空疏；否则虽有这样的心愿，却倒行逆施，百姓就没有不受其祸害的了。既然如此，在大人君子的门下交游，并希望得到潜移默化、造就成全的益处，所看重的原来就在这里。防安即济南人辛稼轩，当时必定是本路监司；但考察文公文集中门人中字文叔的有五人，这封帖子既未写明姓氏，也无法确定究竟是谁。不过根据“端叔嫂后来已安乐未也”的话推断，集中所载五人中，只有潘文叔有兄弟名端叔、赫叔；那么此人或许就是潘文叔，也未可知。帖子中还提到斯远叔，我谨按文集有与徐斯远、周叔谨往来的书信，现在又从哪里考证其是非呢？姑且私下记在这里。唉！我出生得太晚，年岁流逝，学术断绝，教化乖舛，文献已经不足以考征了。像这几位贤者，都是文公曾经推重的人，本应流传却没有流传，如今将到哪里去求得证据呢？从前孔夫子到了杞国和宋国，忧虑之情流露在言语中，想来是有缘故的吧。确实是有缘故的啊。

译防夏敬仲《八咏赋》序 从前我跟随乡里的先生学习写文章，得到《八咏赋序》读它，认为其中道理明白，义旨庄重，文辞完备，韵味优胜，一定要达到这样才可以称为文章。我想遵循它的规矩，仿效它的步调，也曾试着写作，但才力低劣、笔力薄弱，始终不能接近它。我确实相信，天地之间巨大的文章、杰出的制作，就像福物异瑞一样，实在不可能多见，更不可能屡屡得到。后来我在旧日藏书之家借书，才看到了两篇赋，而这篇序文原来是宣义郎致仕夏公敬仲先生所作。夏公考中庆元丙辰进士甲科，曾任安庆军节度推官一次，便辞官归退。他的学问出自东莱成公。孟子说：“看过大海的人，难以再被水所吸引；在圣人门下游学的人，难以再被一般言语吸引。”话本身并不难，说话而有真实内容才难。若他立言正确，阐发义理真实，那么凭这些学问游于大人君子之门，即使把他比作子游、子夏，我又有什么惭愧呢？夏公的六世孙逄庆跟随我学习，抄录得到这篇序以及两篇告文，装成一卷，请我在后面题写。宋代制度规定，甲科第一人注授签书节度判官，第二至第五人注授节度推官、掌书记五人，自成一等，所以告文中说“谨件夏明诚等五人”。庆元二年，右丞相是则京文忠公镗，参知政事是谢惠正公深甫、何公澹。这是宋室渡江以后最为兴盛的时期。当时我们乡里的年高德劭之士和才俊之人，分立于朝廷和地方，各自以文章义理相互推重，因为有儒学先贤作为表率和激励。如今距离那时还不到二百年，老人凋亡，文献荡然无存。像我这样衰老懒惰的人，还来得及听到前贤庄重言论的一二，回头看看后来，继承前贤事业、接续前人足迹的人又何其稀少啊！每当想到这些，便不禁凛然。因为逄庆请我题写，便一并说到这些，也希望有人能够听到遗风而奋发兴起。至正元年辛巳夏闰五月九日，柳贯病中稍愈时书写。《待制集》卷十八 钦定《四库全书》《待制集》卷十九　元·柳贯撰题跋 题范文正公与杨处士帖 汝南文正公任越州知州，是在被罢职任饶州知州、又调任润州之后。当时杨公正隐居在慈溪大隐山中，听说文正公到任，便登门拜访；这是准备进献治理薤水的方略，并不是想求取对方区区一次下榻接待的礼遇。守门的仆役压下没有通报，文正公听说后便写信厚意致谢。他经过鸿雁、凤凰缥缈之境时，对杨公的仰慕思念该是怎样呢？自古君子相交，本来就有想见而不能见、求见而得不到回应的情况；那么一时见面交心的益处，未必真能超过终身尊崇德行、仰慕义理的诚意。所以杨公对于文正公先忧后乐、以天下国家为己任的志业，不能说没有助益吧！文正公去世，至今已有二百九十八年，而这封信旧藏在余姚徐氏家中，恰好被我购得。余姚距离慈溪不过几舍之地，既然文献足以考证，这类遗物应当不止这一件。题范贤良手帖 宋朝中叶，谈论世家大族，范氏最为兴盛。高平、成都两支，门第显赫，彼此并立相望。我们乡里的兰溪范氏虽然稍晚出现，但学术正大，足以掩盖前人的声誉。紫阳文公为《论语》《孟子》作集注，记载了两位范氏：一位是成都太史公淳夫，另一位是兰溪贤良公茂明。《心箴》九十六字，阐发心性道德的深奥，展示乡学的范围，清楚地承接濂洛学派的统绪，这是不可诬蔑的。这是贤良公写给侄子观国的手帖，他的家族还把它珍藏着。既然如此，曲阜之履、文贞之笏，难道能够独自算作珍宝吗？题王给事射中帖 宋朝的敌国，称作契丹、女真。但在渡河前后，国势有强有弱，所以邦交礼仪也不免随时代而有轻重变化。淳熙年间，孝宗临朝已久，发誓洗雪仇耻的意志一天比一天迫切。给事中王公实际以中书舍人的身份担任贺金国正旦使，奉持礼币出使北庭。因为宴饮时命令射箭，金人本意是想借此削弱我方。王公一箭射中靶心，既足以张扬中原的威势，也使穿旃裘的金人胆魄丧失。当时众多正直之士在朝，国家四维尚未断绝；王公作为一名儒臣，单车出使，竟能在宴席之间挫败对方、抵御侮辱，难道还能说当时无人吗？这是王公回程走到嘉禾时所作的答复新旧手帖，既庆幸途中天气并不十分寒冷，又说射中靶心只是偶然，言辞真挚而有意味。假如当时拉弓抽箭之际，内心的意念稍有不正，便只会留下辱使命的羞耻，显出操守行为的可耻。即使简牍保存下来，后人也会鄙视唾弃它，又怎么足以成为子孙世代的光荣呢？至顺辛未年，王公的元孙君起到我们县任职，把手帖给我看，因此我在后面题记归还给他。题蔡忠惠公谈禅帖 蔡忠惠公写字，如同孙武、吴起用兵，奇正相生，难以窥测，当然应当列为宋代书法第一。这封谈禅帖用粉纸写成草书，笔意光彩焕发，进入神妙境界。大概粉纸不留墨迹，写行草尤其困难。题李阳冰篆书“天清地宁”四大字 曹尊师正顺珍藏着传家之宝：他的先世象州使君所收藏的唐代李监篆书“天清地宁”四个大字，雄伟奇特，刚劲挺拔，恐怕不是少温不能写成。考察这四句话出自《老子》下经，“天清地宁”说的是道的作用。充分发挥这种作用，万物便由此生长，侯王也由此使天下归于正道。道本来是无为而无所不为，学习这种学问、遵循这种道的四句话，大概就是它的开端吧？从前李监写这幅字时，已经没有人知道它的缘由；而象州使君得到这幅字时，又哪里能预料后代子孙会学习这种学问、运用这种道呢？这样看来，说世间有形之物必定有征兆，这件事正可以作为证明。如今尊师将摹本托付给人镌刻，所以我在下方题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