曝书亭集卷四十二

译《书〈周易本义〉后》朱子的《易本义》分为十二卷，是为了保存《汉书·艺文志》篇目的旧貌；它同程子的《易传》相比，本来并不相同，程子依照的是王辅嗣的本子。只是因为临海董氏楷编纂了《周易传义附录》一书，才强行把两者合在一起，把《易本义》的次序移动来迁就程传。明初兼用两种书来取士，所以不再分开。后来学习举子业的人专门尊奉《本义》，逐渐把程传搁置不讲。于是乡贡进士、吴人成矩叔度，担任奉化儒学教谕，删去程传，却不按照《本义》原本来订正义理。这样，朱子的言辞仍然保留，文字却依旧按照程传的次序，这是什么道理呢？沿袭到今天，科举考试把卦爻象辞一并发问，这大概也违背了朱子的旨意吧。我起初想求得原书而没有得到，如今看到了这个本子，末尾附有东莱吕氏的音训，还有朱子的后序，算是完整的书，应当赶快开版雕印，颁发给各地学官。只是恐怕下等士人看见后，反而会大笑罢了。《书〈林氏周易经传集解〉后》福清林黄中、金华唐与政，两个人都博通经学；一个纠正朱子，一个被朱子纠正，因为举动不慎，便自行同君子绝交。苏平仲是唐与政同乡的后学，虽然极力称赞他的经学，但与政遗留下来的著作一部也没有保存下来。林黄中的《周易经传集解》三十六卷，于淳熙十二年四月进献，交付秘书省，有诏令褒美，说它详尽贯通始终，兼备表里，包含编排图书的丰富内容，包罗象数的全部。看它篇卷繁重，传抄很困难。昆山徐尚书原一是他的弟子，纳兰容若汇刻经解时，黄中的这部书已经开始雕版。有人对尚书说：‘黄中得罪了朱子，如果刊刻他的书，也就是朱子的罪人了。’于是把书砍碎毁掉。当时朱子已经有违背赞同的话，门人多说黄中的文字可以毁弃。然而黄中死后，勉斋黄氏写文章祭奠他，大意说：‘哎呀，我的公啊，承受上天刚劲之气，是时代的正直之臣；研玩羲皇《易经》的爻象，研究孔子因获麟而作《春秋》的笔削。至于他在朝廷上神色严正，如果有人稍稍违背我的心意，即使是当世大儒也可能遭到排斥；著书立说，如果同我的旨趣不同，即使是前代贤人的笃实论说，也不愿因循采用。’ 看公的过失以及公的长处，仁厚之心大概也可以由此看见了。评论者本来不可以因为一个小过失，就遮蔽他总体上的醇厚。勉斋是文公的高足弟子，却这样推许黄中，大概正是《礼记》所说的‘憎恶他却知道他的美德’吧。《龙氏易集传》跋 《周易集传》十八卷，是元代湖广儒学提举龙仁夫所撰。仁夫字观复，庐陵人，学者称他为麟洲先生。经文以朱子的《本义》为主，每卦每爻之下分别列出变、象、辞、占。他认为《杂卦》是古代占筮的辞语，《春秋左氏传》所引用的屯、固、比、入、坤、安、震、动等，都是用一个字来断定卦义，这一类就是如此。孔子把它记录下来，是用来辅助经文，起初并不是创作解释。如今这部书只保存了八卷。通志堂汇集经解时，把它当作残缺之书，没有开版抄写，只收藏在箱笥中。《王氏大易缉说》跋 《大易缉说》十卷，是元代武昌路南阳书院山长、邛州人王申子防卿所撰。康熙庚申年，我借无锡秦氏的本子抄录并收藏。书末写道：‘《易》十二篇，被费氏弄乱了。经传的移动更改，图书的异同，纷纷杂陈而有的相合、有的相违。王氏的学说，雪楼程氏、草庐吴氏，有的赞赏它平正稳妥，有的认为它确实明白，灿然形成一家之言。’《易经》在秦火之后独自完整保存，似乎没有什么可议论的地方。然而欧阳永叔、王景山怀疑《系辞》，张芸叟怀疑爻辞，我私下认为都不对。至于李邦直、朱新仲怀疑《序卦传》，防卿也这样认为，这正是先得我心的地方。《跋鲁斋王氏书疑》《鲁斋王氏书疑》九卷，著录于《宋史·艺文志》。考察汉代儒者，遇到经文有错简，总是谨慎遵守老师的传授，不敢改变次序。到了宋代二程子，才改定《大学》篇章；朱子于是又分为经、传。后来又考定《孝经》，此后有改定《杂卦传》的，有改定《武成》《洪范》的，我就不再一一列举了。鲁斋王氏对《诗》《书》都提出怀疑，改易之处很多。《书》中在《舜典》‘舜让于德弗嗣’下面补入《论语》的‘尧帝曰：咨尔舜，天之历数在尔躬，允执其中，四海困穷，天禄永终’二十四字；在‘敬敷五教在宽’下面补入《孟子》的‘劳之来之，匡之直之，辅之翼之，使自得之，又从而振德之’二十二字。其他如《皋陶谟》《益稷》《武成》《洪范》《多方》《多士》《立政》，都改易经文的先后而重新编次。读者感叹他用心巧妙，但也应当知道这是有才智者的过失。《尚书纂言》跋 草庐先生的《今文尚书纂言》四卷。嘉靖年间，长兴顾少保应祥任云南布政使时，刻版流传。万里把遗书寄来，海盐郑端简公拿《草庐序文》同人商议考订。端简公为它疏理是非，并作了题识。书信的末尾还附有他寄来的原信，仍放在卷中，没有来得及答复。顾公以《尚书》义理闻名，但早就怀疑古文《尚书》不是孔壁中发现的书，这同《草庐》的意见相合。只是伏生所传授的二十八篇，核查其实是二十九篇；这不过是顾公本于司马迁、班固的说法罢了。《草庐》内心并不承认古文《尚书》是晋代末年才出现的书，另见后文。考察这四卷以外，没有听说他另有著作，大概只是权宜之辞。后来梅鷟、郑瑗、郝敬、罗敦仁等诸家纷纷辨析驳正，学者最终没有相信它。这说明《草庐》的见识很高。

译《书传纂选》跋 《书传纂选》六卷，是明孝陵命儒臣考订《九峰蔡氏集传》而成的书。考察如今保存的《实录》，记载并不详细。按照它的始末，从洪武十年春，皇帝同翰林应奉傅藻、典籍黄邻、考功监丞郭传讨论天体左旋、日月五星右旋的问题开始。黄邻、郭传都赞成蔡氏的说法，皇帝于是作《七曜天体循环论》来晓谕他们。洪武二十四年冬，礼部右侍郎张智奉命，同学士刘三吾等会同商议改定蔡氏的传文。洪武二十七年夏四月，诏令征召退休编修张美、和国子监博士钱宰等二十七人。到达以后，在翰林院设局，命刘三吾总管其事。同入书局的朝廷官员有：国子祭酒胡季安，左右赞善门克新、王俊华，修撰许观、张信，编修马京、卢原质、齐麟、张显宗、景清、戴德彝，国子助教高耀、王英、定公静。第二年春正月，书完成。根据我听来的情况，如果《实录》的书写体例确实如此，凡是开局修书，必定列出纂修官姓名，以便流传后世。然而明祖《实录》最初修纂于建文即位之初，主持其事的是太常少卿高逊志、佥都御史程本立等人。假如这部编纂记录还在，那么开国时期的政治一定清楚灿然、值得观览。到了永乐年间再次修纂、第三次修纂，终究不过是杨士奇一人手下删改的结果；他为了避祸更加巧妙，迎合君主更加娴熟，而是非之心再也不存在了。考察他们考订《书传》的情况，儒臣们只在前期记下被征召者的姓名，至于入选的朝廷官员，则一概删去。追究其中原因，许观、卢原质、景清、戴德彝四位公先后都死于灾难，删去他们还唯恐不干净，于是连同进入书局的朝廷官员也一并删掉了。唉！做君主的，革除建文四年的事情，把天下放置到虚无之乡；他的臣子又把洪武三十一年的治理事迹一并删改，颠倒黑白，扰乱清浊。《实录》既然失去了事实，由此记载詹事府、太学的题名也多有缺失，文献不足，这是谁的过错呢？至于胡广等人编修《五经四书大全》，专门窃取宋元人的成书来欺骗君主，反而对于高皇帝考订的《书传》不加采择，颁给各地学官。胡广等人不值得责备，然而洪武时期君臣的用心，本来就是读书、评论世事的人深深应当取法的。《读〈武成篇〉书后》《召诰》《顾命》都是今文。《尚书》记日的方法同《召诰》相同：‘三月丙午朏，过三日戊申，过三日庚戌，过五日甲寅；如果是第二天乙卯，过三日丁巳，过第二天戊午，过七日甲子。’《顾命》说：‘丁卯，命令制作册书和法度。过七日癸酉。’其中说‘过三日’，是中间隔一天；说‘过五日’，是中间隔三天；说‘过七日’，是中间隔五天。可是《武成》不是这样：‘丁未，在周庙下举行祭祀，于是说过三日庚戌。’按照《召诰》《顾命》的记日方法，应当说‘过四日’才对。史官记载日期，前后不应当有这样互相不同的情况。我不能不对《武成》产生怀疑。《读〈蔡仲之命篇〉书后》成王命令蔡仲时，王这样说：‘为什么不像你的父亲那样违背王命呢？’这句话见于《春秋左氏传》，而梅赜本《尚书》增补说：‘遵循你祖先文王留下的训诫。’这话真奇怪！盘庚说：‘古代我的先王以及你的祖先和父亲。’又说：‘我的先王安抚你的祖先和父亲。’这是告诫臣民的话，所以可以这样说。武王命令康叔时，却说：‘只有你那位极其显赫的父亲文王。’又说：‘你的尊敬的父亲文王。’周公告诫成王时，则说：‘承受并保有你文祖接受的天命，以及你光明伟大的父亲武王。’是多么庄重啊！可是成王命令蔡仲时却说：‘遵循你的祖先文王。’所谓‘你的祖先’，究竟是谁的祖先呢？我不能不怀疑《蔡仲之命》。《跋王氏诗疑》《诗疑》二卷，又作《诗辨说》，也是鲁斋王氏的著作。考察《诗经》，有《南》、有《风》、有《雅》、有《颂》，用于乡人、邦国，次序井然固定而不可混乱。所以同是《豳》，有《豳诗》《豳雅》《豳颂》。《鼓钟》一诗说：‘以雅以南。’《论语》说：‘雅颂各得其所。’《南》不能移入《风》，正如《风》不能混入《雅》《颂》。自从朱子专门主张去掉《诗序》，解说《诗经》时把郑风、卫风都指为淫奔之作，传了几代，鲁斋王氏竟删去其中三十二篇，并且在《二南》中删去《野有死麕》一篇，又把《何彼秾矣》《甘棠》退入《王风》。孔子不敢删的篇章，鲁斋却毅然删去；孔子不敢改变的次序，鲁斋却毅然移动。唉，也太过分了！世上的儒者因为他的学术源流出自朱子，便不敢议论他，这也就是没有是非之心了。《跋毛诗李氏句解》《毛诗句解》二十卷，是宜春李公凯仲容所撰。宋代自淳熙以后，解说《诗经》的人大多遵循朱子的传说，去掉《诗序》而解说经文；只有仲容取用吕氏的著作，加以概括整理来教导后学，他确实不同于抄袭旧说、彼此雷同的人。这部书是我从吴兴书商那里买来的，船中把原来的序文丢失了；考察袁州府志，竟然没有记载，也无法考知他的官职、家世，实在可惜。

译《丰氏鲁诗世学》跋 丰氏坊刻《鲁诗世学》三十六卷，把伪托子贡的《诗传》列在前面，又把《小雅》改成《小正》，把《大雅》改成《大正》，完全颠倒子夏的次序。称为‘世学’，是因为把正音归于远祖稷，把续音归于庆，把补音归于耘，把正说归于他的父亲熙，并且由他自己作考证补充。其实全都是丰坊一人伪造的。丰坊倚仗自己善于书法，用篆书、隶书的字体伪造正始石经；一时的显贵，如泰和郭子章、京山李维桢一类，都相信它；他又作这部书来欺骗世人。不知道《鲁诗》在西晋时就亡佚了，西晋以后，谁还能见到它呢？如今仅存可以作为证据的，是洪丞相适《隶释》中记载的蔡邕残碑几版，例如‘河水清且涟漪’作‘兮’，‘不稼不穑’作‘啬’，‘坎坎伐轮’作‘欿欿’，‘三岁贯女’作‘宦女’，‘山有枢’作‘蓲’；此外，‘素衣朱襮’作‘绡’，见《仪礼》注；‘伤如之何’作‘阳’，见《尔雅》注；‘艳妻煽方处’作‘阎妻’，《中冓之言》作‘中防’，见《汉书》注。可是丰氏的本子仍然同《毛传》的文字相同，这说明他没有见过《鲁诗》的文字。楚元王向浮丘伯学习《诗》，刘向是元王的后代，所以《新序》《说苑》《列女传》《说诗》都依据鲁诗；因此它们的义理同《毛传》不同，而丰氏的本子没有一处同这些书相合，这说明他没有详察《鲁诗》的义理。至于他把《定之方中》说成楚宫，移入《鲁颂》；又把逸诗《唐棣之华》的四句移到《东门之墠》两章之前，把篇名改为《唐棣》；又增补《渐渐之石》的辞句说：‘马鸣萧萧，登上那山崖；月亮靠近箕宿，风吹起沙尘；武人向东征伐，无暇顾及家庭。’他任意放纵自己的臆见，轻慢侮辱圣人的言论。而且担心自己伪造的书不能取信于人，于是又假托黄文裕代作序文；其中想申明鲁诗说法、改动毛传和郑玄说法的地方，全都假托为文裕的话，竭力排斥前代儒者。可是文裕自己有《诗传通解》流行，他的自序大略说：‘汉朝兴起时，鲁、齐、韩三家《诗》都列在学官，史书说鲁诗最为接近古义。后来三家《诗》废亡，毛诗独自流传于世，有人拘泥于“鲁诗最为接近”这一句话，必定要尊奉鲁诗。’ 然而如今能够考见的鲁诗文字，有‘佩玉晏鸣’、‘关雎叹之’，并认为这是讽刺康王而作，本来已经同孔子的说法不同了。又说‘驺虞是掌管鸟兽的官，古代有梁驺，是天子的田猎之地’，文王事奉殷朝，怎么可以用天子的说法来称述呢？这样看来，他对于《周南》《召南》的开头和结尾都已经错到这种地步了。由此看来，文裕解说《诗经》显然并不以鲁诗为宗旨。又有四明杨文懿撰写《诗私抄》，改编《诗经》篇章的固定次序，文裕斥责他的师心自用和僭妄；难道他肯完全抛弃自己的学说，而甘心帮助丰氏的邪说吗？至于那些党同丰氏的人，不知道石经是丰坊伪造的，反而诬说文裕从宫廷秘藏中得到它。如今文渊阁的书目明明在此，如果果真有魏代石经，目录中难道不会著录吗？这实在是没有根据的话，稍有知识的人都不应被它迷惑。《读〈豳诗〉书后》我读《豳诗》，在《东山》的第四章看到了作者深沉的思虑。这首诗是赞美周公的，为什么不铺陈他出师时的盛大、凯旋时的威仪呢？可是它偏偏反复写到家庭、孩子和妻子的思念，竟然到了这种程度吗？说得近于琐碎，为什么呢？大概军队如果不以军法约束，往往任意劫掠；而行军队伍中的人，对家庭的思念反而会减弱。对家庭的思念既然减弱，妻子儿女就会各自认为自己已经被丈夫抛弃，不再迫切思念他；即使回来，男女之间的感情最终也未必深厚。像《东山》写归来的士卒，在没有军务、手持行枚的时候，可以说已经有闲暇了；可是他却独自睡在车下，长达三年之久，起初并没有子女之事扰动他的心。等到回来，男女之间才开始有及时相乐的欢乐；这样看来，军队出征时秋毫无犯，确实可以相信。大夫写这首诗，思虑深沉，感情委婉而周到，确实善于赞美周公。《吴氏周礼经传》跋 草庐吴氏的各部经书都有《纂言》，只有《诗》和《周礼》没有完成；《周礼》则由他的孙子当伯续补。如今世上流传的《三礼考注》并不是吴公的书，大概是晏壁所作。康熙丁丑年五月，西吴书商拿抄本《周礼经传》十卷来求售，纸墨非常陈旧，题名为吴澄所著。书中有许多删改，又有黏贴的签条；它的议论和次序都同《考注》不同，我怀疑这是吴澄的孙子伯尚所作。然而书中没有‘先公’字样，只有‘听老师说’一类的话，不知道究竟是谁撰写的。《钱氏冬官补亡》跋 《冬官补亡》三卷。钱氏所撰。按，论说《周礼》的人认为，冬官并没有亡佚，只是散见于五官之中，所以自临川俞氏以后，多凭意旨从五官所属官职中强行补出冬官。唯独钱氏依据《尚书》、《大戴礼记》、《小戴礼记》、《春秋》内外传来补辑亡佚的冬官，共二十一条：称作司空、后稷、农正、农师、司商、甸人、火师、水师、舌人、工人、舟虞、匠师的，是取自《国语》；称作寄、象、狄鞮、译的，是取自《王制》；称作野虞、工师、舟牧的，是取自《月令》；称作工正、圬人的，是取自《左氏传》。不沿袭前人的说法，真可以说是温故而知新了。钱氏起初名士馨，字穉拙，是平湖人。

译跋《陆氏仪礼释文》。陆德明《释文序录》记载，《仪礼》的注解、传述者有郑康成的注，此外还有马融、王肃、孔伦、陈铨、裴松之、雷次宗、蔡超宗、田儁之、刘道拔、周续之，共十家。马融以下各家都注解《丧服》。考察《隋书·经籍志》，十家之中只有王肃《仪礼注》十七卷，其余各家从未有完整的全书注本。《旧唐书·经籍志》在马融《丧服记》下说：“又一卷，郑玄注；又一卷，袁准注；又一卷，陈铨注；又二卷，蔡超宗注；又二卷，田僧绍注。”也没有记载各家有全书注本。到了《新唐书·艺文志》，才开始记载袁准注《仪礼》一卷，孔伦注一卷，陈铨注一卷，蔡超宗注二卷，田僧绍注二卷，却没有说明他们注的是《丧服》，于是误把《丧服》注当成了《仪礼》全书注。后来郑樵《通志略》既在《仪礼》全书注中列出袁准、孔伦、陈铨、蔡超宗、田僧绍的姓名，又在《丧服》传注中再次列出这五家，于是西亭《王孙授经图》、焦氏《经籍志》都沿袭了这个错误，应当以陆氏《序录》为准。跋《仪礼逸经》。临川草庐吴氏所辑《仪礼逸经》有八篇：投壶、奔丧、公冠、诸侯迁庙、诸侯衅庙、中霤、禘于太庙、王居明堂。传有十篇：冠义、昏义、士相见义、乡饮酒义、乡射义、燕义、大射义、聘义、公食大夫义、朝士义。元代太学虽然有刊本，但流传下来的很少。杨东里搜访了十多年也没有得到，后来才得到一部。传闻沅州刘有年，洪武年间任监察御史，因触犯权贵而罢官。建文初年起用为太平府知府，曾进呈《仪礼逸经》十八篇。有人说这是永乐年间的事。成都杨用修、上元焦弱侯都惋惜当时朝廷诸公没有加以表彰，书很快就湮没了。我认为刘有年所进呈的就是草庐本，所以八篇经、十篇传正好与它的篇数相合。当时杨东里等诸公知道那是草庐的书，认为没有值得表彰之处，我私下笑那些经生见识少却自以为多见。读《聘礼》书后。《礼记》说：“长久没有事情，就举行聘礼。”这是说诸侯之间的邦交，每年互相问候。担任宾客、副使的人，也可以私下拜见君主、卿和大夫。至于礼币，由宰书写记录，宰夫准备，史官检阅；玉器则由贾人启封，宰相交给使者接受。到边境张起旌旗，迎接的人是士；在郊外慰劳使者的是大夫；贾人擦拭圭玉，有司检阅礼币；私下相见用一束锦，赠送财物用一束纺。没有一样不把这些事情告诉众人的。近世忌讳“赂”这个名称，互相问候的人唯恐别人知道，一旦被听闻，执法官吏一定依法查办。难道今天的禁令本来就有比古代好的地方吗？如果无事而不互相问候，这正是有事时要携带宝物来求情的缘由。唉！聘礼废弃之后，苞苴贿赂之风就是由此兴起的吗？跋《大戴礼记》。《大戴礼记》本来没有什么错乱，自从小戴的书单独流行，大戴记便被束之高阁。世上的儒者明明知道《月令》是吕不韦所作，却甘愿弃置《夏小正》篇而不用，实在难以理解。学斋史氏绳祖在论说中也不取《大戴礼记》，但按照他的说法推究，那么《大戴礼记》在宋代曾被列入经书，所以有“十四经”的名目，这也是学者应当知道的。跋石经《月令》。诸经流传后世，《礼记》中间杂有秦汉时期的文字，然而一旦收入《小戴记》，群儒便恭敬地遵守其中的说法。即使以天子的尊贵身份，在讲殿上举行大讲，议论有异同，文字也不敢更改。《月令》自汉代以来列在第五篇，本来在《王制》之后。唐明皇却命李林甫等刊定，把它置于四十九篇之首，既扰乱了篇次，又增益了文字。当年吕不韦作《吕览》时，每月的节气、中气都悬挂在国门上，人人不敢增删一个字。哪里料到数百年后，竟有那个弄麞杖杜、目不识丁的李哥奴，为迎合皇帝的过错而肆意改窜，真可以说是最无所顾忌的人了。至于十月的中气，分在小雪之后，说天气上升、地气下降为一候，又说闭塞而成冬为一候，更加可笑。到了宋元时期，讲说经书的人逞弄私智，改移《尚书》，割裂《大学》，删改《孝经》，改变《周官》，出入《风》、《雅》，都是唐代君臣首先造成这种风气的。跋《吕氏春秋集解》。《春秋集解》三十卷，赵希弁《读书附志》说：“这是东莱先生所著，长沙陈邕和父为它作序，却没有写明作者姓名。大概吕氏自吕好问任右丞后迁居金华，成公吕祖谦家传称他为东莱公；而居仁是右丞的儿子，学习黄庭坚作诗，撰写《西江宗派图》，学者也称他为东莱先生。这样看来，吕氏三代都以东莱为称号，只是成公最为著名罢了。陈氏《书录解题》概括居仁的集解，大防说它从三家传注以下，汇集诸儒的说法，不过是陆氏两家、孙氏两家、刘氏、苏氏、程氏、许氏、胡氏几家的合编；如今这部书确实如此。然而《宋史·艺文志》在《春秋集解》三十卷下直接写吕祖谦的姓名，世人于是沿袭了这个说法。考察吕祖谦年谱，凡有著述都必定记载，唯独不记《春秋集解》，因此怀疑世间流传的三十卷其实是居仁所撰，只是由于陈和父的序已经亡佚，这个学者的疑问才无法解释。”同乡徐亭跟我学习《春秋》，我把这段文字写下来给他看。跋《严氏春秋传注》。《春秋传注》三十六卷，是乌程县学生严启隆、字尔泰所撰。尔泰名注，是复社成员。甲申以后隐遁，自称巅軨子。起初写这部书，是为了向学生说明胡氏说法不对，但不敢把其中的错误全部纠正。有人劝他改写，于是他又防备删改旧稿而完成此书。推究他的文辞，差不多可以说是针刺沉疴、起废救疾了。康熙戊子二月，竹垞老人书，时年八十。

译跋《六经奥论》。世间流传的《六经奥论》六卷，是成化年间盱江危邦辅所藏的本子，由黎温作序刊行，说是郑渔仲所著。荆川唐氏辑《稗编》也采用了这种说法。如今看这部书，其中的议论与《通志》完全不相合。郑渔仲曾上书说：“我用十年研究经学，把所得写成《书考》、《书辨讹》、《诗传》、《诗辨妄》、《春秋考》、诸经序以及《刊谬正俗跋》。又用五六年研究天文、地理、虫鱼、草木，所得写成《春秋列国图》、《尔雅注》、《诗名物志》。至于《奥论》，从未提及，那么它确实不是郑渔仲所著。” 跋《石药尔雅》。唐元和年间，西蜀人梅彪撰写《石药尔雅》。医方把药和石并称，《尔雅》只解释草木和石类，却没有涉及药石，梅彪大概是把那些隐晦的名称取出并明确写出来。自序说：“各种石头名称不同，仿照《尔雅》的文辞句式。”全书共六篇，编成一卷。但白云霁《道藏目录》作二卷，疑心是后人增补的。唐代遗书流传到今天的很少，于是把它抄录下来收入经部。《曝书亭集》卷四十二。钦定《四库全书》。《曝书亭集》卷四十三。翰林院检讨朱彝尊撰。跋（二）。跋《大唐开元礼》。《开元礼》序例三卷，吉礼七十五卷，宾礼二卷，军礼十卷，嘉礼四十卷，凶礼二十卷，合计一百五十卷。起草、创制并参与讨论的臣子，是徐坚、李锐、贾登、张垣、施敬本、陆善经、洪孝昌。当时王舍人王嵒请求删去《礼记》的旧文，增加当今的事例。集贤学士张说上奏说：“《礼记》是不可刊改的书，不可以改易；应当取贞观、显庆年间的礼书，折中其中的异同，作为唐礼，经过长久讨论后再定。”萧学士萧嵩、王舍人王仲丘也参与其事。考察它把凶礼降列在五礼末尾，大概贞观年间已经如此。到了显庆年间成书，出自许敬宗、李义甫之手，他们删去了国恤一篇。开元年间的儒臣最终也没能厘正，恢复旧典，实在可惜，已经有人考证过了。这部书颁行后，不久便用来设置科目选拔士人；学习它的人先授太常官，以备讲习讨论，于是成为士子取得出身的捷径。但究竟登榜的人并不多，这是为什么呢？韩退之曾苦于《仪礼》难读，而熟习《开元礼》的文字则更加困难。周益公作序说：“朝廷有重大疑难，考察这部书就可以定夺；国家有盛大举动，依照这部书就可以施行。” 既然如此，只要这部书保存下来，即使经过百代也都遵循它，还有什么不可以的呢？” 跋《政和五礼新仪》。宋朝初年仍沿用唐代制度，使用《开元礼》选拔士人，礼器则依据聂崇义的图绘陈列在讲堂上。后来景德年间有《通礼》，景祐年间有《太常新礼》，嘉祐年间有《太常因革礼》，先后不免有所增损。议论的人有的讥笑这些书繁简失当，不合古制。苏明允说：“如今只是编集旧日故事，使后世不要忘记罢了，并不是说要制定成典礼，就让后人遵循实行。”到了崇宁二年，有诏令讲议司官员详细考察历代礼乐沿革，修订典训以传给万世。大观初年，便设置议礼局，由知枢密院事郑居中、刑部尚书白时中、慕容彦逢、学士强渊明等十四人主持。疑难之处允许写成札子上报请示。祐陵多次赐下御笔指示，亲自审定《冠礼》十卷。这部书大概历时七年才完成，于是又在汴京铸造九鼎，在河朔刻立丰碑。本想说礼乐将与天地同流，哪里料到没有多久，金源百万大军便结盟兵临城下，把他迁徙到冰天雪窖之中。自古亡国之君所遭受的惨毒，没有比徽宗更严重的。看这部书，可以知道他考察古制的勤勉，确实不是庸主所能决断的。既然如此，那么徽宗的灭亡，实在是上天使他灭亡的。后世君子应当想到旧有典章不可忘记，不要拘泥于成败的表象，便据此评论世事而跟着斥骂他，这样或许才可以了。书《大明集礼》卷后。明太祖在创业草创之时，征召群儒修撰礼乐书和实录，实录系于洪武二年八月；根据我的考证，事情其实发生在吴元年六月。梁寅字孟敬有一篇赠徐一夔字大章的序说：吴元年丁未，诏令征召他到京城，大章也被征召。当时皇上正设置三局：一是律局，二是礼局，三是诰局。我在礼局充任编修，大章撰写诰文；他又撰写《张翼翔南梓宇记》说：“君子凭明经被乡里推举，如今天子将要登上大位，梁寅和君一同接受诏令，考察古代礼文。”他说“将要即位”，说明是在洪武戊申以前。又在给陶学士凯的信中说：“六月八日，恭敬地接受中书省札付，因为王命重大、郡府督促严急，当天就上路。”也指的是吴元年。这些亲身参与编纂礼书的人说的话，绝不会是假的。实录只记载吴元年八月征召江西儒士刘于等人到京，想授予他们官职，他们都以年老多病推辞，各自赐帛遣返；那么刘于也是在吴元年被征召的。况且刘宗弼字丞直，丞直在吴元年十月任国子司业，不应又同遗逸之士到洪武二年接受征召。由此可见，礼局本来在丁未年设置，到了己酉年杨维桢继续到来，修饰润色此书；庚戌年九月书成，命名为《大明集礼》，其始末就是这样。实录经过永乐初年两次改修，渐渐失去了事实真相。这部书共五十卷，万历年间先太傅文恪公以礼部右侍郎掌管礼部尚书事务，接受定陵的赏赐；书册前端有内府图书印记，先公也用私印在卷尾作了标记。兵火以后，我家所获赐书能够保存下来的，只有这一部了。跋《郑世子乐律全书》。《律吕精义》内编、外编各十卷，《正论》四卷，《乐律算学新说》各一卷。此外还有图谱十三部，又审定各家音乐书八部，总名为《乐律全书》，是郑恭王厚焥的世子载堉所撰。恭王在嘉靖二十七年上书议论时政，获罪降为庶人，发往高墙禁锢。世子在门外席藁而坐，亲自备办糗粮，达二十年之久。庄皇帝即位后，首先赦免他的过错、恢复他的爵位，因此世子以孝著称。又如高延陵的儿子臧之节，把国位让给兄长，也是尤其难以做到的事。恭王一向擅长谈论音乐，世子又是何文定瑭的外孙，学问有根本，考察律吕、审定声音，精细到铢黍，历举并辨析刘歆、何妥、李照、范镇、陈旸、蔡元定的错误。近代如李文利、李文察、刘濂、张敔诸家，也都被他驳正其错误。自河间献王以后，谈论礼乐的人，没有超过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