曝书亭集卷六十一

译《贝琼传》。贝琼，一名阙，字仲居，又字廷琚、廷臣，崇德人。四十八岁时，才考中乡荐。张士诚占据吴地，多次征召他，他都没有应召。洪武三年，朝廷召他编修《元史》。洪武六年，授任国子监助教。在此以前，宋濂任司业，主持采用建安熊氏的学说，认为伏羲是道统的宗祖，神农、黄帝、尧、舜、禹、汤、文、武，都应当在天子之学中按等级祭祀。这个议论虽然没有实行，但士大夫中有许多人怀疑这一说法。贝琼于是作《释奠解》说：“有人想在学校祭祀三皇，以孔子配享，可以吗？回答说：不可以。考察《周礼》，有道德的人让他任教，死后就把他作为乐祖，在瞽宗祭祀。所以《文王世子》篇说：‘凡是学校，春季由官员在先师前举行释奠，秋冬也这样。’如果礼有高堂生，乐有制氏，诗有毛公，书有伏生，他们都是先师。又凡是开始建立学校时，都要在先圣先师前行释奠礼；所谓‘释’，就是先圣。至于周公、孔子，下面说：‘释奠必须有合祭’，遇到国家大事则不这样。大概是说，如果一个国家没有先圣先师，所祭祀的对象就应当与邻国合祭。像唐虞时代有防伯益，周代有周公，鲁国有孔子，所以各自祭祀，制度不同。可见唐虞和周代所尊奉的先圣先师，本来没有固定的名称，也从未涉及三皇。再考察《史记》《汉书》《魏书》等史书所记，各有取舍不同；周公、孔子交替被称为先圣，孔子、颜子互相被称为先师。周公制定礼乐，本来应当享受王者的祭祀，于是废止周公配享，升孔子为先圣，以颜子配享。唐永徽年间，又恢复武德年间的旧制；显庆二年，因长孙无忌的建议，确定孔子为先圣，仍以周公配享武王。历经宋代直到现在，释奠孔子已经成为确定不变的典制。由此可知，唐代所尊奉的先圣先师已经有了固定名称，也从未涉及三皇。三皇本来应该祭祀，却不应在学校祭祀。学校起初没有孔子庙，只有鲁国有孔子庙；然而孔子的教化遍及天下，不是一个国家可以专有的，所以天下共同祭祀他。学校设置庙宇，是由孔子开始的，因此应当以孔子为先圣、颜子为先师，三皇不应参与其中。如今若尊崇三皇为先圣，使他们位居孔子之上，不足以褒扬他们的功绩；降低孔子为先师，使他混同于高堂生之列，反而是在贬损他的德行。所以我明确认为不可。有人说：‘古代在虞庠祭祀舜，在夏学祭祀禹，在殷学祭祀汤，在东胶祭祀文王；舜、禹、汤、文都能在学校受祭，为什么偏偏反对祭祀三皇呢？’ 回答说：周代建立四代的学校，所以祭祀舜、禹、汤、文。如今要祭祀三皇，应当在哪一所学校呢？即使如此，三皇的功德施及人类已经很久远了，但把他们归入医家，只特别尊奉神农尝药这一件事，道理终究还不完备；适宜确定制度，设置官员主持，以丰厚的礼仪祭祀他们。明白的人都佩服这种论说的正当。贝琼又感慨古乐不再兴盛，只徒有成均的名称，于是作《大韶赋》以表明志向。洪武九年，改任中都国子监助教，功臣子弟都畏惧他。洪武十一年九月退休，第二年去世。贝琼与余姚宋禧都曾跟随杨维桢学习。贝琼的主张是：立言不在于奇峭刻削，而在于平实铺陈、足以观赏；不在于荒唐险怪，而在于丰厚充实、足以令人喜爱。他是从杨维桢那里学习，却没有玷污自己所爱好的东西。宋禧起初名为元禧，字无逸。元至正十年，以乡贡身份授任繁昌教谕，十九天后就弃官归去。遭逢战乱后，靠授徒自给。洪武二年，朝廷征召他编修《元史》，分撰外国传，事情完成后回去。《王彝传》。王彝，字常宗，他的祖先是蜀人，本姓陈。父亲在元朝任职，做昆山州儒学教授，于是迁居嘉定。洪武三年，朝廷以平民身份召他编修《元史》，书成后，赏赐金帛，遣送他回去。后来又推荐他进入翰林院，他因母亲年老请求归养，修筑归养堂，自号妫蜼子。闲居时考察探求古代制度，制作冠、巾、衣、裳、带、鞋来穿。有人对他说：“如今是现代人却不穿现代服装，这是得罪有关官员。天子曾经赐给你织物，你却不把它制成衣服，这是隐藏君主的赏赐。”他回答说：“我当初没有入仕，是平民，穿这样的服装，是要到麋鹿群中去。君主的赏赐难道可以隐藏吗？我不过是为了方便自己，然而古人的心意还保存在其中罢了。既然是今天的人而穿它，难道不可以使自己像古人吗？”王彝曾游历天台，跟随孟梦恂学习，所以他的文章特别醇厚典雅。当时杨维桢以文章称雄东南，跟随他游学的人很多。王彝写了一篇《妖》来诋毁他，说：“天下所说的妖，只有狐狸罢了。然而文章也有妖，恐怕有超过狐狸的。狐狸一会儿变成女人，世上的男子不幸被它迷惑，没有不把它当作女人的；它显露黛青朱红、柔美曼妙、倾倒流动的姿态，因此凡是能迷惑人的地方无不具备，所以人们把它当作真正的女人。可是把它当作人，它不是人；把它当作女人，它也不是女人。由于它靠狡猾诡诈、幻化变化而成，这就是狐狸成为妖的原因。文章是道所在之处，为什么会成为妖呢？浙江东西谈论文章的人一定称道杨先生。我看他的文章，用淫靡的言辞和诡谲的语言撕裂仁义，颠倒名实，混乱先圣之道；却偏偏表现出柔美流丽、黛青朱红、狡猾幻化，忽然用来媚悦自己，这正是狐狸变成女人。世上的男子被它迷惑，也就不奇怪了。因此我说：会稽杨维桢的文章，是狐狸，是文章之妖。唉！狐狸之妖不过危害人的身体；文章之妖，往往使后生小子群起趋附、争相学习，它给斯文造成的祸害，实在不浅不小。文章难道可以成为妖吗？然而妖本来就不是文章。世上如果有男子不被它迷惑，又有什么可忧虑的呢？”魏观任苏州府知府时，修建孔子庙和学校，开辟南门；每年举行乡饮酒礼，一定请王彝撰文。魏观被诛杀，王彝与高启也一同伏法。王彝被召续修《元史》时，同乡杜寅、张简与他一起。杜寅字彦正，青城人，侨居吴县；洪武八年任岐宁卫知事，与经历熊鼎一同获赐狐裘，官至兵部侍郎。张简字仲简，吴县人，起初拜张雨为师做道士；元末兵乱，因母亲年老回家奉养，于是重新恢复巾服，返回世俗。临川饶介分守吴中，自号醉樵，邀请各位文士作歌赋诗。张简才华居首，高启次之，杨基又次之。饶介赠给张简一饼黄金，赠给高启三锭白银，赠给杨基一镒黄金。张简自称白羊山樵。

译《赵壎传》。赵壎，字伯友，新喻人。元至正年间，以乡贡身份入仕，任上犹教谕，人们称他为南郭先生。洪武元年，太祖已经平定朔方；冬十一月，下诏发出秘府收藏的元朝十三朝实录，任命宋濂、王祎为总裁官，征召山林遗逸之士编修《元史》，共十六人：汪克宽、胡翰、宋禧、陶凯、陈基、赵汸、张文海、徐尊生、黄篪、傅恕、王锜、傅著、谢徽、高启、曾鲁，赵壎也在其中。第二年二月，在天界寺开设史局；秋八月，史书完成，共有本纪三十七卷、志五十三卷、表六卷、传六十三卷。中书左丞相兼太子少师宣国公李善长奉表进呈，人人获赐白金和文绮。但顺帝三十六年的事情没有实录可考，于是翰林学士宋濂、礼部尚书崔亮、主事黄肃制定凡例，奏请派遣吕复、欧阳佑、黄盅等十二人遍行天下，凡是涉及史事的材料都送交上官。吕复到北平后，派儒生危于等人分赴燕地南北，在旧国子监设局；凡是诏令、章疏、拜罢、奏请以及野史、碑碣，没有不采访的。凡涉及防古书的，就译成文章，抬送到行中书省，请官府盖印封识，送达京师。洪武三年二月，仍命宋濂、王祎担任总裁官，续成《元史》。纂修者十五人：朱右、贝琼、朱世廉、王廉、王彝、张孟兼、高逊志、李懋、李汶、张宣、张简、杜寅、俞寅、殷弼，赵壎仍在其中。秋七月，史书完成，进呈朝廷；按卷数计算，有纪十卷、志五卷、表二卷、传三十六卷；前书没有完备的地方，都予以补足。下诏刊行，仍然每人赏赐白金、文绮；张宣等人得到官职，赵壎回到乡里。洪武六年秋九月，下诏编纂《大明日历》，任詹同、宋濂为总裁官，乐韶凤为催纂官。纂修者共七人：吴伯宗、朱右、朱防、徐一防、孙作、徐尊生，赵壎也在其中。十二月，授任翰林院编修。洪武七年夏五月初一，《日历》完成。后来太祖认为韵书分类失去条理，命儒臣十一人重新加以刊定：翰林院侍讲学士乐韶凤、宋濂，待制王僎，修撰李叔允，编修朱右、朱防，典簿瞿庄、邹孟达，典籍孙蕡，答禄与权，赵壎又参与其中。洪武八年九月，升任靖江王府长史。赵壎凭借深厚的学问，从平民身份历任史官，进入朝廷；凡有撰述，往往都被选用。他曾进献《甘露颂》，受到太祖称赞。高丽使臣来朝，朝廷赐宴；音乐奏起后，使臣以下的人员因本国有丧事而辞谢。赵壎说：“小国有丧，不应废止大国的礼仪。”太祖认为他说得对。赵壎担任长史后，朝廷让他与宋濂等商议确定王国的礼乐。靖江王游历中都，讲习武事，有诏令赵壎随从。后来他因到朝廷进奏事务，从中左门通行。监察御史吉昌弹劾他不合人臣礼仪，应交法司治罪。太祖特意宽赦了他。《陈基传》。陈基，字敬初，临海人。跟随黄溍学习，游历京师，授任经筵检讨。后来回到故乡，奉母亲迁入吴地，教授各位学生。起用后任行枢密府都事。张士信镇守淮安时，陈基以江浙左右司员外郎的身份参与他的军事事务。后来改为参与张士诚的军务；张士诚称王，陈基劝他停止，他不听。张士诚想杀陈基。后来陈基破格授任内史，升任学士院学士。洪武二年，朝廷召他入朝参与编修《元史》，后来回乡，死于常熟县河阳里。陈基有文名，最受戴良称许。戴良说，元代能写文章的人，有虞集、揭傒斯，黄溍、柳贯继承其后；再有莆田陈旅、新安程文、临川危素；在他们之后，就只有陈基了。

译《高启传》。高启，字季迪，长洲人。张士诚占据平江，奉制任命淮南行省参政饶介为谘议参军事。饶介读到高启的诗，惊异不已，邀请他作为上宾。高启辞谢离开，隐居在吴淞江的青丘，自号青丘子。洪武元年冬，朝廷下诏编修《元史》，高启与同乡谢徽、傅著一同被召。谢徽字玄懿，傅著字则明。到达后，分别承担不同科目的编修。史书完成后，高启等人穿着平民服装进入内府，教授皇太子的子弟。当时太子宾客梁贞兼任国子监祭酒。洪武三年正月，高启梦见自己与谢徽清晨在午门等候，梁贞也在那里。有人向他们作揖说：“你们两人应当升迁了。”又回头对梁贞说：“各位学生都交给您了。”高启问：“莫非要远调吗？”那人说：“烦劳您转告开平王。”醒来后，高启把梦告诉谢徽。过了三天，他们率领学生站在右顺门。不久梁贞到来，传达太祖的命令说：“命令各位学生出去，到国子监接受学业。”随后把他们全都带走。第二天早晨将要上朝，中使急忙宣召高启、谢徽，说：“有诏命开平王的两个儿子侍从东宫学习，让你们二人教授他们经书。”果然和梦境相应。过了一个月，谢徽梦见高启与自己一同被召到太祖那里，太祖手里拿着一张告身，谢徽偷偷看见上面有“翰林院”三个字；太祖把它交给谢徽，谢徽接过来，忘了行拜礼。继授向皇帝进言，皇帝拜受了他的启奏。醒来后，也把梦告诉了继启。过了六天，皇帝驾临奉天门，中书右丞汪广洋侍奉皇帝传命，让继启上殿。皇帝说：“诸位儒生在学校里很久了，以平民身份游学于我的门下，可以吗？”又回头对汪广洋说：“你赶快把翰林院的职务安排给他。”继启于是赶快入宫谢恩，但徽因为别的事情外出，没能拜谢。第二天，继启、徽都被授为翰林编修，又和梦中所见相同。这年秋天，徽的母亲吴氏梦见传诏的中使用轿子抬来两只木匣交给徽，徽打开其中一只，把它交给继启，里面各有白银。徽又把这件事告诉了继启。不久皇帝登上宫阙楼，命中使召见二人。二人到后，皇帝擢升继启为户部侍郎，徽升为吏部郎中。继启以自己年轻、还不熟悉掌管钱粮之事为由推辞，徽也推辞。皇帝答应了他们，各赐给内库钱财，并命左丞相李善长发给文书，放他们回去。继启于是和徽同船回到吴梦，又一次验证了梦中的事情。继启在史馆时，最受国史院侍讲学士魏观的知遇。后来魏观出任苏州府知府，便让继启迁居城中的夏侯里，两人交往十分密切。魏观改修府署，继启为他撰写上梁文。魏观获罪被诛，继启也因连坐在市中腰斩，时年三十九岁。徽后来又被起用为国子监助教，死于任上。著后来任常熟教谕。魏观举行乡饮酒礼时，长洲教谕周敏侍奉他的父亲南老，著侍奉他的父亲玉，他们都下阶面向北站立。观礼的人认为这是盛大的事情。魏观历任山西潞安知州，最后只有著独自留存。继启擅长文章，尤其精于诗歌，徽称赞他的诗清远、繁丽，纵横变化无穷，好像八匹骏马追逐长风奔驰于当世。蜀人杨基、徐贲，浔阳人张羽，都流寓吴地，与继启齐名，号称“吴中四杰”。傅恕传 傅恕，字如心，鄞县人。洪武二年，他以平民身份到宫阙前，陈述治理天下、使国家太平的十二条策略。其中一条请求停止专卖盐茶，说：“在海中煮盐，在山中采茶，贫困百姓靠这些来救济冻饿，并没有损害别人。可是后世急于求取功利的大臣，引导他们的君主设置严刑禁止这些，所犯罪行竟与盗贼相等，这不是先王的政治。皇帝看后很高兴，命他进入史馆，参与修撰《元史》。史书完成后，出任博野县知县。傅恕年轻时善于饮酒，到了壮年便以三爵为限，并写文章警戒自己说：“我是个小人啊，傅恕！你背负着有学问之人的名声，为什么沉溺于酒，败坏自己的德行？上有头发斑白的父母，下有年幼的孩子，身体又患病，即使后悔又怎么来得及？只应以古人为榜样，所以限定自己只能喝三爵，不敢稍微增加。遍观史籍，饮酒的过失，君主嗜酒便丧失国家，臣下沉溺其中便荒废职守。从今以后，即使鼎镬在前、刀锯在旁，也不要超过这个限度。一定要努力自我警戒，希望能够防止自己被这种狂药改变，甘心进入小人的行列。”博野县刚刚平定战乱，傅恕为当地建立学校，扩大储备，招抚流离失所、离散的人，因劳累死于任上。收殓后，只留下几卷残书；因贫穷不能归葬，百姓为他悲哀，凑钱把他埋葬在县城北面。朱右传 朱右，字伯贤，临海人。元至正末年，在萧山任教官，于是迁居上虞的五大夫市。他学问广博，尤其长于《尚书》《礼记》《春秋》。他的文章深厚醇正、精密准确，简练而有法度。他曾说：“学习写文章却不以经书为根本，就像只玩弄小土堆，难道会忽略嵩山、华山的高大吗？”所以他的作品全都以经书为根本。刘仁本驻军余姚州时，在龙泉左麓建造雩咏亭，召集四十二位名士举行修禊赋诗，朱右也参加了。洪武三年，因宋濂推荐，被召来修撰《元史》。史书完成后，请求回到乡里。洪武六年，被召来修撰日历，授翰林院编修。七年，参与修订《洪武正韵》。八年，擢升晋王府长史。不久奉命与宋濂共同议定王国的礼乐。晋王跟随太子到中都讲习武事，朱右确实随从前往。九年，因病去世，葬在兰风乡。朱右曾编纂《性理本原》，把《河图》《洛书》放在卷首，其次是《太极图说》，再其次是《西铭》《东铭》，并附录《通书》；认为《正蒙》还不纯粹，所以不收录。他论学的严谨就是如此。他又认为深衣的制度随着世代沿革，沿袭成俗，已经没有古意，于是援引《礼经》和先儒的学说，寻求与古制相合而又适合今天的办法，撰成《深衣考》，学者都称许它。

译王廉传 王防，字希阳，青田人，寄居上虞。洪武二年，由学士危素推荐，授翰林编修。第二年，参与修撰《元史》。又过一年，与典簿牛谅出使安南，回来后改任工部员外郎，他坚决推辞，于是出任渑池县丞。洪武十四年，擢升陕西左布政使。王廉深入研究经史，他所著的《迂论》，多有阐发先儒未曾说出的道理。他论说《金縢》道：“《金縢》不是古书。假使周公真做过这样的事，他就不是周公了。周公既然当面拒绝了二公，穆王占卜认为还不可行，忧虑我们的先王，于是私下告知三位先王，把这件事归功于自己，这是奸邪小人、谄媚之徒的所作所为。人的死生自有命定，却想用自己的身体代替武王去死，就是不懂天命。况且儿子有事要禀告先王，难道可以拿圭璧来求取吗？这样就不是通达的孝道。至于卜册上的文字，既然说周公另外设置了坛墠，就明明不在宗庙之中。不在宗庙，就是私下告知。周公是臣子，怎么能把私下告知的册书藏在宗庙，又私自打开它？即使金縢在宗庙中，武王病愈后过了四年才去世，周公居东两年才回来，总共历时六年，周人还在占卜，哪里会有朝廷六年平安无事却不打开金縢的道理？” 就这五点反复详细考察，我很怀疑《金縢》不是古书。”他论说大夫、士立庙的制度，大略道：“天子、诸侯宗庙的制度，《中庸或问》已经说得很详细了；只是大夫、士的制度，不能没有疑问。《王制》说：‘大夫三庙，适士二庙，官师一庙。’官师升为适士，适士升为大夫，依次增加所立的宗庙，这是合乎道理的。假如适士的先祖大夫已经建立了三庙，后来他的子孙没有人成为大夫，而成为适士、官师，那么他们不应祭祀这些宗庙，是应该毁掉神主呢，还是保存下来呢？毁掉它，不合礼；保存它，又该由谁主持呢？如果保存神主而让宗子主持祭祀，这就符合‘支子不祭’的礼制。因此，支子中做大夫的人，有事到宗庙祭祀时，要带着上等牺牲到宗子家中祭祀，祝辞说：‘孝子某替介子某进献他平常的祭祀。’既然如此，支子中做大夫的人就不能建立宗庙了。宗子做大夫，支子中的大夫便可以依靠他的三庙祭祀。假设宗子只是适士或官师，只有一庙或二庙，那么他应当祭祀的不过是祖和祢。支子中的大夫应当祭祀曾祖，但宗子既不应祭祀，支子中的大夫又不敢祭祀，难道要让它缺祭吗？” 难道竟要按照支子中大夫所应祭祀的对象去祭祀吗？缺祭，不合礼；祭祀，又不是适士、官师的宗子所应祭祀的。按礼制，大夫想祭祀高祖，要向君主请示，这叫干祫。如今想祭祀曾祖，也要向君主请示吗？又比如宗子是大夫，他的支子中与他同一辈分的人也是大夫，那么依照他的三庙祭祀，当然合宜。假如宗子与支子的辈分等级不同，所祭祀的曾祖、祢也不同等，那该怎么办？我私下认为，应各自按照现今成为大夫者所应祭祀的三庙来祭祀，只由宗子主持祭祀。主持祭祀的始终只有宗子，原本不必论其辈分等级是否相同。君子称赞这是善于说明礼制的言论。没有儿子，死后葬在杭州西山。” 朱廉传 朱廉，另名世濂，字伯清，义乌人。父亲同善曾向许衡学习，王防曾向黄溍学习。李文忠镇守严州时，推荐他担任钓台书院山长。洪武三年，因续修《元史》被召入。史书完成后，与徐尊生、赵壎、朱右请求回乡。洪武六年，参与修撰日历，授翰林院编修。八年秋，擢升楚王府长史，跟随楚王到中都讲习武事。后来因上奏事情，行中左门监察御史吉昌弹劾他，诏令不予追问。十一年三月，因为耳聋，赐令致仕。王防曾随从皇帝到凤阳，中途写下纪行诗进献，皇帝看后赞叹，于是和作了这首诗。徐尊生，字大年，淳安人。先前朱廉被召来议定礼制、参与修撰《元史》和日历时，徐尊生也被授官但推辞了。洪武十年，又以秀才身份被举荐。宋濂将要回乡，皇帝问他：“你回去以后，谁可以代替你？”宋濂以徐尊生回答，于是授他翰林应奉。《曝书亭集》卷六十二 钦定《四库全书》《曝书亭集》卷六十三 翰林院检讨朱彝尊撰 传（二） 戴良传 戴良，字叔能，浦江人。父亲戴暄与柳贯交往，命戴良拜柳贯为师，又跟随黄溍、吴莱交游，并向余阙学习诗歌，旁涉天文、地理、医学、卜筮、佛教、道教等书籍。柳贯去世后，戴良为他服心丧三年。元朝末年，因推荐授任淮南江北等处行中书省儒学提举。当时太祖的军队已经平定浙东，戴良于是到吴中避难。过了很久，带着全家渡海到胶州，想投奔扩廓军中，却没能到达，便寄居昌乐。洪武六年回来，改换姓名，在四明山隐居十五年。后来被征召入京，考试文章，留在会同馆，命光禄寺供给膳食，想授给他官职，但他以年老多病坚决推辞，违逆了皇帝的旨意。第二年四月，死在狱中。戴良世代居住在金华九灵山下，自号九灵山人。元朝灭亡后，他不忘旧日君主和故国，所写诗文都悲凉感慨。他的自赞说：“处在荣辱之中而不改变，把出仕和退隐看作同一件事。吟唱《黍离》《麦秀》之诗，咏叹山河残破的诗句，那么在伯夷、叔齐两位贤人面前，大概就可以少有愧疚了。”同时，江阴人王逢，字原吉，至正年间，台臣推荐他的才能，他称病推辞。后来到青龙江避乱，不久迁居上海，筑草堂居住，自号最闲园丁。张士诚占据吴地时，王逢担任画省使，向元朝投降，拒绝归附太祖。张士诚征召他，他没有出仕。元朝灭亡后，他写诗激昂，超过戴良。洪武十五年，因文章被录用，有司督促他上路；他的儿子扶掖任通事司令，叩头请求，因为父亲年老，太祖命吏部发文书阻止此事。王逢七十岁时，在元旦亲自写下墓志铭，这一年去世。〔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元日〕

译唐肃传 唐肃，字处敬，祖先世代居住在杭州新城，后来迁到山阴。他广泛通晓经史，又研究阴阳、医卜、书法、算术等学问，同时擅长篆书、楷书。元至正十九年考中浙江乡试，授任杭州路黄冈书院山长，转任嘉兴路儒学正。华云龙平定嘉兴时，唐肃归附，按惯例迁往濠州。洪武三年，被召来修撰礼乐书，擢任应奉翰林文字，兼任国史院编修。不久因病不能上朝，被免官，谪居濠州瞿相山耕种，自号丹崖居士。一年多后去世，享年四十四岁。他的儿子唐愚士，名之淳，以字行世。曾经替韩国公李善长起草露布，太祖认为奇异，问起草的人是谁，李善长如实回答。皇帝命快马召他进京，使者没有理解皇帝的意思，把他戴着刑具押送到京城。愚士害怕估计自己不能免罪，路过姑母家门时，告诉使者停下来催促姑母出来，说：“好好替我收殓尸体。”愚士哭了，姑母也哭了。走到东华门时，天已经昏黑，他入宫拜见皇帝。皇帝点着明灯坐在便殿，问道：“你曾经起草露布吗？”他回答：“是。”不久宦官把一张小几放在愚士面前，皇帝命他坐下，交给他册封诸王的册文，说：“你替我润色它。” 愚士回答：“臣即使死一万次也不敢承担。”皇帝说：“姑且在旁边作些注释。”愚士于是奉命注释完毕，抬头看见烛影中的皇帝，皇帝面露喜色，过了很久才让他出去。他到姑母家，姑母为他准备酒食，彼此庆贺。愚士天性孝顺友爱，父亲死后，他把遗骨装在匣中带回赤土山安葬；又寻求父亲遗留下来的文章，即使是荒僻的驿站、残破的墙壁、高崖和断碑，也没有不搜寻、访求并编录的。他常常伏案诵读，声音和眼泪一起凄切哽咽，听到的人都替他掩面流泪。他留在京师时，李景隆聘请他教育自己的儿子，方孝孺向朝廷推荐他。建文二年，授翰林院侍读；第二年因病去世。唐肃尚未迁往濠州时，与上虞人谢肃齐名，当时号称“会稽二肃”。唐愚士以及同乡刘绩、毛铉、蔡庸，都因擅长诗歌而闻名，越地人称他们为“唐、刘、毛、蔡、谢”。谢肃，字原功，考中明经，历任福建按察司佥事，出任漳泉巡按时，当地有老虎为患，谢肃发文告知神灵，老虎便逃走；后来因事获罪被捕。太祖在文华殿亲自审问他，谢肃大声说：“文华殿不是拷打审讯的地方，陛下也不是审刑的官员，请把我交给法司。”于是被下狱，狱吏用布袋压死了他。刘绩任三茅书院山长，是刘涣的儿子，在乡里教授学生，不求仕进。他所居住的西江草堂在门上挂着匾额，以卖文章为生，有了钱就买酒招待宾客。曾经有客人来访，呼喊他的字，过了很久他也没有出来；客人偷看，原来他的妻子正在捡拾破纸代替柴薪来烧，他只是笑了一笑。刘绩的儿子刘师邵也能作诗。毛铉，字鼎臣，跟随唐肃学习《毛诗》，因推荐而做官，任国子学录。钱宰传 钱宰，字子予，又字伯均，会稽人，是吴越王钱镠的第十四代孙。元至正年间考中甲科，因为父母年老，在乡里教授学生。洪武初年，被征召修撰礼乐书，不久因病回去。洪武六年，授国子监助教。十年三月，以年老告归，皇帝答应了他。诏书说：“朕平定四方，随即开设学校，延请师儒，使功臣贤士的子弟以及平民中的俊秀之才，无不入学，教他们经史六艺。助教钱宰在学校多年，成效很大。朕正为诸生有可以效法的榜样而高兴，而你年满七十，恳切请求回乡，特授你文林郎、国子博士，准予致仕。你还应当成为一乡的师表，教导后辈，希望不要愧对古代乡大夫的教化，这样朕对你仍然有所期待。”二十三年，召他担任会试考官。二十七年，诏令征召儒臣校定蔡氏《尚书传》，钱宰和翰林编修张美和、儒士揭轨等二十六人，都被召来。到达后，皇帝对他们说：“你们也知道天象吗？奎宿、壁宿之间黑气凝聚，已经很久了。奎、壁是文章的府库。今年春天黑气开始消散，文运大概应当兴盛起来吧？”皇帝命令在翰林院设局，赐给钱宰等人绮缎衣服和被褥；入朝时让他们排列在朝班侍卫的最前面，王防坐在殿中。当时皇帝认为天下太平，想和百姓一同享乐，在城门外修建了十座酒楼，后来又增加修建五座酒楼，命令百姓在那里卖酒，接待各地宾客。酒楼建成后，其中一座名为“醉仙”，皇帝命钱宰等人在楼上饮酒，并赏给他们钞币。钱宰等人各自献诗称谢，皇帝命礼部尚书任亨泰向诸儒传达旨意：“有年老想回乡的，先遣送他们回去。”众人都回答：“愿意留下。”皇帝非常高兴。书完成后，钱宰不久告老还乡，皇帝命令用驿传飞速送他回乡，九十六岁时去世。张美和，名九韶，清江人，因推荐任县学教谕，升国子监助教，擢任翰林院编修后致仕，当时八十三岁。皇帝对他说：“你在衰老的年纪，每天侍奉在朕左右，如今要离去了，朕将跟随谁呢？”皇帝对他的依恋眷顾就是这样。揭轨，临川人，字孟同，因明经授清河主簿，升知县，回乡教授学生。当时临川人许中丽，字仲孚，摘录唐、元两代诗歌，又兼采当时人的作品，题名为《光岳英华集》。揭轨为此书作序，说诗歌自汉魏以来，没有比唐代更盛的；唐代以后没有比元代更盛的，其中对宋、金的诗并不取用。

译徐贲传 徐贲，字幼文，从常州迁居吴地，擅长画山水，精于诗歌。张士诚征召他，他便和张羽一起进入吴兴。张羽居住在菁山，徐贲居住在蜀山，在山麓修筑精舍。洪武七年，因推荐被起用，命他巡访山西；回来后检查他的行囊，只有一卷纪行诗而已。授给事中，改任监察御史，巡按广东，不久改任刑部主事，出任河南布政司左参政，升左布政使。大将军出兵洮岷，驻军河南，因为有关部门没有及时供给犒劳物资，徐贲向皇帝申诉，最终被下狱而死。徐贲留在吴地时，家在齐门外，与高启、王彝、王行、宋克住在里巷相连之处，每天流连于文章和饮酒之间，所以用“北郭”给他的诗集命名。当时张羽、杨基也来到吴地，四方士人听说后，大多选择在附近居住，于是号称“北郭十友”。十友中的长洲人宋克，字仲温，擅长章草、隶书，能击剑、骑马，还能弹弓射下飞鸟，自号南宫生。张士诚想招致他，却没有成功。洪武初年，被征召为侍书，出任凤翔府同知。昆山人陈则，字文度，洪武六年以秀才身份被举荐，任应天府治中，擢升户部侍郎，不久贬为大同府同知，又升任知府。永嘉人余尧臣，字唐卿。吕珍保护越地时，余尧臣居住在他的幕府中，后来进入吴地。洪武初年，任新郑县丞。无锡人吕敏，字志学，不肯穿元代的服装，穿深衣、戴幅巾，做了道士。洪武初年，掌管本县教谕之职。另一个人就是释道衍。袁凯传 袁凯，字景文，松江华亭人。幼年丧父，努力学习，能作诗。常熟人岑大本写《白燕诗》，受到杨维桢称赞。袁凯见后笑着说：“还没有见到描写事物的工巧之处。”于是重新写了一首，杨维桢极力赞赏，诗一时流传开来，人们称他为“袁白燕”。洪武三年，以平民身份授任监察御史。他上疏说：“国家平定四方，本来依靠将帅的力量。如今天下已经太平，将士大多在京师，精悍有余，但对于君臣之间的礼仪还没有完全研究明白。臣请求在都督府延请通晓经学、研究古学的士人，每月初一、十五朝会结束后，让诸将到都堂听讲经史，希望忠君爱国的心情、保全自身和家族的道理，能够油然而生而自己还不知道。”他又说：“小人犯罪，固然不可赦免。至于年老而有德望的人，有时是过失误犯，应当加以怜悯宽恕，培养他们的廉耻之心，以收取他们日后的功效。”皇帝赞许并采纳了他的意见，于是命令中书省、御史台在午门轮流值班时聘请儒士，与诸将士讲说经书。一天，皇帝审理囚犯完毕，命袁凯送皇太子复审，太子把刑罚依次减轻。袁凯回来报告，皇帝问：“朕和太子谁是对的？”袁凯叩头说：“陛下的法令是正确的，东宫的心地是慈爱的。” 皇帝认为袁凯持两端、两面讨好，心中不高兴。袁凯害怕了，借口有病回乡。皇帝派人侦察他，他便假装发狂而得以免祸。袁凯面容清瘦而身材高大，有才辩，喜欢开玩笑。归田以后，他常常背着方巾，倒骑黑色公牛，在泖水一带往来；登上九峰，喜欢新奇的人把他的形象画下来收入画中。袁凯的诗完全去掉雕琢装饰，评论者推为明初诗人之冠。同时，华亭以诗闻名的人有蜀府教授顾禄，字谨中。他曾经过鄱阳湖作诗，太祖听说后，命他把所有作品都进献上来，皇帝在便殿披阅，于是把它命名为《经进名集》。楚府左长史管讷，字时敏，跟随楚王攻破铜鼓蛮时，诸将想把余党全部消灭，管讷坚决争辩，使他们免于一死。楚王说：“管长史一句话救活了万人，将来一定会有后代。”不久他生了儿子，取名延枝，楚王把他养在宫中，长大后任府纪善。这两个人和袁凯相比，他们的诗远远不如。孙蕡传 孙蕡，字仲衍，广州顺德人。何真守卫南海时，征南将军廖永忠的军队到来，孙蕡替何真写信归附，廖永忠于是征召孙蕡担任广州教授。洪武三年考中乡试，授工部织染局使，升任虹县主簿，选入朝廷任翰林院典籍，参与修撰《洪武正韵》，奉皇帝命作《醉学士歌》，合乎皇帝心意。不久又外任平原主簿，因事获罪被捕，奉旨押送到左校修筑萧墙。孙蕡望着城门吟唱粤地歌谣，督工的人把这件事报告上去。皇帝召他到面前，他陈述所唱的诗歌，内容都是忠君爱国的话，皇帝便释放了他。洪武十五年，授苏州府经历。凉国公蓝玉曾请求孙蕡为画作题诗，蓝玉被诛，孙蕡因党案连坐而伏法。孙蕡以诗歌称雄岭南，与河东人王佐、彦举，番禺人黄哲、庸之、李德仲、修赵介、伯贞在南园结社，建造抗风轩，延请当时的名士，世人所说的“南园五先生”就在其中。王佐因为父亲在南雄做官，于是入籍南海；何真聘请他掌书记。洪武初年被征召授给事中，皇帝赐学士宋濂一匹黄马，亲自为他作歌，命群臣唱和。王佐诗作完成，皇帝看后特别高兴，赐给他一锭钞。王佐天性不喜欢做官，任官两年，常说：“早早上朝哪里比得上晚起？官服怎么能胜过蓑衣？” 于是告老还乡，皇帝又赐给他钞币。王佐笃厚重情，父亲去世时家贫不能办理殡殓，有个叫廖元正的人替他料理丧事，把棺材暂厝在南雄五里山。王佐侍奉廖元正，如同侍奉父亲。廖元正死后，他终身哀悼仰慕。黄哲喜爱山水，遍游岭南各处名山，后来北游，停留在秦淮。李善长、汪广洋交相推荐他给太祖。吴元年，授翰林待制，侍奉太子读书，不久兼任典签。洪武初年出使青州、徐州，不久出任东阿县知县，升东平府通判；上疏谈论时政，皇帝发怒，放他回乡。不久召回山东，又因别的事情受到牵连，交付法司处理。黄哲北游时，倚着船篷听雪，惊叹说：“这是天下自然界最奇妙的声音。”回乡后建造轩舍，命名为听雪篷，学者称他为雪篷先生。李德仲作诗仿效李白、李贺，孙蕡嘲笑他说：“你真像混元皇帝啊，孙某。”因推荐授洛阳典史，升济南府经历；自称年老，改任汉阳教谕，任期届满后改任义宁县教谕。赵介多次被推荐却不肯出仕，因牵连获捕，经过南昌时去世；因为他的儿子赵纯显贵，追赠监察御史。孙蕡被杀时，他的弟子新会人黎贞抱着他的尸体，用衣服包裹起来，停殡在安山南面。黎贞，字彦晦，曾代理县学训导之职，后来辞去；在住宅南面筑起钓鱼台。不久因牵连获罪，被谪戍辽东。等到获释回乡，将要到家时天已经黑了，他取出船中的酒，先登上自己所筑的台。面对月亮独自饮酒，过了很久，才敲门进家。黎贞嗜酒，自号陶陶生，又号秫坡居士。还有唐豫，字用之，也是孙蕡的弟子，有孝行。他居家时制定乡约，用来约束邻里；冠礼、婚礼、丧礼、祭礼，一定按照古人的标准办理。父亲在世时，即使儿子已经年老，也不许坐着，不许赌博下棋，不许饮酒；缴纳公赋必须放在首位。乡人受到他的教化，称他为乐澹先生。

译王蒙传 王蒙，字叔明，湖州人，是赵孟頫的外甥。他文思敏捷，不拘泥于规矩，擅长画山水，也善于画人物。年轻时作《宫词》，仁和人俞友仁看后说：“这是唐人的佳句啊。”于是把妹妹嫁给他。元朝末年任理问，遇乱后隐居黄鹤山，自称黄鹤山樵。洪武初年任泰安州知州。王蒙曾到胡惟庸的私宅拜访，和会稽人郭传、僧人知聪一起观看画作。胡惟庸伏法，王蒙因此获罪被捕，死在狱中。郭传又名正传，字文远。洪武七年，皇帝驾临武楼，赐学士宋濂就座，对他说：“天下已经平定，朕正留意那些学问深厚的士人，你知道有这样的人吗？”宋濂回答：“会稽有个郭传，他的学问有渊源，文章雄健丰赡而新颖秀丽，议论以六经为根据，是个奇才。”不久宋濂拿着郭传的文章进献，皇帝在谨身殿召见他，授翰林应奉、直起居注，升兵部主事，又升考功监丞，进为监令，出任湖广布政司右参政。林鸿传 林鸿，字子羽，福清人。洪武初年，因人才推荐，授将乐县儒学训导，历任礼部员外郎。他性情洒脱，不善于做官，未满四十岁就自行辞职，回到闽中。擅长诗歌的人有几十位，才子之中林鸿最为杰出。十才子包括闽地的郑定、侯官的王褒、唐泰，长乐的高棅、王恭、陈亮，永福的王偁，以及林鸿的弟子周玄、黄玄。当时人把周玄、黄玄称为“二玄”。林鸿论诗的大意认为，汉魏诗歌骨气虽然雄健，但精华不足；晋代崇尚玄虚，宋代崇尚条达流畅，齐梁以下只追求春花般的华丽，缺少秋实般的厚重。只有唐代诗人可以说达到了大成；但贞观年间还沿袭旧的浅陋风气，神龙年间逐渐改变旧调，开元、天宝年间声律才完备，学习诗歌的人应当以此为法式。闽地谈论诗歌的人，大多以林鸿为宗。晋府引礼舍人、无锡人浦源，字长源，仰慕林鸿的名声，翻越山岭前去拜访，到了他的门前。周玄、黄玄请他吟诵自己的作品，浦源说：“这是我们家的诗。”并把这话告诉林鸿，林鸿便邀请他加入诗社。郑定，字孟宣，曾任陈友定的记室。陈友定失败后，他渡海逃亡，在交州、广州一带流亡很久，后来回到长乐居住。洪武年间，被征召授延平府儒学训导，历任齐府纪善，升国子监助教。王褒，字中美，是林鸿哥哥的女婿。任长沙学官，升任永丰县知县。永乐年间，被召入朝参与修撰《永乐大典》，擢任汉府纪善。唐泰，字亨仲，洪武二十七年考中进士，授行人，历任陕西按察司副使。王恭，字安中，隐居七岩山，自称皆山樵者。永乐初年，因儒士推荐，被起用为翰林待诏，当时已经六十多岁。王偁对他说：“您莫非是因为会稽的章绶才来的吗？”王恭回答：“山中的斧柄还没有朽坏，幸好它还安在。”参与修撰《永乐大典》，书成后，授翰林院典籍。陈亮，字景明，自认为是故元的儒生，明朝兴起后多次诏召也不出仕，写《陈抟传》来表明志向，在沧洲中结草屋居住，与三山的老年贤士结成九老会，终身独自不做官。黄玄，字玄之，将乐人，听说林鸿弃官归乡，便带着妻子儿女住到闽县，以岁贡身份任泉州儒学训导。周玄，字微之，闽县人，永乐年间以文学被征召，授礼部员外郎。曾经带着一千卷书到高棅家中阅读十年，辞别时把书全部留下，说：“它们已经在我的腹中书箱里了。”同时，赵迪、林敏、陈仲宏、郑关、林伯璟、张友谦，也都因能作诗而闻名，都是林鸿的弟子。王偁传 王偁，字孟扬，父亲王翰，元朝时做官，任潮州路总管。元朝灭亡后，王翰渡海进入福建，隐居永福山中，做了十年道士。太祖听说他的贤能，诏令有关官府强行起用他。王翰认为道义上不能侍奉两个朝代，自刎而死。王偁考中洪武二十三年乡试，按惯例应当进入国子监，却请求回乡奉养母亲。母亲去世后，他在墓旁结庐守墓六年。太宗即位后，因近臣推荐，召他到京，授国史院检讨，参与修撰《永乐大典》，命他充任总裁官。过了很久，因获罪被贬到交阯。英国公张辅征召他住在幕府中。王偁的诗文最受解缙喜爱。解缙出任参议、督运粮饷到化州时，把王偁推荐给张辅，带他进入广东，纵情游览山水。文皇帝听说后，逮捕解缙下狱，也牵连到王偁。王偁在狱中多年，最终死于狱中。他的自述诔文说：“有人用干支推算人的祸福生死，说我的出生年、日都属庚，等到丙年，在阏逢之岁，位当鹑火，我的寿命就不能延长了。孟子说：‘死于桎梏，不是正命。’昼夜运行的道理，我怎么能不思考呢？写下这篇拘系中的自诔，极力发出呼天的言辞，使后世那些被蝼蚁吞食、被乌鸢啄食、被阳侯淹没、被回禄焚烧的人，或者归还他的形体，或者招回他的魂魄，或者收藏他的衣冠，希望让后世有考察之人怜悯他的志向而哀悼他。呜呼！孟扬，是古代那样的人。依仗才能的人，常常困顿于没有机会施展；志向远大的人，反复遭受挫折，却又屡次登上高位。你缺少古人的才华，却崇尚古人的志向，怎么能不在当时显得奇异，反而把自己归咎于乖戾，辜负你的君主，也辜负你的父母呢？呜呼！还有谁能为你辩白？悠悠苍天，读到这里的人都为你流泪。

译孙作传 孙作，字大雅，后来以字行世，又改字次知，江阴人。至正末年，带着全家到吴地避兵，其他东西全都丢弃，只装了两竹篓破书。张士诚听说后，给他供给俸禄；他因母亲生病而辞去，居住在松江。洪武六年，因礼部尚书牛谅推荐，被召来修撰日历。书成后，按理应授翰林院编修，孙作以年老多病请求外任，于是授太平府儒学教授。八年春，选拔天下学官入朝任职，孙作也在其中；他在殿廷对答中名列第一，授国子监助教。不久命他分赴中都教育学生，召回后擢升国子监司业。十三年，因罪被废为平民。十七年，起用为翰林待诏，最终任长乐县儒学教谕。孙作文章醇正谨严，动辄有依据，不随意标新立异，有时几年也写不出一个字；一旦遇到得意之作，便穷尽昼夜，笔和砚一刻不停。家人责备他，他说：“我的一生正逢乱离，又忧虑饥寒，既不能对当时有所裨益，又不能在后世留下名声，这难道是上天生我的本意吗？”著有《东家子》十二篇。宋濂把它比作扬雄的《法言》和周敦颐的《通书》。他的座右铭说：“多说话，是欺骗的蔽害；多思虑，是欲望的拖累。应当潜心宁静来修养心性，坚强刚毅来坚定志向。要在别人不知道的时候除去自己的恶念，要在只有自己知道的地方真诚行善。不要贬低别人来抬高自己，不要看重外物而轻视自身，不要迎合世俗而改变操守，不要矫揉虚伪而丧失真实。能够忍受别人不能忍受的事情，就能胜过外物；能够容纳别人不能容纳的事情，就能超过常人。”他为自己的画像作赞说：“贫穷到多次空乏，而内心富有得如同拥有万钟粮食、千辆四马高车；身高不超过普通人，而志向足以夺取三军统帅的地位。这是怎样才能做到的呢？大概差不多是因为能够反省自身而没有愧疚吧。”门人称他为“清尚先生”。孙作的同县人张宣，起初名张瑄，字藻仲。洪武初年，因考核礼制被征召，不久进入史局修撰《元史》。当时同馆的人都是老成的宿儒，只有张宣年纪最轻。皇帝亲自写下他的名字，召到殿廷，授翰林编修，称他为“小秀才”。奉诏回乡，娶了妻子；妻子是松江府儒学训导邵亨贞的女儿。张宣后来因事获罪，被贬到濠州，途中去世。叶子奇传 叶子奇，字世杰，龙泉人。因推荐授巴陵主簿，曾作《太玄本旨》，深入研究衍皇极的学说，儒者都称许他。洪武十一年春，有司祭祀城隍神，群吏私下饮用猪脑酒，县学生揭发了这件事，叶子奇正好来到，因此因株连而被逮捕。在狱中用瓦片磨墨，有所得便写下来。事情解除后居家，继续完成这部书，题名《草木子》。这部书考察古今礼仪，星宿运行的轨道，律历推步的验证，阴阳五行生克的运转，海岳、江河湖海，戎狄和蛮夷少见的物产，神鬼显现和隐伏的道理，土石的变化，鱼龙的怪异，旁及佛教、道教的书籍，最终归结到六经；同时记载时事的得失、战争饥荒和灾异。他说：“所谓《草木子》，就是以草计算时令，以木计算年岁，用来比拟自己的生命。”同乡人王毅，字刚叔，曾跟随许谦学习，接受理一分殊的宗旨。叶子奇向王毅学习后，感叹说：“圣贤的学问，不以见闻广博为贵，而以宁静为主。”于是自号“静斋”。王洪传 王洪，字希范，钱塘人。八岁就能写文章，跟随胡粹中学习《春秋》。洪武三十年考中进士，授行人，升吏科给事中，改任翰林院检讨，参与修撰《永乐大典》，充副总裁官，历任修撰、侍讲。不久降为礼部仪制司主事。尚书吕震奉命巡行陕西各部事务，很多事情都由王洪决定。皇帝惊异于他的才能，诏令他作佛曲序。王洪对此感到为难，又受到同僚排挤，未能得到任用，后来患末疾而死。王洪才思敏捷，任翰林时，皇帝正怀柔远方之人，属国不断进献方物。麒麟、白泽、驺虞、芝草、醴泉等凡有歌颂之作，都命王洪撰写，他总能立即完成。他与解缙、王偁、王璡、王达并称“东南五才子”。王偁最为自负，却唯独推重王洪，不敢与他并列。王洪曾和常熟人张洪谈论诗歌，吟诵自己的作品，把它比作汉魏诗歌。张洪笑他，没有回答；王洪又说：“我终究不会写成六代人的语言。”张洪回答：“你的诗只是靠近李白的门墙，还没有窥见他的深奥之处。”王洪这才折服。王洪病重时，皇帝赐给他药物；去世后，又赐给他棺材，并供给船只，送他的灵柩回乡。王达，字达善，无锡人。洪武年间，王达因人才被举荐，授大同府学训导，入朝任国子监助教。文皇帝即位后，因姚广孝推荐，擢任翰林院编修。皇帝问建文帝的过失，王达回答：“可以和他一起做善事，只是辅导他的人不对罢了。”参与修撰《高皇帝实录》，升侍读学士，参与修撰《永乐大典》，充任总裁官。皇帝巡视太学，坐在□伦堂，举行养老礼，王达于是献上《视学颂》。永乐三年秋，与王景一同担任应天府考试官。四年春，考试天下士人，又任考试官。五年夏，因病去世。王达性情恭敬谨慎，不饮酒，饮食清淡，晚年自号“耐轩”，又号“ 天游道者”。居住大同时，著《笔畴》三十二篇，主旨在于柔顺、退让、谦逊，很接近老氏的宗旨。王洪虽然在朝廷上坚持节操，志向却很谦逊；后来解缙、王偁、王璡三人都获罪而死，只有王达和王洪得以善终。张洪，字宗海，精通经学。洪武年间因事获罪，戍守云南；因推荐任靖江王府教授。永乐初年，以行人身份出使日本，回来后奉诏出使缅甸，向那罗塔宣谕，往返六次缅甸才听命。仁宗即位，召入朝任翰林修撰，七十岁致仕。高棅传 高棅，字彦恢，长乐人。永乐初年，他从平民被征召进入翰林院，任待诏，改名为廷礼，别号漫士。过了很久，升任典籍。他生性善饮，喜欢谈笑戏谑，擅长书法绘画，尤其专长于诗歌。他曾仿照唐人所作的诗，按照体裁分类，又依照时代先后确定品目：初唐称为“正始”，盛唐称为“正宗”，分为“大家”“名家”“羽翼”，中唐称为“接武”，晚唐称为“正变”“余响”，方外异人等列为“傍流”。书成后名为《唐诗品彙》，共九十卷，另有《拾遗》十卷。他又选择其中最合格的作品编成《唐诗正声》十二卷。评论者认为，他所选诗的音节很值得观赏，但神韵义理还不够。然而高棅说：“我从小就沉迷于诗歌，总想窥探唐人的藩篱，刚刚踏入他们的领域时，就像坠入终南山万重山岭之间，茫然不知道要往哪里去。后来便在左边攀援、右边涉行，早晨登山、晚上观览，忽上忽下，时登时降，进退回旋，经历了几十年。其中偏僻的小路和通达的大道，高大的门第和幽深的屋室，都历历在目，可以一一指出。我的学习专心到了这种程度。”明朝终世，馆阁中的人都尊奉他的说法。

译王绂传 王绂，字孟端，无锡人。博学多才，擅长作诗，善于书写，画山水、竹石更是精妙绝伦，一时无比。洪武年间，他因受牵连获罪，被谪戍朔州。永乐初年，因有人推荐他善于书法，供职于文渊阁。过了很久，授任中书舍人。王绂未做官时，和吴人韩奕是朋友，隐居在九龙山，于是自号九龙山人。他在书法上总以古人为标准要求自己，画画却不肯草率下笔。游览时酒兴浓烈，拿笔遇到长廊白壁，便尽情挥洒；有人拿金帛来求购片纸，他往往拂袖而起，有时闭门不接，甚至对人呵斥，也毫不顾惜。有人劝他说，王绂答道：“大丈夫应当慎重选择自己的处世方式；小事尚且如此，大事又将怎样呢？”他在京师月下听到箫声，十分高兴，乘兴画了一幅竹石图。第二天访寻吹箫的人，把画送给他，原来那人是商人。商人用红色毛毡作馈赠，请求再画一枝竹子来配成一幅，王绂笑道：“我是因为箫声来访你，你却用箫材来报答我；你是个庸俗的人。”于是索回前一幅画，把它撕碎，将馈赠退还。有一天退朝后，黔国公沐晟从后面呼喊他的字，王绂没有回应。同列告诉他说：“这是黔国公。”王绂说：“我不是没有听见，只是他一定是来向我要画的。”沐晟追上他，果然是来求画。王绂只点了点头。过了几年，沐晟又写信来，王绂这才为他作画。随后他说：“我的画只赠给黔国公本人，不能给他的客人。平仲微是我的朋友，我把画寄给他；等黔国公向他索取时再给他就可以了。”他的高尚耿介、超凡脱俗就是如此。昆山夏昺也擅长画竹石，技艺仅次于王绂。他画一枝竹，价值相当于一锭金子；但人们大多通过馈赠求得他的画，有见识的人不赞成这种做法。夏昺字仲昭，永乐十三年中进士，改任庶吉士，不久授中书舍人，转任吏部考功主事，出任瑞州府知府，入朝任太常寺少卿，升为太常寺卿。夏昺和上元人张益同年中进士，又都以文章著名，也都擅长画竹。后来夏昺看见张益的《石渠阁赋》，认为自己不如他，于是不再作赋；张益看见夏昺所画的竹石精妙绝伦，也就不再画竹。张益死于土木之难。仲微名声显著，是钱唐人，曾任滕县知县，后被贬戍云南。他的诗颇为豪放自得，云南诗人称说平居、陈郭、仲微三人，其中仲微也是一位。沈度传 沈度，字民则；弟弟沈粲，字民望，都是松江华亭人。兄弟二人都擅长书法，沈度以婉转秀丽见长，沈粲以刚劲飘逸见长，各自都达到了精妙境界。沈度广泛涉猎经史，写文章崇尚平易淡泊，完全摒弃浮华艳丽。洪武年间，他被举荐为文学，却没有赴任，因而多次被贬谪到云南。岷王备礼带着聘书聘请他，他多次进谏而没有得到采纳，便辞去。都督瞿能请他教授子弟，于是他随同瞿能一起进京。当时文皇帝刚即位，下诏令吏部选取善于书法的人进入翰林院，供给俸禄。沈度、吴县的滕用亨、长乐的陈登一同被选中。当时解缙、胡广、梁潜、王璡都擅长书法，而沈度最受皇帝赏识，名声超过朝廷士大夫。他每天在便殿侍奉，凡是庙庭使用、秘府收藏、颁赐属国的金版玉册，都一定命他书写。于是他由翰林典籍升任检讨，历任修撰，升为侍讲学士。沈粲由翰林待诏升任中书舍人，又升为侍读，进阶为大理寺少卿。兄弟二人一同获赐织金衣，姓名被镂刻在象简上，并用金泥填饰；又按照他们的官职赠给父母，派驿站车马传送回乡，告祭于父母墓前。昆山夏昺，字孟▯，和他的弟弟夏防因擅长书画而闻名，同任中书舍人，当时号称“大、小中书”；而沈度、沈粲则号称“大、小学士。沈度性情敦厚朴实，谦逊而能礼待下人，对取舍十分严谨，并且善于训导。有人通过他的朋友求他写字，请求把自己的姓氏写在字的上方，沈度沉思说：“莫非就是从前弹劾奏告有关官员的人吗？”立即拒绝了。朋友再三请求，他最终也不肯写下姓字。他在内廷充任顾问时，必定以正直的意见回答。沈粲十分敬爱兄长，自己一有赏赐，往往就拿回去奉给哥哥。沈度的儿子沈藻任中书舍人。滕用亨起初名为滕权，字用衡，精通篆书、隶书，被推荐时已经七十岁了。皇帝召见他，他写了“麟凤龟龙”四个大字进献，又献上《祯符诗》三篇，被授为翰林待诏，参与修纂《永乐大典》。滕用亨善于鉴定古物，曾陪皇帝观看一幅画卷，画还没有看完，众人都认为是赵伯驹所作，滕用亨说：“这是王诜的笔迹。”看到卷尾，果然如此。陈登，字思孝，起初任罗田县丞，改任兰谿县丞，又改任浮梁县丞，选入京师后仍领取县丞的俸禄，经过十年才授任中书舍人。陈登入京时，滕用亨自夸说在篆籀书方面天下没有人超过自己，又倚仗年长，多次当面折辱陈登。陈登不和他计较，滕用亨过了三天仍不停止。陈登从容进言说：“我有幸忝居这里，希望向您请教一件事。”于是列举十多件滕用亨所说而不合《说文解字》的地方，并引用许慎的学说加以证明，滕用亨才屈服。陈登对于六书的本源，广泛考察、详细研究，用力十分勤苦。自周、秦以来的残碑断碣，他一定竭力搜寻并摹拓下来，仔细考察后加以辨别确定。得到他的传授的是太常卿、南城人程南云。刘溥传 刘溥，字原博，长洲人。他的祖父刘彦敬凭医术侍奉文皇帝。刘溥八岁就能作诗，长大后常随祖父游学于两京。宣德初年，授惠民局副使。他早期作诗仿效西昆体，后来越来越奇特纵逸。同乡刘珏，字廷美，任山西按察司佥事，擅长唐律，人们称他为“刘八句”。他尤其善于鉴赏古代书画，收藏有《终南山进士图》。适逢除夕，刘溥在画上题了一首长诗。刘珏把画挂在厅堂，第二天来贺正的宾客争相撕下门籍纸，把题诗抄走。刘珏笑道：“这真是个耗纸鬼。”当时海宁人苏平，字秉衡；苏平的弟弟苏正，字秉贞；昆山人沈愚，字通理；蜀人晏铎，字振之；慈溪人王淮，字柏仪；真定人蒋忠，字主忠；同里人邹亮，字克明；中都人汤胤勣，字公让；淮安人王贞庆，字善甫，都因能诗而闻名。汤胤勣最为豪迈刚直，自以为举世无双。邹亮常常凭意气压过他。王淮和他辩论，有时整日也分不出高下。等到见到刘溥，他们却总是低头服输。刘溥精通天文、音律、历法之学。正统十二年，京师产下一头五足牛，其中一足生在颈部的蹄上，反向朝上。刘溥占卜说：“小人居于上位，戎狄将横行越境。” 正统十四年，皇帝亲自率军北征，刘溥随群臣在道路左边拜伏，看到太阳旁边的云气中间黑、外面红，更加忧虑，于是作《送驾诗》来表达心意。不久发生了土木之变，于是议论者纷纷推荐他，皇帝没有答复。过了很久，他调任太医院吏目。汤胤勣是东瓯襄武王钱和的曾孙，王贞庆是驸马都尉、永春侯王宁的儿子。晏铎、邹亮都任监察御史，其余人都没有做官。当时号称“十才子”。〔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二年〕 《曝书亭集》卷六十三 钦定《四库全书》《曝书亭集》卷六十四 翰林院检讨朱彝尊撰写 传（三）

译王冕传 王冕，字元章，是诸暨农家的儿子。父亲叫他放牛，王冕把牛放在田埂上，偷偷进入私塾听村童读书，傍晚丢失了牛，父亲大怒，把他打了一顿。后来他寄住在僧寺里，夜里坐在佛像膝上，借长明灯读书。安阳人韩性认为他非同寻常，便招来他，让他跟从自己学习，王冕于是通晓《春秋》。他曾经参加一次进士考试，没有考中，便烧掉自己所作的文章，转而研读古代兵法。他常戴高檐帽，穿绿色蓑衣，脚踏长齿木屐，敲着木剑，或者骑牛走在集市中。有人厌恶他的狂放，同乡王艮却特别爱重他，还拜见了他的母亲。王艮任江浙检校时，王冕前去拜访，鞋子破烂不全，脚趾都踩在地上。王艮送给他一双草鞋，委婉劝他领取吏禄，王冕笑而不答，放下草鞋就离开了。他回去迎接母亲到会稽，驾着白牛车，王冕戴着古冠、穿着古代衣服，跟在车后。同乡的孩子都讥笑他，王冕毫不理会。他居住的房屋靠着土墙，安置锅釜，亲自劳作，奉养母亲、教授弟子，把这些作为日常生活。高邮人申屠駉任绍兴理官，经过钱塘时，向王艮询问朋友。王艮说：“乡里有个王元章，他的志向和品行不向世俗求取；您想和他交谈，非亲自去见不可。”申屠駉到了以后，立即派小吏通报。王冕说：“我不认识申屠先生，请替我谢绝，不见他。”〔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两〕 申屠駉于是到他的住处去，行礼十分恭敬。王冕这才见他。过了一年多，王冕投书向申屠駉致谢。后来他向东游历吴地，渡过江，登临岳山，于是向北到了燕地。泰不华推荐他任馆职，王冕说：“您真是个愚人啊！不到十年，这里就会成为狐兔游走的地方，我还要俸禄做什么？”翰林学士危素，王冕并不认识。危素住在钟楼街，王冕知道这件事。有一天，危素骑马经过王冕那里，王冕作揖请他坐下，却不询问姓名，忽然说：“您不是住在钟楼街的人吗？”危素说：“是。”王冕便不再和他说话。危素出去后，有人问那位客人是谁，王冕笑道：“这一定是危太朴。我曾经读过他的文章，觉得有诡异之气；如今看见他的为人举止，果然也是这样。”王冕擅长作诗，通晓篆籀，开始用花乳石刻私印，尤其擅长画梅，采用胭脂画没骨梅花。燕京的贵人争相求画，他便把一幅画张挂在墙上，在上面题诗，诗中含有讽刺意味。有人想逮捕他，王冕察觉后立即回去，对朋友说：“黄河向北流，天下将要大乱了。”他带着妻子儿女隐居到会稽九里山，自号煮石山农，把住处命名为竹斋，把船题名为浮萍轩。他在鉴湖曲折的水道中任意游荡。太祖已经攻取婺州，派胡大海进攻绍兴，在九里山驻兵；当地居民奔逃，王冕却不为所动。士兵把他抓住，和他一起去见胡大海。胡大海请他入内询问，王冕回答说：“越地人秉持义理，不可以侵犯。如果您做的是合乎义的事，谁敢不服？如果做的是不合义的事，那么谁不是敌人呢？”太祖听说他的名声，授给他谘议参军的官职，但王冕已经死了。朱彝尊说：“元朝末年，有很多隐逸之士。”王冕就是其中之一。自从宋濂所作的《王冕传》流传后，世人都把他看作参军。王冕又何曾有一天参与过军务呢？我读徐显的《稗史集传》，王冕大概是那种不肯降低自己的志向、直到死去的人。因此另作一篇传记，送给史馆，希望编纂者能够选择采用。

译杨维桢传 杨维桢，字廉夫，会稽人，家住铁厓山下。他的父亲杨宏修筑了一座高楼，让他在楼上读书，同乡人称它为“书楼”。杨维桢在泰定四年凭《春秋》考中进士，授任天台县尹。元朝进士授任县尹，大概从杨维桢开始。后来改任钱清场盐司令，久久得不到调动，便和道士张雨纵情游览西湖。至正初年，朝廷修纂辽、金、宋三史，三史完成后，关于正统归属仍没有定论。杨维桢作《三史统论》，认为元朝的大一统在于平定宋朝，而不在于平定辽、金；正统应当承接宋朝，不应当承接辽朝。欧阳玄看见后说：“百年的公论，就将在这里确定了。”他升任江西儒学提举，但道路阻塞无法赴任，于是避居富春山，后来迁居钱塘。张士诚听说他的名声，召请他，他不肯前往，回信说：“阁下乘天下动乱而起兵，奖护王室，淮、吴百姓众口一词，都认为阁下有四件事无人能及：军队不嗜杀，这是第一；听到善言就拜谢，这是第二；生活俭朴，这是第三；优厚供给吏禄，对奸贪之人必定诛罚，这是第四。东南豪杰都希望阁下能够有所作为。然而，做阁下将帅的人，有求生之心，却没有拼死之志；做阁下守令的人，有奉承上级的办法，却没有体恤百姓的政务；〔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万口〕 做阁下宗族姻亲党羽的人，没有制定禄法，却有奸邪占据职位的权力；把谄媚当作忠诚，把欺诈托说成正直，把贪婪暴虐装饰成廉洁。最可怕的是，动用民力来动摇国家根本，利用吏治手段搜括田租；铨选任用私人，不奉行制度；支出国库钱粮，却不上缴国库；接受投降者而不加疑虑；任用忠臣却又使其反复。这六种情形只要有一种，就足以亡国，阁下不能不省察。正当可以有所作为的时候，既有可以凭借的形势，却始终没有成效，原因是什么呢？这是因为替阁下筹划的人少，而替自己谋划的人多。”杨维桢年老而且有病，不以爵禄求取于阁下；希望阁下采纳我的话，小则可以成为钱镠，大则可以成为晋文公重耳、齐桓公小白；否则自身犯了这六种可怕的弊端，不发生内乱，也必然有外祸。等到后来才想起杨维桢的话，唉，已经晚了。张士诚得到这封信却不能采用，也没有因此怪罪他。后来杨维桢又触犯了丞相达实特穆尔，于是迁居松江，遍游山水，得到一把断剑，把剑链截下来作成笛子；戴铁叶冠，穿粗布衣，吹笛作《廻波引》，于是号称铁笛老人，有时自称老铁，也称抱遗老人，又称东维子。他的诗奇崛不羁，以不蹈袭前人为自得。他本性不嗜饮酒，却很沉溺于音乐，出行时总让歌伎随行。他喜欢提拔引荐人物，曾说：“我门下能作诗的人，南北超过一百；若求像山阴张宪、吴下袁华这类人，却不到十个。”又说：“我在东南寻求诗人，永嘉李孝光、钱唐张雨天、台州丁复、项炯、毗陵吴恭、倪瓒，可以说都是有根基的人。近来又得到永嘉张天英、郑东、姑苏陈谦、郭翼，吴兴又得到郯韶。”洪武二年，朝廷编纂礼乐书，另外征召儒士修撰元史。皇帝派翰林院侍读学士詹同带着礼物到他家中召请，他推辞不去。第二年下诏敦促，赐给安车，让他到朝廷来。他留居四个月，礼书的条目完成，史书的统绪也确定了，于是以平民身份请求告老还乡，皇帝准许了他，仍赐安车送他回去，他到家便去世了。杨维桢迁居松江后，和钱唐人钱惟善、同乡人陆居仁互相唱和。钱惟善，字思复，至正元年参加省试，试题是《罗刹江赋》。当时考场锁院，三千人参加考试，只有钱惟善依据枚乘《七发》辨明钱唐江就是曲江，因此得以成名，号曲江居士。后来任副提举，张士诚占据吴地后，他便不再做官。陆居仁，字宅之，泰定三年参加乡试，隐居教授学生，自号云松野褐。二人去世后，知府林公庆抬着他们的棺木，和杨维桢一起葬在干山东麓，人们称为“三高士墓”。〔原文数字、纪年保留：百人〕

译徐一夔传 徐一夔，字大章，天台人，以文章受到知遇，危素授给他建宁教授的任命文书。吴元年六月，皇帝下诏令儒臣编纂礼书，命中书省举荐危素；危素志向高洁、博古通今，并说不是深通经术的士人不要派遣。于是徐一夔首先被征召，在天界寺设局，草创完成后返回。元史修成后，元统以后没有可以考征的事迹，准备继续修撰。王祎推荐徐一夔，徐一夔写信答复说：“您从漳州被召来编修元史，和金华宋公一同领受总裁的任命。开局以来不到一年，从元太祖到宁宗十三朝，全部依据实录，修成后上奏进呈。局中执笔的士人，有的授官，有的还山离去；唯独顺帝三十六年的事情没有实录可以依据，于是分别派遣使者搜访故都的图籍，各郡有关政体的文书，也都收集并记录下来，以备采择，足以完成一代史书。近来县吏接连上门，传达浙江省官僚的命令，说朝廷因史事征召我，又说您把我作为善于叙事的人推荐给了当权者。作为总裁推荐人才，本来就是您的职责；但是为什么要牵涉我这样无能又有病的人呢？我私下曾想到，近世评论史书的人说，没有什么比日历更为切要；日历是史书的根基。” 自唐高宗长寿年间起，史官姚璹奏请编撰《时政记》；元和年间，韦执谊又奏请史官编撰《日历》。《日历》的设置，其方法是以事情系于日期，以日期系于月份，以月份系于时令，以时令系于年份，这仍然保留着《春秋》的遗法；而《起居注》也专门以甲子作为编排的起例，大概记事的方法没有比这更好的了。过去宋朝极其重视史事，《日历》的修撰，必须由各部门关白：比如诏诰政令，三省一定记录；军事机密和边境事务，枢密院一定报告；百官的任免，刑罚和赏赐的施予与剥夺，台谏官的论列，给事中和舍人的驳正，经筵上的问答，臣僚的转对，侍从官的直前进言，以及旧例中朝廷内外的密封奏章、匣奏，下至钱粮、军队、刑狱、诉讼、营造，凡是有关国家政体的事项，都一定按日期记录下来。又担心这些记载出自官吏文书，难免有讹误；如果差错一天，后来就难以考定；如果遗漏一件事，后来就难以增补。这就是欧阳修担心《日历》或许会遗失的原因。他奏请每年年终由监修国史的宰相会同检查修撰官；当天所记录的事情，如果有人毁坏官职、失职，就处罚他。宋朝对《日历》慎重到如此程度。《日历》不至于遗失，后来编修《会要》就从这里取材，日后修撰实录也从这里取材，百年以后编写纪、志、列传仍从这里取材；这就是宋朝史书所以精确的原因。元朝以制度文书为要务，崇尚简便，不设置《日历》，也不设置《起居注》，只有中书省设置时政科，由一名文学掾掌管，把事情交给史馆。等到皇帝去世，国史院只依据时政科所交的材料修撰实录罢了。幸好天历年间曾下诏修撰《经世大典》，虞公集依照《六典》编成此书，使一个朝代的典章文物大体完备。此书只记到天历年间，但其中的事情可以用来补足十三朝史书所缺。前一阶段修史既有实录可以依据，又有《经世大典》可以参照，一时参与编纂的人要完成这十三朝的史书并不困难。至于顺帝三十六年间的事情，既没有实录，又没有可以参照的书，只能凭采访来补足，我私下担心其中的事情未必核实，言辞未必妥当，首尾未必贯通。即使有职事高、才学卓越、能够提纲挈领而有条不紊的人来做，先前那些诸公有的授官、有的还山，已经各自散去；如今却想让像我这样无能又有病的人在后面勉强充任，实在担心不能符合您的心意。有司不容许我推辞，逼迫我上路；船行到嘉兴驿时，我的旧病突然发作，不能行走。我谨奉上这份文状给您，乞请您怜悯察看，另行寻求有史才的人来完成这部盛典，那就万幸了。徐一夔又来到京师。洪武三年九月，《大明集礼》完成。洪武五年，他试任杭州府儒学教授；洪武六年重新就职，奉命编纂《日历》完成，获得实授官职，并赐给文绮、缯帛各三匹，装钱六缗。洪武十六年，皇帝因为灵谷寺刚刚建成，命徐一夔从杭州撰写碑文进献，称赞他有文才，赐给蟒衣和彩币。徐一夔擅长写文章，深厚而不刻薄，质朴而不鄙俗。他说：“道理充足，言辞流畅，这才是天下最好的文章。临写文章之后才去寻求道理，道理怎么会纯粹呢？只有从经书中求取，并且领会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立言的宗旨，把它们融会收摄在心中，再从笔端吐露出来，那么所说的话自然不用担心不醇厚。”那些凭才气驱使文章、以气势驾驭文辞而自以为高明的人，问题在于构造义理不够深，所以如此；君子认为这是笃实的论断。礼局共同编纂的人有：新喻梁寅，字孟敬；永丰刘于，字允恭；赣州刘承直，字宗弼；庐陵周子谅，字子谅；清江刘永之，字仲修；淳安鲁渊，字道源；钱塘刘俨，字敬思；会稽钱宰，字子予；胡行简、董彝、蔡深、滕公琰。元朝末年，徐一夔从天台迁居嘉兴。当时嘉兴人鲍恂住在郡城西面的西溪，贝琼住在千金圩，郁遵住在商陈村，朱克恭住在澄林，王镛和弟弟王钧住在梅溪，濮仲温父子住在濮市；这些人资财丰厚，聚集了当时的一批名士。桂文防带着文章参加考试。参加的人有五百多人，请杨维桢评定他们的优劣。各地避乱迁居的人中：桐庐姚桐寿住在海▯的峨溪，昆山顾德辉住在合溪，温州陈秀民住在竹邻巷，闽地卓成大住在甓川，江阴孙作住在南湖；东平牛谅、河南高逊志、江都丘民、钱塘陈世昌、会稽唐肃、江汉人也都来寄居。徐一夔在春波门外的白苎里选择住处。四明周棐因为陆宣公书院山长的职务留居棃林▯城，秦约任崇德教授，每天以文章和饮酒互相酬答唱和。姚桐寿称这里为“乐郊”。

译刘永之传 刘永之，字仲修，清江人。家中资财富足，成年以后却还不懂得学习。他经过岳父家，新淦人练高早已有才名。刘永之是练高的朋友兼女婿，岳父对练高另眼相看，却把刘永之当作普通人对待。刘永之回去后发愤求学，无论寒暑、白天黑夜都不懈怠。几年之后，学问大有长进，尤其擅长《春秋》，常和梁寅往复辩论经义。梁寅写信给他，刘永之答道：“我每天把《春秋本旨序》呈给您。等到您退还给我时，看到您的文字累积数百言，似乎认为我的愚昧之作还有可取之处，并且教导我所不能达到的地方。然而我固执浅陋的见解还有没有完全说明白的地方，而您的明白指教又有不能不答复的地方，因此冒昧地略加陈述。”您说：“诸如有的记日，有的不记日；有的称爵，有的称人；有的写名，有的写字；称王是否称天子；诸侯是否按次序排列；大夫是否列名，都是沿袭史书旧文，并不是圣人的本意所在。”您所论述的，远远超过老儒宿师，确实没有疑问。您又说：“孔子说，了解我的在于《春秋》，归罪我的也在于《春秋》。了解我的人，是了解其中彰明王道的法则；归罪我的人，是责怪它彰显了乱臣逆贼的罪迹。《春秋》之所以成为《春秋》，在于彰明王法、彰显乱逆，这确实是圣人的宗旨。然而，如果说它依据鲁国史书的文字来笔录、传述、修订、补完，使观看它的人有所劝勉和戒惧，王法因此得以彰明，乱逆因此得以显露，那是可以的。如果说是对鲁国史书加以增删，从而使王法彰明、乱逆显露，那就不可以了。”圣人难道完全不同于常人吗？他的德行是圣人的德行，但他不幸没有得到应有的地位，也仍然只是普通人的儿子。当时没有贤明的君王，谁能了解孔子呢？有人对他说：“孔子处在季氏、孟氏之间，仍然是普通人的臣子。既然是普通人的臣子和儿子，却私自增删本国的信史，借以彰明王法、显露乱逆，恐怕是不可以的吧？”如今距离古代很远了，但其中的道理并没有不同。假如有一个孔子出生在今天，站在今天的朝廷上，不奉君主的命令，也不依据自己的职守，却拿今天的国史来增删、褒贬、取舍，并把它公开给众人看，那么不成为受辱的人一定很少。圣人面对阳货时尚且谨慎应答，经过宋国时还穿着便服住在宋国，不非难宋国的大夫；他自称“述而不作，相信并且喜爱古代”，难道是因为自己圣明就傲视当世吗？大概在那个时代，各国的史书也都有史官执掌，立辞也都有一定法则。赵穿弑逆，史书写作“赵盾弑其君”，这就是晋国史官的良善；崔杼弑逆，齐国太史死了三人，最终仍写作“崔杼弑其君”，这就是齐国史官的良善。这两个国家有两位贤良的史官，何况鲁国还有秉持礼义的大臣呢？因此，法度的谨严，没有超过鲁史的；在连接文辞、排比事实方面，可以作为训诫，没有超过鲁史的；全面记载当时的治乱盛衰，可以向上承接《诗》《书》的遗迹，也没有超过鲁史的。所以圣人有所取法，谨慎地记录并流传它，以寄托自己伤悼周室的心意。了解他的人说：这是不得已罢了；不了解他的人说：这不过是一个平民，却把他的君主和大夫的罪恶暴露给天下后世。因此说，了解我的将在于此，归罪我的也将在于此，这也只是圣人的谦辞罢了。难道是说他改易周朝制度，寄托王法，借《春秋》二百四十二年取得面南而王的权力吗？有人说，言语加重、文辞重复，其中一定有大善或大恶；这是先儒的说法。您采纳了它，所以说：首止的会盟、葵丘的会盟，都是再次记载，这是因为善事重大，所以把文辞写得详细。稷地的会盟记载说：造成宋国的祸乱，刘单拥立王猛住在皇地，尹氏拥立子朝并使其居先，因而王室发生混乱；这些话都重复说，这是因为恶事重大，所以把文辞写得详细。可是我曾经考察过，大概只是史官如实记录事实，而记载体例有所不同罢了。大体有五种：有根据事情是分离还是合并来记载的；有重视结果而记载开端的；有重视开端而记载结果的；有承接来告文辞来记载的；有不是承接来告，而是听闻后知道而记载的。这五种都是记载事实的方法，也都是为了记录实情。有时会盟后又盟誓，盟誓与会盟在同一天，这就说明会盟和盟誓是分开的两件事；合并为一件事时就合在一起记载，分成两件事时就分别记载，本来就是应当如此。首止和葵丘，都是夏季会盟、秋季盟誓，是分成两件事的，所以两次记载；这就是根据事情的分合来记载。践土会盟值得赞美，但盟誓没有另行记载，因为是在同一天；平丘会盟没有值得赞美之处，但盟誓另行记载，因为是不同的日期。这些都是记录事实，并不是因为善事重大而把文辞写得详细。准备记载夺取鼎的事情时，在稷地会盟先从“造成宋国的祸乱”写起，这是重视结果而记载开端。已经记载“宋国发生灾祸，伯姬去世”，在澶渊会盟又以此作结，这是重视开端而记载结果。会盟本来没有记载其原因的，只有这两处写出原因，是特意说明它所重视的方面。其他如记载“实来”，先说“州公如曹”；记载“齐侯伐北燕”，接着写“暨齐平”，也都是同一类。子朝之乱，叔鞅从京师回来时谈到这件事，但还不知道哪一种说法是对的，所以写作“王室乱”；这不是承接来告的文辞，而是听闻后知道并记载的。刘单拥立王猛住在皇地，是有人来报告了；敬王住在翟泉而尹氏拥立子朝，也是有人来报告了。这就是承接来告的文辞来记载的。其他如程子的传例说：“将领地位低、军队人数少，按例写作‘人’。”这是承接来告的。若不知道将帅的姓名和人数，也写作“人”，这是听闻后知道的。全都是记录事实，并不是因为憎恶某事而把文辞写得详细。程子说：“《春秋》的大义，几十条都像日月星辰一样明亮，很容易看见；其中隐微的文辞、隐藏的义理，以及随时势处置得当的地方，却很难了解。”所谓容易看见的，确实如此；但他说隐微难知，究竟指什么呢？圣人将要把重大的是非辨明给万世看，却反而设置隐微难知的义理，这就没有避免前代儒者的错误。我愚昧，不敢认为这是正确的。不过，程子的传注中有些地方舍弃褒贬、取舍而直接立论，这却不是先儒所能达到的。胡康侯的学术是正的，议论辨析而严密，但他的缺点是承袭前儒，并且把这种缺点加重了。朱子曾说：“有了程子的《易传》，可以另自成为一部书，因为其中说理精微，却不是经书的本旨。”如果胡氏的《春秋传》另自成为一部书，也是可以的。时代有远近，史书便有详略，文辞便有同异，这是很容易明白的。比如文公以前，日食有不记日期的；

译文公以后，日食全都记载日期。文公以前，国君出行八十次，记载到达地点的只有十七次；文公以后，国君出行九十次，记载到达地点的有六十四次。这就是例子。您所说的要随着时代来观察经文，确实很好。可是公羊子说：“亲眼见到的时代，文辞不同；听到传闻的时代，文辞不同；从传闻中再传闻的时代，文辞也不同。”何休说：“亲眼所见的时代，对君父特别厚重，所以多用隐微的文辞；亲耳所闻的时代，对王父的思念稍有减弱，所以避讳也稍微减少；从传闻中传闻的时代，对高祖、曾祖的思念又减少一些，所以不再避讳。”这实在浅陋得很。陈傅良说：“隐公、桓公、庄公、闵公是一种书法；僖公、文公、宣公、成公是一种书法；昭公、襄公、定公、哀公又是一种书法。”他不说史书有详略，却说圣人随着时代不同而采用不同的书写方式，他比公羊、何氏高明不了多少。大体说来，讲解者的错误有三种：过分尊崇经书，笃信传注，不把《春秋》看作《诗》《书》一类的书。他们过分尊崇，就说这是圣人创作的；他们笃信传注，就说其中一定有所承受；他们把《春秋》看得不同于《诗》《书》，就说这是从行事中见到的，是刑法之书。既然认为是圣人所作，又认为传注有所承受，就必然会更加详细地寻求意义，更加牵强地附会。既然认为是从行事中看出的，又认为是刑法之书，就必然使言辞更加苛刻，锻炼附会得更加深密。认为某处是褒美，就强行从文辞中寻求说法：“这是赞许，这是褒扬，这是圣人的微言；或者说，这是圣人改变文辞的写法。”一种说法讲不通，便再提出一种说法来维护它；一种论说稍有窒碍，便再提出一种论说来修饰它。这样使圣人仿佛成为后世苛刻深文、巧于诋毁的法吏，完全抹杀了宽厚的意味，这种错误不是小事。现在我愚昧地说：《春秋》的文字是鲁国史书的文字，它的义理在于彰明善、憎恶恶；希望把它记述并流传给后世，如果说这是删《诗》、定《书》、赞《易》那样的行为，便是同样的狂妄僭越。应当直接解释它的义理，善事就说这样是善，恶事就说这样是恶。至于褒贬、取舍的说法，其区别和凡例以程子为主，其纲领大意以朱子为主；三传以左氏为主，用杜预的说法考核其中的谬妄。各家没有固定奉行的一家，只采取相合的，舍弃不相合的，如此而已。梁寅收到信后，没有什么可以用来反驳的。刘永之和南昌刘崧、万石大梁辛敬、襄城杨士弘、江宁周浈、泰和王佑，以及高为诗友；他的文章声誉远远超过高为，同时擅长书法，篆书、楷书、行书、草书都精通，并且各有师承。他轻视财物，即使施舍遍及各郡县，自己仍然淡泊自守。平日穿布衣，安静地独处一室，以笔墨自我消遣。客人到来，也不准备丰盛的饭菜，只饮几巡酒，评论文章、赋诗，焚香、弹琴罢了。他曾经到京师一次，宋濂极力称赞他的文章，想把他留下来；他以耳聋为由辞别归去。后来他的儿子奉获罪，家产被籍没，奉也死去。刘永之应当迁徙到莱州，走到桃源时，因病去世。赵防谦传 赵防谦，原名赵古则，后来改名赵谦，余姚人，是宋秦悼惠王的后裔。他幼年丧父，家境贫寒，寄食于山寺，和学佛的人一同学习。长大后游历四方，喜欢结交朋友，只要听说某人有一项善行或才能，就立即前去拜访。严寒酷暑中，常常徒步走一百多里。他和朱右、谢肃、徐一夔等人结为文字之交。天台人郑四表擅长《易》，他便跟从郑四表学习《易》。定海人乐良、鄞人郑真明精通《春秋》，山阴人赵俶长于解说《诗》，迮雨擅长乐府，广陵人张昱擅长歌诗，无为人吴志淳，华亭人朱芾擅长草书、篆书、隶书。赵防谦都和他们交为朋友，广泛研究六经诸子百家的学问，尤其精通六书。他说：“水和火的产生，人一天也不能离开；但人们不急切追求，是因为随时取用、随时充足，所以一般人没有觉察。只有圣人在《易》中，从头到尾把坎、离说清楚了。文字的作用，也像水火一样，只是人们没有察觉罢了。”又说：“士人求学，必须先穷究义理；穷究义理，必须以读书为根本；读书，必须以识字为根本。六书明白了，那么六经就像指点手掌一样容易理解。”他隐居在隖山万书阁，筑考古台，取各家的论著来验证其得失，撰写《六书本义》，又完成《声音文字通》，把它们约束归纳于《造化经纶图》。他又作《学范》，合计著书三百多卷，当时人称他为考古先生。洪武十二年，命词臣修订《正韵》，赵防谦二十八岁，应召进入京师。众人因为他年轻而轻视他，赵防谦也自信自己的学说，不被权贵显达者的意见所改变，因此没有被录用。授任中都国子监典簿，只有宋濂派自己的儿子宋璲跟随他学习，并感叹自己的学问不如他。过了很久，因为吏部侍郎侯庸推荐，召任为琼山县学教谕。洪武二十八年，死于番禺。临终前，他写信向琼山的弟子告别说：“太虚之中不能不聚集而成为人物，人物又不能不消散而回归太虚。它们的聚合和消散，都是理数相互推动，不能自行停止，难道是有什么意志而这样做的吗？我的身体处在太虚之中，就像冰处在水中，如今将要化为水了。冰和水只是随时势变化，有什么可以留恋，又有什么值得贪恋呢？听任自然就可以了。”赵防谦去世时四十五岁。后来他的门人柴钦以庶吉士身份参与修纂《永乐大典》，进言说他老师撰写的《声音文字通》应当采录，于是奉命乘驿车，立即到赵防谦家中取来。

译答禄与权传 答禄与权，他的祖先是乃蛮部的首领。与权博学强记，善于诙谐戏谑。中元年间考中进士，任秘书郎，历任河北道防访司佥事，居住在河南永宁。洪武六年春，授任秦王府纪善，改任监察御史。皇帝赐给他羊和酒，又赐给他的妻子罗衣、苎衣各一套。盱眙县百姓进献一茎双穗的瑞麦，共十六株。与权上言说：“这是君臣形体不同而心志同一的象征，又产于盱眙，是皇帝的故乡，应该荐献给宗庙。”皇帝认为他说得对。秋天，与权又上言说：“古代的君王，伏羲、神农、黄帝号称三皇，他们盛大的德行和功业流传万世，功劳没有比他们更大的了。按照祭祀典章，凡是施法于民的人就祭祀他。如今天下的社稷、宗庙、山川以及百神，都能享受祭祀，唯独亲自祭祀三皇的礼仪还缺少。应该在春秋两季亲自举行祭祀。”皇帝采纳了他的意见，交给廷臣议论。于是礼部尚书牛谅议论说：“三皇开创天地的玄妙极境，对百姓有巨大的功德；京城已有三皇庙，应令太常寺掌管。伏羲以勾芒配享，神农以祝融配享，黄帝以风后、力牧配享。春秋两季祭享三皇用太牢，配享者用少牢。”皇帝于是下令在皇城西面修建历代帝王庙，建五间殿室，中间一室用来供奉三皇。洪武七年夏，出任广西按察司佥事，尚未成行，又恢复监察御史的职务。秋天，与权再次上言说：“古代的王者，既建立始祖之庙，又推求始祖所出自的帝王，在始祖庙中祭祀他，并以始祖配享，这叫作禘。禘，就是大的意思，是王者的大祭。所以周代祭祀太王为始祖，推求后稷作为始祖所出自的帝王。如今陛下受命已经七年，禘祭还没有举行，应该命令群臣考察古今，斟酌实行。”皇帝又交给廷臣议论，群臣都说：“虞、夏、殷、周能够推求出始祖所出自的帝王，所以可以举行禘祭。自汉、唐以来，没有谁能说清始祖所出自的帝王，当时所谓禘祭，不过是合祭已经迁入祧庙的神主，按昭穆次序祭祀，这其实是古代的大祫祭，不是禘祭。宋神宗曾说：‘禘祭，是用来审察始祖所出自的帝王的。’既然不知道始祖所出自的帝王，禘祭就不能举行。如今国家已经追尊四庙，而始祖所出自的帝王还没有考定，禘祭难以举行，于是停止。”不久，升任翰林院修撰，随即降为典籍。洪武九年，升任应奉。十一年春，因为年老辞官，自称洛上翁。

译文渊阁大学士钱公传 钱龙锡，字稚文，别字机山，是松江华亭人。万历三十五年考中进士，改任翰林院庶吉士，授编修，升为春坊谕德，历任詹事府少詹事、掌南院礼部侍郎。魏忠贤扰乱政事，他被削职夺官。庄烈愍皇帝即位后，以礼部尚书、东阁大学士的身份召用他。他到任后，升为太子太保、文渊阁大学士。皇帝命令他审定附逆诸臣的案件，对他说：“魏忠贤一个宦官，能做什么？都是外廷竭力谄媚依附，才到了这种地步。”又指着黄罗袋给他看，说：“这些都是向宦官献媚的实际证据。”龙锡于是取出袋中的章疏，按罪行轻重分为六等。他又担心获罪的人不知道自己所犯的具体罪行，或许会增加申诉辩解，于是请求在各臣姓名下面注明所犯的罪行，使他们心服，逆案才确定。袁崇焕担任经略辽东时，入朝觐见皇帝，大言不惭地约定五年内建功。龙锡对此表示怀疑，退朝后去见他，说：“你的方略究竟怎么样？”崇焕说：“不外乎从东江、关宁两路进兵罢了。东江，就是岛上的统帅毛文龙。”龙锡说：“舍弃关宁的实地而询问海道，这是为什么？”崇焕回答说：“譬如下棋，棋局上有四个棋子，东江就是其中之一。可以用它，就使用它；不能用它，也有办法处置它。”崇祯二年五月，崇焕出兵边地到达双岛，诱骗文龙前来，拿十万饷银犒劳他的军队，自己和文龙登船察看山海形势，随即在船中将他斩杀。崇焕上疏列举文龙应当处死的十二条罪状，并且说：“进入他的军队，斩杀他的统帅，这是古人做过的事，我袁崇焕也做了。我离开京城时，曾把这件事告诉阁臣龙锡。”当时，文龙拥兵自重，专擅一方，已有跋扈的声名。崇焕一举除掉他，皇帝没有治罪，龙锡也没有置辩。那年冬天，大安口发生变故，京师被包围。有人说，崇焕杀文龙，是暗中替主张和议的人扫清道路。恰逢崇焕率援军到达，请求入朝觐见，皇帝更加怀疑他。不久有诏令用绳索把他吊入城中，关进监狱审讯谋反的罪状。于是御史高防弹劾龙锡与崇焕同谋，龙锡上疏请求辞去职位，于是辞官离去。第二年八月，崇焕已经被诛杀，御史史𡎊论定龙锡的罪行，逮捕他投入诏狱，判处斩刑。有司在西市设置刑场，准备采用夏言的旧例处置。后来暂缓执行。崇祯四年正月，左中允黄道周从民间起用，为龙锡申辩冤情，上疏说：“陛下即位以来，辅臣受到重大谴责的已有九人。古代宰相有过错，坐在请室中不过几天；如果不是大逆之罪，有的裁减罪责，有的予以宽宥，君主从来没有不为之痛惜的。近来逮捕囚禁旧辅臣龙锡，他戴着铁锁木枷，面对法庭审讯，向狱吏叩头，这是自有书籍流传以来从未见过的事。”至于边疆的事情，最难说清楚。一时这样，一时那样，胜负哪有定数？阁臣坐在内阁中，远距离推测边防谋略，不知道能否成功、成败如何，却一旦因此获罪被杀。后来的阁臣一定会迟疑顾望，不敢把边疆事务当作自己的责任，而且会使边帅能够把罪责推给阁臣。后来的边帅一旦出事，也一定会摘取阁臣片言只语作为借口。如今街巷中的议论荒诞不经，说杀龙锡是替文龙报仇。民情如此，边将一定会骄横；边将志意骄横，阁臣的权力就会削弱，这将为政府日后留下陷阱，实在不可。尧帝盛治之时，岳牧举荐鲧，鲧在被流放诛杀之后仍给天下带来巨大祸患，却没有听说岳牧因此被牵连，也没有烦劳皋陶来审问。陛下即使想独掌威权，又怎么忍心让公孤大臣被杀，使四方传说天朝的狱吏十分尊贵，士绅却十分卑贱呢？”奏疏呈上后，皇帝严厉斥责黄道周，贬谪了他的官职。到五月，天旱，给事中刘斯崃又为此请求，龙锡才被释放出狱，充军定海卫。戍守九年后，得以防守归乡。崇祯十七年九月，巡抚都察院右佥都御史祁彪佳向福王上言说：“我看见旧辅臣钱龙锡在崔、魏乱政之时被削职夺官，成为平民。等到先帝继承帝位，又从废籍中起用他，进入内阁参与机务，享有公正忠诚的声誉。后来因为袁崇焕斩杀统帅一事，被史𡎊等人诬陷，众人的舆论没有不认为他冤枉的。作为辅弼大臣，在督抚辞行觐见之日，按职责体察询问情况，也是他的职责。至于京城之外的生杀大事，局势的转变只在顷刻之间，事先哪里能够从远处控制？如果把一时问答中的片面言辞指为罪案，将来帷幄中的大臣，谁还敢替国家询问考察一位官员、承担一件事情？这正是先帝开始时为他解开法网、最后减轻罪责的原因。他后来居住在戍所，完全没有怨言；居乡期间，门庭清肃，这尤其是大臣中不多见的。应该命令有关部门备具礼物前去慰问，以优厚待遇保存先帝旧日亲信遗臣。”不久，他因病死于家中，著有《兢余存稿》。评论说：崇祯初年，户部两次上疏请求削减岛饷，龙锡独自说毛文龙原有一百万的饷额，逐步减到三十五万，不能再削减，请按这个数额给他。由此可见，龙锡从未排斥压制文龙。只是逆案一旦确定，党人的怨恨深入骨髓，祸机一发，几乎杀死了自己，真是可怕啊！看黄道周、祁彪佳所陈述的情况，也可以相信龙锡是无罪的。

译崔子忠、陈洪绶合传 崔子忠，字开予，一名丹，字道母，别字青蚓。祖先是莱阳人，后来居住在京师，补为顺天府学生员。他通晓五经，能写诗，尤其擅长绘画。华亭董尚书其昌认为他非同寻常，说近代没有这样的人。子忠更加看重自己，有人拿金帛请他作画，他一概不答应。有个朋友在吏部任职，托选官拿一千金给子忠祝寿，子忠把钱扔在地上说：“如果你怜悯我贫穷，不如给我廪米，为什么却拿选官的钱来玷污我呢？”最终没有接受。史可法在家居住时，经过子忠的住处，见子忠正绝食，便把自己骑的马留下，徒步回去。子忠牵着马到市上卖掉，便招呼朋友饮酒，说：“这酒是史道邻送来的，不是盗泉水。”一天之内卖马所得的钱就花尽了，又像原来一样绝食。李自成攻陷京师，子忠出逃，郁郁不得志。防守的人有触犯他心意的地方，他便跑进土室中躲藏不出，最终饿死。陈洪绶，字章侯，是浙江诸暨人。四岁时就到岳父家私塾读书，当时岳父正在修整房屋，用白粉涂墙。他出去后告诫孩子们说：“不要弄脏我的墙。”洪绶进去看了很久，骗孩子说：“你不去吃早饭吗？” 孩子离开后，洪绶搬来几案登上去，画了一幅汉代前将军关侯的画像，身高十尺多，拱手站立。孩子回来后，惊恐害怕，大声哭喊，声音传到岳父那里。岳父看见关侯画像，惊讶地下拜，于是把这间屋子供奉关侯。洪绶长大后，拜刘宗周为师，学习性命之学。不久便纵情饮酒、亲近妓女，放纵自我，有时头脸一个月也不洗。有人来求画，即使卑躬屈膝、极其恭敬，他也不给；到了酒席间召妓女时，却总是自己索取笔墨，连小人和孩子也没有不答应的。他曾留居杭州，朋友邀他饮酒，约在西湖相会。洪绶前往时遇到另一条船，径直登上那条船的酒席，坐在上座。饮酒的主人慢慢察看他，知道是洪绶，连忙称赞他的画。洪绶大惊说：“你我并不相识！”便拂袖离去。崇祯壬午年，他捐资成为国子监生。第二年回到故乡，遭逢战乱后，混迹于佛门，自称老迟，也称悔迟，又称老莲，仍像从前一样纵酒亲近妓女。醉后谈到身世和战乱，常常放声痛哭不止。后来几年因病去世。朱彝尊说：“我年轻时得到洪绶的画，总是惊喜。等看到子忠所作的画，他笔下的人物奇异伟岸，大致相同。二人的癖好也相似。”崇祯末年，京师称他们为“南陈北崔”。像这两个人，难道不是孔子所说的狂者、简者吗？可惜他们仅仅凭借绘画流传下来。我朋友孙如铨常常拜子忠为师，说子忠的两个女儿都擅长绘画，而洪绶的妾胡净鬘也能画花草。李无垢传 李无垢是钱塘人。年轻时，曾进入南京太医院做医士。顺治十三年春天，他带着两个童子，背着药囊来到梅防里，在门上挂榜说：“太医院李无垢，总理内外大小十三科方脉。”里中的医生嫉妒他夸大的言辞，诽谤纷纷而起，于是他搬到萍桥的僧舍居住。我偶然去拜访他时，他正在注释《本草经》，提出了许多新的见解。他和我谈论吉贝子不宜长期服用，娓娓道来数百言。我心里认为他的说法是对的。这年夏天，我的妻子冯孺人患热病，七天不出汗，后来又七天不出汗，已经超过二十天了，病势转重。众医生都说是伤寒，无法医治，请我准备丧葬用品。我于是请李君徒步登楼诊视。无垢笑着说：“你夫人所住的楼阁，四面都用木板围着，木能生火，触犯暑热，所以脉象潜伏罢了，脏腑没有其他病。赶快把甘瓜和井水给她服下，可以不吃药而痊愈。”听从他的话，过了一夜便能吃稀粥，再过一夜就像从前一样主持家务了。后来我游历岭表，回来询问他，才知道无垢客死在我们乡里，棺材被两个童子运走，他所注的书也没有保存下来。朱彝尊说：“我年轻时，先舍人广泛交游，复社的诸位君子乘船驾车相继往来于道路上。当时天下多事，江湖豪杰都想凭功名显露自己，也有人带着方术隐遁在人世间。一时间，那些诙谐奇异、怪诞迂阔的人，往往都被我结识。等到长大游学，更加认识了许多四方奇士，其中有一位没有遇见过的良医，就是李君。如今我已老了，回想往事，李君大概就是这样的人吧？可惜他没有完全施展医术便去世了，所著的书也没有人替他流传。而且，医术本来就难，医治妇人尤其不容易。眼睛不能辨别病人的面色，耳朵不能听清病人的声音，只凭方寸之间的脉象，分辨阴阳，决定生死。即使和、缓这样的名医也不能做到，庸医却敢自以为是，唉，真是奇怪啊！我叙述李君的一件事，虽然还不足以概括他的一生，但由此可见他诊脉十分精妙。为他作传，不要让他的姓名泯灭。” 《曝书亭集》卷六十四 钦定《四库全书》《曝书亭集》卷六十五 翰林院检讨朱彝尊撰 记【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