待制集卷十九　　　　　　元　栁贯　撰题防

译题赵承防书颜鲁公《麻姑坛记》颜真卿书写的《麻姑碑》有大字本、小字本，小字本的楷书法度尤其精妙。近来听说旧石在山中焚毁，虽然重新刻石，已经不再有当时的笔意。这是赵文敏公用自己的书体写成的《虚一真士不以藏之括苍名山》，因为仙都道友聂澹泉请求，便慨然援笔相赠。澹泉正住在杭州报恩观，据说将寻找贞石，把它刻在山中。从前方平经过蔡经家，大概是想向东到括苍；麻源、括岭本来就是羽车龙驾曾经往来的地方。哪里知道巡行蓬莱时，不会再次见到麻姑仙人用指爪搔背呢？这里也是一个仙都，那里也是一个仙都；宝贵的书迹所在，虹气直贯长天。又怎么能只说神仙狡猾变化，而轻视它们呢？那么虚一、澹泉二人，难道都能奉行庄严的法箓，足以担当编纂美好德业、流传光辉的重任吗？题山谷书《士大夫食时五观》礼制从饮食开始，而饮食之所以成为礼制的开端，又不可以不加思考。黄太史一生淡薄滋味，晚年两次被贬谪到蜀地，整天吃蔬食，直到断绝荤腥血食，他已经懂得厚味腊毒的戒律了。《食时五观》采用僧人存观的方法，作为君子自我省察的工具：第一是计算食物制作所费的功劳，第二是忖度自己的德行，第三是远离过失。那么，道业有所成就的人，才配接受这份食物；它只是正事所需的良药，万钟厚禄、九鼎珍馐，对我又有什么增加呢？太史书写《兰亭之变》，这一卷奇正相生，正所谓孙武、吴起的用兵之法。大概粉纸不受墨，最难写字；太史写来，反而更加劲健缜密，这就是我们这些后辈只能仰望并拜谢他的地方吧！题范文正公八帖 三哥节推手简 欧阳公撰写范公神道碑，说范公家族在五代时世代居住苏州；富郑公撰写范公墓志，又说范公的祖先起初居住河内，后来迁到长安。范公这封帖子却说：“有人说祖先原本是蓝田人，蓝田在长安以西。”这样看来，五代以前的家谱早已失传。他说想在天平立碑，想访求祖宗的文字和先代的官告，以及三哥亲自听闻的事情，这些如今文集中没有记载。大概范公有此志向却来不及完成吧？所谓“三哥”，是他的尊长。又说乡中很多地方收成不好，是土地低洼所造成的；如果能够换得几顷高田，那么婚嫁之事就可以有所指望。由此可见范公尊祖敬宗，出于真诚；后来买田收聚族人的意愿，实际上也由此开始。这样看来，他出生在盛世而成为一代宗臣，子孙百世的根源确实很深远。许下帖 这封帖子是在行至许下时写的，答复钦圣的信中说：“你信中提到省试榜单，儿子和李教授家的谢氏兄弟都通过了省试。我的儿子就是忠宣，忠宣于皇祐元年考中进士。”范公在庆历八年从邓州请求任杭州知州，第二年三月十一日行至许下时收到这封信，正是南省放榜进士的时候。钦圣没有写姓氏，如今也无法考证他是谁；但题签写作蔡钦圣，又究竟是根据什么呢？翰长帖 这封答复翰长学士的帖子，不知道是在说谁。近来因为这件事去拜见他，如今听说彦国方面已经友好，便不再提起此事，也很是减轻了忧虑。其中先忧后乐的意味，怎么样呢？大概庆历年间，郑公第二次出使契丹，双方和好才开始确定，中原因此停止用兵，近五十年得以安宁。彦国是郑公的字。信中所说边疆缺少人才，姑且勉力任事；如果稍稍安宁，就请求退居丘园，这应当是郑公任西部统帅时说的话。至于担心门户一旦改变，会有悖出悖入的祸患，不只是郑公家子孙应当牢记，凡是士大夫都应抄写下来放在座右，像盘盂、几杖上的警戒语一样。朱氏三帖 以上两帖是文正公的，一帖是忠宣公的，都是写给长山朱氏的。文正公前一帖末尾题着“明道二年，表侄延之领”，后一帖题着“庆历五年，延之领”。文正公在景祐四年十二月从苏州调任润州知州，第二年即宝元元年正月十三日赴润。前帖开头说“今月十七日至丹阳礼上”，日期似乎相符，但年份与家谱颇不相合。庆历五年，文正公由右谏议大夫、参知政事，改任资政殿学士、知邠州。后一帖说“大郎来到这里，既不修学，又没有事情可以让他办理，而且异姓恩泽最终很难得到”，接着便请求安排职位，语出真诚，并非矫饰，知道确是文正公的话无疑。原来文正公幼年丧父，母亲改嫁淄州朱氏；他考中祥符八年进士时，仍然姓朱，后来才恢复范姓。显贵以后，他请求用南郊恩典追赠朱氏父亲为太常博士，并让朱氏的三个子弟因恩荫任官。这所谓“七哥”，难道是文正公同母弟吗？前帖称“秀才”，后帖便称“官人”，可见是补官以后所写。朱氏对文正公有养育之恩，所以文正公对其死生祸患极力料理，一举一动、祸福忧乐都放在心上。至于任官将满，更须小心廉洁，稍有污点，晚年便可能忧虑饥寒。又告诫不要让儿侄不懂得辨别好坏。这种忠厚恳切、体恤怜悯的心意洋溢在字里行间，即使子孙世代守持它也是可以的。忠宣帖的封题写着“尚书右仆射范某外封，并以高平郡公印作标记”，一定是晚年在相府时发出的。范公父子以忠义传承心志，一笔一画都谨慎厚重而有法度；与那些躁急如狂风骤雨的书写相比，岂不大为不同吗？尹师鲁二帖 景祐二年，范公上书论述迁都之事，与吕文靖意见不同，被贬为饶州知州、秘书丞、集贤校理。余靖说加罪于进谏者，不是太平之政，因此获罪，被罢职而任均州酒税监。太子中允、馆阁校勘尹洙又说范某兼有老师和朋友的情谊，请求随着范公一起降黜，也获罪被贬为崇信军节度掌书记、监郢州酒税。这两封帖子都是尹公在郢州时，范公派人问候的信。信中说：每日供给以外，每月都有额外开支，家家都是如此；又说收取邠州酒，等候送来邓州醖酒，合制花蛇散的药方一并送上。由此可见朋友之间有救济、通财的义气，只有以君子乐道为志的人才能充分做到。后来范公镇守邓州，尹公再次被贬为均州酒税监，带病来到邓州，把生死托付给范公。范公对于尹公，可以说无论生死都不改变诚信。可是杨洪二公的题跋中，第二帖说是从均州来到南阳时，还以“不必和众人一样”等话作告诫。如今帖子中没有这些话，但其中“动止休胜”以及“报他贫且安”等语，又可见并非在均州时所写。恐怕这篇题跋并不是针对这封帖子。前帖接缝处有王厚之、字顺伯的十六字阴文印，可知曾为顺伯收藏。顺伯是临川王和父的孙子，爱好古物，博雅多识，是中兴时期第一流人物。徽文公与他交情友善，文集中记载的书信往来可以考证。田元均名况，大概谥号为宣简公。韩魏公与徐州孙龙图书题跋

译汝南文正公在皇祐二年以户部侍郎出任青州知州，兼任淄州、潍州等州安抚使。第二年壬辰，文正公六十四岁，调任颍州知州。夏季五月二十日，行至徐州时去世。当时孙威敏公镇守徐州，实际负责办理文正公的丧事，并将讣告送给魏公。魏公当时再次任判乡部，派人带文前往祭奠，并写信给威敏公，请他命属吏共同办理。可惜一位老人去世，令人感叹国家屏障无人；情意深至，文辞哀痛，极为厚重辅助。当时二人的交情还有前因：此前文正公镇守鄜延，大臣说他不应与赵元昊通书，请求斩杀文正公；威敏公任谏院，便上书为他辨明，于是文正公只被降为耀州知州。这样看来，威敏公对于文正公，可说是有始有终的知己，又哪里只是私下厚待文正公呢？这封帖子如今收藏在范氏家中，本来就应附在祭文之后，与祭文一同流传。题蔡忠惠公帖 清溪县是泉州所属的县，这封帖子一定是蔡忠惠公任泉州知州时写的。大概忠惠公在皇祐年间请求到外郡任职以便奉养父母，于是得以来到泉州。有一名县尉贪污违法，虽然没有造成大害，忠惠公仍然查究揭发他的罪行，曾经一点也不宽恕；由此可见，表彰善行、辨别邪恶，古代君子从来都把它当作自己的责任。提刑司封的姓名无法考查。“承制不别状”一语，按宋代制度，景德年间设置各路提点刑狱公事，由朝臣充任，副职由武臣阁门祗候以上担任；天圣年间废止，明道二年恢复设置。内殿承制是武阶官，地位在崇班之上；这封帖子中的副职究竟是谁，已无法确定。观光把这件事给我看，我姑且记下所听到的。至于评论忠惠公的书法，又哪里需要等待我的话呢？题范文正公黄素小楷《伯夷颂》文正公在宝元元年赴润州的路上，拜谒狄梁公庙，为他撰写碑记并立碑。又过了十三年，即皇祐三年，文正公镇守青州，以黄素纸写小楷《伯夷颂》，寄给苏才翁。这距文正公去世只有半年。当时文正公多次因进谏政事触犯权贵，被调出朝廷任外职，知道自己的政治理想无法实行，所以仰慕古人，而对伯夷的清高风节、狄梁公的大节操，暗自深深敬慕。考察文正公的行迹，就可以理解他的内心。所谓等待百世之后的圣人而不感到疑惑，这难道不是一种证明吗？题睢阳五老图 《睢阳五老图》如今收藏在姑苏朱氏家中。朱氏是原兵部郎中朱贯之后裔，朱贯在五老中排行第四，作图时已经八十八岁。他的孙子后来因金兵逼迫驱逐，渡江后寄居姑苏；听说毕氏世代传藏这幅图，便用土地换取，图于是又归朱氏所有。朱氏几代都珍藏不失，而他的曾孙德润又凭借文章才艺与缙绅大夫交游，家族世泽的滋长，正在这里。自从两河失守、弃家南迁以来，遭遇这种情况的并不只有一个姓氏；询问他们的家世源流，往往结结巴巴不能说清，更何况希望他们珍藏先世遗像、还能谈论先人的世代，就像我们朱氏这样呢。题蔡久轩书谢丞相遗事 宋朝拥有天下，安宁了三百年，这固然有赖学术的扶持之力，但小人乘隙而入，也有时借此作为打击正直、诋毁正人的工具。元祐奸党、庆元伪学用来诬蔑正士、销蚀国家元气的手段，仿佛出自同一条路数。然而对于格除小人、扶立元气的人，如果不在其猖狂横行、四处溃散的锋芒尚未遏止时加以阻挡，而只是慢慢设法挽救、周旋，也没有不深深寄托心意的。唉，这也有上天相助啊！徐嚞是一个愚蠢妄为的人，却想诋毁文公、推销他的奸诈欺骗。假使惠正在当时没有公开斥责他的错误、暗中挫折其阴谋萌芽，那么给斯文带来的祸害，难道会在秦桧、李林甫之下吗？这件惠正公的遗事，出自蔡氏久轩。久轩亲自听西山先生的孙子说过，应当有所考据，可以用来纠正史官的失误。我因此得以把它详细论述出来。题胡古愚《銮坡小录》麟台负责太史记言的职务，北门掌管诏书命令，这是唐宋的制度。如今两者都归属翰林，职权更加专一而重要。记言只是一个职务，孙觌却撰写《麟台故事》上、中、下三卷，记载编纂、述作、议论、撰写的制度，已经详尽得不可胜言。如今古愚编次的这部《小录》，大概就是孙觌所记的内容吧。不过它只是记备古愚亲身经历和见闻的事情，前后制度的沿革变化，仍有待日后补全。按次序升迁，距离显达已经不远。我希望借古愚继续编录此书的机会提出请求。题张魏公书《心经》绍兴二十六年，魏公安葬母夫人后，返回途中行至江陵，上书论述和议的危害。台臣汤鹏举迎合秦桧一党的风向，弹劾他企图再次被起用。于是诏令此前特进张浚仍旧居住在永州。第二年戊寅，即绍兴二十八年，径山妙喜老人是魏公在世俗之外的朋友，便派弟子了贤从浙江进入湖南，问候魏公安否。魏公亲笔书写这部经送给他。看它用笔沉着，结构安静深厚，没有一笔超出规矩法度之外。但魏公起初并不曾凭书法闻名于世，只是他刚劲伟岸的气概充积于胸中，所以自然流露在笔画之间，没有丝毫遗憾。了贤常住豫章上蓝寺，徽文公文集中有为了贤题写魏公帖子的一段题跋，难道就是这部经吗？题郑左丞所藏中朝诸老手帖 延祐年间，皇上正大力振兴文治，年高德劭的俊杰在朝，天下百姓大都日益盼望太平。平阳郑公实在朝夕侍奉左右，筹划调理、润色修饰，从而成就政治丰盛和谐的功业。后来郑公出镇藩府、持节任职，长久任居外地；元老大臣思念不已，纷纷写信慰问。由于这些书信还保存着，确实可以想见众贤和睦辅政的盛况。从前我曾在朝班中任职，得以远远瞻望诸位公卿的风采。如今有幸跟随郑公，在典范人物相继凋谢之后，私下观览他的翰墨；贞元旧臣之中，只有豫斋王公、迂轩赵公和您三人，如同大鼎的三只足，是天下四方共同仰望的人。《大雅》说：“虽然没有年老成德之人，尚且还有典范法度。”请让我用这句话歌咏祝郑公长寿。又说：“如今这些人，难道没有旧日贤者吗？”请把这句话也一并歌咏，作为后世的鉴戒。题袁仲长所藏松雪翁书《洛神赋》《洛神赋》王献之曾多次书写，世上传下来的十三行本，是把当时所见的字刻入石中，不能就此认定只有这一种本子。柳公权说人间应当有数种本子，那么当然不止这一种；难道其他本子柳公权也没有见过吗？这是松雪老人书写的全文，虽然使用自己的书体，但合乎规矩、符合法度，可以说是善于学习王献之的人了吧？如今人们一看到眼前的摹本，便马上怀疑它是伪作，却不知道其中本来有些地方是不能伪造的。袁仲长大概还不足以谈论这个道理。

译题晋卿所得牟方仇三公诗卷 我比晋卿年长，却是在那些公卿耆老之间出游之后才与他们交往。当时陵阳牟公居住在霅，新安方公居住在杭州，就像成都的两根石笋彼此相对；人们固然知道它们是神异之物，却不敢轻易接近。然而这两位公对于晋卿，都能放下架子，降低辈分同他交往；那么二公的鉴赏，难道只是偏爱一个晋卿吗？方韶父、刘元益是我们乡里的前辈，也是我的挚友。韶父是国子进士，元益是太学内舍生，曾经和仇仁近在京城学校长期同学，并且在故宋以后都以诗闻名。他们写信介绍晋卿前去拜谒，本来是要引导、提携他进入正道，并不是有所企求，把它作为谋求利益、通达仕途的计策。如今五位公相继去世，晋卿和我也已经老了。然而从当时看，世俗嗜好的酸咸滋味，已经格格不入，难以彼此相容；只是不知道在这以后又会怎样罢了。晋卿把三位公赠送的诗装裱成卷，因此我在卷末这样题记。题高尚书画《云林烟障》房山老人起初用二米的画法描绘林峦烟雨，晚年又出入于董北苑的画法，因此成为一代奇作。但他并不轻易落笔，遇到酒意酣畅、兴致大发，又有好友在面前，便随手取来绢帛纸张，研墨挥毫，乘兴作画，神来之笔、鬼斧神工，难以窥测。如今世俗画工费尽心力临摹，哪里能得到它的仿佛呢？从前米元章喜爱奇石，见到就行再拜礼；对于我十分喜爱的东西，难道能不整肃仪容吗？题张直夫先生所得家枢密四诗 枢密家公奉命出使祈请时，究竟是怎样的时局？大概诏命刚刚下达，而国运已经衰亡。公坦然承受羑里之拘，其痛苦甚于秦庭之哭。公的这片心，只知道有名分大义，不知道有生死利害。这正是《春秋》所运用的深切而明显的褒贬，真是一代伟人啊！当时我们乡里的张直夫先生，也以太学学生的身份随驾到京城。公一见到他，便以国士相待。虽然其中言论的曲折大概无人能够传述，但赠言写在纸上，至今仍然恳切如初。先生的嗣子枢更加谨慎地珍藏，又写辞请求题记。京兆杜原父用隶古字体书写在卷后，贯从张枢那里借来观看，起身说道：伯夷、叔齐的事，在商朝可称为烈行，而太公称他们为义人，把他们扶起带走。这样看来，家公之所以自我安定、献身大义，以及世祖皇帝之所以包容庇护他们，都是关系到纲常大计的事情。汉唐末世，哪里可以与此相比呢？公的诗共有四章，其中一章是《雪山辞》，表现了归来清白的意思，也将它与朋友共同分享。他对先生的期望，确实就在其中。张枢应当有所表彰，使之显现于世。题叶南康撰书俞果斋先生墓志 果斋先生的学问足以用于实际，却郁郁不得志、没有得到机遇。当时地方长官中的贤者，敬重他的操行义理，到了那里便登门愿意交往，如同陈蕃对徐孺子、李及对林君复一样，也足以表彰世人、激励风俗。叶史君是他的高等弟子，确实为他撰写碑文、铭刻墓志，并亲自书写，以彰显德行、振扬文采，难道不是做到极致了吗？然而我对于史君又深有感叹：假使他晚年能够守持自己的操节，那么他的手泽遗墨即使与颜鲁公相比，也完全可以得到同样的评价。唉！可惜了。题仙都府君王公手书《硕画》从前仙都府君阅读《资治通鉴》，选取其中有关天下战争和防守大计的内容，共九条，亲笔抄写下来，题名为《硕画》，收藏在家中。当时正是南北分裂、划江自守的时代。后来鲁斋先生打开箱子得到它，把它装裱成卷，并题记说，学问的最大用途本来就在这里。传承同一道理，正是要把它推行到实际功业中，难道只是吟诵、考订的末节而已吗？从淳祐庚戌年装裱，到如今元统乙亥年，历经世代已有八十六年，贯才从王氏家中借来观看。抚念时事变迁日益奇异，展读遗墨而兴起感叹，那么在新亭举目所生的感慨，又将怎样才能停止呢？题欧阳公二帖 这是欧阳文忠公的两封帖子，用澄心堂纸书写，旧时收藏在起居舍人范公家中。如今范公的六世从孙范俊拿出来给贯看，于是我和京兆杜原父一同观看。贯前后见过欧阳公《集古录》题跋的真迹一百多件，笔意的转折和这两帖完全吻合。何况杼山刘公、南澜韩公、平园周公、丹棱李公、石湖范公，考察年月，审定交游关系，都一一记载得很详细。前帖是欧阳公任西府时所作，杼山认定它是答复蔡忠惠的帖子。帖子中有不少残缺，幸赖平园的题语还足以作为证据。后帖所说“我们这些人的话难以取得信任”，大概各人自身都有毛病，这正是深深针砭忠惠公之处；同时也是前帖说话过于痛快的意思。难道二位公在百世之后被诵读、解释这些话的人，就能使鄙陋变宽厚、浅薄变敦厚，而永远没有尽头吗？范氏家族的恩泽积累长久而不灭，也可以因此大略看到了。题中书舍人潘公与方新州帖 乡里人方祖茂，字仲实，家中收藏着宋代中书舍人默成先生潘公写给其祖父新州太守的一张手帖。这是新州最初参加科举、任徽州祁门主簿，将要赴任时得到的。信中说，做官最重要的是廉洁谨慎、不随便苟且，不要忧虑别人不了解自己。又说：“我从平民家庭起身，历任二十六年，没有一亩田可以耕种，没有一间屋可以居住；但俯仰天地而无愧无惭，这本身正是可以快乐的。”大概舍人公与兰溪范少保是姻亲，新州是范氏的亲生子，又娶了范家女儿，所以爱护深厚，告诫也格外恳切。我有幸与潘、方、范三姓同乡，晚年交游多涉及他们的后人。如今相距二百年，三姓后裔往往仍然都以诗书传承家业。祖茂又能珍藏这封帖子，把它看得如同曲阜之履、文贞之笏一样，由此可以证明他们家族世代恩泽的滋长有其源流，并未中断。唉！这确实值得相信啊！祖茂距新州已经五代，他的堂兄方樗实请我题写，因此写下这些归还给他。题旧本《瘗鹤铭》

译《瘗鹤铭》在润州焦山下，刻在山崖石壁上，时间久了石壁崩塌毁坏并被覆盖压住，所以再也无法得到全文。欧阳文忠公根据旧记认为它不是王羲之所书，又怀疑顾况号华阳真逸，而这篇书法类似颜真卿；沈存中确实认为顾况直到董梦得书写之后，才说陶弘景曾居住华阳，所以自号华阳隐居。陶弘景著书不用建元年号，直接用干支纪年；现在铭文说壬辰、甲午，那么壬辰是梁天监十一年，甲午是天监十三年。陶弘景在天监七年游历海岳，住在会稽，后来到永嘉；天监十年回到茅山，十二年弟子周子良去世，陶弘景为他作传，因此天监十一年在华阳，是可以知道的。又有人说从前邵兴宗考订编次这篇文字时，缺四十二字，另有六字残缺，又有六字不知道次序。如今考察此本，缺三十四字，另有八字不完整，还应当继续寻找其他版本，互相考证崖石上的文字，或许才能得到真实面貌。书婺州本《易程氏传》后 《易程氏传》的版本，只有婺州学宫的旧刻本经过东莱成公校定，最为完备。皇庆癸丑年版片被焚毁，已经不存在，旧家收藏的本子也大多散失。我过去有这样一本，带到京师，曾和临川吴先生、四明袁先生谈话时说起。后来有一天，吴先生请求用别的书与我交换，我说：“拿什么交换《易》？”于是把它送给了吴氏。南归后寻找了好几年也没有找到，后来又托张君子长从朋友那里借本校正，也没有借到。至元丙子年秋天，我到至城与子长相会，再次说起这件事。子长忽然说：“前几天有人拿着这部书到我这里求售，我看见书卷上有‘服膺斋官书’印，猜想它是州学旧藏。因为先父曾经做过教官，担心有人议论我家收藏公物，所以推辞了。现在我应当替你设法。”第二天子长把书送来，我付给他总计十锭钞的价钱带回去，随即用旧纸重新装裱，以表示保存古物的意思。如今读《易》的人一定说是程氏的书，计算它在江、浙、闽、楚刊行的版本，不下几十种；大多只求纸墨便利、容易翻印出售，鲁鱼亥豕之误随处可见，错误相承，竟把它当成惯例。成公校定的版本，是公认最善于学习古本的人所校订的，你们怎么会知道呢？为什么只有我一直恳切地寻找它呢？如今偶然得到这部书，我认为是极大的幸运；它与世俗所看重的东西不同。特意把这些话题写在卷末，给我的子孙看，叫他们不要轻易抛弃它。苏长公书《登州海市》诗后题 右边是苏长公亲笔书写的自作《登州海市》七言古体诗一首，共十二韵。文集中有一篇小序，这里没有写出。登州海岸以东是大海，每到春夏交替之际，在波涛昏暗朦胧之间，可以看见城郭、邑屋、楼台、宫观，参差错落，忽隐忽现；人物、车舆、骑从、商贩之类来往杂沓，简直像大都市和重要关口突然出现在眼前。当地人夸称为海市，把它当作奇异景象；我当时却没有亲眼看见。长公在元丰八年八月从阳羡出发，任登州知州，十月十五日到达登州，二十日被召为礼部员外郎。他想到这种奇观不是随时能够看见，而这次游览也不可能再来，于是诚心到海神广德王庙祈祷。第二天便看见了所谓海市，和春夏时所说的景象一样，于是作诗记载这一奇异事件。这同韩昌黎拜谒衡山时的经历相比，难道不是形式不同而意义相同吗？儒者说寻常道理而不说怪异之事，海市之说涉及奇诡。佛教所谓幻境，难道接近这种情形吗？然而充满天地的不过是一种气，它的屈伸消长，本来忽然就能形成形状，也有幽深玄远、无法知道始终的变化。大海是万物归聚之处，鱼龙和各种怪物又有什么不存在呢？那么把这些万物的精气聚合起来，使光影景象随感而变、随应而现，变成城邑楼观、人物车骑，这仍然是神妙力量所为，也是大自然的踪迹。〔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章〕 黄太史说：“东坡祈求得到海市，不合时节却看见了；神物难道也喜爱魁梧奇伟之士吗？”这句话足以说明长公当时的心情了。还有什么可疑惑的呢！题朱文公手书二诗后 这两首诗寄托的兴味高远深邃，不像通常的作品。文公说这是李后主亲自书写的诗，却没有说明诗究竟是谁创作的。虽然书写后赠给叔昌，但一定是有所感触才这样做。文公在淳熙八年八月改任提举浙东常平茶盐，任命下达后请求担任奏事之职；十一月己亥在延和殿拜见皇帝，于是到十二月戊申正式任事。叔昌名景愈，姓潘，是文公的姻亲。我们婺州人，当文公入朝、路过兰溪时，叔昌追赶到钓台为他送行。当时谈论的宏大议论，必定涉及道学不明、人心不正等难以明说的事情，所以文公书写这两首诗来记下自己的感慨。然而按照题跋中所引用的宏景诗的含义深入推求，也可以大略看出其中的意思。或者李后主既然能书写这样的诗，已经很伟大了，却又用无生、浑茫的思想忘却国家；这对商朝来说可作怎样的鉴戒呢？况且如今又过了数百年，难道道学终究不能彰明，人心终究不能归正吗？我因此又深深感慨。题潘默成、郑北山二先生帖 中书舍人潘公在宣政年间开始任职，却因为一次言论不合而触犯宣政；绍兴年间再次被召用，又因为坚持正直之道而最终触犯绍兴。风骨气节高峻卓然，关系到天下人的希望。晚年退居乡里，与资政宣抚郑公以声名和道义相互推重，结为忘年之交。郑公镇守蜀地多年，受到秦氏诬陷，最终被斥退，死于南方荒远之地，而潘公已经无法再见到他了。这样看来，二位公之所以守持操节、献身正道，刚毅正直、诚信而不回头，难道不足以增加我们乡邑的声望吗？这一卷中的两封帖子，前一帖是潘公居住乡里时答复朋友所作，后一帖则是郑公在益昌时，潘公常写信问候；这里是郑公的回信，其中所谓记念、抚慰、存问、钦佩不忘，彼此以仁相助、以义相勉，必定不是世俗浮夸过誉的惯常话语。前辈之间真切恳至的交情，至今仍可作为读史怀古者的一面镜鉴。《诗经》说：“桑树和梓树，见到它们一定要恭敬。”何况翰墨还保存着，典范风范尚未磨灭，我难道能不羡慕赞叹吗？题重摹唐本《诸葛忠武侯像》下方。这是一幅汉丞相诸葛忠武侯的画像，是重摹王齐贤家中朱文公题识的本子。齐贤姓王，名师愈，是丞相鲁文定公的叔父。朱文公《宁庵记》中所说的“侍讲王公”，就是他。诸位儿子就是伯海兄弟；伯海名瀚，死于主管仙都观任上。他生了鲁斋先生。王家珍藏的这幅忠武侯像，锦缎题签、玉轴装裱，装潢极为华美。鲁斋先生从小就特别仰慕忠武侯的大节，直到摹下这幅画像，刻在斋中。近年来子孙衰败，便把画像卖给富民，石刻也剥蚀了。我曾到他家访求，得到后拓了几本。旌德县令刘君粹衷和我同样有嗜好古物的癖好，于是把其中一本寄给他。粹衷喜爱它是名家笔迹，却惋惜字迹漫漶、不够真实，便又请善工把它移摹到绢帛上，写信来请我题记。考察朱文公撰写的《侍讲碑文》，其中叙述王师愈的学问出自乡先生潘公，并从龟山杨公那里接受了《易》和《论语》的讲说。他任长沙令时，汶上刘子驹、广汉张敬夫都住在郡中，于是得以同他们交游讲学。因此，他是从刘子驹那里借来画像临摹，又请张敬夫题写赞语。大概当时文公在庆元乙卯年所写的题辞中称刘子驹为“子驹刘丈”，而称王齐贤为兄长，是因为两家一向有交谊，所以格外亲近。

译这一年年初改元为庆元，距离三位君子去世已经很久了。又过了四年，山崩梁毁，文公也去世了。忠武侯有辅佐君王的才能，却生不逢时；有治理天下的谋略，却没有得到充分施展。至于他所建立的正道、所抱持的宏大志向，那么自伊尹、傅说以下，也只有他一人而已。这幅像在唐代流传，必定有所依据；靠近观看，还可以大略看出所谓儒者气象，以及几乎可以复兴礼乐的风采。画像藏在刘子驹处，临摹于王齐贤，宣公为之作赞，文公为之题识，大概正是这个缘故吧？既然如此，粹衷难道还不知道自己应当仰慕什么吗？若说世道一天比一天衰落，却没有听闻忠武侯事迹而奋发兴起的人，我实在不相信。题唐临摹吴兴二帖 临摹书法起源于王羲之，到了欧阳询、褚遂良时更加兴盛。正因为能够超过前人，所以才会形似前人。当时诸葛政、冯承素、赵模、韩政又专门临摹《兰亭序》。此后学习临摹的人逐渐相继兴起。如今《兰亭序》以及钟繇、王羲之、郗愔、谢安等人的法帖临本，仍有保存下来的。不过，钩摹、响榻又各有不同的品第。钩摹是填补空白，容易失去神韵；响榻若不是极其精细纯熟，就不能接近原作。这两帖吴兴书法，方圆转折都合乎规矩、进入法度，毫无疑问出自善于书写之人的笔下。鲜于公说是从驸马都尉杨氏那里得到的。杨氏仰慕李和、文王、晋卿的为人，喜爱收藏书法名帖，曾临摹他家所藏的真迹，在幅边题识，并加盖副騑书府印，刻在府第中的清防堂。这大概是尚未临摹以前的本子。鲜于公任婺州官时，和成斋王先生有文字交往，所以停笔相赠，并在后面亲自记下它的来源。这样的神物也算得到它的归宿了吧！假使它留在困学斋中，恐怕连六丁神也会把它取到天上去。我从云卿那里借来观赏，因此为这两帖写下这篇记喜之文。题刘原父书写《庄子·秋水篇》过去我读欧阳公的《集古录》，知道他所记载的古代器物形制、容量数量、篆刻字画，一定要经过刘原父侍读反复讨论辨析后才确定。原父的学问，真是无人能及；但他的书法，世上很少有人见到。如今看乡相鲁公家所收藏的原父手书《庄子·秋水篇》，大约有一千多个字，笔墨鲜明润泽，楷书法度丰美，处在蔡襄、薛绍彭之间，确实是一时书法界的珍品。原父当初用蜀地乌丝栏纸写成，鲁公得到的只是临本罢了。即使相隔两百多年，临摹者仍像优孟模仿孙叔敖一样，因为形貌相似，其中有些东西终究难以掩盖。但谁又知道鉴别马匹的方法，本来就应当在骊、黄、牝、牡等外表之外去寻求呢？题东坡翁书写寄给邓道士的诗 这是苏长公寄给邓道士的诗，作于惠州，书写于容州，大概是在迁往海南时写的。犹子苏迟，是文定公的长子，号涌泉先生。绍兴年间他任婺州守，喜爱这里山水的清秀淳美，于是留居此地。婺州的苏氏，实际上就是从这时开始的。这首诗中“空海念公”四字，是在我婺州得到的，因此无疑是涌泉先生家的旧物。只是我不知道“空飞无迹”与少林寺壁观之法，究竟有相同还是不同之处？空海能不能回答我呢！题宗忠简写给妹婿朱主簿的信帖 宗忠简请求皇帝回銮的各篇表奏，和诸葛忠武侯请求出兵散关的两篇奏疏，都据理力争、毫不回避，激发义理、言辞激烈，这是因为它们出自一片血诚。宗公的从曾孙宗诚，拿出宗公写给妹婿朱主簿彦昭的手帖给我看。信中说，自己带兵冒暑出行，只能尽力粗略应付；又说自己年老还任事，责任十分重大，还要借助父祖积善的庇佑，再活四五年，希望能有丝毫可以沾润的机会。这些话充满骨肉亲情和仁义之意，而孝悌忠信的实际品德更是无法掩盖。大概这封信是在从京口前往浔阳时派使者送出的。当时上天的心意还没有厌弃宋朝，奸邪的根芽尚未萌发，哪里只是让骨肉亲属沾到一点恩惠呢？使神州完整如璧、社稷长久安宁，实在都要嘉赖于他。唉！臧孙有后人，正是我对宗诚的期望所在。题赵文敏行书《千字文》吴兴公年轻时喜欢临摹智永的《千字文》，所以能够与智永的书法融会贯通。自从做了显贵的官、负有书名之后，他很厌烦别人向他求取墨迹；有人从衣袖中拿出绢帛纸张，他往往立刻变脸动怒，严密拒绝，才肯罢休。不过，名士大夫中与他交情深厚的人，以及带着权势来求字的人，偶尔也能使他欣然挥笔。好事的朋友又有时在旁边鼓气喧闹。他写到得意处，自己认为可以追踪古人，也确实是近世书法家中的一大奇事！这一卷用蜀中粉笺书写，正书、草书杂出，不拘泥于古法，却没有一丝窘迫拘束的姿态。如今的人想凭借摹印、脱墼一类的技巧来窥入他的门墙，实在困难。题子长所作《谢太傅王右军画赞》后 世人说晋朝崇尚老庄，尊重玄虚，公卿大夫以清谈相互夸耀，最终导致国土缩小、国祚短促；而王、谢两家尤其是士族中的望门，也尤其不被公论宽贷。唉，以此来评论一代风俗，似乎是对的，但对于人物和人物评论却并没有说尽。若按照我们孔氏的家法来衡量，人物的优劣和事情的是非，难道可以搁置而不加评论吗？凭谢太傅深沉的见识和高雅的气度，即使桓温具有冲和玄远的资质，也都在他的包容接纳之中；片刻谈笑之间，他便能操纵收放，而桓温自己根本不知道谢安的筹划防范到了什么程度。至于王逸少，他有忠诚的规谏和清正的操守，料定殷浩不足以协调内外、筹划安危，便预先谋划并进言劝诫，而且深知据守形势、消除乱象萌芽，是制胜的一个关键。等到他发誓守墓而不出仕，这固然是高尚的节操；若说他是因为被王述压制、以居于王述之下为耻，那就太浅薄地认识王逸少了。后来王导安于文雅风流，确实似乎超过了他；但若说逸少只是以书法闻名，不能防备祸乱，那岂不是掩盖了他的长处吗？一定要像我们文公先生所说的那样：王导固然有心于中原，却也被清虚之风所牵绊，不能扩展振作；千百年来的评论，到这里才算定论。我困顿吝塞之中，子长是我的好友，常常用文章相互激发。近来他又把所作的太傅、右将军画像二赞寄给我，让我得以观览。子长的深厚情意，大概会对我有所帮助；只是反过来看，我哪里足以承当这种情意呢？过去我考察人物，认为晋代的清虚之风，大概起源于东汉末年。那些矜持推崇名节的人，只知道凭借名声操守胜过别人，却不知道这种风气流传下去最终会变成这样，而且没有人能制止。唉，哪里能找到中行之士，同他谈论中庸之道呢？因此一并记下这些话，不知子长会不会认为我说得对。题赵文敏帖

译过去我在京师时，和文敏最亲近、相处最久，也曾私下同他讲论书法的曲折奥妙。书法虽然是末技，却一定要以学问作为根本，以见识作为关键。只在笔墨之间求精进的人，想进入书法的深奥境界就很困难。文敏的书法，以英秀的资质和敏锐的见识为根基，以清明的心机和绝伦的鉴识而成，不是一下子就能达到的。我还记得一个寒冷的夜晚住在斋中，文敏谈到让我试着蘸墨，覆盖临摹颜真卿、柳公权、徐浩、李邕等人的法帖。写完后，他命人取来真迹逐一对照校验。不仅转折、向背无不极其相似，精神光彩甚至有超过原作的地方。我问他为什么能做到这样，文敏说：“不过是熟练罢了。”既然如此，练习长久以后，心和手都忘却了自身，古人的智慧技巧就像在自己身上一样；横竖、收放、开合，无不随心如意，还有什么间隔呢？戴生很喜欢书法，却不知道其中的方法，所以我把文敏的一帖送给他，并把我所见所闻的这些道理告诉他。戴生若能从这里有所领会，那就不是我所能知道的了。题倪生《兰亭》二十本 贞观年间，《兰亭序》开始出现，赵模、诸葛政、冯承素、韩政专门负责临摹响榻；褚遂良、虞世南诸公又另行临摹。至于宋代的蔡君谟、薛绍彭、黄鲁直、米元章，更把临摹《兰亭》看作博雅之事中的一大奇事。定武本最先刻入石中，而其中又有肥本、瘦本、五字损本和不损本的差别。后来重刻、另刻的版本相继出现。欧阳六一的《集古录》跋尾共有九篇，尤其取重于蜀宝月本。毕少董家聚藏古代法书《兰亭》本，多到三百本；贾魏公也有几十本。所谓玉枕本，不过是用灯影把字缩小而成的罢了。世人考论《兰亭》，用生、注、蟹眼、悬针、金龟、八字、细舋、杵痕等特征来判定真伪，这未必正确。临摹书法就像传神地描画肖像，只拘泥于追求外形相似，已经是末等的做法了。过去我曾同缙绅先生详细谈论此事，因倪生仲权把这卷书给我看，姑且根据我所听到的，试着说一说。题文长老所藏《曹防宇戴帅初诗》奉化有药师寺这样的名寺，寺中有一位大沙门经公。毕万精通天台教观，有文章却不自我炫耀。如今万寿寺华国法师，是文长老中的首位。经公年轻时曾跟随同乡曹防宇先生学习，后来又同戴帅初先生交往。两位先生常来寺中找他游息，是因为经公品格高雅、喜爱贤者而从不厌倦。曹防宇没有娶妻，也没有子女，死后所作诗文大多散失。戴帅初最能保存他的稿本，稍有流传下来的，这一卷就是华国编次的曹防宇一首诗，还保存着他的遗墨。戴帅初的二十五首诗，则是经公得到后，按照所见亲手抄录的。末尾附有经公的律诗、绝句五首，虽然纸墨不完整，但凡有手泽留存之处，尤其可以看出他对好友象环的感怀。我来不及认识曹先生，但过去曾听戴先生说起，早已知道他是位修养高洁、学问广博的人。看戴先生所作的哀词，又知道他对诸经的论著都有成熟的见解，在断编残简中耗尽精力，却不能把它们流传长久。这就是太史公一定要把著作放入金匮石室、收藏在名山以等待后世的原因，难道是过分的打算吗？如今戴先生去世将近二十年，前代贤人的踪迹渐渐遥远，后继者也十分稀少。即使就在州里，说起他的姓名，或许也有人支支吾吾答不上来。华国是丛林中的有德长老，竟能慨然追想遗风，融会贯通其中的义理，使这些文章幸免于湮没，能够彰显前人的美德，在千百篇中保存十分之一，难道不是贤者吗？题赵龙潭草书东坡公《赤壁二赋》近来我沉浮于官场行列之间，曾颇为讲论、听闻中原文献的源流，却唯独没有见过龙潭的书法。如今看这卷《赤壁二赋》，草书法度森严，从张旭、怀素、颜真卿、柳公权等人以来的传统，上溯到芝、靖，能够把方圆平直寄托在振迅凌厉之中；即使是颜真卿、柳公权盛年时期的流风遗韵，也还仿佛在眼前。然而我怀疑后赋末幅的十三行，笔势散漫迟缓，就像把六州塞下的士兵赶到王、谢子弟的行列中，步伐周旋之间，自己也觉得局促失措。总而言之，《碧落碑》难道容许有伪本吗？题杨文元写给刘子固的信 右边这幅是杨文元公写给刘子固县尉的一纸手帖，如今收藏在刘氏家中，纸张墨色还像新的一样。杨公因为被牵连为学党而长期遭贬，后来起用为秘书郎，逐渐升任将作少监，留在京师任职。子固是杨公乡里的后辈，起初通过科举做县尉，写信向杨公问候；杨公用小楷细字答复，一笔也没有稍稍放纵，并且借皋陶的兢兢业业、曾子的战战兢兢来表达深切的期望和勉励。由此可知，杨公心学端正，即使在仓促之间，也纯正明白、庄严恭谨，仿佛面对君主和老师。即便对普通小民，哪怕是通过简牍传信，也一定表示敬谨。又由此可见，他平日接引后进，始终体现中和之道。想来子固当时受到感发而奋起，不知会是怎样的情形！如此说来，子固也一定有所作为，足以承当杨公深厚的训诫，不会感到惭愧了。我反复读了三遍，感叹不已，然后把这封帖还给刘氏。《待制集》卷十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