曝书亭集卷六十五

译《履素先生祠堂记》。先王教导百姓，并不只是乡、遂大夫、闾师、党正的职责。凡是做官后退休的人，都回乡教导乡里；死后就祭祀他。瞽宗，是汉晋时期经学老师设置的学校，修缮精舍。到了宋代，在府、州、县学之外分别建立书院，选择年高有德的儒者担任山长，有时弟子人数还超过官学博士。明初废除山长，但书院仍然存在，讲学的人得以专门设席授课。后来朋党兴盛而学术分歧，时文工巧而经义晦暗，科举功名受到重视、追求急切，而努力耕田和孝顺友爱的风气无人提倡。一定要借助乡里的善士，教导人们亲爱亲人、敬重长辈的节操，以及离析经义、辨明志向的方法。这样，老师安逸而功效加倍，教化百姓、形成风俗，而有关官员却不知道。这就是儒者的功效。从前我停船在匠门，听见岸边有读书声，询问之后，才知道是顺治甲午乡贡进士张先生曾经的学舍。后来过了四十年，我有幸结交先生的叔子大受。大受见识通达、才思敏捷，博闻广见，从乡里被举荐后，名声日益盛大。登记为弟子的有几百人，座席和砚台都容纳不下，于是扩建宅院，书斋叫拙斋，亭子叫读书之亭，轩叫活碧之轩。又在房屋南面建堂，叫作孝廉之船，以此不忘他父亲当初的事业。过了一年，背着书箱来求学的人更多了，于是在水南扩展土地，在桥下建起轩。轩的东面叫潮生阁，用来记载落成的时日。阁的东面建祠堂，供奉栗主来祭祀张先生。当时巡抚都御史、商丘人宋公经过这里，题写匾额为“履素”。乡里的父老都说：“先生在家孝顺友爱，待人真诚，约束自己坚守操守，士人的各种品行他都具备。早就应该有私谥、改换名号了。”宋公题写的“履素”是公议之称，并不是私谥。从今以后，我们同道之人就共同用这个称号称呼先生。于是携带酒器，陈列各种果品，焚烧香瓣，长幼一起在祠堂下面行拜礼。大受向我请求说：“这里不能没有记文。”于是我把事情的根本写在墙上。先生名庆孙，先世是嘉定人；迁居郡治、任县学生的慎德是他的父亲；岁贡生应文是他的祖父；福建按察司副使情是他的曾祖父。遗留下来的著作有《尚书集要》《侣蛩斋集》。《真赏楼记》。平山堂建成后，第二年，中书舍人汪季甪扩展堂后的土地，建成五间楼屋，设置栗主祭祀欧阳永叔、刘仲原父、苏子瞻等诸位君子，命名为“真赏之楼”，大概取自欧阳永叔寄给仲原父的诗句。汪君已经写文章刻在堂的角落，记载落成的年月，请我为这座楼作记。到这时，楼又建成一年多了。当时山阴人金公将要任扬州府知府，原本约我到馆舍去，后来我没有成行。等听说平山堂落成那天，四方知名人士有一百人来会，多是我的旧交好友，大家都作诗记述这件事。唯独我客居在二千里之外，不能参加，心里暗自后悔又遗憾。回想从前客居扬州时，登临平山堂的旧址，那里荒草有数尺深，想寻找颓墙断石所在，却无法辨认，于是愤然长吟，说这座堂的胜景，大概再也看不到了。哪里想到没有过多久，晴朗的栏杆和彩绘的槛柱忽然涌现在三城之外，后面还矗立着高楼。既感叹废兴反复相继，又感叹贤者一定会得到助力。当年欧阳永叔建造平山堂，只是寄托于一时兴会，然而春风杨柳的景色，正是分别已久却不能忘怀。苏子瞻三次经过堂下，惆怅不能见到仙翁，题写快哉亭的词至今还在吟咏思念。这座堂尚未完成时，欧阳永叔也曾感念仲原父能够留下供人游赏的地方，作诗从远方寄来。这说明当时诸位君子没有一天忘记这座堂，可以知道祠祀已经由此开始，大概希望他们有所凭依而不离去吧。平山堂废弃以后，世人只把它看作游览观赏之所；有时认为有无都无所谓，主持此地的人也许不加修葺治理，日渐倾圮本来就是必然的。试着登上这座楼，看见欧阳永叔以下凡是在这里做官、对百姓有恩泽的人，都得以设置神主祭祀；后来的君子一定能够学习金公留下的心意，努力修复前贤的遗迹。这样，真赏楼建成之后，平山堂才可以长久不废，也足以看出汪君的用意深远。我虽然没能亲自观看平山堂落成，也没有参加诸名士作诗的盛会，但仍有幸把名字刻在楼下，和汪君的文章一同流传后世，也就可以不再遗憾了。《万柳堂记》。利用空地三十亩扩建成园子，在京城东南角堆土成山，不必用石头铺饰；开挖沟渠成池，不必用砖砌筑；用矮墙围绕起来，骑马的人也能望见。进入其中，景色转折而更加幽深；园中没有杂树，曲折高低之间全都是柳树，所以那座堂叫万柳之堂。如今的文华殿大学士、益都人冯公，是取元代野云廉公曾经游览旧地的名字来命名的。古代大臣掌握国政，往往在都城附近修治园囿；因为身负天下的重任，所以思虑没有不周全的；思虑周全就劳累，劳累了就应当有办法使他休息，舒缓心情、保养精力，以应对无穷无尽的事务，并不只是为了游览宴饮的适意而已。元朝初年，廉公平定陇蜀回来，进拜中书平章政事，赐给宅第一区，有空闲时便同卢、赵诸位君子到郊外置酒。所谓万柳堂，故老相传就在今天丰台一带。当他们饮酒兴浓、作诗之时，命歌者演唱《骤雨新荷》曲，风流儒雅，百世以后仍然可以想见当时的情景。如今冯公辅佐调和盛世，在朝廷内部谋划辅弼，使太平自然到来；他的功勋事业与廉公相等。然而廉公曾宣抚陇蜀、荆南，威望显著于一方；而冯公的恩泽遍及天下。廉公在朝廷任职的时间较短，冯公从翰林院登上政府，立于朝廷将近三十年。廉公害怕讥刺、忧虑谗言，而冯公以始终如一的德行取信于上下，所受到的尊崇超过昔日贤者。总而言之，他勤学好士，孜孜不倦，总像担心赶不上别人；这就是不同时代而有同样的志趣，难怪他们隔世也能在心意上相契。我在山东作客时，取道经过临朐，看到熏治的源头，清泉白沙在曲折水流和侧边深坎下泛起涟漪，丛竹多达百万。询问之后，才知道那里是冯公的别业。我沿台阶登上去，发现遮蔽道路的树木应当开辟，覆盖石头的泥土应当剔除，坍塌的亭子应当修葺。冯公停下其他事务不加治理，只专心于此，是因为冶源是他独自享乐的地方，而京师和天下人共同享受万柳堂的乐趣。进入他的门，守门人不禁止；登上他的堂，堂上的人也不盘问，大概希望达到物我俱忘的境界吧。堂落成以后，恰逢四方人士奉召来到京师，冯公倾心与他们交往：贫穷的替他们安排馆舍，生病的赠送药物，死去的给予金钱助葬。一时之间，抒发情感、叙述德行的人都作诗歌颂冯公长寿不老。又担心冯公离开这座堂，请求归还故里，于是争相作诗歌咏。冯公此前已有归期，却因喜爱这里而没有离去。我朱彝尊粗陋鄙俗、没有文才，唯独没有机会登临冯公的门下。至于我为这座堂作记，就好比山鸟楚雀在翠绿树阴之间啁啾鸣叫；冯公听到它，未必不会欣然觉得悦耳。

译《池北书库记》。池北书库，是如今少詹事、新城王先生收藏书籍的地方。新城王氏的门望在齐东首屈一指，先世遗留下来的书籍本来不少。然而经过兵火以后散失了一半，王先生从最初做官直到现在，亲自以目力耕读、以肘边置书，借来观看就抄录副本。每逢初一、十五，观赏慈仁寺日中集所得的钱，全都用来购买书籍。这样过了三十年，书库还没有充实。唐代以前，书籍多收藏在官府，刘歆的《七略》、郑默和荀勖的《中经新簿》就是如此。后来四部七录，各代都有增减消长；民间收藏的书，除了皇帝赏赐的书以外，并没有多少。自从雕版印刷盛行，书籍容易得到，民间刻印而没有进贡给朝廷的版本，差不多占十分之九。因此官府藏书反而不如民间多。古代拥有万卷书的人，自己夸耀说可以与面南而王、拥有百城相比。如今拿一袋金钱到江浙的书市去，万卷书马上就可以得到。然而从广泛阅读的人看来，却仿佛什么也没有看见。宋元雕版本来日渐湮灭，幸而在水火灾难和劫掠之后还有少量存留，只能靠借抄本流传。可是士人勤于抄写的，一百人中只有一两人。学习举子业的人，诵读四书，研治一部经书不过四五十卷，就可以取得科第。商人谋利，也只求购置接近举子业的书籍，不是这类书就不看。至于把书拿去覆酱、包面糊，或者垫蚕箔，古人竭尽心力写成的书，今人完全不加珍惜，任凭它们湮没。这是士大夫心中感到悲伤的事，而王先生设置书库，收藏这些书还唯恐不够及时。我朱彝尊经历战乱，先世遗书没有一本保存下来。到了壮年，为了糊口奔走四方，经过都市时，遇到残编断帙，即使典当衣服也要付钱买下，积累了二十年。拿藏书家的目录来核验，竟然只有其中十分之二三。然而其中也并非没有藏书家目录以外的书。譬如大海，九川四渎没有不流向它的，而滮池瀱汋这样的细小水流聚集其中也不会干涸。乌鸟可以在那里饮水啄食，鱼可以在那里游泳，也可以自得其乐，忘记自身和身世的困穷。明年我就要回去了，将去寻找王先生的书库，借抄那些尚未收藏的书。承蒙王先生吩咐，于是替王先生写下这篇记。《传经堂记》。研习经学，温习旧有的义理，新的意义就会不断出现；加以解释，其中的蕴意也无穷无尽。古代士人只以经术为务，士人能够通晓经书，才可以同天下士人交游，而富贵利达都不是他们所谈论的。经学在汉代最为兴盛，一部经书的解说多到一百余万字，名师多到一千余人。然而班孟坚讥刺这种风气，说这是求取俸禄利益的道路。后来韦贤父子凭经术任宰相，当时人说：“留给子孙满箱黄金，不如留下一部经书。”这大概也是羡慕他们凭经学获得显赫名位罢了。扬子云说过：“大人的学问是为了求道，小人的学问是为了求利。”传授经书的人如果只是为了发策取科第，这同孔子读书而仪、秦却实行游说权谋，有什么不同呢？仁和人卓火传氏在住宅东边建立宗祠，把堂题名为“传经”，供奉祖先遗留下来的书籍，教授子弟，又乐于同朋友讲习。东南士人都把他看作同辈中的魁首。卓氏居住在塘西门，才学特别盛，以经学闻名已有五代。然而他多次应试都不顺利，有时在乡试中被荐举，到了礼部会试却总是落第；有时在省试中考取了，也只列入副榜。这难道是卓氏在经术方面反而没有学好么？是因为他所学的，并不是专门为了发策取科第、务求合乎世俗所谓古学的缘故。此堂建成将近二十年，吉凶欢戚、歌唱哭泣在这里发生的事情不止一件。火传心力交瘁，却能够守住先人的事业，坚持诵读而不停，这确实是别人不容易达到的。因此我为火传写了《传经堂记》。《愿学堂记》户部郎新安程君在住宅右边察看营建的堂屋。那里地势开阔而平坦，揭帘便有山色翠意映入，雨后山涧泉水分流。观看的人都说：“君一定会补授官职。”堂屋将要建成时，坐席还没有铺设完，君便已经出仕朝廷了，于是给它取名为“愿学”。他嘱托侄子道原，请我写记。我想到儒者谈论学习，大抵都以孔子为根本。孔子五十岁时还学习《易》，穿连竹简的皮带因翻阅而断了三次，铁制的书签折断了三次，漆写的书也磨灭了三次，可见他是这样勤奋。君如今正好五十岁，姑且同你谈谈《易》，可以吗？八卦相互错综，分别成为六十四象。其中谈到君子德行的有五十三处，都是用来劝勉学习的人。把它同《礼记》合起来看，说“离经辨志”，就是在相同中辨别不同；说“敬业乐群”，就是切实行事以培育德性，自强不息；说“博习亲师”，就是广泛记取前人的言论和行为，虚心接受他人；说“论学取友”，就是同朋友讲习，见到善行便迁善，有了过错就改正；说“知类通达，强立而不反”，就是辨别同类事物，显明自己的明德，立身而不改变正道。这样一来，安于自己的学业而亲近老师，以同朋友交游为乐而信守自己的道义，时机适宜行动便行动，教化人的思虑没有穷尽，包容保全百姓而没有边界；时机适宜停止便停止，思虑不越出自己的职位，不能用俸禄荣耀他。孟子所说的“愿意学习孔子”，就是这个意思。君早年出仕做郎官，所谓“官职先于事务”，已经实际考验过而见到成效了。那么你的愿望，难道不是以立志为先吗？古人亲近老师、选择朋友，没有谁比得上郑康成。他游学于周、秦的都城之间，往来于幽、并、兖、豫一带，然后才回到北海。程伯子十五六岁时，向周元公请教学习，慨然有求道的志向；但当时还不知道要领，广泛涉猎诸家学说，出入于老、释之间将近十年，后来回头从六经中求取，才终于得到。唉，这实在太难了！如今君居住在新安，新安的风俗是人人遵守程朱之学，不必出门，就能广泛记取前人的言论和行为而没有穷尽：由今天了解古代，由近处了解远方，由所见了解未见。古人以为劳苦的事，君却处在安逸之中。居住在这座堂里，寒暑相互催促而一年年过去，足以决定进退的时机，领悟增损的道理，哪里还会有超出这些的愿望呢？我大概已经老了，曾经始终致力于学习，然而辛勤困苦却难以成功，反躬自省，越发看见自己的不足，私下里很高兴君与你有同样的愿望。《履》卦初爻说“素履，往无咎”，卦象解释说：“依本分前行，是独自实行自己的愿望。”只要人有愿望而不能实现，唯独君能够亲自实行，又有什么过错呢？

译《乐俭堂记》太原刘炳请我为他居住的堂屋题名，我给它取名“乐俭”，并写文章记述说：“俭这种德行，不只是节制日常的用度和饮食而已。君子要收回放纵在外的心，必定从这里开始。象牙、犀角、珍珠、宝贝，绡、纨、锦、绮，楼台池沼、仆役车马的盛大排场，人人都羡慕而趋赴。等到危险的关头已经触发，繁华全都离去，悔恨和责怪也随之而来，往往退下来看看自己的处境，没有什么能保持一百年不变。到这时才知道俭朴能够长久，正因为能够长久，所以快乐也能保存。我既然使奢侈的心闲置下来，天下就没有不满足的境地；给我糠[疑字]，也能吃得饱足，置身膏脂之中，也不觉得滋润，理应不会有忧戚的容色，而内心的快乐更有不能自已的地方。”太原，是唐叔的遗墟；俭朴，是唐人的风俗。请为你歌咏《唐风·蟋蟀》说：“蟋蟀在堂，年岁已经到了暮冬。如今我若不快乐，日月就要过去。”这是忧虑时光容易消逝，思考实行及时行乐的方法。接着又说：“不要过度享乐。”又说：“喜好享乐却不要荒废正事。”因此对于“乐”这个字再三申诫，仍然不曾真正纵情享乐。第二章说：“专心思考本职以外的事。”这种思虑可以说深远了，却还不免战战兢兢。第三章说：“专心思考自己的忧患。” 一旦思考自己的忧患，那么值得忧虑的事情已经过去，就只看见值得快乐的事情了。这样之后才说：“贤良之士安闲自得。”这就是“乐俭”的含义。如今太原的风俗所缺少的，不是俭朴，而是既俭朴又能快乐的人太少了。懂得其中快乐的人，你不妨把我的话告诉他们。《道珍堂记》康熙三十有六年冬天，太守广宁黄公来任嘉兴府知府。进城便看见瓦砾堵塞沟渠，到了府堂道路，荆棘杂草已经连到小径。于是同地方士人商议，想要营建修缮并疏通清理，只是考虑到民力，尚未能立即办理。第二年夏天，案卷没有积压，狡黠的人畏惧他，懦弱的人亲近他。黄公于是筹集材料、召集工匠，先修治官署，砍削椽木，涂墙抹地。百姓争先恐后前来效力。当时我朱彝尊正住在长水南边，池中一枝芙蕖并蒂而开，红色花瓣绽放，绿色花房下垂，淡黄色螺纹般的莲实，这是黄公美好政绩所招来的祥瑞，便把它献给黄公。黄公恰好选择这一天，竖立柱础，架设栋梁，于是写信给我，请我为堂屋题名，并把它刻在石上记述，还要把功德归于—— 天子肃清边疆，这才招致祥瑞。我朱彝尊想以文辞浅陋为由推辞，是不合礼的。只好私下庆幸自己生在尧舜的时代，能够看见圣人的德行和神妙功业，没有远方不能到达。又有贤能的太守，抚慰百姓，于是得以歌咏。太平之气照耀在玉烛之间，百姓饮用醴泉，沐浴在和畅的长风中。芙蕖虽小，草野曹植为它作赋，说：“观览百花的英华茂盛，没有哪一种花像它这样独具灵异。”傅亮作赋说：“考察各种花卉的珍奇艳丽，实在都把美集中在芙蕖身上。”到了江淹的辞赋，赞美又更进一层，说：“一是道德珍宝，二是世间祥瑞。”至于并蒂花，更是历代少见。因此魏收编写《魏书·灵征志》时，吉祥的禽鸟、奇异的野兽、美好的谷物无不记载，唯独这种祥瑞没有，更可见它的出现并不容易。考察至元年间的《嘉禾志》，郡府治所的衙门后面，原有清香堂。宋代秀州知州俞淛改题为“敬信节爱”。大概理事厅位于子城之内，后面建轩，作为穿堂和后堂，这种格局由来已久。堂屋废弃将近百年，很少有人能够修治它。直到黄公到任，才考察旧址，使它重新焕然一新。唉！如今守土的官员，拒绝宾客、减少咨询谋划，人们就认为他能干；官府不加修饰，人们就认为他廉洁。然而，儒者施政是有道理的：居处一定要宽广，临事一定要庄重；荒芜的加以治理，堵塞的加以疏通，废弃的加以兴举，道就存在其中了。堂屋的建成，哪里足以增加黄公的声望？但他在政事闲暇时，使众多士人百姓乐于前来归附，使属官吏员彼此信任合作，正可以从这里看出黄公治政的首要事务。难怪堂屋刚开始建造，珍奇果实便恰好应验了这一祥瑞。天子的德行，也就是我黄公的德行。黄公既然命令我作文，那么可以把堂屋命名为“道珍堂”吗？黄公说：“可以。”于是我写文章记下落成的年月，收入墙壁之中，用来给后来的君子看。黄公名某，字某，是康熙癸卯年的举人。《十二砚斋记》中书舍人江都汪君季甪租住在宣武门右边的住宅，处在冷落的深巷，炊烟和饮食都难以为继。君长期卧病，梦见进入广阔的庭院，得到十二方石砚。醒来后作歌，他的朋友也作歌应和。君于是给书斋取名，叫秀水朱彝尊写记。记说：“五方的人聚集到京师，各有各的经营，白天所做的事情，夜里会形诸梦境。醒来询问梦境，能够告诉别人的很少。古代盛世时，主管牛羊牧放的人，梦境还可以献给天子。梦见棺材，便解释为将要得位；梦见污秽，便解释为将要得钱，不过是自己在心中作比喻罢了。人的一生没有什么不能告诉别人，但梦境却有难以言说的地方。我没有见过有什么梦境是可以这样解释的。君子的学问，贵在内心有所获得，而不在外物上玩赏。面前陈列十二方砚，不觉得它们多；没有它们，又不觉得有所不足。君难道是被这些迷惑了吗？只是一个人的盈虚消长，同天地相通，也会因事物而感动。大概所喜爱的事物留在心中，即使在梦中也难以立即忘怀，因此喜爱它，便谈论它而反复谈论它，作歌并和歌，甚至用它给居室命名。”列御寇说：“西方极远处有人，不吃饭也不穿衣，把梦中的行为当作真实。十二砚有一间斋，斋有一篇记，君子认为没有什么不可以。”〔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十二枚〕

译《匏斋记》匏这种东西，叶子苦，藤蔓柔弱，形状空大，不像瓠那样可以烧煮，也可以腌制，世人于是把它看作无用之物。然而把它制成器物，可以象征天地；中间空虚，可以容纳东西；截开它，可以作瓢；挖空它，可以作酒樽；剖开它可以制成笙，大的管为巢，小的管为和；拿着竽吹奏，它又成为各种声音的首领。可见匏并非无用。到了秋霜降下之后，空大的匏变得坚实；如果水流在前，既没有独木桥，也没有渡船，涉水而过的人、穿着衣服渡水的人、逆流而上或顺流而下的人，以及潜水游泳的人，都害怕水淹没头顶。假如把匏系在腰间使它浮在水上，那么即使在江湖中也可以不沉没，它对人的帮助非常大。如今刑部主事德州谢君方山，取它来给自己的书斋命名。君性情质朴正直，喜爱学习，所作歌诗没有软弱的声调，像金声玉振一样清越，像笙竽一样悦耳，而且全都合乎法度；饮酒百觚也不会醉。君借此自我寄托，难道不是因为这个吗？不过，他恐怕还有救助万物的心思。二尺四寸的律管，取象于坎卦；百姓陷入法律，就像溺在深渊中。覆盖养育他们的人，使其中空虚而能够存放心意，那么陷得深的人可以用绳子救出，有漏洞的地方可以用破布堵塞。这就好比把匏放进河中，随着谁溺水便去救谁；车子有时会陷入泥水，船有时会倾覆，但只要充分发挥匏的作用，便没有涉水过河而遭难的忧患，反而有共同渡过难关的功效。那么，凡是经义中纷繁的论说、宾客座中的谈议，能够在一室之内取得而施行于万事之中的，哪一样不是君的匏呢？于是他的朋友秀水朱彝尊解释匏的意义，加以发挥，作记写在墙上。《秀野堂记》长洲顾侠君在住宅北面、闾丘坊南面建堂，以回廊引入，以小径贯通，堆石为山，远望平坦开阔，疏通沟渠为池，走近看水波深曲。登临的人免去攀登的劳苦，居住的人没有尘土飞扬的忧患。清晨有竹鸡鸣叫，白天有佛桑开放。于是插置书架储藏书籍，架起画叉悬挂图画，置办酒席来娱乐宾客，尽情享受朋友兄弟之间的快乐。有空时取元代一朝的诗，甄别综合，得到一百家，已经刊布到四方都会。侠君于是梦见有些客人欢快，有些客人惊惧，数量一一十十，容貌神色各不相同，有的俯身下拜，有的站立张望。醒来后说：“这些莫非都是元代诗人的同类吗？还是树林中有遗留下来的良材、深渊中有遗留下来的明珠吗？”于是向藏书家借抄，又得到一百家。还没有结束，他广泛观看书画，旁搜碑碣，真文、梵夹无不考察，又得到不下一百家，于是元人的诗才算大备。我留在吴下时，多次经过君的堂屋，侠君请我为他作记。我想到园林丘壑的美景，常常被有财力的人占有，能够向宾客开放的很少，所亲近的有时又不是合适的人；聪明的童仆、漂亮的歌妓充满眼前，平头长须的奴仆在左右奔走，歌舞结束之后，荆棘便在这里生长。只有学者人才写作著述的地方，往往能够长久留存于天地之间，如《文选》楼、《尔雅》台，就是这样。吴地有许多名园，然而荒芜湮没的何止一处；而沧浪亭、乐圃居、玉山堂、耕渔轩，直到今天名声还在，没有废弃，就是因为当时有敬重学业、乐于交游的助力，并且留下了题咏。侠君建造这座堂，聚集高雅之士，准备从元代到宋代、唐代、南北朝直到汉代，全部搜取出来加以评定。我姑且把这些写在墙上，用来给天下诵读元诗的人看。《六浮阁记》六浮阁在查山南面，具区湖浸润着它的右侧。六浮分别是：一叫长浮，二叫白浮，三叫篛浮，四叫苎浮，五叫茅浮，六叫箭浮。它们有高有低、有小有大，形状各不相同，有的中断，有的相连，曲折绵延在山坳之外。阁楼还没有建成时，嘉定李流芳、长蘅经过这里，很喜欢它，想用一万钱建造草阁，坐落在梅林上方，画图告诉朋友，又题写长诗，希望有人经营建成，最终却没有实现。八十年后，长洲张翁买下这座山，才开始建阁，并且修治生圹。阁背靠山丘，面向湖泊，四周种植石楠、栝柏作为藩篱。阁楼立在山南，正值春天梅花开放，开拓西窗，俯视百万繁花，像密集的雪覆盖原野低地，游人都惊叹景色绝美。不久，张翁去世。他的儿子士俊随后加以修葺，有小径、有厅堂，有厨房、有浴室。于是四方名士相互招呼，牵衣拂袖前来聚会。辛巳年二月己未朔日，我登上这座阁，看到渔帆时隐时现，浦边树木清疏，山鸟啾啾，拂帘鸣叫，早晚都喜爱这里而不忍离去，于是留宿两夜。士俊请我作记，将要把它刻在座位旁边。我想到“三命”的说法，术士常用它打动人，然而儒生并不认为它错误。〔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十千钱〕 大凡夭寿、通达、困塞，没有不是由命决定的。至于同山水结缘，更尤其不容易得到。处在城市闹市之中，有人终身不知道丘壑的乐趣。张翁生长居住在吴地北郭，也就是元代的狮子林；如今把棺椁安葬在山中，得到一处没有后世艰难的幽静墓穴，并且建阁来标志这里的胜景，这正是李君曾经希望却没有实现的事，张翁能够做到。士俊善于继承父亲的志向，希望把张翁的名声传扬百世。张翁受到上天的福泽实在深厚，不能说他的时运不通达。张翁名某，字某，自号松园老人。他的品行义行，详见今任礼部尚书、同里韩公菼所作的墓志铭，以及处士睢州田君兰芳所作的墓表。

译《西陂记》宋代旧城的城门，见于记载的有：阳门、卢门、防门、桐门、横门、桑林门、垤泽门。所谓垤泽，垤是指阏伯之丘，泽是睢水。这里有蒲、鱼、萑、苇的资源，捕鱼有村落，捕蟹有房舍。商丘宋公怀念童年时在这里垂钓游玩的地方，想在此修建园圃，因为它在城郭西面，便命名为“西陂”。只是还没有来得及开始营建，先拟定了池馆的名称：渌波村、钓家、纬萧草堂、和松庵、芰梁、放鸭亭，各自配以诗篇。城中人士相继唱和。画横幅图画的是王山人翚。过了很久，宋公对故土的怀念更加深切，于是命鸿胪禹之鼎为他画像，作《西陂鱼麦图》，取用元结的诗句，希望老年归隐江湖。写文章记述此事的是上舍卲长蘅。宋公长期巡抚江南，选拔官吏简明，向百姓示范节俭。天子赞赏他的清廉德行。皇帝的藻饰龙舟所到之处，每次见面都更加亲近。时在昭阳协洽年。天子驻跸江天寺，宋公入内谒见，请求说：“从前宋臣范成大居住在吴地石湖，我曾经走过那里，看见淳熙十五年皇帝赐书刻石还保存着。我家有西陂别墅，冒昧请求——” 请您御书“二字”赐给臣下，不要让石湖的胜迹独自流传千古。天子笑着为他书写。这一年是旃蒙作噩年。天子又题写“鱼麦堂”赐给他。到了这时，宋公拜谢。皇帝亲笔题字前后多得难以尽数。宋公于是命子弟在西陂之上立碑，嘱托他的朋友秀水朱彝尊记述此事。我想到，崇高的爵位和林泉的闲适快乐，人生往往不能同时得到。唯有石湖老人，入朝便参与政事，退朝便安卧休息。范村的女子提着菜篮，孩子修补鸡栅，在斜桥种杨柳，在村田传播乐府。这就是姜夔谱写越调以祝寿，题作《石湖仙》的原因。如今 天子称赞您的政绩，说您的治理成效一直没有消退；回顾这十四年来，却迟迟没有接受朝廷召回。难道不是因为江南是重要的地方，实在很难找到能够代替您的合适人选吗？还是听说您曾以年老为由请求退休呢？天子赐给您禁苑中的葡萄一株，说：“等这株葡萄结果以后，您再请求告老还乡。如今把这株葡萄赐给您，马乳葡萄已经渐渐垂挂在架上了，您可要记住我的话。” 皇上的恩宠更加深厚，我不敢上奏陈说；近来又再次以【原文未完】。皇上又亲自把这番话写在堂柱上，说：“如果儿孙们能在乡里歌舞、吟诗、读书，并且安享乡党之间礼让和睦的生活，那么我仍然没有答应您归去。您虽然想舍弃政事上的贤能与劳苦，享受西陂捕鱼、种麦的乐趣和利益，但这个愿望难道能够立即实现吗？虎丘的山可以用来对月，沧浪亭可以用来赋诗。我将和中吴的父老们一起，等候您到这里游乐。至于西陂的美景，姑且听任您在乡党之间安闲地享受礼让和睦的生活吧。” 《五舫记》要说便利渡济，没有什么比船更好。小船有的叫艖，有的叫艓，有的叫防，有的叫艒；防又叫舴艋。大船有的叫舸，有的叫艅艎，有的叫艂艭，有的叫舶，有的叫艑，有的叫艞，有的叫▯艡，有的叫▯艛。所谓艇，是船身小而长；所谓艜，是船身长而薄。狭而长的叫艨，短的叫艟，短而宽的叫▯，也叫舠。船身深的叫防，也叫防。小而深的叫舼，也叫▯。船的构造有椳、柁、舳、舻、艢和▯。船板叫覆，船窗叫▯，用来铺放物品的床架叫笭，上下有两层床架的突出部分叫舰，有重叠房室的叫飞庐。船上的器具则有橹、浆、桡、篙、笮和戨。橹柔软，就用梢加倍辅助；篙折断，就用戙来辅助；笮力量不足，就用百丈牵引。遇到崩塌的沙岸、奇形怪石、恶浪喧腾，以及盘旋的漩涡，船行就会受到阻碍。大概一个人的力量不能牵引一条船，要想渡过去，哪里是容易的事呢？古人想到用《易经》涣卦的意思来制造舟楫。可是《易经》中说利于渡过大河的卦有六个，却没有片言只语取象于舟船；最终还以乘船为危险之事，认为船不是安稳栖息的器具。即便如此，长江以南，是百川汇聚的地方；内有曲折的水湾，外有回环的水岸，芦苇、竹子和树木交错繁茂，浮萍水藻随水荡漾，堤岸桥梁曲折延伸。若没有船，就无法领略这些美景；而且这里又没有风浪的忧虑，可以享受燕游嬉戏的乐趣，因此只有舫船最为适宜。溧阳人狄亿，字立人，以庶常吉士的身份请假回乡，在洮湖建造了五条舫船，有的用来载花，有的用来宴请宾客，既可以合在一起，也可以分开使用。船上有琴，有书，有歌，有酒；乘着短箫长篴，在郊外园林间从容往来。远远望去，简直不像水仙一样吗？如今所谓最为安静的地方，原来也是如此。我过去曾留居燕、齐、云、朔之间，六次遇到地震，直到现在想起来还心有余悸。这样看来，安危又哪里有一定呢？推究其中的道理，只要人的处境安定、内心安定，那么所处的环境也就安定了。如果内心不能保持正直，反而陷入邪念和险境，就没有不遭遇危机的。安危不过取决于人的选择罢了。把自己藏身于万人汇聚的人世之中，放纵情怀于能载百斛的船上，哪一种是危险，哪一种是安稳？立人对于自己的处置，实在是明察的。因此秀水人朱彝尊为他写了这篇记。时在康熙三十八年阳月之望日。

译《倦圃图记》倦圃距离嘉兴府治西南一里，在范蠡湖边。宋代管内劝农使岳珂，号倦翁，曾经留居这里著书，这就是所谓的金陀坊。这里原来有一座荒废的园子，户部侍郎曹先生洁躬加以修治，把它作为别业，在其中聚集文史典籍。有空闲时，就和宾客们饮酒取乐。它以“倦圃”为名，大概是取倦翁的字号来寄托自己的情怀。我曾多次到那里游览，喜欢它而不能忘怀。癸卯年，先生被降职为山西按察副使，治理大同。第二年，我到塞上拜访先生，当时正是九月，河流上结着层层坚冰，积雪照亮岩谷，放眼望去绵延千里，草木萌芽全都枯尽，连一尺见方的树木也没有。我们相互谈到倦圃，那里深沉的山泉、游泳的鱼鸟、繁茂的蔬菜水果花卉药草，种种情景历历在目，仿佛就在眼前。先生抱膝徘徊了很久。唉，故乡的乐趣，常常存在于人的梦境之中。我这个只是暂时游览过那里的人，尚且不能忘怀，何况先生曾经在那里起居谈笑呢？先生的门人周君月如擅长绘画，替先生把园中景物绘成二十幅图。于是我们三人各自为画作系上诗篇，先生又命我记述这件事。我曾经浏览前代园亭山水的胜景，往往借他人的文字来流传，又一定要有绘画技艺高超的人把它画下来，才能长久流传。如王维的辋川、顾瑛的玉山，百代以后，人们观看它们的画图，不仅能够想见两人的高雅，也会对他们所交游的丘为、裴迪、崔兴宗，以及下至袁华、于立、卢熊、郯韶等人，羡慕不已。这样看来，绘画作品难道可以缺少吗？如今先生正要承担天下的重任，救百姓于饥饿和溺亡之中；即使想抛弃官印官服的荣耀，隐居在江湖之上，以实现自己的爱好，大概也很难了。倦圃所有山泉、鱼鸟、蔬果、花药的乐趣，先生尚且不能独自享有，而我和周君反而能够借助倦圃图将它传播，这也是值得高兴的事。周君名之恒，是山东临清人，曾任江西参政，罢官后便迁居江浦。”},{ 《看竹图记》宁都人魏叔子与我订交，是在江都的时候，那一年是辛亥年。第二年，我将要回秀水，钱塘人戴苍为我绘制《烟雨归耕图》，魏叔子恰好来到，便在画卷上题字。后来魏叔子也回到金精山，戴苍为他摹写作成《看竹图》，请我写记。我天性偏爱竹子。甲申年以后为躲避战乱住在乡村，共搬迁十多次，每次都一定选择有竹子的地方居住。后来客居大同边塞，苦于严寒，就种芦苇来代替竹子。之后留居山东，看见冶源有数百万竿修竹，狂喜得舍不得离开；回去后便在长水边买宅子，取名“竹垞”。魏叔子来访我时说，金精山有十二座山峰，其中一座叫翠微，易堂就在山上；那里种有梧桐、桃、李、橘、柚，唯独不生竹子，从叔子开始才种竹。近来山冈上下连绵不断，无处不是竹子。大概是我们两人的爱好恰好相同。珍贵树木的生长，从两片叶子长到几尺高，要经过多年树林才开始形成；而且有的被霜冻枯萎，有的又受闰月影响而困厄。至于竹子，只要保护好它的根部，枝梢就会一直直向上长，不仅具有君子的操守而已。它蓬勃兴起，突然挺立，毫无畏惧，像豪杰之士一样，从泥泞中拔地而起，站立在万人之上。叔子居住在易堂读书将近二十年，天下还没有人了解叔子。一旦乘着小船南下吴越，天下评论文章的人便相互推许他的才华，正像竹子脱去笋箨，突然挺立直入云霄一样。文章之道，也如同种竹子：要努力除去陈旧的根蔓，并使土壤疏松而加以培壅。这样生长起来，枝干和叶子必然与众不同。既然如此，叔子就不应只依仗自己已经学到的东西而满足了。《芷闾记》族人琪跟随我学习，居住在道路南边；我们用同一根杵臼舂米，用同一口井饮水。他用珍美食物奉养母亲，汇集众家学说来贯通经义，像断金伐木一样寻求朋友；又乐于行善而不知疲倦，沿路出卖物品，砍茅编竹，给饥饿的人搭建住所。自从我得到琪这个朋友，差不多可以说和他有同样的志趣了。芷闾，是琪读书的屋舍。我已经为它题写匾额，又写了这篇文章记在墙上。记文说：“芷，是一种小草；它的名称和意义在《诗经》中没有明确记载。《尔雅》和《内则》中只说到佩戴茝来取悦人，在《小戴记》中才见到。《说文解字》没有收录‘芷’字，大概是与‘茝’意义相同。进一步说，楚地称它为蓠，晋地称它为虈，齐地称它为茝。《玉篇》和《诠药》说：‘芷的叶子就是虈。’由此应当知道，读音虽然有四种，意义却是相同的。屈平《楚辞》二十五篇中，说到虈和药的各有一处，说到芷和茝的各有五处，说到江蓠的有三处。大概是因为它志向洁白、品行芬芳，所以取譬时一定会涉及它吧？荀况说过：‘兰槐的根就是芷，把它浸泡在污水里，君子不会接近，平民也不会佩戴。它本质并不是不美，只是所受浸染造成了这样。’琪年纪正盛，不依仗自己本质的美好，而乐于同朋友相互切磋，虚心处在他们之下，因此见到善行就向它学习，有了过错就改正；能够得到敬业乐群的帮助，而没有芳香和臭味混杂在一起的忧患。他以芷来寄托自己，实在是合宜的。芷闾占整个厅堂的五分之一，纵横十多步，可以坐下六七位客人；书架上摆着几百卷书，分列在左右；还置办酒菜来招待宾客，作诗写歌来表达性情，以及各种高雅的议论、诸子百家的浏览，都在这里进行。那么凡是辞去早晨的花朵而开启傍晚的秀色，哪一样不是芷的意义呢？《诗经》不是说过：‘正因为他具有这种品德，所以才像这种品德；没有具备这种品德却不像它的。’琪也差不多可以因此相信自己了。《曝书亭集》卷六十六。钦定《四库全书》。《曝书亭集》卷六十七。翰林院检讨朱彝尊撰写。记（三）。

译《天津卫稽古寺重修藏经阁记》佛教的书籍传入中国，最初只有《四十二章经》而已。后来在姚秦时兴盛，在梁代昌盛，到唐代便大为完备。各代相继兴起，佛经几乎同儒家典籍一样多。士大夫和读书人纷纷舍弃自己所学，转而信从佛教。佛教徒又夸大其教，把土木材料聚集起来建造宫殿，涂饰朱红丹色来装饰椽子。诵经时有跪拜、起立、坐下等仪态，梵呗时有抑扬高下的节拍；又用丝带绳索装饰，用钟鼓来宣扬。凡是用来尊崇奉祀佛教的事情，没有做到极致的。自从孝定皇后笃信佛教，命令宦官把经藏颁赐到佛寺。佛教徒还担心流传不够广泛，便把梵夹改制成篇籍。从此经藏遍布海内外，各处都有。唉！假使碰上汉明帝、梁武帝这样的君主，后果也就可想而知了。天津卫处在京畿交通要冲，城西门有一座稽古寺，藏经阁就高高耸立在那里。这里靠近海边，多风而飞沙，天色昏暗，没过多久，楼阁便坍塌了。僧人含光把它重新修建。我驾船经过这里，登上楼阁。夕阳映照在衣襟上，风铃铮铮作响，飞鸟上下盘旋，使人视野开阔、心情愉快。含光对我说：‘凡是我们所需的木材，靠井税的收入和一升一斗的积蓄，积累多年，才得以建成。我们害怕楼阁倒塌，经藏也将随之丧失。’ 如今士大夫和读书人诵习、效法周公和孔子，对于六经和诸子百家的书籍，过去听闻而后来散失的，往往置之不问；府、州、县的学校有的倾圮荒废而不加治理，这不是比佛教徒还感到惭愧吗？僧人的话虽然不是圣人所赞许的，但他能够尊崇奉行自己的教义，并把兴废之事视为自己的责任；像含光这样的人，大概也可说是圣人门徒中值得进取的人了。于是我写下这篇文章记述这件事。《大悲院记》孔子去世后，诸子百家的学说兴起，其中最盛行的是杨朱、墨翟。研究墨家学说的人后来分成三派，墨家师说没有流传下来，难道不是因为孟子对它加以排斥吗？佛教的言论接近墨家。墨家的教义主张从头顶到脚跟都磨损了，也要为天下谋利；但在办理丧事方面却主张从简。以佛教为其道术的人，主要讲慈悲；可是他们最初离开父母兄弟，舍弃妻子儿女而不顾，这难道不是残忍吗？从前孔子不被当时所用，奔走四方，像微生畆、接舆、荷蒉这类人都交相讥讽他。后来孔子却说：‘我不和这些人同道，又和谁同道呢？’这话多么令人痛心啊！我观察佛教，唯独赞赏它所称的观世音菩萨；推究他的愿望所达到的地方，是想让所有这些人都登上善道，他与孔氏所设的防范相距不远。大悲菩萨，就是佛教所谓观世音菩萨的化身。他的手和眼多至八万四千只，每一只眼睛都必有所观察，每一只手都必有所执持，于是让工匠一一仿造出来。佛教的教法就是这样。僧人世高在天津的道路旁结茅为庵，夏天施水，冬天供茶，给来往的人施舍果品。我的朋友曹君恰好在这里负责武备，捐出俸禄接济他，规划工程、准备材料，建成三间屋舍，题名为‘大悲禅院’，并请我写记。唉，世上的人如果全部计算起来，其中值得悲悯的人太多了。除非他们沉沦在无人看见、无人听闻的状态中，那就罢了；试着放眼观察，他们迷失道路、陷入溺境，眼睛不能遍及、手也不能援救的，哪里有尽头？这就是这位菩萨以‘大悲’为名的原因，何况圣人的心怀呢？曹君勇敢而喜爱文章，驾驭军队严明，抚养百姓却很仁惠，大概就是所谓可以让他治理赋税的人。佛教的话，儒者厌恶它，是因为它与现实社会没有关系，天下百姓饥饿困厄，却不思考用什么办法去救助他们。世高采用他老师的学说，唯独以大悲菩萨自我寄托，难道能说他完全无意于这些百姓吗？曹君喜欢这个人并相信他的道理，也就很合宜了。《云冈石佛记》云冈的寺院有十座，是拓跋氏建造的，如今保存下来的只有其中一座。石佛大的高七十多尺，小的直径一尺；凿开山壁造出几十个石窟，雕凿石佛几千尊，又架设飞阁。凡是到大同来的人，一定会游览这里。我曾两次前往游览，看见石像奇异雄伟，回来后写下这篇记。查考《魏志》，世祖采纳崔浩的意见，毁坏佛像；凡是制造泥人、铜人的，满门诛杀；土木建造的宫殿佛塔也无不全部毁掉。等到崔浩被杀，在兴光、和平年间，人们争相修立石像。太和年间，四方寺院共有六千四百七十八所；到延昌末年，僧尼居住的地方增加到一万三千七百二十七所。事物发展到极端而转向相反的一面，这是理数所决定的。释氏的学说像蛊毒侵入人体，最终无法治愈。高明的医生选择其中可以医治的部分加以治疗；有病的人看见药方无效，便剖开患者的肠胃，非要把里面的虫全部杀死才停止。患者已经死去，和他患同样疾病的人没有不拿刀刺向医生的，崔浩就是这样。正要下诏派人修立佛像时，佛教徒只怕佛像再次被毁，说木头有时会腐朽，泥土有时会崩坏，金属有时会熔化；如果用石头建造并加以房屋覆盖，就可以永远不剥蚀。他们又担心佛像太小，可以凿取搬走，于是直径一尺的不止，扩大到几尺；几尺的不止，又一定竭尽力量扩大到几十尺，累积到数百、数千尊佛，佛像才可以长久保存而不毁坏，使看见的人因佛像而产生感动。他们自以为穷尽了天下的智慧和谋虑，却不知道自己陷入了极大的愚蠢。唉，周公、孔仲尼的道理能够感动千年以后的人的地方，难道在于他们的塑像吗？即便如此，拓跋氏的风俗本来就长期听闻佛教的学说，他们尊敬信奉佛教固然是合乎情理的，不能同生在周公、孔仲尼故乡却沉溺于异端的汉明帝、梁武帝相比。十六国时期那些君主杀人如同宰杀羊和猪，而佛教提倡慈悲、戒除杀戮；当时君主信奉它，往往稍稍改变了残忍的习气，因此佛像对于当时确实有益，也是事理所允许的。既然这样，君子排斥攻击异端，尤其应当衡量世道的治乱。那些持论过于激烈的人，难道是我道的幸运吗？防州李先生喜爱写古文，向来排斥佛教，又曾和我一同游览云冈，所以我写了一篇寄给他。

译《应州木塔记》轩楹台榭、宽阔台阶和重叠屋宇，都是游览观赏的胜景。如果建造不合时宜，奢侈超过制度，那么《春秋》会记载，太史会记录。因此即使王公身份尊贵，也不敢轻易役使百姓。可是对于佛教寺院，却耗尽天下百姓的力量，百姓奔走效劳还唯恐落后，世上竟没有人议论其中的错误，我不知道这是什么缘故。佛教的老师以虚无寂灭为教义，把人的尸骨、爪甲和肌肤看作不值得珍惜；可是尊崇奉行这种教义的人，反而一定要铸造金像供奉，建造宫室让它居住，这不是大惑不解吗？然而山川城郭之间，必定有可以登临远望、下行观览的地方；只有佛塔的形制高耸，层层累级，超过轩楹台榭，足以开阔视野，尽览形势胜景。登上高处眺望远方，面对景物感慨时事而赋诗，这又是君子不废弃的事情。应州治所西北一百步，有一座释迦佛塔，建于辽清宁二年，上下都用木材建造，高三百六十尺。应州处在极远边塞的要冲，地方风俗苦于严寒，又不产良材珍木；一根木材的运输，要动用一百辆车和牛才能运到。大概辽国君臣依仗甲兵的威力，向宋、金索取贡献，所得缯帛动辄以亿万计，所以当时建成此塔并不困难。辽史记载，道宗即位初年曾下诏征求直言，也曾有志于治理国家；到了晚年，却崇尚异教，一年供饭给僧人多达三十六万人，一天剃度出家多达三千人。唉，奢侈之心逐渐滋长，都是这座塔启发出来的。后来，当地人指给我看屋檐上的八个大字，说是长康二陵驻跸时所写；当时皇帝游乐的情景，还可以由此想象出来。这样看来，登上这座塔的人，不仅可以尽览山川城郭的胜景，还可以感慨国家盛衰的缘故。于是我们一起赋诗并写下记文。同游的有三人：山西按察司副使、前户部侍郎、同乡曹公溶，江西布政司参政、临清人周君之恒，汾州推官、大兴人孙君如铨。把我的文章刻在墙上的，是知州事、盖州人傅君登荣。《南泉寺新建惜字林记》古代的典籍，不过是方册而已。不足一百字的，写在方版上；一百字以上的，写在册页上。编联用韦带，摘取字纸用铁夹，书写用漆。有遭火焚的忧患，却没有遗弃的祸患。后来改用茧纸，用隃麋墨书写，以不律作笔，并用杵头、轴子等物，人们都知道爱惜。到了长兴年间把九经刻在木板上，学者免除了抄写的劳苦，得以阅读古代圣贤的书，实在是很大的幸运。后来《史记》《两汉书》《文选》也都交付雕版印造，诸子百家的书也陆续都有了。官府便把它们收藏在国学，民间则吴、蜀、越、闽各地都能摹印。可是闽地麻沙、崇化二坊翻刻流传的书日益增多，士子得到书容易了，懈怠之心也随之产生。又由于科场规定，经书各有专门，除了程子、朱子、胡氏、蔡氏、陈氏诸家之外，帖括之学不敢越出范围。于是经书义理稍有不同于诸家的，大多被束之高阁而不去阅读。至于士子揣摩时文，所学习的坊间选本堆满房屋、充满栋宇；由于各人的见解不同，不合自己爱好的，便视为土渣，有的拿去盖酱缸，有的拿去糊蚕箔。至于京师，是五方人物汇聚之地，书一旦被丢弃，往往就混在粪土中。士大夫既不能及时搜集它们，车尘马足之下，往来行人也无暇顾及，所以必得借助那些闲暇寂寞的人，早晚专心办理，才可能不费多少事而把它们收集起来。最适宜做这件事的，莫过于僧人。南泉寺在三里河桥的东面。康熙十七年夏天，我因防守柴车而来到这里。有人请我住在僧舍中，有一位禅师，穿着僧衣，手持铁夹，不时用筐子在道路上拾取字纸，每月初一和十五，总要把它们焚烧。过了三年，他在文昌阁下盖了几间屋，匾额题作“惜字林”，收藏字纸有库房，焚烧字纸有炉子。他来请我写记。唉！自从禅宗分成五支以后，参禅者以顿悟为目标，汉、晋以来翻译的佛经梵夹，尚且任其被虫鼠侵毁而不加顾惜，又哪里会在意废纸呢？那么这位禅师拾取字纸，不只是代替儒家做这件事，也是为了自身修行。然而，我看禅师勤勉，每当钟声响起必定起身，和弟子们一起把梵夹陈列在堂上，展开经卷，以木鱼、法鼓宣诵，如此看来，他是以恭敬为主旨的。由一寺推及天下，那么西域古代先生的话，他的弟子尚且谨慎收藏；而这位禅师所拾取的字纸，最终是在代替儒家操劳心力罢了。因此把建成的年月记在墙壁上。唐朱邪府君墓铭石盖记 丁未年秋天，我从代州返回大同，将要到应州时，在马神祠下避雨。前面有施食台，旁边刻石排列着八卦，又写着二十八宿的名称，我心中觉得奇异。于是让随从把石头翻过来观看，上面有篆文写道：“唐故汾州刺史朱邪府君墓志铭”。原来沙陀人的习俗是死后焚烧尸骨，盛放在石函中，这就是石函的盖子。考察后唐《家人传》，没有任汾州刺史的人，只有明宗的父亲电曾被追赠为汾州刺史，见于《册府元龟》，又葬在应州；这毫无疑问是电的墓铭。史书说明宗没有姓氏，太祖把他收养为儿子，不知道他的父亲；他冒用朱邪这个姓氏已经很久了。后来明宗即位，给父亲谥号孝成，庙号德祖。当时，掌管祠庙的官员守护春秋祭祀，山陵封土也必定修得高大，谁料竟被人盗掘？千年以后，连石函也一同毁失，只留下这块盖子。于是我向按察副使曹公说明此事，把它迁到州学，并写文章记下这件事。

译游晋祠记 晋祠，是唐叔虞的祠庙，在太原县西南八里。所谓汾东王、兴安王，是历代加给他的封号。祠庙面向南方，西面高山遮蔽。山下有圣母庙，面向东方。泉水从殿堂下面流出，经过祠前；又有一眼泉水在西南面，名叫难老泉。两股水汇合后，分别流入沟渠，灌溉田地千顷。这就是《山海经》所说的“悬瓮之山，晋水出焉”。水向下流入汾河，地势比祠庙低数丈。《诗经》说的“彼汾沮洳”，就是这种情形。圣母庙不知道始建于何时，当地人遇到年旱祈祷，总是应验，所以庙宇格外高大华美，反而使唐叔祠像是处在偏僻角落。隋将王威、髙君雅借祈雨于晋祠来谋害高祖，说的就是这件事。庙南有台骀祠，是子产所说的“汾神”。祠庙东面有唐太宗《晋祠铭》，再向东五十步有宋太平兴国碑。祠庙四周有几株古树，都是生长千年的树木。郦道元所说“水侧有凉堂，结飞梁于水上，左右杂树交防，希见曦景”，就是这里。智伯曾决开这条水灌晋阳，后来宋太祖、太宗终于也用同样的方法平定北汉。原来汾水的水势与太原地面相平，而晋水高出汾水；单独决开汾水不足以淹没城池，只有把两条水合在一起，才能灌城。丙午年二月，我游览天龙山，路过晋祠，在这里休息。逍遥坐在石桥上，草木芳香，泉水清冽，灌木森然深密，▯鱼成群游动，鸟声不停。故乡山水的美景，仿佛又看见了。大概我作客已经很久了。从云中经过太原，路途遥远达七百里，黄沙随风飞扬，眼睛被迷得看不清山川沟谷。桑干河、滹沱河水流杂乱，像沸腾的汤水，没有浮桥或船只可以渡过；马匹行走在深泥中，左右彼此都顾不上。雁门、勾注一带山势起伏，道路险窄；过去所说的山水美景，反而只足以增加我忧愁郁闷、悲愤无聊的心情罢了。到了晋祠下，才开始欣然享受这里的快乐。从唐叔虞到现在已有三千年，而台骀是金天氏的后裔，年代还要久远。大概山川清美秀丽的地方，不只是游人经过会感到快乐，即使神灵的居所也会凭依在这里而不离去。难道不是事理本来就应当如此吗？写下这篇记，不只是记载来游的年月，也用来告诉后来游览这里的人。风峪石刻佛经记 太原县西面五里有一座山，名叫风峪，风穴还存在。相传神灵到来时，穴中会肃然作响，是风所从出的地方。愚昧的人拿土来堵塞洞穴，又在里面修建石佛，四周排列着所刻的佛经。石柱共有一百二十六根，年代久了，虺蛇、蝎子住在其中，即使爱好游览的人也不敢进去。丙午年三月，我带领当地人点燃柴薪进入，仔细察看，发现书法不是近代人所能达到的，可惜三面都被遮蔽，未能纵览全貌。从唐代以前，书卷必须靠传抄，严重时还要编接韦带、续接竹简，截取蒲草、编缀柳木；而佛教的言语也只能把山花、贝叶缀集成文。那时学者终年从事笔札，也不能收集到百本中的一本，实在艰难。石经始于蔡邕，年代久远后残缺沉没；到了唐代，郑覃、周墀又在京兆重新刻立。后唐长兴年间，才进一步转为传抄和雕版印刷，舍弃极难的方式而采用最容易的方式，从此书籍日益兴盛。然而世上的学者忽视了这种容易，反而有的把书束之高阁而不阅读，这是为什么呢？难道所谓书籍日益兴盛，正是它衰落的原因吗？北朝君臣崇奉佛教，所以各处多有石刻佛经和佛像。我有位朋友太原傅山行走在平定山中，误坠崖谷，看见洞口石经成林排列，与风峪相同，都是北齐天宝年间的字；而房山石经从隋代起便开始刻造，年代更早。佛教教法如此兴盛，如今佛寺中居住的僧人，少则一百人，多则数千人；然而通晓其教法的人，大都把语言文字看作无用，见到讲说佛经的人，往往鄙视而不屑一顾。唉！佛教的言论虽然违背圣人的言论，但归根到底，那也是他们国家的先生和长者。既然采用了他们的教法，却把他们先生长者的言论全部抛弃，究竟成什么样子呢？九经的碑文在西安府学，儒者虽然不能全部观看，但能够看到的人都知道爱惜。至于风峪所收藏的佛经，佛门弟子虽然众多，却没有一个顾惜它们的。这么看来，佛教没有人才，岂不是比我们儒道的衰落更加严重吗？傅山听了说：“是这样。”于是我写下这篇记。西山碧云寺记 西山的佛寺有一百多所，大多由宦官修建。其中最宏伟华丽的叫碧云寺，顺着山势上下修筑台殿，金碧色彩显露在松树、栝树之上。它北面有宦官坟墓几十座，用石头雕刻成栏杆，工艺极尽纤巧。翁仲、羊、虎分列两旁侍立，墓碑成林排列，碑文都是宰辅撰写的。中间竖立两具巨大的碑，写着总督东厂官旗魏忠贤的爵位和官秩。游人常在墙上画灰，写下愤怒斥骂的话，寺僧总是恭敬地涂抹、洒扫干净，经过的人也只能徒然叹息。魏忠贤专权时，建生祠、立碑遍及天下，本来没有什么值得责怪的。等到定罪的诏书颁布，拿小孩去问这些碑文，几乎没有不以自己属于逆党为耻的人；见到姓名，便把碑石踢倒打碎，唯恐动作不快。偏远地方已经没有保存下来的，只有这座山靠近京城，顾秉谦、魏广微撰写并大字深刻的碑文，竟独独没有被毁掉。这是因为魏忠贤虽然失败了，宦官们仍竭力保护同类。至于魏忠贤尸体已经被戮，族人也已经迁徙，却又有人树碑立冢，这不是法律禁令所能惩治的。由此才知道，小人的祸害流传下来，没有比宦官更惨烈的了。《易经》说：“君子以远小人，不恶而严。”那些人身为宰辅，地位没有不高的，却偏要先向小人假借颜色，于是小人才有机会请求他们撰写文章。秉谦这些人还不值得计较，为什么连中等以上的人也替他们写谀墓之文呢？这岂不是和佛教背弃父母、断绝宗祀的教义相反吗？宦官喜欢佛教与自己相近，捐出无用的钱财，明目张胆地向佛暗中求福，又让僧徒守护坟墓。寺僧借此获得衣食，于是甘愿受他们欺骗，却仍不停地洒扫守护，实在可悲。唉！士君子立身朝廷，应当努力阐明《周易》的义理，不要被小人亲近，也不要轻易把文章借给他们。关键在于一开始就严正对待他们，这样才可以了。

译登峄山记 峄山上下全是堆积的石头，石缝之间连脚趾都容不下；小的像拳头，大的像厅堂，房屋似乎是鬼神搬运而来，惊涛骇兽般突兀在眼前。山的远近都不生长草木；然而峄山南面的孤桐载于《禹贡》，难道是因为它生长不易，所以才显得珍贵吗？石质粗劣，游人把姓名刻在石壁上，不到一百年就模糊剥蚀，无法辨认。李斯的篆书没有保存到今天，也是理所当然的。按《诗经》说“保有鳬绎”，注释者认为“绎”与“峄”相同；鳬山在今天的峄县，县虽以峄山命名，山却离县城二百里，在邹县南面。杜预认为它在邹县北面，大概是因为县治迁徙已经很久了。山路坎坷不平，没有燕子停憩的地方，因此游人特别少。然而登高远望，风中的船帆和烟雾中的水湾，在百里之外时隐时现；凭此可以观览神禹的遗迹，嘲笑亡秦的愚蠢，足以增添慷慨之怀。难道一定要林木郁郁葱葱、台馆高低相间，才称得上名山吗？和我一起登山的有四个人：巡抚山东工部侍郎兼右副都御史、宛平人刘公，芳躅增美；刘公的弟弟芳永；大兴人、河间府推官牛裕，大年；歙县人汪之鲂，范式。登上山顶的，是刘公、汪之鲂和我。濋泉记 宛平刘公任山东巡抚的第二年，在衙署西北挖土，深二尺时有清泉涓涓从穴中流出，于是顺着泉水再挖深二尺，泉面宽了一倍。用砖砌成泉池，养鱼一百条，清澈得可以照见头发。刘公看着很高兴，对他的朋友朱彝尊说：“这泉应该取什么名字？”我说：“《尔雅》说，水从济水流出叫作濋，那么就叫濋泉吧？”于是写道：“天下的水，源头清澄的，水流一定清；源头浑浊的，水流也浑浊。然而黄河发源于昆仑山，水色本来洁白，所经渠道汇合一千七百多条支流后变成黄色，是众水使它混浊了。乘船行在下游的人看见它浑浊，便认为这是黄河的本性，其实他们只是看到末流，没有追究根源，所以说它浑浊。这说明治理政事的道理大概也正是如此。官吏即使十分廉洁，做他的宾客的人如果一萌发求利之心，受到视听的迷惑，那么使水混浊的东西就会天天到来。源头清浊不同，水流也就不同。如今刘公既能在上位保持自身清廉，宾客也都把刘公的心作为自己的心，就像砌成的泉池一样，纤尘都不能进入；即使水流到底，汇入大小清河而流入大海，也没有一处不是清水。”刘公说：“说得好！你把它写下来，告诉后来任职此地的人。” 重建屯溪石桥记 浙江的源头名叫率水，从武溪向东北流去，汇合渔亭、榔木两条水，经齐云山脚下，两旁溪水也流入其中。向东经过珠里，越过隆阜，到达屯溪。屯溪西南五城的水流入月潭，经过闵口，汇纳高枧的水流，通到黎阳。黎阳，是南朝时废弃的县治。东北面的屯溪在率口汇合，有人说孙吴时毛甘曾在这里屯兵一万户，所以旧溪因屯兵而得名；又有人说这里是程忠壮王灵洗守卫的地方，所以他的子孙多居住在率口。大概从率水向东直到淛地，共有瀑布四十七处、险滩三百六十处，深水急流惊险迅疾，到屯溪才变得平缓。当地人于是筑石为桥，以便道路通行。桥始建于明嘉靖十五年，经过一百多年，百姓都享受它的便利。康熙丙辰年桥倒塌，率口人程翁子谦拿出私钱独自承担修桥之事，前后花费六百七十万钱，经过两年桥才建成。又过十七年再次倒塌，程翁说：“桥修得不牢固，是我的过错。”于是于丁丑年秋天重新兴建，仍然独自承担。桥尚未完工，程翁便去世了；他的儿子、户部广西清吏司员外郎岳继承父亲完成了工程。石匠的费用几乎增加了一倍，工程完毕后，珠里陈君防请我写记。我曾经考察《周官》中的礼制：“城郭、沟池、树木、渠道的防固，由掌固按时修治。”遂人依据土地地图巡视田野，田间每十夫有遂，遂上有径；每十夫有沟，沟上有畛；每百夫有洫，洫上有涂；每千夫有浍，浍上有道；每万夫有川，川上有路，以通达王畿。它没有提到桥梁，并不是礼制有所遗漏，大概五沟五涂没有一处没有桥。所以《尔雅》说：“堤叫作梁。”《春秋传》说：“九月修治道路，十月建成桥梁。”孟子也说：“十一月修成徒杠，十二月修成车梁。”西北地区的水流，势头奔腾迅疾，一旦失去原来的河道，山陵和溪谷就会变迁，石桥的便利便无法建立，苦于涉水的百姓很多。等到冰开始结合，才可以砍木架桥；春冰一融化，桥又常常被冲走，正如孟子所说，必须每年重新修建。新安江的水清澈见底，流动清冷舒缓，可以回旋，也可以游泳；然而溪流既宽，桥梁若不是石造，便不能长久。兰舟竹筏都从桥下驶过，陆路上车马行人交错，茶叶运输和造纸人家汇聚在四通八达的道路上。若改用木桥，容易毁坏；容易毁坏，行人便受苦；每年反复修建，居民便劳苦，城郭、沟池、树木、渠道的防固也会失去作用。由此才知道，程翁救济众人的功德，以及规划经营的考虑，深远而周详。如今朝廷内外的士人，往往拘守杨氏“为我”的学说，在君臣、父子、兄弟之间遇到事情便互相推诿；至于处世的技巧，却很精通。这样还谈得上担当重任吗？假使居住在乡里的每个人都能像程翁这样用心，不把钱财据为己有，始终把救济众人放在心上；推及邦国天下，还有什么利益不能兴办，什么祸害不能除去呢？古人之所以看重能够担当天下重任的人，大概就是因为这个道理。程翁因儿子岳显贵，被封为朝议大夫、户部江西清吏司主事。他曾捐钱置办府县儒学的学田，修葺明伦堂，修筑率口上游沿溪石堤，建立宗祠，修订族谱，乐于行善而不知疲倦。他对乡邻所施的德惠，哪里只是两次修建石桥而已。

译古南禅院重建方丈记 “方丈”本来是道家山中的名称，佛教僧人却用它命名自己的居所，这一称呼本于维摩诘。长江以南，宏伟华丽的僧寺必定有方丈。登上台阶进入其中，在中央设置狮子座，在右边竖立禅杖。凡是官员来参禅、弟子来问法，必定在这里进行。把他们的言语记录下来作为语录，刻在木板上以流传宗派，就如同儒家有山长、书院有讲堂一样。明代万历以后，五灯相继，各有传人；临济宗一支尤其兴盛。有位牧云禅师，舍弃宏丽的地方，来到嘉兴县梅会里的古南院居住。他在这里坐禅、作诗，所住的方丈不满一丈，只有一泓清水、几竿幼竹，足以洗巾、悬挂瓶子；拂去尘埃，雪后扶杖观月，划船赏玩常景，超然萧然，仿佛身在物外。禅师去世后，他的弟子悬厓也去世了，而主持此院的人无力召集工匠，寺院日渐坍圮。悬厓的弟子岷源住在武康，采茶、烧笋来维持生活。乡人迎请他主持寺务，不到几年，便开辟松门，扩大菜圃，凡房屋、廊庑、厨房、浴室，没有不修治完备的。又在山中砍伐木材，取得建造方丈的材料，扩大拓展旧址。南窗北户全都重新涂饰丹粉。从四方打着包袱、持着钵来到这里的人，都赞叹并佩服他的才干和谋略。工程完毕后，岷源的力量也耗尽了，最终因病去世。己未年，年成歉收，我和乡人一起在路边煮粥，救活饥饿的人。每天坐在方丈中接受布施，于是根据他的弟子请求，写下这篇壁记。唉，人生居处在可以有所作为的地方，有时也会有不去做的事。至于力量不足以有所作为，而事情又有不得不做的，就应当有志之士竭尽心力去做，最终做到不后悔；这正是常人的情感所难以做到的，君子对此是会取法的。用这些话告诉后来居住在这所寺院的人。牧云法名通门，常熟人；悬厓法名行筏，岷源法名超濬，都是梅会里人。白玉盌记 我从大同转而作客太原，留居布政司王公的官署时，正值丙午年。有客人讲述定陵的遗事说：吴中有一位贵公子，姓周，家世显贵，名字失传。他有一块美玉，请工匠治成杯子。玉色纯白，旁边有九道红色纹理。工匠把它雕成盘螭，完成后用厚重的锦缎包装，放在匣中，准备从郊关带入城内。周公子担心城门砖石掉落，便把绳子系在木架上，从女墙上下。周公子设宴招待宾客，有人进言说：“人们不是都把您看作周九痴吗？如今玉工又刻了九条盘螭，这是把您当作笑柄了。”周公子大为恼怒。太监孙隆听说后，用五百金买下，进献给皇帝。显皇帝喜爱把玩，每晚一定拿它饮酒。等到李自成攻陷京师，这只杯子流传到民间，如今不知失落在哪里了。王公说：“我所收藏的虽然比不上它，但其中好的也相差不远。”我请求观看，王公便过了一天准备酒菜，打开箱笥：像敦的有一件，像▯的有两件，像癸彞的一件，▯彞的一件，像卣的三件，用来合▯的四件，像匜的六件，杯和卮各五件有余。我一件件都饮过。 ​​我说：“这些哪里足以比得上客人所说的那件呢？”王公说：“还没有拿出来。” 于是他另外取出所收藏的一件玉爵，颜色洁白，用周代尺度量它，高九寸，是赵康王用来宴请宾客的东西。又有一只玉杯，颜色白中带黄，螭龙抱住杯耳，饮用时嘴唇抵着杯下，螭尾贯入杯足。这是王公的祖父任兵部尚书时，定陵所赐的。王公说：“有一只玉盌，高五寸，深四寸六分，直径七寸，举起来映着膏烛，洁白如冰雪，上面有黄斑，像粟粒一样，共有十多个连缀在一起。这是从晋恭王府得到的。”我狂喜，接连满饮，于是大醉。玉盌碰到石案发出声响，我颓然靠着几案坐卧。客人脸色惊惧，赶紧拿起玉盌奉还给王公。王公笑说：“你真是个小人，玉盌已经得到好友赏识，即使摔碎了又有什么可伤心的？”此前王公的同僚曾愿意用千金换取它，王公没有答应；到这时因为我喜爱它，便让我把它留在书房，并命守门人每月送两瓮桑落酒。过了一年多，有一位总督府总制山陕西军务的官员与王公意见不合，便以王公的过失弹劾他，王公被罢职归乡。三年后，我在京师遇到他，询问此事，才知道玉盌、玉杯、玉爵都已经卖给大商人了。又过五年，我奔丧经过广平，王公出城来慰问我，当时他已经病了。又过三年，我再次到京师，听说王公已经去世。富平李子德曾经访问我于太原，后来又多次和王公饮酒，也曾因应召来到这里，我们在南泉僧寺相对而坐，剪灯夜谈往事，感叹知己不再，不禁潸然流泪。于是写下这篇记。王公名显祚，字湛求。祖先原是枣阳人，其中有一位任兵部尚书、名叫一鹗的，才开始举家迁到广平的曲周。《曝书亭集》卷六十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