曝书亭集卷三十九

译《宋院判词》序 商丘是宋国的都城。东都兴盛时，从汴水乘船到达通津门，距离不过三百里，车马行人交错往来，官员车盖络绎不绝。妖童和歌妓从露台、瓦市来到这里，乐府歌曲流传开来，早晨还在依声歌唱，晚上便在照碧堂上勾队表演。流传的风气虽然久远，遗留下来的声韵应当有所传承，所以说到汴宋的词，便像燕、函、秦、庐的妇人一样，人人都能作词。然而自金源时期词变成曲，中州谈论音韵的人把四声去掉了一声，按大晟的律吕演唱，不能没有错误。生长在这里的人，又必须游览四方，和各地朋友往来，辨察南北清浊的音调；用心专一之后，才可以没有遗憾。理藩院判宋君牧仲，性情豪迈，喜欢结交宾客，谈论古今滔滔不绝。他写长短句时，虚心讨论，一个字没有安妥，便反复考察古人的体制，按照声调的清浊推敲，一定要做到尽善尽美才停止。所以他的作品都可以上比北宋，东南地区即使有以词著名的人，也有人比不上他。不看看函吗？一定先制作容器，然后用它来制革，权衡皮革的厚薄，皮衣才可以没有不合。至于庐摩防，又要放置后摇动它，使它不在墙边弯曲灼烧，以观察它弯曲是否均匀，再摇动它以观察它的坚劲。大概只有这样专心而审慎，才能称为国手，不是燕、秦的妇人所能做到的。君的词大概也像这样吧。《陈纬云〈红盐词〉》序 宜兴陈其年的诗余精妙绝伦，天下无双；如今作者虽然很多，却没有谁超过他。他的弟弟纬云继承其业，编成《红盐词》三卷，含咀宫商之音，渐渐如小弦、大弦交替演奏而不失次序。唉，盛美啊！其年和我分别二十年，往来梁宋之间，曾两次来到京师，有一次经过长水，本以为应当相见，最终却没有遇到。而纬云长久滞留京师，我一到那里便和他相见，尽情谈论燕地游赏、赠答酬和的乐趣，因而得以询问其年近来的情况。我们三个人的坎坷遭遇大致相似。当初我和其年订交时，我还不会作词，其年也还没有以词著名。没过几年，《乌丝词》问世；又过了很久，我所作的词也渐渐多起来，然而世上没有喜爱的人。只有其年兄弟称赞我，大概人情总是偏爱自己接近的人。词虽是小道，古代的博学大儒和名公巨卿往往也作词，大概因为有些话是诗难以表达的，只能委婉地依托声调来表达，词辞越隐微，意旨反而越深远。善于谈论词的人，借闺房女子的言语，沟通《离骚》和变雅的意义；这尤其适合不得志于时的人寄托情怀。纬云的词以《花间》为根本，一洗《草堂》的旧习；京师风土人物的美好，都记载在集中。而我为了糊口奔走四方，多和弹筝的人、饮酒的人亲近，真实的情感显露在词中。后来的读者或许会把它看作快意之作，哪里知道我穿着短衣、满身尘垢，奔波在北方的风雨冰雪之间，羁旅的愁苦和困顿，没有比今日更深的呢？《黑蝶斋诗余》序 词没有比姜夔更好的，继承他的人有张辑、卢祖皋、史达祖、吴文英、蒋捷、王沂孙、张炎、周密、陈允平、张翥、杨基，他们都具备姜夔这一流派的体格。杨基以后，能够得到其门径的人很少。大概只有我的朋友沈覃九吧？覃九很少交游，所以没有前辈名家的声誉；所作词又不多，人们有时只看到一两首，便轻视他。然而他的《黑蝶斋词》一卷，可以说是学习姜氏而得到其精神的作品。白石词总共有五卷，如今世上已经没有流传，流传下来的只有《中兴绝妙词选》所收的几十首罢了。如今覃九年纪正壮，作词已经很久，他的篇章一定是姜氏的数倍；如果全部拿出来给人看，没有人会不喜欢。我为它作序，私下里很高兴自己唱和有了对象，也借此表明我很早便懂得欣赏他。《蒋京少〈梧月词〉》序 宜兴有小兰、大兰、碧云、紫云诸峰，还有白鹤洞；水泽有荆阳、罨画、百渎等水。茶旗酒帘，与朱藤翠竹相互映照。陶器远销其他县。自古以来，远游之士都想着在这里栖居。杜牧曾留居水榭，苏子瞻想种三百棵橘树，买田居住。难道不是山林的胜景能够启发人的吟咏性情吗？我朱彝尊家在长水，四面望去没有山，滥泉飞瀑的声音也听不到。近宅的田地瘠薄，遇到旱年便没有收成。近年我客居白下，想着进入茅山做道士，著书终老；愿望没有实现，反而驾着破柴车进入京师。风尘蓬勃，怀念山水之乐，这种情怀大概连在梦中也不能解脱。我的朋友陈其年和同乡人蒋京少来僧舍拜访我。其年和我分别已久，拿出他所作的词，多达三千余首；京少所刻的《梧月词》有二百四十余阕，浓丽而不淫靡，直率而不粗俗，婉转曲折而不晦涩，差不多可以继承古人的余响。京少才二十岁，继续作下去，必定可以达到三千首，这一点毫无疑问。当年杜牧、苏轼在世时，没有听说阳羡有宾客游赏的乐趣，他们仍然想着在那里置业筑居。假如当时有才华像这两位的人，在那里唱和酬答，那么他们迁家的谋划更不必等待一整天就会实现，这确实可以相信。京少回去后，替我丈量百亩田地：阴面的山崖可以种藤竹，向阳的坡地可以种橘树。打开门便能望见山，沿溪可以划船。游览时可以在亭中休息，也可以登阁。煮茶有铫，煮羹有勺。三弦筝和盘髻的歌伎，彼此在酒边花外按四声、二十八调演唱。京少，你愿意答应我吗？等河冰解冻，我便放船向南，暂且不要做茅山道士了。

译《紫云词》序 词，是诗的余绪。然而它的流派既已分开，就不能再合为一体。有人把乐章的语言写进诗里，人们便纷纷讥笑他。虽然如此，良医主持用药，收藏金石草木，分别掌握燥湿寒热的性质；采集、营治各有区别，但配方合剂时并不混乱。它们的分类各有要领，医术却只有一个。唐代以后，擅长作诗的人往往也擅长作词。宋代的元老，如韩、范、司马；理学家如朱仲晦、真希元，也都作词。因此乐章的卷帙几乎可以和诗歌相争。昌黎先生说：‘欢乐的话难以写得精工，忧愁痛苦的话容易写得好。’这也算善于谈诗了。至于词却不完全如此，大体上欢乐的词辞，写得精工的十首中有九首；写愁苦的，十首中只有一首。于是诗歌往往在兵戈动乱、流离困顿时反而写得更好；词则适合宴饮嬉游、安逸快乐，用来歌咏太平。这就是学士大夫兼作二者而不废弃的原因。晋江丁君雁水，以按察司佥事分巡赣南道，在官署修建甓园，又在层波阁、八景台携带宾客依声唱和。他所成的《紫云词》流传南北，大概兼有宋元人的长处，必定可以和诗歌一同流传。赣州扼守百粤、三楚、七闽的险要，过去兵戈未息，栖身山泽的士人，见到他们的吟卷，往往有很多幽忧凄厉的声音，因此海内谈诗的人称许他们。如今兵戈已经完全停止，又得到丁君安抚教养百姓；诵读他的乐章，能够听到歌咏太平的欢乐。谁说词可以偏废呢？于是他的朋友朱彝尊加以审定，并写下这些话作为序。《柯寓匏〈振雅堂词〉》序 宋元诗人没有不兼擅乐章的，明代初年也是这样。自从李献吉评论诗歌，说唐代以后书可以不读，唐代以后的人事可以不必了解，学者笃信他的说法，看见宋人的诗集便搁置不看；既然诗集搁置，词也就不再谈论。焦氏编纂《经籍志》，对于二氏百家搜采无遗，唯独乐章没有收录，难怪作者一天比一天少了。崇祯末年，江左渐渐有人擅长作词。我的同乡魏塘诸子应和他们，前辈曹学士子顾在其中高视阔步，守持这一流派，与豫章没有不同；诗人都以涪翁为宗。柯子寓匏是学士的外甥，他从小便学习作词。后来他帮助我编次宋元人的词，又和周布衣青士广泛采集词人的体制，探究其源流，编成《乐章考索》一书；他用心勤勉，依声作词敏捷，诗歌也兼擅长，日日接近前代作者，或许已经遍习众家而达到巧妙境界了。戊午年，我和寓匏兄弟都因被推荐而留在京师；第二年二月，他因父亲去世离开；又过了两年，他在江南来访我，和我在燕子矶相遇；又过了两年，他来到京师，每次见面便拿出他的词稿，时间久了积满一卷，于是雕刻刊行。如今擅长作词的人，大多过去曾和学士交游；读到寓匏的词，应当有人用‘山抹微云女婿’来称目他。然而寓匏词的流派和工力，不必完全符合学士，大概是因为他从宋元人那里取材很多。《孟彦林词》序 宋代以词著名的家族，浙江东西两路最多。钱塘的周邦彦、孙惟信、张炎、仇远，秀州的吕渭老，吴兴的张先，是浙西最著名的作者。三衢的毛滂、天台的左誉、永嘉的卢祖皋、东阳的黄机、四明的吴文英、陈允平，都因词在浙东著名；其中越州人才尤其兴盛。陆游、高观国、尹焕在前面依声作词，王沂孙一辈在后面继承唱和。如今流传的《乐府补题》，大多是越人的作品。元代以后，词人的作品能够合乎古意的很少。近三十年来，作者奋起；浙西各家熟习词艺，家家学习，只是渐江以东很少有人喜爱。会稽孟彦林来京师拜访我，拿出所作《浣花词》五百余阕。他爱词深切，作词勤奋，所以作品多而且精工。词虽是小道，作它也有方法：去掉《花庵》《草堂》的陈旧语言，不受它们驱使；洗涤污浊，凭一技之长自立于流俗之外。即使绮丽，也不违背情感；即使雕琢，也不损伤气韵；这样之后，才足以和古人并驾齐驱。彦林回去后，继续不停地作词，他的文辞一定会更加精工。将来相见时，我应当再为他作序。《鱼计庄词》序 从前我和同乡李十九武曾在京师南泉僧舍谈词，说小令应当以北宋为师，慢词应当以南宋为师。武曾深以为然，当时在僧舍所作的词很多。钱塘龚蘅圃便把我们两人所作刻入《浙西六家词》。浙江的词，难道能以六家为限吗？十年来，其年、容若、畟园相继早逝，同调的人一天比一天少。偶尔作一篇，也不能像从前那样专心勤奋了。休宁戴生锜寄居长水，跟随我游学；他作词务必去掉陈言，谢绝早开的花朵而启发晚成的秀美，大概兼取南北宋的长处，独自擅场。过去鄱阳姜石帚、张东泽，弁阳周草窗，西秦张玉田，都不是浙江人，但谈到浙江词却一定称许他们。这说明浙江词的兴盛，也由寄居者助成；正如豫章诗派不必全是江西人，也只是取其声调相同罢了。

译《水村琴趣》序 把泥土凝聚成器物，有虞氏就崇尚它了。到了周代，制陶作坊有专门的工匠，器物有甗、盆、甑、鬲、庾、簋等；其中有中县、中膊，甚至辨别粗糙、破损、斑驳等细微差别，难怪要废弃鼐、鼎而便利其使用。然而必须经过千年，柴窑、汝窑、官窑、哥窑才被确定并流行。刻石制成碑，夏后氏最先这样做。到了周代，岐阳有石鼓；到了汉代，鸿都有石经。按理说应当推开石刻而改刻木版，然而还必须等到张参书写石壁以后，又过了很久，雕版印刷才兴起。文章也是这样。《南风》之诗、《五子之歌》，就是长短句的起源。汉代铙歌、郊祀歌章，体制还质朴；到了晋、宋、齐、梁，江南《采菱》等曲调，距离填词只有一步。诗没有立即变成词，大概是时机还未到。后来词萌发于唐代，流传发展于五代十国，兴盛于宋代。我曾提出看法，认为小令应当取法汴京以前的作品，慢词则应当取法南渡以后的作品。锡山顾典籍不赞同我的看法，魏塘魏孝廉却独独相信我的说法，频繁和我唱和。词作成后，他把名字遮住给别人看，看到的人有时怀疑是我所作。我归田以后，考察经义的存亡，著成一书，不再依声按谱作词；而孝廉喜爱作词不知疲倦，所填的词一天天增多。乡里人苦于传抄，于是把它刊行。水村是孝廉的居所，因此用作他的字。元代赵子昂曾替钱处士用水墨画过一幅《水村图》。‘琴趣’这个名字，取自涪翁词集的名称。词自宋元以后，明代三百年没有擅长此道的人。用生硬的语言排斥旧调，常常和曲调不合；擅自增改新腔，又难以和曲谱相合。到了崇祯末年，词才开始具备应有的体制。如今家家都有词集，大概是时代到了、风气推动的结果。只是像孝廉这样特别精工的人不可多得。因此孝廉的词努力追赶南渡的作者，固然由于他的才华，也因为遇到了合适的时代；这样之后才得以精工。孝廉将要出游岭表，豆蔻的花、桄榔树、蕉叶、扶荔的果实、青鸡、白鹇、孔雀、翠鸟、蝴蝶的茧，凡是可以作为《琴趣》材料的，都任凭孝廉驱使。我已经老了，等你回来，还希望你能作歌助酒。《群雅集》序 用长短句制作乐府歌辞，从汉代直到南北朝，都是如此。唐初用诗配乐，填词入调，则从开元、天宝年间开始。到了五代十国，作者逐渐增多，留下了《花间》《尊前》《家宴》等词集。宋代初年，太宗完全通晓音律，创制大曲、小曲，又根据旧曲创作新声，交给教坊舞队使用，曲调总共有三百九十种。又有一种琵琶，共有八十四调。仁宗在宫中创制曲调，当时有柳永这样的人；徽宗以大晟作为正乐，当时有周邦彦、曹组、辛次膺、万俟雅言这样的人，他们都通晓宫调，没有相互侵夺、失去次序的。到了南渡以后，家家都有词；即使是朱仲晦、真希元这样的道学家，也能依声作词，合乎律吕，而姜夔审辨音律尤其精细。整个宋代，乐章十分完备，四声、二十八调，多达一千余曲，有引、有序、有令、有慢、有近、有犯、有赚、有歌头、有促拍、有摊破、有摘遍、有大遍、有小遍、有转踏、有转调、有增减字、有偷声。只是因为刘昺编纂的《宴乐新书》失传，八十四调的图谱也不见于世；即使有歌师、板师，也无从知道当日的琴趣、箫、笛曲谱了。姚江楼的上舍俨，擅长作词。从前留居京师时，辑成《词鹄》一书，已经开始雕版印行。后来他对此感到后悔，告诉我说：“诗演变成词，词又演变成曲，历时久远，声律的分合、均奏的高低、音节的缓急，其中的变化已经不能全部了解。至于作者才思的深浅，原本并不取决于文字的多少。只是世上作词谱的人，大都从《归字谣》开始，逐字逐句积累，到《莺啼序》为止。其中有些调名相同，而字数长短却各不相同，怎么能使它们各得其所？不如把能够考知的宫调，叙述在书前。”我按照时代先后编次，这样一来，世运的升降便可以从中看出来。我说：“您谈论词的见解真是深远啊！”上舍请求改换书名，我给它命名为《群雅集》。这是因为从前贤人评论词，必以雅正为标准，所以曾慥录有《雅词》，鲖阳居士辑有《复雅》。词谱编成后，把段安节《乐府杂录》、王灼《碧鸡漫志》以及宋、元、高丽诸史中记载的调名而词作已经散佚的，也一并载入；又把张炎、沈伯时的《乐府指迷》列在卷首。学者看到这部书，和涉过大水时得到船桥有什么不同呢？这就是序。《高侍讲扈从东巡日录》序 翰林院侍讲钱唐高君，于康熙二十一年春天扈从天子东巡，向三陵告成功后，回来编成《日录》二卷。他的朋友朱彝尊得到此书并阅读后，起身说道：“古时候君主出行，史官执笔，士人记言，这一定要有掌管文学的臣子随从。周王到岐阳搜 hunting时，当时有史籀为他作诗；汉代到四方山岳巡狩时，当时有班固、崔骃、马融为之作颂。不仅如此，从前叔的宝鬲鼎铭文说：‘只有叔跟随王南征。’叔邦父的簠铭文说：‘用来征伐，用来行进，用来跟随君王。’凡是参与扈从的人，甚至把事迹铭刻在彝器上，以使后世永远传扬，期望把盛大的美德宣扬到无穷，自古以来就是这样。您侍”〔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二卷〕 您长久亲近禁宫，亲眼见到 圣明天子命令将领四处出征，诛除不服从者，在万里之外授予方略，早起晚餐，自己从不贪图安逸。您也从未休息或休沐。一天，威严的弓弩收起，天子的兵器停止使用，疆土终于全部平定。辰旗星防，有事。”},{ 山陵从容地位列豹尾之后，相继而行。天章回答顾问说：“只有您每天侍奉在皇帝身边，您的际遇真是荣耀啊！但是，翻越山海向北直到松花江，荒僻的道路和深泥洼地，使车辆陷滞、马匹疲病。羽林军中那些强健勇武的士卒，大概也有承受不了疲乏的。您以一个书生的身份执鞭驾车，日夜跟随侍奉在行帐宫殿之中，一点也没有落后。又凭借余力作赋吟诗，考察山川险要的关塞，浏览战争遗迹，访求金源宫阙所在，并以旧史加以考证；即使是残碑断碣，也没有不亲手摩挲、阅读的。若不是才力超过万人之才的人，能够做到这些吗？” 天子命您充任侍从，确实是用得其人。您所记述的这些事情，即使与古代的铭文诗篇相比，也可以无愧了。

译《刘氏族谱》序 姓，是用来区别出生、划分类别的。然而后世反而把它们合并起来。把不同姓氏合并起来，是从汉代赐娄敬、项伯姓刘开始的。汉代以后，帝王将相之中，唯独刘姓的人最多。因此依附而冒称刘姓的人日益增多，族谱系统也更加繁杂。其中最著名的有七房：彭城、尉氏、临淮、南阳、广平、丹阳、南华。至于北魏凌江将军的后代，由襄平迁到河南的，不在其中。编撰刘氏族谱的，有《汉氏帝王谱》和《宋谱》；此外，若几、若晏、若舆、若沆、若复礼等，也各自撰有宗谱，虽然没有全部流传下来。隋唐以前所看重的是门第声望，大抵都从很远的旧谱牒中追溯祖先，尊奉为始祖。源流太远，支派就容易纷乱；宗族太繁多，就难以合于九族，于是对于那些无法知道来历的人，便强行攀附而把他们当作亲族，真是迷惑啊！辽阳刘氏，先世相传是太保秉忠的后代。至正末年，有一位名叫显的人，出仕任通州安抚司副使。洪武年间，授官都指挥佥事，封明威将军，准予世袭。他的儿子通因军功升任指挥使，封怀远将军，获赐铁券，免死三次，镇守开原，世代居住在东宁卫惜木城。传到第十一代才迁居大兴。他的后裔某人，慷慨而有志向，按照先人的教训叙述家世，撰成族谱上下两卷，从明威将军开始记载，族谱世系和坟墓都清楚明白，足以令人相信。京师的士大夫见到这部族谱，没有不赞美感叹的。大概是因为本宗支派相近，所以宗族容易敦睦；家中的训诫简明，所以子孙可以遵守。某人编写这部书，哪里只是想让它在家族中流传，恐怕也是我们同道之人应当效法的啊。《姚氏族谱》序 我乡中有声望的宗族，宋代有吕氏、钱氏、朱氏、沈氏、鲁氏、卫氏、常氏、焦氏、莫氏、娄氏；在整个宋代，以科举功名显达、凭家法传世的，没有比闻人氏更好的。闻人氏族谱有一册，先父买来收藏，约有二百页。朝廷的诰敕、家族的诗文，大略都已齐备。他们的远方后裔请求借去抄录，先父藏起来不肯给，后来这部书就遗失了。在至元《嘉禾志》中所能见到的，只有登科者十二人而已。姚氏在我乡，有一位名叫倬的人，在大观三年贾安宅榜中考取进士。明代初年，有瑄，以尚书科中式，是洪武庚午科举人，出仕任监察御史，死于建文年间的变乱。有人名绶，以书法、绘画和诗歌闻名当时。有人名▯谟，官至吏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学士，赠礼部尚书。他的弟弟▯谊精通音律，撰有《乐府统宗》，就是所称的青莲居士。此外，若文、若俊、若鹏、若汝舟、若体信，都考中甲科；若文通、若凤、若篚、若□、若楫，都考中乙科。然而他们的家世有的显赫，有的隐微，他们之间的支派源流却没有详细记载。万历初年，光禄大夫、柱国、太子太傅、工部尚书善长公，考中先文恪公榜进士，由行人改任御史，巡察长芦盐课，按察山东、河南，往来出入于京尹卿士之间，历任至今之官职，七十多岁退休归乡，九十一岁去世。这时各支姚氏有一半已经衰落，而善长公的宗族却日益壮大。善长公的孙子澣北，编撰了家谱并刊刻发行。又过了五十年，他的子孙更加繁盛。于是善长公的从孙澍我士又重新编纂成书，请我为它作序。我记得自己八岁时，还来得及见到善长公；那时他身体仍然健壮，步行居住乡里，乐于行善、喜好施舍，病人给他药，受寒的人给他衣服，死者给他棺材。他所传下来的《菉竹堂医方》，都是善长公亲手抄写的。他又曾经注释律文，因为律文简略而容易晦涩，便用小字解释在律文下面。顺治初年颁行的《大清律》，实际上就是依据善长公所注的版本。先文恪公赐第于嘉兴那天，同榜有九人，姚氏和我家唯独彼此敦厚，世代交好，两姓互相通婚。而我士又是我的儿女亲家。那时我为躲避兵乱住在练浦，我士确实曾与我一同求学。他为人质朴谨慎，从不随便讥笑别人，能够持守家业，教三个儿子读书，又经营先世的墓田以供祭祀；还为世族修整、安葬祖先坟墓，区分昭穆，对于贤者表彰其德行，对于不肖者隐去其姓名，使观看的人自然而然生出忠厚、悲悯的心情，差不多可以成为乡里效法的榜样，与宋代的闻人氏相提并论了。《云氏族谱》序 氏族的紊乱，古人以分得太细为忧虑，而今人却以合并太杂为忧虑。同样是“范”姓，虞、夏、殷、周各不相同；同样是“桂”姓，昋、炅、炔也各有区别。在下位的人可以凭私意纷纷改动，上位的人又凭个人好恶改变它们，所以应当像乱丝一样难以整理；但最终仍然容易辨别，是因为官府有簿籍文状，选举之事可以考查；家族有谱系，婚姻关系有所区别。自从官府簿籍文状废弃以后，攀附权势的人便把不同支派说成同一宗族；亡国后裔也改换姓氏以远离祸患，而且每每选择最著名的姓氏。像张、王、刘、李、赵这些姓，几乎遍布天下，难道真是它们的枝叶特别繁盛吗？大概是混杂合并的人太多了。因此这类谱系的传说，大多不能完全相信。只有少见的姓氏，通行的谱书中也很少见到这种人；为他们作序编谱，足以使世人据此考证相信。然而有的人生长在广大的城邑，往往舍弃本姓而趋附他族，离开鱼姓改成郑姓，离开胡姓改成令狐姓，考查起来就更加困难。云氏的族人有三支，其中一支出自缙云氏，全都姓云。连魏孝文帝也改从云姓。文昌的云氏，祖先是元行省参政从龙；他的儿子总管海居住在菟湾，几代以来的谱系都可以考查。他的后裔生员某人，搜集材料编成族谱，从万里之外寄信来，请我为它作序。唉！氏族的紊乱已经很久了。以唐代的盛况来说，撰述衣冠世族、按房支和年龄排列的家族，不下几十家，但连国姓究竟是什么也始终没有定论。《元和姓纂》由林宝撰成，却不知道自己姓氏的来源，姓氏源流竟难到这种程度。某人生长在海外偏僻的地方，却能够考察、依据资料追溯姓氏源流，所由来有条理而不紊乱，这实在可以作为凭信了。

译《李氏族谱》序 李氏的郡望在陇西，其次是赵郡。陇西这一支，是兴起于唐代的本宗支派，日益繁盛而确定著名房支的有三十九房；赵郡也有南祖、东祖、西祖三支之别，确定著名的有六房。李氏宗族之大，超过张、王、刘、赵诸姓。李白的诗说：“我李氏有百万代，枝干遍布中州。”这话说得虽然夸大，却不是夸张吧？梅防李氏的先祖中有一位千四提举，元至正年间从江阴州迁到嘉兴。六代以后，才开始有出仕做官、考中甲科乙科的人相继出现；官位虽然没有特别显赫，但一门之中同族兄弟多有诗文流传。到了我的朋友武曾，才名被 天子所知，征召到宫阙之下。他回乡后与兄长绳远、当年弟弟符分掌虎符、谈论文艺，一时谈论诗歌的人都称他们为“三李”。后来他们取得科举功名，列名仕籍的人接连不断，李氏家门的人才也日益兴盛，众人都说不能没有族谱。于是斯年考订整理，把支派分支、得姓根源，族人世代的远近，爵位的尊卑，坟墓所在的田地，嫡庶子孙的继承，妻妾及其外家，出嫁女儿的去向和归宿，没有不逐一详细记载的，共有七卷。古人和睦宗族的方法，必定先修撰族谱来联结族人，因此设置小史来确定世系，设置族师来记载孝悌和睦姻亲之事。有学识的人认为，只要宗族的次序明确，那么不善的人共同厌恶坏事而无所攀比，行善的人共同喜好善行而无所隐蔽，使他们彼此保护、彼此亲爱，各自安守本来的风俗，都希望归向德行和学艺；这正是为百代考虑的办法。如今治家的人，只顾经营财产，对于和睦宗族的礼法，有的抛弃而不加省察；族谱世系不明，长幼尊卑失去应有的秩序，甚至彼此欺凌、互相辱骂，等同于路人，先王维系社会、安定百姓的办法就衰落了。天下的风俗固然不是一家所能改变的，然而《易》说端正一家而国家就会安定。假如有家族的人都能明白自己的谱牒，使礼仪互相约束，饮酒吃饭互相亲近，有无彼此相通，不要凭借富有欺压贫穷，不要把疏远的人放在前面而让亲近的人居后，也许就可以收拢族人的心，长久保全自己的家庭而不违背先王以宗族教化来安定人的意义了。像李氏这样的族谱，有伦次，有纲要，条理清楚而不紊乱，后世的君子难道不可以拿它作为取法的准则吗？《商丘宋氏家乘》序 夹漈郑樵记载氏族，以国名为姓的有二百三十三支。宋氏的先祖是殷王元子，在三恪之列，就是《诗经》所说“有客有客，亦白其马”的那一族。他们的都城在商丘，是陶唐时代火正阏伯的封地，也就是大辰的遗墟。后来宋氏的郡望在西河、广平、炖煌、扶风、利人，而商丘这一支，访古的三座坟墓还保存着，守着先祖的田地，保守着祖传的杯圈器物，直到今天仍然守护阏伯的故土。姓氏源流的久远，没有谁能与它相比。拿它同过江以后的王、谢、袁、萧，吴地的朱、张、顾、陆，山东的王、崔、卢、郑，关西的韦、裴、柳、薛、杨、杜相比，那些人都只是宋氏的后代罢了。谱系之学源于《世本》。自晋代以来，有的撰写家传，有的撰写家纪，有的撰写世传，有的撰写序训，有的撰写家世编，用来宣扬先世的德行、善举和功业。这是孝子慈孙的用心，也是补充国家志书尚未完备之处，使先贤旧日的典章时时成为法式，长久不至于失传；辨别亲疏，族葬坟墓，排列婚姻关系，一部书完成而众多善事都具备了。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宋公填，抚治大江南北十七年，国家奢侈就用俭朴来示范，事务繁多就用简约来办理，按月总结、按年防察，时间久了，案头没有积压的文书。天子赞赏宋公清正的品德，对他的倚重和信任日益深厚。宋公专心一意，又以清心寡欲自我持守。公府没有公务时，他常常和宾客一起考订典籍，发扬评议风雅之作，审定图书。还有余力时，撰写了若干卷家乘。我接受过来阅览，发现它不记载遥远的祖先，而记载近代先人；先记载先王的言论，后记载国史，最后以文章书翰作结。他叙述庄敏、文康二公遗留下来的事迹，文辞简约而事情详尽，符合古代传记的体例。宋氏的门第人才日益兴盛，宋公的几位儿子中，有一人任侍从官，有一人位列藩屏，有一人考中贤书。孙辈也都从功名仕进的道路上奋发前行。宋公宗族如此繁盛，什么福分不能增加呢？从今以后谈论宋氏的郡望，不在西河、广平，而在商丘；这才是微子世家、世代不迁的宗族啊。《具区徐氏族谱》序 徐氏的郡望，有北祖，也有南祖。居住在吴地洞庭西山的人，背靠缥缈的[缺字]，面对销夏湾；山岩可以耕种，水泽可以捕鱼，枫树林和橘子田相连，墙屋彼此相望。元泰定年间，国子监正字徐澄生了儿子徐圻；徐圻官任平江学正，喜爱这里山水的胜景，便选定此处居住。时间久了分成东西两房，有的迁家湖州，有的居住常熟，有的迁往沔阳、华容、湘潭，但都以正字为祖先。明宣德二年，府学生善开始撰写家谱，陈尚书山为它作序。后来诸生谅想重新编纂，没有成功。上舍惇又跟随我学习，今年三月初一，他用赤马船载我渡过太湖，登上角头。当时梨花盛开，连绵二十里，像积雪一样高低铺展，间杂着绯红的桃花。同行的人都赞叹景色奇异绝美。随后把船停泊在湾中，投宿到上舍的故居。村民分散居住，有的八九家，有的五六家，有的四五家；平民中没有在官府任职的，开设当铺牟利的也没有。头发花白的老人从未到过讼庭，年轻人不熟悉赌博游戏，歌板之声也听不到，女子的脚从不跨出家门门槛。这里的风俗淳朴，竟与府城完全相反；徐氏一族中，同族子弟都穿布衣、着粗鞋，见到客人恭敬谦逊。处士三级拿出他所撰写的族谱，内容有纲要、有伦次，足以考证，也足以令人相信。其中有的同出一个本宗而分为支派，有的离开乡里后死亡或迁徙；宁可记载简略，也不妄加详述，确实谨慎到了极点。我家距离洞庭只有一百多里，顺风一天就可以到达，只是年过七十才有机会来到这里。可见胜景之游确实难得啊。如今天下太平，人们都眷恋自己的故土；然而游人经过这里，没有不产生想要避居此地的念头的。何况我看到四方风俗日益衰败，更加思念清美的风土，没有哪处比得上这座山。怎么才能同徐氏结为邻居，在这里终老？即使只是寄居在廊屋之下，也是我所欣喜向往的。写下这些话，用来为这部族谱作序。《曝书亭集》卷四十 钦定《四库全书》《曝书亭集》卷四十一 翰林院检讨朱彝尊撰写 序（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