曝书亭集卷六十四

译文水县卜子祠堂记 孔门弟子中亲身通晓六艺的有七十人，子贡认为孔子关于人性和天道的言论不可能听到，而曾子却在鲁国得以听闻；谈论文学，一定要说子游、子夏。孔子去世后，曾子的学说，众弟子中有人不完全相信，唯独认为有若像圣人；子夏居住在西河，西河人也怀疑他。对于孔子来说，这两个人难道还不能算是得到了圣人全体的人吗？徐防说：“《诗》《书》《礼》《乐》由孔子确定，阐明章句则始于子夏。”大概自六经删定编述以后，《诗经》《易经》都由子夏传授。孔子又称赞子夏可以和他谈《诗》，《仪礼》中有《丧服传》一篇；子夏又曾经和魏文侯谈论音乐。郑康成认为《论语》是仲弓、子夏所撰写的，只是《春秋》的创作没有赞助一句。孔子却说：“《春秋》交给子夏。”后来公羊、谷梁二人也都是子夏的门人。凡是能够听闻的文章学问，子夏没有不传授的；文章传下来了，人性和天道也传下来了。这样看来，子夏的功劳很大。然而戴氏《礼记》记载曾子的话，因对孔子有所怀疑而责怪子夏。曾子说：“有子的言论像孔子。”曾子听说后，子游并没有觉得奇怪。曾子不跟随众弟子强行争辩，只是因为这件事本来就不可行。后世拘泥的儒生怀疑这种说法，在庙庭祭祀时罢黜有若而增列子张；又有人说西河不应专门祭祀子夏，这是因为他们过分相信曾子的话，却没有加以推究。岂不是太荒谬了吗？文水本来就是当时西河的境域，隐泉山麓原有子夏祠。丙午年秋八月，我有机会在祠下拜谒，纵览前人的碑记，往往只记载土木建筑的兴废以及历代封秩罢了；至于阐明章句、传授孔氏学说、成为西河文教的开端，却都没有涉及。我私下认为这是遗憾。山水亭台堤坝的胜景、花草树木的繁茂，尚且有历久不废的，游人经过还偶尔观赏景物作诗，或题写姓名刻在当地的石头上；何况瞻仰先贤的祠宇，竟然没有一句话畅述其中的意义，这靠什么来消除世俗儒生的疑惑呢？这就是后死者的过错了。因此我缀辑旧闻写成这篇记，也借此表明《戴记》所载的话大概并非曾子所说，并且六经的传授，子夏的功劳尤其多。按理祭祀报答先贤的意义，本来不应只有西河人这样做。大同府威远卫重修学记 设置庠序学校，难道不是王政的根本吗？三代兴盛时，从地方的党、遂直到国都，没有一处没有学校；从天子的嫡长子直到士庶人的子弟，没有不入学的。那些典礼政令，如释奠、释菜、习乡、习射、执酱、执酳，直到献馘、献囚，没有不在学校中完备举行的。又选择君子之儒，即仁义忠信、乐于行善而不知疲倦的人来担任教师。入学的士人，有俎豆、筐篚、象勺、千籥等器物；有鞉鼓、椌楬、笙、镛、琴、瑟等声音；有屈伸俯仰、盘辟缀兆等礼仪尺度；有藏修、息游的场所。师氏用三德、三行教导国子，司徒用六德、六行、六艺宾兴人才；上面没有私人的教师，下面没有私人的学校。这就是三代学校兴盛、美好而完备的原因。后世学校一天天衰弛，典礼政令听凭州郡官吏在上面专断，不一定都在学校举行。仅仅保存而没有废弃的，只剩下春秋上丁祭祀孔子的庙祀以及释奠、释菜。担任教师的人不一定都是君子之儒，只是木然地处在学宫中，使学生不能出于真诚地求学，教育也不能充分发挥他们的才能。士人也把自己的学问隐藏起来，并厌恶他们的老师，把学校看作不急迫的事务。因此学宫坐此倾塌毁坏，甚至有人整年不来学校。唉！学校是王政的根本，如今竟被看作不急迫的事务，任其倾圮，这是以君子之儒身份为人师者最为忧虑的事。威远卫处于大同关塞的要冲，学习文事的士人本来就少。自从边疆安定，士人才开始以弦歌诵读相互勉励，而教谕王君又能用仁义忠信的道理善加教导他们。卫中旧有学校，年代久远将要倾圮，王君率领诸生某等修缮一新。诸生都乐意赶来做事，厅堂廊庑、寝舍筵席、欂栌榱桷、屏门璧池，无不修饰齐备，既不奢侈，也不简陋。工程完毕后，王君请我作记。唉！三代的学校，如今还能保存下来的太少了。自从教师不严谨、学道不受尊重，士人于是失去了端本的学问，不懂得顺从行礼来侍奉师长，这是因为没有好老师教导他们。像王君这样乐于行善而不知疲倦的人，可以说是懂得根本的君子。过去鲁侯修建泮宫，诗人歌颂他，其中说：“无论大小，都跟随公侯前进。”又说：“众多士人整齐兴盛，能够扩充德行之心。”到了学校废坏，郑国人讽刺它，说：“即使我不去，你难道不能来吗？”诸生能够扩充王君的德心，每天一起藏修、休息、游息，于是讲习德行，研习文艺。谁说三代的学校不可能在今天接近复兴呢？

译衢州府西安县重建学记 古代设置学校，从辟雍、泮宫，下至术序、党庠、家塾，所称的先圣、先师，起初并没有固定的位置，所以释奠祭祀有合祭而没有主祭神位。自汉代在孔子故里阙里立庙祭祀孔子，到唐武德年间以后，在国子监建立孔庙，又确定称周公为先圣、孔子为先师。开元以后，各郡县普遍都有孔子庙祀，但庙与学校也还没有一律合为一体。后来学校必定建立孔庙，从太学到府、州、县大多都有固定制度。太学的讲堂，有的称崇伦，有的称明德，其余都以明伦为匾额；旁边设立社学、射圃以及启圣祠，后面建有尊经阁。孔庙有三门六楹，殿中设置栗主，把先圣改称至圣，但仍保留先师的名号；专门祭祀孔子，配享四子、十哲，并在两庑祭祀七十子和先儒。天下内外，没有不同的地方。大概天下一天也不能没有教化，学校一天也不能在天下废弃；舍弃其他先师而专门尊奉孔子，大概是为了使道德归于一统。古今设立学校虽然不同，但用来教化人的原则是相同的。西安县学旧在礼贤门外，嘉靖年间迁到制锦坊，元末没有毁于战乱。明洪武初年，又迁到城北废弃的斗室，法院为此主持修建。正德年间，第二次迁到宋代贡院的遗址；嘉靖年间，又迁到大中祥符寺，此后规制才渐渐完备。兵火以后，县学的墙屋、薪木全都毁坏，只有文庙勉强存在，梁柱也已倾圮。后来任此地长官的人把学校看作不急迫的事务，年久也不修治。正好进士、颍州人鹿侯【祐】来担任知县，上任后拜谒孔子庙，回头看着叹息说：“学校破败成这样，凭什么培养士人？教化凭什么兴盛，政事凭什么施行？这是守土官的责任。”鹿侯于是预先规划，让山农生产竹木，陶工烧制瓦砖，冶工打造钉铰，都可以缴纳实物税储存起来，以等待兴建；又用每月俸禄补足费用，政务崇尚简易，不使用鞭打。过了一年，拖欠的赋税全部缴清，于是召集工匠、筹备材料。鹿侯首先捐出若干缗钱，县中的士大夫、学官以及学生，都各自拿出私钱相助。先修缮庙宇，其次营建两庑各九楹，再建明伦堂，接着设置先贤、先儒的木主，然后环绕修筑墙垣，涂刷丹漆白粉，疏通泮池的水，在庙庭和堂前堂后种树，共一百株。工程始于辛未年秋天，今年春二月明伦堂落成。鹿侯兴办器用、币帛，在庙中举行释奠，牲畜、酒、豆、笾摆列整齐，礼仪严肃，观看的人交口称赞，都称颂鹿侯的功劳。石某进言劝鹿侯说：“还不行，明伦堂虽然建成了，祠堂和阁楼还没有完备，而且过去赐下的书籍没有保存下来。经书用来承载道理，学校却没有经书，这怎么可以呢？”于是购买群经及其疏义，共一百多家，准备收藏在庙中，打开书箱给学生看。唉！鹿侯用心勤勉啊。三衢本来就是出仕为官之地，过去谈论经学的人，如郑灼的《三礼》、刘牧、徐庸、柴翼的《易》、徐晋卿、王宏的《春秋》，这些人都出自西安。西安的风俗，其中的君子办事敏捷，有志于学习的士人也不少；可是居住之处没有学校，市中没有书肆，他们凭什么来资助讲习呢？有了鹿侯所购买的书，收藏在学校里，难道不会有人互相观摩而共同进步，彼此讲说来辨析异同，并且广泛启发的吗？我知道教化兴起的源头，一定会从西安开始。我曾任鹿侯一天的上级，和鹿侯分别已有三年；进入西安境内，看见商人在堤岸安居，农人在田野歌唱，游览学校，过去废弃的事务都已完备兴举，我内心喜悦，实在不能不把这些话说出来。县学教谕、海盐人钱君瑞征，乐意协助这项工程，和我是同乡；他叙述鹿侯建立学校的功劳、办事的敏捷，都是超出常人谋虑的表现，于是我摘取事情的本末，把它写在石碑上。重修严州府桐庐县儒学记 师儒之官，是道德归宿、政治根本。汉代郡中设置文学掾，唐代校中设置经师，庠中设置孝经师，宋、元书院各设置山长，用来教育士人的官职是专门的。本朝沿用明代制度，县中设立儒学，教谕、训导各一人，掌管士子的名册和铨选法。凡是贡举到礼部、屡次考试不中以及作为学生领取廪饩的人，都是年老以后才任用；这虽然没有违背古代选择年高有德儒者的意思，但往往锐气已经受挫，精神衰颓懒散，讲舍不能修缮，学生一天天离散，哪里还谈得上教师严谨、学道尊崇呢？圣明天子任用贤才没有固定范围，年轻英俊的人也能够得到铨授。因此桐乡人汪君担任桐庐教谕，到任后拜谒先师，看见祠宇倾圮破败，红漆陈旧、白粉晦暗，已经很久没有修治。于是拿出私钱，命工匠修整楣、椳、楔、柣、栭、桷、杗、廇，有的建筄，有的建簃，有的架榩，有的涂垩；在某年月日召集工匠开工，某年月日告成，共计费用白银十镒罢了。堂、斋、门、庑，各项废置的设施都一并兴办。春秋上丁，在庙下举行释奠，众多学生陈列俎豆，大的礼节小的礼节都迅速奔走办理。有空时在碧梧书屋讲课学生，又汲取井水，渡河有船，路旁种有桃李。县中的士子乐于聚集亲近老师，庆幸举行礼仪有了场所。汪君于是送信给我，请我写文章刻在石上。我曾往来四方，看见府、州、县、卫的学校，倾圮的有十分之六七；上级官员把责任推给有关部门，有关部门又以催收赋税、听理诉讼事务繁多为由，总把学校看作不急迫的事务。至于从事教职的人，俸禄既少而权力又轻，早晨到晚间的饮食常常不足，哪里还有余力修缮墙屋？难道能够避免风雨鸟鼠的侵蚀吗？汪君能够不吝惜自己的财产，不耗费国库，不困扰百姓的财力，把兴复学校当作自己的责任，可以说已经很能干了。桐庐县学旧在西堤，第一次迁到戴家桥北，第二次迁到县治东北的小山。宣和年间被寇乱焚毁，绍兴以后，知县赵侃、赵汝惮、赵汝骧、胡太古先后修建。元末又毁于兵火，洪武年间重建，由知县毛道主持；正统初年重新修葺，由知县汪荣主持。成化以后，安庆李琛、东莞卢勗、黄冈曹珪、云南杨汉、四会何经、南海吴宗、汤清江李绍贤相继来任知县，都能够修整庙学。这本来是有关部门的职责，把它单独交给学官负责，则从汪君开始。

译扬州府仪真县重修儒学记 古代培养士人，要使士人立志于道，必须在乡校中侍奉老师。《礼记》说：“只听说学生来求学，没有听说老师前往教人。”在学校兴盛时，无论大小，都跟随公侯前进。等到学校废坏，就说：“即使我不去，你难道不能来吗？”又接着说：“一天不见，就好像过了三个月。”因此，博学多习的人一定亲近老师，谈论学问的人一定选择朋友。学生有过失，教师能够知道；增长他的长处，补救他的过失；在这里藏修、修习、休息、游息，安于居住的地方。这样之后，教师才严谨，学道才尊贵，百姓也才知道尊重学习。学校的制度并不只有一种：虞代有上下庠，夏代有东西序，殷代有左右胶，周代有保、傅所记载的制度，学校共有五种。汉代建立三雍，晋代兴办两学；到了唐代，把学校分为七类：三品以上官员的子孙，由国子学教育；五品以上官员的子孙，由太学教育；设广文馆来统领国子生的学业；进士科称四门学，用来教授七品官员的子弟和庶人中杰出的子弟；律学讲习律令格式；书学考察篆、籀、分、隶、真、草、章、行等书体；算学讲明亿、兆、京、垓、秭、壤、沟、涧、正、载等数目。这样培养德行、造就人才，各有选择，教育的方法也很多了。宋代以后，虽然在州、郡、县学之外兼设山长，但书学、算学停止讲授，科举科目的繁杂已经减少，士子分别研治五经，专门学习四书；各家都有老师，不必到乡校向老师求学。仪真县治处于江边交通要冲，过去是江淮发运的所在，当地人多靠盐场谋利，他们的子弟在学校登记入学，向学官行束修之礼，不过一年来一两次罢了。学校的门墙倾斜，泮水污浊，文庙渗漏，讲堂和横舍杂草丛生，守土官和掌教者只得坐着忧愁、行走叹息。通政司使、巡视两淮盐课监察御史曹公，以仁爱体恤商人，以礼对待士人，每次因巡视秤掣来到县中，都发布宽大条令；船只首尾相接，摇橹击鼓，船歌四起。当时曹公已经五十岁，盐商纲户都想向他敬酒祝寿，集资白银二十镒，他再三推辞。恰好曹公乘车经过市中，商人拦住马匹、挡住车轮请求他收下，曹公于是召来训导汪谷诒，对他说：“县学不修已经很久了，我没有私财可以拿来雇工修缮，何不把众人捐出的这些钱用来修整多数士子求学的地方，或许可以使县中子弟享受通过学习取得官爵的回报呢？”于是众人都喜悦，称颂曹公无私，能够扩充自己的德心。某年某月【缺】日，开始修治泮宫，工匠、陶工各自量材施工，从西到东，各项废置设施都得到兴办。于是诸生有了请教求学的地方，能够前来亲近老师，人人懂得尊重学习。于是刻石记下重修的年月。曹公名寅，字子清，一字荔轩，是满洲人。写这篇文章的是谁？南书房旧史、秀水朱彝尊。杭州洞霄宫提举题名记 宫观的设置，起初本来是为了尊崇奉行道士的教法。玉清昭应宫使由赵安仁、王旦、丁谓担任。景灵宫使由寇准、冯拯担任。会灵观使由王钦若、李迪担任。真宗曾经任命王曾，王曾推辞不就，仍然把职位让给王钦若。难道不以宰臣主持道院事务为耻吗？仁宗亲手写的诏书中说：“老臣，是朕所眷顾礼敬的人。所以对于因年老辞职、因疾病辞职的人，依从他们的请求，增加他们的官秩，供给他们俸禄，并把恩泽施及他们的子孙。遇到大礼，允许他们列入旧日班次；即使失仪，也不要弹劾。”宋代尊敬大臣、体恤群臣，可以说达到了极点。旧制度规定，在京城的称为内祠，由以前的宰执留在京师以及现任使相充任祠官；其次充任提举，再次以下为提点、主管、判官、都监，各有分工。元丰年间重新确定官制，但因为是祖宗设置的制度，所以没有废除。担任这些职位的人有俸禄可食，有绫、绢、罗、绵等衣料，侍从有餐钱，这些相沿成为让年老者安逸、优待贤者的制度。杭州洞霄宫自熙宁初年设置提举。高宗南渡后，特意改作内祠，以提高其体制地位，以提举领取祠禄，每年都有任职的人。考察国史，参照野史，其先后次序、爵位、籍贯、姓名，仍然可以考查。康熙癸酉年九月，我寻访大涤洞天，阅读邓牧心所撰的志书，发现建炎以后主持此祠的人，前人的言论和往行都没有记载，爵位、籍贯、姓名也都亡佚了。堂中只设置昭武李公、新安朱子的两个神主，于是我对道纪司说，前人的遗献不应湮没，答应替他们补录，写在墙上。岁月匆匆过去十四年，到这时才全部录成寄去。从建炎到咸淳，共一百一十五人。唉！汉代的丞相遇到日食、星变，往往就被免职；有的因微小罪过下狱，最后自杀；能够乘安车、驾驷马、领取赐金回到故乡的，有几个人呢？南宋诸公能够退居而保有祠禄，不能说不是极大的幸运。然而考察他们避让贤者的道路，未必都能安于义理和命运。有的人再次出仕，导致军队失败、国家受辱；百世以后，公正与非公正的是非之心，人人都有，怎么能够堵住天下人的嘴而混淆他们的功罪呢？《易》的传文说：“穷极于大的事物，一定会失去自己的居所；不断上升，必然陷入困境。君子所可贵的，是懂得进退、存亡，而不失去正道。”至于赵防、胡交修、李正民以徽猷阁身份，阎待制季陵以右文殿修撰身份，卫肤敏、沈晦以集英殿修撰身份，法原以显谟阁待制身份，纪传中都概括书作“提举”。我私下怀疑他们所充任的其实是提点、主管之职，与提举大概有所不同。至于文公当时，只是主管崇道、冲祐、云台、崇福、太乙等祠；提举鸿庆一宫，从未主持此地事务，按照实际情况，所以不予记载。康熙四十六年秋七月，前翰林院检讨、充任 日讲官、知 起居注、入直 南书房、纂修《明史》《一统志》的秀水朱彝尊记。龙图阁直学士，将乐杨时，中立。观文殿学士，开封耿南仲，晞道【建炎元年】。述古殿直学士，上蔡谢克家，任伯。资政殿学士，开封吕好问，舜徒。

译观文殿大学士，邵武李纲，伯纪。资政殿学士，襄邑许翰，崧老。资政殿学士，宋城路允迪，公弼【二年】。延康殿学士【缺】，董耘【缺】。资政殿学士，瑞安许景衡，少伊。徽猷阁学士，缙云詹乂，持国【三年】。资政殿学士，任城李邴，汉老。资政殿学士，曲阜颜岐，夷仲。资政殿学士，真州吴敏，元中【绍兴元年】。观文殿大学士，邓城范宗尹，觉民。资政殿学士，滁州张守，子固。观文殿学士，祁门汪伯彦，廷俊。端明殿学士，河南富直柔，季申。资政殿学士，吴兴叶梦得，少蕴【二年】。显谟阁学士，丹阳翟汝文，公彦。端明殿大学士，齐州吕颐浩，元直【三年】。端明殿学士，安阳韩肖胄，似夫。资政殿大学士，绵竹张浚，德远【四年】。资政殿学士，分宁徐俯，师川。观文殿大学士，姑苏朱胜非，藏一【五年】。端明殿学士，解梁赵鼎，元镇。端明殿学士，海州胡松年，茂老。资政殿学士，德清沈与求，必先【六年】。端明殿学士，云州折彦质，仲古。资政殿学士，仪真刘大中，立道【七年】。资政殿学士，上虞李光，泰发【九年】。资政殿学士，毗陵孙近，叔诣【十一年】。端明殿学士，余杭何铸，伯寿【十二年】。资政殿学士，济南王次翁，庆曾【十三年】。端明殿学士，浮梁程克俊，元吁。资政殿学士，上饶余尧弼，致勋【二十一年】。端明殿学士，宁国章复，季常【二十二年】。端明殿学士【缺】，宋朴【缺】【二十三年】。端明殿学士，鄞史才，德夫【二十四年】。资政殿学士，金坛人汤鹏举，字致远【二十七年】。观文殿大学士，吴兴人沈该，字守约【二十九年】。资政殿大学士，建康人王纶，字德言【三十年】。资政殿大学士，浮梁人汪澈，字明远【隆兴元年、乾道元年再次任职】；资政殿学士，莱州人辛次膺，字起季。资政殿学士，寿昌人叶义问，字审言。资政殿学士，宜兴人周葵，字立义【二年】。观文殿学士，宜兴人蒋芾，字子礼【七年】。资政殿学士，仙游人叶颙，字子昂【乾道二年】。观文殿学士，兴化人陈俊卿，字应求【四年】。观文殿学士，寿春人魏杞，字南夫【八年】。观文殿学士，婺源人王炎，字晦叔【九年】。资政殿学士，鄱阳人洪遵，字景严。观文殿大学士，四明人史浩，字直翁【淳熙元年】。资政殿学士，鄱阳人洪适，字景伯。端明殿学士，金华人叶衡，字梦锡。观文殿大学士，温陵人曾怀，字钦道。资政殿大学士，温陵人梁克家，字叔子【六年】。资政殿学士，德清人李彦颖，字秀叔【九年】。资政殿学士，吴郡人范成大，字致能【十年】。观文殿大学士，金华人王淮，字季海【十五年】。资政殿大学士，华亭人钱良臣，字师魏。资政殿学士，临江人萧燧，字照邻【十六年】。资政殿大学士，▯官人黄洽，字德润【绍熙元年】。端明殿大学士，永春人留正，字仲志【五年】。观文殿大学士，吴兴人葛邲，字楚辅。端明殿学士，邵武人任希夷，字伯起。资政殿大学士，上饶人施师防，字圣与。观文殿学士，庐江人王蔺，字谦仲。观文殿大学士，余干人赵汝愚，字子直【庆元元年】；观文殿大学士，龙游人余端礼，字处恭【二年】。观文殿学士，临海人陈骙，字叔进。端明殿学士，泉州人傅伯寿，字景仁【嘉泰三年】。端明殿学士，江阴人丘崈，字宗卿【开禧三年】。端明殿学士，昆山人卫泾，字清叔。观文殿大学士，临海人钱象祖，字伯同【嘉定元年】；资政殿学士，嘉兴人娄机，字彦发【二年】。端明殿学士，南丰人曾从龙，字君锡。资政殿大学士，天水人赵善湘，字清臣【绍定五年】；资政殿学士，东阳人葛洪，字容父【端平二年】。观文殿大学士，鄞县人郑清之，字德源。资政殿大学士，庆元人宣缯，字宗禹【三年】。资政殿学士，邛州人魏了翁，字华父。端明殿大学士，邵武人邹应龙，字景初【嘉熙元年】；观文殿大学士，增城人崔与之，字正子【三年】。资政殿学士，浦城人徐荣叟，字茂翁【淳祐二年】。端明殿学士，永嘉人林略，字孔英【三年】。资政殿学士，余干人刘伯正，字直卿【四年】。资政殿学士，黄岩人杜范，字成己。观文殿大学士，兰溪人范钟，字仲和【六年】。观文殿学士、▯官人陈韡，字子华【九年】。资政殿学士，庆元人应𢖟，字之道【十年】。资政殿大学士，嘉兴人李曾伯，字长孺【十二年】。资政殿学士，隆州人李性传，字成之。端明殿学士，金华人王埜，字子文【宝祐三年】。资政殿大学士，浦城人徐清叟，字直翁。观文殿大学士，威州人谢方叔，字德方。观文殿大学士，濠州人董槐，字庭植【四年】。端明殿学士，建宁人蔡抗，字仲节。端明殿学士，龙游人马天骥，字德夫【五年】。观文殿学士，新安人程元凤，字申甫【六年】。资政殿学士，闽人林存，字以道【开庆元年】。端明殿学士，蒲江人高定，字子瞻叔。资政殿学士，宁国人饶虎臣，字伯武【景定元年】。端明殿学士，金华人厉文翁【缺】。观文殿大学士，溧水人吴潜，字毅夫。资政殿学士，嘉兴人沈炎，字若晦【二年】。端明殿学士，闽人许应龙，字恭甫。端明殿学士，都昌人江万里，字子远【咸淳十年再次任职】；资政殿大学士，醴陵人皮龙荣，字起霖【三年】。观文殿学士，金华人马光祖，字庄父【咸淳五年再次任职】；资政殿学士，眉州人杨栋，字元极。观文殿大学士，天水人赵与□，字德渊。资政殿学士，潼川人姚希得，字逢原【咸淳二年】。观文殿大学士、叙州人程公许，字季与。资政殿大学士，溧水人吴渊，字道父。观文殿大学士，乐平人马廷鸾，字翔仲【八年】。

译我已经写成这篇记，详细记载南渡以后历任提举的姓名、爵位和籍贯，共一百一十四人，但还没有把它刻在墙壁上。戊子年冬天，我读到李弥逊《竹溪集》，其中有翟汝文被罢去致仕提举临安府洞霄宫职务的制书。李弥逊撰写制词时说：“让他归还神武之衣冠，勉力奉行洞霄宫的香火。”《宋史》虽然没有记载这件事，却不能埋没他的姓名。翟汝文执掌政务只有三个月，因为刚直抗争而触怒秦桧，二人在殿庭上争辩，翟汝文甚至斥责秦桧是金人的奸细。赵甡《中兴遗史》记载了这件事。宰相按惯例以殿阁学士的身份让其奉祠，题作“显谟阁学士”；史书遗漏了这段文字，所以我取翟汝文靖康年间的原职来书写。彝尊又作此记。《曝书亭集》卷六十五。钦定《四库全书》。《曝书亭集》卷六十六。翰林院检讨朱彝尊撰写。记【二】。《尚书杜公疆理记》。皇帝接受天命十九年，海面平静无事，金门、厦门依次设置戍守。当时总督福建军务都御史臣启圣上奏说：“如今投诚的人，大多是从前被迁徙来的；界外的百姓，如果强令他们回乡务农，却没有田地可以分给他们，势必又离去做盗。不如按照户籍把界外的田地发还给他们，同时解除海禁，收取鱼盐之利，用来供给军粮。”奏疏交给朝廷大臣议论，众人都坚持认为不可。二十二年夏，靖海将军臣琅攻克澎湖岛；秋天，台湾平定，防书传到。皇帝十分欣喜，解下衣服赐给施琅，并亲自作诗，极力赞美他。随后选择吉日，告祭孝陵。冬十月戊寅日。皇帝这样说：“海边没有安定下来时，只得权宜地划定区域迁徙百姓；百姓流离失所，我为此忧伤于心已经很久了。如今海疆永远清平，界外的田地应当发还，让百姓耕种。告知你们工部侍郎世鉴、副都御史呀思哈，一同前往江浙；吏部侍郎臻、内阁学士石柱，一同前往闽粤。务必谨慎地体察我的意旨，制定军队的制度，设法解决百姓的艰难。”于是杜公拜受诏命。诏命发出后，这月己丑日，杜公从京师出发。第二年正月，越过大庾岭。皇帝再次下令，晋升杜公为工部尚书。杜公于是选择日期巡视并划定疆界：从钦州防城开始，沿海向东，经过七府、三州、二十九县、六卫、六所、十七巡检司、十六台城堡砦，共二十一处，发还百姓田地二万八千一百九十二顷，使三万一千三百名丁口恢复产业，确定悬军营二十八处，于是广东的疆界治理恢复了。又从福宁州西面的分水关开始，沿海向东，经过四府、四州、一县、二十四卫、四所、五巡检司、三关城镇砦，共五十五处，发还百姓田地二万一千一十八顷，使四万八百名丁口恢复产业，确定悬军营三十三处，于是福建的疆界治理恢复了。这次差事，杜公往返岭海之间，舟车跋涉不下三万里；蛮烟瘴雨和毒雾交相侵袭，蛇蛟屡屡出没。他只带着六七名随从，起居都在油布帐幕中；老虎触到帐幕的藩篱也不害怕，鬼怪在林中呼啸也不惊惧，众人都说杜公的大勇，贲▯也不能相比。行走时就射麋鹿作为粮食，缝蕉叶来遮蔽身体，安于恶劣的衣食而不求温暖饱足，忘却一身的辛苦劳累，使百姓回来安居，使商人回到墟市，使禾苗在田里抽穗，使水流回沟壑，牛棚、猪圈、鸡舍、鸭栏各得其所。刚满一年，杜公把成功的消息报告到 朝廷宫阙之下。杜公虽然不自己夸耀功劳，但他的功绩已经超过南方诸国了。周朝盛时，召康公以重臣身份能够亲自办理百姓事务，诗人怀念他说：“从前先王接受天命，有如召公一样，每天开辟国土百里。”后来穆公继承了他的事业，诗人又歌咏他说：“开辟四方，扩展我们的疆土；治理疆界，直到南海。”这两位公卿先后建立功绩，而杜公一人兼有二人的功劳，理应受到 皇帝的关注；六卿之中，他掌管了其中四项。杜公归田养老并善终后，只是还没有获得改换谥号的典礼。我是杜公的同乡，担心杜公巡视的始末没有载入国史，于是追忆从杜公那里听来的事情，粗略举出大纲，写成这篇记。《包山蔡氏宗祠记》。包山蔡氏的始祖蔡源，是宋代秘书郎，跟随宋高宗南渡，居住在杭州。他的儿子维孟侍奉母亲迁往吴地，与弟弟继孟分宅居住在洞庭，号称东西蔡。其中西房的子孙尤其繁衍。维孟传到第十二代，是乌程儒学训导旭。旭在永乐庚子年乡试中举，当地人为他建造遗庆坊。陈检讨继作记，称赞他好义乐善，有世代相传的德行。旭的弟弟升、昭都擅长诗歌，吴人徐庸把他们的作品收入《湖海耆英集》。升的孙子羽任翰林孔目，诗家称他为林屋先生。羽的堂弟范号曲岩，王尚书世贞赠诗说：“家在五湖之外的人世之外，身安于六帝太平之中。”说的就是他。叙述他们的族系，共有五支；计算世代，共二十一世。善行不一定施及四海，却可以积聚在一乡；做官不一定位列九卿，却能接受一命、再命；学问不一定广泛通晓七略四部，教授弟子时各人守持一经。家中有私人文集的，共有二十三人。吴中除了范氏之外，论家族的繁盛和世代德行的长久，没有比得上蔡氏的。于是有人编撰宗谱以安定世系，有人置办田产以供祭祀。秘书郎的第十八世孙某人在缥缈峰南面建立宗祠，中间是五间堂屋，连接着二十间房屋，旁边有楼可以远眺。三年以后宗祠落成，蔡氏派人带着书信和礼物请我作记。我认为古代祭祀祖先的礼制，从父亲祭祀到祖父，再从祖父推及始祖，这是王者报答根本、追念远祖的意义。诸侯的旁支子弟成为卿大夫，或者从别的国家来的人，都称为别子。从平民起家而达到卿大夫地位的人，也依照别子的意义，可以建立宗族。宗族建立后可以建祠堂，用饮食祭祀的礼仪亲近兄弟宗族；贫困者收养他们，不懂学习者收留并教育他们，这种制度从王者一直通达到平民。王政流传到今天，教导百姓亲近和睦，宗祠正是其中的根本事务。包山在太湖之中，不与城府相接，没有邮传车马的骚扰；春秋两季祭祀，牲畜和酒从不缺少。地方虽远却能实行仁义，风俗俭朴而可以长久。我已经老了，可惜没能到祠堂拜谒，只能写文章记下此事；这不只是赞美蔡氏能够团结族人，也希望三吴的士族听到后能够受到激励而振作起来。