待制集卷十七　　　　　　元　栁贯　撰序

译《江浙行省左右司题名序》行省划分辖地、统治百姓，其职制仿照中书省而稍有合并：左右司合为一司，官员名号隶属宰相府，设置郎中、员外郎各若干，四名都事，通常任用省台的名臣。凡是外廷的谋议、各府的禀报承受、军队和百姓的号令、财赋的核查，左右司都实际参与决断，而由宰相审定其成效。因为看重这一职任，所以选任也很隆重。行省以江浙命名，却在杭州治事；它辖有方圆数千里的地方，统辖三十三座名城，位于长江以南，巍然成为重镇，而各地土贡按时输送到京师的，尤其是天下最多的。自从设置官职以来，由此调入宰辅之位、执掌南台法令的人，历代都不乏其人。这大概是因为他们的学术和事业经受考验后已经显著，朝廷信任他们，天下贤者推重他们，后世称述他们；他们所达到的成就就是这样，难道是官职本身能使人显贵吗？其实是人人都能使它显贵。至顺三年，苍龙壬申年，鱼台贾君东垣、袁君临沂、王君实任此官，而揆衡丞弼又恰好都是当时朝廷中的贤良，笙镛和谐，金玉相应，职务修举，地方安宁。因此得以考察旧有事实，补缀缺失的典章；既列出现在任职者的姓名，又把此前曾任此职的人一并表列出来，并且空出左边的位置，等待后来者接续书写。唉！江浙设有行省，行省设有左右司，本来就是国家恒常的制度，也是百姓赖以安定的依靠。如今为官员立纪、为人物作传，而一个人所以能够不朽长存，或者随时代湮没而无人知晓，其中自有道理。《论语》说：“三个人同行，其中必定有可以做我的老师的人。” 《诗经》说：“殷商的鉴戒并不遥远，就在夏后氏的时代。”那么，仕途上的官员一代代更替，过去的人离去，后来的人接续，新的事物无穷无尽；前代贤者的轨迹，正是后来人的鉴戒和注目之处，包含着严肃的规诫训诫。如今在任的君子，还是应当敬重它啊。《朱节妇吴氏序》妇女有一生只嫁一次的礼义，有“三从”的原则，应当守持而不可失去，唯以正道为准。然而万一遭遇不幸，尚未立嗣便突然失去丈夫，仍能免于改嫁入室的叹息，最终完成承继宗祧的托付。君子的议论，怎么能不把这种事表彰出来，使忠信厚重的风气兴起，使衰败末世的风俗振作呢？难道只是为了偏爱一个普通妇人吗？武唐是旧亭，鱼台是它所属的小县，地方在高平、方与以北，靠近圣人居住之地，长期受到圣人恩泽的浸润，这种传统由来已久。当地有一户吴氏，女儿十七岁时，嫁给同县朱某为妻。进门后，公婆称许她恭敬顺从，姻亲族党也受到她和睦雍容的感化；奉献祭品没有违背礼法，内外都没有非议。过了六年，朱某因病去世，留下一个女儿，年满两周岁。父母和公婆怜悯她，打算为她另行改嫁。吴氏哭泣流泪，泪水垂到下巴，拿刀割下手臂上的肉，混入香炉中焚烧，以死发誓说：“丈夫既然已经用一生侍奉一个人，若再有二心，将来死了凭什么去见我丈夫和公婆？”大家确知她意志坚定诚实，不能改变她的决心。等到丈夫去世期满，她更加严格地奉养公婆，并亲自努力纺织，教导女儿从事女子应做的事务，选择婚配对象时一定要选良善的家族。起初吴氏嫁到朱家时，妾张氏生下儿子才几个月，不久张氏便去世了；吴氏亲自抚养保护这个孩子，恩意深厚，人们都不知道他不是她亲生的。〔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匹〕 朱某的遗腹子长大娶妻，女儿三岁时，朱某的遗腹子年二十五岁，也终于去世。吴氏已经向族人请求，为他立了后，却尤其疼爱抚养自己的女儿。正值公公去世、婆婆年老，天气寒冷时，她用自己的身体温暖婆婆的被褥床席，饮食必定准备得周全甘美。婆婆曾患疮疡，生在手指关节之间，疼痛非常严重，吴氏早晚替她吸吮疮口、敷药，疮不久便痊愈，人们认为这是孝心感动了上天。她享年八十三岁去世。朱氏一向贫困节俭，吴氏又只是孤苦一妇人，幸好还有庶子；但庶子也早夭了。等到吴氏去世，朱氏父母便无人安葬，后代子嗣也无人承继。唉！礼义是做人的大防，即使学习成为大夫、士的人，也很少能够真正明白并切实履行它。那么像吴氏这样坚守节操、独具操守，具有深远见识和长远考虑的人，虽然确实出于天性，但当地风俗接近淳厚，也不能说没有助力。难道还可以让她湮没无传吗？江浙行省左右司郎中贾君惟贞，是朱氏的女婿，他偶然向我说起自己岳母如此卓异的德行，所以我私下替她作了这篇序，等待观察民风的人来采录。《宰渊禅师挽诗序》渊禅师与京兆杜原父是方外之友。二十年前，我因杜原父而认识禅师，见他身形清瘦、头发花白，戴葛巾、拄藜杖，在湖山云月之间悠然徜徉，对人没有任何求取，心意常常自得；我以为他寄身隐逸、玩世不恭，像吴宗元、元丹丘一类人，他的操守行为未必超过这些人。杜原父不久辞去征召，隐居武夷山，其间写信来招请禅师。禅师整理衣服、穿好鞋子，欣然前往。到那里还不到十天，一个夜晚便化去。禅师把身后之事托付给杜原父，杜原父又能够承受他的托付，这份心意确实可见。如今杜原父在山中左渠源选择墓穴，奉着禅师的冠帽和佩剑入葬，而虎林游居的英杰，只要认识禅师的，都相继寄来诗篇，作悼念死者的歌咏，大概得到若干组。禅师扬名四方、游历尘外，居住虎林最久，与天下士人交游最广。如今他乘着大风向上升行，回望名山而稍作停息，他的神魂飘飘然如鸾凰飞近重玄之境，哪里还会有悲鸣徘徊的意思？各位君子只是因不能自已的感情，把它表现在叹息嗟叹之间；全都是屈平《远游》、郭璞《游仙》遗留下来的风韵，并不是蒿里、薤露那种哀怨悲恻的新调。凡是列在编次中的诗都可以流传。哀悼死者而作诗，诗成后作序，从三良和《黄鸟》开始；既然如此，作序而使它流传，也是可以的。回想并追慕禅师，选择墓地安葬，正是有作序的意义；我深厚地敬重禅师，难道在各位君子之后吗？我就是东阳柳某，道传。

译《金石例序》六经中只有《春秋》有“例”，就是说它用一个字来决定褒贬，可以由此类推而通达彼处。史官采用这种方法，记载言论、记录事件，也有通例和条例。然而《春秋》寄寓着圣王治理世间的大权，太史公仿效它写成《史记》，难道只是徒然讲求体例吗？自先秦、两汉以后，论述功业，写成铭文、诔文，刻在金石上；其褒贬斧钺之严，足以与《春秋》相比，其权衡轻重，大致与史官相同。假如没有体例来统摄纲纪，就会散漫而失去条理。所谓《金石例》的写作，大概正是从这里得到启发吧？从前我入国子监任教时，潘文简公以集贤侍读学士兼领大司成。我每逢休假去拜访他，见他的简册散乱铺陈，笔墨交错纵横，稍稍停留便问公：“这是在做什么呢？”公说：“我正在编修《金石例》，汇集的材料已经很多，取用的资料也很丰富，本来就应当这样。”我当时很疑惑，认为语言精美才成为文章；推究事物的起源，穷尽事物的变化，抑扬开合，旁通互用，应当从体例中求取，体例穷尽便停止；这样做，哪里比得上从没有固定体例的体例中寻求所得呢？正要向公说明我的疑惑已经醒悟，公却去世了，这样已经十年。公的嗣子、嘉定州同知某君于是拿出这篇文章，说将要刻印来继承父亲的志向，请我作序。我这才得以开始阅读它。这部书的体例，先总括各条例，接着分类编排条例，其中取自韩愈的占十分之八九。它认为韩愈的宏大文章振起了八代以来衰弱的文风，使它回归正道，其中有《春秋》连缀文辞、比次事实的教法，而体例就包含在其中。潘公的用心多么美好啊！从今以后，熔炼金属、开凿石碑，诔述德行、铭刻功绩，显示一代帝王的制作，垂留光明盛美于无穷，那么这部《金石例》的流传，难道也会对韩愈有所助益吗？由此充实推广，即使达到《春秋》《史记》的程度，也是可以的。元统二年，岁次甲戌春正月七日，东阳柳贯作序。《俞器之诗集序》乡友俞君器之成年以后，流离在燕、蓟之间，忧叹自己生不逢时，又悲悼自己的志向无法施展，间或起身说道：“处境困窘却不学习，百姓就会更加低下。我这一代处境困窘的人，能够由困厄达到亨通，只有学习罢了。”于是从早到晚鞭策磨炼自己学习，时间久了，登名于天官，有了做官的资格。他凡是穷居独处、独自远行，所感受到的有收缩和舒展，所遇到的有离合聚散，都发之于诗；和平淡泊的声调，显现在字句之间。我因此知道器之具备达到亨通的资质，而诗只是他的寄托罢了。延祐初年，我客居京师，器之也从我这里到代地回来，更加流落而不得志，但足以使他的诗兴盛的气概，本来从未衰退。每次来往相过，便叫来酒斟满，取出自己所作的诗歌吟诵，以此壮胆取乐。等到我入国子监任教，器之带着庐江县令章南出任去了。又过了几年，我升任奉常，听说器之任期届满后，已经死在庐江。器之没有儿子，他的妻子罗氏从数千里外奉着灵柩回来，买地择日安葬，并且为他立后；凡是经营处理家事的地方，都极其尽心。如今又将刻印他所作的诗，请我为诗集篇首作序。罗氏不忍心让丈夫就这样死去，她的情意竟然如此深厚啊！罗氏是故翰林直学士罗公汉臣的女儿。当初罗公在困辱之中发现器之，便把这个女儿嫁给他；那时器之与母亲还没有相互听闻。后来器之取得官职回来，母亲还健在，罗氏对婆婆奉养得非常谨慎。器之遭遇兵祸，是因为有母亲的缘故；器之以自身承担孝道，最终保全了母亲。罗氏想要表彰丈夫，使他借此不朽，这些都是上天的常道和民间的伦理所以不会泯灭、能够长存的表现。况且他的诗对于世道人心也有关系，如《读通鉴》诸作，确实得到了史书之外传达心意的要旨，即使想不让它流传，能做到吗？器之一生的事迹，有翰林应奉黄君溍编次的《俞孝子传》，这里可以简略不说。《送叚吉甫州判序》科举是选取人才的一条道路，而它的消长盛衰，则要看时代的趋向和背离。唐、宋盛世，确实曾多次抓住过这个时机。糊名考校的制度，虽然周详严密，却已经和通过梦卜求取贤才的意思一样，都随着形势而转移了。《传》说：“在应当作为的时候采取行动，叫作顺应时机；时势所趋向的地方，人才也系属于那里，这难道不是时机吗？” 我学习却没有遇到合适的时代，而且年老已经逼近，唯独对于人才的进退，心中颇有感慨。因此自延祐设立科举以来，看到一个士人登上名册，便感到欣喜，脸上显出认为人才是国家元气的神情；封植培育、涵养保护，直到有所成就，哪里是一日之间积累起来的呢？譬如庄稼，草率地播种，鲁莽地收割，却希望粮仓充盈，怎么可能呢？起初我还不认识吉甫，但读到他所作的诗，见其气势浩大而志意充实，声调悠长而光彩清洁，知道他内心所存有不凡之处。后来吉甫在乡里中举，赴南宫考试，取得高等名次。我客居京师时，吉甫不嫌弃我，与我订交。我料想吉甫写出赋灯、棋、月、柝的诗句，入朝吟咏丝纶、钟鼓的篇章，已经很久了。今年春天，我因流落而不得志，暂游中吴，听说吉甫由常熟州判官任满，将要北上，便把他近作数十篇抄录寄给我；诗中更加显出恬静平和、从容自得的情致，令人心目愉悦。因此我知道吉甫优长于政事，精深于诗歌；即使不去追求声名，声名本来也会随他而来。从前白乐天、刘梦得，都以进士资格历任很久，主持吴地州政，采撷景物，描摹山水，吟咏几乎遍及各处。不只是两位先生离开后仍令人不能忘怀，吴地人思念他们，也会说山川寂寥空阔、仿佛没有声闻，正是因为两位先生离开这里已经很久了。常熟在吴地是著名的州，属于下辖郡县；吉甫小时候曾在那里随侍做官的父亲游历，面对画屏清香般的适意生活，哪里能够忘却角弓嘉树的思念呢？吉甫离开这里后，将以仪表出众的姿态入朝，凌青云、溯紫宸，不过十天半月之间罢了。观察时代的趋向，发扬平日所学，使科举取士的功效在天下显明。我虽然退居山林而衰老，还能够歌咏《棫朴》那样的雅诗，以兴起君子的风气。你出行时，我先用这些话为你送行。

译《提举司官员题名序》我到任的第二年，逐渐修葺官署住所，使旧的完好、使新的增益。随后又查考所藏文牍，找到历任官员的姓名，以及他们任官、迁秩的年月；于是起用萧公、许公，正副两员，共二十五人，将要把他们刻列在石碑上，并空出左边的位置，等待后来者接续题写。于是先作这篇序。序说：提举学事，古代没有这样的官职。宋朝中期建立学校、设置教师，才开始把它用作官衔。后来又省并裁减，以转运使、副使主持考试以及升黜。它主要负责劝导诱掖，并没有征发命令、统辖属下的权力；既然地位尊重，当时议论称它为“学台”。本朝考察古制、崇尚文教，制定官名，提举儒学才得以专设官署。起初还分领各道，后来只有行中书省的治所设置，合并为一司。虽然品秩相当于第五等，却位居各校庠序之上，所掌事务很简要，而师资的任用全系于此。若不是馆阁中掌握典故、声望和实际才干都很优长的臣子，本来没有谁适合居此职。我出仕较晚、到任在后，仰望前代贤者，没有不惭愧脸红、惊惧不安的。郑公、许公是我的好友，贡公、刘公与我相继同列，而吴公又是当今儒林所仰望的人。只看到车辙道路相似，却不明白车衡车辕的不同，徒然想仰慕风采、追随光影，暗中窥视他们的光尘，几乎不只是学下里人皱眉、羡慕垫角巾那么可笑。踪迹越接近前贤，求取他们的境界却越遥远。唉，我偶然得到的只是名声，不能必然得到的却是实际功业。谁来开启先路，谁来引导后人？因为我的衰弱无能，连群贤实际功德的美好也一并湮没，这难道合乎道理吗？承接照耀车乘的珍宝之光，又延续明烛邻近的光辉，这正是我所依凭而得以保全自己的，也正是我为后来人祈求的。既然作序加以申明，又有什么可谦让的呢？泰定四年冬十二月二十五日，东阳柳贯作序。《威喇特氏三子命字序》西洛人威喇特叔敬从前曾与我交游。一天，他带着三个儿子来见我，问我给他们取字。我说：“父亲爱儿子，没有什么达不到的；认为名字美善，是希望他的品行也美善。孟子说责求别人向善就会导致疏离，这是针对恩情和义理来说的。如果把疏离看作不祥，把向善看作不值得要求，岂不是伤害恩情、损害义理？难道是真正爱儿子的人吗？如今你爱护儿子而希望他们向善，已经得到了做父亲的正道。我请为你解释取名的意义，并给你的长子洵取字宗直，次子溶取字宗理，小儿子淳取字宗厚，并作辞说：‘直是言语的德，理是言语的功用，厚是言语的根本。’大概字书说‘洵’是水名，诗人借来作忱恂的‘恂’，所以解释《诗经》的人就把‘洵’训释为诚信。《诗经》中说‘洵直’‘洵美’，一定是内心正直，然后外在的美才会显现；这就是内心正直的敬慎和没有虚妄的诚意所由树立的。至于从水、从容组成‘溶’，从水、从享组成‘淳’，按韵书解释，‘溶’是水势盛大的样子，‘淳’是质朴本真的意思。说水势盛大，说质朴本真，从义理上寻求，各自都有所主宰。况且天下最善于运动的，没有比水更甚的了。水势盛大却不泛滥，安静平稳而不受扰乱，于是动静相互显现，深水回旋、波纹荡漾，文理便由此产生。说理是从功用上说，似乎还可以；但为什么又以厚重来说明根本呢？何不反过来追溯它的起始呢？所以通达必定像涓涓细流，充盈却不至于弥漫；像齐国的酒盛在盎中，浸润深厚、芬芳郁盛，没有一样不是厚重的。即便如此，学习做人的儿子、学习做人的弟弟，也不过是从自身寻求罢了。只要内心没有偏私邪曲，认识就会明白，自信就会坚定，善行就会真诚，好的品德也就成为真实的德行了。这样看来，正直难道不是学习者最初应做的事情吗？进而在盛大流衍之后仍能保持珍藏谨慎，在文理显明之后仍能含藏不露，希望守持本质而不使它亏损，使单纯厚重更加牢固，那么理和厚难道不正是学习者认识终极的事情吗？唉！根基养得不正，文采又施加在哪里？藻饰文采的光华，要由本质才能显现。兄长友爱兄长，弟弟敬爱弟弟，三人同一本源、相互成就。三位公子的年龄，我已经来不及赶上了。因你询问的话而有所发挥，这就是叔敬不以请我取字为轻慢的意思。我本想隐退不说，哪里能够隐退呢？《送王云卿教授赴官严陵序》云卿是淳熙年间卿相鲁公的后代。年纪正当壮盛，学问有端正的根本。如今将到严陵任教授，临行前，乡里朋友都作诗作文，表达祝愿和赠别之意，并把第一篇文章交给我作序。序说：“士人一旦受命，便以诗书礼乐在邦国施教，他的职任大概与侯伯同样重要。侯伯靠政事治理，学校官员靠教化治理；教化不足之后才施行政事，用政事来收束、扩张教化，那么教化之道的责任，难道不是更加重大吗？”严陵与我的家乡婺地接壤。东莱成公最初用筮法选任为那里掌管学校的官员，当时张宣公正实际掌握郡政；二人声气相应、志趣相求，教化广布、恩惠普及，一时彼此引荐推重，声望如同邹、鲁。他们用来施教和施政的道理，难道有超出诗书礼乐之外的吗？如今这些事迹明白存在，写在他的家集里，考察便可知道。云卿把自己所听闻的道理推行于教化之中，我看他学识宽裕充实，确实能够改变古人认为困难的事情，而超过今人则实在容易。云卿居住在城西姜塘之上，成公过去取《大易》中“丽泽讲习”的意思，为居所的书斋命名；那地方距离这里不到百步。云卿的先父成斋先生，尤其能够把这些道理存于心中；他以世代相传的学问承接并延续前人的开创，前人的风范和声誉并未泯灭。云卿，出发吧！” 吸纳苍茫清新的气息，抒写萧洒高远的遗韵。教化之道昌盛，也不过就是继承前人的事业罢了。我所说的它与侯伯同样重要，大概就在这里而不在别处。云卿，出发吧！

译《送白彦昭序》柳某辞谢归居浦阳的第二年，本县属乡兴贤的巡检白君彦昭，任官三年已经期满，将在某月某日接替乡友吴立夫，收集诗篇和赠礼；他把第一篇文章空出来交给柳某作序。我从未接触白君，怎么能说些什么呢？立夫说：“我客居教授于马建山中，离彦昭的官署很近，看见彦昭恭谨小心，正在专心读书、讲求并探究义理，仿佛无所事事。等到退处考察实际情况，发现回旋的溪流、重叠的山岭之间方圆百余里，即使荒年饥岁，百姓也十分困苦憔悴，但一声更柝的惊扰、一只恶犬的警叫，都寂静无闻。农民、樵夫和奴仆受到白君恩惠，知道白君任期将满，惊讶叹息，谋划为他饯行；如果计策不能实现，便彼此相顾失色，不亚于寒冷时被剥去皮衣、渡河时失去船桨。”彦昭使百姓安适既然如此，本来就足以弥补我们诗作的不足，这也正是我请求作序的意思。柳某说：‘朝廷设置官职、张设治理的器具，不吝惜土地的收入作为俸禄，而授予官员以养成良知善性的条件；制度安排细密完备。因此即使是乡亭中巡游、侦察、追捕的吏员，尚未列入正式官秩，也让他们从水衡领取俸禄、向啬夫征收赋租。既然任用他们的本意是保护百姓，而且真切诚恳，哪里肯稍稍看低这种官职呢？’” 然而如果有土地和百姓，淳厚坚定、平易正直的风气却不能胜过盗夺、侵攘、矫饰和欺诈的习惯，蛟龙鳄鱼横行、鼯鼠跳跃，罗网、捕具和陷阱遍布山岭水泽，也不足以改变他们倚仗奢侈、毁弃义理的心；何况那些自恃聪明、以为自己有余的人，认为这些事情哪里值得施展自己的才智；而才能低劣、不能胜任的人，又不过是苟且混过岁月，等待任期届满便扬鞭离去。唉！职务不能修治，功绩和次序不能建立，究竟应该责怪谁呢？兴贤是乡，位于浙水以东，只是一席之地，很容易治理；而盗贼曹掾任满，也只是得到九品官，彦昭凭借世袭俸禄的资历，初次出仕便得到这个职位，并不足以特别称道。然而我尤其赞赏他不懈地读书、讲求义理，并能坐待而达到使百姓安适的成效，符合孔子告诉季康子的道理。因此写下此序，以完成对立夫请求的答复，充实并彰显彦昭的志向，也使我得以附会于“知言”的意义；这难道不是我的幸运吗？” 《送赵永嘉序》从前我还没有经历世事时，读皇甫湜的《庐陵县厅壁记》，曾怀疑他说得过分。我认为县的地方不过方圆百里，县令品秩三百石，凡是从上级承受政治教令的事务，我都可以推想它们落实到百姓那里，又何至于像捆束湿物那样难以收拾，只有挑剔责难、呵斥责备可以避免呢？中年以后我出仕，随任官文书经历世故，深入了解京畿、赤县等紧要县以下的情况，看见它们处境困窘艰难到了极点，反而奇怪皇甫湜当时为何突然说得如此严重。谈论者常说古今情况不同，但唯独县令难做一事，在古代已经如此，又何必对今天感到疑惑呢？如今叔敬改任永嘉，我知道他不会回避那些挑剔、责难和呵斥。然而永嘉位于浙水以东，是一个大县；若要说明它为什么大，却不是说户籍繁多、人口众多而没有闲散食禄之人，也不是说土地广大肥沃、物产丰富而用物充足，更不是说城邑房屋富丽、珍货聚集而市场商贾充盈。大概是说：大邦是诸侯的藩屏，元侯在那里镇守，各使者的车马经过，宾客的道路从这里出入；装饰整备馆舍，准备积储，简选士卒，供给劳苦安逸，全都由县来供应，全都是县令的责任，所以宁可不先修筑保障，也不能稍微迟于办理这些事务。那么，治理百姓的职责果真只是这样吗？县之所以成为大县，也仅仅是这样吗？以敬叔敏捷的才干和宽裕的能力，一出手便做到这些，并不困难。况且皇甫湜所叹息议论的那些事情，哪里足以挫伤敬叔初出仕时的锐气呢？至于文书诉讼纷乱争执，他有道理可以照察明辨；赋税徭役催促频繁，他有方法可以均衡调理；奸猾胥吏和狱讼，他有法令可以纠正惩治；豪强百姓卖弄智巧，他有制度可以禁止约束。以义理作为权衡，以法制作为衔勒，也只是反求自身、在内心诚信质验自己，使自己没有愧歉罢了。敬叔努力学习、喜欢询问，幽居多年，涵养更加成熟，体验更加精密；施展平日积蓄的学问，治理这海边方圆百里的地方，就像手持利剑刺穿犀牛和猛兽，驾着轻车奔驰在宽阔大道上。像我这样迟钝怯懦的人，哪里还敢鼓噪着说一句话，来帮助磨砺他的锋芒呢？至顺元年冬十一月丙午，乌蜀山耕樵人柳贯作序。《浦江县官题名序》浦江自唐天宝年间开始设县，县治在浦阳江源头的溪流之上，所以取此为名。进入本朝，考察合并户籍，按制度应为中县；设置达噜噶齐，县尹都为正七品，主簿品秩也是从八品。县中本来有正官和副职，但发布政令、议论刑法，最终都归于合理而已。最初制定职制以来，到现在已经超过六十年，官员仕途有来有去，县政有废有兴；那些留在人心中、记载在舆论里的事情，无论善恶都不能掩盖。姑且按照任满三年交代来统计，平均一个官员任内就有二十多人更替，还不计算因考核优异而升迁、因故迅速离去等情况。我只以县人的身份成年后游历仕途，对历任县官并不了解；但从老人的议论中得知，担任县长的，如呼都克娄斯公，救荒平盗，策略明当允善；巴尔斯布哈公，儒雅温厚周密，卓然有谋略作为。担任县令的，如赵公泰，长期任职，百姓更加信任；符公友直，愿意谨慎守职，始终不变。虽然远的有数十年，近的有七八年，但他们的政绩都清楚可考，不能诬枉。那么天理显现在民心之中，事情经过长久、评论已经确定，真如悬挂的秤、在眼前的镜子一样，还有谁能够改变它呢？” 其他官署都有题名碑，唯独这个县缺少。至正改元那年春天，达噜噶齐博啰君从陕西行中书省掾吏的选任中来到这里任职，正把勤勉敏捷、修治并举职业作为要务，于是命令属吏查考文牍，得到历任官员的姓名，共若干人，将把他们刻在乐石上，昭示后来者，请我写文章置于篇首。我说：题名是为了系记年代、著明任代而作，并没有褒贬。然而政务有废有兴，行为有善有恶，后人回头看时，仍然会把劝善惩恶的意义和史法一起传下去。后来的君子因为有此纪载，更加思考怎样尽到职分所应做的事，那么百姓信任他们，上天也确实在俯临他们，行善的功效难道会有尽头吗？这正是博啰君诚心彰明过去、劝勉将来的用意，我浅薄的文章也不算白白写出罢了。夏四月壬午作序。

译《海堤录后序》从前阳夏谢景初、吴兴施宿，先后都任余姚县令，并且都曾主持修筑海堤。谢景初修筑的海堤，从云柯到上林，长二万八千尺；施宿修筑的海堤，从上林直到兰风，长四万二千多尺。王文公记载谢景初的事略而不详细，楼宣献记载施宿的事情，说海堤造成的危害近世尤其严重。大致每年征调民夫六千人，服役二十天，计算工程量为十二万工，耗费缗钱一万五千；劳力和费用如此之多，民力有不能承受的。于是把情况上报府和监司，由县里出缗钱四千三百有余，地方士大夫和乡人也捐助三百万，提举常平又捐助谷三百斛。然而四万二千多尺海堤中，石堤只有四处，共五千七百尺，其余海堤都不过使用土筑成。钱谷耗费之多，已经如此。秋潮奔腾猛烈而无常，农田收成的防备尤其紧迫。于是商议建立庄田，置办田地，汇集每年的收入来供给修堤费用，希望百姓能够有喘息休息的盼望。他们考虑得很长远。唉！如今距离施公又将近二百年，田地已经登记在官府名下，而潮汐侵蚀的危害日益严重。救灾防患本来应当随时因地制宜，但古代已经证明有效的防护措施，后人也不能弃置而不加省察。这就是《海堤录》之所以收录文公的记文，并把施公前后筹划的两篇奏疏附在后面的原因：想让人知道海堤工程不能不加以重视，还要权衡轻重，因时增减损益；但最终仍要看人们如何放松或收紧、关闭或开放。至元四年戊寅夏天，州判官叶君恒正准备再次兴修海堤，而施君所建的石堤已经湮没很久，正在议定以砌石代替土筑，作为长远的计划；估计长度达到二万四千尺有余，工程已经有了头绪。第二年己卯，叶君才从乡民王氏那里买到旧录，感叹说：“这就是我办理此事的鉴戒啊。”如果让它默默无闻地湮没，怎么可以呢？于是准备重新刻印，传示无穷。我赞赏叶君如此专心研究堤防事务，细微之处都不遗漏，又如此不使前人的善举湮没。因他有所作为，所以表彰并刊出此事。宣献的记文，旧录没有收载，但郡志中有，也一并附在后面。说 《杜思成更字说》我的朋友杜君，年过四十，却仍然自我激励于学习，勤勉不懈，好像唯恐落后于别人。因为我疲倦而归来休息，又比他年长一天，杜君时时竭尽努力前来交往，验证他所得的学问，向我质问疑惑。这样大约已经两年，却没有懈怠。有一天他忽然拱手说：“过去我父亲用‘斌’给我命名，朋友用‘国宾’给我取字。我现在觉得它们的意义不相协调，想要改换，您能给我一些勉励吗？”我说：“字书中‘彬’是文采和质朴兼备的样子，也写作‘斌’；‘份’字在《监韵》中也作‘份’。因此把文和武合起来成为‘斌’，韵书本来已经认为不妥而不收录了。《论语》说：‘文采和质朴相互协调，然后才成为君子。’ 这是说文采和质朴适度协调，然后才可以成为君子。那么‘彬彬’本来就是成就德行的标志，而人之所以成为君子，常常正可以用这个来验证吗？大概学问可以靠努力达到，德行却必须靠涵养才能形成。涵养成熟还是不成熟，本来就关系到学问达到还是没有达到。孟子所说的知言，是达到知的事情；养气，是获得它的功夫。这样看来，配合义与道的浩然之气，用正直去涵养它而不加损害，就能达到致知、知言、成德，确实可以实践于君子的境域。古代君子爱一个人，就担心他不能成就；担心得深，期望他成功也就迫切。期望出于忠诚，忧虑也出于忠诚。我对你的告诫，也是忠诚，只是尽我的忠心罢了。所以敢于端正你的名，称作彬；奉上你的字，称作思成，并且把这篇说写下来回复你。”乌蜀山耕樵人柳贯如此述说。

译《钦定四库全书》《待制集》卷十八　　　　　　元　柳贯　撰题跋 《跋郑宣抚手简》这是资政宣抚郑公的七帖手迹，我四十年前常在舅家陵云山房见到它。如今虽多次重新装潢，然而工匠不善于处理，能够仅仅保存下来固然值得高兴，却尤其担心它容易损坏。当初，绍兴八年，胡忠简公任枢密院编修官，上疏论说秦桧、王伦、孙近都可以斩杀，秦桧大怒，命临安府派士卒给他戴上刑具押送到昭州，准备置他于死地。胡公任台谏官，与同列勾龙如渊、李谊共同营救解脱他；秘书省正字范如圭、敕令所删定官方畴也替他说话。吏部侍郎晏敦复于是得以监理昭州盐仓。绍兴十年，胡公任礼部侍郎，替秦桧陈述善后策略七件，难道不是鉴于营救胡公一事的过失，而想弥补秦桧的意图吗？又难道不是表面表示协调顺从，内里实际尽到忠言规劝的益处吗？第一帖所说“叨冒今来差遣”，正是指这件事。曾任侍郎的开，字天游，由礼部侍郎出任婺州知州；在此以前，开因与秦桧讨论和议而违背其意，于是有了这个任命。开害怕后患，辞谢得非常坚决，后来改任提举江州太平观，大概从未到过婺州。李泰发就是庄简公李光，正是在绍兴八年入朝参与大政，第二年十二月罢职，因为殿中侍御史何铸弹劾他狂妄悖逆。两位公都是秦桧深深嫉恨的人，那么第二帖无疑就是胡公任台端时留给他的。胡公在绍兴十一年出任宣谕川陕使，第二年五月受命为川陕宣抚副使。到任后，在阶州、成州营田，直到秦州边界，共有三千多顷，每年收粟十八万斛。绍兴十五年，他上奏请求减少成都府路对籴米三分之一，以及本司激赏钱二十五万缗。十七年，他上奏请求减少两川米脚钱三十二万缗、激赏绢二万匹，免除创增酒钱三万四千缗；六月又上奏请求减少科敷虚额钱每年二百八十五万缗。那么第四帖所说“辛酉一出，遂蒙寄委，及缘此已与蜀人减科需二百万缗”，特指所减的科敷虚额，哪里有夸大呢？胡公从绍兴十一年入蜀，到十七年六月罢职，用第五帖“跨涉六载”的说法来验证，正是在罢职前一年。义荣待制的兄长所说的默成先生，是潘公；绍兴八年，潘公以中书舍人兼摄起居郎，在朝廷上斥责向子諲，因而一同罢职归闲，此后便没有再起用。季诚必定是潘氏兄弟中的后人；最后一帖所说“似乎听说您道貌清瘦”，正是用来向胡公通候问安的。福庆是潘公坟寺的名称，和胡公的居所相近。潘公省视墓地时，每次必定经过胡公那里，因此知道这件事。胡公处在秦桧主持和议、掌握国政的日子里，虽然不曾过分标异立异来招致憎恨，也不曾阿谀附和以在秦桧党羽中自我防护。那么秦桧之所以压制胡公直到死而不悔，正是后来使胡公在天下和后世彰显的原因。遗存的翰墨使他的正义和节烈昭然可见。《诗经》说：“高山令人仰望，美好的德行使人循行。”又说：“君子所履行的，是小人所注视的。”我大概反复诵读这些诗三遍，因而有所感慨。《跋晏右司撰〈冲素处士郑绮墓铭〉》这是一通郑处士墓铭，大概是宋代晏穆所作。晏穆字宣明，本是蜀人，后来寓居衡湘。他在学问和品行方面都有成就，与左丞相周公必大以文章相交。他所著有《知非集》，流传于世。隆山季公伯强曾为他作墓表，说晏穆死于淳祐九年闰二月丁巳，以处士身份去世。后来按年月考察，墓铭正作于这一年，难道是他临终时的言辞吗？嘉熙四年五月六日，赵与懃以朝请大夫身份来任婺州知州。同年八月考核迁转，便转为朝议大夫。如今文中仍称他为朝请大夫，那么行状无疑作于六七月间。龟山杨公时常称赞薛防通，说他持守自身非常可畏，面对财物尤其耿介。有人送给他纸一百番，防通没有见他，便把礼物丢下离去，送礼者一直追到百里之外，他才将纸退还。防通是大观年间的字。先父泗州府君从兰溪得到《春秋群疑辨》二卷，题署说是浦阳长乐朱恮撰写。后面有石陵倪朴的跋语，说朱恮的为人已经无法详细考察。倪朴距离朱恮还不到一百年，已经如此，到了今天就更不可能知道了。看他所述，大致本于《尊王发微》的铭序，说他的老师大观是泰山孙氏的后人，也总算有所依据。处士的七世孙钦近，到同族人景仁那里查考家谱，又得到这篇文章带回；大概这是刻石时拓下的本子。经过鼠咬虫蛀，几乎要湮没废弃，钦于是把它装裱成卷，急切地请我题写。我当时正从容饮酒，便立即到案前为他疏理并交给他。只是遗憾年老懒怠，不能多作记载考核，因而未能精细审定罢了。希望后来执笔的人补足我所不足的地方。《题杨仲弘序祖浩然求母事》苏文忠公同时代有朱寿昌，曾任郎官，后来却弃官寻母，走遍四方，最终在同州找到了母亲。文忠公确实为此作诗，还记下他刺血写经、礼佛忏悔等事，直到今天，朱寿昌仍依靠这些记载而流传。然而谈论此事的人，有的把它归于福报，却不知道母子之间的天性，本来就是竭力寻求便没有找不到的。我友人仲▯甫为祖生作序，说他很像朱寿昌，这也算是懂得其中道理吧？我却认为，祖生母子在兵乱中失散，将近三十年；那时寇孽兴起，接连侵扰邻近州县，铙鼓所到之处，宗族被驱赶，百姓被掠夺，这哪里是一姓人家能够免于刀锯之死的？能够脱离囚徒奴隶的处境，重新成为平民之妻，已经是很大的幸运了。何况瓯闽山崖险峻，距离有近万里，一个幼小的孩子，又怎么能指望他长大成人，而最终还使我得以带母亲回来呢？这样看来，祖生母子所处的时代，以及祖生寻母的用心，比朱寿昌更加艰险。即使没有刺血写经、礼佛忏悔，只要积累至诚，老天也不会违背他，何况还是同胞母子呢？福报到来，难道仅仅如此而已吗？〔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半万里〕 记旧本《春秋纂例》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