曝书亭集卷四十三

译书《花间集》后。《花间集》十卷，由蜀地卫尉少卿赵弘祚编纂。作者共十七人，都是蜀地士大夫，其中有在石晋任职的，也有在南唐、南汉任职的。当时正值兵戈纷扰，道路阻塞，词章却能够远远传播。选编者不因作者在境外而嫌弃，人们也不责怪他，从中可以看出当时文网的疏漏。这部书坊刻本错字最多，甚至到了无法断句的程度；这个旧刻本稍好些，因此我收藏起来，并写下这些话在书后。书《尊前集》后。《尊前集》二卷，没有注明编次者的姓名。万历十年，嘉兴顾梧芳刻板刊行，大家都认为是顾氏的书。康熙辛酉年冬天，我留居吴地，有人拿着吴文定公的手抄本来告诉我可以出售，书法精美工整，卷首盖有私印。书店索价三十金，我拿顾氏本来校勘，词人的先后、乐章的次序，没有一点不同。这才知道这部集子是宋初人编纂的，和《花间集》相比，音调相差不远。把书还给他以后，于是把这些话写在顾氏本的后面。跋《乐府雅词》。吴兴陈伯玉《书录解题》记载，曾端伯所编《乐府雅词》十二卷，拾遗二卷。我跟随藏书家四处寻访，没有找到。后来从上元焦氏那里抄得一部，却只有上、中、下三卷和拾遗二卷。推究它的自序，称“三十四家合为三卷，词人只有这些数目”，确实是足本无疑。卷首冠以《调笑绝句》，说：“这是从九重宫中传出的曲子，是大晟乐遗留下来的音调。”转踏的含义，《碧鸡漫志》没有详细说明。《九张机》词只见于此书，而《高丽史·乐志》记载，文宗二十七年十一月，教坊女弟子楚英演奏新传的《九张机》，使用女弟子十人，可见它的节拍仍然具备，正所谓“礼失而求诸野”。《道宫》、《薄媚》、《西子》词，在排遍之后有入破、虚催、衮遍、催拍、歇拍、煞、衮等部分，它们的音调和含义已经失传。拾遗则按照曲调编排次序。从前见鸡泽殷伯岩、曲周王湛、永年申和、孟随叔作长短句，必定称作“雅词”，大概词以典雅为上；得到这部编本，《草堂诗余》就可以废弃了。跋《典雅词》。《典雅词》不知道总共有几十册。我还没有取得仕籍时，曾在慈仁寺得到一册。集子的笺纸都是罗纹纸，只是书法潦草，大概是宋代的胥吏抄写南渡以后诸公词作的本子。后来我分纂《一统志》，昆山徐尚书向朝廷请求 朝廷授权使用文渊阁的藏书，以供考证。大学士命令六名中书舍人编纂现存书目，其中也有《典雅词》一册。我赶紧借来抄下副本，再把原书归还书库。这才知道这部编本是宫中秘府所收藏的。后来工部郎、灵寿人傅君把家藏的《词》抄本四册送给我，书册的尺寸、题签与我先前购买的本子没有不同。考察正统年间的文渊阁书目，只记载各家《词》三十九册，却没有《典雅》的名称，疑心只是著录这部书时没有考察清楚罢了。我所得还不到全书的十分之二，但聚散离合的缘故，已经足以使人感慨了。书《绝妙好词》后。词人的作品，自从《草堂诗余》盛行以后，屏弃了激楚、阳阿等古曲，而巴人的歌唱也一齐流行起来。周公谨编选的《绝妙好词》，虽然还不完全醇正，但其中有许多俊美的语句；与《草堂诗余》所收的相比，雅俗区别很明显，只是流传下来的很少。后来我才从藏书家那里抄得一部，嘉善柯孝廉把它重新刻印，作者共有一百三十二人。第七卷中仇仁近的词有残缺，目录也没有保存下来，可惜了。周公谨另有《蘋洲渔笛谱》，他的词足以和陈衡仲、王圣与、张叔夏并驾齐驱。书沈氏《古今词谱》后。吴江沈光禄伯英精审音律，罢官归乡后撰写《啸余谱》，歌唱南曲的人奉为准则，同乡人称他为“词隐先生”。评论者惋惜他没有为诗余编谱。康熙丁亥年春天，我经过徐检讨的丰草亭，看见有《古今词谱》二十卷，检讨打算付梓刊刻，我借回去校勘，起初相信，后来却不能没有怀疑。四声二十八调，是谈论乐章的人共同知道的。宫声七调：正宫、高宫、中吕宫、道宫、南吕宫、仙吕宫、黄钟宫。商声七调：大石调、高大石调、双调、小石调、歇指调、林钟商、越调。羽声七调：般涉调、高般涉调、中吕调、正平调、南吕调、仙吕调、黄钟调。角声七调：大石角、高大石角、双角、小石角、歇指角、商角、越角。唯独变征没有收录，按其声调次序本来不应混乱。沈氏词谱以黄钟开头，却不分宫声、羽声，保留正宫、道宫而删去高宫，于是属于黄钟的曲调便混淆了。它保留大石调而删去高大石调，于是属于太簇的曲调便有缺失。中吕、仙吕不分宫调，又删去高般涉、南吕、黄钟三调，于是属于南吕的曲调既混淆又有缺失。至于角声中属于应钟的曲调，则完全略去，我不能理解其中的原因。至于宫调不详的曲子，共二百七十多阕，沈氏汇集为一卷，附在末尾。考察《宋史·乐志》，皇帝赐群臣酒，群臣都就座；宰相饮酒时，教坊演奏《倾杯乐》；百官饮酒时，演奏《三台》。大概《倾杯乐》只有林钟商没有，而《三台》有十三种调，这就是这些曲子各不相同的原因。至于《破阵子》属于正宫，《朝中措》属于黄钟宫，《小重山》属于双调，《万年欢》、《杏园春》、《菩萨蛮》属于中吕，《石州慢》属于越调，《六州歌头》属于大石调，《太平时》属于小石调，这些都应当分别注在各调之下。又如正宫有《破阵乐》，双调有《抛毬乐》，并不专属于林钟商；大石调有《清平乐》，并不专属于越调；歇指调有《洞仙歌》，并不专属于中吕、仙吕调；中吕调有《瑞鹧鸪》，并不专属于般涉调；仙吕调有《齐天乐》，并不专属于正宫；又有《彩云归》，并不专属于中吕调；林钟商有《风入松》，并不专属于双调；这些情况是百代以后尤其难以凭臆断定的。检讨擅长填词，他所辑的《词苑丛谈》已经流传很久，试着取《词谱》加以订正，不要使四声二十八调的次序纷乱。校治完成后，再拿出来刻板流传于世，不也是可以的吗？于是写在卷后，把书归还给他。

译跋《回溪史韵》。回溪钱讽，字正初，是我的同乡。他所撰《史韵》四十九卷，我曾在京师见过宋代刻本，只剩七册，嫌它残缺，没有抄录。归田以后，我才大为后悔，于是向琴川毛氏、长洲何氏寻访他们所收藏的本子，合起来才有十七卷，急忙抄写保存到箱笥中。宋人兔园的《册类》摘录双字，按四声编排，以便查阅。回溪却只采录成语，有的多到三四句，从不割裂原文，确实是著书的好方法。天下的珍宝，离散的或许有聚合之时，怎么知道后来寻求的人，不会正好缺少这十七卷呢？跋《礼部韵略释疑》。韵书自陆法言、孙愐以后，经过丁度等人审定《韵略》，礼部据此颁行。只是因为它简略，所以孙谔、毛晃、黄启宗、黄积厚、张贵谟等人代代加以增广。景定年间，庐陵进士欧阳德隆编纂《释疑》五卷，供参加科举考试的士人使用。隋唐以来的韵部分部，从未混乱。契丹僧人行均撰写《龙龛手鉴》三卷，以《华严》三十六字母为根据。蒲传正任浙西帅时，首先刊刻此书，而郑樵《六书略》认为它声为经、音为纬，于是韵学开始完备。后来有韩道昭的《五音集韵》、黄公绍的《韵略举要》，在书名上加以冠饰，又有淳祐年间刘渊把二百零六部合并为一百零七部。把隋唐以来的分部制度全都抛弃，舍弃先民的章程，颠倒它的次序，群相变乱而归入佛教的学说，可以吗？不可以。这部书还没有改变韵书分部的旧制，训释必有依据，字必有声纽，哪里不精密呢？学者应当守持它，把它作为准则；作诗作赋，只要不妨害文辞、不违背意义，就可以了。如果一定要专心研究四声七音的微妙，然后才可以谈诗，那就是六一居士所说的“儒释不能两全”了。万历年间重编《内阁书目》说：“这部书在嘉熙年间，由四明余天柱曾在嘉禾郡斋刻印。” 书《韵府群玉》后。杜工部集有《漫与》五言绝句九首，另有七言诗说：“年老以后诗篇全是随意写成，春来花鸟也不要过分忧愁。”所谓“浑漫与”，是说即景作诗、随意吟成。后来苏子瞻、黄鲁直、杨廷秀诸公都沿用这个词，押入上声“语”韵。姜尧章《蟋蟀词》说：“《豳诗》随意写成，笑看篱落；点灯呼唤的，是世间儿女。”段复之词说：“一春的诗句全是随意写成，纷纷的红花紫花都化为尘土。”阴时夫编《韵府群玉》，也把它收入“语”字韵中。大概元代以前，没有人把它读作“漫兴”。等到杨廉夫作《漫兴》七首，妄称学杜诗的人，首先要得到杜甫的性情和语言，必定要从“漫兴”开始。他的弟子吴复又随声附和，注说：“所谓漫兴，是老杜在浣花溪所作的诗。”所谓“漫兴”，大概就是把眼前景物随意写成诗文；语言好像村野，却未尝不俊美，这是杜诗风格中最难学习的。自从杨廉夫的诗出现，世人便把杜集旧本中的字全都改了，把“与”换成“兴”。阴时夫的《韵府》在学者中常被讥笑为浅陋，但它毕竟还识字，由此可知，勤于学习的人，即使是《兔园册子》，也确实不能废弃。跋《汗简》。《汗简》六卷，略叙目录一卷，由周宗正丞、书学博士、洛阳人郭忠恕辑录。七十一家的篆书法式，以及鸟迹、蝌蚪文都齐备。书中所列书名，大多是后世罕见的。郭忠恕另撰《佩觿》，《宋史·艺文志》也一并著录；《佩觿》有刻本，这部书却没有。我偶然得到一本旧抄本，喜爱它的奇特古雅，又完全依照《说文》，从“一”开始到“亥”结束排列。书后附有宋代虞部员外郎李直方、高士郑思肖的跋尾。钱塘汪主事立名坚，请求发付刻印，于是把它刻在枣木上。唉！小学无人讲习，俗书大量兴起。三家村的教书先生，拿着梅膺祚的《字汇》、张自烈的《正字通》，把它们当作探求奇字的归宿，真令人冷齿瞪目。我寄居吴地五年，尽力赞助毛上舍扆刊刻《说文解字》，张上舍士俊刊刻《玉篇》、《广韵》，曹通政寅刊刻丁度的《集韵》和司马光的《类篇》。将来徐锴的《说文系传》、欧阳德隆的《韵略释疑》，一定会有好事的君子刻板流行，或许可以使学者免受俗学迷惑了。跋《类篇》。《类篇》十四卷，每卷分上、中、下，合计四十二卷，后面附目录三卷。此前丁学士度奉诏修撰《集韵》，上奏请求委派修韵官另编《类篇》，与《集韵》配套施行。于是王检讨洙、胡学士宿、掌光禄禹锡、张大理次立、范学士镇、司马学士光先后排比编纂，完成此书。自宝元二年十一月起草，到治平四年十二月进呈朝廷，实在不是容易的事。自秦丞相李斯作《仓颉篇》七章，汉代里巷书师联合中车府令高爰历、太史令敬博学，共同编成一篇，扬雄、班固接续其后，杜林为之作注。永元年间，汝南许慎的《说文解字》流行，分别部居，共十四篇，从“一”开始，到“亥”结束。此后梁代顾野王撰《玉篇》，宋代徐锴作《系传》，都阐明了《说文》的宗旨。治平年间《类篇》问世，推究源头、分析流派，在字义轻重、浅深、清浊变化方面反复旁征博引，却仍未改变《仓颉篇》旧有的部居，先民的规矩大体还保留着。从这以后，按照从“一”开始、到“亥”结束的次序进行讲习的人，就没有了。这部书由范氏完成而进呈给司马氏，篇首冠有序和系文，是眉山苏辙替范学士所作。

译书《淳化阁帖夹雪本》后。《淳化阁帖》十卷，是从王著等人的摹本翻摹而来。董逌诋毁它，说其中的劈、磔、钩、剔等笔法，完全没有前人的意趣。然而当时人们特别珍爱它，藏板在御书院，只有晋升为二府大臣的人才赐给一本，这就是所谓官法帖。欧阳永叔在世时，刻板已经被焚毁，称旧本为难得，何况此后又经过数百年呢？夹雪本旧藏在顾大理家，后来归于蒋氏。宛平刘大夫任镇江府知府时买到它。他的公子把它带到济上，我在庚戌年看到了它。帖中有许多文字缺失，用文氏、唐氏所藏本补足，但都远远不如原帖。它被称为夹雪本，是因为虫蛀蚀了墨迹，用素纸装裱后，好像六角雪花散落在几席之间。大概自从枣木刻板裂开以后，才用银锭补缀，世人多以此来检验真伪。这部本子裂开的地方用木头补缀，大概是在使用银锭补缀以前。它是今天仅存的赐本。法帖流传于世，各有源流可考；但吴中狡黠的工匠常常割裂跋尾、图书来欺骗世人的眼目，即使善于鉴别的人有时也会因此产生怀疑。像这部帖被虫蛀蚀过，文字曲折缠绕，字画却没有损伤，精巧胜过漏痕、钗股、龟鱼、虫鸟、柳薤之篆，即使最狡黠的人也不能仿造万分之一，应当是有力量的人共同珍藏的宝物。由此看来便知道古人不可以轻易诋毁，欧阳永叔说它难得，确实是懂得鉴赏的话。题江都王氏家藏阁帖。阁帖用枣木传刻，容易失去原貌，但世人仍把它当作珍宝。我的同乡天籁阁收藏过初拓足本，价值千金，后来经过战乱遗失。以我所见，函山刘氏的夹雪本已经缺少三卷，用别纸补足；退谷孙氏的本子则只剩两卷。这部本子首尾完整，可以看到银锭尚未补缀时的原貌，正应当成为鹤臯主人的真正珍藏。跋《石刻铺叙》。《石刻铺叙》二卷，由宋代建昌曾宏父撰写。卷末有后序，署名季卿。书中叙述孟蜀九经以及思陵御书石经的始末，尤其详细。又对南渡以后的秘阁帖加以考订，次序井然。考察曾宏父本名曾惇，绍兴十三年以右朝散郎任台州府知府。他以字相称，是为了避光宗的名讳。临安书商陈思辑《宝刻丛编》，征引依据相当广泛，却没有涉及此书。我从射渎就堂上人那里抄得并收藏起来，这岂止是象牙、犀角、珍珠、美玉之外又得到的珊瑚、木难啊。跋《绛帖平》。鄱阳姜尧章撰写《绛帖平》二十卷，我搜寻访求了四十年，才抄得一部，却只剩六卷罢了。我记得在京城时，曾在孙侍郎耳伯那里看到宋拓《绛帖》二册，光彩焕发，令人动魄惊心。如今不过眼烟云，却至今仍搅动我的心。姜尧章在书法方面尤其被称为精于鉴别，他说：“小学废弃以后，流变为书法；书法又废弃以后，只剩下法帖。法帖虽是小技，却上下贯通千年，与史传的关系很多。因此我在这部编书中逐条疏理、考证，一一辨别真伪，细察到毫发。其余如《续书谱》、《禊帖偏旁考》、《保母墓砖》，都能剥取皮毛、吸取精髓，比黄长睿、王顺伯的著作更好。”又据说《绛帖》摹自刘次庄，刘氏著有《释文》二卷，此外还有黄庭坚跋一卷、荣芑《释文并说》一卷、无名氏《字鉴》二卷，但如今全都不可见了。可惜啊。跋《隶续》。《隶续》二十一卷，范氏天一阁、曹氏古林、徐氏传是楼、含经堂所收藏的，只有七卷而已。近来我客居吴关，访得琴川毛氏的旧抄本，虽然残缺过半，但除七卷之外又增加了一百一十七翻。末尾有乾道三年弟弟迈所作的后序。推究他的文辞，似乎还有《隶韵》、《隶图》，但现在无法见到了。又有淳熙六年添差通判绍兴军府事喻良能的跋尾，称《隶释》二十七卷、《隶续》十卷；既已刻在版上，又冥思搜寻、从旁采取得到九卷，那么当时的刊本也只止于十九卷，莫非剩下的两卷就是《隶韵》、《隶图》吗？总之，缺失的文字难以恢复完整，应当依照娄氏《汉隶字源》的目录次序，再取陈氏《宝刻丛编》所有的材料来补足，或许可以得到原书的十分之四五。书《兰亭续考》后。《兰亭续考》二卷，是钱塘俞松续接桑世昌的考订而编录的。卷中载有檇李沈虞卿的五篇跋文。考察《宋史》没有为他立传，至元《嘉禾志》只记作沈揆，是梁克家榜进士，注说任侍从，却没有记载他的字。《金史·交聘表》记载，大定二十九年闰五月，宋朝派沈揆、韩侂胄前来祝贺登位，也没有记载他的官职。如今看五篇跋文，其中一篇说：“皇帝即位之初，沈揆以国子祭酒的身份被召入京，过了十天奉命出使燕地，经过定武得到这个本子。三年后任吴郡太守，把它装裱成一卷。”所说“皇帝即位”指的是光宗。按照《中兴馆阁续录》的题名，沈揆字虞卿，嘉兴人，绍兴三十年进士。淳熙十年七月，以秘书少监兼国史院编修官；十一年十一月，升任秘书监；十四年五月，任秘阁修撰、江东运副。绍熙四年，以权吏部侍郎兼实录院同修撰。然而正德《姑苏志》守令表记载，沈揆以中大夫、秘阁修撰的身份于绍熙二年六月任职；绍熙四年二月任司农卿。综合虞卿的跋文和各书考校，虞卿任官的始末大体齐备了。《续考》又记载，鲁长卿氏收藏有《兰亭防妙卷》，他的孙子鲁之茂，字伯秀，别字雪村，在卷末题跋说：“我小时候侍奉祖父龙舒府君，坐在他的膝上观看此卷，到今天已经七十年了，不觉感到悲伤。”据周益公必大撰写的《朝请大夫海盐鲁詧墓碑》考察，伯秀得以附载于书名之中。跋中所说的“龙舒府君”，是朝请大夫的长子、承议郎、舒州通判鲁可简。虞卿喜爱古物，鲁氏得到《防妙卷》后，也归于虞卿收藏。这就是伯秀所说感到悲伤的缘故。总的说来，两位先生的跋文都条理通畅，不像董逌等人的文字那样晦涩。诗中所说“从前我有先正之人，他的话明白而清楚”，不正是说这种情形吗？我乡张元成的《嘉禾志》已经失传，至元年间修纂的本子又失之过于简略。后来柳琰、邹衡、赵瀛、刘应钶编排旧闻，资料日渐散失，文献也无从考证，后世论者只能徒然深深叹息。因此读到俞氏这部书，便有所感触，题记在卷末。

译《宝刻丛编》跋 《宋史·艺文志》记载，宋敏求有《宝刻丛章》三十卷、《拾遗》三十卷，想来在南渡以后已经失传。临安书坊人陈思撰写的《宝刻丛编》二十卷，颇有条理。《金石文跋》借用其中汇集的材料，书中的《隶续》等条目，我曾取来补充原书第二十一卷的缺失。南渡以后，君臣都无意于恢复仇耻；编纂地方志的祝穆、王象之、潘自牧等人，对淮河、黄河以北沦陷于异族的州郡，已不再载入志书。唯独陈思广泛采集《九域图经》中遗漏的内容，一一加以记载，他的见识比朝廷士大夫高出一等了。《盛熙明法书考》跋 《法书考》八卷，是元代盛熙明撰写的。虞集、揭傒斯、欧阳玄三位大名家为它作序。盛熙明是龟兹人，家居豫章，曾游历四明，撰有《补陀洛迦山考》。诗中说“沧洲到处便是家”，说的就是他。经近臣推荐，他充任宿卫，成为夏官属官。这部书创作于至顺二年，进呈于元统二年。文字简约，内容却很完备。想不到九州之外，竟有这样的人才。《跋名迹录》昆山朱珪精通篆刻，当时许多碑版都出自他的摹写镌刻，于是他把自己一生所刻的文字一一记载下来，称为《名迹录》，共六卷，另附赠言一卷。第五卷收有卢熊撰写的《迁善先生郭君墓志铭》。郭君名翼，字羲仲，擅长七言近体诗，人们称他为郭五十六。后来选编明诗的人把他列入明代诗人之中，并说：“洪武初年征召他授予学官，他估计自己不能有所表现，闷闷不乐而死。”却不知道郭翼死于至正二十四年七月，卢熊的墓志可以作为依据；他担任训导，是在元代做官。由郭君生平的始末推知，后来的考证失实之处很多。《衎斋印谱》跋 汉代官印、私印都用拨蜡法铸造，后来又使用象牙、犀角、砗磲、玛瑙，取材越来越广。到了王元章，才开始改用花乳石，于是青田稷下里羊求休所产的石材，也都被拿来磨砺雕琢了。我同宗的衎斋从汉代以来广泛搜集印章，又审慎地选取其中最好的，编成五册印谱；拿它同复斋、啸堂所收藏的相比，简直不只是以一粒米比千座粮仓。衎斋孜孜不倦地爱好古物，好像还怕来不及；照这样下去，收藏必定会增加数倍。到我衰老之年如果还能借此机会，应当再为它作跋。《曝书亭集》卷四十三 钦定《四库全书》《曝书亭集》卷四十四 翰林院检讨朱彝尊撰写 跋（三） 《书周髀后》班固编纂《艺文志》时，《周髀》没有著录，商高的姓名也不见于《古今人表》。然而蔡邕说其中的术数仍然存在，考察天象，大多有违失，这说明东汉末年已经有这部书了。《隋书·经籍志》载有《周髀》一卷，赵婴注；又有注本一卷，甄鸾重加阐述；另有图一卷。《唐书·经籍志》增加李淳风注释一卷，《崇文总目》《中兴馆阁书目》也都有著录。宋代书志又增加李籍音义一卷，并把《周髀》分为二卷；这就是今天流传的本子，只是音义另成一卷，其余各卷全都合为一卷了。商高说：“斗笠用来描绘天，青黑色在外表，丹黄色在里面。”陈子告诉荣方说：“天的形象像斗笠，地的形状像倒扣的盘子。”这都是主张盖天说的。隋、唐书志都记作赵婴注，而今本卷首题作赵君卿字样。宋嘉定年间，汀州知军州兼管内劝农事、括苍人鲍澣之作序，怀疑唐代以前有赵婴的注，而本朝则有赵爽的本子。君卿是赵爽的字。又有人怀疑赵婴、赵爽只是同一个人。如今看赵君卿的注，他常常自称姓名为“爽”，恐怕不是隋、唐书志所载的旧注了。甄鸾是北周司隶校尉；李淳风是唐代太史令；李籍是宋代承务郎、秘书省钩考算经文字。《灵台秘苑》跋 《灵台秘苑》原本，是北周明帝下诏命太史中大夫、新野人庾季才、字叔奕撰写的，全书共一百二十卷。《隋书·经籍志》记为一百一十五卷，如今只存十五卷。本书目录后面列有编修官：司天监于大吉中官正、权判司天监丁洵；同看详官、奉议郎、轻车都尉欧阳发；看详官、翰林学士、承议郎、提举司天监公事、上骑都尉、剧县开国男王安礼的姓名。大概宋代自太平兴国以后，禁止民间私自学习天文，天文推测之术不想让百姓知道。庾季才完成全书时，其中一定有很多深奥内容，后来这些人奉诏删削，只摘取了其中十分之一。就像酿造酒醴，除去酒浆，只剩下酒糟一样。〔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百十五卷〕 《乙巳占》跋 《乙巳占》七卷，是唐代太史令李淳风撰写的。《唐书·艺文志》记作十二卷，陈氏《书录解题》记作十卷，那么我家收藏的就不是完整本子了。星野之说，是把天上的二十八宿分属十二次，把地上的十二辰配属十二国，由此九州各有分野之星。谈论天文的人都重视这种说法，而这部书还兼引《诗经》，推测邶、鄘等十三国各自所属的天宿。书中又引用《洛书》，把《禹贡》所载各山分别配在星宿上：岍山为角，岐山为亢，荆山为氐，壶口为房，雷首为心，太岳为尾，砥柱为箕，析城为斗，王屋为牛，太行为须女，恒山为虚，碣石为危，西倾为室，朱圉为壁，鸟防为奎，太华为娄，熊耳为胃，外方为昴，桐柏为毕，陪尾为觜，嶓冢为参，荆山为井，内方为鬼，大别为柳，岷山为星，衡山为张，九江为翼，敷浅原为轸。这些说法不见于历代国史的《天文志》，也足以扩充奇异的见闻。把这部书拿出来给门下弟子看。《天文鬼料窍》跋 谈论天文的人，有一册《鬼料窍》，绘制昏旦时分中天星宿的图形，后面叙述星宿运行的次序。看它的书名，似乎有点像纬书，却没有瑰丽奇异、荒诞怪诞的说法。从前巫咸以黄燕纪星，甘德以黑燕纪星，石申以赤燕纪星，彼此参差不一，无法取准。得到这部简约而完备的书，就不难把二十八宿罗列在心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