曝书亭集卷五十九

译《尚书》论（二） 关于《尚书序》的作者，历来说法不一。认为出自孔子的，有刘歆、班固、马融、郑康成、王肃、魏征、程颢、董铢等儒者；认为是历代史官辗转传授的，有林光朝、马廷鸾；认为是齐、鲁诸儒逐篇附会编成的，有金履祥。至于朱子的观点，认为它决不是孔子的话，也不是孔门的旧说；于是九峰蔡氏作《书传》，跟随朱子的意见将其删去。考察古代，《尚书序》原来单独成篇，列在全书之后，所以陆德明说马融、郑玄等人的百篇序总共合为一卷。到孔安国的传出现以后，才引用小序，把它们分别冠在各篇篇首。后人习惯于此而不加考察，于是说伏生今文《尚书》没有序，序与孔氏传同时出现。他们不知道，汉孝武帝时就已经有这些序了，司马迁据此写成《夏本纪》《殷本纪》《周本纪》。马融曾为《尚书》小序作注，这在陆德明《经典释文》中可以见到；郑玄注《周官》时，也引用《尚书序》的文字来证明保傅之职。所以许谦说：“郑氏没有见到古文《尚书》，却见到了百篇之序。”考察马融、郑玄所传注的《漆书》古文《尚书》，那是在孔传进献之前；百篇之序早已在汉代流传，起初并不是和孔安国的书同时出现的。〔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篇〕 依我的愚见，《周官》说外史的职责是把《尚书》的书名传达四方，这说明当时一定已有《尚书序》；而今天流传的百篇之序，就是外史用来传达四方的文字，它的来历已经很古老了。《诗经》论（一） 孔子删《诗》的说法，最早由司马子长倡导，历代儒生没有谁敢提出异议。只有朱子认为，《诗经》经过孔子重新整理，但不能确定究竟删了还是没有删；又说孔子不曾删去诗篇，只是加以刊定而已。水心叶氏也认为，《诗经》并不是因为孔子而删削的，这实在是千古以来的卓见。我私下认为，《诗经》原由王朝掌管，分赐给诸侯，在小学、大学中讽诵，冬夏两季都加以教习，没有人对此表示异议。所以诸侯会盟、聘问、宴享时，各国大夫赋诗来表达心志，并不全都使用本国的风俗诗。假如孔子凭一己之见取舍删削，王朝和列国的臣子中，谁会相信并听从他呢？再如行走时奏《肆夏》，快步行走时奏《采齐》，这是乐师所教的乐仪，为什么不能施用于礼义，而孔子偏要删去，使堂上有仪节、门外却没有仪节，这是什么道理？凡是天子举行射礼以《驺虞》为节奏，诸侯以《狸首》为节奏，大夫以《采蘩》为节奏，士以《采苹》为节奏。如今《大戴礼记》《小戴礼记》中还载有《狸首》的辞句，并没有违背礼义；孔子却保存《驺虞》《采蘩》《采苹》，唯独删去《狸首》，使天子、大夫、士都有节奏，而诸侯没有节奏，这又是什么道理？燕礼升堂歌唱《鹿鸣》，堂下管奏《新宫》；大射礼先歌《鹿鸣》三遍，再管奏《新宫》三遍。孔子保存《鹿鸣》，却删去《新宫》，使歌唱有诗而管奏没有诗，这又是什么道理？〔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人〕 《肆夏》《繁遏》《渠》是天子用来宴享诸侯之长的乐章，所以“九夏”由钟师掌管；大司乐在天子出入时奏《王夏》，尸出入时奏《肆夏》，牲出入时奏《昭夏》；乡饮酒礼宾客出门时奏《陔》，乡射礼宾客起身时奏《陔》，大射礼公升堂就席时奏《陔》，宾客醉后奏《陔》，国君入内时奏《骜》。这些又有什么不能施用于礼义的地方，而孔子偏要删去，使礼仪废弛、乐章残缺，这又是什么道理？正考父在周朝校订商代的名颂十二篇，周太师带回去祭祀先王。孔子是殷人，却反而把先世校订、归来祭祖的诗篇删去七篇，只保存五篇，这又是什么道理？周穆王想放纵心意，巡行天下，祭公谋父作《祈招》诗来劝止他的心志；诗中合于礼义的，没有比它更好的了。孔子既然赞许它的意义，却又把它删去，这又是什么道理？况且《诗经》若有三千篇，那么輶轩所采集的诗就不止十三国了；可是季札在鲁国观乐时，所歌的风诗没有超出十三国之外。孔子平日谈论诗，一次说“诗三百”，又一次说“诵诗三百”，未必一定是删定之后的说法。况且诗篇多到三千，乐师蒙叟怎么能够全部记诵呢？我私下推测，当时由王朝掌管、分赐给诸侯的，大概也只有三百多篇。后来欧阳修所说的“删诗”，并不是说整篇删去，有时是删去一篇中的某些章，有时删去一章中的某些句子，有时删去句中的某个字。这也不对。《诗经》说：“唐棣的花，偏偏摇曳反转。难道我不思念你吗？只是你的居室实在太遥远。”正因为这首诗孔子没有删去，所以才被他作为弟子的雅言。诗中说：“穿着锦衣还加上麻衣，正是文采显著。”正因为这首诗孔子也没有删去，所以子思才举出并引用它。《诗经》说：“谁能执掌国家的成法？”今本没有“能”字；又说：“殷鉴并不遥远，就在夏后氏那个时代。”今本没有“于”字，这并不是孔子删去的，只是流传日久，偶然脱落了。过去子夏亲自从孔子那里接受《诗经》，他称引诗句说：“美丽的笑容多么好看，明亮的眼睛多么传神，白色的底子加以文饰才更加绚丽。”正因为这些句子孔子也没有删去，所以子夏所受的诗还保留这些辞句，用来相互质证；孔子还连连称许子夏可以和他谈论《诗经》，从未因“素絇”这句话有害于义而斥责它。由此看来，《诗经》的散佚并不是孔子删去的，这一点可以相信了。那么，《诗经》为什么会散佚呢？回答说：一是秦火之后，竹简和帛书不复存在，而平日诵读的人偶然遗忘了；二是作者所作章句长短不齐，后来研究章句的人一定要把它们排比整齐，于是删去了那些不合句式的字句；三是乐师蒙叟只记得乐曲的音节而亡失了歌词，窦公对于音乐，只记得《周官》中《大司乐》一篇，其余都不知道；制氏只记得铿锵的声音和鼓舞的动作，却不能说出它的意义，因此乐章缺失得特别多。况且“六诗”的次序，从《周官》所说鲁国的次序、周代的次序、商代的次序来看，鲁诗的编次并不是从孔子才开始的。后世评论者却说，好像孔子偏爱自己的宗国，保存先祖的诗篇才这样做，实在是最为乖谬。今《王制》说：“改变礼制、改易音乐的人，是不顺从者；不顺从者，国君就把他流放。”如今把太师所陈述、大司乐所教习、瞽蒙所讽诵的篇章、句子、字，随意取来删去，这就是改变礼制、改易音乐。假如把《秦风》移到《魏风》之前，把《唐风》排在《桧风》之后，把《豳风》排在《桧风》之后，这又有什么意义，而孔子为什么一定要更改它们？唉！周朝衰微之际，礼制并非有意要丧失却已经丧失，音乐并非有意要残缺却已经残缺，孔子正忧虑它们散失，考察搜求还来不及，哪里会删削它们来自己招致“不顺从”的罪名呢？《诗经》论（二）

译《诗经》有序，并不只是《毛传》如此，解说韩诗、鲁诗的人也没有不作序的。例如《关雎》是讽刺时政的，《芣苡》是哀伤丈夫患恶疾的，《汉广》是使人喜悦的，《汝坟》是辞别家人的，《蝃蝀》是讽刺私奔女子的，《黍离》是伯封所作的，《鸡鸣》是讥刺谗人【一作“使人喜悦”】的，《雨无极》是正大夫讽刺周幽王的，《宾之初筵》是卫武公因饮酒而悔过的；这些都是韩诗的序。楚元王曾向浮丘伯学习诗，刘向是元王的孙子，实际上属于鲁诗一派。他所撰《新序》中说，《二子乘舟》是伋的傅母所作，《黍离》是寿闵哀悼他的兄长所作；《列女传》说《芣苡》是蔡国人妻子所作，《汝坟》是周南大夫妻所作，《行露》是申国女子所作，《柏舟》是卫宣公夫人所作，《燕燕》是定姜送别儿媳所作，《式微》是黎庄公夫人及其傅母所作，《大车》是息夫人所作。这些都本于鲁诗的序。齐诗虽然已经亡佚，推想当时的经师也一定有序。只有毛诗的序，本于子夏。子夏熟习《诗经》而明白其中意义，又能推究各国史书，弄清国家得失的原因；考察《尚书》《仪礼》《左氏内外传》《孟子》，他的说法没有不相合的。毛诗传出以后，学者舍弃齐、鲁、韩三家而遵从它，是因为它有子夏的序，与三家不同。既然这些序出自子夏，子夏把诗传给高行子，所以《丝衣》序中有高子的说法；子夏又传给曾申，曾申传给李克，李克传给孟仲子，所以《维天之命》注中有孟仲子的说法。这些都是用来补充老师说法中尚未涉及的部分，毛公因此保存它们而不废弃。至于《南陔》等六篇诗，有诗义而亡失歌词，那是毛公根据意义补足的；所谓“有其义”，依据的就是子夏的序。可是评论者多认为这些序是卫宏所作。毛诗虽然出现得较晚，也在汉武帝时已经流传；诗若没有序，便无法传授，韩诗、鲁诗都有序，难道毛诗偏偏没有序，要一直到东汉才等待卫宏作序，把它当作诗序吗？《春秋》论（一） 《春秋》的大义，没有比辨正名分更重要的了。怎样辨正名分？只须依据天子的命令来辨正。爵位有五等：公、侯、伯、子、男，都是天子所命定的。爵位提升，只有天子能够提升；爵位贬降，也只有天子能够贬降。孔子特意依据这一点，在《春秋》中大书特书，以表明天子的命令。所以邾国本是附庸，却升为子爵；滕、薛来朝见时都称侯。后来滕降为子，薛降为伯。州、虞、郭是小国，却称公。杞本来是公爵，有时降为侯，有时降为伯，有时降为子，有时又恢复为伯爵。其他如在葵丘，宋国本为公爵却称子；在温、召陵，陈国本为侯爵却称子。传《春秋》的人见到称爵不同，便依据这些事例阐发义理。记宋国、陈国时，就说“正在服丧，尚未下葬”；记州、虞、郭时，就说“这不是爵位”；记祭祀时，就说“采用▯礼”。如果说“未下葬就称子”，那么桓公十三年，卫宣公尚未下葬，却记为“卫侯”；成公三年，宋文公、卫穆公都尚未下葬，却记为“宋公”“卫侯”。僖公二十五年，卫文公已经下葬，却在洮地会盟，记为“卫子”。可见称子并不取决于是否下葬。如果说“舍弃国家、国家灭亡、被俘，虽然还活着也等同于死亡，所以称公”，那么纪侯已经完全失去自己的国家，就不应再写作“侯”；谭子、弦子、温子、防子、沈子、胡子也不应再写作“子”。小邾子被宋国俘获，徐子被楚国俘获，卫侯、郑伯、曹伯、莒子、邾子被晋国俘获，也都不应再写爵位。又说“杞成公死时，终身都被贬低”，可是文公来会盟时已经贬低过他了，他死后又记作“伯”，这是什么道理？成公、文公被记作“子”，是因为他们采用了▯礼，即使爵位很高也称“子”。那么，他们先是公降为侯，侯降为伯，又是什么道理？这些种种说法，都是尊崇圣人过度的结果，认为圣人可以凭自己的意愿决定爵位升降，用来表示褒贬。越是这样深究，距离事情的真相就越远了。周朝尚未衰微时，诸侯不来朝见，第一次贬低其爵位，第二次削减其土地；至于不来朝见的，达到三次就出动六师迁徙其国。后来在繻葛交战，在贸戎战败，成周的禾苗、温地的麦子都可以被割倒践踏。六师既不能迁徙土地，也不能削减土地，只剩爵号还能够掌握，于是便根据诸侯的罪过贬降爵位。当时的诸侯不肯低头听从天子的命令，他们会盟、庆贺、吊丧、向宗国报告事情时，一定仍用原来的爵位，谁也不加以改变。孔子于是根据当时的情形考察事实，记录他们的爵位来辨正名分。凡是天王从未贬黜过的，即使州、虞这样的小国，仍然可以称公；凡是已经被天王贬黜过的，即使是二王之后，也会相继降为子，使人知道王命不可违犯，僭越的称号不值得依靠，从而取信于后世，也使当时的乱臣和强国有所畏惧。所以说：“《春秋》是天子的事情。”有人说：“那么宋、陈称子，不是因为正在服丧、尚未下葬吗？”回答说：“诸侯即位，必须得到天子的任命。已经下葬却称子，是因为还没有得到王命；得到王命以后，即使尚未下葬，也可以按爵位书写，宋公、卫侯就是这样。”孔子已经说过：“只有礼器和名分，不能假借给别人，这是国君所掌管的。”如果把国君所掌管的事情交给臣下任意升降、取舍，那么孔子就先把自己置于没有天子的处境中，凭什么使乱臣强国畏惧，并向后世显示可信呢？可是群儒的说法仍纷纷附会，彼此不一，这正是孔子所说的“将要获罪于我的人”。《春秋》论（二）

译《春秋》隐公元年，天王派宰咺来归还惠公、仲子的赗。三年三月，天王去世。秋季，武氏子来求取赙。僖公三十三年十二月，鲁僖公死于小寝。文公元年春季，天王派叔服来参加惠公的葬礼；天王又派毛伯来赐给鲁文公命。四年十一月，夫人风氏去世。五年春季，王正月，王派荣叔来归还含和赗。三月，安葬我小君成风。王派召伯来参加葬礼。八年秋季八月，天王去世。九年春季，毛伯来求取金。传《春秋》的人说：“这不合礼。丧事不应索取，索取就是不正当。鲁国即使没有归附周王，也不可以向它索取。”我说：“这是误解了孔子的意思。周朝自东迁以后，其国君并没有幽王、厉王那样的行为，其臣子也没有荣夷公那样的残暴；他们的号令政教，即使面对晋、楚的强盛、请隧和问鼎，也以王法折服他们。天命不可违犯，从未背弃文王、武王、成王、康王的教训；对同姓、异姓诸侯结交友好、晓谕心意、互相庆贺、致送吊祭之礼，也从未废止。只是诸侯奉事天子的礼仪反而有缺失。孔子于是把这些事情记录下来，假如对王室失礼，即使鲁国是自己的父母之国，也不稍稍替尊者隐讳，使后世观看的人根据年月考察事情，那么是非自然就显现出来了。” 平王对于隐公，既送给他先公的赗，又推及他先公的母亲。襄王对于文公，既派叔服参加他先公的葬礼，又派召伯参加他先公母亲的葬礼。活着的人得到赐命的荣耀，死去的人又得到含、赗的赠礼，周王对鲁国的礼数不能说不周全。按礼制，诸侯死后五月下葬；僖公在十二月去世，荣叔在正月到来；他在三月下葬，召伯也在这个月到来，从未耽误日期。鲁国对待周王却不是这样。平王去世的讣告，三月传来，到秋天仍没有送去赙；襄王去世的讣告，八月传来，到了改年春天，财物仍没有送去。别人对自己有恩德，尚且不可以忘记，何况恩惠施及自己的亲属，而且事情发生在几年的时间以内；朋友之间的情义尚且无不报答，何况这是天子的赏赐，鲁国却一旦忘记，鲁国的无礼实在太过分了。周王的继承者如果置之不问，宗国不共同吊丧、送葬，四方诸侯将跟着仿效，周王又凭什么在上面号令、驱使天下呢？所以起初先派武氏子来索求，后来襄王下葬时鲁国派来的人不合适，吊丧又没有送到，于是派毛伯这个上大夫，也就是先前赐命的使者，亲自前来处理。《春秋》写“来求”，就像齐桓公责备楚国不进贡包茅一样。过去孔子在鲁国参加祭祀，因为祭肉没有送到便离去。孟子说：“不了解的人以为孔子是为了祭肉；了解的人则认为他是为了无礼。周朝即使贫穷，难道会借鲁国的金钱来办理重大丧事吗？”孔子作《春秋》，心意只在尊崇周王。因为尊崇周王，所以对于王室的事情，有赞美而没有讽刺。群儒没有究明其中的意义，反而讥刺宰咺来得迟，讥刺荣叔兼办含、赗不合礼，讥刺召伯来得不及时。事情发展到说来聘问、赐命全都不合礼，于是周王周备的礼仪竟没有一项是对的了。石尚来归还祭肉时说：“周王不向鲁国行礼，已经很久了。”如果不因长期不行礼而加以讥刺，反倒责怪周王备礼不对，假如相信群儒的说法，那么《春秋》不过是替周王写的诽谤史罢了，哪里还谈得上它是圣人为尊崇周王而作的呢？有人说：“求取金和赙，若不是讥刺，正如你所说；那么求车又是为什么呢？”回答说：“古代诸侯把本国所有的物产按时献给天子，这是义务。桓公八年，天王曾派家父来聘问；到十五年又来求车，仍以家父为使者，或许鲁国此前已经答应却没有进献，所以就让原来奉使的人前来责备它失信。” 史官大概有所避讳，因而删没了这段文字。《春秋》论（三） 用来判定天下的疑惑，使信实彰明于百世，没有比《春秋》更好的了。从前鲁国的文姜与齐襄公私通，于是引发彭生之祸，而且逃往齐国，后来在祝丘、禚、防、谷会见齐侯，甚至到了京师，她出游游乐没有节制。当时国人传闻，桓公有“同非吾子”的说法，防人却不怀疑。庄公既然是齐侯的儿子，将来又要让他主持鲁国祭祀；如果让人相信他是周公的后代，还有什么国耻比这更大呢？孔子对此忧虑，于是加以辨明。事情不能隐讳，越是隐讳，怀疑的人反而越多，于是把这件事写进《春秋》。桓公六年九月，记载说：“子同出生。”就是这个意思。在此以前，桓公三年，文姜回到鲁国，齐侯送女儿出境，桓公在讙地会见他，亲自接受文姜；婚礼的开始不能说不隆重。三年以后，庄公出生。庄公出生十二年后，桓公才在泺地会见齐侯，并特意记载说：“公与夫人姜氏于是去了齐国。”这足以证明，在泺地会见以前，文姜从未到过齐国；而庄公是在文姜嫁回鲁国三年后出生的，他是鲁君的儿子，不用再作辩说也很明显，可以昭示百世而无疑。世子的出生，此前没有这样记载，此后也没有这样记载，唯独在“子同生”一事上记载了。唉！把芊姓改为黄姓，把嬴姓改为吕姓，把司马姓改为牛姓，这些事情有的未必足以令人深信；只有没有圣人的书法，才无法消除疑惑。史官删去文字，世人的疑惑就更加严重。由此才知道《春秋》对于世道的功绩是多么巨大。《春秋》论（四）

译把《春秋》看作对旧有《春秋》的述作，却又说它是“作”，为什么呢？古代各国都各自设立史官，鲁国有克，卫国有鱼，虢国有嚚，晋国有苏、黯、赵、狐、墨，他们都记录本国的事情，把它们传达到天子那里。晋国有《乘》，宋、郑有《志》，楚国有《书》《梼杌》，燕、齐、鲁有《春秋》。孔子既然得到一百二十国的宝贵史书，并不是不想完成一部东周一代的史书，只是有柱下史老聃在，不敢专擅。他大概曾在老聃面前读过《春秋》。老聃蹲坐在灶台角落听他讲述，又得到左丘明为它作传，于是孔子才撰作《春秋》的义旨。后来他订定鲁国史书的旧文，不过所叙述的仍只是一个国家的事情。周官所说各诸侯国的史志，由小史掌管；四方的史志，由外史掌管；从来没有人删削裁定、会合采择，把它们合成一部书，孔子是第一个这样做的人，此前没有，所以说是“作”。譬如后世编纂舆地志，一县有县志，一州、一郡、一路有各自的志书，把全国分为十三布政司编纂的，称为《通志》，这和一百二十国的宝书相同。至于十道、九域的大一统志，就是取法孔子《春秋》的体例。把百国的《春秋》合在一起，奉献给统治天下的一人作为垂示后世的法则；礼乐征伐虽然出自诸侯、大夫，但写天王以辨正名分，写“王正月”以谨慎记载开始，这些仿佛都出自天子，因此就是天子的事情。有人却认为，书写爵位、书写人物、书写姓名、书写字、书写月份、书写时令，以及进退、取舍、褒贬的权力，全都由孔子掌握。这些事情又有什么关系呢？不过是沿用旧史的文字而已。又有人认为《春秋》是孔氏的刑书，却不知道王道的遗迹消失、诗教灭亡之后，《春秋》才产生；孔子只是保存了温柔敦厚的遗意，并不是故意写成刻薄深峭的文章。唉！说这种话的人，难道真是深知《春秋》的吗？《秦始皇论》法制和禁令，是用来防止百姓作奸的，并不是用来教化百姓、形成风俗的工具。只有秦国治理国家，不以道德为根本，而一概任用法律。卫鞅说：“法律不能实行，首先是从上面开始的。”于是刑罚加在太子的师傅身上，范睢做相国时，又抛弃、驱逐国君的母弟。秦国的君主认为法律就在这里：师傅可以受刑，母弟可以被驱逐，但法律不能改变。更严重的是，荆轲用匕首劫持秦始皇，几乎刺入他的胸口，秦始皇绕着柱子奔逃。人情谁不急于保护自己的君主？左右的大臣竟宁可眼看君主被杀，也不敢拿尺寸之兵登上殿来护卫，这和敌寇有什么不同？从当时人的眼光看，他们认为按法律本来就应如此，没有什么值得奇怪的。唉！当秦国最初执掌政事的大臣，只知道任用法律；积累日久，即使是万乘之尊，也受到法律制约，宁可用自身殉法，也不敢改变法律。上下互相残害，甘愿成为众人怨恨的对象，以至于国家灭亡，难道不可悲吗？我看到秦始皇焚烧《诗》《书》，对其中的情形深有感触。周朝衰微时，圣王不再出现，处士任意发表议论，孟子认为那是邪说欺骗百姓，近于禽兽。又过了几十年，经历秦国之后，必定有比孟子所见更严重的情形。何况纵横家一类的人，向来以排斥秦国为快事，不说“轻慢秦国”，就说“防备秦国”；不说秦国像虎狼，就说秦国无道，所以辱骂秦国，没有什么话说不到。六国灭亡以后，秦国正把这些事情当作令人痛心的怨恨，隐忍着没有发作；而诸儒又因为秦国做事不效法古代，交相讥讽它的错误。祸乱的机关一经启动，李斯上书说诸子百家的学说应当焚烧，于是《诗》《书》也一同被焚毁了。唉！李斯是荀卿的门徒，也曾经熟闻仁义之说，难道一定以焚烧《诗》《书》为快吗？他深恶痛绝的是诸子百家的邪说，而不是圣人的言论；他所坑杀的是扰乱道术的儒生，而不是圣人的门徒。他只是认为《诗》《书》不焚烧，百家就会有所附会，儒生的纷争就不会停止，势必使法律不能统一施行。他愤然焚书而不顾一切，是害怕百姓议论自己的法律。秦始皇最初的心意，难道真像这样残忍吗？大概是因为他最看重法律，受刺激后便用法律治理，甘愿成为众人怨恨的对象而不后悔。唉！邪说的祸害，在它存在时使人无父无君，陷于禽兽；一旦爆发，竟使圣人的书也一同焚毁。这样说来，不是秦国焚毁圣人的书，而是任意发表邪说的处士焚毁了它们。后世儒者如果不以圣贤防止邪说的文章为根本，反而把自己的学说同佛教、道教混杂起来，拿来迷惑世人；天下任用法律的君主又很多，一旦受到刺激而用严法治理，难道不应该深思吗？《韩信论》有人说：“韩信谋反，是真的吗？”回答说：“韩信没有谋反。怎么知道呢？从韩信报答漂母这件事就能知道。当韩信在淮阴时，整个市集的人都笑话他的胆怯，只有漂母给他饭吃，他应该有知遇之感，所以即使报答千金也不算过分。等到他在楚国做郎中，投奔汉王做都尉，到这时天下便再没有一个知己了，这就是韩信败亡的原因。当时豪杰纷纷起兵，能够共同成就天下的只有楚、汉两方；韩信如果败亡，将要到哪里去呢？大概只能在深山中忍受贫穷饥饿，默默度过一生罢了。为什么呢？因为他认为做郎中、都尉所受的待遇，比胯下之辱还要难堪。高帝一听到萧何的话，不但赦免他的罪，还任命他为大将，又设置坛场，备具礼仪召他坐在上座；自古以来君臣相遇的隆重，没有像高帝对待韩信这样优厚的。他的知遇之感，即使被剁成肉酱也不吝惜。那时武陟的蒯通所说的话，哪里足以使他动心呢？天下平定以后，韩信从未有丝毫过错，陈平却倡导假装出游的邪说，无缘无故贬低他的爵位，使他与绛侯、灌婴并列，这同他做郎中、都尉时所受的待遇有什么不同？想禁止他不发出怨望之言，很难了。吕后包藏祸心，认为韩信不死，自己一定不能任用他，于是罗织文辞，在钟室杀了他，史官便附会这件事，说他曾同陈豨有过握手的约言。唉！凭韩信用兵的神妙，敌我人数难以测度，他想谋反自然就会谋反，哪里需要借助陈豨呢？韩信看待陈豨，就像看待绛侯、灌婴一类人一样，根本不屑同他说话。既然如此，那么韩信后悔没有听从蒯通的心意，难道不是有二心吗？回答说：“韩信说过：‘穿着别人的衣服，就要替别人承担忧患；吃着别人的食物，就要替别人效死。’韩信被高帝杀死，即使被剁成肉酱也没有遗憾。他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深深遗憾自己被一个女子出卖。否则，他既然连漂母的一顿饭都没有忘记，难道忍心辜负脱衣给他穿、推食给他吃的高帝吗？”豫让临死时说：“中行氏把我当普通人畜养，所以我也以普通人的行为报答他；智伯以国士的礼遇对待我，所以我也以国士的行为报答他。”贾谊认为豫让的行为同狗猪一样，却能够抗守节操。若是这样，谁能说韩信不如豫让？韩信的品行难道竟在豫让之下吗？

译《扬雄论》只根据言论来取用人，是虚伪产生的根源。过去太公杀任矞，华仕在齐国受到任用；子产在郑国杀邓析；孔子在鲁国杀少正卯。圣贤所以彰明刑罚的大权，难道是喜欢把事情做得过分吗？没有别的原因，只是深恶他们的言论不真实，以及虚伪的学问足以欺骗世人。扬雄的著作，诵读并效法孔子；从周、秦以来，能够折中圣人之道而纯粹归于道德的，没有超过他的。可是哪里知道他的全部作为都出于虚伪呢？王莽将要篡夺汉朝时，表现得恭敬节俭、礼贤下士；扬雄淡泊自守，好像荣华利禄不能动摇他的内心。他起初大概想讨好王莽，后来长期不被任用，急躁之情无法抑制，便作《剧秦美新》来献媚。前一种行为，是唐尊所赞美的，如同柴车瓦器一样；后一种行为，就像哀章、刘秀所奉的符命。他之所以没有独自得到权柄任用，是因为王莽曾同扬雄一起做郎官，王莽的虚伪，扬雄知道；扬雄的虚伪，王莽也早已熟知。王莽作《金縢大诰》把自己比作周公，扬雄作《太玄》《法言》把自己比作《周易》《论语》，两人相互追随，都是在作伪罢了。扬雄投阁的事情，已经被当时人讥笑；后世君子有时还取法扬雄，只是因为他的言论没有明显违背圣人而已。安居无事时诵读、学习周公、孔子的学说，乡里普通士人都能做到；等到突然发生事变，面临危难而不失去正道的人，就很少了。世上的儒者，幸而生在太平无事的时代，吃得饱、穿得暖，没有丝毫忧患，端坐谈论性命之学。等到他们死后，门人弟子夸耀其迂腐空疏的学说，让他高高地配享在孔氏的庭庙中；如果不是这样，祭祀的俎豆也不会给他。唉！我怎么能肯定他的言论不是出于虚伪呢？《王弼论》毁誉是天下公论，不能因为一个人的是非，就偏听偏信、随声附和。孔颖达说过：“传授《易经》的人相互承袭、彼此祖述，只有魏代王辅嗣的注，古今独居首位。”汉代儒者解说《易经》，有的流入阴阳灾异之说；王弼才开始畅论义理。伊川程子曾对门徒说：“学习《易经》，先看王弼的注。”只是因为范宁的一句话，说王弼的罪过深重得超过桀纣，言辞过于激烈，学者过分相信他；读王弼书的人，先横生高谈，讲论理数，崇尚清虚，把“八字”挂在胸中，说他是用老庄来解释《易经》。然而王弼既然注《易》，又另行注《老子》，二者义理并不相妨，他从未用老庄来解释《易经》。我看过横渠张子的《易说》，开篇解释乾卦四德，就引用“迎之不见其首，随之不见其后”两句话；中间像“谷神”“刍狗”“三十辐为一毂”“高以下为基”等，都是老子的话。宋代的大儒，何尝没有用老庄来谈《易经》？这样说来，王弼的罪过又怎么至于比桀纣还深呢？《陈寿论》陈寿是优秀的史官。世人错误地相信《晋书》的文字，说他因为向丁氏之子索取米粮，未能如愿，便不给他立传；又轻视诸葛亮的将略，说那不是他的长处、没有应敌的才能，于是借此讥讽陈寿。到宋代尹起莘又进一步加重这种说法，他说：“自从陈寿撰写《三国志》，完全把天子的意旨给予魏，把汉当作列国；魏收取天下三分之二，司马氏继承了它。当时作史的，王沈有《魏书》，鱼豢有《魏略》，孔衍有《魏尚书》，孙盛有《魏春秋》，郭颁有《魏晋世语》。这几个人只知道有魏而已。唯独陈寿把魏同吴、蜀并列，正定其名为‘三国’，以表明魏不能成为正统，他的见识远远超出流俗。况且魏接受禅让时，刘廙、辛毗、华歆、刘若等人歌颂功德，李伏、许芝上奏符瑞，前后行动的有一百多人；这些文字见于裴松之的注，至今许地还有遗碑，大字深刻其上，而陈寿全部删去，不收入史书。至于先主在汉中称王、即皇帝位时，武担山蜀地群臣请封的奏辞、劝进的表文、告祭皇天后土的文章，却大书特书，明确显示昭烈帝继承汉朝正统，给予蜀汉天子的制度。由此足以看出良史用心的艰苦。” 街亭战败时，陈寿直截了当地记载马谡违背诸葛亮的节度，举动失当，被张郃击败；他从未因为马谡的父亲曾参与诸葛亮的军队而获罪，便借私人嫌隙归咎诸葛亮。至于说诸葛亮应变和将略不是长处，那是张俨、袁准的议论，并不是陈寿一人的私见。陈寿给魏国文士立传，只给王粲、卫觊等五人立传；王粲取其兴建制度，卫觊取其广博熟悉典故。至于徐干、陈琳、阮瑀、应玚、刘桢，只在王粲传中附带记载。丁仪、丁廙为什么偏偏应当单独立传呢？制造这种诽谤的人，也没有明白陈寿作史的大体原则。唉！《资治通鉴纲目》以章武年号接续建安，从后世看这样才得到正统；但在当时，蜀已归入魏，魏又禅让给晋，陈寿既然仕于晋，怎么能够公然尊崇蜀汉而招致大祸呢？《尚书》说：“责备别人总是容易的。”尹氏责备陈寿，我私下认为并不公平。《曝书亭集》卷五十九

译钦定《四库全书》《曝书亭集》卷六十 翰林院检讨朱彝尊撰 议 孔庙礼乐议 让孔子穿戴天子的服饰：戴十二旒的冕，穿绣有十二章纹的衣服，手执镇圭而坐，门前陈列防二十四，尊崇的礼典，古代曾有人这样实行过。考察礼制，这样可以吗？回答说：不可以。孔子是作《春秋》的人，《春秋》的法则是，僭越失当者必加诛责。臣下却穿戴与天子相等的服饰，这是僭越。又问：那么享祭使用十二笾，舞蹈使用八佾，大概也不可以吧？回答说：这有什么不可以的？《周官》说，大胥在春季让学生入学，行释菜礼并合舞。《月令》说，仲春之月的上丁日，命乐正练习舞蹈、举行释菜礼，天子于是率领三公、九卿、诸侯、大夫亲自前往观看。释奠有音乐，释菜本来没有音乐；只是因为天子亲临视学，所以合舞以表示郑重。汉章帝元和二年，驾临鲁国，在阙里祭祀孔子，演奏六代之乐。唐代开元年间，东西二京祭祀孔子，使用太牢，乐用宫县，舞用八佾。明朝初年，国学祭祀时笾豆用十件；府、州、县学祭祀时笾豆用八件。夏寅说：十二笾豆，只有太学可以实行；如果十三布政司所属各府都这样实行，就是僭越了。可见礼乐的隆盛或减省，取决于主祭者，而不取决于所祭神祇爵位的尊卑。社是祭祀土地之神，稷是祭祀谷神，耕耤是祭祀先农；这些神未必都是王者，但天子祭祀它们，从未因为神祇地位有大小而减省礼乐。祭祀先师，也应当如此。《礼记》说：君子用太牢祭祀，称为合礼；普通士人用太牢祭祀，称为僭越。这样看来，府、州、县学祭祀孔子，笾豆用八件可以，用六件也可以；乐舞用轩架可以，用判架也可以。至于太学，由天子主持，以天子的学校实行天子的礼制，演奏天子的乐舞，用十二笾进献，舞用八佾，有什么不可以呢？曲阜设官议 孔氏子孙担任知仙源县事，从宋朝初年就已经如此，如今仍沿袭而不改。担任知曲阜县事的，也一定是孔氏后裔。然而其中有两个弊端：居于这个职位，法律很难在宗族亲党之间施行；如果这个人贤能，却长期得不到升迁；如果这个人不肖，上官以其为孔子后裔为由弹劾罢免他，又担心人们议论孔子的后代，于是有所顾忌而不敢出面处置，反而使他们更加无所畏惧，百姓因此受害，这是第一个弊端。知县的人未必是孔氏宗族的长者，族人有罪时，有时是他的伯兄，有时是他的世父、叔父，有时是他的从祖，有时虽无服却处在祖父辈的行列；年少者反而坐着鞭打长辈，地位卑下者审讯而使尊长屈服，触犯他们也毫不顾忌，这是第二个弊端。既然已经封孔子为上公爵，一人，又录用两人为五经博士，就不必再借助让孔氏子孙担任知县来增光了。有人说，尊崇孔子的礼典实行已久，不可更改；又有人说，孔子的乡里不能让别人来治理。那么曲阜设置官员应当怎样呢？回答说：曲阜是鲁国的故都。周公、鲁公，是鲁国的先君。伯禽的小儿子受封食邑于东野，称为东野氏。孔氏显盛以后，周公的后代衰微，居住在曲阜；事物不能两全，按道理本来就是这样。如今的咸阳，周公的墓在那里；可以迁徙周公的后代子孙，给他们土地田产，使他们按时洒扫，不要废止。每隔三年由有关部门选拔通晓文义的子弟，贡举到朝廷，使他担任知曲阜县事，任期届满后得以升迁或替换。让周公的子孙治理孔氏的乡里，在宗族名分上不紊乱，在吏治上也没有弊端，似乎也是可以实行的办法。孺悲当从祀议 孔子的学说显明于六经，传授其学业的人，除子夏兼通诸经之外，如子木接受《易》，子开学习《书》并传授礼，子舆述说《孝经》，子贡向孔子请问音乐，以及有若、仲弓、闵子骞、言游撰述《论语》、发明大义，不能超出这几个人。杂记说：“恤由服丧时，哀公派孺悲向孔子学习士的丧礼，《士丧礼》于是才得以写定，所以孺悲实在是传经的一人。”只是因为《论语》记载孺悲想见孔子，而孔子以有病推辞，便怀疑孔子把他拒之于门墙之外，不屑于教诲他。孔氏《家语》和司马迁《史记》都排斥此事而不记载。一个亲自从孔子那里接受礼学的儒者，不能附列于毫无事迹可考的邽鄡、燕、狄、防、乐等诸子之后，却反而能够列入配享之列，这就是祭祀典制的缺失。而且互乡、阙党那些地方的童子，孔子尚且没有不教诲的，为什么唯独孺悲奉君命来学习礼，却反而把他拒绝得如此过分呢？所以，丧服是礼的纲领，孔子已经传给子夏，让他作传；《士丧礼》是礼的条目，传给孺悲。条目说明通常情形，曾子又询问其中的各种变化，这样丧礼才完备。唉！孺悲学习一次礼，而《士丧礼》一书传世的功劳归于他，难道还小吗？况且既然孔子已经把礼传授给他，他就具备了弟子的礼数；礼是六艺之一，孺悲亲身通晓它。学者不要只拘泥于《论语》的文字，认为孺悲不在弟子之列；一定要合并考察《杂记》的论述，那么孺悲应当在孔庙两庑配享，是可以相信的了。郑康成不当罢从祀议 西汉的学者大多专治一经，兼通经书的人，除韩婴、申培、后苍、孟卿、胶东庸生、瑕丘江翁之外，大概寥寥无几。到了东汉，兼通经书的人逐渐增多；郑康成出现后，凡是《易》《书》《诗》《周官》《仪礼》《礼记》《论语》《孝经》，没有不为之作注的；又对六艺七政有所论述，为《毛诗》作谱，对禘祫作议，对许慎《五经异议》加以驳正，对临孝《存周礼》驳难何休的《墨守》《膏肓》《废疾》，有的发明，有的针砭，有的扶起，可以说集诸儒之大成，对经学有很大功劳。万岁通天初年，州刺史史承节撰铭说：“公挺然而生，是大雅的美德；囊括三坟五典，精通深奥隐秘。六艺虽分科，五经都通晓；小处没有不穷尽，大处没有不完备。”这是天下公认的评价。只是因为他主张博通，所以对于三统九章、大传、中候以及《易》《书》《礼》的纬书，没有不加以论述的。然而他给经书作笺传，自成经；给纬书作注，自成纬，起初并不混杂。至于七曜四游的晷度、八能九锡的繁文、三雍九室的遗制等经师未详之处，他才取用纬候来加以说明。

译纬书和候书也有纯正与驳杂的不同，康成所取的只是其中纯正的部分，灾祥神异之说从未滥用。有人怀疑五帝的名称近于怪诞，然而这些名称在汉代已经写入祭祀典礼；君子居住在一个国家，尚且不非议它的大夫，何况朝廷的典礼呢？宋儒却极力诋毁郑康成，元朝也随声附和，甚至因此治他的罪，最终把他从孔庙从祀中黜除，这也太不仁厚了。难道没有看九峰蔡氏的《书传》吗？其中说：“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这是洛书《甄曜度》和《尚书·考灵曜》的文字。”黑道有两道在黄道北面，赤道有两道在黄道南面，白道有两道在黄道西面，青道有两道在黄道东面，这是《河图》《帝览嬉》的文字。蔡氏引用它们，对蔡氏有什么损害？难道没有看新安文公注《楚辞》吗？其中说：“昆仑是大地的中央。地下有八根柱子相互牵制，名山大川的孔穴彼此相通。”这是《河图》《括地象》的文字；三足乌是太阳的精气，这是《春秋·元命苞》的文字，文公引用它们，对文公有什么损失？同一种偏颇的议论，在汉儒那里就说是有罪，在宋儒那里却不予责罚，这使后学心中私下实在不能平服。何况郑氏的功绩，文公、成公都没有异议，却只有一个程敏政把他罢黜，这并不是万世公认的结论。我私下认为，应当恢复郑康成在孔庙的从祀，不应当罢黜。经书取士议 五经流传后世，古代贤人把它比作海，比作日月，时间越久越显得常新，汲取它也不会枯竭。它是汇合伏羲、神农、黄帝、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几位圣人的思想而成，并非一个人或一家之言。朱子注《论语》，又从《礼记》中摘出《中庸》《大学》，为它们作章句，配合《孟子》，题作《四书》，谆谆教导人们读书的方法，首先从四子之书开始。由此，淳熙以后，各家解释《四书》的著作逐渐多于解释经书的著作。元皇庆二年，规定了考试程式：汉人、南人的第一场，考经疑两道，从《大学》《论语》《孟子》《中庸》中出题，并用朱子章句集注的经义一道，各自专治一经。蒙古、色目人的第一场考经问五条，从《大学》《论语》《孟子》《中庸》中设问，也使用朱氏章句；这样就舍弃五经而专门研治《四书》了。明代沿袭这一做法，学使考校士子以及府、州、县考试，专从《四书》出题，只有乡试有经义四道，但也先考《四书》而后考经书。这种沿袭已久，士子对于经义仅仅粗略涉猎而已。至于学习礼经的人，常常删去经文的大半；学习《春秋》的人，把《左氏传》放在一边不看，问到事情的始末，便茫然无知。经学于是一天比一天衰微，海难道会枯竭吗？日月难道会昏暗吗？这是学者深深担忧的事。我愚昧的看法是，斟酌今古，认为考试士人的办法，应当仿照洪武四年乡试的旧例，出题先考五经，后考《四书》。学使以及府、州、县、卫的考试，也应当经书和《四书》一并考察，同样先经后书。因为《四书》是大家相同的，而经书是各自独有的；专门精研自己所独有的部分，同时又不肯让共同部分落后于人，那么经义和书义大概就可以并行研治了。至于元人的经义考试，《诗》以朱氏为主，《尚书》以蔡氏为主，《周易》以程氏、朱氏为主，三经兼用古注疏；《春秋》允许使用三传以及胡氏传；《礼记》使用古注疏。到了明代洪武年间有所增损，《春秋》又可兼用张洽集注，《礼记》则用陈澔集说，但仍不废弃古注疏。到了永乐年间诸臣编纂《大全》，往往把一家之书窃取拼合成书，废弃注疏而不采纳，起初就与取士的考试程式不相合，怎么能称作《大全》呢？应当考核各书所依据的原著，把它们分别归还给著书的人，另行编纂修订就可以了。释 释圭 圭的制度各不相同，用法也不一样。天子的圭，大圭长至三尺；土圭一尺五寸；镇圭、裸圭、四圭长一尺二寸；琬琰九寸。郑康成说，琰圭大的长一尺二寸，谷圭七寸，两圭五寸；而命圭则从九寸以下。《尔雅》说：“圭大一尺二寸，称为玠。”《诗》说：“赐给你大圭，用它作为你的宝物。”解释的人说：“这不是诸侯的圭，所以把它当作宝物。”由此看来，凡是一尺二寸以上的圭，都是天子的圭。《礼记》记载赞礼者说：“圭宽三寸，厚半寸，上端左右各削去一寸半。”琰圭用来更换行事、除去邪恶。郑众说，琰圭有锋芒，因此它的厚度还要向上削薄。又有君王所插的圭，插在绅带之间，大概因为它的尖锐与剑相似，这就是所谓的终葵首。《考工记》说：“天子的圭中间必有孔。”郑氏说，是用丝带缚住它的中央，以防遗失坠落。而典瑞所掌的圭、璋、璧、琮、琥、璜的孔道和眉饰，则是用丝带穿连六种玉器。这样凡是制作圭，都应当先在玉肉中凿出孔，然后才可以用丝带穿连。宛平孙先生收藏一块古玉，相传是盗墓者发掘成汤墓所得，流传至今已经很久。先生拿出来给我看，它的光泽幽黑，像山色玄黑、水色苍青；长一尺二寸，宽二寸，中间凿有孔，可以穿丝带；上端削得像锋刃，大概属于古代琰圭一类，但尺寸超过通常规格，怀疑就是康成所说的大琰。从前汤讨伐三朡以后，俘获了那里的宝玉，谊伯、仲伯作《典宝》，而考父的颂辞说：“接受小球和大球。”又说：“接受小共和大共。”解释这句话的人说：“小玉，是一尺二寸的圭。”由此看来，这块玉怎么知道不是《诗》《书》中所说、成汤死后收入墓中的那一块呢？有一位先于我看过它的客人，为此作了《玉剑歌》。我考察《桃氏》所说的制剑之法，没有听说过制作玉剑。玉剑见载于六经的没有，因此定它为圭，作《释圭》。释斋

译如今人们多把吃蔬菜、不吃肉称为斋戒，考察古代却不是这样。《周礼》说，膳夫掌管君王的饮食膳羞，君王平日一天进食一次，斋戒日一天进食三次。宰杀牲畜、盛大备办饭食叫作“举”；大概周代制度是君王平日供食一太牢，遇到朔日增加一等，达到两个太牢；而散斋、致斋时，斋戒必改变饮食，所以增加牲体至三个太牢。可见斋戒日仍然吃肉，反而有所增加。《论语》从“斋必变食”到“不多食”以下，邢氏疏说：“以上这些话都承接斋戒而言，凡说不食，都是因为不利于人的缘故。斋戒必须严肃恭敬，吃这些东西有时会导致困乏和疾病，所以不吃。”平常情况下未必如此；而孔子说“只有饮酒没有限量”，那么斋戒日连酒也照样饮用。不饮酒、不吃荤，出自《庄子》，这段文字似乎不足以作为可靠依据。释棠 《诗经》说“蔽芾甘棠”，毛公传说：“甘棠，就是杜。”郑康成注说：“北方人称它为杜梨，南方人称它为棠梨。”《尔雅》说：“杜，是赤棠。”郭璞说：“就是今天的杜梨。”樊光说：“红色的叫杜，白色的叫棠。”陆玑说：“赤棠和白杜是同一种树，只是果实有红白之分，味道也有美恶之别。果实白色的叫白棠，也就是甘棠，稍微酸而滑润，味道鲜美；赤棠的果实涩而酸，没有滋味。”《通志》说：“甘棠称为棠梨。”又有沙棠。《广志》说：“形状像棠，味道像李，没有核。”我私下怀疑如今的苹婆果，就是《诗经》所说的甘棠；俗称沙果的，就是沙棠。称为槟子的，才是赤棠。所谓“棠梨”，是因为花像棠，果实像梨，合起来称呼罢了。释杬 《尔雅》说：“杬，是鱼毒。”郭璞注说：“杬是大树的果实，像栗子，生长在南方，树皮厚，汁液红色，里面藏着卵果。”陆德明《释文》说：“杬音元，又作芫。”郑樵注说：“如今南方人称它为杬木，树皮可以煎汁储藏梅子。”三家这样解释《尔雅》，可见杬的用途大概在果实。沈莹《临海异物志》说：“杬的味道像楮，用它的皮汁加盐腌鸭蛋。”裴渊《广州记》说：“杬的外壳像栗子，红色；果实像栗子那么大，散有棘刺；剖开外皮，果肉白如脂肪，紧贴果核而不分离。”贾思勰《齐民要术》记载制作杬子的方法说：“把杬木皮洗净，切碎煮取汁液；每二斗汁加盐一升调和，等汁完全冷却后放入瓮中，浸泡鸭蛋一个月，煮熟后食用。”《广韵》注说：“杬是树名，产于豫章，煎汁储藏果实不会坏。”钱易《南部新书》说：“湖州每年进贡黄杬子，以及带蒂的木瓜，所以李景先戏称苏特说：‘使君的贵部有三个黄杬子，五个带蒂木瓜。’”左文质《吴兴统纪》说：“大历元年进贡单黄杬子。” 谈钥《吴兴志》说：“唐代每年进贡单杬子一千三百五十颗，重黄杬子一千三百颗。”乐史《寰宇记》说：“湖州的土产有单杬子。”我曾经向州里的人询问，却没有人认识它。洪迈《容斋随笔》说：“杬像苍耳，益母草的茎干不纯，用它浸渍来储藏鸭蛋，就会染在鸭蛋外面。”陶宗仪《辍耕录》说：“如今人们用米汤拌入盐和草木灰，包裹鸭蛋，称为咸杬子。”按如今无锡的地方习俗仍是这样。坊间刻本《尔雅》竟把“杬”误作“杭”，于是凡是解释杬的人，都按照杭的意义来解释。考察顾野王《玉篇》，对于杬只注作“木名”，对于杭则注作“州名”，两个意义本来就条理分明，并不混乱。至于单黄、重黄、三黄，则是制作杬子的方法有所不同罢了。至于卞彬用杬皮下酒作菜，那又是专门使用树皮了。说 《名孙说》二首 昆田生了儿子，已经三岁了，给他取名叫桐。孙为此作说：天下的树木，没有比梓树更好的。桐，也是梓树的一类。它是荣茂的树木，容易生长而且长得快。凡是树木，根部坚实，梢部就空虚；桐树却是枝条越小越坚实，所以孙枝才可贵。它在清明时才开始开花，并没有错过时令；到了暑天才有荫蔽，不让炎热依附侵袭。凤凰成群游翔，非桐树不栖集；琴瑟的中吕之音，非桐木不能发扬；日月运行中的闰月，非桐木不能辨明。它生长在荒凉的山冈、偏僻的深谷中，却从未显出倾倒憔悴的样子。等到它从百尺高处挺拔出来，花萼下垂，枝干树叶滋润，远远望去，越发使人觉得亲近可爱。这难道不是有用的树木吗？《诗经》说：“那桐树，那椅树，果实繁多。愿它繁衍昌盛，延续到我的后代吧。” 六经中见到的各种谷物，有秬、秠、麇、芑、荏、菽、麻、麦、秫、蕡、苽、稰、穛、穜、稑，而黍、稷、稻、粱尤其是嘉谷中的上品。《诗经》说到耕种收获的事情，多半先说稷、黍；但歌颂丰年一定提到稌；酿酒时又以稻米酒为上品，而把吃稻米比作穿锦衣，稻米受重视已经很久了。吴地田土适宜种植的，没有比稻更好的，所以取它给次孙命名。正如《豳诗》说：“十月收获稻子，酿成这春酒，我将用它来使我的老年得到欢乐。” 说砚 端州如今是肇庆府，山中的石头多可制作砚台，只有水岩石最为上等。水经郁溪，向东流到高要县成为大水；从苍梧到这里大约五百里，有羚羊峡把水势束住。峡势将尽时，水流向左转而向北，有一座山峰叫朝天岩。端溪的水从它的北面流出，溪长一里多，宽不满一丈。从水口向北走三十步，有个洞穴，从洞口看进去只容一人，必须俯身伏地摸索进入，积水灌满其中。每次取石，必须先用葫芦把水舀出，从里面传到外面，就像传递酒杯一样。水排干后，熬猪脂点燃纸张作灯，从洞口进入，里面渐渐开阔，分成三条道路。穿过洞穴半里，到达岩壁；岩壁高三尺，上下都是磨损的石头，无法再凿。凿石的工人多是黄冈村民，每天服役不过四十人，坐卧仰侧都在洞中。得到石头后从里面传到外面，也和舀水的方法一样。岩壁高三尺，石头分为三等。上岩质地纯净而艳丽，略带紫色；中岩质地滋润而凝结，颜色渐渐偏青；下岩质地淡而细，颜色接近白色。有石眼沉在水中，看上去像有浮萍水藻在其中浮动，叫作青花。用墨试磨，若像熬过的锅底涂了蜡一样，这就是美石。其余纹理各不相同：紫气奔涌回旋，叫作火捺；

译紫气聚集成轮状，叫作金钱；紫气耗尽后白气继之，叫作蕉叶白；凝聚的绿色像泼洒的汁液，叫作翡翠；白色凝结在绿色之中，纤细而长的，叫作玉带；黄色气纹横贯其上像彩虹，叫作黄龙；像丝缕一样的，叫作金线；黑色墨斑相互排列，叫作雀斑；红色斑点像粟粒，叫作朱砂斑；剥蚀得像虫咬，叫作虫蛀；旁边有赭色的，叫作防血。石边的石眼也各不相同：有鸲鹆眼、鸦眼、象眼。黄色的叫鸦眼，碧色的叫鸲鹆眼，并不以黄色为贵；圆的属于鸲鹆眼或鸦眼，长的属于象眼，并不以长形为贵。有的有三层、五层光晕，有的有七层、九层光晕；光晕有奇数而没有偶数的。辨别水岩石，必须依据这些来检验，这样就差不多掌握了。朝天岩在水岩南面，所产石头容易与水岩混淆，也有虫蛀、玉带、金线，甚至很像翡翠；只是黄色稍显不足，像黄龙，却嫌干燥；像蕉叶白、火捺，却嫌模糊；像朱砂斑，却嫌斑点太大。看它的石眼四周像浸染了眼睛，昏翳不明，这是泪眼；形体大致具备而完全没有光彩，这是死眼。除此之外，屏风山背面有石，西坑有石，北岭有石。大体说来，拒绝墨汁的石头很多；朝着阳光看，可以见到有的像繁星，有的像金银之气。这些石头纹理粗糙，质地干燥，声音坚硬响亮，颜色深紫，有的像猪肝，有的像黛绿色，有的像破败的锦缎，有的间杂着像松木纹理的条纹，都是下等石。宣德岩在屏风山半山腰，开采于宣德年间，品级在朝天岩之上。山中多有虎患，所以多年无人采取。总的说来，得到水岩石，其他各山的石头都可以弃置；得到兼有青花和鸲鹆眼的，其他各品也都可以弃置。典水梅花坑距端溪四十里，在三水县境内，所产石头也有鸲鹆眼，和水岩相比没有不同。然而一尺见方的石头，石眼有时多到一百多个，光滑却容易开裂。不懂砚石的人只求石眼，把它带在身边当作稀世珍宝，这不过是宋人所谓的燕石罢了。我游历岭南时，正赶上采砚的季节，买了水岩石一百多块，后来也渐渐散失殆尽。海盐周生跟随我学习诗歌，用端石砚作为拜师礼，于是我追忆往日所得，作此说给他看，使他辨明应当怎样选择。说舟示戴生锳 西湖的船制式不一，以颜色命名的有明玉、鎗金、金胜、宝胜、大绿、间绿、游红。申屠仲权诗说：“红船撑入柳阴去。”释道原诗说：“水口红船是妾家。”以形状命名的有龙头船，白乐天诗说：“小航船也画龙头。”有鹿头船，杨防夫诗说：“鹿头湖船唱赧郎。”有燕尾船，张思防诗说：“斜日轻风燕尾船。”形状和颜色合称的有百花、十样锦。钱复亨诗说：“谁家楼外停歌舞，又上西湖十锦船。”以人姓名命名的有黄船、董船、刘船，见吴自牧《梦粱录》。大船叫头船，更大的则是贾秋壑所造的车船。车船的棚上没有人撑驾，只用车轮用脚踩动而行，速度快得像飞。小船叫瓜皮船。防夫诗说：“小小渡船如缺瓜。”欧阳彦珍诗说：“瓜皮船子送琵琶。”张大本诗说：“瓜皮小船歌竹枝。”周正道诗说：“瓜皮船小水中央。”又有总宜船，取自东坡居士“淡妆浓抹总相宜”一句而命名。李宗表诗说：“总宜船中载酒。”波凌彦翀诗说：“几度在涌金门外远望，居民还说总宜船。”泗水潜夫记述《武林旧事》说：遇到探春竞渡的日子，彩绘的船桨排列得像鱼鳞，水面上没有船只通行的道路。杨谨思诗说：“大船擂鼓银酒缸，小船吹笛红绣窗。”如今却只剩几艘破船，再也没有征歌按舞的人了。说纬 纬书、谶书相传始于西汉哀帝、平帝年间；而小黄门谯敏碑称，他的先祖故国师谯赣深明典籍奥义、谶录图纬，能够精通微妙的天意，把道术传给京君明，那么纬书谶书的根源就远在谯氏、京氏了。考察史书，像“灭亡秦国的是胡人”、“明年祖龙死”、“楚国即使只剩三户，灭亡秦国的也一定是楚人”等话，已经是纬谶预示其端倪。到了新莽篡位时，丹书白石、金匮铜符在天下四处出现，于是刘京、谢嚣、臧洪、哀章、甄寻、西门君惠等人争相谈论符命。王莽于是派五威将军王奇等人乘坐绘有天文的车，驾六匹象征坤的马；将军持节，称天一之使；副将持幢，称五帝之使，向天下颁布符命四十二篇，不过是借此蒙蔽一时的耳目罢了。光武帝却深信不疑，甚至在廊下诵读这些书。整个东汉时期，把通晓七纬的人称为内学，把通晓五经的人称为外学；除桓谭、张衡之外，少有不被它迷惑的人。《范史》中所见的记载姑且不论，谢承《后汉书》称姚浚尤其通晓图纬的秘奥，又称姜肱博通五经，同时精通星纬；考察碑碣，在有道先生郭泰那里说他考察六经、探究综合图纬；在太傅胡广那里说他探究孔子的深奥；在琅邪王傅蔡朗那里说他包罗洞察典籍、刊削摘取深奥隐秘；在中郎周勰那里说他总括六经要旨、包容河洛的机密；在大鸿胪李休那里说他既综通七籍，又精通群纬；在国三老袁良那里说他亲自执掌经纬，运筹掌握在手；在太尉杨震那里说他明晓河洛纬度，穷尽神妙而知晓变化；在山阳太守祝睦那里说七典并立，又说他通晓七典，探究隐微而穷尽神理；在成阳令唐扶那里说他综览纬书河洛，咀嚼七经；在酸枣令刘熊那里说他敦厚地研习五经的纬图，兼通古代学业并考究其精妙，七种学业于是蓬勃兴起；在高阳令杨著那里说他穷尽七道的奥秘；在郃阳令曹全那里说他考究纬书的精微，没有文章不综合；在藁长蔡湛那里说他年少时就沉溺于七典；在从事武梁那里说他兼通河洛；在冀州从事张表那里说他博览群纬，没有不穷究的；在广汉属国都尉丁鲂那里说他兼通秘纬；在广汉属国侯李翊那里说他通经综纬。至于歌颂孔子的圣德，称他能钩取河书、摘取洛书，可见当时的议论都把内学看得很重。

译到昭烈帝即位时，群臣劝他登基，广泛引用洛书和《孝经纬》的文字；萧绮所说谶辞在汉末繁多，并非虚妄。然而郑康成注《周官》时，把《孝经纬》列为“说”。贾公彦作疏时说，因为汉代曾禁绝纬书，所以又不能说汉代从未禁过它。自晋代以后，这门学问逐渐衰微。但释慧皎作《高僧传》，称法护博览六经，心游七籍；沈约作《宋书》，在天文、五行、符瑞等志中，也大量引用纬候之说；萧子显《南齐书》的志也是这样。周续之兼通五经五纬，号称十经。直到隋代焚毁禁绝之后，纬书流传渐少。但孔氏【颖达】、贾氏【公彦】、徐氏【彦】仍然援引它来解释经书；杜氏【公瞻】、欧阳氏【询】、虞氏【世南】、徐氏【坚】编纂类书，偶尔也加以引证。如今《樊英传》注中所载、《隋唐经籍志》所录、《太平御览》所采的材料，能够举出它们名称的学士大夫已经很少了。策问 康熙二十年江南乡试策问三首。问：圣人的学问，没有比经书更完备的。汉代专治一经的人，可以立为博士；而兼长于经义的人，没有比得上郑康成的。然而他常用汉代的制度解释经书，又采纳谶纬之说，因此受到后儒憎恶。唐代孔颖达等人编撰《五经正义》，《仪礼》《周礼》则由贾公彦完成；到了宋代，邢昺为其疏解未完备之处，经义才算完备。欧阳修认为其中收载虽然博杂，但选择不够精审，有违《正义》之名，请把谶纬文字全部删去，使它不再驳杂。如今五经取士一概依据宋儒的传注，可以说纯正了。考察明代洪武年间的科举程式，《春秋》不遗漏三传，《书》以蔡传为主而不废注疏，《礼》则专门依据注疏；这样看来，汉唐诸儒的学说仍有许多需要兼习。如今注疏虽然颁给学官，但读书治学的士人很少了。或者按照欧阳氏的意见删去驳杂之说，督促经师讲习并兼通各家，不是更好吗？例如《易》起初以程朱传义为主，后来《本义》单独流行，研习程传的人逐渐少了；《春秋》起初以胡传和张洽集注为主，后来胡氏传单独流行，研究张注的人无人知晓，也应当斟酌旧制，使两家相互发明，可以吗？况且宋、元时期解释经书的著作很多，哪些相同，哪些不同；哪些繁复，哪些简略；哪些不违背传注，哪些能够发明传注所未及之处，大概可以说一说吗？《五经大全》的评论者说，只有《春秋》最好，大概是以汪克宽所编的疏为本；其余各经所采集的群儒之说，果真已经极其完备而一点多余的义理都没有了吗？还是仍有待于补充编纂呢？我皇上圣明好学，勤勉不倦，早晚孜孜不息，与儒臣讲解研习群经，已经把四书和《尚书》的讲义颁示天下文武大臣，如今《易》的义理也将要刊布，至于《诗》《礼》《春秋》，应当依次编纂。儒生诵读研习经义，是首要事务；探究它的源流，一定能够举出各项条目，请详细说明，不要隐瞒。问：江南的田赋为什么比其他各省特别多？赋额既然多，拖欠税课的也不少。下江各郡积欠的数目动辄达到万亿。有人说，祸害是由贾似道经界推排的办法酿成的；有人说，明太祖因为怨恨吴民替张士诚坚守，没收豪族的田地，按照私下登记的簿册作为额征，所以赋税特别沉重。后来因为巡抚周忱的请求，苏州、松江等府的官田按照民田标准起科，这项制度实行了二百多年。如今旧额没有增加，而民力却日益疲敝，是什么原因？难道是主管官府催征赋税的办法还不够完善吗？过去每年赋额不能完成，有人怀疑是豪门大族抗拒拖延、不肯缴纳；自从奏销处分一案以来，惩罚已经够严厉了。江南绅士唯恐缴纳以后，年度赋额仍旧不能完成，又是什么原因？有人说，西北大郡的赋额不过几万，而江南一个县多的可达四十多万，难怪每天催征仍然不够。松江的华亭县不是曾经分置为娄县吗？分置以后，却没有见到征收输纳达到定额，这又是什么原因？近来旱灾水灾接连发生，不得不以荒年拖欠的赋税请求带到下一年征收。然而田地的收获只有这么多，下一年未必能连年丰收，于是旧欠未完，新税又欠了，将用什么办法解决呢？国家的财用和百姓的力量，是否交相困窘而没有余裕？至于淮河以北，邳、徐、凤、泗等地，放眼望去尽是荒草；把它们隶属于军队，军队却不屯田；归还给百姓，百姓又不耕种。招徕百姓、开垦荒地的办法，又有什么策略可以使它稍稍不逊于江南各郡呢？诸位士人的见闻和所学，利弊一定都明白在心，为什么不详细陈述？这是筹划时务的人急切想要听到的。又问黄河的祸患：前代山东、河南有时发生冲决，如今却唯独江南遭受它的灾害。明代永乐年间，陈瑄转运东南粮饷，为了避开遮洋的险处，开凿清河县南面的淮河与黄河水道，于是淮河、黄河成为漕运的咽喉。国家的漕运仍沿用明代旧制，但近年来河患频繁，堤坝倾塌决口，每年耗费国库钱财累计数百万。明代黄河在淮河决溢，灾害就在运河；在泗水决溢，祸患就在陵寝。如今治理黄河没有陵寝受灾的忧虑，只有漕运最为紧急，力量集中施用，按理应当事半功倍。只是工程劳力繁重，所需年月长久，反而比过去更艰难，是什么原因？隆庆、万历年间，潘季驯前后四次治理黄河，河道没有不能治理的；只是固守堤防、束缚水势、借水冲刷泥沙的办法，如今他的学说都还在。只是黄河挟带沁水、汴水、泗水、沂水诸水，水势容易强盛；而淮水的源头单独流出，水道虽长，水势却容易衰弱。这样看来，借淮水冲刷黄河的主张，确实不足以依靠。想要治理黄河，是否必须遵循潘季驯旧有的办法才行？还是分引黄河、疏导淮水，另有自己的策略呢？过去盗决河防，罪罚只到杖刑和徒刑而已；后来因为法律太轻，容易有人触犯，改为发配充军。如今的法律比过去更加严厉了，但冲决溃堤的报告仍天天传来，而且新堤刚筑成，旧堤随即又决口，究竟用什么周密办法才能使新旧堤防都牢固呢？淮扬的田地，有一半被水患淹没，这是江南的大患。淮水怎样才能遏止？归仁高堰怎样才能守护？云梯关怎样才能通行？黄河的灾害怎样才能消除？诸位生员，请把其中的利害全部陈述出来，作为治理的依据。当宁献 《曝书亭集》卷六十

译钦定《四库全书》《曝书亭集》卷六十一 翰林院检讨朱彝尊撰 颂 御书大字《兰亭颂》【并序】臣听说，在远古的最初，首先流传的是伏羲的画卦；结绳记事之后，尧的文字大放光明。黄河中出现龙马，图文宣告天命；山中出现螺书，文字遍布山石。大禹的功业刚刚完成，于是题写岣嵝山碑；周朝的王道正开始兴盛，便有了岐阳的石鼓。抄写晋祠的碑记，竖立石碣于修长的廊庑；磨刻泰山的山崖，把铭文雕琢在绝壁上。颁赐雕镂文字的红管，赐给玉堂飞白书。间或有擅长书法的人，却没有谁能够达到极致。我 我皇上每天更新盛美的德行，天赋纵横而多才多艺，使四海文字同文，治理功业超越唐尧虞舜之上；万机之余稍有闲暇，便心游于翰墨之间。圣明的文辞光彩照耀，超过六文而居于首位 奎章灿烂辉煌，兼备八种书体而高飞；翠色美玉刻成的碑石，表立在阙里之庭；银字匾额，遍布名山的殿宇。确实是帝王书法中的第一，卓然为古今无双。自从仓颉、沮诵以来，直到钟繇、张芝以及他们之外，六郗三谢，虽不乏晋代名流，字形千变万化，只有会稽内史王羲之冠绝书家而独立，集书法之大成。永和九年暮春三月，遵循洛水修禊的旧典，聚集江左群贤，列坐曲水流觞，在修禊之事中畅叙幽情。兴致酣畅时落笔，流传下来醉意中的《兰亭序》本子。到了再次书写，终究没有人能够赶上。骗取御史的，应该酬以金缕之瓶；从率更令那里带来的，足可比作支机石。冯汤、赵葛，各自都有临摹本；褚遂良、薛稷、颜真卿、杨凝式，终究也难以仿佛。况且偏旁彼此不同，或有肥瘦失当，总的说来都是径寸大小的书迹，很少见到非同寻常的笔迹。皇上驾御帝鸿的墨海，在汉殿璇玉般的台阶上铺展，用宫中折叠的笺纸书写。特意书写《禊序》，写成擘窠大字，完全合乎准绳；挥动垂露笔锋，不越规矩，得心应手，达到神化的境界。虽说是临摹书法，实际上已经超越真迹。过去桑世昌著录四十五家，考察陶宗仪所陈述的一百一十七本，自然远远不及。皇上的墨迹全都在王羲之之上，即使右军再生，也应当搁笔。假如常侍还在，也难免要登榻称颂，于是选拔画省的官员，让他们在崇山山麓刻石。光辉同于五纬，华美并列三辰。于是相度这处名胜，砍取林屋山青琼般的石版，装载而来渡过大水，驾着吴江赤马船。神鱼吹浪使水路畅通，健壮的犦牛负载船舆转动轮毂。于是经过樵风之境，远行来到昙昙村。钩摹没有丝毫差错，镌刻没有一根毫毛般的偏差。用华美的栋梁加以承托，用丰厚的基座遮护这些良材，借此使古迹焕然一新。文石砌成的墙有百堵，融丘之土堆成两层。修竹扶疏，高岭高达千寻。林外清流分列左右，“太平万岁”四字正在中央。阆苑的池台有彩云长久护卫，胜过鸿都，远方的人们也乘车马前来观看。臣近处看见这光荣的景象，欣喜地逢遇盛世，面对光明回旋的银河，仿佛天颜就在咫尺。恭敬地缀述天颜，谨以芜陋之辞颂扬美德，冒昧作颂说：圣明啊，我 君王万机勤劳，稍有余暇，必定亲自挥翰濡墨，于是 掌握乾坤的符命，阐发大地的珍宝。那高远的银河，星辰多么绚丽。金壶墨薮，没有什么书法不加以鉴别。说晋代《禊序》的遗法可以遵循。亲手追摹，心中仰慕，进入精妙而通达神明的境界。拓写成大字，天子的法度焕然一新。螭龙盘绕，猛虎踞伏，凤凰高飞，蛟龙舒展。昔日贤人如列宿，我 君王如羲皇之车轮，昔日贤人如百谷，我 君王如沧津，在这胜地刻下丰厚的美石。鹅池的墨水之沼，浮沫聚成波纹。有丹砂，有赤土；有倾斜的石头，有陈列之物；有荃草，有蕙草；有松树，有竹子；有浮萍，有水藻；有羽毛，有鳞甲，光彩赫然。皇帝的御书镇守这里的海边，日月星辰交错辉映，七彩光泽灿烂，吉祥的云彩环绕护卫，元气弥漫充盈。愿稽山像这样长寿，经历千万个春天。

译赞 《御书赞》——为李都运使所作【并序】圣明的天子经天纬地，精纯专一的心意，显现在笔墨之间，成为珍贵的题字和银字匾额。就像银河的文采显现在天空，在下面的人没有谁看不见。然而群臣拜受的赏赐虽然很多，通常都是出于 万机之余暇，临摹仿效法书，至于特别看重某个人。万机之余暇，临摹法书，至于专门优厚某个人。特意书写以褒奖赞美，就属于 特殊的恩数。粤在屠维单阏年春天 皇帝乘銮车临幸浙江，以金壶盛墨、以墨海濡笔，挥笔写成书法，于是 赐给节度使、镇守使、方岳之臣以下各级官员，等第各有不同。当时都转运使臣张涛获得了 “惠爱”二字。臣张涛是旧日的侍从官员，如今任职掌管盐务，既无油脂可以润泽，实在应该得到上天的奖赏。臣恭敬观看之后，谨行拜手稽首礼，作赞说：上天有银河，装点在秋日的天空；我 君王的御笔光明回旋，按照均匀施降的甘露那样施恩，丰茂的草木最先受到恩泽。特别赐予褒奖嘉许，必定施加在廉洁的官吏身上。皇帝巡视黄河，来到浙江，暂行尚书事务；这件事发生在某年春秋之间。皇帝说：“啊，张涛，你 本来是侍从官，试任一郡长官的辅佐，能够安抚众人；命令你任转运使。上天生养你，使你主管职事，能够施惠并爱民；这正合乎朕的心意。”张涛拜谢稽首，起身舞蹈，捧着这件御书。御书文章如同玉圭，并不是用珍宝装饰的玉笏，而是刻在坚贞的美石上，恭敬地传于世世代代，留给万代子孙。小臣撰述这篇赞，实在是遵循旧史。正值泰运交会之时，正道昌盛，君子得志。《退谷先生像赞》以藤为屋，以芥子为舟，以秋水为观赏之物，在退谷游览；这是老人悬车归隐后收藏的地方：有藏书万卷的楼阁，四壁挂满画图，千秋金石文字，都是陶冶性情的助益，而不是玩赏外物的追求。老人所立志向，是在将要失传之后编纂微言，排斥横行流布的异学，因此终年席地研读，仰对屋梁著书不止。跟随老人游学的人，惊叹画像传神而极其相像；没有登过老人门堂的人，即使在千里之外、百世之后，看见这副虬须鹤发的形象，或许也能接近方诸、藏史在周代的风貌吧。《谢柔则像赞》是位先生吗？是谁呢？神情高峻，默然不语，他莫非有所思虑吗？是在太行、勾注山巅游览，还是在始宁山东的别墅休息？有时在山岩间耕作，有时在水边垂钓。想来他是射的山的仙人，还是江东的巢父呢？题写吴处士于庭的小像 先生聚集书籍，不分古今；先生抄写书籍，必定辨别鱼鲁；先生著书，从不间断寒暑。讲说《春秋》，就蹲坐在灶台旁听讲；议论甲子，就写下“亥”字来推数。籍贯题名列在钩党之中，家世本是珪璋之府。别人见了他，认为是善于治病的维摩诘；我则说他是延年益寿的桂父。《烟雨归耕图自赞》送饭有妻子，孩子居住在四壁的房舍中。你穿着蓑衣、背着农具奔走，力量虽然微薄，志向却很坚定。粮食既已足够，不求遇上丰年。唉！像这样的人，谁能做他的同道呢？有人或许知道你，直到百世之后。箴 《敬悦斋箴》同一山岭上的树，枝叶彼此纠结；同一树林中的鸟，鸣叫着彼此求应。何况你们兄弟，同住共食，更应当想到你们的祖先，以敬与悦作为准则。别人有毁谤和赞誉，诬陷善人怎么办？要恭敬我们的兄长，那快乐会怎样呢？有愤怒一定要惩戒，有欲望要想着堵塞它；务必除去骄傲自矜，不要轻易讥嘲呵斥。一句话说得痛快，四座都会伤心。细小的怨恨，会使祸患接连而来。举止容色应当和谐，说话不要悖逆。把敬存入心中，以悦结成亲爱。从前孔子所行，都在《孝经》中；敬爱兄弟，使我言语喜悦，你们听取吧。《醧舫箴》我的斋舍之中，有客人聚集而来。能饮酒的，就让他饮；不能饮的，就停止。下棋摆开楸枰，博弈玩掷卢、雉。难道没有快乐的方式吗？要以经史为宾客，以端正的话语为主人，不设苛细的礼节。不要称说别人的恶，不要谄媚别人所喜欢的事。只谈桑麻，不要议论朝廷和市场。不要沉湎，不要沉溺。努力吧，君子。铭 《南唐砚铭》罗纹石砚，长短眉纹，是谁雕琢的呢？李少微。《古林哥窑砚铭》丛台澄泥砚、邺宫瓦砚，都不如哥窑砚古朴而高雅。颜色绿如春水，水停聚而不流泻。即使以石制成，也在它之下。《城砚铭》【并序】这方城砚不知是哪个城的砖制成的，长五尺，宽二尺，在顶部凹下作为砚池，水环绕四面。凹处有“城砚”二字，旁边排列“心正笔正，心邪笔邪”八字，都是篆书。相传是平江慧庆寺中的旧物。大学士文文肃公未中第时，在僧舍读书，看见后心中喜爱。寺僧拿出长笺，请文文肃公写一卷书，用这方砚交换。乙酉兵乱之后，辗转流落民间。休宁吴于庭购得它，晚年把它赠给我，于是我作铭说：心正，笔就正；说话安定，不要让邪念进入。先民的训命，应当像接见贵宾一样，一切以敬为主。《先舍人太极图砚铭》城角的旧居，把它放在香草旁以防蠹鱼侵蚀，像这样舍弃【以上二字为一句】；这是先父磨墨展纸、起草《复社广交书》的砚。《史馆砚铭》取自深岩，剖开大地的肺腑，润泽如云油，屏除污秽，放置在史馆席上，长久相待以备法度。东马迁、南狐偃，言辞必定真实，不必劳烦再刻这篇铭。己未年。《记注砚铭》记载《春秋》的事，言说《尚书》的道理；史官执笔，难道不如南史、董狐吗？《贡院砚铭》天下公正的大道，我却背弃它；把公义变为私利，我以此为耻。《南书房砚铭》端正你的容貌，不要过分谦恭；摸一摸你的舌头，不要抄袭他人的言说。礼义没有过失，微弱的毫毛也能显扬。《松化石砚铭》截取松树的精华，守护苍翠的精气；长寿而坚贞，保有百年寿命。《石城砖砚铭》【秦对岩前辈所赠】石城砖，是古人烧制的。用它制成砚，挥写毫笔便利。岁在困敦，月宿在毕。故人把它赠给我，我将此事刊刻记述。休作铭文，守护它，不要失去。《翡翠砚铭》翡翠羽毛柔美，石墨相互附着而黏合，收藏在经匣之中。小话絮絮叨叨，大话炽烈张扬。《梁吉士水岩砚铭》像八哥，像鸲鹆，眼睛明亮清澈。中间有精美的水藻，在深水中荡漾。把德性比作美玉，你居于它们之先。《靳熊封蕉叶砚铭》以石为友啊，君子；我的朋友淡泊如水，这样才可以长久。《万孝防水岩砚铭》翡翠的斑纹，像鹧鸪的斑点，像黄龙的蜿蜒，蜿蜒如…… 《松花江石砚铭》东北的美石，是珣玕琪，绿色如陇右鹦鹉的羽衣。雕琢成平坦的田地，用来研墨书写三真六草，没有什么不合宜。《歙砚铭》星源之石，雕琢龙尾，活泼胜过石末。又 用它研磨涩笔，笔锋不会停滞；用它研磨干墨，墨不会收涩。温润如玉，获得了我所求的东西。《井田砚铭》画出井田，土地已经犁过，耕牛驾驭田地；努力耕作，才会有秋收。又 这是你的井田，也是你的田地，愿有丰收之年。《方砚铭》德性温润，义理醇厚，操守坚贞；即使受到磨砺也不会改变，来保全它的贞正。《风字砚铭》能够使万物运动的，没有什么比得上风；我行走四方，只有你跟随我。《沈覃九片云砚铭》质地虽然薄，气韵却润泽；名声流传千秋，价值可比方寸之间的美玉。《周琴山鸲鹆砚铭》鸲鹆啊，鸲鹆啊，看也看不够；再三洗浴观赏。《曹彝士澄泥砚铭》考察古代先民，仓颉与沮诵亲手团聚吉土，书写虫鱼之形；山玄水、苍玉，都比不上它。《汪叟砚铭》行动时像《涣》，涵养时像《井》；君子的德性，或许可以与之并列。《大耳砚铭》

译耳朵大如刵耼，消灭释氏之听闻，宣扬孔子的旨意。《防血边砚铭》边幅不加修饰，我难道要责怪你吗？《凤尾砚铭》付给昆田 众鸟都有栖托之处，你在哪里安栖？凤凰啊，凤凰啊。《砚铭》付给桂孙 有这样的石头，为什么还要把玉当作珍宝呢？《半月砚铭》付给稻孙 像月亮渐渐丰满，君子的光辉也不断增长。《白石砚铭》守住你的洁白，不要接近墨色。《绍泰砖砚铭》【并序】吴兴的僧人在山中挖池，得到几块墓砖，上面有“绍泰”的年号，是萧梁敬帝时期的遗物。寒中把它雕琢成砚，竹垞老人作铭说：秦代羽阳，汉代未央，魏代铜雀，齐代香姜，制成砚台，材质最为优良。这块绍泰砖，更适合研墨；它的背面有黄龙纹，与端溪石没有不同。《徐虹亭端溪砚铭》羚羊峡中，像这样的石头即使有一百块，也不能用砗磲来交换。《陶砚铭》陶器的起源，原本是浑浑然的。《防血砚铭》从深渊中采得，防血在边上；估价一百，后来估价一千。《斧砚铭》斧头虽有缺口，曾经雕琢过月亮。《张敏求员砚铭》这是张伯的璧玉，而且怀有其中的一块。《方端砚铭》玉，是用来作为有德君子的法式的。《沃村砚铭》。离烟三里，山石骨质奇异，石与墨相摩擦，墨汁先显得浓腻；笔锋纵横，字写得又大又快，心意也…… 徐七来索求《绦砚铭》。九经的潭水深得像井一样，你想汲取它，就有长绳可用。《鼍矶石砚铭》。灵鼍矶的左边，海水环绕，沐浴着日光；月光照耀下，众水都汇归于我的胸怀。这块石头放在棐木几案上，金星繁密，比龙尾石更多。《著书砚铭》【砚背刻有题写的图像】。北边是垞，南边也是垞，南垞与北垞之间有曝书亭。亭中空旷明亮，没有四壁，家中所收藏的书有八万卷。老鼠衔姜，水獭祭鱼；年轻时不学习，老了才著书。一块端州石砚，早晚与我的心相亲；审察它的形状，把它的千秋名声传给孙子，这就是身后的事。《珣叔砚铭》。坎卦之水不盈满，兑卦为泽；只要内心通达，就应当以讲习为利。《稻孙小砚铭》【砚长二寸】。青玉放在案上，得到矩形的一半。《蜯坑砚铭》。年轻时不学习，老了才勤奋，只是徒然辛苦；经学略有小成，做官却不能显达，于是停止朝见，放下史笔，回到田园屋舍，每天著书。远方的人带来石头，把蜯坑石赠给我；炎洲的翠色仿佛滴落其中，深色的界纹正当石心。假如让我长寿，面对这块石头说：唯唯听命。《灵璧石砚山铭》。阴阳分判，黑白均匀；把它放在书案上，使我的文章昌盛。《求休石章铭》。求休石，不改变方位。神灵也许守护着它，因此用羊和彝器祭祀它。有六尊，有六勒；美好的名称是“长寿谷”。《图书匣铭》。我的话你不相信，人们却只相信你。你的形体能够完整，我的名声也就能够完整。唉！这难道就是替先生执持友谊、相互保守百年的吗？《子母印筒铭》。子母印放入筒腹之中，印文在中央，环绕四角。《新莽钱范铭》。赤帝的剑、素王的鞋，王莽的秃头，都已经灭亡了。钱币有铸范，只有器物独自保存下来，二千年也没有改变。铸钱的砂床上，斑驳的土花呈绿色；从巾箱中取出玩赏，仍觉得看不够。梅定九制作日晷，见赠给我，我写下这篇铭。太阳从汤谷升起，依次照临旸谷、汜地；从天明到天黑，像奔驰的车一样不停，却不知疲倦。把万里距离用寸来测量，摄取日影；这日晷，真是鼎一样的器物。器物制作得如此巧妙。《笔筒铭》。笔放在案上，有时侧斜，有时偏倚，就像人没有仪态；用笔筒把它束住，就如同客人得到安定的家，放纵的心也归于正道。《铜水盂铭》。方寸大小的金属，一勺那么多的水。只有安静才能长久保存，只有廉洁才知道适可而止。《锡书灯铭》。人的精气，就像灯油存放在灯架上一样。精气保养坚固之后，就会充溢为聪明才智。从未听说灯油耗尽而灯还能够有光的。以此为戒，防备啊。《乌丝笔格铭》。不要偏斜邪僻，不要过度，也不要不足。《檀界尺铭》。它的直径正直，它的德性方正；用来镇压万物，没有什么不善。《磬铭》。夜深人定之初，鼓声和巡夜声已经停了；再击磬两下，使人存有警惕之心，防备祸患。《朱碧山鼠啮田瓜觥铭》。瓜蔓生长，瓜蒂结实；你看那老鼠有牙齿，正在瓜上啃咬。碧山，是一位技艺绝伦的老人。鱼钥收起，兽锦包裹；有人想买它，我劝告说：“不可以。” 《官窑花浇铭》。红色啊，像鱼尾散开；余霞滋润啊，像海棠经过早晨的雨露。是哥窑吗？是定窑吗？哪里值得拿来相比？即使与柴窑、汝窑相比，又有什么可惭愧的呢？《桃核酒器铭》。桃子有核，应当把它烧焦百次；不要像丰侯那样醉酒失态，纵情酣饮，最终使自身丧命、国家灭亡。巢五孝廉焚烧公车奏章，环绕屋子只种青葫芦，把它截成杯和勺，与世俗不同。叵罗、凿落之类，我家其他器物都很微小，有什么值得珍贵的？难得是出自高人之手。《杖铭》。危险时，我扶持你；跌倒时，你扶助我。遇到坎坷就停步，见到利益不要奔趋。《方竹杖铭》。这是什么？是扶助我这老人的藤杖；竹子也好，方竹也好。把一根竹子从中间剖开，园转而又方正，把它当作珍宝。《弩铭》。唐弩刚强而能制胜，夹弩柔和而能制胜；既不刚硬，也不柔弱，这件器物以中正为准则。《古铜铳铭》。即使有韩信、白起使额头腐烂，即使有孙武、吴起使肌肤焦枯，谁能销毁这件器物？把它改铸成煎药的尊壶。辞。《醉司命辞》【附序】。“醉司命”是宋代汴京的旧俗。腊月二十四日，把灶神贴在灶上，用酒糟涂抹灶门，称为“醉司命”【见幽兰居士孟元老《梦华录》】。大概自南渡以后就废止不行了。我居家时迫近年末，看见妇女孩子祭灶，于是作《醉司命辞》，文章如下：腊月的鼓声送走寒气，明亮的灯光照射窗牖。到了腊月将尽，便在丑日涂灶。巫人说，这天晚上，司命神要上天，把人间所见所闻详细禀告天帝；如果你不虔诚地讨好他，灾祸就会降临自身。于是主人整理衣冠，上前作揖祝祷，内心惴惴不安、战战兢兢，恭敬而肃穆。把大夫、都尉和硎童的事都告诉了神。神于是降临说道：“你也知道自己的过错吗？凡是你所做的事，我都察看它的苗头，回头向天帝控告。还怕没有罪名吗？你若不信，就凭着酒觚听我说。往昔阴阳二气分开，四时节令推移运行；上面排列着日月星辰，下面建立了四方极限。众神纷然降临，像影子投在缝隙中；无论大小，各自主管自己的职分。颛顼的旧都，是我所居住的地方。上帝临视上下土地，于是称我为庖神、灶神，往来监视你们。谁有罪过，就告诉我，我并不是进谗言。我驾着云车，驾驭风马，向下俯视高大的城墙，分察斗宿、牛宿所属的地域。八门二八，飞翔到你们的屋舍。你们的先世，祭祀秩序非常隆盛。门户、井、屋檐的水道，我是其中之一。祭牲和酒醴肥美芳香，有勺有席，有祝官有赞相，有管籥有祝辞。到了你这一代，生活流离困顿，从牧野走到远郊，舍弃城市而迁居市井。神主屡次迁移，在长水边砍茅建屋；没有固定的安息之处，远近游走。”

译你带走我的土地，却不思念故乡。北到朔云、东到岱山，西到济水、汾水、洮水，南到瓯、闽、粤地，抗击巨石，穿越波涛。回头看你的灶台，还没有熏黑就已经破败。你邻里的妇女，我也得以仔细观看。西家的主妇，有陪嫁的侍妾和妹妹；涂脂抹粉，穿红着艳，佩戴玉瑱和象牙簪，照着镜子顾盼，狄香佩在衣袖间。只有你家中，有老妇而没有宠妾；簪子插在蓬乱头发中，粗椎横在发髻上。烧煮那些扊扅，实在不忍细看。瘦弱的你和羸弱的子孙，一年到头都在忧愁困苦。东边有华美的屋舍，挖取金子装满十袋，割蜡而食，切肥肉品尝；左边放鼎，右边放盉，楚地的粟、吴地的粳米，用酘酒酿成酒，进献黄羊。可叹你始终贫困，只吃粗米拌羹，有时两天合并作一天吃，甚至断粮；劳作所得的柴薪接不上，只能烧糠。烟气倒灌屋中，鼻子打喷嚏，眼睛流泪。南邻北舍，辨识音律，演奏越调、吴歌，哀婉的丝弦和豪壮的竹管，使人回肠荡气，娱悦我的心目。只有你家读的是诗书，早晨井臼喧响，夜里纺织继续。孩子们呀呀哭叫，寒冷时哀号，饥饿时啼哭，搅扰我从早到晚。耳朵蒙蔽，眼睛受惊；寒气来时不能堵塞，暑热时扇子又不能通风。青蛙在台阶下鸣叫，雪花飘洒到窗上；无论冬夏，上面漏雨，旁边受风。唉，这样局促的地方，竟让我栖身其中。要责备你的过错，难道还有尽头吗？” 主人听了这番话，大小都叩头。老翁在前面道谢，老妇在后面叩拜。于是焚烧香火，剪纸焚化；把饧糕、粉食和荔枝杂乱地陈列供奉。把酒注入瓶中，把食物盛在盆里，借酒糟滤下的残滓，涂抹在灶门上。神于是陶然大醉，直上云霄，前面由娇孙引导，后面跟随六位女儿。天帝召见司命神，询问他所主管的人。凡是有过错的人，你就把他们的过失全部列举出来。司命进入宫中，觐见时步履蹒跚；他满脸醉态，不能说话。零丁。《零丁》为陆士寅作【附序】。钱唐陆先生圻，字丽京，又字景宣，是一位高尚的人。甲申以后，他在海宁长安市卖药。湖州有人私下编撰明史，被人告发，供词牵连到先生。后来先生获释，游历岭南。一天夜里，他梦见自己来到琳宫，那里有丹红的台阶和碧绿的瓦，中间树立着神灵绘有龟蛇的旗帜。醒来后，他把梦境告诉寺僧。寺僧是楚人，说：“这是太和山。”先生于是换上道士衣服前往寻访，最终不知所终。他的儿子寅考中进士，释褐后，准备穿便服前往寻找父亲。我早年因诗歌古文受到先生知遇，于是与他结成忘年交。自辛丑年夏天一别，连水都知道返回故处，唯独先生久久没有回来。于是仿效东汉戴良的文体，代他作《零丁》一篇，交给陆寅，让他带入楚地。我恭敬地说：这半纸《零丁》，谨敢告诉过路的各位君子。有父亲，有父亲；一离开故乡，不知相隔多少千里。日月流逝，已经二十五年了。请说说他的身体：脸面皮肤，眉毛宽，额头宽广，两颊丰满，口旁胡须稀疏，微微有髭须。离去时乳齿还没有脱落，肩背也颇为肥壮。平生不发怒，多笑着嬉戏；眼睛从不斜视，头也不偏邪。周尺一寻，还要超过一寻。请说说他的衣裳：年轻时新制的粗布宽袍，泪水长久浸渍，衣带时断时续；用绳衣包裹手臂，子子孙孙，虮虱聚集。有时用手摸它们，就把它们扔到地上。穿着破旧的两裆裤，双脚也有残破；寒冷时皮肤起鸡皮疙瘩，暑热时生痱子。婆留乡里的话，听起来容易分辨；问他经术，回答繁多而有条理。至于谈《易》，尤其是他的专门学问。各州各郡的隐士，都把义理藏在胸中，口头讲说可以相互比拟。金匮中的文章和医方，他不私自秘藏，常常救活别人；不贪恋钱财，也不追逐祸患。无论缁衣僧人还是黄冠道士，都没有不能交往的。施惠而能把消息传来、以闻知为德的人，你应当报答；报答他的人就是我。募疏。《重修嘉兴府儒学募疏》。我听说，文翁教化蜀地，益部于是建立礼殿；何武巡按扬州时，首先整治良好的郡学。三雍之外，释奠礼也同样举行；宫墙高达数仞，聚集工匠营建，必须坚固。想要振兴贤者之关，就应当把横舍重新修整。何况檇李是著名地区，特别见载于鲁国史书；嘉禾是美好的称号，最初记载于吴国年代。这里是祖龙长水之乡，是驷马开元之府。吴郡由此分设土地，斗宿牛宿从此占验星象。家家读书，收入井西的图画；人人谈论义理，享有江左的风流。汉代朱翁子在朝廷，文名可与东方朔相比；晋代马干令升，记录了典午南渡的事迹。狐偃经过宝花仓，百代之后仍令人怀念；陆贽访问灵芝宅，五湖之人至今还在追想丘为。然而时代更迭，淳厚之风渐衰，家家却传承正学。林德久讲《易》，辅傅贻讲《诗》，各自继承微言，共同阐明经术。这都由于学校开设，所以能够使人受到教化而成材。只是自开元、大历以来，多次兴起测量日影、开凿景山的工程；近来则丹漆暗淡、粉饰剥落，逐渐倾颓毁坏。加上泥土雨水和侧风侵袭，交相造成漏雨潮湿。大概连双鸳瓦也少了，铺砌的五凤砖也空缺。一根木头已经难以支撑，百堵墙壁理应一并修建。因此才敢向众多士人谋划，并把这件事告诉四方通都。于是连同官僚们一起，共同襄助这一盛事。有的拿出史晨家中的粮食，有的率先捐出乙瑛所得的王钱。聚集少量米粒可以堆成山，截取钩金也能输送入库。希望能够把完整的式样交给木匠，测量大屋的几筵。既然建成泮宫，就应当写成史克那样的颂歌；新庙庄严建成，还要重新刻立韩勅那样的碑。谨此具疏。《曝书亭集》卷六十一。钦定《四库全书》。《曝书亭集》卷六十二。翰林院检讨朱彝尊撰。传。《汪克宽传》。汪克宽，字仲裕，又字德辅，徽州祁门人。他小时候就懂得礼法，每天早晨一定向父母问安；有长者在场时，侍立一旁，不敢坐下。到私塾就读时，天刚亮出行的人从他身边经过，书房中的蜡烛还没有熄灭。他长大后跟随胡炳文、吴仲迂学习。泰定三年秋，参加江浙乡试，出自邓文原门下。第二年落第，他叹息说：“道不能推行，何不著书立言，把它留给后世呢？”于是与金华许谦、鄱阳朱公迁、建康彭炳讲论道学，登记为弟子的日益增多。他居住的地方山谷环绕，学者称他为“环谷先生”。陈友谅听到他的名声，想迎请他，于是他从黟山避居到太平的▯歌镇。洪武元年，有人推荐他入朝，他推辞不去。洪武二年正月，朝廷用财帛礼聘他进入史局；史书完成后，他不愿做官，朝廷赏赐金帛，让他回去。洪武五年冬，因病去世。汪克宽精通经学，《易》有《传义音考》，《诗》有《集传音义》，《防通礼》有《周官类要》《经礼补逸》，《春秋》有《纂疏提要》《左传分纪》等书，只有《春秋礼》在他身后刊行。永乐年间，胡广等奉敕编纂《大全》，窃取《纂疏》作为官书，欺瞒皇上，却没有人察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